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3-26 14:51:2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政治經濟學含義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政治經濟學是充當整個經濟學科和我國經濟發展和改革基礎理論支撐的學科和課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教學實踐中卻出現了很多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是高校教師重點研究和解決的課題。
1政治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筆者在近幾年的政治經濟學講授中，深感教學的困難，具體表現在：（1）在教學中煞費苦心地強調政治經濟學學科的重要性，反復講解重點概念，基本原理，學生仍是不理解，學生學習興趣喪失。（2）政治經濟學教學的長期道德說教，尤其是社會主義部分，使學生認為政治經濟學是既講政治，又講經濟，而學生普遍對政治的學習積極性不高，甚至厭煩。筆者就曾經遇到有學生一學期學下來仍認為學的是政治。（3）學生課堂聽課積極性不高，為得學分而學。（4）學完后不知道如何運用理論，考試死記硬背，考完忘完。這些情況使得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尤為不好講，形成“教師不好講，學生不愛聽”，最后教師和學生都在應付的局面。
2原因分析
2．1政治經濟學的部分原理與高中政治重合，學生學習不感興趣政治經濟學的部分基本原理與高中政治重合，學生認為再重新學習一遍意義不大，自然提不起興趣。而且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又一般安排在大一的第一學期，學生入校接受的都是如英語、思想政治，數學等的基礎教育，也容易使學生認為政治經濟學就是單純的一門政治理論課。而對政治的學習，學生普遍不感興趣。
2．2課程內容過于抽象、理論，不容易理解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抽象程度很高的學科，學生學習這門課普遍感到困難的是內容抽象、深奧，基本范疇多而且含義豐富，難以迅速掌握不同范疇之間的有機聯系和細微區別；也很難用自己的親身體驗來感知某些概念，感覺理論與自己很遙遠。最后是雖然認真學了，但效果不好，久而久之產生了厭學。
2．3教師創新意識不夠，教學方式單一，制約學生興趣提高長期以來，教師的創新意識弱，教學方式單一，主要就是教師靜態地傳授知識，學生被動地接受，而廣泛運用于管理學等課程教學中的案例分析、討論等方法在政治經濟學課程中的應用相對薄弱。教師認為只要向學生灌輸了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知識，學生就能夠把它自覺地運用于實踐中。所以雖然課前教師做了大量的備課準備，但課堂氣氛仍是死氣沉沉，調不起學生的興趣。而當今國際經濟環境不斷發展變化，傳統的教學和學習模式不僅使教師教學積極性不高，更容易導致學生學習興趣的喪失，社會閱歷淺等后果。
2．4與現實生活聯系不強，對現實問題解釋力不夠主要體現在：第一，在馬克思所處的年代，階級斗爭矛盾較為尖銳，馬克思很強調階級斗爭。而現在敵對階級已基本消滅，再強調階級斗爭就顯得脫離實際了。第二，政治經濟學主要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宣揚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社會主義制度必將戰勝資本主義制度。而現實是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倒退回資本主義，而原資本主義國家非但沒有滅亡，反而經濟高速發展，使得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產生了疑問。第三，由于市場化改革引發的道德疑問使學生對思想政治教育產生了動搖心理，這種心理也輻射到了政治經濟學上。在我們實際的經濟運行過程中也出現了私有制，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現象，那會不會存在有剝削，我們現有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不是馬恩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等等，使不少學生產生了質疑，也使政治經濟學中宣揚的大道理不能令人信服。第四，現實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比如美國次貸危機所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嘯，歐債危機，人民幣升值等學生關心的問題都沒有及時在教科書中反映，教材與實踐相比存在明顯滯后性。由于教材中不能完全解釋出現的眾多經濟現象和問題，使得學生認為政治經濟學已經過時了。
2．5政治經濟學學科內容體系不夠成熟、完善與西方經濟學相比，政治經濟學學科內容體系不夠完善。西方經濟學以“經濟人”假設為基礎，運用邊際分析、均衡分析、實證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如何高效配置和使用資源展開研究，研究對象從個體到整個社會，體系條理清晰。而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較成熟，以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為基石，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運用唯物辯證法、科學抽象法、定性分析等分析方法對經濟的本質問題進行研究。而社會主義部分內容體系很不完善，研究對象既有生產關系，也有基本經濟制度，既研究經濟運行，又研究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及出現的眾多新問題。研究方法什么好用用什么。研究的內容與西方經濟學、國際貿易、金融學等學科部分內容重合。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就是一個大拼盤，各個章節龐雜、零碎，學生學起來抓不住重點，主線不明確。
3解決對策
3．1引導學生正確認識政治經濟學法國重商主義學者蒙克萊田在1615年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首次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在經濟學前面加“政治”，意指“社會結構”或“國家”，也就是說他所論述的經濟問題已經超出了家庭或莊園經濟的范圍，而是以整個國家或社會的經濟問題為研究對象。此后許多經濟家也都沿用了這一概念，不管是在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還是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是通用的。所以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一樣都屬于經濟學范疇，不是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經濟的。當然，對于各個社會形態來說，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經濟學研究與政治以及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同時還要弄清一個重要問題，傳統觀點認為政治經濟學包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部分，而政治經濟學只包括資本主義部分。因為在馬克思那個時代還沒有社會主義，當然也不可能撰寫出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社會主義部分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編寫的。目前國內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社會主義部分是在前蘇聯教科書的影響下又加入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而形成的，所以不能一說政治經濟學，特別是它的社會主義部分就認定其也是的。
3．2改革傳統教學模式，將案例教學法引入課堂傳統的教學模式不利于學生能力和素質的培養，也不利于學生學習興趣的提高，所以改革教學模式至關重要。筆者在改革中不斷探索將傳統教學模式和案例教學法有機結合在一起的方法。而由于政治經濟學課程的特點不同于一般應用性課程，它的內容具有較強的抽象性，不是所有的內容都適合案例教學，所以要認真選取部分內容采用案例教學。比如在講價值決定時，讓學生分析“梵高的畫為什么那么值錢？”講價值規律的作用時，我們可以舉鐵路火車票價或電價的調整，近幾年我國房地產價格的走向，以及關系社會民生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等農產品價格上漲等例子進行分析。講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局限性時，筆者結合當時網絡熱議的“蘿卜哥”由于蘿卜價高而大面積種植卻又遇上蘿卜爛市，賣不出去的事件來說明市場調節的盲目性、自發性和滯后性等特點，學生不僅由此輕松地掌握了理論知識，同時也提高了學習興趣。講虛擬經濟的發展作用時，可以舉例美國的次貸危機，使學生更好地認識到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過度發展的危害。講勞動力商品時，結合理論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勞動力是不是商品，勞動力成為商品是否與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矛盾等問題讓學生展開討論……案例教學的內容較為豐富，教學方式也可以靈活多樣。針對不同的案例特點和課程實際需要，教師可以在課堂上講解重點難點時穿插借助案例進行解釋，也可以圍繞著某一問題開展案例討論或辯論形式，讓學生參與進來，鼓勵學生大膽發言，各抒己見，這樣不僅能引起師生互動，還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最后還可以輔導學生以案例為基礎完成課程論文，提高其經濟論文的寫作能力。通過多種形式，使學生感到理論與實際是有密切聯系的，抽象的理論也變得不再枯燥，增強了其學習的積極主動性，提高了其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同時也使學生深化了對課本知識的理解，改變了其長期以來認為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純理論課程而厭學的態度。但是盡管案例教學有很多優點，鑒于政治經濟學課程本身的特點，不可能像管理學、西方經濟學那樣以案例教學為主。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教學仍然應該是基礎和依據，案例教學是輔助，注重兩者的有機結合。#p#分頁標題#e#
3．3加強與當代重要經濟問題的結合，提高政治經濟學對現實的解釋力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學以致用的科學，應該能幫助我們解釋和解決現實問題，而不是進行枯燥的政治說教。在教學中如果不能聯系現實，就不能打消學生心中的疑惑，就不能使學生真正理解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而目前學生之所以對其學習提不起興趣，很大程度上是認為其理論過于抽象、空洞，與現實結合力不強，學生不知道學習它有什么用，或認為其已經過時了。其實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很多實際問題都可以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特別是在我國轉軌過程中出現的企業改革，醫療改革，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科學發展問題，三農問題，收入分配與構建和諧社會問題，以及近年來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們的啟示等等都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熱點問題。教師在課堂上應多結合這樣的實際問題講解，從而打破政治經濟學“無用論”、“過時論”的說法。
關鍵詞：資本一般；“1861-1863年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辯證法
“1861-1863年手稿”是馬克思最早出版的一部手稿，“資本一般[Das Capital im Allemeinen]”是馬克思為這部手稿擬定的總標題。“1861-1863年手稿”發表之后馬上受到理論界的高度重視，一般被當作是《資本論》的第二稿和《資本論》第4卷的唯一草稿。然而，由于這部手稿的篇幅巨大、內容龐雜，對“1861-1863年手稿”的理論研究始終沒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一個世紀過去了，“1861-1863年手稿”仍然被視為一部雜亂的手稿，缺乏哲學上的整體研究。隨著MEGA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二版的出版，“1861-1863年手稿”首次大體上以原始狀態公開發表。新的編排方式不僅保留了過去發表過的全部內容，而且馬克思為了整理思路而寫下的插入部分也得到了完整的呈現，為“1861-1863年手稿”的哲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文本依據。
一、“1861-1863年手稿”與“資本一般”
“1861-1863年手稿”的內容雖然看起來較為雜亂，但馬克思的寫作過程始終沒有脫離他1861年初為“資本一般”理論所制定的提綱，而且最終完成了提綱中的大部分內容。“資本一般”不僅是“1861-1863年手稿”擬定的總標題，同r也是馬克思1857-1863年間頻繁使用的一個范疇。1857年6月到1863年6月，馬克思致力于分兩冊完成題為“資本一般”的政治經濟學著作，以此來批評當時流行的各種政治經濟學觀點。“1861-1863手稿”是最后一部以“資本一般”為題的文本，標志著“資本一般”創作期的完結。因此，為了完整地呈現和理解“1861-1863年手稿”中“資本一般”理論的理論結構和邏輯線索，需要綜合考慮馬克思在1857年6月到1863年6月間創作的與“資本一般”相關的全部文本。
“資本一般”是馬克思自己發明的概念，由兩個范疇組成：“資本”是一個經濟學概念，指的是資產者預付的、用于營利的貨幣；“一般”是一個哲學概念，是黑格爾的辯證法體系中概念論的第一個環節，指的是獲得了自身全部規定性的概念。“資本一般”將兩個概念結合在一起，也就是運用辯證法對資本概念的批判。
在十九世紀，經濟學理論對資產階級社會中經濟關系的抽象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只存在于現代社會之中的資本，另一種是存在于一切社會形式中的價值；而經濟學研究的內容，就是用從價值理論出發解釋資本的形成原理。由于資本是一種既成的現象，經濟學內部的爭論就主要集中在關于價值概念的界定方面。在價值理論上，政治經濟學就表現出了其方法論的共同缺陷；他們都把價值當作了一種客觀存在的屬性來進行研究，而沒有考慮到價值本來只是人的一種觀念，價值的客觀性本身才是需要被說明的東西。馬克思指出，價值本身是一種觀念，而不是物本身具有的自然屬性，通過對物的考察無法理解價值的真實含義。從具體到抽象的還原論方法無法認識價值的規定性，對價值的科學理解只有運用從抽象到具體的辯證邏輯方法才能實現。
在“資本一般”理論中，馬克思完整地運用辯證法批評了將價值作為既定前提的各種經濟學理論。價值――作為一種觀念――是人的創造物，它如何能獲得一種客觀性的外表呢？為了解決這個難題，馬克思將黑格爾哲學引入到了經濟學的討論之中。在黑格爾哲學的解釋框架內，如果一種抽象觀念完成了辯證演繹并返回自身，那么這種抽象觀念以及它演繹出來的所有規定就都了具有客觀的必然性。馬克思將黑格爾的方法顛倒了過來，提出了批判政治經濟學的獨特思路：作為觀念的價值在現實中表現為一種客觀的存在者，恰恰意味著價值概念已經完成了辯證演繹并返回自身。因此，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任務就是對抽象的價值概念進行辯證演繹，從而呈現價值概念全部的具體規定；馬克思認為，這些具體規定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關系――即價值觀念存在的歷史前提――的科學表述。在此意義上，馬克思完成了對黑格爾辯證法的顛倒：黑格爾運用辯證法的目的，是要證明某些觀念具有現實的必然性；而馬克思運用辯證法的目的，則是要揭示這些具有“客觀”外表的觀念的歷史性前提。
按照大致的寫作時間順序，“資本一般”文本群由七個獨立文本共同組成，它們分別是：（1）一個編號為“M”的單獨筆記本、（2）編號為A-C的序列筆記本、（3）已經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4）一個標題為“引文筆記”的單獨筆記本、（5）一個標題為“資本章計劃草稿”的單獨筆記本、（6）標題為“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一般”的序列筆記本I-XXIII、（7）標題為“補充筆記”的序列筆記本A-H。
關鍵詞：勞動價值論；價值創造；價值決定；本質；運行；模型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8(02)-0059-07
一、問題提出
關于數學與模型方法在政治經濟學中的運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工作者之間有著分別不同的看法，歸納起來，主流的認識有兩種：第一種觀點認為，數學與模型方法對于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是基本無用的，數學與模型分析是一種形式邏輯，而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以辯證邏輯著稱，分析的重心是經濟制度而不是經濟運行；第二種觀點認為，數學與模型方法不是政治經濟學的主要方法，但可以起到輔助手段的作用，數學形式雖然不能用來解釋生產資料所有制、產權、合約等等概念，更不能解釋其體現社會生產關系的本質，但當數學邏輯形式比語言邏輯形式能夠更好地反映經濟現象和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時，則應當得到廣泛的使用。這兩種認識割裂了政治經濟學系統方法論內部的哲學思維分析和數學與模型分析之間的內在聯系。
就哲學思維分析而言，作為思想方法的運用和最高層次的思維，其偏重于定性分析和辯證邏輯，但實際上定性分析和辯證邏輯從來不排斥定量分析和形式邏輯，相反，定性分析和辯證邏輯的進一步發展使一定形式的定量分析和形式邏輯又作為其必然的表現。《資本論》規定政治經濟學研究主要采用以“抽象法”為主的系統方法論體系。馬克思說：“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1]這一方法，馬克思集中地稱之為“科學抽象法”。馬克思這樣地規定：“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1]通常科學抽象法被解釋成關于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的統一的方法體系，它的內在結構是：具體――抽象――具體，也就是建立具體總體與思想總體形式之間以抽象為中介的總體聯系和表現。另一方面，數學與模型分析被解釋成一套關于“假定――結論”的完整的邏輯演繹形式，它的內在結構是：抽象――抽象，因而被看作是純粹邏輯演繹。在講到“數字公式及其意義的問題”時，列寧指出：“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證明；它只能在過程的各個要素從理論上得到說明以后把過程加以表述。”[2]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講到“真正的實證科學”時，也明確地指出“抽象與哲學不同，它們絕不提供可以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3]
關于哲學思維分析和數學與模型分析的科學關系，只能總體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層次中予以解決。就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哲學層面而言，哲學方法論決定了唯物史觀對于勞動價值論的轉化，這里，唯物史觀是既定的，勞動價值論是可調整的，唯物史觀具體化為方法論；而就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學層面而言，經濟學方法論進一步決定了勞動價值論對于具體經濟理論體系的轉化，這里，勞動價值論是既定的，勞動價值論是可調整的，勞動價值論相應具體化為經濟學基本方法體系，如基于勞動的演化――博弈、平均――邊際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等。[4]從“哲學”到“數學”，既實現把哲學方法論轉換為經濟學方法論，又實現辯證邏輯與形式邏輯的內在結合，從而科學抽象法將科學實證分析方法內含于其中。所以，就勞動價值論對于政治經濟學體系的表現而言，勞動價值論必然要化為唯物史觀方法論基礎上的具體形態的數學與模型分析，以完成對過程的各個要素的從理論上的詳盡說明。這一分析包括兩個基本層面：價值本質分析和價值運行分析。價值本質分析的基本內容是價值形成原理分析，包括價值的微觀形成和價值的宏觀形成。由于價值形成解決的是價值范疇的科學性問題，也就是圍繞價值范疇的客觀邏輯原則(如確定性、傳遞性和通約性)而展開的對于價值形成的分析，因而需要在分別不同的系統層次詳察這一過程，而不能局限于抽象價值概念，泛泛而論[5]。大體說來，價值微觀形成是在價值創造層次解決價值的如何形成問題，這一過程是把由哲學方法論所總體形成的關于勞動二重性的一般原理和看法具體化為“勞動創造價值”的一元論體系；價值宏觀形成是在價值決定層次解決價值形成的表現問題，這一過程則是把“勞動創造價值”一元論體系進一步具體化和確定為價值量的一般決定體系。價值運行分析的基本內容是研究價值變動和表現，也就是研究各種外在因素對于價值創造、價值決定的擾動和影響，包括對價值內部構成要素的變動及其表現的擾動和影響。總體看，價值本質分析和價值運行分析是相輔相成的，共同構成經濟本質分析和經濟運行分析的理論基礎，并作為邏輯打通經濟本質分析和經濟運行分析的方法基礎。
二、價值創造
價值微觀形成(或“價值生產”)的規定性限定價值創造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價值規定的質與量的統一性，也就是實現“勞動創造價值”和“勞動如何創造價值”的理論與邏輯統一。根據這一規定，馬克思把研究勞動價值論的對象限定于人類商品生產，并構造了總體的價值創造公式：
V=V[P(L)]
式中，V代表總體意義的價值或一般抽象價值，P代表具體形式的社會生產條件或生產方式，L代表抽象人類勞動或勞動方式。
這表明價值創造并非抽象和任意的，我們將價值實體規定為無差別人類勞動是對一定條件和形式下的人類生產特別是商品生產進行簡單抽象的結果，進一步是對一定形式的人類勞動方式進行抽象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價值創造的抽象形式將隨著商品生產的現實差別分別取得不同的具體形態，并通過對商品生產方式的歷史演變類型的概括，可以大體歸納出如下三種基本類型(如表1)。
表中，商品生產被歸納為三種基本類型，不同類型的商品生產對應不同的勞動方式以及價值創造方式。在以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商品生產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簡單商品生產”中，價值的形成取得了更為直接和純粹的形式，在這里，決定價值創造的生產條件是直接和同質的，不存在部門間的流動，因而只是單一部門內部的局部價值形成。簡單商品生產類型可以說是產生于自然經濟社會，而廣泛存在和發展于商品經濟社會，在所有制類型上則對應于個體所有制經濟。在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商品生產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古典(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中，價值的形成取得了一般的形式，在這里，“資本”(以k表示)一般代替了具體形式的社會生產條件或生產方式，并在全社會范圍內開始確立其主導地位。由于古典商品生產類型本身直接是商品經濟社會的產物，它的進一步發展也就必然使商品經濟的形式得到普遍發展乃至成熟化，簡單而言，資本主義正是整體借助于對這一生產形式的特別有效的歷史利用，也就是通過實現商品生產在本質方面的社會一體化，具體完成了自己的歷史崛起和飛躍發展。所以，根本不同于簡單商品生產類型的局部價值形成，古典商品生產類型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實現了價值的真正意義的社會形成，其在所有制類型的對應物則是資本家所有制經濟。
與商品生產的三種基本類型相適應，勞動在價值創造的形態上依次采取了抽象人類勞動的直接形式、社會平均形式(馬克思也直接稱為“簡單勞動”)以及企業形式。從表1所列示的數學模型形式看，企業總體勞動創造價值仍然以“雇傭勞動創造價值”為總體的社會約束條件，而以“個體勞動創造價值”為其一般的形式和條件。這進一步表明現代商品生產類型是在古典商品生產類型基礎上的發展，它既以古典商品生產類型為價值實現的社會條件，也以簡單商品生產類型為補充的規定和形式。三種基本類型的內部關系可以設定為：在歷史向度上的時間大體繼起以及在現實向度上的空間并存。這三種類型的現實結合相應也就可以用一個總體模型形式加以表達：
max V=V(ηαLc，hαLs)
s.t. L=ηαLc+hαLs
0≤α≤1，0≤η≤1，0≤h≤1
式中，LC、LS分別代表復雜性勞動和簡單性勞動；經濟系數α、η、h分別代表生產組織的經濟外部化程度、經濟系統的交易費用以及經濟系統的交易效率[6]。
這里，商品生產類型的分野取決于經濟系數的不同取值。當α=0，并且0
max V=V(Lc，Ls)
s.t. L=Lc+Ls
由于L成為Lc、Ls的簡單累和，表明勞動的復雜性、簡單性的區分僅僅存在于勞動內部，完全是一種功能區分，而不構成勞動類型間的分別，由此，上式可以一般寫成為“V(L)”的形式。說明簡單商品生產類型的判別僅僅是從勞動產品作為商品出賣這一規定進行的，就投入而言，投入要素的商品化程度相對很低，其顯著特征是勞動投入完全沒有商品化，而生產資料的商品化程度對應地也極低。
當α=1，并且η=0、h=1時，商品生產為古典商品生產類型。即存在：
max V=V(Ls)
s.t. L=Ls
馬克思在這里一般地提到，資本主義歷史過程具有使“一切生產部門的勞動都已盡可能地化為簡單勞動”的趨勢特點[7]。說明古典商品生產類型集中考察的是一切投入均為商品化購買要素的經濟情形。并且，由于資本家事實上既是一般生產資料的交易者，也是勞動力商品的交易者，這使得商品交易本身內化為資本交易的一個內在成分，因而現代經濟學所使用的交易費用概念在古典商品生產體系中或以一般地予以抽象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以資本生產的總公式提供了對這一解說的系統說明。進一步，雖然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馬克思提出了“流通費用”問題，但堅持其對價值創造不產生真正的影響，而相應構成價值實現的具體內容。
當0
max V=V(ηαLc，hαLs)
s.t. L=ηα+Lc+hαLs
這里，L體現為對Lc、Ls的社會加權與累和，從而實現了勞動的真正協同。經濟系數α的0-1值域范圍(相應也導致η、h的0-1值域范圍)則決定了企業企業要素的兩種基本類型：購買和投資。在這當中，尤其是勞動投入要素由于交易費用的種種因素制約，必然會在投資形式上占據很大的比重。這表明與簡單商品生產基本不依賴于市場機制而古典商品生產完全依賴于市場機制根本不同，現代商品生產則謀求與市場機制的互補性發展。因此，可以概括的說，現代商品生產作為成熟商品經濟類型即市場經濟的產物，它的發展必然進一步使市場經濟的形式更為成熟化，從而奠定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基礎，相應在所有制類型上廣泛對應于企業所有制經濟。
三、價值決定
所謂價值宏觀形成，就是指價值決定及其宏觀表現，意味著價值決定本質上是一個宏觀現象――也就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相應，價值宏觀形成的規定性限定價值決定要進一步解決價值規定性本身――作為社會的質的規定――向社會的量的規定的轉化問題，即實現價值創造和價值決定的理論與邏輯統一。根據組織商品生產客觀存在的三種基本類型，可以認為勞動價值論體系中的價值決定相應具有三個基本層次或階段，其中，在前兩個層次或階段中，一般而言，企業與價值決定無關，企業只是一般生產單位或生產和交換組織。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具體探討了“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實際地給出了關于第一、二層次或階段的價值決定的遞進分析。
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Ⅰ是在整體抽象掉需求條件，也就是在簡單假定供求平衡的條件下對價值決定的分析。根據這一規定，某一使用價值的價值――并且“經濟學所知道的唯一的價值就是商品的價值”[8]，乃是由同一部門內的“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在這里，單個商品是當作該種商品的平均樣品”，“因此，含有等量勞動或能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商品，具有同樣的價值量”，或者說，“一種商品的價值同其他任何一種商品的價值的比例，就是生產前者的必要勞動時間同生產后者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比例”。[1]因此，可以設定如下模型公式：
Vq=Vt.t
式中，Vq代表單位商品價值量，Vt代表單位時間價值量――也就是實現在單位商品中的勞動量，t代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9]
由于這里設定單位時間價值量為一恒定值――其本身是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產物，所以，任意的交換價值即可以一般表現為：
Vq1=Vq2=t1/t2
進一步，馬克思還一般設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決定式：
t=Q/f
式中，Q、f分別表示為商品生產量以及社會勞動生產力。
所以，馬克思這樣系統總結道：“因此，如果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不變，商品的價值量也就不變。但是，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每一變動而變動。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1]
這樣，商品價值量的總的決定公式就可以寫作(其中VQ表示為總生產商品時間價值量)：
Vq=Vt?Q/f=VQ/f
這一公式，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可見，商品的價值量與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地變動，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地變動”。[1]
在仍然保持社會需要不變的假定，以及進一步設定社會總供求平衡的靜態條件下，馬克思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Ⅰ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Ⅱ。馬克思說，“這后一過程同前一過程相比，要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更高的發展”，也就是“只有不同部門的資本的競爭，才能形成那種使不同部門之間的利潤率平均化的生產價格”[7]。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Ⅱ概念的科學確立，價值決定模型可以是：
max m(t)=V [k(t)]-k(t)
s.t. max f=q(t)/t；minVq=V(q)/q
其中，約束條件可以一般地解作：q/t=dq/dt；V/q=dV/dq。這也表明資本家追求剩余價值(m)最大化，正是通過實現社會勞動生產力最大化以及相應的單位商品耗費勞動最小化兩個最為基本的條件來保障的。
從求解模型，便可得到以上一般的價值(市場價值或市場生產價格)決定關系式：Vq=Vt?t。說明正是由于資本才真正使價值決定的內在實質得以歷史顯露，使“價值調節供求關系”的抽象法則能夠一步步在歷史中發展，也就是由“市場價值調節供求關系”發展到“市場生產價格調節供求關系”。關于這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具有系統的闡述[7]。
進一步，關于企業參與價值決定的現代商品生產，即可以在第二層次或階段的模型公式分析的基礎上，進行如下的改進：
max NU(T)=VU(Q)-LU(T)
s.t. Q=Q(T)；Q/T=dQ/dT
其中，NU、VU、LU分別代表社會凈效用、社會商品效用以及社會勞動效用。
求解模型，最終得到關于市場生產價格(Vq)向市場價格(P)進一步轉型的一般關系式：Vq/P=λ/f(這里λ一般表示為貨幣效用)。[10]
關于將社會需要因素一般納入價值決定考慮之中的想法，最初在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得到闡述，但恩格斯便是仍然集中于圍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兩種含義的內部關系進行，即“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而“勞動對效用的關系”旨在一般放松社會需要不變假定的條件[11]。可見，價值規定由社會抽象勞動的單純凝結關系推進為“勞動對效用的關系”，使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取得了更為現實的實現形式。
四、價值創造的運行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確立“勞動的復雜性程度”是價值創造的主要擾動和影響因素。馬克思聲明：“簡均勞動雖然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化時代具有不同的性質，但在一定的社會里是一定的。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經驗證明，這種簡化是經常進行的。一個商品可能是最復雜的勞動的產品，但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簡單勞動……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單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后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由習慣確定的。”[1]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認為，“馬克思在這里確證的是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每天在我們眼前發生的簡單的事實”，馬克思的意思是指“一小時復合勞動的產品同一小時簡單勞動的產品相比，是一種價值高出一倍或兩倍的商品”，恩格斯還特別強調了馬克思在這里所加的注解，即“讀者應當注意，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個工作日的工資或價值，而是指工人的一個工作日對象化的商品價值”[8]。因此，馬克思提出復雜勞動對簡單勞動的倍加命題包括兩層含義：其一，從價值創造的外部實現看，復雜勞動可以要求“支付較高工資”，其全部可能的解決辦法是――“在私人生產者社會里，培養熟練的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負擔的，所以熟練的勞動力的較高的價格也首先歸私人所有……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里，這種費用是由社會來負擔的，所以復合勞動的成果，即所創造的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8]。其二，從價值創造的運行看，由于價值構成總是可以分解為k和m或c、v、m三部分內容，因此，無論從企業決定經濟運行的角度還是從市場決定經濟運行的角度，復雜性勞動對簡單性勞動創造價值的擾動和影響均必然具體地包含在m之中。這里集中討論馬克思倍加命題的第二方面。由此，可以設立如下的總體勞動創造價值分析模型：
m=m++ε
m=m(Ls1)
=(Ls2)
ε=ε(LC) 或m=m++ε
m=m(Ls1，Ls2，ε)
=(ILC1，ILC2，ε)
ε=ε(IILC)
或m=m++ε
m=m(Ls1，Ls2)
=(ILC1，ILC2)
ε=ε(IILC1，IILC2)
這里，剩余價值構成被解析為三部分基本內容：一般平均項(或絕對剩余)――以m表示，一般超額項(或相對剩余)――以表示，以及特殊超額項(或超額剩余)――以ε表示。對應的勞動構成是：簡單性勞動的一般構成包括直接生產勞動(Ls1)和直接交換勞動(Ls2)，復雜性勞動的一般構成包括技術勞動(ILc1)和管理勞動(ILc2)，而“第二類復雜性勞動”(IILc)則應視為復雜性勞動的特殊構成[9]。
進一步而言，根據左邊的分析模型，簡單商品生產建立自己勞動基礎之上，在這里產生了初步的社會勞動分工和產業分化，商業是個體生產者組織相對剩余生產的可靠的產業憑借形式，復雜性勞動通過相對偶然的超額剩余生產形式進行歷史成長。根據中間的分析模型――其區別于右邊分析模型之處在于使“ε”作為資本家社會權力或意志進入一般剩余價值生產過程，資本家勞動僅僅構成“個別價值”，它的本質是價值的社會實現。關于利息、企業主收入以及監督工資所對應的勞動性質，馬克思給予的深刻剖析是：“資本家作為資本家所要執行的特殊職能，并且恰好是他在同工人相區別和相對立中具有的特殊職能，被表現為單純的勞動職能。他創造剩余價值，不是因為他作為資本家進行勞動，而是因為除了他作為資本家的屬性以外，他也進行勞動。因此，剩余價值的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價值，而是與剩余價值相反的東西，是所完成的勞動的等價物。因為資本的異化性質，它同勞動的對立，被轉移到現實剝削過程之外，即轉移到生息資本上，所以這個剝削過程本身也就表現為單純的勞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與工人相比，不過是在進行另一種勞動。因此，剝削的勞動和被剝削的的勞動，二者作為勞動成了同一的東西。剝削的勞動，像被剝削的勞動一樣，是勞動。”[7]根據右邊的分析模型――其區別于中間分析模型之處在于假定資本家意志完全退出一般剩余價值生產過程，因此，這里的IILC可以再分解為社會出資勞動IILC1和社會創業勞動IILC2。這樣，現代商品生產所賴以進行的經濟系數α、η、h的現實值域范圍開始得到真實體現，也就是說，不僅ILC就其性質而言，可以一般選擇采取市場方式或企業方式進行創造價值，而且IILC就其本性而言，也更多考慮依托于企業生產方式來進行創造價值。
五、價值決定的運行
在基本假定企業不參與價值決定的情形下，毫無疑問，在馬克思看來供求是擾動和影響價值決定的主要因素。
首先，對于市場價值決定的擾動和影響而言，馬克思認為局部市場供求的變動可以通過對于部門內部生產條件的篩選作用來具體影響價值決定。馬克思認為，“供求以價值轉化為市場價值為前提”，具體而言，它的作用機制是：第一，如果供求完全平衡，“那么，市場價值就會由中等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價值來決定”，“盡管這個價值，對兩端生產的商品來說，表現為一種強加于它們的平均價值”；第二，如果求大于供，“那么，市場價值或社會價值就由在較壞條件下生產的大量商品來調節”，并且，“只要需求稍占優勢，市場價格就會由在不利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來調節”；第三，如果供大于求，“那么，市場價值就由在最好條件下生產的那部分商品來調節”，但同時，“市場價值決不會同在最好的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這種個別價值相一致，除非供給極大地超過了需求”[7]。可見，這里供求通過擾動價值決定本身來影響價格，而價格總歸與價值一致。
其次，對于市場生產價格決定的擾動和影響而言，馬克思則認為：“當供求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發生的時候，當商品是資本的產品的時候，供求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為前提，因而以和單純的商品買賣完全不同的復雜化了的關系為前提。這里問題已經不是由商品的價值到價格的形式上的轉化，即不是單純的形式變化，而是市場價格同市場價值，進而同生產價格的一定的量的偏離。”[7]說明局部市場供求對于部門內生產條件的篩選作用已經一般讓位于社會總供求對于市場價格的調節作用。馬克思進一步地這樣來分析：“根據以上所說可以看出，市場價值(關于市場價值所說的一切，加上必要的限定，全都適用于生產價格)包含著每個特殊生產部門中在最好條件下生產的人所獲得的超額利潤。把危機和生產過剩的情況完全除外，這一點也適用于所有的市場價格，而不管市場價格同市場價值或市場生產價格有多大的偏離。就是說，市場價格包含這樣的意思：對同種商品支付相同的價格，雖然這些商品右以在極不相同的個別條件下生產出來，因而會有極不相同的成本價格。”[7]也就是說，通過供求的擾動和影響，局部價格水平與價值從而產生偏離，但就社會總體而言，價值總額仍然決定著價格總額的大小，與其相等。
《資本論》所限定的分析框架無疑是：“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來交換或出售是理所當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規律，應當從這個規律出發來說明偏離，而不是反過來，從偏離出發來說明規律本身。”[7]因而它整體適合于對簡單商品生產和古典商品生產進行分析。馬克思指出，在這一分析中，假定供求一致和社會需要不變乃是“為了對各種現象在它們的合乎規律的、符合它們的概念的形態上來進行考察”[7]。而在“勞動對效用的關系”的分析框架里：由于企業參與價值決定，價值決定本身的說明要在價值與價格的相對偏離中進行，因為對于價值一價格關系式“Vq/P=λ/f”來說，價值決定恰恰是在一定的社會需要變化(以“λ”反映)與相應的社會供求變動(以“f”反映)中來進行的，一定的λ 、f的一定關系必然反映在確定的企業勞動協同創造價值的行為之中，反映在總是處于可變狀況的“Vt”之中，而最終在一定形式的Vt(Lc，Ls)――也就是勞動時間價值量的社會選擇之中體現出來。從經濟主體(勞動要素的人格化)的角度，可以對這一過程在價值創造的運行上進行說明。比如一般考慮人力資本、企業家參與價值決定的情形，可以設定如下“折中”的總體勞動創造價值分析模型：
m=m++ε
m=m(LS1，LS2，ε)
=(ILLC2)，其中IILC2=IILC2(ILC1，ILC2)
ε=ε(IILC1)，其中IILC1=IILc1(LS)
其中，資本家團隊(IILC1)為物質資本之間的一個特別合約，企業家團隊(IILC2)為人力資本之間的一個特別合約，資本家團隊與企業家團隊進而形成關于社會價值生產與分配的一個特別合約[12]。
這里，“勞動對效用的關系”原理一般形成這樣的分析鏈條：Vq―f―Vt―VQ―λ―P。可見，“企業家”――作為真正的企業因素――的加入，改變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使價值決定不僅在宏觀層次進行，同時也在微觀層次進行，在一定形式的勞動微觀結構中進行。在一般假定“∑ε=0”的條件下，馬克思考察了價值決定的總量運行――也就是關于物質資本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從這一理論出發，價值決定(從而也就是國民收入決定)分析與經濟增長分析是內在相關的，但馬克思的目的只是旨在說明資本主義難以實現持久和穩定的經濟均衡增長，因此，真正要實現馬克思經濟學的“辯證均衡”――也就是由均衡與非均衡組成的統一體系[13]，則必須一般加入人力資本分析因素，進一步，如果放松“∑ε=0”假定，那么，企業價值創造必然成為價值決定分析的中心所在，宏觀經濟分析甚至應該直接建立在企業價值構成的基礎之上[14]。這表明只有在“勞動對效用的關系”框架里，價值決定才可能得到總體和科學的分析。
六、結束語
迄今為止的政治經濟學發展始終與其對于勞動價值論的有效運用和科學拓展緊密相聯系。在這當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可以被解析為：唯物史觀思維方法―科學勞動價值理論體系―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政治經濟學研究內容―政治經濟學敘述形式。這是一個開放的唯物史觀與勞動價值論相互嵌入的歷史邏輯過程，因而需要勞動價值論成為一定形式的哲學思維方法和數學與模型方法進行結合的邏輯典例，也就是成為使理論與方法、方法與內容、內容與形式有機統一的理論體系。為了全面地勝任和完成這一理論使命，因此，作為對馬克思理論遺產――“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的忠實繼承[7]，勞動價值論不僅要強化對于經濟本質分析的指導，即本身要化為唯物史觀思維方法的一個具體化形式，以此為基礎，而且還要強化對于經濟運行分析的指導和表現，從而不可避免地要進一步化為一套完整的方法工具體系。歸根結底，作為基本命題，勞動價值論的數理品質不只涉及的是勞動價值論本身的具體數學表現，更為重要的是，旨在為經濟理論體系的各個主要分支提供服務乃至奠定數理基礎，從而為進一步的理論經濟學對于應用經濟學的統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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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族經濟學；研究對象；民族性；內生性
民族經濟學自1979年創立以來，在學科歸屬、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爭議，一些學者對民族經濟學學科發展持批判態度，另一些學者持擁護態度，但無論批判基礎上的否定還是批判基礎上的支持，民族經濟學這一學科在發展過程中確實面臨著“兩難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經濟學發展至今，尚未形成一個明確的和獨特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邏輯理論體系，甚至沒有獨立的核心概念即邏輯起點。盡管學者們提出了上述問題，但僅有少數學者提出了民族經濟學具有建設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議。要厘清民族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和目前出現的概念上和理論邏輯上的模糊性，首先應該確定民族經濟學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通過比較和分析相關研究成果，對確立民族經濟學學科的發展方向、理論體系的構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內生因素產出的矛盾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以與大家進行探討。
一、關于民族經濟學對象的不同認識
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學術界已有不同認識。黃云、王文長、黃建英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各民族的經濟問題，研究具體的各民族人民的經濟問題。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民族經濟問題，它是民族學和經濟學的交叉學科。李忠斌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我國少數民族經濟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規律。鄧艾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對象是從微觀角度研究少數民族人民生活狀況和家庭經濟生活特點等。以上幾種認識都集中討論民族經濟學究竟是經濟學科還是民族學科。而劉永佶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在明確經濟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經濟發展與關系的矛盾”。通過以上幾種表述可見，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尚未達成統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區的經濟特征作為研究對象；要么研究的范圍過于狹窄，規定為中國各個民族經的經濟問題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圍過于寬泛，從全世界、全人類的共同體去研究。即便是劉永佶教授為民族經濟學進行的創新性邏輯論證，但他是站在全人類鳥瞰的民族經濟學，讓學者們感到概念過度膨脹，似乎世界主流的經濟學都應被囊括在民族經濟學的理論之中，并且只要仔細閱讀由其主編的《中國經濟矛盾論》就會發現，《民族經濟學》和《中國少數民族經濟學》的體系都似乎是對《中國經濟矛盾論———中國政治經濟學大綱》和《政治經濟學大綱》體系的一種演繹，而內容則是對中國政治經濟學與其他民族學理論的歸納（當然創新的智慧在其內容中無處不在，但從其構建的理論體系來說仍是不足的）。《民族經濟學》的理論框架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本質是一致的，因為都是以勞動者主體而展開的對象、主義、方法、主題、內容、范疇、體系的規定，這樣一定會讓學者們質疑這樣一個問題，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經濟學，它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區別何在？鑒于此種原因，本文更傾向于將劉永佶教授規定的民族經濟學看成是“中華民族經濟學”或者“中國政治經濟”（盡管這么看待也不盡合理）。盡管如上所述，民族經濟學自創立以來存在諸多分歧，但是多數學者認同的是民族經濟學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經濟性”。因此在理論研究中應該從這兩點去尋找學科的研究起點、研究對象，只有規定了對象才能明確研究的方法和學科性質，進而獲得廣泛認同。
二、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是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只要“民族與經濟的辯證結合在理論形態上尚未溶于一體”，就永遠無法解決關于民族經濟學學科的分歧。各民族經濟活動的特征以及經濟矛盾都體現著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與經濟因素在”理論形態上溶于一體”，要求研究對象應該是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經濟和民族地區經濟規律的民族性根源。將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規定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義決定民族經濟應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將民族因素內生于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型研究。根據斯大林的定義，民族有四個因素，其中，共同經濟生活是民族經濟研究的重要內容，共同經濟生活表現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經濟生活特點不同決定的。盡管隨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義中的四個因素在當今看來也許并不完備，但只要是存在著的人，一定有其社會屬性、階級屬性、民族屬性，在經濟活動中一定會表現出具體的屬性。譬如，像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各個民族有自己的語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壯族、苗族、赫哲族等55個少數民族以及漢族，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這些特征對其表現出來的經濟活動也不盡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蘭教，由其飲食特征發展了清真餐飲業；藏族信仰佛教，農業生產中不一；毛南族的“紅筵”、“搭紅橋”、“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對本民族經濟活動有影響。這意味著各民族的經濟活動因內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現出不同特征，民族經濟問題研究也應突出民族性，民族經濟的研究對象應從各民族內在的特征去尋找經濟特征和經濟活動的主要矛盾，探尋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規律。
三、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其他相關規定的區別
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更加明確其研究內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務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對經濟影響的規律。首先，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表明不是簡單地用民族學的眼光去研究經濟問題；其次，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觸及到了民族經濟特征的源頭性因素；最后，民族內生因素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規定了主體的民族屬性。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其他相關規定的區別表現在：
1.與“民族經濟是研究各民族經濟問題”相比，內涵更加明確。各民族經濟問題研究比較模糊，以至于一些學者認為是各個民族的經濟問題研究，比如，藏族經濟、蒙古族經濟、回族經濟等。同時，各民族經濟問題研究的是從寬泛的層面，諸如各民族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貧困問題、經濟增長問題等都屬于其研究的范疇，無法體現明確地體現經濟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學者用一般的經濟原理去分析經濟問題，這樣也必將陷入學術界關于民族經濟缺乏特殊研究對象和理論體系的質疑中。
2.與民族經濟學是“是以研究民族經濟問題為對象的學科，它具有民族學和經濟學的綜合性質”相比，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性因素的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明確了民族經濟學是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進行研究的，這無疑對民族經濟學的長遠發展是有益的。
3.與“民族經濟學是研究我國少數民族經濟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規律”相比，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這一規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廣。除了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經濟還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經濟，不僅研究少數民族人口經濟還研究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是民族性因素與經濟性因素融為一體的研究。
4.與規定為“在明確經濟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經濟發展與關系的矛盾”相比，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不僅明確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經濟矛盾，還表明要將民族因素作為民族經濟矛盾的內生變量，并由此能區分民族經濟學與中國政治經濟學，從而要求構建的理論體系也有所不同。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一般經濟學存在著必然聯系。
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的規定是把民族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來構建的，其理論必定是在一般經濟理論基礎之上的改造，它將與一般經濟學的聯系具體表現在：
1.與政治經濟學相比，政治經濟的研究對象規定為“生產關系”，社會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是去民族的經濟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適性的經濟研究。而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則正是“穿上民族服裝”的經濟矛盾和關系研究。
2.與發展經濟學相比，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發展中國家或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經濟特征的一般經濟理論。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僅研究經濟的發展問題，而且還必須從民族性去探究其經濟發展規律
。3.與區域經濟學相比，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某一地理區域的經濟問題，是具有某種經濟特征和經濟發展任務的“經濟地理區域”。在民族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碩士和博士的學位論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國某一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問題，這恰恰也是學術界爭議或批判民族經濟學實際上是區域經濟學的“致命傷”。是少數民族地區為研究對象的經濟，故而不能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存在的緣故。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經濟特征的變化規律，比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更加符合民族的發展特性。因為地理區域在研究過程中對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為其根本的影響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國的朝鮮族和生活在朝鮮的朝鮮族相比，中國的朝鮮族雖然保留有朝鮮半島母體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并且中國與朝鮮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經歷的社會變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現出不同的民族意識和不同的經濟特征，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所在的區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響所致。因此，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能夠更加準確地反映民族經濟學有別于其他學科不同的獨特的研究對象。綜上所述，無論從已有的規定看，還是從與其他學科的區別看，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更能體現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所存在著的獨特的研究對象，更能反映民族經濟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任務。
作者:劉廷蘭 單位: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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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工程中所說的“價值”有其特定的含義，與哲學、政治經濟學、經濟學等學科關于價值的概念有所不同。價值工程中的“價值”就是一種“評價事物有益程度的尺度”。價值高說明該事物的有益程度高、效益大、好處多；價值低則說明有益程度低、效益差、好處少。例如，人們在購買商品時，總是希望“物美而價廉”，即花費最少的代價換取最多、最好的商品。價值工程把“價值”定義為：“對象所具有的功能與獲得該功能的全部費用之比”。
價值工程，也稱價值分析，是指以產品或作業的功能分析為核心，以提高產品或作業的價值為目的，力求以最低壽命周期成本實現產品或作業使用所要求的必要功能的一項有組織的創造性活動，有些人也稱其為功能成本分析。應用領域包括組織管理學、項目成本管理等。
（來源：文章屋網 ）
聯系當前高中政治教學中的價值問題，不能不注意一個思想理論基礎方面的特殊的情況：有關價值問題的理論概念多是來自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即與“商品價值”概念有關的價值觀念，而對其哲學意義上的價值范疇相對比較陌生。同時，當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實踐活動把人們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追求和實現“經濟價值”的上面，這起到了強化“商品價值”的作用。這兩種情況結合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對“價值”這一哲學范疇所固有的主體人文精神的否定，同時也使得學生在接受這兩者概念時變得模糊不清。為了在理論上防止這種片面性，需要建立一種完整全面的價值觀念及思考方式，并用于指導實踐。
一、兩種“價值”的區別
經濟生活中的價值概念指的是凝結在商品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即勞動創造價值，它必須依賴商品的使用價值而存在，并且是商品的本質屬性，只有將勞動產品用于交換成為商品才能體現這個價值。政治教學中的這個“價值”，其理論的來源就在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的“勞動價值論”一說。勞動價值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敘述的：“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只剩下一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1］可是勞動產品在我們手里已經起了變化。如果我們把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抽去，也就是把那些使勞動產品成為使用價值的物質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們就不再是桌子、房屋、紗或別的有用物，它們的一切可以感覺到的屬性都消失了，它們也不再是木匠勞動、瓦匠勞動、紡紗勞動，或其他某種一定的生產勞動的產品了。隨著勞動產品的有用性質的消失，體現在勞動產品中的各種勞動的有用性質也消失了，因而這些勞動的各種具體形式也消失了。各種勞動不再有什么差別，全都化為相同的人類勞動，抽象人類勞動。它們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靈般的對象性，只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即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這些物現在只是表示，在它們的生產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這些物，作為它們共有的這個社會實體的結晶，就是價值――商品價值，也就是勞動價值。
在哲學中，價值作為哲學范疇，它是指客體以自身的屬性對主體需要的滿足。價值表示的是主體和客體之間滿足需要和被滿足需要之間的一種效益關系。一種事物有沒有價值，以及價值的大小，一是取決于客觀事物本身的性質和狀況，它以這種性質和狀況來滿足主體的需要，它構成了價值的客觀基礎。二是取決于主體的需要。一種事物，無論它的性質和狀況如何，如果它不滿足主體的需要，對這一主體來說，就沒有價值。所以，價值的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客體的性質、狀況，這是價值的客觀性；二是主體的需要，它體現了價值的主觀性。價值不僅具有有用性和效用的客觀性，而且具有滿足主體需要的主觀性。這樣一來價值范疇就被上升到了哲學高度。
歸結起來，哲學上的“價值”與經濟學中的“價值”其區別主要表現為兩點：（1）表示的關系不同。哲學中的“價值”表示的是一種主客體關系，是對價值的最一般本質的抽象。而經濟學中的“價值”是撇開了勞動的對象，使用的工具，以及生產的方式、方法等具體的東西，所剩下的唯一的一個共同的東西――人的體力和腦力的耗費，即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它表示商品生產者相互交換勞動的關系，即商品經濟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2）大小的評判標準不同。哲學上的“價值”是主客體之間的效用關系，那么，判定一種事物是否有價值、價值大與小，當然就要考慮主體的需要和利益。由于主體的需要和利益是千差萬別的，面對同一個客體，不同的主體從不同的需要和利益出發，會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價值評價。所以說哲學上的價值評價帶有很明顯的主觀性。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商品的價值大小，以及由它決定的商品的價格而不是由任何個人的主觀意愿決定的，所以商品的價值明顯地帶有確定不移（一定條件下）的客觀性。
二、兩種“價值”的聯系
關于哲學上所說的“價值”與經濟學的“價值”即“商品價值”之間是什么關系，究竟是一個還是兩個概念等問題，有很多爭議。有一種觀點認為，的“價值”概念只能有一個，不能有兩個；并且只能到《資本論》等論及“價值”范疇的經典著作中去尋找它的統一規定，因此政治經濟學中作為根據的“勞動價值論”也應該是哲學價值論的根據，具體說來就是必須從商品價值定義抽象出哲學價值定義，把價值規定為諸如人類勞動的凝結等，才是保持的理論一致性。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能成立的。
應該注意區別和分析兩種不同的“價值”，但區分并不意味著要使它們彼此對立、互相排斥。相反，正確地區分是正確地聯系的基礎。區別的意義正是要找到使它們合理地統一和結合的方式。事實上經濟價值是哲學“價值”概念的子概念，
在經濟學上，“勞動創造價值”這一結論本身就是有嚴格限定的，而不是普遍適用的。在這里，“勞動”是個狹義概念，它始終只是指為了制造產品而支付體力和智力的活動，并不包括人們與商品生產無關的其他勞動；而它所創造的“價值”，也主要是指“商品價值”，即成為交換價值基礎和尺度的“價值實體”。可見，它所回答的只是產品的交換價值與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之間的關系問題，并不是任何價值的起源和本質問題。這里首先不包括普遍的“使用價值”。使用價值也是價值，它在內容、特征和起源等方面都與交換價值根本不同。按照勞動價值論，一切不成為商品的東西，都沒有“價值”。陽光、空氣等之所以“沒有價值”，無非是指它對人的使用價值中并沒有吸收一定的直接勞動，并非指它們對人沒有意義。因此馬克思明確指出，作為使用價值的價值，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不等于不屬于哲學和科學的研究范圍。
至于在哲學上，也就是在更廣泛、全面的現實生活中，勞動價值論的局限性就更加明顯了。因為這里需要思考的不僅有使用價值，而且有諸如道德價值、審美價值等現象。覆蓋這些現象的共同“價值”概念，已經與“勞動價值論”中所說的價值概念完全不同。在這里需要回答的不是什么產品之間的交換尺度問題，而是人們通常所關心的“有用無用”、“善惡美丑”等的本質和規律問題。我們把經濟學中幾個與價值相關的概念結合起來，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兩者概念之間的相同性。經濟學中物的使用價值其實就代表了哲學價值中物的有用性，而經濟學中的價值其實就代表了哲學價值中主體需要的程度，價值大一般就意味著滿足的需要程度高。當然這里的主體實際上指的就是人，而且不是個人，而是社會人，如果說是個別人的話，那么價值就無法衡量，就像商品價值一樣不是由個別勞動時間決定的，而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另外，商品價值必須在用于交換的時候才能體現出來，這實際上就代表著哲學價值在于強調滿足人的需要，不交換不能稱其為商品價值，那么不能滿足主體的需要也就沒有了哲學上的價值，交換其實就是為了滿足主體的需要而進行的。
講到這里，回到教科書來看看哲學的概念，哲學是對具體科學的概括和總結，那么其實哲學“價值”的含義也就是對各種具體價值概念的概括和總結，除了經濟學中的價值外還有如審美價值等，所以論述到這里，兩者價值概念的關系也就一目了然了。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50.
關鍵詞：平衡,均衡,宏觀調控
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兩種既聯系又區別的經濟學理論，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兩種理論在我國的經濟建設中都有其實踐性，也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西方經濟學的均衡和政治經濟學的平衡的概念比較
西方經濟學的均衡是“equilibrium”在經濟學中的解釋有：1.equilibrium as a balance of forces,即多種力量的平衡；2.equilibrium as a state of rest(a stationary state),即一種靜止的狀態；3.equilibrium as a state of uniform movement(a steady state),即一種不變的運動狀態；4.equilibrium as a constrained maximum,即被約束條件下的最優化；5.equilibrium as an optimum,即最優化；6.equilibriumas rational action,即理性的行為；7.equilibrium as a situationof consistent plans,即計劃一致的情形[1]。論文參考。所以均衡被我們理解為任何一個經濟決策者都不能通過改變自己的決策以增加利益時的狀態。
政治經濟學中平衡所使用的單詞是“balance”比如“Sofar as the balance is restored by the fact that the buyer acts later on as aseller to the same amount of value……”[2], “balance”的釋義為：“conditions of being steady,conditions that when two opposing forces are equal.”。顯然政治經濟學中的“balance”與西方經濟學中的“equilibrium”有其不同的內涵。
平衡主要包括兩層含義：貨幣需求和商品價格總額相適應；社會再生產中總產品的實現。
二、馬克思的典型平衡理論簡述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創立了平衡分析法，指通過對事物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相對平衡狀態進行研究，從而揭示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一種方法。馬克思在分析價值和價格的關系、分析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的形成、分析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中都用到了平衡分析思想，但是我個人認為主要集中在第二卷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闡述的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
1、簡單再生產。我們知道簡單再生產的均衡條件是：
馬克思在“先不考察作為交換媒介問題的貨幣流通”的情況下，專門研究了簡單再生產中實物量在第Ⅰ、Ⅱ部類內部以及兩大部類之間的交換比例，從而得出簡單再生產中價值補償與實物補償的條件：Ⅰ（V+M）＝ⅡC即基本均衡條件表示第一部類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減去投入的不變資本后等于Ⅱc。因此，生產時投入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多于或少于Ⅱc時，平衡不能實現。另兩個方程揭示出：第一部類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等于Ⅰc+Ⅱc，第二部類的社會不要勞動時間等于Ⅰ（v+m）+Ⅱ(v+m)。論文參考。
2、擴大再生產。擴大再生產在簡單在生產的基礎上放棄沒有積累的假設，將m的一部分用于積累，用于擴大生產追加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分別用c和v表示。設m用于消費的部分為 ，用于積累的部分為 ，則推導出擴大再生產的均衡方程式為：
馬克思所揭示的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的條件表明：社會再生產過程“既要受社會產品的價值組成部分相互之間的比例的制約，又要受它們的使用價值，它們的物質形式的制約” [3]。即要使社會資本再生產順利進行，必須使生產生產資料的部門Ⅰ和生產生活資料的部門Ⅱ的供給和需求之間保持實物量的平衡和價值量的平衡，即總量和結構都要平衡，甚至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述了在第Ⅱ部類的內部必要生活資料和奢侈品的生產和消費也要平衡[4]，為此要求第Ⅰ、Ⅱ部類及部類內部各部門協調發展。
所以，可以看出平衡包含了：1.在價值量上，各部門的供給和需求應相等；2.在結構上各部門提供的實物量必須供需相等；3.在進行投資時，必須應用宏觀調控使各部門間以及各部門內部的比例協調。
三、西方經濟學的均衡理論簡述
《薩繆爾森詞典》中對均衡的定義為“在經濟學中，其含義是指經濟中各種對立的變化的經濟力量處在一種均衡靜止、不再變化的狀態，其價格和數量使購買者和供應商達到愿望一致。”均衡分析方法是在對研究的問題所涉及的諸經濟變量（因素）中，假定自變量是已知的或不變的，然后，分析當因變量達到均衡狀態時會出現的情況及需具備的條件，即所謂均衡條件。均衡分析可分為一般均衡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一般均衡分析，是指在充分考慮所有經濟變量之間關系的情況下，考察整個經濟系統完全達到均衡狀態時的狀況，和達到均衡的條件。局部均衡分析假定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考察單一的商品市場達到均衡的狀況和條件。
一般均衡論是研究整個經濟體系的價格和產量結構如何實現均衡的一種經濟理論，所以也稱為總均衡分析。它由19世紀末里昂·瓦爾拉斯提出。一般均衡分析把整個經濟體系視為一個整體，從市場上所有各種商品的價格、供求是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前提出發，考察各種商品的價格、供求同時達于均衡狀態條件下的價格決定問題。一般均衡分析重視不同市場中的商品的產量和價格的關系，強調經濟體系中各部門、各市場的相互作用，用公式表達為：
是一種比較全面的分析方法。但由一般均衡分析涉及到的經濟變量太多，而這些經濟變量又是錯綜復雜和瞬息萬變的，因而使用起來十分復雜和困難。
局部均衡是指某一時間、某一市場的某種商品（或生產要素）的價格或供求量所達到的均衡，是一個市場上的均衡。如果假定某一市場對其它市場不產生影響，其它市場對這一市場也不發生影響，即孤立地考察某一市場的某種商品（或生產要素）的價格或供求量達于均衡的情況，就是局部均衡分析，或稱局部均衡論。馬歇爾是局部均衡論的代表人物，他在其價值論和分配論中廣泛運用了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例如，他的均衡價格論，就是假定其他條件不變，即假定某一商品的價格只取決于該商品本身的供求狀況，而不受其他商品價格、供求狀況等因素的影響，這一商品的價格如何由供給和需求兩種相反力量的作用而達到均衡。
四、西方經濟學均衡理論與馬克思平衡理論的比較
1.從假定前提來看，平衡分析假定市場是出清的，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即此時供求是一致的、信息是充分的，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是自由流動的。均衡分析法的假設前提是變化的：一般均衡分析跟平衡分析一樣，假定市場是出清的；局部均衡則認為市場是不對稱的，是非完全競爭性的。
2.理論基礎不同。均衡理論的理論基礎是均衡價格論，均衡價格論主要關注的是不同商品之間的交換比例，或不同商品相對價格的確定問題。這種均衡價格論只是停留在價格的現象形態上，它不涉及價格的內容——價值及價值的實體和本質等問題，因而是一種沒有價值論作基礎的價格論。平衡理論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之上的。對這個理論來說，價值的實體和本質是價值論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這樣，通過對商品價值的分析，馬克思揭示了被商品交換這種物與物之間的關系所掩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論文參考。從這個意義上看，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論要深刻得多。
3.從行為主體的界定來看，平衡分析把消費者和廠商等行為主體界定為一定資本關系的人格化。“這種生產方式的主要當事人資本家和雇傭工人，本身不過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體現者，人格化，是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是這些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產物。”[5]均衡分析中，一般均衡分析把經濟主體界定為經濟人，即理性行為人，“經濟人”思想把追求私利作為經濟活動的根本出發點，公開確認資本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和動機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局部均衡則把經濟主體界定為相互影響的經濟人，即相對理性行為人。
4.分析方法不同。均衡理論是一套比較嚴密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從它產生至今，始終注重運用數學方法，對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穩定性及效率性等問題進行嚴格的證明。由于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目的在于定性地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和發展的規律性，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暫時性和過渡性，因此，他主要是對與一般均衡有關的問題進行文字說明和理論論證，而沒有像西方一般均衡理論那樣，用高深的數學方法對一般均衡進行嚴格的證明。因此，馬克思平衡理論沒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論那樣“嚴密”的形式，盡管這一理論的科學性是不容置疑的。
5.從主要結論來看，通過平衡分析法得到的經濟結論時有階級性的，這個結論是有利于勞動者階級。均衡分析法得出的結論也具有階級性，因為實質是研究經濟利益在不同主體之間的分配和協調，所以不同的結論必定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由于理論研究的目的不同，均衡理論和平衡理論對均衡穩定性的看法也就不同。一般均衡理論的目的是要證明市場經濟的有效性，而馬克思平衡理論的目的則是要證明市場經濟的局限性。一般均衡，只不過是一種與現實經濟生活無關的假想狀態。馬克思的平衡理論則認為，均衡的穩定性只是相對的。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一般均衡只是作為一種趨勢而存在的，現實的狀態往往是一般非均衡，市場價格和均衡價格往往是不一致的。所以，馬克思的平衡理論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論更現實，也更能經受經驗事實的檢驗。
6.從政策導向來看，平衡分析法易導向宏觀調控，其中包含的基本經濟思想是：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因此要實現平衡，必須依賴政府的調控。均衡分析分易導向自由主義，因為這種方法認為供求雙方的運動自然會達到均衡，政府的干預會破壞均衡的實現。
所以，我認為馬克思的平衡理論雖然沒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論那樣“嚴密”的形式，但它在內容上顯然要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論深刻得多。
[1] 《商場現代化》2006.1下旬刊，總第456期第27頁
[2] 《資本論》第二卷第二十一章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8頁。
[4] 《資本論》第二卷第三篇第二十章第447-458頁
【關鍵詞】傳媒經濟；范式；進路
【中圖分類號】G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09（2013）04-0027-2
一、傳媒經濟研究的范式
傳媒產業經濟學它以經濟學為主導，以產業經濟學和系統經濟學為理論支持，并輔以傳播學。傳媒產業經濟學可以借助一般產業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但也有其特有的規律，因為提供信息產品的傳媒產業具有與其他產業所沒有的特殊性。傳媒產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為整個傳媒業及其相關的產業政策和總體經濟。這里有一點要特別提出，傳統經濟學是無法對傳媒經濟進行準確描述和深入研究的。因為在傳統經濟學里有一個很重要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但對傳媒經濟卻不適用，如對信息產品的消費是不符合這一規律的，它是可以反復使用并且邊際效用往往是遞增的。況且，傳媒產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傳媒經濟系統，而傳媒經濟系統的構成是由以傳播過程為載體相伴發生的一些經濟過程或者經濟增值活動。所以我們只能運用系統經濟學理論來研究它。系統科學中的老三論（信息論、系統論和控制論）和新三論（突變論、協同論和耗散結構）都可以在傳媒經濟研究中大展拳腳。它還可細分為報業經濟學、電視經濟學、廣播經濟學、網絡經濟學等多個分支學科。目前，這些學科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
傳媒管理經濟學它以管理學為主導，以管理學和微觀經濟學為理論支持，并輔以傳播學，研究對象為媒介實體以及消費者。管理經濟學是應用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是經濟學理論與企業管理決策的橋梁。傳媒管理經濟學是媒介經營管理研究的經濟學基礎，常常被包含在媒介經營管理中。由于經濟管理一詞的使用頻率非常高，所以許多人誤以為經濟學和管理學大同小異。事實上經濟學和管理學是有很大區別的兩門學科。它們對行為主體的基本傾向、行為主體的關系的界定方面都有很大的區別。經濟學理論的系統性、科學性、統一性較強；管理學的權變性、藝術性、多樣性較強。認識兩者的區別有助于兩門學科的相互借鑒和各自完善，也有助于兩門學科的交叉或邊緣學科的研究。現在我國許多新聞院校都開設這門課程，但名稱五花八門，有些叫媒介經營，有些叫媒介管理，有些叫媒介經營管理，筆者認為叫媒介經營管理較合適，而且這門課在新聞學本科開設較為適宜，傳媒產業經濟學則應設為研究生課程。媒介經營管理實際上是企業管理的翻版，在西方，傳媒就是企業，可以直接移植企業管理這一套較為成熟的理論。當然，在我國則不一樣，事業單位企業管理的中國傳媒必然面臨更復雜的問題。
傳播政治經濟學它以傳播學為主導，融合新聞傳播、文化批判、政治經濟等多學科理論，研究對象為傳媒制度、文化影響和政府政策等。這一學科有更多的意識形態屬性，經濟學成分并不多，更多的是對前面兩個學科理論的批判與修正。這里有兩個概念需要澄清，傳媒經濟中的傳媒兩字包括三層含義：作為產品的傳媒、作為企業的傳媒和作為產業的傳媒。而產品、企業和產業都是經濟問題，因此，傳媒經濟本質上也是一個經濟問題。如果把傳媒作為產品、企業和產業，新聞傳播學解決的是傳媒的意識形態問題，而經濟學解決的是傳媒的經濟問題，兩者分工明確，涇渭分明。因此，傳媒經濟學就不是一門交叉科學。說傳媒經濟學是一門交叉學科，實際上是混淆了傳媒和傳播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把具有經濟屬性的傳媒理解成傳播，從而把傳媒經濟學當成了傳播經濟學。綜上所述，以經濟學為主導的傳媒經濟學研究范疇實際上僅限于傳媒產業經濟學和傳媒管理經濟學這兩個學科。傳播政治經濟學，從嚴格的意義來說，它不能算是傳媒經濟學，它只是傳媒經濟學研究的一個校正器。這里讓我們再回到周鴻鐸的觀點傳媒經濟不是經濟學科，他理解的傳媒經濟實際上是以傳播學為主導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盡管周鴻鐸是我國較早提出傳媒經濟的學者，但我們認為：無論是誰創立了所謂的傳媒經濟學科，無論一個研究者愿意用什么樣的視角和方法來從事研究工作，都不影響別人借鑒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分析傳媒經濟現象。至此，我們可以把杭敏和羅伯特·皮卡特的劃分作了進一步的推演和完善，把傳媒經濟學的研究范式限定在傳媒產業經濟學和媒介經營管理學這兩個學科上，如表加粗部分。
二、傳媒經濟研究的進路
在明確傳媒經濟研究的范式之后，我們還必須選擇研究的進路。那么，該如何選擇有力推進傳媒經濟研究和學科發展的最佳進路呢？目前，我國傳媒經濟學研究的路向五花八門，主要的大致有如下幾種：
1.致力傳媒經濟學學科體系的建構，如吳克宇的電視媒介經濟學，金碚的報業經濟學等，以周鴻鐸編著的傳媒經濟系列、媒介經營與管理系列叢書（共2部）最為龐大。這些系統性的研究盡管還稍顯粗糙，但其開拓性是值得稱道的。
2.將新經濟理論如注意力經濟、競爭力經濟引入傳媒經濟研究中，提出傳媒競爭力、傳媒影響力等概念。這些研究往往從國外經典案例出發，有很大的借鑒和啟示。
3.通過對傳媒產業的數字化定量描述，試圖作出對傳媒產業走勢的判斷。近年來數百種傳媒市場實證調查研究報告問世。以中國傳媒大學黃升民、清華大學崔保國、中央電視臺張海潮等人的定量分析，為我國傳媒產業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數據支持。
4.對跨國傳媒與國外傳媒經濟的介紹和研究。主要是對國外傳媒經濟個案研究和國外傳媒經濟學專著的翻譯。這些研究充分說明了我國傳媒經濟研究仍處于春秋戰國時代：一方面不同學術專業、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者紛紛轉到這個新興領域里來，另一方面大多數學者的經濟學訓練明顯不足，因此也不難理解如皮卡特所說的理論性不足。從學科建設與發展的角度來看，除了研究的范式外，我們還要解決研究的路徑，即進路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