發布時間：2023-01-17 23:20:59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人民法院公報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開展法制活動取得明顯成效。
今年，為積極應對金融危機對我縣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縣人民法院開展“送法進企業活動”，截至11月，縣法院法官們共走訪企業98戶，為困難企業辦理緩交訴訟費案件7件，緩交金額達5.5萬元，積極提出妥善應對經濟糾紛、切實防止經濟下滑的司法建議12條，對影響面廣的大要案及苗頭，及時報告縣委領導，以利于從全局統籌的高度更好地防范和化解風險，控制負面效應。
在“送法進農村活動”中，除法官經常巡回深入農村開展立案、審判、執行工作外，縣法院法官還深入到11個鄉鎮農村提供法律服務，幫助農民解決生產生活中的法律困惑，收集整理建議和意見28條，并有針對性地提出整改措施。院領導先后帶領干警到扶貧掛鉤村黃泥河鎮龍潭村民委員會開展扶貧工作12次，幫扶29人，為龍潭村委會協調資金或送去慰問款物折合人民幣3萬余元。同時，對農民工維權案件實行優先立案、優先審理、優先執行，截至11月，共審結此類案件118件，發放案款47萬余元，切實維護了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二、巡回審判和速裁機制備受稱贊
20xx年，縣法院在各鄉鎮村民委員會均設有警務室、綜治室、人民調解室的基礎上，為加大巡回審判力度，積極爭取縣司法局、鄉鎮黨委政府和村委會的大力支持，在條件成熟、糾紛集中的鄉鎮、村民委員會設立“巡回審判法庭”43個，完成了“三室一庭”的建設。截至11月，巡回審理民事案件521件，院機關和中心法庭的巡回審判率分別為62%和87%，比去年同比分別上升12%和18%。
今年5月，我院啟動速裁機制，對雙方當事人爭議不大、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的民商事案件，由立案庭分流到民一庭進行速裁，減少案件在法院內部的流轉環節，讓民事糾紛的化解駛入“快車道”。截至11月，共速裁各類案件96件，其中當場調解結案63件，執結45件，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
三、司法調解工作成績顯著
今年我院在調解工作上取得顯著成效，在2月初設立的縣法院司法調解工作室始終立足服務和諧社會建設主題，堅持“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原則，加強司法調解與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仲裁等方式的銜接，探索出一條覆蓋訴前、庭前、庭中、庭后和執行全過程的調解機制，實現了“定紛止爭、案結事了”的目標。截至11月，法院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及民商事案件的調解率達80%，比去年提高7%，受到市縣政法部門領導和人民群眾的肯定。
執行救助惠及特困群體。今年1月，富源法院正式建立了涉訴特困群體執行救助機制，縣政府撥付50萬元作為執行救助啟動資金。截至11月，富源法院共計對91名特困申請人發放了1950元至5000元不等的救助金，發放執行救助金40余萬元，解決了特困申請人的實際困難。
四、中心法庭建設進展順利
我縣法院不斷加大法庭的建設步伐，在上級法院、縣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6月份，恢復設立了墨紅中心法庭，為墨紅群眾打官司提供了便利。縣法院為墨紅中心法庭配備了獵豹辦公用車一輛，為三個中心法庭配置了手提電腦等必備辦公用品，為法庭工作提供了物質保障。營上中心法庭建設已進入收尾階段，計劃于20xx年1月前建成投入使用。
—20__年11月12日在__縣第十六屆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上
__縣人大常委會法制民政工委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員：
現在,我受主任會議委托，作《__縣人大常委會關于對縣人民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開展執法檢查的報告》請予審議。
一、執法檢查經過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日益完善，特別是在推進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各種利益矛盾頻繁發生，廣大人民群眾通常選擇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民商事審判工作便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焦點、熱點問題，縣人大常委會予以高度重視，將此類問題列入二oo八年常委會議題，并在今天的會議上聽取了縣人民法院副院長唐 勇《關于民商事審判工作情況的專項匯報》。為全面了解和掌握去年以來我縣民商事審判工作情況，按照《監督法》和《陜西省實施〈監督法〉辦法》的要求，縣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多次專題研究，決定開展執法檢查，成立由常委會主任、各位副主任分別擔任正、副組長的四個執法檢查組，分赴城關、毛壩、高橋、洄水、蒿坪、紅椿等六個片區召開評議會，開展工作視察、問卷調查。在評議會前，各鄉（鎮）人大對本鄉（鎮）有關案件辦理情況進行了解，組織人大代表、干部、群眾座談，形成評議材料，參加片區評議會。縣政法委、檢察院、公安局、司法局有關領導，有關人大代表、律師、法律服務工作者、群眾代表、案件當事人等分別參加評議。縣人大辦下發了執法檢查通知。法制民政工委在前期調研的基礎上，起草制定了執法檢查方案，提出了執法檢查要緊緊圍繞公正效率這一主題，確定了檢查的十個重點內容，抽調有關法律骨干組成了問題核實組，深入縣人民法院對評議中揭擺出來的案件、“三類”（上訴、抗訴、申訴）案件的處理、辦案責任制的建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落實、指導基層人民調解工作的開展等情況進行調查。縣電視臺、政府網站將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方案在電視、網站上予以公告后，干部、群眾和有關案件當事人紛紛提供情況，執法檢查組掌握了大量信息。縣人民法院按照要求，同步開展了自查并報送了結果，邀請有關縣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干部進行座談，注重聽取意見和建議，為專項工作匯報做了準備。從而使執法檢查工作真正在全縣各地深入開展，基本達到了預期目的。
二、對民商事審判工作的基本評價。
近一年來，縣人民法院在民商事審判工作中，緊緊圍繞全縣工作大局，充分發揮為經濟建設保駕護航的職能作用，通過判決、調解和執行1000多件民商事案件，盡最大可能地維護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經濟組織的合法權益，及時化解了社會矛盾，為穩定社會、構建和諧、促進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主要特點有：一是加強了隊伍管理和教育，轉變了干警的工作作風；二是加強了法官的素質建設，執法水平有所提高；三是抓業務建設，充分發揮審判職能，有效應對了繁重的工作局面；四是抓制度建設，提高了管理效能；五是抓基層基礎建設，基層法庭執法水平明顯提高；六是接受監督意識有了增強。
三、民商事審判工作中的主要問題
根據召開評議會、工作視察、問卷調查、人民群眾反映、重點問題核實和法院自查報告等方面情況匯總，集中反映民商事審判工作中存在的主要是公正與效率方面的問題，具體歸納為以下六個方面：
1、少數法官責任心不強，敬業精神差，處理案件草率，粗心大意，有些案件出現紕漏較多，影響了法官整體執法水平。
2、個別法官心術不正，執法理念發生偏差，特權思想嚴重，在辦案中有吃請和收受好處等不正當行為，訴訟負擔明減暗增，敗壞了法官的聲譽，影響了法官的形象。
3、部分法官年齡結構偏大，專業水平低，不思進取，四平八穩，憑“經驗”辦事，難以適應新形勢下開展審判工作的需要，辦案質量較差。
4、有的法官執法隨意性大，證據采信有偏袒，裁判案件有不公、執行案件亂表態，有執法不嚴、畏難情緒，工作沒到位，措施沒跟上，鉆法律空子，規避“執行難”，久拖不執行、執行不 到位問題存在。
5、制度缺位導致監督不力。人民陪審員制度落實不全面、不徹底。縣法院制
度雖建的不少，但案件監督機制不完善，案件把關制度不健全，錯案責任追究制度未建立，未起到應有的警示和懲戒作用。
6、司法保障不到位。法官的職級待遇落實的不夠好，特別是內設機構職級不明確，一定程度上未真正調動法官的工作積極性。同時，法律援助資金不能足額到位，對弱勢群體的司法援助保障不夠，“打官司難、“告狀難”尚未從根本上解決，對法院的工作也產生了消極影響。
在執法檢查中,重點抽查了縣人民法院辦理的民間借貸、特殊侵權、遺產繼承、附帶民事訴訟和執行等幾類案件，并將這些案件進行了逐案分析,提出了糾正建議,特將這幾件案例材料附后,請主任、各位副主任、委員一并審議。
四、分析問題原因
縣人民法院在民商事審判工作中存在的這些問題，歸根到底是在公正與效率方面出了問題，使司法所追求的公平正義打了折扣，溯根求源，存在這些問題既有主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觀方面的原因。
1、緣于法律規定。民商事案件主體雙方屬于平等地位，法律規定除特殊情況外，采取“誰主張誰舉證”原則，也就是沒有證據就可能承擔敗訴的后果。實際中，有些當事人缺乏法制觀念，平常不注意收集和保留證據，當需要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時，缺乏必要證據，法院判案憑證據，沒有證據，法院就不能支持訴訟主張。這樣，即或有理卻無據，導致有冤得不到伸，而判決結果令當事人不服。
2、緣于訴訟制度。法院屬于訴訟環節的最后階段，特殊的訴訟地位賦予法官一定的權限，在實際審判工作中，法官自由裁量權的空間又較大，掌管案件裁判大權的法官極易滋生特權思想，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對事實認定、法律適用難免受法官意志左右，在裁判幅度上出現失衡，導致裁判不公問題雖禁不絕。
3、緣于案件復雜。近年來，民商事案件呈急遽上升趨勢，種類繁多，案情復雜，需要適用法律法規寬泛，甚至還有涉及法學原理、公序良俗處理問題的案件，加上法官辦案力量不足，受辦案時限限制，倉促上案、疲于應付、準備不足、處理問題草率，難免出現辦案質量低下、執法不嚴的問題。
4、緣于隊伍結構。現行法官隊伍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未接受過系統法律專業知識學習，“專而不專”現象客觀存在，只是在法院工作崗位上邊工作邊探索，執法水平參差不齊問題突出。整體法官隊伍年齡結構偏大，有些法官進取心差，不求上進，得過且過，工作馬虎、懶惰，對法律規定一知半解，對基本案情沒有吃透，加之在處理案件時滲雜人為因素，使一些本不復雜的案件也會出現久拖不決、裁判不公、甚至錯案的問題。
5、緣于制度缺位。縣人民法院雖出臺了不少制度，類似《廉政保證金制度》等對增強法官的責任意識、廉政意識起到了較好的作用。但辦案責任制度不健全、過錯責任追究制度未建立，遏制錯案的發生懲戒不夠，客觀上出現漏洞，容易鉆制度缺位的空子。人民陪審員制度落實不全面，普遍反映基層法庭基本堅持了這一制度，反響較好，而近年來縣法院機關卻沒有很好落實這一制度，一方面使縣人大常委會任命的陪審員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未在審判工作很好地堅持人民陪審員制度，監督缺位、缺失，幾起有各種問題的典型案件正是出現在這些地方。
6、緣于執法環境。由于諸多原因，法官的政治待遇落實的不好，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法官的工作積極性。近年來，縣委、人大、政府雖盡最大可能的改善了法官工作、生活條件，著力提高法官的政治、經濟待遇，在有政策規定的情況下率先在全市提高辦案經費，著實為審判工作解決了不少困難，調動了法官一定的工作積極性，但法院內設機構副科級職級未落實。
五、幾點建議
針對執法檢查中發現縣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及其成因，現本著幫助法院進一步規范執法、著力解決問題、切實改進工作、樹立良好形象、維護法院權威的目的，對縣人民法院今后的審判工作提出以下建議：
1、要切實加強法官隊伍建設。要在提高政治素質上下功夫，要用“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統一執法思想，在認識上要從根本上解決“為誰執法、為誰辦案、為誰服務”的問題，要讓“政治上信得過、作風上過得硬、工作上有本事、專業上很精通”的法官擔重任、挑大梁，要把審判權牢牢掌握在公正司法、一心為民的法官手上，真正做到“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著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要在提高業務素質上下功夫，要出臺更為優惠配套的政策，進一步激發法官忠于事業、恪盡職守、樂于奉獻的工作激情。大興學習之風，要把昂揚向上的競爭機制引入隊伍管理之中，真正形成“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的用人機制，讓“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法官充分展示才華和用武之地，真正形成法官的責任意識、憂患意識，努力使審判工作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愿望。
一、堅持服務人
民群眾，貼近各類糾紛源頭，注重矛盾化解
從今年年初開始，我院就以轄區群眾實際需求為導向，立足于和諧司法，緊貼產生矛盾糾紛的最前沿，積極運用調解、和解等方式，化解各類矛盾糾紛，確保案結事了、定紛止爭。我院遵循“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工作原則，切實注重和諧理念在審判服務的實際運用，加大調解、和解工作力度，積極開展巡回審判，開設“夜間法庭”、“假日法庭”等特色法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1-4月份，該院民商事案件調解率為61%，刑事附帶民事案件調解率為98%，行政案件和解率為66.7%，行政非訴執行案件自動履行率95%。此外，該院以“三調聯動”大調解網絡為依托，與各行政機關、各鄉鎮密切合作，充分發揮院機關和派出法庭內設人民調解室、法院駐鄉鎮巡回審判聯系點以及各鄉鎮兼職調解員的積極作用，真正化民憂、解民困、了民愿，將矛盾化解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1-4月份，該院借助“三調聯動”調解網絡共化解各類糾紛100余起，得到了轄區黨委、政府以及群眾的充分肯定。
二、堅持服務發展大局，貼近社會管理前沿，注重服務創新
我院緊緊圍繞縣委、縣政府“五年倍增，爭創一流”工作目標，立足五大工作主題，將司法服務的重點對準服務大局、促進發展，始終堅持能動司法，認真解決服務中存在的各種突出問題，以積極、主動的司法服務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1月份以來，該院先后啟動了“破解難題促發展、服務民生促和諧”作風建設主題活動、“為全縣計生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專項服務活動和“深化職業道德建設，推進公正廉潔執法”活動，積極投身“三創四化”和“三大戰役”服務工作，主動服務重點工程、民生工程建設，認真為轄區企業送法維權，及時開展專項審判活動。嚴格執行工作預安落實銷號制度，進一步完善績效考核工作機制，充分延伸服務職能，建立健全各項管理制度，以創新促發展、以創新保服務、以創新求實效，努力營造良好的發展氛圍，充分發揮了人民法院在服務經濟發展、創建良好經濟環境上的積極作用。
中級人民法院上半年績效考核工作有關情況匯報
省法院績效考核工作辦公室：
在全省法院績效考核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以后，我院黨組高度重視，及時召開了由市法院全體干警、各基層法院院長和政治處主任參加的動員會。中院黨組書記、院長***就落實省法院績效考核辦法作出了具體部署，并要求全市法院要按照省法院的統一布置，結合我市法院20xx年績效考核工作中好的經驗做法，進一步加大績效考核工作力度，并強化考核成果的運用，從而激發干警的工作責任心和積極性。通過上半年對中院各部門的考核情況來看，績效考核辦法得到了全市法院及全體干警的一致認同，并發揮出了積極成效，兩級法院案件審判質量和效率、院政管理的水平都上了一個新臺階。我們的具體做法是：
一、健全組織,切實加強對績效考核工作的領導。今年四月份,省法院電視電話會議以后,我院于當天便召開黨組擴大會,研究落實電視電話會議精神的有關措施。并在我院原有績效考核組織的基礎上，成立了以院黨組書記、院長***為組長，其他黨組成員為組員的績效考核工作領導小組，組成了由中院黨組成員、政治部主任***兼主任，其他相關職能部門人員參加的績效考核辦公室，明確了各自的職責，為確保績效考核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障。
二、完善機制，進一步規范績效考核工作的方法步驟。補充制訂了《**市中級人民法院20xx年度干警績效考核辦法（試行）》，從而建立了基層法院、中院機關、中院干警三大績效考核辦法。工作中，我們堅持以審判質量與效率為核心，通過采取定性與定量相結合、分類與分級相結合、綜合與單項相結合、部門與個體相結合的方法，以指標為尺度，精細衡量，綜合評價，為提高審判質量和效率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目前。《**市中級人民法院20xx年度部門績效考核辦法（試行）》、《**市中級人民法院20xx年度干警績效考核辦法（試行）》、《**市中級人民法院20xx年度基層法院績效考核辦法（試行）》已印制成冊，發放到全市法院和有關部門，很好地指導了全市法院的工作。在此基礎上，市法院還結合各基層法院的實際，組織政治處有關人員進行培訓，指導其建立健全適合自身實際的績效考核工作機制，確保全市法院的整體、諧調、穩步發展。
三、狠抓落實，確保績效考核工作機制發揮實效。為確保績效考核機制發揮實效，我們狠抓了工作制度的落實。今年7月份，中院機關考核辦公室和各職能考核部門在院黨組領導下，嚴格按照考核辦法的有關規定，集中精力和時間，利用10余天的時間，對中院各部門工作進行了全方位考核，對各項工作進行量化，排出了名次。此舉很好的激勵了先進，鞭策了落后，促進了法院工作的全面開展。同時，為全面、客觀地反映法官們的情況，加強對法官績效優劣的考核評估，我院還出臺了《關于實施績效管理監督考核辦法》，成立了“**中院績效考核檢查督導組”，實行統一領導，分工負責，形成了系統科學的監督體系。
四、嚴格獎懲，切實增強全體干警的責任意識。考評成果的運用，是績效綜合考評起不起作用的關鍵。工作中，我院不是將績效考核成績作為通報用的一項內容、講評的一份材料，而是實實在在地與部門、干警評先獎勵掛鉤，與個人成長進步掛鉤。即將對部門、干警、基層法院的考核情況，納入績效考核檔案，作為干警優勝劣汰晉升提拔及部門評先的依據。
內容提要: 死者不具有民事主體資格,也不具備民事權利能力。但是,死者死后仍然有某些人格利益尚存,這些利益有受到侵害的可能性,有值得法律保護的價值。我國的司法實踐、理論學說和國外的立法、學說、判例均支持對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保護,并存在直接說、間接說和混合說的分歧。在正確處理與言論自由、歷史研究和藝術創作等利益衡量的關系基礎上,應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2條規定的“民事權益”作擴張解釋來對上述利益進行保護,并應明確保護范圍、保護主體和保護期限等具體問題。
一、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護的理論與立法現狀及評述
民法通說認為,人的民事權利能力始于出生、終于死亡。[1]《民法通則》第9條也規定:公民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據此,死者不具有民事主體資格,也不具備民事權利能力。但是,死者死后仍然有某些人格利益尚存,這些利益有受到侵害的可能性,有值得法律保護的價值,例如對死者的名譽、隱私、人格尊嚴、肖像等進行侵害,法律仍然不能袖手旁觀,仍需要對此進行保護。
在學說上,對死者人格利益的保護存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侵害死者的人格權的行為同時侵害了遺屬的人格權,遺屬可以以自己的人格權受到侵害為理由要求賠償。此說稱之為混合說。第二種觀點認為,侵害了遺屬對死者的虔敬之情。此說稱之為間接保護說。上述兩種學說存在的問題是:第一,死者的利益與遺屬的虔敬之情并非永遠一致。第二,當死者沒有遺屬時,對侵害死者人格權的行為是否就可以放任不管?第三種觀點認為死者仍然享有人格權,在其受到侵害時,遺屬可以代為行使訴訟權利,此說被稱之為直接保護說。德國學說和判例均支持直接說,典型判例是梅菲斯特案[2]。臺灣多主張間接說,其中蔣孝嚴案為代表性判例。[3]而我國司法實踐中一直在直接說、間接說和混合說之間搖擺,并未有支持某一學說的傾向。
英國和美國認為名譽、隱私的權利是受害人的專屬權,因此不能以他人的名譽、隱私受到侵害為由起訴,而且死者的名譽、隱私在受到侵害時,遺屬不能替代死者行使權利。但是在侵害死者的名譽、隱私的同時也侵害了遺屬自身的名譽、隱私時,屬于例外。法國有較多的關于死者肖像權和隱私權的判例,但是其理論構造并不十分明確,學說上也有分歧,其中侵害了死者近親屬對死者的感情這一學說比較權威。瑞士的判例和學說也基本傾向于認為侵害了近親屬對死者的懷念之情。[4]
在德國,學說與判例均認可死者自身的人格權不受侵害,具有代表性的判例是關于“梅菲斯特”案。德國審判實踐認為,在權利人死亡后,對于由一般人格權所保護的法益也應該予以尊重。否則,德國基本法的價值取向就不可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5]
《俄羅斯聯邦民法典》第152條第1款規定:“公民有權通過法院要求對損害其名譽、尊嚴或商業信譽的信息進行辟謠,除非傳播這種信息的人能證明它們屬實。根據利害關系人的要求,也允許在公民死后保護其名譽和尊嚴。”[6]
在日本的法律規定中,不存在認可死者人格權的規定,僅在著作權法中有關于保護著作者死后的人格權。[7]但是日本的判例中有很多保護死者人格權的案件。日本法學界有關死者人格保護問題上存在著直接保護說和間接保護說的分歧。
《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第一編第二題第四章規定了對死者死后身體的尊重[8],雖然不是關于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規定,但是這是世界上第一部在人格權部分規定了死者人格利益保護的民法典。
《埃塞俄比亞民法典》第30條規定:當其肖像被展覽或售賣的人已死亡或處于不能表達意志的狀態時,如果該展覽或售賣行為在性質上會導致對死者榮譽與名聲的損害,則其權利將授予死者親屬。[9]
《匈牙利民法典》第86條規定:死者名譽受到侵犯時,可以由死者的親屬和死者遺囑受益人起訴。如果損害死者聲譽的行為同時也損害社會利益,則檢察長也有權起訴。[10]
《葡萄牙民法典》第71條規定:人格權在權利人死亡后也受到保護。屬上款所指之情況,死者之生存配偶或死者之任一直系血親卑親屬、直系血親尊親屬,兄弟姐妹、侄甥或繼承人,均有請求采取上條第2款所指措施之正當性。[11]
為何要對死者的人格精神利益進行保護?對此有學者認為,人格權雖不得繼承,但對于人格權的保護并不限于生前,依較新理論及判例已擴及于死后的人格保護。[12]有學者進一步認為,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姓名權、肖像權,它們存在的目的并不完全依附于人的生命。涉及人類的整體尊嚴和善良風俗,故有延后存續和保護的價值,不宜使之隨同人的生命終止而立即消滅。[13]本文認為,從法理上說,人的民事權利能力始于出生、終于死亡。因此,死者不具有民事主體資格,也不具備民事權利能力,故而死者不應該有人格權。但是,生活中出現了大量侵害死者人格權的案件,尤其表現為侵害死者名譽、隱私、人格尊嚴、肖像等。僅僅從人的民事權利能力始于出生、終于死亡這一民法基本理論就推導出死者不享有人格權,從而對死者的人格利益不予保護,就失之簡單化。正確的路徑是首先承認實踐中大量存在的侵害死者人格的事實,其次通過對傳統民法理論進行改造和局部修正來擴大理論的解釋力和包容力,使其能夠適應和解釋這一法律現象。基于上述理論立場,本文認為死者生命終止,因此在死后于法律上不再享有人格權,但是卻仍然存有某些值得法律保護的利益。這些法律上的人格利益雖然不一定能被現行法律確認為權利,但是由于其獨有的價值,涉及人類的整體尊嚴和善良風俗,故有保護的必要。因此將其確認為法律上的利益從而用民法進行保護是解決此類問題的正確路徑。至于對死者人格權的保護是采直接說或間接說再或混合說、保護的范圍、行使的主體以及保護的期限等具體問題,將于下文中予以論述。
需要指出的是,死者人格權保護主要分為三大部分,即對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保護、對死者人格財產利益的保護和對死者遺體的保護。基于研究主題,本文將集中探討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民法保護問題。
二、我國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護的發展歷程
1.司法解釋及司法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共出臺過5項關于死者人格利益保護的司法解釋或司法文件,分別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死亡人的名譽權應依法保護的復函》(1988年),該復函采直接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范應蓮訴敬永祥等侵害海燈名譽權一案有關訴訟程序問題的復函》(1990年),該復函也采直接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范應蓮訴敬永祥侵害海燈名譽一案如何處理的復函》(1993年),該復函采混合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5條(1993年),該解答采直接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7條(2001年),該解釋采間接說。
2.《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共公布了3起關于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護的案例,分別是:1992年第2期的《陳秀琴訴魏錫林、〈今晚報〉社侵害名譽權糾紛案》(荷花女案),1998年第2期的《李林訴〈新生界〉雜志社、何建明侵害名譽權糾紛案》(李四光案)和2002年第6期的《彭家惠訴〈中國故事〉雜志社名譽權糾紛案》(彭家珍案)。
3.發展歷程梳理—以司法解釋和公報案例為主線。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荷花女案件采用直接說。在該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吉文貞(藝名荷花女)死后,其名譽權應依法保護,其母陳秀琴亦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由此可以看出,法院認為死者依然享有名譽權,此實際為直接保護死者權利的直接說。
范應蓮訴敬永祥等侵害海燈名譽權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范應蓮訴敬永祥等侵害海燈名譽權一案有關訴訟程序問題的復函》中提出:海燈死亡后,其名譽權應依法保護,范應蓮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此即為直接說的觀點。然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范應蓮訴敬永祥侵害海燈名譽一案如何處理的復函》中又指出:被告行為構成對海燈名譽的侵害,但對范應蓮名譽的侵害較輕,可適當承擔民事責任。這體現出混合說的立場觀點。一個細微之處在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范應蓮訴敬永祥等侵害海燈名譽權一案有關訴訟程序問題的復函》中認為死者海燈的名譽權應依法保護,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范應蓮訴敬永祥侵害海燈名譽一案如何處理的復函》中認為被告的行為構成對海燈名譽的侵害,顯然認為死者并無名譽權。雖僅一字之差,卻反映出保護立場之不同。
李四光一案中,兩級法院皆認為死者名譽權受損,顯然采直接說,但與此同時又認為由于死者名譽權受損導致原告精神痛苦,原告也有權利獲得精神損害賠償,此為間接說立場。因此可以認為在本案中,法院采用了混合說。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條規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親屬因下列行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該規定是間接說的觀點。在該司法解釋出臺后的彭家珍案中,二審法院指出:彭家惠作為彭家珍烈士的近親屬對雜志社提起訴訟,是維護彭家珍烈士的名譽,而非自身的名譽權受到侵害,此為直接說觀點,與上述司法解釋所采間接說顯然不一致。
4.小結。從上文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采用了間接說的立場,在此司法解釋出臺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的案例中,一直在直接說和混合說之間搖擺,未能有統一鮮明的立場。而在該司法解釋出臺后的公報案例中,又未能顧及司法解釋的明文規定,徑直采用直接說。因此,可以認為對于死者人格精神利益民法保護這一問題,司法實踐并未形成統一觀點,一直在三種學說間搖擺。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浙高法經（1992）31號《關于企業職工利用本單位公章，為自己實施的民事行為擔保，企業是否應負擔保責任問題的請示報告》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
從你院報告中看，本案黃龍飯店商品部系非獨立核算的分支機構，無獨立的財產，不具備保證人民事主體資格，不能以自己名義對外提供保證。黃龍飯店商品部業務主任李志明背著飯店領導，從文秘處要去黃龍飯店商品部的公章，加蓋在自己與他人簽訂的承包經營協議書中的擔保欄內，屬于李志明個人實施的民事行為，是自己為自己提供擔保，其行為應當確認無效。根據民法通則第六十六條第一款規定，李志明擅自以黃龍飯店商品部的名義對外提供擔保的行為，應當由李志明自行承擔民事責任。
此復
現將《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勞動保障部財政部關于實行國家公務員醫療補助意見的通知》（〔2000〕37號，以下簡稱《通知》）轉發給你們，經省人民政府同意，提出如下意見，請一并貫徹執行。
一、去年我省下發的《廣東省國家公務員醫療補助暫行辦法》（粵府辦〔1999〕104號）與《通知》規定精神基本一致，請各地一并結合貫徹實施。實行國家公務員醫療補助是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一項重要配套政策，各市人民政府要加強領導，認真落實，已經省醫改領導小組核準其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方案的市，要加快組織實施；尚未制訂好改革方案的市，應抓緊制訂，盡快報省審核。
二、各統籌地區應在做好認真測算的基礎上，制定本地區的國家公務員醫療補助辦法實施細則。醫療補助經費總額，原則上應以上年度公費醫療發生數剔除不參加醫改的人群的醫療費發生數、不合理開支因素后，減去統籌地區的單位籌資數并結合財政的承受能力確定。
被告：海南省海口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表人：張海國，該委員會主任。
原告宿海燕不服被告海南省海口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對其作出的勞動教養決定，向海南省海口市新華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原告訴稱：我此次來海南，只是想與王國平就我們之間的債權債務說清楚，看看有沒有了結的可能。我沒有糾集他人到王的住所，更沒有指使他人將王國平、王偉平兄弟砍傷和搶走其財物。被告以我參與傷害王氏兄弟為由，決定對我勞動教養三年，認定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請求撤銷被告的勞動教養決定。
被告辯稱：根據原告宿海燕參與傷害王國平、王偉平兄弟的事實，依法決定對其勞動教養三年，認定的事實是清楚的，證據是確鑿的，適用法律正確且程序合法。法院應當予以維持。
海口市新華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原告宿海燕和被害人王國平曾經在廣西北海市合作開辦一美食城，涉案人王斌是當時的美食城辦公室主任。后王國平未經宿海燕同意，私自將雙方的合作項目轉讓給他人，自己來海口開辦公司。涉案人邱光富、王先養原是王國平在海口市開辦的公司中的職工，后二人均以工資入股該公司。自邱光富、王先養入股后，王國平的公司再未給二人發過工資。
1997年2月16日，原告宿海燕、其子李山和王斌從四川成都同機飛到海口市以后，就與邱光富、王先養一同到海口市機場東路翠竹園別墅13A-D座（王國平的公司住所地）找王國平。當晚11時許，王國平、王偉平兄弟回到公司。雙方在談論債權債務時發生沖突，繼而相互糾纏毆打。在糾纏過程中，李山、王斌、邱光富、王先養用菜刀砍、用手腳打王國平、王偉平，致二王輕傷。宿海燕在一旁發現王國平、王偉平受傷后，將其送往海南醫院秀英留醫部診治，并幫其交付了入院費用，后在守護病人時被派出所抓走。
1997年3月14日，被告海口市勞動教養委員會以（97）海勞教字第130號決定書認定：原告宿海燕以債務糾紛為由，于1997年2月16日從四川來海口，糾集李山、王斌等5人于當晚11時許到王國平的住所守候，用砍刀和手腳將王國平、王偉平兄弟砍至輕傷，并搶走一些財物。宿海燕有糾集傷害他人的行為，根據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及其《補充規定》的規定，決定對宿海燕勞動教養三年。
海口市新華區人民法院認為：在王國平、王偉平兄弟被砍、打成輕傷的事件中，在場的5個人，究竟是原告宿海燕糾集其他人，還是其他人糾集宿海燕；究竟是誰叫動手打人的，都有誰動了手，尚未查清。宿海燕多次說過其并未叫人打王氏兄弟，也不承認自己動手打人。被告勞動教養委員會僅憑被害人王國平、王偉平的陳述，在沒有其他旁證材料的情況下認定是宿海燕糾集傷害他人，顯屬事實不清、主要證據不足。況且勞動教養決定中只提到適用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及其《補充規定》，沒有指出適用的具體條款，是適用法律不當。為此，海口市新華區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一、二目的規定，于1998年4月23日判決：
撤銷被告海口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97）海勞教字第130號對原告宿海燕勞動教養三年的決定。
一審宣判后，被告海口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不服，以一審判決忽略了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中所存在的客觀的、必然的聯系，否認了原告宿海燕的行為在整個事件中的客觀存在，從而導致判決錯誤為由，向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被上訴人宿海燕辯稱：一審判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判決公正，應當維持。
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上訴人宿海燕和其他四人在同王國平、王偉平談論合伙經商的債權債務時發生沖突，李山、王斌、邱光富、王先養在與王國平、王偉平相互斗毆中，造成王國平、王偉平輕傷。由于沒有旁證材料證明此次事件是宿海燕糾集所為，其后果應由參與斗毆的李山、王斌等人承擔。上訴人海口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在只有王國平、王偉平的陳述而沒有其他證據互相印證的情況下，僅憑宿海燕與王國平之間過去有感情上的糾葛和經濟上的紛爭，宿海燕是案發當天從四川飛赴海口，當晚又在現場等事實，就推斷宿海燕必有糾集并傷害他人的行為，從而作出對宿海燕勞動教養三年的決定，是錯誤的，應予撤銷。一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納。據此，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的規定，于1998年7月21日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