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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經濟賞析八篇

發布時間:2022-08-12 19:21:2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世界政治經濟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世界政治經濟

第1篇

[關鍵詞] 公共支出 范圍 結構調整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公共支出由傳統的偏重于經濟建設的供給模式逐漸向公共服務和宏觀調控的方向轉化。公共支出,作為公共財政的一個核心問題也日益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公共支出又稱財政支出或政府支出,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為實現其職能,取得所需物品和勞務而進行的資金的支付。公共支出反映了一國政府的政策選擇,代表著執行這些政策的成本。公共支出的結構和調整,對國民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起著重要的作用。

一、市場經濟環境中公共支出的特征

1.公共服務性

政府日常的公共支出活動表現為多種多樣具體的現象形態,但是不管其具體的活動形態如何,它們都是公共支出,都是政府彌補市場失效,或者說,都是為市場提供公共服務而安排的支出,因而都具有公共服務性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支出是以公共服務為其根本目的的。

2.非市場盈利性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和個人的活動,都表現為是市場活動,是出售自己的產品和勞務.獲取市場價格并實現盈利的活動,它具有市場盈利性,是在盈利動機的刺激和誘導下展開的。相反,作為社會管理者的政府支出卻不能索取市場價格,不能追求市場盈利,不能在盈利動機的引導下安排自身的活動。換言之,具有市場盈利能力的活動不屬于公共支出的范圍,具有市場盈利能力的領域公共支出不應介入。

3.計劃性

對于市場經濟來說,公共支出作為隨市場經濟而產生和發展變化的一種財政類型,它主要是借助于國家預算這種國家年度財政收支計劃的形式來進行活動的。國家預算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天然的政府公共支出運作形式,從公共支出本身來看,它從來都是有計劃的。

二、公共支出的作用

公共支出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一是公共支出作為總需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擴張本身就意味著總需求的擴張,尤其是在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宏觀經濟態勢下,其對經濟增長具有的意義;二是公共支出具有典型的外部正效應,公共投資的先期擴張可為經濟增長帶來累積效應;三是共支出的一些特殊領域,如教育和科技基礎設施投資,本身就是技術進步的源泉,因此公共支出的意義有一部分通過技術進步的作用體現出來。

三、現階段我國公共支出結構及調整

從公共投資支出的構成來看我國社會基礎投資比重最低,基本建設支出的比重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財政對重點產業和基礎設施的支持力度;教育、科技、社會保障等支出增長相對緩慢,從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來看,特別是從我國經濟市場化的進程要求來看, 這樣的公共投資支出行業結構都是很不合理的。我國應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階段的客觀要求,把有限的公共投資資金盡可能地用在基礎設施上。

另外,從公共支出本身的效果來說,政府投資競爭性行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只具有短期效應,從長期看,由市場自發調節市場主體對競爭性行業投資才具有高效率和長期發展的可能。因此,公共支出的投資性支出應主要投向基礎設施、基礎產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領域。這些領域投資的增加,可以使國民經濟具有堅實的基礎,從而為經濟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在2007年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公共支出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調整:

首先,公共支出向教育支出傾斜,教育解決的是國民素質問題,是發展基石。在農村全部免除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完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不斷提高保障水平。

其次,加大了社會保障的投入力度。社會保障是事關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的一個重要問題,必須根據當前存在的困難與不足,調整公共支出分配結構,增加社會保障支出。近年來,隨著國有企業改革力度加強,市場競爭加劇,企業下崗職工增多,就業已成為影響經濟社會穩定的首要問題。國家在動員社會力量,大力推進再就業工程的同時,堅持把擴大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位置,增加公共支出中用于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加快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改革,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同時加強財政對社會保障基金的統一管理,建立社會保障預算,有利于國家加強宏觀調控能力,建立統一、完整、社會化、合理的社會保障體系。

再次,加強在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方面的公共支出。統籌城鄉發展和統籌區域發展是中國實現科學發展的難點和重點,這兩個問題的解決都有賴于公共支出政策的支持。一方面,需要不斷擴大教育科技、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在廣大農村地區公共資金的投入,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地區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環境問題,解決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問題;另一方面,東、中、西部由于地緣關系而存在的地區性差異需要通過國家財政擴大轉移支付的力度來解決。而這一制度的建設,不僅需要增加轉移支付的規模,更重要的是優化制度設計,通過公式化、規范化和透明化的轉移支付體系使用于貧困地區人口的支出績效最大化。

最后、控制和壓縮不合理的公共支出。要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規范行政權力,調整和優化政府組織結構與職責分工,改進政府管理與服務方式,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建設節約型政府。

參考文獻:

[1]何振一:我國財政支出結構改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10)

第2篇

一、領導重視、任務明確、責任落實

市委關于2011年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意見將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工作作為了主要工作任務,市領導干部作風整頓建設領導小組將“加強市場經濟秩序整治、食品藥品的安全監管,著力解決市場經濟秩序不規范、用藥安全性不高、招商引資環境不夠寬松的問題”作為“整建活動”實施“三大行動”的重點內容之一。

市委常委、市長、市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領導小組組長王海林,市委常委、副市長、市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領導小組副組長劉國慶分別在國務院、省政府印發的全國、全省2011年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工作要點上批示要求:市整規辦結合我市實際,認真組織貫徹落實。副市長劉國慶、戴紹泉分別在4月12日和2月8日電視電話會議上對我市貫徹落實國務院、省政府電視電話會議精神進行了部署,提出了具體工作要求。

市整規辦及時將兩位領導的講話印發給了各區縣、市級各部門,并于6月14日和26日分別召開了區縣和市級部門整規工作專題會議貫徹落實國務院、省政府關于2011年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工作要點以及全國、全省電視電話會議精神,進一步明確了各區縣、各部門的工作任務。

按照《市人民政府辦公室印發市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三年總體規劃的通知》(自府辦發[2005]102號)要求,在2010年底,市整規辦印發了《市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2010年工作總結和2011年工作要點》(自整規辦[2010]15號),對2011年全市整規工作進行了部署和安排。明確了全市整規工作的指導思想、總體目標、整規工作重點、宣傳報道、基礎建設工作等。做到了早部署、早安排。

二、進一步加大專項整治力度,鞏固整治成果

(一)組織開展節日市場綜合整治行動

為了確保人民群眾重大節假日生活健康和安全,市整規辦分別組織開展了元旦、春節、五一、中秋、國慶等重大節假日市場全市綜合整治聯合行動。據不完全統計,全市節日市場綜合整治共出動執法人員37000多人次,取締各種非法生產經營戶600多戶,查獲各類案件1045件(其中:立案查處334件)。通過節日市場整治,使全市節日期間未發生重特大市場經濟秩序事件,凈化了市場,為廣大人民群眾節日生產生活創造了良好的市場環境。

(二)繼續深入開展食品藥品安全專項整治

由市食品安全協調委員會辦公室(食品藥品監管局)、市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領導小組辦公室(質監局)牽頭,組織開展了食品藥品、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專項整治行動。各區縣、各部門將食品安全整治作為全年整規工作的重中之重來抓,特別是《國務院關于加強食品等產品安全監督管理的特別規定》出臺后,集中4個月的時間開展了專項整治。在食品安全專項整治中,全市出動執法人員5萬人次,依法查處各類食品違法案件2753件,其中立案查處662件,搗毀窩點49個,取締無證生產經營戶和小食品攤點2366戶。立案查處藥品醫療器械違法案件217件。

1、加大農業投入品及農產品市場整治。農業部門重點開展了農業投入品監管、農產品生產環節監管、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督抽查三大環節的執法行動。農資市場監督覆蓋面達100%以上,立案查處案件43件,挽回經濟損失78萬元;共抽檢糧食、蔬菜、水果、茶葉等農產品1009個批次/樣,合格率為96.33%,農產品農藥殘留合格率明顯提高。畜牧部門認真組織實施放心肉工程,深化畜產品無公害基地建設,加強獸藥飼料企業監管,加大動物防疫檢疫及監督工作力度。抽檢飼料產品和畜產品各50批次,畜產品“瘦肉精”檢出率繼續保持為零,畜產品藥殘超標率控制在6%以內;新申報無公害畜產品養殖基地和品種各6個;禽畜產地檢疫率和定點屠宰廠(場)內檢疫率均達到100%;查處各類違法案件45件,取締無證照企業16家;沒收、銷毀不規范獸藥23件(瓶、盒、支),違規產品7.9噸、不安全肉品3.1噸。水務部門組織開展了水產投入品經營市場、化肥養魚專項整治,進一步加強了無公害水產品基地建設和監督管理,開展了水生動物防疫檢疫工作。完成3個無公害水產品基地和10個無公害水產品的申報工作;實施成魚檢疫303批次,苗種檢疫260批次;對全市具有代表性的水域共1萬余畝進行了魚病測報。

2、繼續深化食品加工環節整治。質監部門牽頭組織開展了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專項整治,并結合本部門職能職責開展了對食品生產企業使用原輔材料、添加劑及食品生產過程的監督檢查,加大了對安全類產品生產企業生產許可證、3C認證違規行為的查處,共立案查處食品類案件75件,其中大要案10件。

3、強化食品流通環節監管和市場整治。工商部門繼續依法清理規范食品經營主體,強化食品安全日常監管;進一步完善農村12315申訴舉報網絡建設;加大食品質量監測和專項抽查力度,深入推進“四制兩查兩書一承諾”的監管模式;以城市社區、農村和城鄉結合部為重點,清理無照經營和查處制售假冒偽劣食品的違法行為。取締無證無照經營1023戶,立案查處食品違法案件104件,搗毀非法食品窩點10個,監測抽查食品166個批次,配備食品快速檢測儀41套,加大了對農貿市場、超市場所出售的食品的定性檢測力度。商務(經濟商務)部門繼續實施“萬村千鄉市場工程”,強化屠宰和酒類市場管理,加強肉食品安全信用體系建設,深入開展了屠宰市場和酒類市場專項整治。全市取締非法屠宰點5個,整合關閉16個,查處酒類違法案件11件。我市豬肉質量安全專項整治12月通過國家專家組驗收。

4、深化食品消費環節整治。衛生部門實施了食品衛生監督量化分級管理目標責任制,與工商、旅游等部門建立了餐飲業聯合整治機制,對食品消費環節組織開展了18次專項檢查,食品衛生監督覆蓋率100%,查處無證經營戶282家,整改到位并取得食品衛生許可證195家,取締87家,查處違法行為32起。城管執法部門以整治和規范無證飲食攤點、夜宵攤點、游動攤販和校園周邊小食品攤點的無證經營和占道經營的行為為重點,建立了錯時上班制度,落實了“劃片包干,定人定責”責任制。規范飲食攤點789個(次),取締占道經營飲食攤點314個。鹽政稽查部門繼續實施鹽政執法駐廠監控制度,健全了鹽政舉報制度,組織開展了鹽業市場專項整治。搗毀私鹽窩點1個,立案15件,結案12件,查獲違章鹽12.3噸,查獲無主私鹽3噸多。

5、開展藥品、醫療器械市場專項整治。食品藥監部門加強對藥品生產、流通、使用企業以及醫療器械的監管,組織開展了藥品、醫療器械專項整治。立案查處藥品醫療器械違法案件217件;監測藥品、醫療器械廣告32次,移交工商部門查處違法藥品、醫療器械廣告28個,收繳違法印刷品5623張,拆除違法違規戶外廣告牌1092個;快檢藥品1002批,篩查出可疑品種56個,檢驗出25批不合格藥品;GSP監督檢查覆蓋面達100%;集中焚毀20余噸、貨值80余萬元的假劣藥品。

(三)繼續開展保護知識產權專項行動

各區縣、各部門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保護知識產權行動綱要(2010—2011年)的通知》和省、市《2011年保護知識產權行動實施意見》精神,依法打擊侵犯知識產權違法犯罪行為。

1、開展專利保護及專利執法檢查。市知識產權局深入企業開展調研,指導企業對創新技術加以知識產權保護,其中久大集團公司一次性申請專利6項。堅持以日常檢查與重點檢查相結合的方式,開展了專利執法行動,抽查了各大商場的6000余種商品,查獲49種專利權已失效和66種無法確定其法律狀態的商品,及時進行了通報,并對相關單位提出了具體的整改要求。

2、開展保護注冊商標專用權、打擊商標侵權行為專項行動。工商部門組織開展了保護注冊商標專用權,打擊商標侵權行為專項行動。指導企業新辦理商標注冊63件,其中農產品商標18件;“長城”商標被國家工商局認定為“中國馳名著名商標”,有3戶企業材料上報認定;10戶企業申報“四川省著名商標”,有7戶企業已經初審處于等待認定中;復審認定“知名商標”65件,38戶企業參加“市知名商標”新認定;打造“城市名片”,辦理“南國燈城、千年鹽都、恐龍之鄉、鹽幫萊”四件商標注冊,已辦理39件商標注冊;查處商標違法案件200件。

3、開展打擊盜版侵權專項行動。文化部門深入開展了反盜版天天行動,完成了12318文化市場舉報電話區縣聯網工作,健全和完善了文化市場義務監督體系,開展行業自律建設,加強了校園周邊文化市場整治。取締無證經營“黑網吧”18家,取締無證經營電子游戲室30家,收繳搗毀賭博游戲機、電腦板464臺(塊)、收繳非法出版物3600冊、非法音像制品48000多張,立案查處違規網吧82家,治安拘留2人。

4、開展打擊假冒偽劣專項行動。公安部門組織開展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山鷹2號”行動,與煙草部門協作配合,查處制售假冒煙草制品案件26件(其中:立案15件,移送煙草部門行政處罰11件),打掉假煙生產窩點3個,查獲各類假煙11000多條和大量制假設備及假煙標識材料,涉案金額130余萬元,刑事拘留18人,逮捕1人,直接移送4人。煙草部門以打擊制售假冒偽劣卷煙和非法運輸為重點,堅持日常監督檢查和節日專項整治行動相結合,充分發揮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協作機制,有力的打擊了制售假冒煙草制品違法犯罪活動。查獲違規卷煙1119.74件,查處案件911件,查獲制假窩點5個,販藏假煙窩點10個,移送司法機關刑事拘留19人,判刑2人。

(四)繼續開展打擊商業欺詐專項行動

1、整治虛假廣告、打擊合同欺詐行為。工商部門會同宣傳、監察、糾風、衛生、食品藥監、公安等部門制定了《市2011年整治虛假違法廣告專項行動部門聯席會議工作要點》和《藥品醫療器械保健食品廣告聯合會審制度(暫行)》,進一步加強了廣告的日常監測工作,加大對虛假違法廣告查處。繼續深入開展了“守合同重信用”活動。共查處各類違法廣告76件,查處合同欺詐案件6件,調解合同糾紛案件10件,幫助157戶企業完善合同管理制度,新發展“守合同、重信用”企業113戶。

各級檢察機關依法批捕合同詐騙案件11件12人。

2、開展打擊非法行醫專項整治行動。衛生部門組織開展了打擊非法行醫和非法采供血專項整治,檢查醫療機構523家,取締無證行醫機構32個,立案查處案件10件,出具監督意見書344份,并對部分農村和城鄉結合部黑診所、假醫生執業行為進行了嚴厲打擊。對黑龍江省牡丹江水泥集團醫院非法承包科室非法行醫行為,給予罰款10000元,沒收違法所得80余萬元和設備一臺。

3、開展打擊商貿活動中的欺詐行為。市商務局、市物價局、成都海關辦事處等部門根據自身職能職責組織開展了打擊商貿活動中的欺詐行為專項行動。

(五)深入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和反壟斷專項執法工作

工商部門加大對工程建設、土地轉讓、交權交易、政府采購、醫藥購銷、教育等商業賄賂的查處力度,今年立案8件,已結案7件,罰款36萬元。扎實開展反壟斷專項執法工作,特別是對涉及民生問題的供水、供電、供氣、交通運輸,石油化工等壟斷企業的不正當行為進行了嚴厲查處。全年共立案查處68件,案值87.89萬元,罰款56.89萬元。主要典型案例有:市大安區某供水企業限制競爭(強制收取底度)案;市某供氣企業強制收取檢驗費的限制競爭案;富順縣某電力公司強制用戶更換電表和濫收費用案;市沿灘區某燃氣公司濫收費用案。

各級法院依法宣判涉及商業賄賂和反壟斷案件20件26人。

(六)繼續開展打擊傳銷專項行動

按照7月10日全國、全省打擊傳銷集中行動電視電話會議的部署,各級工商、公安部門立即行動起來,市工商局、市公安局聯合出臺了《市打擊傳銷專項行動實施方案》,并聯合開展了打擊行動。重點打擊“拉人頭”、“團隊計酬”和利用互聯網進行傳銷的行為,搗毀窩點48件,驅散傳銷人員1810人。開展了創建“無傳銷社區”、“無傳銷校園”活動;通過《日報》、《今日晚報報》宣傳5次,提高廣大群眾防范和抵制傳銷的能力,通過“打、挖、防”工作體系,努力將傳銷消滅在萌芽狀態。

(七)深入開展農資市場專項整治

農業、質監、工商、物價、供銷等部門深入開展了農資市場專項整治。農業部門重點對種子、農藥、肥料開展檢查,強化了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源頭治理。農資生產經營企業監督覆蓋面達100%以上,查處案件53件,其中立案查處43件,挽回經濟損失78萬元。收繳國家禁止生產、銷售、使用農藥甲基對硫磷7.2公斤,接待案件7個。質監部門認真開展了農資送法下鄉和打假治劣工作,加大了對化肥、農藥、農機重點區域的整治工作力度。查獲農資違法案件49件,立案查處41件。發放農資鑒別系列資料8800份,接受群眾咨詢620余次。工商部門繼續開展“紅盾護農”行動,維護農資市場秩序。查處各類農資違法案件48件,取締無照經營89戶,受理農資投訴案件117件。沒收不合格肥料25.9噸,農藥70公斤,種子130公斤,農膜1500公斤。物價部門開展了化肥價格和涉農收費檢查。檢查民政、計生、畜牧、建設等涉農收費單位和種子化肥經銷點共244個。發送種子經營戶價格告戒書300份,查出違法所得金額30萬元。供銷部門結合實施的“萬村千鄉市場工程”,對所屬農資經營戶采取了分級負責制,監督進貨渠道,采取不定期進行監督檢查,發現問題及時進行處理,配合農業、工商、質監等部門開展了農資市場專項整治。

(八)開展房地產交易秩序專項整治

工商部門為規范房地產主體資格、房地產廣告、展銷、經紀、合同等行為,先后制定了《市工商局關于開展房地產交易秩序專項整治工作方案》、《關于房地產交易秩序專項整治自查自糾的通知》和《關于開展房地產交易秩序專項整治工作的通知》。該系統共檢查經營主體435戶,檢查合同82份,核準登記房地產廣告29個,立案查處房地產違法案件29件,結案20件。房管部門組織開展了商品房預售專項整治,細化了《商品房銷(預)售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的實施方案,嚴格商品房預售許可制度;開通了“房產168”網站,建立了“經濟適用房和廉租住房建設”公示制度;強化了權屬登記網絡化管理;開展了房地產中介機構專項整治行動等工作,為規范房地產企業一房多買、炒賣房號、捂盤惜售、囤積房源、哄抬房價等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全市辦理房屋權屬登記22024件(其中:注銷登記409件),受理法院、公安等部門查封凍結363件,受理委托查詢350件,受理房產測繪備案139件,共受理投拆舉報42件,已辦結投訴35件。

(九)結合行業特點開展專項整治

市經委組織開展了成品油市場和加油站專項整治;開展了煤炭資源整合工作,嚴格煤炭生產和經營市場準入制度;安全生產專項整治。依法吊銷6個加油站經營許可證;關閉煤礦15個;分別換發新版煤炭生產和經營許可證49個和61個;查處安全隱患400多起。

稅務部門繼續深入開展了稅收專項整治。國稅部門組織開展了對農副產品加工、汽車銷售、藥品制造、電力、建材等行業稅收專項整治。查處偷稅案件75件,查補稅款、罰款、滯納金共計1226萬元,移送公安機關涉稅案件3件。地稅部門開展了房地產業、建筑安裝業、金融保險業、餐飲業、服務業及娛樂業稅收專項整治,對高收入行業的個人所得稅專項檢查。查結案件155件,查補稅金及附加、罰款共計2737萬元。

物價部門組織開展了化肥價格和涉農收費、藥品價格和醫療服務收費、節日市場、全市豬肉市場、食品價格、食用植物油市場價格等專項整治行動。共查獲案件81件,挽回經濟損失159萬元,發送種子經營戶價格告戒書300份。

質監部門組織開展了建材市場、計量監督、絮用纖維制品、鞭炮生產企業、飲料冷飲、特種設備安全等專項整治行動。查獲案件56件,立案查處40件,貨值金額121.73萬元,規劃建設部門組織開展了建筑市場專項整治。建設項目報建率、施工圖審查率、招標工程招標和公開招標率均達100%;已清理償付工程款42769萬元,民工工資9494萬元,分別占網上拖欠總額的99.57%和100%;按在建工程施工現場文明施工管理標準責令整改工程55個;報建工程監督、監理、工程質量合格率均達100%;整改安全隱患940處/件。

國土資源局部門組織開展了土地執法百日行動,查處土地違法違規案件專項行動,嚴厲查處土地違法違規行為。查處土地違法違規行為60件,立案查處28件,面積7.67公頃。市監察局和市國土資源局查處省監察廳、省國土資源廳掛牌督辦案件1件。

旅游部門重點組織開展了打擊利用“零負團費”欺客宰客、低價競爭、非法經營和超范圍經營、強制或變相強迫游客消費以及“黑車”、“黑導”等專項整治行動。對星級飯店、旅行社和景區、星級農家樂監督覆蓋面達到100%。全年共接到旅游投訴25起,立案查處3起、調解處理22起、投訴辦理的結案率達到100%,查處安全隱患7起。

成都海關駐辦事處組織開展了減免稅設備和加工貿易專項整治活動。查獲違規案件2起,案值1190萬元人民幣,已移交緝私部門處理。對加工貿易企業的剩余料件、副產物、邊角料等補稅340萬元人民幣。

交通部門組織開展了機動車維修市場、危化品運輸市場、鄉鎮船舶安全、渡口渡船和低質量船舶等專項整治,共查出安全隱患48起,全市88道渡口經區縣政府審批,19艘單機客渡船舶得到有效整改,17艘水泥、木質船舶已整改完成。

安監部門重點組織開展了煤礦安全、水上交通安全、道路交通安全、公共聚集現場消防安全、危險化學品、煙花爆竹安全等專項整治。查處安全隱患780起,共發出了隱患整改指令書96份,行政處理決定書47份,停產整改通知書45份,查獲案件45件,其中立案查處15件。

審計部門將整頓和規范財經秩序和惠民資金審計作為工作重點,全市完成審計項目116個,審計查出違紀違規資金15,382萬元,移送有關部門經濟案件線索1個,涉案人員3人。

市政府法制辦進一步清理行政審批事項,簡化審批程序,牽頭組織開展了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行為工作;市司法局開展了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的活動;市發改委在項目審批環節上,積極鼓勵和支持企業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產業項目;人民銀行市中心支行開展了反洗錢專項行動。

(十)各區縣結合本地實際組織開展各項專項整治取得成效

各區縣整規辦結合本地特點,在當地黨委、政府的領導下,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省、市政府部署的整規工作,積極組織本地區的行政執法部門開展了各種專項整治,取得了顯著成效。

榮縣共搗毀各種非法窩點25個,立案查處案件531件,查獲案件貨值133萬元,挽回經濟損失100萬元,查補稅款480萬元,已移送司法機關案件3件。富順縣共搗毀各種非法窩點12個,立案查處案件727件,查獲案件貨值2685萬元,挽回經濟損失118萬元,查補稅款303萬元。自流井區共搗毀各種非法窩點10個,立案查處案件196件,查獲案件貨值58萬元查補稅款484萬元。貢井區共搗毀窩點12個,立案查處案件104件,案值350萬元,挽回經濟損失55萬元,已移送司法機關案件6件,檢查機關批捕3人。大安區共搗毀各種非法窩點4個,立案查處案件126件,查獲案件金額265萬元,挽回經濟損失230萬元,查補稅款197萬元,已移送司法機關2人。沿灘區共搗毀非法窩點10個,立案查處案件66件,查獲案件貨值144萬元,挽回經濟損失126萬元。高新區共搗毀非法窩點5個,查獲各類案件141件。

三、進一步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市委宣傳部牽頭開展了“百城萬店無假貨”活動,并從對象、地域、內容、所有制性質四個方面進行了延伸;市經委開展了中小企業信用體系建設;人民銀行市中心支行大力推進企業和個人征信系統建設、開展信貸市場企業主體信用評級、拓展非銀行信用信息采集范圍;工商系統繼續完善企業信用分類監管,開展了“守合同重信用”活動;食品藥監、質監部門牽頭組織建立了全市食品安全信用體系;市房管局建立了中介機構從業人員執業行為信用體系及網上公示平臺;國稅局、地稅局開展了“依法誠信納稅”活動;司法局開展了法律服務隊伍誠信體系建設;成都海關辦事處開展了報關行業道德教育,建立誠信報關市場活動;農業局完善和細化了農資市場準入制度、完善農資領域誠信檔案與誠信評價制度;旅游局組織開展了“軍警民共建安全文明旅游景區”創建活動;衛生局規范了10余條衛生監督和管理制度,建立每年2次的衛生行政處罰案件評查制度,行政許可和審批事項公開制度,提高了衛生部門在社會的誠信度;供銷社開展了農資公司以及各基層供銷社網點“誠信經營,優質服務”活動。

市整規辦、市委宣傳部、市商務局(市貿促會)、市衛生局、成都海關辦事處、市國稅局、市地稅局、市工商局、市質監局、市廣電局、市食品藥品監管局、市物價局、人民銀行市中心支行(市外匯管理局)、市企業管理協會、市企業家協會、市中小企業聯合會、市保護消費者權益委員會聯合開展了2011年“誠信興商宣傳月”活動。

四、加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工作銜接,推動整規工作長效機制建設

我市各級行政執法機關、司法機關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整規辦、公安部、監察部《關于在行政執法中及時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見》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整規辦、公安部《關于加強行政執法機關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工作聯系的意見》。各級行政執法部門和檢察院、法院、公安等部門進一步建立和完善了行政執法部門與司法部門協作機制,聯系會議制度,公安經偵信息聯絡員制度,加強行政監察力度,確保行政執法與刑事執法相銜接工作落到實處。各級檢察機關主動深入到工商、煙草、鹽業、稅務等行政執法部門,深挖立案監督線索。全年共建議行政執法單位移送案件線索6件,均已立案偵查。

通過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各項工作的推進,有力地打擊了各種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行為。各級行政執法機關已移送司法機關查處33人;各級公安機關共抓獲經濟犯罪嫌疑人147人,刑事拘留79人,取保候審55人,逮捕25人,直接移送14人;各級檢察機關已批捕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案件17件22人(其中:合同詐騙11件12人,假冒注冊商標2件4人,虛開增值稅專業發票1件1人,生產銷售假藥1件2人,非法經營2件3人);各級法院已宣判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案件31件39人。

5月31日,由市整規辦、市檢察院聯合組織市級行政執法部門負責人到宜賓漢王監獄開展了預防職務犯罪警示教育活動。

五、加大宣傳力度,營造整規工作的良好氛圍

工商等部門開展了“3.15”宣傳咨詢活動;市整規辦、市知識產權局等部門聯合組織開展了知識產權宣傳月暨保護知識產權宣傳周活動;市食品安全協調委員會辦公室組織開展了食品安全宣傳月活動,并于今年5月正式開通了市食品安全信息網;質監部門組織開展了“農資打假下鄉”集中行動日的宣傳活動。

在市委宣傳部的精心組織下,我市各新聞媒體加大了宣傳報道力度。據不完全統計,1月至11月底,《日報》刊發稿件70篇,圖片10幅,開辟專欄1個——《消費和諧3.15特別報道》;《今日晚報》刊發稿件38篇,圖片15幅;以電臺《新聞時空》、《1009早新聞》和電視臺《新時空》、《鹽都播報》、《都市全接觸》、《走進生活》等欄目為龍頭,播發整頓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主要報道:廣播消息95條,廣播專稿7篇,廣播專訪4個,電視消息130條,電視專題14期,電視專訪5個。

六、開展調研,溝通信息

市整規辦組織開展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工作情況、保護知識產權工作情況的調研。通過調研,初步掌握了我市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和保護知識產權工作情況,分析了目前存在的問題,提出來進一步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和知識產權保護的工作思路。在調研基礎上,分別形成了《關于開展信用體系建設工作情況的報告》(自整規辦[2011]8號)和《關于開展保護知識產權工作情況的報告》(自整規辦[2011]8號),上報了省整規辦、市委、市政府,并印發給了各區縣和市整規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對推動我市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和知識產權保護工作起到了積極作用。

堅持定期召開聯系會議制度。每季度堅持分別召開了市級部門、區縣整規辦聯席會議,及時分階段總結工作經驗,安排部署整規工作,有力地推動了各項工作的完成。

堅持信息通報制度,加強信息溝通。各區縣、各部門及時將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情況報送市整規辦和通報相關部門,市整規辦針對不同時期的工作重點,對有針對性、具有典型意義的工作做法、案例等編發了31期《市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情況簡報》。

七、2008年工作思路

(一)指導思想。全市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工作要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堅持科學發展觀,為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著力關注和解決與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以及影響經濟健康運行和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標本兼治,著力治本,促進公平競爭、凈化市場環境,逐步在全市范圍內建立起規范有序的市場經濟秩序。

(二)突出重點,深化各項專項整治,鞏固專項整治成果。在國務院2008年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工作要點尚未出臺前,仍然按照國務院、省政府2011年部署的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知識產權保護、打擊商業欺詐、打擊傳銷、治理商業賄賂和反壟斷、農村市場、房地產市場秩序等專項整治為重點,各部門根據行業特點繼續開展專項整治。加強節日市場監管。

(三)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建立和完善企業生產、經營的質量管理體系及服務體系,使一批誠信經營、質量可靠的生產企業和經營企業成為市場的主體,完善市場監管體系,社會信用體系進一步完善。

(四)進一步加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繼續探索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的結合點和切入點,建立和完善各項工作制度和工作機制,使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制度化、規范化,加大打擊力度,違法犯罪的大、要案件得到嚴厲查處。

第3篇

一、經濟結構的調整對職業教育提出了新的更大的要求

教育作為社會延續和發展的工具,必然要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特別是要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作為與經濟密切相關的職業教育更是表現突出:一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影響著職業教育的專業設置、課程結構以及授課方式。從職業教育的發展情況來看,每個國家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職業教育的重點應是所處時期在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產業部門,也就是說職業教育的發展是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而轉移的,須與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的需求保持一致。二是技術結構的狀態制約著職業教育的層次結構。世界經濟發展情況表明,人才從勞動密集型產業流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和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與人才由第一產業流向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保持同步的趨勢,這就要求有與之相配套的教育結構來培養不同層次、不同類型、不同行業的技術人才。作為職業教育則應緊密根據產業結構的調整、就業結構的變化、技術結構的要求建立與之適應的層次結構,滿足生產管理第一線各類應用型人才的需求。針對我國經濟增長過程中長期存在的一些問題,如“經濟增長動力不足,自主創新能力不強,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矛盾突出,結構調整難度加大,就業壓力總體上持續增加和結構性用工短缺的矛盾并存”等,我們需要對形勢做一個冷靜而客觀的分析,并從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高度,提出我國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一攬子政策措施。

二、經濟結構的調整與職業教育的升級關鍵所在

經濟結構的調整要做好轉方式、調結構,關鍵是好字當頭,這是科學發展觀的題中之意,也是適應經濟發展形勢的迫切要求。因此我們要把產業升級作為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方向,突出重點,統籌兼顧,協調推進,通過產業升級促進結構調整,從而推動經濟平穩較快健康發展;要把技術創新和技術升級作為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有效路徑,以更大的決心和力度調結構、促轉變,把職業教育作為當前教育體系的重要環節來抓。而無論是重視創新職業教育還是加快產業升級,都必須著眼于職業教育發展的均衡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緊緊圍繞“好”字做文章,圍繞“優”字謀發展,從根本上做好產業技術工人的升級。

三、職業教育對經濟結構調整與發展的反作用

根據國外工業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像我國目前的生產技術水平,高級技術人員、中級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的比例應該是1:3:10。從實際情況看,大多數企業達不到這個比例,技術工人不但量少而且素質達不到要求。現實的生產過程中,由于一線勞動者職業素質的原因,影響新工藝、新技術實現轉換的現象屢見不鮮,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很明顯,職業教育通過提高勞動者的職業素質和技術水平可以加速生產技術的更新,通過培養適合經濟需求的各類人才可以為經濟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人力資源。 轉貼于

同時,加強經濟管理和提高經濟管理水平對于社會經濟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職業教育對經濟管理的作用表現為:既可以通過專業理論學習、技能培訓等方式加強已有的經濟管理者的素質,提高其管理水平,又可以為企業建立一支高素質的管理者隊伍提供人源。因為經濟管理者的來源一是從生產服務第一線的人員中提拔,這是職業教育的主要對象;二是通過包括高等職業教育在內的學校直接培養。職業教育還可通過對社會政治、文化、職業道德等因素的影響,進而對經濟發展產生間接作用。在現代化生產的條件下,只有人的素質全面提高,特別是勞動人員素質的提高,充分調動和發揮他們勞動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加速經濟的發展。

四、當前職業教育的改革道路

第4篇

在中國逐步淡出積極財政政策的背景下,中國財政支出的未來走向受到了廣泛的關注。目前財政政策的著力點,應在前幾年推進總量的基礎上轉向重視財政支出結構的優化,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財政政策拉動經濟增長的潛能。

一、內外學者對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

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學者關于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著不同的看法。Alchian、Demsetz(1972) 、Sowell(1980)、Kor?鄄mendi和 Meguire(1985)、Landnu(1986)、Grier和Tullock(1987)、Barro(1991)、 莊子銀、鄒薇(2003年)等人認為政府公共支出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的觀點。而Rubbinson(1977)利用相當大的跨國樣本數據得出,較大的政府規模通過降低特別是較窮、欠發達國家的“依賴性”,可以促進經濟增長,Ram(1986)、Devarajan、Swa?鄄roop 和Zou(1996)、馬栓友(2000)則認為政府公共支出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還有一些學者,Gemmell(1983)、Nelson 和Singh(1994)等認為政府公共支出與經濟增長不相關。

龔六堂、鄒恒甫(2001)通過建模和實證分析得出:政府的資本性支出的增長對經濟增長沒有統計學上的影響,經常支出可以促進經濟增長,而政府資本性支出與經常性支出的波動對經濟增長是負影響。在按照政府職能來討論不同類型公共支出項目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別得到了正相關、負相關、不相關等不同結論。

郭慶旺等人(2003)通過構建理論模型和經驗分析得出:政府公共支出總規模與經濟增長負相關,而政府公共支出中的生產性支出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生產性支出中人力資本的投資支出比物質資本的投資支出更能提高經濟增長率,科學研究的投資支出所帶來的經濟增長遠遠高于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投資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本文使用中國1978~2002年的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從實際來考察中國的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方向和程度,最后得出一些結論。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改革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1978~1992年的自發公共化階段;1993~1998年的自為公共化階段;1999年至今的自覺公共化階段。在不同的階段改革的目標不同,財政支出結構不同,因此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不同,從而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的意義也不同。

二、實證分析

(一)模型框架

為分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與財政支出結構的關系,本研究利用柯布道格斯生產函數進行估計。

其形式為:Y(t)=A(t)K(t)αL(t)βG1(t)γ…Gn(t)n,(1)

其中Y(t)為t 時期的產出,A(t)、K(t)、L(t)分別為t 時期的技術水平、物質資本存量和勞動力, G1(t) ,…,Gn(t)分別為t 時期的第一至第N種財政支出項目,α、β、γ…n為邊際產出彈性系數。

加入α+β+γ+…+n=1的約束,對方程(1)進行變換,即得到:

y(t)=A(t)k(t)αg1(t)γ…gn(t)n (2)

式中:y(t)=Y(t)/L(t),k(t)=K(t)/L(t),g1(t)= G1(t)/L(t), …,gn(t)= Gn(t)/L(t)分別為t時期按勞動者平均的真實GDP,按勞動者平均的物質資本,按勞動者平均的各項財政

支出項目。

方程(2)兩端同時取對數得到:

lny=lnA+αlnk+γlng1+…+nlngn (3)

(二)數據選取

在我國的統計數據中由于預算外支出結構數據不完整,且政府可支配性小,因此我們這里只研究預算內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本文試圖從政府財政支出的特定構成入手,以考察財政支出各項目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根據研究目的,把國家財政支出分為生產性財政支出和非生產性財政支出。生產性財政支出包括經濟建設費和社會文教費支出,非生產性財政支出用預算內財政總支出減去生產性財政支出。

本文選取1978~2002年的數據。在進行模型擬合時,用真實GDP(以1978年為基期)代表Y,真實物質資本存量(以1978年為基期)代表K,就業人數代表L。財政支出原始數據都按以1978年不變價計算的GDP平減指數進行調整,變成真實數據。其中,物質資本存量的數據沒有直接公布,所以引用陳志國在《中國公共資本存量和私人資本存量的估計與分析》一文中的數據。其余數據來源于財政年鑒,真實GDP可通過平減指數平減而得。

因此所使用的生產函數方程為:

lny=c(1)+c(2)lnk+c(3)lngc+c(4)lnge+c(5)lngn(4)

其中,y,k,gc,ge,gn分別表示按勞動者平均的GDP、物質資本、經濟建設支出、社會文教支出和非生產性支出。

(三)模型擬合

由于不同的財政政策下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具有不同的效用,因此除了做1978~2002年的擬合方程外,分別做了1978~1992年和1993~2002年的擬合方程,結果為:

注:括號內為顯著性水平,*表示顯著性水平不高于5%。

從這一組擬合方程可以看到:

1.三個方程的擬合精度都很高,說明按勞動者平均的GDP中的99%都能由按勞動者平均的物質資本、經濟建設支出、社會文教支出及非生產性財政支出解釋,只有幾乎1%的部分是由這幾項以外的其它因素決定的。

2.方程1中的經濟建設支出的系數不顯著。而在方程2和方程3中這一系數顯著,且都大于方程1的系數,方程3中的系數大于方程2中的系數。這說明在1992年及1998年實行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后,政府對經濟建設的財政支出是利于經濟增長的。

3.方程3中社會文教支出的系數不顯著,而方程2中這一系數顯著,且其絕對值大于方程3的系數。這說明1992年以后,社會文教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負影響減小,也即說明政府對社會的文教支出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4.從方程1的結果可以看到,非生產性財政支出的產出彈性系數分別為En=0.045636,與被解釋變量GDP呈正相關關系,而在方程2和方程3中其產出彈性系數均為負數,與被解釋變量GDP呈負相關關系.也即說明從短期來看,非生產性財政支出不利于經濟的增長,而從長期來看,非生產性財政支出有利于經濟的增長。

5.社會文教支出的產出彈性系數為Ee=-0.1998,與被解釋變量GDP呈現負相關關系。說明政府財政支出中用于社會文教費方面的支出不會促進經濟生產率的提高,相反會導致直接的經濟生產率減少,因為這是建立在時間序列數據分析上的結果,沒有考慮到各類財政支出對經濟所起的作用不是當期就實現的,都存在著一定的滯后期,有的滯后期可能會很長,例如教育投資,從開始投資到教育形成人力資本發生作用,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可能低估了社會文教費的產出彈性。可以看到,按勞動者平均的非生產性財政支出每增加1%,勞均GDP大致可以增加0.046%;勞均經濟建設支出每增加1%,勞均GDP可以增加0.032%;而每增加1%的勞均社會文教支出,勞均GDP就會減少0.2%。

6.從方程2和方程3中可以看出,1992年以后,經濟建設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增強,社會文教支出和非生產性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負影響減弱。仍然是經濟建設支出的顯著性最強,勞均經濟建設支出每增加1%,勞均GDP大致可以增加0.338%。

(四)結論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對財政支出結構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效用做一個總結。

第一,經濟建設支出與經濟增長存在著正相關關系。根據凱恩斯理論,這種購買性的財政支出對于國民收入的增長有倍數的促進作用。但是實際上并不可能存在著這種倍數增長的作用,因為政府的財政支出對于私人的支出存在著一定的擠出作用,從而不存在理論分析的那種結果。雖然實際上的財政支出并不能取得像凱恩斯乘數那樣的理論上的效用,但是在我國現階段政府的財政支出仍然對GDP的增長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從總體上說仍然是比較低的,需要政府財政支出的地方還有很多;我們的公用事業和基礎建設投資的需求還很大,在公共物品提供的數量和質量方面還存在著比較大的不足。所以,政府財政支出在基礎設施、基礎產業等方面還有一定的投入需要,而應該削減競爭性領域的基本建設投資規模,優化投資結構。

第5篇

1、國際政治經濟學引入體育發展研究的社會價值和意義

面對持續惡化的全球貧困狀況,一些國家居住著數百萬世界上最貧窮的人,沒有任何發展機會可言,需要根據具體環境采取具體措施,改善生活機會以促進世界和諧發展。體育對全球發展做出的貢獻,可以歸結為在國際援助和人道主義救援方面的努力。因此,為了縮小貧富差距,體育做出的任何貢獻都必須建立在更大范圍且堅持不懈的工作之上。在此廣泛借鑒國際例證,證明體育在幫助改善當今世界貧困人口的生活機會方面的潛力。

從非洲一些地區流向世界各地的運動員被比喻為一種強有力的國際貿易,其中肯尼亞和埃塞俄比亞運動員離開祖國,轉而效力一些石油大國,如雅加達和巴林等。這種對非洲足球人才的搶奪或許可以等同于不同殖民時期對非洲礦產資源的掠奪。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出力,而世界各地的富有國家獲利。對非洲運動員的搶奪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了,那時運動員被誘惑進入美國的大學,而如今,世界各地的石油大國直接從非洲購買優秀運動員,運動員的行動自由可能會導致國際田聯各成員國之間的利益沖突。在自由市場規則和資本主義背景下,個體的流動性在日益增加,這點毋庸置疑。但是運動員跨國流動原則不應該損害成員國的利益。作為政策回應,例如尼日利亞收緊了運動員出國簽證的條件,試圖以此阻止運動員的流失。

當前對體育和資本主義存在兩種觀點。其一是從體育發展的角度看待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可以視為當下人民和國家之間的一系列關系。體育是一種普遍信仰,體育同樣也是造成國家和人民之間矛盾的導火索。第二種看法是從歷史的角度看待體育和資本主義的關系。體育或許能夠給許多地方和人民帶來希望,但它同樣也可能成為歷史上對平等原則、公正和緩解貧困的工具。過去通過體育進行的干預工作還不足以實現上述任何一個可能性。

2009年初,國際社會想要努力理解新的金融危機的意義,它的起因、持續過程、結果及可能的解決方案。這場全球危機始于2007年夏天,由信貸緊縮拉開序幕,國際金融系統的崩坍也預示著國際力量平衡中可能出現巨大的改變。雖然這場金融危機始于美國,但權力平衡的變化給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帶來了進一步的挑戰,而這種意識形態至少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對西方有著廣泛的影響。美元的價值和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未來很可能取決于中國。有學者觀點認為,這些轉變是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面臨的最嚴峻的財政、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危機。

許多世界最貧困的國家繼續拒絕國際社會一次又一次提供的可持續性援助。體育歷來一直被當作人道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充分使用,是許多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運動員實現社會流動的可行方法。歷史上有關體育和資本主義的資料中有很多例子,證明歷史上的體育是如何發揮干預作用。在此對既有文獻成果進行回顧,在未來可能新世界秩序的背景下,用一種更有依據的方法對體育和國際發展進行描述性研究。發展面臨的真正挑戰是縮小貧富世界之間的差距,世界上最窮的人,生活在最底層的百萬人民,面臨著不可遏制的悲劇。筆者嘗試探討體育在這一消解世界貧困過程中起到的積極作用。

2、國際援助與緩解貧困:一個新的體育發展議程

第6篇

關鍵詞:公司治理結構;信息披露質量;深交所

中圖分類號:F27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309(2009)11-0016-03

一、引言

公司治理結構作為現代公司經營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直接影響到公司各個重大方面的決策和管理,其與信息披露質量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合理的公司治理結構能夠加強公司的內部控制,減少機會主義行為,降低信息不對稱。正確引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為,增加證券市場信息有效供給,這是高質量信息披露的制度保障。而真實、全面的信息披露又可以監督公司治理結構的不斷優化。因此,研究上市公司治理結構與信息披露質量之間的關系,對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質量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本文以信息披露質量為基點,從股權集中度、最終控制人屬性、獨立董事比例和高管人員持股比例4個方面對信息披露質量進行分析,為合理引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為與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供了經驗證據。

二、文獻回顧

(一)國外研究回顧

國外學者關于公司治理結構對信息披露質量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內部治理結構與自愿披露程度,或公司內部治理結構與強制披露程度的關系問題。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理論為研究公司治理與信息披露行為提供了理論框架,并提出采用管理層持股作為一種內在激勵機制以解決問題。Kaplan和Minton(1994)認為大股東持股能幫助減輕問題。Simon和Kar Shun Wong(2001)、Eng和Mak(2003)通過研究發現,獨立董事比例與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程度負相關。Sam Han(2005)的研究結果表明,信息披露質量與管理人持股比例負相關,與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正相關。可見,由于各個國家的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存在差別,得出的研究結論也不盡相同。

(二)國內研究回顧

國內學者分別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對公司治理結構與信息披露質量的關系進行研究。王秀麗(2003)、張國健(2003)等從總體上分析了公司治理結構對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但沒有對公司治理結構的各個屬性與信息披露質量的關系進行理論分析。王詠梅(2003)對股權集中度與自愿披露程度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股權集中度與自愿披露程度負相關。何衛東(2003)研究發現,與股權集中度低的公司相比,股權集中度高的公司,其規模較大、信息披露質量也較高。王斌,梁欣欣(2008)研究發現,提高獨立董事的比例從某種意義上有利于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質量。

三、理論分析與假設

本文在國內外研究的基礎上,以我國深市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公司治理結構對信息披露質量影響的實證研究。基于國內外已有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一)我國股權結構不合理,國家股所占比重過大,股權過于集中。學術界關于股權集中度對信息披露質量影響的研究結果存在差異,本文認為股權適度集中能夠克服股權分散的部分不足,有可能通過披露高質量的信息服務于公司整體戰略。因此,提出假設1:股權集中度越高的公司,信息披露質量也越高。

(二)我國國有股一股獨大的局面,導致國家控股公司的社會或政治目標甚至重于經濟目標,造成國有股控制主體事實上的缺位,信息披露過程缺乏有效監督。而控股股東為非國有股的公司有著更強的提高企業價值和盈利能力的追求,在經營上更具有靈活性,公司治理的效力更高,其高層管理者也面臨著更多的來自企業內部和市場的監督與激勵,迫使其進行更多的信息披露。因此,提出假設2:如果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為非國有股,則其信息披露質量較高。

(三)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獨立董事具有維護自身市場聲譽的動機去履行監督管理層職能,其在董事會中的比例越高,越能有效監督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更容易減少財務舞弊,確保信息的相關、可靠。因此,提出假設3:獨立董事比例與信息披露質量正相關。

(四)股權激勵政策是上市公司采取的一種允許高管人員持股的激勵方式。通過允許高管人員持有一定的股權使其利益與股東利益相一致,從而鼓勵高管人員更勤勉盡責地工作,進一步提高董事會的運作效率,強化對經理層的監督。高管人員持股比例較高,會使公司治理機制更加有效,公司也將傾向于披露更多的相關信息。因此,提出假設4:高管持股比例與信息披露質量正相關。

(五)上市公司資產負債比率越高,公司的財務風險也越大,受到社會方面的更多監督,其面臨的信息披露質量要求更高。因此,提出假設5:資產負債率與信息披露質量正相關。

(六)規模較大的上市公司容易成為市場上眾多投資者關注的焦點。為了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注意,其可能會進行更充分的信息披露,以樹立公司形象。規模越大的公司,更容易被公眾了解,其與外部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也更低,即公司規模與信息披露正相關。因此,提出假設6:上市公司的規模與信息披露質量正相關。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來源

以2007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對公司治理與信息披露質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為消除特殊行業對兩者關系的影響,在回歸過程中剔除了金融類公司、被ST、PT的公司以及數據不全的公司。本文的研究數據均來源于色諾芬數據庫(CCER)。

(二)變量選取

目前的研究對信息披露質量的衡量,主要采用3種方法:一是權威機構評分法;二是學者自己的評分;三是采用信息透明度。本文以深交所公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結果作為信息披露質量的衡量指標。

在國內外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從股權集中度、最終控制人屬性、獨立董事比例和高管人員持股比例4個方面,分析我國深市A股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對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對自變量的選取如下:選取公司前10位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作為衡量股權集中度的指標。除上述解釋變量外,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也有一定影響。

(三)模型設定

采用多元回歸分析方法,從股權集中度、最終控制人屬性、獨立董事比例和高管人員持股比例4個方面,對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與信息披露質量之間關系進行研究。采用的多元回歸模型如下:

DISCLOSUR =α0+α1 CR_10+α2 IDE +α3 IN_d+α4 HMP+α5i控制變量i+ε

五、實證結果及分析

使用SPSS13.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實證結果如下:

實證結果表明:股權集中度、最終控制人屬性、獨立董事比例、高管人員持股比例、資產負債率與信息披露質量正相關,但獨立董事比例與資產負債率對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不顯著,資產自然對數對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也不顯著。

六、結論

第一,股權集中度越高的公司,其信息披露質量也越高。這支持本文上述假設。

第二,國有控股企業信息披露程度較低,非國有控股企業信息披露程度較高。不同屬性最終控制人的經營目標不同:國有股一股獨大,使其社會或政治目標甚至重于經濟目標,導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內在動力缺乏;控股股東為非國有股的公司經營方式更為靈活,同時面臨更多企業內外部的監督和激勵,因此信息披露質量較高。

第三,高管人員持股比例較高,有利于提高信息披露質量。高管人員持股比例較高,導致其自身利益與中小股東利益趨同,為提高企業價值,其傾向于更多的信息披露。

第四,獨立董事持股比例與信息披露質量正相關,但不顯著。獨立董事比例越高,其對管理層的監督力度也越大,因此信息披露質量也越高,但研究結果并不顯著,可能是我國的獨立董事并未充分發揮作用的緣故。 (責任編輯:云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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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杜淑潔.公司治理結構與信息披露程度關系研究[D].東北大學,2005.

[3] 殷楓.公司治理結構和自愿性信息披露關系的實證研究[J].審計與經濟研究,2006,(03).

[4] 陳飛.上市公司治理結構與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實證研究[D].浙江大學,2006.

[5] 王躍堂等.董事會獨立性、股權集中與財務信息質量[J].會計研究,2008,(01).

第7篇

臺灣同胞絕大多數是祖國大陸沿海地區早期移民之后代,尤以閩粵兩省移民后代為主,其中福建省閩籍約占80%,福建人中又以漳州人與泉州人為主,形成臺灣早期以漳、泉籍為主的人口結構與社會結構特征。

要充分認識南臺灣社會結構特性與其政治傾向的社會歷史背景。了解與認識南臺灣社會與歷史的復雜性、多面性,是推進與南臺灣交流合作或兩岸南南交流與合作的重要基礎。南臺灣經濟結構特性決定了南臺灣不同的文化政治價值與認同。南臺灣的社會結構與歷史發展經驗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文化政治價值傾向。南臺灣的經濟產業特性與結構,決定了南部的階層結構與社會結構。高科技產業與現代服務業在北部,總部經濟在北部,吸引高級白領與企業精英也多集中在北部地區,也是南臺灣人口持續北流的主要原因之一。南部產業結構決定了就業者以社會中下層與藍領群體為主體。在當今國際政治視野下,南臺灣就有較為明顯的反精英意識,也有排斥北部的情緒,同時將這一反對投折射在反北部執政縣市與執政,也是“北藍南綠”政治結構改變的背景之一。

在族群分布上,北臺灣雖然仍以閩南人為主體,但相對較為多元,客家人與外省人比例顯著偏高,而南臺灣主要以閩南人為主,這成為南臺灣本土意識強烈的社會背景之一。在臺灣推動的,對中南部本土地主利益造成較大沖擊,導致這些大地主后代成為反或支持“”的一股重要力量。臺南基督教長老教會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提出臺灣自決與獨立,這也是南臺灣“”分裂勢力較為嚴重的另一歷史背景。

南臺灣以傳統產業與農業為主,高科技與現代金融服務業發展落后,造就南北不同的政治文化價值與政治認同。臺灣高科技企業主要集中北部地區,北部也是臺灣現代服務業集中地區,盡管10多年來臺灣當局有意推動南部高科技產業發展,如建立中部科學園區與南部科學園區,但仍未改變臺灣產業結構的總體布局。

充分認識兩岸經濟關系發展在南北臺灣利益分配與政經影響。在兩岸經貿關系發展的效益評估中,出現兩種極端現象:一方面,一些大陸學者過于強調兩岸經濟關系發展與經濟合作對臺灣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與積極意義,較少談可能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對資源、利益在不同區域與群體的分配影響;另一方面,臺灣綠營勢力則回避兩岸經濟關系發展與經濟合作對臺灣經濟社會的積極影響與貢獻,而是極力擴大負面影響,污名化。

第8篇

壁紙的體現情勢十分豐碩,為適應不同的空間、場合,不同的興致興致,不同的價錢檔次,壁紙 以有以下多品種型以供抉擇。因而壁紙是最有利于晉升審美品位、調理生涯情味、簡樸適用的室內裝潢產品。并且墻紙 能通過圖案、紋理、顏色的變更,達成無限的組合,施展奇特的裝潢后果。

墻紙行業競爭格式剖析

在我國壁紙市場中,以英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日本、韓國的產品居多,其市場占領率(銷售額)高達70%以上。依據考察發明,國外墻紙品牌價錢較高,重要占領了中高端市場。而海內壁紙品牌價錢絕對較低,重要占領了中低端市場。在成都的經銷商中,包含圣象 、歐雅、中鑫、柏頓、森博等,只要圣象沒有經銷高價位的壁紙,其余商家都觸及了低端壁紙范疇。

墻紙行業開展趨向剖析

(1)品牌抉擇多樣化,競爭強烈。因為中國壁紙行業處于再興階段,海內壁紙企業踴躍引用先進技巧,進步消耗質量,同時也與許多國外品牌如荷蘭、意大利、德國的壁紙企業協作,銷售世界知名品牌壁紙。因而可供消耗者抉擇的壁紙品牌更加豐碩。(2)良好的品牌,完美的效勞。因為墻紙市場的競爭強烈,各個商家也逐步意識到要維持競爭力須從品牌與效勞兩方面增強。消耗者在選購壁紙歷程中關注的效勞重要有壁紙的配送、退換、施工、活期檢討、保護頤養效勞,以及商家依據客戶的反應看法的改良等方面,這些方面都會影響消耗者對品牌的態度,因而要通過完美的效勞建立較好的品牌形象。

顧客需求特性剖析

墻紙逐步遭到家裝的喜愛

壁紙市場銷量之所以一直下跌,在于滿意了裝修作風和藝術特性的需求,隨著消耗者生死程度進步,對家庭裝修的作風等各方面的請求越來越高,壁紙的長處逐步浮現,能滿意消耗者的欲望,壁紙開端被越來越多的家庭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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