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1-17 14:47:4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影響出生率的原因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經濟增長；影響機制
一、老齡化研究的理論基礎
（一）人口轉變理論
人口轉變理論是由經濟學家湯普遜提出的，此理論展現了傳統人口再生產類型向現代人口再生產類型過渡的整個過程，這一過程一共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高出生率與高死亡率并存、死亡率下降同時出生率較高以及出生率與死亡率同時下降。第一階段產生的原因是由于人們并未意識到人口過多產生的問題，因此并沒有對出生加以限制，導致出生率較高，同時由于醫療水平較低，人口死亡率也保持在較高水平；第二階段特征產生的原因則是因為由于社會的發展，人們的生活觀念開始轉變，晚婚晚育的觀念開始盛行，出生率受此影響開始下降；在第三階段，由于社會的進步，社會醫療水平得到了明顯改善，使得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同時人口增長率也下降。可以看出，伴隨著經濟發展，人口結構必然出現轉變。在我國，人口的轉變同樣也經歷了這樣的三個時期。一是從以前呈現“高出生、高死亡和高自然增長率”的特征；二是從后呈現“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的特征；三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之后，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以及現代人生活理念的改變，人口結構也開始進入“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長”的階段。
（二）經濟增長理論
拉姆齊1928年的經典論文，一般被看作經濟增長理論的分水嶺。在1928年以前的經濟增長理論是以亞當斯密、馬爾薩斯等人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他們認為人口增長與物質資料的增長并非同步進行，在人們人均收入超過生存水平的時候，人口數量就會因產出的增加獲得增長，此時受土地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影響，由于人口發展過快導致土地供應不足，人口的出生率會因此下降，死亡率則會逐漸上升，人口增長因此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1928年之后的經濟增長理論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學家哈羅德、多馬創造出當代第一個流傳甚廣的經濟增長模型，也就是哈羅德-多馬模型，他們認為一國的經濟增長率等于該國經濟的儲蓄率與資本-產出比的比值，即一國經濟增長率與儲蓄率呈正向變動關系。內生增長理論試圖從模型內部尋找經濟增長的真正原因，強調經濟增長動力是內部力量。可以看出，經濟增長理論強調了人力資本與勞動投入能夠對經濟增長產生重要的影響，但并沒有關注人口結構變化給經濟增長帶來的影響。
二、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
（一）基于儲蓄率
國民經濟的長時間穩定，需要以可靠的物質資本作為基礎，物質資本的積累，又需要一定的儲蓄率的支撐。由于不同年齡結構的人儲蓄傾向不同，因而老齡化會影響整體儲蓄率。根據生命周期理論，年輕時期人們傾向于消費，儲蓄傾向較低，中年時期儲蓄率呈現出上升趨勢，在老年時期由于收入水平的降低，人們的消費逐漸大于收入，儲蓄將再次回到下降趨勢中，也就是說，可以看出老齡化則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社會儲蓄傾向降低，進而影響投資等經濟活動。
（二）基于勞動供給
人口直接影響了勞動力數量，勞動力數量卻并非由人口總量所決定，而是總人口的年齡結構所決定的。人口老齡化直接降低了勞動力的供給數量，同時由于老年群體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對于新知識和技術存在一定的抗拒心理，在某種程度上干擾了新興產業的發展。
三、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現狀
（一）老齡化率逐年增加
從1997年到2017年，我國老齡化率在逐年上升。短短20年時間，我國老齡化率從6.5%增加至11.1%，增幅近70%，并在2001年突破7%的比例，自此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
（二）區域不平衡
從區域位置上來說，我國老齡化存在著從東部向西部逐漸降低的趨勢，這意味著人口老齡化與地區經濟發展存在直接關系。我國從整體上可以分為東、中、西三個經濟帶，從東至西經濟發展水平不斷降低，人口老齡化程度也不斷降低。具體來說：在2016年我國東部地區的老齡化水平最高，為11.1%，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0.8%，共有8個省市的老齡化水平超過了10%；中部地區老齡化水平與全國平均水平持平，其中有5個省市的老齡化水平超過了10%；西部地區的老齡化水平則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為10.6%，其中只有3個地區的老齡化水平在10%以上。也就是說，老齡化率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正相關關系。
（三）未富先老嚴重
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發展的產物。對于發達國家而言，由于擁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在面對人口年齡結構轉變時也具有充足的對策。從時間角度來看，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時間相比中國更早，但發達國家在步入老齡化社會時的人均GDP水平遠高于我國。我國雖然在老齡化時間上稍顯緩慢，但人均GDP水平卻僅僅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人口年齡趨勢的轉變與人均GDP的提升之間存在較大的缺口，意味著我國在未富的情況之下步入了老齡化社會。
四、我國老齡化問題出現的原因
人口數量發生變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出生率與死亡率的變化，兩者的結合直接導致了人口再生產規模和速度的大小。近20年來，我國人口出生率在持續下降，死亡率始終保持在一個水平，自然增長率因此呈現出下降趨勢，而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一）人口出生率下降
1.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20世紀70年代后期，高速增長的人口壓力使得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迅速下降。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國家把控制人口增長提高到了戰略高度，控制人口增長的措施更加嚴格。由于有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我國的人口控制效果顯著，人口出生率受此影響不斷下降，促使人口結構從年輕型向年老型轉變。2.人們生育觀念的改變。現代社會，人們的生育觀念也隨之發生深刻變化，目前，以獨生子女為主體的“421”家庭越來越普遍，年輕人照顧老人的責任比以往更重，加上生養子女的成本越來越高，撫養子女的壓力過大，在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的作用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少生甚至是不生，從而大大降低了我國人口出生率。3.婚齡越來越晚。由于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增長、生活成本增長等原因，在2013年我國適齡人口結婚率開始下跌，“晚婚年齡”段人口開始上升。年輕人面臨壓力越來越高，結婚越來越晚，這些因素都直接影響著我國的人口出生率。
（二）人口死亡率基本不變
由于現代醫療技術的不斷發展，死亡率有所降低，這直接導致了高齡人口在我國人口比重之中的上升，也使得我國平均壽命有所上升。根據相關數據顯示，我國在1981年的人均預期壽命為67.77歲，而到了2015年，我國人均預期壽命達到了76.34歲，在僅僅20年的時間里，我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就增加了10歲。同時根據專家預測，到2030年，我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將提升至79歲，這意味著我國的老年人口比例將會進一步提高，人口老齡化問題將更加嚴重。
五、政策建議
（一）加快產業升級，適應人口結構變化
人口老齡化問題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反比關系，表明目前的增長方式與當前老齡化問題存在不協調的因素，我國應該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使經濟發展與難以改變的人口結構相適應。廠商應當以消費為導向，將人口老齡化因素納入考慮范圍，以老年人為主要消費群體進行產品的開發，擴大老年產品市場，并對產業結構進行優化，促使產業結構的升級。當前我國的主要產業為密集型產業，如果沒有對產業進行優化升級，那么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的不斷增強，在勞動生產率未增強的情況之下，我國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也會減弱，只有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逐步緩解人口老齡化的壓力。
［方法］ 通過上海市死亡數據登記系統軟件和手工報表資料，分析近50年黃浦區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期望壽命指標。 ［結果］ 1951年黃浦區居民死亡率南片為13.55‰,北片為9.44‰;出生率南片為44.00‰,北片為29.20‰;1976年黃浦區居民死亡率南片為6.89‰,北片為6.66‰; 出生率南片為7.10‰,北片為6.56‰;2006年黃浦區居民全死因(南北片合并)為8.50‰，出生率(南北片合并)為5.08‰。1951年黃浦區居民期望壽命為47.56歲(南片),1976年期望壽命為71.18歲(南片),2006年黃浦區居民期望壽命為81.98歲(南北片合并)。
［結論］ 半個世紀以來，黃浦區居民死亡率、出生率大幅下降；居民期望壽命不斷上升，2006年黃浦區居民期望壽命較1951年上升72.37%，較1976年上升15.17%，比上海市同年居民期望壽命80.97歲高1.01歲，與世界發達國家居民期望壽命相近。
關鍵詞： 出生率； 死亡率； 期望壽命； 死因中圖分類號：R 195.3 文獻標識碼：
《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綱要》）人民生活指標第8項明確列出居民期望壽命2010年預期達到80歲以上。這是涉及衛生領域的唯一標志性指標。世界衛生組織（WHO）將期望壽命、嬰兒死亡率等指標列為衡量人群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標；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已將期望壽命列為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小康社會的標志性指標之一。鑒于《綱要》對城市區域功能定位及黃浦區的區情，對黃浦區近50年生命統計資料的研究有著重要意義。
通過近50年黃浦區生命統計資料研究，在全面了解和掌握黃浦區近50年居民出生率、死亡率、嬰兒死亡率、主要疾病死因順位等指標基礎上，重點計算居民期望壽命指標，并對相關因素作出分析，與上海市該項指標比較，為黃浦區制定相應公共衛生政策提供基礎數據和背景資料。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黃浦區1951―2006年生命統計資料及數據庫中南片的生命統計資料相對完整，北片資料1978年后相對完整（南片系指黃浦區合并前的南市區，北片系指黃浦區合并前的黃浦區，2000年兩區合并為現在的黃浦區），2000年以后為兩區合并后資料。1980年前資料根據［滬衛統］上海市居民病傷死亡原因分類統計月、年報表，1980―2002年根據ICD-9編碼建立死因數據庫，2002年后根據ICD-10編碼建立死因數據庫。人口資料來源為上海市公安局黃浦分局，為上海市戶籍人口數。
1.2 數據處理
應用上海市死亡數據錄入和分析軟件Death Reg和SPSS 11.1分析軟件包對1951―2006年黃浦區生命統計資料進行整理分析，計算出黃浦區居民出生率、死亡率、居民期望壽命等指標，并對以上指標及相關因素進行分析。
2 結果
2.1 黃浦區人口死亡率、嬰兒死亡率、出生率
半個世紀以來，黃浦區人口死亡率、嬰兒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出生率由1951年（50年代）的44.00‰(南片)降至2006年的5.08‰(南北合并)，降幅為88.45%；嬰兒死亡率由1951年（50年代）的41.12‰(南片)降至2006年的3.61‰(南北合并),降幅為91.22%；人口死亡率由1951年的13.55‰(南片)降至2006年的8.50‰(南北合并),降幅為37.27%。1986年（80年代）黃浦區人口出生率為15.78‰(南片),嬰兒死亡率為16.42‰(南片),人口死亡率為7.34‰(南片),與2006年比較,2006年的3項指標分別下降67.81%、78.01%、15.80%（圖1）。
2.2 黃浦區居民期望壽命水平
1951年黃浦區居民期望壽命為47.56歲(南片),其中,男性47.23歲,女性48.11歲;1986年期望壽命為74.75歲(南片),其中，男73.11歲,女76.38歲;2006年黃浦區居民期望壽命為81.98歲(南北片合并),其中,男79.55歲,女84.36歲。2006年與1951年比較，黃浦區居民期望壽命提高72.37%，其中，男性提高68.43%,女性提高75.34%；2006年與1986年（80年代）比較，黃浦區居民期望壽命提高9.67%,其中,男性提高8.81%,女性提高10.45%，總體趨勢穩步上升。將黃浦區居民期望壽命與上海市比較，2006黃浦區居民期望壽命水平比上海市居民期望壽命80.97歲高1.01歲（圖2）。
2.3 黃浦區居民1996―2006年前10位死因
2006年黃浦區居民死因順位為：循環系統死亡率為298.40/10萬,構成比為35.09%;腫瘤死亡率為260.74/10萬,構成比為30.66%；呼吸系統疾病死亡率為95.97/10萬,構成比為11.29%;內分泌代謝疾病,死亡率為49.82/10萬, 構成比為5.86%；損傷和中毒死亡率為29.82/10萬，構成比為3.51%；消化系統疾病死亡率為22.33/10萬，構成比為2.63%；泌尿生殖系病死亡率為11.50/10萬,構成比為1.35%；傳染寄生蟲病死亡率為11.00/10萬，構成比為1.29%；精神障礙死亡率為10.50/10萬，構成比為1.23%；神經系統疾病死亡率為6.50/10萬，構成比為0.76%。2006年黃浦區居民死因順位與1996年比較，前3位沒有變化，內分泌代謝疾病由1996年的第5位升至2006年的第4位，損傷和中毒降至第5位，泌尿生殖系統疾病由1996年的第9位升至2006年的第7位，精神障礙由1996年的第7位降至2006年的第9位（表1）。
3 討論
死亡監測是一項重要的公共衛生監測項目，對常住居民進行長期和連續的人口學監測和全死因監測，能掌握固定人群死亡模式的動態變化，了解人群健康狀況及影響情況，發現危害人群健康的主要衛生問題［1］。
WHO官員Kenji Shibuya博士指出，WHO對生命統計數據相當重視，他強調“死亡統計對健康不可或缺”，并幫助建立疾病負擔、疾病經濟后果的評價等方法。“人口統計學的監測點和全球衛生的新挑點”中強調已吸引了具多種背景專業人士，如流行病學、人口統計學、社會學、臨床醫師、經濟學都參與其中。他們研究能持續進行并從多方面對健康問題進行檢查，同時為研究人員的培訓提供了一個理想的環境［2］。目前國內對此亦有許多有價值的研究。最近，楊功煥［3］編著的《中國人群死亡及其危險因素流行水平、趨勢和分布》，在此方面作了很好的研究和探索。世界衛生組織通過衛生部信息中心在全國12個試點省也作過相關的衛生政策研究，此份研究的基礎資料均來源于生命統計監測。
黃浦區從1951―2006年生命統計資料時間跨度為50余年，內容完整，基礎工作相當扎實，是作進一步深入探索和研究的良好基礎。2006年黃浦區平均人口數為600 209人。每戶平均人口3.10人，陸地人口密度54 079人/km2。半個世紀以來，黃浦區居民死亡率、出生率大幅下降，這與中國經濟不斷發展，尤其是近幾十年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密不可分。在經濟取得迅猛發展的同時，醫療衛生水平亦取得了長足的發展。2007年黃浦區人口總死亡率已降至8.63‰，黃浦區嬰兒死亡率已降至1.80‰，孕產婦死亡率為0，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這與國家調查點資料計算得出的結論是一致的［3,4］。
期望壽命是根據各年齡組人口死亡率，用壽命表方法計算出來的一個統計指標。它是各年齡組死亡率的綜合反映，說明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健康的重要指標，也是評價社會經濟、衛生保健水平的基本指標。世界各國的期望壽命有很大差異。在發達國家，特別是日本、西歐和北歐等國家期望壽命較高，而發展中國家的期望壽命較低，目前，我國在發展中國家里屬于偏上水平。1951―2006年黃浦區居民期望壽命不斷上升，2006年與50年代比較，黃浦區居民期望壽命提高72.37%，2006年與80年代比較，黃浦區居民期望壽命提高9.67%，總體趨勢穩步上升。與2006年上海市居民期望壽命80.97歲比較，2006年黃浦區居民期望壽命水平比上海市水平高1.01歲,已達世界發達國家水平,并將會穩步提高［5］。
2006年構成居民死亡疾病主要原因是循環系統、腫瘤、呼吸系統、內分泌營養代謝和損傷中毒等非傳染性疾病，此5位死因占居民全死因的82.90%。循環系統疾病中，腦血管病占57.68%，心臟病占39.14%,65歲以上占91.90%；腫瘤疾病中，男女性別比為1.35∶1，腫瘤部位前5位分別為肺、胃、腸、肝、食管，此5位腫瘤占總體的64.28%，65歲及以上年齡組占71.88%;呼吸系統疾病中,慢性下呼吸道疾病占92.19%，65歲以上占95.66%；內分泌營養代謝疾病中，糖尿病占99.00%，65歲以上占93.31%。從心腦血管、糖尿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發病年齡看，65歲以上人口均占90%以上。從每種主要死因中壽命損失年來看，先天畸形、損傷中毒、傳染病、精神障礙是具潛在危險的死因，這幾種死因的死亡率若持續上升，表明將來會有更多低年齡組人口中途死亡，將會給社會、家庭帶來巨大損失。因此，在對主要影響老年人的慢性病進行防治的同時，應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強對主要影響低年齡組有關死因的防治工作。
20世紀50年代，黃浦區居民主要死亡原因為傳染性疾病，20世紀80年代主要死亡原因開始由傳染性疾病轉為慢性非傳染性疾病，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作為主要死亡原因的循環系病、腫瘤、呼吸系病、損傷中毒和內分泌營養代謝疾病等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開始成為上海市黃浦區居民面臨的影響居民平均期望壽命水平的主要公共衛生問題。此種情況符合黃浦區亦是上海市老齡化日益加劇的中心城區的人口學特征，符合上海市與發達國家或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相近的特點。在經濟以兩位數持續增長，同時生活節奏日益加快的今天，繼續加強急性傳染病防治的同時，加強對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相關危險因素的控制與干預，加強對主要影響低年齡組有關死因的防治工作是今后黃浦區也是上海市公共衛生事業發展的主要方向，亦是繼續提高黃浦區居民期望壽命水平的關鍵所在。
4 參考文獻
［1］戴志澄.疾病與監測――方法與應用［M］.華夏出版社,2005.
［2］WHO.世界衛生報告［R］.2005,2006.
［3］楊功煥.中國人群死亡及其危險因素流行水平、趨勢和分布［M］.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05.
［4］黃榮清.中國人口死亡問題研究［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
路透社公布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過去十年里，俄羅斯人口減少了將近340萬，過去十年正好是普京擔任俄羅斯總統和總理的十年。這突顯俄羅斯所面臨的人口危機，可能使得該國在與他國的競爭中處于不利位置。俄政府試圖提升人口增幅，擔心出生率低加上人口老齡化會讓經濟不堪重負。俄羅斯“人口黑洞”意味著，在2017年之前，俄羅斯勞動人口每年預計減少100萬人。
從1991年至今，俄羅斯一直是死亡率超過出生率，由于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與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同時并存，導致十幾年來俄羅斯的人口總量不斷減少。俄羅斯人口統計機構曾預測，到2031年，俄羅斯人口將降到1.27億以下。屆時人口數量將少于19世紀末沙皇俄國時期俄羅斯本土的人口。人口學家警告，俄羅斯已出現嚴重的第四次人口危機。專家們預測，人口的負增長必然導致俄羅斯人口老齡化現象更加嚴重。不久的將來，勞動力數量的進一步減少，必將使與資源開發需求之間的矛盾更加激化。
俄羅斯人口減少有兩個原因，一是出生率低，而死亡率高。美國企業研究所政治經濟學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2007年曾在《外交政策》上撰文，稱俄羅斯有必要采取措施預防心臟病和哮喘造成的死亡，這些疾病都直接與酒精中毒有關。尼古拉斯將酒精中毒列為俄羅斯兒童早夭和男性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300萬男性為此早死。導致俄羅斯人口下降的另一個原因是“人才流失”。每年大約有10萬人離開俄羅斯，其中大部分都是受過教育的年輕人。
命題要點
數學：人口普查、人口抽樣等，都可以與中學數學中的統計與概率問題相結合。
一、兩個概念之間的比較
1、種群增長率是指單位數量的個體在單位時間內新增加的個體數，計算公式：種群增長率=（Nt2-Nt1）/Nt1。如某種群現有數量為a，一年后，該種群數量為b，那么該種群在當年的增長率為（b-a）/a，設一年后出生的個體數為c，死亡的個體數為d，則b=a+c-d，增長率=（b-a）/a=（a+c-d-a）/a=c/a-d/a，根據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概念，c/a，d/a分別為出生率和死亡率，即增長率=出生率-死亡率。
2種群增長速率是指單位時間內新增加的個體數，計算公式：種群增長速率==（Nt2-Nt1）/t2-t1。同樣，如果某種群現有數量為a，一年后，該種群數量為b，其種群增長速率為：（b-a）/年。
由此可知，增長速率≠增長率。
二、對兩種曲線的理解
1、種群增長的“J”型曲線―指數級增長
（1）環境條件：沒有任何限制因素。在這種條件下，影響種群數目變動的因素只有自然出生率和死亡率，由于環境能提供足夠的充裕的生活條件（這種條件的環境在自然界幾乎不存在），種群內不同個體的生理壽命長，因而出生率遠大于死亡率，其種群數目連續增長而沒有下降。
（2）“J”型數量增長的兩種情況
A、實驗室條件下；
B、當一種種群剛遷入一個新的適宜環境時。
（3）種群數量的變化表達式
數學表達式：Nt=N0λt
2、種群增長的“S”型曲線
（1）產生的原因：在自然界中，食物有限，空間有限，又存在該種生物的天敵，還有疾病，自然災害等，也就是是所謂的“環境阻力”，這些因素的存在都會使一個自然的種群不可能按“J”型曲線增長，
（2）環境容納量――K值
一定空間中所能維持的種群的最大數量稱為K值。
當種群數量達到環境條件所允許的最大值時，種群數量將停止增長，并維持在K值范圍附近。
三、兩種曲線中增長率和增長速率的比較
1、“J”型曲線的種群增長率與種群增長速率
由于“J”型曲線是種群每年以λ倍數增長，按照種群增長率的概念分析，增長率=λ-1，因而每年的種群增長率不變；而種群增長速率由于每年的基數都有所變化，故種群每年的增長的個體數量是不一樣的，呈現出逐年增長的趨勢，因而種群增長速率逐漸增大。
2、“S”型曲線的種群增長率與增長速率
由于“S”型曲線表示的種群是生活在有限的環境中，隨著種群密度的上升，生物的生存斗爭加劇，導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從而使種群數量的增長率下降，當種群數量達到環境所允許的最大值（K）時，種群數量停止增長，此時種群增長率為0。有時會在K值左右保持相對穩定，則這個種群在0～t年間的種群增長曲線，呈“S”型增長。由于種群開始時單位時間內數量增加的絕對值較小，故種群增長速率也較小，當種群數量達到K2時，單位時間內種群數量增加的絕對數最多，故此時種群增長速率最大，隨后，種群數量增加趨緩，種群增長速率有所下降，當種群數量達到K時，種群增長速率為0（種群數量也不再增加）。
若把“S”型增長曲線轉換成相對應的種群增長率曲線，即縱坐標改成種群增長率，則按照種群增長率的概念分析，增長率=（末數-初數）/初數×100%，開始雖然單位時間種群增長絕對數量不多，但由于起先初數較小，兩者的比值還是較大的，故種群增長率較高，而后來盡管單位時間內種群增加絕對數增加了，但由于前一年的基數即初數也大了，故兩者的比值反而比上一年有所下降，到種群數量接近環境容納量時，種群數量基本不增加，即末數-初數接近于0，種群增長率也就逐漸接近于0，到達環境容納量時為0
陳詩，（1990.-）女，貴州省遵義市人，四川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金融理財。
摘要：本文通過對影響貴州人口老齡化區域差異的9個因素進行灰色關聯分析，結合貴州省的省情分析各因素的作用方式，得出關鍵的影響因素，即經濟發展水平。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區域差異；灰色關聯分析
第一章貴州省人口老齡化現狀
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時，貴州省人口總數約為3238.76萬人，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約149.39萬人，占總人口的4.61%；“五普”時人口總數約為3625.86萬人，65歲及以上人口數約為210.30萬人，占人口總數的5.79%；“六普”結果顯示，人口總數約為3474.65萬人，65歲及以上人口約為297.72萬人，占總人口的8.57%， 65歲及以上人口絕對數量持續增加，且比重也呈上升趨勢。
由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相關數據計算得到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零時貴州省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為12.84%，老少比為34.02%，0-14歲人口比重為25.26%，年齡中位數為32.67，均已超過國際上公認的老齡化社會各項臨界值，貴州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但是九個地級市的老齡化程度存在一定的差異，見表1-1.
第二章貴州省人口老齡化的區域差異的灰色關聯分析
2.1灰色關聯度分析法簡介
灰色關聯度分析法用灰色關聯度提示因素之間相互關系的大小、強弱及次序，是一種多因素的統計分析方法，是灰色理論中應用最為廣泛的一種方法，主要用于灰色綜合評價問題，是灰色系統分析、評價和決策的基礎。灰色關聯度分析是對系統動態過程中發展態勢的量化比較分析，實質是比較若干數列構成的曲線列與理想數列構成的曲線的幾何形狀的相似程度，曲線越接近，相應序列間的關聯度越大，發展變化態勢越接近。
2.2貴州人口老齡化區域差的灰色關聯度計算
本文從貴州的實際情況出發，并參考其他學者的研究[1，2，3，4]，選擇以下九個指標因素分析貴州人口老齡化區域差異。這九個因子即比較數列：X1-少年兒童比重（%），X2-出生率（‰），X3-死亡率（‰），X4-區域人口密度（人/km2），X5-城鎮化率（%），X6-人均GDP（元），X7-人均消費水平（元），X8-文盲率（%），X9-每千人口擁有衛生技術人員數（人），參考數列X0取老年人口比重（%），根據灰色系統理論進行關聯度分析。初始數據見表2-1，求得的關聯度系數見表2-2。
由表2-2，所選的9個影響因素與老年人口比重的灰色關聯度由大到小排序為：r2（0.8757）>r7（0.7907）>r1（0.7857）>r3（0.7769）>r6（0.7012）>r5（0.6932）>r9（0.6885）>r4（0.6804）>r8（0.5125）。所有關聯度均大于0.5，可以認為所選9個因素均對貴州省人口老齡化的區域差異有影響，只是影響程度各不相同，且現實中，差異往往并不是來自一個因素的單獨作用，通常情況是多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2.3灰色關聯分析的結果分析
根據灰色關聯度，按影響力大小從高到低依次為：出生率、人均消費水平、少年兒童比例、死亡率、人均GDP、城鎮化率、每千人口擁有衛生技術人員數、區域人口密度、文盲率，可以從以下四個角度加以分析。
第一，區域人口發展水平。灰色關聯度中排在首位的是出生率，少年兒童比例和死亡率分別排在第三、第四位，可見區域的人口發展水平對區域的老齡化水平有著重要的影響。出生率與少年兒童比重的變化是一致的，出生率高的地區少年兒童人口數多，老年人口比重相對降低。而人口死亡率的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死亡率的下降從整體上增加了各個年齡段的人口比重，尤其是少年兒童及老年人口這兩個群體，使兩個年齡組的人口比例都有所增長，但死亡率下降對老年人口比重的作用程度要大于對少兒比重的作用，且對少年兒童人口比重的變化影響正在減弱，而對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影響正一步步加大[1] ，因此死亡率低的地區其老齡化水平一般會較高。
比較貴州各地級市的相應數據，出生率最高的黔東南州其老年人口比重卻也最大，部分原因是由于這個地區是少數民族人口居住較多的地區，而我國最初對少數民族人口的計劃生育政策相對寬松，早期出生率高的一批人使這些地區如今的老年人口比重相應較大。但從9個地州市的相應數據，死亡率高的地區其老年人口比重普遍較高，這可能是由于貴州省宜人的氣候使整體人口壽命較全國平均水平長，高齡老年人口比重比較大，2010年“六普”時，貴州80歲及以上人口達到42.36萬人，占60歲及以上人口的9.49%，由于人口壽命的有限性，這些高齡老人的高死亡率使地區人口的總體死亡率增加幅度相對較大。
第二，經濟發展水平。人均消費水平僅次于出生率與老年人口比重關聯度最高，人均GDP排在第五位，這兩個指標都直接反映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對老齡化的影響主要通過兩個方面：首先，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人們的生活水平及生活質量通常相對較高，生活的環境及當地醫療設備相對完善，社會養老保障也較為健全，這些都有益于健康老齡化，老年人的死亡率會有所下降，從而老年人口數量相對增加，在老年人口總數中的比重也增加，老齡化程度高一些；其次，經濟水平高的地區通常會吸引一些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地區的勞動力人口的遷入，這使得遷入地的勞動年齡人口增加，占總人口的比例上升，從而該地區的老齡化程度相對降低，與此同時遷出地的老齡化程度會相對提高。貴州各地州市的經濟發展指標與老年人口比重的變化并未表現出完全的一致性，這是由于人口遷移帶來的不同地區兩方面作用的程度差異，但總的來說，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對于一個地區老齡化水平有著顯著的影響。
第三，社會發展水平。主要包括城鎮化率、每千人口擁有衛生技術人員數和區域人口密度。鎮化率與老年人口比重的關聯通常主要是考慮農村與城鎮生育率的差別。農村的生育率要大于城鎮，城鎮化率越高的地區農村人口越少，總和生育率也就越低，少年兒童人口比重較低，老年人口的比重相對越高。但從表2-1中的數據可以看出貴州各地區城鎮化率較低的地區老年人口比重反而相對較高，這與貴州落后的經濟水平相關，城鎮化率較高的地區吸引了較多的勞動力人口遷入，而城鎮化率較低的地區更多的是勞動力人口的遷出，這使的這些地區的老年人口比重相對增加較大。
每千人擁有的衛生技術人員數從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個地區的醫療條件。衛生技術人員總數增加，則每個人在需要就醫時得到及時專業護理的可能性就提高了，從而可以從一定水平上降低死亡率，尤其是老年人口，因為這個群體得病或是需要照顧的機率更大一些，所以衛生技術人員較多的地區，其老年人口的比例較大。貴州省只有畢節地區的每千人擁有的衛生技術人員少于2，其老年人口比重也最小。
人口密度表示了一個地區單位面積內的人口基數，一般情況下人口密度大的地區處于同一年齡組的人口相對密度小的地區要多，從而增加了競爭壓力，社會整體生育水平會相對低一些，從而老年人口比重會高些。但貴州有其特殊性，由于經濟欠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整體較低仍是目前面對的主要問題，經濟水平低與人們對高質量生活的追求仍是當前貴州各個地州市所面對的主要矛盾，為了更好的生活水平有不少勞動年齡人口外出打工，有些連少年兒童一起帶入打工的城市生活，空巢老人數量增加，這使得老人居住地的人口密度很低，但老年人口比重卻偏高。
第四，文化教育水平。一般來說，文化教育水平高或是文盲率低的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較高。一方面，文化教育水平比較落后的地區，人們的生育觀念及養老觀念等受傳統思想的影響較大，諸如“養兒防老”、“多子多福”這樣的想法會使該地區的出生率較高，從而少年兒童比重較高，則老年人口的比重就會相對較低。另一方面，文化教育程度也影響著人們的謀生技能及生活方式，接受教育時間越長的人通常眼界比較開闊，思想相對進步，更容易學習和接受新事物，也更愿意尋找除土地外新的生活方式，這樣對體力勞動者的需求也會有所下降，最終帶動生育率的下降。同時，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會直接影響到婦女的生育率水平，當她們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或花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在娛樂或文化事業上時，生育率會有所下降，這樣老年人口比重相對提高。比較貴州各地區老年人口比重與文盲率，文盲率較高的地區老年人口比重較低。
第三章結論
通過以上對影響貴州人口老齡化區域差異的因素分析，人口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發展水平與文化教育水平共同對區域的老年人口比重的變化起作用，但相對更重要的是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這一因素是造成貴州各地區老年人口比重與所選部分因素變化趨勢與一般意義下的走向出現偏差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平衡各地區的老齡化程度重點在于實現各地區經濟的均衡發展。（作者單位：1. 貴州財經大學；2. 四川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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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早產；社會因素；防治措施
[中圖分類號]R7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7210（2007）06（c）-144-02
早產是指孕28~37周終止妊娠者。近年來由于各種原因的影響，早產的發病率呈上升趨勢，達5%~10%[1]，本文回顧性分析我院2002年1月~2005年12月收治的早產兒123例，對其社會相關性因素進行回顧性分析，并探討其干預措施。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123例早產兒作為觀察組，同期正常妊娠分娩的新生兒123例作為對照組，孕38～42周分娩。兩組居住地為同一行政區域、出生日期相差不超過1周，性別分布無差異。
1.2 方法
回顧性分析患者住院病歷，觀察并比較兩組父母在婚前檢查、孕期保健、經濟收入(平均家庭年收入小于5 000元)、文化程度(初中以下)、吸煙飲酒、母親孕前體重指數(>28)、職業、負性事件等方面上的差異，進行統計學χ2檢驗。
2 結果
早產發生率為5.1%(123/2 658)。早產社會相關性因素有婚前檢查及孕期保健少、經濟收入低、文化程度低、吸煙飲酒、母親孕前體重指數高、職業不穩定、存在負性事件等，與正常妊娠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5)（表1）。
3 討論
早產兒的肺以及各器官發育不成熟、生活力差，容易遭致疾患如肺部疾病，顱內出血、感染、硬腫癥等，約有15%的早產兒在出生后1個月內死亡[2]，即使存活者由于早產使神經系統發育的完整性受到損害，智商分布明顯低于足月產兒童。另外早產兒發育不良，視網膜光感受體功能受損，視覺功能障礙，學習能力下降[3]，給社會及家庭帶來沉重的負擔。
早產的發生是綜合因素的結果，其生物醫學因素主要為胎膜早破、妊高征、前置胎盤、多胎、膽淤癥等[4]，本研究顯示孕婦的環境、行為、生活方式、衛生保健等社會因素也是影響早產的重要原因。①婚前檢查：婚前檢查可以發現肝、腎、心等重要臟器疾病，遺傳或染色體病患者或攜帶者等可能導致早產的各種不利因素；此外可避免近親婚配，選擇最佳生育年齡，對孕婦進行性衛生知識健康教育，但2002年12月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取消了強制性婚前醫學檢查，婚前醫學檢查率急劇下降，觀察組僅為20.3%(25/123)，與對照組的48.8%(60/123)有顯著性差異，早產兒出生有所增加。婚前檢查應引起社會關注。②孕期保健：從早孕時開始定期產前檢查，加強對高危妊娠孕婦的管理，能早期發現遺傳性疾病和先天缺陷，并進行干預處理，從而降低早產兒的出生率。本文早產組中進行孕期保健的孕婦只有40.7%(50/123)。③經濟收入：調查結果提示，相對于家庭收入高者，收入低的產婦發生早產的危險性增加。原因可能是家庭收入低，孕婦的產前保健次數少，不能及時發現妊娠中存在的問題，從而導致早產兒的出生率升高，也可能與該類人群孕期保健知識較為貧乏等原因有關。④文化程度：父母親文化水平為初中及以下者發生早產的危險性較高，原因可能與該人群健康保健意識及經濟狀況差等因素有關。所以應該在文化水平較低的人群中加強健康教育，提高他們的自我保健意識，以降低早產兒的出生率。⑤孕婦孕前體重指數：本研究結果提示孕婦孕前體重指數>28者能增加早產發生的危險性,與文獻報道一致[5]，肥胖引起早產的原因可能與肥胖者體內激素代謝紊亂有關。⑥吸煙飲酒：母親孕期主動吸煙或被動吸煙均能增加早產發生的危險性。吸煙使血液中碳氧血紅蛋白含量增加，氧合血紅蛋白含量減少，影響了氧合血紅蛋白的解離，造成孕婦體內低氧，影響胎盤功能；飲酒等不良的生活習慣也能增加早產發生的危險性。⑦職業：職業是社會經濟狀況的綜合體現指標。職業不穩定、工作環境差、工作壓力大者早產兒的出生率也較高，原因可能與孕婦處于一種壓抑狀態，精神壓力大，總體經濟收入低等因素有關。⑧負性事件：與家人發生爭吵、夫妻感情不和可引起機體內環境紊亂，負性事件的刺激還可破壞溶酶體的穩定性，釋放磷脂酶A，啟動前列腺素的合成而致早產，妊娠晚期性生活可引起羊膜炎及胎膜早破等并發癥而誘發早產[6]。
綜上所述，多種社會因素共同作用可導致早產的發生，為降低新生兒的死亡率，提高新生兒生命質量，必須采取綜合措施預防早產的發生：參加婚前檢查，加強早產的宣教及篩查，定期產前檢查；提高孕婦自我保健意識，保持樂觀、豁達的心情，改變不良行為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積極參加醫療衛生系統保健，進行預測早產有關的輔助檢查，及時發現并及早防治妊娠中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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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研究組剖宮產率、低出生體質量兒出生率、并發癥發生率均優于對照組，具有統計學差異意義（P
結論：在常規護理基礎上，對妊高征實施綜合護理，臨床護理效果顯著，能有效改善患者預后，提高母嬰生存率。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4.11.454
【中圖分類號】R47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8801（2014）11-0270-01
妊高征是孕產婦特有的疾病，指的是妊娠20周后患者出現三大癥候群，即蛋白尿、水腫、高血壓，病情嚴重的患者會出現一系列臨床癥狀，如昏迷、抽搐、心腎功能衰竭等，嚴重危害母嬰生命 [1]。相關臨床研究顯示，該病是導致孕產婦和圍產兒死亡的重要原因，為了能有效提高妊高征母嬰生存率，需及時對患者實施科學有效的臨床護理，如綜合護理。本文選取110例妊高征患者進行研究，分析常規護理基礎上對妊高征臨患者實施綜合護理的效果，結果如下。
1 一般資料和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2012年8月～2014年2月入院治療的110例妊高征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年齡21～43歲，孕周30～41周，69例初產婦，41例經產婦。所有患者經診斷均符妊高征臨床診斷標準，且經病史、臨床癥狀、血尿檢查、心電圖檢查等確診，患者收縮壓為140～200mmHg，舒張壓為90～120mmHg。按護理方法將患者分為研究組和對照組，每組各55例，研究經院理論委員會批準，兩組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并積極配合研究，在年齡、孕周、產次等方面無統計學差異意義（P>0.05），具有對比性。
1.2 方法。兩組患者均實施常規護理，研究組在此基礎上實施綜合護理，具體護理方法為：①心理護理。妊高征患者通常因缺乏圍生期保健知識、擔憂胎兒健康等出現恐懼、焦慮、緊張等不良心理反應，因此，護理人員應積極主動地與患者溝通交流，詳細了解其出現的不良心理反應和原因，有針對性地給予心理疏導、安慰和支持，從而有效消除或緩解患者不理心理反應，使其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以良好的心態配合治療和護理 [2]。②飲食護理。合理改善患者飲食結構，鼓勵患者多食蔬菜、水果，以及高維生素、高蛋白、低脂肪、高鈣食物，嚴禁喝酒及食用辛辣、高鈉等刺激性食物。③用藥護理。以鎮靜、解痙、利尿、擴容、降壓等為原則對患者進行治療，為預防并發癥，可給予患者適當的抗凝、終止妊娠等治療。為改善患者腦水腫，預防和控制子癇發作，適當增加腎、子宮胎盤等血流量，需靜脈注射適量硫酸鎂。若硫酸鎂治療效果不佳，可根據患者具體病情，給予冬眠合劑、甘露醇、呋塞米、血漿等相應治療。④水腫護理。根據患者水腫程度實施相應護理，如輕度妊高征，則指導患者攝入充足蛋自質，限制攝入鈉；中度妊高征，指導適度活動，且常變換；重度妊高征，囑咐保持充分睡眠，且睡眠時需取左側臥位，并適當提高患肢，從而促進患肢靜脈回流。此外，還需定期測量患者體重，詳細監測記錄其24h尿量、尿蛋自定量等。⑤圍分娩期護理。分娩前，密切觀察患者血壓、臨床癥狀，以及胎兒胎心和胎動；分娩時，有針對性地進行心理護理，以消除不良心理反應，并密切關注產程進展，以及時對患者進行營養支持；分娩后，密切觀察患者生命體征變化，及時發現并采取相應措施處理患者發生的并發癥，如肺水腫、心力衰竭、腎功能衰竭等 [3]。患者產后必須臥床休養，并給予抗生素抗感染，同時根據患者血壓，給予適當的降壓治療。
1.3 觀察指標。詳細觀察記錄患者分娩方式、低出生體質量兒出生、并發癥發生等情況，作為臨床護理效果評定依據，分娩方式有陰道分娩、剖宮產，并發癥主要包括子癇、胎兒窘迫、新生兒窒息、宮縮乏力等。
1.4 統計學方法。運用SPSS13.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計數資料用X2檢驗，P
2 結果
2.1 兩組臨床護理情況對比。經相應護理后，研究組剖宮產16例（29.09%），低出生體質量兒出生4例（7.27%）；對照組剖宮產30例（54.55%），低出生體質量兒出生12例（21.82%）。兩組剖宮產率、低出生體質量兒出生率對比，研究組明顯優于對照組，X2分別為7.3234、4.6809，P分別0.0068、0.0305，具有統計學差異意義（P
2.2 兩組并發癥發生率對比。研究組9例（16.36%）發生并發癥，對照組22例（40.00%）患者發生并發癥，兩組并發癥發生率對比，研究組明顯低于對照組，X2=7.5909，P=0.0059，具有統計學差異意義（P
表1 兩組并發癥發生率對比（%）
【關鍵詞】 少子化；原因；婚育觀；日本
近年來，日本一直被“少子化”問題所困擾。何為“少子化”，如其字面意思所示，少子化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漸減少的現象。日本當局最新的一項調查顯示，日本要維持良好的社會結構，最理想的狀況是，每對夫婦生下2.48名孩子。但在2011年每對夫婦的生育率平均只有1.39，與2010年持平。合計特殊出生率在2005年跌至1.26的歷史最低點后持續上升，但增速有所放緩。本文將以日本少子化產生的原因為重點進行闡述。
一、日本出現少子化的原因
1、晚婚晚育
在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口的婚姻狀況直接地影響到人口的發展，并且與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也有很大的關系。從日本厚生省發表的《人口動態統計》來看，2010年日本人的初婚年齡，男性為30.5歲，女性為28.8歲，而1980年，男性的初婚年齡為27.8歲，女性為25.2歲。約30年中，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齡分別上升了2.7歲和3.6歲。像這樣的晚婚化日漸明顯。初婚年齡的上升隨之帶來的結果就是生育年齡的上升。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齡由10年前的28.8歲到如今的29.9歲，增長了1.1歲。同樣，日本的生涯未婚率（50歲為止的未婚率），男性從1.7%到20.1%，女性從3.3%到10.6%，以飛速增長。晚婚化和未婚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日本少子化的進展。
2、出生率的低下
由于晚婚化且女性最佳生育年齡限制等原因，不得不放棄生育的夫婦在增加。另外，隨著結婚之后還持續原先工作或者生育后想再就職的女性的增加，會有控制生育兒童人數的現象產生。
日本厚生勞動省的人口動態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日本的合計特殊出生率（1名女性終身生育子女人數）為1.39。出生率在2005年創下歷史最低記錄的1.26后逐年上升。2008與2009年的出生率均為1.37，2010年則上升了0.02點。厚生省分析認為，出生率上升是因為36至39歲生育和生育第二胎以上的女性增加，同時表示“雖然出生率轉為上升，但少子化現象今后仍將繼續”。
二、少子化原因的背景
1、日本女性追求男婦平等，拒絕成為生產工具
近年來，日本女性的思想意識，生活方式，價值觀，婚姻觀念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由于全球經濟化的發展，現代日本女性得以和廣闊的世界接觸，視野得到了擴展。日本女性開始思考在歷史潮流及現實生活中，作為女性所得到的評價，表示出想與男性一樣參與到社會活動中的強烈愿望。半個多世紀以來，接受高等教育的職業女性越來越多。無論在勞動力不足、資源稀缺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還是經濟泡沫破滅的九零年代，也不管是為了補充勞動不足還是為生計所迫，日本女性為自己家庭生活水平的保持，提高和日本經濟的發展都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她們在經濟上取得了獨立，必然會提出與男性平起平坐的要求，男性不對自己擺架子并且分擔一定的家務事，正是她們追求男女平等的表現。
2、高學歷化及女性勞動者的增加
從大學等高等教育機關的女性入學率來看，雖然近幾年持穩定狀態，但是從上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女性大學入學率直線上升。特別是4年制大學的入學率更是明顯。1960年日本女性大學入學率為6.5%，而到了2008年則上升到了42.6%。如此高的升學率對晚婚晚育化的進展起到了深刻的影響。
伴隨著女性的高學歷化，“機會均等雇傭法”，“男女工資平等法”的頒布，女性就業人口保持不斷增長的狀態。希望同時兼顧家庭及工作的女性也隨之增加。但是，由于日本公司慣有的人事制度，女性在生育之后不得不面臨被解雇的困境。而且生育后的再就業也是異常艱難。然而工作和育兒之間必然會產生沖突，即使是在福利相對來說較為完善的日本，接收幼兒的托兒所也存在著數量不足的問題。因此，對于職業女性來說，比起生育兒女的樂趣來說，苦惱要更多。從而導致的結果就是很多女性選擇了工作。而另一方面，由于離婚率的上升，女性對婚姻的不安定感越來越強烈，為了防止由于婚姻解體從而使自己的生活陷入困境，一部分女性則不得不選擇工作。
3、對結婚及生育的價值觀發生變化
少子化現象的出現和現在年輕人的婚姻生育觀念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不管是選擇晚婚的男性還是女性，大部分的人都認為單身生活更加的自由。隨著職業女性的增加，她們的經濟能力得到提高，沒有必要像過去一樣通過結婚而依賴丈夫來得以生活。因此，部分女性選擇了較為自由的單身生活。
另一方面，從泡沫經濟時代的“高學歷，高收入，高身高”到現在的“有共同價值觀，性格相符，有穩定收入”，可見女性對配偶者的要求也是漸漸從物質要求轉向精神要求。2010年日本朝日生命保險公司隨選出600名25至44歲的單身職業女性，通過互聯網進行了相關調查。結果顯示，對于結婚對象的條件，重視“價值觀一致”的女性占總數的61.8%，其次是“對待金錢的態度”（27.0%）和工作穩定（26.3%）。其中調查還顯示，93.7%的女性“考慮過要一輩子獨身”，首次意識到這種可能性的年齡均為28.6歲。在小于34歲的被調查女性中，近80%有過獨身的想法。
4、育兒成本的增加
育兒成本的增加也是研究日本少子化成因時一個不可輕視的問題。據日本政策金融金庫以利用教育貸款家庭為對象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有小學生以上子女的日本家庭中，2010年度平均教育費用預計將達到198.2萬日元，占家庭年收入的36.7%。這是自2000年度有可比數據以來的最高教育負擔比例。據日本文部科學省2005年的統計資料表明，一個家庭每年用于教育方面的費用約為，公立幼稚園25萬日元，私立幼稚園54萬日元，公立小學33萬日元，私立小學137萬日元，公立初中47萬日元，私立初中127萬日元，公立高中52萬日元，私立高中104萬日元，公立大學130萬元，私立大學文科167萬元，私立大學理科207萬日元。一個家庭培養一個孩子如果從幼稚園到高中是公立學校，大學是國力大學的情況需要1091萬日元，如果從幼稚園到大學都是私立學校的話則需要2352萬日元。在如此高額的學費面前，日本的年輕母親放棄生育也是無奈之舉吧。
其次，日本女性的就業模式是典型的M型結構。大部分的女性一旦生了孩子，就只能放棄工作專注于育兒。待孩子上幼稚園時再回歸社會。但是由于日本現在大部分的企業還是實行的終身制及論資排輩，即使女性再就業的話，也只不過是以臨時雇用或打工的形式，并不能享受到正式社員的福利。她們由于育兒而失去工作的機會成本增加了。像這樣可見的育兒費用的上漲及不可見的機會成本的增加給大部分的家庭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總之，日本少子化現象產生的原因和年輕人的婚育觀念，特別是女性婚育關有很大關系。少子化問題是日本今后必須應對的難題，少子化的解決，對日本今后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日本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對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緩解作用。但是，想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日本政府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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