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6-26 17:26:1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史學觀念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1職教教師教學觀與學生個性發展之間的關系
1.1職教教師對師生關系的認識與學生的個性發展
近年來，合作教學的興起為我們探求一種合理的師生關系做出了有益的嘗試。強調學生的主體地位，注重教師的主導作用，發展師生之間平等互利、互敬互愛的合作關系，是發展學生個性的良好基礎。教學是師生共同參與的雙邊活動，僅有一方存在的教育教學是不成立的。師生之間的教學合作，是一種知識傳授與發展智能基礎上的關系。
首先，在知識傳授關系中師生應平等與民主，師生間相互尊重、信任。教師不以權威自居，更不應該以家長作風及其專橫態度強制學生絕對服從自己的意志；學生也不唯命是從，因為學生有權與教師平等地溝通思想，有權向自己的教師要求他們所希望所需要的東西，他們也有權對問題做出自己獨立的思考并對教科書提出批判性意見。教師對學習成績等各方面表現好的同學可以多加引導，使他們更上一層樓；對學習成績差的學生要多加鼓勵，并充分發揮他們其他方面的長處，而不能對他們產生偏見或歧視。這一點從理論上講是非常容易的，但在實際教學工作中，并不是所有教師都能做到的。
其次，在智能發展上，學生應自主和獨立，學生要成為學習的主體，充分發揮自己的自主性和能動性，主動參與教學活動，自覺進行學習和自我教育，充分表現自己的創造才能；教師要積極引導學生的獨立發展，不必強求全體學生一致，使每個學生都能學有所得，實現自我發展。師生教學間的平等民主，為學生的學習和個性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條件。在師生關系中，教師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師生關系的好壞關鍵取決于教師。因此，教師應當主動地維護和發展平等合作的師生關系。對傳統教學體系下的教師來說，必須放棄陳舊的教學觀念，放棄教師權威的思想，作學生的知心朋友，使學生的個性得到充分、自由、健康的發展。
1.2職教教師對教學目的的認識與學生個性發展
從理論上講，教師都深刻地清楚：教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促進學生個性的全面發展。然而，受傳統教學思想的影響，教師卻將學生的個性發展框定在升學或就業標準的模式里?！俺煽兒谩?、“就業”成了教學的唯一目的，以分數論英雄，教學中考什么就教什么，考什么就學什么，不考就不教，不考就不學，許多學生不得不盡力壓制自己的個性，沒有自己的興趣、愛好，學生“變成了考試的奴隸”，失去了學習的動力，以致學生知識結構畸形、個性發展狹隘乃至萎縮。在這種模式中，學生學習必須謹小慎微，不能做與考試學習無關的事，不能憑自己的個性去從事感興趣的事。所以，大多數富有創造個性的學生，在其萌芽狀態期間，就有可能被只具傳統觀念的教師所湮滅，在分數的標尺面前，被教師無情地判為沒有出息，學生個性發展受到殘忍的壓制。然而，中外歷史千百次地告訴我們，在傳統眼光的學校里判為沒出息者，日后竟出現諸如愛迪生、愛因斯坦、達爾文等科學巨人，他們極大地影響、改變和震撼著整個世界，而他們早年也都被當時的學校判為“愚不可及”、“不可教也”之類。事實證明：學生試卷上分數的高低，與其日后成就的大小往往是劃不上等號的。教學目的的核心應是學生的個性發展。根據個性心理學研究，個性是一個整體。健康的個性就是在體力與智力、知識與道德、性格與才能、理性與直覺、美的體驗和美的表現等諸方面獲得高度和諧發展的人。健康個性者即是自我實現者，是把個人的內部潛能作最大的實現者。學生的個性發展可以說即是自我實現、自我創造。
1.3職教教師對教學方法的認識與學生個性發展
教師要從實際出發，采取靈活的教學方法，掌握分寸，努力使自己全部的教學技能多樣化。尤其是職教老師，首當其沖的是教會學生實際操作的動手能力和職業知識，多種方法的運用，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培養學生興趣，使學生把教師提出的教學任務當作自覺行動，精神飽滿地學習、探索和追求。學生作為主體，在多種方法的教學活動中，自覺、自主地手腦并用，多種器官協同活動、認識與實踐相結合，創造性、獨立性得以充分發揮。創造活動是學生個性得到發展和完善的必要條件，只有在創造活動中，個人才能充分展現自己的需要、性格、知識和能力，展現自己的自覺性、主動性，積極性，才能在探索新事物、發現新規律的過程中，實現對自身素質的超越，從而逐步實現個性的完善。因此，教師選擇教學方法時，應注意培育、引導、訓練每個學生的開發創造潛能的意識、方法和習慣。教學中，教師應轉變以培養聽話的學生為榮耀的片面觀念，消除對頑皮學生的錯誤偏見，大膽鼓勵學生的奇思異想，激發學生積極表現的能力和發散思維能力，鼓勵學生主動地嘗試和發現問題，充分發揮學習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學會擁有更多的學習自。教師應樹立起以培養學生健康個性特別是創造力為目的的教育觀念，并在教學過程中時刻貫徹這一思想，從而把這一有意識的活動熟練化為無意識的習慣化的教學活動。
2當前學生個性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由于對學生個性發展的忽視和教育引導的缺乏，以及對個性的否定性評價傾向，扼殺了一些學生的個性，導致個性發展不健全。
首先體現為缺乏積極的主體進取性，不敢面對問題，采取逃避的做法，削弱了成就需要、持久需要等積極的人格傾向，強化了謙卑需要、攻擊性需要等消極人格特征，造成個性和人格的缺陷，缺乏探索的愿望和積極參與的熱情。正如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教授所言：“考試時一比較，馬上能讓美國學生輸得一塌糊涂。在外國，中國留學生無論在普通大學還是一流大學，學習成績都是非常出色的。但中國學生膽子小，老師沒講過的不敢想，老師沒教過的不敢做。”
其次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對中學生的一項調查顯示，1573%有自責傾向，1317%學生有恐怖傾向，1181%有沖動傾向；572%的學生有綜合情況。以至于出現浙江一高中生因無法忍受壓力用鋤頭殺死母親的慘劇。浙江省對2961名大中學生心理衛生測查結果表明，167%的有較嚴重的心理衛生問題。心理健康問題成為學生休學、退學乃至自殺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在一些學生的眼里，個性僅僅被當作或是服飾上的怪異，或是行為中的張狂，或是價值觀上對傳統的一味反叛，或是對紀律的抵制。他們把個性這一內在穩定的心理特征外化為一種浮躁、虛華和叛逆，以外在的“標新立異”來體現富有個性的“我”，抹殺了個性的內在穩定性。
3職教教師促進學生個性發展的策略
3.1職教教師應掌握學生的思想狀況，尋找欠缺，改進教育方式
青少年的健康成長應當是德智體美全面發展。這些方面相互促進，但不能相互替代。一個學生某方面素質的缺乏，特別是思想品德素質的缺乏，將會極大地影響他的成長和成才?，F在許多學生在未上學之前，吵著、鬧著、盼望著有一天自己也能走進那夢寐以求的“天堂”和“樂園”。然而，思維單一、未諳世事的他們，一旦進入校門，在就業壓力和不良社會現象的誘惑面前，有的便開始出現厭學情緒，甚至發生逃學等不良現象。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我們認為，思想是行動的先導。作為教育者，應該認真地、細心地去挖掘其中的原因，加強自己與學生的思想溝通，及時掌握學生的思想變化，使教學方式隨著學生的成長和知識的增多而不斷變化和豐富，以獨特的個人魅力和特有的教育方式，啟發學生求知的欲望，增強學生學習的動能，鼓勵學生個性的發展。
3.2增強教學內容的豐富多樣性，努力培育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
古希臘著名生物學家普羅塔戈說：“頭腦不是一個要填滿的容器，而是一個需要燃燒的火炬?！鼻疤K聯學者贊科夫認為：“以盡可能大的教學效果來促進學生的一般發展?！泵绹逃也剪敿{從認知結構主義觀點出發，重視學生思維能力，特別是直觀思維能力和探究發現能力的培養。作為教育工作者，在現實的學校教育中，可以從開設活動課、選修課、勞技課等課程來促進學生個性發展。活動課是學校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選修課課程設置靈活多樣，內容更新周期較短，有利于因材施教，改善學生的知識結構和智能結構，發展個性特長，提高整體素質。此外，因考試具有教育性，具有促進學生個性發展的功能，所以還可從調整考試的導向性來促進學生的個性發展?？梢哉f，學校教育方式就是要通過各種方式的采取，開展研究性學習活動，強化學生實踐能力，啟發學生創新精神，培養學生濃厚的探索精神、獨特的求異思維、非常規的想象，從而促進學生個性的發展。除此，營造良好的教育環境，也十分重要。作為教育工作者，在實際的教學活動中，一方面要通過改變教學觀，加強師生關系的民主化建設來促進學生的個性發展，另一方面要通過推行教學過程的科學化來促進學生的個性發展。要注重課堂教學方式的變革，以學生容易接受、喜歡接受的授課方式為標準來提高教學質量，從而培養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學習興趣。3.3提高職教教師的人文素質是培養青年大學生個性發展的有效保證
人文素質是指人在改造大自然的活動中形成的文化修養和品位。由于長期以來職業學校的一些問題，造成了學生的素質缺陷，畢業生走上社會以后，沒有個性和獨立的思想，沒有激情，缺乏詩意和想象力，沒有文化上的厚重感，甚至缺乏起碼的社會知識和人際交往體驗與能力，只有一點狹窄的專業知識。這種狀況引起人們的深思，從而引發了關于加強大學生素質教育的討論，并達成共識，這也是我國高等教育21世紀進步改革的重點內容之一。振興教育的關鍵在教師，職教教師自身的人文素質狀況，直接影響學生個性發展，甚至影響素質教育的實施。一是將教育學生做人列為教師的首要職責的傳統。二是加強教師個人道德修養，在青年大學生中倡導人際關系和社會的和諧發展。面對社會轉型時期各種利益主體關系的變化，只有不斷加強和提高教師個人道德修養，才能正確對待社會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并找出正確的解決方法，才能有效地幫助青年大學生克服“浮躁”、“疑惑”、“頹然”等心態。不能將道德人格作為追求富貴的工具，更不能為了追求高貴而犧牲自己的道德人格。
3.4做名副其實的實踐指導教師，做一名合格的職教教師
作為一名職教教師，尤其是專業課教師而對于所教專業的生產實際過程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是無法擔當起實踐指導教師的重任的。職教培養的是面向各行各業第一線的應用型人材。實際動手能力是他們將來走向社會，服務社會，創造財富和賴以生存的自我本錢；也是職教中最具特色和優勢的閃光點。因此，在學習期間對學生加強動手能力的訓練，使學生掌握真刀真槍的操作本領是教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專業教師的重要職責。
以上四點是轉變職教教師教學觀，從而改變教學實踐，并從提高自身素質出發來促進學生個性發展的建議，總之，高等職業學校教育是具有職業技術人才成長的搖籃，學生能力的培養和學生個性發展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學校要培養學生的能力，職教教師就要改變教學觀，提高自身素質，就要擔負起重任，就要端正教育方向，正確引導學生個性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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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holds that today's Marxist philosophy of practice has an important modern humanistic value， which opens a new way of thinking about modern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puts forward a new idea of reconstructing the world of life. A New Perspective of Reconstructing Humanistic Spirit.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practice； humanistic value
在物?|世界豐富的今天，在形形的物質至上、金錢至上等種種思潮充斥的今天，人在金錢世界、物質世界面前喪失了自我，甚至于變為了奴隸，如何匡正這一錯誤的觀念，為現代社會重塑現代人文精神價值，成為當今思想界不得不應對的一問題。
本文試從馬克思哲學實踐觀念出發，認為馬克思哲學實踐觀中的“實踐的自覺能動性”的觀點，有著重要的現代人文價值。本文試從馬克思實踐觀對現代人自我理解提供的新思維方式、重建生活世界提供的新思路以及為現代社會提供人文價值追求的新視角等三方面試對此一一闡述之。
1 實踐觀念開啟了對人自我理解的新思維
西方傳統哲學從柏拉圖開始到黑格爾發展到巔峰，一直以追尋存在者背后真實的終極存在為哲學的最終目標，并因此長期以來形成了一種固定的思維模式。這種傳統哲學的思維模式認為人的存在，在于人之先在存在的本質性，人之本質性決定了人的一切，人的發展也受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實體的制約。在此意義上，知性化的實體本體論代表著一種從“原則”出發的“教條主義”思維方式。[1]這樣的思維模式只看到了人的本質性，結果勢必瓦解分裂了人的現實生命，抹殺了人的多樣性，導致了對人理解的抽象化。
馬克思哲學提出了實踐這一劃時代的觀念，開啟了一種新的哲學思維模式，一種對人現實性理解的新的思維模式。
馬克思哲學實踐觀念認為，實踐是一種人自覺能動的創造的目的性活動，在實踐的過程中，人不僅僅創造了人的外部世界即人的對象世界，而且也創造了人改造了人自身，也即是實踐不僅僅創造了人的生活資料，也創造了人的生存價值，從此方面來說，實踐是人之為人的基本規定性，人從事什么樣的實踐，何種實踐方式，也就有什么樣的生存特性和生活狀態。
從以上理解，可以看出馬克思哲學中實踐觀念為正確真實理解人的生成本原提供了最強有力的基礎。因為在馬克思哲學實踐觀念中人為其自身的生存提供了所有的創造物，也可以說人是其自身活動的創造者，同樣基于實踐觀點的這種理解，人不再從先驗就存在的實體那里去尋找存在的根據，而是自己創造自己的一切，自己就是自身的創造者。
這種創造了人自身的實踐，是一種集各種矛盾為一體的一種人的創造性活動，包括物質和精神、個體和社會、目的和因果、過去和未來等等。在這種種實踐中，人通過實踐，改造了自然對象客體，使自然對象也即是客體打上了主體的烙印，不再是原來單純的客體；同時原來在傳統哲學思維中屬于自然一部分的，在自然界面前被動的人，在經過實踐活動，使自然相反變成了從屬于人這一主體范疇的客體。故正是實踐，改變了自然與人原有的順序，這與原來傳統哲學中實體決定并給出了人及其一切的思維方式大大不同，可以說正是實踐觀念給出了人，人是把握人自身并給出人未來空間一切的主人。人的這種集種種矛盾為一體創造性的實踐活動，也使人集種種矛盾為一體，使得人具有了鮮活的現實性，而不是原傳統哲學中抹殺人的多樣性，只從決定人真實存在背后的唯一存在去理解人的單一、抽象的存在，而使其人這一動物即與其他動物一樣有著本真的存在，但又有本質的不同，人與自然同時存在，但又高于自然，超越自然，人是自然和其他動物的主宰。
2 實踐提供了重建“現實生活世界”的新思路
在西方傳統哲學視域中，一直以來哲學都是將世界作為客觀對象去思考，因而形成了這種固定的對象性思維，這種對象性的思維方式在整個哲學史和人類的科學發展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時也帶來了哲學對現實生活世界的遺忘。因此，現代哲學史上“重返生活世界”是現代哲人的廣大呼聲，馬克思哲學的“實踐”觀對這一領域有著更為合理和深沉的思考。
首先，馬克思實踐觀所關注的研究領域是人類生活實踐和人類文化。這也與哲學的一個重要傳統分不開的，哲學的重要傳統即是歷史生活本文和文化本文的緊密結合，如馬克思哲學的重要著作之一《資本論》，即是馬克思在對他所生活之前的歷史生活文本的深刻剖析。再如馬克思哲學另一重要著述《德意志意識形態》，則是對“文化文本”所做的權威性批判。并且，歷史生活文本剖析和文化文本批判在其著作中均不是彼此隔離，單獨使用的，而是相互交織和交相呼應的。因此，正是馬克思哲學把人類生活實踐和人類文化作為其哲學理論的關注主題，才使得馬克思哲學獲得了存在和發展的生機。
其次，馬克思哲學的實踐觀開辟了新的對生活世界的綜合研究方式。之所以稱這種研究方式是綜合的，因為它既非單一抽象的理性思辯，也非唯一片面的經驗分析，而是此兩者的結合。這種綜合的研究方式是對現實生活世界的把握，而人類的現實生活世界把人類實踐活動特征、屬人世界諸存在精細的事實描述和結構分析是其重要內容。并且這種綜合的研究方式也一定是開放的，因為人類歷史生活實踐和現實生活世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是豐富流動的，這種不斷發展變化和豐富流動性要求理論必須與現實社會生活實際、與現實文化各部門加強對話與交流，由此才能不斷校正和深化自身的理論內涵。故馬克思哲學實踐觀點把現實生活世界作為哲學世界，意味著哲學不再是神秘的，獨立于生活世界之外的，而是從屬于現實生活世界和人類實踐。從這個意義上，“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也即是我們說哲學也不再是單單追求對世界的解釋，而是對生活世界的改造。
3 實踐觀念提供了人文精神重建的新視角
當代哲學在對傳統哲學的激烈反叛中，充滿了懷疑、敵視與嘲弄，其后果是直接造成了人文精神在哲學中的喪失。因此，直面人文精神的危機，重構人文精神，是當代哲學中不可回避的主題。馬克思哲學提出了實踐觀點，并把實踐活動作為人最基本的價值創造活動。為當代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供了新的視角。
首先，馬克思哲學實踐觀點把內在的精神追求規定為人文精神的價值理想。一直以來，傳統哲學以超驗實體為終極支撐，追求對極端超越的絕對化價值理想追求，這種絕對化的價值理想追求是一種外在于人的精神追求。馬克思實踐觀點與此不同，馬克思實踐觀點從生活實踐出發，認為人自身就是創造者，人需要價值追求，但自身的價值理想追求已不再需要與外在超越實體做支撐，甚至不再需要與這個實體相關，而是認為人立足于現實生活世界，樹立對生活世界的自覺理解，并在對有關生活現實的批判中，就可以樹立其真實的價值理想。因人的本性就是一種“自由自覺的活動”。這意味著，人首先是一種“自由”的存在，他具有永遠不斷超越束縛，追求自身幸福、創造自身價值的一種“自由精神”。由此，與此不同，正像“人則通過實踐活動把生命變成了“自我?定”的自由存在，使生命擺脫了自然的絕對控制和主宰，可以說，“人就是那個其行為無限‘面向世界’未知者”。[3]由此可見，在這一點上，哲學的實踐觀念，與其他哲學觀念對人文危機的消解不同，是深扎于現實生活世界中，遵循現實生活世界自身的順序，在批判中發現新，在批判和改變中，去樹立真實的人的價值理想。
再次，馬克思哲學實踐觀點中抽象原則與刻板教條被消解，實現了人生豐富具體的多維度回歸，實現了對人生多元開放精神的追求。馬克思哲學實踐觀念認為，人的現實生活生存總是處在特殊的、特定的歷史生活條件之下的，不存在超歷史的限制，人、人的實踐活動目標以及人生道路都是多樣性的，不能把人、人的實踐活動目標以及人生道路統一在唯一一個模式下，人生的境況也不是僅僅只有一種改變的方式，人的生活也未必只有一種狀態，而是人存在的矛盾的多樣性決定人生未來的多樣性的可能，因為，實踐是人的自覺能動性的活動。因此，在馬克思哲學中的實踐觀點的提出，從而使馬克思哲學與以往任何一種刻板和機械的決定論不同，它不再是以往絕對一元化的固定思維方式，可以說，馬克思哲學實踐觀念下的哲學，真正體現了哲學對真實無偽的人的現實生活境界的精神追求。
論文關鍵詞：五年一貫制建設類專業實踐教學探討
我國多數職業類院校五年一貫制建設類專業辦學指導思想、人才培養工作重點和工作思路具有濃厚的本科壓縮型特征，缺乏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必需的實踐性、應用性等特色。我校按照《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意見的指導克服了這一弊端，調整和優化學校教育資源配置，不斷完善培養計劃，體現出能力培養特色，提高了教師素質。
一、教學計劃的改革
教學計劃和課程內容是人才培養目標的具體體現,因此實踐教學改革具體體現是實踐教學內容的改革。實踐教學要體現應用性和適度性，實用性和先進性，強化針對性和科學性。
1、完善與規范實踐教學大綱 實踐教學分為課程實踐教學和專業實踐教學。課程實踐教學環節因其內容少而專，可以隨堂進行，而專業實踐教學環節涉及本專業各門課程的內容，目標是綜合所學知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因此在課程設計和專業設計時必須包括實踐教學環節的設計，嚴格區分課程實踐教學環節和專業實踐教學環節的界限，各司其職，不得混淆。各門實踐課程都有規范化的教學大綱和明確具體的質量標準，大綱的內容包括：課程定位和課程目標、課程內容和基本要求、課程教學進度和學時分配、課程質量標準與成績考核、教學方法與教學手段（技術）指南等，通過對學生對專業知識的感知、掌握、拓展等方面的實踐培訓,可使學生具備較強的各專業施工綜合實踐職業技能。
2、實踐教學面向實際工程應用 實踐教學環節是重要的教學資源之一教育學論文，在培養學生能力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制定教學計劃與大綱的基礎上，編寫與之相匹配的實踐教材。在編寫實踐性教材時，把其技術指導的先進性和實用性放在首位。詳細闡述學生應該掌握本專業的知識要點、實習目的、方法和作業。這樣就使實踐教學工作有依據，教學質量有標準論文提綱格式。我校實踐教學在以多媒體為主的基礎上新建成兩幢教學實訓樓，補充和完善了實踐教學資源。同時組織學校專業課老師編制詳細的、操作性強與所學知識相呼應，又自成體系的專業實踐教材，如：文字的指導手冊、模擬實際業務流程、具體實踐環節錄像課等。我校把實踐教學環節的建設列入教材建設規劃，作為一項工程認真操作。特別是實踐教學內容服務于建設類專業五年一貫制教育，實踐性教學是培養適應生產、建設、管理建設行業第一線高等技術應用型人才的要求。
3、積極推行職業資格考證培訓 五年一貫制教育培養的是面向某一職業崗位的應用技術型人才,職業特征明顯。將職業資格考證納入實踐教學內容，讓學生在畢業前完成崗前培訓,畢業后可直接持證上崗;同時可讓學生在畢業前取得與本專業相關的職業資格或技術等級證書, 適應'一專多能'的要求,提高就業競爭力。我校培訓部開展的建設行業五大員培訓在行業中具有良好的信譽。
二、教學管理的改革
1、加強校內實驗實訓室的建設與管理，保證實踐教學的需要
實驗、實訓室是開展實踐教學的場所。實驗具有直觀性、可操作性、模擬性等特點，是實踐教學的基本保證，我校已投入近800萬元用于建設各建設類專業實驗室、實訓室，現建有校內建筑材料試驗室、土工試驗室、結構實訓室、裝飾實訓室、工程造價實訓室、工程測量實訓室等共二十二間校內實訓基地，提高了相應專業職業仿真程度，在教學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為了滿足學生培養的需要，對原有校內實驗、實訓室進行了完善；同時新建建設行業各工種實訓室6間。通過近幾年的努力已建成特色鮮明、功能完善、技術先進、方案合理的實踐環節教學基地，形成建設類專業群實驗室、實訓室和實訓基地。從而發揮整體培養優勢，完成本專業所有必要的技能訓練，提供實現專業培養目標的保障。使學生在實驗中掌握書本理論知識，又提高實際操作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2、加強課外實踐活動開展與輔導
為了彌補課堂教學的不足，充分發揮學生的特長，培養學生的愛好，活躍學術空氣，增加才干，開闊視野，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使校園教學能繼續和深入下去，并可開展融政治性、學術性、知識性、健身性、娛樂性于一體的專業社團活動和將實踐性教學延伸到假期中。以培養學生學習興趣為動力，以參與為前提，以討論為手段教育學論文，以收獲為目的。我校經常舉辦知識講座、技能競賽、專業社團、假期打工、市場調查等活動，使學生熟悉專業、培養人品、體驗生活、磨練意志，從而提高綜合素質。將課堂教學與課外活動結合，提高學生實踐能力，培養嚴謹工作作風。
3、建立穩定的校外實踐教學基地，提高學生就業竟爭能力
在完善實驗、實訓室建設的同時加強與已建實訓基地的聯系 為了滿足建設類專業實踐教學的需要，我校已與蘇州一建、蘇州市政等單位合作建立了校外實訓基地。并在各基地分別聘請1-3名客座教授，進行定期的專題講座，各實訓基地均可定時接受學生頂崗實訓。計劃每年新建3-4個校外實訓基地，到2012年使總數發展到30個，形成建設系列實訓基地,保證學生在企業頂崗實踐的需要。
定期組織學生分層次在建設類企業頂崗實習，提高學生就業竟爭能力。為了讓學生畢業后即可上崗，在學習期間就必須對全部學生進行頂崗實訓。利用每年寒暑假對每個學生采用分層次，逐步提高的頂崗實習模式。校內基地根據學校發展規劃和專業設置，建立單項實驗室、綜合模擬實驗室，保證學生有充分的動手操作場所和時間論文提綱格式。同時，提高實踐項目開出率，使實踐課程教師能根據相應課程的內容和要求進行不同項目的實習。校外基地使實踐教學更接近于學生的從業實際，實現專業實踐活動的經?；?，避免專業技能訓練的形式化，便于教師搜集第一手資料、充實實踐性教學教材，同時擴展知識領域，培養學生的生產實踐能力，增強學生感性認識，學校通過校企合作協議的形式達成雙方互利的條件，建立穩定的校外實踐教學基地。
4、加強”雙師型”教師隊伍的建設是實踐教學的重要保證
提高實踐性教學質量，不僅要求有良好的基地，還需要有一支在理論上、實踐上具有專長的實踐教師隊伍。教師是實踐教學的組織者和指導者, 實踐教學師資隊伍的建設是開展實踐教學的重要保證。因此建設類專業的實踐教學要求指導教師既具有建設類專業設計理論水平,又要有較強的實踐操作技能,懂得建設行業的生產制造工藝和建設類企業的運作,必須具備”雙師型”素質。沒有高素質的”雙師型” 實踐教學師資隊伍, 實踐教學的任務和目標不可能完成。在實際工作中,一方面堅持”持證上崗”,要求實踐教學指導教師必須有相關職業資格證或工程實踐合格證才能上崗;另一方面, 聘請建設類企業工程技術人員擔任指導教師; 另外,派送專業教師定期到建設類企業參加生產實踐，進行輪崗、頂崗，提高了教師創新能力與實踐能力。促使教師不斷學習新知識、新技能，提高其業務素質。
5、加強實踐教學的制度建設
提高實踐教學質量，還必須加強實踐教學制度建設。一是建立和完善實踐教學規章制度、管理辦法和細則教育學論文，用以規范實踐教學，使各項工作有章可循，以實現實踐教學管理規范化、制度化；二是健全組織機構，明確各部門、人員的職責和分工，建立崗位責任制，全面負責培養總目標和階段目標的制定，實踐性計劃的安排，大綱、教材的編寫，實踐教學的檢查和效果評價、組織校內外實踐教學的公開課等，并對執行信息及時反饋，建立一個完整的監督、制約機制，把實踐教學落到實處；三是加強實踐課程成績的評定工作。應明確實踐課程的考核辦法與標準，將其單獨作為一門課程，予以考核。
結束：
我校實踐性教學已取得一定成果。由于我校畢業學生具有優良的思想文化素質和較高的專業知識理論水平，同時熟練掌握了社會需要的基本操作技能和實習鍛煉，具有直接上崗的能力，因此受到用人單位普遍歡迎，歷屆畢業生的就業率均在96%以上。
一、 小論文試題的基本特點
1. 能力要求專業化
歷史學可以分為史實的考證、史事的理解、理論概括、史學評價四大能力層次，《考試說明》也規定了獲取和解讀信息、調動和運用知識、描述和闡釋事物、論證和探討問題四大能力要求，而歷史小論文的寫作就是屬于史學評價層次范疇，要求同學們具有閱讀理解能力和文字表達能力，要有運用判斷、比較、歸納的方法論證歷史問題，使用批判、借鑒、引用的方式評論歷史觀點，獨立地對歷史問題和歷史觀點提出不同看法的學科能力，這種最高層次的能力要求，要求同學們具有一定的歷史學科能力和思想素養，歷史試題對能力的要求顯然具有專業化傾向。
2. 考查內容固定化
2010年新課標全國卷第40題第3問是“對材料三中的恩格斯的歷史認識的評價”，2011年新課標全國卷第41題是“根據這段材料選擇觀點進行歷史評論”，2011年江蘇歷史卷第22題第3問是“根據材料中歷史學家陳旭麓關于生產方式變化的歷史認識進行評價”，顯然小論文考查內容都是以固定的、有范圍的、具體的史家和史著的歷史理論作為依托材料，創設新情境，讓同學們對固定的材料所涉及的重大史學理論和認識觀點進行概括、提煉，形成邏輯嚴謹、闡釋有序、主旨明確的歷史小論文，所以試題考查內容呈現固定化特點。
3. 考查形式多樣化
雖然2010年新課標全國卷第40題、2011年新課標全國卷第41題、2011年江蘇歷史卷第22題考查內容的呈現都不拘泥于不同版本教科書的具體表述、重視“新材料”、“新情景”的創設與運用、鼓勵考生獨立思考和創造性地解決問題的這樣共同特點，但考查內容呈現的具體形式各有特色：2010年新課標全國卷第40題其實是傳統的材料問答題，是“老樹開新花”，嫁接新高考命題意圖；2011年新課標全國卷第41題是一種創新題型，具有開放性特點，能夠考查同學們從不同視角發現、解決問題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對同學們的能力要求最高；2011年江蘇歷史卷第22題是史學探究題型，考查同學們探究能力和史證意識，也是一種創新題型，2011年新課標全國卷第41題和2011年江蘇歷史卷第22題這兩種呈現形式將是歷史小論文命題呈現的主導題型，因此試題考查形式具有多樣化的特征。
二、 小論文試題的備考對策
1. 做題方法科學化
做任何題型都要講究科學的方法，掌握做題技巧，才能事半功倍，提高做題效果，做歷史小論文題型也不例外，小論文通常由主題觀點、論點、論據三部分組成，有提出觀點――證明觀點――得出結論的邏輯順序，所以做題第一步要從史家和史著的歷史理論材料中閱讀、提煉要評析的觀點，確立小論文要闡述的主題；第二步根據主題內涵具體分解為若干具體小論點，選擇以全球史觀、文明史觀、現代化史觀等其中某一史學范式作為評論視角，論證主題內容的合理性，初步形成全文的思維框架；第三步聯系自己所儲備的史實來支撐每一具體論點，做到論從史出，史實與論點之間有嚴謹的邏輯順序，構成嚴密的因果關系；最終以清晰的思路來進行全文闡釋，思維要有層次性、邏輯性、整體性。
2. 新史學范式運用常態化
歷史學就是歷史理論學，不僅新高考教材編寫滲透著新的史學范式，而且新高考命題者也越來越關注史學前沿理論，而歷史小論文題型是這些新理論的最好呈現形式，如全球史觀、文明史觀、現代化史觀、社會史觀、整體史觀等新史學范式，它們是認知歷史和詮釋歷史的不同視角和方式，幫助我們重新審視和闡釋歷史，有助于我們更為真切、全面、辯證地認識客觀史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客觀歷史本體的不同面，即“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可以體現評論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不同個性，所以在備考復習中要領悟新史學范式理論內涵，運用不同新史學范式理論對重大歷史事實進行分析，理解其在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地位和影響，同時運用不同新史學范式理論構建、整合新的知識體系，串聯構建中外歷史發展的清晰主線與整體框架，為將來歷史小論文的撰寫提供史識、論點、論據。
3. 歷史思維和史證意識培養化
撰寫歷史小論文通常需要具備很強的歷史思維能力，即依據歷史事實，分析歷史思維、挖掘歷史智慧的能力，既包括分析、概括、比較、評價、歸納、論證等歷史學科學習的思維能力，也包括歷史的眼光、觀念和方法，是史學素養的重要體現，反映了歷史學的本質要求。但較強的歷史思維能力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漸進的積累過程。同學們在備考過程中可以通過對歷史概念內涵外延的理解、以新史觀范式為指導、以主題專題通史形式構建縱橫交錯的宏觀知識體系、以學術前沿、熱點焦點問題來聯系歷史，著力培養自己的歷史思維能力，同時強化自己的歷史實證意識，有幾分史料說幾分話，使自己的每一個歷史認識和判斷都有堅實的史實作為支撐，形成史實越確鑿、豐富、充分，由之得出的歷史認識就越全面、辯證、有說服力，真正做到論從史出，做到史實與論點之間符合嚴謹的歸納邏輯，構成嚴密的因果關系。
一、中國哲學的本來面相及其近代以來的際遇
中華民族是擁有悠久哲學思維傳統、高明哲學思想智慧和豐富哲學理論資源的偉大民族。有學者曾經通過梳理八卦、五行、陰陽、太極觀念的發生與形成過程，并抉發這些觀念的哲學內涵，認定“從傳說為伏羲始創而至遲在公元前11世紀便已形成的八卦觀念，到同樣于公元前11世紀便已形成而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紀甚至更早的五行觀念，再到公元前8世紀早期便已成熟的陰陽觀念，乃至公元前4至3世紀出現的太極觀念，所有這些都表明，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悠久而一貫的哲學思維傳統的偉大民族。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發生，非但不落后于世界上其他的古老民族，而且甚至早于其他古老民族。通過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起源的梳理，可以斷言，那種認為‘中國無哲學’的論點，完全是傲慢的偏見或無知的臆說”①。
不過，中國雖然擁有悠久、高明、豐富的哲學思想和理論，但直到19世紀末葉都沒有“哲學”這一名稱，當然也就沒有專門的哲學學科。中國古代可以被歸入現代所謂“哲學”范疇的關于宇宙、人生、社會、歷史之根本問題的論說，都渾融于經子之學乃至史學和文學之中。中國古代學術的這種特點，當與中華民族傳統思維方式相關，我們的先人在面對當下問題時，并不僅僅局限于這些問題本身，而是往往從根本處、總體上以及歷史傳承中設思，窮原竟委，比類屬義，從而貞定思想立場，這樣，他們的認識成果就不免具有渾融的特點了。反映中華民族傳統思維方式的中國古代學術特點自有其價值所在，僅從它積累了堪稱世界上最為博大精深、宏富賅備的學術文化資源這一端即可證明。只是在近代西方憑借富強優勢而逐步獲得全球文化主導話語權之后，中國古代學術相對于西方分類學術標準才日益顯得不合時宜，學術分類也就成為時代的要求。于是，隨著19世紀末維新人物將日本學者西周借用漢字對譯西語philosophy所新創的“哲學”一詞引入中國，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理論便逐漸被從渾融的學術資源中提取到專門的哲學范疇，中國哲學也就開始了學科化的歷程。
從有實無名到名實俱備，從渾融到專門，從學科體制中的附庸蔚為大國，亦即從古代形態到現代形態，中國哲學的這一轉變至今業已經過百年發展。一般人對于這一過程不知其詳，往往以為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振古如茲；而業內人士對于這一過程則頗多爭論。堅持中國學術根源性的人士認為，以西方哲學的框架和結構來切割中國傳統思想資源，造成了中國傳統思想資源內在神氣的喪失；以西化的現代語言來表述中國傳統觀念（所謂“漢話胡說”），又造成了中國學術的“失語”，由此質疑中國哲學現代轉化的必要性。而執守西方哲學標準的人士則認為，所謂“中國哲學”在內容上缺乏哲學的某些根本要素（如沒有絕對抽象的Being），在形式上不過是對西方哲學的模仿，因而否認“中國哲學的合法性”①。這兩種觀點大相徑庭，但在拒斥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在這種背景下，田文軍教授近年來圍繞“中國哲學史學史研究”課題撰寫的一組論文，便顯得頗具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二、中國哲學（史）現代轉化的實績
田文軍教授關于“中國哲學史學史研究”的論文主要有《馮友蘭與中國哲學史學》（《學術月刊》1999年第4期；收入其著《珞珈思存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謝無量與中國哲學史》（《江海學刊》2007年第5期；收入《珞珈思存錄》）、《張岱年與中國哲學問題史研究》（《周易研究》2009年第6期）、《陳黻宸與中國哲學史》（《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0年第1期）、《王國維與中國哲學史》（《人文雜志》2011年第5期）、《蕭萐父先生與現代中國哲學史學》（《多元范式下的明清思想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版）等。這些論文展示了百年來幾代學者在中國哲學以及由中國哲學的承傳發展所構成的中國哲學史的現代轉化方面所取得的實績，勾稽出他們在進行中國哲學（史）現代轉化的實踐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國哲學史學意義的思想認識，指出了他們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貢獻與局限，肯定了中國哲學（史）的哲學性質及其現代轉化的必要性與合理性。
關于中國哲學（史）現代轉化的實績，首先表現在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立，對此做出突出貢獻的當推王國維?！锻鯂S與中國哲學史》一文第一節拈出王氏《哲學辨惑》（1903）、《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1905）、《論近年之學術界》（1905）、《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1906）4篇文章，闡發了王氏關于“哲學非有害之學”、“哲學非無益之學”、“中國現時研究哲學之必要”、“哲學為中國固有之學”、“研究西洋哲學之必要”以及“近世教育變遷之次第，無不本于哲學的思想之影響者”等觀點，陳述了王氏對于“今則大學分科，不列哲學，士夫談論，動詆異端，國家以政治上之騷動，而疑西洋之思想皆釀亂之麴蘗；小民以宗教上之嫌忌，而視歐美之學術皆兩約之懸談”這類現象的批評，表彰了王氏對張之洞等朝廷重臣將哲學排斥于大學教育和現代學術門類之外這種不當做法的批駁，以及針鋒相對提出的包括“中國哲學史”在內的大學哲學學科課程設想。盡管作為布衣書生的王國維并沒有也不可能直接促成中國哲學（史）學科在當時的體制內得以確立，但是，“王國維早年給予哲學的關注與熱情，對于后來哲學在現代中國學術建設中獨立發展的影響，卻少有與他同時代的學者所能比擬。同時，在現代中國學術領域，哲學學科的確立，當是中國哲學史學科得以形成的基礎與前提，而王國維對于哲學的推崇與辨析，對于確立這樣的基礎與前提，也可以說是居功甚偉”②。即是說，中國哲學（史）學科在民國初年最終得以確立，王國維功莫大焉。
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立，當然要求相應的教材和學術成果建設，百年來在這一方面也取得了豐碩的實績。王國維由于學術志趣的轉移，未能完成系統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但在傾心哲學的數年間，他仍在先秦哲學、宋代哲學、清代哲學以及中國哲學范疇研究等領域留下了諸多“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①的精彩篇章，其犖犖大者有《孔子之學說》、《子思之學說》、《孟子之學說》、《孟子之倫理思想一斑》、《荀子之學說》、《老子之學說》、《列子之學說》、《墨子之學說》、《周秦諸子之名學》、《周濂溪之哲學說》、《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論性》、《釋理》、《原命》等。而陳黻宸、謝無量、馮友蘭、張岱年、蕭萐父則都編撰了中國哲學史著作。陳著作為北京大學哲學門中國哲學史課程講義，部分稿成于1916年，內容起自遠古伏羲，但甫及殷周之際便因作者于1917年溘逝而中止，成為一項未竟的事業。因此，謝無量出版于1916年、內容肇自遠古而收束于清代的《中國哲學史》，便成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第一部以中國哲學史命名的學術著作”，“中國哲學史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轉型時期的開山之作”②。爾后馮友蘭于1934年出版兩卷本《中國哲學史》、于1948年出版英文《中國哲學簡史》、于1962－1964年出版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于1982－1990年陸續出版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張岱年于1937年寫成、至1958年出版《中國哲學大綱》，蕭萐父于1982年主編出版兩卷本《中國哲學史》，踵事增華，為中國哲學（史）學科奠定了愈益厚實的基礎。實際上，田教授的系列論文還述及出版于1919年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③，鐘泰出版于1929年的《中國哲學史》④，侯外廬于1963年出齊的五卷六冊《中國思想通史》⑤，并提到章太炎、梁啟超、劉師培、郭沫若、錢穆、范壽康、蕭公權、唐君毅、牟宗三、馮契等在中國哲學史或相關領域的研撰工作。所有這些足以證明百年來中國哲學史教材和學術成果建設的豐碩實績⑥。
寬泛地說，專門的中國哲學（史）學科的成立以及中國哲學史著作的構撰，即已意味著中國哲學實現了從古代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化。但在嚴格意義上，中國哲學（史）的現代轉化必須先之以參與者的觀念轉變，否則，專門的中國哲學（史）學科和中國哲學史著作可能徒具現代形式。例如，“《中國哲學史》成書之后，陳黻宸具體論釋自己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時曾說：‘不佞上觀于《莊子》道術方術之辯，而下參諸太史公《六家要旨》與劉氏父子《七略》之義，輯成是篇，自伏羲始。其略而不存者多矣！’這種論述表明，他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仍在司馬談、劉向、劉歆父子的學術研究方法范圍之內。……其對于西方學術的了解實際上還十分膚淺?！@使得他還沒有可能從現代哲學史學科的角度確定中國哲學史所應當探討的問題的范圍和內容”，正因此，陳黻宸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成果體現出“早期形態”和“不成熟性”⑦。同樣，從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中，“我們雖可以看到他從辭源、意蘊、內容等方面對西方哲學有所論述，認定哲學有別于科學，但也可以發現他并未真正依照現代學科觀念，嚴格地從學科類別的角度理解哲學，這使得他認定中國的儒學、道學以及印度的佛學即等于西方的哲學……在儒學、道學、理學、佛學中，既包含屬于哲學的內容，也包含許多非哲學的，或說可以歸屬于其它學科門類的內容。謝無量將哲學等同于儒學、道學、理學、佛學，表明他對于哲學的理解尚停留于對哲學表層特征的把握，未能真正理解哲學的學科內涵與本質特征”。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中國哲學史著作，雖具備形式的系統，但也只能停留于形式的系統而已，不可能在建立起形式的系統的基礎上，再建構起實質的系統”⑧。陳、謝二氏中國哲學史著作的局限性，實質上是觀念滯后的反映，因此，他們雖然都有中國哲學史著作，卻并沒有真正實現中國哲學（史）的現代轉化。當然，作為中國哲學（史）研究起步階段的成果，他們的著作具有篳路藍縷之功，他們關于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思考和論說，也為中國哲學史學史留下了值得重視的素材，這些都是不可抹煞的貢獻。
關于中國哲學（史）的現代轉化，馮友蘭、張岱年、蕭萐父都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觀念上有了更加深刻的新變。他們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哲學（包括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的特定研究對象及其特殊研究方法，亦即哲學（包括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應該研究什么和如何進行研究的問題。“馮友蘭把哲學理解為‘對于認識的認識’，認為‘哲學是人類精神的反思’，這種反思涉及到自然、社會、個人，也涉及到這三個方面之間的相互關系。這三個方面以及其間相互關系的問題，是人類精神反思的對象，也就是哲學的對象。這種理解使馮友蘭認同西方的哲學觀念，將歷史上形成的宇宙論、人生論、知識論或所謂形上學、價值論、方法論都看作哲學所應包含的內容?？隙ㄕ軐W作為一種歷史的發展的理論形態，其內容的表現形式會有許多差別；但就中西哲學發展的歷史和現狀來看，其內容仍不外這幾個部分”?；趯φ軐W的這種理解，馮友蘭確定了區別于傳統學術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對象，又通過相應的古籍辨偽、史料取舍、語義分析、脈絡清理、認識深化、中西融會等方法，“寫出具有現代學術性質的完整的中國哲學史著作”①。張岱年“在綜觀西方哲學家哲學觀念的基礎上，認定‘哲學是研討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認識此種原理的方法之學問’。正是這樣的哲學觀念，使他在總體上將中國哲學問題區別為‘宇宙論’、‘人生論’、‘致知論’，并具體在‘宇宙論’中探討‘本根論’、‘大化論’，在‘人生論’中探討‘天人關系論’、‘人性論’‘人生理想論’、‘人生問題論’，在‘致知論’中探討‘知論’、‘方法論’，勾畫出了中國哲學問題史的基本線索與理論框架”。針對厘定的中國哲學問題，張岱年采取分析、比較、概括、源流、融貫等方法，完成了《中國哲學大綱》這樣一部體例上別具一格、既參照西方哲學觀念又特別突出中國哲學特點、“將中國哲人所討論的主要哲學問題選出，而分別敘述其源流發展，以顯出中國哲學之整個的條理系統”的中國哲學史著作②。蕭萐父以為指導，著眼于哲學史既屬于一般歷史學科、又具有哲學的特殊性這種特點，在把握歷史學和哲學研究對象的基礎上，將哲學史的研究對象規定為“哲學認識的矛盾發展史”，肯定哲學史研究的僅是“既區別于宗教、藝術、道德，又區別于各門科學而專屬于哲學的‘一般認識’的歷史”，進而確定中國哲學史的特定研究任務是“揭示出這些哲學的本質矛盾在中國哲學發展中的表現形態和歷史特點，揭示出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具體聯結”，這就“厘清了哲學史與社會學史、政治學史、法學史、倫理學史、美學史、教育學史等專門學科史的界線，比以往的哲學史研究成果，更加真實地展現了中國哲學發展的歷史實際”③。為了達成研究任務，蕭萐父對哲學史研究方法作了系統的探討，“在他看來，哲學史研究方法本身應當是一個包含多層面內容的理論系統，這種方法理論系統，涉及到哲學史研究對象的理解、確立，哲學史史料的考訂、選擇，哲學理論的比較、鑒別，哲學思潮演變的歷史考察，哲學家歷史貢獻的分析、評斷等。因此，在實際的哲學史研究中，構成哲學史方法系統的任何一個環節，對于哲學史研究的指導作用都不宜忽略”，而由于哲學史這門學科既屬于史學又屬于哲學，所以蕭萐父強調“就哲學史這個特殊領域來說，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是一個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指導原則和方法”④。正是在厘清研究對象并確定研究方法的基礎上，蕭萐父主編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成為“20世紀80年代最具范式性質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成果之一”，“構成了中國哲學史學科建設中的一個重要環節”⑤。
三、中國哲學（史）現代轉化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通過展示百年來中國哲學（史）現代轉化的實績，并呈現在這一過程中幾代學者形成的具有中國哲學史學意義的思想認識及其理論和實踐上的貢獻與局限，田文軍教授建構了中國哲學史學史的基本框架，理出了其中的主要脈絡，取得了可觀的學術成就。這一工作對于把握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史）的既有面相及其未來取徑，以及中國哲學史學史研究的進一步開展，都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猶有進者，田教授的工作實際上回應了對于中國哲學（史）的哲學性質及其現代轉化的合理性與必要性的疑問。從他的文章中可見，百年來幾代學者在中國哲學（史）領域的研探創構，是在愈益清晰地領會西方哲學實質的前提下進行的，他們參照西方哲學，從“渾融一體，原無區分”的中國學術資源中爬搜剔抉的關于本體論、宇宙論、人性論、認識論等方面的思想資料，無疑具有與西方哲學相同的哲學性質，所以王國維說“哲學為中國固有之學”。誠然，在中國哲學思想資料中并無西方哲學的那些概念和范疇，但這正如西方哲學的概念和范疇只是表現其哲學個性一樣，中國哲學思想資料中沒有西方哲學的概念和范疇而擁有自己的一套概念和范疇，也正體現了中國哲學的個性，正是有見于此，張岱年“主張對于中國哲學問題的歸納應對于中國哲學的‘原來面目無所虧損’”，因而他在《中國哲學大綱》中“沒有一般性的套用本體之類西方哲學術語，而是以‘本根’、‘大化’之類的傳統概念解析有關宇宙論的問題。講到知識論問題時，也未直接運用知識論之類的術語，而是以‘致知論’來概述中國哲學中涉及到的知識論問題，對其他中國哲學問題的總結也是如此”①；由此還可聯想到馮友蘭以理、氣、太極、無極、道體、大全來架構其本體論哲學，金岳霖一定要用“道”來命名其哲學體系的本體范疇，這種突出哲學個性的做法絲毫不影響他們的哲學之為哲學。
肯定了中國哲學的哲學性質，則所謂“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就只是一個純形式的問題了。中國古代沒有“哲學”一名，當然也就沒有形式化的哲學?，F代形態的中國哲學之具備專門的體系結構形式，確實拜西方哲學之賜，因此要說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在形式上模仿了西方哲學，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深入追究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之所以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學，可以發現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西方文化憑借富強優勢而獲得世界文化主導話語權之后，儼然成為對于非西方文化的帶有強制性的衡斷標準———所有非西方文化要么按照西方文化進行現代轉化，要么不免作為前現代孑遺而喪失發展乃至存在的權利。在這種時代條件下，數千年來一直自足的中國文化和學術按照西方分類標準進行轉化，從而中國哲學形成專門體系，無論是不得已而為之還是心悅誠服地仿效，都不存在不合法的問題，相反對于西方文化來說恰恰應該是合于其目的的。如果將現代形態的中國哲學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學指為“不合法”，那就無異于某個強人單方面制定了普遍的游戲規則，卻又禁止他人運用這種規則參與游戲，此非霸道邏輯而何？
如果說，否認“中國哲學合法性”的人士不允許中國哲學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學，那么質疑中國哲學現代轉化必要性的人士則拒絕這種模仿，其理由已如前述，其中蘊含的則是強烈的民族文化自尊感，這是可以同情的。但是，缺乏必要的形式畢竟是學術的缺失，陳黻宸將這種缺失與民族的先進與落后聯系起來，認為“東西方的一些優秀民族之所以‘強且智’，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們‘人各有學，學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畢貫，一事之具，顛末必詳。’而近代中國的學術文化落后則因其有‘學’無‘科’”②。張岱年則認為，體系化的形式并不會斵喪中國哲學的神氣，反而可以彰顯中國哲學的精義，“因為，‘中國哲學實本有其內在的條理’，給中國哲學以形式的系統，‘實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來隱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并非強加割裂’”③。無論如何，在西方學術形式事實上成為普世性的知識格套的現代世界，一切古老的地方知識如果不按照這一格套進行轉化，便不免由于沒有公共性的表現方式而自外于主流社會，因自小門戶而歸于湮滅；唯有通過西方學術形式的“格義”，古老的地方知識才可能發揚光大④。中國哲學自不例外。不過又當看到，西方學術形式作為普世性的知識格套，只是歷史過程中的歷史現象，必然在歷史中被揚棄。杜維明曾經對他以西方學術形式“格義”中國傳統思想資源的工作做過一個比況，他說：
以素質教育為總目標，二期課改為核心，課堂教學為住陣地；以學生發展為本，提高教師的教學水平為本；以教學常規為基礎，教學科研為先導。全面推進校本教研制度建設，提高教師的業務水平，提高教學質量。
二、主要工作
（一）加強隊伍建設，形成優秀群體
培養高素質的學生，需要有高素質的教師。我們每一學期都把教師隊伍建設當做一項重要的工作來抓。
1．教師隊伍建設的總體思路及目標
要具備高尚的師德師風； 具有先進的、前位的教育教學思想； 具有獨立科研的能力，具備扎實的專業素質； 全員熟練掌握、運用現代教育教學技術。
2．教師隊伍建設工作的具體內容及做法
通過名師示范、師徒帶教、參觀學習等做法，提高師德、理論水平，更新教育、教學觀念。 通過新教師教學評比，提高青年教師的教學技能。 積極參加各類培訓，掌握和運用現代教育教學技術水平及提高自己的學歷水平。
3．隊伍建設已取得的成績
組內教師風氣正，觀念新，能力強。 有校教學能手兩人。青年教師成長迅速，初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教學風格。
（二）加強學科建設，形成學科特色
加強學科建設，走發展內涵的道路，始終是我們教學工作的指導思想和中心任務。 本學期學科建設的具體做法和取得的成績如下：
⑴抓常規、重落實
每位教師都認真執行教導處制定的《教師備課的幾點要求》，精心研究教材，認真備課、上課、批改作業、輔導。切實做好每一步驟的工作，做到了教學的“六認真”。
⑵抓科研、重創新
各備課組的研究項目： 高一備課組的課題研究重點是新教材新教法。高三備課組重點研究高考動態、對策。 并配合學校完成課題研究工作。完成歷史學科校本課程教材的編制。
⑶重視現代教育教學技術的應用
重視課件開發、重視現代教育教學技術的應用，是歷史組學科建設的特色。通過學校和組內的培訓，組內老師的課件開發能力加強。全體老師會用power point制作媒體課件。
（三）、深入開展歷史研究性學習活動
下半學期，教研組根據學校開展研究性學習活動的要求，認真組織教師學習和研討，確定本學年開展研究性學習活動的具體做法、進度計劃和工作分工，做到有計劃、有時間、有地點、有內容，高效有序地開展研究性學習活動。一是開設研究性學習專題講座指導學生開展活動；二是從學校和學生的生活實際出發，師生合作，確定研究性活動課題，組織課題組，制定實施計劃；三是定時、定點了解學生開展活動的進展情況，幫助學生解決活動過程中碰到的實際問題。如指導學生學會從網絡或其它媒體搜集有關研究課題方面的文字、圖片、數據等資料；學會進行社會調查、訪問。
（四）參加學校和歷史教研部門組織的評比考核和競賽活動
1、媒體組合教學設計評優課活動（教科室）
2、新課程改革教學設計活動（武進電教館）
4、武進區歷史學會專業委員會論文評比活動（教研室）
關鍵詞：生態史學 思想框架 研究思路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中國生態史（或稱環境史）[1]研究如新筍破土、蓬勃向上，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中國史學的一個嶄新分支——生態史學正在逐步建立之中。然而，應當如何建立和建立怎樣的中國生態史學？生態史學應當具有什么樣的思想框架？如何在史學體系中給予它以合理的學科定位？它與中國史學的其它分支、特別是目前居于顯學地位的社會史研究是什么關系？對于這些問題，學者時或言之，專門系統的論述則未嘗見，故筆者草成本文，陳述幾點初步想法，期以拋磚引玉。
一、中國生態史學的本土淵源
從世界范圍來說，生態環境史研究大約興起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學者開始進行這方面的專門研究稍晚一些，80年代初開始出現在題目上標注“生態環境”一詞的史學論文，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別是最近幾年來逐漸成為熱門課題，一些學者相繼呼吁建立中國環境史學，筆者甚為贊同，但更愿意稱之為“中國生態史學”。
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國外環境史學的影響，這一點毋須諱言。近三十余年來，歐美國家的環境史研究不斷發展，新論迭出，漸成熱門之學，并且有的外國學者還致力于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環境問題[2]，令國內學者聞風聳動。不過，根據筆者的觀察，直至今日，除臺灣學者之外，國內對西方環境史學的了解仍然很少，有關方面的理論方法尚處于初步引進的階段[3]。也就是說，迄今為止，國內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在思想理論和技術方法上并未受到歐美環境史學的顯著影響，而主要是依憑本國的學術基礎。換言之，由于“歐風美雨”的刺激，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在較短時間里快速興起，以致最近若干年來標榜“環境史”或“生態史”的研究課題日益增多，但無論就問題意識還是就理論方法來說，它都具有不可否認的“本土性”[4]，可從上個世紀中國史學自身發展的脈絡中找出它的學術淵源和軌跡。只不過早先的相關研究是在不同學科中分頭進行的，顯得非常零散，也沒有明確打出“生態史”或者“環境史”的旗號。筆者以為：構建中國生態史學，固須積極引進和學習國外相關理論和方法，對國內學者所作的前期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績進行一番認真清理亦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中國生態史學方能建立在更加堅實的學術基礎之上，更好地結合本國實際開展研究工作，并免受“邯鄲學步”之譏。為此，筆者先對大陸學者以往的相關研究作一個簡要的評述。
1.考古學和古生物學者的相關研究
在中國學術界，最早關注歷史生態環境的是考古學和古生物學家?？脊艑W向以歷史早期的物質文化遺存為主要研究對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出土文化遺存時，除了關心人體骨骸、人造事物（如器具、建筑、墓葬、手工業場所等）之外，也注意動物骨骸、植物籽粒或核殼等。出土動物骨骸、植物籽粒和核殼，指示著遠古時代各地動植物種類的構成乃至整個生態系統的構造。上個世紀前期，當考古學家在殷墟遺址中清理出大象的遺骨和古文字學家從甲骨文中發現“獲象”、“來象”之類的記載時，學者逐漸認識到這種動物曾在華北地區棲息，也很自然地想象當地古今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其它多種喜溫動植物遺存（如犀牛和竹鼠的遺骸、水蕨孢子等）亦在華北各地不斷出土，學者做出了遠古中國氣候和動植物構成與現代迥然不同的判斷[5]。
上世紀末期以來，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受到社會的普遍關切，考古學者也深受震撼，在國外考古學的影響下，大陸和臺灣都有一批學者積極著手建立中國的環境（生態）考古學，試圖對遠古人類聚落的生態環境進行某種程度的重建，并考察特定區域的生態環境因素對遠古社會組織、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影響。與此同時，古生物學家也不再孤立地認識某些野生動植物，而是逐漸采用生態變遷的大視野，根據動物和植物考古資料，考察某個區域動植物區系和物種構成和特定動植物種類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及其原因。應該說，考古學和古生物學家所開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至少為我們長時段地考察中國生態環境變遷提供了豐富的和古今對比強烈的歷史信息。
2.歷史地理學和氣候史學者的相關研究
歷史地理學以自然和社會現象的歷史空間分布為主要研究內容，致力于探討人地關系演變的過程和規律，與生態環境史研究有著天然的密切聯系。由于特殊的專業優勢，歷史地理學者具有令人贊嘆的廣闊思維空間，他們不僅注意到了歷史上的森林破壞、河湖變遷、沙漠擴張和一些珍稀野生動植物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也注意到了歷史上聚落、城市及經濟產業的分布與生態環境的關系。雖然他們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歷史地理學的，但前輩學者如史念海、譚其驤、侯仁之、文煥然、何業恒等人的不少論著實堪稱生態史研究的經典。
氣候史方面，早在民國時期，竺可楨就已注意到中國歷史上氣候的冷暖變遷問題。1972年，他在早年研究的基礎上，發表了題為《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4]的著名論文，對中國東部氣候的周期性寒暖波動進行了系統論述，成為學者引用頻率最高的史學論文。繼他之后，有一批學者先后在這方面開展了系統的研究，出版了數量可觀的論著[5]。
從最近10多年的成果來看，歷史地理學者顯然不再滿足于考察和描繪某些自然和社會文化現象的歷史空間分布，而是日益關注自然現象與社會文化現象之間的彼此聯系，在人口與環境、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與環境、社會變動與氣候變遷、疾疫和災害與環境、民俗與環境等諸多方面，都進行了卓有成績的探討；一些研究其實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課題了[6]。假如它們仍然必須被稱為歷史地理學的話，那么只能說生態史學和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本來即有很大的重疊，兩者間的界線事實上非常模糊，幾乎無法斷然劃清。直到目前，我們所進行的許多生態史課題，往往是由歷史地理學者提出并率先開展研究的。如果說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主要是從歷史地理學中生長出來的，也不算言過其實。我們要想特別標立一種與歷史地理學相區別的生態史學，必須從學理上進行認真辨別，對兩者的理論方法和學術指向做出必要的判分[7]。
3.農牧林業史學者的研究
農業、牧業和林業的本質，是充分利用各種自然條件如水、土、光、熱和物種資源，干預動植物的生命過程，促進那些經濟動物和經濟植物的再生產，獲得以衣食原料為主的各種產品。任何一個類型的農牧林業生產都不可能離開特定的生態環境，它們的歷史發展，與生態環境變遷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因此農牧林業史家比較早地關注到歷史生態環境問題，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我國農牧林業史家關注生態環境，大約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8]。在此之前，個別學者已發表過若干相關論文，如雷海宗先生在1950年代曾發表《古今華北的氣候與農事》[9]，根據古書記載概述華北氣候的變遷及其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但并未形成一種群體性的學術傾向。20世紀80年代前后，東西方農業科學界都在反思“石油農業”和過量使用化肥、農藥對農業生態系統的危害，提倡所謂“有機農業”（后來又提出“生態農業”，再往后則是“可持續農業”；日本則有人基于道家思想提倡所謂“自然農法”），不少中外農學家稱贊中國傳統農業技術方法的合理性和優越性，使中國農史學家受到了鼓舞，于是有人開始論說傳統農作方式對維持生態平衡的積極作用，比如重視水土保持和積肥施肥、實行作物輪作間作套種、種植與飼養相結合、采用生物防治等等，對促進有機物質循環和保持農業生態平衡的作用和意義，試圖闡發傳統農學的現代價值，其中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桑基魚塘”、“蔗基魚塘”生態農業模式被賦予了典范意義。農田水利作為農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向來受到重視，有大量的論著發表，學者很早就關注農田水利建設對水資源調配的重要作用，及其對農業生態環境正反兩方面的影響。與考古學家和歷史地理學家相比，農牧林業史家對歷史生態問題的論說顯得更加專業，這一方面由于他們具備良好的自然科學特別是生物學基礎，另一方面則由于他們一開始就注重對生態學（特別是農業生態學）理論方法的運用。
90年代以后，農牧林業史家的研究思路漸趨開闊，對于中國歷史上農牧林業與生態環境的關系，漸漸不再只是強調好的一面，而是開始反思傳統的農業資源開發利用方式的弊病及其所造成的生態惡果，例如關于黃土高原過度開墾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宋代以后長江中下游的圍湖造田和明清以來山區墾殖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等問題，均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批學者從農業史和經濟史入手探討中國歷史上的“天人關系”，也取得了相當可喜的成績[10]。盡管農林牧業史學者的研究范圍大抵局限于對產業內部歷史問題的探討，但由于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國，直到上個世紀才開始走上工業化道路，此前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其實也主要表現在農牧林業生產方面，離開了這些方面的基礎研究，想要真正認清中國生態環境變遷的歷史，殆無可能。事實上，自譚其驤、史念海以來，歷史地理學家探討中國古代生態環境問題，亦主要從農、林、牧業入手。
由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在中國，與生態環境史有關的學術研究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前期，并且已經取得了不少成績，為進一步考察中國生態環境變遷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為我們著手建立中國生態史學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學術資源。
然而，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構成中國生態史學。首先，以往相關探討大抵只是考古學、古生物學、歷史地理學和農牧林業史等學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統繪制中國歷史生態環境圖像為學術指歸。研究者對生態歷史問題的考察仍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專業，并沒有凸現出全面認識中國歷史生態環境、最終對之進行某種程度的系統重建的意向，更沒有從開始生態環境出發對社會歷史運動進行系統解釋的努力，這就造成相關研究與主流史學之間存在相當大的隔膜，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被一般史學著述所吸收；其次，盡管以往已經探討了許多重要論題，在研究思路和技術方法上也作了諸多有益的探索，為中國生態史學的建立準備了一些重要的構件。但是，這些論題、思路和技術方法顯得相當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間互不關聯，尚不足以構成學術界域分明、結構層次清晰并具有內在整體性和統一性的生態史學框架；其三，由于“自然”與“社會”二元分立的思想觀念根深蒂固，以往對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著不容回避的嚴重偏差：人們普遍將它視為社會歷史之外的另一學術領域。傳統史學一向重人事、輕自然，對自然的歷史用力甚少，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幾乎是一片空白，生態環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補，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矯枉未免過正，早先的生態環境史研究明顯偏重對自然層面的考察，社會層面的問題則被嚴重忽視了，從而造成了新的偏頗，以致許多人以為生態環境史的研究目標只是考察古今自然環境之變；其四、與以上幾個方面相聯系，盡管越來越多的學者逐漸認識到了開展環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實際介入這一領域者亦已不可謂少，但極少有人對這一新研究進行學理上的論說。迄今為止，國內的生態環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具體問題的探研，附屬在不同的相關學科之下，如果上升到“專門之學”這個層次加以考量，則仍存在著嚴重的學科理論缺失。正因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生態環境史研究只不過是探討一些邊邊角角的歷史問題，算不上什么專門的學問，至多只能充當歷史著述的“緣飾”和“花邊”，難登史學的大雅之堂。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1] “生態史”又稱“環境史”，中外學者都往往混用，但“環境史”的叫法更加流行。個人認為：這一研究的基本理論框架應是生態學，因此更愿采用“生態史”一詞。另外，“環境史”仍有將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人為分割的嫌疑，而在我所主張的生態史學中，兩者是一個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協同演變的整體，人類（社會、文化）系統應被視為地球生態大系統的一部分。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亞著名中國經濟史和環境史家Mark Elvin (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開始了系統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對洱海、巢湖、杭州灣、近代結核病與環境等問題的專門研究。伊氏曾與臺灣學者劉翠溶合作主編會議論文集——《積漸所止：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上、下冊），由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與中文版所收論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卻：中國環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為題，對中國環境史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系統論述。
[3] 近年來，一些研究外國史的學者如侯文蕙、、包茂宏、梅雪芹、高國榮等做了不少這方面的譯介工作，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學術信息，令人欽佩。
[4] 筆者這里使用“本土性”一詞意在說明：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主要并非導源于近30年來在國外興起的環境史學，而是基于本國學者在相關領域的前期研究。請切勿作過分寬泛的理解。
[5] 例如關于遠古動物，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發表了題為《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的長文[1]（pp.51~71)，根據殷墟出土甲骨卜辭中“獲象”、“來象”之文，參以其它文獻記載和出土實物，對商代河南產象及象之南遷事實進行了論述。其后，德日進、楊鐘健、劉東生等人又先后，對殷墟出土哺乳動物群進行了系統研究[2][3]。這些均可視為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先聲。
[6] 例如青年歷史地理學者王建革關于華北平原和內蒙古草原生態、經濟與社會史研究的系列論文，其實更多地采用了生態學而非歷史地理學的理論方法，與傳統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大異其趣，可為顯著的例證。
[7] 關于環境史學與歷史地理學的關系，同行學者時有議論，但對兩者究竟如何判分，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見。個人認為：環境史（生態史）的理論基礎是生態學，它的主要著眼點是“生命系統”，重在考察生物（特別是人類）與環境、生物與生物之間的歷史關系；歷史地理學雖然一向強調人地關系，但其理論基礎是地理學，主要著眼點是“空間構造”和“空間運動”。因此，歷史地理學并不能包辦環境史學的研究工作。
[8]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農史》、《農史研究》和《農業考古》等幾家農業史刊物，均陸續刊載有題目上出現“生態”一詞的論文。在同一時期的農業史著作中，更時常見有“生態農業”、“生態平衡”、“生態破壞”等詞句，有關論述也不斷增多。
[9] 該文收入氏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10]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農業史研究中，“風土”和天、地、人“三才”觀一直是學者關注的重要課題，先后有不少論著發表。1999年12月，中國農業歷史學會、中國經濟史學會古代史分會和《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聯合召開了“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 學術討論會，分別從天人哲學、農林牧業生產實踐、資源保護等多方面探討人類經濟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會議論文由李根蟠、原宗子和曹幸穗等結集為《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由中國農業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二、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中國生態史學
誠然，從不同學科出發考察歷史生態環境的具體問題，是非常有意義、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相關研究必須加以有機整合。若欲改變目前的“零打碎敲”局面，開展全面系統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以獲得對環境歷史變遷的貫通認識，并由此取得對社會歷史的更加透徹的理解，就必須建立一種專門之學——生態史學，使之成為中國史學中的一個獨立分支學科。
毫無疑問，生態環境史研究要想提升為一個專門獨立的史學分支，必須具備獨特的思想框架和理論方法。然而，完成生態史學框架體系的構建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西方學者已就“什么是環境史”、“環境史主要研究什么”這些基本問題討論了數十年，并提出了多種定義和構想，但各家的意見并不是很一致的；國內雖也有個別學者提出了一些設想[1]，但事實上還沒有人真正著手進行這方面的努力。在此，筆者也只能提出自己的一點粗淺見解。
我們認為：生態史學作為一個新的史學分支，其新穎和獨特之處，不僅僅在于它的研究對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理論和方法，首先（應當）體現在它將現代生態學理論方法應用于歷史研究，以生態學以及它的分支學科——人類生態學（生態人類學）、人口生態學、社會生態學和文化生態學等，作為觀察和解釋歷史的思想導引和分析工具。簡要地說，生態史學是運用生態學理論方法來處理史料、解釋歷史現象和歷史運動（既包括自然現象和自然運動，也包括社會現象和社會運動）的一種新史學。它的基本學術指向是采用廣泛聯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饋和協同演化的生態系統思想，陳述和剖析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互動變遷的歷史經驗事實，并就如何協調人類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與一般的歷史研究不同，生態史學的觀察視野不局限于社會和人事，而是將目光較多地投向人類的生物屬性和與人類社會活動發生過種種聯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現象；但生態史學又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實上只著眼于自然界（特別是地球生物圈）中與人類活動發生過關聯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說，生態史學的學科特點表現在研究對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態與社會文化的中間界面開展學術探討，對于這個中間界面，我們或許可以借用“天人之際”一詞加以概括。[2]在生態史學者看來，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乃是一個彼此影響、互動作用、協同演變的統一整體，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彼此施加于對方的歷史作用，人們對這種彼此作用的認識和反應，以及這些認識和反應的道德、價值、符號、組織、制度和各種行為體現，都是生態史研究者理應探討的內容。了解生態環境的歷史面貌和變遷過程，固然是生態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但考察生態環境及其變遷作用下的社會文化運動亦應作為它的基本任務之一，而正確認識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和過程，則是這一新興學科的最高追求[3]。
很顯然，生態史學雖然看起來應當集中考察歷史“自然”問題（這既是先前的研究所造成的錯覺，也是一種矯枉過正的結果），事實上卻堅決反對將社會和文化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不過，生態史學者之關注社會和文化，與一般歷史學者關注社會和文化相比，在視角上有較大區別——生態史學強調人類的生物屬性，以及社會現象與環境因素的歷史關聯，文化則被視為人類這種特殊生物同周遭環境（在這里，“環境”既包括自然環境，也包括社會環境）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體系。也許可以不甚恰當地說，生態史學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將人類還原為一種動物——同其它動物一樣需要空氣、食物、水和各種其它資源，人類的繁衍方式、人口密度、生命維持體系和社會組織形式等等，同樣深受特定生態條件的影響和制約。所不同的是，人類具有創造、學習和傳承文化的能力，在應對環境的過程中，構建了復雜的工具、技術、組織、規范、價值觀念和意義象征體系，而一般動物只是渾渾噩噩的寄居者；人類依靠其所創造的文化而生存，一般動物只是憑著本能而已。
在生態史學看來：人類的任何一種社會歷史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空間中進行的，離不開特定的環境條件，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種種生態因素的影響，如將生態環境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就難以全面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真正秘密。因此，具體（而非抽象）、實證（而非玄學化）地考察生態環境因素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影響，理應成為歷史學的一項重要任務。
與一般歷史學相比，生態史學不但有其特定的觀察視野和理論方法，而且具有獨特的社會歷史觀。它特別強調：無論文明怎樣發達、社會如何進步，人類始終都是動物界中的一員，人類的歷史始終都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統流轉的一部分。正如其它物種因生態環境的區域差異和時代變遷不斷發生變化一樣，人類社會和文化亦因所處環境的地域和時代不同而千差萬別。因此，社會和文化的許多歷史變異和差別，不但需從其自身的發生、演化過程中尋找答案，而且應從其所處的生態環境中求索根源。生態史學將告訴我們：在不同的時代和區域，社會文化如何受到各種生態環境因素的影響，并且在這些影響之下不斷發展演變？
另一方面，與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態史學雖然重視考察各種歷史自然現象，但時空界域圈定在人類誕生以來、與人類活動發生了關聯的那些部分。而在這一時空界域內的生態環境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人類的各種活動及其方式和結果，都是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影響因子和表現。隨著人類實踐能力的不斷增強，人類活動在生態變遷中所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生態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標，就是要弄清生態環境在歷史上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人類在其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從一定的意義上說，它事實上想要搞清楚：由人類活動所造成的“第二自然”是如何逐步形成、并且不斷發生改變的？這些改變又如何對社會產生反饋作用，影響人類的繼續生存和發展？
要之，在生態史學的思想框架中，環境是有人類的環境，人類活動是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促發和推動因素；社會是一定生態條件下的社會，許多生態因素都是社會歷史運動的重要參與要素——從總體上說，人類社會文化系統是地球生態大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在具體研究實踐中，我們既可側重探討人類活動影響下的環境變遷，亦可側重考察環境影響下的社會文化發展——這兩個側重構成生態史學研究的兩種學術指向，但兩者事實上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如果割裂了兩者之間的聯系，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史學。
根據以上想法，我們對自己所設想的中國生態史學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幾點歸納：
一、生態史學作為一種新史學，并非刻意拋棄傳統的史學理論、方法和命題，而是要在歷史觀察中引入生態學的理論方法，強化對生態環境與人類活動相互關系的歷史探討；
二、生態史學擯棄“人類中心主義”，人類及其社會和文化的歷史被視為地球大生態系統演變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也不是簡單地主張“生態中心主義”，雖然生態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對生態環境的歷史進行系統描述和某種程度的“重建”，但人類活動及其方式和成果仍然被放置在關鍵的位置。因此，生態史學的歷史觀既非“文化決定論”，亦非“環境決定論”，而是“人類——環境互動論”；
三、生態史學從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的中間界面尋找和選擇論題，它的基本內容（根據側重點不同）包括兩大方面：一是歷史時期的生態環境面貌及其在人為作用下所發生的種種變遷；二是在人類（社會文化）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生態環境及其諸要素所發揮的重要影響和作用[4]；
四、生態史學研究的最終目標，是探索人類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與過程，系統地描繪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和協同變遷的歷史圖式。
顯而易見，生態史學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它所要考察的，不僅僅是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也不僅僅是自然現象和環境因素，并且也不是兩者的簡單堆砌和相加，而是自然和社會兩大領域眾多現象和因素之間的有機、互動的歷史關系與過程。
毫無疑問，開展生態史學研究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研究者需要具備復雜、綜合和廣泛聯系的思想方法，需要具備廣博的知識——最好兼受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方面的訓練，并且需要具備超越于兩個學科領域之上的進行綜合、整體思辨的能力。由于以往學科劃分和教學方式的局限，一般中國學者在知識結構和思維訓練上都存在不可忽視的缺陷和不足。正因為如此，盡管目前生態環境史研究越來越熱門，已經觸及了非常廣泛的問題，但就所見的成果來看，多數論著的學術水平并不很高，總體上說，研究深度仍未超出1993年香港“中國生態環境歷史學術討論會”的會議論文[5]。我們注意到：一般歷史學者的相關論著中時或出現一些常識性的錯誤，而由具備不同自然科學背景的學者所進行的研究，又往往局限于各自的專業領域，彼此之間缺少必要的聯結和貫通，未能有機地整合起來形成系統的歷史認識。要想很好地開展這一研究，不僅需要有豐富的知識貯備、系統的理論方法訓練，而且要求不同專業領域的學者密切交流、通力協作。
[1] 例如，包茂宏在《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一文（載《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曾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視的設想。
[2] 之所以特別指出“借用”，是因為筆者并不認為“天人之際”的歷史含義并非今天所說的“人類與自然之間”。一些學者將“天”理解為“自然”，將“天人之際”、“天人合一”解釋為“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人類與自然環境的統一”是很不恰當的。但從歷史文獻中，我們一時還找不到一個更簡約的詞匯來表達這種關系，只好暫且借用。
[3]景愛《環境史：定義、內容與方法》[6]一文認為：環境史是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史，研究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歷史過程。顯然，在景先生看來，環境史所關注的“環境”并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而是與人類發生了關系的自然環境。在這一點上，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不過，雖然他所主張的環境史研究強調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但觀察的重點仍在于“環境”，而筆者所主張的生態史學是從生態學立場出發的，更強調人類與環境的整體性和統一性，不僅為了理解環境的歷史，同時更是為了理解人類和社會的歷史。
[4]景愛認為環境史研究應主要圍繞三個方面進行：第一，要研究自然環境的初始狀態；第二要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第三，要研究探索人類開發利用自然的新途徑[6]。梅雪芹在吸收西方學者觀點的基礎上，將環境史研究分為四個層次：一是探討自然生態系統的歷史，二是探討社會經濟領域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個社會和國家的環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關于人類的環境意識，即人類概述周圍的世界及其自然資源的思想史[7]（pp.10~11）。盡管他們都強調人類與環境的相互影響，但基本學術指向仍是理解“環境”，仍不能包容我們所設想的生態史學。
[5] 這次會議的絕大多數論文均收入前揭伊懋可、劉翠溶主編論文集。其中中文版除《序》和《導論》之外，設立了《比較的觀點》、《對自然環境的詮解》、《人類的聚落》、《邊疆地區》、《水文與水利》、《氣候》、《疾病》、《環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態》、《環境的形象-文學的和通俗的感受》和《環境與近代經濟發展-臺灣和日本》等欄目，一些論文視角之新穎、論說之深入十分值得贊嘆。 三、中國生態史學研究的兩種理路
如上所言，我們所主張的生態史學，將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視為統一的整體，致力于探索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與過程，它所研究的是“天人之際”的歷史問題。這就決定了它既不能像傳統史學那樣只重視歷史上的社會和人事，曾被嚴重忽視的自然歷史變動將被當作重點突破的對象；亦不能像先前的相關研究那樣只對自然層面的問題情有獨鐘，眾多的社會歷史問題同樣需要認真加以考察，傳統史學所探討的諸多重要問題，仍將成為生態史學的重要論題，只是采用了新的思想方法，變換了論說的角度。換句話說，生態史學研究的對象，既包括自然歷史現象和問題，也包括社會現象和問題，橫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是一種典型的交叉學科。
與多數成熟的史學分支相比，生態史學具有顯著的“邊緣學科”性質。然而，在這里，“邊緣”意指它的思想空間是在多個多科領域的聯結和交匯部分，而不是說它應該被定位在歷史學科的邊緣位置——盡管它目前仍然多少有些尷尬地被視為一種邊角的學問。事實上，只要稍微回顧一下學術史，我們不難發現：一種學術究竟屬于“主流”還是“邊緣”，未必就是命定的，而是既取決于相關成果的積累，更取決于不同時期的學術興奮點——而學術的興奮點總是與人類社會的現實問題密切關聯。隨著歷史條件和社會情境的改變，曾經的主流學術可能被邊緣化，邊緣學術亦可能向中心位移而成為顯學。筆者大膽預測：生態環境史研究將逐漸登上中國史學的大堂正殿[1]。
當然，這仍需生態環境史學者做出持續不斷的努力，開展更扎實系統的研究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還必須努力改變研究理路，具體來說，需要更多地關注人與社會的歷史，從生態史學的立場出發切入主流史學所長期關注的那些相關歷史命題，即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史學、特別是目前居于顯學地位的社會史研究靠攏。這不僅僅是一種爭取學術地位的“技巧”，同時也是推進社會歷史認識的需要——觀察社會歷史運動和解釋社會歷史現象，原本即是生態史學的“應有之義”，只是路徑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回顧過去一個時期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的發展，我們不難注意到：不論從學術動機還是從實際研究情況來看，兩者之間都似乎少有瓜葛。直到最近10余年來，情況才發生了可喜的變化：這兩種分途發展的學術研究逐漸出現了互相交融、彼此會通的趨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和努力推進的學術走向，向來重人事、輕自然和將自然與社會相分離的史學傳統，將可能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應該說，互相溝通和彼此聯結乃是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不斷深入而產生的共同學術訴求。
試細言之。
按照先前的觀念，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目標是認識自然環境、而非社會文化的歷史。如前所述，中國學者早先的相關研究，正集中于歷史上的氣候、森林、野生動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變遷和農業生態平衡等方面，研究者大多具有一定自然科學背景，如氣象學、地理學、農（牧、林）學、文水（水利）學等等[2]。歐美早期的生態史研究大抵也是如此，美國的生態環境史研究，雖然早期的研究已多與環保、邊疆和拓殖的歷史相聯系，但重點仍在于自然方面[3]，目前這一領域的權威雜志——《環境史》是由美國環境史學會與森林史學會合辦的。但是，隨著相關研究不斷深入，學者日益意識到：生態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至少自農業時代以來，生態環境的諸多變遷與種種人為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無視人類活動的影響，就無法理解生態環境的歷史變化。正因為如此，最近一個時期以來，關于生態環境的歷史著述愈來愈重視社會性因素的影響和作用。美國“進入90年代以后，環境史與社會史合流成為一種趨勢，性別、種族都被納入環境史的研究內容?！盵4]歐洲的環境史研究視野也在不斷擴展，從歐洲環境史學會網所刊1976-2004年間的相關論著目錄看，雖然近年的論著從數量上說仍以討論氣候、水源、森林、景觀、污染、災害疾病等問題者居多，但經濟、社會和文化與環境的歷史關系愈來愈受到重視[5]。在我國，關于近一萬年來（農業起源以來）生態環境變遷是否主要由于人類活動所致，學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但生態破壞的社會原因日益受到重點關注卻是無可爭議的事實，譚其驤、史念海等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其實已經率先做了若干十分精湛的開創性研究[6]。
社會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類群體（即社會）發展的既往經歷，理所當然應以解釋社會歷史現象為鵠的。然而，單純從社會來解釋社會、或者僅將生態環境視為社會發展的“背景”，顯然無法對眾多社會歷史現象做出圓融的解釋[7]。從年鑒學派開始，法國的社會史家逐漸不再只是在理論上承認環境對社會的影響，而是將生態環境視為影響社會歷史進程的結構性要素，通過實證研究探索其影響的具體機制，成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視角，并對歐美社會史、文化史和經濟史研究的發展發揮了重要引導作用。最近若干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者特別是地域社會史、災害疾病社會史和社會生活史研究者，也開始將生態環境作為能動因素納入各自研究思考的范圍[8]；在經濟史和文化史研究中，也出現了同樣的學術趨向。
雖然國內迄今仍無人對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相互結合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作專門系統的探討，但在我們看來，這兩個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領域發生關聯，互相對話、借取和觀照，走向匯流融通，卻是一種必然的學術發展走向和趨勢。這既是兩者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途徑，更是生態史學研究應取的理路。
站在目前主流史學的立場，人們也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生態史研究對于認識中國歷史究竟有何意義？最容易得到認同的回答是：有助于認識社會發展演變的自然背景。這樣的回答自然并沒有錯，但從生態史學的立場來看，則仍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很偏頗的。這是因為，在生態史學觀念中，生態環境不僅是社會發展演變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能動參與因素。對生態史研究進行合理的學術定位并與社會史研究真正有機地結合起來，完全可能為深化中國社會歷史認識做出更多貢獻，而不僅僅是為演繹社會歷史戲劇鋪設一個“自然的布景”。
筆者曾經指出：生態史與社會史研究互相滲透和結合，可能導致新的學科交叉，根據側重點不同，形成兩個學術分支：一是生態社會史，二是社會生態史[8]。前者的目標主要是了解自然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但與某些生態史研究相比，它特別強調并具體論證生態變遷過程中人類活動和社會（及其文化）因素的影響；后者則試圖采用生態學理論來研究歷史上的社會，強調自然環境因素的能動作用和影響，以期更好地認識人類社會及其發展演變，目的在于理解社會的歷史運動。簡而言之，前者是研究人類活動作用下的生態環境的歷史，后者則是研究生態環境參與下的人類社會的歷史。
為了進一步闡明我們的想法，且將自人類誕生以來的歷史不恰當地濃縮為一個童話式的簡短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茂密的叢林，林中有一個小村，村里居住著幾戶人家。村民們世世代代在這里勞作和生息……。”生態社會史家主要講述這片叢林的故事，談論這片叢林曾經有多大，生長過哪些樹木，棲息過哪些動物？進一步，會談論這片叢林逐步縮小、或至消失的歷史過程及其社會原因，如由于村莊的人口不斷增長，需要開墾更多土地、搭建更多房屋、樵采更多燃料等等，樹木因此不斷遭到砍伐，叢林面積逐漸縮小，原先棲息在這片叢林中的許多動物，也因無處藏匿和覓食逐漸逃逸、終至絕跡……等等；社會生態史家則主要講述這個村莊中的人的故事，亦即描述由這幾戶人家所組成的社會的歷史，談論諸如村落社會結構、經濟狀況、生活習慣、婚姻風俗、文化娛樂、生老病死……等等問題。如果想把故事說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就要進一步談論叢林和叢林中其它物種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村民的謀生方式、利益分配、權力結構、生育死亡、安全保障、娛樂活動，乃至信息交流、觀念情感等各個方面曾經發揮過的作用和影響。很顯然，由于歷史關注的側重點不同，可能分別做出不同的歷史敘述。而歷史的真實情況是，叢林與村莊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彼此互為變化的因果，任一方面的變化都是促使另一方面發生改變的能動因素。
側重“自然”一面的生態社會史研究，基于這樣一個預設：人類活動、特別是經濟活動，至少從農業時代以來就是生態變遷的主因之一。因此，有關研究雖然著眼于生態環境變遷，但強調人類活動的影響，對生態變遷的討論不是從生態環境到生態環境，而是將人口、技術、生產與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乃至意識形態等等社會性因素，與水、土、光、熱、生物、礦物等自然因素，一同視為參與物質循環、能量流動、信息傳遞乃至整個生態系統演變的重要因子，在特定情況下，甚至視為比自然因素更加重要的歷史變量。沿著這種思路所展開的生態史研究，實際上差不多是考察人類改變生態環境的歷史。
社會生態史研究，則將人類社會視為地球生物圈內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它一方面承認人類與其它動物相比具有極為特殊的智能，即創造、傳播、積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承認由于這種能力，人類社會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另一方面，它同時認為：人類必須服從生態規律的最終支配，社會發展變遷的歷史過程，從根本上說，乃是人類不斷調整與生態環境關系(包括經過自己改造的生態環境)的過程——技術體系的進步、生業方式的改變、社會組織的變遷，乃至風俗習慣和思想觀念的嬗變，都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社會對生態變遷的適應性調整，或者間接地跟從于這些調整；經濟類型、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乃至精神風貌等等許多方面的地域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態環境差異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同樣導致上述方面發生種種改變。正由于人類社會在地球生態大系統中與周圍環境存在著廣泛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流，是其中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因此人類社會的歷史，也就存在著采用生態學理論方法加以認識的可能性。
社會生態史的主要研究對象，仍然是歷史上形形的社會現象、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和流轉不息的生命運動。但與一般的社會史研究相比，它更側重探討社會現象的生物性質和自然基礎，致力于尋找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社會因子與生態因子之間的歷史聯系。在這里，紛繁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諸如衣、食、住、行、生產、消費、婚姻、生育、疾病、死亡、遷徙、社交、娛樂、戰爭等等，以及因之所產生的技術、組織、結構、制度、規范、習俗、思想意識，就不單純地被理解為“社會的”或者“文化的”，同時還被理解為“生物的”，是在特定“自然”和“生態”影響下產生、并反映特定自然生態環境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也就不應只是被理解為社會的單元或聚落，同時還是大小不同的生態單位或系統，可以采用生態學方法加以考察。要之，社會生態史學者承認文化因素的生衍變異和社會系統的發展演化具有自己的內在邏輯，但卻不認為它們是（至少不完全是）封閉、自限和自我決定的過程，而是與生態環境及其眾多因素彼此影響、協同演進的過程。
這樣一來，生態史學研究就有了兩個側重點不同的可取理路：即生態社會史和社會生態史研究。如果選取前者，即使在具體實踐中十分強調人類社會活動的影響作用，也仍然屬于社會史之外的另一學術領域，它的學術目標是系統地描繪生態環境及其變遷的歷史圖像，當然客觀上也可為講述人類社會的歷史故事增添一個“布景”和“底圖”；如果選取后一種理路，則不僅是生態史學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視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的思想框架。這種新的思想框架，將社會及其所處的環境視作一個有機、統一和整體的生命系統納入考察范圍，不僅考慮各種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將各種生態因素視為重要的參與變量，從而呈顯出一種新的社會歷史觀，我們姑且稱之為“社會（文化）——生態史觀”。一旦采用了這種新的框架，史家對“叢林中的村落社會”的觀察，既可能提出許多新的問題，對一些老問題的認識也可能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而不僅僅是在敘述故事時簡單地添加一些在過去看來無關緊要的內容。生態史家有信心為社會歷史觀察提供新的視角、問題意識、解釋途徑乃至新的歷史觀念，并對推進中國社會歷史認識做出獨特的貢獻。
從生態史學的視角來觀察社會歷史可能會提出哪些新的論題，現在還難以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會提出并討論許多從前不曾思考的歷史問題；以往曾經探討的不少論題，包括一些長期爭辯的重大問題，亦完全可以、而且應當重新研究，并可望做出新的解釋。事實上，已經有些學者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比如關于歷史上中國南北文明進程的差異、胡漢民族的沖突與融合、周期性的社會動蕩、經濟重心的轉移、水利與專制政體的關系[9]等等，已陸續出現了一些結合生態環境而重作思考的新論。還有不少重大問題，例如中國“封建社會”何以長期延續、何以歷史上漢文化不斷成功地向南擴張卻難以向長城以北推進？……等等，亦都可從人類——環境的互動關系和過程中重新求索。微觀層面上的許多歷史問題，同樣可以采用這一思想框架加以考察。當我們全面考察某個地域社會的歷史時，決不能置當地的山川形勢、氣候、水文、土壤、生物（特別是經濟動、植物）構成乃至礦產資源于不顧，因為當地社會在生產模式、飲食結構、服飾式樣、居處方式、交通設施、疾病、災害以及娛樂、信仰、知識等眾多方面所呈現出來的地方特色，都毫無疑問是根植于其獨特的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舉例來說，一個地方的水資源環境，必然要影響當地的生產結構和生活習慣，迫使人們圍繞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災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組織、制度和秩序，甚至進一步影響到當地民眾的心態，形成某些特殊巫術、禁忌和神靈信仰。如果不充分生態環境因素對社會文化發展的能動作用，許多宏觀和微觀層面的歷史現象都將無法得到合理圓融的解釋。
當然，筆者也曾指出：采用社會生態史的框架來認識社會，只是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特殊途徑，不能期望所有問題都能由此得到圓滿的回答。這是因為，社會生態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一般的社會史研究，有些社會歷史問題并不在它的觀察范圍；更重要的是，現代生態學畢竟導源于生物學，而人類不僅具有生物屬性，同時還具有文化屬性（特別強調一點：文化具有自我演繹性），擁有復雜文化和思想情感的人類畢竟不同于其它動物，人類社會系統與其它生命系統的差距很大，其系統結構、系統功能與運行機制的復雜性遠遠超過其它任何生命系統，在觀察社會歷史問題方面，現有生態學理論方法的解釋力仍然有所不足，對于現代生態學概念、術語和技術方法在社會歷史研究中的適用程度，不能期望過高，更不能簡單機械地套用，而應在認真披揀、選擇和改造其適用部分的基礎上，努力構建符合中國歷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論方法體系[8]。如果將人類社會簡單類同于一般動物系統，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所得出的結論將可能是十分荒謬可笑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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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楊鐘健、劉東生.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補遺[J].北京:中國考古學報(中國科學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冊)，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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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景愛.環境史：定義、內容與方法[J].開封:史學月刊，2004，(3).
[7]梅雪芹.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王利華.社會生態史——一個新的研究框架[J].天津:社會史研究通訊（內部交流刊），2000，(3).
[1] 這一點可由《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中國史研究》、《史學月刊》、《歷史地理》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等權威學術期刊頻繁刊載有關方面的學術論文可以看出。
[2] 關于過去一個時期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發展情況，張國旺:《近年來中國環境史研究綜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2003年第6期）、佳宏偉:《近十年來生態環境變遷史研究綜述》（載《史學月刊》2004年第6期）分別作了較系統的回顧；王子今:《中國生態史學的進步及其意義——以秦漢生態史研究為中心的考察》（載《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提供了一些線索，可參閱。
[3]關于西方環境史學的發展，曾華壁《論環境史研究的源起、意義與迷思：以美國的論著為例之探討》（臺灣《臺大歷史學報》1999年第23期）、包茂宏《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及《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載《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和梅雪芹《20世紀晚期的環境史及其學術意義》（收入氏著《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分別有所介紹，可參閱。
[4]高國榮《美國環境史學研究綜述》（“中華文史網”2004年9月22日刊發）。對于這一轉變，包茂宏《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一文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此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載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2。茲據historyandtheory.org/McNeill.pdf）一文也有專門的論述。
[5] 由于筆者不懂英語以外的其它西方語言，以上印象只是根據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eh)網“Bibliography”英文部分得出的，讀者若欲了解詳細，請登錄 eseh.de/bibliography.html 。
[6] 例如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收入《長水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端逄茣r期重要的自然環境的變遷及其與人為作用的關系》（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均為經典之作。
[7]盡管中國史家早就注意到自然對人事具有重要歷史影響（例如司馬遷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視為史家的基本任務，至少隱含了關注自然環境影響社會人事的思想傾向），近代以來中外史學家都曾就“環境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展開過熱烈討論，但自然環境（中國古人多稱“風土”）在傳統史學中曾長期被視為一種恒久不變的客觀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玄學化”了，“究天人之際”并未真正付諸實證性的學術實踐。
關鍵詞 新課改 高中歷史 理念與方法
進入二十一世紀，國家基礎教育課程加快了改革的步伐。高中歷史學科伴隨著新課改也掀起了新一輪的變革。歷史教師在教育教學中接受新的理念，并付之于教育教學之中，并昭示出強大的生命力。作為主要實施者的教師在理念與方法應該進行更新。
一、改變傳統觀念，樹立新課程理念
"學生的發展是課程實施的出發點和歸宿"，教師要著眼于學生全面素質的提高，要必須改變陳舊落后的教學方式，要以學生為本，改革授課的方式、方法，構建先進而科學的課堂教學模式。
廣泛借助現代技術，改進教學方式。教學內不再單純依靠教師的言傳身教，教師提高科技含量，充分發揮信息技術的優勢，推進信息技術在課堂教學中的應用，不再單純地讓學生記憶并儲存歷史結論，而是結論與形成結論的過程并重。新教材在這方面給師生們留下了較大的思維空間。""這一節，新教材有意識地留下了對的評價不寫，卻通過課后"結合史實，談談你對的評價"的練習題把這個問題提出來。這就需要教師和學生通過教學過程，通過對歷史事實的分析、綜合、比較、歸納、概括等認知活動來得出歷史的結論，從而提高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歷史教師必須借此在課堂教學中引導學生探究形成結論的生動過程，在過程教學中培養學生思考歷史、詰問歷史、評判歷史的方法和能力，以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創造性。
強調師生互動，化被動為主動。改變以往學生被動接受學習、死記硬背、機械訓練的現象，以改革歷史課堂教學為突破口，營造一個實事求是、崇尚真理、追求真理的氛圍，對學生提出的不同意見、看法、觀點不隨便斥責或施加壓力，以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獨立思考，為學生的稟賦可潛在自由、充分發展創造一個寬松的環境，盡可能使教學過程成為師生教學相長、共同發展的互動過程。
強調學生的主動學習，將學習過程中的發現、探究、研究等認識活動突顯出來，使學習過程更多地成為學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成為學生發展自己、學會學習的過程。新教材增加的閱讀課和活動課，就是有益的探索和嘗試，歷史教師可以在組織指導這兩種新課型的過程中加強對學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當然還可根據新大綱要求開展好其他類型的研究性學習，比如課堂討論、辯論，收集歷史資料撰寫歷史小論文、歷史人物小傳，開展社會調查撰寫調查報告，編演小歷史劇，制作歷史題材的音像作品或計算機課件等。
二、把握關鍵，強化學生歷史學習情結高中歷史教學大綱把歷史課分為必修課和選修課，而必修課只有高一年級開設，這實際上使大多數高中生接受歷史知識學習的時間就只有寶貴的一年，所以高一年級的歷史課學習就顯得頗為重要了。重視高一歷史教學以培養學生的"歷史情結"，也是勢所必然，歷史教師雖難上加難，但卻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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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統計表明，學生因主課學業繁重緊張，把學習歷史當作類似看小說看電視等緩釋緊張情緒的功能，目前高中學生對歷史學習的興趣層次還較低，大部分停留在刺激性的歷史情節中(這可能受初中歷史教學內容的影響)，也就是停留在直接興趣這一層次上。我們知道，直接興趣是不穩定的，常會因各種因素而減退，比如知識簡單易懂、概念重復講述、結論不易理解、內容難記難背等，再加上其他學科學習壓力，一旦學生感到乏味，或感到困難時，直接興趣就會衰減、消失。改善之法筆者以為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首先，教師要優化課堂教學，創設良好環境，構建科學教學模式，讓學生"愿"學。其次是提高歷史學科的課程實用價值，讓學生"樂"學。我們至少應該向學生顯示歷史學科在學校這個小社會里的作用，比如可以改革歷史考試方法，用寫作歷史小論文的形式，調動學生運用歷史思想、尋找歷史依據的積極性；也可以增加課堂教學內容，聯系當今世界所發生的學生感興趣的話題，運用歷史分析的方法，指導學生對世界形勢發展加以認識；還可以在校內多辦一些歷史學科的課外活動，如開設歷史講座、展示學生的歷史小文章、搞一些歷史性的紀念活動，等等?？傊?，校園要強化歷史學科的氣氛，久而久之，學生也會受到感染，讓他們覺得至少在學校里，學好歷史課還是有用武之地的，這樣學生的學習興趣也就會逐漸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