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10-20 23:59:3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生態環境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烏江是長江上游右岸最大的一級支流，流域位于東經104°10′～109°12′，北緯25°56′～30°22′之間，南源三岔河源于貴州烏蒙山東麓的香爐山花魚洞，北源六沖河源于貴州省赫章縣，整個河流橫穿貴州省中部，在東北部出境入重慶市，于涪陵匯入長江，素有貴州人民的“母親河”之稱。流域面積87920km2，全長1037km，總落差2124m，多年平均流量1690m3／s。烏江水電開發采用11級方案（普定、引子渡、洪家渡、東風、索風營、烏江渡、構皮灘、思林、沙沱、彭水、大溪口）。思林水電站屬于烏江流域梯級開發的第8級電站，是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點工程之一，也是貴州省“西電東送”工程的骨干工程。電站壩址位于思南縣思林鄉、塘頭鎮、邵家橋鎮交界處，下距思南縣城23km，上距構皮灘電站壩址89km，下距沙沱水電站115km。水庫流域主要有兩大支流：一是左岸的六池河，回水影響至東方紅電站壩下；二是右岸的余慶河，回水影響至大沙壩電站壩下，其余較小的支流還有右岸的跳墩河和左岸的輝塘河等。電站裝機容量100萬kW，多年平均發電量40.64億kW•h，工程動態總投資76.42億元（2006年初價格水平）。工程于2004年開工建設，2009年底實行4臺機組全部投產發電。水庫正常蓄水位440m時，庫容12.05億m3，淹沒影響總面積38.95km2，其中陸地面積28.08km2，主要涉及思南、石阡、鳳岡、余慶4縣的16個鄉鎮100個村297個村民組。
2水庫庫岸生態環境現狀
思林水庫庫岸本就山高坡陡，土地破碎，水土流失嚴重，特別是2014年7•17洪災，造成了庫岸多處塌陷、滑坡，公共基礎設施損毀，生態環境大有惡化之勢。
2.1庫周大量基礎設施建設造成的環境破壞
為實現庫區移民搬遷安置需要，在電站建設期間，庫周進行了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在思南縣有文家店、三道水和瓦窯3個集鎮整體搬遷，新建3個集鎮，僅場平工程占地就達近千畝，庫周交通、水利、電力等設施建設，新開挖量大，對庫岸生態環境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電站建成蓄水后，庫區各縣為加快庫區發展，又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大量的村組公路建設，多地現狀破壞，許多原生植被遭到毀滅，對庫岸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
2.2人為墾荒導致水土流失嚴重
思林水庫移民搬遷安置主要是后靠安置，庫區4縣都是以農業生產為主。原本烏江沿岸村民人均耕地不多，勞動技能和生產方式單一，水庫蓄水后，沿岸大量耕地被淹。搬遷后，為了生存，移民不得不進行墾荒，并進行復種，造成表土疏松，穩固性差，水土流失嚴重。
2.3自然災害造成的地質破壞
水庫自2009年下閘蓄水來的這幾年，庫區自然災害頻繁。每年雨季，建設單位都要進行庫岸巡查，從巡查的情況看，庫岸多處地質不穩，塌陷、滑坡地方多，尤以2014年7•17洪災為重，損毀之大，地質破壞程度，前所未有。
2.4消落區的環境現狀堪憂
思林水庫正常蓄水位是440m，死水位431m，為了滿足發電和防洪需要一年中大部分時間水位都在434～436m之間，在庫周形成了4～6m的消落區。消落區是屬已征用區域，農民不能耕種，而電站業主單位也沒采取治理措施，一年四季都是處于荒蕪狀態，基本沒有一絲綠色。
3水庫庫岸生態治理的對策
3.1搞好庫區生態保護總體規劃
庫區各縣人民政府應主動加強協調配合，在省、市相關部門的統一指導下，與電站建設業主單位，做好庫區生態保護總體規劃。規劃要有前瞻性、長遠性和全局性，要能夠指導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水庫庫岸生態治理工作；規劃要有科學性和合理性，要結合當地地理、氣候和社會經濟情況，選擇合適的治理方案，做到因地制宜，能夠指導實施。
3.2加大庫區的植被恢復力度
在規劃的指導下，庫區各縣應整合各方資源，特別是林業、環保、生態、國土、水利、移民等部門資源，加大對庫區投入，進行植被恢復，應按照國家有關退耕還林政策，強制對庫區25°以上坡耕地實施退耕還林，有效保護庫岸環境。特別是移民部門，要按照《移民安置規劃》中擬定的《環保及水土保持》方案，實施環境保護和水土保持項目建設，大力提升庫區生態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的水平。
3.3加大庫區移民的后期扶持力度，實現勞動力的轉業與轉產
庫區各縣應加大庫區移民的后期扶持力度，特別是勞動力技能培訓，讓庫區勞動力都能熟練掌握一門實用技術，順利實現勞動力的轉業與轉產，使他們不再依賴土地生存，減小庫區土地的破壞，從而有效保持水土。
3.4制定嚴格的保護制度與措施
依照國家森林保護、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制定嚴格的庫區生態環境保護制度與措施，組建相應的執法隊伍。
3.5加強督促和檢查，確保各項生態保護政策和措施落到實處
加強督促和檢查，建立相應的獎懲制度，對相關責任單位、部門和個人實行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確保各項生態保護政策和措施落到實處，各類治理項目順利實施，實現庫區的生態環境根本好轉。
4結語
傳統的觀點認為，人的物質需要通過現實的物質生產就能夠得到滿足，可人的精神需要則除了精神生產的滿足之外，還有精神本身、精神活動過程的滿足，即精神滿足包括生產性滿足與非生產性滿足。事實上，人的物質需要也包括生產性滿足與非生產性滿足，人的肉體并不僅僅是為了生產的，生產只是人的肉體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時，生產活動也并不一定只是為了產品的生成，它還包括人自己的內在活動性的實現與滿足。精神需要是人作為有意識存在物自內而生且不斷發展著的需要，是在人與物、人與人之間的聯系中通過實踐活動而形成的與思維、情感、認識、意志等因素相關聯的一種渴望滿足的心理狀態。馬克思認為，即使一些如“植物、動物、石頭、空氣、光等等”一類常見事物，在人那里不僅可以成為物質需要的對象，而且可能成為精神需要的對象。如果我們把物質生活理解為一種外在的生活，那么精神生活就是一種內在的生活。對于人來說，內在的精神生活才具有根本意義，不僅是因為這里天地最為廣闊遼遠，而且是因為在這里盛開著生命本質之花、體現著人全部生存的價值和生活的意義。為了滿足人的精神需要，就要進行精神生產。廣義的精神生產指一切精神現象的產生、創造及其過程，狹義的精神生產指高級意識形式的產生、創造及其過程。精神生產是一種生產性的精神勞動，以精神產品為其直接成果。精神產品以其包含的精神價值為本質特征而區別于物質生產，但它卻必須以物質化形式去表現或存在。從社會分工的角度來看，真正的精神生產是物質生產發展過程中后來才分化出來的一種生產形式。馬克思認為，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分工才是人類真正意義上的分工，它極大地推動了人類文明的發展。精神勞動是以腦力勞動為主要內容的勞動形式，它為人類提供了大量的精神產品，這些產品成為人們的精神生活的消費對象。通過精神生產，人的精神需要不僅在生產過程中得到滿足，同時也通過消費精神產品而得到滿足。人的精神需要愈增強，精神生產的動力就越大，人的精神需要的滿足程度就可能越高。當然，人的物質需要的滿足也往往內含著相應的精神成分，滿足了一定的物質需要也就同時滿足了人們一定的精神需要。人們常常將人的物質需要等同于動物的物質需要，這是一種誤解。因為人的物質需要自人的精神產生之時起就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物質需要了，而是摻和著精神要求的物質需要。人之需要的發展空間是由自己開拓的，人作為一種自由的、具有精神性的和不滿足于現狀的存在物，他必須不斷地進行創造和尋求發展。人的自由創造精神不僅是人自身不斷發展的內在動力，還是人的需要不斷發展的內在動力。人雖然是物質與精神、自然與社會文化的綜合體，但人一旦倚仗精神、依仗社會文化從自然中站立起來，他就越來越成為一個重心傾向于精神文化生活的存在者。人們對于精神文化的倚重依賴，使得自然界不能像當初那樣直接地為人類提供必需品，人類要繼續生存下去，就不得不進一步依靠精神、依靠社會文化來對自然材料進行改造和加工，使其符合自己的需要。人的這種自然需要的不斷擴展其實是通過文化的參與而實現的，無論是需要種類的增加還是需要品格的升級，本質上都是由于其中之文化因素的發酵所致。所謂消費升級，表面上表現為物質產品、服務質量等方面的提升，實質上則是體現著人的消費心理、消費文化、消費精神的開放與不斷滿足。所以，人的精神、文化不僅打開了人的自然需要的界域，而且現實地參與構建著自然需要的內容，離開了人的精神文化，人的自然需要便立馬回歸鎖定在它動物式的封閉范圍之內。所以，人的精神不僅管理著人的精神需要的形式與內容，而且管理著人的物質需要的形式與內容，兩種需要因共同的精神本質而相互貫通，人是自然與社會、物質與精神、肉體與靈魂的二重屬性的統一。
人類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一定意義上是相互貫通的，因為人本身就是物質性與精神性的有機統一。人的物質需要范圍的拓展是由精神需要而引發的，人的認識能力的提高和思維方式的不斷轉變使人突破了其動物性自然規定界域，人成為一種新的面向對象、了解對象和把握對象的存在物；精神需要在使人成為對象的人的同時，也使對象成為人的對象。人的精神在打開他的總體自然存在疆域的同時，也打破了他的自然需要的限度，使得人的需要呈現出不斷上升和無限擴展的態勢。可見，一方面，正如人的精神的超越性使人打開了難以窮盡的欲望空間，使人不必像動物那樣完全被鎖定在自然需要的限度之內一樣，也正是人的無限欲望對需要的不斷流注，才使人的需要源源不斷地發展，也正是人的需要的不斷發展，才推動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但另一方面，人越是成為精神的存在物，他就越想要突出和表現其自由本質，他就越是具有一種超越現實的內在發展沖動，這樣的發展沖動為人之不安于現狀和想要超越現實的訴求所表達。因此，他在推陳出新著自己的存在形式、自己的內在需要的時候，也意味著他在不斷地發展和奔向那個遙遙無期的未來。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發展”這一概念的產生，是基于人們對于爭奪有限物質利益這一問題的理性思考。人與人之間利益的沖突始于需要對象的有限性和人對滿足欲求的強烈渴望。人的精神與自由使人的需要變得無限，而無限的需要最終會指向無限的發展。人的無限的物質需要的滿足、無限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問題，而人的精神需要的滿足又加重了對環境的破壞和壓力。歷史上的無限發展論基于無限發展的可能性，發展出這樣兩種認識：一是認為自然資源是無限的；二是認為人類獲取自然資源的手段是無限的。過去，人們總認為自然界作為一個無限廣闊的資源寶庫，我們可以從中獲取各種生產和生活所需要的資料。同時，人們總是相信，個人的知識雖然有限，但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卻可以憑借其文化積淀而持續地認識自然和不斷地生成新技術，從而為人類獲取自然資源提供用之不盡的手段和工具。基于以下理由，無限發展的理論的兩種認識都存在問題：首先，自然資源并不是無限的；其次，人類獲取自然資源的手段方法也不是無限的。就第一個方面來看，自然資源是有限的。自然資源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不可再生性自然資源，另一類是可再生性自然資源。不可再生性自然資源作為一個既成歷史的產物，它的總量是有限的，而可再生性自然資源的可再生性也只有在保證其再生周期不被破壞的前提下才能存在，即可再生資源并不等同于無限的資源。同樣地，人類征服改造大自然的手段也不會是無限的。雖然人類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不斷提高，但這種能力相較于無限的自由仍然難以望其項背。所以，在無限的需求促成無限實踐的條件下，會造成無限的生產與消費，而無限的生產與消費，就必然促成無限的發展，而正是這種超越了生態限度的無限的發展，才導致了當今人類對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在資源枯竭、水土流失、環境污染和人口膨脹等一系列問題的影響之下，人類的生產生活環境江河日下，如果人類仍然不警醒，仍然不改變這種生產生活方式，最后必將走向自我毀滅。有人認為，人類完全可以依靠科學技術來解決無限發展所帶來的問題，對此觀點我們持否定態度。其實，正是人類包括科學技術在內的各種能力的總體的絕對有限性，才導致了當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也正因為人類無法從總體上把握自然對象存在、變化與發展的規律，而只能在一定的時空范圍內、一定條件下通過已有的知識來把握自然對象，因此“人類對于自然的認知能力的展開過程只不過是一個基于既有知識系統不斷地自我糾錯的過程。”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會對我們進行報復。”
二、像人一樣生活：需要與生態的內恰
人要像人一樣生活，首先就必須理解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本質。雅斯貝爾斯認為，我們應當認識人的真正存在、了解人的真正自由和理解人的真正本質。他進而認為，人的真正存在與自由，并不像現代社會中不斷發展的各門關于人的科學那樣，僅僅將人當作一種客體，通過各種層面的知識就能夠被認識。我們認為，對人的認識必須從總體上進行把握。人是物質性與精神性的統一，由于人的物質性存在是有限的，而精神性存在可以無限，所以這種總體狀態與人的需要是相互對應的。因此，人要像人一樣生活，就意味著人必須成為一個物質需要有限而精神需要無限的存在者，換而言之，就是要在滿足人之基本物質需要的條件下著力于其精神世界的開發，促進人的健康全面發展。但是過去的無限發展理論，卻并沒有受導于如此的認識，而是將人的物質需要從自然限度中釋放之后，就讓需求如脫韁的野馬任其狂奔。人們沉醉于對物質利益永不停息的追求和滿足之中，物質需要成為人們耗費精力而永無注滿的無底深潭，使人們沉溺于無止境消費和無意義的生活。如前所述，無限發展帶來的生態問題是嚴重的，而要摒棄無限發展主義，保護好生態環境，就必須使人回到人本身的本然規定之中，即成為一個物質需要有限、精神需要無限的存在者。而要如此，首先就得讓人類習以為常的無限的物質需求“回歸”到它的一定的應有限度之內，即必須對人的物質需要進行合理調控。那么如何進行調控？這是一個復雜問題，但其中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人類物質需求必須符合自然生態的平衡發展，必須限定在自然能夠提供相應需要的限度之內，人類物質需求應當是一種被調控的生態化的物質需求。要對人類的物質需求進行生態化調控，首當其沖的就是要培養人們物質需求的生態化意識。人們只想到其無限的物質需求應當不斷地被滿足，而很少考慮那些無限的物質需求本身是不是合理，更沒有考慮到它們有沒有符合生態要求，是不是具有內在的生態合理性。面對如今嚴峻的環境惡化形勢，我們必須對自己的各種物質需求進行生態化考量，在考察它們是否具有生態合理性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必要的調整。而要進行這種合理考量，就得有這樣的意識準備：一是樹立物質需求的生態有限意識。人類需求內含物質需要與精神需求，是二者構成的總和，我們能夠說人的精神需求可以無限發展，而人的物質需要則不能無限發展，它必須受到限制。二是建立物質需求的生態有度意識。任何事物的存在和發展都有其內在節度，物質需求也是如此。物質需要須符合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個體生態的內在節度，任何超出這些節度的物質需求，都可能對人類帶來危害，都必須得到調整。三是確立物質需求的生態合理意識。物質需求的生態合理性包括需求本身的生態有利性、需求對環境的生態維護性以及對實現需求的條件可能性，從這三個方面對人的物質需要給予全面考量。那么，如何培養人之物質需求的生態化意識呢？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就有許多可借鑒的思想資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對于控制我們過多的欲望，對于我們物質迷狂精神的生態化“整肅”是有積極意義的。孟子曰：“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道德經》則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圣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可見，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認為寡欲可以養生、養性，而這種養生、養性原則因天人合一而完全內恰于生態要求。荀子則認為相對于總體上談欲之多寡，不如談欲本身的性質規定。他說：“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于治！……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于亂！故治亂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他認為欲望本身的合理性非常重要，不合理的欲望多了容易擾亂社會秩序，合理欲望的增長則無傷于社會秩序。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其實主要是談寡物質之欲，這當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關涉到精神以及道德之欲，我們則認為不但不能減少，反而更應當增多。這是因為我們對精神對象的分享不僅有利于人們生存境界的提升，而且也不會造成其自身的減少，就更不會因此帶來生態問題。那么如何開發人的精神領地、如何發展人的精神需求———即如何使人成為一個重心偏于精神的存在者呢？我們認為至少得注意兩方面：
一方面是培養精神存在意識，另一方面是加重精神活動的實踐比重。培養精神存在意識，首先得樹立“人本質上是精神存在物”的信仰。19世紀德國哲學家奧伊肯提出，在我們的身上存在著一種獨立的、內在的精神生命，它來自于宇宙的精神生命，是宇宙精神生命在我們身上的體現。這種精神生命不是自然進化的結果，不是可以遺傳的本能，也不是可以在日常經驗活動中可以得到的東西。它雖然十分內在和深刻，但我們卻可以喚醒它，因為宇宙精神的顯現與我們的精神追求過程是二而一的進程。他說：“精神的實現絕不是我們的自然稟賦，我們必須去贏得它。”而我們則認為，精神生命是世界存在的內在本質，精神生命充斥于整個宇宙之中，它既存在于我們的對象之中，也內含于我們每一個體的生命之中，人的精神與宇宙的精神是相互貫通的。人必須且只能以精神的方式與自然對象真正融為一體、化為一爐，從而實現自我精神本質與宇宙精神本質的統一，完整地將整個精神生命世界的博大、精深、圓滿及永恒表現出來。人只有以精神的方式存在，他才會感覺到自身存在的力量，也才會升達于天人合一的最高人生境界。當然，人本質上以精神的方式存在并非意味著人要脫離現實生活，而是要在現實生活中表現精神本質。精神存在意識的生活踐行，并不是將精神意識進行個體固化，而是促使精神存在意識在現實生活中得以實現。但是，我們同樣認識到，在當今物質主義泛濫的情況下，踐行精神存在意識是具有一定困難的。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對現有的生活方式進行揚棄，使人們從物質主義統領下的技術結構、社會結構和大眾結構的桎梏下解脫出來。“技術進步的后果，就其關系到日常生活而言，在于形成了生活必需品的可靠供應。但是供應的方式使我們在這些必需品中得不到多少快樂……它們僅僅是物品，可以在我們注意到它們的片刻通過支付貨幣而獲取”，技術結構使人框套在它的生產—消費環節上，人的精神按照它既定的步驟運轉，自由因為被打上了物質機器的技術鋼印而無法動彈。而社會的結構化統治，又使人被歸結為既定社會位置的存在者。龐大的社會結構使人變成某種適應社會結構的單純功能者，人們瞄準生活中的各種地位，以喪失品質、壓抑個性的方式嵌入社會所規定的理想位置，人的存在精神被置換成社會存在的位置意識，而這樣的社會位置卻不過是走向物欲滿足的暗道。同樣，大眾化統治也使人失去其內在的個體精神本質。“在群眾中的人們看來生活是以享樂為目標的，而只在皮鞭的威嚇下或在渴求面包或渴求更好的食品的驅動下才去工作。”同時，群眾的影響使人不再是獨立的自我。一方面個人不再是他自己鼓勵的自我，而是作為一個群眾中的成員。
哈爾濱市位于東經125°42''''～130°10''''，北緯44°04''''～46°40''''，位于東北平原東北部地區，黑龍江省南部。氣候屬于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冬長夏短。2013年全市土地總面積53068km2，其中市區面積10198km2，總人口995．2萬人。全市轄9個區、7個縣、2個縣級市，是全國省轄市中面積最大的城市。哈爾濱市是黑龍江省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和交通中心，是我國重要的工業城市，是我國的商品糧生產基地。2013年全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為5010．8億元。
2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數據來源及標準化處理數據來源于哈爾濱市統計年鑒(1999年—2008年)、環境狀況公報、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城市統計年鑒(1999年—2008年)，并且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以消除不同量綱的影響。本文將指標分為正向指標和負向指標。
2．2指標體系建立本文構建了兩個子系統城市化子系統和生態環境子系統、一級指標7項、二級指標21項。指標選取主要遵循真實、可靠、資料獲取性和可比性等原則。采用層次分析法和專家評分相結合確定權重
2．3評價模型與標準，評價模型。本文的評價模型采用楊士弘提出的協調發展度模型，用于定量評價哈爾濱市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兩個子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的協調程度(D)，并且找出其制約因素。
3哈爾濱市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結果分析
3．1協調發展度結果分析根據式，研究表明:1999年—2008年間哈爾濱市城市化與生態環境整體上處于協調發展階段。協調發展度從1999年的0．594上升到2008年的0．709，說明二者的協調發展水平日趨良好，但未達到優質協調階段。根據協調等級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1999年之前協調發展度0．594，處于勉強協調等級;2000年—2007年從0．613上升到0．691，處于中度協調等級;2008年協調發展度0．709，處于良好協調等級。
3．2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發展水平指數結果分析依據式，研究表明:哈爾濱市的城市化評價指數由0．319上升到0．457，生態環境評價指數由0．408上升到0．578，均呈上升趨勢，其中生態環境評價指數在2000年—2002年3年間有緩慢下降，主要是由于環境污染造成的。城市化水平f(x)均小于生態環境水平f(y)，說明哈爾濱市在1999年—2008年間屬于城市化滯后型。
4結論與建議
1)哈爾濱市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總體態勢良好。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變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為集約型經濟，實現生產要素集聚。建設高效節約友好型城市，發展循環經濟，推行清潔生產，促進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和諧發展。
本文研究的西安市物質流主要涉及2個系統邊界：第一個是西安市的自然環境邊界，即西安市在本地開采物質資源以及排出廢物的范圍；第二個是西安市的行政邊界，包括九區（新城、碑林、蓮湖、雁塔、未央、灞橋、閻良、臨潼、長安）四縣（周至、藍田、戶縣、高陵）。這種界定方式主要是基于以下2點考慮：其一，本地開采物質資源是對自然資源的消耗，對環境產生影響，而向自然環境排放廢物則會對環境造成污染；其二，物質的調入與調出是相對于行政區劃而言的，是指西安與周邊地區進行的物質流通。
2數據統計
2.1輸入端
輸入端包括物質調入和本地開采2個部分，細分為生物物質、建筑材料、化石能源、金屬礦物和非金屬礦物。中間部分為西安生態系統自身進行新陳代謝活動消耗的物質資源和城市物質資源的凈存量。輸入端中本地開采部分分為生物物質和非生物物質。其中，生物物質包含農（蔬菜、水果、蜂蜜、禽蛋、糧食、棉花和油料）、林（生漆、核桃、板栗、花椒、木耳）、牧（肉和奶的產量）、漁（所有水產品）；非生物物質包括化石燃料（原煤、原油、天然氣）、金屬礦物（鐵礦石成品礦和有色金屬礦石）、工業礦物（碳化鈣和氫氧化鈉）和建筑材料（水泥）。需要說明的是：牧產品本應計算牧草產量，但西安并無大型牧場，且缺乏相關飼料的數據，本文以肉和奶的產量表示牧產品產量；化石燃料為原煤、原油、天然氣，但西安市并沒有生產能源，故該項為0；工業礦物用碳化鈣和氫氧化鈉的量來表示；由于歷年統計類目不同，建筑材料只計入水泥。
2.2輸出端
輸出端除物質調出外，主要有污染物和耗散性物質。污染物包括固體廢棄物、大氣污染物和水體污染物；固體廢棄物包括城市垃圾和工業固體廢棄物，其中城市垃圾沒有直接統計數據，本文取清掃垃圾量與清掃糞便量之和（清掃面積逐年擴大，但總量較少，本文忽略此差異）；大氣污染物包括工業生產中產生的SO2、煙塵、粉塵，城市生活中產生的SO2和煙塵，其中2001－2003年的統計數據中缺乏對城市生活中產生的SO2和煙塵的統計，本文根據2004－2010年的數據，通過線性回歸方法，利用Excel軟件對缺失的數據進行預測；水體污染物包括水體中的COD、汞、鎘、鉛、六價鉻、砷、氰化物、石油類、酚和銨氮，其中2001－2003年的統計數據中缺乏對生活污水中銨氮排放量的統計，考慮到生活污水中的銨氮的排放量與人口正相關，本文以人口為自變量、銨氮排放量為因變量，通過線形回歸方法，利用Excel軟件對缺失的數據進行預測。耗散性物質是指農藥化肥的流失，本文參考國內已有的農業面源污染研究成果，進行了以下估算：氮肥、磷肥、鉀肥的利用率分別按30％，15％，40％計，其他肥料的利用率平均按30％計，農藥的利用率按30％計，在化肥和農藥施用量中扣除二者的利用量，即為二者的流失量［7－9］。
3數據分析
本文選取的物質流分析指標主要包括資源投入量、污染物排出量、物質消耗強度、污染物排放強度、物質生產力、資源效率、環境效率以及生態效率。將西安市2001－2010年的物質流數據進行縱向比較，研究西安市近些年的發展狀況與趨勢，為西安市的生態城市建設提供數據基礎。
3.1西安市2010年物質流全景
在上述分析研究的基礎上繪制了2010年物質流全景圖，如圖2所示。圖中以2010年為例，西安市的物質投入總量為1859．73萬t，其中能源投入占51％，生物物質投入占35％，建筑材料占13％；污染物排放總量為315．79萬t，固體廢棄物占78％，耗散性物質占17％，大氣污染物占4％。輸入部分的能源和輸出部分的固體廢棄物仍然在各部分占有最大比重。相較于2009年，如圖3資源投入量中的能源部分有所降低，預計在未來幾年內，還會有下降趨勢；固體廢棄物的排放量不斷增長而且所占比例繼續上升，將來可能會繼續升高，這一方面說明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不斷提高，另一方面又說明現在人的生活習慣還不夠環保，包裝物質過多，隱藏流系數較大。
3.2資源投入量
資源投入量表示西安市在發展過程中所消耗的物質資源的量，用以衡量西安市的發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2001－2010年西安市物質資源投入量情況圖3所示。西安市的物質資源投入總量總體上呈逐年遞增趨勢，從2001年的973．90萬t增長到2010年的1859．73萬t，2009年達到2070．42萬t的峰值水平，如圖3所示，平均年增長率為10．11％。能源的投入量從2001年的396．23萬t增長到了2010年的951．26萬t，平均年增長率為15．56％，高于資源投入總量的平均年增長量5．45個百分點。盡管金屬礦物的平均年增長率高達27．26％，但其總量較少，對西安資源投入總量的影響較小。由圖3資源投入結構圖不難看出，西安近些年的發展更大程度上是依賴于能源。西安市的能源都是從外部調入的，因此，西安市的發展對自身的環境資源破壞較小，對物質調入的依賴程度較高。
3.3污染物排出量
污染物排出量是人們在生產生活中，由于不能充分利用的物質資源，排放到自然環境中的一些有害的剩余。為了分析污染物排放量中各種污染物所占比重及變化趨勢，繪制西安市2001－2010年污染物排出量結構如圖4。圖4中大氣污染物、水體污染物、農藥化肥的耗散所占比重較少，且變化起伏不大，固體廢棄物在所有污染物排放量中所占比重較大，且決定了污染物排放總量的變化趨勢，固體廢棄物由70．9％上升到77．6％。大氣污染物由7．1％降到3．6％。耗散性物質由20．5％降到17．2％。水污染基本保持在1．5％左右。此處并不能說明對西安市環境影響最大的為固體廢棄物，因為部分大氣染污物、水污染物的含量雖小，卻能對環境造成較大影響。對西安市污染物的排放量與資源的投入量進行對比分析，如圖5。經相關性分析，污染物的排放量和資源投入量的變化并沒有明顯的相關性，其中資源投入量呈明顯的上升趨勢，而污染物的排放量并沒有相應的起伏，這說明西安市在污染物的綜合利用和治理方面情況良好，而物質凈存量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延緩或減輕了環境壓力。
3.4物質消耗強度和污染物排放強度
根據物質消耗強度的計算方法（物質消耗強度＝資源投入量／人口數）和污染物排放強度的計算方法（污染物排放強度＝污染物排放量／人口數），計算西安市2001－2010年的物質消耗強度和污染物排放強度，繪制二者相關曲線如圖6所示，西安市的物質消耗強度和污染物排放強度不斷增長。西安市2001年的人口數為694．8萬人，2010年的人口數為782．7萬人，平均年增長率為1．41％；2001年的物質消耗強度為1．402t／人，2010年的物質消耗強度為2．376t／人，平均年增長率為7．72％；2001年的污染物排放強度為0．339t／人，2010年的污染物排放強度為0．403t／人，平均年增長率為2．10％。物質消耗強度增長最快，人口和污染物排放強度則相對增長較緩。這表明在西安市的發展過程中，對物質資源的利用強度越來越大，對自然資源的需求越來越多，而污染物方面給環境帶來的壓力并無明顯增大。
3.5物質生產力
物質生產力（materialproductivity，MP）等于國內生產總值除以物質總需求，表示單位物質消耗所創造的經濟價值，是衡量經濟系統年度資源利用效率的指標。主要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生產力水平有關，另外也受經濟結構的影響。物質生產力常以每投入1t物質量所創造的GDP予以表示，是衡量物質利用效率的指標。根據物質生產力的計算方法（物質生產力＝GDP／資源投入量），西安市2001－2010年的物質生產力變化如圖7所示。西安市的物質生產力由2001年的0．755億元／萬t增長到了2010年的1．743億元／萬t，呈較為平穩的上升趨勢，平均年增長率為14．54％，表明西安市的物質生產力增長較快，物質利用效率不斷提高。圖7為西安市2010－2010年物質生產力與物質消耗強度的關系，可以看出隨著消耗強度的增加物質生產力增加，發展態勢良好。
3.6資源效率與環境效率
資源效率與環境效率是城市物能代謝生態效率中的2項指標，表示單位資源消耗和污染負荷所能提供的社會服務量［12］。現有的資源效率研究多是分不同類型的資源進行的，如土地資源的效率、礦產資源的效率、水資源的效率。但只有從整體上考慮，才能洞悉西安市整體的資源效率情況，本文研究的資源效率將建立在總的資源投入量上。相應的，本文的環境效率也是建立在總體污染物排出量之上的。根據資源效率和環境效率的計算方法（資源效率＝GDP變化倍數／資源投入量變化倍數；環境效率＝GDP變化倍數／污染物排出量變化倍數），計算結果如表2。需要說明的是，表2中的數據并沒有以某一年為基準，而是將2001－2010年分為9個年度，每個年度都是以前一年為基準，數值表示后一年相對于前一年的變化系數，這樣便能觀察西安2001－2010年資源效率和環境效率的變化趨勢。數值為1時，說明資源效率和環境效率并沒有發展，停留在原來水平；數值大于1，說明社會服務量的增長所需的資源減少或排出的污染物減少，效率提高；數值小于1，則反之。從資源效率上來看，除了2003－2004年度，其他年度的數值都大于1，說明總體上西安的資源效率還是呈提高趨勢的，但數值較小，資源效率提高不是很明顯，西安尚未實現GDP的增長與資源投入量的“解耦”。從環境效率來看，總體上還是不斷提高的，但2009－2010年度有所下降，環境壓力依然不容忽視。
4結論
由于荒漠地區森林資源匱乏，森林覆蓋率低，生態環境相對脆弱，土地生產力不高，防災減災、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不強。這就使得我們需要研究和探討荒漠化地區土地治理與開發對改善生態環境，控制風沙危害，充分發揮土地資源能效，以及加快該地區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經濟收入等都有著深遠的意義。“十一五”期間工程建設以恢復和擴大森林植被為中心，以減少風沙危害為目的，因地制宜，進行綜合治理和開發，并建立以農田防護林和防風固沙林為主體，防、治、用相結合的、高能效的治沙工程體系，從而改善沙區脆弱的生態環境，從根本上改變沙區的自然面貌和經濟條件，促進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傳統的說法是“防治用相結合”，然而，我們在實施中主要以防治為主，忽略資源建設中的合理利用問題。我們還要從資源的觀點出發，合理利用資源，這樣才能通過產業拉動作用，走科學利用條件下的防沙治沙道路，才能實現科學的防沙治沙的目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生態-環境-經濟發展模式。近些年我們在防沙治沙工作中總結出很多新的理念，其中重要的理念即需求決定思路———需求觀，或者是分割分塊進行治理的模式。在沙漠資源客觀的指導下，人們到哪里，道路就到哪里。同時，防沙治沙建設工程是跟著實際需求推進的，而不是為防沙而治沙。我們實現資源利用前提下的治沙觀念，就是解決了沙區交通，社會經濟發展、生態環境治理以及物質運輸治理等問題，并在沙區形成了若干個“綠色生態島”，同時在公路兩側通過綜合的沙地治理措施，有效控制風沙危害，實現了人進沙退的目標。
2防沙治沙總體目標探索
防沙治沙工作需要面對的問題，即究竟是消滅沙漠還是控制其危害？沙漠、沙地做為客觀的存在，主要是歷史自然體在發展與演化過程中產生的。因此在具體工作中，我們需要解決舊問題，又要接受新問題，這兩者是辯證的關系。因為沙漠既有危害的成分，又有保護資源的價值；既缺乏水資源，也能涵養水源；因此，減少沙漠危害程度是目標，科學利用沙漠資源、服務社會才是根本，而保留不對環境造成危害的部分沙漠未嘗不是對人類有益的事情。通過近幾年筆者的親身經歷，退耕還林中很多濕地、洼地、集雨水地死亡率很大。國家近幾年對公益林補助的加大，牧戶對生態認識的提高，為了自身利益關系，格外的重視自家生態林的保護。而這些生態公益林正是生長在缺乏水資源，又能涵養水源的沙漠性土地上的灌木林。正所謂“因地制宜，分類施策，綜合治理，保護與利用并重”。
3加強建設林業生態環境保護的措施
由于人們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防沙的目的，所以很多人就認為天然林是自然生長的林木，沒有必要計算其價格，因此天然林就遭遇到很多不公平的對待，各級部門和政府在進行開發的過程中，也造成天然林的建設，嚴重影響了生態環境，因此，加強對天然林的保護和重視是勢在必行的。在這種全部是天然灌木林的地區，人工種植很難成林，土地沙質，降水少，因此在開發的時候，需要將生態環境保護作為工作的重點，還要各部門全力配合協作，并制定出有效計劃，及時進行恢復補種，加強天然林的保護力度。林業生態環境保護工程的實施需要大量的財力和物力作保證，要把那些生態比較脆弱又相對集中，且正在受到破壞的區域，作為工程的重點，堅持以天然林資源保護和恢復為中心，保護和恢復森林資源為前提，以此建設好我國的生態環境，保障國民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舉措。編制工程實施規劃，搞好森林分類區劃工作，為保證工程實施能夠科學、合理、有序和統一地開展做好準備。通過科技教育、種苗繁育、基礎設施、森林保護和信息管理體系的建設，為工程實施提供必要的基礎保障。各級管理和實施人員都要端正態度，認真負責地采取科學辦法，提高工程實施質量。
4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全社會依法防沙治沙意識
為了提高全社會依法防沙治沙的意識，就需要我們重點進行防沙治沙工作的學習和宣傳。我們只有認真學習相關內容深刻領會，才能全面進行防治治沙工作的宣傳工作，才能做到家喻戶曉，人人明白，才能確保這部法律能夠全面貫徹實施。而各級政府以及相關部門就要從貫徹落實“三個代表”要求的高度出發來全面認識防沙治沙的工作，并帶頭宣傳、學習好造福人民和子孫后代的重要法律。沙化重點地區需要各級政府相關組織部門利用廣播、電視以及報刊等多種形式，深入到基層進行廣泛的宣傳，讓人民能夠了解防沙治沙的內容。促使廣大干部群眾盡快地了解和掌握這些內容，并能夠進行自覺行動。各級領導干部要深化對防沙治沙重要性和緊迫感的認識，這就需要正確理解和執行防沙治沙的目標和考核獎懲制度。政府相關部門更要明確自身的職責，依法辦事，密切配合，并能夠引導廣大農牧民群眾掌握、認清防沙治沙與發展經濟脫貧致富的關系，使之能夠積極主動進行防沙治沙。
5提高全社會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
生態環境是人們賴以生存的一個重要條件，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我們人類自己，森林是生態系統的主體和核心。因此，我們要重視林業生態環境的保護。林業生態環境具有保持水土、調節氣候、凈化空氣、保護農田、防沙固沙的作用，因此對人們的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對天然林，其結構比較穩定，自然生長力要超過人工的速度，而且因為天然林中儲藏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因此失去森林，人們也難以生存。所以，要重視生態環境的保護，保護森林資源，使森林更好地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6遵循自然生態規律，實行科學防沙治沙
科學技術和教育培訓在防沙治沙工作中的作用極為重要。各地要高度重視科技支撐工作，組織選派專家和技術人員到沙區進行技術指導，大力推廣運用先進的防沙治沙技術。要通過建立防沙治沙示范縣、示范區、示范點，總結成功經驗和方法，以點帶面，努力提高防沙治沙工程建設的科技含量，使其充分發揮最大效益。防沙治沙最重要的是保護和培育林草植被，提高土地植被覆蓋率。在恢復和建設林草植被時，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遵循自然生態規律、氣候地帶性規律，根據不同區域的不同條件，宜農則農，宜林則林，宜草則草，實行喬、灌、草相結合，帶、網、片相結合，生物技術與工程措施相結合，依法制止濫墾、濫牧、濫樵，實行封禁保護。切實講求科學，注重實效。
7結語
眾所周知，海洋功能區劃是海洋管理的基礎，尤其在近年我國陸海統籌與海洋強國戰略背景下，海洋功能區劃在指導與管制海洋開發利用實踐活動等方面的戰略意義更趨突顯。隨著《全國海洋功能區劃（2011～2020年）》以及沿海省市縣各級《海洋功能區劃》相繼頒布，我國海洋功能區劃體系日益完善，有效地保障了海洋資源與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與此同時，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卻日益突顯，作為協調各種用海方式的基礎性制度，海洋功能區劃本應在促進沿海地區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統籌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但實際上，近年研究卻發現，海洋功能區普遍面臨生態環境問題。不少研究針對特定地區或特定海洋功能區展開，對山東、江蘇、等的研究發現，以往設立的海洋功能區劃潛藏生態風險，海洋資源的過度開發使海洋生態容量與資源環境承載力嚴重下降，不僅無法滿足原本的功能需求，其長期影響甚至在功能區劃調整后也難以根除。對長江口、珠江口、渤海灣等的觀察也發現，盡管港口航運、海水養殖、灘涂圍墾等大部分資源開發性的功能區通常可達到海洋環境質量標準，但海洋保護功能區生態環境質量與要求相距甚遠。海洋功能區的生態環境問題不僅大量體現在區域層面的研究中，全國沿海地區的綜合評價結果同樣令人擔憂，對全國海洋功能區劃的實施狀況進行評價發現，在海洋功能區劃推進下，海洋生態系統健康狀況惡化趨勢并未有效緩解。需要指出的是，盡管相關研究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我國海洋功能區的生態環境問題，但囿于大部分研究或是聚焦較小空間尺度的實證分析，或是基于較大空間尺度的定性討論，對全國范圍海洋功能區與海域生態環境關系的研究仍有待進一步展開。基于此，本研究選取具有典型性的11類國家級海洋功能區，采用空間分析方法，分析110個國家級海洋功能區與海域生態環境的空間關聯，探討導致海洋功能區劃陷入生態環境難局的主要癥結，進而提出相應的策略建議。
2海洋功能區劃與海域生態環境的空間關聯
海洋功能區對不同類型功能區的海域生態環境進行嚴格限定，特定的海洋功能區必須滿足相應的生態環境要求，因而海洋功能區與海域生態環境的空間關聯分析至關重要。自2002年起，國家海洋局歷年的《中國海洋環境公報》均高度關注“海洋功能區”的生態環境狀況，成為本研究的重要支撐，文中采用的海洋功能區數據、海域生態環境指標等均來源于2013年《中國海洋環境公報》，在此基礎上，將海洋功能區與海域生態環境質量進行空間疊加分析。盡管在全國尺度和大比例尺下，圖像配準和投點可能存在一定誤差，但并不影響本研究的基本判斷。通過疊加比對發現，我國國家級海洋功能區與海域生態環境之間的空間關聯主要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海洋功能區大量分布于生態環境質量較差的海域。由于我國沿海地區用海活動高度集聚于近海，因而海洋功能區劃主要在近海展開，大部分國家級海洋功能區分布于毗鄰陸地的近海地區，而近海恰恰是我國海洋生態環境問題最為嚴重的海域。受此影響，不少海洋功能區與海域生態環境污染區域空間重合，某種程度上，較差的海域生態環境基底嚴重影響海洋功能區的正常運轉。第二，以開發為主導的海洋功能區海域環境達標情況相對較好。海洋公園、濱海旅游度假區、海洋牧場示范區、集中集約用海區，以及因缺少相關標準而無法測算的海洋傾倒區、海洋石油探礦區域等是達標情況相對較好的海洋功能區，其共性特點就是以海洋資源開發利用為主要功能。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之一在于該類區塊的功能實現往往對生態環境質量有一定要求，因而在功能區劃定時就以一定的生態環境質量為前提。第三，以保護為主導的海洋功能區海域環境超標情況較為嚴重。海洋特別保護區超標最多。例如，80%的國家級海洋保護區超標，盡管海洋特別保護區的功能在于協調海洋開發與生態保護，但當前海洋特別保護區的規劃和設立中，地方政府仍然更傾向于特別保護區的開發功能，加劇生態環境影響。又如，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的超標程度也達到65%，而這一功能區直接關系到人類食用水產的安全，在日后海洋功能區管理中應引起重視。當然，保護性的海洋共更趨超標情況嚴重的可能原因之一是出于引導、規制的作用，其標準大多較為嚴格，不過，如此高的超標比重必須高度警惕。綜上，空間關聯分析表明，我國海洋功能區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不容小覷，應當引起廣泛重視，對海洋功能區劃進行優化調適，為此，必須進一步對導致問題的主要誘因加以剖析，這也構成本文進一步研究的主要內容。
3海洋功能區劃生態環境難局的雙重維度
空間分析直觀展現了我國海洋功能區不容樂觀的生態環境質量，對其中關鍵因素的分析將主要從空間與體制這兩個密切相關的維度展開。
3.1空間維度：毗鄰功能區相互掣肘
不同類型的海洋功能區在空間布局上卻彼此交錯疊合，但其功能取向卻可能極具差異。一般說來，相近功能取向的海洋功能區，彼此功能沖突相對較少。例如，不少海洋自然保護區包含有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等，可以對生態環境和水產種質進行共同保護；又如，許多濱海旅游度假區往往又是風景名勝區，既起到風景保護功能又起到旅游開發功能，一些地方更將兩功能區的管委會合署辦公從而發揮集合作用；再如，不少國家海洋牧場示范區中又設有多個漁業增殖區，兩者的功能取向都是為了魚類增殖，因而可以共存。然而，倘若不同功能取向的海洋功能區空間疊合或毗鄰，就有可能產生沖突，甚至加劇海洋功能區的生態環境問題。海洋傾倒區與其他海洋功能區的沖突較為典型。海洋傾倒區的功能在于協助管理傾倒疏浚物，而疏浚物本身就具有污染性，所以傾倒區應選址在水體交換活躍區，具有較強的自凈能力和較大的環境容量。尤其重要的是，海洋傾倒區必須與海洋保護區等保護性的海洋功能區設置一定距離，后者對海洋生態環境特別是水質的要求極高。例如，對煙臺市的海洋傾倒區研究發現，傾倒區與海洋功能區相距必須在2km以上，傾倒物才不會進入芝罘灣的海水養殖區、港區及海濱休養區沿岸和養馬島附近等[7]。如果海洋傾倒區與海洋保護區的距離過近，則可能導致災難性后果。例如，珠江口原本設立有海洋傾倒區，伴隨著港口海運等的迅速發展，傾倒物和疏浚量不斷增多甚至存在亂傾倒現象，對海洋生態環境產生較大壓力，特別是淇澳島東南傾倒區與珠江口中華白海豚保護區相疊合，疏浚物增加海水濁度、影響白海豚種群的正常繁衍，最終該海洋傾倒區于2005年封閉。不僅如此，在一些海洋功能區密集交錯的地區，功能區間潛在的空間沖突也應引起重視。山東省正是典型區域，沿海岸帶分布的國家級海洋自然保護區、特別保護區和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等海洋保護區數量在全國名列前茅，占有較大比重。《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規劃（2011）》指出“重點打造海州灣北部、董家口、丁字灣、前島、龍口灣、萊州灣東南岸、濰坊濱海、東營城東海域、濱州海域九個集中集約用海片區”，這些集中集約用海區大多鄰近海洋特別保護區、自然保護區、海洋牧場等，盡管努力改變以往較為粗放的用海方式，但仍有可能對其他功能區潛藏生態環境影響。例如，規劃指導下首個獲批的煙臺龍口灣港高端制造業聚集區，是全國獲批的最大人工島群項目，規劃填海面積35.2km2，擬建造6個人工島和1個突堤式人工島，如此龐大的集中圍墾和填海工程是否會對相鄰的龍口黃水河口海洋生態國家級海洋特別保護區等帶來影響，必須在長時間的海洋監測加以關注。
3.2體制維度：功能區管理尺度錯位
海洋功能區分屬沿岸區縣級政區的不同專業部門管理，但大多數海洋功能區的管理都并非某地某業能夠獨立承擔的，因而近年為化解地區之間、部門之間的體制摩擦問題，不少地方積極探索管理協調委員會、聯席會議、聯合執法等協調機制。然而，在協同能力方面，有的聯席會議每年只會晤一次，缺乏長效機制甚至避重就輕；在執行能力方面，國家和地方眾多相關法規條例相繼出臺，但濱海開發的利益驅動牽制了執法動力，有的城市雖然嚴格推行聯合執法，卻面臨執法人員素質、執法裝備、執法效率、執法方式等問題；在創新能力方面，相關技術創新的原始性、集成性及產業化程度較低，難以適應當前海洋功能區生態修復、整治、保護等的新變化與新要求，等等。與此同時，以往沿海城市的濱海地區大多是鄉村和農場，社會訴求相對單一，近年人口與產業等不斷向海集中，社會構成趨于復雜，隨著海洋功能區劃的確立，如何協調海洋產業、生態環保等與沿海社會治理間的關系問題突顯。遺憾的是，目前不少地方重產業發展輕社會管理、重工程項目輕公共服務，難以回應日益多樣的社會訴求。加之城市向海蔓延擠壓濱海農民、漁民的發展空間，出現大量失地農民和失海漁民的就業問題。不僅如此，在海洋功能區規制作用以及近海生態惡化影響下，一些漁民遠赴他國管轄海域捕撈，甚至導致國際糾紛。顯然，上述問題不斷累積，勢必加劇海洋功能區劃的生態環境風險，極有可能成為海洋強國戰略的“生態羈絆”，優化海洋功能區的生態環境效應，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4破解海洋功能區生態環境難局的策略建議
4.1促進海洋功能區劃與城市規劃等的銜接
沿海城市是海洋功能區編制的基本主體，海洋功能區劃應努力實現三方面轉變：首先，從重經濟總量向重生態容量的轉變，確立“反規劃”理念，以海洋環境容量與陸域生態承載為雙重約束，規范濱海新城、新區、開發區的開發強度，促進海岸帶及近海資源的集中集約利用；其次，從重陸域協調到重陸海協調的轉變，加強沿海城鄉規劃、海島規劃、海洋經濟規劃和海洋功能區劃等的相互銜接與協調；再次，從重土地潛力到重綜合潛力的轉變，尤其是海洋功能區集中設置的深水岸線、海洋旅游、生態環保等多方面的潛力。
4.2強化海洋功能區的規范引導與協同治理
規范引導與協同治理是優化海洋功能區劃的重要支撐，一是從技術創新到集成創新，在不同功能區治理關鍵技術攻關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管理、政策等集成創新等；二是從專項示范到綜合示范，目前已有海洋功能區的水環境監測、綜合管理等專項示范，但生態環境問題的復雜性要求加快建立綜合示范點，示范產業方式、社會管理、考核指標、災害應急等多方面內容；三是從項目主導到標準引導，項目主導注重海洋功能區管理的當地特色但推廣價值有限，要在示范項目基礎上，加快研制“海洋功能區劃的標準和技術導則”并進一步推廣，保證功能區管理的過程優化和質量控制；四是從部門規范到公民規范，將規范引導進一步落實到公民自身行為，有的國家頒布《海岸帶公民指南》取得了很好效果，為此，要加強海洋功能區劃的宣傳教育與科學普及，增強公眾的海洋生態文明意識。
4.3加強海洋功能區的法規與制度體系建設
(一)助推湖南生態文明建設的資源優勢形勢喜人湖南山清水秀、水資源比較豐富，森林覆蓋率高達57.34%，14個市州空氣質量均達到國家二級標準。這是湖南生態文明建設得天獨厚的自然優勢。主要污染物減排成效明顯，全面完成國家下達的約束性指標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量，重點流域區域污染防治取得重大突破。目前，長株潭、環長株潭城市群等各個市州“兩型社會”建設已經進入縱深推進階段。國家批準湘南地區成為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大湘西地區31個縣(市)列入國家武陵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試點，長江經濟帶的開發建設已經正式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將成為今后很長時間內我國經濟增長潛力最大的區域。湘東6個縣(市)列入國家羅霄山片區扶貧開發規劃，初步探索實現了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城市總體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融資規劃“四規合一”。近年來，湖南圍繞“天藍、地綠、水凈”，以治土、治水、治氣為重點，建立全省環境質量平臺和重度污染應急機制，對環境空氣質量進行實時監測，大力實施湘江重金屬污染治理、氮氧化物減排、重點湖庫水環境保護、農村環境集中整治等十大環保工程。湘江流域綜合治理和湘江水污染整治取得實質性進展，湘江風光帶長株潭段建設順利完成。加快清潔低碳推廣技術的項目建設，組織實施了300個重點項目，建立綠色信貸機制，科技創新和清潔生產能力不斷提升。長沙獲得“全球綠色城市”，株洲市獲得“中國人居環境范例獎”。
(二)助推湖南生態文明建設優化經濟發展的作用逐步顯現湖南經濟產業鏈條長，市場潛力發展空間大，優化產業結構調整的條件比較成熟，經濟社會發展保持良好勢頭，文化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漸加大。近年來，湖南省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增長較快，產業結構合理優化，三次產業結構比例日趨合理，生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19%。2013年湖南呈現經濟運行企穩回升、經濟結構調整穩中有進，經濟發展質量穩中向好，民生保障持續改善。［1］推動文化旅游產業已成為湖南經濟發展的一大支柱產業。統計表明，湖南文化、旅游產業已成為千億產業，2013年，文化創意產業增加值增長15%，占GDP的比重約5．3%，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8%。從2008年起，湖南省經濟總量連續六年、工業增加值連續四年進入全國十強。［2］隨著兩型社會建設發展水平的提高，湖南各地推行效能革命，先后淘汰了一批落后的產能和設備，著力打造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版。全省新增2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8處國家濕地公園、6處省級森林公園，全省森林旅游產業增長31%。
(三)助推湖南生態文明建設專業人才洼地逐漸形成湖南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發展潛力大，人才資源儲備量較大，勞動力素質較高，一批國內乃至國際具有較大影響的生態文明建設的領軍人才日益增多，生態文明建設的專業人才隊伍不斷壯大，高端人才、復合型人才逐漸增多，人才結構逐漸合理優化，增強了湖南生態文明建設科學持續發展的競爭力。目前，中南大學、湖南大學、湖南師范大學、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和湖南農業大學等高等院校，均成立了生態學、生命科學二級學院，設立了林學、生態學學科博士點和博士后流動站，對于湖南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長株潭城市群形成了門類較全、初具規模的生態文明建設的人才梯次隊伍，集中了全省70%以上的高等院校，聚集了全省90%的科研人員，全省80%的高層次人才。這無疑為湖南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有利條件。
(四)助推湖南生態文明建設制度創新步伐明顯加大湖南頒布實施《湘江保護條例》、《長株潭城市群區域規劃條例》、《長株潭生態綠心地區保護條例》等20多部法規規章，出臺了16個兩型標準、23個節能減排標準和43項兩型地方標準，探索形成了兩型標準體系。加快資源性產品價格機制改革，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機制改革，《2013年湖南省工業行業淘汰落后產能目標任務和企業名單》，引導企業淘汰落后產能和轉型升級。推廣綠色建筑機制改革，出臺《綠色建筑行動實施方案》。湖南《關于開展城市綠蔭行動的通知》，規劃2年內7成縣市道路建成林蔭路。完成了《湖南省水功能區劃》修訂工作，強化水資源保護和水功能區監督管理。“綠色湖南”建設全面鋪開，26個省直涉綠部門相繼推出十大綠色行動、十大環保行動、十大低碳技術等。探索建立一套全新的兩型社會綜合評價統計指標體系，目前長沙縣和長沙市望城區建立了綠色政績考核體系。推行綠色采購改革，《湖南兩型產品政府采購目錄》，引導和推動湖南省兩型社會建設。上述政策措施為湖南生態文明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二、湖南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制約因素
近年來，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污染、保護環境的措施，全省環境質量得到較大的改善，生態環境建設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水污染、大氣污染、土壤污染等環境問題仍然十分嚴重。可以說，生態環境建設問題仍然是制約湖南兩型社會發展的一大瓶頸。
(一)生態文明建設與區域產業發展銜接不夠湖南城鄉經濟發展基礎仍然薄弱，經濟產業結構不合理，傳統支柱產業比重大，新興產業規模偏小，單位GDP能耗較高。人均經濟發展水平低，加快經濟發展的任務十分繁重，粗放型的發展方式難以支撐環境資源承載力。2013年，全省人均GDP為36763元，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88%，在全國處于第19位，排在中部地區第2位。［3］二元分割的城鄉體制加劇了城市與農村在經濟發展等方面存在的差距。長期以來，湖南形成了以重化工型、資源加工型、投資主導型為特征的經濟結構，全省大中型企業中60%分布在重化工領域，規模以上工業中重化工業增加值超過60%，產業結構處于U型微笑曲線的底端。［4］目前，湖南對林業產業資源管理缺乏長期的林業生態戰略規劃，即只有對林業3－5年經濟效益進行了估算，而缺少對林業長時段綜合生態效益進行充分評估。林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不盡合理，林業的綜合效益有待提高，林業生產低效利用明顯。
(二)生態文明建設與環境保護壓力加大湖南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十二五”時期地區生產總值將保持在10%左右的增長速度，治理環境和減排任務十分艱巨。［5］生態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的任務十分繁重，湖南省還有2000多萬畝的石漠化地和200多萬畝重金屬污染地需要治理，900多萬畝坡耕地需要退耕還林。由于城市土地資源非常有限，不少城市建設缺乏科學系統的城市規劃，城市建設忽視當地的歷史文脈和民俗風情。一些新建的城市公共建筑、商業場所、住宅小區缺乏適量的公共綠地和必要的地下停車場，行人過道被車輛擠占，城市居民缺乏綠色安全。一些老城區商業中心地段高樓林立，交通擁擠，缺乏地方特色。一些地方過分追求硬質景觀建設，卻忽視對鄉土植物的種植和推廣，導致城市建設缺乏地域景觀特色。不少老城區原有的自然生態景觀和歷史文物風貌特色遭到嚴重破壞。
(三)生態文明建設與湖南能源資源儲存量約束日趨緊張湖南自身能源資源稟賦不足，能源消耗總體較高、能源供需缺口較大、節能減排形勢嚴峻。人多地少、水資源緊張問題日益突出，部分地區盲目開發、過度開發等，導致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接近或者超過極限。湖南在資源約束方面人均資源占有水平較低、生態能源緊缺，人均占有土地面積0．32公頃，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44%。淡水資源雖然相對豐富，但也存在水量減少、水質變差、水災增多等問題，區域性、季節性缺水問題凸顯。有的風景區生態旅游服務功能布局不合理，旅游服務配套設施未能跟上，干擾和破壞了風景區地域景觀和生態環境保護。在環境約束方面，湖南環境容量和生態空間有限。水土流失面積占全省國土面積的19%以上，超過26%的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面源污染和重金屬污染。湘江流域集中了湖南60%的人口、70%的經濟總量，承載了60%以上的污染。比如，株洲化工廠重金屬污染程度深，面源污染廣，污染治理的任務艱巨。
(四)生態文明建設與法律制度保障不足對于懲治破壞生態環境行為的法律措施，有的規定過于原則性，缺乏可操作性，有的立法滯后，脫離實際情況，造成司法不力，有的立法缺位，成為不法犯罪分子尋求法律保護的“港灣”。環境保護、林業執法部門對破壞生態環境和環境污染的行為存有瀆職行為，個別執法人員甚至與不法分子相互勾結。選擇性執法有時成為有關職能部門的常態。生態環境保護的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不夠暢通，部分行政執法機關往往對不法分子的犯罪行為降格處理，以罰代刑的現象時有發生。有的城市規劃部門因利益驅動，隨意變更、修改城市總體規劃和詳細規劃，有的人為擴大公共建筑物和商業住宅樓的容積率，有的將本應種植園林植物的公共園林面積變成房地產開發商的商業用地。有的園林管理單位隨意砍伐城市道路風景林、公園植物等，引發了城市“熱島效應”和硬質景觀。司法機關對破壞生態環境的懲治力度亟需加大。林業生態補貼及生態建設基金制度保障尚未真正落實到位。
(五)生態文明建設的相關銜接配套措施亟待加強生態文化管理的體制機制不夠暢通、科學化程度不高，管理體系不完善，管理手段落后，綜合決策機制不健全。現行的環保體制導致地方環保部門的監督能力不強，環保監督效果不明顯。部分兩型社會建設示范區的體制機制仍需理順，特別是在項目申報、政策支持、資金扶助、經濟指標統計等方面也面臨諸多具體困難。有的地方對生態文化和生態文明本質內涵、生態文明建設的價值功能、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體系和制度建構等缺乏系統思考和科學論證。有的地方對生態文明示范教育基地的項目設計存在主觀臆斷，隨意決策等問題，有的地方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方法策略缺乏充分論證。有的地方對自然生態景觀與歷史人文景觀缺乏前瞻性研究和實證調研，因而采取的措施不力，破壞了整個地域景觀的文化特征。公民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淡薄，缺乏對生態文明的準確把握，社會公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主動性不夠，積極性不高。
三、湖南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路徑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全黨全社會共同努力，需要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共同參與。湖南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要立足實際、因地制宜，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弘揚生態文化，統籌城鄉發展，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完善相關法律制度，打造天藍、地綠、水凈、宜居的綠色湖南。
(一)以弘揚生態文化為主題，營造生態文明建設良好氛圍弘揚生態文化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首要前提。當前，就是要充分利用各種傳播手段，廣泛宣傳和講解生態知識、生態理念，深化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對生態文明建設理論體系的認識和理解，弘揚生態倫理道德，傳播生態文明理念，在黨政機關、學校、社區等單位廣泛開展生態文明創建活動，打造以政府為主，社區、學校、企業、社會團體、大眾傳媒共同參與的生態文明宣傳教育網絡格局，把生態環保、低碳消費的理念落實到每一個人，增強全民生態正義感和生態倫理責任感，使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成為全社會的自覺行動。政府和企業要牢固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切實擔負起保護環境、治理污染的責任，推進資源節約集約利用，強化水、大氣、土壤等污染防治，減少污染物排放，實現資源配置與利用的代際公平和永續發展。
(二)以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為重點，提升“綠色湖南”綠化美化水平要嚴格劃定重點開發區、優化開發區、限制開發區、禁止開發區保護紅線，管好國有林和生態公益林，開展野生動植物資源調查、加強野生動物疫源疫病防控和候鳥保護，鞏固和擴大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等成果，重點建設好3處國際重要濕地、10處國家級濕地自然保護區、32處國家濕地公園和18處省級重要濕地。［6］重點加強以湘江為核心的水資源保護與治理，實現對涉重企業、行業和重點區域的規范化管理。把林業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盡快構建與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相適應的采伐管理新機制，保護好林地和林業。統籌考慮濕地環境保護與陸源污染防治，促進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積極構建綠色交通體系、推廣綠色建筑、建設低碳社區，多建濕地、公園，努力打造生態文明城市示范帶。深入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推進水土流失綜合治理，保護好林草植被和河湖、濕地，擴大森林、湖泊、濕地面積，保護生物多樣性。著力抓好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和環境綜合整治，嚴格取水許可監督管理、入河排污口管理、水資源規劃編制等管理措施，實施更加嚴格的機動車尾氣、工業廢氣排放標準。推進湘江風光帶建設，把湘江風光帶建設成為具有明顯的生態良性循環特征、城鄉一體化的生態經濟發展走廊。大力發展生態農業和有機農業，開展農業面源污染和規模化畜禽養殖污染治理，建設秀美村莊。
(三)以促進轉型升級為主線，構建生態產業體系要大力推進過剩產能化解，優先考慮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強化節能、土地、環保、安全等指標約束，嚴控高耗能、高排放行業新上項目。以綠色、循環、低碳發展為主攻方向，抓好工業園區建設，壯大綠色產業，改造提升食品加工、現代化工、機械制造、電子信息等傳統優勢產業，培育發展新能源與節能環保、生物技術、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推動金融、物流、旅游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逐步形成支撐和帶動經濟發展的生態經濟產業體系。大力推廣清潔能源與清潔生產，對傳統產業進行生態化改造，加快形成節約環保的技術和生產體系，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長株潭周邊城市要圍繞產業布局特點，加快實施工業對接和配套，湘南地區要進一步加大珠三角相關產業轉移力度，打造電子信息、紡織服裝等產業新洼地。大力推廣十大清潔低碳技術，強化綠色發展，將環境容量作為各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依據，將環境標準作為企業市場準入的重要條件，將環境管理作為推動湖南綠色轉型的重要手段。深入挖掘湖南生態資源優勢，大力發展森林旅游、民族風情文化體驗游、紅色旅游、歷史文化旅游、康療養生和農業休閑旅游等生態旅游產品，大力發展旅游、物流、會展等綠色服務業。大湘西地區在保護本地生態資源環境不被破壞的基礎上，大力發展農林產品加工、特色工藝品、綠色食品等產業，促進旅游與民族文化、民族體育、山區農業等相關產業和行業的深度融合。推行節約、環保、高效的生產方式，大力發展高效生態農業，推動農業產業化經營、標準化生產和品牌化建設。
(四)以健全制度體系為根本，加強生態環境治理和生態環境保護一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規體系。加強兩型改革試驗相關規劃，推進各專項規劃、詳細規劃的編制完善，完善城鄉環境同治、交通互聯、主要污染物總量控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中心城區綠地系統規劃等專項規劃。加快洞庭湖保護立法步伐，落實《洞庭湖國家級生態功能保護區建設規劃》，在全省加強重點生態功能區的保護和管理，著力抓好封山育林、退耕還林、退田還湖等生態修復工程，提高森林碳匯功能。制定完善兩型社會在土地利用、產業發展、城鄉統籌、生態建設、簡政放權等重點領域的配套政策，加大對兩型產品、技術、產業、標準等發展和推廣的引導支持力度。二是建立健全經濟政策體系。綜合運用財稅、價格等經濟杠桿，充分發揮市場在生態環境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建立體現生態代際補償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加大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力度，推進荒漠化、水土流失綜合治理，擴大森林、湖泊和濕地面積。加快水利建設和防災減災體系建設，提高氣象、地質、地震災害防御能力，強化水、大氣、土壤等污染防治。推動財政政策的生態化調整，改革環保收費與環境價格政策。三是建立健全科學評價體系。完善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和獎懲機制，改變過去唯GDP論的主要考核指標，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的評價體系，將機關事業單位節能考核納入機關事務目標管理考核的重要內容。加強生態環境建設的全過程節約管理，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
1.1煤礦概況
該礦是由原先的3個煤礦及擴大區原地整合而成，3個煤礦均于2009年之前關閉。煤礦位于陜西省府谷縣新民鎮西，面積約9km2，開采33、44和52煤，單水平斜井開拓，長壁綜采一次采全高采煤法。地面工程包括工業場地（在原先一個煤礦的工業場地基礎上改擴建而成）、排矸場（新建）及炸藥庫（新建），場外道路包括工業場地進場道路及炸藥庫進場道路。目前井下、地面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在進行設備安裝。
1.2方案范圍
根據煤礦已批復的環境影響報告，煤礦生態調查范圍為煤礦邊界外擴200m，面積約12km2。評估區包括場地區、排矸場區、道路區、地面塌陷區及5年地面塌陷區，面積約5km2。
2生態環境調查
2.1礦區生態環境現狀調查
本區地處我國西北內陸，屬于中溫帶干旱、半干旱大陸性季風氣候，年蒸發量相當于降水量的4倍。區內地表水系屬黃河水系，均為季節性河流。調查區地勢西高東低，相對高差約252m。地貌類型為河谷階地和黃土梁峁溝壑，以黃土梁峁溝壑為主。土地利用現狀類型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及水利設施用地、城鎮村及工礦用地和其他土地共6個類型，其中草地面積最大，約占調查區面積的60%。植被類型為典型的草原植被，代表群系為鐵桿蒿群系。植被覆蓋度以低和極低覆蓋度植被為主。土壤類型以栗鈣土為主，存在極強烈水力侵蝕。根據現場調查，調查區發現由采煤引起的大型地面塌陷1處，由原先的3個煤礦于2003至2009年開采33煤上分層形成，由于均采用房柱式炮采，現場調查部分區域已產生塌陷坑及裂縫，而局部還未塌穩，所以該塌陷現狀穩定性較差，威脅耕地0.9030km2、林地0.2361km2、草地2.1020km2及裸地0.0075km2。
2.2生態環境破壞與影響調查
2.2.1場地區
工業場地占地11.45hm2，為采礦用地，目前正在建設，經過現場調查，除生活福利區有少部分已完成了綠化外，大部分區域還存在未綠化區域。整合前2個煤礦的工業場地還未進行閉坑治理，對生態環境將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2.2.2道路區
煤礦新建道路為工業場地進場道路及炸藥庫進場道路（后統稱“道路區”），總占地1.10hm2。經現場調查，兩條道路均已綠化完畢，對生態環境影響較小。整合前煤礦的進場道路均是在鄉村道路上擴建的，目前已作為村民生產生活使用。
2.2.3排矸場區
占地0.27hm2，經現場調查，目前還未堆積矸石，對生態環境影響較小。整合前煤礦產生的矸石均被周圍磚廠拉走綜合利用。
3生態環境影響預測
3.1開采區影響預測
經過預測，煤礦5年期將會對部分鄉村道路造成損壞，從而影響車輛及行人的正常通行。此外5年開采產生的地面塌陷還將影響0.4km2的原有地面塌陷，造成土地資源的破壞。根據土地利用現狀圖、地面塌陷不同區域的變形程度，對煤礦5年區內受影響的土地類型、面積及影響程度進行預測。
3.2場地區及道路區影響預測
場地區及道路區均為采礦用地，預測5年期無新增占地，兩者對生態環境影響較小。整合前2個煤礦的工業場地對周圍生態環境也將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3.3排矸場區影響預測
預測5年期每年約有1.35×104t矸石堆放，將對周圍生態環境產生一定影響。
4治理措施及工作量
4.1地面塌陷區
治理范圍包括了原地面塌陷區及5年地面塌陷區。
4.1.1裂縫充填
采取周邊以及裂縫上坡方向就地取土的方式人工充填，經計算，裂縫填充面積11.31hm2。
4.1.2耕地恢復治理工程
主要為土地平整。即對起伏不平不便耕種的塌陷地，通過就地平整法進行挖補平整，保證標高基本一致，有利于耕種和植物的生長。經計算，需要平整土地30.30hm2。
4.1.3林地恢復治理工程
由于此區域的特殊性，林地及園地復墾主要采取的是對受損的樹木，及時扶正樹體，保證正常生長。經計算，需平整土地0.12hm2，撫育林木約149株。
4.1.4草地及裸地恢復治理工程
對填充后的土地進行人工平整；土地整理后，選擇優良草種播種，進行草地改良；嚴禁放牧，尤其在復墾恢復階段。需要平整土地1.12hm2，需要紫花苜蓿草籽33.35kg。
4.1.5鄉村道路治理
由于5年區內道路都為土路，僅進行裂縫充填。
4.2場地區
4.2.1新建工業場地
計劃在生產區及生活福利區種植側柏、油松兩種喬木以及紫穗槐灌木和草籽，植樹面積2.83hm2，需要苗木（含紫穗槐）3208株，種草面積3.83hm2，需要草籽114.91kg。
4.2.2整合前原有工業場地的治理
整合前兩個煤礦的工業場地占地面積分別為3.21及2.79hm2。共需場地平整6.00hm2，草籽選用紫花苜蓿，共需草籽180.0kg。
4.3排矸場區
對5年新增矸石進行治理，需0.15hm2頂面進行壓實并平整，覆土0.3m后種草綠化，共計綠化0.15hm2，需覆土750m3，種草面積0.15hm2，草籽選用紫花苜蓿，共需草籽4.5kg。
5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