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3-26 09:06:5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新型城鎮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集群園區化
1.發揮大企業龍頭作用，帶動園區發展。在發展產業園區時，運城市充分發揮大企業的龍頭作用，培育和引進一批帶動力強、規模實力大、關聯度高的大企業、大集團，通過培育產業龍頭，壯大骨干企業，帶動配套企業，形成“大企業———大項目———產業鏈———產業群———產業園區”的發展格局。運城市高度重視龍頭企業的培育，尤其是創新能力建設，鼓勵企業圍繞產業主攻方向，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和創造性，不斷強化企業的創新能力建設，搶占主攻產業自主創新的“制高點”，同時政府注重本區域的創新體系建設，提升企業市場競爭力。
2.發揮園區聚集優勢，培育重點產業發展。園區化發展具有很強的優越性，眾多同行業企業在同一個空間集聚，實現資源、信息、公共服務的共享，集聚起規模效應，放大比較優勢。運城市將工業現代化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載體，在促進工業重點行業發展時注重園區對產業的培育作用。如，河津市新耿區以老城區和高新技術園區為依托，重點發展商貿物流產業;龍門區以鋁工業園區為依托，重點發展鋁深加工產業;萬春區以樊村鎮和王家嶺循環經濟園區為依托，重點發展煤化工產業。
3.強化園區建設推動產業集聚發展。運城市把園區作為加快縣域經濟發展和招商引資的重要平臺。如，夏縣水頭工業園區充分依托產業和區位優勢，圍繞打造加工制造業基地和現代服務業基地，以現有的企業為主體，按照“加工制造區、農副產品加工貿易區、高新技術產業區”三大產業區域，加強園區建設，建成夏縣對外開放的窗口、工業聚集的核心、項目對接的基地、產業升級的高地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新區。
(二)園區社區化
1.園區社區化促進產城融合發展。產城融合指產業發展與城市發展、社會事業發展同步推進、相互促進、互為補充和一體化發展，以產業集聚發展實現人口集中，為城市化提供基礎支持;以城市的服務功能為產業發展、人口集中創造條件。園區把產業集聚起來，而產業的入駐和發展必然要增加就業崗位，一方面可以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另一方面需要引進外地的高級人才，隨著產業園區的發展有越來越多的人口涌入園區，這就需要為他們營造良好的生活環境，提供社區化的生活條件，尤其要做好社會公共服務，如解決進城農民的戶籍、住房、就業、養老、醫療、教育等社會身份和社會保障問題，使他們充分融入城市，真正轉化為市民。在生產和生活配套上，一方面，完善園區基礎配套設施;另一方面，加快園區內住宅小區、學校、醫院、商場、超市等服務配套設施建設。
2.以市場化運作促進園區社區化。園區社區化的本質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因此，要充分發揮市場在產業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以市場化運作促進園區社區化。一是在城市綜合服務中心，建設以圖書館、體育館、影劇院、康復中心等公共服務設施和市民綜合服務中心為先導，打造城市綜合體;二是以中小學為依托，打造教育園區;三是加快建設商品房住宅小區，引進現代化醫療機構，培育新型商業形態，完善服務設施，進一步提高開發區的承載能力。
3.用工業園區化帶動農村社區化。農村社區化是“就地城鎮化”的戰略基礎，通過城市周邊農村新型社區建設，為城市未來發展留下空間。農村社區化可以通過工業園區化的帶動快速形成。如，運城市稷山縣用工業園區化帶動農村社區化，投資近2億元完成“縣城低碳產業聚集區”、“西社新型煤焦化循環經濟示范區”、“翟店紙包裝文化產業園區”三大工業園區規劃建設，有效地促進了園區周邊農村的社區化發展。
(三)社區城鎮化
1.社區城鎮化促進農民向市民轉化。社區的發展推動城市交通、排水、污染處理、水電供應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就業、教育、醫療、住房及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產業區、生活區、商業區、娛樂區等空間布局的優化，從而使社區發展為新興城鎮，進而引導更多的資源要素向城鎮集聚。在這種條件下，城市建設的推進必將創造更多的生活和生產需求，推動商貿、餐飲、旅游、金融、保險、物流、醫療、文化和服裝等生活業和生產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增強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吸引力，加快農民向市民轉化的進程。
2.城市社區的城鎮化。城市社區的城鎮化包括老城區社區的城鎮化和新城區社區的城鎮化。運城市通過對老城區進行改造促進社區城鎮化。老城區改造，通過機關、企業外遷，形成商業區和服務區，保留城市文化特質。如，平陸縣籌資8.2億元，重點實施打通新老城區的“兩街一路”(春元街東西擴及中段改造、向陽街改擴建、傅巖路南擴)、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承載力的“兩館一園”(圖書館、體育館、實驗幼兒園)、“兩個市場”(春元街蔬菜市場、太陽文體廣場)、“六大工程”(天然氣進企入戶、垃圾填埋場、星級公廁達標、天眼工程、汽車客運站、三線入地)等14個項目。特別是在“兩街一路”拓寬改造中，堅持最大程度規范程序、最大限度讓利于民，加快了新老城區的滲透與融合。運城市通過拓展建設新城區促進新城區社區的城鎮化。新城區通過工業新區建設，發展實體經濟，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產業依托。對新城區通盤考慮、整體規劃，進一步提升城市承載力和輻射帶動力。圍繞新規劃的產業集聚區建設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發展配套服務，將產業集聚區打造成新城區的增長內核，推進社區城鎮化發展。
3.農村社區的城鎮化。有序推進農村連片示范區建設。新農村集中連片示范區，即圍繞“抓典型、出精品、成規模、做示范”的工作思路，按照“一縣一區、一區10村”的要求，使集中連片示范區達到道路循環、產業相連、林網方田、設施齊全、環境美觀的標準。完善農村社區公共服務配套體系。如，垣曲縣在新農村建設上，按照“完善基礎設施、健全服務網絡和加強鄉村文明建設協調推進”方式，分類編制全縣行政村發展規劃，打破行政區劃限制，重點發展區位優勢明顯、人口相對集中、基礎條件較好的中心村，集中資金和項目，加大中心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配套、主導產業培育和人居環境改善力度，引導和吸引山莊窩鋪、空心村等居住分散區域的群眾向中心村聚集，不斷增強農村發展活力。
(四)土地規模化
1.推進農業現代化加快土地流轉。運城市在穩定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基礎上，積極穩妥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產業化發展，增加了農民收入。通過發展設施農業，提高農業機械化率，引導土地流轉，推動農業發展走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道路，使土地向職業農民、產業帶頭人、種植大戶手中集中，讓有進城意愿的農業剩余人口逐步向城鎮集中。通過土地流轉，一方面可以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實現農業集約化、規模化經營，最大限度釋放土地價值;另一方面可以淡化農民和土地的關系，讓農民不必再鄰地而居，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農民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增加經濟收入，為農民搬入城鎮排除思想、地理、經濟上的障礙。運城市土地流轉的主要特點有:一是流轉方式多樣。呈現出轉包、轉讓、出租、互換、入股、委托、代耕代種等方式。二是流轉模式多元。有合作社+農戶、公司+農戶、公司+合作社+農戶和公司農場獨立經營等多種經營模式。三是經營主體多種。有專業合作社、農業企業、種植大戶和家庭農場等多種經營主體。四是土地用途廣泛。不僅用于糧棉等作物生產，還用于果蔬、花卉等農業生產和觀光農業開發。
2.調整村莊結構促進土地規模化。近年來，隨著運城市“八區聯動”的全面推進，城市框架不斷拉大，許多城郊村已變為城中村;同時，由于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在城市安家就業，造成一些村莊形成空殼村。面對目前的村莊情況，運城市對村莊結構進行調整，進一步促進土地經營的規模化。
3.建設產權交易平臺促進土地流轉。為實現農村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運城市通過建設農村產權交易中心，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和農村金融提供服務。同時，運城市農村產權交易中心搭建一個有效的對接平臺，讓農村資產、資源流動起來，激活和發展農村生產力。通過交易中心對土地流轉過程真實性、公正性、合法性的認證，維護土地流轉雙方權益，農民不怕租賃費拿不回來，企業不擔心農民反悔收回土地，這有利于促進土地順利流轉和規模化集約化經營。
(五)城鄉生態化
1.堅持生態優先的新型城鎮化道路。運城市在城鎮化發展進程中，堅持生態優先，走基于生態文明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突出資源集約節約和生態環境友好，加快生態經濟發展，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運城市在產業發展上高度重視生態環境的保護。堅持走低碳化、工業化與城鎮化協調發展之路。第一，鼓勵發展節能性環保產業，降低產業發展對能源、水資源、空氣等生態資源的消耗或破壞。第二，支持探索循環經濟模式，以更少資源創造更多經濟價值。第三，要求工業入區、入園，促進產業集群，既可以集中處理污染，又可以使各產業分享外部經濟。第四，加強節能環保宣傳，鼓勵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踐行節能環保。第五，加強城市綠地資源建設，提高生態環境自我凈化能力。第六，倡導綠色消費，減少消費污染。第七，重視調解資源占用與分配、環境污染方面的矛盾、沖突，促進城鎮化與環境保護的良性互動。
2.用城鄉生態化增強城鎮吸引力。運城市的城鎮建設在完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功能的基礎上，加大生態建設，通過綠化、凈化、美化提高宜居指數，增強城鎮的吸引力，讓農民向往進城，愿意進城。保證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加快步伐，深入推進。
3.城鄉生態化注重傳承和弘揚本地傳統文化。文化是城市生存的魅力和靈魂，文脈是城市發展的遠景導引，文化產業是支撐城市發展的關鍵。運城市在促進城鄉生態化、一體化發展時，既遵循歷史文化的傳承，又銜接現代氣息的植入。如，鹽湖區通過建設國家5A級鹽湖生態文化旅游風景區，大力發展文化旅游產業，首先打造出20平方公里的板塊，讓游客在休閑娛樂中感知運城根祖文化、鹽文化、關公文化的博大精深，未來把鹽湖風景區打造成山水相連、林湖輝映、歷史厚重、文化發達的歷史文化風景區。
二、結語
在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一體化進程中，我國面臨著許多問題，比如，城鄉二元分割依然存在；農民工進城仍面臨著住房、社保、教育等問題；城市房價過高；城鄉發展不均衡等問題嚴重，等等。
1.戶籍制度問題。
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形成了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代表著兩種不同的社會身份，享有不同的就業、社保、教育、醫療、住房等資源。通常而言，城市戶口有著較高的“含金量”，承載著較多的社會福利和教育資源，有著較多的就業機會和完善的社會保障；而廣大農民身處社會底層，就業機會少，收入水平低，教育醫療差。這種不合理的戶籍制度導致城鄉差距不斷拉大，影響了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2.城鄉發展不均衡。
首先，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由于農村發展滯后、生產效率低下，以及收入分配扭曲、公共資源配置不均衡，導致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據有關部門統計，2013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10，遠高于世界平均比值1.5。其次，城鄉生產力發展不均衡，城市以服務業、工業等為主，有著較高的產業附加值；農村以農業為主，現代化程度低，勞動生產率低。再次，城鄉人口素質差異大，農村人口多為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僅占1%；城市人口以高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為主，受教育程度的差異直接導致了城鄉收入差異。最后，城鄉之間的公共資源配置差別很大，城市的教育、醫療、通訊、交通、文化等方面普遍高于農村，這種公共資源投入上的差異，導致了農村發展滯后。
3.農民主體地位缺失。
在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城鄉居民 的地位不平等、待遇不一樣，農民的主體地位缺失，經濟、政治、文化等權利無法得到充分保障。例如，農民進城務工常面臨著醫保、子女教育、就業、社會保障等問題，使他們無法融入城市生活之中；由于農村土地產權主體不明、權限不清，農民無法合理支配和處置土地，在土地征用中農民無法得到合理補償；在農村集體事物管理中，農民的知情權、監督權、參與權等得不到保障，等等。
二、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的方法策略
1.積極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是城鄉發展不均衡的制度根源，要縮小城鄉差距就必須破除不合理的戶籍制度。首先，應逐步放寬農民進城落戶的限制，中小城鎮要取消農民工落戶的障礙，大城市應降低落戶標準，有秩序、有條件地引導農民工到城市落戶。其次，應減少捆綁在戶籍制度上的各種社會福利，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解決農民工進城所面臨的子女教育、勞動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一系列問題，使農民工享有與城市居民同樣的權益。
2.努力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應加大公共財政對農村和農業的支持力度，加強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穩步推進農業產業化、現代化進程。應積極推進農產品深加工，不斷延伸農業產業鏈，實現“產、供、銷”、“貿、工、農”相結合，提高農業生產力，提升農民的經濟收入。同時，應積極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推進農民收入多元化。例如，可以引導農民外出務工，增加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引導農民發展家庭農場、合作社等，實現農業規模化經營，提升農民的收入水平。此外，應建立農民增收長效機制，實現農民收入的可持續發展。比如，應理順農產品價格機制，適時提高農產品價格，不斷縮小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健全農業補貼機制，加大良種補貼、種糧補貼等補貼力度，為農民增收創造基礎。
3.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
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體制下，廣大農民面臨著戶籍身份、福利待遇、社會就業等諸多歧視，這使農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處于弱勢地位。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應逐步消除各種社會不平等，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例如，應完善農村土地使用權登記制度，用法律明確農民的土地權利；應完善土地征用制度，提高土地征用補償標準，使農民在土地征用中獲得更多的收益。再如，應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充分保障廣大農民的知情權、選舉權、決策權、監督權等政治權利，讓農民管理農村事務。
三、結語
二十多年快速的城鎮化，城市的數量和疆域不斷擴張，農村人口也越來越涌向城市。農村人口的這種大規模流動，使得城市和農村發展呈現出截然相反的兩面：城市建設熱火朝天，而農村卻逐漸走向衰落。法國著名農村社會學家孟德拉斯（HenriMendras）在其著作《農民的終結》中所描繪的場景正在中國上演，隨著“農民的終結”，農村也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遷，以往“家長里短”的鄉村正呈現“空殼化”的景象。有人說鄉村出現了“產業空、住房空、年輕人空、干部空”的“四大皆空”現象，用“鄉村的終結”一語來形容我國農村的衰敗走向雖顯得夸張，但也在某種程度上表達著人們對當前農村現狀的擔憂。農村的空巢化也使得本來就薄弱的農村教育呈現出蕭條的景象，也正成為人們議論的熱點。“從宏觀上來看，城市化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改造村落社會結構的必由之路。而且我們通常認為，這個城市化的過程是充滿農民的歡慶、喜悅和夢幻的。然而，在村落城市化的最后一環，在村落的終結點上，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千年村落文明裂變和新生的艱難。”中國的城鎮化道路應該有別于西方國家“圈地式”的“被動城鎮化”，不應成為一種被動的“上樓運動”。作為一個后發型國家，我們要規避西方在城鎮化過程中所走的彎路，走一條不遺棄農村發展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將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結合起來，“雙輪驅動”中國的發展。新型城鎮化的這一特征必然要求我們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轉變觀念，切切實實重視農民的需求和農村的發展，將農村教育辦好。
第一，重新審視農村小規模學校的價值，分類處理農村學校面臨的困境。“農村小規模學校”，一般指的是100人以下的農村學校，包括農村教學點、不完全小學和一部分完全小學，它們主要分布在經濟落后、交通不便、人口密度小的農村地區。由于“小規模學校”從其經費投入與教師配置上來看，顯得有些“奢侈和浪費”，與教育上的“規模效應”理論是不相符的，因此，我國開始了十多年的“撤村并校”“布局調整運動”，雖然國家一再明令禁止地方在布局調整上的“隨意化”舉動，但是，此輪“布局調整”從始到終飽受爭議。一直到2010年后，隨著由“撤村并校”造成的學生上學所引發的“校車事故”頻發，國家才又重新開始審視此輪“布局調整運動”中的“盲動”行為。2012年國務院《關于規范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的意見》，提出“堅決制止盲目撤并農村義務教育學校”，標志著我國農村義務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重新反思和改革的階段，宣告我國農村基礎教育進入“后布局調整時代”。面對農村“小規模學校”，首先，我們應重新審視他們存在的價值。要將農村學校視為一方水土之文脈，重視農村學校對農村社區發展所具有的價值，意識到若斬斷這條文脈，一方土地也將失去其存在的文化根柢。這并非是文人學者“鄉土情結”的自我悲情，而是應實實在在樹立的一種教育理念，鄉村社會隨著鄉村學校的消逝必然走向消亡，因為在現代鄉村社會中“學校教育”儼然成為鄉村的“心臟”，若“心臟”不在，鄉村民眾也將“心不在焉”，逐漸逃離故土。“學校是一個社區組織，學校的存在是一個社區適宜居住的標志與象征。如果學校脫離了鄉村社區，從文化的意義上說，它就不再是什么鄉村學校了。而農村學校布局調整的過程恰恰使學校越來越遠離鄉村社區，從而加劇了鄉村的荒漠化。”因此，除非必要，否則，我們不應因“規模小”而對學校進行撤并。其次，從發達國家農村基礎教育發展的軌跡來看，諸如美國，在經歷了20世紀中期的農村學校合并運動后，在反思與質疑聲中，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特別是到了90年代，重新掀起了“小規模學校運動”。我們的近鄰、同屬東亞文化圈的韓國也經歷了大致相同的軌跡，目前韓國已經開始調整農村小規模學校合并政策，通過改善教育財政制度、建立適當規模學校、建立特色小規模學校、加強農村小規模學校的師資建設等措施來糾正以往政策的偏差。因此，我們應正視農村小規模學校存在的問題，避免盲目撤并。再次，要認識到小規模學校因為班容量小、師生比大，易于教師因材施教，因而具有推進個性化教育等優勢。在正視農村小規模學校價值的基礎上，我們再分類解決農村小規模學校問題，雷萬鵬提出了較為合理的建議，他指出應以公正的程序對農村小規模學校進行準確定位，對不同類型的小規模學校采取分類發展政策：（1）對于需要關閉的小規模學校，應在學生分流、校車服務、校產處置等方面實施配套政策；（2）對于過渡期保留的小規模學校，應在校舍穩固、兒童安全、師資供給等方面保障兒童合法權益；（3）對于永久保留的小規模學校，應當在經費投入、師資配置、基礎建設、設施設備和學校管理等方面實施傾斜性政策，促進農村小規模學校特色化發展。
第二，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應立足本土，重視農村教育的特色化發展。當前，隨著義務教育學校標準化建設的開展，農村學校在硬件上已有很大改進，但農村教育如何辦出特色卻是今后需要深入思考的一個問題。筆者認為農村教育只有扎根本土，開門辦學，與自己所處的社區相聯系，認識農村本土的文化，才有可能辦出特色。當前我國農村教育的問題之一就是盲目仿照城市教育的辦學模式，而忽略了自己的本土特征。“當城市的幼兒園注重生態教育，走進大自然，帶領兒童體驗大自然時，農村的幼兒園卻置自己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自然資源于不顧，學著城市幼兒園開辟植物園、種植角。當城市的幼兒園課程走向‘生成化’、‘生活化’時，農村的很多很多幼兒卻被關在小小的教室里，用著小學生退下來的課本，按著小學生的作息時間與課表上課，沒有活動，沒有游戲……”由于一直以來受“離農”教育的思維束縛，我國農村教育已經喪失了文化之根，形成了不自覺的“向城性”。當前，隨著新型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的推進，我們應將農村教育置于新農村建設的文化場域中，視農村學校為農村社區的“文化堡壘”。在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隨著農村面貌的改善，農村教育應當樹立自信心，重新發現農村之美，發現農村之于城市之優勢。這一點成都市蒲江縣的探索是值得學習的。蒲江縣在發展農村教育的時候，結合當地產業發展，創造性地開展了以“自然、綠色、融合、開放”為特征的現代田園教育。大力整合普通中小學教育和社區教育資源，建立了“一校掛兩牌”的學校運營機制，逐步探索出“學校＋家庭＋企業＋社區”四位一體的教育模式。學校與茶葉產業相結合，“學校內外都是茶園，茶園處處皆教育”，不但使學校具有濃厚的文化氛圍，也推動了當地茶葉產業的發展。成為農村學校服務農村經濟、農村教育反哺農村社會的典型縮影。當然農村教育問題的根本解決并非僅靠教育的創新就能完成的，鄉村教育中呈現出的“文字上移”的無助情形，也并非能靠教育改革就能夠挽回的，我們應將農村教育置于中國社會發展的整個大背景中，才能從根本上認清和理解“文字上移”的原因。“中國社會正在從鄉土中國走向離土中國，其間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種種表現，其中最基本的，是中國農村居民的生存狀態也越來越不依賴于土地或以土地為中心，更不用說城鎮居民了。正是這一趨勢決定了村落學校教育的‘終結’，既然人的生存越發不依賴于鄉土，人們生活的重心越發遠離村落，那么，以人為目的的教育和文字也就必然地不再留戀鄉土和村落，這一趨向在以普遍性和抽象性為特征的現代教育身上將體現得更為明顯而堅決。”
二、以城帶鄉，推進城鄉教育的一體化發展
傳統的城鎮化以重城輕鄉為基本發展取向，在發展城市的同時，不顧及農村的發展，城鄉二元結構明顯，城鄉差距巨大。而新型城鎮化要求統籌城鄉發展，發揮城市在農村發展中的引領作用，強調以城帶鄉。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了“兩個趨向”的著名論斷，指出在工業化初期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我國現在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因此，當前我們在推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的過程中，一定要發揮城市教育的引領作用，將城市優質教育資源輻射到農村，帶動農村教育的同步發展，促進城鄉教育一體化發展。一方面，采用結對聯動的形式，向農村教育輸出先進教育理念和優質教師資源，帶動農村教育的發展。如成都市在推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的過程中，注重頂層設計，按照其特殊的城市三圈層經濟地理結構，提出了“全域成都”、“三圈一體”的發展理念，將三個圈層的教育發展當成“一盤棋”來考量。利用處于第一圈層的城區優質教育去帶動處于二、三圈層的薄弱教育。2010年成都市教育局的《關于深化城鄉學校結對發展工作的意見》，提出了中心城區學校對第三圈層學校的幫扶計劃，由第一圈層的學校與第三圈層學校結對發展，錦江區與青白江區和金堂縣學校結對，青羊區與蒲江縣、崇州市學校結對，武侯區與崇州市和新津縣學校結對，成華區與大邑縣學校結對，金牛區與邛崍市學校結對，高新區與都江堰學校結對。除此之外，各個郊區（縣）的城區學校還要與農村學校結對發展，于是就形成了主城區—郊區城區、郊區城區—農村地區這樣兩個輻射圈，構成了全域成都教育發展的獨特模式。結對互動的內容主要包括：學校管理、教學教研、干部教師、德育工作等。成都市推進城鄉教育一體化的探索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取得了不少成績，并于2013年9月成為中西部地區首個通過教育部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發展督導認定的城市。另一方面，在政策設計方面，要進行城鄉教育的一體化設計，縮小城鄉教育的人為差距。如蘇州市在推進城鄉教育一體化的時候就提出“六個一樣”，即“校園環境一樣美，教學設施一樣全，公用經費一樣多，教師素質一樣好，管理水平一樣高，學生個性一樣得到弘揚”。成都市在推進城鄉教育一體化時，著力從六個方面的一體化入手：發展規劃城鄉一體化、辦學條件城鄉一體化、隊伍建設城鄉一體化、教育質量城鄉一體化、評估標準城鄉一體化、教育經費城鄉一體化，尤其在教師隊伍一體化建設方面，探索出了“縣管校用”的模式，打破了學校對教師的“一校所有制”，打破了教師“從一而終”的模式，讓校長教師真正“流動”起來，為城鄉教育的順利交流互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創新機制，推進城市教育的校際間均衡
城市中的擇校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城市優質教育資源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而出現的，城鎮化在其中起著很大的助推作用，可以說城鎮化加劇了城市中的擇校問題。隨著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一方面農村出現了“空殼校”，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中本來就稀缺的優質教育資源更加緊缺。因此，擴大城市優質教育資源的覆蓋面，促進城市學校間的校際均衡，也成為新型城鎮化的要求之一。近幾年來，我國一些大城市在推進校際教育均衡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探索出了不少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促進教育均衡的機制。其中最典型的當屬名校集團化和學區管理制兩種方式。
第一，名校集團化。名校集團化是一個區域的名校在地方政府的介入下，為實現名校優質教育的輸出與薄弱校教育質量的迅速提升，將區域內一些較為薄弱的學校納入名校的治理下，采用分校的形式，使名校與薄弱校形成名校集團這種學校共同體，以名校為龍頭，在教育理念、學校管理、教育科研、信息技術、教育評價、校產管理等方面統一管理，實現管理、師資、設備等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名校集團一般有一定的治理結構，這種治理結構包含了政府、名校和分校三者的權力和利益，其中政府起協調作用，名校本部起主導作用，分校起主體作用，分校在名校本部的幫扶下成長。在我國，杭州市較早地對名校集團化進行了探索，并取得了有益的經驗。杭州名校集團化的探索始自20世紀末。1999年，浙江大學附屬小學———求是小學接管了城西新建小區配套學校———競舟校區，拉開了全國名校集團化探索的序幕，2002年10月，浙江省首個公辦基礎教育集團———杭州求是教育集團在西湖區正式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個以實現義務教育優質均衡化為目標的公辦基礎教育集團。在總結求是教育集團等名校連鎖辦學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杭州市將“實施名校集團化戰略”作為推進教育均衡的重要手段，并有力地推動了杭州市基礎教育的均衡發展。在杭州名校集團化探索的同時，全國一些大中小城市也開始了運用名校集團化模式來促進基礎教育的均衡發展，如成都、合肥、濟南、哈爾濱等，均取得了較大的成效。
第二，學區管理制。學區管理制在有些地方又被稱為“大學區制”（如西安）或“聯合學區制”（如天津）。與名校集團化類似，學區管理制也是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輻射面，迅速提升薄弱學校教育質量的一種很好的嘗試。“學區化管理”是按照區域內優質教育資源分布狀況和行政區劃，以街道為單位劃分若干學區，每個學區都有各級各類優質教育資源，通過建立資源共享信息平臺，實現學校設施設備資源、課程資源、人力資源共享，使學區間的教育資源相對均衡，以促進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實施學區制的學校一般由教育行政部門指定一所優質學校為學區長，吸納3至5所同類型、同層次的相對薄弱的成員學校，就近合理組建成為一個大學區。納入大學區管理制改革的學校，可通過緊湊型、松散型或混合型等多種形式，實現捆綁式發展。在我國，北京市東城區較早地開展了學區制的改革，從2004年10月起，東城區開始在和平里學區進行學區化管理試點，根據東城區優質教育資源的分布狀況和街道行政區劃，將全區10個街道劃分為5個學區，東城區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廣州市越秀區的學區制改革也較為成功，越秀區學區制管理模式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三個共享、兩個建立”，即共享學區教學資源、共享教師人力資源、共享合作發展平臺，建立學區管理體系、建立學區評價機制。此外，近些年很多城市都開始推廣學區制改革，如天津、鄭州、貴陽、武漢、西安、長沙等。
四、關注弱勢，推進城市教育服務的均等化
省十次黨代會將“實施兩化互動，統籌城鄉發展”明確為今后五年我省的整體發展戰略，提出要“積極培育__城市群，集約發展小城鎮，因地制宜發展一批特色鮮明的商貿鎮、旅游鎮和工業鎮，高水平規劃和建設城市新區、產業新城，堅持成片整體推進新村建設。”對我區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和引領作用。目前，我區的工業化、城鎮化水平比較低下，強力推進“兩化”進程，既是省、市委提出的既定戰略方針，也是在當前歷史階段和市情區情下的必然選擇。本文結合個人工作實踐，談一些互動推進__新型城鎮化的粗淺認識。
一、把握當前背景下“兩化”互動的共性與個性
“兩化”互動是共同歷史選擇。城鎮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從歷史上看，城鎮化與工業化的發展總是相輔相成的，中國的唐、宋時期，歐洲的蒸汽革命時期，都是城市快速形成發展的的時期。經濟越發展，資源聚集度越高，城邦的形成越具有一定可能。人類文明史幾千年，人均經濟總量持續增長的歷史不過幾百年。這幾百年經濟增長的最基本規律有兩條，一是農村人口大量遷入城市，使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越來越小;二是工商業迅速成長，使農業經濟占全部經濟的比重越來越小。當前，我區的經濟發展正處于高速城鎮化要求的時期，基于經濟規律、人文關懷和制度選擇，政府將必然幫助和鼓勵農民迅速融入城市，并解決他們賴以生存的問題，破解這個難題，最好的辦法就是互動推進城鎮化與工業化。
當前背景下統籌發展的個性之路。理論上講，工業化與城市化都是作為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區域的工業化必然帶來城市化，城市化反過來又會促進工業化，但如果工業化單兵突進，就會出現以工業化為主導的粗放型城市發展思路表征。
因此，在整個經濟體系未完全成型的情況下，我們不能坐等工業化來帶動城鎮化，更不能坐等城鎮化來推動工業化。要同時用好經濟火車的牽引車頭和推動車頭，善于以內生動力加快兩化進程，促進其同步演進。內視自身，在省內，__區沒有一、二線城市所具有的良好工業基礎為城市自然升級作保障，從近階段的經濟數據分析，工業經濟呈現下行趨勢，新型工業對城鎮化的牽引能力嚴重不足，而由于政策推進等因素，新型城鎮化在我區“兩化”互動中領先于新型工業化，客觀上更加大了對工業的反哺和助推作用。從現實選擇來看，只有持續增強城市吐納能力、推進城市化進程，從而為加快承接沿海轉移產業鏈、甚至發展特色工業和高端工業提供必然條件。
目前，正是推動新型城鎮化的最佳時機。從歷史經驗看，國際上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__-3000美元期間，就是快速拓展城鎮化空間和提升城鎮化品質的關鍵時期。20__年，全市、全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處在2300-2400美元期間，未來五年，我區城鎮空間拓展、品味提升、產業定位、文化特征都將處于快速發展定型的良好機遇期。
二、對統籌推進全區“兩化”互動的理念思考
(一)樹立棋盤理念,構建“兩化”戰略布局。
在推進“兩化”的戰略規劃布局上，要牢牢樹立全區“一盤棋”的思想，把握住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和精神實質，把新型工業化與城鎮化作為當前推動全區工作的引領動力。不能盲目“攤大餅”式的求多求快，而應立足現有實際，打造具有區域示范性和區域代表性的城鎮化綜合體及重點的衛星式布局。
從現實區情講，就是繼續深入推進“兩化”融合的四級規劃體系，一是在城區內加快推進回風、隴橋、津橋湖三大片區和舊城改造步伐，空間內產業以資金密集型的中高端工業和服務業為主;二是在清江、曾口、恩陽等城市組團內推進重點鎮建設，空間內產業布局以具有連片效應的示范農業中心園區、農產品深加工、物流業為主;三是逐步打造一批衛星城鎮，其產業以承接輻射效應和具有地方特色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主;四是在具備較好條件的農村產業地帶集中布局一批具有良好示范效應的中心村、聚居點建設，空間內以為大工業提供原料等配套服務和小型特色農業為主。
同時，應統籌規劃現有資源，從生態層面保證“兩化”推進過程中水資源、土地資源的最大化合理利用;從產業層面保證產業的互補優勢和體系形成;從行政資源上進行合理引導;在人文、旅游等資源上加強其配套服務和區域特色。
(二)發揮政策“蝴蝶效應”，強化綜合承載能力。
蝴蝶效應由氣象學家洛倫茲提出。其大意為：一只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由此引起連鎖反應，可能在兩周后在美國引起一場龍卷風。即在一個動力系統中，初始條件下微小的變化能帶動整個系統的長期的巨大的連鎖反應。__區作為后發之城，一定要運用好政府作為強力快速推進“兩化”的主體其動作的放大作用，從而在現有條件下，利用較小的資源和政策代價，換取最大公共利益。
一是要充分利用政策杠桿作用，從制度層面引導“兩化”的推進。結合宏觀經濟走勢和政策走向，進一步深化公共服務、戶籍制度、產權制度等改革。從招商引資入手，加大對工業的引進聚集作用;從退城入園入手，形成工業的規模成本效應;從定位功能分區入手，吸附周邊人口資源，突出區域特色，從而形成新型城市化社區。二是改善市場環境、政務環境等，對周邊產業產生集聚力和輻射力，加快形成工業體系，為城鎮化提供支撐。
(三)克服發展短板，提升“兩化”體系科學發展水平。
短板原理，即一個木桶裝水的多少，取決于其最短的一塊木板。反短板原理，即一個木桶最長的一塊木板決定其在一定范圍內的特色與優勢。這給我們提出了兩個層面的主攻方向。在“兩化”的演進中，__區要立足現有優勢，進一步加快城鎮建設步伐，反促工業化的聚集、落地和發展;從推進城鎮 化層面來說，在當前宏觀經濟整體較為不利的形勢下，要進一步加長城市建設短板，在不能滿足全面開花的條件下，也要堅持用適度超前理念統籌規劃。
三、當前我區城鎮化的幾個關鍵問題
__區在快速推進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既有與其它地區基本一致的用地緊缺、社會矛盾凸顯等共通性問題，也表現出本地區所特有的一些特征。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通過工作實踐和思考，謹提出如下思路以供探討。
(一)盤活用地資源。當前，我區城鎮化最主要的任務仍是加快區間功能布局，推進基礎設施建設。面對規劃嚴重滯后的現狀，要建設“現代森林公園式”城市，土地資源缺乏成了一道難以逾越的坎。向外延伸，要進一步做大做好土地蛋糕，充分利用秦巴山區連片扶貧、渠江流域防災減災等政策，爭取土地指標的落地。目前，國內較為成功的有三種模式：
一是重慶“地票”模式。“地票”是指利用土地級差原理，將閑置、廢棄或節約的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并形成權利憑證后在農村土地交易平臺公開交易，從而轉化為可在規劃建設范圍內使用的建設用地指標，包括復墾、驗收、交易和使用四個環節。二是北京“飛地”模式。“飛地”是指經濟發展過程中，兩個互相獨立、經濟發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區域打破原有區劃限制，通過跨空間的行政管理和經濟開發，把飛出地的資金、項目等放到行政上互不隸屬的飛入地，通過規劃、建設、管理以及稅收成分成等合作機制，實現兩地的土地等資源互補。三是深圳“新”模式。通過二次開發確權，以土地整備、城市更新和城市發展單元為主要內容，由政府主導，通過調整用地功能等辦法，換取土地資源。
此三種模式的共同特點是利用空間差異換取資源，就我區來說，可以借鑒的是：一是“集約”。通過做大做強土地增減掛鉤項目，置換建設用地指標。目前，我區已在兩個重點鎮試點開展;二是“調整”。在城市規劃區和重點組團區，尤其是在舊城改造中，在保證城市品質的前提下，利用功能分區等辦法，調劑出一批土地資源;三是“擴容”，堅持按照既有設想，推行“東進南延北拓西擴”思路，快速拉大城市框架，即以巴河為分界點，以回風片區、津橋湖片區為代表，抓好中心城區南面延伸;以隴橋片區為中心，兩年內基本完成包括西區汽貿城在內的六平方公里的西向城市組團建設;以巴城北環線為主，拓展北向城市空間;以清江、興文為載體推進東進戰略，打造連接經開區和老城區的產業通道。到2015年，把巴城拓展成為80萬人口，方圓80平方公里的中等城市。
(二)破解資金瓶頸。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我們解決城鎮化建設資金一般有六個渠道。一是項目捆綁整合;二是以開發帶動;三是財政性投入;四是整理土地的出讓收益;五是利用投融資平臺融資;六是采用BT等模式招商。這六個渠道中，后四個實質上是政府性硬投入。因此，最大的出路還是在爭取大政策，爭取大項目，以外來資本破解資金瓶頸。當前，要牢牢把握國家產業政策，抓住巴中作為秦巴山片區區域中心城市和川陜革命老區的歷史機遇，將大項目擠進盤子，解決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區發展中項目支撐的問題。
(三)保障邊際利益。城市開發建設中的邊際群體，即是依靠政策推動、項目帶動等方式強行帶入城市化的農民，解決他們的生產生活問題，是城市化進程中不可回避的主要矛盾。針對這個問題，一要建立完善集體土地用地補償制度，在城鎮化中保障村級集體組織收益，調動基層社會組織在城市化進程中參與推進和維護穩定的積極性;二要合理利用村(居)自治政策，建立健全面對群眾的收益分配辦法;三是用活用足社會保障，解決好住房、教育、醫療及養老等問題。
2016年2月，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全面部署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意見》指出新型城鎮化應以體制機制改革為動力，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完善財政、投融資等配套政策，強化金融對城鎮化發展的支持，為經濟的發展提供持久的動力。城鎮化是人類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我國已邁入全面小康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也進入城鎮化進程的重要節點，城鎮化蘊含著重大的歷史機遇，對中國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金融支持對于推進新型城鎮化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所面臨的巨大資金缺口需要有效的金融支持。
自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以來，截至2015年末，我國城鎮人口已達7116萬人，城鎮化率為56.10%，相較于2007年城鎮化率上升10.23%。城鎮化的進程進入新的發展機遇期，從農民到市民的轉變將帶來巨大的資金需求，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支持對城鎮化進程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城鎮化的推進也會促進金融服務、體系的創新。因此，本文將基于全國分省面板數據研究金融支持對城鎮化的影響，為深入推進城鎮化提供參考，為金融深入發展提供依據。
二、文獻回顧
目前已有大量的學者對金融支持對于城鎮化的影響做出了深入的研究。理論研究部分主要闡述了新型城鎮化的內涵和實現途徑，提出了加大金融支撐保障能力的若干建議（樓文龍等，2013；劉瓊增等，2013）；分析了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的資金供給難題，指出資金供求不平衡是新型城鎮化順利推進的瓶頸，要著力在城鎮產業支撐、基礎設施建設、農民市民化三個方面實施金融創新（陳銀娥等，2015；劉奐成等，2013）；分析了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投資方向和投資布局，收益性較低、公益性較高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項目需要政策性金融支持（羅云開等，2015；巴曙松等，2013）。實證研究部分則側重于金融支持對于城鎮化的影響，主要包括運用各種統計和實證方法對金融支持與城鎮化的關系進行檢驗，認為金融支持推動了城鎮化的發展，反過來，城鎮化的發展也推動了金融創新的步伐，二者之間存在互?橐蜆?的關系（賈洪文等，2013；朱顯平等，2015；陳志偉等，2014）；通過全國層面的VAR模型、協調度模型研究金融支持與新興城鎮化的協調發展，指出金融信貸規模的擴大、金融效率的提高都有助于城鎮化率水平，但是金融支持水平及規模不足、支持渠道單一、政策制度有制約等，城鎮化對金融發展的促進作用尚待提高，要構筑多層次的金融體系，加強金融創新，拓寬支持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廣度和深度（李清正等，2015；楊慧等，2015）；金融對不同地區新型城鎮化的支持效應效應出現顯著不同，金融支持對各地區的政府干預或者國有經濟所占比重的敏感性也存在顯著差異，中國城鎮化水平的整體提高進一步加大了區域差距，需增加城鄉一體化產業融合資金支持，改善金融機構對城鎮化的支持水平（榮晨等，2015；熊湘輝等，2015）。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金融對于城鎮化的發展有積極地推動作用，他們在金融支持對城鎮化的影響方面的相關研究是比較豐富的，充分肯定了金融支持在城鎮化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對后續的研究具有很強的指導和借鑒意義。雖然如此，仍然在以下幾個方面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1）在探討金融與城鎮化之間的關系時，使用最新數據構建城鎮化水平的綜合指標體系，更全面、客觀地反映全國以及各地區的城鎮化水平；（2）以往統計后的分析缺乏進一步的深入探討，如人均貸款、人均短期貸款、人均長期貸款等對城鎮化影響的差異。
本論文將以全國分省數據2006～2015年面板數據，來探討以上問題，以期為我國金融如何為新型城鎮化提供支持，提升金融服務水平等方面給出參考建議。
三、數據及指標
本文所采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2006～2015年相關數據均來自于《中國金融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wind數據庫，部分數據根據年鑒的數據整理獲得，部分缺失數據均采用插值法獲得。金融支持和城鎮化的考察都是綜合性指標，在參考前人選取指標的基礎上，本文結合吉榮支持城鎮化的特點和科學性、合理性的原則要求，分別選擇以下具有代表性的變量：
（一）城鎮化的變量選擇指標
城鎮化的主要形成起點是人口的流動。因此，本文所探討的城鎮化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
（二）金融支持的變量選擇指標
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貸款是金融支持城鎮化的主要來源。其中，貸款又分長期貸款和短期貸款。因此，本論文所探討的金融支持用人均貸款、人均短期貸款和人均長期貸款3個指標來衡量。
1.人均貸款（元/人）。用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
2.人均短期貸款（元/人）。用短期貸款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
3.人均長期貸款（元/人）。用長期貸款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
（三）控制變量的選擇指標
在城鎮化進程中，除了金融支持這個影響因素外，還存在諸多因素影響其建設，主要有：
1.勞動人口占比（%）。在城鎮化建設中，必然會出現房屋建筑、城市改造等大量的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建設工程，必然會出現產業發展的轉型升級，這些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才能完成。因此，勞動力占比是城鎮化建設中的一個主要影響因素。本文用15～64歲人口數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該指標。
2.大專及以上人口占比（%）。城鎮化進程不僅是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的一個流動，而且是人口素質不斷提升的一個過程。因此，大專及以上人口占比是城鎮化建設中的一個主要影響因素。本文用大專及以上教育水平人口數量占6歲以上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該指標。
3.識字率（%）。城鎮化進程是人的現代化的一個進程，因此，識字率（非文盲率）是城鎮化建設中的一個主要影響因素。本文用15歲以上非文盲人口占15歲以上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該指標。
4.城鄉收入比（%）。從城鎮化進程中存在著農民向市民轉化的過程，二者的收入差異顯然影響著城鎮化的水平和速度。因此，本文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來衡量該指標。
5.人均FDI（美元/人）。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外商直接投資將彌補我國城鎮化的一部分資金缺口，對城鎮化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本文用FDI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該指標。
6.農林牧漁GDP占比。城鎮化的經濟結構可分為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其中，第一產業的GDP是衡量經濟結構現代化水平的一個主要指標，是影響城鎮化進程的重要因素。因此，本論文用農林牧漁GDP占總GDP的比重來衡量該指標。
以上變量具體定義見下表一：
表1 指標及變量
四、實證研究
本文使用固定效應模型研究金融支持對城鎮化的影響，構建基本的計
量模型框架如下：
其中，其中i代表全國各分省，t=2005，2008，……，2016。
本文運用2005～2016年面板數據，對回歸方程進行參數估計。預設四個模型，分別以人均貸款、人均短期貸款、人均長期貸款、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為解釋變量，考察其對城鎮化的影響。四個模型均以勞動人口占比，大專及以上人口占比，識字率，城鄉收入比，人均FDI，農林牧漁GDP占比的對數作為控制變量，得到回歸結果如表二。
表2 金融支持對城鎮化的影響
由表2可以看出：
（1）各變量的系數估計值值均較大，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從三大核心解釋變量“人均貸款”、“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來看，三者在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中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金融支持對城鎮化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金融支持對于城鎮化的發展有積極的正向推動作用。
（2）在4個模型的系數估計值中，人均貸款的系數估計值為0.065，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的系數估計值差異不大，分別為0.055和0.057。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均貸款每提高1個百分點，城鎮化將可能增加0.065個百分點，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的提高也都有助于城?化的發展。從模型4可以看出，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雖然都會對城鎮化產生正向影響，但短期貸款所帶來的城鎮化增速明顯低于長期貸款帶來的增速。
（3）控制變量方面，勞動人口占比、城鄉收入比、農林漁牧GDP占比均對城鎮化具有顯著地負向影響，這表明我國整體發展處于勞動力過剩，資本投入不足的階段，勞動力投入過多，勞動力投入布局不合理，而資本不足對城鎮化的發展具有極大的阻礙作用。城鎮化是農民向市民的轉化過程，城鄉收入差距過大，正需要金融的支持促進二、三產業升級轉型。減少農業從業人員數量，提高農業發展的效率和質量，合理布局勞動力投入，對于推進城鎮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大專及以上人口占比、識字率、人均FDI都對城鎮化有正面影響，特別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和識字率的增長對城鎮化發展的促進作用十分明顯。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采用了2006～2015年的面板數據從全國層面和省際角度對金融支持對于城鎮化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在新型城鎮化推進中，伴隨的是大量人口的吃穿住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城市基礎設施的更新換代，是投資與消費的雙向互動，正是金融發揮用武之地的時候。經過分析得出結論：
（1）金融支持對城鎮化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金融支持中，單獨考察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它們對城鎮化均有顯著正向影響，兩者影響差距不大，但后者要稍大于前者。
（2）如果將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綜合起來考察，短期貸款對城鎮化的影響明顯小于長期貸款對城鎮化影響。由于城鎮化的投資周期較長，作用效果存在很強的滯后效應，需要長時間的資金支持，短期貸款相對來說不夠穩定，對于城鎮化的推進效果較小。
（3）勞動人口占比、城鄉收入比、農林漁牧GDP占比對城鎮化有負向的影響，勞動密集型產業并不是經濟發展的長久之計，勞動力投入過剩而資本不足是城鎮化發展的阻礙。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針對性政策建議：
（1）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資金需求巨大，應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別是對長期貸款的支持力度，擴大金融規模，建立相關政策性銀行或金融機構，提供體系完備的貸款產品系列，為城鎮化建設項目提供針對性和穩定性的金融服務。城鎮化的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產業發展與升級改造等主要建設項目的周期都比較長，長期貸款更有利于這些項目的建設，金融支持與城鎮化應精準對接。
經濟工作意見工作意見：集百家聰明談眾家灼見獻中肯良策縣域經濟是指縣域范圍內的經濟流動，既有城鎮和鄉村的經濟，又有農業、產業和服務業經濟，既包括政府的財稅，又包括就業和收入等題目，其發展水平一方面集中反映出城市經濟輻射能力的強弱和農村經濟的繁榮程度，另一方面仍是影響城市化和市場化進程快慢的主要原因，在國民經濟整體結構中處于十分特殊的重要地位。在現有前提下，通過自發活動以及有組織有計劃的大規模勞務輸出，既能有效地增加農夫收入，為縣域經濟積累資本，又能促進農村軌制立異，推動農村工業結構調整，尤其是對于人多地少、資源缺乏的欠發達縣域經濟發展更具有現實意義。
準確熟悉勞務輸出與第一工業的關系當前，農夫增收緩慢、農夫購買力下降、農村消費需求不振是縣域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農夫增收緩慢有諸多原因，至關重要的是農夫的隱性失業題目。季節性出產、農機具推廣、農業出產率進步等因素造成并加重了農夫的季節性失業。農夫一年的勞動時間加起來也不外兩個月的時間，其余時間就處于失業狀態，就業不充分是造成農夫收入低、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土地資源的不可再生性，農業出產率、單位土地面積產出率增長遲緩，也是造成農夫收入增長緩慢的原因。
通過勞務輸出，大規模地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地解決了農村資源不足、就業不充分的挫折。一方面，農夫通過外出務工，在城鎮工廠或第三工業等新的就業崗位上用自己的勞動創造了價值，相應地獲得一定的工資收入；另一方面，農夫在外埠務工，“借”外部資本、土地、機器等資源要素，使自身勞動轉化為價值，突破了本地資源要素限制，實現了充分就業，這對于資源匱乏的欠發達農區的經濟發展意義更為深遠。樂都縣目前正處于一個以加快發展農業工業化、鼎力推進新型產業化和加快城鎮化為突破口，促使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重要時期。在產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人口如何向城鎮轉移，從業職員如何由第一工業向二三工業轉移，是一個必需當真研究并切實解決好的重大課題。
各級黨委、政府和相關部分要像抓農業工業一樣高度正視并當真做好勞務輸出工作，廣辟勞務輸出通道。只有農夫減少了，農村人均土地據有量增加了，農業工業規模經營的步伐才會加快；只有農村富余勞動力最大限度地轉移出去了，非農收入大幅度增加了，農夫的糊口水平才會穩步進步，推進農業工業化、新型產業化和加快農村城鎮化也就有了堅實的基礎。樂都縣現有耕地2.417公頃，農業人口24．33萬，農夫人均耕地僅0.099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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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現代產業體系建設；新型城鎮化；動態匹配
新型城鎮化是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城鎮化水平在相當一部分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強弱。而現代產業體系的出現則是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趨勢， 現代產業體系建設與新型城鎮化之間存在著較大的互動關系。當前，世界各國及地區城鎮化水平參差不齊，但是以新經濟為基礎的經濟全球化趨勢日趨明顯，而現代產業體系則正是其重要的載體。湖南省的城鎮化起步較晚、發展快，極大地促進了省域經濟迅猛提升，在充當“中部崛起”領跑者的同時，又迎來了“兩型社會”建設的偉大契機，加速現代產業體系建設與新型城鎮化動態匹配已經成為經濟發展必然，對二者藕合機理研究迫在眉睫。
一、現代產業體系建設與新型城鎮化動態匹配的機理分析
現代產業體系建設與新型城鎮化是經濟發展模式和路徑的重大轉換，二者動態匹配可以實現速度與質量、結構、效益相統一，經濟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
（一）目標匹配
新型城鎮化要求堅持以人為本，以新型工業化為動力，以統籌兼顧為原則，推動城市現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態化、農村城鎮化，全面提升城鎮化質量和水平。當前，雖然全球經濟己經進入一體化的快速發展時期，而競爭的核心就是產業體系發展水平，而產業體系的發展往往是在國內幾個區域內形成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群。推進產業體系建設，提升區域社會經濟綜合水平已成為地區之間相互競爭的必然趨勢，而我國實施新型城鎮化為此提供了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并為中國的現代產業體系建設指明了發展的方向和相應的數量標識。
（二）結構匹配
在產業結構方面，舊有的產業發展模式越來越難以適應經濟發展和新型城鎮化的要求，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道路迫在眉睫，而在這些過程中現代產業體系也必將發揮更大的作用。以前我國實行優先發展國防工業和作為其基礎的重工業的戰略，注重以產量和產值為中心的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主要靠高積累和高投資。隨著城市化的進一步深入，第三產業快速增長，在國民經濟總額中比重持續上升，對于提高物質生產領域的效率，增加社會就業機會有著重要意義。在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的過程中，我國的產業集群開始迅速發展起來。可以說，新型城鎮化的實施加快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調整。
（三）制度匹配
市場經濟制度基礎上的政府宏觀調控是現代產業體系建設與新型城鎮化動態匹配的調控體系。政府政策對現代產業體系建設與新型城鎮化動態匹配系統的干預往往會收到市場機制難以達到的效果。政府通過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出臺社會和經濟改革措施及干預政策等，在不同程度上實現政府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對某些市場調節過程的有效替代，可以加快現代產業體系建設與新型城鎮化聯動發展。
二、湖南現代產業體系建設與新型城鎮化動態匹配的制約因素分析
現代產業體系建設與新型城鎮化動態匹配可以實現區域經濟利益、競爭力、創新力等的涌現，實現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效手段。從整體上講，目前兩者匹配發展仍處于較低水平，主要存在以下幾大制約因素：
（一）原有工業基礎、城鎮化水平參差不齊
工業發展現狀是現代產業體系建設與新型城鎮化動態匹配發展的物質基礎，較好的工業基礎可以加速二者的匹配發展。湖南是一個農業大省，工業起步晚，發展基礎總體薄弱，各市（州）工業基礎、城鎮化水平發展不一。 近年來，我省城鎮化水平和質量有了顯著提升，城鎮化率從2007年的40.45%提高到2012年的46.65%。2012年底，全省城鎮人口為3097.06萬人。但長株潭城市群與環長株潭城市群聚集了全省30%和65%的城鎮人口，創造了約42.4%和78.5%的地區生產總值，其他市（州）差距明顯，這些地區極低的工業基礎水平加大了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難度，更制約了現代產業體系建設與新型城鎮化動態匹配發展。
（二）城鄉分割的制度障礙
城鄉分割的制度障礙是導致湖南省新型城鎮化滯后的最主要的社會原因。隨著湖南省新型城鎮化的建立和發展，要求城鄉勞動者、資金、技術、物資等能按照市場原則進行合理配置和使用，但城鄉二元戶籍管理制度既嚴重阻礙著城鄉一體化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和發展，又嚴重阻礙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和公民基本權利、義務的實現。
（三）區位和交通設施制約
韋伯在其1909年就提出的工業區位論中指出：原料、燃料費；勞動成本；運費三個因素是影響工業分布的一般區位因子。湖南省地處我國中南部，南接兩廣，北連湖北，西臨川貴渝，東毗江西，是一個典型的內陸省份；東南西三面環山，山地和丘陵面積為16.88萬平方公里，占全省總面積的79.7%。封閉區位限制了交通發展，交通又制約了經濟發展，湖南成為了“中部塌陷”的六個省份之一，遠落后于東部沿海省市。
三、湖南省產業集群與新型工業化匹配發展的對策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現代產業體系作為一種社會化大生產的組織模式，己經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旋律，這為我國實現新型城鎮化提供了較好的戰略思路和發展模式。根據湖南省產業集群與新型工業化匹配發展情況，我們把湖南省區域劃分為以下級別：一級區域（長沙）――高水平匹配；二級區域（株洲、湘潭）――磨合發展；三級區域（衡陽、岳陽）――頡頏發展；四級區域（郴州、常德、婁底）――低水平發展；五級區域（湘西、永州、益陽、懷化、邵陽、張家界）――萌芽地區。
（一）一、二級區域構建核心增長級
核心增長極的構建是新型城鎮化與現代產業體系動態匹配的關鍵。增長極是圍繞推進性的主導工業部門而組織的有活力的高度聯合的一組產業，它不僅能迅速增長，而且能通過乘數效應推動其他部門的增長，從而促進各地區經濟的全面發展。抓長株潭經濟一體化，推進集群基地建設把握“中部崛起”機遇，加快結構調整和產業整合步伐；推動基礎設施一體化建設，構建產業聚集基礎平臺；加強三市的協調，優勢互補，形成培育發展產業集群的合力，構建產業延伸、產業關聯、產業集群的現代產業體系。
（二）三、四級區域改造和升級原有產業
改造和升級原有產業是新型城鎮化與現代產業體系動態匹配的基礎。三、四級區域積極開展對接招商，改造和升級原有產業。衡陽、岳陽、常德、婁底、郴州五市產業集群發展已具規模，新型工業化的發展也步入了快車道。五市在今后的發展中必需積極開展對接招商，用信息化和高科技來改造和升級原有產業，以進一步擴大產業規模、增加市場份額、鞏固自身的經濟實力，并實現現代產業體系和新型城鎮化的藕合聯動發展。
（三）五級區域積極承接產業轉移
承接產業轉移是新型城鎮化與現代產業體系動態匹配的必要措施。五級區域充分發揮自身特色，積極承接產業轉移。湘西、永州、益陽、懷化、邵陽、張家界六市（州）的經濟發展較為落后。一是抓好基礎設施、信息服務等公共要素的建設；二是依托勞動力資源和綜合成本優勢，積極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三是依托礦產、農副產品等資源優勢，積極承接資源精深加工產業，發展下游產品，拉長產業鏈，提高產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變資源優勢為產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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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劉剛：（1982-），男，漢族，湖南益陽人，講師，湖南城市學院城市管理學院，管理學碩士，研究方向：城市管理。
關鍵詞：金融結構；新型城鎮化；金融相關率；非農產業比重；異質性需求
一、 引言
本文從金融結構理論、新型城鎮化的內涵出發，探討金融發展與農村城鎮化、產業結構優化之間的互動關系，并指出金融體系支持城鎮化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障礙。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從國家與農村兩個層面上對金融深化的相關作用進行實證檢驗，并重點檢驗了農村金融結構與城鎮化、產業結構調整之間的關系。最后，針對我國農村金融結構的特殊性與農村融資需求的異質性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二、 金融發展與城鎮化相關理論分析
1. 新型城鎮化的內涵。2013年12月召開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指出：“要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提高城鎮人口素質和居民生活質量，把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作為首要任務”。同時，“要根據城市資源稟賦，發展各具特色的城市產業體系……增強中小城市產業承接能力”。這表明，新型城鎮化將聚焦于農村人口生產、生活模式的轉變，聚焦于相關產業結構的調整。
單純的將城鎮化理解為農民生活、生產空間意義上的轉移，易導致盲目、不可持續的城市空間擴張，也極易忽視農民群體的權利訴求與福利共享。就要素稟賦提升而論，農村城鎮化應表現為農業內部的產業轉型和結構升級，表現為勞動力就業結構從以第一產業為主向以第二、第三產業為主的轉變，并由此帶動人口、資源的空間結構從分散到集中的過渡。
2. 金融發展與城鎮化的相互作用。在宏觀層面上，國家的金融深化支持國民經濟增長與產業升級，而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將為金融進一步深化提供相應的養料。農村產業結構及農民就業隨之轉變，城鎮容量得到擴充，為城鎮化的推進提供物理與產業上的空間；同時，農業生產的規模化、集成化、高效化得到資金、產業技術與人才的支撐，使大量農業人口的轉移成為可能。
一般認為，農村金融在農村城鎮化的過程中應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根據“門檻效應”理論，農村金融體系運行需要一定的進入費用和交易成本，在發展的初期階段，農村的居民收入與社會財富都不足以支付這一成本，故對金融服務缺乏需求，金融機構也缺乏進入農村的動機。隨著農村經濟發展，金融需求逐漸提升，而金融機構的收益也逐漸超越門檻成本，逐漸形成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相互促進的局面。
3. 異質性融資需求與系統性負投資。考察金融結構的適配性，不能忽視我國農村的實際情況。在農村城鎮化的過程中，大量的小微企業、鄉鎮企業、新設企業、合伙型企業成為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動力，他們亟需資金扶持，但因為在品牌、技術、資金、規模等方面的限制，難以得到大型商業金融機構的認可，同時又不符合以傳統農戶的生產、消費為扶助對象的政策農貸要求。從正規金融的視角來看，上述企業的融資需求存在著“異質性”，因而受到排斥；企業因為無法得到金融系統的輸血而缺乏發展動力，陷入惡性循環。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相對而言，農村投資項目往往存在著分散、信息不對稱、可預期收益不高等問題，故難以得到正規金融的青睞，由此引起系統性的負投資，即從該地區（或該領域）獲得儲蓄，卻未以相應比例向該地區（或該領域）發放貸款，致使農民群體及相關企業在城鎮化的進程中始終處于不利地位，產業升級舉步維艱，農民在社會財富積累、分配過程中難以擺脫弱勢地位。
三、 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從上述分析出發，在國家層面上分析整體金融深化的作用，在農村層面上從金融深化、金融效率和金融體系內部結構三個方面考察農村金融結構的適配性，其中對于農村金融體系的內部結構使用定性方法進行分析。
1. 實證檢驗模型。采用格蘭杰（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其基本理念是：如需分析序列X是否會對序列Y產生因果影響，需估計X的滯后期是否會影響Y的現在值，如已經控制了Y的過去值，X的過去值仍能對Y有顯著的解釋能力，則認為X與Y具有格蘭杰因果關系。
使用Goldsmith（1969）提出的“金融相關率”概念衡量全國與農村的金融深化水平，該指標通常使用一國（或地區）金融資產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來表示，其中金融資產包括廣義貨幣存量、各類貸款及有價證券等，考慮到農村地區人均持有的有價證券量較小且數據難以統計，為統一口徑，在計算金融資產時僅考慮廣義貨幣存量M2與各類貸款。國內金融相關率（FIRd）使用全國廣義貨幣、各類貸款余額之和除以GDP計算；在計算農村地區金融相關率（FIRr）時，認為農村廣義貨幣存量包括農戶手持現金、農村存款，其中農戶手持現金按照流通中現金（M0）的80%計，農村地區生產總值使用第一產業增加值與鄉鎮企業增加值之和估計。使用農村存貸比指標（LD，農村貸款/農村存款）衡量農村金融體系效率，考察農村系統性負投資狀況。
從人口與產業結構兩方面衡量城鎮化推進效果：前者使用人口城鎮化率（PR，城鎮人口/總人口），城鎮人口是指居住于城市、集鎮且主要從事非農生產性產業的人口，是以居住地和所從事產業進行區分；考慮到農村從農業轉化為非農業的產值難以準確計算，后者使用非農產業比例（RI，第一、二產業產值之和/GDP）衡量整體產業結構的調整水平。
相關數據取自《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金融年鑒》，因為自2010年起相關貸款的統計指標全面調整，其后數據缺乏可比性，故樣本期從改革開放起（1978年）截至2009年。
圖1為國內金融相關率、農村金融相關率與農村存貸比的變化過程：全國的金融規模保持了較高的增速，相對而言，農村地區金融規模的增長明顯滯后，且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及2004年以后都出現過明顯下滑。農村存貸比則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持續下滑。圖2對比了金融深化與城鎮化過程：城鎮化率與非農產業比重總體均呈上升趨勢，后者的增長速度要小于前者；兩者的增速都要明顯滯后于全國金融深化速度，而與農村金融深化速度大致持平。
2. 檢驗結果。圖1、圖2顯示，除農村存貸比（LD）外，各序列都具有較明顯的趨勢性，對各序列取自然對數后進行單位根檢驗，發現均不能通過平穩性檢驗，但各序列的一階差分序列在1%水平上均可拒絕原假設，認為不存在單位根。故對原序列進行一階差分后形成dFIRd、dFIRr、dLD、dRP及dRI序列，使用Eviews6.0軟件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對各組關系分別檢驗滯后1期～3期，滯后3期在10%的水平上均不能拒絕原假設，即認為序列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表1～表3列出了滯后1期、2期的檢驗結果。
結果顯示，在5%的水平上，dFIRd到dRI序列的檢驗拒絕原假設，可認為dFIRd到dRI序列存在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而其他各組均不能在5%的水平上拒絕原假設，不能認為該各組序列之間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
3. 實證結果分析。首先，分析整體金融深化的相關影響（表1），國內金融規模的增長對產業結構的優化有單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這與相關研究的結論具有一致性；但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的優化尚缺乏互動關系（單向作用），觀察圖2可以推測，產業結構調整的速度、水平可能尚未達到對金融發展形成明顯帶動的程度。整體金融深化與人口城鎮化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人口城鎮化是一個復雜而長期的過程，不僅意味著大量農民居住、生產空間的轉移，更重要的是其生產、生活模式的變化，涉及農村、小城鎮地區涉農產業的轉型以及戶籍、教育、醫療等各方面問題。農民群體在財富、教育水平、工作技能、社會關系、戶籍身份等方面的稟賦處于相對弱勢地位，在社會財富積累的過程中總是難以分享到相應的福利與果實，所以，農民向城鎮市民轉化的速度大大滯后于全國金融發展的速度，現階段金融的整體深化對于農民城鎮化的拉動作用相對有限。
然后，考察農村金融深化的相關作用。農村金融的發展與農民城鎮化、產業結構優化之間均無格蘭杰因果關系，我們從農村金融系統效率與內部結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從效率方面看：1978年，農村金融機構的存、貸款額分別為174.86億元和181.81億元，總額不高但水平相當；2009年，存、貸款額分別為63 845.61億元和30 652億元，存款總額增長了三百六十多倍，但存貸比卻從100%以上縮減為不足50%。這表明農村地區的系統性負投資已相當嚴重，據測算，1994年～2005年，農村地區金融機構負投資額增長了近10倍，如果將財政渠道的負投資額計算在內，從1992年到2005年的13年間，農村地區的負投資規模擴大了116倍。
從農村金融的內部結構考察，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并存的二元特征較為明顯。199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召開后，國有商業銀行開始大規模撤離農村，農村信用社逐漸占據農村金融市場最大份額，2004年以后，除東部地區以外，其他地區農信社的市場份額都有不同程度提升，市場集中程度更甚從前。城鎮化過程中產生的大量小微企業，既難以得到大型商業金融機構的支持，又不符合傳統的農貸制度要求，對正規金融只能望而卻步，轉而求助于典當、民間信貸等非正規金融手段，據相關調查統計，我國農民來自非正規市場的貸款大約為來自正規機構的4倍，而某些地區高利息民間借貸的發生率高達85%。
不論從農村金融機構效率，還是從組成結構考察，均缺乏對于農村城鎮化的適配性，導致農村金融雖然規模有所增長，對于城鎮化的帶動作用卻比較有限。
四、 結論及相關建議
綜上，理論及實證分析表明，我國的金融深化過程對產業結構優化有明顯的推動作用，但對于人口城鎮化的作用有限；農村金融結構對于農村城鎮化的適配度不高。農村金融的二元結構及城鎮化過程中融資需求的異質性，使系統性負投資加劇，城鎮化推進、產業升級亟待金融支持。
針對提高農村金融結構的適配度，提出以下建議供參考：
（1）進一步明確金融支持城鎮化的重點所在，優先投入有限資源。研究顯示，推動城鎮化最重要的幾個因素依次是：農業部門生產效率的提高、產業結構調整、基礎設施建設與工業發展等，顯而易見的原因是，對于農業的投入與扶持相關產業升級，可直接惠及農民群體，有利于其生產模式的轉變、財富的積累。有理由相信，鄉鎮企業、農民創業企業、新型農業企業等涉農企業應為現階段資金、政策扶持的重點對象。
（2）針對農村金融結構適配度的不足進行優化。首先是進一步強化農業政策性金融的綜合服務功能，逐步建立功能互補、分工合理的農村政策性融資機制，增加政策性信貸業務種類，完善自然人聯合貸款制度，將發展高效農業、農村產業升級、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作為重點扶持對象，同時，建立以政策性的小額信貸擔保服務公司為主，基層鄉鎮政府、村委會支持的小額信貸擔保體系；其次是針對農村基層項目融資金額小、信息極端不對稱的特點，引導設立區域小型金融機構（如村鎮銀行），彌補大型金融機構不適配而非正規金融又缺乏監管的不足；在此基礎上，正視非正規金融的作用，逐步完善農村金融的監管體系。
（3）完善各項配套政策與制度。在頂層法律、政策設計的框架下進一步盤活集體所有土地的相關權利，使農民能夠享受土地權利流轉帶來的福利，并可使用相關用益物權作為擔保；加強對農民及相關企業的金融培訓，將相關工作列為基層政府及政策性金融機構的職責范疇，引導農民群體逐步增強使用各種金融資源的意識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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