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9-03 08: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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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30年，中國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的文化是否在不斷地創新、不斷地變革?文化與經濟又有什么關聯呢?
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在回顧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和展望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時候，不是僅僅從經濟角度去解讀，而是從文化的角度探討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因。
眾所周知，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在工業革命之前，有1000多年的時間，中國文化的成就在當時世界上所有文明當中處于巔峰狀態。但是工業革命以后，中國的國際地位急劇下滑，變成為一個相對落后的國家。
從到現在的160年時間里，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在探討，怎樣才能讓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得到復興。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形成自洽實體
要探討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復興，首先就要探討中國在工業革命以后急劇衰落的原因。
林毅夫說，很長一段時間，不少國內外學者把中國的落后歸結為中國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頑固，提出打倒孔家店，認為中國要復興必須徹底鏟除儒家文化的影響。這個說法一直延續到上世紀80年代。
中國文化跟中國現代化的關系到底是什么?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要弄清楚何謂文化。
不同的學者對文化會有不同的定義。“我個人喜歡的是，先生的老師馬林諾夫斯基的定義。”林毅夫說，“他將文化分為3個層次：一是器物層次，也就是生產、生活工具；二是組織層次，包括社會、經濟、組織；三是精神層次，即人的倫理、價值取向等。其實，這3個層次的劃分與馬克思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論述有異曲同工之妙。對應起來看，器物、生產、生活工具是經濟基礎，而組織和倫理、價值則是上層建筑。”
林毅夫進一步解釋說，一個文化體，在沒有外來文化撞擊的時候，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會形成一個自洽的實體。比如，在原始社會里，生產工具是石頭，生產方式是游獵，生產力水平很低，它的社會組織方式是公社，倫理、價值是公有。這樣一個上層建筑或日社會組織和價值標準，有利于發揮打獵時的規模經濟，以及克服因為低下的生產力水平和食物不可儲存給每個人的生存帶來的風險，所以與非常低的生產力水平是相洽的。
后來生產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獵進入到農耕，由以石頭為工具進入到以銅器為工具，組織的方式進入到以家庭為單位的宗族社會，倫理、價值由原來的公有變為私有。這種轉變可以歸因于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在農耕的生產方式中，只要每個人付出努力，將來生產、收獲多少是可以預期的。所以，以家庭為單位的宗族社會組織和私有制的價值倫理有利于提高每個人的生產積極性。
如果沒有外來文化的沖擊，每個文化體應該都是器物、組織、價值三個層次自洽的實體，并沒有所謂的先進與落后的區別。只有當一個文化體跟另一個文化體碰撞了，才會有先進與落后之分。那么，先進與落后到底是靠什么來決定的?
中國生產力水平能否趕上發達國家
林毅夫說，在上層建筑領域，尤其是在價值倫理方面，很難說什么是比較好的，什么是比較差的。
把人類文明分為先進的文明跟落后的文明的最主要的評判標準是經濟基礎，也就是生產力水平。中國的文化從世界上最先進的變為世界上最落后的，也正是從18世紀的工業革命以后，西方在器物的發明創新突飛猛進，經濟基礎快速提高，中國經濟基礎的提升相對滯后造成的。
因此，要講中國文化的復興，首先應該分析中國的經濟基礎有沒有辦法趕上西方國家的經濟基礎，中國的生產力水平有沒有辦法趕上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水平。
“我對于中國的生產力水平也就是經濟基礎提高的可能性，是相當樂觀的。”林毅夫說。
因為，生產力水平或是經濟基礎的提高從長遠來看，最重要的就是必須技術不斷創新。而技術創新的方式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是不一樣的。
對于西方已經處于技術最先進的國家，技術創新的方式只能是自己發明。
而對于像中國這樣經濟基礎比較低的國家，技術創新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自己發明，另外一種就是利用跟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技術來取得創新。哪一種方式比較好?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好壞的唯一標準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
以引進技術取得快速技術創新
根據日本、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以及改革前后的中國經驗，利用跟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技術來取得快速的技術創新，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的最重要、最好的途徑。
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現了日本的奇跡、亞洲四小龍的奇跡，這些奇跡背后的實質秘密就在于這些國家和地區，能夠比較好地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來引進技術，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速度快，整個經濟基礎發展就快了，所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隨之縮小了。
中國在1978年改革前后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在1978年之前，中國自力更生，自己發明技術，在最尖端的技術上同發達國家競爭，但是經濟發展的績效卻不高。1978年以后，中國開始像日本和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一樣，以引進技術為主來獲取技術創新。以后的30年，中國取得了每年經濟增長9.8％的成績，成為同期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
延續著引進技術這條道路，在未來10年、20年、3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里，中國能不能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讓中國的生產力水平與發達國家比較接近?“對于這一點，我也比較樂觀。”林毅夫說。
根據各種比較，包括人的生命預期、嬰兒死亡率、農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等等一系列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的對比，中國在2000年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大約相當于日本在1960年的水平。
眾所周知，日本從1960年開始到1987年，用了27年的時間，人均GDP趕上美國。林毅夫說，盡管他不會過分樂觀地認為，從2000年開始到2030年，中國的人均GDP會趕上美國，但是他完全相信，現在人均GDP是美國的2.5％的中國，靠引進技術來取得經濟的快速增長，到2030年的時候人均GDP可能達到美林毅夫認為中國的文化有能力在更高經濟基礎上實現創新國的20％。那么，中國在2000到2030年間平均每年的GDP增長率正好和改革開放以后的增長率相同，為每年9.8％。
靠改革開放實現現代化
從日本和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的經驗來看，屆時人民幣很可能會升值。根據升值的數量預計，我國的人均收入很可能將是美國的30％甚至40％。如果中國在2030年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20％，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5倍，那么中國的經濟總體實力就會與美國相當。如果中國到那時人均收入可以達到美國的30％，中國的經濟規模就比美國高50％。如果那時的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40％，中國的經濟規模就是美國的兩倍。中國將會是世界上最大、最強的國家。
今年以來，全縣上下按照全縣三級干部大會確定的發展目標和工作思路，堅持統籌發展、和諧發展、創新發展，積極應對內外趨緊的發展環境和罕見的自然災害影響，全縣經濟繼續保持較好的發展形勢，主要經濟指標中，除生產總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沒有“過半”外，其余指標都完成或超額完成了“過半”計劃。全縣經濟運行的主要特點是：
（一）宏觀經濟穩健增長。初步預計，上半年全縣實現生產總值9.55億元，同比增長13.2%，為近十幾年來最快的發展速度。其中，第一產業實現增加值16448萬元，增長7.1%；第二產業實現增加值28273萬元，增長14.5%；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50771萬元，增長14.6%。
農村經濟穩步發展。上半年，全縣實現農業總產值55118萬元，同比增長16.6%。夏糧、夏油因實收面積增加，總產分別增長6.7%和1.0%。茶葉產業隨著產業化水平的提高，市場價格的上升，實現了減產不減收。茶葉產量9065噸，同比增長7.3%，名優茶均價59.39元/公斤，同比提高22.53%。茶葉的主體地位進一步凸現，全縣茶葉純收2.3億元，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42%，農民人均茶葉純收719元，占農民人均經營性現金收入的94%，占農民人均現金收入的44.1%。在市場價格和消費需求的拉動下，養殖業快速發展，豬、牛、羊、禽、魚的產量有較大增長。
工業經濟增勢未減。上半年，全縣規模以上工業完成總產值89868萬元，同比增長72%，占全年計劃的54.4%，實現工業增加值29272萬元，同比增長65.9%。主要經濟指標的完成量相當于去年前10個月的水平。茶葉、繭絲綢兩大特色產業增勢強勁，產品產量、銷售收入和利稅等各項指標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其他行業，成為縣域經濟的重要支撐。以玻纖布、灰砂磚、石材等為主導的建筑建材產業規模不斷擴大，效益顯著提升。
旅游經濟繼續升溫。進一步加大了以“一泉兩山”為重點的建設和旅游市場促銷力度，全面開展創優創強活動，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辦旅游的格局初步形成。上半年，全縣共接待游客22萬人次，同比增長12.6%；創旅游綜合收入4400萬元，同比增長11.3%；門票收入440萬元，同比增長10.2%。完成了旅游總體規劃和南武當山、桃花沖兩個景區修建性詳規的編制。詹河風景區一期畢升大峽谷漂流項目已完工，6月開始營運以來，日漂流人數300—500多人。
財政金融運行平穩。上半年，全縣實現全口徑財政收入14461萬元，同比增長38.41%，占年度計劃的59.47%。其中：一般預算收入實現6166萬元，同比增長58.47%，占年度計劃的64.54%；財政總支出19615萬元，占年度計劃的48.70%。其中：一般預算支出16192萬元，占年度預算的49.40%。總體來看，收入實現了過半目標,支出也體現了預算約束和保發展、保穩定的需要。金融服務支持發展的主動性增強，繼續保持存貸“雙增”態勢。到6月末，全縣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32.5億元,同比增長11%，比年初增長18%；各項貸款余額9.01億元，同比增長21.13%，比年初增長22.8%，貸款增幅仍然高于存款增幅。
（二）全民創業方興未艾。在全民創業的政策激勵和典型引導下，民眾創業的熱情得以激發，開始形成了“一人創業興家、全民創業興縣”的生動局面。上半年，全縣新增個體工商戶1015戶，累計達到8356戶；新增民營企業31家，累計達到355家。在新增民營企業中，工業企業和農副產品深加工企業占到85％以上，總投資額近6000萬元。鄉鎮“五個一”、村“三個一”工程全面推進，鄉村干部帶頭創業的積極性高漲，以農民為投資主體的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到28個，規模化畜禽養殖場（小區）發展到41個，養殖大戶280戶。象方咀、楊柳、石鎮、南河、陶河等鄉鎮，已經形成了鄉村干部帶頭創業，群眾大膽投資創業的火熱勢頭。在推動全民創業的同時，招商引資工作也呈現出較好的上升趨勢。到6月底，全縣共引進項目87個，其中，投資在1000萬元以上項目32個，5000萬元以上項目12個；投產項目19個、在建項目21個、續建項目25個。總投資規模21.49億元，實際投入資金4.68億元。與去年同期相比，項目個數增加54個，增幅163.9%；總投資規模增長8.47億元，增幅65%；實際投入資金增加3.04億元，增幅190%。
（三）重點建設投入增加。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75108萬元，同比增長78.85%。投資仍然是拉動全縣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一是開發區建設全面提速。到目前為止，整個園區投入已達到2.36億元。一期工程河東工業園的征地、道路、排水、供電等基礎性建設全面完工，落戶一期園區的12個項目，已有6個建成投產或部分投產。二期工程九龍口工業園建設進度加快。溫泉鎮抽調精干人員組成建設指揮部，迎風雨，戰高溫，冒酷暑，開展“百日大會戰、大戰工業園”，施工進展快、效果好，已完成挖填方120萬立方米，占整個工程量的40％，房屋及地面附屬物拆遷工作同步推進。二是重點項目建設步伐加快。武英高速公路建設進展順利，連接線即將貫通，城西新區雛形初現。新建通村公路83公里，啟動了紅山、楊柳等處的主干道改造工程。城區建設成效明顯，攔河壩主體工程基本完工，城區交通智能管理系統建成運營，蓮花住宅小區二期完工。以“雙十工程”為重點的工業項目建設，形成了一批新的經濟增長點，10個重點項目有7個建成投產或部分投產，新增產值21770萬元。三是農村各項建設進一步加強。完成了占河水庫整險加固和退耕還林、長防林等重點工程，啟動了彭畈6100畝中低產田改造、孔坊3000畝高產農田建設和136個水庫移民后扶項目，解決了1萬人的安全飲水問題，建成沼氣池2800口。積極推進“百鎮千村”工程建設，新農村建設的示范效應進一步擴大，全縣新農村建設示范村由22個增加到25個，完成新農村建設規劃編制的行政村達到140個。22個重點扶貧開發項目村建設加快。龍潭河村、河南畈村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全省新農村建設示范村”。
（四）民生問題有效改善。堅持從解決群眾“最現實、最直接、最關心”的問題入手，認真抓好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八個方面的實事，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取得了新的成績。城鄉居民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上半年，農民人均現金收入1631元，同比增加292元，增長21.8%，增幅比上年提高6.24個百分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8元，同比增長19.87%。就業工作穩步推進。上半年，城鎮新增就業人員2310人，997名下崗失業人員實現再就業，城鎮登記失業率3.62%，大大低于4.5%的控制目標。加強社會保險擴面征繳工作，新增參保人員2147人，征收社會保險費3959萬元，同比增長30%。民政工作全面加強。災民生活安置、救濟工作扎實開展，497戶1165間倒房恢復重建任務全部完成。城鄉社會救助體系不斷完善，進一步規范了城鄉低保制度，8154名城鎮低保對象、12359名農村低保對象、2477名農村五保對象全部由政府出資購買了醫療保險。
二、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形勢分析
上半年，我縣經濟運行總體勢頭良好，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和困難，突出表現為：
（一）多種自然災害給經濟發展帶來了一定的壓力。今年以來，我縣先后遭受了雪災、凍災、洪災等多種自然災害的襲擊，全縣累計受災人口32.5萬余人，農作物受災面積42000多畝，災害直接損失2400余萬元。下半年仍有可能出現一些災害，多災的影響，給實現經濟預期目標增加了壓力和困難。
（二）國家宏觀調控政策使經濟運行外部條件趨緊。一是由于國家嚴格控制用地計劃，我縣新增工業用地和城市建設用地出現困難，一些好的項目因用地計劃難批而進展緩慢。二是去年以來，央行先后5次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2次提高金融機構貸款利率，國家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對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可能帶來不利的影響，資金供應將更加緊缺。三是受汶川大地震的影響，國家在資金安排上要向震區傾斜，相應會減少對其他地區的財力支持，使我們爭取項目和資金的難度增加。
（三）企業發展存在嚴重的要素制約。一是融資難。據調查，全縣54家規模以上企業，近半數存在融資困難，不少企業因為缺乏資金，生產周轉和新增固定資產投入出現困難。二是用工難。英山本土企業的工資水平大都低于沿海發達地區，導致勞動力大量外流，本地企業招工難問題越來越明顯，全縣缺工1.5萬人左右。因員工不足，部分企業無法正常生產，甚至出現棄單現象。
（四）物價指數攀升過快。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上漲7.2%，漲幅高于全國、全省平均水平。農資價格上漲過快，因化肥、農藥、農膜、種子等生產資料漲價增加的生產成本遠遠超出國家給予農民的惠農補貼數額，農民種糧積極性受到影響。工業原材料價格也在大幅上漲，特別是鋼材、煤炭、石油等主要原材料價格猛漲，進一步擠壓了企業的贏利空間，居民生活壓力不斷加大。
分析當前經濟運行所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不是悲觀和泄氣，而是為了清醒地看到差距，正視困難，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看到面臨的機遇和有利條件。這些有利的方面，需要我們去認識，去把握，去利用。
（一）從發展的總體形勢來看，我縣加快發展的勢頭沒有減弱。當前我縣經濟形勢總體較好，經濟運行穩定，農業特色產業支撐作用明顯，旅游形勢喜人，工業增長迅速，投資規模逐年擴大，加快發展的勢頭已經形成。上半年，全縣主要經濟指標都保持兩位數增長，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在全市縣市區中繼續保持較為理想的位次。其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幅高于全市10.4個百分點，排全市第四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高于全市17.9個百分點，排全市第四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26.8%）高于全市0.9個百分點，排全市第七位；農民人均現金純收入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2.5個百分點，排全市第三位；外貿出口增幅(127.8%)高于全市68.5個百分點，排全市第三位。可見，全縣經濟增長的基礎比過去要牢固，增長的后勁更強更持久。
（二）從宏觀政策來看，我縣爭取政策支持有很大的空間。按照“五個統籌”的要求，國家總體上將更加強調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東部發達地區與中西部欠發達地區間的協調發展、城鄉間的協調發展、城市及鄉村各收入群體之間的協調發展，增加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財力支持。此外，農村經濟政策在保持穩定不變的前提下，還將會繼續采取有效措施，進一步加強對農村的公共設施和服務的投入等。我縣作為中部地區的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仍然是國家扶持的重點縣份，我們向上爭取政策、資金、項目的空間只會擴大，關鍵看我們是否善于去爭取。
（三）從招商形勢和現實基礎來看，我縣也面臨較好機遇。一是沿海發達地區以及世界范圍內的產業梯度轉移速度加快，一些勞動密集型、占用土地資源型產業以及部分高科技產業開始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產業鏈條和產業區域進一步重新劃分、優化組合，這為我縣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二是隨著武英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車，我縣將面臨發展的大好良機，加之近幾年招商引資的持久推動，會有更多的客商選擇英山。三是省里已正式批準我縣籌建經濟開發區，為我縣發展開放型經濟提供了政策平臺。這些都使我縣在發展三農產業、開發旅游業、加快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新型工業等方面擁有機遇、大有作為。
（四）從思想解放的程度來看，全民創業的熱情將轉化為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今年以來，全縣上下大力推進觀念更新，全民創業的氛圍更加濃厚，創業、創新、創優的“三創”精神正成為廣大干部群眾的共同追求，涌現出了一大批自主創業、艱苦創業、全民創業的典型。這些都是我們加快發展的寶貴精神財富，必將轉化為加快發展的強勁動力。同時，通過開展以效能建設為主題的“兩項活動”，將對轉變機關作風，提高政府執行力，規范行政執法行為產生積極的影響，有利于改善我縣的經濟發展環境。
看到這些有利的因素，我們必將信心倍增。我們一定要審時度勢，善于抓住有利機遇，順勢而為，借勢而上，造勢而用，強勢而進，進一步激活經濟發展中最具活力的積極因素，變壓力為動力，蓄勢待發，增強后勁，使英山經濟社會發展得更穩一些、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三、下半年經濟工作的重點
雖然上半年經濟發展態勢較好，但是有些工作完成的情況與目標要求還有差距，有些工作還是剛剛起步。因此，下半年的工作任務更加艱巨。做好下半年的經濟工作，實現全年目標，要把握五個方面：一是要堅持抗災保規劃，通過發展把災害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二是要堅持把工業和旅游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思路不動搖，進一步加大投入，加快工業園區建設，加快骨干企業培育，加快旅游開發步子。三是要進一步推進全民創業，抓好招商引資，讓更多的人投身創業，創造出更多的財富。四是要在抓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加注重解決民生問題，著力抓好八個方面的實事，協調推進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五是要牢固樹立保穩定促發展的思想。今年是個特殊年份，穩定工作顯得尤其重要，我們必須按照“守土有責”的要求和“屬地管理”的原則，認真做好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安全生產等事關穩定大局的工作，為經濟發展創造更加和諧的條件和穩定的保障。
（一）進一步做好“三農”工作。一是要抗災奪豐收。當前，要以防汛為重點，抓好洪澇、干旱、動植物疫病等多種自然災害的防御工作，及時組織開展災后生產自救。堅持農業損失工副業補，田地損失勞務補，半年損失全年補，種植業損失養殖業補，全面開拓農民增收渠道。要積極推進以母豬、奶牛、水稻、農民工意外保險和“兩屬兩戶”（烈屬、軍屬、五保戶、低保戶）住房保險為重點的農業保險，通過保險減輕災害損失、增加農民自救能力。二是要抓好農業結構調整。重點要培育壯大種植業、養殖業和農產品加工三大產業群。種植業方面，完成好新建及改造茶園1.5萬畝和林業低產林改造1.5萬畝的目標任務。養殖業方面，加快發展規模養殖，鞏固完善已建規模養殖場的生產經營。農產品加工業方面，要落實扶持政策，著力培植、打造加工產值上億元的龍頭企業。要積極引導農民創辦各類專業合作社，推廣龍頭企業、合作社與農戶有機結合的組織形式。三是要抓好基礎設施建設。要抓緊搶修水毀農田和農業基礎設施，加強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做好地質災害防范，消除安全隱患。要大力實施農業綜合開發和中低產田、低丘崗地改造，強化耕地質量建設，提高耕地產出能力；要加強沼氣工程、農村路網工程建設，推動能源、交通等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要繼續抓好整村推進扶貧工作，切實改善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四是要進一步加快新農村建設步伐。進一步完善新農村建設“五個結合”的工作思路，結合“百鎮千村”、“萬村千鄉市場工程”建設，扎實做好新農村規劃編制、產業調整、村莊整治、基礎設施建設等工作。在抓好示范村建設的同時，注重在面上推廣示范村建設經驗，擴大示范效應。
（二）進一步加快工業園區建設。堅持高標準、高規劃抓好園區建設，提升園區水平。要盡快完善園區管理體制，落實開發區“三定”方案，作好園區規劃，使開發區規模達到10平方公里以上。盡快完成落戶一期園區的項目建設，確保在建項目早日竣工投產。對新落戶園區的項目，要嚴格審核把關，實行投資規模、建筑密度、建設期限、產業方向、投入產出比重“五定位”。要進一步加快二期園區的建設速度。園區建設必須要有熱火朝天的氛圍、車水馬龍的場面、只爭朝夕的速度、夜以繼日的效率和大干快干的局面，這本身就是一種形象，一種吸引力。下半年的園區建設要實行季度現場點評制，以此促進園區和項目建設環環相扣，始終保持高壓力、高負荷運轉，力保9月30日前完成工業園區二期土地平整的建設任務。要落實好各種優惠政策，引導各類新辦工業企業向園區集中，特別是注重引進“兩高一低”（高科技、高利稅、低污染）的企業和項目，盡快把園區建成縣域經濟發展的龍頭。
要進一步加快工業發展。按照培強、培優、培新的要求，加大對工業發展的政策引導和項目投入，盡快做大做強我縣工業。一是著力培育骨干企業。繼續抓好“雙十”工程，加快骨干企業的培植，重點扶持華茂船舶等10家成長型企業和金馬玻纖電子布等10個重點項目，大力發展一批稅收過500萬元、300萬元、100萬元的民營企業。二是要加快產業集群建設。依托特色產業和骨干企業，按照區域聚集、板塊發展、定向培育的思路，加快培育茶葉、蠶桑、汽車配件、建筑建材、中藥材、石材加工等產業集群，積極發展配套產業，拉伸產業鏈條。三是提升品牌質效。繼續抓好品牌建設，扶持金馬玻纖、世星汽配、安然汽車附件、志順茶業、綠羽茶業等企業開展精品名牌創建工作，力爭再創1－2個省級以上名牌。四是抓好協調服務。加強與金融部門的溝通協調，推進銀企合作，引導縣內金融機構增加信貸投放；進一步發揮縣中小企業擔保中心作用，擴大融資渠道和能力；積極引導民間及社會資本投入工業。抓好企業用工和煤、電、油等供應的協調，支持企業開足馬力生產。
（三）進一步做活旅游大文章。要突出“一泉兩山”開發，加快“三創”工作。一是要加大規劃制定和控制的力度。加快完成總體規劃后續工作，盡早完成全縣總體規劃和南武當山、桃花沖、占河風景區等詳規的評審。加強規劃的執行和監督工作，堅決杜絕景區無序開發、不按規劃建設和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二是要加大配套設施建設力度。以社會參與為主、政府投入為輔的市場運作方式，多途徑、多渠道籌措資金開發建設旅游景點，完善配套設施建設。啟動武圣宮二期工程建設，完成桃花溪的后續建設，力爭溫泉度假村、南武當山主峰登頂索道早日動工建設，積極推進桃花沖景區經營權出讓工作。三是要加大創強創A的力度。按照創強創A實施內容，落實各項工作任務，盡快召開創A現場會，細化工作方案，確保年內實現一個重點景區通過AAA驗收。四是要加大旅游促銷和旅游商品開發力度。努力提高英山旅游的知名度，充分發揮旅游對經濟的拉動作用。
（四）進一步擴大投入。我縣經濟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投資拉動，沒有投入就沒有增長，就不能加快發展。一是抓好招商引資增投入。要進一步強化不抓招商就是不抓經濟、完不成招商任務就是失職的責任意識，把招商引資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來抓。要著力解決一些單位招商積極性不高，行動不力的問題，對上半年各鄉鎮、各單位招商工作情況要進行專門結賬，下半年要繼續加大督辦檢查的力度，實行季度考評，年終結賬定獎懲。要積極創新招商方式。大力開展以資源引資、以資產引資、以園區引資、以企業引資的招商活動，大力發揮企業主體招商的作用，積極承接發達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梯度轉移，努力實現我縣優勢資源與客商投資愿望的成功對接。要按照“盯住、抓牢、辦成”的要求，狠抓簽約項目跟蹤落實，抓履約率、抓資金到位，切實加強對已簽約項目的后續跟進工作，盡早促成合同項目早開工，開工項目早投產，投產項目早見效。二是加強重點項目建設增投入。項目是經濟發展的生命線，直接決定著發展的速度和水平，抓項目就是抓機遇，就是抓資金。對重點項目建設要落實責任，明確牽頭領導和責任單位,做到項目誰主管誰負責,誰負責誰解決,確保重點建設的領導調度到位,目標責任到位,協調分工到位。要加快重點項目建設進度。重點抓好236公里通村公路建設，小白線、梅沙線、紅巖線、陶英線等4條省際出口路的改造和配套建設，協調做好武英高速一期工程殺尾和二期工程施工工作，開工建設西湯河至城區的連接線。盡快完成城區控制性詳規的編制，啟動兩岸建設，建設人行天橋，開工建設蓮花小區三期工程，力爭完成夢絲家大道兩側2000多米的排水設施建設。力爭溫泉度假村項目開工建設。要積極爭取新的項目。要認真研究國家投資政策和方向，加緊項目可研、申報等前期工作；加大向上爭取力度，確保一批項目落實到位，真正做到謀劃一批、建設一批、儲備一批，使項目成為發展的有效載體。三是破解融資難題增投入。要加大信用擔保體系和民間小額擔保體系建設，加大我縣中小企業信用評級覆蓋面，增強政、銀、企三方互信互動合作機制建設。要堅持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并舉，著力提高融資比重。要以發動全民創業為抓手，激活民間資本，調動全民投資創業的積極性，鼓勵更多的個人資本參股投資辦企業。
（五）進一步抓好財政工作。盡管上半年財政收入完成情況較好，但從全年形勢和收入構成情況看，掉收的危險性很大。根據當前財政收入可能掉收的形勢，要積極研究增收保支、以收保支的措施和辦法。一是強化財稅征管。加大對重點稅種、重點行業、重點企業稅源的監控力度，進一步改進和完善稅收征管方式和手段，及時解決組織收入中存在的各種問題，確保應收盡收，力爭多收超收。特別是國稅、地稅部門要進一步細化超收的措施。強化非稅收入的監管，加大國有資產資本運作力度，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多渠道增加財政收入。二是積極向上爭取資金。今年預算計劃中安排向上爭取和調入資金3800多萬元，如果不努力，很難完成。財政部門要切實加大向上爭取的力度，確保今年上級對我縣轉移支付和補助資金有較大的增長。三是嚴控財政支出。切實加強支出管理，強化預算約束，沒有預算的項目不得隨意開支出的口子，原則上不得申請追加預算。要厲行節約，嚴格落實各項節支措施，從嚴控制非生產性支出，各機關事業單位要按照公務支出減少5%以上的要求，確保有限的資金優先保障人員工資、單位正常運轉、重點建設和穩定的需要。
[關鍵詞]移民搬遷；扶貧路徑；建議
[作者簡介]張春美（1969―），女，江西農業大學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學博士，研究方向為移民資金績效評估和財務管理；韋曉梨（1991―），女，江西農業大學經管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財務管理。（江西南昌 330045）
[基金項目]江西省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移民搬遷扶貧路徑選擇及其績效評估問題研究”（14GL20）；江西省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項目“鄉村旅游精準扶貧路徑選擇及其效應分析”（16ZK35）；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生態補償政策對特別困難地區農戶減貧驅動機制及政策優化研究”（16ZK35）
江西省是著名革命老區，由于歷史和地理等原因導致全省大部分貧困人口主要分布在深山區、庫區和自然災害頻區，涉及贛南等原中央蘇區和特困片區縣58個、國定羅霄山連片特困縣17個，國定、省定貧困縣25個。自2003年以來，江西省對生存及生產環境較惡劣地區的貧困人口實施移民搬遷扶持。2016年江西省完成76萬人脫貧，貧困人口下降到113萬，貧困發生率降到3.3%。貧困地區農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繼續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達到9110元，收入增長率達11%左右。貧困群眾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提升，江西省井岡山市在全國率先脫貧退出。江西的移民搬遷扶貧路徑選擇及取得的成效，形成了獨特“江西版本”。
一、江西移民搬遷扶貧路徑及其取得的成效
（一）財政補助扶貧
建立移民搬遷扶貧資金統籌整合機制，提高搬遷移民扶貧補助標準。移民建房補助由人均3500元，提高到人均4000元。縣城或工業園區移民集中安置點基礎設施建設補助由500元提高到2000元；鄉鎮移民集中安置點基礎設施建設補助由500元提高到1500元；中心村移民集中安置點基礎設施建設補助由500元提高到1000元。對建檔在冊的水庫搬遷移民每年可獲得600元的直補資金。對搬遷移民中的建檔立卡貧困戶及特困戶實行差別化扶持，建檔立卡貧困戶的建房補助在人均4000元的基礎上，每人增加補助1000元；建檔立卡貧困戶中的特困戶，建房補助在人均4000元的基礎上，每人增加補助2000元。對實行差別化扶持后仍然存在困難的特困戶，發放扶貧解困慰問金和生活必需品。
（二）健康扶貧和社會保障扶貧
據調查，因病致貧占比45.25%，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成為貧困戶的主要致貧因素。建立完善的城鄉醫療保障體系，做好健康扶貧和社會保障扶貧有助于保障搬遷貧困移民的健康，防止因病致貧或因病返貧的風險。[1]為此，江西省為移民搬遷貧困戶購買每人每年90元的重大疾病商業補充保險，建立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農合大病保險、農村貧困人口重大疾病商業補充保險、城鄉醫療救助結合的醫療保障體系，貧困移民個人自負費用比例預計將下降到10%左右。同時充分發揮農村最低生活保障、五保戶低保政策、農村新型社會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兜底”功能，確保應保盡保。2016年江西省設定移民搬遷農戶低保標準為月均270元（3240元/年），農村五保戶分散供養標準達到月均290元（3480元/年），分別比國家貧困標準線高出13.5%和21.9%。
（三）產業扶貧
江西省立足貧困區域的特色和優勢，因地制宜地發展不同產業，增強搬遷移民群眾的“造血”功能。江西省已建立“高效產業+農民專業合作社+金融信貸扶持+組織幫扶”四位一體產業扶貧模式，在條件成熟的貧困村開展產業扶貧到戶，一攬子解決貧困農戶發展產業目標不準、資金短缺、經營分散等難題。例如井岡山市因地制宜，培植優勢產業，建立了“一鄉一品、一村一業”的產業群；貧困戶以產業扶持資金、以土（林）地承包經營權參股農民合作社、股份制企業，每年可獲得20%的產業分紅收入。井岡山整合鄉村景點資源，實施“紅色旅游+扶貧”戰略，讓貧困戶分享旅游產業發展紅利；井岡山市開創了“農產品+合作社+電商平臺”“紅色旅游+電商平臺”，利用電商平臺開發“紅土地綠生活”資源，打通農產品外銷渠道。
（四）幫扶就業扶貧
針對搬遷移民開展就業扶貧，對符合條件的移民提供就業創業政策咨詢、就業指導、職業介紹、技能或創業培訓等免費就業創業信息服務，積極開發公益性崗位，優先安排有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就業。江西省針對深山區、庫區和自然災害頻發區的貧困人口較多、扶貧成本高、脫貧難度大的現狀，開創了移民搬遷進城進園新模式，以縣城工業園為龍頭，將偏遠山區貧困群眾搬到城鎮工業園區附近集中安置，并就近到工業園就業，扶貧移民搬遷進城進園集中安置是實現城鄉一體化，不僅解決了工業園區招工難問題，而且穩住了搬遷移民，為其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經濟基礎。鼓勵企業吸納貧困家庭勞動力就業、發展“一村一品”幫扶就業、開發扶貧就業、專崗保障就業和促進剩余勞動力轉移輸出就業等多種有效的就業扶貧政策。[2]
（五）教育扶和培訓扶貧
唯有教育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致貧的落后思想觀念，提升人口科學文化素質和自我發展能力，從根源上阻斷貧困代際傳遞。江西省對貧困戶的子女實施教育扶貧，基本形成了“獎、助、貸、勤、補、免”的學生資助體系，實現了從學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教育扶貧體系全覆蓋。對貧困家庭兒童資助每人1500元，對義務教育寄宿生給予生活費補助，對高中貧困生免除學雜費，對中職學生免學費，對貧困生高考招生傾斜“四個專項計劃”。對特困家庭學生，利用互聯網+的技術，拓寬社會資助渠道，建立“心連心”愛心資助工作平臺，引導企業和社會愛心人士扶貧捐款資助，保障搬遷移民子女接受公平且有質量的教育。同時，組織搬遷移民的技能培訓和勞動力轉移培訓，提高移民的就業能力和勞動效率。
（六）金融信貸扶貧
江西省金融機構對有金融服務需求的貧困戶和能帶動貧困戶脫貧致富企業提供了的信貸支持。商業銀行按1：8的比例提業發展貸款資金，破解貧困地區產業發展缺技術、缺服務、缺資金等問題，促進了貧困地區產業升級。截止2016年7月底，全省貧困戶累計貸款戶數8.5萬戶，發放貸款34.96億元。主要扶持了涉農惠農項目，支持地方優勢產業、新興產業以及重大基礎設施和民生工程建設。在金融信貸扶貧中，開創了“油茶貸”、“光伏貸”“金穗油茶貸”等“一攬子”特色農貸產品，重點支持“公司+合作社+貧困戶”、“龍頭企業+基地+貧困戶”等產業扶貧運作模式，并實施了就業金融扶貧、教育金融扶貧、醫療健康金融扶貧。同時，開展了普惠金融服務，并嘗試“電商平臺+益農信息社+惠農服務點”的服務新模式，從而改善農村金融服務環境。
（七）安居扶貧和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扶貧
江西省2013年開始將居住在惡劣環境的群眾搬遷出來，集中安置在城鎮、園區，解決其住房和就業問題，實施安居扶貧。搬遷農戶不僅可享受低價購房政策，而且享受移民搬遷、農村危舊土坯房改造、貸款貼息、舊房拆除補助等扶持政策。例如，武縣將深山區、庫區和自然災害頻發區的貧困群眾搬遷安置于武安錦城新區，成為全省最大的生態扶貧移民安置小區，對搬遷對象出臺了對拆除原住房并將宅基地用于復耕的農戶，每戶補助3-3.5萬元；[3]搬遷人口，每人補助6 千元；符合危房改造條件的每戶補助1.5萬元。同時通過幫扶安置區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實施安居扶貧。
二、江西移民搬遷扶貧需關注的主要問題
（一）財政資金扶持渠道單一，資金利用效率不高
移民搬遷扶貧安置所需資金扶持的規模大。但目前搬遷扶貧資金來源、渠道單一，主要是財政專項資金。單一行政組織扶貧，加大政府財政負擔和財務風險。財政扶持資金主要以中央、省、市、縣（區）逐級下發的形式，容易導致扶貧開發項目資金滯后，部分資金結余較多，資金粗放式管理，使用效率不高。
（二）搬遷扶貧效果離扶貧目標尚有差距 移民搬遷扶貧主要瞄準深山區、庫區、地質災害區所涉及的縣村。但在實施過程中存在部分扶貧路徑的瞄準偏差，例如扶貧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項目中主要以安置區為單位，涉及到戶的項目極少，貧困戶難以直接從項目中獲得自身利益，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的短期效益明顯，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后續項目管理和維護機制，項目的長期效益較低，難以落實到貧困戶以實現扶真貧的目的；[3]安居扶貧中雖然搬遷戶可以獲取建房補助，但相比于巨大的建房開支和裝修費，建房補助顯得微不足道，大部分移民因此背負上沉重的債務負擔；且安置房的面積、戶型未能滿足貧困戶需求；安置小區的配套設施不全；移民土地資源在搬遷后難以有效調劑，搬遷后食品基本依靠購買，日常生活開支大；移民搬遷覆蓋率較小，整體搬遷任務仍艱巨；貧困戶因資金、技能和土地等資源約束，參與到產業扶貧難度較大，最終“變相”扶持了有資金、有技術的規模農戶和龍頭企業，難以做到扶真貧；貧困戶加入農民合作社、龍頭企業和產業基地因缺少完善的利益聯結機制，處于弱勢地位，未能真正有效維護自身利益，無法實現真脫貧；培訓和就業扶貧覆蓋的面較小，每年有條件接受培訓的人次很少，且培訓內容的實用性不強，難以與市場需求相匹配。
（三）群眾參與搬遷扶貧的積極性不高
江西省在開展搬遷移民調研過程中，發現群眾參與度不高，有些貧困戶不能積極有效配合工作，隱瞞收入，虛報開支，以獲取政府的各項扶持補助，這種落后的“等、靠、拿”懶漢思想嚴重阻礙了扶貧工作的開展。部分家庭常年在外務工未能參與到精準識別工作中來，僅依靠鄰居或其親友提供資料，評估時可能存在偏差。由于部分貧困區域的群眾存在故土難離思想，顧慮無法適應新的安置環境，以及考慮搬遷的經濟成本和重新建立社會關系的社會成本，不愿意參與搬遷扶貧。有些貧困戶嚴重依賴財政資金補貼扶持，對其他扶貧路徑響應度不夠，對“造血扶貧”工程的參與度低，明顯低于“輸血扶貧”。
三、破解扶貧問題及優化扶貧路徑的相關建議
（一）拓寬扶貧資金籌措渠道，提高資金使用效益
打破單一行政扶貧資金渠道，建立多元化、多層次、多渠道的財政資金扶持。堅持政府、市場、社會機制有機結合，逐步建立政府為主導，以銀行等金融機構為主力，企事業單位業、公益性慈善機構為輔助的多元化、多層次、多渠道的資金扶持體系，形成“財政扶貧資金+金融信貸資金+企業投入資金+社會公益捐贈資金”的扶貧資金池。加強對資金撥付、分配、使用監督管理。建立科學合理的資金預算編制體系、完善資金管理內部控制制度，嚴格項目申報、審批、管理、竣工驗收、結算，并實施事前、事中、事后的監督檢查，防止資金截留、挪用等違法行為，扶貧資金使用到真扶貧項目，提高資金扶持效率和效益。
（二）統籌一攬子扶貧，發揮協同效應
由于致貧原因各不相同，在選擇扶貧路徑時需根據扶貧對象的不同需求實施差別化扶持，實施有針對性的幫扶措施，實現精準扶貧。同時，需要統籌運用一攬子扶貧戰略，實施多元化扶貧，并根據扶貧路徑之間的內在關聯度，協同運作，發揮不同扶貧路徑的協同效應，以實現每個扶貧對象受益最大化的目標，做到扶真貧、真扶貧、真脫貧。鼓勵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推進企業參與貧困地區扶貧，幫扶貧困對象就業，并鼓勵其以資金入股、土地資源出租或入股等形式參與企業，增加其資本性收益和工資性收入。對參與貧困地區的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實施稅收減免稅政策，培育有帶動貧困群眾脫貧致富能力的市場主體參與結對幫扶，健全社會幫扶體系，逐步形成全社會參與扶貧工作新格局。
（三）提高貧困群眾的參與度，增強搬遷移民的內生增長能力
提高移民對扶貧搬遷政策知曉度，增強移民脫貧致富的信心和責任心。提高移民參與扶貧工作的積極性，在扶貧項目實施過程發揮移民民主決議機制，使其真正了解不同扶貧路徑的意義所在。制定激勵機制，鼓勵其積極參與產業扶貧、就業扶貧、教育和培訓扶貧，增強移民自身的脫貧能力，產業扶貧中增加貧困移民參與市場機會，使其有能力分享扶貧成果，由“他扶”轉向“自扶”，建立穩定、可持續的內生增長機制。
（四）建立多維度扶貧績效考核體系，加強督查考核
建立經濟績效、社會績效、生態績效多維度的綜合績效扶貧考核體系，采用分類與交叉、定性和定量考核指標，加強扶貧資金的監督和考核，提高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嚴格實施貧困退出機制，嚴格遵照貧困退出標準、程序、核查方法，嚴格評估和驗收擬脫貧的縣市，考慮脫貧的可持續性，確保高質量脫貧。對提前完成貧困退出的實施恰當的激勵制度。
[參考文獻]
[1]張琦，馮丹萌，史志樂.十三五期間開展精準扶貧工作的思考[J].中國國情國力，2015，（9）.
關鍵詞：大學科技園 孵化功能 創新型城市 系統動力學
系統分析
（一）分析方法
系統動力學（System Dynamics，簡稱SD）是由麻省理工學院的Forrester 教授于1956年創立的一門研究系統動態復雜性的科學。它以反饋控制理論為基礎，以計算機仿真技術為手段，主要用于研究復雜系統的結構、功能與動態行為之間的關系。本文以Vensim軟件為分析工具，利用圖示化編程建立模型；運用結構分析工具研究模型系統結構，數據分析工具研究變量行為模式。
（二）系統邊界
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經濟組織，企業孵化器是經濟實踐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內涵也隨著經濟發展變得越來越豐富。企業孵化器是在一定的環境和條件下，為中小高科技企業提供專業服務和咨詢等相關管理的服務體系，目的在于使中小高科技企業迅速成長，加速科技成果轉化，推動技術創新，這一組織體制通過創造就業機會，實現吸引人才和造就人才的價值增值，是一種促進區域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的新型社會組織。
自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以來，城市創新理論問題的研究逐漸興起，關于創新型城市內涵的研究也有較多探討。創新型城市是現代城市競爭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它需要依靠一定的科技、產業、經濟、體制、人力、文化等核心要素的推動，形成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價值創新體系，從而促進整個城市經濟增長方式的結構性調整，實現城市健康快速發展。
（三）變量選取
企業孵化器與創新型城市建設在理論上存在密切的互動發展關系。一方面，企業孵化器是創新型城市建設的推動力。它可以增強城市的自主創新能力，使較高的創新投入資金獲得較高的創新產出，實現城市科技、人才等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另一方面，創新型城市建設是企業孵化器的拉力器。企業孵化器的良性運營離不開它所依賴的宏觀環境，健全的服務管理體系、良好的創新文化氛圍是企業孵化器持續健康發展的保障。該系統的變量因素主要涉及兩個方面：
一是創新型城市建設的主要變量因素。包括：政府宏觀調控力度、市場機制、相關扶持政策、資本市場的完善程度、技術進步占經濟增長的比重、創新人才比重、創新產業比例、法律體系的健全程度、中介機構數。二是企業孵化器的主要變量因素。包括：外部市場需求、員工的素質與能力、企業孵化環境的整合能力、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率、融資比率、技術創新成本、企業孵化成功率、產學研一體化程度。
（四）模型結構
通過對企業孵化器與創新型城市建設互動關系的簡要分析，兩者互動發展的系統動力學模型如圖1所示。構成系統動力學模型的基本元素包含“流”與“元素”。“流”分為實體流和信息流；“元素”包括狀態變量、速率和輔助變量。本文主要運用Vensim軟件的結構分析工具，來舉例分析企業孵化器與創新型城市建設互動發展模型的結構。
在創新型城市的評價指標中，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占比是一個重要評價指標。在系統流圖中，技術進步占經濟增長比重的循環有38個之多，也體現了這一點。其中一個鏈條較多的包含了10個變量：技術進步占經濟增長的比重、市場機制、政府宏觀調控力度、法律體系的健全程度、外部市場需求、產學研一體化程度、企業孵化環境的整合能力、融資比率、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率、企業孵化成功率、技術進步占經濟增長的比重。
負反饋中的一個重要變量為技術創新成本，其中循環鏈條最多的為9個，包括技術創新成本、融資比率、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率、企業孵化成功率、技術進步占經濟增長的比重、市場機制、政府宏觀調控力度、相關扶持政策、中介機構數、技術創新成本，在循環中變量的作用不斷放大，催生負反饋的自組織行為。
運行機理
機理原是物理學概念，本意指機械內部組織結構之間的互動關系及功能原理，后被其他學科借用。用系統動力學的方法研究創新型城市與大學科技園的互動機理，必須深入以下關鍵點：原始動力性，即兩者互動的動力源，決定著互動發展的狀態及其活力；組織互動性，即城市與園區的組織結構，決定著二者相互作用與有機聯系的深度與廣度；功能導向性，即互動功能的性質與狀態，有利于認識兩者互動產生、形成與發展的內在動因。根據圖1建立的企業孵化器與創新型城市建設互動發展的系統動力學模型，以及模型系統結構變量之間的因果追蹤，本文試圖從以下主體角度來簡要概括企業孵化器與創新型城市建設互動發展的運行機理。
第一，以政府為主體的政策扶持為主導的運行模式主要有三種：一是政府―企業―市場，三者之間的互動運行是一種動態的、螺旋式上升的發展過程。二是政府―高校和科研機構―企業，突出充實本地區人力資本的重大意義。三是政府―高校和科研機構―企業―市場，強調產學研結合是企業孵化器發展的關鍵。
第二，市場―企業。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市場機制、金融活動、法律體系與以孵化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之間的互動運行，突出市場機制、金融活動和法律體系對企業的技術創新都有著重要影響。
在圖1所示的系統因果關系圖中，有兩種動力源，即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兩種動力源的不同作用路徑也形成了大學科技園孵化功能與創新型城市互動的兩種實現模式，即市場驅動型、政府推動型。
互動發展的實現路徑
（一）構建互動生態系統是基礎
一是立足角色，找準生態位。借鑒斯坦福大學與硅谷在大學科技園區與創新型城市互動發展的成功典型經驗，大學科技園區要充實孵化器的角色，孕育創業創新型發展模式。
二是構建系統的內部轉化機制。在大學科技園區與創新型城市雙向互動中，在關切相關利益的基礎上，創新內部轉化機制。如斯坦福成立了第一家大學的技術授權辦公室，專門負責技術研發與成果轉化，后來為其他高校紛紛效仿。
三是注重經驗積累。成功的互動關系來自于不斷的經驗積累，如Gordon Moore（2000）將硅谷經驗概括如下：一是科學家成為管理者；二是把科學商業化、產業化；三是善于識別、創造和捉住機會；四是強調專業化。我國大學科技園起步有10余年歷史（1999年啟動， 2001年首批認定），創新型城市建設時間更短（2006年啟動，2008年深圳成為首個國家創新型城市試點），相對于發達國家60余年的歷史，還有待經驗的逐步積累。
四是創造良好的互動生態環境。以研發及轉化為核心內容，組織各種關鍵資源，營造宏觀與微觀環境，引導相關利益方的積極參與，包括大學之間的互動、政府的介入，特別是對研究的大力扶持，以及各種專門事務機構的完善。相對于市場驅動模式，我國情境下的互動發展還需要破解區域歷史的影響、制度體制的羈絆，如逐步改變資源配置的純行政方式，變條塊管理模式為社區管理模式，解決好屬地高校、駐地高校與地方的關系。
（二）優化系統行為是關鍵
一是優化系統參數。在復雜系統中同時有多個參數需要同時優化，如在圖1中，優化相關扶持政策、提高融資比率、創新融資方式、變資金流的校內循環為校地雙向甚至多向循環，達到相互影響與相互塑造的更深層面。
二是優化系統結構。復雜系統中包括多個狀態變量，如何從中選擇決策所依據的信息源以及如何根據所選定的信息源來決策是系統動力學模型中重要的尋優問題。如圖1中的企業孵化成功率、技術進步占經濟增長的比重、創新人才比重等變量在大學科技園孵化功能與創新型城市互動中成為決策依據的重要信息源。
三是優化系統邊界。系統邊界及邊界條件變化引起系統資源的競爭和再分配。而且引起邊界發生變化的條件是歷史客觀的，涉及的邊界優化也有多個視角。在大學科技園與創新型城市互動中，大學學科群與城市產業群的匹配廣度與深度，直接影響著互動程度；在人才培養方面，大學提供的各類人才的產業適用性由于時滯的存在需要提前預研，這在行業型高校與資源型城市轉型中更加突出；再者，還要突破地域與體制的固囿，在突圍中實現突破。
（三）建設學習型組織是重要的實施策略
大學科技園與創新型城市的互動關鍵在于學習型組織與學習型城市主體的五項修煉，彼得?圣吉認為系統思考的修煉是建立學習型組織最重要的修煉，同時系統思考也需要有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團隊學習四項修煉來發揮其潛力。
第一，以系統思考統領與強化互動發展。以系統思考為統領，在大學科技園孵化功能與創新型城市建設的互動關系中堅持系統觀點與理念，探究互動的發生條件、影響因素，發掘互動的深度、廣度與可持續性，以推進整體融合獲取大于甚至倍于各部分加總的效力。
第二，在開放中實現自我超越。通過大學科技園實現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文化傳承與創新的大學功能協同，并在實現機制上實現超越。創新型城市建設在于升華城市精神，實現資源整合，創新驅動城市發展。實現二者互動，要在對客觀現實正確判斷的基礎上，積極尋求契合點、成長點，并持續推進。
第三，轉變組織心智模式。在大學科技園孵化功能與創新型城市互動中，樹立雙贏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破解固有的行為方式。跳出體制藩籬，在創新型城市建設與服務型政府改革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在官產學研對接中，在服務地方經濟發展中，提高大學的社會認可度，拓展發展空間。
第四，建立共同愿景。轉變大學科技園與創新型城市在體制上游離、運作上并行的現狀，建立基于超越與創新的共同愿景，并提升實現共同愿景的能力。一是挖掘持久動力，把握現代大學價值與城市時代精神的契合點；二是持續接力，不因管理層的變動而大幅度起伏；三是根植于民眾，為社會各階層高度認同。
第五，團隊協作與學習。運用系統動力學工具對大學科技園孵化功能與創新型城市互動進行系統分析，本身就是對創建學習型組織的一個推演。在現實中，促進團隊協作與學習，要營造集群氛圍，通過中介機構與組織創新，提高面對面交流的頻度。以廣視野、寬角度、多領域的團隊推進大學科技園孵化功能與創新型城市創建的互動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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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分析了新疆地方政府行為的特性，探索了新疆經濟增長的特征，通過分析明確了新疆地方政府行為在新疆經濟增長中的推動作用，同時，也找出了新疆地方政府行為在推動新疆經濟增長中存在的不足，從而提出規范新疆地方政府行為的建設性措施。
關鍵詞：新疆；地方政府行為；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同時也引發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尤其是公平與效率、城鄉貧富差距、****、就業、生態環保等。這一時期，政府如何做出有效的行為，為保障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是解決上述問題的焦點。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的縮影以及直接代表，其行為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直接影響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執行能力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并對地方經濟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新疆地方政府行為特性
第一，作為民族自治區，新疆所考慮的利益函數和目標函數具有特殊性。新疆有13個世居民族，還有許多地方民族自治政府，各個民族和各個地區作為一個整體存在有不同的利益目標函數。
第二，新疆鄰接國家和地區較多，因此新疆世居民族和這些國家民族之間具有一定的歷史文化的共同性。而鄰國經濟發展水平也會直接影響本地社會經濟環境的穩定性，因此新疆政府必須保證本地居民生活水平高于鄰國水平以謀求本地長久穩定。
第三，新疆所占土地面積大、資源豐富，但是資源的開發利用以及使其如何變為經濟優勢，如何使不同利益團體得到滿意，將是新疆地方政府采取政策措施必須考慮的重要環節，也是新疆地方政府行為區別于其他地區的核心點。
第四，對多民族共同生活的新疆來說，社會經濟的公平性尤為重要。但是市場經濟不能保證社會經濟的絕對公平性，這就要求新疆地方政府要考慮市場所造成的機會不公平性和社會經濟收入不公平性對新疆的穩定所造成的影響。
第五，新疆地方政府機構設置多、機構人員的組成復雜。造成機構的運行效率低，政策執行力弱，從而使新疆地方政府的協調成本更大。
二、地方政府行為在新疆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一）新疆經濟增長特征分析
第一，經濟增長迅速，但經濟發展總體水平不高。1978-2007年新疆GDP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0.3%，其中第一產業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7%，第二產業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9.73%，第三產業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4.0%。但新疆經濟總體水平不高，2007年GDP為3494億元，在全國排25位。
第二，產業結構日趨合理，第二、三產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日益增強。從改革開放至2007年，新疆三次產業結構中，第一產業產值下降20個百分點，第三產業上升17個百分點，第一產業在經濟中的作用日益減弱，第二、三產業比重增加迅速，產業結構日趨合理。2007年，三次產業分別為18.0∶46.4∶35.6，比例日趨合理，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明顯提高。
第三，地區經濟發展差距不斷擴大。1980-2007年，北疆地區GDP占新疆GDP的比重由61.6%提高到66.4%，增加了4.7個百分點，而南疆地區則由31.6%下降到25%，減少了6.5個百分點。新疆人均GDP最高的克拉瑪依市（62493元）和最低的和田地區（2327元）之間有近27倍左右的差距，而且這種趨勢在不斷地擴大。
第四，二元經濟形態并存，市場體制尚不健全。我國目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體制很不健全，新疆自然半自然經濟和市場經濟二元經濟并存，市場體制不完善。改革開放以來，新疆積極推行市場經濟，市場機制因素的作用逐漸加強，自然和半自然經濟因素的作用逐漸減小，但市場化程度總體偏低，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拉動較小，自然因素在經濟增長中仍然占主要地位。
（二）地方政府行為在新疆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第一，為新疆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提供了制度環境。在改革之初我國選擇的是典型的供給主導制度變遷方式，其選擇的目標是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歸根到底主要是“上靠中央的正確決策，下靠企業和群眾的奮斗，中間靠各級地方政府的貫徹執行和組織推動”。新疆地方政府在我國的漸進式改革過程中與其他地方政府一樣順應了中央政府的意志，積極地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二，為經濟增長提供了較好的投資環境。新疆的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民間投融資力量比較薄弱，所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是主要的投資主體。1978-2007年，全社會累計固定資產投資12642億元。建成了南疆鐵路、沙漠公路、吐烏大和烏奎高等級公路、烏魯木齊國際機場改擴建、通訊光纜等一大批水利、交通、能源等重點項目，使新疆的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條件明顯改善。
第三，提供比較合理的產業政策。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在新疆現代化建設的不同階段，自治區黨委和人民政府都相應地提出了與新疆經濟發展關聯的不同層次的經濟發展戰略，使新疆經濟發展戰略不斷深化和完善。
第四，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環境。搞好民族團結和穩定是關系新疆全局的大事。長期以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和人民政府始終把民族團結和穩定工作擺到突出的位置來抓。一是堅持不懈地對各族干部群眾進行民族觀和黨的民族政策教育，進行漢族和少數民族“三個離不開”的教育；二是在搞好民族團結的同時，地方政府還堅持不懈地、深入扎實地抓好穩定工作。
三、地方政府行為在推動新疆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不足
（一）政府在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工業化進程的作用薄弱
第一，產業層次低，比較效益差。改革開放以來，新疆地方政府結合新疆的實際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需要對產業結構進行了適當的調整。但三次產業間的比例始終不合理，這是造成新疆與東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根本原因之一。2007年，新疆三次產業結構與全國相比，第一產業高7.4個百分點，第二產業低9.9個百分點，工業低14.8個百分點。
第二，重工業的比重過重。2007年，新疆重工業占鄉及鄉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77.4%，比全國平均水平（64.3%）高出13.1個百分點，其中采掘工業和原材料工業型工業所占比重為28.1%和39.5%。
第三，工業化進程緩慢。從產業結構變化看，1992年新疆第二產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一產業，使新疆初步完成了工業化前期的準備階段，相當于全國1970年的水平，滯后全國22年；1997年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過了第一產業，這標志著新疆正式進入工業化初期階段，滯后全國27年。目前新疆工業化水平仍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中心城市工業化程度較高，絕大多數縣市工業化水平還很低。
（二）地方政府政策不夠透明，政策體系不太完善
關鍵詞：經濟發展；海南黎族；服飾文化；傳承保護
海南黎族作為一個歷史文化傳承深遠的民族，在服飾文化方面有其獨到的特點。對海南黎族進行經濟開發，將其獨特的歷史文化和民族風俗作為重要的賣點、熱點是必然趨勢。不過，考慮到民族文化的獨特性，有必要在經濟活動中對黎族服飾文化進行保護。只有施行完善的服飾文化保護政策，才能確保黎族服飾文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會被其他文化所沖擊。
一、海南黎族服飾文化的特色
1.民族文化的代表性
海南黎族服飾文化是黎族特有的精神文化、習俗、傳統和藝術文化、藝術特色的集大成者，是民族文化的經典代表。透過黎族服飾文化的特征，就可以深入了解到其中所蘊含的民族文化特點。海南黎族服飾文化的重要載體就是黎族的織錦，它被評為“海南敦煌壁畫”，是古代的“歲貢極品”，這就足以看出這種織錦的品質高端，文化研究價值高，具有極強的保護價值。在現代經濟發展中，這種堪稱“皇家貢品”的民族藝術文化寶藏成為重要的發覺點之一。在某種意義上說，黎族服飾文化在織錦上體現的最為全面，海南黎族的文化在服飾文化上的體現最為全面。黎族服飾文化直接代表了黎族獨特藝術文化的最高水平。
2.民族服飾藝術的唯一性
海南黎族服飾文化與眾不同，具有極高的唯一性，是當今各民族之中保存最完善、藝術性最強、風俗特點最濃厚的一種藝術形式。黎族服飾文化的唯一性首先表現在制作工藝的唯一方面。黎族織錦是當今黎族最具歷史文化價值的工藝，具有長遠的歷史發展底蘊，與本地的棉花種植量大、棉花質地優良、礦物質染料豐富、資源豐富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更是黎族特定的歷史發展環境和文化氛圍發展的必然結果。黎族服飾文化發展的第二個表現就是在制造工藝上加入了藝術性的設計理念，融合了黎族的文化傳統、信仰、勞動環境和生活氛圍、情趣主張等重要內容；比如黎族服飾文化中的“龍被”，工藝先進、觀賞價值和工藝價值世所罕見。這幾個方面的表現，讓黎族服飾文化唯一性的特點格外突出。
3.過往文化傳統的延續性
黎族的歷史發展進程比較統一，文化傳播的脈絡較為明確，這使得黎族文化整體上表現較為明確和完整。以黎族服飾文化特點為例，它的發展過程，所涉及到的祭祀符號、家族標志、文化符號、傳宗接代、愛情信物等方方面面都有著比較系統的文化指向性。什么樣的符號代表什么樣的意義、什么樣的造型傳遞什么樣的感情、什么樣的圖案代表什么樣的意義都非常明確，且具有一定的歷史傳承特點，是一種在族內具有良好的延續性和系統架構的文化體系。從古至今，黎族的服飾文化傳統都保留的非常完整，很少受到外族的文化干擾，具有一定的獨立性。至今黎族的服飾文化依然保留的很好，且一直在貫徹和落實，在老年一代向青少年一代的傳遞中甚少遺漏，文化傳承延續的特色非常鮮明。
二、現代經濟條件下黎族服飾文化的保護與傳承
1.經濟和商業模式的引入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講，對黎族服飾文化進行開發是必然。引入適當的經濟政策和商業合作模式，在不損害黎族服飾文化特色的基礎上，通過良好的經濟政策和商業模式為黎族服飾文化的崛起和商業化提供動力，這也是讓黎族服飾文化在現代社會發展中成功轉型的關鍵。沒有現代經濟政策的支持，沒有恰當的商業模式支持，黎族服飾文化可能會遭到外來文化的破壞，可能無法在雜亂的市場環境中保持獨立性，一旦黎族的服飾文化遭到損壞，想要重新彌補就會非常困難。要注意經濟政策傾斜的同時，加大對商業合作模式的管控力度，確保以正規的投資者、商業經營計劃和運作方案來開發黎族服飾文化，開發服飾產品的多元化，避免經濟開發和運作過程中出現不良現象。
2.專業文化傳承人才的培養
黎族的服飾文化本身在傳承過程中保護的很好。不過這只是在原來的歷史文化特征中進行傳承。一旦引入現代化的經濟制度和商業模式之后，傳統的文化保護策略可能就無法發揮作用。對此，相關部門、政府應該考慮引入專業的文化傳承培養人才，以對現代化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充分了解，對黎族服飾文化的深入了解來參與到文化傳承保護中來。要制定詳盡的保護策略，對商業合作項目、經濟合作項目、方案以及未來的發展價值、意義、影響等各方面進行評估和審核，找到其中存在的風險制定彌補方案，切實做好經濟開發過程中的文化保護。
3.文獻資料的錄入和保存
傳統的黎族服飾文化在傳承方面主要依靠的是本族文字傳承和語言行動上的感染、言傳身教。在新的經濟發展形勢下，這樣的傳承方式略顯薄弱。可以考慮讓熟悉黎族語言文化的人士參與到文化傳承與開發中來，將黎族的服飾文化以文獻資料的形式記錄下來，開發成系統、全面、完善的文字內容，遞交給政府或相關部門作為檔案材料保管，確保文獻資料可以保存起來。這些文獻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可以為經濟開發提供更直觀的參考，避免經濟行為發生不良的后果，破壞了原有的服飾文化氛圍。除了做基礎性的文獻資料整理之外，還可以考慮將這類資料進行整合，制作科研課題，提供學術研究，促進文化部門、研究人員對黎族服飾文化有更深刻的接觸，加快服飾文化的開發進程。
4.基于現有文化特色的創新和發展
為了讓黎族服飾文化能夠迎合現代經濟發展的需要，政府部門必須注意對這些文化資源進行大膽的創新應用。比如黎族的服飾種類、常用的圖案、在不同場合的圖案蘊含的意義等，進行現代化的加工和開發，通過服飾展覽、服飾設計、工藝研討會、旅游景點開發、農家住宿旅游等各種形式在黎族服飾文化中加入現代商業元素和經濟理念，用創新性的舉動推動黎族服飾文化的開發，為黎族服飾文化在新時代背景下發展壯大提供多元化的途徑和方式。現代社會，黎族服飾文化如果不順應時代進行改變和創新是無法滿足經濟開發需要的，在保留其特色和底蘊的前提下進行多元的嘗試，賦予黎族服飾文化新的生機和活力，對推動文化的傳承有重要意義。
三、總結
黎族服飾文化的傳承與保護在現代社會面臨著很多困難，通過經濟開發的形式來賦予黎族服飾文化全新的生機與活力是重要內容。不過考慮到黎族服飾文化的唯一性、代表性，在進行大膽的改革創新之前，做好文化保護研究非常重要。依托專業人員的指導和參與，依托較為嚴格的合作方式審核和經濟政策的保護性傾斜，大膽開發多元性的商業合作模式，引入社會力量和投資者參與到黎族服飾文化的開發和創建中，這對于黎族服飾文化的現代化發展有良好的推動作用。（作者單位：1.桂林理工大學；2. 桂林理工大學；海口經濟學院旅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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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西部民族地區;旅游專業化;資源祝福;資源詛咒
【作者】何昭麗，新疆大學旅游學院副教授、博士;孫慧，新疆大學新疆創新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導。烏魯木齊，830046
【中圖分類號】F592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5）01-0160-007
BLESSING OR CURSE？ ON THE EFFECT OF
TOURISM SPECIALIZATION TO ECONOMY
IN WESTERN MINORITY REGIONS
He Zhaoli ， Sun Hui
Abstract：
The rich natural and folklore tourist resources lay a solid foundation to enhance degree of tourist specialization in western minority region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quilibrium effects between“income effect”and“resource-transfer effects”of tourist specialization. It conclud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t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s an inverted u-shaped curve. When tourist specialization is less than 041， it shows the blessing effect， when tourist specialization is more than 041， it shows the cursing effect.
Key Words： western minority regions; tourist specialization; resource blessing; resource curse
引言
旅游專業化程度通常采用旅游收入占GDP 的比重來衡量，主要反映一國或地區的旅游業繁榮度（也有學者稱之為旅游依賴度）[1]。
Lanza & Pigliaru從“旅游專業化”的角度對旅游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是旅游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新突破，從此旅游專業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成了學術界關注的新的焦點。二者的關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旅游專業化對國家經濟增長是有利還是不利;二是旅游專業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因國家規模不同而有差異。[1]Lanza，Temple et al對旅游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正向關系提出質疑，因旅游行業的效率潛力低于其他行業。盡管如此，他們認為，從長遠來看，一個國家的旅游專業化是不損害經濟增長的。[2]
很多研究認為旅游專業化有利于國家的經濟增長，且增長率高于非旅游專業化的國家。Brau，Lanza et al 將樣本按照小國家、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成員國、產油國和旅游專業化國家和非旅游專業化國家的分類，應用橫截面分析顯示當小國專業于旅游發展會使經濟增長更快，旅游專業化有益于經濟增長。[3]Sequeira 認為旅游專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確實較高。[4]Holzner研究顯示旅游專業化的國家經濟發展更快，且其工人階級有更高的教育層次;旅游對于國家總輸出有積極影響。Holzner的研究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其控制初始產出水平、人力資本、物質資本的影響后，旅游專業化較高的國家仍具有較高的經濟增長率、投資率、中等學校入學率、對外開放度和稅收。反映了旅游不僅作為一個產業部門直接促進經濟增長，同時還通過對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的提升來間接促進經濟增長。[5]
也有部分研究顯示旅游專業化對國家的經濟增長具有閾值。Adamou and Chlorides認為旅游專業化低于一定的閾值時，旅游專業化越高經濟增長率越高;當超過某閾值時，旅游的高度專業化會使旅游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變小，直到消失。[6]Po and Huang將88個國家按照旅游收入占GDP的百分比，即旅游專業化的程度分成三個組，研究顯示旅游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非線性關系及閾值的存在。當旅游專業化程度低于405%或高于473%時，旅游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當介于兩個閾值之間時，旅游導向經濟假說不成立，此研究證實了旅游專業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門檻值的存在。[7]Chang認為在旅游專業化門檻值為小于1497%，或處于1497%與175%之間時，旅游發展顯著促進經濟增長;當旅游專業化門檻值高于175%時，旅游專業化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顯著關系。[8]
關于旅游專業化受國家富裕程度及規模的影響、旅游專業化促進經濟增長的原因分析，學者們觀點差異較大。Brau等認為旅游專業化可作為國家經濟傳統影響因素之外的另一獨立因素，且認為對于規模小的國家，旅游專業化有利于經濟增長。Copeland 和 Brau等認為旅游專業化通過改善國家的貿易條件會加快其經濟增長。[9]Lanza和 Pigliaru認為旅游專業化國家一般都規模較小，且因具有高品味度、高豐度的自然資源，利于發展旅游專業化，從而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10]Sequeria 和 Campos分析旅游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情況，發現其只在非洲國家存在顯著貢獻;在拉丁美洲國家以及旅游專業化國家（旅游收入占出口比重在 10%或20%以上）中，存在消極影響;其余樣本中未發現明顯關聯效應。[11]Figini and Vici按照小型國家、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成員國、產油國的分類進行橫截面數據的兩組時間樣本（1980-1990 和 1990-2005）研究顯示：在1990年以前旅游專業化有助于經濟增長，從1990年開始二者關系變得較弱，顯示了旅游專業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隨時間而變動;小型旅游專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并不一定大于小型非旅游專業化國家，因此作者不支持通過大力發展旅游促進經濟增長。[12]
雖然一些小國家因具有高品味度、高豐度的自然資源，利于旅游高度專業化發展，但旅游專業化對經濟的消極影響也不絕于耳。雖然旅游業可以通過消費收入、乘數效應等方式促進經濟規模增長，但大量的案例和理論顯示了旅游高度專業化即旅游依賴度高可能會產生荷蘭病效應、擠出效應等負面影響。我們通過對以下國內外近年來旅游高度專業化對經濟的現實影響來分析。
歐債危機爆發引起對旅游專業化與去工業化關系的反思。歐盟一些國家因歐債危機經濟發展受損嚴重，使旅游發展去工業化現象凸顯出來。因為“去工業化”是導致歐洲陷入危機不能自拔的一個主要原因。[13]工業實力弱的國家更容易陷入危機，如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及愛爾蘭等國。
以第一個受危機影響倒下的希臘為例。希臘債務危機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國際競爭力差，經濟主體并非為工業經濟，而是以旅游業為主要支撐。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導致世界各國的出游人數大量減少，這對以旅游為經濟命脈的希臘造成很大沖擊。且希臘的進口大于出口，為長期貿易逆差，且出口產品以初級加工產品為主，高科技產品缺乏。希臘的資源配置極不合理，為了大力發展旅游業和航運業兩大支柱產業，希臘加大了對旅游業及其相關的房地產的投資力度，并且投資規模過大，超過自身承受能力，導致負債增加。截止到2010年希臘的債務總量達到3286億歐元，占GDP的142%。以2010年為例，以旅游業為代表的服務業在GDP中的占比達5257%，其中旅游業占比大于20%，而工業和農業占比分別為1462%和327%，遠小于旅游業占比。旅游業作為希臘的主體經濟，其快速發展反過來對工業進一步形成擠出效應，使希臘過早“去工業化”，因為工業化時間短，且受自然資源條件所限，所以其產業結構不盡合理，工業制品主要依賴于進口，其低附加值的產品出口競爭力受到亞洲新興國家的削弱，導致貿易赤字增加。在一些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希臘在受到外部沖擊時經濟嚴重惡化。
與希臘相似，其他受危機影響嚴重的國家危機發生前的服務業和地產業發展勢頭迅猛，與旅游業的繁榮有密切關系。因為大量外地游客的涌入增加了餐飲和住宿的需求，造成旅游地產、相關服務業的虛假繁榮，使得大量資金、財政投向消費業，從而使得工業發展轉型升級面臨更大挑戰。總體來看，受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影響較大的幾個國家都屬于經濟過度依賴于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制造業和旅游業，實體經濟空心化現象嚴重。隨著貿易全球化的發展，這些國家喪失了勞動力的競爭優勢，旅游業發展受到影響，工業發展又落后，導致產業結構不能及時調整，從而難以應對經濟危機。這種因某國的某一初級產品部門異常繁榮而導致工業等其他部門衰落的現象被稱為荷蘭病效應，經濟學家常以此來警示經濟對某種相對豐富的資源過分依賴的危險性。如Javier Capo對西班牙旅游和經濟發展關系的理論及實證研究發現，由于西班牙憑借得天獨厚的旅游資源，盡管發展成了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國家，但因為經濟對旅游業的過度依賴，旅游業發展占據了大量土地、勞動力、資金等生產要素，制約了西班牙其他產業的發展，造成其經濟長期增長緩慢，遠落后于歐盟其他國家，西班牙被認為患上了因過度依賴旅游業引起的“荷蘭病”。[14]
關于旅游專業化的跨國研究已成為熱點，但國內研究才剛剛興起，且對于西部民族地區尚缺乏關注。中國西部民族地區近年來旅游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如貴州2012年的旅游專業化程度接近30%。且各地政府仍計劃進一步提升旅游專業化程度，因此亟須對西部民族地區旅游專業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在現階段是正向關系還是負向關系，是否存在閾值等問題的研究，這將有助于政府對旅游發展進行合理規劃。
一、西部民族地區旅游專業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理論分析
旅游業發展需要以集聚的形式展開，集聚于旅游景區或旅游中心小鎮。[15]因為產業集聚，所以各主體的行為發生相互作用，必然會產生一定的外部效應，因而旅游業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外部性特征。[16]旅游業的外部性特征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是旅游消費帶動其他產業發展的收入效應;其次是旅游發展對其他產業造成的資源轉移效應。
（一）西部地區旅游發展的收入效應
旅游發展的收入效應包括旅游業發展帶來的直接經濟收入，及帶動其他產業發展的間接收入。旅游業作為一種經濟產業，因旅游者消費旅游產品的活動產生直接或間接收入效應。無論旅游發展是依托于自然資源還是人文資源，旅游業的落腳點都歸根于旅游者的消費活動。旅游消費活動是以旅游產品為基礎，旅游產品包含旅游資源。旅游消費不僅為旅游業創造收益，還促進一些相關產業的發展。從旅游發展帶動經濟增長的角度看，我們認為旅游業的收入效應大于旅游自身因旅游消費而產生的銷售產品收益。
旅游發展具有直接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應。旅游的過程是消費的過程，旅游消費雖有別于其他的一般物質消費，但卻從屬于居民消費，因此也是最終消費需求的組成部分。投資、凈出口以及最終消費等共同構成了國內生產總值。旅游消費的增加部分將直接作為GDP的增加部分，可見旅游消費需求可直接拉動經濟增長。
旅游發展具有間接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應。從產業關聯角度看，旅游產業具有綜合性強、前后向關聯度大的特征，因而具有較強的乘數效應。旅游消費活動圍繞著食、住、行、游、購、娛展開，每一項活動都依附于不同的行業提供基礎設施及服務。如與交通設施相關的鋼構、石材業;與酒店建筑設施相關的水暖建材業;與游客飲食相關的種植、畜牧業;與游客購物有關的輕工業等。因此旅游的發展能帶動眾多產業發展及相關就業，從而間接拉動經濟增長。
（二）西部地區旅游專業化的資源轉移效應
旅游專業化的資源轉移效應是指因相關資源更多投入到旅游業發展而轉移了其他產業發展的資源，繼而影響其他產業發展的效應。
旅游作為經濟發展的要素，與經濟系統中其他要素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旅游業發展離不開飯店、交通、景點等基礎設施，旅游目的地旅游專業化程度越高，當地政府相對越重視對基礎設施的投入，旅游專業化程度越高也更易推動旅游房地產投資，這些都將影響到制造業等工業部門的投資總量。旅游服務所需勞動力數量大、層次低，旅游專業化越高就可能將越多的勞動力吸引到旅游服務部門，從而形成對制造業部門的勞動力轉移。旅游專業化越高，政府就越重視旅游業發展，因而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旅游部門而減少了對其他產業的投入。旅游專業化越高的地區，旅游在經濟體中所占地位越高，政府也愈加重視旅游生態環境，為維護旅游產業的“無煙產業”特點而犧牲其他產業建設的內容。當然旅游專業化越高的地區，旅游部門也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政策傾斜，增加尋租和腐敗行為導致制度質量下降，形成制度弱化效應。
可見旅游占經濟比重越高，即旅游專業化程度越高，則旅游對其他產業部門的資源轉移效應將越明顯。
（三）旅游專業化對經濟增長影響：旅游收入效應與資源轉移效應的均衡
經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旅游對經濟增長具有兩種方向相反的作用，即旅游的收入效應和資源轉移效應，而最終的凈效應則取決于二者之間的折衷效果。[17]當旅游業收入效應大于旅游資源轉移效應時，旅游對經濟增長為正向關系即祝福效應;當旅游收入效應小于旅游資源轉移效應時，旅游對經濟增長為負向關系即詛咒效應。
某個地區的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能是線性關系：一直表現為祝福或詛咒，也可能是非線性的關系：祝福與詛咒相互轉換。國際學者通過跨國樣本的最新研究顯示旅游專業化與經濟增長之間呈現倒U型曲線關系，當旅游專業化程度小于倒U型曲線的拐點值時，旅游對經濟增長表現為祝福;當旅游專業化程度大于倒U型曲線的拐點值時，旅游對經濟增長表現為詛咒。本文將按照此思路實證研究西部民族地區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是線性關系還是非線性關系，從而判斷是應該控制旅游專業化程度以保持其適度發展還是繼續提高旅游專業化程度，使旅游業在西部民族地區中占比越高越好。
二、西部地區旅游專業化對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根據經濟增長理論，資本、勞動力、技術、制度都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根據新經濟地理相關理論，旅游發展對區域經濟內部結構存在影響作用。因此在對這兩種理論闡釋具有代表性的索洛增長模型和Sachs和Warner（1995）模型[18]的基礎上，將資本、勞動、技術、旅游發展及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的經濟要素納入到經濟增長模型，從而考察旅游專業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觀點：旅游專業化并非總能成為經濟發展的福音，也未必總會變成經濟發展的詛咒。而其對經濟發展有利與否，將取決于區域自身的旅游收入效應與資源轉移效應的均衡結果。因此可通過建立旅游專業化及其平方項為解釋變量、經濟增長速度為被解釋變量的面板數據回歸模型來考察二者的關系。為進行全面客觀的評價，模型將加入其他對經濟增長有重要作用的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并且為了考察旅游專業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非線性關系的存在性，將引入旅游專業化的二次方項，構建如下基本的靜態面板數據回歸模型：
式（1）中，被解釋變量g表示經濟增長速度，用人均GDP增長率表示;InYit-1表示滯后一期人均GDP自然對數;TS代表旅游專業化，TS2是其平方項;X為將要引入模型的其他控制變量所組成的向量集，控制變量分別為固定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水平、科技創新能力、對外開放度、制造業發展、基礎設施、產業結構、政府干預程度等;i和t分別代表西部民族地區各截面單位和年份，按照國家對宏觀區域經濟格局的劃分，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因數據缺失本文的研究對象不包括）。其中，α0～α4為待估參數;δ為隨機擾動項。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滯后一期人均GDP自然對數的引入主要目的是減少各截面單位初始經濟水平的差異，降低經濟發展的慣性對分析結果產生的干擾。模型中除了將旅游專業化及其平方項作為解釋變量，同時還引入其他控制變量，原因是考慮到宏觀經濟系統的龐大復雜，經濟增長因素眾多，旅游發展過程中旅游與各經濟活動時有相互摩擦，旅游業發展對各要素的擠入擠出效應等，在遵循科學性、可行性、針對性的前提下設定了本文的控制變量集。
（二）指標說明
以上各變量的計算描述參見表1，這些變量基本包含了主流經濟增長理論中的重要因素，也反映了旅游專業化對經濟影響的一些至關重要的傳導變量。據此，將本文所構建的經濟增長回歸模型展開如下：
被解釋變量為人均GDP增長率，不過其統計數據缺乏完整報告，但GDP增長率和年平均人口數據可通過統計年鑒獲得。因此我們可以運用GDP增長率和年平均人口進行推導獲得人均GDP增長率的數據，關系式如下：
第t年人均實際GDP增長率=（第t年實際GDP增長率+1）×（第t-1年平均人口/第t年平均人口）-1（3）
在模型（1）、（2）中，若旅游專業化TS及其平方項的系數α2、α3均顯著不為零，則根據α2、α3的符號可以判斷旅游專業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1）若α2>0、α3
表1經濟增長模型的變量定性描述
（三）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2000-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旅游統計年鑒》及副本的各指標數據，針對西部11省區（除外）對上述理論進行實證分析，本文通過計量模型對西部民族地區的旅游專業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旅游對經濟的祝福與詛咒檢驗。
（四）模型估算結果
本文主要考察西部民族地區旅游專業化與其他經濟要素共同作用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傳統的時間序列數據和截面數據無法充分把握數據信息，已導致由自由度損失而形成的估計偏誤;但是面板數據模型能夠控制個體差異的異質性，且能夠擴充樣本信息，降低變量之間的共線性，而顯著提高估計的效率;因此，當前面板數據估計已成為驗證經濟理論、進行經濟學實證分析的重要方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主要運用面板數據模型開展實證研究。
本文主要估計解釋變量系數所反映出來的西部地區樣本整體性效應，所以考慮面板數據的混合最小二乘回歸、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模型三種形式，通過F檢驗、Hausman檢驗顯示應選擇固定效應模型，且通過Modified Wald檢驗和Wool-dridge檢驗表明方程的殘差存在異方差性和自相關性，采用Stata軟件中的xtscc進行修正。模型的參數聯合檢驗理想，模型模擬效果較好，變量系數及其顯著性檢驗見表1，另外常數項為0052，不顯著，在表中未顯示。
檢驗結果發現西部民族地區旅游業專業化程度的一次項系數為正，二次項系數為負，二者均在1%水平上顯著，拐點值為041。說明西部民族地區旅游業專業化程度與經濟增長率呈現倒U型的曲線關系，當旅游專業化逐漸增大，并向右靠近拐點時，旅游對經濟的影響逐漸由祝福轉變為詛咒效應，反映出旅游發展過程中具有一定規模效應，且邊際效應遞減。西部民族地區實現旅游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的最佳旅游專業化程度均值為041，表明在旅游專業化程度小于041時，旅游專業化對經濟增長表現為祝福效應，當旅游專業化超過041時旅游專業化表現為詛咒現象。說明旅游業專業化程度存在一定臨界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否則會因過度依賴旅游業而導致旅游詛咒。
表2旅游專業化與經濟增長關系模型估計結果
此研究的政策啟示為：根據西部民族地區的固定資本投資狀況、人力資本水平、技術創新能力、對外開放度、基礎設施、政府規模等綜合因素的影響前提下，當前西部民族地區發展旅游業表現為祝福效應而非詛咒效應。目前，眾多西部民族地區旅游專業化程度都遠低于拐點值041，因此西部民族地區旅游發展還有較大空間，可進一步提高旅游業在經濟中的占比，但應控制旅游收入不能超過經濟總量的041，否則旅游將會表現為詛咒效應。但是對于如何發展民族地方旅游還需更多案例支撐，因不是本文論證重點，在此不做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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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腹腔鏡；肝硬化；膽囊結石
[中圖分類號] R657.3+1；R657.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1）11（c）-047-03
Feasibility and efficacy analysis of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treating liver cirrhosis merger cystic and calculus
TENG Fangqiu
Department of Surgery, People's Hospital of Jingzhou County, Hu′nan Province, Jingzhou 4184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and efficacy analysis of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treating liver cirrhosis merger cystic and calculus. Methods: 68 liver cirrhosis merger cystic and calculus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patients in treatment group were treated by laparotomy,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by laparoscopic, each 34 cases. The indexes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the two groups in sex, age composition and live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P>0.05). The control group in peri-operative bleeding [(192.1±42.6) ml], operation time [(122.6±25.4) min], postoperative fasting time [(2.7±0.9) d] and postoperative hospitalization time [(9.3±1.8) d]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79.9±38.7)ml, (63.3±21.8)min, (1.0±0.6)d, (4.2±1.1)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control group in postoperative 1 and 7 days total bilirubin[(33.7±9.9), (19.6±6.2) μmol/L] an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188.9±22.6), (46.2±13.1) U/L]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26.3±7.2) μmol/L, (16.9±7.3) μmol/L, (137.1±11.5)U/L, (38.0±6.8)U/L],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rest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Laparoscopic oper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cholelithiasis combined with liver cirrhosis scheme is safe and feasible, which can obtain satisfactory curative effect, and it is deserved clinical widely.
[Key words] Laparoscopic; Liver cirrhosis; Gallbladder stones
有研究表明，隨著國內圍術期治療的完善和發展，由于腹腔鏡器械的改進和醫務工作人員技術水平的提高，腹腔鏡膽囊切除術正在逐步擴大并被廣大醫務工作者和患者所接受，現已有很多關于其用于治療肝硬化合并膽囊結石疾病的報道，并顯示出其具有明顯的優越性[1]。為了探討腹腔鏡手術治療肝硬化合并膽囊結石的可行性及療效，針對我院68例患者進行研究，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我院2009~2011年肝硬化合并膽囊結石患者68例，年齡為39~72歲，平均（53.7±17.4）歲。隨機分為兩組，開腹治療組為對照組（34例），其中，男21例，女13例；≤60歲者25例，＞60歲者9例；肝功能分級child A級27例，child B級為7例。腹腔鏡組為觀察組（34例），其中，男23例，女11例；≤60歲者26例，＞60歲者8例；肝功能分級child A級26例，child B級8例。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構成比和肝功能分級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診斷依據
所有患者肝硬化標準診斷依據《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2]。
1.3 方法
對肝硬化合并膽囊結石患者進行血常規、凝血功能、肝腎功能檢查，評估其行腹腔鏡膽囊切除術的耐受性。對患者行B超檢查，了解其膽囊狀況，主要包括萎縮、管壁增厚、膽總管擴張等，判定該手術的難度，排除膽管疾病。對患者的肝功能進行分級，child A級者不需要做特殊術前準備，child B級者需要進行適當治療和護理，待其肝功能好轉后再進行手術。
采用氣管插管全身麻醉，對所有觀察組患者使用三孔法，氣腹壓控制在8~12 mm Hg（1 mm Hg=0.133 kPa），解剖Calot三角，用吸收夾對患者的膽囊動脈和膽囊管進行夾閉，切除患者膽囊，燒灼其膽囊床，放置引流管。對所有對照組患者取其右上腹經腹直肌切口，解剖Calot三角，分別切斷并結扎膽囊動脈和膽囊管，切除膽囊，縫合膽囊床，放置引流管。術后均給予保肝藥物治療。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6.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處理，計量資料數據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臨床指標比較
兩組患者臨床指標比較結果顯示兩組在術中出血量、手術時間、術后禁食時間和術后住院時間方面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兩組患者生化指標比較
兩組患者生化指標比較結果顯示，兩組在術前總膽紅素、丙氨酸氨基轉移酶、凝血時間（PT）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在術后1、7 d總膽紅素和丙氨酸氨基轉移酶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PT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3 討論
目前，普通外科已經開始廣泛應用腹腔鏡治療肝硬化合并膽囊結石患者，由于其手術操作時間較短，手術過程中患者的出血量較小，術后患者的住院時間較短，腹腔鏡膽囊切除術已經被廣大醫務工作者和患者所認可，成為治療肝硬化合并膽囊結石疾病的“金標準”[3-4]。對患者行腹腔鏡膽囊切除術關鍵的一步就是控制好術中患者的CO2氣腹壓，由于較高的氣腹壓會壓迫患者的血管，從而導致血流變少甚至出現暫時紊亂的現象，尤其是對肝臟的損害更為明顯。如果術中不能控制好患者的CO2氣腹壓，很可能引起肝硬化門靜脈高壓，致使患者的脾臟變大甚至腹壁發生靜脈曲張，從而觸發不必要的并發癥。手術進行前醫務工作者要充分了解患者的腹壁靜脈曲張和脾臟大小的具體情況，避免在手術過程中損傷患者的腹壁血管和脾臟[5]。
本次研究選取患者在性別、年齡構成比和肝功能分級上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對于患者手術適應證把握主要依賴于對肝臟儲備情況的評估。child A級者不做特殊術前準備，child B級者進行適當治療和護理，待改善患者狀況后，擇期行腹腔鏡膽囊切除術，術前要控制好炎癥。
在手術過程中，為了減少對患者肝功能造成的損傷，醫務工作者要使用較低的氣腹壓并減少手術的操作時間，這樣不僅可以減少麻藥的用量，盡量避免全麻藥物對患者身體的毒副作用，還可以減輕患者的肝負擔，可謂是一舉兩得。與對照組比較，觀察組行腹腔鏡膽囊切除術是安全的，且有著微創和術后恢復快等優勢，關鍵是掌握手術技術特點、注重肝功能分級及圍術期處理。在術中嚴格遵守“三管”認清后再處理膽囊管和膽囊動脈原則[6]。不能過分牽拉膽囊管，使膽總管成角，將膽總管誤認為膽囊管而夾閉離斷[7]。由于每個患者的身體情況不同，筆者對所有患者均留置了引流管，這樣可以避免某些患者由于自身凝血機制不好，導致腹腔發生再出血甚至膿腫，減少發生并發癥的可能性。對肝硬化合并膽囊結石患者行腹腔鏡膽囊切除術，不可避免手術會對患者的各個臟器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傷，使得各個臟器的系統功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和改變。因而術后，應監測患者的各個臟器的系統功能，尤其是肝功能。如果發生腹腔引流管出血或者漏膽汁，醫務工作者一定要及時采取措施，馬上治療絕不能延誤病情。本次研究中并未發生出血或者漏膽汁現象。
對肝硬化合并膽囊結石患者行腹腔鏡膽囊切除術，具有諸多優點主要包括手術操作時間較短、手術過程中患者出血較少、術后對患者的肝功能影響較小等。為了使得腹腔鏡膽囊切除術能夠達到更好的臨床療效，醫務工作者一定要把握好該手術的各種適應證、術前做好各種準備、術中對患者進行熟練的手術操作并在術后對患者進行嚴密監測。本次研究結果顯示對于肝硬化合并膽囊結石患者來說，腹腔鏡膽囊切除術方案是安全可行的，能夠取得滿意的療效，值得臨床上廣泛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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