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3-30 17:42:3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 協整分析 Granger因果檢驗 向量自回歸模型 誤差修正模型
根據1999《世界投資報告》的概括分析， FDI能夠增加東道國的稅收收入，促進資源配置，加速技術進步等方面具有突出貢獻。FDI在江西省所起到的積極作用也非常明顯，它在產業結構的調整、經濟增長、資本形成、技術進步等方面的貢獻都非常明顯。
一、變量的選取和說明
本文假定以下幾個變量為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
本文選取的數據為1985年～2005年的序列數據，為了避免異方差性的出現和壓縮測量變量的尺度，這里對所選變量的數據進行取對數。
二、平穩性檢驗
平穩性檢驗是協整分析的前提。本文利用20世界80年代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協整理論進行建模分析，采用ADF檢驗，滯后階的選擇根據AIC準則和SC準則確定。
其中 為對數似然值：在選擇模型的滯后階數時，AIC值和Schwarz值越小越好。
借助Eviews3.1軟件對所選取的序列（1985年～2005年）進行單位根檢驗，可以知道只有基本建設支出（JJ）序列為二階單整，而其它變量都是一階單整。因此，協整檢驗可以不考慮基本建設支出這個變量，因為只有同階單整的變量之間才有可能存在協整關系。
三、協整（Johansen）檢驗
雖然一些經濟變量是非平穩的，但它們的組合卻很可能是平穩的序列，這種平穩的線性組合稱為協整方程，且和被解釋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為了進一步得到外商直接投資與各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這里對各變量進行協整檢驗。在EG兩步法和極大似然估計法兩種檢驗方法中，外國學者發現后者要優于前者，因此這里采用極大似然估計進行檢驗。檢驗原則是：如果極大似然比要大于臨界值，則拒絕原假設，接受備擇假設；反之則接受原假設。在確定滯后階的問題上，采用單位根檢驗中赤池信息準則（AIC）和施瓦滋（Schwarz）準則最小化原則。
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國內生產總值（GDP）、科技投入（R&D）社會固定資產投資（SGT）、勞動力資源（LB）、匯率變動（HL）、進出口總額（JCK）和外商直接投資都存在著長期均衡的協整關系。
四、Granger因果檢驗
上述的檢驗結果說明FDI與六個變量都存在協整關系，為了得到各變量與FDI是否構成因果關系，我們需要進一步分析它們是否符合格蘭杰因果檢驗。檢驗的判定原則與平穩性檢驗的滯后階一樣，根據得到的P―值判斷它們是否存在因果關系。
從軟件運行結果可以看出，國內生產總值（GDP）、社會固定資產投資（SGT）、勞動力資源（LB）、科技支出(R&D)、匯率的變動（HL）、進出口總額（JCK）都是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格蘭杰成因。同時，我們知道：外商直接投資也是進出口總額的格蘭杰原因。這說明江西的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并且隨著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進一步促進了江西的進出口貿易，它們之間存在著雙向的因果關系。
五、各變量與外商直接投資的長期均衡關系
根據上面的協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檢驗，我們知道只有國內生產總值、勞動力資源、匯率、進出口總額滿足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VAR（P））的條件。利用Eviews3.1軟件對它們建立VAR模型，滯后階的確定，仍然以AIC準則和SC準則最小值確定。經過大量的實驗，得到以下幾個動態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
考慮到“偽回歸”現象的出現，利用Eviews3.1軟件對上述七個向量自回歸模型的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如果殘差序列的ADF值小于1%或5%臨界值，表明建立的模型能夠很好的擬合歷史數據；相反，則說明在模型的建立過程中出現了較大偏差。
利用模型檢驗，七個方程的殘差序列都是平穩的。方程（1）中所估計的系數大部分在統計上都是顯著的，只有個別系數是不顯著的，主要是因為一個方程中同一變量存在多個滯后值，容易產生多重共線性。但是結合殘差序列的單位根檢驗，模型（1）的擬合度較高。
以上七個向量自回歸模型反映了各經濟變量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為了能夠更好的描述它們之間的關系，我們對所有方程兩邊進行取期望值，同時加入一個政策的影響因素Dt，得到以下八個協整方程：
從表2中可以知道，各個變量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多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其中對外商直接投資影響因素最大的是勞動力資源（彈性系數為13.326），這說明：當江西勞動力增加一個單位時，外商直接投資將增加13.326個單位，同時反映了目前江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是依靠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匯率對FDI的彈性系數為5.62，這表示：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增加一單位，FDI將增加5.62個單位。虛擬變量Dt的彈性系數較大(3.205),表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對江西省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較大。整體的經濟發展形勢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也較大，國內生產總值（GDP）增加一單位，FDI增加2.44單位（彈性系數為2.44）。進出口總額（JCK）對外商直接投資也起到了促進作用（彈性系數為2.373），但FDI對進出口額的影響較?。◤椥韵禂禐?.3797）?？萍家蛩貙DI的影響相對較小（彈性系數為2.228），這表明：江西省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上，科技競爭力并沒有成為主導力量。相反，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影響因素最弱的為社會固定資產投資（SGT），正向的彈性系數為1.063。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目前江西省的外商直接投資屬于成本導向型，外商投資者主要是考慮江西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匯率變動和當地的經濟規模。
六、基本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上述建立的協整模型和誤差修正模型分析，我們得到以下幾點基本結論：
1.國內生產總值、科技支出、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勞動力資源、匯率變動、進出口貿易與外商直接投資的數據生成過程都是非平穩的一階單整，但基本建設投資卻是二階單整。因此，在后面的模型建立過程中不予考慮這個變量。
2.Granger因果檢驗發現：GDP、R&D、SGT、LB、HL五個變量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單向因果關系，而進出口總額和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則是雙向的因果關系。這表明江西的進出口貿易促進了外商直接投資，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也促進了江西省的對外貿易。
關鍵詞：經濟增長；外商直接投資；浙江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1994-2011 in Zhejiang Province, using foreign relevant data and information, from GDP growth, capital accumulation,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contribution of foreign trad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Zhejiang economic impact of the empirical study.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is positive, but the Zhejiang in the use of foreign capital has a deficiency.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on how to better use of foreign capital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policy suggestions.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Zhejiang
中圖分類號：F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一、引言
浙江省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一個沿海發達省份，是中國民營經濟最發達、經濟開放程度[]①最高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國吸引外資[]②最多、創匯最多的省份之一。它的經濟活動已改變了改革開放前的封閉狀態，日益與世界經濟聯系在一起。大規模利用外資是浙江省經濟對外開放的重要表現，但也對浙江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利用外資是一把“雙刃劍”，既能在較短時間內大幅度提升當地經濟發展，也能給當地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美國經濟學家錢納里的“雙缺口理論”認為，為維持經濟的一定增長速度，儲蓄缺口與外匯缺口必須保持平衡，而吸收外資可以同時填補這兩個缺口；后來經濟學家又將技術要素引進該理論，進而形成“三缺口”理論，即發展中國家對外資需求的原因，除了儲蓄不足和外匯儲備缺乏，更重要的是技術落后；美國經濟學家波特的“全球價值鏈”理論認為，通過國際資本流動，實現要素和資源的重新組合，不斷改組原有的價值鏈和形成新的全球價值鏈，提高價值鏈的競爭力，可增加東道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利益；這些理論為外商直接投資促進東道國經濟發展奠定理論基礎。但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經濟學者根據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區別對促進論提出了許多置疑，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是建立在一系列條件基礎上的；Leh—man(1999)、Husain(2000) 、Balasubramanyan(1996) 、Dayal—Gulati(2000)、Paul(2004)、Congtruong(2004)、Groppand(2000)、Barro、Martin(1995)、Zhang(2001)等人通過研究認為FDI是否促進經濟增長，受東道國人力資本狀況、貿易條件、儲蓄率、金融自由化程度等條件影響；外商直接投資也會對東道國產生投資擠出、外貿替代、產業升級受阻等負面影響，從而影響東道國經濟發展。另外Stoker(1999)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建立在一些非常嚴格的假設條件下的，而這些嚴格的條件在現實中完全不存在，所以，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什么聯系。
本文利用1994-2011年浙江省利用外資相關數據和資料，從實證角度，對外商直投資對浙江省GDP增長、資本積累、外貿貢獻、技術溢出等方面的影響進行了研究，證實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經濟發展的正面影響，也指出了浙江在利用外資上的不足，并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以期為讀者朋友提供有益借鑒和啟示。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經濟發展要素影響的實證分析
隨著開放初期浙江第一家外商投資企業——合資西湖藤器企業有限公司的成立，標志著外資開始進入浙江。30多年間，浙江利用外資從無到有，迅速發展。1985-2011年，實際利用外資年均增長23.75%，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年均增長36.70%，大大高于同期GDP實際年均12.66%的增幅。截止2011年底，全省累計實際利用外資1397.68億美元；其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累計986.60億美元，占全省累計實際利用外資的70.6%，是浙江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2011年，浙江省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116.66億美元，占全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10.06%，位列全國各?。▍^、市）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第6位。
下面就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經濟發展各要素的影響做一實證分析（外商投資企業統計范圍包括外商投資和港澳臺商投資）。
（一）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一個地區經濟增長往往表現為GDP的增長，而外商直接投資存量與一個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是衡量一個地區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重要性的主要指標之一。如表1所示，浙江省累計利用外資占當年GDP的比重正逐年提高，2011年浙江省累計FDI金額占實際GDP（以1994年為基期）比重已達到34.15%，與全國水平相比已從當初不足一半轉變成超越。
表1、外商直接投資在浙江省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浙江統計年鑒2012》、《中國統計年鑒2011》、《國家外匯管理局年報（2011）》，由筆者整理、計算。注：表中浙江省實際FDI金額為80年以來累計額（79年金額很?。?，全國為79年以來累計額；浙江GDP數據為按可比價計算，基期為1994年，已換算為美元，全國數據相同；“——”表示沒有獲得統計數據。
對FDI和GDP作一元回歸直線方程模型Y=a+b*X做相關性討論，其中Y代表GDP,其均值為；X代表FDI，其均值為,各期值為Yi,Xi。則根據表1中數據
可得：
由回歸方程Y=a+b*X得：GDP=299.9161+2.5682FDI
其中相關系數R=0.9985[① R的計算公式為]①
相關系數R是用來檢驗選用樣本之間的相關性的一個重要指標，其絕對值介于0和1之間，R越接近于1，表明選用樣本之間相關性就越強，R>0為正相關，R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資本積累的實證分析
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基本要素之一。這一原則在哈羅德——多馬的增長理論和索羅關于經濟增長因素的實證研究中都得到了證實，不僅如此，近年來有關研究還表明，資本與其他增長要素——如技術和人力資源之間也有密切的聯系。所以資本的增長往往意味著經濟的增長。如表2所示，近20年來，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約在6-10%之間，直接增加了資本積累，2003年后，比重高于全國水平；從對國內投資的影響來看，除2001-2005年，浙江的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和全國一樣都是呈逐年下降趨勢，對國內投資呈擠入效應，間接增加浙江資本積累。
表2、1994-2011年浙江省實際利用外資金額
數據來源:《浙江統計年鑒2012》、《中國統計年鑒2011》，《國家外匯管理局年報（2011）》由筆者整理、計算。注： “——”表示沒有獲得統計數據。
（三）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外貿的實證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出口貿易的帶動作用,主要表現在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值在浙江省總出口值中的高占比和對浙江總出口貿易的貢獻率及拉動作用上。
1.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值占全省總出口值的比重較高。如表3所示，1994-2011年，FDI企業每年出口值占總出口值20-40%，是浙江外貿出口的重要來源，并且1994-2006年占比基本呈不斷上升趨勢，但2006年之后，受國際金融危機后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FDI企業的出口占比不斷減少。
2.外商投資企業對浙江外貿出口的貢獻率和拉動度均為正。如表3所示， 1999-2007年FDI企業對浙江外貿出口貢獻率都在30%以上，近年有所下降，是浙江外貿出口增長的重要動力源，但貢獻率每年波動較大；除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期間，FDI企業對浙江外貿出口拉動度均保持在10%左右，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外貿出口總量的增長有顯著貢獻。
表3、1994-2011年FDI企業出口量對浙江省總出口量的績效分析
數據來源：《浙江統計年鑒》（1994--2012），由筆者整理、計算。注：相關的計算公式是（1）FDI企業出口對外貿出口貢獻率=（FDI企業當年出口值-FDI企業上年出口值）/（全省當年總出口值-全省上年總出口值）*100%；（2）FDI企業拉動整個外貿出口增長率（拉動度）=FDI企業出口對全省外貿出口的貢獻率*全省外貿出口的增長率。
（四）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進步的實證分析
1.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三次產業結構升級具有正效應。經研究表明，投資額和產出額成正相關性，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投資額越大產出額越大；如圖1所示，FDI投資于浙江第二產業的比重不斷減少，投資于第三產業的比重不斷增加，投資于第一產業的比重基本上在1%以下，這有利于促進浙江三次產業結構的升級。從FDI對浙江三次產業產出值影響的實證角度出發，潘益興[]利用1985-2008年浙江省利用外資的相關數據得出的FDI每增加1%，三次產業GDP增加的百分比比例，與FDI在浙江三次產業結構中的分布趨同；徐曉虹[]利用1983-2004年數據實證得出FDI對浙江第三產業增長的促進作用遠大于第二產業；說明FDI確實促進了浙江的產業結構升級。
2.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浙江技術進步。根據產業前向一體化和后向一體化的理論，大型跨國公司的入住往往會帶動周邊地區產業的配套升級；大型跨國公司及其研發中心（R&D）的入住，將更有助于當地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進步。據統計，截至2011年底，已有143家世界500強企業來浙江投資興辦了415家外資企業，有107家跨國公司在浙江設立了研發中心，這些機構促進了外商投資企業的管理外溢和技術外溢，促進了浙江的技術進步。但2001年以后，外商的獨資化傾向嚴重，以獨資方式利用外資額每年都保持在實際利用外資總數的50%以上，且呈不斷擴大趨勢；2011年，浙江省以外商獨資形式實際利用外資846474萬美元，占總數的72.56%。外商獨資既不利于先進管理、技術的引進和吸收，也不利于對其進行控制和監管，甚至有損我國利益。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根據上文論述可知，外商直接投資總體上對浙江的經濟發展呈正效應，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浙江經濟增長，增加了浙江資本積累，擴大了浙江外貿出口，加快了浙江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進步，對浙江的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存在占固定資產投資比重下降，對外貿貢獻減弱、不穩定，獨資化傾向等問題。為更好的利用外資，發揮外資對浙江經濟發展的更大作用，筆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議，供各位讀者參考。
（一）創造條件吸引外商直接投資
1.要改善和優化投資環境。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相關立法，制定優惠政策，加大對外資開放領域，引進專業技術人才，加強創新能力，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為吸引外資創造好的軟硬件環境。
2.加強資本重組服務和引導。促進外資與國有企業的資本合作，參與國有企業的改組改造，實現共同發展。引導外資參股民營企業，利用浙江塊狀經濟和外資本身優勢，對當地產業進行整合，完善產業鏈，并盡快融入國際產業分工。
（二）引導外資重點投向第三產業
大力引導外資投向第三產業，特別是生產業，為浙江制造和浙江生活質量的改善服務。要結合浙江寧波-舟山港、蕭山國際機場、義烏小商品城等基礎設施優勢，引導外資投向現代物流服務；利用浙江大學及浙江的人力資本優勢，引導外資投向產品研發設計、專業技術咨詢服務、高新技術等領域；利用浙江發達的專業市場優勢，引導外資投向會展服務業；或者投向教育文化服務、房地產服務、信息服務、金融服務、環境服務、健康服務等第三產業。
（三）利用外資提升產業結構
重點引進管理和技術水平先進的大型跨國公司及其研發中心，利用管理外溢和技術外溢效應，提升浙江的企業管理水平和技術水平；并引導各類外資投向第三產業，促進浙江產業結構升級；通過大型外資企業對浙江各生產要素的兼并重組，充分利用其現有的產業鏈條，進入國際產業鏈，擴大外貿出口，并提升浙江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層次水平，從而提升浙江產業結構水平。
參考文獻:
[1]徐曉虹.外商直接投資與浙江產業經濟發展的實證分析.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37(4).
[2]裴長洪,楊志遠.實現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新跨越.國際貿易.2011.(9).
[3]龐聽，戴瑞嬌.FDI對浙江出口總量影響實證分析.合作經濟與科技.2010.（3）下.
[4]章琳云.外商直接投資與浙江經濟的實證分析.統計科學與實踐.2010.(03).
[5] [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中譯本.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6]潘益興.FDI對浙江省三次產業發展的實證研究.中國商貿.2010.(08).
[7]章琳云.外商直接投資與浙江經濟的實證分析.統計科學與實踐.2010.(03).
內容摘要:合作組織在農民增收和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在不同區域因市場經濟發育程度不同而呈現很大差異性。本文分析了合作組織在西部農村的發展現狀,由于西部廣大農村人口居住分散、市場經濟發育遲緩等原因,故合作組織功效微弱,使其不能成為現階段農民增收的主要途徑,以及推動新農村建設的力量。本文進而對全國的合作組織進行橫向比較,以找出西部合作組織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對此提出加強西部合作組織發展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西部農村 合作組織 適用性 功能思考
2008年和2009年的中央1號文件均提出要發展農村經濟合作組織(以下簡稱合作組織),這說明合作組織在以農民增收為核心的農村經濟與新農村建設工作中的地位日趨重要。為此,西部各地方政府也相繼出臺了發展規劃方案與相關政策,并提出硬性指標和時間表。但筆者認為,西部地方政府關于合作組織的認識和現行政策措施值得商榷與探討,而這一切皆以合作組織的適用性與功能定位為基礎。
合作組織在西部農村的發展現狀
盡管學界有人認為富裕和貧窮兩極狀態都較易產生合作需求,且貧窮較富裕有更強的合作沖動和愿望,更需要發展合作經濟組織(王軍鋒,2006),但該觀點并未得到學界與政界的普遍認可。筆者通過對甘肅六十多個鄉鎮的實地調研認為:合作組織的產生與發展均受制于當地市場經濟發展水平,它并非是任何地區和經濟發展階段的農村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組織形式。在自然經濟條件下,盡管農(牧)民希望有自己的“組織”來保障其權利不受或少受外部侵犯,但那種“組織”根本不可能是現代意義上的以產品交換為根本目的、以規模經營為基本特征的“合作組織”?？傮w而言,農村市場經濟土壤缺失使西部廣大農村目前尚不具備發展合作組織的前提條件。
合作組織是黨和政府指導農業和農村工作的重要渠道,發展合作組織,有利于促進農民增收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它在建設現代農業和增加農民收入、構建和諧社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發展合作組織是今后“三農”工作方向性和全局性的大事,這是西部地方政府的普遍性認識。不能否認,東部市場經濟發達地區的合作組織在農民增收和新農村建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調研情況表明,即使業已產生合作組織的西部農村,它也并非農民增收和新農村建設的主要途徑。
以甘肅為例,不同區域的合作組織的增收功能存在較大差異:農村市場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人口密度越大、交通越便利的地區,這種功能越強,增收功能與區域經濟(特別是農業經濟)市場化程度呈明顯的正相關性。即使在合作組織比較發達的地方,它也不是這些地方多數農民增收的主要途徑,農業收入遠遠低于外出打工收入。2006年,甘肅省創勞務收入151.2億元,人均收入2823.53元,而甘肅省2005-2007年農村居民每戶純收入分別為1980.00元、2134.00元和2328.92元。
合作組織在全國的橫向比較
從數據上看,西部合作組織的發展狀況在全國處于中上位置,這實際上是認識上的誤區。
統計數據顯示,西部地區合作組織數量在全國31個省市區中居于前位,在2007年底數據的13個省市區中,西部的陜西位居第1,即使甘肅也位居第8,排在經濟發達的廣東、北京、福建等省市前面;在截止2006年底數據的12個省市區中,西部的四川、重慶、內蒙和云南,也分別處于第2-5位,同樣排在經濟發達的上海市之前。
全國合作組織密度(即每萬人擁有的合作組織的數量)處于前十位的省份中,西部省市區就占了5個,而市場經濟發達的廣東處于倒數第1位,浙江和江蘇也只排在12和14位。
從合作組織規模(每個合作組織擁有的戶數)上看,西部的四川處于第2位,新疆為第4位,青海、內蒙、甘肅分別排在第7、11、12位,而經濟發達的廣東、山東等省卻位居20、23位。
這三組數據均反映出西部合作組織在全國均處于領先和比較領先地位,這似乎印證了“貧窮較富裕有更強的合作沖動和愿望,更需要發展合作經濟組織”的觀點。但由于數據不完整(如截止時間不同等)、統計口徑不統一和數據水分比較大等原因,不具有客觀上的可比性。甘肅的合作組織中,許多是由政府職能部門演變而來。以甘肅某縣數據為例,該縣登記注冊的合作組織10個中真正由農民組成、由農民管理的只有1個。實際上這種情況在甘肅其他地方普遍存在,在西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筆者針對甘肅不同區域的60個鄉鎮已加入合作組織的農戶,從十個方面對合作組織的功能進行調研,借以反映調研對象對合作組織的認知度、信任度、重視度。匯總情況反映,除產品銷售上認為合作組織發揮的功能比較大(63%)外,其余諸如生產經營資金問題、生產計劃安排、生產經營信息獲取、良種化肥等農資來源、技術問題以及增收等方面數值均低,其比例分別為0%、7%、12%、17%、8%和36%,在維護會員權利上選擇 “能”和“基本能”的兩項合計只有8%,在會員的滿意度上,“滿意”和“基本滿意”的兩項合計僅為35%。可見,合作組織在甘肅農村的認知度、信任度、重視度均比較低。并且,越是在落后地區,這種現象就越嚴重。
筆者的基本結論是:甘肅多數地方的合作組織仍處于較低的層次,大多數農村的合作組織尚處于萌芽狀態,這在西部具有普遍代表性。
上述認識上的局限性,導致地方政府有關政策或方案普遍具有以指標化為顯著特征的 一刀切現象。這種忽視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和事物發展規律的揠苗助長行為,從根本上扭曲了政府農村經濟工作和新農村建設的發展進程。
加強西部合作組織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政府要因地制宜發展合作組織
甘肅等西部合作組織發展滯后,是由市場經濟發展水平低下,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低廉(甚至無價),農民居住分散,生產規模狹小等諸多因素決定的。西部地方政府要根據當地自然與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研究制定不同的合作組織發展規劃,以避免指標化與一刀切的現象。對于具備或基本具備合作組織產生條件的地方,政府要積極引導,但不能作為政治任務指標下達,在不同鄉鎮之間、縣域之間不能搞不切實際的評比,合作組織的數量和規模不能作為政府評價不同地區官員的指標,應杜絕層層驗收、達標升級、弄虛作假和勞民傷財事情發生。
(二)引導鼓勵農村人口集中
市場經濟發展首先需要人口的有效集中,否則,以交換為目的的農村市場經濟就缺乏基本前提,與規?；洜I相聯系的合作組織就更無從談起。無論從經濟學角度還是從社會學、政治學角度分析,加速人口集中意義重大而深遠。
比較切實可行的辦法是,與目前政府的“村村通”工程和“整體遷移扶貧”工程相結合,在住房與安家補貼、土地補償等方面,出臺相應政策積極引導和鼓勵農村人口實行有效集中。通過自然村搬遷合并,向自然承載力較強、交通比較便利、人口比較密集的中心村鎮和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城鎮集中,借以促進農村市場體系形成和壯大,為合作組織產生與發展提供必要條件。如2008年甘肅省明確提出,今后5年甘肅的城鎮化率由31.6%提高到36%以上,農村戶籍人口向城鎮轉移120萬人以上。這種做法值得西部省市區推廣,中央政府應出臺相應支持性政策和措施,以提高甘肅等西部農村人口集中的速度和規模。
(三)加大對現有合作組織的金融支持力度
對于業已具備合作組織產生與發展條件、且已有相當組織規模的地方,政府應首先加大金融方面的支持力度,這是確保業已產生并已具備一定規模的合作組織生存與發展的當務之急。這也是2009年中央1號文件“開展示范社建設活動”的基本要求,建議政府一方面出臺政府擔保政策措施,簡化受信管理制度程序,適當擴大貸款額度,提供一定政府貼息以真正降低合作組織的利息負擔;另一方面政府建立扶持合作組織財政專項基金,對具備一定規模且有發展前途的合作組織予以直補,將中央的“示范社建設活動”落到實處;另外,出臺政策允許合作組織內成員之間以及合作組織之間的民間融資,以彌補政府金融支持之不足。
(四)創新扶貧方式以支持合作組織發展
增加農民收入是政府支持合作組織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但扶貧政策也是目前國家支持甘肅等西部農民增收的主要政策。合作組織作為甘肅等西部農村經濟發展重要項目,國家在項目扶貧中應將其作為重點項目列入。2008年,甘肅省政府提出的“智力扶貧”、“教育移民”、“ 生態移民”和“易地扶貧”等,實際上是基于長遠戰略考慮的扶貧方式創新,客觀上有利于合作組織發展,建議中央政府通過扶貧渠道,在項目和資金等方面支持甘肅等西部地區農村合作組織發展。此外,甘肅等西部地方政府也應創新扶貧方式,將合作組織納入扶貧項目范圍予以扶持。
(五)出臺招商引智政策以發展農村“能人經濟”
“能人經濟”在學界和政府界均無統一規范的概念,本文可以簡單理解為“能人主導下的經濟”。其基本特征為:有號召力、凝聚力、敢于冒險,善于撲捉市場商機。十年西部大開發的最大功效,是由于國家資本投入增加使西部的硬件設施得以改進、東西部經濟差距縮小(劉生龍等,2009),但以吸引人才為代表的軟環境卻依然嚴峻,西部可持續發展能力低下且有不斷下降之趨勢,與資金等其它生產要素比較,西部更加需要能人。甘肅等西部農村發展市場經濟能人奇缺,中央和地方政府應出臺相關政策(如稅收減免、土地使用、生活待遇等)吸引外部能人,實踐證明“能人經濟”是發展縣域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的一條有效途徑。如安徽臨泉縣政府明確表示把扶植經濟能人、培育“能人經濟”作為發展縣域經濟,幫助農民增收致富的有效著力點來抓,發展農村“能人經濟”,既是催生甘肅等西部農村合作組織的必要條件,也是西部農村發展合作組織的必要途徑。
(六)借鑒外部經驗創新土地承包與流轉政策
土地經營權流轉是農業規模經營的前提,也是合作組織發展壯大的必要條件。但如果沒有政府政策引導與扶持,西部農村的土地流轉難以推進。
東部發達地區的經驗值得西部借鑒。以浙江湖州市為例,該市首先出臺了《扶持糧田適度規模經營若干政策》、《關于大力發展現代農業的若干意見》等政策文件,通過財政扶持、貸款擔保、金融支持、政策性農業保險等方面,扶持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發展,其管轄的各縣區也出臺了推進土地流轉的相關扶持政策,按照流轉規模分別給予每畝50元至500元不等扶持;其次,為了確保土地流轉后的相對穩定,還探索建立了土地流轉價格逐年增長和隨物價變動機制,切實保護農民利益,充分調動了土地流轉雙方的積極性;第三,構建以縣農村土地流轉網上服務平臺為依托、以鄉鎮土地流轉服務中心為主體、以村土地流轉服務站為基礎的三級服務網絡,確保土地流轉供求信息有效對接;第四,通過政府對農民培訓,以離土流轉方式加快勞動力轉移,為加快推進土地流轉創造有利條件;第五,培育經營主體、提升土地流轉;第六,強化基礎建設,助推土地流轉;第七,完善社保體系,保障土地流轉。將離土流轉與人口集中和整體遷移扶貧三者有效結合,是西部農村土地流轉政策創新的方向。
參考文獻:
1.秦嶺.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研究綜述.揚州大學學報,2007(5)
2.王軍鋒.新農村建設與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研究――甘肅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調研報告.開發研究,2006(2)
3.劉生龍,王亞華,胡鞍鋼.西部大開發成效與中國區域經濟收斂.經濟研究,2009(9)
【關鍵詞】 圍絕經期綜合征;發病機制;中西醫治療
圍絕經期，是指婦女自生育旺盛的性成熟期逐漸進入老年的過渡時期。過去一直沿用更年期這個名詞，但由于其定義含糊欠準確，世界衛生組織于1994年用圍絕經期一詞將其替代，并再次修訂圍絕經期的定義，即：指絕經前一段時間出現與絕經有關的內分泌、生物學改變及臨床特征到絕經后12個月。圍絕經期分為絕經前期、絕經期和絕經后期三個階段，年齡范圍在40~60歲。一般絕經前5~10年生殖功能開始減退，絕經年齡在45~55歲。在圍絕經期，婦女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內分泌、軀體和心理方面的變化，部分圍絕經期婦女能通過神經內分泌自我調節達到新的平衡而無自覺癥狀，然而大約2/3圍絕經期婦女會因不能適應內分泌的變化而表現出一系列的癥狀——圍絕經期綜合征，即以內分泌改變引起的自主神經功能紊亂為主，伴有神經心理癥狀的癥候群[1]。有的婦女病程可長達10年之久，嚴重影響圍絕經期婦女的身心健康。國內外的許多研究證明[2~6]，卵巢功能減退，下丘腦-腺垂體-卵巢軸(HPOA)平衡失調，引起內分泌紊亂是導致圍絕經期綜合征的主要原因。但除與雌激素的減少主要相關外，還與社會、心理等因素有很大關系。由于圍絕經期綜合征表現的癥狀繁多，又常因人而異，且與其他病的類似癥狀較難鑒別，診斷上亦存在一定難度，加之傳統的激素療法不良反應較多，且有誘發子宮內膜癌、乳腺癌、心血管疾病等風險，使應用具有一定局限性。所以，從多方面研究圍絕經期綜合征仍然是十分必要的。防治圍絕經期綜合征也成了全球關注的醫學難題。
1圍絕經期綜合征的發病相關因素研究進展
1.1神經內分泌變化婦女絕經后卵巢功能生理性減退，內分泌失調，最終雌激素不足，是絕經后心理和器官功能失調，以致發生退化性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7]。女性卵巢功能衰退最早出現的生殖內分泌變化是垂體分泌促卵泡激素(FSH)增加，這是由于卵巢分泌的抑制垂體分泌FSH的因子減少所致。張雅萍等[8]研究表明，圍絕經期綜合征組雌二醇(E2)水平明顯低于正常圍絕經期婦女(P
1.2免疫功能改變張雅萍等[8]研究表明，隨著年齡的增長，圍絕經期婦女免疫調節功能的衰老現象，在圍絕經期綜合征的發病機制中可能不重要，但圍絕經期綜合征病人白介素2(IL-2)活性水平明顯低于正常圍絕經期婦女，并與E2水平的下降呈相關性。有研究表明[14]圍絕經期綜合征患者和正常圍絕經期婦女免疫功能均衰減，即在機體免疫應答過程中，調高免疫應答能力的細胞群體(如CD3+、CD4+)減少，而調低免疫應答能力的細胞群體(如CD8+細胞)增加[15]。相關分析表明[16]，老化過程中脾細胞ER含量的變化與血清E2水平呈明顯正相關，提示脾細胞ER隨著老化與雌激素的其他靶器官一樣出現進行性下降趨勢，其原因可能是隨著老化的進程E2水平下降，對ER的正向調節減弱所致，而機體老化的過程中受體蛋白合成減少，可能也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李大金等[17]研究表明，無論圍絕經期綜合征癥候群發生與否，圍絕經期組婦女的血FSH及LH均顯著高于正常生育期組婦女;圍絕經期組婦女的免疫功能均衰減，是缺乏生理水平雌激素的刺激及細胞內雌激素受體減少，使免疫細胞產生IL-2及β-EP等免疫調節物質減少所引起的;而此時體內去甲腎上腺素等活性物質相對增加，提示這種生殖內分泌-免疫調節功能的紊亂可能是引起圍絕經期綜合征臨床諸癥發生的主要原因。
1.3自由基的影響近幾年的不斷研究發現，體內自由基的含量與衰老也有著密切關系[18]。實驗證明圍絕經期組鼠血漿脂質過氧化物水平較青年組鼠顯著上升，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活性顯著降低，說明圍絕經期因內分泌改變，有關器官逐漸衰老，出現了脂質過氧化作用增加，自由基清除酶類活性下降[19]。方玉榮[20]等的研究表明絕經后婦女血清E2水平降低，同時伴有SOD含量下降及由自由基損傷導致的脂質過氧化物含量增加，可作為絕經后機體抗氧化能力降低的可靠指標。
1.4腎上腺皮質的作用腎上腺皮質在圍絕經期綜合征發病的作用目前尚無定論。實驗研究[19]發現圍絕經期鼠存在卵巢及腎上腺皮質形態和功能的衰減，表現為E2水平減低，LH、FSH水平升高，卵巢原始卵泡少、退化卵泡多，發育正常卵泡少，黃體數量少;腎上腺皮質總厚度變薄，球、網狀帶增厚，皮質結構紊亂。
1.5血管舒縮因子的作用降鈣素基因相關肽是一種強有力的血管收縮因子，會引起皮膚潮紅。一氧化氮(NO)和內皮素(ET)是目前發現的一對作用最強的血管舒縮因子，且在生殖系統研究中被證實對HPOA有重要的調節作用[21]。圍絕經期綜合征患者體內ET、NO的異常，導致了血管舒縮功能的改變，可能是潮熱汗出的主要原因。
1.6細胞凋亡學說目前較一致的觀點認為卵巢顆粒細胞凋亡受Bcl-2，Bax 基因調控，卵巢顆粒細胞凋亡，觸發卵泡閉鎖，顆粒細胞產生E減少促性腺激素受體減少從而引發圍絕經期綜合征(PMS)。相關研究結果提示，高濃度的E2可在體外增加胸腺細胞凋亡，降低胸腺細胞對T 細胞絲裂原的增殖反應能力，而生理水平的E2則可保護外周血淋巴細胞免于凋亡。孕激素與其受體結合后通過上調脾細胞促凋亡Bax 基因的表達，在一定程度上對淋巴細胞凋亡起調控作用，并且存在濃度和組織的差異卵巢功能的衰退與細胞凋亡的關系仍有待進一步研究[22]。
1.7社會心理因素大多數學者認為單純用雌激素下降來解釋圍絕經期的癥狀不能成立，認為絕經期與雌激素水平有關，而恐怖與抑郁等圍絕經期常見的情緒問題，多與社會文化因素、神經質個性有關。Huerta等[23]認為，抑郁、焦慮與圍絕經期婦女體內的FSH 水平增高、對性的態度、在家庭中的作用等有關。Steiner等[24]則認為，神經內分泌反應增加了女性脆弱性，從而對社會心理因素、環境因素及生理因素更為敏感，易產生抑郁。劉靜等[25]也認為，在中國不同的文化理念、工作性質、生活狀態、人格特征和行為狀況，圍絕經期綜合征的表現會出現顯著差異(P
2圍絕經期綜合征的中西醫治療研究進展
2.1激素療法由于雌激素缺乏是圍絕經期綜合征發生的主要原因，因此目前國內外主要的治療方法就是激素療法。
2.1.1激素治療的發展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人們就認識到補充雌激素可以明顯緩解圍絕經期綜合征的癥狀和體征[20]，并開始在臨床投入使用，稱為雌激素替代療法(ERT)。后來由于單純使用雌激素會增加子宮內膜腺癌的發生[27]，而同時用雌激素和孕激素可以保護子宮內膜，使子宮內膜腺癌發生率不再上升[28]，因此，70年代，將ERT改為激素替代治療(HRT)。 因為單純采用雌激素、孕激素替代治療并不能明顯改善精神神經癥狀，而國外Banger等人發現加入睪酮的治療不僅可以使得情緒提高，還可以減少乳痛，提高性功能，因此激素替代療法中又在原有基礎上，加入雄激素，也產生了兼有雌激素、孕激素和雄激素作用的藥物。HRT在治療圍絕經期綜合征很多方面的癥狀都在很多研究中得到廣泛認可，但是許多研究也表明長期使用有可增加乳腺癌等疾病發生的風險。2002年7月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婦女健康啟動項目”(WHI)臨床試驗安全監察委員會提出終止連續聯合HRT組的臨床試驗[29]。中華醫學會絕經學組與全國相關領域專家繼2003年公布討論后發表的HRT臨床應用指南后，于2006年5月對2003年制定的指南進行了討論和修改，一致同意采用激素治療(HT)代替原來的HRT更為恰當，提高了激素療法的安全性，盡可能降低不良反應的發生。
2.1.2HT治療圍絕經期綜合征的適應證HT治療圍絕經期綜合征的適應證主要包括血管舒縮失調癥狀、泌尿生殖道萎縮及相關癥狀、有骨質疏松癥的高危因素(含低骨量)及絕經后骨質疏松癥[2]。
2.1.3HT的不良反應及風險HT治療圍絕經期綜合征有水鈉潴留、血壓升高、膽結石、血栓栓塞、胃腸道反應、乳房脹痛、陰道分泌物增多等不良反應，另外還有誘發子宮內膜癌、卵巢癌、乳癌[30]、心血管疾病等風險。
2.2中醫中藥治療圍絕經期綜合征由于激素治療的諸多不良反應及風險，使人們更加傾向于立足整體治療，調節臟腑功能，且副作用少、可以長期應用的中醫藥治療。
轉貼于
2.2.1辨證論治近些年，許多中醫學者將圍絕經期綜合征的病因病機總結歸納為腎精虧損、腎虛及肝、腎虛痰瘀、心腎不交、腎虛血瘀、沖任二脈虛衰六個方面[31]，而在治療方面，已經有補腎、益肝、健脾、寧心、活血、調補沖任等的中藥湯劑和成藥應用于臨床，且收效顯著，尤其是針對腎精虧虛這一發病的根本原因。梁文珍等[32]采用益腎填精、調補陰陽的紫參顆粒治療本病腎虛型，結果顯示其療效能與尼爾雌醇媲美，其對頭暈目眩、尿頻、少寐、虛煩的療效均顯著優于尼爾雌醇，且無任何禁忌證，也未發現明顯的副作用和毒性反應。
2.2.2專方專治中藥益坤寧[33]，由黃芪、桂枝、龍骨、牡蠣、當歸、甘草等十味藥組成，是在《金匱要略》“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基礎上加減而成，以補腎調陽為主，兼以健脾。經過前期臨床觀察發現，益坤寧可明顯降低圍絕經期綜合征的臨床癥狀，使用安全可靠，是臨床療效確切的方劑[34]。夏桂成[ 35] 以更年1 號新方治療女性圍絕經期綜合征120 例，方藥：山藥、山茱萸、牡丹皮、茯苓、鉤藤、蓮子心、紫貝齒，總有效率89.2%。方如丹[ 36] 以自擬滋腎養肝清心湯( 菟絲子、旱蓮草、女貞子、茯苓、丹參、麥冬、山茱萸、酸棗仁、五味子、炙甘草) 配合心理治療，心、肝、腎三臟同治，治療本病38 例，顯效16 例，有效22 例。
2.2.3針灸治療近年來文獻報道顯示，針灸治療圍絕經期綜合征也取得了很好的療效，通過取穴，根據辨證施以補瀉之法，或針藥相合，以達通利諸脈、填腎精、溝通上下、陰陽平調之功[37]。陳寅螢等[38]通過文獻歸納針灸治療圍絕經期綜合征臨床上可運用體針、耳針、穴位埋線、綜合療法等多種方法，其機制研究包括調節神經-內分泌-免疫、調節自由基代謝、調節血脂、調節骨代謝等方面，表明針灸治療該病療效確切，具有方便、經濟、安全等優勢。臨床實踐也表明，針灸療法可以綜合調整患者內分泌功能，改善體內性激素水平，從而達到治療的目的，又因無任何副作用，使其具有很大的優越性和發展潛力。盡管如此，由于單純使用中醫藥治療起效緩慢，患者治病心切，難以滿足患者藥到病除的要求，所以臨床很多醫生采取中西醫結合的方法來治療圍絕經期綜合征，即運用雌激素配合中醫藥治療，不僅能很快改善患者的臨床癥狀，而且對于患者的全身癥狀也起到調理和治療作用，且這種配伍方法減少了激素藥物的用量，大大降低了出現子宮內膜癌、乳腺癌的風險，是臨床上可供選擇的一種治療方法，其療效好于單用中藥或者西藥[39~41]。
參考文獻
1吳飛. 圍絕經期綜合征. 中國社區醫師，2004，20(253):16-17.
2樂杰. 婦產科學，第6版.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1：21-25.
3王淑貞. 婦產科理論與實踐，第2版. 上海：上?？茖W技術出版社，1995：476-479.
4李江源. 性腺疾病.天津：天津科技翻譯出版公司，1997：403;405.
5李誦炫，于傳鑫. 實用婦科內分泌學，第2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195.
6魏美琴，娜，周云玲. 絕經對婦女健康的影響及激素替代治療的臨床應用. 中國醫藥指南-醫藥學刊，2005，3(1):173-175.
7趙瑾，何仲. 絕經后婦女應用激素替代療法的依存性研究 . 護理研究，2006，20(4A):859-861.
8張雅萍，王秀霞. 坤寧安丸對更年期綜合征病人生殖內分泌-免疫功能的影響. 中醫藥信息，2001，18(3):52-54.
9馮利，葛嘉峰，孟曉潤. 坤寧安對去勢大鼠血清生殖內分泌的含量影響的實驗研究. 中醫藥信息，2000，17(4):63-64.
10步世忠，孫梅，張沅，等. 更年健上調老年雌性大鼠下丘腦雌激素受體mRNA 表達對P物質和β內啡肽的影響. 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1998，18(1):28-30.
11陳亞瓊，葉雪清. 血漿吲哚類神經遞質與更年期綜合征癥狀的相關分析. 中華婦產科雜志，1996，31(1):41-42.
12Stefano GB，Rimura T，Stefano JM，et al. Autoimmunomodulation，age - related opioid differences in vertebrate and invertebrate immune systems. Ann NY Acad Sci，1992，663:396.
13Freedman RR，Krell W，Freedman CS，et al. Reduced thermoregulatory mull zone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hot flushes. Am J Obstet Gynecol，1999，181:66-70.
14柯嬋，王百苗.從肝辨治圍絕經期綜合征的診療思路.吉林中醫藥，2008，28(8):561-562.
15Yasui T，Uemura H，Tomita J，et al .Association of interleukin-8with hot flashes in premenopausal，perimenopausal，and postmenopausal women and bilateral oophorectomized women.J Clin Endocrinol Metab，2006，91(12):4805-4808.
16王文君，俞瑾，李大金，等.雌性大鼠老化過程中脾細胞雌激素受體含量及白細胞介素-2、腫瘤壞死因子活性的變化. 中華內分泌代謝雜志，1999，15(4):225-228.
17李大金，李超荊，俞瑾，等. 中藥復方對更年期綜合征婦女生殖內分泌免疫功能的調節. 上海免疫學雜志，1995，15(5):257-259.
18王俊霞，楊曉娜. 圍絕經期綜合征的中西醫發病機理研究進展. 深圳中西醫結合雜志，2003，13(1):49-52.
19江仙遠，陳友香，侯安繼. 更年康片治療更年期綜合征的機理研究. 中藥藥理與臨床，2001，17(1):36-38.
20方玉榮，王立金，周昕. 圍絕經期婦女血清性激素水平與自由基、血脂含量的變化. 實用婦產科雜志，2004，20(3):151-152.
21王莉，梅祖敏，田禾，等. 循環一氧化氮在月經周期的變化. 現代婦產科進展，1999，8(2):152.
22滿玉晶，趙麗妍，陳月，等.圍絕經期綜合征中西醫發病機制探究.中國中醫藥現代遠程教育，2011，9(13)：138-139.
23Huerta R. Symptoms at perimenopausal period ：It’s association with attitudes toward sexuality，life-style，family function，and FSH levels.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1995，20(2):135-148.
24Steiner M，Dunn E，Born L. Hormones and mood:From menarche to menopuse and. J Affect Dis，2003，74:67-83.
25劉靜，蔣艷，耿興玲，等. 圍絕經期綜合征的影響因素及干預措施的研究. 中國婦幼保健，2003，18(10):633-634.
26李一云，賈春紅，季建林. 圍絕經期綜合征有關情緒障礙的研究進展. 繼續醫學教育，2003，21(16):27-29.
27Gusberg SB，Chen SY，Cohen CJ. Endometrial cancer: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hoice of treatment. Gynecol Oncol，1974，2:308-313.
28Ferenzy A. How progesterone affects endometriao hyperplasia and neoplasia. Comtemp Obstet Gynecol，1978， 11:137.
29Writing group for the women health initiative investigat or Risk and benefits of estrogen plus progestin in heathypostmenopausal women.Principal results form the Women health Initia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AMA，2002，288:321-333.
30高紅菊. 50例更年期綜合征的激素替代療法臨床觀察. 交通醫學，2001，15(10):86.
31王 娟，吳太鳳，陸 耘. 圍絕經期綜合征的中醫治療現狀. 中醫藥臨床雜志，2007，19(5):532-534.
32梁文珍，劉道芳. 紫參顆粒治療圍絕經期綜合征臨床研究. 安徽中醫學院學報，2004，23(2):21-23.
33張廣美，張旸旸，齊群艷，等. 益坤寧對自然老化大鼠性激素的調節及卵巢修復的研究. 世界科學技術-中醫藥現代化，2008，10(2):69-73.
34樊蓉，田艷君，崔清志，等.中藥益坤寧對圍絕經期大鼠海馬芳香化酶表達的影響.哈爾濱醫科大學學報，2009，43(6)：532-535.
35夏桂成. 更年1號新方治療更年期綜合征120 例. 中國醫藥學報，1995，10( 4) ：8.
36方如丹. 滋腎養肝清心法治療更年期綜合征. 長春中醫學院學報，1997，13(1) ：47.
37付夢華. 針灸治療圍絕經期綜合征臨床觀察. 中醫雜志，2004，(6):43.
38陳寅螢，馬良宵，朱江.針灸治療圍絕經期綜合征研究進展.中國針灸，2010，30(3)：257-260.
39徐珠鳳，張榮. 中西醫結合治療圍絕經期綜合征180例. 浙江中醫雜志，2002，4:422.
關鍵詞：政策性金融;效應分析;VAR模型
中圖分類號：F830.3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5（4）-0038-04
一、甘肅政策性金融發展現狀
1994年12月，農發行甘肅省分行在蘭州成立，隨后相應在地市和部分縣域成立轄屬機構。20年來，先后經歷了糧棉油及扶貧貼息貸款、糧棉油收購資金供應與管理、全方位信貸支農等三個重要階段，目前形成了以傳統糧棉油業務為一輪，以農業農村基礎設施中長期貸款為另一輪的“兩輪驅動”的發展格局。至2013年底，累計發放貸款1800多億，各項貸款余額從建行初期的45.36億元增加到460.41億元，存款余額從3.34億元增加到40.48億元。
1999年12月，國家開發銀行甘肅省分行在蘭州成立。15年來，致力于公路、鐵路、電力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同時積極關注保障性住房、中小企業、生源地助學貸款等民生領域，是全省中長期和對外投融資的主力銀行。至2013年底，累計投放貸款3500多億，各項貸款余額從建行初期的97.46億元增加到1093.57億元，存款余額從0.96億元增加到109.6億元，為全省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二、甘肅省經濟發展與政策性金融支持
（一）1994年以來全省經濟總量、居民收入與政策性金融情況
一是經濟快速增長，結構逐步優化。1994年-2013年，甘肅省生產總值從453.61億元增加到6268.01億元，增長13.82倍，年平均增長率為10.9%。甘肅省產業結構比重由22.89：43.79：33.32調整為14.03：45.01：40.96，第一產業占比下降8.86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占比提高1.22個百分比，第三產業占比提高7.64個百分點。
二是城鄉居民收入穩步增長，生活水平不斷提高。1994年甘肅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58.13元，農村居民純收入723.73元，2013年全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65元，農村居民純收入5108元，分別增長7.13倍、7.06倍。
三是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持續加大，效能明顯增強。2000年甘肅省政策性貸款余額203.16億元，其中中長期貸款余額94.36億元，占比46%，每百元GDP占用政策性貸款19.29元;2013年全省政策性貸款余額1553.98億元，其中中長期貸款余額1313.99億元，占比85%，每百元GDP占用政策性貸款24.79元。
（二）政策性金融支持全省經濟發展效應的計量分析
1、研究指標選取、平穩性檢驗、協整檢驗
本文使用了三組指標來衡量全省經濟發展水平和政策性金融支持情況，具體見表1。為減小模型的估計誤差，對甘肅省生產總值、政策性貸款余額首先利用消費者價格指數剔除價格因素，然后進行取對數處理，取對數后的符號設定為LGDP和LDKYE。為避免出現“偽回歸”現象，在實證分析前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這里利用Dickey和Fuller（1974）提出的ADF檢驗法分別對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
表2的檢驗結果顯示，LGDP、LDKYE和DKBL三個指標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均為一階單整序列。
利用Johansen協整檢驗，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均顯示，在LGDP、LDKYE和DKBL三個指標之間存在1個協整關系。
2、靜態效應分析
在研究政策性金融與甘肅省經濟發展的關系上，主要是通過分析政策性貸款余額、短期貸款與中長期貸款比例與甘肅省生產總值的關系，用逐步回歸法建立如下的回歸方程：
模型結果顯示，常數項及LDKYE的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DKBL的系數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模型的整體擬合優度達到0.98，模型的殘差項平穩。
3、動態效應分析
為反應政策性金融支持與甘肅省經濟發展的動態關系，通過向量自回歸（VAR）模型來刻畫。
（1）VAR模型的滯后階數確定。由于受到樣本數量的限制，模型的滯后值只能計算到2期。
由表4可知，在滯后階數為2時，LogL、LR、FPE、AIC、SC和HQ中除FPE外，均支持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確定為2期。
（2）VAR模型建立。運用Eviews軟件，建立甘肅省生產總值、政策性貸款余額和短期貸款與中長期貸款比重三個變量的無約束VAR模型，模型的估計結果如下：
剔除在5%顯著性水平上不顯著的系數后，將矩陣形式轉化為表達式即為：
模型總體的擬合優度較高，三個模型的擬合優度均超過0.96。
（3）脈沖響應分析。VAR模型的所有特征根均位于單位圓內，即小于1，我們可以認為VAR（2）模型是穩定的，可以做脈沖響應分析。
4、實證分析結論
（1）從甘肅省經濟發展和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靜態關系來看，甘肅省生產總值與政策性貸款余額、短期貸款同中長期貸款比例有著長期穩定的關系，政策性信貸投入對甘肅省的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政策性貸款余額每增長1%，會推動甘肅省生產總值增長0.297%。同時，短期貸款比例提高會使得政策性資金對甘肅省經濟發展的貢獻率下降，短期貸款相對于中長期貸款每多投放1個百分點，對生產總值的貢獻率減少0.003%。
（2）從二者的動態關系來看，上期的貸款余額對本期的生產總值有正向的推動作用，前兩期短期貸款比例提高對本期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效率降低，前兩期的生產總值能夠增加對本期的貸款需求，生產總值和貸款余額對貸款比例均沒有影響。甘肅省經濟發展自身有一定的慣性，上期生產總值每增長1%就會推動本期生產總值增長0.794%，上期政策性貸款余額每增長1%就會推動本期生產總值增長0.149%，與投入等額比例的中長期貸款比較，前兩期短期貸款比例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會使本期生產總值發展速度減緩0.0024%。
（3）進一步脈沖響應分析結果顯示，一是政策性貸款余額對甘肅省生產總值有穩定長期的正向效應，給政策性貸款余額一個正向沖擊，甘肅省生產總值在當期開始提高，在第2期達到最大，從第4期趨于穩定;二是政策性資金中短期貸款占比的相對提高對甘肅省生產總值有長期的負效應，這種負效應在第3期最為明顯，在第4期開始走向穩定;三是當期的生產總值對其后三期的生產總值有正向效應，但這種效應會逐步下降，從第4期起沒有任何影響。
三、政策性金融支持甘肅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策略
圍繞政府意圖加大投入，積極支持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順利實現。政策性金融應充分體現服務宏觀調控的性質，落實地方加快經濟社會總體發展戰略，根據各自的業務發展戰略和市場定位，對接好相關的融資主體和項目，積極向總行爭取更多適合甘肅地區發展的信貸政策，爭取更多的信貸規模和資金，在防范好風險的前提下，持續增加投入，努力支持甘肅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和民生建設。
堅持業務政策性特點同時兼顧商業性創新，促進自身可持續發展。在農業方面，積極支持各類農業經營主體開展糧食、特色優勢經濟作物的生產加工和購銷儲，以及農村道路、土地整治、基地建設等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在工業方面，大力支持通過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和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來促進全省工業轉型提質增效，重點支持循環經濟發展和交通、信息等基礎設施建設;在服務業方面，著力支持旅游景區、商貿服務平臺、區域性物流基地和跨區域大型商品交易市場建設。圍繞這些關鍵領域，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審慎開展業務創新，逐步涉足配套政策性項目的商業性金融，從風險和財務等方面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
突出重點項目先行投資，積極引導商業性資金流向。甘肅省屬傳統的欠發達農業經濟地區，工業產業結構單一，基礎設施建設欠賬較多，外向型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很多農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傳統工業改造和戰略性新型產業的項目都需要大量資金支持，但此類項目往往風險大、收益不明朗，商業性金融為規避風險不愿介入?，F有的政策性金融機構應配套政府財政資金在這些領域進行先行投資，向商業性金融機構傳遞政府經濟政策導向，帶動商業性資金參與;或者通過對基礎行業、新興行業的投入，打開經濟發展的瓶頸或開辟新的市場，促使商業性資金的后續跟進，更大程度上形成突破經濟發展瓶頸的合力。
優化信貸期限結構，充分發揮政策性中長期貸款的助推作用。甘肅省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對現代農業開發、重要基礎設施建設、工業產業升級、經濟技術開發、保障房建設等領域都有大量的中長期資金需求，按照實證分析結論，政策性金融機構應繼續優化信貸期限結構，以提供長期甚至超長期貸款為主，對投資規模大、回收期較長、實現效益慢的項目進行融資，有效發揮政策性金融獨特優勢，推動甘肅經濟社會加快實現轉型跨越發展。
參考文獻
[1]白欽先.國內外政策性金融理論與實踐若干問題的思考[J].廣東金融學院學報，2005，（1）：3-10。
[2]宮海鵬，賈偉韜.農業政策性金融信貸支農績效分析與對策研究[J].經濟研究導刊，2010，（15）：88-90。
[3]郭麗虹，張祥建，徐龍炳.社會融資規模和融資結構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研究[J].國際金融研究，2014，（6）：66-74。
[4]藺秦生.加快農業政策性銀行功能創新支持西部欠發達地區新農村建設[J].農業發展與金融，2008，（8）：24-26。
[5]張艷娟，盧穎，劉芬.中國農業政策性金融面臨的矛盾、困境與對策[J].沈陽師范大學學報，2009，（3）：32-35。
The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Policy-oriented Financial Support to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Choice
――A Case of Gansu Province
CHEN Haiyan LI Ning
（Zhangye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Zhangye Gansu 734000）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保ㄗⅲ築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保ㄗⅲ築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保ㄗⅲ篧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谀滤垢窭追驎r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步洕鷮W，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不管是主張財政學具有何種學科性質，西方財政論著都必須對財政問題進行大量經濟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影響，必然或遲或早地按照已變化了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來修正與重構自身的理論體系。
在英語財政學專著出現之前，西方經濟學上的“邊際革命”已經發生，邊際效用價值論很自然地成為西方財政學的價值論基礎。道爾頓的《公共財政學原理》鮮明地體現了這點。他在該書第三章第二節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應遵循的邊際效用相等原則也應運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來，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義以外，公共當局并不是一個人，難以象一個人那樣預計各種支出的邊際效用。但政治家們據以開展行動的總原則仍是相同的。對于公共當局來說，各種公共支出的邊際效用應該相等。從理論上看，既定支出總量在不同項目之間分配就是這樣決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財政學研究》一書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個私人應當通過在不同支出類別之間保持平衡，從而以其收入獲得更大的滿足一樣，作為一個共同體通過其政府的活動也應如此?！保ㄗⅲ篜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著還運用這些原則，去解決公共部門如何決定哪些公共服務應予提供的難題，指出“支出應當用于戰艦還是用于濟貧，應按此種明智的方式，即由它們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產生的相同的真實報酬來決定?！保ㄗⅲ篜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這一方式可用來得出某一精確的社會平衡點，即如果共同體是一個統一的存在體，“支出就應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這一點，此時花費的最后一先令所獲得的滿足，應等于由于政府服務而相應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損失的滿足?！保ㄗⅲ篜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這一模型被稱為皮古模型，是現代西方財政學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個。這樣，皮古就從邊際效用價值論出發，在理論上界定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資源配置的最佳點。
不過，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財政學的，是當時通行的可測度的、可比較的、同一的基數效用函數。這一效用函數在本世紀30年代，隨著帕累托新福利經濟學取代了皮古的舊福利經濟學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觀的個人評價的序數效用函數，等效用曲線等帕累托概念也被運用到財政學上來。其后西方財政學對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模型問題的分析，對于稅收以及其他各種財政效率問題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無差異曲線上了。
這樣，私人經濟分析所能適用的價值理論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運用到公共經濟分析上來了，公共財政學不再是與經濟學的其他分支相抵觸的一門學說了。與西方經濟學在價值論上的統一，無疑為西方財政學在本世紀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條件。
西方財政學理論基礎分析的借鑒意義
第一，財政學從根本上看是一門經濟學，但又具有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
關于財政學僅是經濟學分支，還是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問題，我國財政理論界也曾有過類似爭議，即關于“財政是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問題的爭議，這是本世紀60年代初由于財政本質問題爭議而引發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國財政理論界結合著新的歷史背景舊話重提，又一次以財政本質問題為中心形成了對此問題的爭論。這些爭議大致形成了三大類不同的觀點：（1）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僅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認為只能從經濟的角度去分析財政問題；（2）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但又兼有上層建筑的性質，或者主張財政既是經濟基礎又是上層建筑。這就不能僅從經濟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3）主張財政屬于上層建筑。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持第三種觀點的人數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種觀點，并且第一種觀點還有逐步占據優勢的趨勢。但如同財政本質問題一樣，這一爭議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純學術的探討，經過那兩次爭議之后，至今已極少有人問津，除了在高校教學中作為一種理論問題介紹外，似乎已被人們遺忘了。在實踐中，人們則是將財政作為經濟工作來對待的。
然而，財政作為政府的分配活動，它采用的不是市場自愿等價交換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強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場為媒介和通過市場渠道來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國家預算的形式下，通過政治程序的安排與運作來展開的。這樣，財政的運作過程就直接表現為是對市場的否定，具有強烈的政治內容和因素。對于計劃經濟來說，由于其本身就否定著市場，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財政這種非市場性與計劃經濟本質上是相通的，只提財政的經濟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響問題的實質，即不影響人們實際上從經濟和政治兩重角度去考慮財政問題。
但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不同。由于此時政企必須分開，這樣財政所包含的兩重屬性合一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財政作為一種分配，它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但作為通過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動，它又與政府的具體政治制度和規則密不可分。此時如果只談論財政的經濟性，其結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財政活動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權力憑籍財政分配介入和干預企業正常市場活動的可能性，這顯然是不利于根據財政的特性去指導財政實踐的。
我國財政理論否定政治程序是財政活動的內容之一，在實踐上導致了忽視乃至否定建立科學規范合理的財政制度與程序的結果，使得我國實際財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規范、制衡與監督。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進展，由于缺乏自我約束能力的政治權力本身的不規范行為，導致了我國財政新老問題和弊端的急劇膨脹與擴大，是目前我國財政經濟工作分配秩序嚴重混亂，腐敗浪費低效猖獗的關鍵原因所在。因此，承認基本上是一門經濟學的財政學，具有一定的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正視財政活動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質與內容，在實際的財政工作中相應地從整頓規范與財政相關的政治程序和規則入手，使之從原有的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基點轉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基點上來，才是對癥下藥之舉。為此，在以經濟學為基礎理論的同時，也有必要從政治學角度來開展我國的財政研究。
第二，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也包括著宏觀經濟學的內容
關于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問題。我國財政學從未討論過這一問題，但由于我國財政理論強調財政是國家作為社會中心組織進行的一種分配，是從整個社會角度進行的活動，因而人們理所當然地視財政為一種宏觀經濟活動，而否定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在最近的政府機構改革中，財政部被列入宏觀部門之內，就充分地說明了這點。對此，在過去的計劃經濟下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當時正是以否定企業的獨立自主性和以國家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直接安排國民經濟活動為體制特征的，并且此時的財政是國家從整個社會角度安排經濟建設資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場經濟下則不同。此時社會的經濟單位已不再是國家而是企業了，此時財政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盡管是其極為重要的內容，但尊重企業的獨立市場運營主體地位，確保國家不干預企業正常的市場活動，則是我國政府和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學會的嶄新內容。
西方財政學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待財政問題，對我國是具有重要借鑒作用的：
1.西方財政學從微觀角度分析財政問題，是隱含著這么一種涵義的，即此時的政府參與社會資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業和個人一樣，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場活動主體，即企業和個人是處于市場有效運行領域的活動主體，而政府則是處于市場失效領域的活動主體，它們進行的都是同等的資源配置活動。這樣，它們之間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稅納稅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預，而不能是國家凌駕于企業和個人之上，可以隨心所欲地干預它們的市場正?；顒?。
2.財政活動除了作用于宏觀經濟的內容之外，僅就其本身對于社會資源的配置來看，則應視為是一種微觀行為。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界定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否則的話，將財政活動等同于宏觀調控，而財政干預企業市場活動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觀調控活動，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政府的宏觀調控又是必要的，其結果實際上是為政府和財政隨心所欲地干預企業的微觀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些年來，人們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總會情不自禁地干預和插手企業的正常市場活動，其理論根源就在于此。這點，在防止政府和財政隨意干預企業問題上，是可資借鑒的。
3.在財政僅是一種宏觀經濟行為的思想指導下，我國迄今為止在稅收和財政支出的具體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則來取得和配置歸政府支配的資源方面，其研究是相當薄弱的。這也是我國現實財政工作缺乏效率和嚴重浪費的關鍵原因之一。這與西方財政學所進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觀經濟分析，是形成鮮明對比的。為此，借鑒西方財政學的微觀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國的財政問題，也是我國財政研究亟須開展和加強的領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爾（Bastable，C.F.）出版《公共財政學》以來，百余年間西方財政學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在其理論基礎問題上則始終存在分歧。本文認為，財政學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學內容，是經濟學與政治學的交叉學科；財政活動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觀經濟活動，但也包含著派生的宏觀經濟內容。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關鍵詞】大數據時代；經濟學；研究探討
在這全球信息量倍增的大數據時代環境里，數據信息成了為當今天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的一項資源之一，數據量的龐大與多樣性，都可以經過分析處理進而取得有用的數據，從而為經濟的發展提供必要、可靠、客觀的理論依據，由此可見，大數據在經濟中發打揮著重要的作用。
一、大數據的特點與應用
大數據又可以稱之為巨量資料，它的概念比較抽象，其定義是依靠互聯網技術下的主流軟件對一些規模較大、較復雜的資料進行處理、分析、管理，從而形成對經濟發展更加有用的信息。大數據的主要特點就是信息量大、多樣化、高速、價值等，由于大數據的形成需要特殊專業的技術，例如互聯網、數據挖掘電子網或者大規模并行處理數據庫等軟件 ，能夠有效的掌握豐富的數據資源，并對這些數據進行專業化的處理，從而在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實現盈利，把對大數據的處理加工有效的轉變為信息資產。
隨著外界環境的快速發展與變化，大數據開始漸漸的融入了企業的營銷、風險預測、客戶服務等方面。大稻葑魑一個開放性的平臺，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都可以通過大數據平臺，獲得信息資源的共享，同時也可以為大數據平臺提供更多豐富、新鮮的數據。企業通過對大數據的有效運用，可以擺脫傳統、陳舊的企業經營模式，進而提高企業在經濟市場中的競爭力與洞察力，非常有助于企業的健康持續發展，以及企業發展戰略的部署，因而被越業越多的企業所重視。
二、大數據對經濟的重要作用
（一）經濟的分析提供了豐富的數據支撐
由于影響經濟分析的因素比較多，因而在具體的分析過程中往往會涉及到非常廣泛的內容。相對于傳統的經濟分析，因所獲取的數據不僅缺乏全面性、科學性與準確性，而且獲取的數據在時效性上表現的非常低，而大數據時代下對經濟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對傳統的經濟分析中所呈現的問題進行解決。依托互聯網技術的輔助，可以使得對經濟分析的相關部門快速、準確的收集到分析過程中所需要的數據。例如我們全社會每年的用電量、全社會中商品的銷售總額、房子商品的購買量等，在互聯網技術下，這些大數據獲取的時間非常的短，甚至有的軟件還可以實現立即獲得，由此可見，大數據時代下對經濟的分析提供了豐富、準確、有效的理論數據支持。
（二）可以有效的為經濟分析提供多種方法
傳統的經濟分析方法比較單一化，而大數據的出現，使得經濟分析有效的擺脫了傳統模式的分析模式，有效的把傳統的抽樣分析轉變為了總體的分析。而且總體的經濟分析與抽樣分析相比，更加有助于提高經濟分析的準確性與有效性。對于傳統的抽樣經濟分析中，基本上是把樣本假設成為整體來進行分析的，這種假設性的分析本身就會與實際情況有著非常大的區別，而大數據時代下的經濟分析，不再采用了對整體性的假設方式，而是以真實存大的巨大的數據信息量，通過計算機軟件進行準確、自動的分析，從而有效的提高了經濟分析的可靠性與科學合理性。
（三）促進了對經濟分析技術的提高
傳統的經濟分析基本上是依靠人工來進行分析，而大數據時代下的經濟分析，有效的結合了計算機技術，通過在軟件中引入多樣化的數據分析模型，是傳統的手工經濟分析所無法實現的。除此之外，通過大數據的分析，還可以實現對人語音的識別、圖像的識別等科學技術，從而輔助專業的分析人員，對大數據進行多角度、多方位的分析，有效的降低了人工分析的工作量，提高了對大數據信息分析工作效率。
三、目前大數據時代信息經濟的發展現狀
就目前而言，大數據已經迅速的 滲透到了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各個行業與領域，并成為了很多企業生產的重要影響因素。在大數據時代下，全球著名的麥肯錫曾認為，以數據信息為基礎的生產增長率、經濟效益的增長時代已經來到，我們將共同進入一個大數據時代。隨著近幾年的快速發展，無論是在金融、軍事、通訊還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大數據都已然在體現并滲透著，同時一些有關的信息產業與數據信息經濟的發展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關注與重視，由此可見，大數據已然成為了一種非常重要的資產。例如在我國的騰訊、百度等這些IT行業，也開始了進行數據化的運營，并把大數據作為了其中的關鍵任務，再如2013年，大數據被美國的奧巴馬形象的比較為“未來的石油”，并在3月份進行了與大數據有關產業發展的推廣，實現了大數據的戰略發展。除此之外，在這大數據時代的經濟發展下，依托互聯網、云計算等這些新興的科學技術，全球的信息經濟正面臨著翻天覆地的改革變化 ，并在國家的戰略層與企業的實踐活動中得到了有效的體現。例如在2013年的11月，國家的統計局與企業之間簽署了有關大數據戰略合作的協議，并把大數據作為了企業信息經濟活動中重要的因素，從而為企業帶來更多的經濟價值。
隨著對經濟體制的一步步改革發展，在這個以經濟信息創造價值的環境下，大數據的優勢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可，例如大數據具有海量的數據庫、類型復雜、結構眾多等優點，大數據的有效運用，會根據其所運用領域、運用模式的不同而對其信息數據進行不同的挖掘。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為大數據的運用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并在一定程度上為大數據的發展提供了動力，由數據信息的消費拉動了消耗的新一輪熱潮，有助于傳統的產業能夠更好更快的找到適合的轉型方向，提高企業的營運效率。
四、大數據時代經濟發展的趨勢
互聯網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促進了社交網絡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以及傳感設備的廣泛應用，因而使得對大數據信息的采集，變得更加的主動化，而且依托先進行計算機軟件，變得越來越自動，與此同時，對大數據采集的科學技術要求也越來越高，因此，對于大數據的分析與總結已經成為了計算機領域所研究的重點課題。對大數據的收集與分析，需要以專業的大數據人才作為前提條件。美國作為大數據戰略開展最早的國家，而且計算機技術也是最先進的一個國家，但卻同樣也面臨著大數據分析這方面人才的緊缺。由此可見，在中國當代大數據經濟發屏的時代下，需要加強對技術人員的培養，并構建起完善的大數據管理模式。
在大數據時代的經濟發展中，漸漸的呈現出共創生產的模式、共治管理的模式以及共享信息模式的三種經濟發展趨勢，其中的共創生產模式，是由傳統的企業獨創模式，漸漸的轉向了由公眾參與產品的生產與價值創造的社會化的一種共創模式，共治管理模式是企業有效的運用大數據平臺，與社會中的媒體、企業、公眾以及產業鏈等實現了共同協作的管理，共創多贏、互利互惠的模式，共享信息則是通過把巨大的數據與公眾進行共享，并有效的發揮出公眾的智慧，從而促進產品附加值的增值。值得注意的是，大數據共享很難在商業的實踐活動中順利的開展，因而還需要國家對大數據的開放與共享制定嚴格的制度，并進行統一集中的管理，逐步的建立起有關大數據共享的專職機構，并對其大數據共享的服務制定評價機制，從而有效的推動大數據信息產業的健康持續發展。
五、大數據時代下的經濟分析與企業發展
（一）大數據時代經濟分析的機遇
巨大的大數據信息資源為當代經濟的分析提供了眾多的數據理論支持，同時隨著互聯網信息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為大數據時代下的經濟分析提供了多種多樣的分析方法，因此，在大數據時代的環境下，經濟的分析將面臨著非常多的機遇。例如在大數據時代下的對數據的經濟分析，在時間長度與空間的廣度上都有了很大范圍的擴大，同時依托計算機軟件，實現了對大數據信息采集的智能化，有助于大數據信息采集的及時性、真實性以及實效性，因此，大數據時代下經濟的分析也面臨著信息廣度與時性的良好機遇。除此之外，所構建起的大數據信息分析平臺，通過對各種模塊的加入，可以實現多種模型下的大數據分析，并對所收集到的數據進行更進一步的預測與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對大數據信息的分析速度，有助于大數據信息資源在經濟發展中價值的體現。
（二）大數據時代經濟分析的不足
大數據時代下的經濟分析除了面臨著眾多的機遇之外，同時在具體的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很多的不足，例如，在對龐大的數據信息進行分析時，如果對其中有價值的數據信息進行挑選時，就會遇到一定的困難，很難在短時間內提取到對自己有用的數據信息。除此之外，大數據的采集主要是依靠互聯網技術與計算機技術，而網絡環境很容易遭到病毒、黑客等的侵入，很難保證網絡環境的安全性，再者就是計算機軟件，會隨著使用時間的增長需要升級更新，如果操作不當很容易造成對大數據信息的丟失，因此，就目前我國的互聯網技術，大數據的安全性很難保障，而且由于目前我國經濟市場中大數據分析與應用人才的缺失，也直接影響著大數據在經濟分析中價值的體現與發揮。
（三）企業的發展
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下，由于不同的企業在具體的經營過程中，都有著其自身的優點與要求，因此，在進行大數據的分析過程中也會有所不同，分別在政治、經濟、社會、技術等這些方面對企業的發展形成很大的影響。例如政府部門可以對進入市場以及市場經濟中的變量，進行直接全面的干預，如果是銷售類企業，相關的部門會對銷售行業制定出相應的規定，從而對企業銷量、生產、生產計劃等產生很大的影響。目前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我國的政府部門對信息化與電子科學技術等方面投入了很多，例如信息網絡與硬、軟件設備提提供，都為大數據的有效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與此同時，建立起了相應的協調平臺，首先，是通過成立專門的大數據管理組織，即時刻對社會經濟中大數據的有效性做出各個方面的綜合判斷，從而有效的確保大數據的準確性；其次，就是加強對信息技術的培養，通過技術渠道把大數據信息進行匯總，并進行進一步的分析與審核，做到對大數據的有效控制。
六、大數據時代下經濟發展對策
（一）合作共享、保護隱私
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各個領域都需要進行海量數據信息資源庫存的量化進程，通過各個領域之間大數據信息資源的共享合作，能夠有效的促進大數據的快速發展，因此，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企業應當加強與一些科研類型單位的合作，從而對大數據的收集、分析技術進行研發，并創新出新的應用，當然，在對大數據進行科研的過程中國家也應當給予適合的政策鼓勵與資金的扶持，從而為大數據產業的科研、發展提供必備的技術條件與物質方面的基礎。
（二）建立安全的大數據獲取環境
為了保證大數據收集與分析過程中的安全性與準確性，應當建立起一個龐大、安全的大數據收集系統，并制定其相關的收集計劃，從而有效的保證大數據能夠有序、順利的進行。而大數據環境的營造主要還是得依靠政府部門，首先需要政府的相關部門，能夠從思想上達到對大數據信息資源的重視，并對大數據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做貢獻的價值有一個J可，在具體的實際工作中，對大數據系統的構建投入穩定的資金，以及相關的政策法規等；其次就是政府部門應當加大我國高校對大數據相關專業人才的培養，以及相關的科研機構對大數據的應用的研究投入力度，有效的支持科研機構對大數據進行深度的分析與挖掘，有助于大數據在經濟的發展中發揮出更多的價值。除此之外，政府的相當部門還應當提倡企業采用現代化的信息技術手段，并對其進行引導與培訓，從而為大數據的收集與獲取創造基礎性的條件。例如為了擴大大數據信息收集范圍，國家可以為電力行業中信息化管理提供一定的資金投入，并幫助電力企業實現技術改造，有效的推動經濟發展過程中電力企業的信息化管理的開展。通過信息化管理技術的普通，有助于對企業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數據信息進行收集，從而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大數據分析提供最為原始的基礎資料。
（三）培養人才、帶動發展
大數據信息主要是依托于云計算、互聯網等IT類技術所進行的一次技術性的改革，并如何通過這些技術有效的把大數據信息資源盤活，從而為國家的政策管理、企業的經營以及個人的日常生活服務等提供必要的理論依據。在這大數據信息時代，經濟的發展急需有關云計算、互聯網等相關的人才，同時也是經濟市場發展的需要。因此，很多的高校通過校企的合作方式，大數據分析與應用人才的培養基地，建設為社會培養眾多的大數據信息人才，有效的構建起大數據產業的生態系統，從而保障大數據信息經濟產業的健康持續發展。
通過對大數據分析與應用人才的培養，可以為經濟的分析提供強有力的支撐，因此，需要不斷提升對大數據分析與應用人才培養。例如政府部門應當對大數據分析與應用人才的培養出臺其相應的支持政策，以此來體現政府部門對大數據分析與應用人才的重視，與此同時，企業在經營過程中也應當加強對大數據分析c應用人才的培養，從而幫助員工掌握更多有關大數據分析與應用的技能。
（四）提高對大數據的采集與管理
通過對大數據的采集與管理過程中的規范化，才能夠有效的保障所獲取的大數據信息資源的準確性與實效性，以及大數據采集的順利取得。由于大數據信息資源是經濟發展分析過程中最為原始、基礎的資料，因此，有效的采集大數據信息資源是非常的重要。我國從2008年開始已經加強了對大數據信息采集工作的重視，但由于在大數據采集的過程中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從而使得在采集過程中仍然還存在著很多的問題，同時，大數據在采集過程中與管理過程中也會受到人中因素的影響，因此，為提高大數據信息采集與管理過程中的安全性與準確性，可以對大數據信息的采集工作流程進行不斷的完善與規范，并根據其實際的情況制定出科學、合理、有效的大數據采集體系，從而有效的促進大數據信息采集工作的有序進行。另外，如果在大數據信息采集過程中，遇到一些因為利益而不配合大數據信息采集的企業與個人，可以制定出其相應的懲罰制度，從而降低大數據采集工作中的不良情況。與此同時，通過提高大數據信息采集與管理工作人員的專業水平與職業素養，使得他們能夠對大數據分析工作進行熟練的操作，有效的促進大數據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出更高的價值。
在經濟與信息全球化發展的背景下，大數據的存在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目前大數據已經滲透到了我們的日常生活與生產經營活動，并有效的促進了信息經濟的快速發展，在這大數據時代背景下，有助于人們對社會各個方面信息資源的獲取，從而為生活與經濟帶來眾多的利益，因此，要不斷加強大數據采集環境的安全性，以及大數據采集與管理的體系，最終促進經濟的有效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 崔俊富，苗建軍，陳金偉. 基于隨機森林方法的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研究[J]. 經濟與管理研究. 2015（03）
[2] 蔡翠紅. 國際關系中的大數據變革及其挑戰[J]. 世界經濟與政治. 2014（05）
[3] 涂子沛. 大數據及其成因[J]. 科學與社會. 2014（01）
[4] 朱建平，章貴軍，劉曉葳. 大數據時代下數據分析理念的辨析[J]. 統計研究. 2014（02）
關鍵字：第三部門；制度創新；成本效應
一、文獻回顧
（一）“第三部門”的定義
“第三部門”這一概念首先由列維特等人于1973年提出，目前學術界關于“第三部門”的定義并沒有完全達成共識，大多認同“第三部門”是除政府部門和企業以外的不以營利為目的的一切志愿團體、社會組織或民間協會等向社會提供服務的組織。
塞拉蒙認為，“第三部門”有6個基本特征：“正規性”、“民間性”、“非營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和“公益性”。
在中國，完全符合西方標準的“第三部門”幾乎不存在，但又確實存在一些從形式和運作機制上不同于政府和企業的社會組織，因而中國學者大多傾向于從推動和促進非營利組織發展的角度出發，不將定義限制得過于嚴格。例如康曉光就認為只要是依法注冊的正式組織，從事非營利性活動，滿足志愿性和公益性（或互益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獨立性和自治性，即可稱為中國的“第三部門”。
（二）“第三部門”起源的一般解釋
“第三部門”起源的經濟分析主要包括經濟背景分析和經濟原因分析。經濟背景分析是對“第三部門”興起的經濟大環境的研究，經濟原因分析是借用經濟學工具對其興起的本質原因進行論述。
西方關于“第三部門”起源問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由美國經濟學家韋斯布羅德（1974）提出的政府失靈理論，該理論通過論證政府和市場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局限性，從功能上證明“第三部門”存在的必要性。不過該理論更多的是說明了政府與“第三部門”之間的互補關系，并沒有揭示是什么因素使得某些產品或服務只能由“第三部門”提供。在此基礎上，美國法律經濟學家漢斯曼（1980）提出了合約失靈理論，通過分析市場的局限性（信息不對稱）及“第三部門”的特征（受“不得分配盈利”約束），解釋了在市場機制與第三部門之間選擇后者的原因。但事實上，政府失靈理論和合約失靈理論都未能很好地解釋政府與“第三部門”之間的合理分工問題。而且從比較研究的角度看，為什么不同社會條件下的“第三部門”的結構及分布領域各不相同？于是，學者們又從社會傳統文化因素考慮“第三部門”的產生。譬如James （1987）的實證研究證明：荷蘭和比利時的文化多樣性比較高，所以在他們多樣化的社會需求條件下，形成了較大規模的第三部門。
我國理論界對中國“第三部門”起源問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社會學和經濟學這兩大領域。從社會學研究角度看，如何理解中國改革開放后“市民社會”的出現和新的社會中介組織的成長，已成為90年代以來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孫立平，1992、1994；鄧正來，1993、1998；王穎、折小葉，1993；謝維和，1993；王穎，1994；孫炳耀，1994；張靜，1998）。并已從理論概念的引入到關注本土經驗的實證研究（陳健民、丘海雄，1999；孫立平等，1999），以及從單一的國外經驗模式介紹向綜合的比較研究分析轉向（王紹光，1999）。
從經濟學角度看，目前對中國“第三部門”起源問題的經濟分析更多的是對其經濟背景的分析，如康曉光（1999）在《轉型時期的中國社團》一文中曾指出中國社團是“集權體制松動”的產物；鄧勝國（2004）、俞可平（2004）及王紹光（2004）等在對中國第三部門發展環境的研究中也認為經濟體制改革是引發第三部門產生的其中一個環境因素。
對經濟原因的分析目前仍處于對西方研究理論的梳理及引進階段，在研究方式上也大多借用西方的研究方式，重點集中于應用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及合約失效等經濟學理論（郭國慶，1995；謝岳，2000；李勇軍、路金亮，2002；謝蕾，2002；張建川，2004）。在引入西方理論的過程中，部分學者也意識到國外理論解釋中國“第三部門”起源問題的局限性，并進行了一些探討，其中田凱（2003）在《國外非營利組織理論述評》一文中指出韋斯布羅德的“政府失靈”理論的前提和條件在中國并不適用；康曉光（1999，2004）也撰文指出不能把中國社團的迅猛發展看作是對西方語境里的“市場失靈”或“政府失靈”的反應，因為當時的中國既不存在市場經濟體制，也不存在民主政治體制。
在此基礎上，一些學者開始應用其他經濟學理論分析“第三部門”的起源問題，希望能找到適用于中國國情下的“第三部門”起源問題的經濟理論。例如申毅（2003）在《非營利組織興起的經濟分析》一文中通過對非營利組織興起的經濟分析解析非營利組織興起的一般規律；劉霞，張丹（2004）在《經濟學與組織學交叉視野下的公民社會》一文中從經濟學和組織學的交叉視野，探究其宏觀和微觀的成因。雖然這些學者嘗試用其他經濟學理論為分析我國“第三部門”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其分析的對象仍是西方社會的“第三部門”，并沒有將我國“第三部門”興起的特殊性考慮在內。
（三）幾點評論
西方有關“第三部門”起源問題的經濟解釋以“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最具代表性與普適性，但這些經濟理論在解釋我國“第三部門”起源問題就表現出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市場失靈”理論的假設前提是市場經濟體制，即“第三部門”的產生是對市場經濟體制失靈的一種反應?；仡欀袊暗谌块T”的出現時機，可以發現一個事實：在改革開放前中國并不存在市場經濟體制，其計劃經濟體制從某種程度上看是一種集權體制，在這種體制下，理論上既不允許“第三部門”的存在，也無法提供其存在所需的空間。但在計劃經濟體制的改制過程中，市場關系和所有權的重新確立，使得政府之外的公共領域在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具有存在的空間。因此，確切的說，中國的“第三部門”是對計劃經濟體制失靈的反應。
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國家代議民主制政府的投票決策方式，政府決策往往只是代表了中位選民的意見，而不能滿足其它選民的需求。因此，政府提供公共品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即出現“政府失靈”。但該理論也是基于一個前提：即代議民主制政府特定的運作邏輯無法滿足各階層選民的需求。這與中國“第三部門”產生的政治制度環境存在較大差異。中國的政府失靈更多地是由于集權政治體制引發的政府資源配置、社會治理以及政府治理模式的失靈，而不是投票決策方式導致的失靈。因此，與西方的“政府失靈”認為“第三部門”是對民主政治體制失靈的反應不同，中國“第三部門”是對集權政治體制失靈的反應。
總的來看，雖然我國學術界已經認識到西方理論在解釋我國“第三部門”起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討。但就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仍處于對西方理論的小范圍修正階段，并沒有提出系統的，權威的，具有普適性的，并與中國國情相聯系的，可以很好解釋我國“第三部門”起源問題的經濟理論。
二、關于中國“第三部門”起源的經濟分析
從經濟學視角看，“第三部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是由制度環境所決定的，而制度安排又反作用于制度環境，因此，對中國“第三部門”起源的制度背景進行分析有助于理解其興起的內在原因。本文通過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找出“第三部門”興起和發展的經濟層面的邏輯和意義，從而為“第三部門”的普適性找到經濟學的理論依據。
（一）中國“第三部門”起源的經濟背景
中國“第三部門”是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而出現并發展起來的，它的興起有深層次的經濟和政治原因，這些原因發端于集權體制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失敗。
一方面，通過經濟市場化，重構了市場關系和所有權，引起國家—社會關系的變更，其結果是集權體制的松動，產生大量自由流動的資源、自由活動的空間以及多元利益主體，為“第三部門”的產生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由于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非秩序化競爭較為明顯，民眾對政府信任度下降；同時，受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影響，市場經濟的特征發揮得并不顯著，這種經濟環境也促使“第三部門”的產生。
結合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看“第三部門”的產生，可以發現其起源于傳統計劃經濟的改革，與市場經濟組織幾乎同時產生，前者追求的是利潤，后者則體現了公益性（或互益性）的努力，并不存在特定的對“市場失靈”反應問題。因此，本文嘗試采用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及成本理論來分析中國“第三部門”起源的經濟原因。
（二）中國“第三部門”起源的經濟原因——制度原因
當原先的制度失靈時，一種新的制度安排或組織形式便會出現，來實現帕累托改進或?？怂垢倪M。因此，“第三部門”的興起和發展在制度層面必然有其特定原因。
與國外“第三部門”大多是誘致性制度變遷不同，我國的“第三部門”屬于強制性制度變遷而引起的誘致性制度變遷。
第一，從制度變遷的時間看：我國“第三部門”是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出現的。這一階段，我國先是堅持計劃經濟主導模式，政府則扮演著“全能政府”的角色，強調依靠行政權力配置資源，具體表現為集權政治體制。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原有的集權體制模式遭到質疑，市場經濟模式倍受推崇，政府開始實施強制性制度變遷，逐漸放松對經濟干預。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卻由于經濟體制改革中非秩序化競爭的加劇而降低，同時，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影響較多，使得市場經濟的特征發揮得并不是十分顯著，這使得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陷入理論和現實的雙重尷尬境地，政府關于經濟與政治領域的改革也并沒有得到公民的完全認可。此外，國際社會“第三部門”的興起和發展，提供了政府——市場——第三部門三方互動的社會控制和管理機制，從而為通過制度移植來達到社會的最終協調和穩定帶來了希望。因此，在強制性制度變遷基礎上，我國的“第三部門”開始了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歷程。
第二，從制度變遷的空間看：通過體制改革，重構了市場關系和所有權，引起國家——社會關系的變更，其結果是集權體制的松動，產生了大量自由流動的資源、自由活動的空間以及多元利益主體出現；同時，轉型過程中由于原有的低效率制度的逐步廢除，新制度又尚未完善，出現了嚴重的制度“雙重失落”，即國家領域和市場領域在轉型期間無法涵蓋社會管理的所有領域，亦不能解決社會發展的全部問題。因此，按照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發生必須具備某些來自制度不均衡的獲利機會的觀點，兩個領域之外的第三域就存在著誘致性制度變遷的可能和契機，即第三域屬于制度變遷的空間?！暗谌块T”迅速崛起的空間恰好位于存在著制度變遷空間的第三域。因此，從制度變遷的空間看，中國“第三部門”的興起應該是其準確占據誘致性制度變遷空間的必然結果。
第三，從制度變遷的主體形式看：我國“第三部門”起源于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強制性制度變遷）首先起源于農村，制的廢除與的實行，使得農村中國家—集體—個人的關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由于的核心是以家庭為基本經營單位，作為生產主體的獨立經營的農民需要有一種新的組織形式來學習現代農業科學技術；并且，改制后分散經營的農民也需要新的組織形式來改變其在市場競爭中的不利地位。在這種背景與需求下，中國農村出現了第一批農民自發組織起來的自下而上的“第三部門”。同時，也改變了計劃經濟時期城市中國家—單位—個人的結構，單位影響力逐漸弱化，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發生了重構：一方面，游離于單位制以外的利益主體需要新的組織形式以維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一個中介性組織來溝通政府和多元利益主體?？梢?，通過誘致性制度變遷，我國“第三部門”的主體形式表現為一種以自我管理為管理方式，以非營利性、非政府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為組織屬性的組織形式。
（三）中國“第三部門”起源的經濟原因——成本效應
從微觀層面看，“第三部門”興起和發展于政府和市場之外有其成本效應上的原因。
1.生產成本效應
“第三部門”的基本組織屬性——志愿性使其在人力輸入上主要依靠志愿勞動力，在物力和財力的輸入上主要依靠志愿者、社會捐贈以及政府的財政支出。政府和企業則不同，前者受財政預算的限制和政治因素的影響，后者受資金約束。在資源輸出上，“第三部門”在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上大多有特定的目標人群，采用自助方式，既有效節約產品的生產成本和組織資源的消耗，又滿足目標人群多元化的需求。因此，“第三部門”的志愿性使得它在資源輸入和輸出上，具有比政府和企業更低的生產成本。
2.交易成本效應
一方面，與政府體制中單一的權利控制中心和科層制的組織模式相比，“第三部門”自我管理的方式及相對扁平的組織結構減少了組織監督和控制的成本，從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時，“第三部門”民間性（包括我國“第三部門”的特殊情況——官民兩重性）使得“第三部門”更接近基層民眾，對基層多元化的需求能作出更快捷的回應，從而降低兩者之間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從科斯的交易成本擴大理論出發，可以證明，政府將部分職能轉移給“第三部門”，雖然增加了訂立合約和進行監督的成本，但這些都低于提供公共服務的成本。
科斯定理認為企業生產目標的確定減少了市場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從而大大降低了交易費用。那么依此思路，企業就具有代替市場機制，節省費用的性質，而與企業相比，“第三部門”特定的組織屬性——志愿性、非營利性和公益性（或互益性），又具有比一般企業更低的交易成本，具體體現在三個層次：第一，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交易成本效應：由于企業需要對其內部生產者之間的利益進行協調，必然會產生相應的管理成本，從而導致企業存在追加交易費用上升的可能性。而志愿者作為“第三部門”主要的生產者，他們共同的價值取向（公益或互益性），既降低了組織動員的成本，又減少了生產者之間的隱性摩擦和協調成本，從而有效降低了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交易費用。
第二，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易成本效應：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存在的最明顯的交易成本是由信息不對稱引起的度量產品品質費用。一方面，在某些領域，消費者缺少足夠的信息來評估產品的質和量；另一方面，如果產品由企業提供的話，他們很可能利用自己在信息不對稱關系中所占的優勢地位欺騙消費者，謀求自己利潤的最大化，產生道德風險。盡管市場的很多方式可以降低這種不確定性，但過高的交易費用使得市場和普通企業都很難支付。而“第三部門”的非營利性及其對公益性（或互益性）的追求能較好的解決這一問題，非營利性的特征使其無須為了增加利潤而夸大其產品的內在品質，而對公益性（或互益性）的追求又使得其非常重視自身的社會形象，認為夸大產品品質而失去誠信的代價是巨大的。因此，“第三部門”可以作為減少和消除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因信息不對稱所引起的度量產品品質費用的一種資源配置機制。
第三，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易成本效應：由于私人品消費具有競爭性與派他性，因此，消費者之間的交易費用最典型的是對公共品的消費。由于公共品的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無法避免“搭便車”行為的存在。基于“理性人”的假設，消費者對公共品的支付意愿為零。除非消費者之間的交易費用低到能有效地使消費者進行協商，最終達成共同付款的協議。但這種情況在一個大規模的集團中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消費者之間各自應該支付多大份額的價款進行談判和協商是極其困難的，成本相當高，足以阻止最后協定的形成。布坎南認為可以通過消費者俱樂部來解決這一問題。消費者俱樂部也是“第三部門”（互益性），該組織通過向消費者成員收費的方式，增加消費的排他性，有效解決了公共品的生產問題，并通過準入性收費來克服“搭便車”的擁擠現象。
綜上所述，對起源的經濟分析有助于理解“第三部門”在中國興起的特殊的經濟環境，即集權體制的失靈，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的降低，市場經濟特征的模糊。同時，通過經濟原因的分析，了解到“第三部門”作為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其興起和發展在制度層面有其特定原因；而其特定的管理方式、組織屬性及組織結構，使其具有良好的成本優勢，有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印證了“第三部門”的興起和發展具有重要的經濟邏輯和經濟意義。
參考文獻：
1.alamon?Lester M?Anheier Helmut K ，Defining the nonprofit sector：a cross-nationalanalsis ［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
2.Weisbrod·Burton，Toward a Theory of the Voluntary Nonprofit Sector in Three-SectorEconomy ［M ］，Altruism Morality and Economic Theory，1974.
3.Hansamn Henry ，The Role of Nonprofit Enterprise ［J ］，Yale law Journal1980，（89）。
4.James ?Estelle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M ］，YaleUniversity Press?1987.
5.Lester M？Salamon ，Helmut K？Anheier ，The Emerging Nonprofit Sector：AnOverview［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6.
6.Cornes·R ，T ·sandler ，The Theory of Externalities，Public Goods and ClubGood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7.康曉光：“轉型時期的中國社團”［J ］，《中國青年科技》1999年第3期。
8.俞可平：《引論：治理與善治》［M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9月版。
9.王名：《“第三部門”管理概述》［M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版。
10.田凱：“國外非營利組織理論述評”［J ］，《中國行政管理》200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