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12-08 03:52:10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農業補貼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是關系到人民的溫飽、經濟的繁榮、社會的穩定，乃至國家的獨立安全的根基產業。但由于農業生產的周期長、資金周轉慢、農產品的需求彈性小，經受著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二重影響，其生產效果和經濟效益具有較大的不穩定性和難預測性。農業的這些自身特點，決定了農業在現實經濟中處于弱勢地位，其發展必須依賴于外力的扶持和保護。
在新農村建設中，對于農業的支持與保護是題中之義，而農業補貼是一國政府對本國農業扶持與保護政策體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對農業生產、流通和貿易進行的轉移支付，其目的是保證本國糧食安全、維護農產品價格穩定和保障農民收益。農業補貼是新農村建設中對于農業進行支持和保護的最直接的手段，因為從本質上說，農業補貼是利益的一種讓渡和轉化，其補貼的內容、形式和目的無不體現出明顯的利益屬性。本文試圖從利益機制的視角對我國農業補貼制度進行分析，揭示其存在的問題，并進一步提出農業補貼改革的思路與建議。
一、制度屬性——農業補貼的利益本質
利益是人們為滿足生存和發展而產生的對一定對象的客觀需求。[1]從哲學上講，利益是利益主體對客體價值的肯定，它反映客體所滿足主體的某種需要。馬克思曾經指出：“歷史不過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而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把人與社會連接起來的惟一紐帶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而“每一既定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表現為利益”。[2]從政治學上看，利益是基于一定生產基礎上獲得了一定社會內容和特殊性的需要。從本質上來講，利益是社會主體的需要在一定條件下的具體轉化形式，它表現了社會主體對客體的一種主動關系，構成人們行為的內在動力。[3]龐德在論述法的作用和任務時將其界定為“它是人類個別的或在集團社會中謀求得到滿足的一種欲望或要求。”[4]克格爾則認為，利益不僅是“欲望念頭”，而是并且主要是隱藏在法律規范背后的、部分并行、部分對立的、相互增強或抑制的抽象的社會力量，即創制法律的矢量（VektorenderRechtsbildung）。[5]
利益問題是一個關系到人的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問題，人勞動的最根本的動因就是獲取利益。在整個歷史的發展中，人們爭取的一切都與利益有關，追求利益是人活動的根本目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最根本的目標就是為了更好地實現人的利益。新農村建設中農業生產的利益實現具有兩個層面：一方面，農業作為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根基產業，其負有保障糧食安全、維護社會穩定、實現社會整體利益的使命；另一方面，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其生產活動的最根本動因和目的就是獲取經濟利益。農民作為市場經濟中的微觀個體，同樣也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而農業自身的特點決定了農業的弱質性，自然風險和市場競爭雙重制約使得農業部門的生產效率低下，難以實現其生產主體利益的最大化。這樣，在新農村建設中出現了社會整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沖突和矛盾，而農業補貼作為國家支持和保護農業的一項政策工具和法律制度，說到底都是對這種利益矛盾和沖突進行協調的產物，其內在地體現著各主體之間一定的利益關系，體現著利益的屬性。此外，農業補貼的內容、形式和最終目的也都體現出明顯的利益屬性。從補貼的內容上看，農業補貼主要包括“黃箱”補貼和“綠箱”補貼，“黃箱”補貼主要有國家對農產品的直接價格干預和補貼，種子、肥料、灌溉等農業投入品補貼、農產品營銷貸款補貼、固定直接補貼、休耕補貼和反周期補貼等。這些補貼無疑以經濟利益為內容，直接體現著國家、農民以及其他市場主體相互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綠箱”補貼主要包括一般農業服務，如農業科研、病蟲害控制、培訓、推廣和咨詢服務、檢驗服務、農產品市場促銷服務、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糧食安全儲備補貼；糧食援助補貼；與生產不掛鉤的收入補貼；收入保險計劃；自然災害救濟補貼；農業生產者退休或轉業補貼；農業資源儲備補貼；農業結構調整投資補貼；農業環境保護補貼和地區援助補貼等。[6]這些補貼主要是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對新農村建設的根本性物質產業——農業進行扶持，保證國家、農民長遠利益的實現，它們體現的是新農村建設各參與主體之間一種長期的利益關系。從補貼的形式上看，農業補貼分為直接補貼和間接補貼。直接補貼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如耕地面積、糧食產量等）對農民進行的直接經濟補貼。間接補貼主要是通過在流通領域中對農產品以及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支持，以“隱蔽”的方式對農民進行的一種資金補貼。直接補貼和間接補貼都使新農村建設的基礎性主體——農民事實上獲得了利益，實現了農民的增收。從補貼的目的上看，任何國家的農業補貼都是為了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保護農業生產者的利益，維持農產品價格的穩定、保證本國糧食的安全，保障國民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從而最終實現社會整體利益。由此可見，農業補貼作為一項支持保護農業的法律制度，其制度的本質特征、補貼的內容、形式和目的均體現出明顯的利益屬性，這就為我們從利益機制的角度分析農業補貼制度提供了條件和依據。
二、制度反思——我國農業補貼利益機制的運行現狀
利益是相對于一定的利益主體而言的，利益機制是對利益帶有原動性的有機系統。沒有好的利益機制，利益是無法真正實現和保護的。[7]新農村建設是對現有利益以及未來增量利益的格局重構，在建設過程中，農業補貼將利益主體、利益客體和利益中介（人的活動）等三部分有機結合起來形成的利益機制，成為影響新農村建設中利益分配的的關鍵性因素。因此，從利益機制的角度對我國農業補貼制度進行透視，剖析其存在的問題，是一條科學的思路。筆者認為，影響農業補貼的利益機制主要有：利益的產生機制、利益的分配機制、利益的代表機制和利益的保障機制。
（一）利益產生機制
利益的產生問題是利益機制的核心問題。農業補貼中的利益產生機制是指利用相關制度依法促使可持續農業利益補貼的產生，源源不斷地為扶持農業生產和實現農民的增收提供增量利益補貼。簡而言之就是主要指農業補貼的來源和生成問題。而農業補貼是一種典型的準公共產品，自身效益低社會效益高。對于這樣的準公共產品，國家應該成為主要的供給主體。因而，農業補貼的產生問題主要取決于國家的政策價值取向和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此外，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一些社會團體、組織和企業也可以并且應該成為農業補貼的主體，如扶貧慈善機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等，它們對農業補貼的產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我國現行的農業補貼制度缺乏引導社會團體、組織和企業等參與農業補貼的機制，補貼幾乎由國家財政一力承擔，資金來源單一，而且補貼的力度明顯不足。總的來看，我國對農業的補貼支出總量較低，絕大多數年份農業支出并未超過財政支出增長比例，財政的實際補貼比率只在2%—3%，遞增速度緩慢。具體來看，據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的數據統計，我國對屬于“綠箱”政策補貼支出占農業總產值的比例很低，屬于“黃箱”政策補貼范圍的農業補貼支出占農業生產總值的比例為1.23%[8]，離WTO要求中國的8.5%國內支持微量允許標準仍有一定的差距。而美國在2002年《農場安全和農村投資法案》中，計劃在2002年至2011年這10年間向農業提供1900億美元的巨額補貼，歐盟和日本也都通過國內立法對農業實施高額補貼。相比之下，我國在農業補貼政策上的態度仍有待轉變，財政支持的力度亟需進一步的加大，應積極采取措施拓寬補貼資金的來源渠道，充分利用“黃箱”補貼的空間，用好“綠箱”政策，以保證農業補貼源源不斷地快速產生。
（二）利益分配機制
利益分配機制是與利益產生機制密切聯系的。農業補貼利益分配機制的中心是依法合理地對補貼的利益在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業組織與農業組織之間以及農民與其他市場主體之間進行合理分配。有限的農業補貼在各主體之間分配的合理與否，直接關系著補貼的實際效果及其作用的發揮。從農業補貼的目的性價值看來，補貼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保護農民利益，保障糧食安全和維護社會的穩定。從這個目的出發，補貼的利益應該多用在直接促進農民增收和農業發展上。而我國目前農業補貼的結構不科學，導致了補貼利益分配不合理。分析整個農業補貼額的構成，可以看到，我國大量財政補貼用于彌合購銷差價、降低農用生產資料的價格以及貼息貸款等流通領域方面，對于農民的脫鉤直接補貼、農業教育、農業技術推廣、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和組織結構等方面補貼很少，而這些方面卻正是改造傳統農業，增強農業發展后勁的關鍵所在。發達國家長期實踐也表明，流通領域支持措施（如價格支持等）的補貼效率一直較低，在保障農民收入方面，國家拿出了很多錢，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真正能夠流到農民手中，大部分都在中間環節被其它市場主體所侵蝕。據經合組織測算，發達國家的價格政策的補貼效率僅僅為25％，即國家補貼1元錢，農民得到的只有0.25元。[9]但這并不意味著流通領域的補貼措施不重要，國家對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支持等措施對農業的穩定發展仍然是必需的，但投入的比例可以適當減少。補貼利益的分配應向直接補貼措施和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和組織結構等方面適度傾斜，把有限的資源用在恰當的地方，以提高補貼的效率。
（三）利益代表機制
在利益關系日益明顯化的當代社會，重大利益關系已經構成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條件，與此同時，也構成了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社會危機的基礎。原有的利益關系均衡被打破，利益群體的形態由隱變顯，利益沖突由暗變明，利益差距和矛盾更加明朗，利益群體的利益觀逐漸變強，利益沖突亦日益突出。[10]在處理和協調個體之間、群體之間以及個體與群體相互之間的利益沖突時，有制度保障的利益代表機制顯得尤為重要。建立并完善農民在農業補貼中的利益代表機制，就是要通過制度安排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建立能代表農民利益，反映農民意愿的合作組織或利益集團。在西方，利益集團又稱利益團體、壓力團體、院外活動集團等。JefferyBerry認為，利益集團是由抱有某些共同目標并且努力去影響公共政策的個人組成的團體。[11]DavidTruman也指出，利益集團是一種在其成員所持的共同態度的基礎上，對社會上其他集團提出某種要求的集團，如果它向政府的任何機構提出其要求，它就變成了一個政治性的利益集團。[12]當今社會，利益集團的存在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利益博弈和政策博弈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在農業補貼的過程中，農民的權益之所以在某些方面得不到保護，農民利益之所以存在喪失和被侵蝕的現象，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農民利益代表主體缺失。沒有能代表自己利益的農業利益集團，單個分散的農民在其他市場主體面前無力維護自己的權益，在利益沖突中往往陷于不利的境地。一些國有糧食部門、企業與廣大分散的小農戶在爭取財政補貼的博弈中處于上風的原因，就是這些部門、企業相對于廣大分散的小農戶而言，是一個組織性較強、利益比較一致的集團。相反，農民則是一個人數眾多、組織性弱、利益不太一致、比較松散的群體，缺乏自己的利益集團來改變對己不利的補貼政策，在政策博弈上處于劣勢的地位。此外，利益代表主體的缺失還影響著農業補貼的成本和效率。中國農民人口眾多，利益代表主體的缺失使國家與農民之間缺乏一個有效的中介橋梁，信息傳導不充分，許多針對農民的直接補貼政策，其運行成本都比較高昂，從而降低了補貼資金的運行效率。可見，通過立法賦予農業行業組織、農民合作組織等農民利益代表主體（利益集團）一定的法律地位，充分發揮它們在農業補貼中的積極作用，對補貼過程中農民權益的維護和補貼效率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意義。
（四）利益保障機制
法是調整利益關系的，法更是保障和實現利益的重要手段。法以規范的形式將各利益主體的各種社會利益聯系起來，通過調整人們的權利與義務而實現對利益的規制，從而保護各利益主體自身合法利益的實現，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利益保障機制。[13]農業補貼中利益保障機制的中心是通過制度安排依法保障農民利益的實現，主要包括保障農民的利益不受自然風險、市場風險的威脅和其他市場主體的侵害。當前我國對農業補貼的立法相對滯后，目前為止尚沒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農業補貼法》，對補貼過程中農民合法利益的界定比較模糊，以至于當農民的某些利益受到其他市場主體的侵害時往往得不到法律很好的保障。當務之急應加快對農業補貼的專門立法，完善好各項配套法律制度，以保障補貼過程中的農民權益不受侵犯。對于防范農業生產中的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農業保險是一項很好的制度安排。農業保險是現代農業的三大支柱之一。農業作為一個弱質性、低效益、高風險的產業，尤其在加入WTO以后以及我國農業外部環境不斷惡化的條件下，農業生產面臨著更多的自然和非自然性的風險，農民所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農業保險在對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和有效規避農業風險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14]農業保險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自身效益低、社會效益高，因此需要國家的財政予以支持。農業保險補貼制度是國家對農業保險扶持的制度載體，是農業補貼的重要內容，對保障農業的安全生產和農民的利益有著極為重大的意義。而在我國當前的農業補貼制度中，農業保險的補貼制度仍然缺失，從而使農業保險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農業的風險無法得到有效的規避。為此，盡快建立起農業保險的補貼制度，促進我國農業保險的快速健康發展，是我國農業補貼制度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三、制度重構——我國農業補貼的改革進路為了適應國際社會的新環境，提高本國農業生產的國際競爭力，增加農民的收入，現階段，我國應結合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契機，探索適應新時代的農業政策，改革和完善現行農業補貼制度，充分發揮其支持和保護農業生產、保護農民權益的功能。具體說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制度重構。
（一）利益拓源：加大補貼力度，拓寬資源渠道
我國的農業補貼對于扶持農業發展、提高農民收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相對于弱勢的農業產業來說仍遠遠不足，因此需要國家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增加農業補貼資金的絕對量，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促進農村的全面發展。這里要克服“少數人補貼多數人”的錯誤觀點。持該觀點的人認為，我國城市化率較低，城市人口少于農村人口，由少數城市人來補貼多數農村人十分吃力，因此，財政轉移的力度要嚴格限制在一定的比例范圍內，以保證城市的發展和居民的權益。然而，一個國家能否對農業實現補貼以及補貼的力度大小，主要取決于非農業部門勞動力的國民財富貢獻和財政收入貢獻能力是否明顯超過了農業，需要補貼的農業勞動力數量或土地等生產資料有多少，并不是簡單地按照城鄉人口比例來衡量。目前我國農業部門與非農部門的發展極不平衡，農業的發展明顯滯后，非農部門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趕超農業。據有關調查顯示，近年來我國農業占GDP份額已下降到15%以下，稅收幾百億元，不足財政收入的10%。[15]農業部門與非農部門的發展裂痕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提供了可能性與必要性，農業的發展需要國家大力扶持，而不是限制財政補貼的力度。此外，針對我國農業補貼資金來源單一的狀況，目前應采取措施拓寬資金來源的渠道。可以通過立法逐漸引導一些社會團體、組織和企業等參與到農業補貼的中來，給予它們相關政策上的優惠，充分發揮它們在補貼中的積極作用。還可以將財政補貼和銀行信貸支持結合起來，積極發揮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組織等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作用，為廣大農戶提供信貸支持。
（二）結構調整：改進補貼方式，提高補貼效率
我國目前針對農業的補貼多在流通領域進行，有限的資金沒有得到高效的配置，補貼利益往往被中間環節的其他市場主體所侵蝕，補貼效率低下。必須要對補貼方式進行改進，變“暗補”為“明補”。應將流通領域的部分補貼轉移到直接生產領域，或直接補貼農產品保護價及與之相關聯的倉儲建設、保管費用等，將以“暗補”為主的補貼方式逐漸轉化為以“明補”為主的補貼格局，讓農業生產者直接受益獲利，使政府對農業的支持更直接更具體，更能發揮財政對農業補貼的政策功效，提高補貼的政策效率。此外，要明確農業補貼不應是一種“應急措施”，對農業的支持和投入作遠景規劃是確保農業生產穩定、持續發展的前提，財政對農業補貼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有效的促進農業發展和保障農民收益。應在明確農業補貼的目標的基礎上調整農業補貼的結構，增強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具體說來應該按照WTO規則，減少或逐步取消“黃色補貼”，選擇以“綠色補貼”為主的補貼措施。應重視對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補貼，加強以水利建設，農村道路建設等為核心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工作。重視農業科技補貼，加強農業科學技術研究和推廣，加強對農民的基礎教育和技術培訓工作。通過科技活動，提高我國農產品科技含量，推動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增強我國農業的整體競爭實力。另外，在補貼資金有限的條件下，還可以縮小補貼的范圍，減少中間環節，有側重點地對農業進行補貼和扶持，集中發揮財政補貼的政策效益。
（三）組織促生：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創建利益代表機制
在我國，農民人口多而分散，組織化程度低，缺乏共同利益的驅動，以至農民利益常常存在喪失和被侵蝕的現象。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創建農民的利益代表主體，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對保護農民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在農業補貼過程中創建農民的利益代表主體，搭建農民與國家之間的中間橋梁，一方面有利于提高農民的談判地位，改變廣大農民在利益博弈和政策博弈中的劣勢地位；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國家與農民之間的信息交流，降低補貼制度運行的成本，提高補貼的效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農民行業組織在農業補貼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這些國家的成功實踐表明，農業補貼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需要農民利益代表主體的參與。我國目前尚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利益代表主體，一些政策制定著對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尚存顧慮，認為9億多農民一旦形成利益集團是件可怕的事情，將會對國家的穩定構成威脅。其實，這是不相信農民的表現，這種觀點片面地夸大了農民組織化的制度風險而忽視了它的積極作用。我們應該對農民組織進行客觀科學的評價，以發掘和認識其在解決三農問題中的作用和優點。在農業補貼中，我國應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在法律上保證農業行業組織開展活動，在立法上賦予了農業行業組織一定的法律地位，明確了行業組織的性質、業務范圍，給予農業行業組織必要的經營、民事主體資格，并應在補貼制度中將行業組織作為農業補貼的受益主體，充分發揮其在農業補貼中的積極作用。
（四）風險防范：完善保險補貼，強化利益保障
農業保險作為綠色補貼允許行使的承載措施，已成為國際上最重要的非價格農業保護政策工具之一。將農業補貼的部分資金用于農業保險補貼，從長遠目標和可持續的發展眼光看，更加有利于我國農業的發展和農民權益的保障。因此，構建農業保險補貼制度，是當前我國農業補貼政策調整的重要內容。我們認為，農業保險補貼制度的架構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建立中央和省兩級財政補貼體系。在中央單獨設立一個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管理機構，主管農業保險的補貼工作及其與之相關的工作。對于由地方政府自己建立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由中央和省兩級共同提供經營管理費和保險費補貼；（2）區域性補貼和差別性補貼齊頭并進。不同區域之間的發展應采取不同的補貼策略，主要是針對區域選擇有梯度的保險保障水平；（3）直補農民與補貼企業雙向投入。在農業保險的補貼中，可以直接向農民提供補貼保費，對企業的補貼主要體現在管理補貼，對管理保險業務的支出費用予以補貼。[16]（4）鼓勵地方或農戶成立互助保險合作組織，建立農業保險專項風險基金，通過減免營業稅、所得稅等優惠辦法，扶持其發展。農業保險補貼制度是農業補貼過程中規避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保障農民利益的重要手段，對完善補貼的利益保障機制起到巨大的作用。此外，在補貼中為了防范農民的權益受到其他市場主體的侵害，可以通過加強對農業補貼立法，制定一部專門的《農業補貼法》，進一步明確補貼過程中農民的合法權益，對侵害行為依法追究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為農民的利益提供法律的保障。
結語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在新農村建設中如何利用好農業補貼制度所蘊含的利益機制，在最大的限度內對我國的農業進行支持與保護，進而實現農民增收，在利益分配層面達到最優，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我們相信在良性的利益機制作用下，農業補貼制度會在新農村建設中發揮其應有的制度作用。
Theresearchofagriculturalsubsidysysteminnewruralconstruction
——Onthebasisofinterestsmechanism
Abstract:Agricultureisafoundationofthenationaleconomy.Itisveryimportanttobuilduptheagriculturalsubsidypolicyprogressivelyinourcountry,keeptherationallevelofthepriceofagriculturalproductsandsetuptheagriculturalprotectionsystemprogressively.Theweakqualityofagriculturehasdeterminedtheimportanceandnecessityoftheagriculturalsubsidy.Theessenceoftheagriculturesubsidyisthesubsidiesofinterests,itscontent,formandpurposetoreplenishembodyobviousinterestsattributeinvariably.Wecananalyzethesystemofagriculturalsubsidyofourcountryfromthevisualangleoftheinterests,andconstructthebenigninterestsmechanism.
Keywords:Agriculturalsubsidy;Interests;Interestsmechanism;Interest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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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農業補貼弱質產業公共財政利益集團
論文摘要從農業自身產業特點、農業的多功能性理論、公共財政理論、利益集團理論等方面多視角地分析了農業補貼的理論依據，以期為農業補貼政策的發展提供參考。
農業補貼是財政對農業生產、流通和貿易進行轉移支付。它是一國政府對本國農業支持與保護政策體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是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對特定群體如農民、對特定區域如糧食生產區、對特定品種如糧食和對特定環節如生產進行干預，將資源轉移到農業領域，以支持本國農業的發展。任何一項政策的實施必然有其存在的理論依據，農業補貼政策也不例外。現將我國農業補貼政策的理論依據分析如下。
1從農業的弱質性看農業補貼
農業的弱質性指在完全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經濟的發展，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和其他產業特別是與工業相比具有比較利益逐漸降低的特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農業生產面臨雙重風險
農業生產既是一個自然再生產過程，也是一個經濟再生產過程，因而面臨著雙重風險的壓力。一方面，農業生產可能會遭遇洪澇、干旱、沙塵暴、病蟲害和瘟疫等災害，生產形勢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自然條件的好壞，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的自然特點還直接導致了市場風險的產生。因為農業生產周期長，季節性強，農產品公共調整滯后于市場需求變化，而這種滯后反應帶來的市場風險往往只能由生產者自己承擔，這無疑會給農業生產帶來沉重的打擊。因此，農業需要政府的支持與保護。
1.2農業部門比較利益低，在社會資源配置中處于不利地位
農業部門的比較效益低下，不僅使農業部門缺乏對逐利資本的吸引力，而且難以阻止農業內部各種要素資源向非農產業流動，致使農業缺乏競爭力，最終導致農業的萎縮。圖1就說明了在市場和利益驅動機制的作用下，社會資源配置不利于農業發展的情況。
如圖1所示，AB曲線代表生產可能性邊界，社會的全部資源在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之間進行分配，OA代表全部經濟資源配置在農業部門時所能提供的農產品，OB代表全部經濟資源配置在非農業部門所能提供的非農產品。OB>OA，表明非農產品生產的比較優勢大于農產品。假如初始資源配置在E1，這時農產品供給量為Oa2，非農產品供給量為Ob2。若增加農產品供給量，將經濟資源配置點移至E2，這時農產品供給量為Oa1，增量為a1a2；非農產品的供給量為Ob1，減量為b1b2，b1b2>a1a2，表明經濟資源從非農業部門配置到農業部門，轉移成本比較高。相反，如果將初始資源配置點從E2移至E1，即經濟資源從農業部門轉向非農業部門，轉移成本比較低。這就說明了市場價格機制條件下人們不愿意將經濟資源主動投向農業的原因。因此，農業是一個需要政策性補貼的產業部門。
農業的弱質性決定了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農業都需要得到政府扶持。對我國而言，農業弱質性表現得更為復雜，如自然資源條件較差，生產者素質較低，經濟形態多表現為自給自足的農戶經營，農業市場體系和社會化服務體系很不完善，參與國際競爭能力差。因此，在我國農業更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
2農業的多功能性理論為農業補貼提供了依據
隨著生態環境保護和農業可持續發展需求的增長，農業被認為是一種多功能性的產業，突破了傳統認識的局限，給予了農業新的地位和作用。農業的多功能性是指農業除了具有商品生產功能外，還有土地占有、環境、糧食安全以及文化等功能。具體表現如下：從經濟的角度來說，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從文化的角度來看，農業文化是傳統文化的基礎、是民族文化的根和源頭；從政治角度來看，農業是社會政治穩定的基礎，也是農民發展的依托；從環境生態的角度來說，農業保護了生物多樣性，為環境生態創造了巨大的價值。農業的多功能性決定了任何國家都要重視構筑農業產業體系間各個環節的互動，而非傳統的單一的農產品商品生產功能。此外，長期以來，人類自身生活與生產等活動消耗環境質量的生態需求，都是免費獲得滿足的。隨著資源的“硬約束”，人類不僅要遵循其固有的自然生態規律，還要或多或少地投入人類勞動，改善農業生態條件。農業再生產的實現問題，基本上不能通過市場競爭在物質上和價值上得到補償。因此，國家和社會必須給農業必要的保護與支持，以增強農業生態再生產的自生能力和自凈能力。
3公共財政理論為農業補貼提供了理論依據
市場在具有外部性的產品供給調節上存在失靈，這就需要政府的干預；同時農業產業本身的弱質性和基礎地位，也決定其需要政府的服務。從經濟學角度看，完善的基礎設施是私人有效投入和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先行條件。農村基礎設施、農民的技術培訓和農業科研創新在農村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它們具有明顯的外部性（正外部性），但這些領域存在市場失靈和免費搭車行為。因此，要求這種農業正外部性“內化”，其主要手段是通過政府的干預，即要求政府一方面通過政策手段從社會上其他人所得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來補償行為者的損失，將農業社會效益和農業經濟效益的差額返給農業；另一方面充當制度供給者、環境營造者和主要投資者的角色。
4利益集團理論為農業補貼提供了理論依據
論文關鍵詞：農業產業化資金，支農財政投入，農村金融，農民收入
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而近幾年來，農民收入增長減慢，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是我們面臨的新問題。云南是一個高原山區省份，全省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呈階梯狀逐級下降，海拔高低相差極大，地貌類型多樣，氣候類型復雜，比起國內的其他省份，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欠發達。同時又由于經濟政策等多方面原因，使得農業的投入少，農村一直處于不利的地位，農業增效難、農民增收難、農村社會進步慢的問題未能得到有效的解決。要發展農村經濟，就要先增加對農業的投入，改變投資結構，使投入主體、投入渠道以及投入形式更加多元化，不斷完善農村產業投資體系。
一、云南省農業產業投資構成
云南省涉農產業資金來源主要有：政府、金融機構、社會投資等。其中支農財政投入，政府擔負著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職責，故應重點投資于那些風險較大、收益期長，對農業發展起著保護和促進作用的大中型項目；銀行等金融機構起到的是調節社會余額資金的作用，因而對農業的貸款主要應用于生產經營用的暫時周轉資金；而社會投資從目前發展的情況來看，由于受多方面的原因，投資額還比較小。
目前，云南省政府對農業的投資，主要有財政預算內安排的支農資金、基本建設資金、專項扶貧資金以及對農民的直接補貼。農業投資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拿出來的，主要用于投資農田的水利建設、農業科技推廣、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起到了維持農業發展外圍環境的作用。2007、2008兩年全省的財政支出總額為1135.22億和1470.24億元，而財政支農支出分別為 127.60億和177.77億[1]，農業支出所占財政支出比例分別是11.24%和12.09%，表明財政支農支出的增長速度略加快。
各金融機構對農業的貸款是農業投資中另一個較大的來源。2007和2008兩年，我省金融機構發放的農業貸款分別是444.6億元和747.2億元[1]1，這主要來自國有商業銀行，說明國有商業銀行是金融機構中對農業投資的主體論文格式范文。
農業投資中社會投資目前規模不大、影響范圍較小。農戶投資僅限于種籽、化肥、農機具等方面，由于資本積累額的限制，他們往往沒有能力開辦第二、三產業，故農戶投資對農村產業結構的優化所起作用不大[2]。因而要通過投資結構的變動來影響農村產業結構，主要還要依靠財政支出和銀行農村信貸。
二、云南省農業產業資金來源：
（一）財政投入
財政對農業的投入主要是指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工具對農業發展提供的資金支持，既包括政府通過財政預算安排的直接用于農業發展的財政資金，如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事業費支出、支援農村生產支出等，也包括政府通過其他渠道安排的間接支持農業發展的財政支出，如各種用于農業的財政補貼支出、農業稅收減免等[3]。財政投入是國家支持農業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財政對農業的有效投入是促進農業經濟發展和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措施之一。歷年省委省政府都將農業作為重點，采取各種投資方式，提高農業產值，增加農民收入。
通過表1我們可以看出，財政對農業的支出保持著不斷增長的趨勢，從1998年的34.66億元上升到2008年的177.77億元，上漲了約5.13倍，其中漲幅最大的為2007年，該年的財政支農資金較上年增長了52.16%。漲幅最小的為2005年，該年的財政支農資金僅比上一年增長了2.23%。從農業支出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看，財政農業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在不斷上升，1998年為10.57%，2000年為9.47%，到2003年這一比例降到了8.34%，2004年出現恢復性增長，為10.83%支農財政投入，到2008年為12.09%。但是從另一個方面考慮，農業作為我省的支柱產業，每年的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均小于20%，由此可見，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力度依舊較小，不能夠適應農業的快速發展。
表1云南省歷年財政總支出與農業支出對比情況
年份
地方財政一般預算
支出（億元）
農業支出
（億元）
農業支出增長
比重（%）
農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
1998
328.00
34.66
2.48
10.57
1999
378.05
36.59
5.57
9.68
2000
414.11
39.20
7.13
9.47
2001
496.43
45.26
15.46
9.12
2002
526.89
46.35
2.41
8.80
2003
587.35
48.99
5.70
8.34
2004
663.64
71.90
46.76
10.83
2005
766.31
73.50
2.23
9.59
2006
893.58
83.86
14.10
9.38
2007
1135.22
127.60
52.16
11.24
2008
1470.24
177.77
1、我國農業社會化服務新機制面臨的人才困境
首先，在現行的公益機構中，人員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基層農技推廣新舊力量出現斷層，推廣隊伍專業化水平不足，知識老化現象嚴重；其次，部分農業經營機構缺乏對行業內涵的界定，加之涉農服務行業特殊性導致的人才從業意愿低糜，令機構難以招收符合行業規格的人才，且從業人員素質不高，缺乏法律意識；[3]其三，在崗的農業技術從業人員對于農技以外的其他知識和技能疏于提升，使得國家推進現代農業信息化建設的政策失去人才支撐。
2、農業推廣碩士對構建農業社會化服務新機制的重要性
我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面臨的人才困境，非常直接地對農業推廣戰線上的農業科技人員提出了新任務、新要求。農業推廣碩士作為專業學位研究生，其目標在于培養具備農業推廣技能，致力于農村發展服務，能解決生產、管理及建設中實際問題的應用型、復合型人才。因此，設立農業推廣專業碩士學位不僅是時代的需求，是國民經濟建設與發展的需求，更應是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新機制的需求。
二、我國農業推廣碩士培養體系面臨的問題
第一，生源方面。①經費自籌的方式增加了報考者的學習成本，且由于招考對象多為在職人員，時間精力有限，有些潛在生源雖有攻讀農推碩士的意愿，卻終因力不從心而放棄。②農推碩士招收單位的日益增多，造成爭搶生源的現象逐漸激化。③年齡、知識背景以及工作單位性質的差異，令生源的思維能力、對高新知識的接收能力參差不齊，就對高校的培養方法與模式提出了嚴峻挑戰。第二，思想認識方面。部分高校對農業推廣碩士的思想認識不到位，認為農推碩士是在職攻讀學位，其目的僅在于取得一紙文憑，增加升遷的籌碼，因此對其疏于管理，甚至將招收工作當成盈利創收的捷徑，從而在思想上降低對學員的要求。第三，培養方案設計方面。部分高校在農業推廣碩士培養方案的設計中，仍將教學內容側重于理論基礎知識，缺乏實踐性的案例教學，導致農推碩士難以將理論運用于實際，使培養應用型、復合型人才的初衷難以得到實現。第四，培養過程方面。①由于生源為在職人員，致使高校的教學安排難以兼顧每位學員，培養計劃有時不得不進行變動，甚至出現學時縮水的現象。②部分教師教學管理不規范，未制定課程大綱、課件和講義，考試過程不嚴格按照規定執行，教學質量得不到保證。③因時間和空間等原因，部分校內外導師對農推碩士疏于指導，學員也同樣缺乏主動性，導師負責制名存實亡。第五，論文研究方面。有些研究生以時間精力不足為借口，跳過論文開題、中期檢查等環節，直接進行論文撰寫，難以保證質量，且在選題時多選擇大而空的內容，未結合生產實踐，沒有現實意義。
三、完善農業推廣碩士培養體系建設的路徑選擇
基于農業推廣碩士培養體系在生源、思想認識、培養方案設計、培養過程以及論文研究中所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應當通過以下幾方面提高農業推廣碩士的培養質量，從而為我國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新機制彌補現有的人才缺陷。
1、整合高校、政府資源，保證生源的“量”、“質”
高校應在保證培養質量的前提下，制定合理的收費標準。政府則應以提供學費補貼的方式，為學員以及高校提供一定的求學、辦學資金支持；高校必須加大重視力度，在堅持培養標準及培養目標的基礎上，采用靈活多樣的個性化培養模式；政府應當同高校訂立共同培養農推碩士的辦學協議書，將干部培訓同農推碩士教育緊密結合在一起，把干部任職資格、職務晉升與農業推廣碩士學位進行掛鉤；高校應將主要招收對象定位為農村基層中青年村干部、一線科技推廣人員以及服務基層的“村官”。
2、端正高校辦學態度，提升學位認同感
針對高校自身、學員以及教師對農業推廣碩士專業學位認同感較低的現象，高校應當明確農業推廣碩士只是國家培養高層次人才的又一種方式，與學術型研究生處于同等地位，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并進一步端正辦學思想，嚴格管理。要加大重視力度，完善培養環節，保證培養質量，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培養“懂科技、懂應用、懂管理”的人才，逐漸改變師生偏見，提高學位認同感。4.3兼顧理論與實踐，適當調整培養方案農業推廣碩士的特殊性，決定其教育必然要緊密結合職業崗位的要求，充分考慮研究生及農業推廣部門的實際需求，將培養內容著重放在農業推廣理論、現代農業信息傳播技術以及適應農村發展實際的經濟學、管理學和社會學等知識的擴展上；要打破傳統的學院式教學培養模式，聘任優秀及推廣經驗豐富的高級專家擔任授課教師，采取“到生產實踐中辦學”等多元化的教學方式，不斷提高學員的綜合素質和技能。
3、規范教學過程，切實保證培養質量
要嚴格落實學分制，督促在職農推碩士合理安排工學時間；加強教學過程管理，注重考勤工作，只有修滿培養方案要求的學分數，方可參加畢業答辯；不斷深化任課教師隊伍改革，聘任課堂教學成果顯著、社會實踐經驗豐富的高職稱教師，采用研討、報告、案例分析等方法將抽象的理論知識融入具體的實際案例中，提升學員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要加強導師隊伍建設，選聘富有責任心，從事過技術推廣、科技成果轉化等應用研究，具有培養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優秀教師對其進行悉心指導。
4、完善論文研究環節，切實提高學位含金量
關鍵詞：家電下鄉，財政補貼政策，效應分析
為了激活農民購買能力，擴大農村消費，促進內需和外需協調發展，財政部、商務部提出了財政補貼促進家電下鄉的政策思路。自2007年12月起，在山東、河南、四川、青島三省一市進行了家電下鄉試點，對彩電、冰箱（含冰柜）、手機三大類產品給予產品銷售價格13%的財政資金直補。2008 年12月起試點地區擴大為14 個省（市、自治區）及計劃單列市，目前下鄉補貼產品已擴大為10 類，摩托車、汽車也名列其中。本文通過分析家電下鄉中財政補貼政策實施的綜合效應，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針對問題提出建議，從而更好的發揮財政政策的杠桿作用。
一、家電下鄉財政補貼政策實施的正面效應分析
1，有利于拉動農村消費，擴大內需，優化我國經濟結構。
擴大農村需求是擴大國內需求的重點，把農村潛在的巨大消費需求轉化為現實購買力，則能為我國日益形成的強大生產力提供有力支撐，為國民經濟提供持久拉動力。從而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優化我國經濟結構，使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協同拉動我國經濟增長。家電下鄉政策由國家財政安排專項基金對購買下鄉家電給予銷售價格13%的補貼，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農民的消費支出成本，降低家電的相對價格，從而提高了農民對家電的需求。
2，有利于改善民生，縮小城鄉差距，促進社會公平。
家電下鄉的推行可以使農村的家電擁有量大大提高，不僅有利于豐富農民的文化生活，還能暢通農民獲取信息的渠道，幫助農民了解國家政策、獲取更多市場信息、學習生產技術，促進農民增收。家電下鄉的推行改善農村消費結構，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這是貫徹國家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逐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實現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具體體現。
3，適當的財政補貼可以促進行業的發展，消化家電業產能過剩，幫助家電業渡過"難關"。
受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勞動力成本增加、能源提價和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家電產品在出口地需求萎靡，與美國、歐盟的貿易摩擦也不斷升級。在出口銳減的危局下，轉向農村市場銷售，成為中國家電業避風險、保增長的選擇。推廣家電下鄉，能夠促進家電生產、流通和農民需求的有機對接，有利于消化家電產品過剩產能，為企業調整產品結構、促進行業健康發展拓展了空間。
4，有利于完善農村生產和流通服務體系，實現城鄉協調可持續發展。
國家通過財政補貼降低了家電的相對價格擴大了家電的需求，從而為企業進軍農村市場開辟了道路，在為企業開辟市場的同時也為推動農村家電服務體系的建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此次家電下鄉國家對各生產和流通企業在生產、配送、銷售、維修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確要求，以引導生產企業設計和生產適合農村消費特點、適應農村消費環境。通過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引導更多的企業關注農村市場，不斷建立和完善面向農村的生產、流通和售后服務網絡，改變長期形成的以單一供給結構面向差別很大的城鄉二元結構的狀況，實現協調可持續發展。
二、家電下鄉財政補貼政策實施的負面效應分析
1，財政補貼手續程序繁瑣費時
目前“家電下鄉”大都是“事后補貼”，購買人先付全款，在購買后30日內，持購買產品的發票及復印件、身份證原件及復印件、補貼類家電產品專用標志、購買人儲蓄存折（或糧食直補專用存折）等相關材料，到鄉鎮家電下鄉補貼資金審核辦公室申報補貼。這種補貼方式需要層層審核，手續繁雜。手續的繁瑣影響了農民對“家電下鄉”的熱情，許多農民往往因為手續繁雜放棄了購買計劃。論文參考網。
2，增加政府財政負擔
適度的財政補貼是必要的,但超過財政承受能力會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健康、穩定的發展。財政補貼過多，削弱了國家財力,降低了國家宏觀調控能力，擠占經濟建設支出和其他支出，巨大數額的財政補貼，將影響其他支出事項的安排,削弱了國家宏觀調節經濟的功能,妨礙了稅收、信貸、價格等經濟杠桿的功能、同時影響經濟建設規模和經濟發展速度。
3，“家電下鄉”活動很容易滋生“尋租”行為
目前實行的政府招標、逐層撥款、財政補貼的“家電下鄉”模式,正在淪為又一個權力尋租的溫床。政府為“家電下鄉”設置專門產品，并對家電廠商采取“準入“制度的時候，其實是一種非常明顯的“設租”行為。既然已經“設租”，倘若沒有高強度的配套監管約束措施，那么“尋租”就成了機構和官僚本能的沖動。相對于政府和家電廠商，核心的利益相關者，農民（消費者）的博弈能力較弱，對政府掌握“準入”的機構和官員的監督約能力就更加微薄了。
4，財政補貼的無差別對待
在我國不僅城鄉差距巨大，農村與農村之間的發展情況也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中西部農村的消費明顯滯后于東部農村。從財政支出的公平性角度來看，政府應按能力原則進行財政補貼，即購買能力相同的農民享受相同的財政補貼，對不同情況的農民要根據其購買能力高低進行反向調節，以達到財政補貼的公平。
三、對“家電下鄉”的幾點建議
1，簡化補貼領取的程序
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對那些地理位置偏遠、經濟發展水平落后的鄉村，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支持物流配送中心建設，著力解決配送成本高、經濟效益低的難題，條件具備的地區可支持建立區域性農村商品采購聯盟。將與財政部門一起研究簡化家電下鄉補貼手續，方便農民領取補貼，同時研究完善監督辦法，防止騙補。
2，加大監督力度、增強“家電下鄉”政策的透明度。論文參考網。
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增強政府官員的服務意識，減少公權使用范圍；把政府官員的自由裁量權降低到最低，最要堅決斬斷挪用、截留財政補貼款的“黑手”。制定權力制度責任制、權力制衡機制,建立完善的社會監督、舉報體系，建立跟蹤商品的抽樣調查機制，實施有效的事后控制，形成良好的輿論氛圍。同時，加大治理力度，制定嚴厲的法律、法規，降低尋租者的收入預期，以監督和嚴懲兩把“利刃”，使尋租者望“租”生畏。
3，強化各項支農補貼措施，擴大補貼范圍，實行財政補貼政策差別化
家電下鄉應針對各地區收入水平不同給予不同程度的補貼，而對于同一地區的農民也要視其個人購買能力而給予差別對待。論文參考網。強化各項支農補貼措施，擴大補貼范圍，增加補貼額度。
要想真正撬動農村消費市場，最根本的是要提高農民的收入，農民的可支配收入不高，給了補貼一樣買不起。因此可通過多種渠道增加農民收入，強化各項支農補貼措施，擴大補貼范圍，增加補貼額度，竭力保證各項政策落實到位，提高財政支農的績效，以更好地促進農民增收，提高農民收入，增強農民的購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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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機補貼 技術創新 引導
近年來我國逐漸提高了對“三農”問題的重視。國家對農機具實行補貼政策，主要是為了利用國家的資金投入引導農民積極購買先進的農業機械產品，降低農民的生產強度，降低不斷提升農業綜合生產的能力，實現農民增收、糧食增產目標。
1.農機具補貼資金政策在農業機械化過程中的推行趨勢研究
自2002年開始中央機關1號文件下發了農機具的補貼資金政策以來，作為惠農支農政策中“四補貼”的主要內容，國家對農業生產集體組織以及農戶在進行農業機械購買過程中執行直接資金補貼政策。2004年至2012年，連續多年頒布的中央1號文件均對農業機械化的措施、要求進行了明確，逐漸增大了對農機具的補貼力度，并不斷擴大了實施的范圍，能夠直接獲得資金補貼的農機具種類多種，且補貼標準日益提升。以2004年至2008年為例，中央對于農機具的補貼由最初的0.7億元增長為40億元，短短的5年時間之內補貼資金額度翻了6番，而在對資金補貼政策的推行效果來分析，資金補貼政策對于我國第一產業――農業的機械化水平提升，有著較大的促進作用[1]。
2.農機具補貼資金政策對農業機械化的導向作用分析
2.1.農業機械化過程中農機具補貼資金政策分析
農機具的資金補貼政策是一項明顯的惠農強農政策，同時其也是促進產業發展的引導政策[2]。該政策的實施具有2方面的重要意義：其一該政策是對《促進農村機械化法》的落實，其二實現國家宏觀調控發揮效果的實際需求。這一政策對農民購買機械化農機具提供政策扶持，并通過確定農機具的機型以及種類，對農民購買農業機械行為進行鼓勵，鼓勵服務質量高、環保節能、可靠安全、先進技術以及實用性較強的農機具，實現農機具的及時更新以及結構調整，實現調整農機工業結構以及促進機械技術進步的目標。
當前農業正推行結構調整，對機械化農機具的運用已經從最初的產中應向產后、產前推進[3]。而廣大農村的糧食生產已經開始向生產優勢經濟作物方向發展，并從最初單純的種植業，向加工行業、畜牧業衍生，所以農機具的補貼政策方向朝著茶葉、棉花以及生產急需的機械作業農機具方向延伸，滿足廣大農村地區的經濟作物生產需求。國家的補貼資金政策還呈現出這樣一種導向性：向加工處理的機械技術設備實現政策傾斜，向實現并產品的附加值以及商品率所需的設備方面傾斜，這些都能明顯顯示出政府在提升農業附加值、經濟效益方面的導向性。
2.2.引導和調整農機具產品的結構
在發揮農機具現金補貼政策的引導作用，促進現代農業的機械化過程中，以山東省某縣為例，相關部門從本縣的農業結構出發，研究了當地機械化農機具推廣重點工作，對每年的重點機械工具補貼以及補貼范圍進行合理調整，并調動當地的農機具生產企業的積極性，從農村市場的需求出發對產品結構實現調整。例如，2009年之前，該縣的拖拉機生產企業主要生產聯合收割機，2010年每縣基本實現了收割小麥的機械化操作，因此將收割機不再歸入現金補貼的范圍，當地企業積極調整產品的生產結構，研究開發了與當地實際需求符合的水稻收割機以及收割玉米的機械設備。這一農機具的現金補貼政策促進了當地的農業發展機械化水平，與廣發農民的農機具設備需求相符合，獲得良好的市場反映。
2.3.引導構建了多元化農機具的投入機制
實施現金補貼政策，能記到程度調動農民參與農業機械化發展過程的積極性，在農業機械化發展中引入社會資金的投入，而隨著中央對農業財政支持力度的增加，也能有效提升農民購買農機具的熱情，豐富農業機械的種類，擴大受益農民范圍，下表以2004年至2008年為例，列出了幾年間農機具補貼資金的類型以及機械化發展狀況。
2.4.加強了農機具工業的發展
自購置農機具現金布特政策落實以來，國內的農機具工業已經連續多年維持快速增長的趨勢[4]。截止2012年，農機具企業的工業增加值達到了3115億元，較之上年提升幅度超過了20%。換句話說，現金補貼政策扭轉了農業機械效率下降以及產銷滑坡現象，刺激了農業機械的購買需求，促進了農機工業行業的發展和繁榮[5]。在促進農機具的做強做大以及產業結構調整中具有重要導向作用。
當前，農業機械的社會化服務向著一定的深度以及廣度進行拓展，在農機具現金補貼政策的引導和扶持作用下，廣大農村的作業企業、農機具協會、合作社以及農機具大戶等農業服務性質組織不斷成立出現，更加提升了農機具在農業產業化、社會化以及市場化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在農機具的應用方面，以山東省為例，2012年該省補貼多種農業機械總共為44.7萬臺，農機具補貼資金為13.7億元，全省超過20多萬戶農民直接受益。
3.結語
近年來，中央加強了對農機具的現金補貼，極大促進了農機具市場的發展繁榮，同時拉動了廣大農村的農機具工業發展。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促進我國農業機械化、現代化發展的重要階段。各地為了實現建設現代化農業的目標，必須在全面提升農機具現有水平的基礎上緊抓優惠政策，對各地農業發展的優勢進行分析，積極發揮補貼政策的引導作用，實現農業機械的技術創新，調整產業結構，實現農業的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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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農民工，培訓，三農
一、農民工培訓的現狀
當前加快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已成為新時期全面建設農村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成為增加農民收入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有力的促進了農業產業化發展和新農村建設，有效推動了農業農村經濟全面發展。實現農村勞動力培訓對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促進區域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強化農民科技培訓，實施農民終身教育，從根本上提高廣大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逐步將農業經濟發展引導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才能大幅度提高農業經濟效益，促進農民增加收入，加快農村小康社會建設步伐。
二、農民工培訓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些年來，為了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各地都采取了一些鼓勵、支持政策，農民就業的環境有所改進，但由于目前農村勞動力轉移尚處于自發、分散、組織化程度低的初級階段，主要突出變現為：
1、對農民培訓工作的認識不足，重視不夠
當前，各級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抓經濟建設上，對農民培訓工作的重視不夠，對農民教育培訓的重要性認識不足。
2、培訓資金投入不足
雖然近年來各級政府對農業投入力度不斷加大，但培訓資金卻只占整個教育投入很少的一部分，特別是受財政實力的影響，致使很多培訓工作難以開展，影響了農民培訓工作的整體效果。根據中央農業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2003―2010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的政策措施，農民工的培訓資金要有政府、用人單位和農民工共同分擔，而目前培訓的資金一部分是農民工自己承擔，政府及用人單位投入嚴重滯后。根據調查，農民參加培訓的培訓費、考證費、生活費等少則數百元，多則上千元，往往使不少農民在培訓門檻外望而卻步。
3、管理體制不健全
目前，農業、畜牧、林果、農機、教育等部門均涉及農民培訓工作，但都不承擔主要職責，工作無法形成合力。加之部門分散、職責不清、培訓場所限制，導致培訓資源沒有形成整體優勢。
4、農民思想觀念落后，科技意識不強
由于“小農”意識根深蒂固，目前仍有一小部分農民仍然沒有擺脫傳統觀念束縛，接受新事物、新技術的意識不強，自給自足、小富即安的思想嚴重。參加教育培訓的意識淡薄，缺乏主動性和積極性。
5、培訓缺乏長效機制
農民培訓在各級政府的主導下，大多冠以某某工程、某某項目來推進，而工程化、項目化的短期行為難以滿足農民培訓長期性的要求。體現在項目的實施本身具有時間局限性，強調在3年或5年內完成多少人數的培訓，結果由于缺少科學合理的評價措施，往往只注重數字的統計而忽略了培訓的實際效果。另外，以此種方式開展農民培訓很容易隨著人事的更替而變動，導致培訓缺乏持續性。
6、培訓存在走過場現象
農民工培訓是利國利民的實事，政府很多部門基于各自職責正在不遺余力的開展著農民培訓工作。由于在條線眾多、標準不一、相互摻雜的情況下，管理部門很難規避個別培訓機構的違規行為。在短期經濟利益的驅使下，部分培訓機構急功近利，實施培訓時內容不講針對性、師資不重能力型、培訓對象隨意拉等這種“走過場”現象正日益影響著農民培訓的健康發展。
三、農民工的建議和對策
農民工培訓是一項長期投入，見效慢的基礎性工作。搞好農民工培訓要遵循教育客觀規律。按照“實際、實用、實效”的原則，堅持以農民需求為導向，以幫助農民增加收入，提高農民科技文化素質為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培訓工作。
1、明確培訓重點三農，實施分類培訓
根據農民工的不同需求，進一步規范培訓的形式和摘要面向區域經濟發展，重點圍繞區域內農產品加工、中小企業以及農村女手工編織業等傳統手工藝開展培訓。
2、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增強培訓針對性
建立培訓與就業緊密銜接的機制，適應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崗位需求，及時調整培訓課程和內容論文開題報告。重點加強建筑業、制造業、服務業等吸納就業能力強、市場容量大的行業的農民工培訓。根據產業發展和企業用工情況，組織開展靈活多樣的訂單式培訓、定向培訓，增強培訓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根據區域經濟發展人才需求，開展實用技能培訓，促進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轉移就業;結合勞務輸出開展專項培訓，培育和扶持具有本地特色的勞務品牌，促進有組織的勞務輸出。
3、創新農民工培訓機制
組織協調有關部門建立培訓項目管理制度，完善政府購買培訓成果的機制，保證承擔培訓任務的院校、具備條件的企業培訓機構及其他各類培訓機構平等參與招投標，提高培訓質量。鼓勵有條件的地區探索推行培訓券(卡)等有利于農民工靈活選擇培訓項目、培訓方式和培訓地點的辦法。充分發揮社會各方面參與培訓的積極性，建立促進農民工培訓的多元投入機制。落實好中等職業教育國家助學金和免學費政策，力爭使符合條件的農村勞動力尤其是未能繼續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都能接受中等職業教育;逐步實施農村新成長勞動力免費勞動預備制培訓。
4、制定農民工培訓補貼基木標準
進一步完善農民工培訓補貼政策，按照農民工所學技能的難易程度。時間長短和培訓成本，以通用型工種為主，科學合理地確定培訓補貼基本標準，并根據實際情況定期予以調整，以使農民工能夠掌握一門實用技能。要按照同一工種補貼標準相同的原則，確定具體的補貼標準。優先對未享受過政府培訓補貼的農民工進行職業技能培訓，避免多部門重復培訓。
5、規范農民工培訓機構管理
組織有關部門制定農民工培訓機構資質規范，明確培訓機構在資金、師資、設備、場地等方面的必備條件。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根據規定的條件和程序，通過招投標方式，面向全社會選擇農民工培訓機構，確定其承擔的培訓項目和工種，并向社會公開。建立培訓機構動態管理和退出機制，對不合格的農民工培訓機構定期進行清理整頓。承擔農民工培訓任務的院校、具備條件的企業培訓機構和其他各類培訓機構要發揮優勢，起到農民工培訓主陣地的作用，其他農民工培訓機構要加強基礎建設，提高培訓能力和辦學水平。
6、提高各級黨政機關對加強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認識
有組織、有針對性地實行對農民轉移前的職業技能培訓是提高農民工崗位工作能力和實現有效轉移的重要途徑，是增強農民工就業競爭力的重要手段。應把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作為今后一個時期農民教育培訓工作的重中之重。全社會應形成合力，正視農民工培訓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千方百計地探索解決之策。
7、政府應加大資金投入，將農民工培訓工作納入政府公共服務范疇
政府應根據農民工勞動技能培訓的需要，打破城鄉分割，取消對農民工進城就業的種種限制性規定，把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列入財政預算，撥付專項資金開支。作為農民技能培訓的專項經費，安排農廣校、農業職業學校的建設經費；用于農廣校、農業職業學校和農民職業培訓機構的財政性經費應該逐步增加，城市教育附加安排用于農業職業教育的比例不低于20%，主要用于農廣校、農業職業學校等學校實驗實習設備的更新和辦學條件的改善。
8、建立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培訓指導服務中心
每個鄉鎮都應成立農民職業介紹所，對農村富余勞動力進行職業培訓、就業指導、勞務輸出、信息、統籌協調等全方位的服務，職業培訓、技能鑒定、職業介紹、就業指導四位于一體，形成完整的農村勞動力就業服務體系，真正做到民工出得去，能就業、留得住，以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可持續發展。
四、總結語
農民工培訓就業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隨著我國城鎮化建設的推進，還將有更多待轉移的勞動力涌向城市，而且還將不斷出現這樣那樣的新問題，這就需要我們不斷地努力探索推進勞動力轉移的新路子、新方法。用科學的理念和務實的作風去指導、規范農民培訓各個環節的工作，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與新農村建設相適應的新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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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業巨災保險;政府主導;政策扶持
Abstract:More and more frequent catastrophic risk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agricultural areas and even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so the establishment of catastrophe insurance system is urgent. The government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agricultural catastrophe insurance based on the quasi-public goods of agricultural catastrophe,and the decision theory of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Government should supply financial subsidies,tax concessions,supporting measures and policies,establish diverting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catastrophe risk and the related measures such as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to solve the problems completely caused by agriculture catastrophic risk.
Key Words:agricultural datastrophe insurance,leading role of government,government’s supporting measures
中圖分類號:F840.66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4-2265(2010)06-0077-03
2008年初,我國南方發生大面積的冰凍災害,造成直接經濟損失達1516.5億元,保險賠付率卻只有5.8%;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造成8451億元的直接經濟損失,賠付比例更低,為2.9%,遠遠低于發達國家36%的賠付比例。越發頻繁的農業巨災給我們敲了一次警鐘,不禁讓大家對巨災風險多了一分畏懼,對農業巨災風險又多了一分關注和思考。由于農業巨災保險的特殊性,目前我國農業巨災保險存在嚴重的供求“雙冷”局面,因此不可能按照市場經濟運行實現農業巨災保險市場的效率均衡,只能通過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構建政策性農業巨災保險制度,才能較完善地分散農業巨災風險,減輕農民負擔。
一、農業巨災風險保險的的概念和性質
(一)農業巨災保險的相關概念
目前國際上對農業巨災并沒有形成統一的定義,但是研究角度可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從一個國家或地區出發對農業巨災進行定義,如T.L.Murlidharan(2003)認為,巨災是一個涉及生命和財產的大損失的小概率事件,對當地資源配置和社會經濟生產過程產生制約作用,以至于落后地區和國家被迫大量借貸和減少儲蓄來恢復災后經濟生產;二是從整個保險行業角度,如美國保險服務局(ISO)把導致財政直接損失超過2500萬美元(以1998年價格為基準)并影響到大范圍保險人和被保險人的自然災害定義為巨災風險;三是從單個保險公司的角度,如馮玉梅(2003)提出巨災是與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相比較而言的,是導致保險公司賠款超過其一般償付能力的風險。
農業巨災保險有廣義和狹義之分,我們集中討論狹義的農業巨災保險,僅包括種植業和養殖業的保險。農業巨災保險是指保險人對農業生產者在從事種植業和養殖業生產、加工過程中因巨大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而提供經濟補償的一種保障制度。農業巨災保險是特殊的農業保險,對農業經濟生產和社會穩定發揮重要的作用。表現在:第一,加強農業保護,提高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第二,可以調節資源配置,促進農業產業結構升級,推進農村經濟發展;第三,有利于維護農村社會穩定,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另外,農業巨災保險還可以緩解災后政府救災資金的壓力。
(二)農業巨災保險的準公共品性質
對于農業保險的性質理解,學者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批學者從各種角度出發,認為農業保險是具有公共物品屬性的產品,另外有少部分學者則認為農業保險具有排他性和競爭性,是私人物品。
國外很早就對農業保險性質進行研究:Hazell(1981)的觀點是,農業保險能夠帶來產量的增加,雖然對農產品供給者和需求者來說都是有益的,但是由于農產品需求曲線缺乏彈性,購買保險導致農場主收入減少,卻不會減少消費者的消費剩余,農業保險的利益被消費者占有,因此農業保險具有正的外部效應。國內學者如庹國柱、馮文麗、劉京生分別從農業保險的公益性特征、準公共物品屬性和屬于商品和非商品的兩重性角度進行了研究,認為農業保險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少部分學者認為農業保險是私人物品。Siamwalla和Valdes經過比較農業保險、農業科研活動與農作物種子生產,最后得出結論,只有農業科研活動屬于公共物品,需要政策扶持,工業保險和農業種子生產屬于私人物品,不同于農業科研活動。
但實踐證明,農業巨災保險具有外部性,其帶來的社會效益大于私人效益,社會成本小于私人成本,顯著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農業保險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使得農業巨災保險具有生產和消費的雙重正外部性,再加上農業的弱質性就決定了必須建立由政府主導的政策性農業巨災保險制度。因此,在農業巨災保險制度的構建經營過程中,政府應該起主導作用。
二、政府在巨災保險中起主導作用的理論基礎
(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農業保險基金理論
農業生產具有弱質產業,對自然環境有強烈的依賴性,其發展需要政府的扶持。馬克思提出,在提供相等勞動量的情況下,農業勞動產品會由于自然條件的不同而出現較多或較少的產量或使用價值,“如果我們把‘勞動所得’這個用語首先理解為勞動總產品,那么集體勞動所得就是社會總產品。現在從它里面扣除:第一,……,第三,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后備基金或保險基金”。由此可以得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認為自然災害具有不可避免性,應從農業總產品中進行扣除,也就是要從社會總收入中扣除一部分用于農業保險費用或農業保險基金。
(二)農業保險公共產品屬性決定政府主導地位
按照經濟學理論,農業巨災保險屬于準公共產品,具有外部經濟性、非排他性、非競爭性等公共產品的特點,主要由政府統一提供。農民購買農業保險,可以在災害發生時保證自己穩定的收入,并以此促進整個社會農業生產穩定增長,邊際社會收益大于邊際私人收益。同時,保險機構提供農業巨災保險的邊際私人成本大于邊際社會成本。因此,按市場經濟規律運行農業保險對保險人和被保險人都是不公平的,也導致農業巨災保險“雙冷”的局面。這時,政府介入對農業巨災保險給予補貼或稅收優惠是必要的。
(三)市場失靈理論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看不見的手”對資源配置發揮著重要作用,在一系列假設條件下,完全競爭市場可以使整個經濟達到一般均衡狀態,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但是完全競爭市場及其假設條件對于農業巨災保險這一準公共產品并不是有效率的,無法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目標,市場機制出現失靈。斯蒂格利茨等在“后華盛頓共識”中提到,發展中國家及轉型時期存在市場機制不健全和信息不對稱,因此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預行為。
(四)福利經濟學社會福利最大化理論
福利經濟學觀點認為,不論是作為社會風險還是個人風險,任何一種資源配置只要能使社會中的各個主體的總福利最大化,那么這種資源配置就是最有效率的。參與農業巨災保險的社會總福利大于不保險的社會總福利,最大受益者是廣大的消費者。因為農業巨災保險利益具有外部性,農民不愿意也沒有能力購買保險,但不保險就會損壞整個社會的福利,因此政府有必要提供保費補貼、稅收優惠,減少農民和保險公司的福利損失,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
三、政府鼓勵農業巨災保險的具體措施
(一)制定《農業保險法》
國外農業巨災保險制度實踐證明,只有具備完善的巨災農業保險法律法規才能保證農業巨災保險制度正常運行。到目前為止,我國雖然頒布《防洪法》、《防震減災法》等法律支持相關保險業務活動,但是還未出臺專門的農業巨災保險的法律,因而應當盡快建立農業巨災保險法律體系。法律應明確規定巨災保險的性質、巨災保險的基本原則、保險制度的具體內容、約束行為主體的關系、組織安排制度等,從而分散巨災所帶來的風險和損失。通過立法確定政府在農業巨災保險中的主導地位,維護政府干預宏觀經濟的權威性,保證農業巨災風險得到根本的解決。但為了防止政府職能出現“缺位”、“越位”、“錯位”,法律應明確規范和約束政府行為。依法建立農業巨災保險體系,鼓勵商業保險公司參與農業風險分擔機制的構建,在政府的支持下參與農業保險再保險。
(二)加強對農業巨災保險的財政支持
我國收入水平差距越拉越大,農村家庭收入主要用于日常消費支出,根本沒有額外的資金用于購買農業保險。對于保險公司而言,風險大、保費難以厘定等是保險公司經營農業巨災保險的重要制約因素。我國政府目前對農業巨災風險分散實行的主要是“政府災害救助”,對經營農業保險的機構只是給予免征營業稅的優惠。由于我國財政能力有限和對農業保險的認識偏差,政府對農業保險的財政支持很乏力。
農業巨災保險采取政策性農業保險模式,因此,要加強各級政府對農業巨災保險的支持力度,從財政稅收等多方面給予補貼。首先,對農民進行保費補貼。中央政府和當地政府從財政收入中劃出一部分用于投保農戶的保費補貼。考慮到東、中、西部地區的差異,每個地區發生的保費補貼比例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別,但不得低于一定比例,從而提高農民投保的積極性。其次,對經營農業巨災保險的保險公司實行業務費用補貼。對保險公司的各項費用及農作物推廣和教育費用等進行分攤,以保證農業保險業務的順利進行。最后,對涉農保險機構開展稅收優惠。我國目前只是免除農業保險經營機構的營業稅,可以考慮在一定范圍內減免農險經營機構的所得稅和其他稅種;補貼措施要循序漸進,補貼力度量力而行,補貼幅度要和農民負擔能力相匹配,保證補貼效用最大化。
(三)以政府為主導建立農業巨災風險分散體系
結合巨災風險和農業的特點,不可能通過單一的方式來彌補農業巨災造成的損失和重建經濟;商業保險公司都是以營利為目的,直接經營農業巨災保險會導致“逆向選擇”問題;農業的弱質性也要求政府參與構建多層次的農業巨災分散機制。
首先,構建與完善農業巨災再保險制度。政府組建的保險公司、政府支持的保險公司經營再保險業務,針對不同的保險業務,進行風險分析,采取恰當的再保險方式(比例再保險或非比例再保險),確定自留額和分保額并對分入分出業務及承擔責任做出明確規定。其次,建立農業巨災專項基金組織。在全社會范圍內建立農業巨災風險基金,并以政府為主導,基金來源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財政補貼額、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持金額、巨災救災款以及從農戶提交的年度保費中提取的一定比例金額。巨災發生后,可從巨災風險基金中按比例抽取,用于補償保險公司和農戶,既可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又可以分散農業巨災風險。再次,開展農業巨災保險風險證券化。我國應學習國外資本市場的成功經驗,通過巨災保險期貨、期權、債券、巨災互換等證券化手段分散巨災風險,建立相應的法律法規及配套制度,規范資本市場分散風險的操作。最后,農業巨災保險隸屬于農村金融體系,應實行強制保險與自愿保險相結合,政府提供保費補貼。一是對貸款農戶實行強制投保,對非貸款農戶實行自愿性投保;二是對關系國計民生的產品(如水稻、小麥、牛等)實行強制保險,對其他產品則采取自愿保險;三是對達到一定生產規模的農戶采取強制保險,對小規模生產的農戶采取自愿保險的方式。
(四)促進內部和外部監控有效結合
農業保險公司要提高自我約束意識,建立內部制衡機制,即內控機制,便于及時發現和解決公司的經營風險,維持良好的財務狀況。完善內部控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建立農業風險預警體系,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建立災害的觀察系統和動態監測、處理、分析體系,提高監測水平。二是對保險的日常管理工作進行授權管理。僅有內部控制并不能保證農業巨災保險的順利落實,因此,需要對農業保險進行外部監管。首先,成立專門負責農業保險的監督管理部門。農業保險監管部門可設中央和省兩級,分別隸屬于中國保監會和省保監會,負責農業保險制度的設計、規劃和監管,對農業保險的險種、費率、農業保險業務資格及補貼等進行審批。其次,規范管理農業巨災保險資金,實行農業保險和商業保險分賬管理。農業巨災保險基金更注重的是安全性,因此,農保資金和商業資金應單獨核算、管理,農業保險基金的余額不參與保險公司商業利潤的分配。農業保險機構內部控制與外部監管機制應相互協調,可采取外部定期與不定期對內部控制進行檢查的方式,嚴格審查內部權限的控制和執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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