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1-13 12:25:3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貶官文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開放態約束；區域文化；管理方式；跨文化；變革
引言
跨文化經營是企業拓展甚至生存所必然的走向。由于跨文化經營至少有二種文化在企業中存在，這樣就很有可能因文化的差異引致文化沖突進而引致經營績效受到影響。事實上，“大凡跨國公司大的失敗，幾乎都是僅僅因為忽略了文化差異——基本的或微妙的理解所招致的結果”(D.A.Richs,參見范徵，1993，第269頁)。跨文化經營的存在主要有二種形式：其一為跨域或跨國經營，企業作為子公司、分公司或合資(類似的有合營等)公司存在于非母公司所在域的其他區域（他國、他省市等）。就企業外在環境而言，人文環境為企業所在區域的人文環境，由此就存在著一個企業管理方式變革與企業外在人文環境的關系問題；就企業內在環境而言，人文環境也因所雇傭員工大都為本區域民眾，這部分員工不可能不將其自身的人文稟賦一并帶進企業，由此就存在一個企業管理方式變革與企業內在人文環境的關系問題。其二為企業雇傭非本域人文稟賦的員工。顯然，在這種情況中，只存在管理方式變革與內在人文環境的關系問題。跨文化的第二種存在形式客觀存在著，并且隨著經濟全球化，這種存在形式將愈來愈普遍，但時常被研究者及管理者所忽略。我認為，對這種存在性應該給予重視，至少不應該忽視。艾科卡曾寫道：“援引一位福特‘家族發言人’的話說，我之所以被解雇，是因為我‘缺乏溫文爾雅的風度’，太‘盛氣凌人’，而‘那個賓夕法尼亞州阿倫敦出生的意大利移民兒子的品格教養與格羅斯波因特相差甚遠’”(李·艾科卡，1984，第121頁)。且不管這段話所要揭示的或許是福特家族的偏見及歧視性，但至少可以表明，即使是高層管理者，也有可能發生不同區域文化背景的文化沖突的問題。
文化、企業文化對企業經營產生作用，就在于由文化、企業文化構成企業經營的人文環境，通過人文環境對從事企業經營的人產生激勵約束作用。用制度經濟學語言定義就是：人文環境是由許多非正式規則耦合而成的人文生態系統，它既內含著一定區域傳統觀念形態的非正式規則，又反映著現代觀念形態非正式規則；它既內含著本區域觀念體系的主體作用，又接受著外來觀念體系的滲透作用。人文環境是由人創造出來的體現人之為人意義的規則系統，這個規則系統又作為一種準外在于人的類自然力量反作用著人的行為，使人的行為在很多情況下表現為一種人本能性質的活動，這種人本能性質的活動現象，是人在組織自我活動和推動社會進步、走向人的全面發展過程中所必須認識和研究開發的課題。
開放態約束·區域文化作用弱化
開放態約束大致可從二個層面進行理解：其一為體制開放態約束，主要指政治體制的開明度，體現在行政壁壘的構建，決定著內外域文化規則能否自由交流；其二為方式開放態約束，決定著內外域文化規則怎樣自由交流，其中又包括實體層面與虛擬層面的開放態約束兩方面的內容。前者主要指貿易制度的開放度，突出體現在貿易壁壘的構建，決定著物質態商品交流方式，后者主要指以互聯網為核心的網絡方式的完善度，主要體現在傳輸壁壘的構建，決定著內外域文化規則能否同時性的網絡交流。用數學方程式表示即為：開放態約束是體制開放態約束與方式開放態約束的函數，方式開放態約束又是實體方式開放態約束與虛擬方式開放態約束的函數，并且均為增函數。可依次用開放度、體制開放度、方式開放度、實體方式開放度、虛擬方式開放度來表示。
方程1：開放態約束＝F（體制開放態約束，方式開放態約束）
方程2：方式開放態約束＝F（實體方式開放態約束，虛擬方式開放態約束）
方程性質：方程1與方程2均為增函數。
就中國的發展歷程看，政治體制已經由封閉走向開放，使得中外文化交流基本上能夠自由實現；貿易制度也隨著WTO的加入和運作，平等交流也呈逐漸強化趨勢，使得中外文化交流能夠公平實現；傳輸方式已經由于以互聯網、數字化為核心的網絡化的廣泛及高水平的普及，基本上達到與國際同步發展的階段，使得中外文化交流能夠同時實現。如此，就有可能推動著區域文化作用逐漸走向弱化。
1．各種人文環境在總體上并不一定內隱著封閉性。針對中國一度存在的閉關鎖國事實，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是否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就內蘊著封閉性，進而引致權力中心建立和實施封閉政治體制呢?我不這樣認為，從我國傳統文化的演進過程看，其本身并沒有內蘊著封閉性。有學者將先秦到漢唐以至明情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事實詳盡羅列，最后得出結論：沒有任何理由說中國傳統文化是封閉的(趙光賢等，1986)。如果運用經濟學方法分析也不難得出，中國文化一度封閉，不能排除當時權力中心的需要。封建王朝的統治者與一般平民的效用函數肯定不一樣，體制是否開放，對統治者們經濟收益層面的引致效用增減并無多大影響，但對他們政治收益層面的引致效用則有可能因開放導致民眾觀念選擇空間增大及由此引發民眾思想不統一、政局動蕩等風險而遞減，這樣預期開放的總成本將遠大于總收益，因而選擇封閉是最為明智的。類似于中國傳統文化，其他區域文化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也就是說，其他區域文化也同樣是多元的，既存在一定程度的封閉性又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開放性，至于具體體現封閉性還是開放性，主要取決于該區域的約束機制更多的傾向于封閉態還是開放態。所以說，文化是否存在封閉性，主要不在于文化本身而在于文化之外。
2．開放態約束將逐漸模糊核域環境與外域環境的邊界，使文化規則的選擇不是局限于本區域而是面向全世界。人文環境可依據對行為主體作用區域的不同分為核域和外域環境，顯然，核域環境中的非正式規則對行為人的作用更大。顯然，核域環境的擴展將會增大行為主體對非正式規則的選擇空間，那么，核域環境的邊界與什么有關聯呢?其一為人文環境的自控力量。任何區域的人文環境一方面供給著非正式規則，另一方面又衍生著非正式規則的解釋系統，雙向作用規控著行為人既是別無選擇的選擇，又是合情合理的選擇，于是人文環境就會驅使行為人建構對所處人文環境的偏好，甚至達到信仰的程度，由此就從內部構建著外域人文環境的拒斥心理偏好；其二為人文環境的外控力量，主要指壓力集團的導向作用。政治團體誕生于一定的人文環境之中，于是就有可能為了某種目的動用硬性的政治力量維護某類非正式規則而貶抑另類非正式規則。開明政治體制，是指政府或其他政治團體對人文環境的相互交流不設置人為壁壘，使非正式規則的流入或輸出渠道通暢。這樣，由于體制的開放，外域文化環境與核域人文環境相互滲透，逐漸模糊了內外域環境的邊界，使得外域人文環境核域化有了可能性。加入WTO及網絡化約束持續和強化的作用，為各種文化規則總體上不受時空限制地低成本甚至微成本地進入行為人選擇框架提供了暢通通道和技術支撐，在各種層面推動著可能性不斷向現實性轉化。外域環境核域化無疑拓展了國民的非正式規則的選擇空間，而且非正式規則的監控約束機制也不同于封閉政治體制下的情景。封閉體制下的非正式規則的選擇和運作，基本上屬于一維的和單向的，從而使行為人只能朝著一個共同的方向構建自我的行為偏好。
不過，人文環境的核域與外域盡管在開放態約束逐漸走強的作用下模糊，但是必須明晰：（1）模糊不等于完全隔離。隔離意味著沒有溝通，核域與外域人文環境規則分別對各自所處的區域發生作用，而對非本區域沒有或只有很小的作用力和影響力，模糊則是指內外域盡管沒有完全同化為一個環境，但各人文環境的規則是可以平等交流，或曰各種人文規則有較為平等的機會出現在行為主體的選擇框中，行為主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較為自主的進行選擇；（2）模糊不等于完全消除。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區域文化依然會以各種方式作用著行為主體，特別是在整個社會大區域中，區域文化連同其政府部門運作方式、職員的處事方式等等，一起構建著一個帶有區域文化特色影響的經營環境，這個環境就前提性的決定著企業運作的部分游戲規則。
3．開放態約束將逐漸弱化文化規則選擇的強制性而強化其誘致性。文化規則的選擇可能是被動強制的，也可能是主動自覺的，前者稱之為強制性選擇，后者稱之為誘致性選擇。強制性選擇主要是指，在封閉態約束下，政府建構一個完善的更多體現約束性質的激勵約束機制，導引行為主體只能選擇政治收益極大化目標，否則將受到嚴厲的行政甚至刑事懲罰。在開放態約束作用下，行為人選擇非正式規則，全方位地接受著各方面力量的導引。行為人在選擇非正式規則時，就不會象封閉態約束下的除此之外的別無選擇，而是根據自我有限的理性，對各種選擇加以比較分析，最后選擇和運作在自己的行為之中。同時，行為人還要接受著不同人文環境的解釋系統和評價系統，更進一步地確證自我選擇的合理性。行為人在開放態約束作用下誘致性選擇建立的非正式規則系統，由于監控約束機制較為軟性，所以就有可能使自主建立的非正式規則系統較強制性選擇建立的非正式規則系統變遷要容易些。在封閉態約束作用下，強制性選擇建立的非正式規則系統，盡管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影響力，但只要約束發生變革，就有可能發生裂變和重組，不過要經過一個艱苦的或長或短的轉變歷程。
弱化文化規則選擇的強制性而強化其誘致性的突出體現是弱化文化規則選擇的政治性而強化其效用性。行為人選擇每項非正式規則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獲取一定的收益，同時又要接受著多維度的激勵和懲罰。根據經濟學的一般假定，人都是有理性的。那么，我們不難理解，在中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文環境約束機制主要體現的是封閉態，企業員工偏好的建立、企業文化的建構等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僅接收本區域文化的作用，選擇的范圍也只能限制在本區域文化內，對非本區域文化的了解只能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歪曲的（經過政府設立的過濾網濾化），如此就更強化了對本區域文化規則的認同和選擇及對他區域文化規則的否定和拒斥；另一方面又受制于政治導向，使得行為主體各種選擇更多的帶有政治性影響，政治目標高于一切，效用函數也更多的取決于政治效用而排斥經濟等非政治效用。改革開放之后，人文環境約束盡管還處在由封閉態向開放態過渡的階段，但相關于文化的人為壁壘基本上被消除，特別是貿易制度的開放性、網絡化的普及性等，就使國人對外域文化、經濟發展狀況等等方面都有了更為廣泛深入的了解，因此就有可能超越政治效用目標而根據自己或企業的目標函數，重新審視外域文化規則。從另一個層面來講，國人對文化規則的選擇面更寬廣了，他們就有可能超越自己本域文化規則之上而將選擇的視野拓展到全球范圍內的眾多文化規則、就有可能超越一維的政治尺度而在政治尺度與經濟等非政治尺度之間尋找到使自我效用極大化的尺度均衡點，這個均衡尺度就有可能更偏好經濟等非政治尺度。
開放態約束決定了企業經營的人文環境有一個開放的制度及技術保證，參與人基本上對所有文化規則具有可接觸性和可選擇性，即一方面參與人基本上不受約束或曰不受限制地具有接觸世界上任一種文化的可能性，并且基本上不受地理位置、距離、成本（貨幣成本、非貨幣成本，如時間、精力等）等因素的制約；另一方面參與人接觸某種文化后，基本上可以根據自己的效用函數而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必要依據政府給定的目標函數選擇某種文化規則作為自己行為指向的原則；特別是開放態約束推動著行為主體的尺度指向由一維向多維轉化，即由一維的政治指向轉化為以效用為核心的行為指向系統。依據自我效用函數自主建立的行為偏好有可能引致利己偏好，但利己偏好不一定必然蘊含著害人或損人，利己偏好同樣有可能派生利他行為，只是這樣形式的“利他”較之一般的“利己”能給行為人引致更大的效用。不難理解，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利己主義橫溢，但還是出現了許多利他事實，并且有可能在新的層次使利己與利他的演進體現為帕累托改善。
區域文化作用弱化·跨文化管理方式變革趨勢
文化沖突就行為者而言，意味著因文化沖突將引致自我效用遞減。換言之，文化沖突對行為人不是發揮激勵作用而是產生著負面效應，所以，管理方式變革就不能不把跨文化作為一維重要約束。對此，已經有諸多研究者從理論和實踐層面進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并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參見科特等（1992），馮鶴鳴等（1991））。但在跨文化管理實踐中依然存在著有待探索和研究的問題。我們已經論及，文化作為一類或曰一束影響人行為的非正式規則，其之所以得到人的理解、認同以及在行為中貫注，最主要的在于由此能引致行為人總體效用水平的遞增。而開放態約束的形成和強化，引致區域文化作用弱化，就必然直接導致跨文化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發生變革，主要體現在：
1．由“全面適應”原則轉型為“部分適應”原則，即“外在適應性，內在選擇性”原則。有企業文化研究者認為，企業跨文化經營必須全面適應企業經營環境，“這種理論認為企業中不存在抽象的好的企業文化，也不存在任何放之四海而皆準、適應所有企業的‘克敵制勝’的企業文化。只有當企業文化‘適應’于企業環境，這種文化才是好的、有效的文化”（科特等，1992，第32頁）。應該說，這種理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對企業內外部不加區分的論述則存有偏頗，特別是在開往態約束強有力的作用下，就更顯其不足。隨著開放態約束替代封閉態約束，“全面適應”原則必將逐漸轉型為“部分適應”，即“外在適應性、內存選擇性原則”。
（1）就企業外部而言，跨文化經營的公司只有適應外在環境，才能融入其中，弱化沖突，并且有可能由此而獲取公司所在區域的廣泛認同及歡迎。當然，“外在適應性原則”并非要求跨文化公司全方位地適應所在區域的人文環境，對于這一點，在本區域內生長發展起來的公司也同樣難于全方位的適應。因為人文環境對人的行為產生影響，必須通過行為人自身的理解和貫注，而每人及每公司對同一人文環境的理解不可能完全相同。而是指適應那些被公眾所廣泛認同并內化為行為慣性和成為引致當地民眾效用水平增減的重要變量的規則。跨國公司在適應這些規則的基礎上，可以對管理方式進行變革，特別是作適應時展的變革，不僅不會引致沖突，反而有可能求取更佳的社會聲譽并由此給企業、各博弈參與人帶來總體效用的遞增。僅是適應，只能是進入競爭的最基礎的約束，而適應中有創新，才有可能使跨國公司具有相對于其他企業的競爭優勢。從這個層面上講，跨國企業如果沒有對人文環境的適應性就不可能求得生存，但如果沒有在適應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可以是相對于整個公司，也可以是相對于同處一地的其他公司，而且在后一種意義上的創新更為重要)，跨國企業就不可能求得發展。
（2）就企業內部而言，相對于企業外在人文環境，企業內在人文環境只能是個微小環境。微小環境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具有不同于外在環境開放性的相對封閉性，每個企業都基本上可以完全自主地構建自己的管理方式，正是由于內存環境的相對封閉性，就決定了企業可以構建不同于其他企業的富有自我個性特點的管理方式，并由此決定了企業是否能夠培植和強化得以競爭制勝的企業核心能力。在企業內部，各種不同區域的文化規則相互融通。并且，進入跨文化公司中的員工都具有自己的目標函數，可以概括地認為員工效用目標是貨幣收益及非貨幣收益的函數，貨幣收益與非貨幣收益具有替代性，這樣，即使公司中運作的管理方式與員工的人文稟賦發生沖突并引致其非貨幣收益的遞減，但只要貨幣收益能夠足夠替代非貨幣收益并驅使總效用水平遞增，那么，員工就更有可能選擇同化策略而傾向于適應管理方式。所以，在企業管理方式建構過程中，應該區分企業內與企業外，在企業內部，管理方式的建構對跨文化的策略是以企業總體績效為標準(從另一層面講，管理方式變革主體的效用是企業績效的增函數，所以提高企業績效，必然驅使管理者效用水平遞增)。運作管理方式到一定的程度，員工有可能變革自我人文稟賦而轉向接受新的管理原則進而對新的規則產生信仰和主動地維護管理方式的運作。不難理解，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其管理方式的建構就貫注了這個原則。如果外資企業剛進入中國時也采用中國企業的管理方式，就必然走向失敗。正因為如此，我們也不難理解，在國有企業中不努力的員工一旦進入外資企業就自然而然地接受外資企業管理方式的運作而提高努力程度，在本質上，是因為這樣的選擇有助于員工總體效用水平的遞增。當然，我們強調“內在選擇性原則”，并不是由此提倡對企業所在區域人文環境的全面拒斥，管理者設計、建構、變革管理方式的過程中，適當的考慮各員工的人文稟賦并由此加以適當貫注，將對員工產生更為強大的激勵，激勵著員工更大幅度地提高努力程度從而提高著企業經營績效。
2．由“區域特色”轉型為“企業個性”，即“區域文化特色弱化，企業文化個性強化”。
（1）區域文化特色有可能同時也是其他區域文化的特色更有可能是世界文化的共同特色。許多國外較為優秀的企業文化或相關企業文化的著作，在論及企業文化構建及強化等方面基本上沒有提出要構建“有本國特色”的企業文化（克里斯托弗·A·巴特利特等（1999），科特等（1992）等），相反，由中國學者（趙曙明（1995），馮鶴鳴等（1991），曹元坤（1999）等）所著的企業文化或相關企業文化的著作中則大都提出了“要構建有中國特色的企業文化”。縱觀國人所言的體現“中國特色”的條文，如“以人為本”、“誠信”等，其實在國外著述中同樣是企業文化的主旨，只不過沒有標明“本國特色”。如此，就在一定程度上導出，世界文化在總體上具有相通性和同向性，不能將在某國或某區域體現較為充分或提倡較為強烈的文化特色就理解是該區域文化的獨具特色。當然，由此并不能推出要一概否認區域文化特色的存在，只是要表明一個不可逆轉的轉化趨勢：區域文化中好的內容，或曰有助于社會發展和企業績效提高的部分，將最終自動地轉化為世界文化的強勢規則而被眾多企業在構建跨文化管理方式中汲取；區域文化中不好的內容，或曰無助于社會發展和企業績效提高的部分，將最終自動地轉化為世界文化的弱勢規則而被眾多企業放棄。由此不難理解，盡管美國與日本具有不同的文化傳統，企業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不同，但經過相互的借鑒與交流，兩國企業文化在不同層面進行交融，日本企業在汲取美國文化的精華，如“能力主義”；美國企業同樣在汲取日本文化的精華，如“團隊精神”，經過一定的時期后，兩國企業就很有可能在相當的程度上達到無差距。所以，企業跨文化管理方式就不一定要體現所謂的區域特色，更多的是不論在何處都應體現自己獨具的企業個性。
（2）企業管理方式必然與區域文化相關，企業管理方式帶有區域文化特色也是必然的，問題是當開放態約束替代封閉態約束而占主導作用時，企業文化建構或重組，就必然超越于傳統的狹小的規則選擇空間而面對的是無限放大了的規則選擇空間。企業文化的構建和強化，對構建企業文化的企業而言，本身不是終極目的，也即企業文化的構建原則在開放態約束與封閉態約束作用下都是一樣，都是以企業績效為目的，企業文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認為是實現企業運作目標的手段。從目的手段層面來講，企業跨文化管理方式就不一定將選擇鎖定在企業所在地的區域文化，而是根據能否提高企業績效的預期。
（3）企業跨文化管理方式有可能反作用于區域文化，從而推動著企業文化區域化。企業跨文化經營，必然帶有母體企業文化的影響，這種文化影響一旦在企業經營過程中被證明是有助于企業績效的提高，就有可能積淀為企業核心能力的組成部分而模式化。隨著其他企業及社會對該企業成功的認同，就有可能自主自覺地學習和借鑒，導致模式化的企業文化有可能由弱文化影響因子逐漸轉化為強影響因子，進而由外域文化逐漸成為文化的強勢規則而融入該區域文化之中，內化為區域文化規則。不難理解，世界500強企業入駐多的地區，如沿海發達省市，文化層面的世界性體現得特別充分。說明，企業并不一定是因區域文化而更多是以獨具的個性文化競爭制勝的，兩方面區域文化影響著企業跨文化管理方式的構建，另一方面企業個性文化規則同樣對區域文化產生強有力的作用。
應該說，跨文化對管理方式變革的約束很是復雜，我們在此僅是提供了一種探索性的理論原則，盡管有可能不全面不深入，但對業已存在的跨文化管理實踐還是有一定的解釋功能和對即將發生的跨文化經營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企業管理方式變革必須適應人文環境的規控性作用，這是最基本的要求，管理方式變革還必須超越于人文環境的規控作用，創造出富有獨異特性的新模式，創造性地動推動企業管理方式演進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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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規范流程
對于這一方面，應當重點將所有特殊時段、小型、分散作業納入作業計劃管理，加強臨時性生產計劃風險管控。注意結合當前的信息技術與自動化控制手段，諸如操作票等，來切實消除生產計劃管理的隨意性和盲目性，有效規避臨時性現場作業和電網運行的安全風險，提高檢修計劃的執行率。
2注重計劃的落實
對于變電設備檢修計劃管理工作而言，不僅僅應當切實針對變電環境選擇合理的檢修計劃展開模式，積極推進狀態檢修的成熟與發展，還應當制定更為宏觀和詳實的工作計劃，并且著眼于落實。充分在實際工作中，注重將三種計劃模式加以合理安排，面向不同的計劃工作方式展開具有一定針對性的人才培養工作，并且做好相應的記錄。在面向變電設備檢修工作體系的時候，需要注重編制切實可行的工作計劃，包括月度以及年度等多個層次，并且注意落實責任制。
3加強風險管理
加強風險管理是變電檢修體系中必須注意的一個方面。按照不同的工作計劃周期，來實現不同層面和程度的風險管理控制。季度計劃重點分析季節性氣候因素及重大檢修項目引起的風險，提前部署相應措施；月度計劃重點分析作業可能造成的電網事故等級，進行作業風險評估，制定并優化施工停電方案，對于大型或復雜的停電施工項目，組織現場勘察會審，嚴格控制停電時間；周計劃重點安排風險管控具體措施的落實，周步下達生產計劃與風險控制措施；每日生產早會重點控制已布置措施的執行。
4加強控制和信息反饋
管理工作最為核心和重要的環節就在于控制，而只有建立起良好和完善的信息反饋機制，才是實現控制和糾偏的有力保障。對于不同環境中產生的信息加以整理，并且找到對應的接收端口實現信息的反饋，構建起完整閉環，是當前變電設備檢修計劃管理工作的核心重點問題之一。唯有如此才是切實實現面向檢修計劃的管理工作的價值所在。
5結論
論文摘要：二十年來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使中國農村乃至全國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的偉大實踐和成果，無論其深度、廣度、規模都是史無前例的。
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義。可喜的是，二十年來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使中國農村乃至全國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的偉大實踐和成果，無論其深度、廣度、規模都是史無前例的。可以預見，從中國農村改革實踐中產生并被實踐不斷修正的發展理論，必將為世界發展經濟學說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實踐做出重要貢獻。
1．概括地講，本課題研究的基本結論是：市場化改革是我國農村經濟與金融發展的必由之路；隨著我國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的深入，農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不單是一個金融問題，必須把金融同國家發展戰略、制度創新、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結合起來。否則，金融的作用將十分有限；農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漸近方式，不斷地融入和推動整個農村經濟轉軌和轉型：農村金融改革必須注意制度創新和結構調整，重新構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商業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體系。
2．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雖然有中國特殊的國情，但這種發展畢竟寓于世界經濟發展之中。應該說，我國與其它國家的發展還是有一些共性的東西，這點不能否認。西方若干發展理論對我國農村經濟與金融的市場化改革缺乏指導意義，但有一定的借鑒價值。其中，二元經濟理論、農業制度及農業資本理論，特別是舒爾茨的農業發展理論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
3．傳統體制下我國農村經濟的非市場化運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馬克思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思想影響。改革前，我國農村經濟的非市場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權式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宏觀經濟制度與微觀經濟制度。其中，超越國力的發展戰略和強制性的制度是突出表現；傳統體制下我國農村金融壓制的性質是制度性壓制，金融活動完全是被動和消極的。農村資金運行非市場化的結果是大量農村資金無償流向工業，尤其是無償流向重工業，導致國民經濟偏斜運行，使農村經濟更加落后；傳統體制下我國農村經濟的非市場化運行是有特定歷史背景的，當時的這種選擇，一方面使國家迅速奠定了工業化基礎，另一方面使國家為長遠發展付出了沉重代價。
4．農村金融改革不能脫離農村經濟和國家金融整體改革而單獨進行，其市場化改革的深層次原因主要是：我國經濟改革需要的指導理論在改革前后的實踐對比中得到了確認和創新，即我國任何經濟部門的改革都有賴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支撐；我國農村經濟和農村金融改革的關鍵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場化選擇，在此基礎上才可能考慮管理、技術等方面的變革；農村經濟與農村金融改革必須高度重視農業在市場經濟中的基礎性地位，否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僅在總體上難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時取得了某些成績，其代價也必然是喪失國家和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后勁。
5．貨幣化是農村經濟與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切入點。應該從農村貨幣化的廣度和深度出發，研究農村產業結構、農業勞動力轉移和農民收入等基本問題；市場化條件下的農業資本投入與融通要以經濟效益為核心。物質資本投入要注意數量界限和勞動、技術對資本的吸納能力，同時，要特別重視對人力資本的開發和投入；市場化改革將會引起資金供求的迅速變化，農村資金運行格局將改變傳統體制下“國家、集體”的框架，而演變為“國家、集體、農戶、外資”的新框架，在這種變革中，金融將逐漸成為新框架的核心。
6．農業銀行商業化改革在農村金融改革中具有先導性作用。因為國有農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軌，將從根本上動搖傳統經濟體制對農村金融的影響，并對其它金融渠道產生示范效應；農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軌同其它國有銀行改革具有聯動效應，但我們更要強調農行自身的特點和弱點，以尋求改革的突破口；農業銀行商業化改革要關注社會效益，現階段主要是處理好這種改革與農業產業化發展的互動關系，使農村商業金融改革同農村經濟改革協調配套。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國家關系國際政治格局
經濟全球化是當代士界經濟的重要特征，反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1985年T萊維最早提出“全球化”，他用這一詞，形容此前20年國際經濟的巨大變化。當前有關全球化的解釋比較多，但從全球化一詞提出開始就是指經濟的全球化。是指士界經濟活動超越國界，通過對外賈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提供服務、人員交往等活動，使得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經濟相互開放、相互依存、相互聯系而形成全球范圍內的有機經濟整體。經濟全球化正因其反映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且對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影響增大而引起多方面的關注，成為現實生活中最流行、最時筆的用語之一。
世界經濟的變化必然引起世界政治關系的改變。同樣，作為世界經濟重要特征的全球化，對國際關系已經或正在產生著深遠影響。全球國際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有助于維護世界范圍的和平與安全。在利益相互交織下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使不同類型國家間關系有所調整。
一、經濟全球化進一步強化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相互依存關系
世界經濟全球化雖然反映了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客觀現實．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但是其發展畢竟是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主體，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發展起來的。因此．可以認為經濟壘球化的出現與發展，是作為目前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壘球范圍的擴展。無論是在貿易、投資、金融、生產方面都是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主導而出現的，且在全球經濟規則中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WTO所制定的疊融和貿易規則，更充分地體現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要求。因此，經濟全球化必然有刺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為了爭取更長時期，擁有更多的利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會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動。
經濟全球化開始的過程，也是兩極格局逐漸終結的過程，冷戰結束后，毆、美共同對抗的敵人消失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有所上升．特別是西歐獨立意識進一步增強，經濟與政治聯合的步伐明顯加快但這種矛盾和分歧并未沖破西方業已形成的利益關系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由于基本相似的政治文化背景與制度規范環境和價值觀念，使其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既有矛盾分歧(更多矛盾、分歧集中在經濟領域)，同時還通過有效的協商的方式，通過溝通、談判．通過各種組織，特別是西方富國俱樂部——西方七國(現在因俄羅斯加入而稱八國)首腦會議，來緩和矛盾，解決問題，共同雛護共同的利益雖然這其中也不乏西方國家因面對美國推行“單極”獨霸世界而帶來的困擾和苦惱，如美國實施赫爾姆斯——怕頓法靠和迭馬脫法靠．引起西歐、加拿大等國家的反對，但美國強太的經濟力量加上與西歐、日本、加拿大等的密切經濟聯系，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問關系的主調是協調、緩和。
二、經濟全球化協調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關系，由原來的封閉對抗走向開放緩和
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問由于政治制度對立，意識形態的分歧，造成經濟上相互隔絕互不鞋來．彤戌兩個平行的經濟體系，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魯主義國家生產力進一步提高，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造一步發揮。隨著社會主義國家不斷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認識世界，提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而開放性恰恪是經濟全球化的另一方面的體現：基于這種認識，杜會主義國家帶5足改革開放的政策，沖破封鎖，創造案件，抓住機遏，使社會主義刺度的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國際競爭力和國家實力不斷增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
從當前的客觀情況看，資本主義消滅社會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戰勝資奉主義制度的國家都不是很現實，兩種制度將是長期并存的關系，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在解決全球共同面對的問題方面，在維護全球經濟安全方面，在實現本國利益最大化方面．社會主義國家與資奉主義國家之間，有許多共同面對的問題。因此，使社會主義制度國家與資本主義制度國家在政治、軍事，特刺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完全對立趨于緩和．由冷戰時期“對抗”走向“既共處又競爭”的關系。本質上講，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代表著人類社會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制度，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一種必然，最蝽的革命性變革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兩種制度之間的共存也可以成為一種客觀現實。在當前全球化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社會主叉需要稍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以盡可能短的時間提高自已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而資本主殳國家恰恰也需要象中國這樣大的具有更大潛力的市場．因此爭取與資本主叉國家和平共處，相互合作，進免對拉是有可能的。事實上，當夸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古、越等都認識到當前是一十難得的機遇，特別是隨著中國的開放、發展廈加入WTO，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更加緊密．彼此之間的依存度不斷加深。:
當然，作為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仍然面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軍事上的包兩，政治上的“滲透、演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時社會主義國家魯通過多種方式進行干涉和影響，越是經濟站舍的緊密，這種防犯工作越是艱巨。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經濟上相互結合與政治上對峙的結構將會持續下去。
三、經濟全球化加大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
1．1臨床資料
將實施責任制護理結合APN排班扁平化管理模式前的28例肝膽外科患者作為A組，男16例、女12例，年齡47～70(58．6±9．7)歲;其中膽囊結石14例，膽囊息肉9例，肝癌5例，重危5例。選擇實施后的30例肝膽外科患者作為B組，男18例、女12例，年齡49～76(59．7±8．1)歲;其中膽囊結石14例，膽囊息肉12例，肝癌4例，重危5例。兩組患者年齡、性別、疾病構成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方法
1．2．1A組采取責任制護理模式。
患者采取實施“護士長－責任組長－責任護士－患者”的垂直管理模式，使護理質量控制人由護士長延伸到責任組長和具體護士，強化了工作責任，主要由低年資護士與患者接觸;護理人員按照職責分為責任護士、治療護士、辦公護士等;班模式分為治療班、責任組長班、責任班、小夜班、大夜班，護理人員按照固定的班次進行輪轉。
1．2．2B組采取責任制護理結合
APN排班扁平化管理模式。患者采取責任制護理結合APN排班扁平化管理模式簡化管理層級，提高工作效率，即“護士長－護士－患者”的模式，讓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責任護士都直接參與護理，每位護士都是患者的直接管理，同時明確各自職責;實行APN連續性排班制度:A為7:30～16:30、中途休息1．5h，P為16:30～00:00，N為00:00～7:30;減少交接班次數，做到無縫隙連續護理;所有護士工作時間仍為APN三班制，但管床責任護士工作日連續上A班，每天負責分管患者的評估、計劃護理、治療處置、健康教育、溝通和管理。對P班及N班護士負責交班、指導、督促落實護理計劃，次日檢查落實情況。P班及N班護士承擔值班區間責任護士職責。采用表格化護理文書，縮短護理文書的書寫時間。
1．3評價標準
兩組患者在出院前均填寫護患關系滿意度調查表，對住院期間護理的信任滿意度進行調查評價，得分越高則患者對護理的信任滿意度越高。評價患者住院期間的護理質量包括護理質量檢查合格率、護理文書合格率、健康教育落實率、基礎護理合格率、重危護理合格率五項，以百分比進行比較。
1．4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6．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采用百分比表示，行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A組患者對護理信任滿意度的評分為(93．5±1．7)分;B組為(98．3±1．2)分，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3討論
摘要：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不斷地對國民經濟結構進行調整。這種結構調整屬于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中的微觀規制。做好各項微觀規制的基礎工作，是保持國民經濟運行態勢良好的必要條件。政府需要按照市場情況的變化及時做出放松規制或改善規制的相應安排。
關鍵詞：市場經濟；宏觀調控；微觀規制；結構調整；政府
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建立規劃、金融、財政之間相互配合和制約的經濟機制，保持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基本平衡，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益，實現對國民經濟運行的綜合協調與控制，是完善國家宏觀調控體系的主要內容和基本目標。除此之外，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落實國家規劃提出的各項具體任務，調整經濟結構和調節社會分配，還需要與產業政策相配合，保持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深入持久地做好各項微觀規制的基礎工作。
一、總量調控與結構調整
實施宏觀經濟管理是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其中，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總量調控和結構調整是政府經濟管理的兩大基本方面。通常政府實施的宏觀調控主要是指對國民經濟運行總量調控，政府對國民經濟結構進行的調整則屬于宏觀經濟管理中的微觀規制。保持國民經濟運行的良好態勢，即保持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基本平衡，需要政府進行宏觀總量調控。宏觀總量調控又稱價值調控或信貸調控，是對社會總供給價值層面的調控，是通過控制貨幣總量而實現的對國民經濟運行的調控，其對宏觀總量的調節是要達到對宏觀供給總量控制的直接目的，并以此間接約束社會總需求。宏觀總量調控的具體控制力表現在對貨幣發行總量、信貸供給總量、證券市場規模等方面價值總量的控制上及對銀行儲蓄和貸款的利率、銀行法定準備金率的直接變動。宏觀總量調控是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重要表現，是發揮政府宏觀調控作用的重要方面。政府擁有宏觀總量調控的職責，卻并不需要天天運作這種對宏觀經濟干預的職能。只有在國民經濟運行態勢偏離正常狀態和秩序時，即社會總供求出現明顯失衡時，才需政府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對國民經濟總量進行必要的價值調控。宏觀總量調控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是由現代市場經濟的實踐證實的。根據新古典理論，包括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政府的宏觀經濟職責只在于維持市場秩序，讓市場的價格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由市場利率和價格的升跌來調節投資、消費、信貸等等，政府不應為減少周期波動、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等目的而對市場的價格信號和資源配置進行直接干預。盡管至今在宏觀經濟理論的研究中，還有不少人傳承新古典理論，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反對宏觀調控，但在現代市場經濟的實踐中，排斥政府作用，反對政府宏觀調控的聲音早已銷聲匿跡。
需要明確的是，宏觀總量調控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認的，而宏觀總量調控的有效性是有局限的。這就是說，在政府發揮宏觀經濟管理作用中，總量調控的作用是顯著的、必要的，但卻不能解決國民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所有問題，不能取代政府其他方面的宏觀經濟管理作用。就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的兩大基本面來說，總量調控只能解決總量問題，即解決經濟的過熱或過冷問題，解決投資總規模的過大或過小問題，解決國民經濟發展已經或可能偏離基本運行軌道的問題，等等，不能用于解決經濟結構調整的問題。因此，不能將經濟結構調整混同于宏觀總量調控，不能期望通過總量調控改變國民經濟結構，總量調控肯定影響經濟結構調整，但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性區別于宏觀總量調控，經濟結構的調整不可用總量調控替代且不同于總量調控的政府宏觀經濟管理內容。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社會生產的兩大部類包括物質生產，也包括勞務生產。兩大部類的平衡包括國民經濟運行中所有產業供給與市場需求間的結構平衡。這種結構平衡不僅是在價值層面上探討總量平衡關系，而是對實際生產能力的結構的適當要求，并在整個國民經濟運行范圍內要實現結構平衡。這其中，所有的供求結構平衡都源自生活消費品的供求結構平衡要求。正是從滿足生活消費的需求出發，才產生對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的結構平衡要求。這就是說，為實現生活消費品的供求結構平衡，其他所有方面的產品供求結構都只是一種邏輯對應關系，即都是在生活消費品生產適當的基礎上一層接一層展開的生產消費品的生產供給與市場需求間的結構對稱要求。由于生產生活消費品是生產的最終目的，生活消費品的供求結構平衡是社會最基礎的供求結構平衡，所以，在調整社會生活消費品需求方面，對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結構平衡的影響最為基礎和最有連鎖反應效力。
因此，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應從滿足社會生活消費品需求出發，不斷地對國民經濟的結構進行調整。這種結構調整與總量調控有別，是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中微觀規制的重要方面。
二、微觀規制的基本特征
對國民經濟進行結構調整屬于微觀規制。微觀規制包含調整結構，卻不只是表現在結構調整方面，還有更多內容。但表現在國民經濟運行多層面上發揮的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作用，微觀規制不同于宏觀總量調控的特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長期性
宏觀總量調控基本上是短期性的，而進行結構調整的微觀規制具有長期性特征。在實際工作中，不論政府的微觀規制表現在國民經濟運行的哪個層面，都是政府宏觀經濟管理必須長抓不懈的內容。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樹成指出：“節能減排，以及把住土地閘門等，本屬于政府的微觀規制職能。我們常說把住兩個閘門：一個是信貸閘門，一個是土地閘門。信貸閘門屬政府的宏觀調控問題，而土地閘門屬政府的微觀規制問題。但由于政府的微觀規制是‘政府’的職能，很多人就將其視為‘宏觀’問題而歸入宏觀調控職能中。這樣一來，不利于節能減排和把住土地閘門的貫徹執行。因為宏觀調控是針對經濟運行的短期波動和變化而采取的措施，根據經濟形勢的‘冷熱’變化，其方向和力度可以時松時緊。但節能減排和把住土地閘門等這些屬于微觀規制方面的長期任務，卻不能時松時緊，而必須‘長’抓不懈。現在，一些地方由于抓緊了節能減排和土地利用等審批工作，因此經常有人問，什么時候宏觀調控可以轉松。其意思是，什么時候節能減排的審批門檻和土地閘門可以放松。所以，要把節能減排和把住土地閘門等這些政府的微觀規制從宏觀調控中剝離出來，以利于‘長’抓不懈，下大力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二)針對性
宏觀總量調控對微觀經濟實體的影響具有普遍性或共同性，而不具有局部的針對性；而微觀規制在國民經濟運行各層面的作用都具有約束被規制者的針對性，即其作用不是泛泛地鋪天蓋地，而是針對具體的局部解決具體的規制問題。如，結構調整要解決鋼鐵產能過剩的問題，就要有針對性地對鋼鐵產業進行有效規制，做出具體的減少產能的安排并落到實處，直至達到調整目的。
(三)績效性
宏觀總量調控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影響具有時效性，一旦情況發生變化，宏觀總量調控必須極為迅速地隨之變化，而在此之前的調控即失去時效，不再有延續存在的價值和意義。而微觀規制是長期性的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的具體內容，因此，微觀規制具有政府實際工作成果的績效性，是長期的工作積累，與宏觀總量調控的時效性有所不同。如，政府對土地資源的微觀規制，是長年不斷的工作內容，而控制好土地資源，就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工作的重要績效。
(四)法制性
宏觀總量調控是對國民經濟運行做出的價值調控，雖然是依法實施的經濟調控，但這種調控并不體現具體的法律規制，而更多的是經濟政策層面上的直接反映。因此，準確地講，宏觀總量調控表現出很強的政策性，是國家主要宏觀經濟政策走勢的集中體現。但對微觀規制來說，不論是哪一方面的工作，都要依據具體的法律法規條款辦事，不可能脫離法律法規的規定對微觀經濟實體進行規制，因此，就這一點而言，與宏觀總量調控具有的政策性表現不同，微觀規制具有鮮明的法制性，表現為任何規制都要嚴格地按相應法律法規的規定執行。如，反壟斷法規定：經營者集中達到國務院規定的申報標準的，經營者應當事先向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申報，未申報的不得實施集中。于是，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作為具體承辦的政府部門就要依法接受有關經營者集中的申報，嚴格制止未經申報的經營者集中。
(五)基礎性
宏觀總量調控治標不治本，因此，具有時效性和熱點性，而不能在對國民經濟的調控中直接觸及和解決運行基礎的建設問題。凡進行宏觀總量調控，都必定要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成為一段時間內的經濟熱點問題。但與宏觀總量調控的治標不治本不同，政府承擔的各方面的微觀規制任務，都是既治標也治本，而且重在治本。所以，嚴格的說，政府在宏觀經濟管理中實施微觀規制是為解決國民經濟運行中各方面的基礎問題，具有基礎性特征。如，政府對電力業務許可證的頒發，就是一種基礎性的規制電力行業經營與發展的宏觀管理手段，可以通過這一手段的運用達到有效約束電力行業的發電企業、輸電企業和供電企業的生產規模、技術進步、網點分布等直接的規制目的。
三、微觀規制的多層面表現
政府微觀規制負責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多層面進行調整。其職責是市場經濟體制的賦予，是國家法律的規定，是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落實。
(一)調整經濟結構
保持經濟結構平衡是保持國民經濟運行良好態勢的基本面。微觀規制的長期任務之一就是保持經濟結構平衡，因此，政府微觀規制的工作重點就是要不斷地根據經濟運行的情況變化調整經濟結構，基本實現國民經濟運行中經濟結構的動態平衡。通過具體的協調工作，運用適當的產業政策，政府調整經濟結構微觀規制的成效表現為：一方面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另一方面保持市場供求結構的基本平衡。
(二)配置自然資源
自然資源屬于國家所有。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資源。除土地資源外，國家所有的自然資源還有：石油、煤炭、礦山、河流、風力、海洋、森林、野生動物，等等。耕地是最寶貴的土地資源，保護耕地是全國人民的神圣使命。按照憲法的規定，農村耕地是農民集體的生產資料，歸農民集體支配。但各級政府對農村耕地的保護是義不容辭的，必須落實到實處。無論何時何地，保護耕地都是政府微觀規制的重要任務，是政府經濟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而城市土地及其他非農民集體所屬土地由各級政府負責支配。政府對土地資源的配置是重要的微觀規制權力，是政府參與國家經濟建設和干預國民經濟運行的重要途徑和手段。只要政府把好土地使用關，就是做好宏觀經濟管理中最基礎的微觀規制工作，就可基本保障國民經濟運行在實體經濟領域不發生大問題。至于其他自然資源的宏觀配置，也是均由政府的各專職部門負責。肩負重任的政府職能部門必須依據國家法律，認真履行微觀規制職責，按國家規劃妥善配置各類自然資源，以滿足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
(三)創辦政府企業
政府企業亦稱公營企業、公共企業、公企業，是政府財政直接投資設立的企業。歐洲共同體在1980年的法規指南中明確地對各個國家都存在的公營企業，即政府企業，界定為：政府當局可以憑借它對企業的所有權、控股權或管理條例，對其施加直接或間接支配性影響的企業，而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創辦政府企業可直接調整國民經濟結構，穩定和維護市場秩序，滿足居民對某些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所以，政府企業屬于規制經濟范疇，是政府實施微觀規制的重要方面，是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的重要表現。在世界各國，幾乎無一例外，都存在由政府企業構成的規制經濟，只是各國之間的規制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重有些差別。目前，世界各國的發展趨勢是，中央政府企業的數量相對減少，而地方政府企業的數量相對增多。只要直接為民眾服務的責任在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就有責任設立企業以滿足社會需求。有關國家安全的生產部門，自然壟斷行業及提供重要的公共產品與服務的產業，應是政府設立企業的主要領域。
(四)實施行政管理
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中的微觀規制對國民經濟運行的服務還表現在需要實施多方面的必要的行政管理。
1工商行政管理。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工商行政管理體現政府部門對微觀經濟實體進入市場經營的基礎服務，為企業辦理營業執照及其他必須辦理的手續。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服務是微觀規制，也是對企業資格的確認。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政府要對微觀經濟實體的各方面服務做到周全而細致。
2就業資質管理。在規范的勞動力市場，必定要突出表現政府的微觀規制作用。這就是政府要對勞動力進行社會保障性質的就業培訓，還要對各種就業的資質給予確認。政府的這方面工作亦屬于微觀規制的內容。這是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中對勞動力市場給予的規制，是政府引導勞動力市場走向規范的重要舉措。
3行政許可證管理。建立行政許可證制度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的一項重要的微觀規制內容。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建立的行政許可證制度是我國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中微觀規制的重要內容。由中央政府授權的各專門機構實施的各類行政許可證管理對規范市場和推動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4反壟斷管理。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建立的政府反壟斷組織機構，負責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反壟斷管理。政府的此項工作屬于微觀規制，是市場走向成熟時產生的微觀經濟對政府行政管理的特定需求。
5文化市場管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市場是一個特殊的市場，政府對文化市場的行政管理是一種特殊的市場管理。因此，政府對文化市場的行政管理也屬于政府微觀規制。在這一領域，政府的管理工作含有十分復雜的規制內容。做好文化市場的規制工作，對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6價格管制。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絕大部分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要市場化，但還要保留一小部分政府管制價格。依據相關法律，政府對這方面管制價格的行政管理，也屬于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中的微觀規制工作。
(五)保護生態環境
保護生態環境是政府的重要職責。政府的微觀規制職能必須體現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具體工作中。十一五規劃綱要指出：各地區要切實承擔對所轄地區環境質量的責任，實行嚴格的環保績效考核、環境執法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各級政府要將環保投入作為本級財政支出的重點并逐年增加。健全環境監管體制，提高監管能力，加大環保執法力度。實施排放總量控制、排放許可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實行清潔生產審核、環境標識和環境認證制度，嚴格執行強制淘汰和限期治理制度，建立跨省界河流斷面水質考核制度。實行環境質量公告和企業環保信息公開制度，鼓勵社會公眾參與并監督環保。大力發展環保產業，建立社會化多元化環保投融資機制，運用經濟手段加快污染治理市場化進程。積極參與全球環境與發展事務，認真履行環境國際公約。
(六)保護知識產權
保護知識產權是現代市場經濟中極其重要的政府微觀規制內容。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各級政府保護知識產權的微觀規制工作，十一五規劃綱要要求做到：加強公民知識產權意識，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建立知識產權預警機制，依法嚴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行為。加強計量基礎研究，完善國家標準體系，及時淘汰落后標準。優先采用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標準，積極參與制定國際標準。發展專利、商標、版權轉讓與、無形資產評估等知識產權服務。
四、微觀規制的放松與改善
在市場經濟體制的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中，微觀規制是重要的基礎，也是政府工作職責的表現。根據國民經濟運行不斷變化的情況，政府的微觀規制運作也要適應變化的情況及時做出放松規制或改善規制的相應安排。
(一)微觀規制的放松
實施微觀規制是政府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手段對國民經濟運行各層面不同程度的強化干預的表現。在國民經濟運行較為順暢的時期，政府微觀規制的干預范圍可以有所收縮，干預強度可以有所減弱，這就是所謂的微觀規制的放松。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為戰爭的需要，美國政府投資設立2000多家政府企業，專門生產軍火和其他軍用物資，待戰爭結束后，這些企業全部被政府賣掉，這就是微觀規制放松的典型實例。在我國的市場經濟建設中，根據發展的需要，如果將一項原先政府嚴格規制的項目降低控制強度，那就是單一項目的微觀規制的放松。如，在我國改革后，起初是政府管制全部旅游景區的門票價格，而現在只是對少數著名旅游景區的門票價格進行管制，這就是比較明顯的政府微觀規制的放松。
論文關鍵詞：民俗文化 保護 旅游開發 辯證關系
論文摘要：本文闡述了民俗文化保護與旅游開發之間存在矛盾統一的辯證關系，重點說明兩者之間辯證地存在著統一關系。
旅游開發作為提升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實力所普遍采用的方式，與民俗文化保護之間本質上體現為一種辯證的矛盾統一關系。
一、民俗文化保護與旅游開發之間的矛盾關系
我國二十多年的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實踐與理論探討中，民俗文化保護與旅游開發之間的矛盾關系一直是爭論的焦點。旅游開發帶來的濃厚商業文化侵蝕著民俗文化；旅游開發帶來的強勢現代流行文化沖擊著民俗文化。受到侵蝕、沖擊的民俗文化，改變著擁有這類民俗文化的地域群體的整個價值取向，改變著群體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與精神追求。這種改變體現在物質、精神及行為規范等方面，在民俗文化變遷歷史進程中呈現出較為明顯的突變特征。
與主流的漢文化相比，少數民族民俗文化屬于稀缺的文化資源，彌足珍貴，突顯出巨大的文化價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適當的方式極易轉換為經濟價值。在旅游開發過程中，各地普遍將旅游業作為主導產業以追求經濟增長速度以擺脫貧困為單一戰略目標或者為主導性目標，忽視了這樣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旅游開發必然會把強勢主流文化引到當地，使當地成為一個開放的系統，完全暴露在外來文化環境中，當地以落后經濟為基礎的弱勢民俗文化必然會受到經濟實力較強的異文化的強烈沖擊、以及旅游開發所具有的濃厚商業文化對傳統的樸實的民俗文化的沖擊，在僅以追求經濟利益導向的旅游開發背景下，導致寶貴的民俗文化資源的流失、甚至喪失。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似乎不可調和的矛盾：少數民族地區旅游開發的優勢核心資源在于獨特的、稀缺的、原生態的民俗文化，通過旅游開發，將寶貴的民俗文化資源轉化為豐厚的經濟收益，改善貧困的生活條件，但旅游開發過程中原生態的民俗文化卻隨之削弱，被強勢文化逐漸同化，寶貴的民俗文化旅游開發資源逐漸消失，旅游吸引力也將隨之消失，旅游產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設想終將成為泡影，依靠旅游產業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也成為不切實際的設想。旅游開發與民俗文化保護之間構成了似乎難以調和的矛盾對立關系。
二、民俗文化保護與旅游開發之間的統一關系
實際上，旅游開發在科學合理的政策指導下，對于民俗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會起到積極的正面作用。旅游可喚醒民俗文化主體的文化自覺性、增加民俗文化價值、提高民俗文化主體的文化自豪感等。開發民俗旅游“既是挖掘民族文化、展演民族文化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被價值化的過程”。
因此，旅游開發與民俗文化保護兩者之間并非單純的矛盾對立關系，應從民俗文化所處的客觀現狀來看待旅游開發對民俗地區文化的正面效應。旅游開發作為民俗文化經濟價值的轉換器，在轉化價值的同時，也承擔著宣揚民俗文化、挖掘文化價值的角色。在宣揚文化與挖掘文化價值的過程中出現的偽造現象，并非僅僅存在于民俗文化旅游開發過程中的個別現象，因此，對于惡意偽造行為，應以政策法規手段進行有效管治。在宣揚文化、利用文化獲取經濟價值的過程中所出現的過度商業化現象，也并非是僅僅存在于我國民俗文化的旅游開發過程中的獨特現象。旅游開發過程中出現的與民俗文化保護相背離的一些現象，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旅游開發本身，而是在于旅游開發目的導向設置出現偏頗。根據民俗文化旅游開發依托的文化資源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因果與依存關系，一個民俗地區的旅游開發首先應是保護民俗文化、其次才是發展旅游經濟。在沒有保護好民俗文化資源的前提下，實現旅游經濟可持續發展，只能是“殺雞取卵”、難以實現長期發展。因此，旅游開發的首要任務應是保護、挖掘民俗文化資源，圍繞著首要任務的次要且平行的任務才是轉化民俗文化資源的經濟價值、獲得經濟利益。
依托某一旅游項目保護、傳承、挖掘某一個或某些民俗文化事項，以旅游的六大要素形式呈現給游客，在保護、傳承、挖掘、呈現獨特文化的同時，可以自組織地實現文化價值向經濟收益的順勢轉化。現實中，在策劃旅游開發項目時，往往首先考慮這個項目能獲得多高的經濟收益、能對當地經濟發展起到多大的帶動作用，而不是以能否保護好一個或幾個文化民俗事項為首先考慮的問題。正因為這樣本末倒置的民俗旅游開發理念，導致了與民俗文化保護不和諧的現象及文化破壞大量出現并難以扼制。
民俗地區的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之間存在內在的統一性、關聯性。一旦某個民俗地區的特色文化流失或消逝，其經濟價值也會隨之消減。因此，民俗文化保護是根本，無論是政府的政策、旅游開發項目、還是來自各方的力量，都應以民俗文化資源保護為核心，這樣文化價值可持續轉化為經濟價值才有根本保障。
因此，以民俗文化保護為核心導向的地方政策指導方針的確立、旅游開發的角色定位與開發理念的重新審視，成為加強旅游開發與民俗文化保護之間統一關系的重要前提。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政策引導將旅游開發統一到文化保護的大系統內，協調文化保護與經濟收益的矛盾性，通過制度創新、政策創新、經營理念的創新提高兩者的內在一致性，建立起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機制，可以遏制民俗文化的流失與變遷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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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適逢飛速發展的信息時代。面對轉型的社會環境,文化觀念與價值取向多元并存,一些優秀的傳統道德、高尚的價值觀念受到了沖擊。用熔鑄傳統美德和時代精神的社會主義榮辱觀確立人們共知共行的價值準則和行為規范,形成維系社會和諧的精神紐帶和社會風尚,正是順應時展的強烈呼喚。深入持久地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教育實踐活動,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文化建設,是文化科學教育領域的一項重要戰略任務。
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要把“八榮八恥”的價值取向貫穿于精神文化產品的創作生產全過程,大力發展先進文化。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先進文化,應該是積極向上、代表社會發展方向、能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文化。文學創作是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載體,要堅持以社會主義榮辱觀為指導,充分發揮文藝作品的認識、教育、審美、娛樂功能,追求真善美,反對假惡丑,弘揚社會正氣,塑造美好心靈。要充分發揮文藝批評的作用,大力推介符合“八榮八恥”標準,具有較高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的優秀作品,旗幟鮮明地批評各種不辨榮恥甚至以恥為榮的不良作品,形成正確的輿論導向和創作方向。
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要把“八榮八恥”的要求體現在文化陣地建設和城鄉基層文化活動中。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社區文化機構等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是廣大群眾享受文化生活的重要場所和宣傳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重要陣地。對這些陣地要積極建設、充分利用。要深入挖掘民族民間文化資源,利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廣泛開展豐富多彩、健康向上的群眾文化活動。以通俗文學、流行音樂、電視文藝、網絡文化為代表的大眾文化的迅速崛起,滿足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了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繁榮,但其中也存在著一些文化糟粕。原創網站：
我們要按照社會主義榮辱觀的要求，積極引導大眾文化的創作和消費，凈化文化空氣，創造良好氛圍。要加強文化市場管理，完善市場監管體系，促進文化原創網站：產業發展，逐步形成鼓勵優秀作品、抵制腐朽文化的長效機制，創造有利于弘揚社會主義榮辱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文化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