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1-29 18:27:16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關稅制度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水資源優化配置要求使有限的水資源得到合理、充分的利用，為全灌區農業、二三產業、生活、生產、生態5個方面提供可靠的水源，以獲得最大的綜合效益，即滿足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環境效益等多種效益目標，不是單純地追求某一方面的效益最好［4］，這些目標之間存在相互關聯、相互制約以及相互競爭的問題［5］．在基于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條件下，劉艷飛［6］提出要從水資源生態經濟系統整體的角度研究水資源的合理配置，堅持供需雙向協調．梁士奎等［7］提出以人水和諧為目標，在合理確定“三條紅線”控制指標的基礎上，研究不同水資源分配方案下的人水和諧程度．筆者結合灌區實際情況，提出在制定灌區水資源合理分配方案時，應當依照以下6項原則進行水資源優化配置．
1)用水總量控制．灌區地表水資源和地下水資源的可開采量應低于其閾值，不同水源供給各用水戶的總水量不應多于可供水資源量．
2)用水效率控制．農業作物灌溉定額、工業增加值用水定額以及其他生產、生活、生態用水定額都應小于設計用水定額．
3)用水順序控制．首先考慮保證城鄉居民用水，其次考慮二三產業用水，然后考慮農業用水、生態建設用水、生產養殖用水．同一用水對象的不同用水部門也應該考慮用水的輕重緩急，應從人民生活和社會經濟需要著手:生活用水應保證城鄉居民最低的用水需求;二三產業用水應優先滿足重要工業(電力、通訊、交通等部門)用水，其次考慮用水效益高的行業、企業用水［8］;農業用水應優先滿足重要經濟作物和糧食作物用水，同時還要考慮空間(灌區上下游、左右岸)關系等;生態用水方面應優先用于城鎮綠化、環境衛生．
4)用水水質控制．不同水質的水源供給不同的用水對象時，盡量保證優水優用、低質低用的原則．
5)根據限制納污控制紅線，控制污染物入河總量不超過其納污能力［9］，污染物排放濃度不能大于其允許排放的最高濃度，將有限的水資源數量和納污能力在區域間和用水部門間進行合理調配．6)生態環境用水量不得低于保護生態系統需要的最低用水量，包括改善水質，維護河湖平衡，美化居民的居住環境．
2灌區水資源優化配置模式
2．1水資源優化配置模型的建立
基于上述灌區水資源合理分配方案原則，建立多目標多水源合理分配的模型。
2．2目標方程的建立
根據多目標多水源模型建立目標方程。y1為農業需水量;y2為生態需水量(包括水系景觀和環衛綠化2部分);y3為生活需水量(包括農村生活和城鎮生活);y4為二三產業需水量;y5為牲畜養殖需水量;x1為黃河水供水量;x2為地表水供水量;x3為淺層地下水供水量;x4為中深層地下水供水量;x5為南水北調水供水量;a1、a2、b1、b2、c1、c2、c3、c4、d、e1、e2分別為不同水源應用于不同目標的水量值，單位統一為億m3．
2．3結果及分析
在規劃年(2020年)水資源供需平衡的基礎上，結合多目標多水源方程，采用線性規劃和計算機軟件(MATLAB)［10］相結合的辦法合理分配灌區的水資源．經計算，大功引黃灌區不同水源優化配置結果。結合大功引黃灌區社會經濟、水資源開發利用現狀與規劃、水利工程建設等諸多方面的實際情況，基于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下的水資源優化配置綜合分析結果如下:
1)灌區生活、生產、二三產業和城市生態需水量均呈緩慢上升趨勢，農業用水量有所下降．供水區引黃供水呈上升趨勢，地下水開采量減少，考慮適當增加南水北調水來緩解非農業用水．
2)灌區以農業用水為主，綜合效益不高，不利于灌區綜合發展．為更好地實現水資源優化的配置，應加大推行農業灌溉節水技術和灌區高效運行管理模式的保障措施，提高灌溉水保證率，將節約的水資源用于城鎮及工業區發展、灌區生態發展中．
3)在實際供水期間，應考慮充分使用引黃水量指標，適當增加引黃水量用于農業灌溉和生態用水，這樣可以緩解灌區水資源的緊缺狀況，并可有效遏制地下水超采的趨勢，回補地下水;同時改善灌區河道的水質狀況和生態環境，增加環境的濕度，減少地表濕度的光輻射，將對凈化空氣、調節區域小氣候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在地下水埋深較淺、有可能引發鹽堿化的地區則先利用地下水，如沿黃地區或引黃灌區;因黃河持續大量側滲或大水漫灌而導致地下水位偏高，有可能引起土壤鹽堿化，一般在每年8、9月份，地下水位達到最高，應優先開發利用地下水資源，減少引黃水量的使用，將引黃水供給下游缺水區．在不影響河道水環境條件下，可將地表水，用于農業生產和水系景觀建設．南水北調水水質較高，用水成本也較高，可用于城鎮生活和對水質要求較高的工業．
4)灌區上下游統籌管理的問題．由于分散管理使得上下游用水出現上游用水充足、下游無水可用的現象．為了充分發揮工程效益，建議施行統籌管理、統一調度，推廣實行自上而下的配水計劃制定方式，配水計劃具體到各取水口，按時段劃分流量、水量．對整個灌區的水源工程、灌區建設、灌區擴建更新改造、灌區水資源調度等進行統籌安排．
5)水資源實時監測與調控．采用高科技遠程自動化監測、檢測儀器，通過對灌區水資源使用信息的實時監測、反饋，由計算機軟件系統作出適宜的實時水資源優化配置和調度方案，使得灌區管理更加科學化、智能化．
6)灌區要建立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和水資源優化配置相結合的用水管理制度，推進以用水總量、用水定額控制管理為重點的節水防污、生態保護、有償使用、監管并重的水資源管理制度．
3結語
對大功引黃灌區水資源優化配置的研究，涉及社會經濟、生態環境、水文氣象、水利工程建設等諸多方面，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收集的資料不全，時間和經驗不足，研究不夠全面和深入，故對問題的探究做了適當簡化．鑒于水資源優化配置是一個不斷優化、不斷完善的過程，需在以下幾個方面做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1)按照水質進行水資源配置的原則還需進一步完善．
2)缺乏對灌區水資源生態環境效益有效的評價方法和定量的計算分析．
3)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灌區內二三產業對中水的利用將會加大．
關鍵詞:下水；堵塞；質量；施工
作為房屋管理維修單位，經常會遇到下水堵塞返冒，下水立杠及支管的滲漏等現象，有的甚至影響到市容整潔，居民正常生活，人們也經常在媒體上看到下水流淌的曝光，居民因下水滲漏引發的賠償的社會矛盾，甚至一些不道德的居民阻撓維修公用的下水設施，關閉上水閥門，使得樓上居民多日吃不上水，用不了下水，無法正常生活等等，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如何能更有效的解決這些問題，并在建筑安裝施工源頭就處理好這些問題，并加強下水管線的維修維護是很有必要的。
以下我們從建筑施工過程中探討，進行科學的設計，防止管線倒坡，清理施工垃圾，努力提高施工質量，便于交工后的維修，并大力向居民宣傳合理使用下水管線的必要性，提高公民道德教育，加強居民公共意識。
一、為了避免交叉施工中造成管道堵塞現象，在管道安裝前，除應認真疏通管腔，清除雜物，合理按規范規定正確使用排水配件；安裝管道時，應保證坡度，符合設計要求與規范規定及排水管口采用水泥砂漿封口等措施外，還必須采取如下多種技術措施以防止管道堵塞：
1、由于建筑結構需要原因，當立管上設有乙字管時，根據規范要求，應在乙字管的上部設檢查口便于檢修。
2、當設計無要求時，應按施工及驗收規范規定，在連接2個及2個以上大便器或3個及3個以上衛生器具的污水橫管應設置清掃口，在轉角小于135度的污水橫管上，應設置檢查口或清掃口。
3、為了防止存水彎水封破壞，而造成衛生器具內發生冒泡、滿溢現象，嚴重影響使用，應采取如下措施：
1）正壓現象：污水立管的水流流速大，而污水橫支管的水流流速小，在立管底部管道產生的壓力大于大氣壓（正壓值），這個正壓區能使靠近立管底部的衛生器具內的水封遭受破壞。為此，污水管安裝時，連接于立管的最低橫支管與立管底部應保持一定的距離：即當建筑層數為4層以下（含4層）時，其距離為≥450mm；當建筑層數為5層、6層時，其距離為≥750mm；
2）負壓現象：衛生器具同時排水時，而引起管內壓力波動，在存水彎的出口處產生局部真空，當污水立管排流量較大時，在立管上部短時形成負壓的抽吸作用，而造成水封破壞。為此，約束污水立管內產生的負壓，污水立管宜采用粗糙管，對水封的保護是有利的；
3）自虹吸現象：自虹吸對存水彎水封的破壞是衛生器具排水時產生虹吸作用的結果。實踐證明，增大污水橫支管的坡度，有利于水封的保護。為此，污水橫支管安裝時，對于排水鑄鐵管宜采用國家《采暖與衛生工程施工及驗收規范》中規定的“通用坡度”，不宜采用“最小坡度”；對于排水塑料管宜采用“標準坡度”，不宜采用“最小坡度”；
4）毛細管作用：在存水彎的排出口一側因向下掛有毛發類的雜物，由毛細管作用吸出存水彎中的水，使存水彎水封受到破壞。為此，存水彎安裝完畢后，應采取臨時封堵措施、防止存水彎內部被雜物堵塞。
4、排水管道安裝時，埋地排出管與立管暫不連接，在立管檢查口管插端用托板或其他方法支牢，并及時補好立管穿二層的樓板洞，待確認立管固定可靠后，拆除臨時支撐物，此管口應盡量避免土建施工時作為臨時污水排出口。在土建裝修基本結束后，給水明設支管安裝前，對底層及二層以上管道作灌水試驗檢查，證實各管段暢通，然后用直通套（管）筒將檢查口管與底層排出管連接。
5、排水管道施工中，待分段進行排水管道充分膠襄灌水度驗合格后，在放水過程中如發現排水流速緩慢時，說明該水平支管段內有堵塞，應及時查明水平支管被堵塞部位，并將垃圾、雜物等清理干凈。
6、為了保證樓面地漏及屋面管口免受黃砂、石子、垃圾等掉落入排水管內。所有地漏及伸出屋面的透氣管、雨水管口應及時用水泥砂漿封閉，并經常檢查封閉的管口是否被土建工人拆開，一旦發現應及時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管道堵塞。
7、衛生器具就位時，先拆除排水管口的臨時封閉件，檢查管內有無雜物，并把管口清理干凈。如有條件可用自來水連續不斷地沖洗每個排水管口，直至水流通暢為止。應認真檢查衛生器具各排水孔確實無堵塞后，再進行衛生器具的就位。
坐式大便器就位固定后，應將便器內排水口周圍雜物擦拭干凈，并用一至二桶水灌入大便器內，防止油灰粘貼甚至堵塞污水管口。便器安裝后，將排水孔封閉，并采取有效措施，以免污染，造成便器堵塞。浴缸就位后，應在灌水試驗確認排水栓無堵塞現象時，采用塑料布塞住排水栓，并用膠紙封死，防止砂漿及垃圾等落入排水栓，堵塞排水管道，并對浴缸采取加蓋保護措施，防止污染，保證浴缸按原來品質交付用戶使用。
8、在土建進行水磨石地面施工時，應積極配合土建確定臨時排水措施，避免排水管道作其排水通道。
9、排水栓、地漏等處存水彎塞頭在交叉施工中暫不封堵，待通水試驗前沖洗后再行安裝。
二、施工過程中采用以上防堵措施，可有效地避免排水管道發生堵塞現象。
但是，為了確保工程質量，優質為用戶服務，在工程竣工驗收前，還必須按規范對室內排水管道作通水能力試驗。《采暖與衛生工程施工及驗收規范》指出：“室內排水系統，按通水系統的1／3配水點同時開放，檢查各排水點是否暢通，接口處有無滲漏。”根據規范要求，室內排水管道通水能力試驗應自上而下進行或在浴缸、洗臉盆、水槽等用水設備處充滿水，再行通水試驗，以不漏不堵為合格或在便器內丟入2至3張了生紙，觀察氏是否很快被抽吸到污水管道內，并暢通排至室外管井處為合格。室內排水系統通水能力試驗的步驟是：
1）按管路系統的層數先逐個開放給水排水的各配水點，檢查各排水口及立管應暢通無阻，接口處無滲漏；
2）按管路系統每層的給水系統配水點數同時開放1／3配水點，各排水口及立管應暢通無阻；
3）按各管路系統的總配水點數同時開放1／3配水點（一般在最高層），各排水口及立管應暢通排流。
對于設置在地面的地漏，應采用橡皮管引灌，地漏排水口應暢通排放。
對于高于六層（包括六層）的建筑物在竣工前的通水試驗后，還必須對所有的污水立管、雨水立管等進行通球試驗。試驗皮球直徑約為排水管道立管直徑的3／4，皮球從排水立管頂端投入，以落到相應的窖井為合格，否則要查明堵塞位置并予處理。室外管線檢查，應每個立廳同時放水，打開每個下水井蓋，觀察室外井及管道排水是否暢通。
三、下水堵塞維修，必須及時處理，否則，會造成居民家里和庭院的污染，有的甚至流淌到路面，影響市容環境。
應先打開下水井，觀察室外管線是否堵塞，如有堵塞現象，進行室外清掏，竹枇疏通，堵塞嚴重的，可用疏通車進行高壓沖洗，對于室外管線脫節，沉陷的需要挖開管線重新接管鋪設。如堵在室內的話，應該觀察廚房、廁所、地漏等衛生器具的使用情況，來判斷哪個支流管線堵塞，進行疏通，都不暢通的話說明立杠堵塞，需要打開檢查口，用鋼絲繩、鐵線、手動或是電動疏通機等工具進行疏通，并放水沖洗。
從世界范圍看，政府對土地的管理一般采用兩種方式：一種是土地批租制度，一種是以財產稅這樣的財政杠桿來對土地加以管理。土地批租制度是將土地使用權出讓的土地供應制度。政府土地批租主要采取的是土地出讓金制度，一次性付清，土地使用期限到期后再按年交納。在土地有計劃控制批租的前提下，土地出讓金成為政府的一項穩定收入來源，如我國香港地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我國的城市土地的所有權都屬于國家。不過，城市中大部分需要土地作為生產資料投入的經濟活動，都是由國有或者私人的公司進行的，其主體并不是國家。改革開放以來，除了對行政部門以及部分國有企業少量無償劃撥土地外，基本上都是實行的土地批租方式出讓土地使用權。協議轉讓是最初的土地批租方式。由于土地有償使用之初，房地產開發主體很少，勢力較弱，而且房地產商品市場還沒有發展成熟，土地價格機制還沒有有效確立，協議出讓是一種可行的選擇。至2002年，國務院出臺了新的土地批租規定，土地批租一律采取“招、拍、掛”三種市場競爭方式，即招標、拍賣和掛牌公開轉讓，使我國的土地管理制度逐步完善，與國際管理接軌。對采取拍賣、招標以及掛牌公開轉讓方式的批租土地，基本上都是一次性收取土地出讓金。所謂土地出讓金，是土地使用年限的租金資本化，也就是說，是5年或70年土地租金的折現值。因此，交納了土地出讓金的房地產自然不應當再交納土地租金或土地使用費。
實踐表明，無償劃撥土地和協議出讓土地，都不是市場競爭的方式。在國際上流行的競爭性土地批租方式，由于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以及公平性等優點，在我國土地批租方式中最終占據了主體地位，但也出現了較為明顯的“排斥”反應。主要表現為房價的快速上漲以及土地的過度開發利用。雖然房價上漲主要是房地產供求關系影響的結果，但土地批租制度，尤其是一次性收取的土地出讓金，抬高了土地進入房地產成本的初始價格，在我國流轉稅制的進一步放大作用下，轉嫁給了消費者，這無疑為房地產價格抬高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競爭性土地批租方式要適合中國的國情，必須解決其一次性收取土地出讓金的問題。
二、土地批租制度的強化以及土地批租制度的缺點
由于我國地方財政收入有限，而地方財政又承擔了諸多公共服務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職能，為了能在短期內籌措了足夠的收入，通過土地批租制度，政府以土地出讓金的形式提前收取了土地未來幾十年的租金就成了地方征地的最優抉擇。
1、城鎮化導致城市財政支出壓力增長
不斷提高的城鎮化比率要求政府為之提供相應的公共服務，這導致城市財政支出壓力的不斷增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從改革開放初不到20％提高到2000年的36.09％，再到2005年的42.99％。“十五”期間平均每年提高1.38個百分點，目前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已經超過發展中國際平均城市化水平。并且從發展趨勢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城鎮化比率仍會持續提高，這將對城市財政支出提出更高的要求。盡管不斷增長的城鎮化水平也給城市帶來了財政收入，但財政收入增加的幅度不足以應付日益膨脹的城市支出，所以城鎮化水平的提高直接導致城市財政赤字的增加。
2、地方財政收入來源的不足
地方政府收入來源主要有稅收、政府轉移支付、公共服務收費、政府借貸等。其中只有地方稅收可以為地方政府提供穩定、可觀的收入。但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并不徹底，在政府間轉移支付方面存在許多需要改革和完善支出。由于主力稅種基本都被列為中央稅，地方稅的設置和比重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使得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不匹配。忽視可以成為地方財政收入重要來源的物業稅，造成了地方政府憑借現有的地方稅所能支撐的財政支出比重不斷下降。
3、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的不匹配激勵了地方政府謀求非常規收入的動機
在我國，地方財政收入和所承擔支付責任的嚴重不匹配，成為地方政府謀求以土地批租在短時間內獲得大量預算外收入的直接原因。土地批租收入占預算外收入的很大比重，土地批租收入彌補了地方政府財政的部分缺口，還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大量資金。但是，預算外資金的膨脹衍生出了諸多問題，破壞原來預算約束，扭曲了激勵機制，增大了預算管理的成本，影響了公共部門之間的信息流動，從而動搖了決策依據的基礎。同時預算外資金容易滋生腐敗，導致預算外收入分配的不公。
目前我國的土地批租制度確實存在著明顯缺陷。盡管土地批租制度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激發了潛在的經濟活力，但該政策實施后衍生出的問題也開始逐漸暴露出來，且日益嚴重。主要問題有：土地批租的利益分配機制不合理，不利于地方財政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土地批租制度扭曲了資源的配置，刺激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土地批租制度不利于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現行土地批租制度成為推高城市房價的一個基礎性因素；土地批租制度容易造成對弱勢群體利益的侵占，引發不和諧因素；土地批租制度不利于創造就業。
三、物業稅與土地批租制度的協同改革
土地批租制的改革本來與物業稅的改革具有各自的意義，屬于不同的范疇，但物業稅在稅基的選擇上與征收方式上與土地批租制度密切相關。
二者的整合改革，還可以取得“增值”效應。房地產財產稅制的改革可以增加政府稅收收入，減少了政府靠土地批租獲取收入的壓力，有利于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通過土地批租改革降低房屋的土地成本，通過房地產稅制改革打擊房屋的投資炒作，可以收到對房地產市場較好的宏觀調控效果。
物業稅改革和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都需要政府主導推動，而且在市場經濟已經充分發育，市場規模、資本市場等相當成熟的情況下，兩項改革的內外部條件都已成熟，將兩項改革協同推進，不存在可行。
在物業稅稅基、稅率和稅收征管等基礎性制度安排的基礎之上，可以對將來的“協同改革”設計一個合理的方案：一方面，將與房地產有關的但不屬于財產稅性質的稅收分別歸入相應的流轉稅和所得稅稅目，按照國際房地產財產稅制的三要素構建我國的物業稅，合理確定稅率和減免稅范圍，建立我國的物業稅制度主體；另一方面，繼續實行土地批租制，通過公開競爭，確定土地出讓金，然后依據土地出讓金計算各年應分攤的土地年租金后征收地租。對于已經一次納了土地出讓金的房地產，在有效使用期限內免除土地年租金。同時，實行配套改革：在產權登記機關的房地產產權登記以及房地產產權證件上增加土地性狀欄目，明確是否要交納土地年租金以及應交納土地年租金的數量；為減少征收成本，委托地方稅務局征收，并由物業稅納稅人將應納物業稅和應交土地年租金自行統一申報，對不申報或申報不實的，稅務部門可以依據法律或地方規章進行處罰，并在房地產買賣過戶時由產權登記部門把關核驗土地年租的交納情況。
我們可以從居民對產地產的消費、開發商在一級市場的需求以及“同步改革”對相關制度的影響這三個方面來判斷其經濟效應。
1、同步改革不會改變居民對住房的消費行為
雖然取消土地出讓金會降低房屋的購買價格，但增加了屋主的經常性支出，也就不會降低屋主的負擔。實質上，新的方案只是改變過去一次性總付為分期付款。因此，屋主在買房時絕不會不看土地性質，也不會不考慮應按期繳納的土地年租金，輕易改變購房決策。
2、同步改革不會導致開發商在土地競爭性批租時對土地的瘋狂搶購，從而影響房地產市場的供給行為
盡管取消土地出讓金降低了土地的價格，但開發商購買土地不是目的，而是以土地為載體，通過在土地上建造房屋銷售牟利。如果通過競爭批租得來的土地，因為競價過高引起的土地年租金相應過高，則會影響購買人的購買決策。
3、不會對現存的相關社會制度造成負面沖擊
然而十年過去了，即20世紀90年代，這兩年經濟巨人卻走過了截然不同的兩條道路：日本經受了10余年經濟蕭條的煎熬，陷入深深危機之中，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的暴發給日本以致命的一擊，經濟一蹶不振，目前，東南亞各國經濟已開始復蘇，而日本經濟仍在谷底徘徊：內需嚴重不足，財政赤字卻不斷增長，已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0%左右，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高達600萬億日元，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123%。與日本經濟截然不同，至今年6月份，美國經濟已持續增長了111個月，創下了美國戰后最長繁榮時期的新記錄。20世紀90年代，美國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3.5%左右，而通貨膨脹率卻一直保持在2%左右的較低水平，可以說當前美國經濟一直保持了較低的失業率水平，1999年失業率降至4.2%，以至于當前部分美國經濟學家認為，失業率不能再降低了，否則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機制就會消失。居高不下的財政赤字曾是美國經濟增長中的一大頑癥，1993年美國的財政赤字還高達2904億美元，而1999年財政盈余達1230億美元。美國個人收入也有大幅度提高，1999年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75000美元這個令人吃驚的水平。按1996年美元價格計算，去年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8.86萬億美元，占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28%。
眾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最大債權國，美國則是最大的債務國。然而借債最多的美國人日子卻過得有滋有味，興高采烈，而最大的債主日本人卻過得窩窩囊囊，垂頭喪氣，其中原因發人深省，國人應當深思。
信息革命搶占先機
90年代初，美國正式實施“信息高速公路”計劃，把信息技術革命推向，為實施這一計劃，美國調整了固定資本投資結構，增加以信息產業為主的高技術產業的投資。1990年美國在這一領域投資首次超過其他產業的投資，標志著美國開始邁向信息社會。1996年美國對信息技術產業的投資高達2060億美元，是其他產業投資的1.6倍，占美國固定資產投資的35.7%，相當于世界同類投資的40%。據美國商務部和美國電子協會的統計表明，信息產業對整個經濟的帶動作用特別是合理的配置資源的作用十分明顯，目前，信息產業雖占美國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不到8%。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卻達35%。
美國的信息產業不但自身脫穎而出，而且也已深深滲透到汽車、鋼鐵等傳統制造產業中，使傳統產業得到了脫胎換骨的改造。通過計算機的輔助設計、輔助制造、集成制造以及網絡化建設，美國制造業的生產成本大幅度下降，1994年已降至世界最低水平，比日本和歐洲低40%。1990年美國公司推出一項新新產品需要35.5個月，而采用了信息技術，到1995年只需23個月。再如汽車工業，1990年，美國一輛汽車從概念設計到投產需要6年時間，而1994年只需2年。1995年美國新汽車的銷售量從1994年的1420萬輛增加到1540萬輛，增長率為8.5%，創下了1988年以來汽車業最好年景，從而一舉從日本奪回“汽車王國”的桂冠。
而日本對信息技術革命的認識及其政策導向遠不如美國靈敏，19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第四次全國綜合開發計劃”，聲稱要在東京建成“世界都市”，爾后又制定了“休養地法”以適應“國民余暇需求的迅速增強”，結果喚起了在東京大造辦公樓、在地方大建休養地的熱潮，使大量游資被吸引到購買土地、大搞房產上，而對信息產業投入卻嚴重不足。而且8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關于研究開發資源的配置都是平均分配，不象美國那樣，重點突出。政府信息化技術研究開發經費在研究開發費用總額中所占的比例，美歐國家為22-44%，日本僅為3%；信息化技術領域的科研人員，歐美國占總數的13-23%，日本僅占4%；在信息化科技技術高級人才的培養方面，美國碩士畢業人數比日本多2.2倍，博士畢業人數比日本多5.2%。信息化學術論文占總數的比例，美國為36%，日本為9%；專利數量方面，美國為日本的2.9倍。特別是1997年以來，日本企業信息技術投資僅占企業投資總額的20%；而同期美國企業信息技術投資占企業投資總額的比例高達34%。日本經國聯副會長關本認為，日本的信息技術和產業比美國落后10年以上。
據統計表明，在7項信息化技術領域里，日本除了在組件、知識適應系統和傳感器三個領域基本與美國處于同等水平，但在其它四個關鍵領域：通信、計算機系統、信息管理和軟件技術等，美國占據著絕對優勢。日本在信息化領域的落后最明顯地表現在方興未艾的技術和電子商務方面。據統計，1999年底，日本人上網人數為1830萬，而美國1999年5月份人數就達到9400萬。日本電子商務的市場規模與美國相差甚遠，1998年企業間交易額為8.62億日元，電子商務率僅為1.5%，企業與消費之間的交易額更少，1999年僅有3360億日元。目前，日本雖然也掀起了“信息化革命”，但據專家預計，日本信息技術至少在數十年內只能“望見美國的項背”。
全球化下兩重天
美國既是世界上最大市場，又是全球商品和服務的最大供應國。從1984年到1996年，美國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已經由17.7%升到23.7%，成為美國經濟發展的強大拉動力。1996年，美國商品出口額為6248億美元，占世界出口總額的11.9%，美國外貿逆差1876億美元，盈余734億美元，抵消了美國商外貿逆差的約40%。經濟全球化，使美國的外貿依存度從1994年的17%提高到1999年的25%左右。克林頓執政以來，不僅力促國會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區”條約，還努力開拓其他海外市場，有力地擴大了美國商品出口。自1987年以來，美國經濟增長的33%來自出口總額。美國還制定了一項擴大出口的計劃，明確在21世紀初將美國對新興市場的出口額增加到1萬億美元，美國出口在世界出口總額中的比重將從1994年的19%提高到2010年的38%。需要說明的是，美國目前最富出力的是信息產業，其計算機軟件及其服務業占世界市場的份額已超過75%，在全世界3000多億美元信息技術產品貿易中，美國擁有1/3左右，成為緩解美國貿易逆差的重要力量。
資本的全球化，還使美國成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對外投資國和外資引進國。80年代，美國對外投資年均增長率只有6%，到了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明顯加速，據美國《財富》雜志統計，在全球500家大型跨國公司中，美國占有35%；在500家大公司中有8家公司利潤超過60億美元，其中7家是美國公司。截止1996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額已從1990年的4352億美元上升到8000億美元，平均每年遞增10.8%，當年收益近900億美元。有資料顯示，對外直接投資所獲利潤是對外貿易的3倍。可見，美國通過跨國公司對外投資能更有效地在全世界范圍內配置資源，從而達到成本最小化和利潤最大化的效果。與此同時，國外資金也大量流入美國。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從亞洲流入美國的資金高達7000億美元；去年科索沃危機的逐步升級，使資金呈加速度的態勢流入美國。據有關專家估計，90年代以來平均每年約有2500億美元流入美國。平心而論，日本在經濟全球化中也做了大量工作，但與美國相比，卻略輸一籌。1998年，英國《金融時代》評選全球五百家大上市公司中，美國公司占344家，多于1997年222家，而日本公司則從71家劇減至46家，且僅有2家日本公司上榜100名內。1999年全球1000家最大跨國公司中，美國占494家，而日本只有135家，在10家盈利最多的公司里，美國占8家，日本卻1家沒有。
再從投資額來看，1998年日本對外投資為2960億美元，只相當于美國的30%。而在吸引外資方面，更能看出日本保守的一面，日本為了使出口戰略產品具備一定的競爭力，實行嚴密的保護政策，做法是限制“競爭性進口”和外國企業在日本投資設廠。前者包括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在關稅制度方面，日本實行了特別關稅制度。根據這一制度，日本可以征收緊急關稅或者采取關稅配額的措施。對超過配額的進口征收高額二次稅率。日本還針對不同的情況，多次調整進口商品的稅率，以更有效的貫徹政府的外貿政策，加強關稅的保護作用，在非關稅壁壘方面，日本政府通過外匯配額、處匯預算、進口擔保金等制度和措施，對與國內保護產業相競爭的產品，實行嚴厲的進口限制。在推進貿易自由化過程中，采取漸進方式放開市場，并嚴格選擇和限制自由化初期的商品種類。日本的這種做法盡管從某種程度上保護了國內企業利益，但也使外資不能暢通流入的問題日益突出。1998年，日本吸引外資問題只有302億美元，僅相當于美國同期的3.4%，差距十分之大。
制度創新最關鍵
「關鍵詞內部市場、稅法規制、外部化
一、問題的提出
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有一類現象可謂屢見不鮮：跨國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各個子公司，頻繁地進行著大量的國際貿易；企業集團的各個成員，在積極地進行著“互通有無”的經濟活動；許多單位的后勤部門，對內部機構和職工提供著形式多樣的有償服務，等等。諸如此類的內部交易現象，本文統稱為“內部市場”現象。
所謂“內部市場”，是指組織體的內部機構、成員之間通過經濟活動而形成的市場。它是在“內部人”之間照一定的“內部規則”從事交易活動而構成的市場（注1）。內部市場的存在，使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統一市場被分成了內部市場和外部市場，使市場主體所遵循的規則被分為“內部規則”和“外部規則”。這種內外有別的“二元分立”，對經濟發展和制度建設已產生了重要影響（2）。
過去，人們對外部市場普通關注較多，而對內部市場的存在則多予忽視。在制度建設上，人們通常考慮的也是對主體之間的外部交易活動如何進行規范，而對內部交易的規制則疏于建構。但事實上，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內外有別”的兩個市場將長期延續，因此，研究兩個市場及其影響，尤其應是經濟學和法學領域的重要課題（3）。
本文依據參加主體的不同，把內部市場分為兩類：一類是“企業的內部市場”，如跨國公司或企業集團的關聯交易等所形成的內部市場；另一類是“非企業的內部市場”，如機關內設的后勤機構因提供相關服務而形成的內部市場。對于企業的內部市場，雖然研究尚待深入，但已經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如有關關聯交易的研究，有關轉讓定價制度的研究等；對于“非企業的內部市場”，則無論是經濟學界還是法學界，研究都比較欠缺。因此，本文并不準備僅以關聯交易或轉讓定價問題作為重點進行討論，而是要在通常探討的對關聯交易的規制等問題的基礎上，進一步說明對非企業內部市場的制度取舍和規制選擇。
基于上述考慮，本文分別探討以下幾個問題：企業內部市場的成因，以及相應的稅法規制；非企業內部市場的成因，以及相應的稅法規制；同時，還要提出對相關問題的若干思考。通過對上述問題的分析，本文試圖說明：內部市場是引發法律規避，特別是稅法規避的重要誘因，為此必須根據具體情況努力壓縮或清理內部市場，逐步建立統一的市場和統一的法制，增進稅法適用的普遍性。
二、對企業內部市場的稅法規制
價格在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是人所共知的。從經濟學上說，價格可以分為外部的市場價格和內部轉讓定價（transfer pricing）（4）。其中，轉讓定價是在內部的關聯交易中形成的價格。上述的價格分類，本身就是對企業內外兩個市場的承認。
企業的內部市場，是通過關聯企業之間的關聯交易形成的。隨著跨國公司、企業集團的發展，企業內部的關聯交易越來越多，從而已經形成了規模龐大的內部市場。各類企業的內部市場，既可能局限于一國內部，也可能跨越多個國家。對此，我國稅法不僅承認其存在，且規定了相應的規制措施。為了更全面、更有針對性地研究企業內部市場的稅法規制問題，有必要對內部市場的成因做出分析，特別是對其中最重要的經濟與法律方面的原因更應著重探討。
（一）企業內部市場形成的經濟和法律原因
從經濟學理論來看，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建立在完全競爭框架下，已經受到了很多批評和挑戰，無論是李嘉圖（D.Ricardian）著名的比較優勢理論，還是后來的赫克歇爾—俄林（Heckscher-Ohling）的資源稟賦理論，都不能完全解釋當前國際貿易的現狀。尤其是不能很好地解釋：為什么大量的國際貿易在人均國民收入、勞動生產率和資源稟賦相似的國家間進行？為什么會形成規模可觀的內部市場？這使得學者更加注意引入產業組織理論（Industrial Organizational Theory）以及博弈論（Game Theory）等理論來展開分析，從而使傳統理論的研究方向發生了重要轉變（5）。
跨國公司的國際貿易為什么要內部化？與此相類似，為什么國內的企業也大量進行內部交易？對此，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法律經濟學的奠基人科斯（R.Coase）早已作過經典分析。他認為，內部化的實質是通過公司這種企業組織形式來取代市場，以降低交易成本，從而實現比市場調節更高的效率（6）。在外部市場上，由于信息不對稱，充滿不確定性，且各國的法制、各地的習慣等影響交易的因素差異較大，因而企業的交易成本必然過大，從而會影響其效率和效益。而如果采取內部貿易的途徑，則可在很大程度上節約交易成本，減少貿易摩擦，推進貿易發展。可見，貿易的內部化，有其理論基礎和現實基礎。（7）
事實上，不僅在跨國公司的內部存在著大量內部貿易，即使是不從事跨國經營的企業，也可能從事關聯交易。這從我國有關關聯交易的定義中可看出（8）。事實上，企業集團的內部市場之存在自不待言，因為在集團內部的子公司之間、分公司之間、或者它們相互之間極易形成內部市場；即使是非企業集團，也可能由于同其他企業存在著銷售等方面的關系，而形成實質上的內部市場。此外，導致企業之間關聯交易大量發生的原因，除經濟因素外，法律因素也非常重要。從稅法的角度說，在各個國家之間，由于稅法差異而導致的稅負差別往往很大，這是誘導轉讓定價行為大量發生的重要根源。即使在一個國家內部，也可能由于稅制或法制的不統一，而形成不同的稅收管轄區或不同稅負區，從而導致轉讓定價的發生。例如，我國存在著內地、香港、澳門等不同的稅收管轄區，又存在著特區與非特區、優惠區與非優惠區等不同的區域，這必然使企業可能基于自己的利益考慮而進行主體/客體的轉移，從而形成企業的內部市場。
明確內部市場形成的經濟和法律上的成因，對于進行相應的法律規制，特別是稅法規制，是很有意義的。這樣才能因勢利導，有的放矢。
（二）相應的稅法規制
上述經濟性和法律性原因的存在，使跨國公司等各類企業更傾向于通過內部市場來轉讓定價，這不僅改變了通常以市場價格為信號的貿易秩序，使市場關系更趨復雜化，而且也帶來了國際和國內層面的壟斷、不公平貿易、稅收規避、逃避外匯管制等問題，從而對于一國的經濟和法律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并且，其中的負面影響尤為突出。
應當承認，在利益驅動下，企業的內部交易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其轉讓定價等活動自然會存在。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其負面效應就可以視而不見，放任自流，恰恰相反，給予適度的、全面的、有針對性的規制是十分必要的。當然，規制應避免對相關主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
從上述的經濟性原因來看，對于企業的內部化趨勢，稅法是不可能禁止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稅法規制就不需要或不可能。從理論和實踐上說，稅法都可以做出一種抽象要求，即“從事內部交易的主體必須按照獨立競爭原則行事，使它們像不存在關聯關系一樣，從而把內部市場變成一個法律上的外部市場，實現內部市場的”外部化“。這樣才符合通常應有的市場競爭規律，才更有助于提高社會效率和確保社會公平。
針對上述的法律性原因，要加強對內部市場的稅法規制，就需要努力完善稅制，尤其要實現一國稅法的統一適用。因為稅法的統一適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非常重要。即使是由于實行一國兩制而形成的特殊區域，也應通過解決“區際沖突”的辦法來實現企業稅負的公平。例如，可以通過一定的安排，使內部市場活動與外部市場活動的效果類似，從而解決稅負不公等問題。從稅法的角度來講，國家進行相應規制，所要達到的目標，就是要保障財政收入和統一的市場競爭秩序，防止稅款流失和當事人之間的稅負不公。
可見，從經濟上說，企業要實現外部市場的“內部化”而從法律上說，國家要實現內部市場的“外部化”。兩者的角度、目標不同，但都有各自的合理性。
由于企業的內部市場有經濟上的合理性，可能會長期存在，因而對于稅法規制來說，重要的是如何引導其發展。
事實上，各國在制定轉讓定價稅制，或者在其他領域對關聯交易進行規制時，都非常強調“獨立競爭原則”（Arm‘s Length Principle），即強調關聯企業之間的業務往來，應當像“陌生社會”的“陌生企業”所形成的外部市場一樣，這樣的經濟交往才是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正常交易”，也才是稅法或其他相關法律所認可的。否則，如果這些“熟人企業”之間的內部市場不按照獨立競爭的原則進行市場競爭，從而可能形成不同于外部市場的價格，則相關國家機關有權進行相應的調整，以使其行為同獨立的市場主體之間的行為在經濟效果上相一致。
上述原則已在稅法規制的現實中得到體現。許多國家都建立了旨在規制轉讓定價行為的“反避稅制度”，確定了征稅機關對于從事關聯交易企業的應納稅額的合理調整權。這種調整權實際上是對規避稅法的內部市場行為的一種否定。由于內部市場行為較為普遍，因而這種調整權也體現在各類稅法中。
例如，在商品稅領域，我國在關稅制度中完稅價格的確定方面，就規定了海關對于相關主體所申報稅額的確定權；在增值稅制度、消費稅制度等領域，也強調在申報稅額明顯偏低又無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征稅機關享有稅額核定權，等等（9）。又如，在所得稅領域，無論是內資企業還是涉外企業，如果它們與關聯企業不按照獨立企業之間的業務往來收取或者支付價款、費用，而減少其應納稅額，稅務機關有權進行合理的調整（10）。
可見，我國對內部市場的規律集中地體現在關聯交易方面。對于關聯企業及其關聯交易，在稅收征管制度、所得稅制度、商品稅制度中都有體現。這說明，內部市場問題已經進入了現行制度的視野，并已產生了相應的制度回應。（11）
總之，對企業的內部市場進行稅法規制，對于防止國際和國內層面的低稅競爭，確保國家之間與企業之間的公平的競爭秩序，防止國家的“財政降格”，預防財政危機，都有重要的意義。事實上，在國際層面對解決企業內部市場問題已經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從總體上看，盡管目前在制度建設上還有一定的漏洞和缺陷，但在立法規模、層次和成效方面，比規制非企業內部市場的制度建設要好得多。因此，對非企業內部市場的規制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
三、對非企業內部市場的稅法規制
（一）非企業內部市場的存在及其成因
可能是人們認為非企業內部市場對經濟和法律的影響相對不大的緣故，從制度建設到學術研究，對非企業的內部市場問題都關注不夠，相關的制度資源也并不多見。我國目前對此類內部市場所做出的規范，主要是以國家稅務總局的《通知》或《批復》的形式存在的。盡管對這些規范的效力、合法性等問題尚待進一步研究，但這些規范實際上確實在發揮著“規范”的作用，并已在事上生成了一系列“類型化規范”。由于這些被忽視的“類型化”規范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因而非常有研究的價值。
從歷史源流上看，我國非企業內部市場的形成，與從計劃經濟向市場轉軌有關。長期的計劃經濟，使市場分工、社會化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例如，高校、部隊等非營營利性的組織，長期是不面向公開的市場的，其后勤保障長期沒有實行社會化，因而形成了面向“內部人”的“內部市場”。從近些年的發展歷程來看，人們對企業這類典型的市場主體應當面向市場（即外部市場）是殆無異議的；而對于具有一定公益性的學校、部隊等非企業性、非營利性的主體是否應面向市場，則始終存在爭議。這實際上也是上述單位得以存在“內部市場”的重要原因。
從主體的角度說，學校、部隊等主體的內部市場之所以能夠長期存續，還因為這些組織體內部存在著需要大量的、較為穩定的商品供應的群體，并且該群體組織體存在著地位上的不平等關系或管理與被管理的隸屬關系。這是形成內部市場的直接動因。
與上述歷史的、主體的原因相聯系，我國非企業內部市場的存在，還有經濟的、體制的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從經濟的角度說，非企業單位在理論上是非營利性的組織體，因而本來是不應從事經營性的活動的，特別是不應對外從事經營活動；但由于存在著體制上的原因，這些單位往往是具有公益性的組織體，且負有為內部成員提供一定福利的任務，同時又要養一批不能推向市場的冗員，因而不得不從事一些經營活動。這樣至少可以實現自我服務，如果能同時解決一點財政經費不足的問題，則當然更是“錦上添花”，并且這種對經費的需求有時甚至還是內部市場形成的重要動力。而在法律上，恰恰對這個部分的立法是比較欠缺的，于是非企業性的內部市場便大規模地發展起來，以致于發展到不僅對內經營，而且也開始對外發展，于是又產生了如何“脫鉤”、“停辦”等較為棘手的相關問題。
從上面的分析來看，非企業內部市場的成因是比較復雜的，如果不進行較為全面的、根本的變革，則非企業的內部市場就必然會發展，并可能使非企業主體發生性質上的轉變。因此，全面深化各類體制改革，對于解決內部市場問題尤為必要。
針對上述的歷史和經濟原因，必須注意全面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改變計劃經濟的觀念和影響，并調整好非企業單位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角色，解決好“市場準入”和“市場禁入”的問題；針對上述主體和體制方面的原因，必須深化各類體制的改革，使非企業單位能夠獲得從事其根本經濟活動的經濟來源，理順各類主體之間的關系。惟有如此，稅法規制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
（二）對非企業內部市場的稅法規制
根據人們的通識，成熟的市場經濟要求有統一市場、統一的法制，這樣才可能確保法律的普遍、統一適用，才可能使市場競爭更加公平。一種主體，不管它在性質上、設立宗旨上屬于哪一類，只要它從事的是實際上的經營活動，那么，就應當把它作為一般市場主體來對待，而不應有更多的特殊待遇。
事實上，內部市場畢竟也是市場，其收入與稅法規定的各項應稅收入并無本質差異。也就是說，依據可稅性理論，凡是具有非公益性的營利性收入，一定是可以征稅的（12）。因此，這些收入同樣也是可稅的。而各類《通知》和《批復》作出的內外有別的規定，與稅法本意是否相合，對這些非企業性單位的營利性收入是否應當全面采取免稅政策，都是值得探討的。
應當說，在稅法上承認非企業內部市場的存在，并進行相應的規制，是在經濟過渡或稱轉軌時期不得已的現象，但此類市場的存在實際上是不合理的，相關制度也不過是對特定時期的特殊現象的一種描述和確認。對非企業的內部市場之所以給予優惠，主要是因為這些非企業單位是具有一定公益性的非營利性組織體，它們或者不具有可稅性，或者應當給予一定的扶持和幫助，甚至在一定意義上說，對其給惠也算作是對財政供給不足的一個補充。因此，在稅法規制方面，就不可能對以營利為目的的外部市場給予完全相同的稅法待遇。
隨著各個方面的體制改革的深入，非企業單位的內部市場轉化為外部市場是一個基本的趨勢。雖然在實踐中有許多特殊情況，因而對這個問題不能“一刀切”，但統一的市場、統一的法制不允許有太多的“特殊”。法律能夠對各類營利性的主體（不管在性質上是否屬于純粹的企業）普遍適用，是實現法治、實現“依法治稅”的重要基礎。因此，從稅法規制的角度說，并不是要強化內部市場，對其發展給予過多的鼓勵和優惠，而恰恰是要將其做與外部市場相同的規制。這樣才有利于市場的統一化、社會化、專業化的發展。
在發展趨向方面，由于非企業的內部市場從社會福利或整體的角度來說，并不具有合理性，與市場經濟的一般發展規律也不相符合，因此，隨著中國改革的進一步深入，這些非企業的內部市場應當逐步轉為外部市場，使整個市場的發展更趨于合理。對于在過渡期間所需要的補貼，可以其他的財政支持的方式來體現，而不一定要通過稅法上的不公平待遇來實現。因為法律的正當程序、平等征稅對于稅收法治的實現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改變非企業的內部市場，已經有了相關的努力。這也是為建立統一的市場而做出的努力。例如，在《關于國務院各部門機關服務中心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下發后，北京市又做出了補規定，要求國務院各部門機關服務中心，要按照《稅收征收管理法》要求，到所在地稅務機關辦理稅務登記手續，并依法納稅。這樣，才能使其從缺乏規制的內部市場的狀態轉為外部市場。此外，為防止稅法規避，北京市還規定，各中心必須分別核算和申報對內、對外提供的服務收入、成本，以合理確定應稅收入及免稅收入，對劃分不清的，一律視同對外服務征稅（13）。這表明，北京市稅務機關對統一市場、統一稅制是有其認識的，并且，對內部市場可能造成的稅法規避問題也是有考慮的。其規定比稅務總局的《通知》要更加完備一些。
四、相關的思考
在內部市場的稅法規制方面，除了上面涉及到的問題以外，還有一系列相關的問題值得探討：
其一，綜合規制問題。“內部市場”的存在，不僅加大了稅法制度的難度，而且也增加了法律調整的難度。在稅法上如何來規制“內部市場”，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內部市場”自身如何發展。而其自身的發展則涉及到多方面的問題，如體制問題等，這是稅法單方面所不能解決的。即使單純從法律的角度說，稅法的調整也有賴于其他法律的調整。因此，從系統論和綜合控制的角度來看，加強對內部市場的綜合規制是非常必要的。
其二，規制方向問題。內部市場的發展方向是應當注意的一個問題。非企業的內部市場應予清理或外部化，對此殆無異議；而作為企業的內部市場，由于它本身就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市場主體的需求，因而這種內部市場是不會很快就消失的。為此，稅法必須針對這種情況，進行相應的制度創新，尤其要針對國際和國內的諸多轉讓定價問題，制定相應的制度，以進行有效的規制。通過規制，引導內部市場的發展方向，使其更能夠符合通常的外部市場的一般原則。在這方面，各國的認識是比較接近的。
其三，規制的內部化問題。外部的市場價格與內部的轉讓定價的區分，不僅已承認了外部市場與內部市場的劃分，而且對法律的調整所產生的影響是很大的。由于關聯交易大量存在，而法律在設計上又主要是用來調整外部關系，因此，如何實現法律規制的“內部化”，以提高法律調整的實效，同樣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過去，法律的調整存在著許多“外部性”或外部化的問題，一方面，法律調整本身是要“外向”的，但同時也會影響到該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之外的相關主體的利益，從而產生社會福利的損失問題。因此，如何使法律調整更加“內斂”，使社會成本的分擔更加公平，還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其四，規制政策問題。規制涉及到許多政策性問題，如對公益性問題如何看待和解決，如何解決政策與法律之間的沖突，等等。其中，如何規制第三部門，尤為重要。根據可稅性原理，如果屬于第三部門的機構從事營利性活動，當然也要按市場主體來對待。這樣就可以有效地解決相關的問題（14）。
其五，挑戰傳統問題。內部市場的稅法規制也帶來了稅法理論的發展。特別是對稅法的特征、稅收的特征提出了一定的挑戰。例如，為規制內部市場而形成的轉讓定價方面的“預約定價制度”（APAS）（15），就已經對稅收的強制性特征提出了挑戰。對于這些問題應如何認識，非常值得進一步研究。
其六，內外有別問題。隨著WTO等所確立的國際經貿規則的日益深入人心，人們都認識到國民待遇原則的重要性，都認識到稅制對于各類主體的一視同仁的應然性。因此，對于在內資企業與涉外企業之間存在的內外有別的兩套稅制，人們一般都認為應當廢除：而對于有內部市場和外部市場之間存在的內外有別問題應當如何處理，與是否含有涉外因素的“內外有別”是否應屬同一性質？諸如此類的問題還應進一步深入研究。
五、結論
內部市場是重要的經濟現象，加強對內部市場的法律規制的研究很有必要，它是法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
此外，內部市場存在的道德風險問題值得關注。事實上，即使國家給予許多優惠，內部市場的實際操作者，也極可能置國家利益于不顧，而只關注自己的小群體或族群的利益。更何況國家的給惠，還會引誘許多本來不應享有這些優惠的組織體來“掛靠”、“沾光”，最后可能把國家的良好愿望和利益全部擊破、沾“光”。這是違背國家給惠初衷的。由于內部市場的存在不僅會引發稅收逃避、導致國家稅收流失，而且也是產生本位主義和腐敗的重要淵藪，因此，必須根據具體情況，對內部市場予以清理、轉化，以逐步形成“外部化”的、可控的統一市場，并實行統一的法制。從稅法規制的角度說，必須使稅法制度與補貼制度等相關制度有機配合，對所有市場主體一視同仁地適用稅法，以增進稅法適用的平等性和普遍性。
「注釋
[1] 這里的內部市場，也可能是國際市場，而并非必然是國內市場。我認為，確定內部市場存在的關鍵要素，是內部人、內部規則、內部交易。這里的內部人可能分布于世界各地，也可能局限于一個地區；這里的內部規則既可以能與國家法律的精神一致，也可能與之相背；這里的內部交易是內部人按照內部規則所從事的經濟活動。滿足上述要素，即可認定存在內部市場。
[2] 僅從法律的角度說，如果內部市場所遵行的內部規則和所追求的目標與國家法律的精神相違背，則國家就可能會以保護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的名義，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對內部市場進行規范。例如，在稅法方面，為了解決企業通過內部市場轉移利潤以逃避繳納所得稅義務的問題，許多國家都建立了規范關聯交易的制度或反避稅的制度（我國的《稅收征收管理法》，以及《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等即有此類規定）。這些都體現了內部市場的存在對制度建設的影響。
[3] 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僅探討法律的“本土化”和“國際化”等問題是有意義的，而且探討對內外兩個市場的規制也是有意義的。
[4] 對于轉讓定價，可以從價格分類的角度做靜態的理解；同時，也可以從轉移利潤等角度做動態的理解。稅法上的規制主要是傾向于規制動態的轉讓定價的行為，從而控制靜態的轉讓定價的形成，進而對有關商品和所得方面的稅收進行控制。
[5] 例如，馬歇爾（Marshall，1920）、施蒂格勒（Stigler，1951）等從內部規模經濟的角度，伊希爾（Ethier，1982）從外部規模經濟的角度，都作了重要的研究。
[6] 1991年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羅納德？科斯教授，作為法律經濟學的奠基人，在其早年發表的《企業的性質》（或譯為《企業的本質》、《公司的本質》）這一不朽的論文中，就已提出了這一思想。
[7] 研究和評介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的論文已有一些，如朱剛體：《交易費用、市場效率與公司內國際貿易理論》，載于《國際貿易問題》1997年第11期；盧榮忠等：《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的幾個問題》，載于《廈門大學學報》1997年2期。
[8] 根據我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36條的規定，關聯企業，是指有下列關系之一的公司、企業、其他經濟組織：1、在資金、經營、購銷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間接的擁有或者控制關系；2、直接或者間接地同為第三者所擁有或者控制；3、其他在利益上具有相關聯的關系。這種定義與美國《國內收入法典》第482節的規定是很類似的。
[9] 增值稅暫行條例〔S〕。第7條，消費稅暫行條例〔S〕。第10條，營業稅暫行條例〔S〕。第6條，以及進出口關稅條例〔S〕。第17條。
[10] 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S〕。第10條，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S〕。第13條，稅收征收管理法〔S〕。第24條。
[11] 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第13條，以及該法的《實施細則》第52—58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第10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24條、以及該法的《實施細則》第36—41條，均有關于關聯企業制度方面的規定，這說明我國對關聯企業的規制已經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礎。
[12] 參見《北京市地方稅務公報》〔J〕。
[13] 可稅性理論主要說明，征稅對象具備哪些條件才是可以征稅的，或者說對其征稅才是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一般說來，影響征稅對象可稅性的因素主要有三個，即收益性、公益性和營利性。通常具有收益性和營利性，就是可稅的。參見拙文《論稅法上的可稅性》，《法學家》200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