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10-06 14:10:0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生態系統理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自然生態系統中沒有人工合成的有機物，有的只是動植物的尸體。這些尸體大多被其他生物消化、分解，剩余的骨架在條件適應時也會風化，不會對生態環境造成污染。人工生態系統中，由于人類需求的膨脹，生產技術的發展，人類一方面不斷地從生態系統中掠奪資源滿足自己的貪欲，一方面源源不斷地制造著成分越來越復雜的垃圾，而這些人工合成垃圾的自然分解時間已超出環境的自凈能力。
2現有垃圾處理方式分解能力分析
目前垃圾處理方式主要有焚燒、堆肥、填埋和回收利用。焚燒法有占地面積小、減容量大、無害化程度高、熱能可回收等優點，但使用焚燒法處理垃圾時需要注意幾個問題。一是垃圾焚燒一般要求垃圾的最低熱值3360kJ•kg-1以上，如果熱值低，將增加運營成本，不適宜焚燒；二是垃圾焚燒存在環境污染隱患主要是二惡英的排放；三是如果垃圾不分類，不但會浪費可回收垃圾和可堆肥垃圾，也會增加運營成本，降低焚燒法的效率。如果能從源頭上分類收集垃圾、剝離出可回收、可堆肥垃圾，提高焚燒垃圾的熱值，妥善處理焚燒煙氣、使尾氣中的二惡英達到排放標準，那么焚燒法將會成為人類處理垃圾的重要技術手段。堆肥是處理有機垃圾最有效，最適宜的技術手段之一。但由于垃圾混裝，垃圾堆肥前期分選工作復雜且不徹底，結果是處理成本高，堆肥的質量難以保證。目前堆肥處理在我國的發展前景并不理想。資源回收利用是指回收可再生循環的“垃圾”，如紙類、玻璃、金屬、塑料等廢棄物。許多國家已將資源的回收利用作為補充資源、能源需求的有效途徑。填埋由于具有處理費用低、技術成熟等特點，比較常用。填埋的弊端一是沒有經過無害化處理的填埋的垃圾會造成地球資源的二次污染（滲濾液和沼氣泄漏、汞、鉛等有毒重金屬污染等），一旦泄漏，造成的污染基本上無法修復的；二是填埋物分解還原為可利用地球資源的時間太長。也就是說，填埋只是將垃圾移動到不可視的范圍，難以能做到垃圾的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處理。混裝垃圾簡單填埋是一種極不負責的鴕鳥式垃圾處理方式。填埋是我國處理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方式，我國的垃圾填埋處理量大約占垃圾總量的80%。人造垃圾自然狀態下的分解還原為地球資源需要的時間長，而且一些垃圾會污染環境。垃圾的混合焚燒，不但熱值低，更為致命的是燒毀了大量可直接資源化的垃圾。如果我國每年產生的幾百萬噸、幾億噸垃圾被直接埋掉或燒掉，造成資源浪費與污染。
3我國政府對垃圾分解能力的重視程度
由于人類制造的生產生活垃圾的成分越來越復雜，量越來越大，它的分解需要人類自己充當分解者，需要人類科學的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專門處理人工生態系統產生的垃圾。目前我國治理環境和保護環境的費用主要依靠國家投資，投資狀況可以反映政府對治理環境和保護環境的重視程度。在我國統計年鑒中生活垃圾處理的投資歸屬于市容環境投資指標來統計，為了研究我國生活垃圾處理情況，本文以中國、北京、上海和廣州為基礎，收集了地區生產總值、垃圾清運量、固定資產投資、市容環境衛生指標的2000年至2012年的數據，利用公式1從時間維度上研究了環境保護投資與人均GDP、戶籍人口、垃圾清運量和固定資產投資的相關性情況。相關性分析結果只是反應各指標隨時間變化的趨勢，單純的相關系數值不能夠準確客觀地反應各指標之間應有的客觀規律和邏輯關系，需要結合其他指標值來確定各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因此選取了市容環境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指標來分析我國政府對生活垃圾管理的力度和態度。從人類可持續、地球資源循環的可持續角度講，市容環境衛生投資應該隨人口的增加，經濟的發展，垃圾清運量的增加而同步增加。結合相關性分析結果和市容環境投資比重曲線可以看出，我國發展現狀反映出市容環境衛生沒有與生產總值、垃圾清運量、固定資產投資等社會經濟現象及時、同步、協調地發展和進步。北京、上海和廣州的市容環境衛生投資無規律可循，每年投入資金量的大小波動性大，說明投資政策具有隨意性，沒有科學的規劃。全國市容環境比重由于是各城市的平均值，波動性小，但是比值很低，最高竟是2000年得0.256%，最低值為2012念得0.106%。這些現象和數據都說明我國政府不重視生活垃圾處理問題。重視程度不夠，現有的法律法規就得不到落實，相關制度的建設及法律的完善也就遙遙無期；重視程度不夠，環境保護的資金就得不到落實，研發垃圾分解技術的團隊也就會缺乏相應的政策和資金的支持。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經濟的發展，垃圾的成分將越來越復雜，垃圾產生量也越來越大，如果不重視垃圾處理問題，不重視市容環境投資與垃圾清運量等社會經濟現象的同步協調發展問題，環境污染問題將制約和遏制經濟的發展和人類的生存。構建人工生態系統的分解能力是人類可持續、經濟可持續的需要。
4構筑垃圾分解能力的建議
垃圾處理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環衛技術問題，它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的綜合作用的結果。垃圾問題的處理，需要政府以源頭減量化、利用資源化和處理無害化為宗旨，構筑垃圾綜合治理對策。
4.1制定具有執行力的生活垃圾分裝法律條文
垃圾成分不同，資源化、無害化的處理方式不同。混裝生活垃圾從根本上否定了各種垃圾處理方式的優勢，即增加了垃圾處理成本，也降低了現有垃圾處理技術的處理效率。垃圾分類，一方面減少固體廢棄物的產生量，減輕固體廢棄物填埋或者焚燒的壓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為一些企業提供原料，實現廢棄物的資源化。從垃圾收集的源頭上將各類垃圾分門別類的收集，有助于發揮各種垃圾處理方式的優勢，提升垃圾的分解率和利用率。現行《環境保護法》等法律法規中，缺失具有執行力的生活垃圾的分裝與統收條文。日本現有8個不同分類的垃圾桶，而我國的一項調查顯示，70%的網友表示我國垃圾分類標準不明確。我國需要有明確的法律條文規定生活垃圾的分類體系和違法處罰體系。這些規定應該明確垃圾如何分類、分為哪幾類，違反分類原則、隨意丟棄垃圾應該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如何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那個部門來執法。這些有執行力的、可操作的法律法規將會強制每個垃圾制造者重視垃圾處理問題，將會調動全民參與生活垃圾的治理問題，從源頭上提高垃圾的處理效率。
4.2構建垃圾收費制度
構建垃圾收費制度需要依據“誰污染、誰負責；多排放、多負擔”原則，落實該原則有兩項工作必須得做，一是建立垃圾計量收費的標準，二是將垃圾收費員工作職業化。垃圾計量收費標準的制定需要考慮垃圾的成分。垃圾的成分不同，處理的成本及收益不同，收費標準也應不同。至少應分為三大類：可回收垃圾、可堆肥垃圾和可焚燒垃圾。收費標準大類下是否需要細化設置，應根據當地情況確定。垃圾收費標準確定后，如何實施收費制度是關鍵。落實多排放，多負擔原則，就得由收費主體自行安排收費員挨家挨戶上門收取。而且實行垃圾收費實名制，即每戶居民的垃圾得有與其身份對應的號碼，這樣才能將垃圾分類責任落實到居民個人。即方便執行收費制度，又便于監察和執法。環境保護工作人人有責，垃圾收費員的工作應得到應有的尊重。除隸屬于企業的垃圾收費員外，政府部門應該根據需要設置垃圾收費員崗位。我國職業共劃分為8個大類，66個中類，413個小類，1838個細類(職業)，但是里面沒有垃圾收費員職業。
4.3構建特殊商品垃圾回收押金返還制度
垃圾回收押金返還制度是指某些商品價格中包括商品廢棄物回收價格，產品銷售的各個環節都需要向上層銷售渠道先行墊付廢棄物回收等值押金，消費者也需要消費商品前先行支付押金，歸還該商品廢棄物后，可取回押金。最終使這類產品的分解集中化，有助于從源頭上實現垃圾處理的資源化、無害化宗旨。如電子類產品、機械類產品、瓶裝罐裝類等產品，可實行電池以舊換新，電器以舊換新等消費限制。在德國，循環經濟最初被稱為“垃圾經濟”。
4.4以“零垃圾”思想為指導構建生產企業垃圾清運制度
人工生態系統是個開放的系統，需要外部系統不斷地輸入物質，同時也向系統外輸出物質及廢棄物，它自身無法獨立完成物質循環和能量轉換。人工生態系統中的生產生活用品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會有大量企業和個人主動生產經營這些產品以滿足人類的需求。然而，生產這些產品的過程中一定會衍生出大量的生產廢棄物。由于處置這些廢棄物收益率低甚至無收益、負收益，生產企業往往外泄這些廢棄物，造成污染環境。因此政府需要從垃圾生產全壽命期中的每個環節貫徹“零垃圾”思想和政策，制定相應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條文，形成各生產企業生產產品和包裝可循環制度，提升企業的廢物再利用率，使企業為了達到檢查標準，生產之初就研發生產帶來的廢棄物變廢為寶的環保技術和渠道，使生產企業的垃圾清運問題從垃圾產生的源頭上得到治理。
4.5鼓勵和引導私人企業從事生活垃圾處理行業
關鍵詞：少數民族文學；話語；生態倫理
文學作為一門語言藝術，是以言語為基本符號，以社會語境為中介，通過讀者與作者的心靈溝通而得以成全的話語系統，是一種社會權利關系纏繞的意識形態形式。哲學認為，“社會存在決定著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飛速運轉，生產力的高度解放、發展，現代科技的快速升級換代，市場經濟的不斷壯大，以及人類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強，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對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族親”意識正日趨消減。這種消減首先表現為現代文明進程中科學話語、科學理性對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類對自然界產生敬畏的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隨著現代社會理性色彩的日趨加強，許多原來不可知的現象得到了自然科學的解釋，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葉廣苓《長蟲二顫》中，在顫坪調研的中醫學院教師王安全，用中醫學的知識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蠱的傳說，消解了山間巫蠱之術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撲朔迷離的野性背景，在二福從楊陵農學院獲得生物學知識后被終結，‘豹和犬是兩個科目，受基因限制，它們之間不可能有任何雜交成果，黑子……沒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學話語的傳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類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這種削減也表現為，市場經濟不斷壯大中商業話語對人類與非人類生命“族親”意識的淡漠。隨著市場經濟的引入，“族親”意識已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神話，金錢成為衡量生命價值的一般等價物。出于金錢的考慮，利益誘惑產生了人對自然和其他非人類生命理直氣壯無所顧及的掠奪：“籠里的猴對村民來說都是錢，活的錢”（《猴子村長》）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質利益計算，使村民對猴群進行了滅絕式捕殺。在商業話語系統中“錢”成為了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人與大自然、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的“族親”之愛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隨著現代文明而出現的科學話語、科學理性、商業話語使人對大自然的敬畏、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的“族親”之愛消解了。然而，與現代文明的科學性、商業性相比，少數民族文學話語系統中保留了較強的生態倫理意義，處理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的倫理關系。這一倫理體系的核心是人對自然及非人類生命的敬畏，以及“族親”之愛。
少數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貴州、廣西、內蒙、新疆等邊緣地區，由于地勢原因經常處于青山、綠水、奇花、異草、野生動物等的環圍之中，因而在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中，關于這些動植物的描述以及圍繞著它們展開的故事較多，基本上每個民族的民間故事集中都有關于動植物的描寫。仔細分析這些少數民族民間動植物故事，發現它們都摹寫出了人與自然、人類對其他非人類生命真誠相待的友愛圖景，這主要是通過兩種形式來進行呈現：一是正面書寫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樸對動物的友愛。如錫伯族民間故事《黃狗小巴兒》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黃狗小巴兒，在被嫂子趕出家門后仍和小巴兒相依相靠和諧生活，在黃狗小巴兒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將其安葬，經常上墳探望，表現出一份“族親”之愛。與此相類的故事還有錫伯族民間故事《鸚哥的故事》、滿族民間故事《扇子參》等。二是側面烘托人對動物的寬容友愛之情。如錫伯族民間故事《狗和人是怎樣交朋友》狗在分別與野兔、狼、熊的相處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聲而被排擠，幾經選擇、幾經對比，最后轉向人類，人類沒有排擠它反而視它為朋友。在選擇與對比中，側面表現出了人對動物的友愛之情。另外，錫伯族民間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瑤族民間故事《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樣的形式側面表現了人對動物的友愛之情。
與人對動物的寬容、友愛相聯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動物對人的友愛的回報。少數民族民間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過動物對人善行報答的形式，表現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主題，研究者將這一形式通稱為“動物報恩型”模式。如滿族民間故事《達布蘇與梅花鹿姑娘》通過達布蘇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為一美麗姑娘與之成親的故事，表現出了人對動物友愛，動物對人進行善報的主題。在這里報恩的動物不僅限于溫順的鹿、蛙、兔等，甚至兇猛的動物也懂得報滴水之恩。當然，與之相反也有表現惡有惡報主題的作品，如滿族民間故事《薩滿捉參》中薩滿捉參的結果就是被海浪卷進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頭他訥、他瑪捉棒槌精吃以求長生不老的結果便是被打個頭破血流。特定空間的倫理取向的提煉與凈化，顯現了話語系統中的生態倫理色彩。
總之，少數民族文學中人對動物的友善以及“動物報恩型”的模式都表現出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深深的“族親”之愛，體現了強烈的生態倫理意義。與此同時，少數民族民間故事中保留的許多自然景觀的由來、形成背景也顯現了一種生態倫理意義。滿族民間故事中的風物傳說《湯池的來歷》，孝敬公婆的媳婦用手捧著火柴燒熱了結冰的水泡子，從而化作驅病除邪的湯池；《紅羅女》，美麗正直的紅羅女把昏憒的皇帝捉弄的丑態百出，最后幻演成鏡泊湖景觀之一。這些故事中演繹自然景觀的由來是跟人類的善行、善德聯系在一起的，表現出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愿望。
少數民族話語系統從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友善相待的“族親”之愛，以及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愿望中體現了生態倫理意義，表現出了人對自然的敬畏，與非人類生命和諧、平等、共存的愿望。這不僅為近年伴隨著現代化進程飛速運轉帶來的日趨嚴峻的生態問題而產生的像于堅、賈平凹、張煒、遲子建等的生態創作，以及由之興起的生態環境美學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暗示出現代話語對原有空間倫理關系的沖擊與破壞，并隨之衍生出了更為復雜的價值立場和倫理體系，即在“現代”與“傳統”，“原始”與“文明”之間文學該如何為自己尋求合適和合理的支點。“現代”“文明”的進程在理論上本應是促進文學不斷進步的動力，然而文學的發展似乎并不與文明的進化相符相成。伴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而文學一直恒久不變的東西是“人文精神”“人文關懷”，它們是文學得以生存的不竭動力。回顧百年文學，上世紀處以來，中國文學以不斷書寫對人的價值和權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隨著“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數民族文學中，少數民族作家們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對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類生命，實現了生態倫理與人文精神的對接，是人文精神發展至生態倫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由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類，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論內涵。我們在談論保持人類尊嚴的時候，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發展，保持人對動物的尊重，是保持人類尊嚴的一個重要部分。然而，“科學”“文明”和“民主”一樣，在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散發著激動人心的光華。現代科技在帶來舒適、方便和快捷的同時，漸漸也顯示了它在賦予人類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因而如何評價現代科技為文學敘事的一個重要維度。理性考究，其實現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備善惡品質，區別在于如何使用，而關鍵點還在操控它的人類。我們在接受現代科技的同時，也要尊重傳統的生態倫理；破除封建傳說的同時，也要尊重其蘊含的生態倫理，只有這樣才能通過話語生態的重建來達到恢復和保護自然生態的目的。少數民族作家作品中的這種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的生態倫理意識，為文學處理現代與傳統、科學與人文關懷之間復雜的價值立場和倫理關系體系，尋求到了合適合理的平衡點。中國文學的敘事書寫既可以從中獲取一套生態話語系統，同時也能通過對現代科技的合理評價來搭建保護自然生態的橋梁，在這一點上少數民族文學給予中國文學予重大的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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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城市 含義 研究狀況
一、生態城市的含義
生態城市這一概念是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發起的“人與生物圈(MBA)計劃”研究過程中提出的,但其概念迄今仍未達成共識。
1984年,原蘇聯生態學家揚諾斯基提出:生態城市是一種理想的城市模式,是技術與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創造力和生產力得到最大限度發展,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物質、能量、信息得到有效利用,生態良性循環的一種理想環境。同年,我國生態學家馬世駿認為:生態城市是自然系統合理、經濟系統有利、社會系統有效的城市復合生態系統。
美國生態學家理查德•雷吉斯特(Register)提出,生態城市追求人類和自然的健康與活力。他認為生態城市是生態健康的城市,是緊湊、充滿活力、節能并與自然和諧共居的聚居地。
歐盟提出了可持續發展人類居住區十項關鍵原則。楊開忠教授認為“生態城市是一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生態保護三者高度和諧,技術與自然達到充分融合,城鄉環境清潔、優美、舒適,從而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創造性、生產性并有利于人們生存的城市。”
我國學者黃光宇教授等認為生態城市是根據生態學原理,綜合研究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并應用生態工程、社會工程、系統工程等現代科學與技術手段而建設的社會、經濟、自然可持續發展,居民滿意,經濟高效,生態良性循環的人類住區。我國著名學者黃肇義、楊東援在總結國內外生態城市理論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最新的生態經濟理論,提出了如下定義:生態城市是全球或區域生態系統中分享其公平承載能力份額的可持續子系統。它是基于生態學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諧,社會公平和經濟高效的復合系統,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與人工協調,人與人之間和諧的理想人居環境。
二、國外生態城市的研究
1820年歐文提出“花園城”的概念,倡導花園城鎮運動;1898年霍華德在《明日的田園城市》一書中提出“田園城市”的理論,在城市規模、城鄉結合、人口密度、綠化帶等方面做出系統規劃,在其影響下,西方國家相繼出現一些花園城市。
20世紀以后,以美國芝加哥學者帕克的《城市環境中人類行為的幾點建議》(1916年)、國際現代建筑協會第4次會議通過的《雅典》(1933年)、卡爾遜的《寂靜的春天》(1962年)、世界思想庫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1972年)、丹尼斯L.米都斯等的《只有一個地球》(1972年)為代表的著作,系統地闡述了社會學家和生態學家們對城市化過程中產生環境惡化的擔憂,這引起人們更加關注保護生態環境,關于生態城市的研究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較早涉入城市生態學研究領域,20世紀80年代曾組織召開了多次有關該領域的地區和國際學術會議,并從九十年代開始,在世界范圍陸續召開一系列生態城市研討會。
1990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伯克利召開了第一屆國際生態城市研討會,與會的700多名專家學者就如何根據生態學原則建設城市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設性的意見,并草擬了今后生態城市建設的十條計劃。
1992年在澳大利亞的阿德萊德舉辦了第二屆國際生態城市學術研討會。大會就生態城市設計原理、方法、技術和政策進行了深入具體地探討,并提供了大量研究案例。同年美國在加州的伯克利實施了生態城市計劃。
1996年在西非國家塞內加爾舉行了“第三屆國際生態城市會議”。會議進一步探討了“國際生態重建計劃”。2000年在巴西國家庫里蒂巴舉行了“第四屆國際生態城市討論會”。 2002年在中國深圳舉行了“第五屆國際生態城市討論會”。
2003年2月至4月,在中國深圳組織召開了“生態城市發展國際網絡討論會”,此次會議安排了生態城市規劃和管理、生態住宅和生態建筑、環城市生態系統工和固體廢棄物管理、綜合城市水管理、工業生態學問題、人類生態學和生態文明的能力建設等六個會組,在世界范圍內征集了更多的論文,有更多的人參與,把關于生態城市的研究推上空前。
三、國內生態城市的研究
我國關于生態城市的研究最早萌芽于古代“天人關系”的思想。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我國古代城市建設過程中起到很大的影響作用。
近代以來,我國生態城市建設的研究起步較晚,1978年我國正式把城市生態環境研究列入國家發展計劃,許多學科,如生態學、城市規劃學、環境學,才開始從不同領域研究城市生態環境。馬世駿提出的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理論,為我國生態城市研究奠定了基礎,一直指導著我國的生態城市復合系統理論的研究和實踐。
1986年以來,我國建立了一些很有價值的生態城市示范點,推動了城市建設的轉型。1996年頒布的《國家環境保護“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提出“要建成若干個經濟快速發展、環境清潔優美、生態良勝循環的示范城市”。
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要逐步提高城鎮化水平,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同時十六大報告還指出:“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
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也明確要求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確定了全面、協調、可持續的新的發展觀,要求不斷改善城市經濟發展模式,不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改善生態環境,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實現人與自然和諧,推進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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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金融生態系統的理論淵源
目前，對于金融生態的研究還沒有形成系統性的理論框架，但這一創造性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理論淵源。(1)金融發展理論是金融生態理論的根基。1966年1月，帕特里克(T．Patrick)發表了《欠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提出了金融發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成為金融發展理論的最初論述。其后，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1969)在《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中提出了金融結構理論作為對金融發展理論最初論述的補充。但之前理論側重于研究發達國家的金融狀態，對發展中國家涉足不多。1973年，麥金農(RonaldI．Mckinnon)和肖(Shaw．E)對金融和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發展中國家(地區)的金融發展提出了精辟見解，他們提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在經濟學界引起強烈反響。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金融深化理論發展完善的同時，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和阿瑟·威斯(ArthurWiess)以發達的金融市場為對象、不完全信息為基礎，提出了信貸配給理論，較好地結合了內生增長理論等主流經濟學的最新成果，對金融在經濟體系中的效能作了技術性的探討和詮釋。(2)生態經濟學為金融生態理論提供了研究方法。1968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鮑爾在《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一書中正式提出“生態經濟學”的概念。其后，便陸續出現了一批生態經濟學的著作，包括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英國學者愛德華·哥爾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藍圖》、法國研究者朱利安·西蒙的《最后的資源》以及萊斯特·R·布朗的《生態經濟》等等，都深入地闡述了生態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相關問題。生態經濟學的研究鼓勵經濟學與生態學等學科之間的交叉研究，倡導用新的方法分析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的關系，為金融生態理論的研究方法提供借鑒。(3)自組織系統理論為金融生態系統提供了研究范式。哈耶克(Hayek)認為，“自組織”、“自組織系統”(Self－organizingSystems)或者“自我生成系統”(Self－generatingSystem)之類的概念來自于控制論，意謂系統內部力量的互動創造出一種“自生自發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或譯“自發秩序”。這種自發秩序僅出現在復雜程度很高的系統中，這種系統包含大量元素，且各元素之間具有非剛性的隨機特性關系，自組織是靠變革系統元素間舊的聯系，建立系統元素間新的聯系來實現的。可以說，金融生態系統就是這樣一種自發秩序，依靠變革內生性因素(金融生態主體和金融生態環境)間舊的聯系并建立新的聯系的螺旋上升的過程來實現自身的不斷改善。
1.2金融生態系統的觀點分類
對于金融生態的理解，目前國內主要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金融生態環境觀，一類是金融生態系統觀。(1)金融生態環境觀從群體生態學角度，強調“生物群落賴以生存的物理環境”或“非生物成分”。代表性學者有:白欽先、周小川、唐旭、曾康霖等。他們認為金融生態等同于金融生態環境。白欽先認為，金融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是社會經濟擴大資源基數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重要組成，而金融資源的開發利用過程和效率狀態則構成一國經濟的金融生態環境。曾康霖認為，從金融本身產生、發展和消亡來看，金融生態實質是金融環境，且金融生態不能等同于金融管理。周小川認為，金融生態是一個比喻，它指的主要不是金融機構的內部動作，而是金融運行的外部環境，也就是金融運行的一些基礎條件。其中法律制度環境是金融生態的主要構成要素。徐諾金雖然是金融生態系統觀的代表性學者，但也曾專門撰文探討過金融生態環境，并且與周小川一樣，認為建設一個符合市場經濟的金融法律制度才是解決我國金融生態環境缺陷的關鍵。唐旭也將金融生態中的法律問題作為金融領域的關注焦點。當然，金融生態環境并非特指金融法律制度。具體構成要素將在后面詳細描述。(2)金融生態系統觀側重“生物群落”或“生物成分”，從而構成具有相對獨立秩序結構和要素邏輯條理等特性的、互動式動態平衡金融生態系統。代表性學者有徐諾金、林永軍、李揚、位、謝太峰等。他們認為金融生態是一種開放復雜巨系統，包括金融生態主體和金融生態環境。如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將金融生態系統定義為由金融主體及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金融生態環境共同組成的動態平衡系統;張志元等將城市金融生態系統定義為由金融體系模塊和生態環境模塊共同組成的綜合性動態平衡系統;曾建等探究頻頻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和我國一系列金融風險的本質原因，得出所有的金融風險產生原因都可以歸結于金融生態系統的失衡，也就是由金融交易主體系統與環境系統的不協調發展所致。另一些學者為金融生態加入了金融生態調節這一構成要素。如徐諾金就認為金融生態由三部分組成，分別是金融生態主體(金融機構)、金融生態環境及金融生態調節(即金融監管)。
2金融生態主體與金融生態環境
由于研究視角、理解深度與研究目的不同，學者們對于金融生態主體與金融生態環境的范疇界定有所差異。
2.1金融生態主體
同為立足于金融產品與服務的生產者角度，學者們對金融生態主體的范疇界定也不同。一部分并且是較大一部分學者將金融生態主體局限于金融機構。徐諾金在論文中直接使用金融組織代替金融生態主體;林永軍雖沒有直接說明，但從其字里行間辨析，對金融主體的闡述也基本上以金融機構為立足點;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課題組對金融生態主體有過定義式的描述，認為金融生態主體是指具有自身生存動機和利益追求的、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不斷地調整自身以適應環境和根據自身需要去作用環境的行為主體或組織單位，如銀行、證券、保險、民間借貸等金融機構和組織。另外一些學者則對金融產品與服務的生產者范圍進行了擴充。如李揚認為金融生態主體既包括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這些直接提供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主體，也包括那些以制定政策、確定規范、進行調控和實施監管為職能，從而直接影響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運行，同時也直接影響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供應之種類、規模、價格、質量、范圍等的金融決策機構和金融監管機構。立足于金融產品與服務買賣雙方的角度，位認為金融主體意謂金融活動者，絕非僅限金融機構，而指金融產品交易的買賣雙方。因為盡管金融機構或金融組織是金融活動的專業主體，在金融發展中處于核心地位，但如果沒有眾多的金融活動兼職主體，金融活動專業主體的“獨腳戲”也拉不開序幕。易憲容等［10］除認為金融主體應包括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外，還應該包括保證金融交易得以順利進行的第三方，不僅涵蓋金融決策機構和金融監管機構，也包括律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和金融咨詢評估機構等。
2.2金融生態環境
在“經濟學50人論壇”上所作的演講中，第一次將影響我國銀行業80%的不良資產形成的外部原因統稱為金融生態環境，他認為金融生態環境指微觀層面的金融環境，包括法律、社會信用體系、會計與審計準則、市場體系、中介服務體系、企業改革進展及銀企關系等多方面的外部環境;徐諾金認為金融生態的外部環境包括法律制度、誠信環境、企業制度和行政體制等方面;蘇寧將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的基本內涵界定為五部分:穩定的經濟環境、完善的法制環境、良好的信用環境、協調的市場環境和規范的制度環境。這些學者都是從定性的角度對金融生態環境進行描述，另一些則進行了詳細的定量分析。其中比較全面的研究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的調查報告《中國城市金融生態環境評價》。該報告以城市為基本分析對象，選取9個指標對中國城市金融生態環境進行評價，按重要性排序依次是:法制環境、經濟基礎、金融部門獨立性、企業誠信、地方金融發展、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社會誠信、中介服務和社會保障。該報告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模型(DEA)，以城市金融資產質量狀況(由測評指標測度生成)為產出，以城市金融生態的9個構成維度(由分析性指標體系生成)為投入，構建了一個刻畫“金融生態環境邊界”的超曲面，進而得出了描述城市金融生態環境的綜合指標(政府對經濟的主導、經濟運行的質量、地區金融發展及金融信用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基礎建設)，并運用這些指標對中國50個城市的金融生態環境進行了評分和排名，與周小川、徐諾金和蘇寧不同的是，李揚界定的金融生態環境的范圍除了金融主體在其中生成、運行和發展的外部環境外，還包括由居民、企業、政府和國外等部門構成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消費群體。另辟蹊徑，以山東省3個城市為例，建立了對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評價的指標體系，他的指標體系分為3個層次，包含經濟資本回報率、銀行部門貸款平均收益率、加權風險度和法律信用環境等變量，即徐小林所探討的金融生態環境其實僅限于銀行生態。
2.3文獻述評
對于金融生態主體范疇的界定，本文認為應該突出重點與核心，立足于金融產品與服務的生產者這一專業主體，消費者、監管者等眾多金融活動的兼職主體都處于與專業主體互動的外部范疇，可一并歸入金融生態環境之中。此外，一方面金融市場亦履行著直接提供金融產品與服務的職責，另一方面，從指標選取的角度，作為金融機構的活動平臺，金融市場的規模是反映金融生態主體狀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對于金融生態主體內涵與范疇的界定，本文認為:金融生態主體是指具有自身生存動機和利益追求的、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不斷地調整自身以適應環境和根據自身需要去作用環境的行為主體或組織單位，包括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兩部分。對于金融生態環境范疇的界定，本文認為金融生態環境指金融運行的外部環境，即金融運行的一些基礎條件。除了學者們廣泛探討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生態環境，還包括由居民、企業、政府和國外等部門構成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消費群體，以及金融決策和監管部門，它們是金融生態環境問題的專屬。
3結論性評價
關鍵詞：網絡戰略管理戰略網絡
一、戰略網絡研究沿革
20世紀80年代以前，市場環境相對穩定、資源稀缺，而且企業網絡的功能主要體現在價格控制和市場的份額上，網絡參與者將網絡視為一種投機選擇，協調成本高和機會主義多，因而網絡被許多學者認為有負面影響和缺乏效率，長期以來其優勢沒有得到理論界和實業界的認真重視。20世紀80年代以后，市場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知識、信息在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組織網絡化日益凸現，而且網絡給企業的發展帶來了顯著的成效。例如，日本的企業之所以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國際競爭力迅速增強，國際化經營效果顯著，就是因為日本的企業并非以單個原子狀態來活動，而是以一群合作企業或組織構成相互依賴的關系網絡參與國際競爭，實現知識共享、共同發展，形成了世界級的核心能力。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企業網絡及其關系管理的研究，愈來愈受到學者們的重視，相繼出現了組織生態系統(OrganizationEcosystem)、組織網絡化(OrganizationalNetworking)、網絡組織(NetworkOrganization)、組織域(OrganizationField)、企業集群(EnterpriseCluster)、伙伴關系(Partnering)、關系治理(RelationalGovernance)、拓展企業(ExpandedEnterprise)、合作競爭(Co—petition)、組織間競爭優勢(Inter—organizationalCompetitiveAdvantage)、關系能力(RelationalCapability)、關系資源(RelationResource)、網絡資源(NetworkResource)、聯盟網絡(AllianceNetworks)、戰略網絡(StrategicNetworks)、戰略區域(StrategicBlocks)、公司間信任(Inter—firmTrust)、供應商網絡(SuppliersNetwork)等新概念，有學者和先行的廠商已認識到企業隱含的、不可模仿的社會關系網絡和其成功的合作伙伴——供應商、顧客、互補者和聯盟伙伴，是“創新關鍵來源”、“組織學習的關鍵來源”、“學習和能力的關鍵來源”。R·Gualti等人將這些具有持久性的、對進入其中具有戰略意義的組織之間的節點構成的網絡統稱為戰略網絡，這些節點包括了戰略聯盟、合資、長期的買賣伙伴等。于是，戰略網絡研究就成為戰略管理研究的新熱點。
就戰略管理學者對戰略網絡研究歷程看，首先提出戰略網絡概念的是J．C·Jarillo。他于1988年在《戰略管理雜志》發表題為“戰略網絡”的論文，可謂是戰略網絡理論的經典之作。該文從戰略的高度闡述了戰略網絡的內涵，認為戰略網絡是一種關系網絡，獲取企業生存和發展所需資源和知識的關鍵渠道，是“企業競爭優勢之源”，而不僅僅是一種組織模式，使之有別于一般意義的網絡組織。這篇文章的發表，標志著戰略網絡理論研究的開始。隨后，戰略管理研究者開始對企業之間和企業與其他組織之間的關系網絡研究產生了廣泛的興趣，1992年N．Nohria等編寫出版的論文集《網絡與組織：結構、形式和行為》，匯集了社會網絡理論、組織理論、戰略理論、經濟理論研究者對戰略網絡理論的最新研究成果。與此同時，戰略網絡研究的奠基者J．C．Jarillo通過進一步研究和實證考察，于1993年出版其專著《戰略網絡》，標志著戰略網絡理論基本形成。1999年F．J．Richter出版了其專著《戰略網絡——日本企業間合作的藝術》，該書以日本企業的戰略網絡為例，研究了戰略網絡的理論基礎、戰略網絡形成動因、戰略網絡的管理與進化，進一步豐富了戰略網絡理論，促進戰略網絡理論走向實踐。2000年《戰略管理雜志》出版“戰略網絡’論文專集，介紹了當前有關戰略網絡理論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強調這一理論要整合和系統化，使之形成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更有效地指導企業在網絡競爭環境下制定和實施企業戰略。這標志著戰略網絡研究進入了一個系統研究階段。
二、戰略網絡研究主要學派
由于戰略網絡及其嵌入其中的動態關系網絡的復雜性和模糊性，目前戰略管理的學者們都只能以不同的理論為基礎，從不同的視角研究戰略網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為戰略網絡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作者綜合有關文獻，將現有戰略網絡研究主要分為五大學派。
1．以R．Gulati為代表的結合新經濟社會學來研究企業戰略網絡的理論，我們稱之為經濟社會學派。R．Gulati的主要代表作有《戰略網絡》、《聯盟與網絡》、《網絡位置與學習：網絡資源和公司能力對聯盟形成的影響》。
他的主要觀點是：(1)規范了戰略網絡的定義，界定了戰略網絡的研究范圍，明確將對企業有戰略意義的戰略聯盟、合資、長期的買賣伙伴和一群相似的節點都歸集為戰略網絡，強調它是嵌入于企業之中的關系網絡，對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具有戰略意義。(2)用社會網絡理論的“嵌人性”和“結構洞”原理，證明了戰略網絡對企業行為和績效的影響，說明戰略網絡及其管理能力是網絡資源和關系資源，是戰略網絡參與者在參與網絡后所獲得的獨特資源，具有獨特性，難以模仿性，是一種核心能力。(3)強調戰略網絡是一個公司接近信息、資源、市場和技術的關鍵渠道，能夠取得學習、規模和范圍經濟的優勢，戰略網絡直接影響企業的戰略行為和競爭優勢。(4)嵌入于戰略網絡之中的網絡關系，對于企業來說，是一種既有機會又有約束的資源。因為“網絡也意味企業被鎖定在非生產關系里或排除了與其他可行的組織結成伙伴的機會”。(5)提出要整合戰略網絡于企業戰略研究之中，并提出可從產業結構、產業內分析、企業能力、交易成本和轉換成本、網絡進化和企業收益來與現有的戰略研究相結合。
該學派的主要缺點是：如何整合戰略網絡于戰略研究中，沒有提出具體的理論框架，缺乏技術方法研究，難于對企業的實踐有實際指導作用。
2．以J．C．Jarillo為代表的用組織理論來研究戰略網絡，我們稱之為組織學派。其主要代表作為《戰略網絡》、《戰略網絡——創造無邊界的組織》(專著)。
他的主要觀點有：(1)最早捉出戰略網絡的概念，認為戰略網絡是一種長期的、有目的的組織安排，其目的在于通過戰略網絡使企業獲得長期競爭優勢。(2)提出了用商業系統思想來研究企業經營活動。他認為，實現產品／服務有效地傳送到顧客手中，整個過程的所有活動要合作，如何選擇組織合作方式的中心問題，就是要保證企業持續競爭優勢。(3)提出了組織商業系統活動方式的評價標準，是最大化組織效率與靈活性，并通過比較層級制、市場和戰略網絡三種組織方式，說明戰略網絡是網絡經濟時代最佳組織模式。(4)初步形成了戰略網絡的基本理論，有利于指導企業進行戰略網絡管理，包括網絡選擇的時機和信任機制的建立，利用交易成本理論說明何時建立網絡為好，利用博弈理論提出了加強組織間信任的機制。
其主要不足是：沒有考慮網絡關系、社會和文化等因素對網絡及其效率的影響，沒有分析戰略網絡的成因、特征等基本問題，沒有對戰略網絡中組織間學習過程和網絡進化過程展開研究。
3．以P．J．Richter為代表的文化學派。他根據自身在中國、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擔任國際跨國公司代表、與這些國家的企業有長期交往的經歷，發表了多篇有關東亞企業成長的論文，并于2000年出版了其專著《戰略網絡——日本企業間合作的藝術》。該書以日本企業的戰略網絡為例，研究了戰略網絡的理論基礎、戰略網絡形成動因、戰略網絡的管理與進化，進一步豐富了戰略網絡理論和促進戰略網絡在實踐中的應用。
Richter的主要觀點有：(1)日本經濟及其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在于其企業的戰略網絡管理水平高，日本企業的戰略網絡與西方一般意義上的網絡組織不同，它注重知識、能力資源的共享。(2)突出文化在戰略網絡形成和進化中的作用。強調由于日本企業受傳統文化影響，容易形成戰略網絡的網絡文化，包括高度忠誠、相互信任、自然尊重和統一價值觀等。(3)運用企業系統理論、成長理論和博弈論來系統研究戰略網絡的動因，為戰略網絡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4)重點分析了戰略網絡企業間的網絡學習過程，說明戰略網絡在知識管理和能力培養中的特殊意義。(5)論述了企業后勤合作、技術合作和全球化合作中的戰略網絡管理問題，為戰略網絡走向實際應用奠定了基礎。(6)強調了企業家之間的關系在戰略網絡中的重要性。
由于Richter僅從文化視角研究戰略網絡，沒有將戰略網絡管理整合于戰略研究之中，由于文化研究難于定量化，造成缺乏對戰略網絡進行定量研究，也缺乏對戰略網絡管理對策研究。
4．以波特(Porter)為代表的用企業集群理論來研究區域合作網絡。由于企業集群理論起源于區域經濟研究，故我們將此學派稱為區域經濟學派。企業集群是指在一特定區域內的一群相互聯系的公司和各種組織(包括學校、研究機構、中介機構、客戶等)，為了獲取新的和互補的技術、從聯盟中獲益、加快學習過程、降低交易成本、分擔風險而結成的網絡。因此，我們認為，企業集群是戰略網絡的一種，集群研究也屬于戰略網絡研究范疇。波特有關集群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有《國家競爭》、《亞當·斯密：區位、集群和競爭的“新”競爭微觀經濟學》、《集群與新競爭經濟學》和《產業集群與競爭：企業、政府和機構新議題》，其集群理論主要是通過對各國典型區域的企業集群(如硅谷和波士頓的高新產業區、意大利的皮革制造企業集群等)的實務觀察和研究所得，他認為“所有進步的經濟體中，都可明顯存在著企業集群，企業集群的形成，也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因素之一”。
波特的主要觀點包括：(1)集群是位于某個地方、在特定領域內獲得異質的競爭優勢的重要集合，地理位置是一個競爭優勢。(2)企業集群是一個開放體系，具有外部效應，同一地區內的公司或機構之間相互聯系、共享知識，企業集群是一種“新競爭”和“新經濟”。(3)企業集群是由地理位置所處的社會、文化、政策等條件形成的，具有歷史依賴性。(4)集群是空間布局上的新組織形式，“代表一種合作與競爭的組合”，是一種合作競爭思想，是一種群體思維的戰略思想(突破單個實體的狹隘思想)。(5)分析了企業集群的成因、特征和網絡關系，揭示了企業集群與競爭優勢的關系，豐富了戰略網絡研究的內容。
其主要缺點：過分強調地理位置在企業集群形成中的重要性，認為在網絡經濟時代“地點仍是競爭的根本”，產業選擇首要問題是區位：過分強調政府產業政策對集群管理的作用，忽略了企業本身在關系網絡管理中的能動作用，利用集群理論側重于區域經濟和產業經濟發展的研究，而非用于微觀層面的企業戰略研究之中。
5．以J．M．Moor為代表的從生態觀的視角來研究戰略網絡，我們稱之為商業生態學派。Moor提出的企業商業系統包括了供應商、主要生產者、競爭對手、顧客、科研機構、高等院校、行政管理部門、政府及其他利益相關者。我們認為，各個成員在這個系統中相互依賴、共同進化所形成的交錯復雜的關系網絡，從本質上看也是一種戰略網絡，有關商業生態系統研究也應屬于戰略網絡研究領域。Moor的代表作，是其1996年出版的《競爭的衰亡：商業生態系統時代的領導和戰略》。他認為，網絡經濟世界的運行并不都是你死我活的斗爭，而是像生態系統那樣，企業與其他組織之間存在“共同進化”關系。在企業的商業生態系統中，為了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彼此間應該合作，努力營造與維護一個共生的商業生態系統。因此，他強調必須有“新的語言、新的戰略邏輯和新的實施方法”，用全新的理論——商業生態學來全面闡述了商業生態系統的企業戰略。
Moor的主要觀點包括：(1)用生態系統的觀念來透視整個商業經營活動和研究戰略，拓寬了戰略網絡研究的視野。他認為，企業是其所處商業生態系統的成員之一，這個系統決定了企業的戰略行為和戰略價值，這個系統績效直接影響到企業績效。(2)按照自相似、自組織、自學習與動態進化的原則來設計網狀結構組織和商業生態系統(即戰略網絡)，通過共創愿景、系統思考、網絡學習、共享知識、協同作用，使企業在創造未來中實現可持續發展。(3)建立一個相互依賴、相互學習、共同進化的企業生態系統，是企業持續發展的前提。企業的績效主要取決于其在這個系統中的合作效率和網絡關系管理能力的水平。(4)商業生態系統中的成員間相互合作演化過程，包括了開拓、發展、權威、重振或死亡，企業在這個演化過程中不斷進化、異化和蛻變。(5)強調了企業與環境的相互滲透，企業的邊界模糊。企業的戰略行為受其所在的系統制約，企業的戰略制定、實施和評價都依賴于整個系統。
其主要缺點是：過分強調系統選擇企業的作用，忽略了企業本身初始條件的重要性，忽略了企業核心能力對其戰略行為的決定作用和對整個商業生態系統的影響，僅強調整個商業生態系統中各成員的合作，忽視了成員之間的合作是一個博弈過程，有合作也有競爭，并認為合作有周期性，無法持久。
綜觀戰略網絡研究各個學派的主要觀點，我們認為，當前有關戰略網絡研究有以下的特點：(1)應用一種理論從某個側面研究的多，而綜合各種理論從系統觀角度研究的少。(2)偏重于戰略網絡形成和企業戰略網絡案例分析的多，而對嵌入于戰略網絡的關系分析與戰略網絡結構分析的少。(3)側重于戰略網絡的靜態研究多，企業戰略網絡管理的動態研究少，更缺乏對深層次的網絡管理問題和網絡進化問題的研究。(4)在技術方法研究上，以定性為主，缺乏定量的具有動態性的技術方法，更缺乏有關動態戰略分析方法、網絡信息管理支撐技術方法和工具的研究。正因如此，戰略網絡研究至今還沒有形成一種比較完整的、對企業戰略管理有現實指導意義的、可操作的基本戰略理論及其技術與方法，使之未能廣泛應用于企業戰略管理實踐之中。
三、戰略網絡研究趨勢和主要方向
從上分析，我們認為，現代戰略網絡研究發展趨勢是：(1)戰略網絡研究系統化。由于戰略網絡及其嵌入其中的動態關系網絡的復雜性和模糊性，既涉及到經濟學、管理學的內容，又涉及到社會學、心理學的知識，未來的研究必須整合多個學科的理論來系統研究戰略網絡，才能對戰略網絡有全面的認識和理解。(2)戰略網絡研究動態化。戰略網絡的基本特征就是動態變化和不斷進化，只有引入社會網絡技術、系統動力學、進化博弈、離散仿真的技術等分析方法來分析戰略網絡的互動性和動態性，才能真正揭示戰略網絡的演化規律。(3)戰略網絡研究定量化。由于戰略網絡涉及的組織多、相互的關系復雜，未來的研究必須采用社會調查統計方法收集大量的數據，利用現代數學統計方法分析網絡和建立相應的數學模型，才有保證戰略網絡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
結合戰略網絡研究發展趨勢分析，我們認為，今后戰略網絡研究的主要方向：
1．用系統觀進行戰略網絡理論框架研究。綜合應用現代企業戰略理論、社會網絡理論、協同商務理論、企業能力理論、系統理論和博弈論等，從系統觀的角度，構建戰略網絡理論框架。它包括戰略網絡的結構、功能和特征，戰略網絡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企業核心能力和企業動態關系網絡分析，戰略網絡的目標與選擇，戰略網絡的動態管理，戰略網絡績效評價與網絡進化。
2．戰略網絡中的組織間動態關系分析與技術方法研究。要運用系統動力學、社會網絡技術方法和離散系統仿真技術，進行組織間動態關系網絡分析與仿真模型優化，明確對企業核心能力的培育、提升和發揮不同作用網絡節點之間的動態關系，保證戰略網絡的優化。
3．戰略網絡動態管理過程研究，要促進戰略網絡研究成果用于實踐和可操作性，這是研究的重點和難點，它包括：(1)利用組織學習理論和企業網絡理論，建立起有效的網絡學習機制：運用博弈理論分析網絡學習中的博弈均衡問題，制定出企業在網絡學習中的最優策略。(2)運用委托—理論，建立長期網絡信任機制，保證網絡知識有效轉換、整合與創新。(3)運用協同商務的原理和技術、數據庫技術、計算機和網絡通訊技術等，開發和實現基于協同商務觀的企業戰略網絡信息管理系統，保證網絡內部信息、知識的快速交流、處理和共享。
4．戰略網絡進化研究，體現動態性和共生性的特點。要以進化博弈理論為基礎，結合進化理論和遺傳基因理論，揭示戰略網絡進化規律，針對有限理者所組成的大群體中多次博弈背景下的進化力量，建立戰略網絡動態進化模型來描述其進化過程，研究網絡行為的穩定性問題。
關鍵詞：知識流動 生態系統 實踐基地 MPAcc
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經濟結構正處于調整和轉型的重要時期，社會對高級應用型會計人才的需求愈發強烈。會計碩士專業學位（簡稱MPAcc）所具有的職業性、復合性和應用性的特征逐漸被實務界所認同，其社會吸引力不斷增加，這為MPAcc教育迎來了空前的發展機遇。教育部及相關部門于2013年相繼出臺了《關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見》和《關于深入推進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模式改革的意見》等文件，前者指出“建立以提升職業能力為導向的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模式……加強實踐基地建設，強化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業能力培養”，后者將“加強實踐基地建設”作為第五條單獨列出，強調了“培養單位應積極聯合相關行（企）業，建立穩定的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實踐基地”，由此可見，構建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等多元一體的實踐基地對MPAcc教育的健全與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2009年教育部全面推進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至今，關于MPAcc教育的研究愈加趨向于多元化、案例化發展，實踐基地的建設開始引起培養單位的高度重視。譚旭紅、章金霞等在分析了MPAcc“雙軌制”培養模式在實踐基地建設等方面存在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與區域經濟相結合的培養模式。王琳、范傲楊就具體的實綱制定、實習過程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體方案。
生態學以科學系統、動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為理念，生態系統作為該學科的成熟理論已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有所應用。顏維花、張立新等分別基于虛擬學習社區對遠程學習生態系統進行了結構、功能的設計和功能運作等方面的研究。雖然MPAcc實踐基地模式建設相關方面的研究已經引起了理論界和培養單位的廣泛重視，但其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研究較少，且多把實踐基地與培養單位等相關組織割裂開來，缺乏從系統角度的研究，而生態系統在各領域的廣泛應用，特別是與高校相關的知識生態系統和學習生態系統可以為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建立提供理論基礎和借鑒意義。
二、MPAcc實踐基地建設與生態系統的契合性
MPAcc教育以培養高層次、應用型的專業人才為目標，由于全日制MPAcc學生普遍缺乏會計實務方面的實踐經驗，因而培養單位與實踐基地的跨組織協同在人才培養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鑒于在會計專業的應用領域，高校的MPAcc實習實踐活動的開展多以會計師事務所（以下簡稱“事務所”）為主要載體，而高校和事務所作為典型的知識密集型組織，在知識的獲取、轉移、共享和創新方面都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與以生物、環境間能量流動為基礎的生態系統理論類似，基于高校、事務所等組織主體和學生、校內外導師等個體主體間存在的知識流動，高校與實踐基地之間實質上構成了跨組織協同的生態系統，高校和事務所內部的知識獲取、選擇、整合和創新以及知識在不同主體間轉移、共享和擴散形成的鏈狀過程組成了不同的知識鏈。知識鏈與由知識鏈增加和交錯形成的知識網絡作為知識流動在生態系統內實現的渠道，在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交叉穿行，形成知識閉環的迭代演化。同時，各知識主體之間由于角色定位的不同和專業性知識與應用性知識互補性的存在，產生了知識的需求與供給，形成了知識勢能的高低，知識勢能的不同進而引起了知識在實踐基地各知識主體之間不斷循環流動，呈現出與自然生態系統中營養位級間能量流動相似的非線性與交叉性特征。此外，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各主體由于目標趨同性形成的協同創新模式，以及績效評價和質量保障體系等相關制度的建立，與自然生態系統中維持生態平衡的機制相類似，二者的實質均為實現自身的和諧與發展不斷動態演化的系統工程。
三、跨組織協同的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構建
跨組織協同的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以下簡稱“實踐基地生態系統”）實質上是在生態系統理論的指導下多主體、多要素整合而成的動態體系，其關鍵是形成以MPAcc學生（以下簡稱“學生”）、授課教師、校內導師、校外導師等為核心知識主體，學校、培養單位、實踐基地協同支持的知識獲取、外化、融合、內化和反饋為核心過程要素的多元知識主體跨組織協同創新的生態模式，通過知識主體間的知識流動，產生知識疊加的非線性效用，從而使知識主體的知識螺旋化增值發展。
（一）MPAcc培養過程中知識主體的角色定位。與自然生態系統中的能量流類似，知識流是整個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運作基礎，是整個系統功能的重要主體和實現系統間交流的載體。按照知識的不同表現形式，可將知識劃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野中郁次郎提出的知識呈螺旋狀在知識主體之間流動的SECI模型現今被普遍認可，它包括知識的群化、外化、組合和內化四個階段，分別對應的是隱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轉化、[性知識到顯性知識的轉化、顯性知識到顯性知識的轉化以及顯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轉化。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知識主體可以分為生產者、消費者和分解者，而每個知識主體往往具有多重身份，隨生態鏈節點的演化而變化。
1.生產者。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生產者是知識的輸出者，可以是授課教師、校內導師和校外導師，也可以是學生自己，主要負責知識流動的產生、組織、維護以及完善。知識生產的過程主要是將高校和事務所的教師或學生以及團隊的隱性知識轉化為顯性知識。這些顯性知識以演示文稿、實務應用、論文報告等具體形式表現，可以提升學生自身專業知識水平和實務應用能力，也存在促進事務所發展的潛力。
2.消費者。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消費者直接或間接利用生產者生產的知識，獲取優質資源，以學生為主體的資源獲取主要以專業知識儲備和職業素養的提升為表現。同時，以事務所為代表的實踐基地也可作為消費者，MPAcc學生在教育階段所學習的財務會計、財務管理和審計的專業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為事務所提供財務服務。
3.分解者。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分解者根據所獲得的顯性知識，通過知識的內化和融合來實現知識優化，并將新知識外化，傳授或共享給其他知識主體。扮演這一角色的主要是學生，也包括培養單位、實踐基地等知識主體。
（二）跨組織協同的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構建。在生態學中，能量是自然生態系統的動力源泉，也是整個生態系統保持平衡發展的前提。在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的能量流動即是知識流動，包括知識主體對于知識從吸納到最終反饋的全過程。在高校與實踐基地跨組織協同的背景下，生態系統中的知識流動主要由學生、授課教師、校內外導師等知識主體構成，知識流動既可以在校內、校外單獨組合為知識流動的子系統，又可以通過跨組織的知識流動組成新的循環。根據生態系統定義與實踐基地的系統本質，本文建立了一個跨組織協同的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模型，如圖1所示。
由于生態系統的自組織性帶來的知識流動演化，該模型將知識共享、知識增值和知識優勢產生納入同一體系，揭示了MPAcc實踐基地的生態系統特性。
（三）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運行。多主體下的知識主體間的知識流動包括個體g知識流動和組織間知識流動兩大類，其中個體間知識流動主要產生于學生和學生、學生和授課教師、學生和校內導師、學生和校外導師、校內導師和校外導師以及學生和校內導師、校外導師三者之間；組織間的知識流動主要發生在學校研究生處和學院、學院和實踐基地、各實踐基地之間，如下頁圖2所示。
在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知識流動涉及不同利益目標的知識主體，是一種跨組織的知識流動體系。各主體利益具體目標雖不盡相同，但在對提高MPAcc培養質量方面的目標趨同性使合作的信任機制得以達成。跨組織協同的實踐基地生態系統具有自組織特性，在組織和個體以及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可以通過系統內部的非線性特征，推進系統由知識耗散的無序狀態向具有自我調節功能的有序化可持續發展。基于SECI模型可知，知識在知識主體呈現螺旋式流動躍升，結合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發展現況，借鑒涂振洲、顧新提出的知識流動視角下的協同創新階段演化三階模型，本文進一步將系統中的知識演化劃分為知識共享系統、知識增值系統和知識優勢形成三個遞進階段。
1.知識共享系統。知識共享是基于學生和實踐基地之間知識擴散和轉移的過程，它在知識資源和知識增值系統中起到橋梁作用，強調知識主體對系統的參與度和支持度。從知識共享系統面對的知識個體和系統運作過程看，主要包括學生與基地、基地與基地，以及學生與學生間知識共享的過程。學生將從學校和實踐基地學習到的知識資源進行匯集和整理，在實習過程中以面對面的形式實現與其他學生及實踐基地之間的知識共享。由于實踐基地的集群化，不同的事務所或企業等也可以通過資源共享等方式協同學習，實現知識資源的整合與優化。
2.知識增值系統。知識主體在交流與實踐的過程中學習和吸納新知識，將其分解內化成個人知識納入個人知識體系，轉化為個人隱性知識。經過個人的加工處理，得出新的知識體系，實現知識的融合。之后，知識主體將新知識外化為能夠被其他知識主體接受的知識，即顯性知識，并將其通過反饋體制進行優化，這樣知識主體就完成了一次知識流動。在知識流動的過程中，各知識主體通過組織與自身展開知識的內化和外化，不斷地完成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循環往復的轉化過程，如圖3所示。
本文將以學生這一知識主體為例來說明知識流動的運作體制。（1）知識群化。在以學生為本的培養模式下，知識環境的建立有利于提升知識主體的自我認知度，拓寬其思維模式，在保證獲取從校內授課教師和校內導師傳授的會計專業知識的基礎上，避免傳統課堂教學中學生缺乏人際交流、被動學習的窘境。此外，實踐基地實行了動態積分制，即按學生的實習時間進行動態積分，最大程度地將學生的自主性和事務所的不定期需求相匹配。（2）知識外化。在實踐基地的知識循環中，會計師事務所的實務環境會促使學生在專業方向相關的工作中獲得對職業的認同感，提升歸屬感與成就感。在學生參與審計項目或者咨詢服務的過程中，通過與校外導師以及其他組員的交流、互動和學習，以及對自身工作中問題的處理，會使其主動運用自身所學習的會計專業知識，將自己的隱性知識外化，實現知識的轉移和共享，也可從別人的知識轉移和共享中獲得新的提高，從而實現知識主體間知識流動的持續運轉。（3）知識組合。學生在會計師事務所內將會面臨大量的人際交流和部門溝通，在此期間知識共享與轉移不斷發生，它不僅要將會計理論知識與會計或審計實務結合，還要接觸和吸收會計師事務所中的專業前沿發展信息、業務信息等多渠道來源的多種類知識。為適應知識流動下的學習和工作環境，知識的歸納整理和融會貫通將成為學生自我提升、適應實踐需求的必由之路。這也構成了學生對所學習的專業性和應用性會計知識的整理融合，為顯性知識的內化奠定了基礎。（4）知識內化。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建立后，學生可以直接參與到事務所審計或咨詢項目的全過程。當知識主體的主動性得到激發，將導致其主體定位發生轉變，由消費者向生產者或分解者轉化，以實現更高的自我價值。價值實現的激勵可以促使學生不斷優化自身知識結構，實現知識的內化和固化。在知識的不斷內化中，個人效用也得到不斷提升，且多個體知識能力提升也會帶來組織知識能力的升華。同時，組織的知識內化也會促使知識環境的升級，進一步推動組織內個體向更高自我價值實現的持續發展。
3.知識優勢形成。知識優勢同競爭優勢一樣，本質上是價值的創造。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對知識主體而言，知識優勢的形成主要針對學生、培養單位和實踐基地三方，其表現形式主要為三方協同目標的實現。對學生而言，通過知識共享和增值實現在會計專業知識和財務業務應用能力以及個人職業素養的提高，在面向就業時這種綜合能力將以競爭優勢表現出來。對培養單位來說，人才培養質量的保障會對招生生源優化和提升培養單位MPAcc教育的口碑等方面產生積極影響，從而形成知識優勢。同樣地，實踐基地一方面可以將熟悉自身業務流程的人才直接引入企業，另一方面可以通過與高校的合作擴大自身影響力，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提升企業聲譽，為企業創造價值。
四、跨組織協同的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功能
跨組織協同的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同自然生態系統類似，包括以知識流動、價值流動和物質流動為主要內容的三大基本功能，通過系統內多種知識流動循環的網絡結構完成個體和組織對知識吸收和應用的任務，為知識的共享、增值和知識優勢的形成提供必需的環境基礎和制度保障。
（一）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的知識流動。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知識流動是指在時間與空間內，知識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內的變化狀態。具體而言，知識流動的特性包括動態交叉性、協同性和自組織性三個方面。
1.知識流動的動態交叉性。知識流動不僅存在于知識個體內部，也存在于由知識個體組成的知識組織內部以及知識組織之間。一方面，基于SECI理論，在知識流動過程中，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動態交叉轉化構成了知識群化、外化、融合和內化的過程。另一方面，知識主體在知識流動中的不同定位和定位轉化，會導致知識流動隨著知識主體定位變化而發生變化。以學生為例，其不僅是校內專業性知識和基地內應用性知識的接受者，同時也作為基地內知識共享和擴散的提供者，呈現顯著的角色交叉性。此外，伴隨反饋體制和評價體制的監管強化以及個體知識內化、外化的程度動態交叉變化，也將帶動整個知識流動呈動態交叉特征。
2.知識流動的協同性。知識流動只有在知識提供者與知識接受者雙方具有一致目標時才能實現，而且雙方還需要長期的合作關系來維持知識流動的可持m性。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知識流動本質上是學生、授課教師、校內導師和實踐基地的校外導師各自擁有的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的相互轉換和提升過程，三者存在目標的一致性。首先，學生需要專業化的會計前沿知識和應用能力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其次，根據教育部提出的對加強專業碩士質量保障的要求，培養單位在提高學生教育質量和擴大品牌影響力方面也有所需求。最后，企業在擴充人才儲備和增強企業影響力方面也存在對以實踐基地為紐帶的校企合作需要。由此形成的三位一體的目標促使知識流動循環視角下的合作關系得以建立與穩固。
3.知識流動的自組織性。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知識流動同樣由組織能力形成的核心監控調節機制來實現，包括監督體制和績效評價機制。例如，根據學生能力按階段劃分實習內容，使之與個人培養計劃相輔相成，避免因能力不匹配導致的資源浪費和知識流阻塞。另外，以實踐基地為學生實習評價的主體，可以通過專業角度分析學生的綜合表現，規避學生自評產生的可信性不足等風險，并且通過顯性反饋和學院共同分析培養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探討解決方法，快速反應、動態調節，不斷完善實踐基地的知識流動體系。
（二）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的價值流動。價值流動是維系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各系統、各主體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紐帶，其本質是個體價值的實現。價值鏈理論最早由邁克爾?波特在《競爭優勢》中提出，與企業的價值創造類似，知識優勢的最終形成也是通過一系列相關聯又不相同的活動組成，這些活動相輔相成，構成了一個創造價值的動態過程，即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的價值鏈。具體而言，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知識的價值是知識主體對系統運行所產生的符合各自利益的期望，價值流則是指將各知識主體的期望實現的一系列過程。在生態系統內部，知識共享系統屬于支持性的價值活動，而知識增值屬于初級的價值創造活動，最終知識優勢的形成是高級的價值創造，也是個體價值的最終實現。知識資源是價值活動的基礎，基于知識資源在各主體間的非線性流動，價值流也呈多維網絡狀，由此構建跨組織協同的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價值模型如圖4所示。
（三）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的物質流動。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的物質流動指通過對制度的制定，實現知識的反饋循環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包括學生進入實踐基地的學習安排制度、實踐基地自身的管理制度、實踐基地對學生表現的反饋制度，以及實踐基地對學生的獎懲制度。制度可以為系統內個體行為提供保障，進而保證了知識流動在各個主體間的流通，還構成了對知識流動的效率和水平的影響。物質流動同時也是對價值流動的反映，例如績效評價會將個體價值的實現程度量化。首先，學生的實習制度采用以人本論出發的動態積分制，在保障實習時間的基礎上，使學生對實習時間的選擇更加自由，可以根據個人的培養計劃動態調整。其次，實踐基地反饋制是由基地對學生做出實習期間的評價，此舉更具有客觀性、專業性和準確性，規避了學生造假等可信性風險。最后，依托信息化的發展和人機交互等手段，在評價制度方面，可以通過建立績效棱柱評價模型等，從利益相關者角度出發，建立全面的質量保障體系，實現科學管理，保證知識流動的良性循環，實現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資源優化。
五、結語
在當前我國不斷深化研究生教育，推進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模式改革的背景下，實踐基地建設階段對實現專業型與應用型并重的MPAcc人才培養機制和質量保障體系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MPAcc培養院校與企業合作建立的實踐基地實質上是跨組織協同的各知識主體間由于知識勢能不同產生的知識流動循環網絡。本文通過分析生態系統中能量流動與實踐基地中知識流動的相似性，在回顧MPAcc實踐基地和生態系統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構建了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指出了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各項特征與主體角色定位。從知識流動視角結合系統的自組織性提出了系統中由知識共享、知識增值和知識優勢形成組成的息息相關、緊密銜接和動態發展的三個演化階段，并對各階段內知識活動和系統運行進行了解釋。在深入分析知識流動系統演化的基礎上，本文對生態系統中的價值流動和物質流動均進行了剖析以全面闡釋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功能，以期對MPAcc實踐基地建設提供新的思路和理念。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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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足跡；生態承載力；灰色預測
［中圖分類號］F22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9-0187-04
工業革命推動著人類經濟社會呈現出驚人的發展速度,但它是以過度破壞生態環境和大量消耗自然資源代價的,造成了自然資源過度消耗、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等嚴重問題,威脅人類的生存,從而人類開始關注自然環境和生態問題。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EF)模型作為一種衡量人類對自然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界為人類提供生命支持服務功能的方法,以其理論思想的新穎性、概念的形象性、可操作性、全球可比性等優點很快得到廣泛關注。
1 生態足跡的基本假設及其計算方法
“生態足跡”這個術語最早是由加拿大生態經濟學家William E.Rees教授于1992年提出,后來由其學生M.Wackernagel于1996年完善。生態足跡定義為：任何已知人口(個人、社區、城市、國家)的生態足跡是生產相應人口所消費的所有資源和消納所產生的廢物所需要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它代表了既定技術條件和消費水平下特定人口對環境的影響規模和持續生存對環境提出的需求。
1.1 生態足跡的基本假設
生態足跡理論基于六個基本假設:①人類維持生存必須消耗自然界提供的各種資源,跟蹤人類社會消費的大部分資源和產生的廢棄物是可能的；②大部分資源消費量和廢物流量可折算為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③各類可用生物生產能力不同的土地,可以折算成標準公頃――全球公頃；④各種土地利用都是排他性的,因而總需求可通過加總各種資源利用與廢物吸收的面積得到；⑤總的人類活動占用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與自然提供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可直接對比；⑥生態足跡可以超越生物承載力。
根據生產力大小,地球表面的生態生產性土地分六大類：耕地、草地、林地、能源用地、建設用地和水域。生態承載力(Biological Capacity,BC)指一個地區所能提供給人類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總和(包括陸地和水域),又叫生態容量。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之差就是生態赤字或盈余(Ecological Deficit/Remainder,ED/ER)。
1.2 生態足跡的計算方法
傳統的生態足跡計算方法分為綜合法和成分法。綜合法最初由Wackernagel提出,經Wackernagel、Monfreda等改進,日趨完善。綜合法以各類物資的宏觀統計量為基礎,通常用于全球、國家和區域層級的生態足跡計算。成分法最早由Simmons提出,Barrett、Wright等進行了改進。成分法則以構成消費成分的單體測量為基礎，計算研究對象的物資消費量和生態足跡,適合于小單元對象的生態足跡計算,如城鎮、村莊、公司、學校、個人或單項活動等,計算方法實質上與綜合法一致。基本計算步驟如下圖所示。
生態足跡模型計算流程簡圖
(1)追蹤資源消費和廢物吸納
人類活動所引起的消費(包括直接的家庭消費、間接消費、最終使家庭受益的商業和政府消費、服務等)和污染消納(包括水、氣、聲、固廢、輻射等污染的消納)被分別歸結為各種資源的消耗。然后,將資源消耗量按照區域的生態生產能力分別折算成六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面積Ai,計算公式為:
(3)計算產量因子
由于不同國家和地區同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生產力存在差異,實際面積不能直接對比,需要乘以產量因子yj進行調整。
yj=一個國家(或地區)第j類土地平均產量世界同類土地平均產量(4)
(4)確定生物承載力確定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和建設用地的實際面積,分別乘以均衡因子,得出該區域各類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再乘以產量因子,加總就得出該區域帶有世界平均產量的總生物承載力。考慮到化石能源是不可再生能源,故傳統生物承載力計算方法將化石能源用地生物承載力視為0。
式(5)中,j為生物生產性土地類型,bc為人均生物承載力(gha/cap),aj為第j類實際土地面積(hm2),yi為產量因子。
(5)計算生態盈余/赤字
ed(er)=bc-ef(6)
式(6)中,ed為區域人均生態赤字(gha/cap),er為區域人均生態盈余(gha/cap),bc為區域人均生物承載力(gha/cap),ef為區域人均生態足跡(gha/cap)。差值為正值,則為生態盈余,表明該地區的人類負荷處于本地區所提供的可控生態容量之內,處于生態可持續狀態；差值為負值,則為生態赤字,表明該地區的人類負荷大于本地區所提供的生態容量,處于生態不可持續狀態。
2 生態足跡方法的優缺點
生態足跡理論的出現引起了廣泛關注,在研究的理論和實踐取得成績和進展的同時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的優缺點如下。
2.1 生態足跡方法的優點
(1)概念形象，內涵豐富
將生態足跡的現實需求與自然能夠提供的生態服務的實際供給兩方面進行定量比較,能反映在一定的社會發展階段和技術條件下,人們的社會經濟活動與當時生態承載力之間的差距,形象地反映人類對地球的影響,理論思想角度新穎,包含了可持續性的機制內涵。
(2)實現了對生態目標的定量測定
生態足跡模型首次基于“全球平均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這一簡單、直觀的公用單位來實現對各種自然資本的統一描述,通過引入均衡因子、產量因子,使得特定人口不同尺度區域的各類土地面積可加、可比。
(3)可操作性強
資料的獲得相對容易，計算方法的可操作性和可重復性,使得生態足跡分析具有廣泛的應用范圍,可以計算個人、家庭、城市、地區、國家乃至全球這些不同對象的生態足跡,對它們進行縱向的和橫向的對比分析。
2.2 生態足跡方法的缺點
(1)忽視了土地功能的多樣性
土地功能的“空間互斥性”假設對各類土地功能單一化的處理使土地的功能多樣性和一定程度的功能替代被完全忽略。例如,對CO2的吸收只考慮了林地,而忽略了所有陸地生態系統和海洋生態系統均吸收CO2等溫室氣體。同樣,在計算林地生物承載力時,只是基于其木材產出功能。但林地還具有涵養水源、調節氣候、維持大氣水分循環、防止土壤流失等諸多生態功能。
(2)生態偏向性
生態足跡分析法強調的是人類發展對環境系統的影響及其可持續性,而不關心經濟、社會、技術方面的可持續性,并不考慮人類對現有消費模式的滿意程度,具有生態偏向性。
(3)計算結果偏小
生態足跡分析沒有把自然系統提供資源、消納廢棄物的功能描述完全,沒有包括生物圈所遭受的生態影響,幾乎忽略了排放到環境中的污染物質的影響,忽視了地下資源和水資源的估算,排斥了不可再生資源與可再生資源的替代性,計算結果可能低估了人類實際所耗用的生態系統的服務。
(4)靜態性、瞬時性
生態足跡指標是一種基于現狀靜態數據的分析方法,其計算結果不能反映未來的發展趨勢,不能反映人類活動的方式、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技術的進步等因素的影響,其所得結論具有瞬時性,警示教育功能有余而決策咨詢作用不足。據測算,中國、印度、巴基斯坦是最具可持續性的國家,這一結論也只是瞬時性的,中國與印度都具有龐大的人口基數,3個國家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都不高,經濟都處于發展中,人口的增長、生活生產消費水平的提高都會導致這種“可持續性”的缺失；同時,技術進步、對資源的配置效率提高等反過來也可能會加強此“可持續性”。
(5)一些研究結果與可持續發展理論所闡述的基本原則不相符
很多學者將生態足跡用于國家或區域層次的可持續發展評價,常常會出現地區越不發達、人們生活水平越低,可持續性越強的情況。而可持續發展理論認為,貧窮是最大的不可持續,可持續發展首要的是發展。
3 預測生態足跡的方法之灰色預測
經濟系統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具有明顯的層次復雜性、結構關系的模糊性、動態變化的隨機性、指標數據的不完全和不確定性。影響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供需平衡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如國家政策、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土地利用結構的變化、人們的消費習慣與消費心理等。在數據樣本量小的情況下,用一般的預測方法不可能真正得到所研究事物的概率特性或隸屬特性,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一個恰當的系統數學模型,如果系統數學模型不正確,則基于模型的一切研究就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由于技術方法、人為因素、自然環境變化等造成各種數據誤差、短缺甚至虛假現象,亦即灰色性,反映的數據很少。
灰色系統理論是中國學者鄧聚龍教授1982年3月首先提出的。經過在多個領域中的使用,證實了灰色理論模型的精確度,且使用簡便,既可用于軟科學,如社會、經濟等方面,又可用于硬科學。由于生態足跡的變化受到自然、社會、經濟、政策、法律等多因素的影響,且這些因素既有已知信息,又有未知信息。因此,為提高預測結果精度及可靠性、本文采用GM(1,1)模型進行了預測,從而為動態測度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的變化提供一種可行的方法,同時也拓展了GM(1,1)模型的應用領域。
3.1 灰色GM(1,1)預測模型的構建
灰色系統模型是模糊數學派生的一種決策預測方法,把預測對象作為灰色系統來處理,是用已知的完全明確的白色信息,將一些灰色信息白色化,可用于社會經濟活動決策和預測。該方法是經濟預測中一種非常有效的方法,具有建模所需原始數據不多、原理簡單、計算量適中、方法簡便并具有較高準確性等諸多優點。
3.2 模型的優缺點
灰色預測方法,在短短的幾年里,已推廣應用到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特點:
(1)需要的原始數據少。傳統的數理統計方法,需要大量數據,且有一定的統計規律。而灰色系統理論,由于將隨機變量看做是灰色量,將隨機過程看做灰色過程,所以灰色預測不一定需要大量歷史數據,而只要根據實際情況選擇適量的數據,作累加生成就可將雜亂無章的數據理出一定的規律來,建模預測,容易取得資料,而且工作量大大減少。
(2)計算方法簡單。雖然GM模型是建立在較深的高等數學基礎上的,但它的計算步驟卻不煩瑣,非常簡單,特別是借助于計算機,計算時間極短,適合于實時預測。既可以用于近期、短期預測,也可用于中長期預測,因而應用范圍較廣。
(3)精度仍有待于提高。十幾年來的實踐證明,與其他預測方法相比,普遍精度高,誤差小,且現已產生了多種檢驗方法,可以確定模型是否可靠及預測值的可信度,但精度預測仍然有待進一步提高。GM(l,1)灰色預測模型是具有偏差的指數模型。在許多領域的實際應用中,利用GM(1,1)模型進行預測既有很多成功的實例,同時也存在一些預測偏差過大的情況。影響GM(1,1)模型預測精度及其適應性的關鍵因素,是模型中背景值的構造及預測公式中初值的選取。
4 結 論
生態足跡模型可以說是一個靜態指標、瞬時指標、它假定人口、技術、物質消費水平不變,因此僅能評估現狀,無法揭示人口增長、技術進步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對生態足跡的影響,對未來發展趨勢的預測功能。因此,引入灰色預測方法加強生態足跡模型的預測性研究,定量分析、評價以及監測研究對象在發展過程中的可持續發展變化,是對生態足跡方法的一個有益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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