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1-13 16:53:0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開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計劃生育；一孩化；人口紅利；失獨家庭
自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開始，我國開始大力實行計劃生育政策，1978年后計劃生育成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中國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的控制已經超出了預期的效果，40多年來，中國由于計劃生育累計少生了四億多人，大大減輕了人口增長過快對資源環境帶來的壓力。
然而，我們在看到實行計劃生育政策4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對世界帶來的重大貢獻的同時，“未富先老”、勞動力短缺、獨生子女家庭養老問題也日益嚴峻。
一、一孩化政策的弊端
（一）生育水平明顯降低
對于大多數的居民實行只生一胎的限制政策，中國是全球唯一一個，同時，在這些年中實行一胎限制在控制我國的人口上起到了不可小覷的作用，這也是我國改革開放，經濟飛速發展的重要時期。在過去三十幾年的“人口紅利”時期，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出現了適合工作的人口比重大，老年人的撫養比率低，而這些現象都對經濟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小的，這也就是我國在這個時期出現高儲蓄、高投資的經濟現象的原因。在實行計劃生育的這段時間，我國的生育率已經從2.2-2.8的較高的生育水平，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從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就可以看出來，僅有1.18，其實這種低生育水平并不是剛剛出現的，早在我國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經出現了。隨著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不斷發展，再加上人民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使得我國的人均壽命相比比以前要變得更長，再加上我國的人口基數大，會產生人口的增長慣性，由于這兩條原因，我國的人口數量還會保持一段時間的增長。但是，如果繼續實行對大多數人的一胎限制政策，在未來的30年的時間中，我國的人口結構必將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在近些年已經出現一些征兆的了，2012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相比2011年的數據減少了345萬人，這也是我國在這么長的時間內首次勞動人口急速的下降，這也就顯示出我國的人口紅利時期已經要走到了盡頭，同時也將會成為我國經濟發展路上一個巨大障礙。我國進行長時間的一孩化政策對于我國的生育理念產生了影響，現在大多數人不愿意多生孩子，生育意向不是很高，我國若是想讓生育水平回升，這將要花費巨大的成本，許多發達國家已經很好的證明了這點。他們的經驗說明，如果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經經歷了從高到低的轉變，再想使其上升時很難的。
（二）出生孩子性別比異常
無論是從一定時空條件上的出生嬰兒總數看，還是從其分孩次出生看，男嬰與女嬰的出生概率雖有差異，但各自的出生概率上基本相對穩定或略有微小波動的，其出生性別比通常波動在102～107之間，并不是絕對的1：1的比例。如果出生性別比不在這個范圍內，則說明社會、環境、醫療水平對這些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我國從1949-1980年間，出生孩子的性別比一直保持在正常水平之間，但是自從實行一孩化政策后的30年間，我國的出生性別比已經到120左右了，從表1-1就可以看出。
數據來源：（1）1976-2000年《中國人口信息網》；（2）2001-2009《中國人口統計年鑒》；（3）2010第六次人口普查。
通過上表可以看出，性別比失調的主要原因是計劃生育政策，同時，各地農村普遍實行的“農村一孩半”政策：夫妻雙方或一方是農村居民，其夫妻僅生育過一個女孩，可以生二胎，又對出生男女性別比過大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這項政策也就潛移默化的向人們說明了生男孩好的這一觀念，使得重男輕女的觀念更見深入人心，這也就產生了另一個鮮明的現象，城鄉性別比差距逐漸擴大。
（三）獨生子女家庭風險變大
現階段我國現在大部分家庭都是符合四二一的家庭模式，即獨生子女家庭，這主要是由于我國實一孩化政策的原因。在實行計劃生育的那一代父母，他們那一輩的大部分都有最少一個兄弟或姐妹，因此，他們在贍養老人方面壓力普遍比較低，同時由于只撫養一個孩子，在照顧孩子方面負擔也相對較小，正是由于這些原因，使得我國正式走入的“人口紅利”時期，正是由于這人口紅利期，我國的經濟才得到了發展的最好機會。但是，隨著這一代孩子當上了父母，我國也就快要走到了“人口紅利”的末期，如果計劃生育的政策不對此種現象作出相應的調整，那么必然會對我國為來的勞動力市場產生巨大的影響，進而進一步影響到我國經濟社會的建設發展。同時，四二一模式的家庭面臨的風險也將比他們父輩那時的家庭所要承擔的風險要多很多，第一，孩子的成長風險，為了撫養唯一孩子，父母必定都將傾盡自己所有的精力去照顧孩子，但是，如果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得了嚴重的疾病，或者意外導致其死亡，如果實在孩子的生命周期早期出現的生存風險可以通過補償性生育得到消解，如果是大齡獨生子女夭折或者發生嚴重傷病殘事件，對家庭的打擊幾乎是毀滅性的。汶川地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地震中很多父母都失去了他們唯一的孩子，同時他們年紀也大了，過了適合生育的年齡，他們到老的時候膝前無子無女，沒有辦法養老，到老了過得將是何等的凄涼；第二，空巢家庭的增多，隨著獨生子女到娶妻生子的時候，他們有很大一部分都會選擇搬出去住，這樣便會產生了大量空巢家庭，這也是長時間實行一孩化政策的弊端。
計劃生育政策已經成功實行了三十多年，但是在實行計劃生育的過程當中，對這項政策的激勵措施做的卻不是很好，就拿補助政策來說，現在很多地方依舊使用的時每月給獨生子女家庭10元的補助，這些錢在三十多年前還可以，但是在物價和消費水平飛漲的現在卻顯得微乎其微，起不到激勵的作用。同時，在對失獨家庭補助上也存在補償過低的問題。我國現行的對失獨家庭的補助標準是女方年滿49周歲的獨生子女傷殘、死亡家庭夫妻，城鎮每人每月270元（傷殘）、340元（死亡），農村每人每月150元（傷殘）、170元（死亡）。目前我國的失獨家庭應超過了100萬，而且我國每年新增“失獨家庭”7.6萬個，從這些數據上就可以看出失獨家庭已經是成為了社會上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對于失獨家庭的補助卻是不多，對于這些家庭來說作用不是很大，而且領取的年紀也較大，對于他們的幫助也很少。
（四）導致人口素質的忽視
在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實行的過程當中，我國很好的完成了控制人口數量的增長，控制生育率這一任務，但是卻沒有很好的執行好這一政策。在計劃生育提出的初衷不僅僅只是控制好人口，同時也要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質。人口素質的提高的任務不好用量化的指標來度量，所以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各地政府主要的就是控制人口數量上，因為比較好觀測成果，而對于人口素質的提高則需要多方面的綜合治理，所顯示出來的結果并不會快速的反應出來，所以，也就容易被忽視。同時，我國實行的人口政策中漢族和少數民族存在不同的地方，多數的少數民族都可以生兩個孩子，有的偏遠地區的牧民或少數民族可以生三個孩子。而在這些少數民資當和一定區域的民族相對比較封閉，有的甚至禁止與外族通婚，由于這個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他們族內的通婚現象比較嚴重，從而導致他們的孩子有較大的幾率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再加上他們居住的地方相對封閉落后，使得這些民族的孩子沒有像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一樣，在適當的年齡接受教育，從而使得他們的文盲率較高。2010年少數民族的平均成年人文盲率為8.12%，而漢族為4.88%，其中還有不少民族的文盲率高于10%，比如藏族、苗族、彝族、布依族、哈尼族和傣族，其中藏族的文盲率高達29.59%。這對于少數政策的寬松的生育政策，少數民族的人口數量增加了，但是人口的素質卻沒有跟上去，出現了斷層，不利于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同時也應當注意提高人口的素質，有一句話說的好，“經濟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以經濟發展作用生育控制，成本更低，效果更好。而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質人才，可見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所以，現在應當加強對教育水平和醫療衛生方面的關注和投資，只有這樣才可以提高我國的人口的素質，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人才儲備，同時也提高我國勞動力的素質和競爭力，從而使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的發展會間接的影響到我國的人口的生育觀念，從而達到控制人口的目的，這是一個良性的連鎖反應，我們應當好好的運用這一點。
二、放寬二胎政策的益處
（一）刺激經濟
今年年初放開二胎政策以后，對股票市場的影響重大，投資者紛紛向嬰兒用品進行投資，奶粉生產商雅士利在香港的股價升了接近12%，嬰兒床制造商好孩子國際集團則升了6%，在醫療保健部門，山東威高的股價從去年13日開始股價躍升了超過40%，同時《經濟日報》報道，國金證券的研究報告指出，“單獨二胎”開放有望在五年內新增800萬新生兒，摩根大通報告則指，計劃生育政策放寬后，預期每年將有180萬名額外嬰兒出生，較現有出生嬰兒數目增長11%，預期可提升整體嬰兒產品市場盈利4%。除了嬰兒奶粉最受惠以外，尿布、嬰兒及兒童高性能產品、衣服及兒童耐用品等行業也有2%到3%的盈利增長空間。
出了對股市的影響外，同時也將影響到房地產行業，因為實行了30年的一孩化的生育政策，很多34歲或34歲以下的中國夫婦是雙方共四位父母的唯一繼承人，四位老人去世后，他們至少會多出兩套房子，鑒于現在很多家庭對方地產的投資很多，多出的數目可能會更多。雖然現如今的房價尤其是誠實的房價很高，但是由于會產生過多的房屋供給，供給會大于需求，按照經濟學的知識可以知道，這些過多的供給會導致房價的暴跌。但是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改變，最終可以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同時，我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享有世界工廠的美名，但是，這個名稱是與我過的生產方式有關的，我國的生產方式的勞動力密集型，有著廉價的勞動力，所以很多國家的產品拿到中國來生產，但是由于一孩化政策的影響，我國正在走向老齡化社會，這種優勢正在逐步市區，但是，現在放寬二胎政策，這有利于放緩這種趨勢。
（二）對家庭有利
放寬二胎政策對家庭以及子女都是有好處的。現在很多家庭大多都是一孩化的政策下只剩一個小孩，全家人寵愛一個小孩，嬌生慣養的小孩從小就非常自我，總是以自我為中心，他也習慣了在長輩的溺愛下成長，脫離家庭就失去了庇護，不適應社會，與社會脫節，會遇到種種不順。如果有兩個小孩一起成長，他們成長的過程中大多都會養成懂得分享、關愛他人、孝敬長輩等良好的習慣，這些都是他們走向社會最基本的。同時使得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有了兄弟姐妹，有了知心的小伙伴。
同時放寬二胎政策對于孩子和大人也有益處。我國正在走向老齡化的社會，由于30年的計劃生育，使得在次期間出生的孩子到成人后，就要撫養四個老人，壓力繁重。但是放寬二胎以后，使得下一代撫養父母的單子就會輕多了，他們可以一起照顧父母，在生活中遇到困難可以一起商量，和自己最近親密的人一起度過，不再感到孤單。
（三）對人口的影響
放寬二胎政策同時對于我國的老齡化起到一定的作用，近期來看，單獨二胎政策不會影響到老齡人口絕對的數量，但是從長遠來看，二胎政策可以緩解我過老齡人口的比例，據測算，單獨兩孩政策與現行生育政策相比，2030年老齡化水平將從24.1%降到23.8%；2050年從34.1%降到32.8%。
同時放寬二胎政策會導致嬰兒潮的出現嗎？我認為不會，例如，1985年山西翼城成為我國第一個特批的二胎試點地區，對于翼城這個農業生產縣，在過去的28年來出生率低于全國水平，男女性別比也更趨合理，同時1987年批準的甘肅酒泉、遼寧長海、廣東南海等11個縣市和地區的試點在近20多年來也出現了這種現象，因此，這次放寬二胎政策，不會出現所謂的嬰兒潮，同時我國的男女性別比也會得到改善。
三、總結
我國最近計劃生育政策的變化，從長遠的來看，對我國人口性別比失衡有很大的幫助，同時也會緩解下一代年輕人撫養老人的壓力，對經濟有刺激作用，同時也可以使我國的出生率上升，有利于達到人口更替水平。（作者單位：河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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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前置胎盤；瘢痕子宮；剖宮產
doi：10.3969/j.issn.1004-7484（x）.2013.07.101文章編號：1004-7484（2013）-07-3596-01
近幾年來隨著剖宮產率的增多，瘢痕子宮再次妊娠時的并發癥也逐漸增多，其中前置胎盤是較嚴重的并發癥，而且可能并發胎盤植入常致嚴重的產科大出血，甚至危脅孕產婦的生命。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2006年5月――2012年5月，我院收治瘢痕子宮并發前置胎盤患者62例，選取62例單純前置胎盤患者作為對照組，觀察組平均年齡29歲，既往1次剖宮產56例，2次剖宮產6例，據前例剖宮產最長12年，最短1年，隨機抽取62例單純前置胎盤患者作為對照組進行分析，平均年齡28歲。
1.2方法比較兩組患者胎盤植入率、子宮切除率、術中出血量>1000ml發生率等情況，并進行對比分析。
1.3統計學方法應用SPSS17統計軟件進行處理，計數資料采用X2檢驗，檢驗標準α=0.05，P
2討論
隨著剖宮產技術的提高，剖宮產的安全性也有了明顯提高，剖宮產已成為搶救孕產婦及圍產兒生命的有效手段，其剖宮產發生率有上升趨勢。有資料報道，目前國內醫院剖宮產占分娩總數的40%-70%[1]，比世界衛生組織倡導的15%明顯要高。瘢痕子宮是其遠期并發癥之一，有1次以上剖宮產史的婦女再次妊娠發生前置胎盤的風險增加2.6倍。前置胎盤患者中胎盤植入發生率為1.18%，其中80%有前次剖宮產史。瘢痕子宮合并前置胎盤的孕婦發生胎盤植入的相對風險是無瘢痕子宮者的35倍[2]。隨著近幾年計劃生育政策的相對開放，生二胎指標的放松，以致使許多婦女的再次妊娠發生增多，這也是瘢痕子宮再次妊娠增多的主要原因。瘢痕子宮在胎盤植入的發生率、產時的出血量、子宮切切除率等方面均較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由表1可知發生胎盤植入瘢痕子宮患者的出血量均較多，由此可以看出產前明確診斷情況，可以在手術前做好充分的準備，減少患者出血量起著重要作用。目前臨床應用較多的是實驗室檢查、超聲檢查，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核磁共振（MRI）、內鏡技術等也逐步得到應用。血清學檢查簡單易行，但特異度不高，可作為復查方法[3]。由于磁共振檢查費用相對較昂貴，臨床不夠普及，操作也較復雜，幫重復性沒有超聲好，常常用于超聲無法確診而臨床又高度懷疑有異常時。
前置胎盤合并瘢痕子宮對孕婦的危害，除了胎盤植入和發生粘連、出血量增多外，其并發癥也會增加，如大量輸血、膀胱、輸尿管、腸管損傷及羊水栓塞等同時存在的遠期并發癥如；月經不調，盆腔炎，子宮內膜異位癥等。
隨著醫療技術和藥物的發展，胎盤植入的治療方式由過去的子宮切除術轉變為多種方式治療。因此對于有生育要求的患者，在病情允許的情況下，可酌情考慮保守性治療，可選擇應用MTX、米非司酮、5-氟尿嘧啶、利凡若及中藥，中西藥聯合治療。胎盤植入部位子宮切除術、剖宮產術中選擇子宮動脈栓塞等方法治療。如果子宮穿孔，破裂情況嚴重，不能控制時應立即行子宮切除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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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子宮破裂；瘢痕子宮；剖宮產切口位置；臨床表現
[中圖分類號] R719.8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6）12-0043-03
Analysis on uterine rupture in pregnancy after caesarean section in 10 cases
TANG Li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Puyang Oil Field General Hospital， Puyang 4570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high risk factors， clinical features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of uterine rupture in pregnancy after caesarean section. Methods Clinical materials of 10 patients with uterine ruptu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0 to February 2016 were reviewed and indications of previous caesarean section， times of pregnancy and delivery， relation between previous section site and reflexed position， interval time of secondary operation， clinical features， symptoms， and thickness and features of scar during operation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mong the 10 patients， 4 cases were repeated caesarean section， 1 case was previous hysterotomy， and 5 cases were previous caesarean section. One case of uterine rupture occurred during induced abortion of midtrimester pregnancy； the other cases were all emergent caesarean section who were suspected uterine rupture in late pregnancy. The clinical features were various： in 4 cases were continuous abdominal pain， in 2 cases were sudden severe pain but then relieved， of which 1 case was found dead fetus in uterus， and in 3 cases were with only pressed pain above pubis when hospitalized by emergency and with no other positive symptoms but were found partial defect of myometrium. All cases were confirmed during operation.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uterine rupture are various. Selection of previous caesarean section site is the most common reason for uterine rupture. Prevention measures include reducing caesarean section rate， improving operation skills， guidance for contraception， and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uterine rupture signs， to prevent uterine rupture and to reduce risk of mothers and children.
[Key words] Uterine rupture； Scarred uterus； Caesarean section site； Clinical features
子宮破裂是極嚴重的分娩期并發癥，一旦發生對母嬰結局的影響是災難性的。過去10年來，初產婦的剖宮產率居高不下，使瘢痕子宮再次妊娠越來越常見。近2年隨著我國二胎政策的開放，再次妊娠婦女將會逐年增多，剖宮產術后再次妊娠的產婦將會逐年上升。瘢痕子宮最常見的并發癥為子宮破裂，如何降低首次剖宮產，提高手術技能，早期識別及處理子宮破裂，最低限度降低風險，是目前產科界關注的焦點。本文就本院自2010年1月～2016年2月出現10例子宮破裂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為提高診治子宮破裂高危患者的能力，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0年1月～2016年2月在我院收治的子宮破裂10例，年齡25～43歲，孕周18～40周。所有患者均經手術明確診斷。
1.2 診斷方法
子宮破裂的診斷依據謝幸等主編（2013年）《婦產科學》（第8版）[1]診斷：子宮破裂是指在妊娠晚期或分娩期子宮體部或子宮下段發生裂開。根據破裂程度分為完全破裂和不完全破裂。子宮破裂發生通常是漸進的，多數由先兆子宮破裂進展為子宮破裂。
1.3 觀察指標
年齡、孕周、手術史、孕產次、原切口與反折位置關系、二次手術間隔時間、臨床癥狀、記錄術中瘢痕厚度及特點、體征、腹腔出血情況、新生兒評分、新生兒體重。
2 結果
2.1 10例子宮破裂患者的臨床資料
見表1。
2.2 子宮破裂的高危因素
10例患者中9例均為急診入院后懷疑子宮破裂行急診手術，1例因中孕重復性剖宮產在我院行利凡諾羊膜腔引產中出現子宮破裂；其中有4例重復性剖宮產；1例前次為中孕期剖宮取胎術；其中4例為前次無試產的擇期剖宮產；1例前次為宮口開全后剖宮產。
2.3 子宮破裂的臨床表現、體征及早期診斷識別
2例子宮破裂患者為持續性腹痛同時伴隨孕婦呼吸急迫，面色蒼白，血壓下降，胎心下降或消失；2例患者為突然出現劇烈腹痛后很快緩解，入院后發現1例胎死宮內，1例胎心慢急診剖宮產；3例子宮破裂患者無典型表現，僅表現為恥骨上壓痛，子宮下段膨隆，輪廓不清，不典型病理性縮腹環，手術打開后見原子宮切口瘢痕裂開，出血少，羊膜囊完整，突出于腹腔內，胎兒仍存活；另3例為規律或不規律腹痛，恥骨上壓痛，胎心監護：宮縮不協調或胎心率下降。內診：胎先露回縮，擴張的宮口較前縮小。
3 討論
子宮破裂是指子宮體部或子宮下段于分娩期或妊娠晚期發生破裂，是產科極嚴重的并發癥，瘢痕子宮是其重要的高危因素之一。瘢痕子宮破裂多發生于妊娠晚期和分娩過程中。瘢痕子宮破裂與上次剖宮產術式、子宮切口位置、切口愈合情況、剖宮產次數有關，與子宮厚薄不成正比例。
3.1 子宮破裂的高危因素
手術切口選擇及切口縫合：明確既往剖宮產子宮切口的位置及類型對于剖宮產后陰道分娩子宮破裂風險的評估具有重要意義[2]。由以上病例可看出：本組10例完全子宮破裂的患者中發現子宮反折上切口子宮6例，宮體部剖宮產2例，宮口開全1例。可見：切口位置選擇與子宮破裂有關系，其中宮體部及子宮反折上切口占70%。子宮下段剖宮產術子宮切口選擇為膀胱反折腹膜下2 cm處。切口位置過高及過低均不利于切口愈合。過去10年一部分以社會因素為指征的剖宮產，有一部分產婦未經過產程，子宮下段形成差，切口位置偏高，縮腹后子宮上緣厚，下緣薄，縫合時不宜對合，再加上產后子宮肌肉明顯的收縮作用，所以切口的愈合受到較大的影響，宮體部瘢痕常在妊娠晚期自發破裂。切口位置過低，宮頸部肌細胞減少，愈合能力差。縫合子宮切口時，不可過密、過緊或過稀，仔細辨別解剖關系，不要將宮體后壁與下段交接處皺褶誤認為子宮切緣而錯誤縫合關閉宮腔[3]。
多次手術史：10例子宮破裂病歷中有4例重復性剖宮產，與文獻報道高危因素一致。瘢痕子宮是目前誘發子宮破裂的主要原因，對于有剖宮產史的患者應積極處理，有過2次剖宮產史的孕婦不建議陰道試產[4]。2004年 ACOG亦明確建議有過 2 次剖宮產史的孕婦不建議再次陰道試產[5]。1次剖宮產史者TOLAC子宮破裂發生率為0.9%，2次剖宮產史者子宮破裂的發生率上升至1.8%[6]。而且剖宮產次數越多，距離本次妊娠的時間越短，發生子宮破裂的風險越高[7]。
B超評估瘢痕厚度與子宮破裂關系：10例子宮破裂的患者中有7例術前行B超監測子宮前壁下段厚度，其中4例子宮前壁下段厚度>3 mm，實際臨床中用B超在診斷瘢痕愈合方面的準確性及可靠性尚值得探討。近年來關于超聲測量子宮瘢痕厚度是否能預測VBAC子宮破裂的話題成為產科醫生與超聲科醫生具有爭議性的焦點。Bujold E[8]等研究發現在妊娠晚期超聲波檢測子宮下段厚度可預防子宮破裂。2013年更新的歐洲指南也明確指出，通過B超檢查受皮下脂肪、膀胱充盈、子宮瘢痕厚度預測子宮破裂的風險還無法證實其有效性[9]。測量位置等因素影響，臨床實踐中實際測量的幾乎均為子宮下段厚度。術中也證實子宮破裂與子宮瘢痕厚度無正相關。術中子宮肌層厚薄不一，宮體部破裂的厚度達5 mm，最薄達1 mm。有報道經B超+經會陰B超聯合監測剖宮產妊娠晚期子宮瘢痕缺陷診斷準確率高[10]，當然與B超醫生的診療技術有關，希望有更好的診斷方法盡早預測子宮破裂的風險。
術后再次妊娠的時間與子宮破裂：有研究表示瘢痕子宮再次妊娠時間不是越長越好，剖宮產術后2～3年子宮瘢痕肌肉化達最佳狀態，是子宮切口愈合的最佳時期[11]。該10例患者中未發現子宮破裂與再次妊娠時間的關系。而 2013 年一項研究卻表明前次剖宮產時間距離本次分娩時間小于 12 個月并不會增加子宮破裂的風險[12]。本研究中有4例距前次剖宮產時間為2～3年，屬于子宮切口愈合的最佳時段，當然還受到其他因素影響，4例中有3例均為重復性剖宮產，1例與引產有關。也與本研究的樣本例數較少有關。
3.2 子宮破裂的早期識別
子宮破裂的臨床表現不一，如果孕婦出現腹痛、腹脹、腹部壓痛、反跳痛、肌緊張等腹膜刺激癥狀，或出現血壓下降、心率增快，應首先警惕子宮破裂的可能。也可表現為瘢痕子宮妊娠孕婦出現胎心率改變或胎心消失改變，對于詢問病史中訴有劇烈腹痛后腹痛消失應引起重視。入院后瘢痕子宮患者發現腹型異常，子宮下段膨隆，查體恥骨上壓痛、典型或不典型的病理縮腹環，高度懷疑子宮破裂的可能。
綜上所述，隨著瘢痕子宮再次妊娠率升高，子宮破裂將成為產科最嚴重并發癥之一。國外一些學者寄希望于VBAC風險篩查公式預測子宮破裂的發生以指導臨床實踐[13]，國內學者同樣進行了小樣本的探討[14]，但目前所探討的5個模型均無法有效預測子宮破裂的發生，尚需進一步的證據支持[15]。如何預測子宮破裂仍是產科難點，這就要求我們臨床醫師一方面通過圍產保健及產程評估，積累臨床經驗，嚴格掌握初次剖宮產手術指征，積極降低首次剖宮產率，提高手術技能；另一方面對瘢痕子宮妊娠的孕婦應加強圍生期檢查及產前指導，提高B超診斷的準確率。在臨床工作中應提高警惕，不斷提高診治子宮破裂患者的能力，及時發現先兆子宮破裂征象，最大限度地減少母兒并發癥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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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育觀念；影響因素；生產力；生育政策
中圖分類號：C9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13-0097-02
生育觀念古已有之，直到現在仍然是學者們廣泛關注的重要領域。它不僅僅是對生育過程的總結，同時也涵蓋了人們對待生育行為的態度和看法，概括來說它是指人類在生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思維方式、行為習慣、倫理觀念、等一系列文化現象的集合，直接影響著人們的生育行為。作為人類社會歷史文化的產物，生育觀念有著廣泛的內涵，它涵蓋了生育的目的、生育的數量、生育的時間以及生育的性別取向等方面。在同一時期的社會里，人們一般都有著或約定俗成或積習成文的生育觀念，像我國鄉土社會的“多子多福”“多生多育”的生育觀念，而隨著社會的變化發展，生育觀念會隨著社會的變遷而有所改變，在當今社會里，生育觀念又產生了哪些變化，這值得我們探討。
一、“少生優育”生育觀念的形成過程
工業革命以來，機器化大生產逐步取代了傳統的鐵犁牛耕的生產方式，傳統社會中農業經濟的主導地位喪失，人類進入工業社會，生產力得到了飛躍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得以提高。經濟基礎的根本性變革勢必會帶動上層建筑的一系列變化，生育觀念作為上層建筑中精神文化的一種，也隨著社會的變遷而改變。
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市場大潮的沖擊，貧富差距的拉大，人們的經濟壓力和社會壓力也隨之增大，大多數人是希望生育一個孩子的，畢竟一個孩子的生育成本還在可以承受的范圍內，這時候父母關注的不是孩子的數量而是孩子的質量，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父母特別注重孩子的全面發展，比如給孩子早教，上各種補習班，一個孩子的生育成本遠超過去，這使得有人感慨現在養一個孩子的生育成本比過去養兩個三個孩子的成本還要高。正是在這些經濟和社會的諸多壓力之下，逐漸形成了如今“少生優育”的生育觀念。
二、“少生優育”觀念形成的影響因素
（一）教育制度的變革和教育年限的延長
工業社會不同于傳統社會，傳統農耕社會強調的是勞動力的數量，人口增加意味著勞動力增加，勞動力多了，就可以生產更多的糧食，開墾更多的荒地，國家也可獲取更多的賦稅收入和可利用的儲備兵力；而工業社會的主要特征是使用機器進行生產，機器化大生產對勞動力自身素質的要求提升，它需要的是技術人才，強調的是勞動力的質量和素質，而國家為了培養適應工業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為了更好地提升國民的素質，深化了教育體制的改革，延長了教育年限，這直接增加了教育成本，使得工薪階層不得不考慮生孩子的成本。同時，教育作為上向流動的渠道，對于占絕大多數人的中下工農階層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通過教育可以獲取向上層社會流動的機會，但教育年限的延長使得個體為了更好地完成學業不得不推遲結婚，時間一長，大家也就開始晚婚晚育了。
（二）女性的職業化發展以及避孕技術的進步
雖然我國曾長期處于男權社會，男性是社會的主體，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女性的社會地位不斷提升，她們不再滿足于傳統的角色，開始走出家庭，走向社會，在更廣闊的舞臺上實現自身的價值，單一的家庭主婦逐漸發展為職場女性，職場女性不僅僅是在家照顧孩子，同時也在職場上實現自身價值，職場上的競爭壓力下迫使不少家庭選擇了傾向于自身發展的選擇――少生或不生孩子。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避孕技術也隨之進步，避孕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在人們的青壯年時期，不少年輕人考慮到要發展事業，于是通過避孕手段選擇了少生或不生，等到事業逐漸起步之后，人們逐漸達到中年時期，這時人們的生育能力下降，即使想生育也不一定能有效生育，因此，避孕技術的進步有效地預防了計劃之外的生育行為。
（三）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本位的思想逐步確立
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化的發展不僅帶來了經濟上的騰飛，同時也引起了思想領域的變革，傳統的家本位的思想向個人本位轉變，人們不再是只局限于家族和國家的發展，而是更多地關注自身的發展，更理性地思考問題，由此衍生了利己、自由等思想觀念。一個家庭里有了孩子不僅增加父母的經濟負擔，同時也占用了父母的精力和時間，降低其自身競爭力，很多企業不招女性員工，就是不愿承擔女性因為生育帶來的一系列成本投入，甚至有些女性為了自身事業能更好地發展，放棄了生育孩子。此外，與傳統農耕社會不同的是，工業社會注重的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這使得人們思想上的藩籬逐漸被打破，自由意識復蘇，更加捍衛自身的權利，而選擇不生也是人的一種權利，不少兩性為了擁有更自由的二人世界，選擇了放棄生育孩子，就是現在我們所謂的“丁克家庭”，英文叫“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譯為“雙收入，無子女”，在這類家庭中的夫婦是有生育能力的，但是卻選擇不生，主要就是為了追求更自由的生活，享受二人世界，同時也有促進自身事業發展的目的。
三、生育觀念的特點及現階段我國生育政策分析
生育觀念具有階段不可逆的特點。生育觀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特定的環境下經過一個相對較長的過程然后才孕育發展起來的。其一經形成，沒有國家強制干預的話，幾乎不可逆，即使國家強制干預，幾千年的歷史慣性還是很難剎住車的，就像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時，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對，當時傳統多生多育的生育觀念根深蒂固，即使生育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甚至有的家庭被罰得傾家蕩產，依然要生孩子，超生現象屢禁不止。想要改變我國目前低生育率的現狀目前來說很難，即使國家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也不見得能顯現成效，就像現在諸多的西方發達國家，很早之前就開始鼓勵國民生育，但是人口自然增長率仍然處于零增長甚至負增長的水平，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反思。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加速，人們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我國是不是也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人口出現零增長和負增長。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我國應該防患于未然，從以下方面進行一定的嘗試，用以彌補之前因計劃生育政策等原因造成的低生育率現象。
（一）減輕個體家庭生育成本，保障女性的生育權利
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物價水平也同樣飛速提升著，而人們工資提升的速度卻遠遠趕不上物價提升的速度，這使得人們所承受的生存壓力增大。當前家庭不愿生育的主要原因是承受不起巨大的生育成本，奶粉錢、教育費用、各類輔導班花費等因素都是降低人們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同時，現代社會人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發生改變，傳統的家本位發展到現在的個體本位，個體更多地關注的是自身事業的發展，自身事業發展需要占用時間和精力，尤其是女性，逐漸走出家庭，在職場上拼殺，這都降低了家庭生孩子的動機。為了減輕家庭的負擔，國家應該建立并完善婦女生育保障，應該通過立法的形式保障懷孕婦女的平等就業權，防止女性因為生育而失去工作的現象發生。同時，還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通過國家財政補貼來彌補女性員工因為生育給企業帶來的損失，這不僅有利于消除女性就業歧視，同時也減少了女性生孩子的后顧之憂。
（二）逐步放開生育政策，一些地區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
就當前的人口趨勢來看，隨著我國生育率的不斷下降，少子化現象日益突出，為了應對將來可能出現的人口過少危機，應該適當調整一下計劃生育政策，目前我國政府對人口政策做出了大方向的調整，出臺“單獨可生二胎”的政策，并讓各地區根據各地人口情況制定相應的人口政策，比如在人口基數小、生育率過低的地區應該盡快實施這一政策，在人口基數大、生育率相對較高的地區應該繼續嚴格實施計劃生育政策。要想改變當前我國這一系列人口問題，除了逐漸放開生育政策之外，還應采取一些鼓勵生育的措施，比如對有一到兩個子女的家庭進行物質獎勵，限制和處罰兩個以上子女的家庭，同時加強生育宣傳工作，使人們認識到生孩子對國家、對社會、對家庭的好處，使人們逐漸形成合理生育、適當生育的生育觀念。
（三）加強在生育方面的宣傳工作，營造良性生育文化
生育觀念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但這并不是絕對的，在社會大環境下的生育觀念形成之后，我們可以通過一些人為的措施加以影響。要想改變生育觀念最直接有效的做法就是改變人們對生育的看法，加強思想上的宣傳動員工作。在傳統農耕社會里人們普遍貫徹多生多育的做法的一個重要方面就在于受生育文化的影響，農耕社會在封建統治者及儒家學者的宣傳鼓勵下，形成了“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養兒防老”等一系列生育文化，正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形成了“多子多福”的生育觀念，進而對人們的生育行為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今，由于受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再加上經濟上的壓力，社會逐漸形成了少生甚至不生的低生育文化氛圍和生育觀念，這直接影響了人們的生育行為，進而使得我國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少子化現象日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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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析硫酸鎂對于重度妊娠高血壓疾病治療效果。方法選取52例重度妊娠高血壓疾病患者，依照治療方法不同，隨機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各26例。觀察組采用硫酸鎂進行治療，對照組予以常規抗膽堿藥物治療。密切觀察并記錄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的血壓變化情況，并發癥情況以及新生兒Apgar評分情況。結果觀察組與對照組患者治療前血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治療后觀察組收縮壓(132±8)mmHg，對照組患者收縮壓(152±14)mmHg；治療后觀察組舒張壓（88±8）mmHg，對照組（102±8）mmHg。觀察組患者血壓控制情況更佳（P＜0.05）。觀察組并發癥發生率3.85%，對照組并發癥發生率11.54%，并發癥發生情況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觀察組新生兒出生后1minApgar評分≥8分者達92.31%，對照組達61.54%。觀察組新生兒Apgar評分情況更優（P＜0.01）。結論硫酸鎂對于治療重度妊娠高血壓疾病具有確切的療效，臨床推廣價值較高。
關鍵詞：硫酸鎂；重度妊娠高血壓疾病；治療；臨床效果
重度妊娠高血壓疾病是妊娠期間發生的特有疾病之一[1]。該組疾病對孕婦及胎兒健康造成了極大的威脅，是孕婦圍產期死亡率增高的主要原因。本研究對從2014年9月～2015年9月本院就診的26例重度妊娠高血壓疾病患者予以硫酸鎂進行治療，獲得了理想的治療效果，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臨床資料
研究中隨機抽選的從2014年9月～2015年9月蘇州市相城區漕湖人民醫院就診的52例重度妊娠高血壓疾病患者，均為單胎妊娠，按照治療方式的不同，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各26例。其中觀察組初產婦14例，經產婦12例，年齡33～45歲，平均（40.2±2.6）歲,觀察組患者治療前平均動脈壓（127.4±6.8）mmHg。對照組初產婦14例，經產婦12例，年齡31～47歲，平均（39.4±3.1）歲,對照組患者治療前平均動脈壓（125.9±7.6）mmHg。所有患者及其家屬治療前均已簽署相關知情同意書，并通過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兩組患者在年齡、病情等基本臨床資料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具有可比性。
1.2納入標準
（1）存在妊娠期高血壓疾病的高危因素，并出現持續性頭痛、上腹部疼痛、胸腔或腹腔積液，甚至子癇癥狀。
（2）同側手臂經過多次測量，收縮壓≥150mmHg和（或）舒張壓≥110mmHg。
（3）24h尿蛋白定量≥0.3g或尿蛋白定性（＋）。
（4）排除嚴重的心肺等臟器功能不全者。
1.3方法
兩組患者住院期間充分休息，保證充足的能量和蛋白質攝入。所有患者均口服拉貝洛爾控制血壓，50～150mg，每天3～4次。收縮壓控制在130～150mmHg，舒張壓控制在80～105mmHg。為保證子宮胎盤血流灌注，血壓下限為130/80mmHg。1.3.1觀察組患者予以靜脈途徑給藥，2.5～5g硫酸鎂溶解于5%葡萄糖100mL快速靜滴。夜間改為肌內注射，將25%硫酸鎂20mL與2%利多卡因2mL深部臀肌內注射。24h硫酸鎂總量控制在30g以下。如患者出現中毒反應，立即停藥，吸氧并使用鈣劑解毒[3]。
1.3.2對照組
患者每次口服2.5～5mg地西泮，分3次或臨睡前服用。對于入睡困難的病例可以酌情增加劑量，但1h總量超過30mg可能導致呼吸抑制。
1.4觀測指標
對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的血壓情況變化進行嚴密監測和記錄，并對兩組病例并發癥情況以及新生兒出生后1分鐘Apgar評分情況進行記錄和比較。
1.5統計學方法
通過使用SPSS19.0統計學軟件，計量資料采用“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例數（n）表示，計數資料組間率（%）的比較采用c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兩組治療前后血壓變化情況
觀察組與對照組患者治療前收縮壓和舒張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治療后觀察組收縮壓(132±8)mmHg，對照組患者收縮壓(152±14)mmHg；治療后觀察組舒張壓（88±8）mmHg，對照組（102±8）mmHg。觀察組患者經硫酸鎂治療后收縮壓和舒張壓控制情況要明顯優于對照組，兩組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
2.2兩組并發癥情況
觀察組病例發生并發癥1例，并發癥發生率3.85%，其中1例并發心力衰竭。對照組發生并發癥3例，并發癥發生率11.54%，其中2例產后出血，1例呼吸性酸中毒。兩組患者并發癥發生情況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c2=1.08,P＞0.05）。
2.3兩組新生兒Apgar評分情況
觀察組新生兒出生后1分鐘Apgar評分≥8分者有24例，達到92.31%。對照組新生兒出生后1分鐘Apgar評分≥8分者有16例，達到61.54%。觀察組新生兒Apgar評分情況明顯優于對照組（c2=6.93,P＜0.01）。
3討論
妊娠期高血壓疾病是一組常見的妊娠期特有疾病。患者常以血壓進行性升高以及蛋白尿等為主要臨床癥狀。嚴重者甚至造成產婦臟器功能不全，誘發胎兒并發癥的發生，對產婦以及胎兒的健康構成了極大的威脅。隨著近年來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二胎”政策開放造成高齡產婦比例不斷升高，重度妊娠期高血壓疾病發生情況與孕婦圍產期死亡率都呈現逐年上升趨勢[4]。目前重度妊娠期高血壓疾病主要治療原則是控制病情，延長孕周，擇機終止妊娠[5]。重度妊娠高血壓疾病的患者應盡早收治入院予以治療。除卻充分的休息、營養支持治療以及降壓治療外，硫酸鎂是目前重度妊娠高血壓疾病的一線用藥[6]。排除使用禁忌證或治療效果不佳者，硫酸鎂可以作為預防和治療重度子癇的首選藥物。其主要作用機制主要與鎂離子抑制神經末梢乙酰膽堿釋放，松弛骨骼肌；刺激血管前列腺素合成，抑制內皮素合成，緩解血管痙攣，減少內皮細胞損傷；提高血紅蛋白親和力，改善氧代謝有關[7]。鎮靜藥物可以起到緩解產婦緊張、焦慮情緒，有助于改善睡眠，起到一定控制病情的作用。從本研究中可以看出：
（1）血壓控制情況方面，治療前觀察組與對照組血壓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經過硫酸鎂快速靜滴治療后，相較于對照組患者，觀察組病例血壓控制情況明顯更為理想（P＜0.05），說明硫酸鎂對于患者血壓控制具有較為明顯的效果，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減低了產婦血壓，另一方面保證了胎盤的血流灌注。
（2）新生兒Apgar評分情況方面，觀察組新生兒出生后1分鐘Apgar評分≥8分者達到92.31%，而對照組達到61.54%。觀察組新生兒Apgar評分情況也顯著優于對照組（c2=6.93,P＜0.01），提示硫酸鎂治療對于重度妊娠高血壓疾病引起的胎兒不良影響方面具有很好的預防作用，藥物使用的安全性較高。
（3）并發癥發生情況方面，觀察組并發癥發生率3.85%，對照組并發癥發生率11.54%，兩組患者并發癥發生情況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c2=1.08,P＞0.05）。相關研究發現[8-9]，硫酸鎂治療對產婦產程開始后的宮縮影響較小。本研究中采取硫酸鎂快速靜滴治療的觀察組病例分娩過程中均未出現藥物引起的宮縮乏力的情況，對照組出現兩例產程中宮縮強度稍弱，予靜脈小劑量滴注催產素后，均順利完成分娩。綜上所述，硫酸鎂對于控制孕婦血壓相對穩定具有較為確切的療效，預防臟器功能障礙和胎兒并發癥發生方面效果令人滿意，顯著改善了罹患重度妊娠高血壓疾病產婦圍產期的相關癥狀，應用效果理想，藥物安全性高，臨床推廣價值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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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剖宮產；產后出血；產后尿潴留
[中圖分類號] R714.4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6）02（b）-0061-04
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of Motherwort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oxytocin in preventing postpartum hemorrhage and postpartum urinary retention after cesarean section
ZHAO Hui-yun YANG Yang DOU Xiu-qing
Department of the Second Obstetrics，Dandong Women and Children Hospital in Liaoning Province，Dandong 118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Motherwort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oxytocin in preventing postpartum hemorrhage and postpartum urinary retention after cesarean section. Methods 100 primipara conducted cesarean section from March to August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Motherwort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oxytocin group （group A，n=70），only oxytocin group （group B，n=40）.Bleeding volume during operation，the total bleeding volume after 24 h operation，uterine contraction situation on the first and second day after operation，and the time from postoperative urethral catheter to first self micturition in two groups was observed respectively.The adverse reaction during treatment was recored. Results The bleeding volume during operation in group A and group B was （261.57±41.83） ml and （277.75±45.66） ml respectively，and the difference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The total bleeding volume after 24 h operation in group A and group B was （301.00±46.28） ml and （472.50±79.77） ml respectively，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Key words] Cesarean section；Postpartum hemorrhage；Postpartum urinary retention
近年來，隨著我國“二胎”政策的開放，剖宮產的總體數量有可能上升。產后出血是剖宮產術后危險性高的并發癥[1]，是導致全球孕產婦死亡的主要原因[2]。產后出血導致的孕產婦死亡多發生在產后 24～48 h[3]。即使搶救成功，也可能發生希恩綜合征（Sheehan syndrome），所以需要重視。剖宮產術后尿潴留也是產科常見的并發癥之一，如果處理不恰當，可影響子宮收縮，引起產后大出血和泌尿系統感染。為了證明益母草（Motherwort）注射液聯合縮宮素（oxytocin）在剖宮產術后預防產后出血和產后尿潴留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本文對丹東市婦女兒童醫院產科行剖宮產分娩的產婦采用隨機對照方法進行前瞻性臨床療效研究，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15年3～8月，選取住院行子宮下段剖宮產術的初產婦110例，隨機分為益母草聯合縮宮素組（A組）70例、單用縮宮素組（B組）40例。A、B組產婦平均年齡分別為（28.3±3.2）、（29.2±2.8）歲，平均孕周分別為（38.2±1.6）、（39.1±1.2）周。兩組的年齡、孕周等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丹東市婦女兒童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所制訂的倫理學標準，得到該委員會批準。
1.2 病例入選標準
①年齡在18～38歲之間住院的產婦；②37周≤孕周
1.3 病例排除標準
①妊娠合并心肺疾病，肝功能異常、肝炎，重度貧血；②術前使用抗凝劑，血小板減少或凝血功能異常；③子癇前期、妊娠期糖尿病等妊娠并發癥；④剖宮產術前48 h內使用抑制宮縮藥物；⑤前置胎盤、胎盤早剝或胎盤植入；⑥伴多發子宮肌瘤；⑦羊水過多；⑧不愿意參加臨床研究者。
1.4 治療方法
兩組產婦在行子宮下段剖宮產術時均采用硬膜外麻醉聯合腰麻。A組：在胎兒娩出后第一把血管鉗鉗夾臍帶，子宮切口肌壁同時注射益母草注射液（成都市時代第一藥物研究所有限公司）20 mg和縮宮素（上海禾豐制藥有限公司）20 U，術后給予益母草注射液20 mg肌內注射，每12小時1次，聯合縮宮素20 U加入復方氯化鈉500 ml中靜脈點滴，1次/d，連續3 d。B組：胎兒娩出第一把血管鉗鉗夾臍帶后，子宮底肌壁注射縮宮素20 U，以后縮宮素20 U加入復方氯化鈉500 ml中靜脈點滴，1次/d，連續3 d。兩組在治療過程中如果出現產后出血則需要及時加用其他縮宮藥物及止血方法。
1.5 觀察指標
①采用全國產后出血防治協作組指出的容積法和稱重法估計術后出血量，術前全部手術敷料及會陰墊稱重。術中使用干紗布蘸吸手術中的出血；術中切開子宮下段，人工破膜后吸凈全部羊水，把這一階段所有蘸血的紗布稱重；術后按壓子宮后將會陰墊稱重；將所有稱重的紗布和會陰墊相加，減去敷料和會陰墊本身重量后，估計剖宮產術中出血量（血液比重為1 ml=1.05 g）。術后產婦臀下繼續放置會陰墊，及時更換并稱重。并記錄術中出血量及術后24 h內總出血量。②記錄術后第1、2天子宮收縮情況：通過評估子宮底位置、子宮軟硬程度來評估子宮收縮情況，分成收縮佳、一般及差[1]。③觀察藥物不良反應情況：記錄產婦用藥前后的各種異常表現和不適，記錄用藥后兩組中出現惡心、嘔吐、心悸的例數。④排尿情況：剖宮產術后拔除導尿管前由接受過培訓的護理人員協助、指導并鼓勵產婦排尿。記錄兩組產婦剖宮產術后拔除導尿管至第1次自行排尿的時間。如果排尿困難用熱水熏洗外陰，溫開水沖洗尿道外口周圍等方法誘導產婦排尿。
1.6 統計學處理
數據采用SPSS 20.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兩組術中出血量及術后24 h內總出血量的比較
A組的術中出血量為（261.57±41.83）ml，少于B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A組的術后24 h內總出血量為（301.00±46.28）ml，少于B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表1 兩組術中出血量及術后24 h內總出血量的比較（ml，x±s）
與B組比較，*P
2.2 兩組產后子宮收縮情況的比較
術后第1天子宮收縮情況：A組子宮收縮佳比例為77.1%，一般為17.1%，B組45.0%、37.5%；術后第2天子宮收縮情況：A組子宮收縮佳比例為90.0%，一般為10.0%，B組分別52.5%、47.5%，兩組術后第1、2天子宮收縮佳、一般比例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表2 兩組產后子宮收縮情況的比較[n（%）]
與B組比較，*P
2.3 兩組術后排尿情況的比較
兩組均無排尿困難情況發生。A組拔除導尿管至第1次自行排尿的時間為（154.00±46.04）min，B組為（145.50±41.82）min，A組拔除導尿管至第1次自行排尿的時間比B組長，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4 兩組藥物不良反應發生情況
兩組研究對象子宮下段剖宮產手術經過均順利，術中、術后無血壓急劇下降、心率增快等情況。用藥后B組有2例發生惡心、嘔吐，未行特殊治療，自行緩解。A組無藥物不良反應發生。
3 討論
3.1 產后出血
剖宮產手術在處理難產、妊娠合并癥和并發癥、降低母兒死亡率中起重要作用[4-5]。我國的剖宮產率逐年上升，多數醫院的剖宮產率在40%～60%，個別醫院高達70%以上[6-7]。《產后出血預防與處理指南（2014）》指出剖宮產分娩者產后出血量≥1000 ml，被定義為產后出血。產后出血是剖宮產術后的主要并發癥之一。產后出血是婦產科常見的急危重癥，重者可發生休克、DIC等，引起各器官系統的損害，有較多的近期或遠期并發癥，甚至導致孕產婦死亡，全球超過 22% 的孕產婦死亡與產后出血直接相關[2，8]，而且由于產后出血量常常被低估。產后出血實際的發生率往往要高于文獻報道[9]。有專家指出，產后出血引起的孕產婦死亡大多數都可以避免，關鍵在于對產后出血的早期診斷和正確處理，并提出3個“提前一步” 的處理策略，即“評估提前一步” “診斷和治療提前一步” “轉診提前一步”[10-11]。充分識別產后出血相關的高危因素，準確判斷產后出血的原因、評估出血量，排除產道損傷、胎盤因素及凝血功能障礙后，及時使用合適的促進子宮收縮藥物是防治產后出血的有效方法。本研究中體現縮宮素是預防產后出血的有效藥物，結合益母草同時使用其預防剖宮產術后產后出血的效果更好，不良反應少，安全性高。
3.2 益母草注射液與縮宮素的聯合使用
子宮有特殊的解剖結構，因此，治療產后出血的關鍵是促進子宮收縮，使妊娠子宮平滑肌之間血竇關閉[12]。
縮宮素是從動物腦垂體后葉中提取的促進子宮收縮的一種成分，是一種多肽類激素。縮宮素在3～5 min內起效、不良反應相對較小、價格便宜。縮宮素作用持續時間短暫，可能需要重復注射，但必須注意控制劑量。24 h內極限量是100 U 內。有研究指出，縮宮素在短時間內快速大劑量進入體內會產生一過性低血壓和抗利尿作用[13]，可引起心率過快、心肌缺血和產后尿潴留等不良反應。臨床研究證實，縮宮素的半衰期是3～4 min。在受體飽和后，即使增加縮宮素的劑量也不能繼續引起子宮收縮。大劑量使用縮宮素可導致水中毒。
益母草是傳統的縮宮調經藥物，原名茺蔚，義名益母，也有“血家圣藥”“經產良藥”的美稱。益母草的主要成分包括生物堿類、二萜類、甾醇、黃酮類、有機酸、脂肪酸類等。現代藥理作用機制證實益母草堿能興奮子宮平滑肌上的H1和α受體，使子宮平滑肌興奮，收縮全子宮尤其是切口周圍子宮肌層[14]。同時研究發現，益母草還可改善內膜基底層血供，并促進新血管生成，有促進子宮復舊的作用，此外，其半衰期為6 h，藥效持久[15]，對體溫、呼吸、血壓、心率等皆無顯著影響，臨床安全性高[16]。也有研究指出，益母草可促進子宮收縮，且不引起血壓升高等不良反應。在本研究中，A組的術后24 h內總出血量少于B組，且A組產婦無不良反應。縮宮素雖然起效快，但是縮宮素的半衰期短，維持作用時間也短，且具有飽和劑量，而益母草的半衰期為6 h，藥效持久。益母草與縮宮素聯合使用可以作用互補。
3.3 對產后尿潴留的影響
產后尿潴留可能的發生原因有：①術后疼痛刺激尿道括約肌痙攣、排尿間隔時間過長、膀胱過度充盈等，影響排尿反射，最終導致發生產后尿潴留；②留置尿管持續引流，膀胱長時間呈排空狀態，導致膀胱張力減弱，膀胱逼尿肌收縮力下降，引起尿液不能正常排出；③硬膜外麻醉可以阻斷神經信號的輸入，也可能引起傳入脊髓和腦橋排尿中樞的信號暫時中斷，同時抑制感官刺激，影響排尿反射機制降低膀胱的收縮能力，導致膀胱過度擴張，引起產后尿潴留[17]。臨床上所采用的一般治療除心理疏導外，術后按摩子宮，促進子宮收縮，減少產后出血， 增加膀胱內壓力，引起尿意等均有助于預防產后尿潴留的發生。熱敷、熱滾動按摩法、聽流水聲等的目的是幫助產婦產生尿意，有助于完成排尿，是一種對癥處理的措施。剖宮產術后的產婦也可以進行凱格爾運動（Kegel exercise），幫助盆底組織恢復，促進排尿。本研究中由接受過培訓的護理人員協助、指導產婦進行排尿，暫時未發現產后尿潴留病例。在本研究中發現益母草對促進產后排尿無明顯療效，也可能需要大樣本的實驗。
綜上所述，益母草注射液聯合縮宮素對預防和減少產后出血有良好的作用，且具有藥效持續時間長、不良反應少的特點，藥物費用適中，可以作為預防產后出血的首選方案，值得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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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年齡結構；家庭財富積累；城鄉差異；緩沖存貨模型
〔中圖分類號〕F0363；F063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17）04-0037-09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研究”（11JZD016）；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構建擴大消費長效機制研究”（12AJY006）
〔作者簡介〕郝云飛，山東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宋明月，山東師范大學經濟學院講師，博士，山東濟南250014；
臧旭恒，山東大學消費與發展研究所，山東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泰山學者特聘教授，山東濟南250100。
一、引言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少子化”和“老齡化”成為人口發展變化的兩大主要趨勢。其中，0-14歲少兒人口比例從2000年的229%下降至2015年的165%；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從2000年的701%先呈緩慢上升趨勢，再于2010年達到745%的高峰，隨后即開始下降，2015年降為730%；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則從2000年的70%持續上升至2015年的106%。受各年齡段人口比例變化的影響，這一時期中國人口總撫養比呈先下降后上升趨勢。2011年之前，總撫養比主要受少兒撫養比下降的影響，從2000年的426%持續快速下降到2010年的最低點342%；2011-2015年，少兒撫養比穩定在221%-226%之間，老人撫養比則以較快速度從123%上升至143%，總撫養比隨之從342%上升至370%。加上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開始步入老年階段，人口老齡化持續加速成為當前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主要特征。“二胎政策”的出臺盡管有助于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但是要真正緩解人口老齡化趨勢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經濟社會的發展通常伴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然而，由于受生育政策的影響，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轉型周期較短，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社會發展，出現了“未富先老”特征。在當前經濟基礎還不十分厚實，社會保障和養老保險制度仍需完善的情況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提出了諸多挑戰。
首先，中國居民家庭觀念強，代際間的財富轉移明顯，使得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更加復雜，集中體現于子女數量和養老儲蓄之間的替代關系及遺贈動機的存在兩方面。家庭內部轉移支付是養老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子女和儲蓄在養老功能上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子女數量的多少會對家庭的養老儲蓄產生影響。同時，父母看重后代幸福，老年人在生命周期結束時要遺留部分財產給后代，這將降低老年人的消費傾向。
其次，在養老保障制度有待進一步完善的情況下，老人數量的增加意味著家庭未來支出不確定性的增加。盡管家庭具有養老儲蓄，但未來支出不確定性的存在導致當期消費意愿降低，而且目前全社會對老年人的重視還沒有達到充分注意其消費獨特性的程度，老年消費市場在快速擴張中顯示了一定的盲目性，出現了供給與需求不匹配的問題。同時，老年用品市場的相關法律尚不健全，欺詐行為泛濫，嚴重降低了老年人的消費信心。
由此，本文認為“少子化”和“老齡化”構成解釋中國居民高儲蓄的重要原因。在目前各類社會保障制度仍有待完善、信貸市場不盡完備的背景下，居民不僅面臨收入不確定性，更面臨支出不確定性，預防性儲蓄成為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有效保障。并且，這些不確定性由于與家庭人口年齡結構密切相關，因此，從預防性儲蓄角度研究人口年齡結構對家庭財富積累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二、文獻綜述
研究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影響的文獻最早可追溯至Modigliani和Brumberg（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說（life-cycle hypothesis，簡稱LCH）。〔1〕該理論認為消費者依據一生的預期收入在整個生命周期中平滑消費，以達到效用最大化，從而將消費者儲蓄的多寡與生命周期階段對接起來。消費者在成年期儲蓄，在少兒期和老年期負儲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儲蓄產生顯著的影響。Modigliani（1966）、Leff（1969）的實證研究顯示，少兒撫養比和老人撫養比均與居民儲蓄率顯著負相關。〔2〕Modigliani和Cao（2004）基于該假說，得出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和高速經濟增長是導致中國居民消費率低的主要原因的結論。〔3〕LCH理論把握了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消費率的重要作用，但遺憾的是，早期生命周期理論將生育率視為外生變量，忽略儲蓄對家庭結構的反向影響，無法擺脫變量間聯立關系的困擾。
為了更貼近現實經濟，學者們以家庭為單位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儲蓄之間的關系，提出了家庭儲蓄需求模型（household saving demand model，簡稱HSDM）（Samuelson，1958；Neher，1971）。〔4〕該模型最明顯的優勢是將個人生命周期轉化為家庭生命周期，還可將家庭撫育子女、贍養老人等行為納入其中。學者們通過從家庭角度解釋中國人口結構對居民消費儲蓄的影響，形成了幾種有影響力的觀點，主要包括家庭內部少兒人口與儲蓄養老之間的替代關系（Curtis等，2015）〔5〕，性別比例失調導致的競爭性儲蓄動機（Wei等，2011）〔6〕，家庭中孩子數量與孩子質量之間的替代關系（Li等，2008）等。〔7〕這些研究從家庭角度給出了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消費影響的微觀機制，然而因為HSDM基于確定性等價思想，難以全面分析家庭面臨不確定性時如何優化其消費儲蓄策略。
中國居民儲蓄上升的過程由于伴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迅速轉變，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構成解釋居民高儲蓄的重要原因之一。袁志剛、宋錚（2000）利用數值模擬發現，人口老齡化是促成中國高儲蓄率的一個重要因素。〔8〕倪紅福（2014）指出，中國的老齡化在中短期內雖然提高了儲蓄率，但長期中隨著老齡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消費觀念、社會保障以及經濟增長的變動都有可能使儲蓄下降。〔9〕劉東皇（2015）認為，隨著我國“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化，人口年齡結構向“老齡化”的轉變將有助于增強經濟增長的消費驅動力。〔10〕這些經驗研究證實了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高儲蓄具有重要的影響。
由于預防性儲蓄理論能夠解釋經濟社會變革中居民面臨的收入和支出不確定性對財富積累目標的影響，該理論亦已成為解釋中國高儲蓄的另一重要依據。預防性儲蓄假說最早由Leland（1978）提出，他將消費者為應對收入不確定性而進行的儲蓄稱之為預防性儲蓄。〔11〕Zeldes（1989）研究了在收入隨機波動情況下，不確定性對最優消費行為的影響，認為考慮到不確定性后，儲蓄同時具有應對風險的作用，并驗證了不確定性對消費決策的影響。與生命周期假說相比，預防性儲蓄假說中的消費者更加謹慎和厭惡風險。〔12〕Deaton（1989）和Carroll（1992）提出的緩沖存貨模型是目前預防性儲蓄理論中的經典成果之一。〔13〕該理論將消費者的謹慎和缺乏耐心同r納入其中進行分析，理性消費者平衡這兩種動機，確立一個與其收入及收入風險相適應的財富積累目標以應對未來不確定性。
羅楚亮（2004）的研究表明，收入不確定性、失業風險、醫療支出不確定性以及教育支出等因素對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均具有顯著負效應，并且效應大小隨著這些因素的可預期性變化而變化。〔14〕李勇輝、溫嬌秀（2005）的研究顯示，中國城鎮居民預防性儲蓄行為與未來支出的不確定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15〕宋明月、臧旭恒（2016）的研究顯示，中國居民儲蓄中預防性儲蓄所占比例在51%-55%之間，應對未來不確定性是居民儲蓄的重要原因。〔16〕鄧翔、李鍇（2009）對城鎮居民預防性儲蓄成因的分析結果顯示，失業風險和收入不確定性是改革開放初期城鎮居民預防性儲蓄的主要原因，而到了后期，影響支出不確定性的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醫療、住房以及教育對居民預防性儲蓄的影響更大。〔17〕
已有的研究至少表明以下兩點結論：一是人口年齡結構對中國居民儲蓄產生重要影響；二是預防性儲蓄是當前中國高儲蓄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醫療、教育以及住房支出的不確定性起著重要作用。結合經濟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家庭醫療、教育以及住房等需求具有重要影響，進而對家庭消費儲蓄決策產生作用。基于此，本文借助緩沖存貨模型從預防性儲蓄角度分析人口年齡結構對家庭財富積累的影響。
三、人口年齡結構對家庭財富積累的影響機制
緩沖存貨理論的核心理念為消費者的缺乏耐心和謹慎動機共同作用將對消費決策產生影響，在平衡這兩種動機的作用下每位消費者會形成一個與其持久收入水平相匹配的財富積累目標，如果消費者的財富積累高于目標值，消費者缺乏耐心的程度會比謹慎程度更高，此時消費者會選擇增加消費降低財富積累；若當前財富積累低于目標財富值，消費者謹慎動機將大于缺乏耐心，此時消費者將增加儲蓄提高財富積累。因此，緩沖存貨理論適用于分析經濟變量對家庭財富積累的影響。
人口年齡結構是家庭跨期消費決策的重要依據。一方面，人口年齡結構直接影響家庭的當期消費需求，另一方面人口年齡結構也會影響家庭對未來收入和支出不確定性的預期。前者相當于對緩沖存貨理論中描述的消費者缺乏耐心的影響，而后者相當于對謹慎動機的影響。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會使家庭在平衡這兩種動機的情況下調整自己的財富積累目標。2011年《中國消費金融調研報告》數據顯示，我國城鎮家庭財富積累動機中排前三位的為突發事件及醫療（2352%）、子女教育（2212%）、養老儲蓄（1935%），而醫療、子女教育、養老均受家庭人口年齡結構影響。可見家庭財富積累中的很大部分與人口年齡結構密切相關。
基于此，本文借助緩沖存貨理論分析人口年齡結構對家庭財富積累的影響，家庭基于人口年齡結構確立財富積累目標。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會對家庭缺乏耐心和謹慎動機產生影響，若對缺乏耐心的影響大于謹慎動機，則家庭財富積累目標會下降，家庭儲蓄減少；反之，若人口年齡結構對家庭謹慎動機的影響大于缺乏耐心，家庭財富積累目標會上升，進而引起家庭儲蓄上升。家庭人口年齡結構以少兒撫養比和老人撫養比表示，在假設勞動年齡人口不變情況下，也可以分別以子女數量和老人數量表示。
家庭中子女數量的增加除了會引起衣食消費等基本消費需求的增加，更主要的是會引起家庭教育支出的增加，這兩方面需求的存在都會使家庭變得更加缺乏耐心，從而降低家庭財富積累目標，增加消費。子女數量的增加也會提高家庭的謹慎動機，由改革帶來的房價波動和婚姻消費市場變化，致使子女的購房支出及婚姻消費支出都具有很大不確定性，這些風險的存在會使家庭變得更加謹慎，從而增加儲蓄以提高家庭的財富積累。如競爭性儲蓄理論（Wei等，2011）中所描述的，在性別比例失衡背景下，為了贏得婚配優勢，家庭傾向于增加儲蓄以購置房產等〔18〕，在這種情況下，子女數量增加會提高家庭財富積累。但以上分析的僅是子女數量對儲蓄的直接作用，如果加入對代際關系的考量，子女數量和養老儲蓄之間應存在替代作用，子女數量的增加將引起家庭預期養老收入增加，家庭謹慎動機降低，進而減少養老儲蓄；考慮子女消費具有投資效應，該影響將更加明顯。
而家庭中老人數量的增加一方面會引起衣食消費需求及醫療需求上升，使家庭缺乏耐心的程度提高進而降低財富積累目標，減少儲蓄。另一方面老人數量的增加也會引起家庭謹慎動機加強，因為老人數量增加會引起未來醫療支出不確定性的增加，此時家庭會提高財富積累目標以應對養老風險。但考慮代際間有可能存在著一定的經濟行為，老人有遺贈動機，若子女能夠預期未來的遺贈收入，當期財富積累目標也會下降。
根據以上分析，子女數量和老人數量對家庭財富積累均具有正負雙向影響，但具體情況各異，本文將對此做實證檢驗，在借鑒Carroll（2011）的緩沖存貨模型〔19〕將家庭整體作為一個跨期決策消費者，人口年齡結構為影響消費者決策的重要變量的前提下，分析人口年齡結構對家庭財富積累的影響。
盡管該模型不存在解析解，但Carroll和Samwick（1998）在兼外生流動性約束和內生流動性約束的條件下，用倒推法得到的模擬結果表明，家庭財富持久收入比與不確定性之間存在以下關系〔20〕：
lnWP=α0+α1ω+α2Z+υ（7）
式中，W表示可用于消費的家庭財富，P代表持久收入，ω代表收入不確定性，Z代表一系列其他影響家庭財富積累目標的變量。為重點分析人口年齡結構對家庭財富積累的影響，本文將少兒人口（n1）和老年人口（n2）作為關鍵變量由于本文使用方程回歸法計算家庭持久性收入，家庭的其他統計學變量包括戶主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學歷，家庭工作人口數、戶籍城鄉分類、所在省份等均以影響持久性收入的方式進入模型，不再估計。，并基于持久收入與收入不確定性對家庭財富積累的重要影響，將其作為基準變量，得到本文的計量模型為：
lnW=α0+α1ω+α2lnP+α3n1+α4n2+e（8）
其中，n1、n2分別表示家庭子女數量和老人數量。
四、實證檢驗
（一）數據處理與變量選取
本文數據選自中國家庭追蹤調耍CFPS）2012年數據。數據篩選處理過程如下：根據實際情況，將年齡小于25歲并且未婚者定義為家中子女，將年齡大于等于65歲者定義為家中老人。使用該條件，在家庭成員數據庫中對每個家庭的子女和老人數量進行統計，并根據家庭代碼匹配到家庭數據庫中。為了保證使用數據的質量，根據回答的可信度、急于結束調查的程度、對調查的疑慮、配合程度對數據進行初步篩選，同步刪除了1332個樣本。為了保證家庭消費決策為理，使用家庭數據庫中“最熟悉家庭財務人員”和家庭成員數據庫中“家庭重大事件決策人員”進行匹配，只保留二者是同一家庭成員的樣本，并且將該成員的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最高學歷變量作為“戶主”的人口統計學變量。 為了提高數據樣本的典型性，本文只選取勞動人口數量為2的家庭，因此子女數量和老人數量的絕對值可以代表家庭人口的年齡結構。之后，根據本文使用的回歸變量，刪除統計不完整的1421戶樣本家庭。最后，為了使本文的實證分析具有普遍意義，再從實際意義出發刪除家庭中資產或收入為負的樣本591戶。①經過以上的處理和篩選，符合本文實證分析的樣本數最終確定為4502個家庭。
①從家庭整個生命周期考慮，平均收入和資產應該為正，出現為負應該屬于特殊時期，此時的消費決策為非理性，不具有普遍意義。
1.家庭財富（W）。家庭財富指家庭積累的可用于消費的資產，主要指的是財富效應明顯、流動性較強的資產。家庭財富的多少顯著影響著家庭的消費傾向。但住房資產一般不包含在家庭財富范疇中，因為房屋是必需品，即使房產價格上漲也不能為了獲取更高的消費水平而變現自己的房產，所以家庭消費水平和消費傾向不會受到顯著影響。不過也有研究表明，除自己居住的房產外，家庭擁有的其他投資性房產則具有財富效應，其價值變動能夠對消費產生顯著影響。為了驗證家庭的其他非居住性房產究竟有無預防性儲蓄功能，本文對家庭財富數據采取兩種計算方式，一種直接用金融資產表示，記為W1；另一種用金融資產加上除自己居住外的其他房產凈值表示，記為W2。
2.持久收入（P）。對持久收入的估計參考沈坤榮、謝勇（2012）的截面數據分析方法〔21〕，同時采用Dynan et al.（2004）的估計策略〔22〕，利用家庭人口學特征變量和戶主特征變量構建家庭收入方程，用方程估計值作為持久收入，殘差值作為暫時收入。收入方程估計中使用的家庭人口統計學變量包括戶主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學歷以及戶籍的城鄉分類、所在省份等。
3.收入不確定性（ω）。收入不確定性一般包括收入的波動和失業風險。由于本文使用數據中對失業風險沒有進行統計，主要考察收入的波動性。度量收入波動的一個重要指標是收入的對數方差，Carroll和Samwick（1998）證明了收入的對數方差是衡量不確定性的良好指標，并驗證了它們與目標財富的函數關系。〔23〕另外，羅楚亮（2004）的研究指出，家庭收入中的持久收入部分是可預期的，不存在不確定性，而家庭收入不確定性的來源是暫時性收入，因此估計收入風險只需考察暫時性收入部分。〔24〕由于本文將收入預測回歸方程中的殘差值作為暫時性收入，故其均值為0，并且，暫時性收入的平方是暫時性收入方差的無偏估計，因此可以用暫時性收入對數值的平方項測度收入不確定性。以上兩種方法，都可用于考察收入與類似家庭組的比較，并且收入對數方差方法的分組依據與回歸確定暫時性收入考慮的因素類似，因此兩種方法測度的收入不確定性實質上相同。考慮方法的簡便性，本文使用暫時性收入的平方項測度收入的不確定性。同時，借鑒羅楚亮的做法，當暫時性收入大于0時將ω的符號定義為正，當暫時性收入小于0時將ω的符號定義為負。
4.家庭子女數量（n1）和家庭老人數量（n2）。本文假設家庭勞動年齡人口不變，因此子女數量和老人數量可以分別代替少兒撫養比和老人撫養比，表示家庭人口年齡結構。樣本選取為典型的勞動人口數量為2的家庭。
本文研究子女數量與老人數量對家庭財富積累目標的影響，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中國與其他經濟發達國家的不同之處。中國家庭子女的獨立時間相對較晚，在未婚情況下通常經濟不會獨立，因此，為了貼近實際，本文沒有嚴格按國家統計局的劃分方式，而是將家中年齡小于25歲并且未婚的子女定義為家庭子女。老年人口的劃分與國家統計局一致，仍將家庭中年齡等于或大于65歲的個體定義為家庭老人。
經過以上篩選與處理，實證分析所使用數據的統計性描述如表1所示。
表1顯示，加入除自己居住外其他房產的凈值后，家庭財富對數值從853上升至886，上升幅度較小，表明擁有其他房產的家庭占比不大。持久性收入使用回歸方程估計法計算獲得，家庭人口統計學變量包括戶主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學歷、戶籍城鄉分類、所在省份等均包含在持久收入中，故不再進入回歸方程。收入不確定性均值為負，表明整體上居民收入風險中以收入減少為主導。選取的樣本家庭中，平均子女數量為1083個，平均老人數量為0478個。
比對表2中的模型Ⅰ、Ⅲ，家庭財富中是否包含除自己居住外的其他房產對估計結果有一定影響，包含除自己居住外其他房產的家庭財富受持久性收入的影響更大，這表明其他房產具有一定的財富效應，并且家中老人的數量與除去自己居住外的其他房產的關系較為密切，原因可能是老年人的資產配置中，房屋資產占比更大。總之，家庭財富中是否包含其他房產主要影響估計結果中常數項的大小，對解釋變量的系數大小和顯著性影響都不大，兩者的結果也較為相近。
再分別對比模型Ⅰ、Ⅱ和Ⅲ、Ⅳ，穩健OLS和FGLS兩種方法的估計結果基本一致，證明估計結果相對穩健。考慮到“OLS+穩健標準誤”方法的估計結果穩健性較高，并且上文FGLS估計中，對條件方差估計的擬合優度并不是很高，因而采用穩健OLS的結果進行分析。
由Ⅰ、Ⅲ模型的估計結果可知，持久性收入和收入不確定性都顯著影響家庭財富，從而驗證了緩沖存貨理論。家庭在平衡缺乏耐心和謹慎動機的基A上，擁有一個特定的目標財富收入比，并且該目標受到家庭收入不確定性的影響，收入不確定性越大，應對不確定性的財富積累目標也越高。具體來看，持久收入每增加1%，財富積累目標上升12%-15%；收入不確定性每增加1%，財富積累目標上升025%-03%。
實證結果顯示，無論是子女數量還是老人數量對家庭財富積累都具有顯著作用。以模型Ⅲ為例，子女數量對家庭財富積累的效用顯著為負，家庭中子女數量每增加1個，財富積累平均下降333%；而老人數量對家庭財富積累起正向作用，老人數量每增加1個，家庭財富積累平均上升181%。結合理論分析，家庭中子女數量和老人數量增加都既有使家庭變得缺乏耐心的激勵也有使家庭更加謹慎的激勵，但實證結果顯示，子女數量增加對家庭缺乏耐心的激勵大于謹慎動機，家庭的目標財富值降低，家庭儲蓄下降；相反，老人數量增加對家庭缺乏耐心的激勵小于對家庭謹慎動機的激勵，能夠提高家庭的財富積累目標，增加家庭儲蓄。原因主要是子女數量和家庭儲蓄存在替代關系，并且子女的消費是具有投資性質的，因此子女數量增加會導致家庭財富積累下降，而老人數量增加則會引起未來支出的不確定性增加，從而提高家庭財富積累目標。這二者從消費的反面，即儲蓄的角度構成了家庭人口年齡結構影響消費的證據，并且與大部分學者關于中國居民消費行為的宏觀研究結論中少兒撫養比正向影響居民消費率、老人撫養比負向影響居民消費率的結論相一致，如李斌等（2015）的研究。〔25〕結合近期國情，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家庭子女數量快速下降與人口老齡化趨勢，便不難解開中國居民儲蓄率持續上升之謎。
（三）分位數回歸
以上分析表明子女數量和老人數量對家庭預防性儲蓄均具有顯著影響，且子女數量為負向作用而老人數量為正向作用。為了分析家庭人口的年齡結構對家庭財富積累不同分位數處的影響作用，本文進一步采用分位數回歸方法進行估計，結果如表3和表4，其中表3的被解釋變量為家庭財富lnW1，表4的被解釋變量為家庭財富lnW2。
對比兩組分位數回歸結果發現，二者體現的結論一致，所以以下均選用家庭財富包含其他房產的實證結果作為分析對象。從表4可以看出，持久收入和不確定性收入在各分位數處對家庭財富積累的影響盡管有所變化，但均非常顯著且差異較小，緩沖存貨儲蓄核心理論再一次得到驗證。
收入不確定性對家庭財富的影響隨著分位數增大表現為先增加后減少，在50%分位數處達到最大值，此時收入不確定性每增加1%，家庭財富增加033%。該結果與沈坤榮等（2012）的不確定性對家庭財富影響隨分位數增加而遞減的結論稍有不同。原因是家庭財富與家庭的富裕程度相關，家庭財富分位數的低處往往代表的是較低收入家庭，這些家庭雖然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較大，具有很強的謹慎動機，但生活的必要支出占總收入的較大部分，導致財富積累目標被迫降低。一旦收入增加，家庭隨之有動機并且有能力提高財富積累以應對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當收入達到很高水平時，家庭應對未來收入不確定性的能力也變得很強，并且對以財富積累方式應對收入不確定性的要求下降。
子女數量對家庭財富積累的影響在各分位數處都為顯著負向效應，并且隨著分位數的提高，作用大小呈下降趨勢。因此，無論家庭是否富裕，子女的消費支出都占有重要地位，并且隨著富裕程度的提高，家庭消費對子女數量的敏感度減弱，原因是子女消費支出彈性較小，占家庭總消費的比例隨著富裕程度的提高而逐漸下降。
老人數量并非像子女數量一樣在各分位數處都顯著，而是表現為在低分位數處不顯著，在中、高分位數處則為顯著正效應，并且隨著分位數的提高系數呈增大趨勢。其經濟含義是家庭只有達到一定的富裕程度，老人數量對財富積累目標才能產生顯著影響，并且隨著家庭富裕程度的提高，老人數量對財富積累目標的正向作用也隨之加強。
對比分位數回歸結果中子女數量和老人數量，可以得到以下兩個重要結論：第一，與穩健OLS回歸結果一致，子女數量對家庭財富積累具有負向影響，而老人數量的作用為正；第二，子女數量對家庭財富積累的作用在各分位數處都顯著且隨著分位數提高系數下降，老人數量對財富積累的作用隨著分位數的提高系數和顯著性都增大。其經濟含義為，無論家庭的富裕程度高或低，子女數量都會顯著影響其財富積累，而只有較為富裕的家庭，老人數量才能對財富積累起到顯著正向作用。
（四）城鄉差異分析
在中國城鄉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觀念意識差異均較大，居民儲蓄行為也會不同，因此有必要對比分析人口年齡結構對家庭財富積累的城鄉差異。本文將樣本按城鄉分類進行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其中，第一組城鄉對比中被解釋變量為家庭財富lnW1，第二組城鄉對比中被解釋變量為家庭財富lnW2。
根據回歸結果，各解釋變量在城鎮樣本中得到了更好的驗證，回歸顯著性和系數大小均超過農村樣本。首先，持久收入和收入不確定性對城鎮家庭財富積累目標的影響顯著大于農村家庭，原因是城鎮居民收入相對穩定，家庭可根據預期收入制定合理的跨期消費決策。農村家庭受收入波動的影響較大，較難制定合理的跨期消費決策，消費決策更多地表現為消費的過度敏感性。
城鎮家庭的子女數量（n1）和老人數量（n2）對財富積累都具有顯著影響，并且子女數量對財富積累為顯著負效應，老人數量對財富積累存在正向影響。子女數量對家庭財富目標的負向作用，說明子女消費被看成是家庭的投資，子女數量多的家庭預期未來收入有保障，因此應對未來收入不確定性的財富積累目標較低。家庭中老人數量的增加意味著未來的支出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因此家庭會提高財富積累目標，主要原因是人口政策縮短了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轉變歷程，出現了“未富先老”的特殊經濟現象，人口老齡化來勢迅猛，而應對措施如養老保險、社會保障等的發展速度相對滯后。
農村家庭的子女數量（n1）對財富積累同樣具有負向影響，子女數量和家庭儲蓄具有相互替代的關系，但與城鎮家庭相比作用較小。老人數量（n2）對家庭財富積累并無顯著作用。
五、主要結論及政策啟示
中國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漸形成和發展在帶來居民收入快速增長的同時也給居民帶來了收入和支出的雙重不確定性，預防性儲蓄成為解釋中國家庭高儲蓄的重要原因之一。應該認為，居民收入、支出不確定性的大小是與家庭人口年齡結構密切相關的。本文在基于緩沖存貨理論分析人口年齡結構對家庭財富積累即家庭消費儲蓄行為影響的基礎上，借鑒該預防性儲蓄理論的經典模型，考察家庭中子女數量和老人數量對家庭“缺乏耐心”和“謹慎動機”的影響，得出了以下重要結論。
總體來看，子女數量對家庭消費儲蓄決策中“缺乏耐心”的影響大于對“謹慎動機”的影響，總體效應體現為對家庭財富積累目標的負向效應。而老人數量與子女數量的作用相反，體現為對家庭財富積累目標的正向效應。主要原因是子女消費被看成是家庭對未來的投資，與儲蓄具有替代作用；而在既定的社會保障制度下，老人數量與未來支出不確定性相關，因此，當前老人消費不足與社會經濟生活中出現的“未富先老”經濟特征密切相關。
子女數量對家庭財富積累的影響在各分位數處均為顯著負向效應，并且隨著分位數的提高，作用大小呈下降趨勢。老人數量則在低分位數處不顯著，在中、高分位數處為正，并且隨著分位數的提高系數增大。其經濟含義是，無論家庭富裕程度如何，子女數量和家庭財富積累都具有相互替代的效應，而只有家庭達到一定的富裕程度，老人數量才能對財富積累產生影響，并且隨著家庭富裕程度的提高，老人數量對財富積累的正向作用越來越強。
相比農村家庭，城鎮居民具有較強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子女數量對城、鄉家庭財富積累都具有負向效應，并且對城鎮家庭的作用效果更大。老人數量對城鎮家庭財富積累具有正向作用，對農村家庭財富積累沒有顯著影響。
本文研究結論的政策啟示主要有以下兩點：首先經濟結構調整應照顧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把握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順勢而為加快推動“銀發產業”的發展，讓老年人消費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其次，應加大公共財政支出向養老部門的傾斜，形成社會養老和家庭養老良性互動的局面。這既可釋放因少兒人口下降形成的替代性B老儲蓄，也能降低因養老風險過大而導致的過量預防性儲蓄，進而擴大居民消費，提升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
（博士生張欣多次參加本文的討論，提出了一些有意義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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