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1-14 15:56:4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宏觀經濟趨勢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宏觀經濟管理 “十二五”中期 問題 對策
政府作為促進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主體，如何正確認識“十二五”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期存在的問題并通過宏觀經濟管理方式對其加以解決，對我國“十二五”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目標在2015年最終得以實現，并提升我國整體經濟實力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宏觀經濟管理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關系的分析
（一）宏觀經濟管理的目標之一是確保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實現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宏觀經濟管理實現的目標之一，也即宏觀經濟管理是手段，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宏觀經濟管理最終要實現的目的。這表現為以下方面：
第一，在控制國家經濟總量平衡方面。經濟總量是指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或地區全部經濟活動總成果的數量反映。最能夠反映宏觀經濟活動的指標是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宏觀經濟管理的短期目標主要是保持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基本平衡，以實現國民經濟的穩定運行和均衡增長。這恰恰符合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要求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在區域間平衡的目標。
第二，在國家經濟結構方面優化。經濟結構是指國民經濟內部各個相關因素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及其數量對比關系，一般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等。宏觀經濟管理的中期目標是國家通過宏觀經濟管理的手段，調整不合理的國民經濟結構，以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以產業結構、技術結構、市場結構的平衡作為判斷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標準。這表示兩者的目標具有統一性。
第三，在國民經濟全面發展方面。宏觀經濟管理的長期目標是通過對國民經濟長期發展的戰略性引導，消除阻礙國民經濟長期發展的隱患，推動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最終目的是在促進并保證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經濟持續穩定增長。這意味兩者的最終目的保持一致。
（二）宏觀經濟管理手段符合保證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需要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需要通過一系列的手段加以保證實現。宏觀經濟管理的手段從本質上符合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要求，這表現為以下方面：
第一，在計劃手段方面。計劃手段是宏觀經濟管理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被解決是無法通過市場機制完成。政府必須要對區域經濟的協調做出短期、長期以及宏觀方面的計劃。宏觀經濟管理的計劃手段符合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要求。
第二，在經濟手段方面。宏觀經濟管理是通過間接管理的方式對國民經濟的發展產生影響。間接管理，就是不直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而是通過市場，運用各種經濟手段，對影響國民經濟總體運行的各主要經濟變量施加影響，利用市場的傳導機制，來引導和制約微觀經濟行為，保證宏觀經濟管理目標的實現（徐泰玲，2004）。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國家宏觀經濟層面的問題。這就需要通過宏觀經濟管理的手段，以間接的方式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發揮作用。
第三，在行政手段方面。行政手段是行政機關依據被授予的管理宏觀經濟的行政權力，通過制定和下達行政命令、指示、規定等方式，來干預和管理國民經濟的各種措施。行政機關采用宏觀經濟管理手段能夠在短時間內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應對突發性的宏觀經濟問題。區域經濟協調涉及到各區域經濟的利益問題，這些問題需要通過行政的方式加以調節，打破行政壁壘。
我國“十二五”期間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依靠投資拉動的方式仍未改變
2011年期間，我國投資高增長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較快，投資低增長地區的經濟增長明顯慢于其它地區。投資高增長地區是指2011年不包括農戶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在30%以上的11個地區（遼寧、吉林、湖北、重慶、寧夏、黑龍江、海南、甘肅、新疆、貴州、青海）。這些地區生產總值增長13.2%。投資低增長地區是指2011年不包括農戶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在20%以下的地區，由上海、北京、廣東和浙江組成。這些地區生產總值增長9.2%（潘 ，2012）。
2012年前三季度，東北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內生增長動力不足。遼寧經濟增長9.3%，投資拉動經濟增長26.52個百分點；吉林經濟增長12.1%，投資拉動經濟增長31.93個百分點；黑龍江經濟增長9.6%，投資拉動GDP18.19個百分點（丁曉燕等，2013）。2012年前11個月，中部地區完成固定資產投資97162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5.22%。社會消費品零銷總額37060.3億元，同比增長15.54%。西部地區完成固定資產投資56015億元，同比增長25.08%。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9844.1億元，同比增長15.57%。2012年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主要得益于投資的拉動，說明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對投資依賴較強（肖春梅，2013）。
（二） 中西部地區人口空心化問題嚴重
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區，雖然生育率相對較高，但因為大量的人口流向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導致人口增長趨緩。人口外流是導致中部人口"空心化"的主要原因。從人口分布的變化看，西部地區人口的發展趨勢依然是“孔雀東南飛”。大量勞動人口離開中西部地區，奔向東部發達省份，就是因為東部發達地區有更多的發展機會（蔡泳，2011）。 “十二五”初期，安徽、四川、湖南、河南、湖北、貴州、江西、重慶、廣西壯族自治區等省（市、區）成為我國人口凈流出最多的省份。其中，中部和西部人口凈流出分別為5407萬人和2106萬人，中西部地區人口空心化趨勢比較嚴重，80%左右的流出人口是務工經商。由于大量成年勞動力到省外務工，中西部地區部分省（市、區）工業企業普遍遭遇招工難問題，有些勞動密集型行業企業因工人短缺而出現開工不足。由于人口分布在短時間內難以調整，中西部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優勢將被削弱（李平等，2012）。
（三）區域間產業轉移仍然面臨障礙
2010年以來，我國先后建立了皖江城市帶、廣西桂東、重慶沿江等5個國家級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2012年國家又批設了晉陜豫黃河金三角承接產業示范區、蘭州新區和寧夏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中西部在承接產業轉移中呈現園區共建、產業鏈式、產業集群等方式。然而，這依然是存在諸多問題，表現為：第一，是產業同質化和落后產能異地生根現象凸顯。各地圍繞產業轉移展開異常激烈的招商引資競爭，造成低水平重復建設。不僅表現在省與省、甚至地市更小的范圍內重復建設。由于產業轉移關系到區域利益，東部沿海地區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將產業轉到省外，而是鼓勵企業到本省落后地區設廠生產。第二，承接產業轉移的區域存在配套建設不完善，工業園區配套條件較為薄弱，地方政務環境較差，物流成本較高。這無法充分使被轉移產業在其區域在較短時間內轉化為產能；第三，承接產業轉移的區域有重走東部地區以犧牲生態環境而換取經濟利益老路的勢頭，環境受到污染，生態環境破壞的現象開始出現（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區域經濟研究課題組，2013）。
解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存在問題的宏觀經濟管理策略
（一）政府應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依靠投資拉動的宏觀經濟管理策略
政府應以擴大消費、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和發展第三產業作為解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依靠投資拉動問題的途徑，具體為：第一，提高區域經濟協調市場化。區域經濟協調市場化要求打破區域間人為的市場封鎖，建立法律體系完善、市場機制健全、平等競爭環境的協調互補的大市場，以確保生產資料、消費品等自由流通，最終提高消費拉動國家經濟的增長率。這要求政府消除行政性的貿易壁壘，增育不同類型、具有互補性的區域市場；第二，提高科技創新能力，促使產業優化升級。政府要以技術創新以基點，整合區域內的產業資源，建立優化區域產業布局的引導機制，構建現代產業體系，以培育經濟增長點。政府應在本區域現有產業基礎上，通過財政激勵等方式，引導本地企業依靠科技創新走產業優化升級道路，增強現有產業的生產率；第三，加大發展第三產業的力度。第三產業是借助于第二產業生產率的提高以及社會化的分工而興起的，其發展有利于擴大社會主體的消費性支付，提高消費在拉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比率。這要求政府為第三產業的發展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同時也應做好對勞動力的技能培訓。
（二）政府應對中西部人口空心化的宏觀經濟管理策略
中西部政府在應對人口空心化問題采用宏觀經濟管理措施時，應當堅持“留下來”和“引進來”的戰略。“留下來”是將本地區年富力強的農民工以及有文化、有創造力的年青人留下來。“引進來”是將非本地區的優秀人才吸引過來。這包括以下政府應當采取以下的宏觀經濟管理措施：第一，中西部政府應當開放戶籍，增加農民轉為市民的比例，使其享有城鎮的公共服務，并根據城市經濟能力，不斷提高其待遇水平；第二，引外來優秀人才在中西部地區工作，鼓勵優秀人才到重點開發和優化開發區域就業并定居，以產生人才流動的聚集效益。這就要求中西部政府在公共衛生、子女義務教育、就業扶持服務等繼續加大財政方面的支持力度，力爭中西部地區的城市與東部地區的城市在醫療、教育、衛生、文化、交通等方面差距的減少；第三，切實加強義務教育、職業教育與職業技能培訓，增強本地勞動力的技能與本地區產業發展所需要人才的融合度。
（三）政府應對產業轉移仍然面臨障礙的宏觀經濟管理策略
中西部地區在承接產業轉移的過程中，政府作為宏觀經濟管理的主體應當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應當堅持產業技術選擇適度、產業承接與吸收能力并進以及保護生態環境這三項基本的準則。中西部政府在以生態文明理念的指引下，選擇最適合本地區條件的產業和相關的技術加以承接，并本土化承接轉移過來的產業以及相關技術；第二，中西部地區政府應當為產業的轉移提供良好的經濟發展軟環境。中西部地區政府應當建立或者完善市場交易安全制度、信息公開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等；第三，中西部政府在承接產業轉移時應當通過制定相關的政策引導轉移的產業與本地區產業的優勢互補。這是解決中西部地區產業轉移同質化現象的重要途徑，有利于實現“杠桿增長戰略”，提高產業競爭優勢；第四，東部發達地區政府應當鼓勵當地優勢產業向中西部地區發展。這其中主要的措施是中西部政府和東部發達地區的政府從宏觀經濟管理的策略出發，建立優勢互補的一體化經濟區。
參考文獻
1.徐泰玲編著.宏觀經濟管理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4
2.潘 主編.中國地區經濟監測報告（2012）[M].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
3.丁曉燕，徐卓順.東北地區經濟發展態勢評析及對策分析[M]，.梁昊光主編，楊維鳳，游靄瓊，王德利副主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報告（2012-201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4.肖春梅.2012年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趨勢分析[M].梁昊光主編，楊維鳳，游靄瓊，王德利副主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報告（2012-201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5.蔡泳.警惕人口分布空心化[J].中國改革，2011（7）
關鍵詞：第五次并購浪潮 新趨勢 原因
從19世紀末起，西方發達國家就發生了多次大規模的企業并購浪潮，由此造就了大批大型、超大型企業，但是，在二戰之前，并購大多發生在一國國內企業之間。二戰之后，這些企業為了在全球化的競爭中取得有利地位，又紛紛舉起了跨國并購這個武器，先后曾發生過四次并購浪潮。進入20世紀90年代，國際經濟競爭進一步加劇，由于跨國并購能夠繞過東道國的投資限制和貿易壁壘，迅速進入并占領其市場，因此跨國并購成為全球對外投資的主要方式。1994年以后全球跨國投資中，跨國并購超過新設項目―“綠地投資”。據UNCTAD(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統計，1998年全球跨國并購額為4，000億美元，1999年達到7，200億美元，增長80％，2000年突破10，000億美元大關，高達11，438億美元。據著名金融數據公司Thomson Financial最新統計報告顯示， 2005年上半年，全球并購市場并購總額（包括已宣布但未最后成交）高達1.2萬億美元。有學者稱此次并購浪潮為并購歷史上的第五次并購浪潮，首先發軔于美國，迅速席卷整個發達國家。可以說，第五次并購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世界上各大型跨國公司的決策，影響著全球生產體系和經濟格局。對第五次并購浪潮的分析研究有助于我們認清當前國際經濟形勢，指導我國企業的經營戰略。
跨國并購新趨勢
高度集中在發達國家但發展中國家增長迅速
跨國并購額的90％以上發生在發達國家，金額超過10億美元的大型并購也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跨國并購占FDI流入量的比重已由20世紀80年代末的10％提高到目前的33％。
跨國并購類型主要是橫向并購
這次并購浪潮中并購額的70％和并購案數量的50％來自橫向并購，其次是混合并購，1999年混合并購占跨國并購總數的27％，最后是縱向并購。但近來縱向并購有上升之勢。
跨國并購行業發展趨勢
跨國并購的產業仍集中在制造業和服務業，但是制造業的并購份額呈下降趨勢，服務業呈上升趨勢。1999年服務業占60％，制造業占30％。制造業由原來的資源、勞動密集行業轉向資本、技術密集行業,如：化工、電器機械和汽車。服務業內部的跨國并購主要集中在電訊、金融和商業服務領域，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
跨國并購過程中跨國公司R&D全球化
控制關鍵技術已成為大型跨國公司攻城掠地、取勝對手的法寶。跨國公司加大對世界范圍知識、專業人才和技能的追求，促使跨國公司海外R&D支出占總R&D支出的比例不斷上升，海外分支機構數量相應不斷增加。美國公司在海外的R&D支出增長速度明顯快于國內的R&D支出的增長速度，1997年美國該比率由1985年的6.4％上升到10.5％；1987-1997年外國公司在美國的附屬公司的R&D支出費用增加了3倍，數額由65億美元上升到197億美元，年平均增長11.6%以上。
國家間跨國公司戰略聯盟迅速發展
技術進步和技術擴散速度的加快，使大公司不再在所有技術領域保持尖端優勢，大型跨國公司為了共擔研究開發新產品的成本和風險，以適應日新月異的新技術要求，采取戰略聯盟方式作為彼此之間競爭與合作的“雙贏”方式，尤其在高新技術行業的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業。如美國的IBM公司與日本的東芝公司、德國的西門子公司共同開發電腦芯片，IBM與微軟聯合開發軟件。
跨國并購新趨勢的原因分析
全球化是國際直接投資的總體社會背景，跨國并購成為國際投資的主要形式以及跨國并購近年來的新趨勢可歸因于以下幾方面：
產品生命周期的縮短
哈佛大學教授維農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把產品分為三階段：創新階段、成熟階段、標準化階段。不同階段競爭核心不同，相應的生產區域不同。產品的第一階段――創新階段是技術密集型產品，價格彈性小，此外需要市場反饋信息改進產品一般在頭號發達國家研制出并生產，出口到相當水平的國家，賺取高額利潤。在產品的成熟階段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創新國開始向次發達國家投資。第三階段――標準化階段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品的競爭核心是勞動力成本，發展中國家優勢突顯，成為主要生產國和出口國。從這三階段的描述可以看出，跨國公司要想賺取超額利潤就要緊緊把握住產品的創新階段。
另外，由于跨國公司為了迅速占領全球市場，會采取并購方式進入東道國市場，首先減少工廠建設、雇傭員工等生產的籌備工作，大大的縮短了產品投入市場的時間，為公司贏得時間和機會；其次并購后并購公司往往把目標公司原有相關產品品牌“暖藏”起來，利用目標公司原有的銷售網絡渠道，在東道國市場展開攻勢。通過跨國并購，跨國公司達到以最快的速度占領更大的市場份額，這也是跨國并購中以橫向并購為主的原因所在。
科技、創新的競爭是企業競爭的實質
跨國公司歷經多年的積淀，彼此間的優勢價值鏈正在趨同，只有在產品的最初形成――創新階段尋找壟斷優勢。全球化的迅猛發展促使企業改善全球戰略，在創新上突顯實力，發達國家、經濟轉型國家、發展中國家經過多年的發展形成了巨大的人才庫，這促使追求創新的企業在全球范圍內設立研發部門爭奪世界知識、人才、技能。
隨著跨國并購的發展要求，跨國公司適應東道國市場需要進行大量的應用性研究，在應用研究中接近最終消費者以便對當地需求做出迅速反應，從而支持當地生產和營銷運作。
技術進步和技術擴散的加快
技術創新已成為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技術能力的提升成為企業生存與發展的要素；各個跨國公司經過歷史的積淀彼此都集聚了很大的競爭能力，然而當今技術進步和技術擴散都加快了速度，使多數跨國公司不能在所有技術領域都保持尖端優勢，也不可能使哪項技術保持長時間專有。全球化的各種合力的作用使歷史上徹底顛覆打敗競爭對手的純粹的競爭邏輯不再成為可能，跨國公司改變以往戰略采取合作競爭，即戰略聯盟（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跨國公司為實現某一戰略目標，建立的相互協作、互為補充的合作關系）。通過建立戰略研究開發聯盟可以縮短技術開發周期、分擔技術開發成本，共享技術領先優勢；可以集中各方生產技術優勢，降低開辟新的生產線和改裝生產線的風險；可以集中聯盟各方的市場銷售力量，降低保持市場地位或進入新市場的成本與風險。
一、關于后金融危機時代
世界上每一次突發驚喜危機，都會重新的構建起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式，同時還會建立起一個新型的經濟政策框架，而在經濟危機發生之后的大蕭條，是在政府通過不斷的反思當中，逐漸的意識到勞動力所具備的重要性，而根據大蕭條，之所以會發生秉承著不同的爭論，大蕭條，而自從美國在2006年春季發生次貸危機以來，該危機逐漸的席卷了美國，日本，等主要的經濟市場，并且進一步的擴大發展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而該危機主要發展則依次經歷了四輪沖擊在大多數投資者的關注之下，經濟危機逐漸開始蔓延并且席卷到世界各地，而一直到如今，危機仍然沒有及時的解決。而美國次貸危機之后的金融危機過去之后，世界的經濟呈現大衰退的趨勢，這是規模最大的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會給世界各地人民的經濟以及政治帶來不利的影響。同時，自從主流的宏觀經濟學面世以來，就面臨著這個嚴重的信任危機。
二、研究宏觀經濟學主要方法
（一）融合宏觀金融學進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
在美國次貸危機之前，宏觀經濟學與金融經濟學之間并不相交流，基本上處于一種隔離狀態。而在面對風險時對風險進行處理時，這兩種學說秉承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在金融經濟學研究過程當中，研究的核心問題為內生的風險。而宏觀經濟學對風險進行研究之將其當做一種外生的沖擊，但是在本次美國次貸危機之后，宏觀經濟學將金融摩擦作為一個起點進一步的研究內生的風險，通過對于資產泡沫、收入差距、資源物配以及杠桿水平等進行研究，而將自己內部學說流派進行的研究同金融經濟學研究內容相互交匯，而逐漸的新生出了一種活躍的研究領域即宏觀金融學。
（二）在宏觀經濟學研究過程當中更注重摩擦以及異質性
但如今經濟摩擦的態勢之下，之前對宏觀經濟學進行研究的主題模型已經不能夠直接套用，這就需要建立起一種顯性的抑制性的宏觀經濟模型。而為了更好地對抑制性以及非線性問題進行處理，經濟學家們逐漸地將自己的思維超越傳統的均衡模型，而將自己的思維同金融經濟學基礎進行融合，建立起一種內生金融危機主要的建模方法，而考慮到宏觀經濟學當中的意志性，則主要的是從企業、金融中介以及家庭等三個維度出發，在每一個維度之上對于現有文獻進行查閱，從而確定新型的研究方向。
在宏觀經濟不進行的過程當中經濟學家們通常使用在市政微觀經濟學以及金融經濟學當中所經常使用的對策略進行識別的研究方法，從而更好的確定在這一習俗當中所涉及到的因果關系，而這種方法往往超越了之前所使用到的時間序列以及宏觀數據的實證方法，而對于異質性進行研究則使得對于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
三、中國宏觀經濟學家們的探索
為了做好中國宏觀經濟學領域當中的學術研究，同時使得經濟學家們之間相互溝通以及交流，從而取得新的突破，我國發起了中國宏觀經濟學者論壇，主要的研究以及理解了在宏觀經濟學中使得中國經濟增長，并且使中國的結構模型發生轉變的主要方法。而怎么樣能夠在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過程當中保證使我國經濟始終保持增長態勢，這是經濟學家所研究的主要問題。而針對于中國的宏觀經濟進行研究，則需要從我國的制度特征出發，并且還需要對其進行科學合理的解釋，針對于如今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逐漸緩慢的現象提出解決的方式，并且還需要進一步的調整我國的公共投資以及經濟增速結構性，而這種抑制性的行為能夠做好政府的宏觀分析。
（一）分析中國在財政以及貨幣等方面的政策
如今有關的經濟學家一直關注著中國近幾年來有關于財政以及貨幣的政策，通過對于企業所得稅改革進行研究以及實驗可以看出想要進一步的提高企業勞動雇傭量，則需要使其所得稅進一步的下降，并且從企業的投資以及創新兩個角度進行研究，通過對異質性進行分析可以看出，小規模并且具有較高成長性的企業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較大。
關鍵詞:適度通貨膨脹率;貨幣供給增長倍數;均衡目標增長率;政策涵義
中圖分類號:F015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5.017文章編號:1672-3309(2010)05-043-03
一、我國經濟均衡目標增長率的邏輯推導
就當前我國經濟發展處于何種階段,國內學者研究頗多。劉迎秋(2002)得出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到2020年前后我國經濟發展將處于“次高增長階段”的觀點。陳佳貴和黃群慧(2009)得出2005年以后我國整體的工業化進程步入中期后半段的結論。劉迎秋(2009)指出未來10―15年我國經濟發展將處于從工業化中期后半段向工業現代化迅速過渡的國民經濟較高增長階段的結論。借助錢納里標準模式,本文認為我國經濟發展處于工業化后期階段向發達經濟的初級階段過渡這一階段。
確定與我國經濟發展所處階段相適應的均衡目標增長率是關乎我國經濟能否健康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前提。郭慶旺和賈俊雪(2004)運用消除趨勢法、增長率推算法和生產函數法,得出1978―2002年我國年均潛在經濟增長率估算為9.56%,并認為這是我國國民經濟增長波動的軸心。劉樹成等(2005)運用HP濾波法、生產函數法和菲利普斯曲線法也對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進行了估算,得出“未來5―8年的中期內,潛在經濟增長率可把握在9%,適度增長區間可把握在8―10%的區間”的結論。沈利生(1999)借鑒克萊因使用的反映投入產出關系的生產函數分析法,通過一定程度的調整和變通,對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及其變動趨勢做出估計,得出1999―2010年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為9.1%的結論。
2000年以來,我國經濟繼續高位運行且波動較小,一般不超過1個百分點。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如果經濟增長率低于8%,則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偏冷、國民就業和福利蒙受較大損失;如果經濟增長率超過10%,則我國宏觀經濟運行過熱、通貨膨脹率上升、資源供給緊張,國民福利也會遭受損害。因此,把9%作為今后一個較長時期(如10―15年)國民經濟均衡目標增長率的軸心符合我國實際,把9%±1%作為我國國民經濟均衡穩定增長的目標區間,±1%作為同期國民經濟增長的正常波動范圍。
二、與經濟均衡目標增長相適應的適度通貨膨脹區間
市場經濟是一種貨幣經濟。市場交易過程反映的是商品和服務的供給與需求關系,也反映出作為交易媒介的貨幣的供給和需求狀況。一旦商品和服務的供給總量不能滿足市場需求,供求關系的矛盾就會通過價格表現出來。如果作為交易媒介的貨幣供給總量不能滿足實體經濟交易活動總量和結構的需求,不僅無法實現實體經濟的交易關系,作為交易媒介的貨幣的供求關系本身也會發生斷裂,或者表現為通貨膨脹,或者表現為通貨緊縮。
圖①。通過對圖1的觀察,得到以下啟示:第一,在曲線BA段區間,曲線斜率較大,通貨膨脹率變動較小,而此間經濟增幅很大。這表明國民福利的改進程度大于通貨膨脹帶來的國民損失,存在國民福利的帕累托改進。第二,在曲線的B點左側和AC段區間,曲線斜率較小,通貨膨脹率變動幅度大于經濟增長率變動幅度,此間國民福利的改進小于國民福利的損失。第三,在C點之后,曲線斜率為負數,這表明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導致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國民福利會因此而損失越來越嚴重。從經濟增長和國民福利改進的角度看,曲線AB區間所對應的通貨膨脹率應該是政府實施宏觀管理和調控的重要目標區間。因為在該區間內,經濟增長的通貨膨脹代價最小、國民福利改進的程度最大。
由此,我們進一步通過實證分析來確定上圖所示的適度通貨膨脹率區間。一般度量通貨膨脹率有3個指標: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和國內生產總值平減指數。為了更加全面反映經濟發展的實際,充分反映同期消費價格和商品零售價格以及服務和生產資料價格的變動,我們用國內生產總值平減指數來代表通貨膨脹率,它是用當年價格計算的GDP增長率與用不變價格計算的GDP增長率之差得出。為此,我們構建如下理論模型:
GDP-GDP-1=C+GDPD+GDPDe+(t) (1)
其中,GDP代表GDP增長率,GDP-1代表滯后1期的GDP,GDP-GDP-1表示通貨膨脹變動導致的GDP增長率的波動,用GDP表示;GDPD代表同期通貨膨脹率,GDPDe為同期內預期的GDPD;(t)為隨機誤差項,代表影響GDP增長率波動的其他因子。
在現實經濟中,當期通貨膨脹常常是前期通貨膨脹的延續,民眾對通貨膨脹預期是很合理的。假定民眾對通貨膨脹預期是穩定的,那么本期的預期通貨膨脹率常常是上期已發生的通貨膨脹率水平,即GDPDe=GDPD-1。由此,(1)式可以變換為:
GDP=C+GDPD+GDPD-1+(t)(2)
選取1978―2008年度數據為處理對象,為消除價格波動影響,以1978年為基期,對GDP進行指數平滑調整。所有數據來自于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借助計量軟件Eviews5.0,對1978―2008年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關系做WLS回歸分析,得出如下結果:
GDP=0.8198+0.1030GDPD-0.2561GDPD-1(3)
(18.9205)(5.6220) (-13.4455)
該模型各項回歸結果均通過顯著性檢驗。當總體經濟在未來一段時期的經濟增長率保持平穩,即GDP=GDP-1時,且無加速通貨膨脹預期實現,即GDPD=GDPD-1時,通過公式(3)可以算出一個GDP平減指數閾值GDPD',大約為5.4%。這個值大致對應圖1的A點。介于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實際,按照我國宏觀調控政策操作應當留有必要余地的原則,把6%作為我國未來一個較長時期適度通貨膨脹的控制上限,這符合我國經濟發展實際。
接下來,我們需要確定圖1中B點所對應的通貨膨脹率水平,即適度通貨膨脹率的下限。常理上我們認為零通貨膨脹率作為適度通貨膨脹率的下限可能是合適的,但實際上零通貨膨脹率在經濟運行中并非合理。首先,零或過低的通貨膨脹率難免引發通貨緊縮;其次,零或過低的通貨膨脹率會導致名義利率過低,使經濟在衰退期的貨幣政策失靈;最后,由于工資剛性的存在,零或過低的通貨膨脹率會導致經濟衰退期勞動力需求的下降,進而導致失業率上升,不利于經濟健康發展。國外已有學者對該問題進行過深入研究。伯南克等(1999)通過總結德國、瑞士、瑞典、西班牙、英聯邦、加拿大、奧地利、新西蘭和伊朗等國家的實際經驗,得出這些國家的一般通貨膨脹率目標是1%―3%的結論。不同國家由于經濟構成、經濟體制、對外開放等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別,因而適度通貨膨脹率的下限應該與本國經濟運行的實際相關。結合我國經濟運行的實際,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年通貨膨脹率接近或明顯低于2%的年份,我國經濟運行波動幅度較大,有些年份甚至陷入經濟衰退。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把3%作為我國經濟穩定發展的適度通貨膨脹率的下限符合我國實際。
綜合分析,我們得到了一個3%―6%的適度通貨膨脹率區間。也就是說,該區間是與未來一段時間我國經濟穩定增長目標9%相適應的通貨膨脹區間。
三、最優貨幣供給增長倍數與經濟穩定增長
經濟增長離不開貨幣的穩定供給。學術界經常用經濟的貨幣化程度指標來分析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隨著我國經濟不斷發展,貨幣供給及其增長對國民經濟的影響程度日益加深。但目前很少有學者研究貨幣供給及其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對比關系。其實,199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就提出了“貨幣供給增長倍數”,這對研究貨幣供給及其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對比關系十分重要。
“貨幣供給增長倍數”是由費雪方程推導得出的:
M+V=P+Y (4)
對公式(4)兩邊取自然對數后對時間t求導:
m+v=p+y(5)
得出貨幣供給增長率是:
m=(p+y)-v (6)
“貨幣供給增長倍數”也就相應為:
mx/y=p/y+y/y-v/y (7)
式中,M為貨幣供給,V為貨幣流通速度,P為價格,Y為產出;小寫字母分別代表相應指標的增長率,下標x代表貨幣供給類別,mx/y就是“貨幣供給增長倍數”。
現階段,我國貨幣供應量劃分為M0、M1和M2三個層次:M0代表流通中的現金;M1是M0和活期存款之和;M2是M1與定期存款、儲蓄存款、其他存款和證券公司客戶保證金的總和。M1是狹義貨幣量,M2是廣義貨幣量,M2-M1是準貨幣。
我們常用M1/M2來衡量貨幣供給的流動性。這對關于在不同經濟增長率下選取哪一種貨幣供給增長倍數有著重要意義。M1/M2代表狹義貨幣供給相對于廣義貨幣供給的比重。當M1/M2的比值趨于增大,即現實用于購買和支付的貨幣在廣義貨幣供給量中的比例上升,貨幣供給的流動性增強,貨幣流通速度加快,這表明人們的消費信心和投資信心增強,經濟有趨熱的傾向;反之,當M1/M2的比值趨于減小,即廣義貨幣供給量中的準貨幣比重上升,貨幣供給量的流動性減弱,貨幣流通速度下降,這表明人們的消費和投資信心減弱,經濟有趨冷的傾向。
借鑒劉迎秋(2009)的研究成果,我們能看出1978―2008年中國適度的貨幣供給增長倍數區間(見下表1):
從表1可知,要保證我國經濟在未來穩定持續運行,即GDP年均增長率保持在9%的均衡目標增長率時,m1的最優貨幣供給增長倍數是1.892,可以得出最優供給增長率為17.0%;m2的最優貨幣供給增長倍數是2.177,可以得出m2的最優供給增長率為19.6%。
四、政策涵義
從適度通貨膨脹率區間與經濟穩定均衡增長的關系上,我們可以得出:只要經濟增長率處于9%這一均衡穩定目標時,即宏觀經濟實現均衡穩定增長時,若同時期內的通貨膨脹率低于或明顯低于3%時,此時需要更多的借助政府宏觀政策的實施,如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等來推動國民經濟健康發展;若同時期內的通貨膨脹率高于或明顯高于6%時,此時需要政府加大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力度,使國民經濟恢復到正常發展水平;若同時期內的通貨膨脹率大體處于3%―6%時,就可以初步認定此間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態良好,無需對宏觀運行過程實施更多的外部干預,可通過更多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實現國民經濟的更快增長和更大發展。
通過判斷M1/M2比值的變化,對在經濟景氣循環中(即經濟運行總會發生一定程度的波動)選取哪一種貨幣供給增長倍數有著重要意義,這也折射出M1和M2的宏觀景氣循環政策信號效應存在差異。大量經驗表明,M1增長率較高的年份,大都是經濟波動幅度趨于擴大和景氣循環趨于高漲的年份。對應表1的情況,就是當GDP年均增長率為10.0%的情況。這時,應該選擇逆向的宏觀調控方式,即應更多的用M2的增長倍數來評估當期貨幣供給增長率的高低和總量的多少。此時的貨幣政策從操作上講就是要保證M2的增長率是當期GDP增長率的2.059倍。而M2增長率較高的年份,大都是經濟波動幅度趨于收斂和景氣循環趨于衰退或者經濟景氣循環仍未走出低谷的年份。對應表1的情況,就是當GDP年均增長率為8.0%的情況。同上,應該選擇逆向的宏觀調控方式,即應更多的用M1的增長倍數來評估當期貨幣供給增長率的高低和總量的多少。此時的貨幣政策從操作上講就是要保證M1的增長率是當期GDP增長率的2.004倍。
總體來講,影響我國宏觀經濟走勢的因素有很多。但從邏輯層面來講,只有科學認識和正確把握與我國經濟均衡穩定增長相適應的適度通貨膨脹率和最優貨幣供給增長倍數,才可以更好地指導宏觀政策的科學選擇和有效實施,保證我國經濟長期較快增長和持續健康發展。(責任編輯:云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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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各方面的經濟運行數據和宏觀調控政策的結果都顯示當前我國經濟總體上增長勢頭出現了放緩和下行現象，目前宏觀經濟運行中的通貨膨脹壓力依然很大。本文首先通過相關數據總結和分析了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總體狀況，接著對當前經濟增長趨勢放緩下行的驅動因素進行了分析，并同時分析了通貨膨脹和未來的物價走勢，最后分析預測了未來宏觀經濟的基本走勢及其相應的宏觀調控政策的任務。
一、我國宏觀經濟的總體狀況
目前我國宏觀經濟的總體狀況呈現出增長勢頭放緩、經濟下行的壓力比較突出。2010年我國GDP的增長速度為11.7%，2011年為10.4%，2012年上半年為8.2%，2012年1至5月份的外貿出口同比增長為8.7%，離全年增長10%的既定目標還有相當長的距離，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幅度為20.1%，和2011年最后4個月相比有較大幅度的回落，房地產市場的成交總量有了一定的上升幅度，但總體上看在建房屋開工量和土地交易總量還沒有走出低迷狀態，股票證券市場出現大幅度下挫，上證指數在2200點持續徘徊，市場信心不強，社會商品零售總額較去年同期相比增長幅度有限，顯示出居民消費的無力和內需的乏力。
二、當前經濟增長趨勢放緩下行的主要驅動因素分析
當前宏觀經濟總體呈現增長勢頭放緩和下行的主要因素有下面幾個方面：
（一）投資增長速度下降
中國經濟的波動主要取決于投資。前幾年經濟過熱的時候也是因為投資過熱。現在經濟趨于放緩，經濟增長速度進入下行趨勢，主要原因也是投資處于下行趨勢。投資下行帶動工業產出的增長速度相對也比較慢，也在放緩。現在一般為15%、16%，過去都是18%、19%這個幅度。
目前名義的投資增長速度26%，扣除10%左右的投資品價格指數，現在全國的投資增長速度只有16%左右。15%左右的投資增長速度是比較正常的，如果投資增長速度能保持在15%到20%之間，那么在中國目前階段來講這是比較正常的增長速度。但是問題是投資增長速度正在持續下降。現在沿海地區投資的增長速度確實比較低，上海的名義投資增長速度1%，如果扣除了價格指數就是負的。
（二）出口乏力對外貿易增長放緩
我國的外貿順差從2005、2006年以來一直攀升，2010年達到最高，其中經常項目的順差占GDP的比重是11%，這對于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講是一個非常高的比重，美國的逆差通常是5%、6%，我們的順差是11%。在這么高的水平上現在開始下降，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2%。如果按照全年平均下降12%來算，去年我們是2，700億的外貿順差，那么今年仍有2，300億左右的外貿順差。仍然是一個很高的水平。外貿順差減少，主要是因為出口增長速度放緩，進口增長速度提高。
（三）當今經濟增長放緩是宏觀調控作用的預料之中的結果
中國2009-2012年上半年以來的一切政策、一切調整就是為了使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一點。近幾年GDP的增長速度一度接近12%，這樣的增長速度是不可持續的。如果不把這個過熱的趨勢抑制住，將來可能會出大問題。所以這兩年一直采取了各種措施控制投資、出口，就想把這個增長速度放緩一點。因此現在的增長速度放緩是我們希望看到的事情，是宏觀政策調控的目標。因此目前經濟增長放緩很正常，否則就意味著過去采取的措施都是無用的。
以外貿為例，目前外貿出口確實在下降，但是這些年的所有外貿出口政策的調整就是想讓外貿出口減少一點。從匯率變化情況來看，人民幣現在累計升值21%，再加上我們的通貨膨脹率比美國高一點，加在一起人民幣兌美元實際升值將近30%，我們采取這樣的升值措施使很多出口企業都感覺到很大的壓力，使得外貿出口放緩。從貨幣政策的調整來看，采取了一系列緊縮貨幣政策，同時還采取了各種辦法減少外貿順差的做法，降低出口退稅、采取一些產業政策，限制“三高一資”，也是為了把外貿生產降下來，特別是降低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這些年這么大的外貿順差，導致了外匯儲備的大幅增長。外匯儲備現在是18，000億美元，按照這個速度今年年底將達到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不斷增多，國內央行需要不斷發人民幣，導致國內流動性過剩，還容易引起資產泡沫，容易引起通貨膨脹，因此又采取各種措施回籠資金，這一系列問題都是因為外貿順差增速過快。所以采取那么多的措施貿易順差的增速才減少到12%，應該說也是正常的。
三、未來宏觀經濟走勢及相應的宏觀調控政策分析
我國宏觀經濟在面臨放緩和下行壓力的同時，其總體走向還是向好的因素多，總的經濟面應該是向好的。和那些出現問題的經濟體相比，中國經濟的基本面確實還不錯。比如說越南，越南是連續7年財政赤字，去年財政赤字達到了GDP10%左右。而中國是財政順差，財政增長速度今年上半年30%以上。中國貨幣供給的增長速度，保持在相對穩定的水平上，17%左右，沒有像過去的出現的40、50%的情況。我國的貿易仍然是順差，順差仍然是太多，外匯儲備仍然是大幅度的增長。給定這些基本面的數據，而且該調整的東西調整，因此筆者認為中國經濟不會出大事兒。
宏觀調控政策制定中要充分考慮到政策的滯后性注重具體操作細節的技巧性。這個滯后性可能導致最終各種政策的疊加和累計效果過大。因為政策效果具有滯后性，政府出臺一個政策沒有馬上的反應，再出臺一個政策。這個部門出臺政策了，沒什么效果，那個部門又出臺一個政策，每個部門又追加了一個政策。所有政策加在一塊最后起作用了，可能發現作用是不是過大了。所謂的疊加累計效應，有沒有可能發生呢？有可能發生。至少對于某些部門和行業有可能發生。
參考文獻
在全球經濟幾近蕭條時，中國經濟能逆風飛揚嗎？環視周邊國家，其經濟成長頗多滄桑，亞洲危機爆發時跌入深淵，卻又隨美國新經濟的強勁而急劇反彈，其顛簸之劇烈如承冰火。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曾在外貿零增長和人民幣不貶值的背景下創造了1998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奇跡。同樣，今年上半年我國7.9%的GDP增速盡管與去年同期進行縱向比較，應該說還有所不如，增幅約低0.3個百分點；但如果與世界上其它國家進行橫向比較，則用“一枝獨秀”來描述，也毫不為過！在不同的國際環境下，我國經濟卻保持了與去年同期基本相等的增長速度，這表明經濟增長格局早潛移默化中發生著巨大變化。
1、更寬裕的小康誘致“自主性”經濟增長引擎隱現，這樣的亮點可望得以中期性維持。我們一度認為，我國經濟的戰略困局在于：拉動經濟增長的“自主性”經濟引擎已經從視野中消逝。但現在已出現了某種轉機，這就是更寬裕的小康所導致的一系列投資和消費，尤其是房地產投資的再度活躍引人注目。
2001年上半年我國外貿的失色大致為消費和投資的增色所抵銷，外需黯然失色，內需穩健爬升。甚至國家統計局得出了今年經濟增長93%靠內需，7%靠外需這樣令人咂舌的結論來！（1）、就消費而言，1-6月份消費品零售總額17915億元，同比增長10.3%，比上年同期加快0.2個百分點，其中，城市消費品零售總額11209億元，增長11.6%；農村消費品零售總額6706億元，增長 8.1%。可見我國居民的日常生活，并沒有感受到多少新經濟光環破裂后的寒意。（2）就投資而言，上半年全社會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1899億元，同比增長15.1%，比上年同期加快4.1個百分點。其中，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固定資產投資8928億元， 同比增長17.9%，集體和個體投資增長7.5%；基本建設投資4685億元，增長11.8%，更新改造投資1776億元，增長26.9%，房地產開發投資2123億元，增長28.2%。和意料之中的國有經濟投資的異乎尋常的增長，和同樣并不奇怪的欲振乏力的民間投資相比，房地產投資的急速增長顯然是一匹引人注目的“黑馬”。
鑒于房地產投資升勢強勁，我們不能不細探究竟。在2001年5月間，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因住宅投資和更新改造投資的強力拉動而增長了17.6%，增速比去年同期平均加快了8.1個百分點。其中房地產投資的增長尤其引人注目，2000年我國完成房地產投資4902億元，增長19.5%，比基建、更改和其他投資增幅分別高13.4、6.3和12.5個百分點，房地產開發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為20.2%。今年上半年，房地產業繼續保持著繁榮勢頭。2001年1-5月，全國房地產開發到位資金2300億元，增長幅度比去年同期高出20個百分點。1-5月份，全國完成房地產開發投資1535億元，增長幅度比去年同期提高3.7個百分點。其中，完成商品住宅投資1057億元，同比增長30.7%；商業營業用房投資164億元，同比增長38.5%；而辦公樓投資則繼續保持負增長，同比下降4.3%。可見此次房地產創1998年以來景氣的最高點，和1992年以后那一波的房地產狂熱有根本區別。區別一在于當年房地產泡沫的吹大和開發商獲得銀行大量融資有關，而此次則是最終消費者獲得銀行消費信貸扶持有關。更可貴的是：早在央行禁止“零首付”之前，各商業銀行的住房信貸部已警覺地將個人住房按揭從8成降至7成。二是當年房地產泡沫和寫字樓、樓堂館所的無序膨脹有關，而此次則是和住宅業的異軍突起有關。不僅85%的住宅為個人購買，中國人的消費習慣也決定了買了新房就意味著裝修，意味著家用電器等等的更新換代。回顧我國消費，不難發現明顯的輪次更迭性，20世紀80年代以后每個十年的“大三件”都有不同的內涵；回顧亞洲金融危機時，美國人曾經說“亞洲人的財富都掛在身上”，戴著勞力士，喝著XO，坐著奔馳，卻住得局促不安，這樣的炫耀性趕超性生活方式顯然面對經濟危機時將脆弱不堪。也許我國住宅業的崛起不僅僅是一個新經濟增長點的形成，而表明國民正形成新一輪的，和“后短缺經濟”的輕工制品消費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追求，此需求的啟動可望得到中期性維持。
2、國際經濟亂局難以擾動我國公眾的樂觀預期心態，這樣的情緒因為申奧成功和入世在即也可得以中期性維持。在世界經濟增長失速時，我國政府、企業和居民對未來樂觀預期基本穩定，這對上半年經濟增長平穩也功不可沒。美國新經濟之所以突然褪色，和其消費和投資信心從季度樂觀到悲觀的突然逆轉有關。反觀我國，企業和居民預期不僅沒有逆轉，反而隨著即將到來的7年的“奧運經濟”和“入世振蕩”而得以強化。
外國人對我國公眾樂觀預期如是看：萬事達卡亞太區消費者信心指數的調查顯示出，中國大陸消費者對未來的信心處于持續增高的狀態，其79.1的信心指數成為自1997年萬事達卡在全球舉辦調查以來的最高記錄，列亞太區第一位。在亞太的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日本等國消費者信心指數低迷到低于50的焦灼不安的悲歌中，中國大陸消費者的信心指數卻繼續攀升并在亞太區獨占鰲頭。不僅如此，和2000年12月的那次條長相比，我國大多數大陸消費者對生活質量、經濟狀況和固定收入等項的反映尤其良好，這幾項的指數分別達到90.9、88.2和83.4，此外，就業情況方面的指數也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點61.1，而去年12月，這個數字是54.8。上述調查顯示出：我國經濟成長既和眾多小型開放經濟體高度依賴外部需求的歷史軌跡并不雷同，也和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不完全同步，從從1997年來，我國已經悄然步入培育內需之路并漸收成效。
國家統計局對我國公眾樂觀預期如是看：2001年5月，我國消費者信心指數在4月份97.5的基礎上，微降0.3點；同期全國企業家信心指數為120.7點，比一季度降低了1.3點。這使得我國內部需求中的投資在快速增長的同時，消費也保持相對平穩。6月份，上述兩個指數雙雙平穩攀升。不僅如此，中國宏觀經濟的穩健也鼓勵了境外投資者的信心，據美國全球商業政策委員會2001年4月的調查，外商直接投資中國的信心指數為1.69，居世界第二位，是世界上最具投資吸引力的地區之一。我們的結論是：外部需求中，外資流入的增加，內部需求中，房地產投資的增加和公眾預期的平穩樂觀，構成了2001年上半年經濟增長的新“三駕馬車”。如果我們比照周邊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經濟指標，我們很難說中國經濟在衰退中，因為7%以上的數字已經十分驕人；如果我們比照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經濟的“井噴式”膨脹，則這種增長速率似乎低于公眾所預期的。加上中國經濟處于“過大關”的“尖峰時刻”，不能不依賴快速增長靠新成果化解舊問題。無論是上坡路還是下坡路，度是中國經濟成長的同一條路，中國經濟正拖曳著漸進體制改革的沉重包袱，艱難地爬坡，期待著擊水三千里的馳騁，但路雖清晰行進卻難，致使人們感覺到了“藍燈區”的寒意。
四、中國經濟何去何從？狹路相逢智者勝
關鍵詞 實際經濟周期 技術沖擊 經濟波動 宏觀經濟學
中外經濟發展史的歷程無可辯駁地表明，宏觀經濟的運行是會出現周期性波動的。對于經濟周期的成因及其作用機理，西方經濟學家從許多方面都進行過研究。其中， Finn Kydland與Edward Prescott一同提出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RBC）可以看作近20多年來在經濟周期研究方面的重要突破，這兩位經濟學家也憑此而折桂2004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一、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形成背景及其核心內容
實際經濟周期理論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具有豐富的理論源流和明顯的現實背景。首先，由理論來源分析，一是在20世紀80年度之初，當時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波動理論及其模型遭到普遍的質疑；二是理性預期與公眾選擇理論被吸收進了現代宏觀經濟學，Lucas由方法論角度探討了經濟波動問題；三是C. R. Nelson與Charles I. Plosse提出，實際因素對于形成經濟波動的作用比起貨幣等虛擬因素來重要得多；四是一系列分析方法與分析工具的問世，也對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建模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次，由實踐發展的層面來分析，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體現了供給方面的因素對于宏觀經濟的影響，但自三十年代一直占據經濟學主流地位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卻對當時日益嚴重的經濟滯脹束手無策，而撒切爾政府和里根政府信奉的供給學派經濟學對于治理經濟卻頗見成效，這也成為催生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實踐佐證。再者，由西方經濟學流派的自身演進過程來分析，20世紀70年代之前，在經濟周期研究領域一直是正統的凱恩斯主義觀點占據著主導地位，甚至到十年之后的八十年代，該領域中主導性的觀點仍然認為經濟周期的主要產生根源在于需求方面的擾動。后來，鑒于Lucas貨幣周期理論的引領，經濟周期問題，又重新進入相關研究人員的視野，經濟生活中的實際因素對于經濟周期的作用開始引起經濟學家的重視。Finn Kydland與Edward Prescott首開先河，后來通過Kydland和Prescott以及Plosser等人的工作，外來的實際沖擊因素被引入了實際經濟周期的模型，此處引起經濟周期的主要解釋不再是需求因素或者金融貨幣等虛擬因素，而是實實在在的外來技術沖擊。這就是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主旨，它也是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相對立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
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主要內容包括：
首先，外來的實際因素的擾動（如技術方面的沖擊）是導致產生經濟周期的根本原因。按照贊成實際經濟周期的經濟學家的觀點，經濟周期的成因不在于經濟體系內部，而是來自于外部因素，來自于一些供給方面的擾動，像是技術方面的變化等，這些變化造成技術水平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大幅變動，會引起勞動生產率、工資水平和其他生產要素價格相應的變動，從而使得產出水平和生產發展方式也隨之出現不同于往常的變動，經濟機體本身對于這種意外的沖擊缺乏抵抗力，只能隨之變動，于是就產生了經濟周期的高漲或者衰落。
其次，經濟變動的主要傳遞渠道是勞動提供方面的延遞性變動。其中的內在運作機理是這樣的；每當外來的技術方面的變化導致勞動生產率、要素價格等因素變動的時候，符合“經濟理性人”假定的市場主體就會根據自己對市場走向的預期，在工作與享受閑暇之間做出選擇，這樣就會在勞動供給方面產生極大變動，進而使社會就業和總產出也隨之產生變化，而且一次技術變動帶來的產出變動可以是持續性的。同時，鑒于相關經濟門類之間的聯動效應，產生在一個部門的技術擾動也可能會導致其他社會生產部門乃至于宏觀經濟形勢產生變動。.
再者，經濟周期本身就體現了經濟趨勢在發生變動，而并非經濟形勢圍繞著經濟趨勢這一軸心在變動。換言之，并非經濟運行背離了宏觀經濟的均衡狀況，而是經濟本身的均衡位置在變動，這就將周期理論與增長理論糅合為一體。根據這種觀點，經濟發展無所謂長期、短期，經濟形勢的短期變化與長期發展趨勢二者之間并不矛盾，經濟的短期變動并不是背離了經濟發展的長遠趨勢。
另外，管理當局針對經濟周期所采取的反向操作措施沒有任何作用，換句話說，當局管理經濟是徒勞無功的，這是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最重要的政策結論。根據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經濟波動乃是市場主體對于外來擾動的理性反應，市場的自我調節功能能夠使經濟狀況自動達到就業與產出狀況合理的均衡，而人為的政策調節卻難以使調節者的主觀意志同經濟運行結果達到一致，反而會降低社會的總福祉。所以，管理當局調節經濟造成的失誤甚至包括調節行為本身都屬于某種負面的外來擾動，據此，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政策性結論就是：管理當局力圖熨平經濟波動的反周期操作是無效的。
最后，貨幣的作用是中性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認為貨幣供給是內生的，貨幣數量的變化對經濟沒有真實影響。在經濟擴張期間對貨幣的需求會擴張并誘導貨幣供給的調整反應，貨幣政策不會影響實際變量，只有資本勞動和生產技術等真實變量的變動才是經濟周期的根源。不應當用貨幣政策去刺激產出，貨幣政策只能以穩定物價作為單一目標。
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與其他相關經濟學流派在經濟周期問題解釋上的異同
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發軔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屬于主張自由放任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戰后自由主義經濟學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先是以Friedman為首的貨幣主義，接著是以Lucas為代表的理性預期理論，現在是以由Kydland和Prescott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為主。在經濟學說史上，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理論都被稱為宏觀經濟學中的“革命”，理性預期理論還被稱為“從根本上改變了宏觀經濟學”。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則打破了把宏觀經濟分為長期和短期，以及，后者研究短期問題。但在實際經濟周期理論中，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是一個問題。凱恩斯主義各派都認為經濟周期表明市場調節的不完善性，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則認為，市場機制本身是完善的，經濟周期源于經濟體系之外的一些“外部沖擊”。把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分開的傳統作法，極大地改變了經濟周期理論，也改變了宏觀經濟學。
從總體上講，傳統的凱恩斯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都認為，需求沖擊使得短期中的經濟偏離長期趨勢，出現經濟周期，而實際經濟周期理將供給方面的技術變動作為經濟波動的根源，這是他們的主要區別所在。具體地分析，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與凱恩斯主義的分野尤為明顯：
1.凱恩斯主義各派把宏觀經濟分為長期與短期，認為在長期中決定一個國家經濟狀況的是長期總供給，而短期中的經濟狀況取決于總需求。經濟周期是短期經濟圍繞這種長期趨勢的變動。實際經濟周期理論首先否定了把經濟分為長期與短期的說法，他們認為，經濟周期并不是短期經濟與長期趨勢的背離，經濟周期本身就是經濟趨勢的變動。相應地，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有經濟增長理論與經濟周期理論之分，前者研究長期問題。
2.凱恩斯主義各派都堅持短期宏觀經濟需要穩定，都主張國家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干預經濟。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認為無需用國家的政策去干預市場機制，只要依靠市場機制經濟就可以自發地實現充分就業的均衡。而且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往往是滯后的，宏觀政策的失誤往往會成為一種不利的外部沖擊加劇經濟的不穩定性。
3.凱恩斯主義經濟周期理論認為導致經濟周期產生的沖擊主要是引起總需求變動的需求面的沖擊；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認為造成經濟周期產生的沖擊主要是引起總供給變動的供給面的沖擊。
4.凱恩斯主義各學派基本上都認為市場調節機制的不完善性沖擊來臨后造成經濟周期的原因；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則認為市場機制本身是完善的，經濟周期波動并非是對經濟長期趨勢的偏離，而是趨勢本身的改變。因此經濟周期是正常的，并非由市場機制的不完善性所致。
5.凱恩斯主義各學派普遍主張政府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干預經濟，采用反周期政策減輕經濟波動。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認為，經濟波動是理性經濟主體對外來沖擊所做出的具有帕累托效應的最優反應，政府沒有必要采取措施來減輕波動，政府的注意力應該集中于技術進步率的決定因素上。
相比之下，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與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都屬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因而其經濟周期理論表現出較多的一致性：（1）都認為導致經濟周期產生的根源是來自于經濟體系之外的因素的沖擊；（2）都強調經濟主體的預期在經濟周期形成中的作用，正是人們面對外生沖擊在一定預期下采取的經濟行為導致了經濟周期；（3）都堅持新古典主義信條，認為市場調節機制完善、價格調整靈活、市場會在自然率處出清（4）都反對凱恩斯主義相機抉擇的政策主張，認為政府的反周期經濟政策無效且會造成扭曲，政府的作用不是采用反周期政策來調節經濟，而是為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它們之間的分歧主要表現在：（1）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將經濟周期的根源主要歸結為影響總需求面的貨幣沖擊，即根源于貨幣數量的變動或未預期到的貨幣擾動，因此其理論可稱為貨幣經濟周期理論；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強調經濟周期的根源主要是影響總供給的技術沖擊。（2）貨幣主義認為沖擊引發經濟周期是實際物價與名義物價發生錯誤訊號，令資源錯置所致，理性預期學派認為貨幣擾動引發經濟周期是價格信息不完全所致，貨幣供給的過度增加使一般物價上升；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則把經濟波動看做是理性預期經濟主體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標，對總量生產函數因受到真實技術沖擊發生變化而做出的有效反應的結果。（3）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把經濟周期看作是對經濟長期增長趨勢的暫時偏離，認為經濟波動會降低社會福利；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則把經濟波動視為自然率本身的波動而不是對長期增長趨勢的偏離，認為經濟增長與經濟波動本質是統一的。而且經濟周期的每一個階段都是經濟的均衡狀態，是理性經濟主體對沖擊的最優反應。
從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與其他流派共同的差異性來看，作為其對立面的凱恩斯主義者、貨幣主義者和理性預期學派原則上都同意以下幾方面的共識：其一，經濟周期可以看作是對經濟增長的某種長期趨勢的暫時偏離；其二，經濟周期對社會來說是不合意的，因為對經濟長期趨勢的偏離使經濟處于非均衡狀態；其三，沖擊主要是對需求方面的沖擊；其四，貨幣因素對于經濟周期十分重要。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卻認為：其一，經濟周期并不是對經濟長期增長趨勢的偏離，經濟波動就是經濟長期增長趨勢本身的波動；其二，經濟周期的每一時期都處于均衡經濟狀態，都是理性預期主體面對沖擊進行最優調整的結果；其三，沖擊主要是對供給面的沖擊；其四，對經濟周期重要的不是貨幣這一名義變量因素，而是技術沖擊這一真實因素。正是基于以上不同看法，使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既有別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周期理論，也不同于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
三、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理論突破與影響
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重大發展，超越了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成為與新凱恩斯主義相抗衡的最主要的新自由主義流派。它完全以正統的微觀經濟理論來說明宏觀經濟波動，是對傳統經濟周期理論的巨大挑戰。第一，通過把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整合在一起，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當代經濟周期研究的方向，并促使宏觀經濟學家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經濟的供給面上。第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強調了宏觀經濟學研究的跨時間和動態的特點。第三，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用特定的模型逼真地模擬實際經濟的時間序列行為，那些由于費用太高而無法在實際經濟中進行實驗的政策可以在這里以非常低的成本進行實驗，從而為宏觀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
在實際經濟周期理論之前，西方主流經濟學對宏觀經濟有一個一致的描述：在長期，經濟有一個平滑的穩定增長趨勢，這可以由增長模型刻畫；而在短期，經濟圍繞這個長期趨勢波動，這可以用波動理論來解釋。而在實際經濟周期理論中，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是一個問題。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實際上并不僅僅是經濟周期理論，它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宏觀經濟理論。
如前所述，以往人們對經濟波動的解釋主要基于凱恩斯主義的短期總需求分析，Solow模型中的要素投入和技術進步，只對長期經濟增長產生影響，對短期經濟波動則沒有任何作用。同時，政府經濟政策，主要是對總需求進行“相機抉擇”的調控。Lucas通過著名的“盧卡斯批判”和理性預期理論，最早對此提出了挑戰和批判，并進一步提出了“貨幣經濟周期理論”，試圖用貨幣因素來解釋經濟波動的原因。Finn Kydland和Edward Prescott提出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則在“貨幣經濟周期理論”的基礎上深入探討了技術進步和各種供給沖擊等真實因素的變動對經濟波動的影響，并將相互割離的“凱恩斯主義”和“Solow模型”中的宏觀經濟變量進行了綜合的考慮。論證了技術進步等真實因素不僅會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且會產生短期經濟波動。改變了人們對經濟周期的波動原因的理解，有助于更深入地認識經濟周期的規律，進而更全面地認識宏觀經濟中的決定力量。
就方法論而言，實際經濟周期模型關于宏觀經濟波動的模型接近于實際的情況，使得模式分析及經濟機制變得更為現實。Kydland和Prescott最先使用具有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學模型來解釋經濟波動，以微觀經濟主體的偏好、技術、稟賦等假設為基礎，解釋商業周期的變化，對古典經濟學進行了修正，使經濟學更加向現實靠攏。實際經濟周期理論還帶來了方法論上的突破，用以Ramsey模型為代表的典型微觀主體為基本分析單位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宏觀經濟問題的研究范式，開創了新的研究途徑。
從否定意見來看，對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提出批評的經濟學家大都認為它缺乏充分的經驗檢驗，還有一些宏觀經濟學家認為技術沖擊和RBC模型所描述的傳導機制與實際經濟波動基本無關，這都是對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根本性否定。同時，實際經濟周期的一個重要假設是生產率沖擊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但技術水平會后退的觀點顯然有悖于常識，然而，如果沒有反向的技術沖擊，這個理論就只能解釋經濟周期性的擴張，而不能解釋經濟衰退，這是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一根軟肋。再者，RBC蘊含的政策無效理論也使得一些在實際部門工作的經濟學家感到無所適從。另外，有人認為，模型只分析了一種波動來源，即生產率的變化，而對現實中很多其他因素（例如貨幣、稅收、偏好等）欠缺考慮。許多經濟學家認識到，要想對經濟周期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必須對Ramsey模型進行擴展。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將可變的資本利用率、多重沖擊和勞動的調整成本作為構成實際經濟周期的基本要素。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宏觀經濟領域還出現了一種新新古典綜合派，它把新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相融合，將新凱恩斯主義的不完全競爭和名義黏性融入了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動態一般均衡框架，試圖從方法論上將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統一起來，并對經濟周期等問題進行新的闡釋。
可以說，Kydland和Prescott的理論工具對于解析中國的宏觀經濟問題同樣也是非常犀利、非常有用的。盡管有人認為當前中國對沖擊的市場傳導機制還不夠靈敏，因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對于中國經濟波動的解釋作用有限，但應當承認，將長期經濟增長理論和短期的經濟周期波動結合起來進行分析，這無疑也十分有助于分析中國長期經濟增長和短期利益間出現的矛盾。再者，探討技術因素的作用和決定技術的因素對于正處于經濟轉軌和快速發展過程中的中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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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很多國家中，那種真正驅動生產、驅動經濟的，就是那些富有創造力的中小企業。”
在2014年6月25日舉辦的遠東經濟趨勢論壇上，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芬恩?基德蘭德，在主題為“經濟新周期及其背后的驅動力”的演講中如是說。
作為宏觀經濟周期研究領域的權威，也是九方馬第五屆“世界名人中國行”的特邀嘉賓，基德蘭德教授的中國之行，引起中國經濟學界探討到底什么才是新的經濟周期及其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驅動力。
在論壇上他贊許地將這些具有創造力的中小企業家稱之為“最聰明的一群人”，而作為這群人的代表，同樣也是本次論壇主辦方之一的遠東集團，在論壇對話環節就生態農業產業發展的新周期與背后的驅動力與著名經濟學家進行了深入探討。
基德蘭德的經濟周期理論，與遠東集團的現代生態農業案例，在當天的論壇上，將全球經濟與中國經濟對話聯結到了一起。
遠東步入生態農業發展新周期
“我覺得像遠東做農業產業化、生態農業，是一個很好、很有前途的方向。”
在遠東經濟趨勢論壇現場，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光針對遠東集團案例，表示對生態農業產業的發展前景十分看好。
作為人類基礎產業的農業在經過了幾個發展階段后，到今天生態農業已成為農業產業最重要和最主流的趨勢，這在國際社會已經形成了一種共識。
成立于1992年的吉林遠東集團以藥業起家，旗下擁有一家上市公司--東北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并積極推動旗下的安圖旺民長富農業開發有限公司上市。從2003年開始，遠東集團從藥業全面轉向以藍莓和五味子為主的農業種植和深加工產業，至今已建立了中國藍莓領域第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擁有藍莓種植基地75個，面積達到30多萬畝，是目前亞洲最大的藍莓種植基地，五味子種植面積世界第一。此外，遠東集團還正在大規模投資興建有機大米、有機雜糧、有機豆類、有機菌類、有機蜂蜜制品等多品類有機食品種植基地。
從2003年進行戰略轉型至今，遠東集團在生態農業、藍莓產業領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在談及選擇生態農業作為重點發展項目的原因時，遠東集團董事長徐哲特別強調指出，其中兩個重要的原因是農業產業的轉型與升級和政府政策支持。
傳統農業低效率、粗放型的生產模式，不管是從資源優化配置還是從環境保護的角度考慮，都不再是適應經濟發展的最優模式，農業產業的轉型與升級，是勢在必行。這也預示著不管是從生態農業整個產業發展看，還是從遠東集團自身的戰略部署看，都開始步入一個新的經濟周期。
遠東集團案例引起了基德蘭德教授的濃厚興趣。論壇開始之前，他應邀參觀了遠東集團生產基地。“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新周期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基德蘭德說。
“三駕馬車”驅動生態農業發展
在2014遠東經濟趨勢論壇現場，談及經濟周期的驅動力，基德蘭德教授表示：“在世界很多國家，那種真正驅動生產、驅動經濟的，就是那些富有創造力的中小企業”，“重要的是，要把政策、資本、技術、人力等資源投入到那些代表了未來方向、具有必然需求的領域中去”。
哪些產業代表了未來？其背后的驅動力又是什么？遠東集團董事長徐哲，以其在現代生態農業領域近10年的探索與實踐，講述了自己的心得。
徐哲認為有三個重要的因素將推動生態農業快速發展，他稱之為“三駕馬車”，這三駕馬車分別是政府紅利、龐大的市場需求和創新。以這三個因素為基礎，徐哲特別強調創新的重要性。“創新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驅動力，甚至是第一驅動力。對生態農業來說，唯有創新，包括科技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和體制創新，才能驅動生態農業進入新一輪的發展周期。”
在論壇現場，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鐘偉與徐哲的觀念不謀而合，他就傳統農業發展的現狀提出自己的看法：“農業部門仍舊以家庭聯產承包為基礎，在這樣的背景下，很難實現技術創新和注重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突破。”隨后，他針對基德蘭德教授關于“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是新經濟周期背后的驅動力”的觀點，結合遠東集團生態農業發展的現狀，對遠東集團創新型的生態農業經營模式表示充分的肯定：“像遠東集團這樣的生態農業型的企業，在中國屈指可數，少之又少。”
簡介：
【關于基德蘭德】
芬恩?基德蘭德 ，1943年12月1日出生于挪威。
現為卡內基-梅隆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教授，以及德拉斯儲備銀行和克里蘭儲備銀行副研究員。
以“經濟政策的兼容性和經濟周期背后的驅動力”研究的杰出成就，基德蘭德獲得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經濟周期理論的權威專家，也是經濟政策理論的巨。
同時，基德蘭德是全球聞名的財經名嘴，是權威媒體的明星嘉賓。他創立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被譽為20年來全球宏觀經濟學取得的最重要進展之一。
基德蘭德創立的經濟周期理論，是全球諸多政府機構、組織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也是全球許多知名企業制定發展戰略的理論參考藍本 。
【關于吉林遠東集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