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1-12 12:42:2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產業管理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我國電視業將迎接哪些必然挑戰?
首先是總體規模過小和傳媒競爭過密的矛盾。就其數量而言，我國已跨入世界數一數二的電視大國行列，但決不意味著贏得電視強國的贊譽，相反生產關系不明晰、生產方式過于粗放、產出效益低下始終制約產業的市場化運作。二十世紀末全球100家大電視公司排行榜中，國內幾千家電視傳播機構只有中央電視臺一家入圍——且排名僅位于第57位，前20強全都被西方發達國家囊括。相對而言，中央電視臺當年總收入為4.95億美元，差不多只是排名第20位的意大利媒介設備公司(MEDIASET)當年財政收入的1／4，相距甚遠。
與此同時，中央臺和其他三級地方臺之間，無線電視和有線電視之間，電視與廣播、有紙傳媒、網絡傳媒之間(特別隨著潛在的有線傳輸網絡的多功能開發和因特網的立體介入)，都存在激烈的競爭。這是時展必然經歷過程，電視傳媒必須突出特色、適應變革才能順應未來要求。
第二，大眾傳播服從“分眾”傳播，廣播遭遇“窄播”，市場需求日趨復雜。當電視還是稀有品種時，中國電視采取條塊分割，四級混合覆蓋的方式進行傳播，除了當作政治任務轉播中央電視臺的部分節目外，同業間好象鐵路警察，各管一攤，玩好玩賴互不“過界”，受政策性因素制約，其他傳統媒體一般也不會與電視展開競爭。但是，電視技術成本趨降及傳輸手段的不斷完善，為當代電視機構急劇增加提供了可能，尤其為了追求投入的最大化產出而推廣的“一臺多頻道”經營，省級臺紛紛上星跨區域傳播等做法，加速了國內電視業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化速度，導致原來相對穩定的受眾市場和廣告市場遭受嚴重立體沖擊，這一速度明顯超過一個電視臺正常發展演變的經驗沉積周期，一慢一快間整個市場不再是以條塊分配，而是受控于以央視為龍頭的“第一世界”，以湖南衛視、浙江衛視等幾家為代表的“第二世界”和一大批舉棋不定的“第三世界”的全面作用，老地盤被打破，收視率成為劃分新疆域的標尺。
還有，傳統電視理念受到挑戰，管理動作體制亟待改善。“電視是一門藝術?還是一種娛樂方式?或者干脆就是一個信息平臺?”業內無休止的爭論反映不同類群對電視功能的理解，一定程度上它們反映了這一類傳媒在各個時期所擔負的不同歷史使命。指導我們從業者的“一維性傳——受”理論認為發生傳播關系的雙方一邊是傳播者，一邊是接受者，自然傳播者是主體，受者處于被動地位。這種基本理念奠定了許多國家的電視媒介基礎，也包括我國的規則設置。但隨著以圖文電視、交互式電視、網絡電視為外在表現形式的新信息技術革命的到來，一維理論開始被打破，次新型的互動式、多向式傳播引起注目，這是一種革命而不僅僅是變革。對此，各地電視臺進行了卓有建設意義的探索，廣電系統加強多樣性的體制改革嘗試，無論是從前的廳臺分設，還是臺局合一，有線無線合并，甚至有待嘗試的臺際聯合都在一定程度上順應產業發展的需要，但能否根本改善多數電視媒體難以解決的投入產出比不合理問題，會不會造成新的自立性削弱和“免疫不良”，都是日后突破的重點和難點。
相對于其他媒體而言，電視業相當于一艘搏在浪尖的巨型航船，高科技、高投入和使命感要求它的抉擇必須求穩求勝，不能隱含不確定因素。競爭與動力同在，挑戰與機遇并存。電視業如何化壓力為動力，更新觀念，轉換機制求得生存發展，關鍵也是唯一出路就是經營。
1、在觀念上樹立產業意識，堅持計劃調控與市場運作相結合。最進步的觀點認為：電視臺作為一個產業單位承擔雙重任務：既把持輿論導向，又擔負經濟創收職責，前者是使命，后者是手段，這兩個輪子一起轉動才能保證電視產品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良性產銷。
經營，即生產銷售的籌劃與管理。對于創造推廣一類特殊精神產品的電視臺而言，走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經營模式，就是堅持導向性宣傳報道上的計劃性與節目生產方式的市場導入。正確的導向作用應集中體現在重大宣傳活動或重大選題的組織上，同時也滲透在日常性的娛樂、服務節目，鼓舞民眾建立起正確的信仰觀、價值觀和消費觀，宣揚一切符合黨和國家、人民利益和有利于社會穩定、繁榮、進步的東西。我們時刻都追求這種傳播效益的最大化——說到底，就是在優化經營方式，創造出源源不斷的社會財富。所以堅持導向與緊抓經營兩者是統一的，個別主張非導向不抓或者有了經費再抓導向的做法，都是片面而危險的。[page_break]
1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基本含義和特點
1.1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基本含義。
(1)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與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功能。當代高新技術產業化實踐表明；一方面，市場機制是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的主要動力所在。這是高新技術產業化在世界各國經濟增長、國際競爭力提高、綜合國力增強和國家整體形象設計等方面能發揮并且正在發揮出巨大的能動作用和主體作用的基本條件；另一方面，要普遍和縱深推進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除了必須塑造企業行為主體外，還必須有政府相應功能的支撐與服務。這是高新技術產業化所以能對當代人類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產生變革性作用的必要條件。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所以能長期在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國際競爭中始終處于牢固的壟斷地位，與這些國家政府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有效的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說，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模式中對政府功能的作用尚有不少異議的話，而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領域，它們幾乎都作為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一個重要職能來實施。這表明，在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模式方面，發達國家的政府職能與傳統產業管理職能發生了巨大的分離，正在發生重要的調整。高新技術產業化對經濟增長、充分就業、抑制通貨膨脹和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等方面都發揮出了重要作用，并且這種作用還有進一步提高的趨勢。這是發達國家政府長期以來不懈地提高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重要啟示。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為例，其高技術產業的增加值已占整個制造業增加值的25%，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1996年7月，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提出的《為了國家的利益發展技術》報告中強調，技術進步是決定經濟能否持續增長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技術和知識的增加占生產率增長總要素的80%左右。由高技術產品的開發而形成的帶有高技術含量的服務業的出口額已占商品出口額的40%。1996年5月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確定，由歐盟部長理事會支持召開的“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中產業的競爭力——政府的作用”研討會，探討了高新技術產業化新經濟發展模式中政府功能及其政策問題。顯然，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競爭力，是強化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建設的基礎和核心所在。
發達國家新經濟實踐表明，強化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是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政府經濟功能轉型和創新的重要方向。一般而言，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促進功能的實現主要有三個途徑：一是政府本身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的直接參與行為，如把財政資源投入高新技術產業化中去。二是政府通過建立一系列優惠政策體系去推動、引導、促進、調整和規范全社會高新技術產業化中創新活動的持續、有序化發展。三是通過建立和完善高新技術公共基礎設施來提高國家對高新技術產業化的供給能力，提高科技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因此，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功能的形成和作用也相對復雜。這表明，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并不像傳統產業那樣簡單明了。
(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基本含義。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反映政府政策、法規、規劃與計劃等促進和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增長、扶持和規范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加快高新技術企業成長的競爭實力。它是指一定經濟體制下的政府經濟功能在高新技術產業管理中所表現出來的綜合競爭力。
國際經濟競爭的加劇和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知識經濟的迅速崛起，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問題提出的重要背景。
從理論淵源上分析，古典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和相對比較優勢理論是競爭力存在和作用的基礎。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一國綜合國力競爭優勢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功能的主要實施方式，因此，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就成為決定一國社會整體創新能力的重要內容。
從政府經濟學的觀點分析，政府經濟功能的發揮是彌補“市場失靈”的重要方式，是加快一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速度不可替代的力量。而政府功能的產生和發揮，除了政府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外，還必須輔之以產業政策。即從強化政府產業管理競爭力的角度，增強政府經濟功能對國民經濟作用的效果，盡量減少“政府功能失靈”。
從發展經濟學的觀點分析，發展中國家必須把消除“二元經濟結構”作為工業化發展的主要目標。這不僅使政府經濟功能的強化成為必然，而且使政府經濟功能的重點有了戰略性調整的必要。為此，必須把政府經濟功能集中在工業化發展的國際競爭力上，進而形成一套能促進政府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政府政策體系。
從世界經濟論壇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學院的觀點分析，一國國際競爭力取決于以下五種不同因素的組合：變革素、變革過程、環境、企業自信心、工業序位結構等。由此形成兩方面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競爭力，一方面是企業競爭力，另一方面是環境優化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環境優化競爭力成為制約企業競爭力、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因素。而環境優化競爭力又與政府經濟功能作用形成和效果密切相關。從發達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化實踐分析，要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功能的效果，必須以強化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為關鍵。
從理論上分析，一國或一地區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一國或地區高新技術產業規模、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能力與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效果之間的乘積。即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高新技術產業規模×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能力×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效果。
1.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特點分析。
(1)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強化和改善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的主要內容。
(2)決定和影響一國或一地區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有三個方面：
高新技術產業規模因素。這是影響一國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基本因素。一方面，只有在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后，國家政府才有對其實施產業管理的必要和可能；另一方面，高新技術產業規模的擴大，使其對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的貢獻提高，從而奠定了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必要性、主動性、積極性。
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能力因素。它主要包括：政府高新技術產業財政投入力度指標、政府高新技術研究與開發財政投入力度、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的政策扶持力度、高新技術產業政府管理機構設置和功能作用、高新技術產業市場行為主體利益矛盾的政府規范力度等。
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效果因素。其衡量指標主要包括：一是高新技術產業增長幅度指標；二是高新技術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支柱產業地位的形成和擴散程度指標；三是高新技術企業成長指標；四是高新技術企業規模化發展指標；五是高新技術產業對國家財政收入貢獻率指標；六是高新技術企業就業貢獻率指標；七是高新技術產業國際競爭力指標；八是高新技術產業在推動國民經濟產業結構調整中的帶動作用指標等。
(3)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雖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一定經濟體制的影響，但經濟體制變量對高新技術產業增長的影響只能限制在一定限度內。其主要原因如下：
高新技術研究與開發已由過去的單純企業化、個體化和小額化向目前的政府化、社會化和巨額化方向發展，尤其是政府高新技術研究與開發的投入規模與實力已成為決定高新技術產業化和知識經濟國際競爭的核心因素。這是在不同經濟體制下政府投入功能都能得到充實的體現。
高新技術產業化和知識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是技術重大創新和技術、知識在資源配置與利用中的功能成為主要決定力量。由于技術、知識與經濟體制、經濟制度的相關性極小，因此，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和知識經濟的發展一般與經濟體制因素關系并不特別密切。
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及其知識經濟發展中，經濟體制變量對其影響主要通過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方針、政策、措施、手段等體現出來，因此，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也成為經濟體制變革和制度創新的重要內容。
經濟體制對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政府行為的要求主要體現在如何重新認識政府在國家經濟職能中的作用，如何實現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政府功能的“最大化”和“最滿意化”。
(4)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提高一國產業素質的重要條件。首先，政府通過相對超前和富有戰略性的優惠政策體系對高新技術產業進行扶持，客觀上能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增長速度和規模；其次，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主要從國民經濟產業結構升級的戰略高度考慮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全局性問題，因此，對推動和加快國民經濟產業結構優化調整、高級化調整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再次，政府通過必要的、一定規模的高新技術研究與開發財政投入、高新技術企業投入等手段，能促進高新技術商品化、產業化和國際化進程，進而強化高新技術產業化能力；最后，政府通過制定一定的產業保護和產業開放政策等手段，可提高產業發展素質。
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目標和主要條件
2.1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目標體系：促進和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增長；扶持和規范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加快高新技術企業成長；刺激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改善和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化有效供給；建立和健全適應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的市場結構與市場體系；建立和強化具有自主開發能力和知識產權形式的高新技術產業體系；建立和完善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的企業家才能供給和研究與開發人才供給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和保障體系；保障國家經濟安全。
2.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條件。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既是一個多重目標體系，更是一個客觀過程。作為一個社會系統工程，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建設必須具有條件體系的支撐與服務。具體地，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條件有：
(1)國家規劃和戰略支撐條件。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計劃和戰略成為國民經濟中、長期發展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需求條件，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充分條件。
(2)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規模和實力條件。這主要要求高新技術產業的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化、高新技術產業的國際化、高新技術產業對財政貢獻率提高等條件。
(3)有效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和不足的條件。在市場結構改善、提供市場信息和改善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基礎設施條件等方面，發揮政府經濟功能的主體作用。從發展趨勢看，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必須針對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市場失靈”的可能方面。
(4)需求引導和刺激條件。引導和刺激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和創造相關需求既是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的主要支撐條件，又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形成和強化的基礎和核心。
(5)高新技術企業有序競爭條件。調和企業行為主體和居民戶行為主體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的利害沖突和利益矛盾，提高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法規監管能力和水平，進而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對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宏觀調控能力。
(6)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化整體能力條件。強化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化整體能力建設，實現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充分條件。
這是從根本上確保一國國家經濟安全的終極手段。
2.3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對傳統經濟體制下政府經濟功能的一種超越。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既是一個社會日益增長的最終產品和勞務供給能力的持續增長過程的方式，也是經濟管理體制、新興產業管理方式和體制的不斷調整、轉換和創新過程。由于高新技術產業化是一種新型生產力的載體，由于產業生命周期的作用，由于產業增長的國際因素影響，由于政府功能、作用的局限性，因此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對傳統經濟體制下政府功能轉換和創新的必然過程。
(1)提高政府產業管理競爭力是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創新的主要內容。
(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是對傳統經濟體制下政府功能形成和作用模式進行重大的轉換和創新。
(3)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必須把刺激和放大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作為關鍵。這既有助于縮短高新技術產業增長的起步階段周期，又能極大地加快重要高新技術產業的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化和戰略產業化發展進程。為此，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必須強化對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的引導和改善，進而使一定時期的產業供給結構和產業結構得以順利調整。即在產業不同的生命周期通過某種、某些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的創造和刺激，去調整高新技術產品市場價格，促進廠商調整生產方向，促進生產要素的重組，實現有限資源的優化配置。必須通過創造有效的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去引導社會總需求的變動方向，強化高新技術產業化在促進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等方面的功能，使高新技術產業化成為支撐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力量。
(4)強化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指導方針是，既要能消除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市場失靈”障礙，又要能強化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能力，進而提高社會整體高新技術產業化能力。
(5)建立和健全國家高新技術產業政策，促進政府產業政策的完善，并強化其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功能。這可通過形成以扶持高新技術產業化為重點的產業政策，實現對國民經濟的超前調節，提高國民經濟主要支柱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使國家或一地區能在某一或某些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形成國際競爭優勢。這是發展中國家構造國際競爭的后發優勢的關鍵。實踐表明，這既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功能轉換和創新的關鍵，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核心。
(6)形成有效的政府高新技術及其產品市場管理的新模式，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可持續發展。這方面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市場競爭環境的建設；二是市場競爭主體的塑造；三是政府與企業產權關系；四是政府對國有高新技術企業宏觀管理模式；五是對高新技術市場壟斷的管制和規范能力等。
(7)要創造全面提高社會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的動力機制。必須強調，長期以來，在政府經濟政策目標中，需求政策占據了絕對地位，而供給政策則被大大弱化了。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由于其資源構成和各種資源在高新技術產業化中的地位和權重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科技創新人才資源、創業人才資源和新型企業家人才資源等已成為高新技術產業化可持續發展的最主要決定因素。而這些新型要素在全球范圍內都是供不應求的。而且，在發達國家，由于高新技術產業化相對超前，因此，普遍存在著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不足問題，并且這些新型要素供不應求程度會更明顯。因此，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就成為發達國家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升的關鍵。
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的基本思路主要有：一是借助優惠政策條件體系來有效降低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風險；二是通過提高政府高新技術基礎設施供給規模來形成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的多元化機制。這都要求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要以控減高新技術產業化風險為基點。眾所周知，高風險是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顯著特征之一。因此，高風險是影響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風險控制就成為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重要目標。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風險控制方式主要有：一是為高新技術產業化提供稅收減免政策支持；二是政府財政直接投入戰略性關鍵高新技術及其產業，提高一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安全性；三是政府提供科技創業孵化條件體系，降低科技創業人才高新技術產業化成本和風險；四是提供政府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供給能力，加大高新技術產業化新型人才資源的供給水平；五是利用國際科技合作來分散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風險。
必須指出，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風險控制能力與一國政府財政收支能力直接相關，與該國高新技術產業在其國民經濟增長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關，與該國高新技術企業成長狀況相關，也與高新技術產業國際競爭力有關。因此，在新技術產業化的起步階段，可通過制定和實施一定的優惠政策，來提高政策高新技術產業化風險控制能力。這既能增強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政策導向功能，也能大大降低企業市場行為主體風險度，有助于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主體多元化機制的形成。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促進行為的不到位，由于受其國民經濟發展階段所限，其政府在高新技術產業化制度創新供給能力上與發達國家的存在著很大差距。這絲毫不比其與發達國家在技術創新供給能力上的差距小。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政府在提供高新技術產業化制度創新條件方面的認識不到位，它在這方面的供給職能存在著很大的缺陷。因此，為了縮短與發達國家在新經濟發展中的巨大差距，發展中國家政府必須從戰略高度重視高新技術產業化制度創新供給條件和行為建設的重要性，為高新技術產業化創造最佳的發展環境。而在高新技術產業化的起飛階段或成熟階段，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風險控制的手段也要進行全面調整和創新，不能再單純依賴于優惠政策條件，而要通過建立制度創新的比較優勢，來提高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控制效率。
因此，強化政府制度創新供給能力，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基礎條件。制度創新供給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基本功能。與其它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品種相比，制度創新供給的主要承擔者是政府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國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促進行為績效的高低和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高低很大程度上主要取決于其為高新技術產業化提供的制度創新條件。21世紀美國經濟優越的競爭優勢，與其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有巨大密切相關。一方面，而對新經濟競爭日趨激烈的世界背景，作為世界第一科技強國的美國也在及時調整其科技發展戰略和政策，如科技移民政策和降低國防R&D經費支出的政策等。國防R&D經費支出在美國科技投入中所占比例從20世紀90年代就呈現下降趨勢，由1990年的63%下降到目前的50%左右；另一方面，為了推動高技術產業化，美國政府積極為企業高新技術產業化創造有利的制度創新條件。如2000年聯邦政府放寬對人類胚胎細胞研究的限制。美國是一個宗教保守勢力較強的國家，政府經費一直被禁止用于有關人類胚胎細胞的研究。2000年，克林頓在其總統任期最后一年中終于取消了這項禁令。由于聯邦政府經費在醫學等基礎研究領域占有最大份額，大大推動美國在胚胎細胞方面的研究進程。為了加快電子商務發展，美國加強了相關法律環境的規范建設。2000年6月30日，克林頓總統簽署了《全球和國內商務之電子簽名法》，確認了電子簽名在簽訂合同、使用和存儲文件時的法律有效性，規范了電子商務的法律環境。這為電子商務發展創造非常有利條件，如該法案承認了電子商務網站中大量存在的格式合同的有效性。為了規范信息產業的發展，2000年5月，美國和歐盟達成了“信息安全港”的協議，使隱私權問題正式進入美國科技制度創新范圍。由于信息技術和電子商務使廠商獲得了強大的消費者私人資料收集能力，直接威脅到消費者個人隱私和利益，因此有必要對廠商進行相應約束。雖然美國企業界一直不愿加強隱私權保護，但美國政府還是力排眾議，對隱私權保護提供立法保障。這得到了HP等著名公司的積極支持。
(8)改善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干預水平。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全球化趨勢是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這使政府協調行為成為影響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各國政府加快本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預期和責任都非常強烈；另一方面，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不能脫離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大背景。因此，在經濟全球化中，國家政府必須在新型國際分工中獲得有利競爭地位，在技術、信息、管理、新產品和服務等配置競爭中處于主動。這要求政府必須對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實施適當干預。這要求國家政府產業政策的設計和操作的開放化要以培植本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競爭與合作機制優勢為關鍵，利用國際科技合作來提高有限科技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在此基礎上提高科技創新資源全球化配置能力。研究表明，發達國家產業全球化競爭能力是與其高新技術產業成長能力密切對應的。因此為了提高一國在產業全球化中的競爭能力，必須以提升高新技術產業國際競爭力為前提。為此，發達國家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干預功能不斷強化，主要表現在：一是制定和實施國家級中、長期經濟、科技和社會發展計劃，提高有限科技創新資源配置效率。這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爭先恐后地制定跨世紀科技發展戰略和計劃中有突出的表現；二是強化國家財政能力對研究與開發的扶持，引導社會科技投入規模和結構，提高社會科技投入供給水平；三是加大政府對知識和技術基礎設施的供給能力；完善科技創新環境和條件體系；四是實施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化財政政策，創造國內高新技術產業化有效需求，帶動國民經濟產業結構高級化調整；五是加大政府采購力度，扶持高新技術企業迅速長大；六是拓寬國際科技合作渠道，提高對全球科技創新資源的配置能力。
雖然我國各級政府有干預經濟的傳統，但這種傳統模式與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促進行為相差甚遠。①我國政府傳統的干預功能過多側重于行政功能，與市場經濟要求正好相反；②我國政府傳統的干預功能最突出地表現在組建國有企業，進入國民經濟諸多行業。而在新技術產業化中，政府能直接參與的行業是非常有限的，這使得我國政府傳統的經濟干預功能難以實施；③我國政府傳統的干預功能往往導致很多的投資失誤，導致重復建設。而在高新技術產業化中，如果國家干預導致了投資失誤，可能會從根本上擴大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周期，加大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成本，進而加大我國與發達國家高新技術產業競爭的國際差距。這比傳統經濟下我國政府干預失靈的危險要遠大得多；④我國政府傳統的干功能沒有與相應的制度創新有機結合。發達國家政府干預高新技術產業化，不僅有行政手段，還有與之相輔相成的法律手段。客觀上，在高新技術產業化的起步階段，高新技術產業化所需要的制度創新條件難以有效供給，此時借助行政手段的干預功能能彌補制度創新不足和滯后的缺陷。而在高新技術產業化進入到成長階段后，單憑行政手段所能實現的制度創新功能就十分有限，同時過多的行政手段可能導致新的制度瓶頸。因此，這需要通過法律手段來承擔全部制度創新功能。從我國情況分析，政府在干預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方面的功能還十分有限。實際上，現行公司法、投資法和稅法對高新技術創業的限制還很多。
收稿日期：2002-03-26
【參考文獻】
[1]科斯·羅納德.論生產的制度結構[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
[2]斯蒂格里茨.政府經濟學[M].春秋出版社，1988.
[3]楊俊一.制度變遷與管理創新[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4]蔡齊祥，鄧樹增.2001：高新技術產業管理[M].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1.
1物流園區發展現狀現代物流產業是在傳統物流產業的基礎上,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進行貨物存貯、交易、卸運的運作方式和管理機制,將運輸、倉儲、加工、整理、交通、信息等方面有機結合,形成完整的系統,從而使物流速度加快,準確率提高,庫存減少,成本降低,以此延伸和放大傳統物流的功能,為用戶提供多功能、一體化的綜合
隨著現代物流產業的不斷發展和更加先進的物流技術、管理經驗的引入,加之物流產業的發展所帶動的相關產業的發展,必然派生出更加旺盛的物流需求。物流園區的出現正是適應這種物流需求的增長趨勢并發揮其自身優勢,把現代物流帶入新的發展階段。
1.1物流園區的功能和作用物流園區是多家專業從事物流服務的企業和物流密集型工商企業在空間上集中布局的場所,是具有一定規模和綜合服務功能的物流節點。它依托于經濟發達地區的中心城市,位于大型交通樞紐附近,一般與兩種或兩種以上的交通運輸方式相連結。物流園區是基礎設施的一種。它在社會屬性上既有別于企業自用型的物流中心,又有別于公路、鐵路、港口等非競爭性基礎設施,是具有經濟開發性質的物流功能區域。物流園區的功能要根據園區選址位置的交通區位條件、物流需求構成、經濟發展狀況和相關政策環境來確定。一般而言,物流園區基本上是多功能的綜合型物流園區,至少應該具有儲存、流通加工、配送和一些專業性的物流相關功能。現代物流理念強調的是物流成本的最小化、物流服務的全程化和物流管理的標準化,物流園區作為現代物流產業的空間載體同樣具有相應的作用:
(1)發揮產業集群效應:物流園區是多家物流相關企業在空間和業務上的聚集,從而形成物流產業集群帶,實行規模經營,在一定服務水平上實現效益最大化。
(2)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物流園區的建立,將帶動運輸、建筑、生活服務、信息咨詢等相關產業的發展,使物流園區周圍形成相互協調的系統工程。
(3)減少物資流通環節:物流園區內部通過科學的整體規劃,考慮各種物流企業業務類型與相對地理位置的關系,進行合理布局,從而減少了物流在物流企業之間的交換距離,在園區內形成一個社會化的高效物流服務體系。
1.2物流園區的建設思路物流園區和經濟開發區、高新技術區、工業園區一樣都是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保障,但物流園區的選址、布局和規模都有別于其他園區,它主要考慮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物流成本和提高物流服務水平,從而獲得更多的“第三利潤”。物流園區建設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如何有效的規劃園區的建設進度、資源配置和人員管理,是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和難點。傳統的建設模式和管理方法雖然能夠從總體上把握建設項目,但仍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不能使整個建設過程達到最優化。建設項目比其他項目的持續時間長,其不同工作之間的相關性強,因此需要更加先進的管理思想和技術來支撐和引導。
2物流園區建設中的項目管理理念項目管理是充分考慮不同項目所具有的時效性和交付產品的唯一性原理,通過科學的計劃與控制,按時、按量、高效完成項目的管理方法
而物流園區的建設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工程項目從計劃到完成并進行控制的管理過程。把項目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到物流園區的建設中,不但能提高建設過程的效率,而且能更加合理的配置資源,從而降低園區建設成本。
2.1物流園區建設的組織結構規劃項目管理以目標的明確性、組織結構的靈活性、環境的適應性受到項目管理者和建設者的青睞,而其中又以組織的靈活性最為突出。物流園區的建設往往采用傳統職能型組織結構(如圖1所示)。這種組織結構常常缺少重點,每個職能單位都有自己的核心職能業務,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對項目的責任往往容易忽視,尤其是項目給單位帶來的利益不同時。因此這種組織結構在跨部門之間的合作時就顯得工作效率比較低。物流園區的建設過程周期較長,若按照傳統的組織結構,各部門之間的協調性不但得不到發揮,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有可能演變成阻礙工程進度的主要因素。在項目管理理念中,項目完成的基礎就是各部門能夠相互協調,責任明確。因此其組織結構主要為項目主體服務,以完成項目為最高目標。如圖2所示,項目型組織結構能使資源在項目中充分共享,項目經理協調各部門的項目職員,而項目職員又負責協調該項目與本部門核心業務之間的關系。這樣就能解決不同部門的協調問題,從而提高決策系統的反應能力,提高業務部門的協調配合能力。
2.2物流園區建設的工作細分和責任分配物流園區的規劃建設工作紛繁復雜,對于管理者而言就需要分別在宏觀和微觀上有整體的把握。項目管理思想中,運用WBS(WorkBreakdownStructure)圖將項目分解成相對獨立、內容單一、易于成本核算與檢查的工作單元,從而以此為基礎進行進度計劃、資源分配和費用預算。建設物流園區的工作細分原則可按照最后所交付的成果進行。上層以物流園區建設最終可交付成果為向導進行分類,下層進一步細分各項工作,直到最下層工作能夠進行單獨人員和物資配置以及成本預算為止。為了方便各項工作之間的信息交換,利用編碼技術對WBS圖中的工作進行統一編碼,由高層向下層用多位碼編排,使每項工作都在整個項目中有唯一編碼。物流園區建設項目的紛繁復雜程度也使項目中權力和責任的分配顯得尤其重要。權責分明才能保證組織結構發揮優勢,保證工作按期、按質、按量完成。運用項目管理理念中責任分配矩陣表來確定各項工作各個部門的權力和責任分配這樣一來,物流園區建設過程中各項工作都能找到主要負責人和需要配合的部門,質量監督部門也能根據工作和責任分配表對建設質量進行控制。超級秘書網
3結語
將項目管理理念引入物流園區建設,并進行組織結構確立、工作結構細分和責任分配,基本完成了物流園區建設的總體規劃,使物流園區建設能夠按時、有序地進行(部門之間協調配合、工程進度按時完成和建設質量有效控制等)。然而物流園區建設過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隨著外界條件的不斷變化(如天氣影響、人動等因素的影響),所制定的組織結構、工作細分和責任分配也會隨之變化。所以物流園區建設的管理過程也是一個動態的調整過程,需要根據外界條件的反饋進行不斷滾動修正和完善。
參考文獻:
[1]王戰權.物流園區規劃方法研究[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
[2]戚安邦.項目管理學[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產業內貿易指一個國家在出口的同時又進口某種同類產品。這里的同類產品是指按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至少前3位數相同的產品，即至少屬于同類同章同組的商品。衡量產業內貿易水平最具權威的是勞埃德—格魯貝爾指數（GL）指數，公式如下：Bi=1-(Xi-Mi)/（Xi+Mi）其中Bi表示一國i產業的產業內貿易指數，Xi為產業的出口值，Mi為產業的進口值。據1978年資料，工業化國家的平均GL指數為52.8%，新興工業化國家為43.04%非新興工業化國家為25.87%。由此可見，GL指數與經濟發展水平相聯系，隨著各國經濟的發展，GL指數將逐步上升，產業內貿易正在取代產業間貿易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大趨勢。
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飛速，出口額世界排名由1980年的第26位上升為2002年的第5位，在出口額構成比重中，產業內貿易所占比重穩步上升，由1992年的38.49%上升到1999年的53.64%，這正符合國際貿易的發展趨勢。可見，作為發展中國家要真正有效地參與國際經濟循環，加快本國經濟發展，必然要加入到產業內貿易的大潮流中來。產業內貿易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水平和經濟增長的標志。產業內貿易水平就是衡量一國外貿競爭力的標志。筆者認為，分析產業內貿易對提高一國外貿競爭力的作用應從產業內貿易的產生出發，而不能籠統地認為所有類型的產業內貿易都能有效地提高一國的外貿競爭力。
產業內貿易的產生
產業內貿易產生的原因是產品差異和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
水平差異產品的產業內貿易
林德的“需求偏好相似說”認為產業內貿易多在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國家之間進行，這些國家居民的收入水平相似，對產品的需求結構相似。這些國家生產同類的產品，這些同類的產品具有一些相同的屬性，但這些屬性的不同組合會使商品產生水平差異，這些國家居民的多樣化需求對同類產品中的水平差異產生不同的需求，同類產品之間的國際貿易得以產生。
垂直差異產品的產業內貿易
垂直差異，指產品質量上的差異。消費者對商品檔次的需求是有差異的。不僅國家之間存在這種差異，一個國家內部也存在這種差異。這種差異又主要取決于個人的收入差異，收入高的消費者偏好高檔商品，而收入低的消費者偏好低檔產品，為了滿足不同層次的需求，就會出現高收入國家進口中低檔產品和低收入國家進口高檔商品的產業內貿易。
技術差異產品的產業內貿易
技術差異產品推動產業內貿易產生的基礎是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先進的工業國技術水平高，不斷推出新產品，而技術后進國家則主要生產已經標準化了，技術含量低的產品，這樣，處于不同產品生命周期的同類產品就會產生產業內貿易。
跨國公司的水平一體化投資產生的產業內貿易
所謂水平一體化投資，是指跨國公司在經濟發展和市場規模相似的國家進行類似的生產經營活動，也就是說，跨國公司在母國和東道國之間進行平行分工，東道國在進行生產經營活動時，從母國獲得相同或相近的生產技術，從事整個產業鏈的生產活動，由于同類產品的差異性和消費者偏好的多樣性，母國和東道國在同類產品上進行貿易，因此跨國公司的水平一體化投資也是產業內貿易的重要來源之一。
跨國公司的垂直一體化投資產生的產業內貿易
垂直一體化投資是指跨國公司在母國和東道國之間實行縱向分工，母國從事產業鏈中的關鍵環節，一般是知識密集型的生產活動；而東道國則從事產業鏈中附加值低的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活動。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資源稟賦有所不同，這種垂直一體化投資方式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典型投資方式。
產業內貿易對提高我國外貿競爭力的適用性
產業內貿易指數以及它的增加值反映了一國在面臨廣闊的國際市場時快速調整自身生產的能力，由此可見，提高產業內貿易水平，是發展中國家提高外貿競爭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否任何一種類型的產業內貿易都會有效地提高一國的外貿競爭力卻是值得商榷的問題。
差異產品產生的產業內貿易與外貿競爭力
對我國而言，目前在經濟發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技術水平上與發達國家有一定差距，因此差異產品的產業內貿易主要是由垂直差異產品和技術差異產品產生的，我們知道，作為技術后進的國家，在產品生命周期的鏈條上，我們只能等某種產品被先進工業國推出后，待技術成熟，生產漸趨標準化后才利用本國勞動力資源優勢進行生產，這時該產品早已從技術密集型轉為勞動密集型。而生產該種產品的技術也早已不具有壟斷優勢。進行標準化產品生產的技術后進國家僅僅是憑借自己的勞動力優勢在貿易中分得“一杯羹”（較少的利潤），而此時，那些先進的工業國不再生產該項產品，取而代之為向這些后進國家進口。他們把大量地經費投到新產品的研發上，期待在推出的新產品上獲得高額的利潤。由此看來，技術差異產品推動的產業內貿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決我國的勞動力就業問題，提高現有的工業技術水平，增加貿易利益，但卻無法使我國獲得壟斷性技術優勢，因而在提高我國外貿競爭力上作用有限。同樣，在垂直差異產品的產業內貿易中，多數是高收入國家中的低收入居民對我國同類產品中的低端產品產生進口需求，而我國高收入居民對高收入國家同類產品中的高端產品產生進口需求。因此，這種類型的產業內貿易拉動的仍然是我國附加值低，技術含量不高的產品的出口，這對于改善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提高我國的外貿競爭力并沒有太大的裨益。
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產生的產業內貿易與我國的外貿競爭力
如前所敘，跨國公司在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傾向于采取垂直一體化投資方式。即在總部和海外工廠之間進行縱向分工，為了保持技術優勢，跨國公司把產業鏈中高附加值環節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東道國只能從事產業鏈中低附加值環節的生產活動。在貿易實踐中，常常體現為東道國從母國輸入零部件和中間產品，加工后輸往母公司和其他子公司。這種產業內貿易也不能有效地提高一國的外貿競爭力。因為在技術含量低的產業鏈環節上，我國只能變相地收取一點加工費。這在中國的突出表現就是加工貿易比重的迅速提高。從短期看，加工貿易固然可以增加我國的貿易利益，但從長期看，這種兩頭在外的貿易形式，對前后產業的帶動作用很小，對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不大。但如果是跨國公司的水平一體化投資，如前所述，由于東道國從事的不是產業鏈中低附加值環節的生產，而是整個產業鏈的生產，東道國就可以在這種平行分工中獲得規模經濟、吸收來自母國的先進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這對促進東道國的產業升級將起到積極的作用。因此，與垂直一體化投資相比，水平一體化投資引起的產業內貿易可作為一國外貿競爭力提高的標志。
擴大水平型產業內貿易提高我國的外貿競爭力
積極進行產業升級，重視發展高新技術，把發展高新技術與勞動力資源優勢這兩個因素很好地結合起來。我國與發達國家間的水平型產業內貿易之所以沒有發展起來，根本原因在于我國的高新技術發展相對滯后，無法同發達國家在技術含量高的產品上形成水平分工。跨國公司之所以不對我國進行水平一體化投資，原因也在于此。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競爭優勢不在技術水平上，而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上。因此，一貫以來我國的傳統貿易模式是以產業間貿易為主，即在資源稟賦基礎上實行分工，我國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從發達國家進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誠然，為了解決就業壓力問題，我們必須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現階段，我國的產業結構仍需以勞動密集型為主。但從長期來看，致力于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在某些領域形成壟斷性技術優勢卻是勢在必行。因為只有我國的技術水平有了長足進展，我們才能與發達國家進行水平型產業內貿易。
改善商品結構，實現產業內貿易的升級。用錢納里和泰勒對產業發展三分階段劃分的概念來描述我國現有的產業發展水平，我國的產業正處在早期階段向中期階段過渡，并兼有向后期發展的特征。這種產業結構對水平型產業內貿易發展的約束主要表現在商品結構的低層次上。根據有關部門統計資料，雖然現在工業制成品在商品出口總額中的比重已遠遠超過初級產品，但制成品中高附加值、高技術、深加工的重化學工業產品、機電產品所占比重甚小，而粗加工、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居多。可見，這種出口商品結構與水平型產業內貿易要求的產品特征相去甚遠。要改善我國現有出口商品結構，就必須在某些戰略性領域趕超，形成有中國獨特優勢的高新技術產業，同時要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提高生產技術，改進工藝流程，實現注重產品質量和技術的內涵型擴張，逐步實現產業結構符合水平型產業內貿易的要求，最終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參考資料：
有資料表明，美國每年的動畫產品和衍生產品的產值達50多億美元。日本的動漫產業已成為日本的第三大產業，其動畫片、動漫書刊和電子游戲的商業組合年營業額超過90億美元。面對這樣巨大的市場空間和利潤空間，作為文化產業重要組成部分的出版業不會漠然視之。去年，在安徽合肥舉辦的首屆中國國際動漫產業交易會上，眾位出版界大佬們的聯袂出席顯示了出版集團進軍動漫產業的雄心。此后數月時間里，許多集團的動漫產業計劃陸續浮出水面。
出版集團迎來動漫時代？
今年9月，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將成立動漫中心，這是鳳凰集團2008年年度計劃中搭建的4個平臺之一。據集團出版部主任佘江濤介紹，新的動漫中心將以江蘇少兒出版社為依托。中心雖然沒有正式掛牌，但一些項目已經在積極運作之中了。廣東出版集團也在籌備成立新媒體出版中心。據中心負責人黃彥輝介紹，新的機構除了涉足數字出版、網絡出版之外，動漫出版也將成為其核心的板塊。據悉，由吉林出版集團、吉林電子社、吉林音像社聯合組建的動漫公司，今年上半年已注冊成立。
此外，一些集團還與其他機構合作成立動漫公司。由安徽出版集團和上海城漫漫畫有限公司等5家單位聯合出資成立的時代漫游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已于今年6月誕生，安徽出版集團為控股股東。新成立的時代漫游是中國國際動漫產業交易會的具體執行單位，也是新聞出版總署重點扶持的國家級動漫出版基地。
山東出版集團與湖南宏夢卡通傳播有限公司共同投資成立的大規模的動漫股份公司，今年也將浮出水面。有消息表明，江西出版集團和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在動漫產業建設上也將有大的動作。在此之前，湖北長江出版集團與湖北海豚卡通有限公司共同投資成立的海豚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紀出版集團與日本OAKS株式會社等單位共同投資組建的上海世紀華創文化形象管理有限公司，已經在業內廣為人知。最近有傳聞，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停刊幾年的動漫雜志《北京卡通》正在籌劃復刊。
出版集團要實現出版的縱深發展，動漫產業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2006年，國務院《關于推動我國動漫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2007年，新聞出版總署推動動漫產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又公布了鼓勵原創動漫發展的項目名單。政府的一系列支持與推動使出版集團投資動漫產業水到渠成。但因此就斷言出版集團進入動漫時代還為時過早。不管怎樣，這些占據全國出版業半壁江山的出版集團，從河邊試水到逐步邁向深水區，對于推動我國動漫產業的發展將產生良好的集群效應。
術業有專攻圖書是最大的贏利點
創作動漫形象、出版圖書刊物、制作動畫片和網絡游戲、開發玩具和服裝等衍生品，在動漫產業鏈的各個環節中，出版單位目前的主要贏利點還在動漫圖書環節，圖書出版也是各集團在規劃未來動漫產業時的重要板塊。
在動漫圖書出版領域中，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安徽出版集團。集團下屬的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的大型原創動畫片《虹貓藍兔七俠傳》的同名抓幀圖書，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創造了1600萬冊的銷售奇跡。今年上半年，作為集團動漫圖書的重點出版社和漫游公司的股東之一，安少社將動漫出版作為工作重點。據社長劉玉英介紹，安少社將常抓動漫品牌圖書出版工程，建立動漫圖書品牌群，將穩定動漫圖書細分市場的優勢地位作為出版社發展戰略的新思路。僅今年上半年,安少社就推出了4種動漫圖書，分別是“虹貓藍兔”品牌的續集《虹貓仗劍走天涯》、央視首部大型奧運主題動畫同名圖書《福娃五連環》、《小卓瑪》、《憨八龜》，其中3套動漫書的同名動畫片在央視少兒頻道熱播。此外，繼去年成功推出電影版《變形金剛》系列圖書后，下半年，安少社還將再次聯手美國孩之寶公司，推出其最新動畫版《變形金剛》的15冊同名圖書。同時，還將和北京中卡世紀公司、時代漫游共同合作出版365集大型原創動畫節目《霹霹樂翻天》的同名動漫圖書。
據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總裁陳昕介紹，今年10月，由上海世紀華創文化公司制作的52集動畫片《金甲戰士》將在全國播映，這是我國第一部面向少年兒童、以3D技術制作、以環境保護為主題的原創動畫片。屆時，與動畫片同名的動漫圖書也將同期推出。從2007年至今，鳳凰集團蘇少社的《中華小子》動漫圖書已經取得了12萬冊銷售業績。據佘江濤介紹，為了實現動漫圖書出版的可持續發展，鳳凰集團還搶先一步和擁有五十多年歷史的上海美術制片廠合作，購買了其建國以來拍攝的二十多部優秀動畫片的圖書版權。吉林出版集團總經理助理逄春耕表示，吉林出版集團動漫公司有意與臺灣漫畫家敖幼祥合作出版其無厘頭搞笑漫畫《烏龍院》新系列。
圖書出版既是出版集團的主業，也是其長項。以出版為龍頭帶動動漫產業鏈的發展體現了“術有專攻”的原則。在分工越來越細致，競爭充分的市場中，只有在自己最熟悉的領域施展拳腳，才能實現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
原創依然是軟肋
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動漫形象是打造動漫產業鏈的基礎，也是帶動動漫產業完整和可持續性發展的重要條件。動漫圖書發展雖然迅猛，但是以出版單位原創的動漫形象創作的圖書卻乏善可陳。動漫圖書題材主要以國產動畫片的同名抓幀圖書為主，其次占據相當比重的是引進港臺地區和日本等國的動漫圖書，有限的幾本原創動漫圖書也大多是和其他機構合作的產品。原創作品缺乏，過于依賴動畫片，這是目前出版集團發展動漫產業的軟肋，也是將來圖謀進一步發展的硬傷。
動漫原創出版的缺失一方面來自經濟利益的驅使。與我國動漫圖書市場的不成熟相反，我國的動漫愛好者在多年前就受到來自日韓這些成熟動漫市場的盜版圖書的熏陶，已經有了相當的欣賞品位。而引進經過國外市場檢驗的產品，市場風險相對就小。
此外，電視的受眾和傳播的速度遠大于圖書，有熱播的動畫片在前面投石問路，出版影視同期書可以規避一些不可預知的市場風險。許多有識之士認為，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先動后漫”不符合動漫產業的發展規律。但是“存在即合理”，這也算是動漫產業的中國特色了。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動漫研究室主任王飚認為，動畫片的收購價很低，大部分國產動畫片的生存狀況不容樂觀，并不是在電視臺播出的動畫片都能帶來很大的輻射作用。將動畫片轉化為圖書，本身也有很高的成本，如版權、印刷、市場推廣等，如果不加甄別，盲目跟風，出版風險也不小。
影響出版單位進行動漫原創的另一個因素來自于創作實力。動漫形象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元素。《蜘蛛俠》是美國超級英雄主義精神的體現，宮崎峻的作品代表了日本動漫靈異奇幻的風格，《風云》則是香港地區武俠動漫的代表。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相比，內地的動漫圖書的策劃人、編輯、作者在創作觀念上還落于人后，我們的原創動漫遠沒有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
向產業鏈延伸
在重點落實動漫圖書出版的同時，一些出版集團根據各自的優勢，在產業鏈的延伸方面也開始了積極的嘗試，以獲得更豐碩的回報。據蘇少社社長吳星飛介紹，鳳凰集團已經獲得了“變形金剛”等共16類紙質周邊產品的出版權，同時還獲得了迪斯尼卡通形象授權和周邊產品的開發權。此外，鳳凰集團除了出版《中華小子》圖書外，還將《中華小子》的衍生品權納入囊中。同時，一本原創動漫雜志也在醞釀之中。
陳昕認為，只有在動畫片播出后才可能形成動漫的衍生產品，實現動漫產業鏈的發展。他介紹，《金甲戰士》在進行設計時從動漫產業鏈的角度出發，在人物塑造、武器設置上，充分考慮到衍生品的市場。52集故事共涉及50多個人物形象，100多種玩具，都有可能成為動畫片的衍生品。據稱，《金甲戰士》的授權產品零售市值至少要做到30個億，有香港企業已投入3000萬元制作其衍生品。而上海世紀的少兒社、音像社等也會介入相關延伸產品的出版。
早在2007年，徽版集團就和上海城漫漫畫公司合作，開拓了《鬼吹燈》漫畫、動畫、游戲、電影、廣播劇、電子書、手機漫畫、FLASH、周邊玩具、主題展覽等多個領域。據了解，新成立的時代漫游公司業務主要包括動漫圖書營銷與版權合作、動漫品牌授權與渠道建設、動漫手機媒體運營、動漫周邊產品開發等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吉林出版集團也正在和長春影視集團合作制作“烏龍院”的動畫片。
小心翼翼謹慎前行
動漫產業投資高、風險大，雖然前景看好，但出版集團在投資上也都表現出了相對謹慎的態度。
一、立足單一國家視角的產業結構理論
（一）產業結構的內部構造及其共同演化趨勢
相關的理論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歸納，主要包括由歐美學者從廣義的兩種方法出發提出的兩類不同理論模型。一種方法是使用若干國家間的橫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從統計分析上確認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化之間的某些普遍聯系；另一種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條件與經濟制度相似的一批國家的歷史經驗，探索能夠說明其結構變化過程的一些特殊理論。（注：約翰·伊特韋爾：《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四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頁。）在這兩種方法基礎上提出的兩類模型都以單個國家為分析單位和對象，著重點在一國內的產業結構變動（注：對此，庫茲涅茨曾有明確的說明。參見：西蒙·庫茲涅茨：《現代經濟增長》，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頁。）。影響一國結構變動的某些因素作為外部環境，即僅存在外界環境因素對國內結構變動的影響，而不存在反向作用。盡管這兩類理論模型迄今仍在不斷地豐富和完善，但始終沒有突破單一國家的研究視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從第一種方法出發作了開拓性研究，該研究成果被稱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論模型采用費希爾（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產業分類，研究了人均國民收入變動和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轉移趨向的內在關聯。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則對工業結構演變規律和發展階段作了開創性研究，提出了消費資料工業凈產值與資本資料工業凈產值之比在工業化進程中是持續下降的所謂“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開創了現代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先河，但理論模型過于簡單和不夠成熟。為此，西蒙·庫茲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錢納里等（1975、1986）在不斷改進第一種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發展了的理論模型。
西蒙·庫茲涅茨從經濟增長總量出發，對50多個國家的截面數據和長期歷史數據作了統計回歸，考察了結構變動在不同總量增長時點上的狀態。此后，霍利斯·錢納里等則更多地采用投入——產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經濟計量模型，將分析樣本進一步擴展到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形成了用途較為廣泛的結構轉變分析方法。綜合起來他們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勞動力和產值指標等，對人均收入和三次產業變動間關系作了徹底的考察和驗證；2、深入到工業和服務業內部，對其結構變動作了細致分析；3、研究了影響結構變動的三組因素，即國內需求、對外貿易和生產技術水平及其變量；4、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結構變動差異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的國際性傳播；5、通過結構轉變不同階段中不同部門和因素對增長貢獻相對重要性的研究，對結構轉變作了動態分析；6、通過若干國家多部門模型的比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間型和內向型三種發展模式，考察了戰略、政策等因素和結構轉變之間的聯系等。
從廣義第一種方法出發的理論研究，在不斷豐富和完善中揭示了產業結構變動的“標準形式”。同時，也出現了從廣義第二種方法出發的一些產業結構變動的特殊理論。其中，阿瑟·劉易斯（1954）的二元結構模型和W·W·羅斯托提出的經濟成長階段和主導產業理論最具影響力。劉易斯的二元結構模型通過三個基本假定和把發展中國家經濟劃分為兩大部門，研究了二元結構轉變為一元結構的進程和途徑。該模型在形式上雖表現為勞動力的流動，但實際上是通過對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的假設，涉及到整個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的轉變，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現實的假設基礎上的一種努力。羅斯托則以非總量的部門分析方法，試圖把握住在經濟成長中所依賴的一些特殊部門所起作用的動態力量。為此，不僅按技術標準提出經濟成長的六階段論，而且對推動階段演進起決定作用的主導部門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產業間的擴散效應作了規范解釋。此外，羅斯托曾提出一些發人深思的命題。例如，已從另外角度意識到并主張，研究單位應由國家改為相互關聯的貿易地區，并放到世界經濟整體中去加以考察。（注：G·M邁耶：《發展經濟學的先驅》，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頁。）
歐美學者提出的兩類理論模型，盡管各自理論研究的思路和側重的角度不同，但他們研究的基本傾向和主線從總體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國家”為分析單位，著重點在一國內的產業結構變動，都以若干國家為分析樣本，通過國別間比較研究，考察產業結構演進的一般標準形式和共同演化趨勢。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兩類模型在實際應用時可以互補、而非對立物。
（二）產業結構變動與周邊國家或世界相關聯
歐美學者的產業結構研究及提出的理論模型具有一般意義，形成該研究領域的主流。但作為應用經濟理論，各國在實踐中會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論概括。戰后以來，一些日本學者除了對歐美學者提出的有關理論模型作出修正和補充（鹽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國情，逐步發展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產業結構理論。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動態比較費用論”，其核心思想在于強調：后起國的幼稚產業經過扶持，其產品的比較成本是可以轉化的，原來處于劣勢的產品有可能轉化為優勢產品，即形成動態比較優勢。由于該理論畢竟與國際貿易理論密切相關，因而只能成為戰后日本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起點。特別是在實踐中，具體是通過什么途徑來實現的？一些日本學者提出各種理論假設和模型，（注：例如，佐貫利雄（1981）曾提出“戰略產業領先增長論”等，參見：佐貫利雄：《產業結構》，日本經濟新聞社1981年版，第25頁。）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產業發展“雁行形態論”。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戰前研究日本棉紡工業史后提出“雁行形態論”最初的基本模型，戰后與小島清（1973）等人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該理論假說，用三個相聯系的模型闡明其完整內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國特定產業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個階段構成。即：進口國內生產（進口替代）出口（后又擴展為五階段，加上“成熟”和“返進口”兩個階段）；模型2（變型Ⅰ）：國內各產業生命周期均經過上述各階段，但次序由消費資料生產轉向生產資料生產，或由輕工業轉向重化工業，進而轉向技術密集型產業；模型3（變型Ⅱ）：隨比較優勢動態變化，通過直接投資等方式在國際間出現產業轉移，東亞的后起國追趕先行國進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條件的，當條件發生變化時，該模式也將轉換。即這一模式可以說明過去，不一定能說明將來；可以適用于東亞中小國家和地區，但不一定適用于發展中大國。（注：汪斌：《東亞國際分工的發展與21世紀的新產業發展模式》，《亞太經濟》，1998年第7期。）
關滿博（1993）提出產業的“技術群體結構”概念和構建了一個三角型模型，并用該模型分別對日本與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產業技術結構作了比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應放棄從明治維新后經百余年奮斗形成的“齊全型產業結構”，必須促使東亞形成網絡型國際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參與東亞國際分工和國際合作中對其產業進行調整才能保持領先地位。
日本學者的產業結構研究，實際上觸及到東亞區域產業結構循環演進問題，并已明確意識到一國產業結構變動與所在國際區域的周邊國家或世界相關聯，但仍以單個國家為立足點，僅涉及國際區域的一個特例，沒有上升到一般理論。
（三）產業結構的國際性波及和結構關聯機制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集團化的浪潮勢不可擋，國際間產業結構變動的相互波及和關聯日趨密切，特別是同區域內各國產業結構在運行中通過貿易和投資等方式相互間資源配置重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學術界在對產業結構研究中，也逐步將國際間產業關聯作為一個重要問題來探索。
關于產業結構的國際性波及和關聯機制的研究，主要從理論與實證研究兩條線展開。前者從本國和周邊國家產業結構變動的聯系，以及從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內各次產業的變動趨向，研究本國應有的產業發展戰略與對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術進行度量，主要可分為兩類：1.用貿易結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數等進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將國際投入產出模型作為分析工具。例如，依據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研制的亞洲國際投入產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東亞各國和地區產業結構之間的關聯狀況（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為止，各種結構聯結模型主要通過貿易聯接完成的。雖然注意到不同國家產業結構相互間的關聯，但主要考慮產業結構演進的國際性波及由一國向另一國的單向傳導。因而仍是立足單一國家視角來考察各國產業結構間關聯。
二、立足全球視角研究當代產業結構的思考
歐美和日本的學者對產業結構的研究，包括近年對產業結構的國際性波及和關聯互動的探討，反映了學術界順應時代的發展，不斷推進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軌跡。但本文認為，這些研究都還沒有脫離原有的思維框架和傳統的視角。
首先，現有的產業結構研究對處于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世界經濟的本質性、飛躍性的變化缺乏深刻的認識。這種本質性變化表現為全球經濟的“板塊結構”已成為可感知的一個個群體，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鄰成片的地域范圍為基礎，既相區別又相聯系的一個個巨大的跨國經濟實體。因為，世界經濟的現實運行主體，在局部區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國家經濟體和國際區域經濟體并存。整體上由原來倚重自然資源和制造業的國別型世界經濟正在向倚重信息資源和服務業的全球和區域型世界經濟過渡。這種本質性的變化源于國與國之間產業結構演進中相互聯接關系的演變。與歷史對比，聯接關系的變化不僅體現在聯接強度上大大增強和聯接形式的多樣化，還在于聯接拓撲結構的日趨復雜化。聯接關系的變化導致作為研究對象的邊界不斷擴張。因此，單純從國別視角的產業結構研究已不能完全適應現實經濟系統的時代特征，客觀上要求立足全球視角，從新的切入點來研究當代產業結構。
其次，目前產業結構理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沒脫離傳統經濟學中線性的、平面的思維方式。或是將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直接作為對象，從一開始就研究大系統內各次產業的變化及趨勢。由于缺少一個中間環節，因而無法將現實大系統作為一個多元、多層次、多側面、復雜的立體結構來深入地進行系統的理論研究；或是立足于單個國家層面，考察與周邊國家的結構互動關系，但通常將其他國家等同于環境處理，最終停留于淺層次的對策研究，缺少綜合性、系統性的理論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雖已觸及到國與國產業結構間的聯接關系，采用各種定量分析技術進行驗證，但在缺乏系統的理論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貿易聯接機制的分析。在現實中，除了貿易聯接機制外，國際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國際金融和經濟周期等作為聯接機制，各自通過錯綜復雜的渠道發生著各具特點的聯接作用。特別是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的聯接作用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在廣度上均已超過貿易的聯接作用，成為各國產業結構相互關聯的核心驅動力量。因此，各國產業結構間多種形式的關聯渠道理應納入研究的視野。
我認為，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雖然一國產業結構的變動不僅與域內周邊國家的結構變動聯為一體、互動演進，而且也和域外各國的產業結構處于相互波及、互動演化中，但由于與全球化并行的區域化浪潮和世界經濟結構呈“板塊”狀格局等，各種聯接機制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內部化趨向，因而往往使處在同一區域的各國產業結構間存在著更為緊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聯接的關系。因此，立足全球視角，運用整體主義的系統研究方法，將國際區域產業結構作為研究對象和切入點，很有可能成為未來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一個突破口。從該切入點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論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幾個方面。
1.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的定義、特征和封閉條件假設下的理論與度量方法研究。確立新的切入點或對象后首先對其定義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礎。立足全球視角，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可定義為：地域空間上相鄰或相近的兩個或兩個以上民族國家產業結構體的集合。它既是一個整體性概念，也是一個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對性或非完整性、開放性、自組織性和整體性這四大基本特征。現實中的國際區域產業結構既是一個開放系統，又是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中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子系統。作為理論研究的起點，可運用抽象法暫且將其作為一個封閉系統來處理。通過構建封閉式的理論模型來研究國際區域內務國（地區）產業結構相互關聯成整體的成長及其內在運行機理。包括其整體性成長的實質、動因、機制和整體內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必須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國際投入產出模型或計量經濟模型作為分析技術的出發點，但需在貿易聯接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聯接機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國際區域間產業結構的關聯機制分類及其動態變化研究。現實中的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是由各個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子系統，通過多種形式的關聯渠道及其關聯機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聯接中構成的。因此，理論研究需將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由封閉系統轉向開放系統，對結構關聯機制分類及動態變化進行考察，這是立足全球視角的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關鍵。需要對各種聯接機制從國際區域間立體、多向幅射和多邊反饋角度，分門別類地研究其各自的聯接特點和傳導規律，這是結構關聯機制在空間上的變化。同時，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的復雜性往往表現為系統時刻處于動態變化之中，結構間關聯強度和關聯模式也同樣處于動態演變中，在一定的發展階段甚至出現跳躍式突變狀態，這是結構關聯機制在時間上的變化。此外，在現實中，由于形成產業結構間互動關系的聯接機制較多，因而渠道復雜，各種聯接機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復雜的機制體系。鑒于跨國公司在當代世界經濟中處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國際區域間結構互動關系的各種聯接機制及其相互關系時，需要對其加以充分的關注和深入的研究。
3.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的分類及演化模式的比較研究。在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中，存在著各具特征的不同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子系統，作為一個個相對的整體，需分類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國際區域內各國產業結構在相互關聯中體現的整體演進的形式或表現出具有某種共性的演進方式。鑒于各區域產業結構整體演進方式的復雜性，可選擇若干典型國際區域（如東亞、北美和西歐），采用靜態和動態的具體分析方法，對某國際區域產業結構整體存在的穩定性特征和變動性特征及變動趨向作出細致的實證研究和理論概括。然后把靜態和動態分析分別得出的結論聯系起來，研究其相互關系，綜合歸納出不同國際區域產業結構體系各自相異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結構變動與當代國際分工發展研究。產業結構的變動往往與國際分工的發展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事實上，在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中，某國際區域內各國產業結構是在參與區域國際分工中才相互聯接形成整體性演進，各區域產業結構在整體性演進中表現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實際上反映了全球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各區域分工子體系也具有不同的特點。因此，當代全球國際分工體系并非是一個平面結構，而是一個多層次、多側面、交叉疊加的復雜的立體結構，需要對此作出系統、全面的研究。以往的產業結構研究由于沒有深入到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內部不同的層次和側面，因而相聯系的國際分工研究缺少系統性和綜合性。各種研究往往關注不同的側面，其成果可以解釋全球分工體系中的某一層次或側面，然而適用范圍不廣，自然也難以真正認識本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和準確位置。
城郊公司現與勞務公司簽定聘用合同的農電工有近百名，農村低壓維護費既要支付農電工工資，又要承擔運營中的其他支出。農電工的收入較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提高服務水平的積極性，有的甚至產生了跳槽轉行的念頭。成立電氣安裝公司后，由公司對農電工的從業資質進行重新審定，并與勞務公司重新簽訂勞動用工合同，統一技術培訓，實現統籌調配。農電工將不再是各自為陣的散兵，而是集中型、現代化、科學化管理的能夠代表電力品牌服務形象的具體踐諾者。
2多產業強強聯手
供電部門在電氣方面的權威性決定了其在電氣安裝市場上的主導性。目前，十堰供電公司已經成立了長能物資公司，說明無論在貨源供給上，還是產品質量方面，都已經有了良好的保證。安裝公司的組建則在售前、售后加強了服務的連貫性和品牌化，通過運用價格杠桿等一系列經濟手段，將公司多產業發展推向一個極具市場競爭優勢的多元化嶄新局面。
3推行有償服務
2000年底本市實施了城市排水體制深化改革，將原來集投資、建設、運營、管理等功能為一體的排水公司，重組為三種類型的排水企業：
受國有資產公司委托，擁有排水資產管理權，具有排水收費等職能的排水公司；
受排水公司委托，負責實施排水運營的三個區域性運營公司；
負責工程建設的專業建設公司。
由于工程建設公司將主要依據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改革模式運作，因此，這次改革主要體現在日常運營模式的改變。即：排水公司是擁有資產的“業主”，它將設施的運營委托給三個區域運營公司承擔；三個運營公司作為“物業管理”性質的企業，受業主委托，對業主負責，實施日常的運營管理。這樣的一個體制改革，其意義在于引入“市場”的概念，初步確立了排水資產和運營的市場，主要表現在：
1建立了“業主”與“物業”兩種不同類型的企業，使“市場行為”有了明確的承擔者。
新組建的排水公司作為業主企業，它的主要精力將放在對排水價格的關注，對運營成本合理性的關注，對資產價值的關注等等，也就是它主要的立足點和出發點，是如何運作好資產，如何花更少的錢找一個更放心的物業單位來管好現有的資產，它的思維核心就是兩個字：資產。作為物業性質的運營公司，它的主要精力將放在如何運營這些資產以滿足業主的要求，采取哪些方法來降低成本，從而獲得更大的利潤，通過怎樣的措施提高服務水平，打響自己的物業品牌，從而去爭取更高的市場份額，它的思維核心也是兩個字：服務。可見，明確了業主與物業后，使得該由產權者和該由物業管理者履行的市場行為各有其主，在體制上使得這些行為成為企業的意愿。
2市場行為的運作，使競爭機制得以凸顯。
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內在屬性和固有規律，是推動經濟進步的主要因素，是市場功能實現機制中的主體之一。以運營公司為例，它們之間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和自身的生存發展，必然存在著競爭。由于排水行業提供的是一種“公共服務”，因此，這種服務競爭首先表現在服務水準上，即：在廠商決策規律(MR=MC)的作用下，追求以低成本求得較高的服務質量，并獲得收益，同時，也向各業主方表現自己的能力與水平，以爭取更多的市場份額。顯然在新的體制下，競爭不僅成為必然，而且將顯現于市場上，并將使市場整體獲益。
3新體制的建立，形成和培育了排水市場。
由于排水行業的特殊性，在排水運營這個市場上，“需方”即排水用戶，其自主性是不大的，因此，對排水市場的理解，似乎更多地表現為對市場的另一方：“供方”的細分，即：掌握資產的業主單位與提供服務的物業單位之間。正因為城市排水是一項公用事業，因此，在某些程度上，業主也代表了受益公眾的利益(這體現在它對物業單位所提出的服務要求)。就此來看，在某種意義上，排水市場也可簡化為業主與物業之間的關系，反過來講，新體制確立了業主與物業兩種不同的身份后，使市場的二個基本元素：供方和需方得以明確，從而也使得從實行排水設施有償服務、征收排水費起，就開始孕育的排水市場，終于得以誕生。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現在，在這個形成不久的市場上，有了掌握資產的業主方，它出于投融資等多方面的考慮，將會作出各種盤活存量的市場行為，使資產市場得以客觀體現。同樣，在一定的政策指導下，在價格、規模等因素進一步合理后，物業管理可以獲得收益，從而也將引導市場產生新的運營公司，或者促使多個運營公司聯合起來，更甚或是運營企業與業主企業在某些區域某個層面上的聯合，以實現規模經濟的效益。
盡管以上這些“前景”還有待時日，但2000年的改革，確是在體制上建立起了一個排水資產和運營的市場，并且，這樣的一個市場也將越來越發揮出市場機制基礎性的作用，越來越體現出體制的優越性。
二、產業組織政策與缺陷彌補
市場機制是基礎性的資源配置機制，它的利用和意義是不可忽視的，建立排水市場并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但眾所周知，市場機制不是萬能的，市場機制本身也存在著弱點和消極的方面，在向社會有效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方面存在著“市場缺陷”，與“城市排水產業”發展存在著固有的矛盾，與產業的系統性、總體性、長期性之間會發生沖突。
盡管在目前還僅僅是一種理論上存在的可能，但若對此缺陷不予彌補，那將阻礙城市排水良性的發展。因此，我們應當在起步之時，建立并運用產業組織政策，對市場作出必要的“規則”。
產業結構政策和產業組織政策共同構成產業政策，前者主要規定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產業發展方向，后者兼有前者的配套手段和健全市場機制、維護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功能。在當前，與剛形成的排水市場相配套的，應該是盡快建立起本市的城市排水產業政策。本市城市排水發展方向之大局基本已定，建立結構政策或許并不太難，而與之相對應，健全排水市場的市場機制，研究、建立排水產業組織政策似乎更加迫切。
所謂產業組織政策，是指為促進產業組織能形成有利于資源優化配置的有效競爭態勢，由政府規定的，協調競爭和經濟規模矛盾，指導和干預產業市場結構、行為、調整企業間關系的公共政策的總稱。
在產業組織政策中，針對前文所述公用事業行業中的市場缺陷，一般采用的是“直接規制政策”。“直接規制政策”是指在反壟斷法適用除外的一些特殊產業，如：城市供排水、電力、通訊、鐵路等自然壟斷性質的產業，為防止資源的低效配置和確保消費者的公平利用，政府對這類產業的企業進入、退出、投資、以及產品或服務的價格、數量、質量直接加以控制的政策，其主要內容一般有：
1進入規制。通過特別許可、注冊制度、申報制度等規制手段，允許特定的一家或極少數幾家企業進入，限制其他企業進入，以防止過度競爭；同時作出規模規制，即對自然壟斷的投資規模等有最低與最高限額的規定。
2質量規制。對自然壟斷的產品或服務，建立質量標準和監督體系，以防止產業內缺乏必要的競爭而導致產品或服務質量的下降。
3設備規制。即統一有關重要設備的規格標準、技術標準，強制規定設備的折舊、更新與改造，保證設備的使用效益，規避可能出現的道德風險。
4價格規制。這是規制政策的重點，即對產業的產品或服務的價格體系與水平進行規制，以防止壟斷價格、壟斷利潤的發生。
顯然，市場機制在排水市場上的先天性的缺陷正可以由以上方面予以彌補。
三、對當前產業組織政策的初步考慮
排水體制改革至今盡管只有一年，資產運作的舉措卻已開始，在目前探索確定新業主的過程中，政府部門起著牽線和協調的重要作用的同時，應著手研究并制訂進入規制的政策。改革以后，業主與物業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新的管理模式尚在探索過程中，提出并制訂質量規制政策對規范運營行為，保證運營服務水平是必要的；價格是市場機制的核心，排水價格的不到位一直制約著產業的發展，理順價格體系，完善價格機制，也是當前急待解決的。據此，對當前排水產業組織政策作三方面的初步設想：
1根據本市實際情況，結合發展的要求，制訂本市城市排水產業經營和運營規制。
首先，根據2001年新修訂頒布的《上海市排水管理條例》的規定：市屬公共排水系統由排水公司負責經營。這在本質上就是一種進入規制，它從產業自然壟斷性出發，特許一家企業負責排水經營。這應當成為制訂規制的法律依據，由于排水收費只能由一家承擔的特殊性，因此，所謂的排水公司“經營權”主要就體現在收費職能以及它向其它業主和被委托運營的企業進行經費結算的職能上。在此前提下，現在還需規定的是允許怎么樣的企業可以進入這個行業成為新的業主，這樣的企業在數量上應當是不多的，而在資本金上又是具有相當規模的。其次，對參與排水運營的企業，應從注冊資金、技術條件、以往業績、管理水準等多個方面作出相應的規定。其中，由于運營企業與一般企業的明顯差異，因此更突出的是對它的技術條件的規定，這些技術條件至少應包括：與所實施的運營養護任務相適應的工器具與設備，富有相應運營經驗的管理與技術人員，有不同等級層次所組成的操作隊伍等。考慮到本市的排水市場剛剛建立，因此，應當給予本市各新組建的運營企業一定的政策支持，就此而言，設置業績證明和管理水準評價手段是必須的，這有助于引導各運營方穩定地從事運營管理，并注重提高管理水平，從而保證城市排水運行的良性運轉。
簡單的說，對經營企業的進入規制側重于數量，對運營企業的進入規制，側重于專業化條件。同時，如前所述，確立“業主”與“物業”二種不同的企業身份，是建立排水市場的途徑，隨著市場的運作，不可能強求市場只存在相分離這一模式，因此在制訂進入規制時，即要從實際出發，又不能拘泥于眼前與一時。
2建立一系列的質量標準及相應的監督體系并強制推行。
城市排水產業的社會公益性非常明顯，因此要規范各業主和運營企業的行為，保證各企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不會犧牲公眾利益，規避可能的道德風險，即：凡需規定的質量標準和需監督的層面，都應當是滿足于“彌補缺陷”，我們應考慮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業主企業和運營企業會有怎樣的市場行為，這些行為與行業特性、產業發展要求可能會產生的矛盾，再在技術、業務、管理等方面設定標準，并納入監管體系。
在建立質量規制過程中，我們必須緊密結合城市排水實際狀況。在本市，城市排水是一個大系統，管網相互連通，組成一個密不可分的網絡。出于資產運作、培育市場等的目的，我們可以人為地劃定多個運營區域，可以使排水設施有多個業主所屬，但這一切都應當保證排水設施以一個統一完整的系統正常運轉，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借鑒同樣屬于自然壟斷性質的電力、鐵路等產業的質量規制方法：盡管分布在不同的區域，也可以由不同的企業運營，但在業務管理上，都必須服從唯一的一個中央調度，接受其嚴格的控制。本市的城市排水要既滿足市場行為的需要，又保證正常運轉，就必須盡早確立權威的“中央調度”職責，使之涵蓋必要的業務環節，各運營企業、業主企業應當服從它的調控，接受它的業務上的監管，由此來保證整系統的正常運轉。制訂質量規制的核心是確立標準和一個權威的監管體系。
3建立科學的價格體系，適應產業和市場的雙重要求。
與其它價格規制目的不同，在現時城市排水產業中，現行排水價格還不能滿足需要。在排水價格體系中，應包含二個方面，一是價格政策方面，應當是建立起價格形成機制和管理機制。價格是市場機制的核心，故應當與新的形勢相適應，要考慮新的價格機制能否起到鼓勵社會投資、吸引社會資金的作用，這是與完善排水市場相一致的。同時還需考慮，應當由公共財政承擔的因素不應轉入價格中，相對的，該由市場承擔的，均應列入其中。另一方面，成本是價格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應當對運營成本給予密切的關注。一般而言，成本的絕對值可能更能吸引注意力。應當說數據本身的確能說明問題，不過，由于歷史的原因，現在的組成成本的因素有許多“非經濟因素”，比如，為了還貸之需，折舊未計入其中，與成本的絕對值相比，可能對成本的組成和其結構，應給予更多的關注。在此同時，為了適應今后的市場化、專業化道路，在成本測算時，應充分注意已陸續出臺的一些政策中所提出的“保本微利”等的觀念，以促使成本和價格進一步合理化。
總之，面對新起的排水市場，當前產業組織政策在總體上可以按“政策扶持、市場引導”的原則，從當前工作重點和難點入手，有選擇的研究、制訂相應規則，以規范市場運作。
值得提出的是，產業組織政策應由政府制定并實施，但在目前起步階段，許多具體的研究工作，特別是機制性內容的建立與運作，離不開位于第一線的各排水企業，在具體實踐中，要充分發揮企業所具有的“公益”功能和優勢，可以將一些平臺直接搭建在企業身上進行運作，在這方面，代表業主的企業更具承受力，因為它與政府要求、政府行為之間更具親合力和一致性。排水企業積極主動地參與，不僅有利于政策的研究和出臺，更有利于今后市場、企業、政府三者之間的和諧，有利于市場的良性成長和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四、結論
12000年的城市排水深化改革，在體制上創立了排水市場，使城市排水產業能夠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以市場的觀念、方法、模式相運作，必將大力推動城市排水產業的發展，更好的體現社會、環境及經濟效益。
2在傾力培育、發展新興的排水市場的過程中，我們應當密切關注市場缺陷與城市排水產業之間固有的矛盾，建議運用產業組織政策來彌補缺陷、解決矛盾、規范市場，最終達到發展市場的目的。
3當前的產業組織政策應當立足于“政策扶持、市場引導”的原則，重點解決與當前工作相呼應的三個重點：市場進入、質量標準與監管，以及價格機制。
參考文獻
［1］毛林根，《產業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2］魏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企業、市場與政府》，企業管理出版社，19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