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2-27 14:41:3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人文地理學的意義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研究性教學;問題導向;能力培養;人文地理
一、“人文地理學”實施研究性教學的必要性
1.課程特殊性的客觀要求
“人文地理學”是地理科學的基礎性核心課程,是一門研究人地關系的學科,不僅對揭示地球表層的人地關系地域系統有重要作用,而且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建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包含了文化、人口、經濟、語言、宗教、民族、民俗、政治、軍事等內容,及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許多現實問題、熱點問題、焦點問題。人文地理學主要特征是社會性、區域性以及綜合性。通過研究性教學可最大限度地體現人文地理的特殊性,實施“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性教學能真正體現人文地理的教育意義。
2.課程時代性的客觀要求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出現了嚴重的資源、環境、人口與發展問題,區域發展失衡問題,文化、宗教沖突問題,局部地區政治、軍事動蕩不安等問題,為人文地理學的研究性教學提供了廣闊空間。緊密結合社會發展實際,實施研究性教學可使嚴肅、枯燥的理論說教變得生動,激發學習興趣,加深對理論的理解深度,提高教學效果與人才培養質量。如在人口地理教學中,可開展我國人口問題的形成與解決對策的研討;農業地理教學中,可緊密結合我國的三農問題、縣域可持續發展問題、農業產業化等熱點,促進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
3.課程實踐性的客觀要求
實踐應用能力是人文地理課程學習的基本要求。人文地理學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其研究對象是人地關系,所有對人文現象形成與發展的觀察分析,都建立在對自然界現象的觀察分析之上,理論知識框架體系構建、最基本的研究手段都與實踐緊密結合在一起,各種人文地理事物、人文現象、人文景觀都能在實際中得到證實;擴大學生視野,使學生能接觸到課堂上學不到的各種真實、具體的環境與人文地理事物關系的知識;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使課本上枯燥無味的知識生動形象化[2]。
二、“人文地理學”實施研究性教學的實踐過程
1.“人文地理學”研究性教學實施目標
一是應關注學生及其發展。人文地理研究性教學活動的主體是學生,必須發揮學生主體在教學過程中的主動性、獨立性、參與性,把學生的個性健全發展作為研究性教學的出發點和目標。二是應關注“人文地理學”問題及其解決。研究性教學以對“人文地理學”問題的研究為切入點,把“人文地理學”方法的應用、能力的培養、思維的發展滲透到獲取知識的過程中,讓教學過程成為探究、質疑、思考、設計的開始。
2.“人文地理學”研究性教學內容選擇
“人文地理學”研究性教學內容選擇的基本要求:一是實施研究性教學的必要性要求教學內容選擇應體現“人文地理學”的問題性、實踐性、參與性、開放性;重視人文地理學的科學性、奇特性、生活性和實用性。二是實施“人文地理學”研究性教學的可行性要求學生具有相應研究內容的“人文地理學”學科背景、知識儲備、生活經驗、實施研究的條件等。研究性教學選擇的具體內容,包括經典性人文地理問題、社會性人文地理問題、前沿性人文地理問題、生活性人文地理問題、鄉土性人文地理問題、時事性人文地理問題等。
3.“人文地理學”研究性教學實施要求
教學形式的多樣化:研究性教學的方式、方法要多形式、多渠道、多層面。教學過程的有序化:在研究性教學實施的過程中,要按照“問題的提出—引導—準備—指導—實施—展示—評價—理論提升—實踐應用”的思路、層次逐步落實完成,使研究性教學過程是有序的、開放的、主動的、互動的、探索的、求真的。教學目標的多元化:真正實現人文地理學科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研究與創新、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全面教育。
4.“人文地理學”實施研究性教學應協調關系
“人文地理學”實施研究性教學應協調好以下關系。教師與學生的關系:教師是主導,是問題的激發者、教學過程的策劃者、教學活動的參與者、教學效果的反思者;學生是主體,是問題的解決者、教學過程的實施者、教學活動的參與者、教學效果的體現者。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從“理論的實踐化”到“實踐的理論化”,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相結合,知識傳授與能力培養相得益彰。課內與課外的關系:時間安排、信息來源、問題分析與解決。基礎與拓展的關系:基本概念、基礎知識、基本理論—實踐、應用、拓展。有序與無序的關系:集體組織研究與自主性研究,研究結論形成與研究質量評價。
三、“人文地理學”實施研究性教學的教育效應分析
1.教育教學效應的多元性
“人文地理學”實施研究性教學具有多層面、多維度的多元化目標,覆蓋教學過程中的各個要素和環節。①基于學生。研究性課堂教學活動的首要目的是培養自主、合作、反思、自我監控的“建構者、探究者”群體,使學生從被動的人文地理知識的接受和吸納轉變為主動建構人文地理知識和探索客觀世界。②基于教師。培養研究性的教學者,在教學觀念與思想、教學手段與方法等方面充分顯現“組織者、學習者、參與者、研究者”的地位與作用[1]。③基于教學過程。充分滲透人文地理學的動態性、空間性、綜合性、創新性的教學思想,配合學生研究性教學的認知規律,形成以人文地理問題解決為中心的多渠道、大數據信息來源、開放情感交流互動的教學模式,確立問題性質—尋找解決信息—反饋認知思路的教學程序。④基于教學環境。創設人文地理研究性的課堂情境,在課堂氛圍中充分體現平等、自主、合作的教學本質特征,激發學生的積極反應,為學生的自主學習和個性發展提供自由空間。
2.教師引導教學行為的主導性
“人文地理學”實施研究性教學,教師的角色、行為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對人文地理教學活動的開展起指導性作用。主要表現為:①教學過程的組織者,即教師對人文地理研究性教學的內容、實施、評價等方面起組織作用。②教學行為的引領者,即教師在人文地理研究性學習實施的各個階段給予學生指導和引導,而不是全程包辦、灌輸,導致學生失去主體地位、自主權力。③教學實施的參與者,即教師在研究性學習實施的全過程與學生一起進行研究、探討,并進行反思和評價。④教學效果的評價者,即教師通過研究性學習的實施,對教學的研究性內容、教學效果、學生受益、人才培養等方面進行科學評估。⑤教學全程的研究者,即教師在參與整個研究性教學過程中,在教學觀念與思想、教學手段與方法等方面進行討論、反思、研究。
3.學生參與教學活動的主體性
學生是教學活動的主要參與者,在“人文地理學”教學活動中應充分發揮其主體性、主動性和積極性,促進學習活動的順利進行。研究性教學蘊含并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以學生的發展為本,培養人的價值、尊嚴,關心、理解和信任每一個學生,把“人文地理學”的學習建立在學生能動性的層面上。學生是研究性教學的中心,通過學生對人文地理知、情、意的深層投入與參與,使學習與研究并進,讓學生成為自我反思、自我發展的主體。
4.知識生成過程的體驗性
“人文地理學”實施研究性教學重視學習、研究的過程價值。研究性教學過程中蘊涵著巨大的教育價值,對學生的成長、全面發展會產生重大影響。研究性教學注重學生人文地理思維方法的學習和思維水平的提高,更加注重讓學生掌握社會調查、實地觀察、文獻檢索、文獻研究以及運用現代地理信息技術等科學研究方法與技能,激發學生探索和創新的興趣與欲望,逐步培養學生主動質疑、獨立思考、注重解決實際問題的積極學習方式。研究性教學強調學生在知識探究過程中的各種心理體驗,通過心理體驗明白人文地理知識創造的過程,在體驗、內化、生成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創造行為的觀念體系。學生的人文地理科學態度、情感、價值觀等只有在親身體驗的基礎上方可形成。
5.教學系統的開放性
“人文地理學”實施研究性教學,強調教學過程的開放性,為學生創造寬松、和諧、民主的教學氛圍。教師由管理者、評判者轉變為合作者、學習者和服務者,主要為學生創設友好寬松的學習、發展環境。學生之間是合作關系,師生之間是平等關系。思維方式也從單純的教師思維到復雜、多向、多元的師生共同思維,從封閉走向開放。研究性人文地理教學對教學形式的要求是開放的,即拓展了教學的時間和空間。時間上課內與課外相結合,空間上教學的地點可以是多樣的,課堂、社會、野外相結合。研究性人文地理教學的內容是開放的,表現在教材與其它知識資源的結合。研究性教學的形式與內容是開放的,有彈性的。教學的視野絕不僅限于課堂、教材、考試,而是隨時能把師生引向外在的社會與自然界的關注之中,這會大大拓寬教學的空間,師生得以在更廣的視野中尋找、發現、把握和研究“問題”。
作者:吳攀升
參考文獻:
[1]吳攀升. 關于大學人文地理課程研究性教學的探索實踐 [J]. 忻州師范學院學報,2012,(10) :83-86.
Scholte(1997)指出全球化內涵包含3個層次:跨越邊界、開放邊界和超越邊界。跨越邊界意味著國際化,側重于描述要素在不同國家之間的流動及其對東道國的影響;開放邊界意味著自由化,側重于從政治與制度的角度分析全球化過程中國際秩序的變革,以消除要素流動的壁壘。二者主要以地域為基本分析單元。而超越邊界則強調以全球為整體,在超越地域概念的基礎上重構空間。從全球層面上看,全球化重塑了全球生產、國際關系、文化交流、知識傳播等過程的空間結構,并且參與主體呈現出鮮明的多元化特征,進而導致結果具有顯著的不確定性。在當前背景下, 全球化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政治及社會問題, 它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問題,當代人文地理的研究在全球化的研究中逐漸開始占有重要地位。
當代人文地理學家對于全球化的定義,包含三種不同的態度-超全球化論、懷疑論和轉型論。超全球化論者認為,全球化是不可抑制的巨大力量,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高度發達的技術和全球化消費觀念的擴散使得信息、資本和創新的"流"達到最大的狀態。最大化的自由的 "流"建了一個生產、貿易和金融的跨國網絡,這使得世界經濟成為 "無邊界的"狀態。懷疑論者質疑了已經存在的全球化,認為全球化是過于夸大的思想和分析的概念。他們認為全球化不是決定性的,而是被決定的。區域主義被認為是反全球化的有力的證據。懷疑論者認為國家政府在全球化經濟的構建和管理行為者中仍占有中心性的地位。
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人文地理學者從不同維度開展了全球化研究:既包括了以問題為導向的社會經濟分析要素流動、經濟增長、區域發展、世界城市等,也涵蓋了對政治與制度的解構(制度變革、國家轉型、城市治理等);既涉及對學科理論與方法的揚棄,也注重跨學科的交叉與綜合。值得注意的是,人文地理學者尤為重視對尺度與空間的理論重構,反對全球化意味著"地理終結"的論調,指出全球化不僅代表著跨國聯系的強化,同時還推動著代表異質性的地方力量崛起和國家力量變革。
隨著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社會生活的轉換由物質-政治-文化的轉化程度不斷加深。在當代全球化階段,國家已經無法維持持續的社會繁榮和經濟的增長,個體開始突破國家尺度的管理,最值得關注的是全球文化的"普遍化 "顯示文化的全球化和滲透性,突出了全球化文化的重要意義,認為全球化歷史主要體現在全球化文化的擴散和滲透,全球化文化由表層面的物質文化,中層面的制度文化,和深層面的精神文化的不斷加深。從全球化的動力機制來看,是文化結構要素的自身出現的發展危機導致了全球化階段變化。Murray 的全球化波動歷史理論的核心思想強調了結構性危機是每一次波動產生的動力。歐洲的貿易殖民導致了工業變革和資本主義的加強,這種文化的改變對經濟和政治產生了深入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 "后殖民主義文化"培育了全球化的政治制度。在現代化階段國家發展主義大力推進跨國公司是資本主義文化擴散的主要動力;1970年的石油危機則導致了全球 "新自由主義"文化興起,國家的力量受到全球制度和市民社會的挑戰。其核心是致力于縮短資本循環周期的資本主義文化的擴散,其導致的空間結果是通過技術的革新帶來的 "時空的壓縮"。獨立于領土空間的力量的存在使得全球化空間力量的結構表現越來越復雜,同時處于不斷的變化中。他認為:一是全球化并不是像地毯一樣均勻的鋪展開來的。二是全球化也不是什么新的現象,但不同的全球化波動階段存在一些明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差異。
總體來看,當代西方人文地理學有影響力的理論方法論包括計量地理學、后結構主義地理學、地理學、女性地理學、制度主義地理學和關系的地理學,它們在全球化的研究主題、態度、分析的框架上各有特色,同時也存在交叉。分析龐雜的 '全球化'的概念,可以發現當代人文地理學的全球化態度的演化經歷了 "超全球化論-懷疑論-轉型論"的演化。對 "空間 "概念的理解經歷了 "絕對空間-相對空間-比喻空間"演化;空間辯論走向了 "真實的空間(地方空間)和比喻空間 (流的空間)共存"。總之全球化和地方化相互作用的觀點成為當代人文地理學關于全球化空間辯論的主導方向。對于空間規模的理解,全球的 、國家的 、區域的和地方的多種規模空間權利存在,關于制度 (權力)空間結構的理解經歷了 "分離的層級性-協調共存的層級性-網絡的交織"的演化。從全球化的歷史地理學研究上,對全球化的動力機制的分析,地理學理論方法和后結構主義的方法得到較多的體現。
長期以來,我國人文地理學一直將 "空間"研究作為研究的核心。即人文地理學關注解決 "what"和 "where"的問題,而其他學科則解決"why"和"how"的問題。這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人文地理學的發展和學科地位的提升。當代西方人文地理學發展的方向性顯示,"空間"開始由 "研究的對象"轉向了"研究手段 (way)",研究的對象則轉向解決"why"和"how"的問題。面對復雜的全球變化,我國的人文地理學家也需要認真的思考和討論學科的發展方向問題。關于全球化的研究,目前我國的人文地理學主要是關注經濟層面的全球變化對區域產生的影響,相關的文獻主要集中FDI 和產業集群的研究。就實質上看,就是思考如何被動"響應"全球化,而不是如何積極的"牽制"全球化。全球化是一種復雜的過程,僅僅從單方面,單層面入手是無法發現問題的癥結和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的。因此,多尺度的空間規模,多元化的行為者以及相互作用的網絡關系的研究需要在全球化的研究中得到更多的體現。而這些問題的研究也需要其他更多相關學科理論的融入,如社會學,管理學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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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海英 -- 《人文地理》
3、賀燦飛、毛熙彥 -- 《地理科學進展》
4、高柏枝 -- 《環球人文地理》
關鍵詞:人文地理學課程網絡教學模式開展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
作者簡介:周秀慧(1963-),女,漢族,山東安丘人,碩士,教授,研究方向為地理科學與區域規劃學,南京郵電大學地理與生物信息學院,江蘇南京210023
1引言
信息化的時展是21世紀的標簽,網絡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促使傳統的教學模式發生巨大的變革,大力發展網絡教學模式,能夠有效地將老師和學生融合在一起,共同學習,共同分享學習成果,能夠真正的將“互動式”教學方式充分地展現出來,利用當前網絡信息化的優勢,是未來教育產業的必然趨勢,網絡教學模式不僅能夠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還能夠豐富我們的學習環境。
2研究現狀
最早的計算機輔助教學模式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后期,初步階段主要是通過計算機的仿真功能、運算快速以及圖形動畫幫助老師解決一些教學方面的難題。第二個發展階段是90年代中后期時,逐步由輔助教學模式轉變為輔助學習,在該過程中主要強調“以學生為主”的教學理念,這一階段實現了信息技術和計算機教育的同步發展。第三個發展階段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計算機教育逐漸被替代,主要強調營造全新的教學模式,已成為信息技術教育的發展時期。當前,國內的教育事業不斷向前發展,網絡教育現已成為高等教育的主旋律。教育部為了加快學校的網絡化課程建設,不斷加大投資力度,已在全國各地、各地區建立了師生交流、網上作業、輔導解疑以及網上測試等網絡學習系統,教育部承諾將花費五年到十年的時間成功實現信息技術網絡化課程的全面普及,徹底改變傳統教學模式,成功構建網絡化教學模式。
3人文地理課程網絡教學模式的開展
人文地理學科學習內容廣泛,涵蓋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以及人文地理之間的構成,知識需求量較大,課程介紹時需要的內容資料必須充分,因此,僅靠老師課堂上教授的知識,不能夠滿足教學的真正目的。人文地理學課程開展網絡教學模式不僅能夠滿足課堂本身需要的知識內容,還能夠幫助學生建立起自主思考、自我學習、交流協作的學習能力。
3.1明確課程學習目標,提高學生學習技能
學校的教學不會拘泥于形式,而是通過教學實踐明確教學目標,讓學生知道所要學習課程的真正意義。學習目標主要包括技能、情感以及知識三個組成部分。人文地理學課程的教學促使學習者能夠在學習的過程中明確人文地理學的學習內容,通過網絡化的教學模式能夠培養自己的地理學習興趣以及學習能力,學生必須學會適應網絡化的教學模式,方便自己形成地理審美情趣,增強對地理環境和人類之間關系的正確認識。
3.2將人文地理學課程和信息技術有機結合,提高學生的學習素養
在人文地理的教學過程中,課程本身和信息技術的緊密結合能夠打破書本的限制,豐富課堂知識,不會使得學生感到枯燥乏味,能夠極大地拓寬信息獲取的范圍,使得每一個學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培養自我學習素養。開展網絡化教學模式,在課堂中能夠提升學生對于學科的資料收集、信息分析以及學習使用的能力。網絡教學模式能夠打破空間、時間的限制,使得學生能夠在有限的時間里學到更多的地理知識。
3.3培養學生協作學習的能力,增強網絡教學的實踐性
老師通過分析學習內容,明確人文地理課程所需的學習內容。依據該課程的相關內容做成課件,將問題利用課件展示出來,老師和學生們一起探討,共同學習,不僅能夠激發學生們對于地理知識學習的興趣,還可以提高網絡教學模式的教學質量。有效地促進學生的學習行為,促進學生形成自己的地理知識體系。網絡化的教學模式是一個為學生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的過程,在課程中學生們可以互相通過聊天室、電子郵件、留言簿以及視頻會議等進行學習上的交流。此外,網絡化的教學模式能夠給同學們營造一個專業化的學術氛圍,讓學生們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中盡情地開展人文地理知識的探索。
3.4網絡教學模式下學生學習成果的展示
網絡化的教學模式下,學生的學習成果不再像以往只能通過作業表現出來,現在的方式更加多元化,例如:報告或者論文的形式等。網絡化的教學模式對學生和老師而言,都是一個開放式的教學模式,因此,老師只需要在課堂中指導學生,讓學生成為自己學習的主人,對自己所學習的知識設置不同的研究課題,讓學生們分組展示自己的學習成果,能夠有效地調動學生們學習地理知識的積極性,培養學生們對于知識概念的理解和掌握,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培養與他人協作的精神。
4結束語
采取網絡化的教學方式,不僅提高了學生們對于人文地理知識的學習熱情,同時培養了學生們自主學習的能力,有效地改善了當前枯燥乏味的教學環境。在具體的課程開展過程中,仍然需要老師的引導,這樣學生們才能夠盡快地適應網絡化的教學模式,為了增強網絡化教學模式的開展進度,必須要老師和同學們一起共同努力,共建新時代的新教育模式,從而促進教育事業的飛速發展。
參考文獻:
[1]袁軍.影響網絡教學發展的若干問題分析[J].科技信息,2010,(24).
關鍵詞:文化產業,人文地理, 旅游
Abstract: the cultural industry is a big industry growing up, the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s a kind of social phenomenon, and the social phenomenon exists and develops in it and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cultural industry, popularly says, is to use culture make money, to use the money I earned development culture. At this tim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culture makes specific certain economic value, obviously and human geography has a great relationship. How do you view of human geography position and play its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e industry, is the author of discussion.
Keywords: cultural industry, human geography, travel
中圖分類號: K90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根據我國統計局的界定,文化產業可分成核心層、層和相關服務文化層三類情況。而文化旅游產業作為文化產業系統的層,是文化產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旅游業作為一項獨立產業,是一種文化現象,歷史悠久且經久不衰。現代資本主義中迎合消費者娛樂、裝飾、自我肯定、社會展示等需要的部門包含的不同的技巧、款式、媒介、樂趣和服務等是最重要的文化要素。伴隨著旅游業發展起來的旅游文化作為文化產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消費內容(即旅游景點和發展起來的旅游飾品食品等)的象征價值遠高于其實用目的。這就是文化產業的高層次的意義所在。
人文地理與旅游業的關系
作為地理學的兩個主要分支之一的人文地理學科主要研究各種人文現象的地理分布、變化情況,以及人類社會活動的地域結構形成和發展規律。“人文”就是與自然相對應的包括各種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現象的總和。人文地理學一般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人文地理學包括社會文化地理學、政治地理學、經濟地理學等,狹義的人文地理學指社會文化地理學。
從人文地理的定義來看,人文地理總之與社會和自然相關聯。簡而言之,人文地理就是人文與地理的有機結合,而不單單是人文的因素或是地理的因素的單獨存在。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旅游產業已成為一門新興產業并不斷崛起,成為眾多地區的發展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僅僅存在于地區的獨具特色的文化資源,作為自然風光與人為創意的結晶,成為地區經濟發展的敲門磚,帶動地區走向了繁榮和發展的道路。
隨著經濟的發展與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旅游文化產業的發展越來越需要自然與創意產業相結合,從而衍生出一種新的產業類型———文化創意旅游產業。這種文化創意產業的誕生恰巧是人文地理的有機表現,由此看來,人文地理在旅游業發展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旅游業與文化產業的關系
黨的文件中首次使用文化產業一詞,是十五屆五中全會“關于十五計劃的建議”。自此以后,文化產業進入國家發展戰略的新視野。國家統計局于2004年3月29日下發文件《文化及相關產業統計分類》,其中將“文化及相關產業”界定為為社會公眾提供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的活動,以及這些活動有關聯的活動的集合。
旅游業作為文化產業系統的層,與文化產業互為補充、相互促進,二者融合發展。旅游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將對經濟發展產生巨大的現實意義。旅游業的發展帶動地區經濟的發展,帶動了地區的服務性質的第三產業的發展,也能弘揚地區民族文化、風俗傳統等。
但是,旅游業的發展必須立足于各地社會經濟環境,通過對旅游資源狀況和自然地理境況等文化產業發展基礎的分析,提出旅游與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的適合類型,研究清楚文化產業的發展方向,最終進而形成旅游業發展戰略。
發展旅游文化產業中的人文地理因素
文化旅游產業是實現第三產業跨越式發展的龍頭產業,是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關鍵。
要想發展旅游文化產業,形成有地區特色的文化資源,首先必須充分利用有利的自然環境,其次加以人為的創新與創造,最終打造值得觀賞和使用且有意義的文化要素。對于如何充分發揮文化產業中的人文地理因素,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突出地區特色,彰顯自然
旅游業的發展前期遵循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中將自然資源漸漸變成非自然物,忽視了自然的本體存在,忽視了人文地理中的地理成分,造成自然資源的浪費和不協調生態環境的產生。相反,這種模式不僅沒帶動地區經濟的發展,還導致了地區自然環境的惡化,甚至短時間內難以恢復的局面。
旅游業就是要重視文化創意旅游產業,這種新興的旅游產業貴在“創意”二字。為什么要旅游,就是因為旅游區具有地區特色的文化氛圍或是自然氛圍,是別的地區不曾具有的。如果將自然改造,地區變異,還有旅游的意義嗎?我們來舉個例子:面對山水文化旅游景點,應該以弘揚自然風光為目的,通過適度地加以人文情懷修飾,使旅游者享受自然帶來的獨特魅力,享受地域文化帶來的心曠神怡。
地區特色強調地區,強調自然,在進行旅游文化創意時,我們只能順應地區優勢,切不可將不適應地區的風格和人文景觀取而代之。
第二,回歸文化本體,引導和諧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文化旅游資源與社會環境應該是共生關系。旅游文化的形成于開發在彰顯自然的同時,應回歸文化本體,強調社會因素與自然的天然合一。
文化產業的價值在于激發參與者的新奇感,使參與者享受不一樣的生活氛圍。單獨的自然風光不免讓人覺得單調,冠以獨具特色、與環境和諧統一的文化元素為存在內核,就別有一番風味了。隨旅游業興起的服務性行業,例如餐飲行業等,不僅滿足了旅游者的需求,更是對地區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一些富有地區特色或反映民族風情的活動,物品,習俗等,能使參與者耳目一新,流連忘返。因此,旅游創意產業中的文化氛圍顯得饒有價值。例如,當前很多景區的民俗文化旅游中都復制一種“拋繡球”活動,活動本身很富有情趣,彰顯民族特色,深受游客青睞。但在旅程逐漸出現的一些以盈利為目的的粗俗模式,例如套圈等,讓游客產生反感心理。
第三,注重文化的長遠發展,注重創新
健康的旅游文化產業要形成文化、自然、旅游活動的良性循環,一定是源遠流長的,是注重長遠發展的,那些注重經濟利益不顧資源的合理利用的理念只會斷了文化發展的后路。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融合所形成的新文化產業必須是生態型的,必須是具有長遠目光的 “非消耗型”產業。因此,在開發旅游產業中,只有堅持自然文化資源合理利用,才能保證文化資源創造更多的經濟價值和人文價值。
在生態化開發模式中應有創新的發展眼光。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照搬照套和一層不變從來都不利于文化發展。文化旅游的前提是文化,打造有旅游價值的文化就必須有提升旅游層次,加強旅游內涵修養,提高旅游文化含量,走新型的發展理念。文化資源包括歷史資源、民俗資源、知識資源、信息資源等,它們存在于歷史與現實,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之中,成為人類與自然結合的結晶。為此,我們必須堅持創新的理念,就要利用獨具魅力的文化資源,堅持歷史文化與現代文化相結合,且要根植于歷史和傳統的作用。
發揚文化產業,我們應立足于文化本身,發揮創意的元素作用。但如何充分利用自然環境,發揮人文地理的有機作用,才是文化產業中“創意”的最佳境界。彰顯自然,卻又富有新意,這就是人文地理在文化產業中的魅力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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嶸山風景區可持續發展北京:地質出版社,2000: 5 (r 60.
1、飲食的象征意義研究
在飲食文化研究方面,有關飲食的象征性意義以及不同群體對其的解讀得到了廣泛的討論。首先,飲食承擔著某種物質意義。Cook認為,飲食是“嘈雜的(noisy)”,他引用Stassart和Whatmore的話指出,“一只雞、一顆洋蔥和一磅面粉不會用相同的方式向消費者‘訴說’它們的故事”[10]。其次,飲食承擔著社會文化意義。如Jackson等指出,飲食從生產到消費的整個過程中,其社會文化意義經歷著不斷的發展和重塑,并認為飲食在商品鏈中以產品的形式傳遞了動態發展的社會文化意義。一方面,飲食能夠作為社會差別的標志,反映人們的社會身份。例如Cohen和Avieli在闡述人們的飲食習慣和用餐禮儀時,指出對于西方人來說,運用餐具盛放食物和食用食物是一種文化習慣和文明行為。另一方面,飲食被認為是地方的象征,反映了人們關于“我來自哪里”的身份界定,人們對飲食的選擇,反映了他們對某個地方或者該地方所承載文化的情感傾向。例如,Collins指出,對于韓國人來說,泡菜是他們身份的象征,米飯是他們最基礎的食物,肉則象征著財富。同時,飲食能夠作為人們體驗其他地方習俗和文化的途徑。例如,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越南和其他亞洲國家,餐廳往往會把活魚活獸養在水缸或者籠子里供顧客選擇,這種行為在當地文化中象征著食物品種多樣、質量優良和新鮮。而西方的游客卻會拒絕食用這些“新鮮的”食物,因為他們認為這些還會動的動物是不能吃的。因此,人們對飲食的選擇取決于他們對這種飲食的象征意義解讀,即取決于飲食與人們的溝通,但這種溝通時常在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群體中形成某種落差和誤解。
2、飲食的文化經濟研究
近年來,標志人文地理學發展最顯著的特性便是重新強調商品文化,即經濟和文化的融合。由于現代飲食產業通過將食品的生產和消費與飲食文化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可以說是一種商品文化的表現形式。國外人文地理學關于飲食的商品文化研究涵蓋了整個飲食產業鏈,從飲食的生產、運輸、零售和消費的各個方面探討飲食所起的社會文化作用和人地關系。關于飲食生產的研究往往將飲食與農業及其相關的問題聯系在一起,探討食品種植和生產的影響因素,及其過程中體現的人地關系。這些研究指出,食品農業受到食品貿易政策和替代食品經濟(alternativefoodeconomy)的影響,食品市場的“質量轉向(turntoquality)”強調了對全球同質化食物的摒棄,而轉向對更加“本土”和“自然”的食物的消費,這一趨勢影響了食物的種植和生產。同時,Marsden指出,在獲取食物的過程中,人類具有通過社會活動定義自然的力量,將“文化”嵌入農民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農業生產活動、農業經濟,以及農民的日常生活、道德、環境認同和性別認同等問題的研究中。近年來,地理學者們開始從對飲食生產的關注轉為對飲食消費的探討。一些地理學者指出,空間、地方以及消費行為、消費循環和流通是經濟地理學重構的核心。在此背景下,與飲食的零售和消費相關的商品鏈得到了一定的關注。例如Cook和Crang探索了商品喚起的“雙重商品拜物教(doublecommodityfetishism)”地理知識,改變了地理學家對“產品如何、為什么和在哪里生產”的無視狀態,這些地理知識意味著消費者的權力在復雜的全球飲食文化的流通過程中顯得越來越衰弱。同時,由于地方飲食能夠很好地體現城市的地方性并成為城市的地方品牌和文化遺產,而且越來越多的人以尋求新奇的飲食體驗為旅游動機,體現城市地方特性的飲食便成為了識別和營銷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重要方面,因此旅游中的飲食消費引起了越來越多學者的興趣。例如Mak等指出全球化在對地方飲食體系構成了威脅的同時,也成為了為旅游目的地飲食產品再造的重要動力,推動了旅游目的地傳統美食及其特殊性的重構。Cohen和Avieli指出人們在旅游目的地的飲食消費行為是相當復雜的,并受到了以往的飲食經驗、新鮮感和安全感等方面的影響,認為游客對目的地飲食同時具有吸引和排斥的情感。總之,有關飲食文化經濟問題的探討是現階段國外人文地理學視角下的飲食文化研究最為核心和重要的方面。
3、飲食的文化政治研究
在商品文化研究盛行的背景下,有關飲食的文化政治研究主要關注飲食作為一種商品,在商品網絡中體現的政治問題。在食品的生產方面,Winter指出,西方的飲食再政治化源自1980年代對共同農業政策(commonagriculturalpolicy)的批判,從而使農業和農村都受到開放和沖突政治的影響。與此同時,對食品遠距離運輸的抵制、倫理消費和道德經濟的出現,使消費者更加希望能夠清晰獲得食品的一切生產信息。這些道德消費者往往抵制壟斷的跨國企業生產的食品,而傾向于購買平等交易的食品和本地生產的有機食品和健康的肉類,并支持本社區的農業活動,人們的這種行為使本國政府和主要的食品零售商接受了較大的挑戰。對于研究食品農業的地理學者來說,這些趨勢使他們的研究從時間(通過記憶和忘記)、空間(通過連結和分離)、可見性和非可見性的視角探討食品農業體現的道德經濟以及個人和集體責任。而由于環境主義以及社會學科對自然—社會聯系的關注,將飲食和自然環境聯系在一起探討其社會作用也是飲食農業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內容。在有關食品銷售過程的研究中,Redclift關于口香糖的著作《口香糖:味道的命運(Chewinggum:thefortunesoftaste)》指出,雖然生產口香糖的原材料來自墨西哥,但是它到達美國之后,才被賦予了“出生證明”。同時,在貿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居住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島高地森林的生產口香糖的貧窮人口,其利益的新生產和交易規則的實施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在整個商品網絡中,口香糖反映了權力不平等的地區政治經濟對口香糖生產和消費的影響。而另一些學者則探討人們日常飲食消費活動中的政治因素。Smith和Jehlicka通過對波蘭和捷克共和國居民的飲食傳記研究,發現飲食是中東歐社會(尤其在社會主義系統崩潰之后)人們感知以及將自己放置于(或感覺自己存在于)戲劇般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動蕩中的最直觀方式,同時指出,該地居民的飲食消費行為反映了他們對自治權的差別性對待、反抗和承擔,認為西方(發達)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完全支配了中東歐,也不存在文化霸權現象。這些研究關注的焦點集中于飲食業的商品鏈、商品流或者商品網絡中所反映的道德和責任問題,強調了食品所處的商品網絡中蘊含的壓迫和抗爭。
4、飲食與認同的相關研究
關于飲食與認同的研究中,最為突出的是飲食所喚起的地方、種族或民族認同現象。以往研究表明,人們的飲食習慣和口味偏好能夠產生和維持他們的種族或民族認同,因為人們往往將美食和某種菜系與某個種族、民族或者國家聯系在一起。可以說,決定“吃什么”是維護種族或民族認同和地方認同的核心舉措。在有關飲食和認同的研究中,學者們運用飲食探討種族認同的發展和維持以及女性、漂泊人群(diaspora)、移民、流離失所者、被奴役的人群和貧困人群的文化身份認同,研究的主題往往涉及到非白種人(邊緣種族)如何被賦予異域風情的標簽或妖魔化,邊緣群體的飲食歷史如何被忽視、挪用或者被占主導地位的族群邊緣化,以及這些被壓迫的族群如何抵抗。例如,Ray[36]指出,一些白種人作者將某些食物與非洲僑民相聯系,并使之成為黑人身份的表征,這事實上是從白種人的視角重新解讀黑人的身份,并給食物貼上了種族的標簽;Williams-Forson關注食品的失實描述(misrepresenta-tions)與女性之間的關系,他認為雞肉在塑造黑人女性身份認同(包括種族認同和性別認同)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人們的飲食生產和消費行為反映了他們對文化和種族同質化的抵抗。例如,一些非裔美國人在食譜寫作中,往往會斥責美國白人對黑人食品的負面描述,并尋求根除烹飪種族主義(culinaryracism)的方式。除此之外,學者們還把飲食與移民的懷舊(nostalgic)情懷相連結,移民不僅運用故鄉飲食修復在遷入地的孤獨感、疏離感和對故鄉的懷念,還利用遷入地資源與故鄉飲食創造出了屬于他們自己的飲食文化,以克服記憶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分裂。這些移民所創造的飲食體系,被稱為懷舊美食(nostalgicgastronomy),因為它通過遷入地的食物再現了移民遷出地的飲食文化,體現了移民對故鄉的地方認同和情感依戀,以及在遷入地形成的鄉愁。除此之外,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們的飲食行為反映出的并不是對某個具體地方身份的認同,而是一種“世界主義認同(cosmopolitaniden-tity)”。例如,Duruz分析了生活在倫敦和悉尼兩個多元民族購物街區附近的兩名婦女(一個是英國人,另一個則是擁有英國血統的澳大利亞人)的飲食生活傳記,指出這兩名婦女的描述是連續卻存在差異的,反映了她們對想象的“亞洲”、“歐洲”和“世界”的認同。
二、人文地理學的飲食文化研究趨勢
從上述研究內容可以看出,隨著經濟和文化的全球擴散,關于飲食文化的人文地理研究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對飲食的全球進程及其凸顯的新型、動態的人地關系,飲食文化和飲食活動對空間的塑造,以及飲食空間意義的關注。這些研究趨勢不僅體現了地理研究的“文化轉向”和“空間轉向”,還凸顯了人文地理學對“人”這一主體的進一步關注,強調了人與環境的互動關系。具體來說,人文地理學的飲食文化研究趨勢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強調飲食全球化及其帶來的影響
受到人口跨地方遷移的影響,飲食開始跨越地理邊界移動,使得飲食的全球化現象越來越普遍。隨著這一現象的普遍化,文化帝國主義和麥當勞化帶來的“全球味道(globalpalate)”和“全球菜系(globalcuisine)”,即飲食同質化現象,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一方面,全球化帶來的文化同質化也因此顯著地影響了地方的飲食形象和認同(一個地方飲食景觀的總體形象),并剝奪了游客和本地居民的地方感,成為了切斷食品與地方之間的紐帶,或“地方味道(tasteofplace)”[50]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全球化也被認為是飲食文化多樣性的重要影響因素。在文化全球化帶來飲食文化霸權和麥當勞化的同時,世界文化理論(worldculturetheory)和“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理論則提供了一個“雙向”的視角,強調了全球和地方的交纏生產并再生產了地方的社會文化空間和人們的文化認同。全球化的另一個重要的表征是“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現象,使文化、身份認同和特定地方之間的聯系顯得越來越弱,文化的全球互連則越來越普遍,其通過說明文化認同不再拘泥于民族國家以及將地方作為文化的載體,強調去文化和去地方(化),以及文化的重構和地方重構。一方面,對跨國主義的關注為飲食研究開辟了新的空間,使學者們開始考慮跨國移民在生活中如何購買、準備和消費飲食,認為人們對熟悉的飲食產品的消費,讓跨國移民們將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重新生產為理想的、反映自己民族的家園。另一方面,跨國主義的框架能夠用于解釋人們動態變化的飲食行為和體驗。跨國主義將文化和經濟結合在一起,很好地描述了移民日常生活中的飲食行為及其對飲食的社會文化解讀。同時,飲食產品的意義在跨國流通過程中是動態變化的。總之,對于全球化和跨國主義背景下的飲食文化研究往往著眼于飲食的差異性意義解讀、商品文化和人們的復雜認同,凸顯出飲食在全球流通過程中的意義變化以及對人們認同的塑造作用。
2、關注飲食的意義以及人、飲食、物質環境和社會之間關系的探討
大衛•哈維在課堂上提到,“我常問那些地理系新生,他們剛才那頓飯是在哪兒吃的。回憶制作這頓飯的所有原料可以揭示它對各個社會關系和生產條件的依賴”。從這句話可以看出,飲食是我們生活世界的隱喻,有著豐富的社會文化意義。人們在吃的過程中往往會通過各種感官對食物及其包含的文化意義進行感知,并或多或少地與他人發生社會聯系,也就是說,吃是一個生理的和社會的過程,該過程使飲食具有物質的和社會的雙重意義,是一種包含了人與環境、人與人之間聯系的文化現象。同時,飲食可以被理解為文化溝通系統的一個標志,并可以豐富飲食和飲食文化生產的“象征性”方面。在近期的飲食地理研究中,人們飲食行為的社會和文化意義被廣泛探討。例如,PeterJackson運用社會和文化地理學的視角探討了飲食的文化意義。首先,他認為印度飲食在英國的流行響應了英國市場對“亞洲時髦(Asianchic)”的熱情,并指出有關物質文化的文化地理研究必須重新關注文化物化(cultur-almaterialism),而不僅僅只是解讀其象征意義。而后,Jackson在他的著作《變化的家庭,變化的食物(ChangingFamilies,ChangingFood)》中將飲食研究延伸至家庭中,探討飲食與家庭結構和人們家庭生活的關系,指出人們日常的飲食行為變得更復雜,并且人們更加關注飲食過程中體現的社會不平等,而不僅僅是為生活健康的問題。
3、從探討飲食和飲食文化本身的地理學研究,轉向對飲食空間問題的探討
新文化地理學強調文化的空間性,并將文化視為空間過程的媒介,指出文化應該被理解成一種媒介,人們通過這種媒介把物質世界的平凡現象轉變成由這些現象賦予意義和價值的世界。在現實中,空間的隱喻(metaphor)就是文化。人們之所以能夠從某種事物的空間形式中感受到某種文化力量,正是因為人們理解了這種空間形式所代表的文化意義。這一趨勢反映在飲食文化研究上,便是人文地理學開始對飲食空間研究進行關注。在國外飲食研究中,餐廳、食物市場、超市、廚房等公共或私人的飲食空間都是其常用的研究對象,其中的空間實踐和人們的地方情感和身份塑造問題更是被廣泛探討的話題。
三、研究展望
段義孚說“也許世界上再沒有其他文明如中華文明一般重視烹飪的藝術和飲食所帶來的愉悅感”,中國文化是“飲食中心文化”。然而,我國與飲食相關的地理學研究卻相對比較缺乏,僅有的研究主要著眼于飲食文化的區域分化及其形成原因、飲食景觀、飲食消費行為的時空分布等方面,個別研究開始關注人們在城市飲食空間中的感知,及其在該空間中形成的復雜地方感,與國外相關研究有著顯著的區別,難以與前沿的地理學思潮對話,也難以為國際飲食地理研究提供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理論與實證研究貢獻。因此,本文在回顧國外飲食文化研究內容和趨勢的基礎上,對國內飲食文化研究提出以下展望:
1、從“時間—空間”的角度關注飲食體系所表征的人地關系問題
從時間—空間的維度來說,關于飲食的研究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同樣的食物對于不同的群體蘊含著不同的意義;二是,人們在不同的時間對飲食意義的解讀會產生差異。但是,國內相關研究對上述問題的討論尚淺,因此,需要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相互交纏的維度探討國內不同尺度地方的飲食體系所反映的社會文化問題,以及動態、差異的人地關系。
2、關注飲食所反映的跨地方問題
對于我國來說,最為顯著的社會背景是人口跨越較小規模地方邊界的遷移,例如省際遷移和城際遷移,以及人口從鄉村流向城市。這些流動的群體如何用飲食來表征自己割裂的地方認同和身份認同,又是怎樣用飲食來適應新的生活?同時,人口的跨地方遷移或多或少地使遷入地的社會空間產生改變,形成新的飲食空間。這些空間如何被社會生產,如何在城市中聚集,是否形成動態的社會邊界,又是否成為人們跨文化認同和文化沖突的焦點?為響應國際飲食地理研究的發展趨勢,凸顯中國特色飲食地理研究,并對我國城市中的跨地方問題作出更好的解釋,對上述問題的探討有必要成為國內飲食文化研究關注的話題。
3、對飲食相關的文化政治問題進行進一步的關注
關鍵詞:書法景觀; 符號效應; 地方感; 桂林
收稿日期: 2013-05-02; 修訂日期: 2013-10-14
基金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城市化過程中城市象征空間特征、演變及地方建構研究——基于建成環境符號景觀的視角”(41161026)、“中國城鎮書法景觀的地理分異及地方感過程的案例研究”(40871072)。
作者簡介: 唐文躍(1973-),男,博士,江西財經大學旅游與城市管理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游憩地理與地方感研究。符號學家恩斯特·卡西爾認為“人是符號的動物”(Cassirer,1944)。人不僅生活在物質世界中,同時也生活在自己創造的符號世界中。人類生活的符號世界同時也是一個由各種文本構成的世界。文本是一個(一套)具有獨立意義的符號或符號集成。隨著現代社會信息化進程的推進,人類生活的世界日趨符號化和文本化。人們生活在一個由各種符號和文本構成的“超真實”(hyperreality)的世界里。當人類生活的世界成為一個文本的世界、象征(符號)的世界,人文地理學所關注的人地關系具有怎樣的新內涵?這為人文地理學(尤其是社會、文化地理學)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地理學家段義孚提出,可用(指導行為的)符號(signs)、(引起情感的)情感符號和(影響思維的)象征(symbols)來研究人類世界(Tuan,1978)。Salter等認為,對景觀含義和秩序的探尋是地理學的義務,這可以促進人們對周圍世界人文含義的更深理解(Salter,et al.,1977)。Gold進一步指出,需要研究人類經歷的具有符號價值的景觀(Gold,1980)。從符號景觀的角度進行空間的社會文化意義分析,是社會、文化地理學研究的重要方向。西方新文化地理學注重分析景觀的符號學意義,研究景觀是由哪些符號構成了可供閱讀的文本,認為地理學家的工作在于解讀這些文本(周尚意,等,2004)。西方新文化地理學的空間象征符號意義研究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關注(周尚意,2004;唐曉峰,等,2008;李蕾蕾,2004,2005),并出現了若干文化景觀符號的地理學研究案例,如地名景觀的研究(朱竑,等,2009)、書法景觀的研究(張捷,2003;Zhang,et al.,2006)等。書法作為人文景觀元素,與其它人文、自然景觀元素組合,形成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特殊文化景觀。書法的地理學研究自1990年代后逐漸為國內研究者所重視。張捷(2003)認為,書法地理學是研究作為文化景觀和人地關系產物的書法現象的特征及其空間分布規律,以及書法對人類空間感知與行為的影響的學科。書法地理學研究,必須將書法作為文化景觀和環境、作為人地關系的產物和反映,著重關注書法作為景觀元素如何作用于人地關系、如何影響人的環境感知、空間行為模式以及地方感形成等問題的研究。書法景觀(Calligraphic landscape)是指由一定規模或視覺效應的書法作品在特定地理空間范圍內集中展現而形成的具有特殊外部視覺特征和特殊地方感的場所環境或空間(張捷,2003)。以往的書法景觀研究以宏觀人地關系的視角為主,如從人地關系的視角來闡釋書法風格的地域特征(吳慧平,2001;馮健,胡牧,1999;馮健,張小林,1999)、自然景觀與書法審美(Zhang,et al.2006;張捷,等,2004)、地理環境對書法風格的影響(董明輝,吳慧平,1997)等。近幾年,研究重點轉向微觀視角的書法景觀研究,如作為文化符號的書法景觀對人的環境感知、環境行為和地方感的影響等。書法景觀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特殊文化景觀和文化符號,被廣泛應用于旅游景區而成為旅游景觀的重要類型。書法景觀與旅游發展的關系(Zhang,et al.,2008;張捷,等,2010),旅游景點書法景觀的公眾知覺特征(張捷,等,2012a),游客對書法景觀的態度、原真性感知、體驗及其限制因素(Zhang,et al.,2012;Zhou,et al.,2012;Qi,et al.,2013),城鎮書法景觀的空間分異(張捷,等,2012b),游客的書法景觀感知意象(柯立,等,2010),居民對書法景觀的感知和認同(肖瀟,等,2012a),游客在書法景觀旅游地的地方感(肖瀟,等,2012b),書法景觀在景區旅游意象構建中的作用(尹立杰,等,2011)等得到了研究者的關注。但現有的研究較少涉及旅游景區的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產生的行為效應問題。本文以旅游景區中的書法景觀為例,探討作為文化景觀符號的書法景觀的符號效應,以期為旅游景區的書法景觀設計、特定旅游氛圍的營造提供參考與借鑒。
1旅游景區書法景觀符號效應概念模型旅游景觀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并向旅游者傳遞某種意義,而意義的表達總是借助于各種各樣的符號,因而旅游景觀具備了象征符號的特征,旅游景觀的營造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地方建構過程和符號化過程。文化旅游景區的符號化特征尤為明顯,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主題公園等人造景觀,有的已經完全為符號和幻象所編碼,各種人造符號景觀以及由符號構成的文本把旅游景區變成一個“超真實”的世界,游客在其中獲得特定的旅游體驗。自然旅游景區的符號景觀也比比皆是,成為自然景觀的點綴或作為營造特定旅游氛圍的景觀元素。符號除了能夠表達某種意義,還會對人的感知和行為產生某種影響,這種影響即是符號效應。因而符號效應是人與符號景觀相互作用過程中產生的心理反應和行為意向。在中國傳統書法文化熏陶下,人們在書法景觀空間中能產生一種特殊的體驗和行為反應模式,這就是書法景觀的符號效應,這種效應是書法景觀與旅游者相互作用的產物。旅游景區的書法景觀由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和書法作品本身3個元素構成。在景區游覽過程中,對于書法景觀的內容和藝術形式,旅游者習慣于產生鑒賞和評價的行為反應。其次,書法景觀向人們傳遞的文化信息,使人們感受到一定場所環境或空間的文化內涵和氛圍。此外,旅游景區的書法景觀具有景觀審美引導作用,尤其當書法作品的內容和藝術風格與景區的風景特征相協調時,可以對景區景觀審美起到提示、暗示的引導作用。因此,旅游景區的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產生3個維度的符號效應:書法鑒賞、文化象征和審美引導,由此構建旅游景區書法景觀符號效應概念模型(見圖1)。在這種符號效應作用下,旅游者在書法景觀空間中形成書法景觀地方感,因而符號效應是書法景觀地方感形成的中間環節。圖1書法景觀符號效應概念模型
①②③引自:周有光.論桂林石刻與山水旅游的關系.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5):6871.2研究區域與研究方法中國石刻素有“唐碑看西安,宋刻看桂林”之說①。桂林石刻以摩崖為主,分布于各風景名山洞府,歷史悠久、內容豐富、數量眾多、精品紛呈,形成“摩崖殆遍”、“諸山無一處無摩崖”(葉昌熾《語石》)②之奇觀。桂林石刻是桂林山水的靈魂和精華,也成為桂林山水旅游的重要內容,素有“看山如觀畫,游山如讀史”(陳元龍《龍隱巖詩》)③之譽。從桂林石刻的分布情況來看,數量最多的是普陀山石刻,現處在市區七星公園內,疊彩山也是現存石刻數量較多的地方(鄭艷萍,胡海勝,2006)。疊彩山和七星公園都是桂林旅游的必到之處。因而,本文選取石刻景觀分布較集中的疊彩山和七星公園作為調查地點對旅游者展開調查。
2.1問卷設計與調查問卷調查內容主要包括旅游者對書法景觀(主要是摩崖石刻)感知、旅游者對書法的認知和愛好、旅游者人口統計學特征等。書法景觀感知測量量表采用從1(代表“非常不同意”)到5(代表“非常同意”)的5分制Likert量表。調查小組于2009年7月14日至16日在桂林疊彩山、七星公園等處對旅游者展開問卷調查和訪談,共發放問卷1300份,回收整理后得到有效問卷1180份,問卷有效率90.8%。借助統計分析軟件SPSS 16.0進行分析,調查樣本的基本情況如下表(見表1)。
2.2問卷信度與效度通過可靠性分析并結合變量相關系數和變量共同度進行綜合考察,剔除“讀懂摩崖石刻上的內容對您來說常常是一件困難的事”、“摩崖石刻等書法景觀與旅游景區的總體環境非常協調”等降低量表整體可靠性的陳述項,最終獲得一個由10個陳述項組成的量表,總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數為0.804,具有較好的信度。書法鑒賞、文化象征和審美引導3個維度的測量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數分別為0.674、0.751、0.712,量表的內在信度尚可(見表2)。下文因子分析表明,量表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
3結果分析
3.1旅游者的書法認知書法作為一種傳統文化已廣泛為國人所熟悉,然而書法作為一門高難度的藝術,并不是每個人都對其有持久的濃厚興趣和鑒賞能力。問卷中設計了相關問題調查被訪者對書法和書法景觀的認知狀況。被調訪者中,具有書法業余愛好的占39.3%,上一次拿起毛筆寫字是在一年之前的占54.0%,曾經因為興趣練習過硬筆書法的占72.5%,63.4%有欣賞書法作品的習慣,購買帶有書法元素的紀念品時,40.9%是因為喜歡書法而購買相關紀念品。調查結果表明,旅游者潛意識中對書法藝術有一定的興趣,書法元素對旅游者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從多數游客喜歡以帶有書法元素的景觀為背景拍照留念也可以看出旅游者對書法藝術的偏愛。因而書法元素可以普遍應用于旅游景區和旅游紀念品中,以滿足旅游者對書法藝術的審美需求。本文調查顯示,來桂林前聽說過桂林的書法景觀(摩崖石刻等)的占59.7%,43.7%的被訪者認為桂林的摩崖石刻等書法景觀的旅游吸引力大,60.5%認為桂林的書法景觀(摩崖石刻等)具有一定特色。可見,旅游者對桂林的書法景觀認知度較高,書法景觀已成為桂林旅游景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3.2書法景觀符號效應總體特征從測量量表的總均值來看(M=3.69),旅游景區的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的旅游感知和體驗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書法景觀具有某種程度的符號效應。從各測量項得分均值來看,旅游者對書法景觀的文化象征意義感知較高(M=3.96),普遍認為,摩崖石刻等書法景觀是一種文化符號,可以增加景區的文化內涵,增強景區的文化氛圍。旅游者對景區的書法景觀具有一種鑒賞意識(M=3.52),但這種鑒賞仍然是淺層次的內容識別,還沒有普遍深入到字體和書法藝術風格等專業層次的鑒賞上。此外,景區的書法景觀也對旅游者的旅游審美產生了一定的影響(M=3.58)(見表2)。
3.3書法景觀符號效應結構特征運用因子分析探討旅游景區書法景觀的符號效應維度結構特征。經檢驗,KMO值=0.842,Bartlett值=2700,p
3.4書法景觀符號效應差異特征以書法景觀符號效應各維度的均值為變量,運用方差分析方法分析各維度在不同性別、年齡、職業、收入、文化程度等旅游者之間的差異,從而考察這些因素對書法景觀符號效應的影響。因某些組別樣本量太少,為盡量消除因此對分析結果可信度的影響,忽略了樣本量太少的級別進行組間方差分析(見表3)。
(1) 書法鑒賞效應差異由表3可知,書法鑒賞維度在不同性別、年齡、收入和職業的旅游者之間存在顯著差異,書法鑒賞維度反映了被訪者的書法鑒賞習慣和興趣,分析表明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產生的鑒賞效應存在顯著差異,這與旅游者對于書法景觀的鑒賞習慣和興趣有關。結合均值比較可知,書法景觀對男性旅游者(M=3.56)的鑒賞效應顯著大于女性旅游者(M=3.45),對25~44歲的旅游者(M=3.55)的書法鑒賞效應顯著大于15~24歲的旅游者(M=3.37),對平均月收入在1001~2000元(M=3.60)和2001~3000元的旅游者(M=3.53)的書法鑒賞效應顯著大于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旅游者(M=3.37);對專業/文教技術人員(M=3.68)的書法鑒賞效應顯著大于學生(M=3.37)。由此可見,旅游景區書法景觀的符號效應與作為受眾的旅游者的書法文化藝術素養和興趣有關,同時也說明書法景觀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具有特定的鑒賞群體,從受眾的角度來看,書法景觀的藝術鑒賞效應并不具有普遍意義。(2) 文化象征效應差異文化象征維度在不同組別的旅游者之間均不存在顯著差異,這說明書法景觀對于旅游景區文化內涵和氛圍的表征作用得到了旅游者普遍的、無顯著差異的認同,書法景觀的無顯著差異的文化象征效應主要是基于旅游者相同的傳統文化背景和對書法文化的普遍認同。我國書法文化源遠流長,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書法景觀也成為中國特色文化景觀符號,書法的傳統文化象征作用普遍被運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書法景觀的這一功能對于中國人而言已是根深蒂固。因而,在特定的景區和合適的場所,書法景觀具有普遍的文化象征意義。(3) 審美引導效應差異審美引導維度在不同組別的旅游者之間也不存在顯著差異,書法景觀對旅游者景觀審美的引導作用也是普遍和無顯著差異的。旅游景區的書法景觀影響到旅游者的旅游審美心理活動及其對旅游景觀的感知、欣賞和評價,并進而影響到旅游者的旅游體驗和旅游滿意度。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的審美心理活動、游覽行為和旅游體驗的作用機制有待于進一步研究。而書法景觀的審美引導作用對于旅游者具有普遍意義,值得旅游研究者、規劃者和旅游資源管理者重視。4結論與討論通過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 書法景觀作為旅游景區的重要人文景觀,旅游者總體上對其具有較高的景觀認知和鑒賞興趣,也得到了旅游者較高的文化認同。(2) 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符號效應,具體表現在書法鑒賞、文化象征和審美引導3個方面;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產生了書法鑒賞的外在行為、旅游文化環境知覺和旅游景觀審美引導3次層次的行為效應。(3) 書法景觀的符號效應在書法鑒賞方面存在顯著差異,而在文化象征和審美引導方面無顯著差異。符號效應與作為受眾的旅游者的書法文化藝術素養和興趣有關。書法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文化景觀已被廣泛應用于人們的生活、工作和游憩中,是塑造中國特色文化場所的極為重要的景觀元素符號,也是形成特殊地方感的重要影響因素。文化景觀有一種可以感覺到但難于表達出來的“氣氛”(湯茂林,金其銘,1998)。張捷(2003)認為,書法景觀是一種具有特殊地方感的場所環境或空間。因此,可將人們在書法景觀空間中形成的地方感稱之為書法景觀地方感。書法景觀的符號效應研究,有助于揭示人們的地方感和環境行為與書法景觀之間的關系,對于旅游景區書法景觀的設計和景區文化氛圍的營造等實際問題也具有理論指導意義。本文是這一課題研究的初步嘗試,書法景觀對旅游者的景觀審美過程的引導、書法作為景觀元素對旅游者的游覽行為和地方感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等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此外,書法的公眾知覺是書法美育和書法文化傳承的前提和重要途徑。日常生活環境中的書法景觀是書法文化的重要載體,對于書法美育和書法文化傳承具有與純藝術領域的書法作品同等重要的作用。對日常生活環境中的書法景觀的審美活動是書法公眾知覺的重要方面,是一種日常生活化的書法美育活動,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更廣泛的公眾覆蓋面,這對于我國書法文化傳承具有重要意義(張捷,2011)。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文的研究對于探索日常生活環境中的書法美育及書法文化傳承的有效途徑同樣具有重要意義。(感謝張宏磊、盧韶婧、李倩、王嵐、祁秋寅、柯立、廖仁靜、董曉莉在問卷調查中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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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Symbolic Effects of Calligraphic
Landscape of Scenic Spots in Guilin
TANG Wenyue
(School of Tourism and Urban Manage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一、了解現代歷史地理學的
性質和歸屬
什么是歷史地理學,我們認為現代歷史地理學應是研究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變化及與人類和人類社會發展的關系的科學。
長期以來,對于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歸屬問題爭論較大,歸納起來有四種說法:
一種說法認為歷史地理學是歷史學的輔助學科。這種觀點認為,中國古代沿革地理一直是歷史學的一門輔助學科,主要是探討歷史上州縣興廢和疆域變遷,進而為歷史學的研究提供輔助,為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提供空間的定位。故在很長時期內,人們一直認為歷史地理學是歷史學的一門輔助學科。在全國高校歷史系的教學中,中國歷史地理學在一些學校是作為專業必修的基礎課,一些作為專業選修課。
一種說法認為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即地理學的一門輔助學科。持這種觀點的專家認為,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對象是地理環境,是與現代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相同的,而其研究工作主要是復原過去的地理環境,進而闡明當前的地理環境的形成和特點,為當代地理學服務。這種說法成為目前歷史地理學界的主流觀點。
一種說法是歷史地理學是歷史學與地理學的一門交叉學科。由于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地理學,而研究時間、資料和方法又多是歷史學的,認為歷史地理學是一門交叉學科,或邊緣學科,新學科。歷史上便有所謂“史地不分家”之說,一不了解歷史地理學的人,往往還認為是中學的歷課與地理課的簡單重合。
當然,隨著歷史地理學學科的發展,已經有些學者感到歷史地理學應是一門相對獨立的、綜的科學。其實早在20 世紀60年代中國已經有人感到歷史地理學應是一門獨立的學科。20 世紀 90年代以來,許多學者公開認為歷史地理學應將社會歷史發展與地理環境作為最重要的研究內容,提出歷史地理學應是一門獨立的綜合的學科。
不管學科歸屬怎樣,中國歷史地理學目前在歷史教學中受到的關注是其他學科所沒有的,這體現了中國歷史地理教學在歷史教學中的地位的重要。
現代歷史地理學是研究各個歷史時期地理環境變化及與人類和人類社會關系的科學,歷史上的人地關系是這門學科的核心。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學科特色主要是盡全時空和人地互動,這應成為我們學習歷史地理學最終應樹立的理念。要達到這個境界,則首先要對一些歷史地理學的基本知識有所了解和認識,這是我們歷史專業的中國歷史地理課教學所要達到的基本目的。
二、掌握中國歷史地理的基本內容
歷史地理學的內容十分豐富,但各方面要求掌握和理解的內容和重點并不完全一樣。
歷史自然地理是歷史地理學的基本背景,是承載歷史人文地理各種景觀的舞臺。作為一名中學歷史教師,了解歷史自然地理知識,是了解人類產生以來人類環境變化及與人類關系的關鍵,也是進一步學習歷史人文地理的基礎。在歷史自然地理中,歷史氣候的變化影響著水文、植被、土壤、海岸等方面的發展趨勢,故歷史氣候變化的學習應是歷史自然地理學習中最重要的內容。從學習這個角度上講,我們需要了解近五千年來中國氣候冷暖的周期性變化規律,并對這種周期性氣候變化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有一定的認識。如果從研究的角度來說,則還需了解這些周期性變化的主要特征、產生變化的自然和社會原因,怎樣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從考古學、物候學、文獻學、現代觀測資料來復原過去氣候的方法。植物生長特性和周期、年輪判讀法、動物的生長特性、海平面的升降、雪線的升降、冰川的變化等方面的知識對學習歷史氣候地理用處十分大。如果從更高的要求出發,學習怎樣復原過去的森林覆蓋率、河流徑流量、土壤肥力變化、野生動物分布變遷等也是十分重要的。
歷史人文地理是我們學習歷史地理的主要內容,我們如果將歷史地理學作為歷史學的一門輔助學科來看,學習歷史地理學的這部分內容就是為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中國歷史發展服務的。
歷史政區地理是歷史人文地理最傳統的部分,學習者應完全掌握實行郡縣制以來這兩千多年來中國行政區劃的基本變化規律,并初步了解這種變化與中國傳統社會的關系。進一步研究,則應從行政區劃與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方面來考慮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并對現實行政區劃的實踐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像秦漢時期的郡縣制、監察州、道、都護府,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僑置郡縣、土斷、雙頭州郡,唐宋時期的道路制、都督府、羈縻州、市鎮、軍、監、頭下軍州和元代以來的行省、道、市等有特別意義的行政區劃變化都應是重點了解的。
中國歷史疆域地理主要是分析近五千年來,在東亞地區一千三百多萬平方公里地域上繁衍生息的各民族的疆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歷史疆域史不應僅是幾個中原核心王朝的疆域變遷史,而應是活動在這個時空內的所有民族和政權的疆域變遷史。歷史疆域地理的學習重點應是近代中國疆域的變遷史,西北和東北疆土的喪失、外蒙古的喪失、南海諸島的爭端、中印和中越邊界的變化等都是十分敏感而重要的內容。
歷史經濟地理是歷史人文地理學習中內容最多的部分,廣義的歷史經濟地理應包括經濟區域的演變、農牧分布線的推移、農業植物的嬗變、手工業分布、交通通道的變遷、城鎮的分布、人口的分布變遷等內容。傳統中國社會是一個農業社會,農業經濟的發達程度左右著整個經濟的水平,故在學習中要特別注意。以農業為核心的經濟區域地位的升降應是歷史經濟地理學習的重點,其中唐宋之際中國經濟中心的東移南遷的過程及其原因,應是重要的學習內容。在學習這個問題時,要充分利用歷史地理從人地關系思考問題的優點,除充分考慮社會的因素外,更要十分重視自然因素,特別是氣候變化帶來的一系列環境變化的因素。同時,從技術層面分析,農業經濟的發展也是一個新的學習角度,如漢、宋、明清三次農作物的引進對中國農業產業結構的影響,應該引起我們的充分重視。
歷史交通地理在古代承載著主要的信息傳遞功能,各歷史時期的主要交通通道也應成為學習的重點。如歷史上的直道、馳道、西北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隋唐和元明清的大運河,都是十分重要的內容。與交通有關的是城市的分布變遷,城市分布變遷與經濟區域重心的發展變化關系十分大,故歷代重要的都城位置變化和重要的經濟都市分布變化也是歷史城市地理學習的重要內容。 歷史人口地理在傳統社會里也可以包括在歷史經濟地理中,因在傳統社會里人口數量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當然,由于歷史人口發展的重要性,我們也可以單獨分出來學習和研究。
歷史人口地理與人口史的學習方法和側重有所不同,相比而言,歷史人口地理的學習更應看重歷史人口的地理密度變化。在歷史人口地理學習中,人口流動產生的移民現象也是一個學習的重點。與移民史不同的是,移民地理的研究更重視人口移動造成的人口和經濟要素的空間變動及其原因和影響,特別是造成資源與產業配置的變化,尤為重要。一些重要的歷史移民事件,如歷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永嘉之亂、安史之亂、唐末波動、靖康之亂等事件造成的北方民族南遷,明清時期的湖廣填四川、闖關東、走西口、跑口外、走臺灣,都是應重點掌握的典型,是對中國歷史發展有較大影響的事件。
歷史文化地理的學習應重點掌握歷史人才和學校書院分布的變遷,這是與中國經濟文化分布的東移南遷關系十分密切的。至于文化地理的其他部分由于目前在歷史地理領域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和全面,對于它的學習還需更多地本著從探索角度來分析一些問題。
三、熟悉有關中國歷史地理的著作
為了更好地學習中國歷史地理,閱讀一些中國歷史地理書籍是十分必要的。
中國青年出版社在 1981年出版了一本 《中國古代史常識·歷史地理部分》,簡明扼要,重點突出,是我們學習中國歷史地理學的一本入門書籍。1985 年以來,先后出版了 11 部中國歷史地理的通論性專著和教材,即王育民的 《中國歷史地理》、馬正林的 《中國歷史地理簡論》、張步天的《中國歷史地理》、鄒逸麟的 《中國歷史地理概述》、史念海的《中國歷史地理綱要》、陳昌遠的《中國歷史地理簡編》、韓賓娜等的 《中國歷史地理》、陳代光的《中國歷史地理》、張全明等的《中國歷史地理論綱》、李恩軍的《中國歷史地理學》、耿占軍的《中國歷史地理學》。今年,我編著的 《中國歷史地理學》教材和主編的 《中國歷史地理》教材也將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這些專著和教材都是我們初步了解中國歷史地理的重要讀物。如果需要進一步的學習,自然地理方面可參閱中國科學院編著的 《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一書,人文地理方面可參閱鄒逸麟主編的《中國人文地理·歷史人文地理》一書。歷史地理的學習中閱覽歷史地圖是十分必要的,這方面可以參考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全書共 %冊,主要是歷代政區和疆域圖。如果在學習的同時有探索的興趣,可以先了解研究現狀,可參考杜喻等主編的 《中國歷史地理學論著索引》和華林甫編著的《中國歷史地理學五十年》兩書,并可閱覽《歷史地理》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兩個專業刊物。在此基礎上,再閱讀有關歷史地理的重要歷史文獻。
四、學習歷史地理學應注意的問題
[關鍵詞]場所依賴;游憩行為;理論框架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06)09―0019―06
1 現象描述及問題的提出
“某些地方與人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特殊的依賴關系”是一個廣泛存在的客觀現象,而這個“地方(或是場所)”的尺度可以是宏觀、中觀和微觀。如從地理宏觀尺度來看,國外許多華僑抱有強烈的“落葉歸根”的想法,希望年紀大了能回到生養自己的家鄉度過最后的時光。國外的很多優秀留學生也抱有強烈的“報效祖國”的樸素想法,希望學有所成后回到祖國施展報負。從地理中觀角度而言,人們經常會希望去一個地方2次或以上,比如麗江古城的游客有很多就是重游游客,對于他們而言,已經不是麗江的物質形式在吸引他們,而是一種對這個地方的特別的感覺成為重游的主要驅動力。從地理微觀的角度而言,城市中的有些居民往往只習慣去少數的幾個公園或城市開放空間中開展游憩活動,一些居民對城市內某些特定的建筑或場所的改造會產生強烈的抵觸情緒。
“地方與人之間存在著的一種特殊的依賴關系”由團(Tuan)于1974年首先觀察到并提出“戀地情結(Topophilia)”概念”,之后瑞弗(Relph)于1976年提出“場所感知(sense of place)”概念,威廉姆和羅根布克(Williams&Roggenbuck)于1989年提出“場所依賴(placeattachment,PA)”的概念。正如威廉姆等(Williams et al.)總結,游憩機會圖譜(recreationoppoaunityspectrum,ROS)、可接受變化限制(Umits ofacceptable change,LAC)和“游客體驗與資源保護”技術(visitor experience and resourceprotection,VERP)等用于管理旅游資源的工具首先將游客的心理因素引入了資源的管理中,而傳統的關于人的心理與旅游資源或休閑設施的關系關注的是資源和設施吸引力(attraction)的方面,隨著知識的增長,人們越來越發現場所依賴(placeattachment,或名為“地方依戀”)這種心理因素獨立于資源和設施吸引。這種人與地的特殊關系在游憩領域為研究者所關注從20世紀90年初期開始,并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后形成了游憩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從文獻呈現態勢來看,“場所依賴”作為一種游憩行為現象主要有人文地理學、環境心理學和社會學3門學科介人,具體關系如圖1。“場所依賴”就是人與地之間聯系的有效紐帶,因此,前兩門學科著重從人地關系的角度對該現象進行研究,人文地理學的落腳點在“場所”上,環境心理學的落腳點在“心理”上。而社會學強調設施的象征意義從而影響人類與社會環境的相互作用。
早期關于場所依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造環境上,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研究逐漸轉向以資源和依靠旅游的社區,如當地居民對附近“特殊場所”的依賴”2),游客對休閑和旅游目的地的依賴和第二居所擁有者的依附感等。
“場所依賴”的理論研究業已成為西方休閑研究的熱點之一,而在我國仍基本處于完全空白的狀態。同時國外現有文獻主要是實證的微觀研究,還沒有從研究框架和理論框架的角度對“場所依賴”的理論進行總結。
2 概念體系
2.1“場所”的概念
對于“場所(place)”這個概念,現存的所有相關概念基本包括3個部分:地理位置(location),物質形式(materialform),以及它擁有的價值和意義(value and meaning)。“場所”是相對“空間(space)”提出來的。空間沒有文化的成分,是用矢量來精確表達的,只包括地理位置和物質形式兩個部分。而場所具有明顯的文化因素,是使社會模式在空間范圍內運作具體化的一個概念。在明確“場所”的文化含義后,“場所環境(placecontext)”被相應地提出,特指場所所在的社會環境總和。為方便概念的比較,本文規定狹義的場所概念只包含場所應有的內涵(即3個基本部分),而將“場所與場所環境(placeandplace context)”看作廣義的場所,這個廣義概念不僅包含了內涵,還包含了場所的外延。廣義場所、狹義場所和空間有如圖2的包含關系:
2.2 “場所依賴”概念的發展
關于“人與場所之間特殊的依賴關系”,先后出現了“戀地情結”、“場所感知”和“場所依賴”3個概念。戀地情結是人與場所之間形成的感情聯系,這種感情聯系是人對地方的關系、感知、態度、價值觀和世界觀的總和。場所感知是人與自然以某種美妙的體驗為中心的結合,這種體驗和意識集中于某些特別的設施。他們是存在于現實世界的基于體驗的現象,現實的物體,正在進行的活動似乎都充滿了意義,變成了個人和社區特性的重要來源,這種特性經常是人存在的深刻的中心,帶著強大的情緒和心理聯系。場所依賴是人與場所之間基于感情(情緒、感覺)、認知(思想、知識、信仰)和實踐(行動、行為)的一種聯系,其中,感情因素是第一位的。
從概念的描述上來看,3個概念基本一致,包含的基本內容可以總結為:(1)描述的是人與地的關系;(2)強調了這種關系是人與地的感情聯系;(3)強調了這種感情聯系的來源,如價值觀、認知等。而“場所依賴”這個概念的突破在于它構建了“場所依靠(place dependence,PD)”和“場所認同(placeidentity,PI)”的結構。“場所依靠”是指一種功能性依賴,體現了資源及其提供的設施對想要開展的活動的重要性。“場所認同”是指一種精神性依賴,指個體與客觀環境的這樣一種依賴關系,這種關系依靠一個與該環境有關的個人有意或無意的想法、信仰、偏好、感覺、價值觀、目的、行為趨向和技巧綜合形成的復合體而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場所依靠”和“場所認同”并不是完全能夠區分的兩種情況,本文采用數學方法來理解場所依賴的結構。從某個特定“場所”的角度去衡量“場所依賴”,實際上是一個連續軸(二維坐標),軸的一端是“場所依靠”,而另一端是“場所認同”,如圖3。同,x為方程變量。當,x=0時,PA=P/I,即場所依 賴完全沒有功能性依賴的因素,全為感情因素。x=1時,PA=PD,即場所依賴完全為功能性依賴,幾乎沒有感情因素。0
3 研究框架
首先應該明確的是“場所依賴”的提出是運用歸納法對諸多客觀現象的經驗總結,因此,從某種意義而言,“場所依賴”是一種理論,這種理論武器能有效地解釋“人與地之間特殊的依賴關系”這種現象。相關的研究,其目的都是加強這個理論武器的解釋作用。然而,作為一種理論,應該首先確立研究框架,否則,研究就“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3.1 “行為地理學”的引入
“行為地理學”是地理學科的一種方法論,始于20世紀60年代,已經滲入到了人文地理學科的許多研究領域。行為地理學強調人地關系中人的文化和行為作為“軟件”因素對地理環境的影響,而傳統的人文地理學強調地理環境組成要素的“硬件”因素的形成發展變化的空間規律。“場所依賴”現象的解釋無可避免地要涉及人的行為,而將行為地理學引入該現象的研究中,能夠有效的解釋“軟件”對“場所”的影響。如舊城改造中常見的現象是居民對某些特定的場所的改造反應特別強烈,而該場所在周邊環境的更迭中保持相對的穩定性,就可以嘗試從行為地理學的角度提出“場所依賴”導致了該現象的產生這個假設。研究機構“風景美國(ScenicAmerica)”得出結論,在城市內,居民往往對某些特定的建筑或場所的改造產生強烈的抵觸情緒,這正是場所依賴所產生的強烈保護意識所造成的。該結論從某種程度上基本證實了上述假設。
3.2 “場所依賴”的研究范式(CDEEM研究框架)
根據維爾(Veal)對旅游科學研究的理解,描述型研究(descriptive research)的目的是發現研究的對象是什么,解決的是what的問題;解釋型研究(explanatoryresearch)的目的是解釋為什么事物是這樣的,解決的是why和how的問題;評估型研究(evaluativeresearch),目的是評估相關政策和項目的可行性、影響等。根據這個基本思想,本文初步勾勒了“場所依賴”理論體系的CDEEM(concept,description,explanation,evaluation,methodology)研究框架,如圖4所示。
(1)概念研究 見前文第2部分的闡述。
(2)描述型研究 測量某一時點的場所依賴水平是現存文獻中的主要部分,研究往往采用代替指標來衡量場所依賴的水平。如現場從事的活動能有效地預測人們對一個研究對象的依附程度。穆文等(Mowenet al.)發現,在美國弗吉尼亞州的一個國家公園內,騎馬者對其中兩條游道(trail)的依賴程度遠高于遠足者和騎自行車者,凱勒(Kyle)等測量了遠足者(hiker)、劃船者(boater)和釣魚者(angler)3種休閑活動參加者的“場所依賴”程度。更多的實證研究發現人們對一個地方的親近程度和參與活動的頻率與他們對這個地方的依附程度密切相關。參與強度(intensityofinvolvement)也被認為是測量場所依賴的有效指標。如布瑞克和克思泰特(Bricker&Kerstetter)發現,在美國加州的美國之河(The American River)南部叉口,活動投入(activitycommitment)程度高的漂流游客比程度低的游客對這條河的依賴程度更高。凱勒等(Kyleetal.)對4種遠足者類型進行由低到高的3種活動投入程度(吸引(attraction)、向心(centrality)、自我表達(selfexpression)的定量測量,結論說明活動投入(activityinvolvement)程度是“場所依賴”的有效指示指標。場所依賴的測量還被應用于更廣泛的對象中,如旅游目的地(迪斯尼樂園)和高爾夫球場。
截面式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最大的貢獻是基本確定了測量場所依賴水平的方法奠定了場所依賴理論深入研究和將理論運用于實際管理的基礎。而縱向研究方面卻還沒有相關的成果,雖然無法時間倒流進行測量,但是,運用空間換時間的方法可以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如場所依賴水平為10%的人和場所依賴水平為100%的人,在歷史空間流動上和生活環境上有什么變化導致了場所依賴水平的不同。
(3)解釋型研究 場所依賴被分解為場所依靠和場所認同的工作是場所依賴結構研究的里程碑,之后許多的研究進一步將場所依賴進行了細分。如布瑞克和克思泰特(Bricker&Kerstetter)將其分為“場所依靠”、“場所認同”和“生活方式(Ufestyle)”3個子部分,之后又進一步將場所對休閑者的意義分為環境景觀的(environmental-landscape)、休閑的(recreation)、人文社會的(human-soeial)、遺產歷史的(heritage-historic)和日用品的(commodity)等5大類。
場所依賴的產生影響因素分析也是解釋型研究的一個部分。如研究發現旅游者的投入與解說服務質量的感知正相關,也與“場所依賴”正相關,因此,“場所依賴”與解說服務質量正相關;凱勒等(Kyle etal.)的文章探討了活動投入程度和場所依賴于休閑者對設施密度感知的相互影響;菲希威克和萬寧(Fishwick&Vining)以及開特布朗(Kaltenbron)的研究暗示除了被給定的研究對象外(siven place),這個對象的位置(10cation)和環境(context)亦是產生場所依賴的重要原因。穆爾(Moore)和思科特(Scott)專門就此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
一些研究報告對場所依賴的產生過程進行了探索,如凱勒(Kyle)等探討了場所依賴產生過程中投入(involvement)、奉獻(commitment)、阻抗(自我阻止對不愉快的經歷進行有意識的回憶的過程,resistance)和行為忠誠(behaviorloyalty)的因果關系;漢德森和金(Henderson&King)發表了一個關于少年聚會場所的報告,他們專門研究這些場所依賴對于少年的意義,說明了這些地方是如何從“公共空間(spaces)”變為“聚會的地方(places)”的。
場所依賴理論的解釋型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這些成果將能直接運用于資源的管理中。在未來的理論深化中,本領域應該更重視比較研究方法的運用,如有場所依賴和無場所依賴的情況比較,場所依賴水平低和場所依賴水平高的比較,不同結構的場所依賴的比較等等。比較研究的方法將能更有效地揭示差異,提升理論的解釋力量。
(4)評估型研究 評估型研究是針對某個項目和某些政策開展的以場所依賴理論為基礎的研究,目的是探討可行性,并提出調整意見。現有的文獻中還沒有相關的研究報道。
(5)方法論研究 方法的創新是知識創造的重要部分,就場所依賴的研究而言。威廉姆和萬思克(Williams&Vaske)評估了心理測量學方法在“場所依賴”測量中的有效性和普適性。理查德等(Richardetal.)采用創新方法“游客使用圖片技術”(visitor employed photography,VEP)來測量場所依賴。
本文的2.2部分提到行為地理學引入場所依賴理論的研究將為研究者提供一個新的方法論武器。柴彥威專門輯文探討了行為地理學的方法論問題,強調微觀個體行為與整體社會的結合、短期行為與長期行為的結合、主觀能動性與客觀制約的結合、定量研究與質性分析的結合。這些視角均能介入對“場所依賴”的理論深化工作中。
4 討論
對某個場所產生依賴的人對這個場所將會貢獻更多的時間和金錢;場所依賴是產生重游的主要動機;證明場所認同的增加會緩和休閑者付費使用資源的反感,對該場所管理費用支出的支持也相應增加。上述3個基本結論對于旅游資源管理和經營者有著巨大的指導意義,如布朗森和謝爾拜(Brunson&Shelby,1993)建議在更換游憩設施時將某些使用者的場所依賴作為一個重要的考量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