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4-03 14:38:5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結構的含義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社會結構；歷史唯物主義；結構功能主義；結構化
社會結構乃是社會學及其相關學科中一個使用極為頻繁，也極為混亂的概念。這不僅表現在人們可以用不同的術語來稱謂社會結構，而且表現在同樣是對社會結構一詞進行詮釋時，不同的學者也會有不同的側重點。本文無意考察社會結構理論發展的整個歷史脈絡，而是僅僅比較富有代表性的社會學家的社會結構觀的基本內容及其異同，以期深化對社會結構的認識。
一、馬克思的社會結構觀
馬克思的社會結構觀集中體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一段經典表述中。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馬克思的上述這段話比較完整地勾勒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結構觀的基本內容，既包含了靜態的社會結構類型與構成要素，又包含了動態的社會結構關系與發展變遷過程。
在馬克思看來，各種社會結構可被視為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經濟結構是生產關系的總和，政治結構是政治關系的總和，社會意識形態結構是文化關系的總和，社會整體結構則是人們的物質生活關系和精神生活關系的總和。
在整個社會系統中最基本的、支配著社會其他組成部分的結構是經濟結構，它包括生產力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生產關系。第二種結構是政治結構，它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原則。第三種結構則是社會意識形態結構，它包括一個時代的意識、價值、倫理、美學、宗教和藝術標準等。顯然，在馬克思的社會結構觀中，結構不僅可以指客觀實體之間的關系，也可以指人為實體(如制度、意識形態、生產方式等) 之間的邏輯關系。
（二）社會結構的層次和相互關系
濟結構、政治結構和社會意識形態結構構成一種塔式等級階梯，即經濟結構處于底層、政治結構居中和社會意識形態結構為上的等級制。這三個結構層次是相互關聯的，不過不同等級結構之間的關系都是由低一級的關系決定的:經濟結構產生出一整套社會組織、政治制度、觀念、價值、法律、文化、藝術形式等等。底層的經濟結構對整個社會形態產生基本的決定性影響。當然這并不否認上層的政治結構和社會意識形態結構對經濟結構的反作用，甚至肯定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在一定歷史時期起著主要的決定的作用。
（三）社會結構存在的必要條件
社會結構能夠存在必須滿足某些基本的需要。馬克思沒有用現代系統方法列出功能需要的一覽表，但他已注意到社會的基本的功能需要。他說:“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可見，社會結構的基本功能需要就是物質生產。依照馬克思的觀點，這是所有社會形態得以存在的基本條件，但在特殊的社會形態中又有它特殊的歷史需要。
（四）社會結構的有序定向變遷
社會結構具備動態的自我調節機制，社會結構變化的動力來源于社會結構內部的矛盾運動。在政治結構和社會意識形態結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經濟基礎，而在經濟結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生產力。生產力是最為活躍的因素，促使經濟結構發生最初的變化，依次帶來政治、法律制度和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從而導致整個社會制度的變更，并產生了新的社會結構。這一系列變動被定義為歷史進程。這一歷史進程呈現出社會形態由低級向高級發展。
馬克思的結構分析進路強調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層次，亦即人們在自給的生活和社會生產關系中發生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生產關系。其模型將社會結構各層次之間(特別是經濟與非經濟結構層次之間)的關系作為分析重點。這種動態歷史性的研究指出了社會結構變遷的最終原因：經濟結構中生產力因素的變化。
二、吉登斯的社會結構觀
吉登斯希望社會結構的概念能夠走出宏觀與微觀、主體與客體、個人與社會、行動與結構的二元對立，最終走向綜合。
（一）社會結構的含義與構成
吉登斯認為“結構是潛在于社會系統不斷再造過程中的規則和資源”；“結構可以在實踐中表現出來，但不是具體實踐的外顯模式，而是一些記憶中的原則。結構本身也不是具體的存在，它沒有時間和空間的邊界，它必須以知識的延續(記憶) 或實踐的延續才能存在。結構對于實踐，如同語言規則(語法) 對于說話行為的差異。結構恰似某種抽象的規則，它是能使某種構造成為可能的虛幻的存在”。
（二）社會結構的類型與關系
在吉登斯看來，結構化特征就是規則與資源的轉換與“束集”。社會結構性特征正是通過這些模式體現出各種形式的支配與權力。規則與資源在社會實踐活動中，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聯系的。人類社會的構成就是人依據一定的規則與資源在跨越時空上的組合，而產生了不同的社會制度類型。吉登斯主要區分了四種類型的社會結構特性，即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符號秩序。吉登斯認為這四種制度不是獨立的實體性存在，而是相互統一于社會實踐活動中，它們之間的互動以及組合方式側重點不同，也就是構成了社會變遷與發展的內在依據。
（三）社會結構存在的必要條件
社會結構的存在離不開實踐。因為在吉登斯看來，離開實踐，構成社會結構的規則和資源都成了不能自我運作、不能騰空出世的抽象體。結構在實踐中才有動力，才有靈活性。正是在實踐中結構獲得了某種靈活性或能動性，吉登斯才依此導引出他頗為自豪的“結構二重性”觀點：社會結構既是由人類的行動建構起來的，同時又是人類行動得以建構的條件和中介。他認為，社會理論所要解決的，不像決定論(如前述的馬克思和帕森斯的結構觀) 認為的那樣，社會結構如何決定人們的行動；也不像解釋社會學和現象社會學所宣稱的那樣，人的行動如何構成社會；而是行動是怎樣在日常的生存條件下被結構化的，與此同時行動的這種結構化特征又是怎樣由行動者本身的作用被再生產出來的。社會結構就是這樣一個世界，即人具有其能動性的同時也受著客觀存在場景的制約。
（四）社會結構的變遷
吉登斯認為，行動及其行動者都是能動性的，行動過程是“充滿技能的行動過程，而不是一系列機械過程”，行動者具有反思性的監控能力。在吉登斯看來， 行動者“具有知識”，這種知識是反思性的。自我反思和相互反思會構成“相互知識”――成為行動的內在因素。行動者在知識上的不完滿，將導致行動的意外后果。正是“意外后果”的發生，引起了社會結構的變遷。
吉登斯試圖在社會性(客體性) 和個人性(主體性) 之間尋求一個合適的雙線交匯――二重性。他在處理這種“二重性”的時候表現出了很大的創造性。他把時空關系引入到社會學領域，從時空的角度來考察分析社會結構，并從動態與靜態兩方面對社會結構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揭示了社會結構之間的內在聯系與發展變化規律，這無疑是吉登斯結構化理論的亮點所在。但吉登斯的綜合由于包羅萬象而使結構概念復雜化，淡化了結構概念原來的明確指向――秩序分析，使其針對性和解釋力明顯下降。
此外，吉登斯對“記憶痕跡”、對“結構底層符碼”的強調遠遠大于他對“經驗事實”、對“表層結構”的強調。因此，他的“綜合”是有倚重的，他明顯偏重雖屬宏觀的但卻是主觀的一方。比如，他提出的時空延伸的概念，像是在宏觀層面上操作，但其來源卻是主體的“記憶痕跡”和“結構符碼”。可見，吉登斯強調的是結構的內在于行動者，強調結構的可利用性，而非約束性，強調的是行動者的能動性。
三、結論
通過對馬克思和吉登斯的社會結構理論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在社會結構的含義上，二者均表現出了對“關系”的理論興趣。在馬克思看來，特定的社會結構是特定的社會關系的體現；根據吉登斯的觀點，社會結構乃是規則和資源在跨越時空的實踐中的組合關系。但是，馬克思眼中的作為“社會關系或社會現象的某種模式化”的社會結構，是一種體現為人的行動的“外在之物”的實體性存在，并從根本上制約著行動主體的自由創造和能動性。而吉登斯眼中的社會結構并非獨立的實體性存在，而是相互統一于社會實踐活動之中，是“使社會系統中的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結構化特性”。吉登斯強調的是結構的內在于行動者，強調結構的可利用性，而非約束性。
在馬克思的結構理論中，社會結構存在層次的高低，并因此體現出不同的重要性。馬克思把社會結構分成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社會意識形態結構三個不同的層次。這些層次構成一種塔式等級階梯。這三個結構層次是相互關聯的，但不同等級結構之間的關系都是由低一級的關系決定的。在馬克思看來，最重要的社會結構是經濟結構。吉登斯把社會結構區分為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符號秩序，并認為這四種結構不是獨立的實體性存在，而是相互統一于社會實踐活動中，它們之間的差異僅在于規則與資源的互動以及組合方式側重點不同。從吉登斯的理論目標而言，這四種結構是不存在高低之別的。但從他后來對“生活政治”的強調可以發現，他實際上更加重視政治結構。
在社會結構的存在條件上，馬克思表現出了對“功能”的偏愛。結構被看作是社會關系的網絡模式，功能則表明了這些內在網絡模式的實際運行。結構在這里基本上只是一種描述性概念，其主要的描述職責通過功能去完成。但是，馬克思對社會結構的功能分析傾向動態歷史性的研究，貫注了因果分析。吉登斯卻認為，這樣犯了割裂共時與歷時、靜態與動態的功能主義錯誤。在吉登斯看來，社會結構只能存在于跨越時空邊界的“知識的延續(記憶) 或實踐的延續”中――即組合規則與資源的社會實踐中。
在社會結構的變遷動力上，馬克思強調社會結構（尤其是經濟結構）的內部矛盾；吉登斯則關注行動者的反思性行動的“意外后果”。在社會結構的變遷方向上，馬克思被視為進化論者。在馬克思看來，社會形態（社會整體結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隱藏著吉登斯所謂的進化論觀的“調試”的基礎性概念。而吉登斯則強調社會結構變遷的偶然性――社會結構的變遷既有可能沿著進步的方向，也有可能走向倒退。
毋庸置疑，馬克思與吉登斯均為社會學中社會結構理論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的社會結構觀不乏共同之處，但更多地體現為差異和分歧。在他們的理論中，我們似乎依稀可以看見社會結構概念的演變趨勢：從可見到不可見；從實體性結構到關系性結構，再到規范性結構，或者說，從現實性結構轉向邏輯性的抽象結構。
參考文獻
[1]周怡.社會結構：由“形構”到“解構”――結構功能主義、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理論之走向[J].社會學研究,2000(3).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32-33.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2.
[4]Giddens,A.,1984,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 t ructuration,Oxford :Policy Press,p377.
關鍵詞:保增長 調結構 城市化
從目前主要經濟指標的變動趨勢看,下半年中國經濟加速下滑已成定局,所以“保增長”的任務又被提了出來,但是怎樣“保”卻成了難題,因為中國目前經濟的大背景是“過剩”,加大投資和加大貸款規模都會加大過剩程度,可是不加投資和貸款又沒有短期需求,經濟增長率眼看就要往下掉,這就成了加也不是,不加也不是的“兩難”選擇。
有人說解決過剩就得調結構,前一段也的確已經把壓縮落后產能作為了調結構的主要內容,乍一看上去這么說似乎很有道理:既然是過剩導致了保增長中的“兩難”,那么通過壓縮落后產能,既可以為先進產能的投資增長騰出空間,又可以促進產業技術升級,豈不是可以“一舉兩得”?但是產能是增長的基礎,壓了產能等于直接壓縮了經濟增長能力,就會與短期保增長的要求對立起來,從這個意義上看,保增長與調結構也是一個“兩難”,在宏觀調控政策的選擇中,要不就是咬牙下決心犧牲一段時間的經濟增長,把調結構放到所有經濟工作的首位,要不就得突出保增長,結構調整的事情放到以后再說。
目前中央已經定了調子必須把保增長放在首位,并且作為解決其他所有經濟問題的前提,這無疑是正確的。2011年世界經濟存在二次探底的極大可能,并且可能進入一場長期性衰退,中國經濟如果不能保持較高增長率,就會與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一樣,掉入長期衰退的泥沼。問題在于,調結構不僅僅只有壓縮落后產能那么一點點含義,而是要寬泛得多。甚至可以說,不論在中國還是世界,任何國家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都是在經濟結構的大調整、大變動中才出現的。
從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看,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都是經濟結構變動最劇烈的時期,而在經濟結構變動緩慢的時期,即便政府出臺了激烈的刺激政策,增長速度還是上不來。
比如,1979-2009年這30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是9.9%,但1984-1988年的年均增長率是12.1%,而這個時期正是家電進入城市居民家庭,城市消費結構從“百元單件級”向“千元單件級”躍進的時期,當然在這一時期還有改革所引發的收入分配向個人傾斜的變化,沒有這樣的變化,也不會發生城市的“消費革命”。到1988年這個結構變化過程基本結束,出現了連續三年的“市場疲軟”,1989―1991年期間的年均經濟增長率一下子掉到了5.7%。1990年以后,中國的總儲蓄率隨城市居民家庭儲蓄率的提升而顯著上升,為投資增長提供了基礎,但是由于缺乏結構變動,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所引發的經濟高增長只持續了3年,自1994年以后經濟增長速度就逐年回落,1995-2002年期間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只有8.9%,其中1998、1999年都低于8%。1998年以后,中央政府也出臺了強大的經濟刺激政策,以至于1999年當年政府主導的投資在新增投資中的比重已經上升到90%,1998-2002年間政府投資總額已經高達3.2萬億元,經濟增長速度還是上不來。可見,僅僅有宏觀需求政策而沒有結構變動配合,再強烈的宏觀調控也保不住增長率。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是改革開放30年中增長速度最高、持續時間最長的時期。能夠出現持續較高的經濟增長率,還是由于在這一時期中國經濟中出現了巨大的結構變動。從外部看,新全球化浪潮創造了巨大的外需,從內部看,自新世紀初開始就出現了以汽車和住宅為代表的消費結構再度升級。但是自美國次債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的外部需求嚴重萎縮,而且可能長期萎縮,這使得中國因市場化改革所引發的國內生產過剩矛盾暴露無遺,而自2005年以來房地產泡沫的逐漸出現,也說明先富階層的消費革命已經完成,由于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社會居民的主體已不可能相繼跟進,所以結構變動不僅緩慢,甚至是逆轉了。如此怎能會有經濟增長的高速度!
關鍵詞 二元結構 發展中國家 城鄉問題
中圖分類號：F113.1 文獻標識碼：A
一直以來，我國城鄉發展不均衡突出。而城鄉問題終歸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問題，即發展中國家在實現產業結構轉換和工業化過程中，由于部門間的差異、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等導致的經濟兩極分化現象。
1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及評述
1.1基于供給角度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及評述
阿瑟?劉易斯首次提出了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模型。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傳統農業部門和以現代化方式生產的資本主義部門的二元經濟結構。只有當現代工業的大力發展才能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充分轉移，實現經濟從二元變為一元。
費景汗―拉尼斯二元經濟結構模型將二元結構歸結于傳統農業與現代工業的并存，證明了伴隨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的轉移不僅可以獲得經濟發展而且可完全實現商品化。
戴維?喬根森認為隨著農業技術的不斷發展，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將轉移到工業部門。轉移的速度取決于農業剩余的增長速度和工業部門的技術進步狀況，勞動力增長越快，經濟也就增長越快，最終完成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化。
上述理論未考慮現實中發展中國家城市工業部門本身的失業問題以及在農業生產較為發達的地方，農業勞動者工資水平并非不變的現實。喬根森雖否定了劉易斯、拉尼斯和費景漢理論的剩余勞動假說和固定工資觀點，但其過于注重供給的作用以及分配向儲蓄階層傾斜，忽視了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對農業物質投資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失業等問題。
哈里斯―托達羅模型認為當預期的城市工資收入和農村的工資收入不一致時，勞動力就會在農村和城市間轉移，直到兩者工資水平趨于均衡，轉移才會停止。該模型開辟了二元經濟的新古典傳統的道路，把農村和城市部門分開，進而分析勞動力遷移對農村和城市的產量、收入與福利的影響。其政策含義為發展中國家要消除二元經濟不能單純強調通過城市化來實現。
赫勒?邁因特提出了組織二元結構理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結構不僅表現在經濟上，而且表現在組織上，要消除二元經濟結構就必須改變二元組織、制度、政策結構。該模型說明在發展中國家二元性是一個普遍現象，并不僅是現代工業和傳統農業并存，更多體現在現代經濟與小農經濟的并存。
楊小凱理論認為二元經濟結構是專業化分工不斷演進的結果。只有當發展中國家的交易效率充分提高，勞動分工得以充分拓展后二元經濟結構才會趨于消失。該理論最突出特點是明確提出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不會長期存在城鄉居民收入的二元性問題；要消除二元經濟結構，必須從提高農業的生產力入手；若以消除城鄉收入差距為目標的話，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是必要條件。
1.2 基于需求角度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
卡爾多是第一位從供需兩方面分析工業和農業兩部門相互依賴的經濟學家，他在考察有效需求對工業部門的增長的影響時，假定生產能力得到充分利用，主要就工農業間進口彈性、貿易條件進行探討，最終得出在工業化發動階段過后的加速發展階段中容易出現經濟結構變動。該模型對勞動力供給、轉移限制等假定過于嚴格，不符合現實；此外發展中國家也并非必然存在嚴重有效不足現象。
拉克西特從農業和非農業部門進行研究，重點考察了農民和城鎮居民支出結構影響農業和非農業產出水平，得到非農部門的產出水平由農業市場剩余和非農居民對農產品的消費傾向決定；非農部門的就業水平由城鄉居民的工資差距、三個階級對農產品的消費傾向以及農業部門的生產條件決定。政策含義為自發性支出的調節影響投資水平，保證市場出清以獲得最大的產出和就業水平；但發展中國家的最優投資水平一般很小，可能導致追求收入和就業最大化的短期目標和快速經濟增長的長期目標可能產生沖突，沖突的協調又必然改變其它約束條件使得上述理論實用性和可行性不強。
2對我國的啟示
2.1 確立城鄉協調發展戰略，克服城鄉矛盾
在城市化進程上可采取城鄉結合、上下結合、大中小結合的多途徑綜合模式；突出部門與地區的比較優勢并致力于發展區際貿易，同時針對落后區域和農村地區培育技術創新的趕超意識。
2.2健全要素市場的有效調節功能，促進積極的結構轉變
我國在加快城市化的同時必須逐步消除阻礙城鄉要素流動的各種障礙， 深化城鄉體制改革實行城鄉統一的戶籍制度，消除人為的城鄉分割，增加城鄉人口流動；減小城鄉資本外部性差異過大給勞動力配置和其他要素流動造成的低效影響。
2.3增加對農業的投入，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的資本積累的增加
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升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政府在加大對基本建設投資等措施的投入同時要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拓展貸款領域、資本市場，切實防范和化解農村金融風險以消除金融壓制現象以解決農業的資金短缺的問題。
2.4 加強農村教育投入，形成人力資本
提高免費農村九年制義務教育的質量，搞好職業技術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人口素質，促進科技知識在農業中轉化為生產力，促進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增長。
2.5 增加農民的收入，完善農民社會保障制度
通過深挖農業內部增收潛力，加快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上，加大對農業企業的扶植力度等措施增加農民的收入，完善當前農村以 “五保”制度、農民養老保險、農村合作醫療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體系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引導其消費，增加其有效需求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打破二元經濟結構。
參考文獻
[1] 譚崇臺.發展經濟學[M].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1.
[2] 普蘭納布?巴德漢，克利斯托弗?尤迪.發展微觀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關鍵詞]二元經濟理論；二元經濟結構轉換；土地要素； 土地制度
[中圖分類號] F06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8）11－0049－05
一、引 言
二元經濟理論的假設前提、模型構建以及其最終的政策含義，都閃耀著劉易斯的天才思想。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在發展經濟學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然而，自從二元經濟理論誕生以來，對它的創新和發展就一直沒有停止過。縱觀這些理論創新，可以發現但凡真正為二元理論發展做出貢獻的，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在深刻掌握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的基礎上首先對研究角度進行創新，然而再在研究內容進行創新。
本研究就試圖在對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以及對它進行創新的經典文獻進行回顧的基礎上，總結出創新的主要方向，并基于國情在這些方向的啟示下對二元經濟理論進行修正。
二、文獻回顧與評析
（一）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
劉易斯繼承了古典經濟學，他在深刻觀察發展中國家現實的基礎上，提出了二元經濟理論。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是較典型的古典經濟學模型。
1.古典前提假設
（1）二元經濟結構
不發達經濟有一個典型的特征，那就是經濟社會的二元結構。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對準的現實是市場與非市場并存的二元經濟結構。
（2）傳統部門勞動邊際生產率為零假設
劉易斯（1954）認為不發達國家的“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為負數”①。他觀察到在這些國家里，家庭擁有的土地是很少，以至于部分家庭成員離開土地去找其他工作，剩下的家庭成員只要愿意再貢獻一點勞動力（在原來長時間閑置、勞動力遠未充分使用的狀態下，再出一點力），土地的產量也不會變。
（3）工資不變假說
維持生計部門的工資是由農民的平均產品決定的，是維系傳統部門家庭成員生存的最低標準，它基本上是長期穩定的；同時，由于資本主義部門與維持生計部門的工資的差額并不受二元經濟系統的內生因素影響，因此這種差額可以看作是不變的，亦即是說資本主義部門的工資基本上是不變的。
（4）不變工資條件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
劉易斯認為，無限供給就是勞動力的供給彈性無限大。因為“在每一個職位后面都排著等待工作的長隊”②。他在進一步解釋無限供給的本原含義時，指出無限供給實質上講的就是一種勞動力供給遠遠大于需求的情況。在不變工資條件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是他構建二元經濟理論的必要條件。
2.古典模型
依據上述一系列的古典假設，劉易斯構建了一個古典模型來闡述他關于二元經濟轉換和發展的思想。劉易斯認為經濟發展的關鍵是資本的形成。因此，他認為了解資本家剩余的形成、積累是十分重要的。
具體地講，資本家會以不變的工資率得到更多的剩余，完成資本積累，從而推動生產規模擴張；在經濟發展的下一期，由于生產規模擴張過程，更多的勞動力會被吸引進入到生產過程，從而創造更多的資本剩余。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生產過程趕上勞動力的過度供給，直至工業過渡吸收剩余勞動力的時候才會伴隨工資率的增加。
3.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模型的評述
（1）理論的價值
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是發展經濟學的奠基性理論。它的理論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確立了二元結構的分析模式，創立了一個經濟發展的結構主義分析框架和理論體系；二是它提供了一種觀察落后和不發達經濟的視角，即引導后來者從過去被簡單地認為是消積一元的傳統部門中尋找蘊藏其中的積極因素；三是它解答了發展經濟學必須回答的一個問題――資本形成的源泉問題。
（2）理論的不足
當然，應該看到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也有眾多的不足，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它忽視了農業與資本形成之間的緊密關系；二是它采用的古典經濟學分析方法，因此在分析技術上、邏輯上不嚴謹；三是它沒有考慮制度問題；四是它沒細分發展中國家的類型，因此它的普適性也有問題；五是忽略了二元結構轉換中的其他要素，如土地、技術等。
（二）對二元經濟理論修正和補充的文獻回顧與評析
1.代表性文獻回顧
（1）重新認識農業剩余的重要性
Fei,J.C. H.&Ranis,G.（1964）在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的基礎之上構建的劉―費―拉模型。他們認為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忽視了農業，工業不是總能從農業中獲得剩余勞動力。如果農業生產率不提高，則工業從農業中獲得剩余勞動力以及由此獲得資本剩余都會受到限制。
（2）重新認識二元經濟理論的微觀基礎
Todaro, M.P. (1969)著重研究了農民的微觀決策過程，重點分析了農民在遷移到城市與否問題上的優化決策問題，為農民在二元中轉移問題研究提供了微觀基礎。
（3）農業技術內生化
陳宗勝、黎德福(2004)建立了一個內生農業技術進步的二元經濟增長模型。這一模型對劉易斯二元經濟的突出貢獻就是把二元經濟理論與新古典增長理論結合起來，分析二元經濟結構的增長和轉換問題，肯定了農業內生技術在上述過程中發揮的積極作用。
（4）結構中的次級結構研究
Magnus Blomstrom，Edward Wolff（1997）細分了工農業二元經濟結構中工業一元的經濟結構。他們認為不發達國家的工業內部也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Khalid Saeed，Ponthep Prankprakma（1997）則從部門內部經濟單位的職能的角度來區分工業部門，他們把欠發達經濟中的工業劃分為兩個部門。還有一些研究(陳吉元、胡必亮，1994；張朝尊、韓太祥，1995；徐慶，1996) 把整個不發達經濟劃分為三元或者四元經濟。
（5）二元經濟形成根源的解釋
高帆（2003）認為工業和農業之間二元經濟的形成的表面原因是農業和工業的生產率差異，其根源則是它們有不同的分工水平。
（6）二元經濟轉換中的制度因素
夏明（2002）提出在二元理論的認識上不能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制度因素。他認為應該透過制度因素重新展開對二元理論的重新認識。
2.對二元經濟理論創新的共同點
（1）重視國情的差異性，把理論前提具體化
對二元經濟理論創新的研究大多重新審視了理論的前提，把理論前提具體化，也就是說這些研究大都重視了研究國別的特殊國情，尋求研究樣本的差異性。
（2）重視被舍象的因素，把外生因素內生化
許多補忽視的因素，其實是一些重要因素，尤其是當把普適性理論放歸到具體研究樣本中去時，把一些舍象的因素內生化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創新方向。
（3）重視邏輯，運用新的分析技術
二元經濟理論從本質上也是研究資源配置中的經濟效率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它仍統一于現代經濟分析范式之中。因此，二元經濟理論可以借鑒并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技術。
（4）重視制度因素，引入交易成本分析
隨著新制度經濟學融入并改變了主流經濟學，它在研究發展問題上，引入交易成本分析，拓寬了研究層次，擴大了成本―收益的不同主體和范疇，從而更深刻地解釋了二元結構的形成與轉換。
三、現行土地制度與二元經濟結構
（一）現行土地制度
1.農地產權殘缺的利益邏輯
制度安排是國家（統治階級）在約束條件下利益最大化決策。在中國的農地制度安排問題上，許多學者（Wen，1993、1995；蔡繼明，2005；秦暉，2004；黨國英，2005）都認為，農地制度的殘缺是國家偏好在制度安排上的體現。利益關系是解釋農地產權制度殘缺的一個有效視角。通過這個視角，可以觀察到國家在與農民的不對稱博弈中的策略。雖然農地產權殘缺，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不同的具體內容，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農地產權殘缺一定是使國家獲利的。農地產權殘缺是體現了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邏輯。因此，在約束條件短期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農地產權殘缺的內容是不會發生大的變化的。
2.產權殘缺的主要表現
首先，現行農地制度對農地用途進行了嚴格限制。農地的轉用并不能由農民（虛擬供方）和城市現代部門（需求方）之間自由交易的。《土地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法》都明確規定了農地轉用為市地必須要符合國家的土地利用規劃依法進行。
其次，交易權限的限制。土地的一、二級市場都是行政壟斷的，即農民所有的農地只能“賣給國家”。更準確地說，農地只能由國家代表“公共利益”出面進行征收或者征用；土地二級只能由國家掛牌招標。簡言之，國家分別是一級和二級市場的賣方壟斷和買方壟斷。
再次，在農業內部，農地也只能平均分散承包。農地細碎化是這一制度安排的必然后果。
（二）現行土地制度強化了二元經濟結構
從資源配置角度看，二元結構就是要素被分置于兩種不同生產方式的部門。經典二元經濟理論認識到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被分置于兩部門。除此之外，還應看到土地作為基本生產要素也被分置于兩個不同的生產部門的現實情況。并且可以說，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土地作為基本生產要素被分置于兩個不同部門的事實。農地和市地本身因為地理空間上的分隔，呈現二元結構，是二元經濟結構的重要內容和基本特征。
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還有特殊的國情。現行土地制度是一個特殊的制度安排，它所造成的產權殘缺使得土地二元結構被強化，從而也使整個經濟社會二元結構被強化和鞏固了：
第一，產權殘缺造成的農地細碎化使得人地比例更加失調，同時也使得農業雇傭生產方式更加不可能。這樣，農地就長期以自給自足的生產目的進行生產，它強化了“維系生計的傳統式”生產方式。
第二，農地用途和交易權限的制度限制，使得農地與市地之間除了空間阻隔以外，又多了一層制度阻隔。
可以說現行土地制度強化了兩種不同的資源使用邏輯和目的，從而產生了兩種不同的使用方法，最后導致了兩種不同的效率結果。
總之，由于特殊的制度原因，土地要素的兩種不同配置方式以及整個二元經濟結構被強化和鞏固了。
四、土地要素流動的二元經濟模型
（一）模型構建的簡單說明
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沒有考慮二元結構轉換中的土地要素。這與一般發展中國家城市的擴張現實是不相容的，更是與中國的現實不相容。由于中國特殊的土地制度使得土地要素的兩種不同配置方式以及整個二元經濟結構被不斷強化和鞏固，因此運用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分析和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不能不對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模型進行適當的補充和修改。顯然，對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的補充和修改是絕不能忽略土地要素的。一言蔽之，在二元結構轉換的研究中，加進土地要素這一因素，并在模型中把它內生化是十分必要的。
同時應該看到，雖然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所體現的古典經濟學思想精髓值得肯定和繼承，但我們也有必要發展新的分析技術，運用新古典經濟學比較成熟的一些分析技術來分析和研究二元經濟結構。
(二)基本假設
(1)經濟中存在兩個部門：傳統的農業部門與現代的非農部門。其中農業部門的投入要素是土地、勞動，現代非農部門的投入要素是資本、勞動、土地。農業部門生產的農產品全部用于消費，現代非農部門的產出一部分用于最終消費，一部分作為一種新的生產要素資本用于生產的再投入。
(2)農業部門的生產函數為萊昂惕夫生產函數：
其中Ra(t)表示進行農業生產的土地，La(t)表示傳統部門的勞動力。
(3)非農部門的生產函數為C―D函數：
K(t)是現代部門產出中用于再投入的生產要素，即資本，Ri(t)表示現代部門所占用的土地存量，它包括了直接生產所用土地和現代部門從業人員生活所用土地；Li(t)表示現代部門的勞動力；A表示外生技術。
(4)勞動力等于人口，全部勞動力被分配于兩個部門，即兩部門間的勞動力市場是可以出清的；人口增長率外生。
L (t)=v（3）
L(t)=La(t)+Li(t)（4）
(5)現代部門儲蓄率為s，假定沒有折舊，但是總產出的儲蓄會以一部分投入到土地要素中去，假設這個比例為θ
K(t)=（1-θ）sYi(t)（5）
這個假設包含了一個重要的隱含信息，即資本是現代部門的產出。換言之，這一假設認為資本是由現代部門這臺“制造剩余的機器”生產的。
（6）由于上一期的總產出會以投資或者投機的形式投入到土地要素中去（當然是城市土地），那么很顯然增量土地要素會吸收一部分總產出，即：
（7）土地存量不變，但土地在兩部門之間的分配是可以變動的：
R(t)=0（7）
R(t)=Ra(t)+Ri(t)（8）
（三）模型的推論
（1）資本的增長
（12）式表明，資本增長率是城市土地要素增長率與非農部門就業人口的增長率的加權平均。
劉易斯認為，資本形成可以是由勞動創造的，也可是由信貸創造的。然而，從他對信貸資本的來源剖析，可以看出，他實際上認為資本歸根結底是由勞動創造的。從他的古典模型更是可以得到一個推論，即所有資本以及所有社會產品都是勞動創造的。
比較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可以發現，我們的模型則認為，資本的增長不單是勞動力轉移到現代部門，從而產生剩余的結果，而是土地要素和勞動力要素從傳統部門轉移到現代部門，它們與上一期的存量資本一起生產出下一期的資本。
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是勞動創造資本的價值學說在發展經濟學領域的回歸。但它不能很好地解釋土地要素向現代部門轉移的動因，以及這一過程所導致資本增長的結果。顯然，只有把土地要素考慮進二元結構轉換的過程中去，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資本是如何增長的。
（2）現代部門擴張對農業生產要素吸收
由（7）、（8）式可以得到：
gRi=-gRa（13）
同時，又由（3）、（4）式可以得到：
gLi=v-gRa（14）
由（12）、（13）、（14）式可以得到：
（15）式可以推出一個結論，即資本增長與農地和農業人口是呈反方向運動的。也就是說，工業化和城市化是會吸收農村的人和地兩種基本要素的。現代部門的均衡增長，客觀上要素農村的土地和勞動力向城市轉移。
劉易斯的古典模型從實質上講，也是一個動態模型。他的模型明確提出經濟發展是一期接一期，連續不斷的。他認為，資本家會在上一期以不變的工資率得到更多的剩余，完成資本積累，從而推動生產規模擴張；在經濟發展的下一期，由于生產規模擴張過程中得到更多的剩余，更多的勞動力會被吸引進入到生產過程，從而創造更多的資本剩余。
我們的模型將他的這一思路推而廣之，明確提出資本的擴張（代表著現代部門的擴張）對農村的基本生產要素有一股強大的吸引力。實質上，（15）式暗含著一個經濟學的經典結論：資本是一種生產關系，它不斷地對自身進行著再生產。
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只是單方面地看到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忽略了農村土地要素向現代部門的轉移。因此，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認為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二元結構必定會向一元結構轉換的結論就有可能不成立。因為，農村土地要素減少的速率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率之間可能有三種大小關系：大于、小于和等于。顯然，由于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把土地要素看作是存量不變的，他理所當然地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率大于農村土地要素減少的速率（他認為是0）。顯然，從上面的分析看，這一理所當然的結論未必成立。實事上，中國大量出現的失地農民就是最好的例證。特別是考慮到中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由于有戶籍制度等障礙存在著非永久性轉移的特點，這一例證就更加突出。
五、簡單的政策啟示
聯系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從加進土地要素流動的二元經濟轉換模型可以得到兩點主要的政策啟示：
第一，經濟發展必然會影響“三農”，因此不能簡單地寄希望于市場來改變“三農”的窘況；相反，應該借助市場經濟以外的力量（如惠農的制度供給）來緩解，并最終解決“三農”問題。
第二，現行土地制度強化了土地要素配置的二元結構，實質上提高了土地要素向現代部門的交易成本。雖然這些交易成本很可能是社會成本，也可能會因為它對市場主體、廣大農民來說是負外部性而被他們忽略，但是對全社會而言，對一個經濟持續發展的系統而言，這種社會成本肯定是意味著巨大的福利凈損失。因此，改革現行土地制度，解決產權殘缺問題，減輕制度因素對二元結構的強化作用，可能是必要的。
六、結 語
在發展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過程中，有一個明顯特征就是農村的勞動力、土地同時向現代部門轉移。由于我國特殊的土地制度，土地要素的使用存在著兩種明顯不同的邏輯。因為制度的強化，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特征非常明顯。顯然比較而言，考慮土地要素的二元經濟理論具有更強的現實擬合性。從要素的轉移這個意義上講，它基本上勾勒了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一個全圖景。
當然，考慮了土地要素的二元經濟理論也有許多需要進一步廓清的地方：例如，土地要素與勞動力在二元結構轉換中的相互關系問題；制度、技術在土地要素轉移過程中的作用和影響問題；土地在生活與生產中的細分，以及它們對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不同作用和影響等等問題。
[注 釋]
①威廉.阿瑟.劉易斯，二元經濟論(施煒等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北京,1989年.第8頁.
②威廉.阿瑟.劉易斯，二元經濟論(施煒等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北京,1989年.第144頁.
③陳宗勝，黎德福在2004年的研究――《內生農業技術進步的二元轉換模型》（2004年《經濟研究》第11期）中表達了相同的觀點。
[參考文獻]
[1]Lewis,W.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I].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54.
[2]Fei,J.C.H.,Ranis,G.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M].Richard D.Irwin,Homewood,IL,1964.
[3]陳宗勝,黎德福.內生農業技術進步的二元轉換模型[J].經濟研究,2004,(11):16～27.
[4]Magnus Blomstrom，Edward Wolff.Growth in a dual economy[J].World Development,Vol.25,No.10,1997.
[5]Khalid Saeed，Ponthep Prankprakma.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a dual economy:alternative policy lever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J].World Development,Vol.25,No.5,1997.
[6]陳吉元，胡必亮.中國的三元經濟結構與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J].經濟研究，1994,（4）.
[7]張朝尊,韓太祥.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三元經濟結構的形成和意義[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1995,(1).
[8]徐 慶.論中國經濟的四元結構[J].經濟研究,1996,(11):60-65.
[9]Schultz, T.W.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M].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1964.
[10]Todaro, M.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59:138-148,1969.
[11]高帆,秦占欣.二元經濟反差：一個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解釋[J].經濟科學,2003,(1).
[12]夏 明.二元經濟理論的再探討[J]. 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2,(01).
[13]Wen，Guanzhong Jam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 in China's Farming Sector：1952-1989[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Oct.1-41,1993.
[14]Wen，Gnanzhong James. The Land Tenure System and its Saving andInvestment Mechanism：The Case of Modern China[J].Asian Economic Journal ，9（3），233-259,1995.
[15]蔡繼明.中國的現代化、城市化與農地制度改革探析[J]. 經濟前沿, 2005,（1）.
[16]秦暉.關于農村土地制度的思考[N].經濟觀察報，2004-11-26.
[17]黨國英.中國可實行多元化土地制[N/OL].南方農村報， business.省略/20070615/n250592629.shtml.
Transfer of Land Factor and Trans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Modifying Lewis’Dual Economy Model Based on China’s Situation
Zhang Zhiqiang
(Graduate School, The Center Party School, Beijing 100091,China)
關鍵詞：資本范疇人力資本社會經濟結構變遷
人力資本理論自創立以來，現在已經成為“經濟學中經驗應用最多的理論之一”。該理論被應用到各個應用學科和研究領域,但由于對人力資本的內涵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對于人力資本到底是什么，應該怎樣來界定存在很多分歧。那么在相關領域的應用研究上就會對社會產生不良的影響。所以本文將根據馬克思理論研究的基本方法論原則來探討人力資本的內涵，指明人力資本的本質，揭示人力資本出現的社會經濟條件。
一、理論回顧
第一次正式提出“人力資本”這個概念的，是美國經濟學家沃爾什。他于1935年出版了《人力資本觀》一書，在該書中，他從個人教育費用和個人收益相比較來計算教育的經濟效益。真正形成理論始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1957年，明塞爾的博士論文《人力資本投資與個人收入分配》對人力資本投資與個人收入之間存在的必然關系進行了認真研究。1960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奧多•舒爾茨在美國經濟年會上以主席的身份發表了題為《論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講，轟動了西方經濟學界。以此為標志，確立了人力資本理論，引起了學界的關注。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HumanCapital)主要指凝集在勞動者本身的知識、技能及其所表現出來的勞動能力，這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一種有效率的經濟。1964年，貝克爾發表了《人力資本》，提出了較為系統的人力資本理論框架，進一步發展了人力資本理論，使之成為系統而完整的理論體系。無疑西方學者對人力資本理論做出了開拓性的研究。但是對人力資本的內涵仍然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自從改理論傳入我國，興起了研究的熱潮，許多學者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國內學者在研究人力資本時，大致有兩派：
一是默認西方學者所提出的人力資本含義。其中根據不同的研究思路，又可分為兩類：一種是沿用西方學者所提出的人力資本含義，作相關方面的應用研究。另一種是從經典作家那里找人力資本思想的淵源。對于第一種思路：比如有的從企業的契約性質研究人力資本，認為“市場里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里資本的特別合約”，并且認為“人的健康、體力、經驗、生產知識、技能和氣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權只能不可分離地屬于其載體”。（周其仁，1996）有的認為“人力資本所有者擁有企業所有權是一個趨勢”，并認為“人力資本所有者是企業風險的真正承擔者，人力資本所有者是企業財富的創造者”。（方竹蘭，1997）有的則認為“我國發揮比較優勢的關鍵是,將更多的人力資源轉化為人力資本”。（王樹同，2003）加快人力資源的轉化和人力資本的積累。有的認為“人力資本是指人們花費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訓等方面的開支形成的資本。”(李寶元，2000)對于第二種，主要是引用經典作家有關人、教育等方面的論述，作為人力資本思想的淵源，以此說明人力資本很早就有了，只是由于某種原因，最近才發展起來。比如有的認為“斯密敏銳地認識到,人的知識、經驗和才能對社會生產有重要作用,是一種具有生產性的資本。”（王建民，2002）有的從“馬克思的人力資本思想”出發探詢了馬克思關于“人力資本在財富創造中的地位、產權特征、形成途徑、層次性、定價等”。（焦斌龍，1999）
二是不同意人力資本的提法，對人力資本提出了質疑。比如有的認為“人力資本的本質或根源是勞動力，如同資本的根源在于貨幣一樣。”提出“人力資本是指在知識、技術、信息同勞動力分離，成為獨立的商品參加市場交換，且這種交易在市場交換中占主導地位的條件下，由投資而形成的的高級勞動力。”(馮子標,2002)有的認為“人力資本是個錯誤的概念”。（張海云，2003）對人力資本理論提出了置疑。有的提出“人力資本分享剩余三大悖論：人力資本確認悖論、人力資本激勵悖論、人力資本分享剩余模式悖論。”也對人力資本提出了置疑。（張兆國，2004）
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出，前者并沒有去過多思考人力資本本身的內涵，作為既定的含義，搬來就用。后者盡管提出了質疑，但是并沒有說清楚人力資本的含義，并且在有些地方的論述也存在問題。兩者都沒有對人力資本的含義做出很好的說明，沒有真正理解人力資本的內涵。本文將利用馬克思理論研究的基本方法原則，通過資本范疇規定性的分析來探討人力資本范疇的內涵，揭示人力資本產生背后的社會經濟結構變遷。
二、人力資本范疇內涵的規定性
馬克思理論研究的基本方法論原則是歷史與邏輯的辯證統一，其哲學基礎就是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相結合。在馬克思看來，歷史的起點，也就是邏輯的起點；思維形式中概念又簡單到復雜上升的過程，反映著事物由低級到高級的歷史發展過程。根據這一方法論，任何客觀經濟關系都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同樣任何經濟范疇的出現都是客觀經濟關系的反映和歷史發展的產物。馬克思在分析資本的范疇時，所應用的方法論值得我們借鑒。
下面就從資本范疇的規定性說起，首先澄清人們對資本范疇的誤解，進而分析人力資本范疇的規定性。
從資本到人力資本，不僅僅是一個名稱的變化，這是一個質的飛躍。不是概念上的簡單擴展，而是生產方式演變的一次質變。這樣的認識，只有必須從資本的本質規定性才能得出。人力資本作為一種新出現的經濟范疇，必然有其內在的規定性。從資本這一抽象范疇到人力資本這一具體范疇，從邏輯上來講，人力資本范疇必須包含資本范疇的規定性。所以要認識人力資本的內涵，必須弄清楚資本的規定性。
對于資本的規定性，馬克思說:“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從馬克思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在強調資本是一種社會關系的同時，并沒有否認它必須的載體。”（曾康霖，1990）任何經濟范疇都有其社會形式，又有其物質承擔者。所以資本范疇的內涵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資本所體現的一定社會的生產關系，這是資本的本質規定；另一方面，是資本關系所賴以體現的物質的、客觀的和自然的內容和形式。這是資本關系的載體，是資本形式、運動和發揮作用的外在形式和物質前提”。（崔學蘭，2003）資本的本質規定和資本的外在形式是統一的，是不可分離的。
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奴隸。紡紗機就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所以資本不是作為單純的物質性存在，即作為進行新的生產手段而積累起來的物化勞動本身并不是資本，而是以物為媒介的一種社會關系。所以對于資本范疇來講，盡管有學者做了“資本范疇再認識”的研究，其中有很多真知灼見，認為“資本是本質規定和外在形式的統一”。但是把資本的內在規定分為“資本的一般抽象規定和資本的特殊社會規定”。并認為“資本的一般抽象規定：物化的剩余勞動不斷吸取活的剩余勞動，從而不斷增加和擴大自身的關系”。這是一種“關系”，但是這并不是與一定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樣的認識把資本理解為脫離了社會關系的客觀存在，是一種超越歷史的范疇，資本成為一種永恒。作為資本的本質不是物，而是首先反映的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生產關系。然后才是體現在一個物或載體上。
所以對人力資本范疇來說，人力資本也應該是一種內在本質和外在形式的統一體。馮子標在《人力資本參與企業收益分配研究》一書中指出“人力資本是其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的統一體”。這無疑是正確的、有見地的。然而由于其沒有真正理解對于資本來講，資本的本質內在規定和外在形式到底是指什么，所以其對人力資本含義的理解出現了偏差，從而利用“人力資本的本質或根源是勞動力，如同資本的根源在于貨幣一樣。”得出“勞動力是其內核和自然基礎，投資是外在約束，人力資本正是勞動力成為投資的產物。”混淆了本質與外在形式的含義和區別。當然，他認為“人力資本是一種高級勞動力”，這種把人力資本歸為勞動力的看法無疑是有創建性的和值得肯定的，但對于高級勞動力的說法及對其原因的解釋是不能讓人接受的。但這其中已經暗含了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體現了社會生產力發展對生產關系的一種推動。侯風云在《論人力資本概念》一文中，嘗試用“資本”的概念來說明人力資本，但是其僅僅判斷資本的標準定義為“是否有超過投資價值的價值產生，這種超額價值是否為投資者所占有和支配。”只是從靜態的表面上看是否有一個增值額的產生，所以不能從根本上把握人力資本的含義。
所以對人力資本來講，它應該是體現了一種社會經濟結構變遷的新的資本形態。馬克思說：“資本一出現，就標志著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同樣，人力資本體現了一種以人為主導的生產關系的產生，在這樣的生產中，不是物質資本利用人的活勞動為手段來增大自己，而是人的活勞動利用物質資本來不斷的增大自身的過程。這是一種新的社會生產方式，體現了社會經濟形態的結構性變遷，是比物質資本更高一級的新的資本形式。
對于人力資本的外在形式，也就是人力資本賴以存在的物質載體。我們認為是體現在人身上的體力、健康、知識、技能、經驗等精神存量。根據馬克思“勞動力或勞動能力，就是一個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他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合。”的論斷，而體力的內涵必然包含健康，智力總是體現在人的知識、經驗和技能的擁有。并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簡單勞動在社會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少。復雜勞動將成為社會財富創造的主要方式。這時的勞動力已經不是簡單的體力勞動的表現，而是蘊含著先進知識、技能和經驗的復雜勞動力。所以，我們就把人身上的體力、健康、知識、技能、經驗等精神存量界定為勞動力，這樣人力資本的外在形式就體現為勞動力，但是勞動力是在承載了一定的社會關系之后才成為人力資本的載體的，是人力資本內在本質規定的基礎。
我們這里所說的人力資本體現為勞動力，跟西方學者及我國某些學者所認為的具有本質上的區別。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HumanCapital)主要指凝集在勞動者本身的知識、技能及其所表現出來的勞動能力”。但是他只是將人力資本純粹作為一種生產要素，來說明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并沒有反映其本質的規定。而我國大部分學者在研究人力資本時，基本照搬西方對人力資本的定義的描述，“多數人力資本理論的文獻，也不過是將對（非人力）資本理論的一些原理推廣到對人力資源的分析上而已。當人力資本經濟學家把人的健康、生產技能和生產知識看成是一種資本存量，即作為現在和未來產出和收入的源泉時，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在形式上幾乎就沒有什么區別了。更有一些學者認為“人力資本，是指人們花費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訓等方面的開支所形成的資本”。（李寶元，2000）“資本的概念不僅僅局限在于物質資本，而應該擴展到人力資本，即投資于人的智力、體力、和技能的資本成為人力資本。”（侯風云，2003）他們所說的人力資本不過是花費在人身上的貨幣（或價值）的另一個不同說法而已。根本沒有去仔細研究人力資本的內在本質，僅是把資本概念在名稱上加到人身上。
所以，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知：人力資本是一個歷史的、社會的范疇，它的出現是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相對應的，是一種在以人為主導的經濟形態中的新的資本形式。它是內在本質與外在形式（載體）的統一。它首先表現的是一種社會關系，體現了以人為主導的社會生產關系中更高的資本形式，這是它本質的規定性；人力資本的外在形式為勞動力，以勞動力為載體。兩個方面統一，不可分離，共同構成人力資本范疇的內涵。
三、孕育著人力資本產生的社會經濟結構變遷的表現
任何一個經濟范疇的出現，必然有其復雜的社會形式，人力資本作為一種反映更高社會生產關系的范疇，必然有其豐富的社會經濟背景。那么對于人力資本，是否具備了產生的社會經濟條件呢?我們認為當今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已經孕育著人力資本的出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根本改變了勞動者的勞動狀況，真正確立勞動者在生產中的中心地位。
20世紀70年代，美國提出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到了90年代，又提出了“新經濟”，引起學界的關注。聯合國研究機構和經和組織的專家提出了“知識經濟”，認為知識經濟是指建立在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是與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相對應的一種新經濟。
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飛速發展，自動化機器的普及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出現,使得勞動者不再是生產過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被牢牢束縛其中,充當“會說話的工具”,而是徹底從生產過程中擺脫出來,站在一旁,通過遙控指揮工具系統進行生產,并對整個生產過程進行監督和管理。勞動者的勞動狀況跟工業經濟時代相比發生根本的改變。
由于知識越來越成為占主導地位的資源和生產要素。所以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更主要地取決于知識的投入,知識可以擴大傳統生產要素的能力,還可以提供調整生產要素、改進生產程序、創造革新產品的能力。而這些知識的生產者和攜帶者不是別的載體，就是人本身。所以社會經濟的增長主要取決于人的作用——人的智力、創造性成果的作用。所以勞動者在生產中確立了中心地位。這一根本性的變化，將催生出與其相適應的性的新的更高級資本形態——人力資本。
第二、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融合表征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轉換，預示新的經濟發展結構的出現，直接推動著人的經濟價值的提升和在生產關系中地位的改變。
在工業、傳統制造業為主導的工業經濟模式下，人的經濟價值的上升是很難的。但是在以服務業、高技術產業為主導的知識經濟模式下，一方面，這些產業主要依靠智力活動或者個性化的個體勞動，這是傳統的機器所不能替代的，另一方面，“人力資本的深化”逐漸成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必然路徑。而以這一切都直接推動著人的經濟價值的提升。從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正在經歷著這樣的變化。按照三次產業分類法，西方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從工業部門向服務部門的轉移早在20世紀二三年代就已經初露端倪，到20世紀中后這種轉移表現得更加明顯。到了1965年，在美國、日本、聯邦德國、英國、法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中，農業所占的比重分別降低到了3%、10%、4%、3%、7%，工業所占比重分別降低到34%、37%、44%、35%、31%，而第三次產業的比重均已超過50%
伴隨知識經濟進程,出現了電信、廣播電視和出版等部門在數字融合基礎上的產業融合。這是對傳統產業體系的根本性改變,成為一種新的產業革命。
“隨著產業融合在整個經濟系統中越來越具有普遍性,它將導致產業發展基礎、產業之間關聯、產業結構演變、產業組織形態和產業區域布局等方面的根本變化,最終改變整個經濟和社會的面貌。推動人的地位和經濟價值的提升。
第三、企業組織形式的深刻變革及其治理結構的變化反映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
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和社會分工協作體系的日益發達，企業的組織形式發生了深刻變革。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經理革命”------“專業經理取代公司所有者成為決策者”1932年貝利（A·A·Berle）和米恩斯（G·C·Means)在他們合著的《現代公司和私有財產》（《ModernCorporationandPrivateproperty》）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大公司和控制權從企業的所有者---股東手中，轉移到經理手中獲得趨勢。1941年，伯納姆（J·Burnham）在《經理革命：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ManagerRevolution:WhatitHappenningintheWorld》一書中，第一次把這種現象稱為“經理革命”。“經理革命”的過程，就是“經理式資本主義”取代“家族式的或金融的資本主義。此時，“資本是目前大公司可以自給的東西，老式的“巨頭”已經不中用了，于是美國經濟領域中的權勢便有資本轉移到組織才能的方面。”所以“在這里已經不是‘消極資本’即純粹的企業財務資本的存在，才是個人、經理等人力所有者‘有碗飯吃’,而是‘積極貨幣’的握有者——企業的人力所有者——保證了企業的非人力資本的保值、增值、擴張。這個局面底下，企業的人力資本市值上升，非人力資本的市值下降，何怪之有？”
第四、分享制公司在市場經濟國家中逐步演變成一種與傳統的支薪制公司相競爭的新的企業組織形式，這直接反映了以人為主導的生產關系的一種變化趨勢。
在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科技公司，甚至一些傳統行業的大公司中，越來越多的工人加入到利潤分享者的行列。分享制有員工持股計劃、利潤分享制或收益分享制。在分享制發展的廣度方面，日本到1998年發展到91%，美國在30%以上。在分享制的深度方面，日本員工分享額占公司利潤的比重在42-67%之間，而美國經理人員的報酬結構中，固定工資、年末獎金和股票選擇權的比例大體是4：3：左右。
并且，一些西方國家也逐漸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的這種變化趨勢，因此，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政府都設法鼓勵利潤分享和股權擁有。如英國政府1987年通過的2號財政法不僅批準了以支付現金為形式的利潤分享計劃，而且職工的利潤分享收入可以享受減稅待遇。而美國政府也從1974年開始，陸續通過了16項鼓勵推行職工股份所有制的法案，利用免稅的優惠政策為ESOP打開綠燈。到1986年，美國實行ESOP的公司大約為8000家，約有1000萬雇員參加到此項計劃中，約占全美雇員總數的8%。
以上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說明了人力資本的產生所必須具備的相應經濟基礎，這種趨勢正在進一步加強，人力資本將會隨著這種趨勢的推進，作為一種反映更高經濟形態和生產關系的資本形式，歷史地登上舞臺，發揮其更大的作用，從而進一步促進社會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四、結論與建議
根據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觀點，認識的根本任務就是經過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透過現象抓住事物的本質和規律。
所以，對于人力資本我們要從大量的社會經濟變遷的現象中，來認識到人力資本的本質，而不能盲目的照搬別人的東西，僅看到表面現象，要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人力資本是一個歷史的、社會的范疇，它的出現是和社會經濟的結構變遷相對應的，是一種在以人為主導的經濟形態中的新的資本形式。它是內在本質與外在形式（載體）的統一。基于這樣的認識，就我國實際情況來看，我們還遠遠沒有達到在社會范圍內出現人力資本的經濟基礎。孕育人力資本產生的經濟結構變遷的種種表現也是主要發生在西方發達國家，但這也并不是一種很普遍現象。所以在談人力資本時，我們不能無視其賴以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而大肆鼓吹。
在我國目前對人力資本的研究方面存在以下誤區，必須加以糾正，否則會產生不良后果。
第一，就人力資本談人力資本，而不管其真正含義是什么。對人力資本有時認為是指勞動者，有時是指勞動力，有時指投資在人身上的資本（價值）。含義混亂，依次作的相應對策必然出現偏差。
第二，人力資本與產權掛鉤，以偏概全。在研究上，把人力資本局限在小部分人的范圍內，將人力資本等同于職業經理人和技術創新者，排斥了在普通勞動者。提出人力資本入股，也就是經理人和技術創新人員入股，分享企業所有權。而把普通勞動者排除在外，忽視整個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趨勢，對普通勞動者造成極大的傷害。這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
第三，脫離實際經濟條件，談經濟發展時，就講加快人力資本的積累。其實“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并未過渡到以人力資本為主導性的生產要素的經濟發展階段”。“那種認為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就是因為缺乏人力資本的觀點在真正了解發展中國家問題的專家看來也是膚淺的，因為從另一角度看，人力資本缺乏毋寧說正是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不發達的結果”。所以，我們要從根本上認清此問題，主要的任務是加快社會經濟的發展。值得一提的是，這并不意味著忽視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和人力資本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勞動力素質和人力資本也是不同的問題。其實教育的作用，一直以來都受到經濟學家和社會的重視，而不是因為有了“人力資本”才使教育受到重視，才應該重視。
注釋：
周其仁.市場里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J].經濟研究,1996（6）.
他在該文中從人力資本的產權特征，論證了市場中的企業是一個特別合約，并且默認了包含企業家和普通勞動者在內的人，甚至奴隸都是人力資本的擁有者，但并沒有去對人力資本的內在本質作進一步深入考察，僅僅是借用了西方學者的看法。
方竹蘭.人力資本所有者擁有企業所有權是一個趨勢[J].經濟研究,1997（6）.該文認為人力資本所有者是企業財富的真正創造者，并沒有對人力資本的含義作出說明，這樣的判斷又能有什么意義？即使是把人力資本所有者認為是勞動者，也從根本上違背了“資本和勞動共同創造財富，勞動創造價值”的原理。從而混淆價值和財富的區別。
焦斌龍.馬克思的人力資本思想[J].當代經濟研究,1999（6）.作者在本文中，把人力資本的名詞硬套在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理論上，不加分析的把勞動力等同于人力資本，勞動力的價值等同于人力資本的價值。這是違背了馬克思資本論中勞動力的本來意義。
張海云.人力資本理論質疑[J].當代財經,2003（2）.本文對人力資本提出了質疑，認識到資本是一個歷史范疇，值得肯定；但在論證上，簡單地認為資本就是可移之物，是錯誤的。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20頁
本理論質疑[J].當代財經,2003（2）.本文對人力資本提出了質疑，認識到資本是一個歷史范疇，值得肯定；但在論證上，簡單地認為資本就是可移之物，是錯誤的。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2頁
崔學蘭，趙旭亮.資本范疇在認識[J].經濟問題.2003（11）.本文對資本的范疇作為了深入的研究分析，提出了分析資本范疇的社會基礎，并認為資本范疇是資本關系與資本載體的統一，也即資本內在規定和資本外在形式的統一。但是認為資本一般與特殊的區別，把資本看成是超越歷史的永恒范疇，脫離了社會關系的客觀存在，是一種超越歷史的范疇，資本成為一種永恒。
同7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193頁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195頁
周其仁.市場里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J].經濟研究,1996（6）.
李寶元.人力資本與經濟發展[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第18頁.
張素芬.知識經濟條件下勞動者情況變化探微[J].當代經濟研究,1999（4）.文中對知識經濟時代勞動者的地位變化，作了分析。當今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正為人力資本的出現提供了背景條件。
莫志宏.人力資本的經濟學分析[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第30頁
周振華.產業融合:產業發展及經濟增長的新動力[J].中國工業經濟,2003（4）.
美國托馬斯·戴伊著.誰掌管美國----里根時代[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頁
小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578-581頁
美國托馬斯·戴伊著.誰掌管美國----里根時代[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頁
周其仁.市場里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J].經濟研究,1996（6）.
翁君奕.支薪制與分享制的比較[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6（5）.
韓保江著.西方世界的拯救——現代西方收入分配制度變遷與貢獻[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第250-252頁。
莫志宏.人力資本的經濟學分析[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第7和21頁
參考文獻：
[1]T·W·舒爾茨.論人力資本——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2]加里·S·貝克爾.人力資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3]雅各布·明塞爾.人力資本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
[4]莫志宏.人力資本的經濟學分析[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
[5]蓋驍敏.人力資本不同于勞動力[J].中國經濟問題，2004（1）.
[6]王樹同.比較優勢戰略與趕超戰略的選擇與思考[J].當代經濟研究，2003（2）.
【關鍵詞】產業結構；外貿結構；外貿依存度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把實現經濟快速增長作為經濟發展的突出目標，在這一目標的指引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按不變價格計算，實際GDP從1978年到2009年增長了17.6倍，三十年間經濟總量翻了四番，，平均七年半翻番一次，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的奇跡。
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結構性發展問題越來越突出，諸如產業結構、消費與投資結構、地區經濟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內需與外貿結構。
近些年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越來越成為中國持續快速經濟增長的首要課題，“十一五”規劃提出了改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在2011年開始實施的“十二五”規劃中，更是把改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突出地上升到經濟發展目標的地位。
而在所有經濟結構問題中，內需與外貿發展結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結構問題之一。調整經濟結構必然要求外貿增長方式實現相應的調整。
隨著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融入世界一體化的進程在逐步加快，其中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迅速發展。根據商務部統計數據，“十一五”時期，中國出口年均增長24%，進口年均增長23.7%，進出口在2000年的基礎上實現了翻一番的增長，出口增長平均增速超過了30%。但是，這些外貿發展成績的背后有著很深刻的發展質量問題。中國的外貿發展是建立在數量增長和廉價的低成本的勞動力等要素資源供給基礎之上的粗放型經濟增長，從內部來看，這一增長模式帶來了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惡化問題；同時，從外部來看，中國長期的對外貿易方式是以加工貿易方式為主，且處于國際分工的低端，帶來了巨額外幣儲備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低價競爭激烈，貿易條件逐步惡化，貿易摩擦急劇增加。
若要繼續保持外貿對我國國民經濟的巨大拉動作用，并且實現持續的外貿增長，必須積極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把外貿增長轉變到綜合效益高的基礎之上。
如何實現在經濟結構調整的同時促進對外貿易的新的增長及其質量效益的提高，是當前經濟發展背景下重的議題，也是本文將要展開研究的內容。
二、模型指標的數學論證及其建立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產業結構與外貿結構之間的關系，所以要建立相應的結構指標。一般而言，反映產業結構指標有總量指標、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產值比重；衡量貿易結構的指標有進出口產品結構、貿易市場結構等。但是，這些指標結構只是反映了產品與貿易結構的靜態情況，沒有較好地反映動態變化情況。
因此，本文在參考羅國勛、韓晶和李榮林在其研究中的指標建立方法，一種衡量動態的指標變化思想，即以經濟總量指標中各組成部分的增長率為權數，對結構變化進行加權求和得出總結構變化的效益指標。因此，本文可以以此來建立中國動態的外貿結構與產業結構變化的效應指標。
而該方法的主要原理即通過微分求導形式分解為兩部分形式，其數學形式與推導如下：
表示t期各組成部分指標值在總指標中所占的比例。該式前半部分為基期結構不變時，各組成部分增長率的貢獻，后半部分表示各增長率中結構變化的貢獻。而后半部分可以由下式近似替代：
該式表示結構變化以各部分增長率為權重對其比重變化進行加權求和。
綜上數學式子可以進一步推導其數學含義，影響結構變化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各組成部分的增長率；各組成部分比重的變化，比重上升，該式的值為正，反之，為負。因此，存在以下幾種變化可能：當一部分增長率為正，但比重在下降時，該項為負數，因而對其結構變化的貢獻為負；當一部分高速增長時，而且比重也在不斷上升，則結構呈現正向變化；增長率很快，但是其比重變化不大，最終對結構變化的貢獻仍不會太大。
所以，該指標從數學意義上說明了可以較好地反映結構變化對經濟總量增長率的影響：該指標如果為正，則對經濟總量起到促進作用，而該指標若為負數，則起到阻礙作用。因此，該指標可以較為全面地又可以動態地反映經濟結構的變化。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可以構建一下三個指標衡量產業結構與外貿結構的變化：構建產業結構指標，其中indi，t /indi，t-1表示t年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生產總值的增長率，而zi / z表示t年第一、二、三產業的生產總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的比重。然后分別計算出三大產業的結構變化系數，用三大產業在t年所占的比重乘以各自在該年的增長率。最后將三大產業的結構變化系數求和相加便是產業結構變化系數。
構建我國外貿結構中出口與進口的結構變化指標。其中expi/exp表示第t年貨物貿易或服務貿易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比重，impi / imp表示第t年貨物貿易或服務貿易進口額占進口總額的比重，expi/exp表示第t年貨物貿易或服務貿易出口額的增長率，impi，t / impi，t-1表示第t年貨物貿易或服務貿易進口額的增長率。然后，分別計算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結構系數，用其所占的比重乘以各自的增長率。最后，將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結構系數相加求和，便是第t年的出口與進口結構系數。
三、數據的選取與實證方法的介紹
（一）變量和數據的選取
本文主要采用的是三個指標，產業結構指標、出口結構指標、進口結構指標，樣本數據時間范圍選定在1990―2010年，主要是因為服務貿易在1990年后才開始快速發展，之前變化不大。三大產業各自的產值、以及貨物貿易總額源于統計局的《2011中國統計年鑒》，而服務貿易額則來源于商務部服務貿易司相關統計數據。而本文主要運用時間序列數據，故采用時間序列分析方法。
（二）時間序列方法的簡單介紹
時間序列分析首先要考慮變量之間的平穩性，即平穩性ADF檢驗。平穩性檢驗主要是ADF單位根檢驗，檢驗殘差序列是否平穩，來判斷兩者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如果不平穩，則要看變量間單整階數是否相同，相同才可以建立長期協整分析。
然后，進行建立誤差修正模型。接著可以考慮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即在短期內變量之間會存在失衡，但長期存在穩定的關系，誤差修正模型主要是計算短期對長期均衡的偏離，將變量的短期行為與長期趨勢聯系起來。其過程一般分為兩步，第一步在對因變量y和自變量x進行平穩性檢驗的基礎上，若平穩或者單整階數相同，再將因變量y和自變量x進行OLS回歸，對其殘差？滋t進行單位根檢驗，若是平穩的，表明可以進行協整。第二步，可以建立如下的誤差修正模型：
最后，格蘭杰檢驗。如果存在協整關系并且通過誤差修正考察了短期對長期的偏離，要進一步考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即進行格蘭杰檢驗。格蘭杰檢驗因果關系時，其檢驗思想為：如果X的變化引起了Y的變化，則X的變化應當發生在Y的變化之前。假設要檢驗變量X與變量Y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這種關系影響的方向，構建檢驗回歸方程。其中，假定隨機誤差項之間是不相關的。而格蘭杰因果關系的原假設是“X不是引起Y變化的格蘭杰原因”或者“Y不是引起X變化的格蘭杰原因”。
四、實證分析
（一）數據趨勢分析
運用上文時間序列方法對有關數據展開實證分析。
圖1 中國產業結構變化與外貿結構變化情況
通過對上圖我們可以分析得出：一、中國的產業結構變化序列總體較為平緩，基本上沒什么變化，基本處在0附近。說明中國近20年的產業結構一直保持著原有的發展模式，即以第二產業為主的模式，體現了中國工業化的階段性特征；二、進口結構序列波動較大。在1993年達到峰值，并且進口結構波動特別大，而這一時期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始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并且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這一系列政策變化導致進口量大增。在2002年左右又達到一個峰值，而這一時期，正好是，進出口關稅開始放開降低，導致進口增加。在1998年和2008年這兩個時期處于低谷，并且2008年達到負，這充分體現了中國經濟融入了世界一體化特征。這兩個時期分別是亞洲金融危機和08年美國次貸危機，外部經濟環境的頹勢，導致我國進口的下降，進口結構受到較大地沖擊；三、出口結構序列也有波動，波動趨勢與進口結構趨同，但波動范圍沒有進口結構系數大。其趨勢變化的時間點和進口結構相同。在1993年達到一個峰值，也是由于相同的政策原因，改革的深入，導致出口增加。但1995年達到一個小小地，則和人民幣在1994年匯率改革后開始貶值，導致出口增加。1998年出口結構系數沒有跌落到負，表明此時我國對外貿易依存還不是太大，而又沒有大幅度增加則與當時保持人民幣穩定的措施有關，之后的1999年又一次小峰值，表明中國在抵御危機沖擊后復蘇能力較強。2008年后跌落谷底至負，表明這次危機對我國出口沖擊較為嚴重，也反映了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在增加，進一步融合了世界經濟一體化。四、進出口結構整體結構系數圖走勢表現為前期波動大，幅度范圍大，后期相對較為平穩幅度范圍較小。這反映了我國服務貿易在開始迅速發展，對結構貢獻正向作用較大，服務貿易相對貨物貿易在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而言，對外部環境的反映較為滯后和不敏感，從而一定程度拉平了不利的波動。
（二）計量分析
1、平穩性ADF檢驗
表2中國產業結構變化和進出口結構變化平穩性的ADF檢驗結果
注：檢驗形式中的c表示帶有常數項，t表示帶有常數項和趨勢項，n表示沒有常數項和趨勢項。
由表2可知中國的出口結構、進口結構均沒有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而產業結構雖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但沒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因此可以斷定它們為非平穩序列。而它們的一階差分都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因而是平穩性序列。因此，可以得出產業結構變化和進出口結構變化時間序列均屬于一階單整，可以進行協整關系檢驗。
2、出口結構變化與產業結構變化關系
首先建立出口結構變化與產業結構變化的回歸方程，形式如下：
y=0.001636-0.000746x1
從上式來看中國產業結構與出口結構短期關系是負向關系。再根據此式進一步考查，由此得到了殘差？滋t，并對殘差？滋t進行序列平穩性ADF檢驗，結果見下表：
表3 殘差？滋t的平穩性檢驗
由上表殘差平穩性檢驗結果可知，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殘差？滋t拒絕原假設，是平穩序列，接下來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式反映短期調整系數也是負向的，表明無論長期還是短期，兩個變量之間的作用是負向的。接下來僅以驗證兩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
通過格蘭杰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滯后期為1，2期時，出口結構變化都不是產業結構變化的原因，并且這種不可能性相伴概率在上升，在滯后一期時相伴概率為0.8063，滯后2期的相伴概率為0.9817。但是，在滯后期為1，2期時，產業結構卻都是出口結構變化的原因，這種可能性的相伴概率在上升，在滯后1期時0.0147，滯后2期為0.0401，這表明產業結構與出口結構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
3、進口結構變化與產業結構變化之間的關系
首先建立產業結構變化對進口結構變化的回歸方程，如下：
y=0.001156+0.001517x2
由此得到了殘差？滋t，并對殘差？滋t進行ADF檢驗，結果如表下表：
表5：殘差？滋t的平穩性檢驗
由表5可知，在5%的顯著性水平，殘差？滋t拒絕原假設，因而在5%的水平上，？滋t是平穩序列。對于產業結構變化與進口結構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式為中國產業結構變化與進口結構變化的短期動態關系，雖然從回歸方程表明兩者具有正向的長期關系。
但是上式表明短期調整系數是負的，還表明其中每年實際發生的產業結構變化與其長期均衡值的35.8%的偏差將被得到修正調整。
上述結果驗證了產業結構與進口結構的長短期的變化關系，至于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需要進一步檢驗。接下來采用格蘭杰檢驗其因果關系。
通過格蘭杰因果分，析可知在滯后期為1，2時候，進口結構變化不是產業結構變化的原因，并且拒絕的相伴概率在逐漸增大，滯后1期時相伴概率為0.9595，滯后2期為0.9158。而中國的產業結構變化是進口結構變化的原因，并且這一可能性隨著滯后期增加，其相伴概率在增大，滯后1期時為0.0017，滯后2期為0.0138。由此，表明產業結構變化與進口結構變化之間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
五、結論與不足
關鍵詞：北川羌族自治縣 Shift-share模型 產業結構
中圖分類號：F59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973（2013）012-288-02
1 震后北川縣產業結構調整問題的提出
產業結構的演變是伴隨著經濟增長而發生，經濟增長是產業結構演變的基礎，因此產業結構合理對于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影響。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與產業結構的合理化是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在一定的時期內在一定的產業高度下，產業結構的合理化是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基礎，當產業結構演進到了一定的高度后對產業結構的合理化會提出更高的要求。
北川羌族自治縣（簡稱北川縣）隸屬于四川省綿陽市，是全國唯一的羌族自治縣，擁有獨特的羌族文化與地域特色。由于歷史、地理、觀念等種種原因，北川縣的經濟一直比較落后，二元經濟結構較為突出。因此，如何改進全縣的經濟結構、建立區域強勢產業已迫在眉睫。
北川縣的產業結構調整有其被動原因，更有其主動因素。在“5?12特大地震”中，北川羌族自治縣20個鄉鎮，278個行政村，16.1萬人全部受災，是地震中的特重災區。該縣的人口、資源、產業等遭受巨大損失，直接經濟損失高達600多億，地震對北川縣縣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同時也給我國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致命的打擊。
地震前，北川縣始終貫徹“工業立縣”、“旅游興縣”、“農業富民”的戰略發展理念，產業格局以茶葉、蠶桑、中藥材為主導，工業主要為水電高載能、礦產建材等，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經濟社會，產業基礎薄弱，人才匱乏、產業發展缺乏統籌安排。
地震后，北川縣把招商工作的重點放在加工制造業上，首先是機械電子配套產業，其次是食品、藥品加工產業以及文化產品加工方面。隨著北川-山東產業園所有企業的全部建成投產，北川經濟開發區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為北川縣經濟結構轉型的提升增添了動力。
經過四年的震后恢復建設，伴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進一步深化，再加上政策優勢，北川縣已經穩步走上了轉變經濟增長類型的產業結構轉型道路。可見地震雖然給北川縣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但也為新北川帶來了其他城市無法企及的發展機遇，使新縣城成為災后重建的一顆璀璨明珠。
關于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西方經濟學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得出了一些重要結論，這些都解釋了區域產業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即經濟發展的本質是產業結構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不斷演化的過程。國內學者在西方經濟學家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們更多的是將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應用研究，但產業結構調整的一般規律不足以對具體的產業結構調整進行分析，因此本文通過走訪形式對“北川-山東工業園區”等地的產業結構轉型和發展展開調研，并以Shift-share分析法為工具，分析北川縣地震后產業結構的優劣，競爭力的強弱，進而發現問題并提出針對性意見，力求為北川縣的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提供參考和依據，促進北川縣震后經濟的發展。
2 Shift-share分析法
2.1 Shift-share分析法含義及原理
Shift-share分析法即偏離――份額分析法，是把區域經濟的變化看作一個動態的過程，將經濟總量變動分解為三個分量，即份額分量、結構偏離分量和競爭力的偏離分量以此說明區域經濟發展和衰退的原因，評價區域經濟結構優劣和自身競爭力的強弱，找出區域具有相對競爭力優勢的產業部門，進而可以確定區域未來經濟發展的合理方向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原則。
2.2 模型構建
本文中將區域經濟總的增長量分解為三個分量：（1）地區份額分量（N）表示特定區域如果能夠按照與全省同比例增長，到計劃期末應該增加的數量。（2）產業結構偏離分量（P）是指特定區域產業部門比重與所在地區相應產業部門比重的差異引起的區域該產業部門增長相對于所在地區標準所產生的偏差。（3）競爭力偏離分量（D）是指假定特定區域各產業部門實際的增長率與按照全省對應部門相同比例增長所產生的偏差。除了上述三個分量，本文還引入了L、W與u，L為區域對于所在地區的相對增長率，W為區域結構效果指數，u為區域競爭效果指數。
3 對北川縣震后產業結構的Shift-share結果分析
表1為北川縣大地震后的三次產業整體情況分析，在災后全縣的份額分量為1.33億元，雖然三次產業均為正值，但從其分布來看，對于第一產業，震后的份額分量不足震前的1/10，可見地震對于北川縣的農業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而北川縣的區域經濟總增量達到了13.27億元，是震前的3倍，第三產業與之前維持相對穩定狀態。
從總的偏離分量上看，無論是從代表產業結構效應的產業結構偏離分量還是競爭力偏離分量，三次產業的分量值都大于0，這表明，產業結構和競爭力因素對北川縣的經濟增長都是正效應，產業結構調整已經初見成效。總的產業結構帶來的增長量為1.94億元，其中第一產業帶來的增長量為0.13億元，第二產業帶來的增長量為1億元，第三產業帶來的為0.81億元，主要依靠的還是第二、第三產業，這說明北川縣的農業處于正在逐步恢復的階段。
目前，北川縣的經濟增長主要還是依靠競爭力因素，地震后，北川縣相對于四川省經濟增長率L=1.68，表明北川縣的經濟增長已經比四川省經濟增長速度快，優勢巨大，但是產業結構效果W=0.96，處于產業結構基礎不太好的狀況，競爭效果系數u=1.75，表明新北川縣的產業中有較多部門發展迅速，競爭力變強，且北川縣在四川省的經濟地位有所上升。
4 加快北川縣產業結構轉型的建議
通過上述的Shift-share分析法以及實地調查法的綜合分析，我們了解到新北川縣現有的產業結構和競爭力對經濟都起到了拉動作用，但是產業結構基礎不太好，雖然北川縣現有的三次產業具有一定的競爭力。目前北川縣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期，經濟運行的環境和產業結構演進的體制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產業結構調整必須適應新的形勢，所以應該進一步加強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鞏固該縣的產業結構基礎。建議如下：
（1）加快調整優化電子信息產業結構。
三大產業結構的漸進演化基礎是技術的不斷進步，北川縣在遭受地震后，已經將電子信息產業作為核心培育產業，走上了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現階段應該通過對核心產業的培育和發展，將北川縣打造成全國西部特色電子信息產業基地，達到適度的規模經濟，提高產品質量和企業管理水平，最后通過產業結構調整，更好地發揮電子信息產業先導作用，還要合理解決人才資源匱乏問題，建立有效地人才吸引與挽留機制，這具有極大地難度與挑戰。
（2）以創意產業帶動地區產業結構調整。
現階段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趨勢就是推進文化的產業化與產業的文化化。北川縣是我國唯一一個羌族自治縣，擁有獨特的羌族文化，其羌族風俗、宗教祭祀、節日慶典等民俗文化具有明顯的地域特色。在大地震之后的地震遺址、堰塞湖成為新的旅游資源，還應該深入挖掘感恩文化、紅色文化的獨特內涵，利用創意產業的思維與發展模式來改造原有的模式，實現產業創新。
（3）加快產業集聚化、園區化并實現梯度性轉移。
從法國的波爾多葡萄酒、美國硅谷的電子信息，再到我國景德鎮的瓷器業，產業集群無處不在。新北川距離綿陽城區10公里，可利用其地理位置的優勢，根據協同帶動效應，依靠綿陽成熟的市場加快實現產業集群的發展。
產業結構能否成功轉型關鍵在于必須將產業聚集在生產要素中集中、生產成本低的地方，而產業園是產業聚集的空間結果。“北川-山東產業園”加快了高新技術成果產業化的進程，降低了高新技術產業化的成本，所以，北川縣可以利用“北川-山東”產業園的發展，利用產業園的核心作用，帶動北川地區縣域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0）[G].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
[2] 四川省統計局.四川省統計年鑒（2010）[G].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
[3] 楊曉.四川省支持災后恢復重建政策措施出臺[N].四川日報，2008-07-11.
[關鍵詞] 體育經濟不平衡資源開發策略
一、不平衡體育經濟概念的含義
不平衡是指不存在完善的市場和靈敏的價格體系條件下，現實經濟運行所處的一種狀態。體育經濟在不平衡狀態下運行，就必然會產生各種磨擦，同時伴有供需脫節和通貨膨脹等現象的滋生，造成資源浪費，是一種低效的運行狀態。同時，經濟的不平衡可分為兩類：第一類不平衡指市場不完善條件下的不平衡；第二類不平衡指市場不完善，以及企業缺乏利益約束和預算約束條件下的不平衡。從總體狀況看，我國體育經濟仍然在不平衡狀態下運行，處在由第二類不平衡狀態向第一類不平衡狀態的過渡之中，即處在體育市場不完善以及體育企業(或體育部門)逐步開始建立利益約束和預算約束條件下的一種非均衡狀態之中。
二、不平衡中國體育經濟的狀態及其特征
1.供需脫節，體育市場管理不夠規范
中國體育經濟的大眾需求的體育服務消費品存在較嚴重的供給缺口，現有體育供給超過由經濟水平所決定的體育消費水平，產生較為嚴重的需求抑制；同時由于市場機制調節作用較小，企業經營的效益目標與消費者的效用目標難以“契合”，市場交換存在障礙，從而造成供給和需求的浪費。供需脫節是我國體育市場不平衡的顯性表現，平衡價格和平衡數量的變動有向非正常商品平衡價格、數量的變動趨勢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較為危險的市場信號。
我國也尚未建立起統一、高效的行業監察、評價、統計和行業發展、投資、經營的信息系統；缺少扶持體育產業發展的明確政策、尤其是在用地、融資、稅收等方面的可操作性產業扶持政策。另外，高素質專業體育經營人才缺乏，體育中介市場發展緩慢。市場透明度尚待提高。
2.東西部差距大
從總體水平看，我國體育經濟東部比中西部地區有較大的優勢，無論在競技水平、體育場館建設，還是體育事業單位的經營方面都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滯后，自身積累能力差，體育產業所需的資金投入長期以來嚴重不足，這是制約西部體育發展的重要原因。西部地區大部分人群體育消費意識淡漠。由于受封閉的地理環境制約和傳統觀念以及經濟收入低等因素的影響，“花錢買健康”的觀念還未被群眾廣泛接受。由于西部民族地區經濟基礎薄弱，加上改革滯后，因此對體育發展的物質投入明顯缺乏，特別是體育場館建設嚴重不足，體育設備質量差、數量少。在社會體育和體育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人才是最重要的，豐富的人力資源是體育發展的必要條件。西部民族地區由于歷史原因，教育落后，人才流失嚴重，給社會體育和體育經濟的管理與發展帶來巨大阻力。
3.產業結構不合理
按照“消費決定論”的觀點，體育消費決定了體育市場，體育市場決定了體育產業，體育產業決定了體育經濟。當今社會大眾體育消費需求是多樣的，體育市場必然是多元的，而體育產業的結構無可選擇的是由多層面、多種類構成的復雜系統。完整的體育產業鏈包括核心產業、中介產業和產業3個層次。作為整個體育產業基礎和帶動體育產業升級原動力的核心產業，因壟斷經營而缺少活力；在體育產業鏈中具有承上啟下作用的中介產業缺位；本土體育產業在迎遇國外強大對手的競爭中節節敗退，使得我國體育產業結構失衡，陷入發展困境。同時在我國，由于存在著體育經濟實力不雄厚，體育市場發育不夠完善，體育市場的運作體系還未完全形成，面對這種實際情況，為了使體育產業從低水平的產業結構向高水平的產業結構轉變，就必須著重發揮體育市場經濟機制的作用，從而促進體育產業結構向高度化的轉化和可持續性發展。
三、中國體育經濟發展的開發策略
1.開拓二元結構空間，建立體育經濟輻射網絡
如何在二元化經濟結構中開發體育經濟空間，(1)我們將發現二元結構的開發空間，無論是在大都市還是在小城鎮，體育經濟都有投入與產出、生產與消費、上游產品與下游產品、有效供給與最終需求等方面的開發空間，體育經濟開發空間必須同時考慮資源特點、區域經濟特點、市場半徑及聯動效應。(2)利用輻射帶動力，形成由中心到邊緣的體育經濟開發系統，使接受輻射地區的體育經濟得到開發，把潛在的資源優勢變成現實的資源優勢，通過體育市場的開發，使體育產業層次得到提升，從而把體育經濟結構的品質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使接納輻射地區獲得結果效益和結構效率。同時構建體育經濟開發網絡，應本著立足國內，面向海外，體育經濟開發體系要網絡化運營、規范化管理、商業化運作，發展規劃部、教練部、旅游部、競賽部、廣告部、服飾器具部等，全國按照統一規范和標準進行運作。
2.形成梯次開發，擴大體育內需
我國東部地區人才集中，資金雄厚，出口便捷，故在體育用品的開發上應以高新技術為主，增加其附加值，利用其地域、信息快捷優勢，迅速占領國際市場;中部地區人口眾多。人力資本相對便宜，應以國內大眾需求的體育用品為主進行生產;西部地區地廣人稀，交通不發達，少數民族眾多，每個少數民族都有不同的體育傳統，應以生產少數民族體育用品為主。推動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大眾化。體育用品的增長主要決定于消費和銷售，因此，鞏固現有成果，引導新的消費群體，開發新的體育用品，以及完善售后服務，構建新的消費平臺和銷售平臺是現階段乃至以后一段時期所必須做的工作任務。同時政府應進一步加大對體育場館等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廣開渠道，鼓勵民營資本投資經營體育基礎設施。國家應制定一系列向體育產業傾斜的政策、法規，積極扶持體育產業的發展。除了在稅收和投、融資等方面給予體育服務性行業特別的優惠，吸引社會資本向體育產業流動外。
3.規范健全法規制度，依法治理，完善調控機制
體育經濟政策與法規在體育經濟運行與發展中的主要作用在于實現激勵與規范、促進與約束、公平與高效、扶持與協調等多方面的有機結合，通過體育經濟政策法規的健全與完善，打造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保證中國體育經濟健康、穩定、快速地向前發展。因此，必須通過高層次立法，對于體育市場中的管理權限、法律責任、執法程序和經營者與消費者的權利、義務等予以明確界定，盡快革除政府與行政部門的壟斷經營，治理體育市場權限交叉、越權管理的混亂局面。同時，在全國范圍內制定統一的行業標準(從業條件、服務標準、違規經營和損害消費者權益的處罰條例等)，建立公平競爭和自我制約的市場經濟機制，從而提高我國體育市場管理的科學化、規范化水平。
4.調整體育經濟結構，實現供需平衡
現階段，我國體育經濟結構主要表現為體育產業結構，體育產業結構不合理是導致體育供需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目前，在我國體育市場上既存在供需總量的不平衡，又存在供需結構的不平衡。這兩個方面的不平衡使得原本就存在供給缺口的問題顯得更為突出。只有調整體育產業結構，才能緩解供需不平衡的矛盾，進而實現供求平衡。體育產業結構的調控，應充分發揮體育經濟政策的作用，包括體育產業組織政策、體育產業技術政策、體育投資政策、體育稅收政策等。具體來講，應該加快體育服務產品業、城鎮和農村體育產業、落后地區體育產業、社會體育產業、中低檔次體育產業的發展，使它們分別與體育物質產品業、城市體育產業、經濟發達地區體育產業、競技體育產業及高檔體育產業相協調，并從不同的層次、多類別等方面滿足社會的各種體育需求。
5.體育與新聞傳播媒體緊密結合，進一步發展職業體育俱樂部
中體傳播網(CSBN)在1998年拉開了中國電視轉播有償轉讓的序幕。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電視轉播費已達到數十億美元。當然，體育組織和傳播媒體只有繼續進行真誠的合作，才能真正推動體育產業與傳媒的共同發展。從1993年進行足球職業俱樂部試點開始，我國分別在1995年、1996年和1998年實行了籃球、排球、乒乓球等運動項目的職業俱樂部聯賽。隨著職業俱樂部的不斷發展，使體育產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目前，我國職業體育俱樂部的經營涉及冠名權經營、門票經營、賽場與隊服廣告經營、電視轉播經營、商業性比賽、球迷與標志產品經營等多種方式，同時帶動了其他行業的發展，但是我國體育職業化的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們應運用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和企業管理方法，來推進職業體育俱樂部的發展，進而推動我國體育產業的跨越式發展。
參考文獻:
[1]陸瑞當:論我國體育產業的培育與開發[J]．廣州體育學院學報,1999，(3)
[2]張發強李正梅:培育體育市場加快體育產業化進程的思考[J].體育博覽,1993，(9)
[3]張巖:論體育事業與體育產業的內涵及二者的關系[J]．成都體育學院學報,2002，(2)
[4]我國體育市場開發對策研究:國家體育總局政策法規司體育軟科學成果.1999～2000
[5]史兵等:對我國體育經濟學研究若干問題的思考[J]．體育文化導刊，20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