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1-09 09:52:2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學的本質和意義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二者理論淵源之間的比較
從理論淵源的角度分析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這兩大經濟學理論，二者在產生的時間上具有較大的差異，并且馬克思經濟學是在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西方經濟學對馬克思經濟學具有非常深刻的借鑒意義。經濟學界對于西方經濟學產生的時間并沒有明確的記載和考察，在普遍的經濟學者的觀念里，以亞當?斯密的著作《國富論》問世作為西方經濟學的起點，這是西方經濟學產生的契機。而馬克思經濟學是在19世紀的后期，?Y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逐漸凸顯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而馬克思經濟學是以西方經濟學作為基礎被提出的，因此，西方經濟學是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來源，并根據當時的社會問題加入了一些具體的理論知識，二者在理論淵源的方面存在著一定的聯系。
二、二者科學態度之間的比較
無論是馬克思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都是我國經濟發展重要的理論基礎，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1]。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再權威的經濟理論也是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具有非常強的時代性，但是，時代一直處于發展與變化之中，而且不同的國家多面臨的經濟形勢也存在著很大的區別，因此，應該在借鑒時持有科學的態度。馬克思經濟學中有一些內容是我國在借鑒過程中不能丟棄的，比如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盡管馬克思經濟學所處的時代的市場經濟與現代的市場經濟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本質上卻是一樣的。與西方經濟學中相比，我國的經濟理論還沒有十分健全，因此，我國在發展社會經濟的過程中應該大膽借鑒西方經濟學中的優秀成果，并結合我國的經濟發展情況進行合理的運用。
三、二者經濟理論之間的比較
（一）經濟增長的微觀層面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主要是以價值作為理論的微觀基礎，以價值的補償現象以及實物之間的替代作為主要的內容[2]。而西方經濟學在微觀層面的研究基礎是價格，這與馬克思經濟學還是存在一定的差異的。前者將價值和價格作了明顯的區分，而后者只強調了效用和均衡價格之間的區別，而對價值和價格卻沒有明顯的區別。
（二）經濟增長速率之間的比較
在馬克思經濟學的內容中，經濟增長的速率的決定因素是工資和消費，其中，這種經濟理論認為工資能在最大的程度上的為工人提供工作的動力。而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認為經濟增長的速率不僅受到利潤率的影響，還受到生產技術因素的影響，即經濟增長速率能通過利潤等相關因素的函數進行表示。
四、二者制度理論之間的比較
（一）制度具有的重要意義
制度對于經濟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制度的重要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交集，二者的交集部分即認為經濟效率的增長，不是只有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產出這一個因素，還與制度有著非常大的聯系。制度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經濟發展，因此，二者都對制度的重要性作出了一系列的闡述。
（二）制度的范圍和內容重點
從制度的范圍的角度來看，西方經濟學的研究范圍要遠遠大于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二者對制度的研究范圍包括正規與非正規兩個方面的內容。馬克思經濟學對制度的界定排除了意識形態層面的內容，這樣的制度定義是相對準確的，因為如果將道德層面的因素也歸納與制度的研究范圍，會造成很多的經濟問題無法界定。
（三）制度的現象與本質
西方經濟學是從企業的性質與交易的費用的等因素作為研究經濟活動的著手點，并通過一些理論和假設來解釋經濟活動的相關影響[3]。但是這樣對經濟活動的研究并沒有聯系現象的實質。馬克思經濟學對企業的性質等相關因素的延吉u，既涉及到了表面的現象，更對現象背后的實質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因此，馬克思經濟學在這個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
關鍵詞：文化；經濟；文化經濟學；論綱
中圖分類號：F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5194(2007)06―0084―03
近年來，文化經濟問題已經成為中西方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但縱觀之國內外學術界對文化經濟問題的研究狀況，這些研究成果大都主要局限于探討文化與經濟的各種聯系，而從經濟學角度對文化產業的研究還不多見。一方面，傳統上的大多是從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和生態學等角度，把文化作為一種觀念、一種意識、，一種精神活動，乃至作為一種上層建筑中的意識形態來研究；另一方而，即使國內外現有的從經濟學角度對文化產業的研究，無論是研究文化產業內部運行，還是研究其具體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術，往往就事論事．缺乏一個必要的從經濟學角度全方位、整體的研究框架支撐，更沒有建立系統的文化經濟學理論體系。因此，在吸收周內外學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引入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從經濟的角度系統地研究文化生產活動是非常必要的。
一、文化經濟學的概念界定
關于文化經濟學的定義、內涵和外延，迄今為止國內外學者還沒有形成一種有影響的權威性的科學概念。如國內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學者用把整個社會的一切經濟現象都看作文化現象來進行分析與認識的大文化視角去界定文化經濟的概念：認為文化經濟學是用一種大文化視角去審視社會經濟現象(包括物質的與精神的各種現象)的學問，是探討經濟現象與經濟發展的文化意義，揭示文化與經濟發展相互作用及相互影響的客觀規律，以及社會經濟運行的深層動因，推進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的學問。同時，也有更多的學者(方家良，1991；程恩富，1999；胡惠林，2003)則比較傾向于以經濟學的角度定義文化經濟之概念，認為文化經濟學就是關于文化藝術生產、流通和消費的經濟現象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是側重從一般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基本原則方法來考察文化產業中的文化活動和文化現象。
本文認為，所謂文化經濟學，就是關于文化藝術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環節的經濟現象、經濟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是從經濟范疇的角度和一般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基本原則方法來考察文化的經濟性和蘊涵的經濟邏輯，以揭示文化經濟活動的特征、變化趨勢和客觀規律。雖然傳統上，經濟學分析方法主要被運用于物質生產領域，所以，給許多人造成了似乎經濟學只適用于物質生產領域的假象。但是，近20多年以來，經濟學當作一種方法論，運用于分析了政治、家庭、制度、歷史等多種社會現象，已經把經濟學的分析領域拓展到了多個領域。可以說，文化經濟學也正是這些拓展邏輯的合理延展，它是經濟科學向文化領域的延伸和滲透，是經濟理論與文化理論相融合的結晶。因此，文化經濟學應包含以下三方面的涵義：
一是文化經濟學是從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出發，運用有針對性、適應性的經濟學(主要是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范疇來說明文化之本體，并把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關產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資源作為文化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
二是作為整體的文化經濟學，它并不研究文化經濟各分部門的特殊經濟規律，而是關注點集中于文化生產諸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文化經濟運動規律的考察上，是透過這些規律的分析，揭示其共同普遍的經濟規律．．
三是雖然文化經濟學著重考察和研究文化活動中的經濟要素，揭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活動的經濟學品格但由于文化經濟學研究的是文化領域中的經濟關系和經濟原則，因此，對文化經濟的研究不能脫離文化的本質特性。
二、文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文化，這一廣泛地被使用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的概念，是一個不斷向廣延度和深刻度拓展的概念，因此，關于文化的定義較有影響的就有200多種，其中較為著鋁的是1871年英國“人類學之父”E?B?泰勒(E-B-TYh)的定義：“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是包括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習慣的復合體”。我國《辭海》曾為文化下過較為權威的定義：“從廣義上說，文化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從狹義來說，文化是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或者說，是在一定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基礎上發生和發展的社會精神生活方式的總和”根據以上定義，縱觀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都可以被視作文化現象，文化表現的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內涵。
然而，作為文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并不是文化本身。“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對于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了某一門科學的對象”。文化經濟學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形成一門獨立的利學，就因為它也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文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以文化生產活動為研究對象，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和視角對文化資源、文化商品、文化商品價格、文化市場、文化投資、文化發展戰略和文化經濟管理等一系列主要范疇的具體分析，深入研究和探索文化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過程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因此，作為文化經濟學的對象性研究范圍，主要是指和文化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有關的文化活動現象，包括文學藝術、廣播電視、圖書出版、文化娛樂、文物博物、音像制品、文化旅游，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設施與組織機構、如藝術表演團體、出版社、影劇院場、影視制作公司、書店、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等。
文化經濟學建立的主要依據是的經濟哲學觀，的經濟哲學是關于社會經濟運動和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以及人類自身的生產是人類社會生產的三種基本形式，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既需要消費物質生活資料，也需要消費精神生活資料。文化生產屬于精神生產，是精神生產的一部分，文化生產以文化產品來滿足社會的文化精神需要。而且馬克思早在《1844年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中，他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豐富性，從而生產的某種新的方式和生產的某種對象就會產生。并指出：“宗教、家庭、國家、道德、法、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他所說的“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實質上指的就是廣義的文化生產或精神生產。因此，文化藝術生產作為特殊的精神生產。雖然不同于哲學、科學、教育和宗教等其他精神生產，更不同于物質生產，但文化藝術生產同樣也要“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
總之，文化經濟學是以文化生產活動中的微觀和宏觀經濟行為為研究對象，從經濟學的角度和視角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環節的運行機制和運動規律的利學。其關注點集中于文化生產諸要素的合理配置、文化產業結構的有效調整和文化經濟運動規律的考察上。
同時，文化經濟學是一個獨立的、涉及面相當廣的兼有文化和經濟雙重特性的領域，它有著自身的矛盾運動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在自己的活動領域中表現出種種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化經濟學是文化生產活動與經濟生產活動相互融合而衍生出來的一門邊緣學科，是以經濟學理論為基礎并在根本上把自己同其他經濟學分支和文化學分支區別開來的經濟分支學科。
此外，要注意文化經濟學與經濟文化學和知識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區別與聯系。文化經濟學分析的應是各個文化領域的經濟問題，而經濟文化學分析的應是各種經濟活動中的文化現象，如企業文化、社區文化、消費文化、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化、東亞經濟崛起中的文化因素等，而文化經濟學與知識經濟學的分析對象和范圍也不盡一致，知識經濟學是單純研究知識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
三、文化經濟學的概念范疇和理論框架
由于文化經濟學是側重從一般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基本原則方法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生產活動的運行機制和運動規律，因此，文化經濟學的基本概念、范疇和研究內容應是一般經濟學的拓展。如經濟學中的資源、商品(產品)、價值、價格、供給、需求、消費、市場、成本、效益、資本、投資以及分工、貿易，競爭力等。文化經濟學則有文化資源、文化商品(產品)、文化價值、文化供給、文化需求、文化消費、文化市場、文化生產率、文化資本、文化投資以及文化分工、文化貿易，文化競爭力等；另如經濟學中的市場是指商品交換的場所，而文化經濟學中的市場是以文化商品為經營對象的市場。這兩個市場的活動，都要受到價值規律的支配。從以上羅列對比可以看出，文化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門分支學科，它的概念、范疇和內容應是經濟學的拓展和延伸，并以這些基本范疇為核心，再加上其他派生的范疇，一起構成文化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和理論體系。并且，通過對這一系列范疇的分析，闡明整個文化經濟系統的運行機制和發展規律
正如概念、范疇和內容是經濟學的拓展和延伸一樣，文化經濟學的也應需要吸取經濟學科學體系的精華，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同時，要注意經濟學研究的是物質生產：的一般規律和特點，而文化經濟學研究的則是文化生產中的特殊規律和特點：如經濟學和文化經濟學中研究的“商品”(產品)都有價值和使用價值。物質產品本身沒有特殊的社會屬性和階級屬性，但文化產品一般都有鮮明的社會屬性和階級屬性，它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因此，文化經濟學沒有必要也不應機械地模仿經濟學，應根據自身特點以一定的邏輯順序構建本學科的理論研究體系。
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是資源的配合，因此，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關產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資源是文化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具體來講，文化經濟學的研究應著重從文化資源配置角度，以文化資源的分析為開端從微觀、中觀、宏觀乃至全球層面層層展開其他內容。微觀上闡明文化資源配置與開發、文化供給與需求、文化產品的價值與價格、文化投資與消費、文化市場等現象的特點和運行規律中觀上研究文化產業的組織、結構、管理與發展等問題；宏觀上研究文化經濟與國民經濟、收入分配、勞動就業及宏觀調控等問題；全球層面上闡述文化經濟的國際貿易、國際分工、國際競爭力以及國家文化安全等問題。總之，文化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和基本內容如下：
微觀基礎篇中觀產業篇宏觀發展篇國際競爭篇
1.文化與文化資源2、文化產品及價值決定3、文化產品的供求機理4、文化投資與消費5、文化市場6、文化產業的結構7、文化產業的組織8、文化產業的管理9、文化產業的發展10、文化經濟與國民經濟11、文化經濟與收入分配12、文化經濟與勞動就業13、文化經濟與宏觀調控14、國際文化分工15、國際文化貿易16、國際文化競爭力17、全球化與國家文化安全
四、文化經濟學研究應注意的幾個矛盾
不斷推進文化經濟的發展，就是要根據不同種類文化產品的特殊性，制定不同的發展戰略，結合市場的無形之手與政府的有形之手，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然而，文化經濟它不僅引出了諸如民族文化資本化等“經濟”問題；文化產品、文化產業、文化背景等對一定國民經濟體系的作用、影響和意義等“社會”問題；而且基于文化產品的特殊性質，甚至擴及于文化安全等“政治”問題。因此，在推進當代文化產業與文化市場建設的過程中，需要密切注意文化市場機制發展中的眾多的尖銳矛盾。比如文化產品的物質商品屬性與非物質精神屬性的矛盾、文化產品的公共性與私人性矛盾、文化市場規律與文化藝術自身規律的矛盾、市場運作方式與精神文明建設的矛盾；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的矛盾以及文化經濟效益與文化社會效益的矛盾等等。這眾多矛盾構成了一個復雜的多重矛盾之間。在眾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當代市場條件下文化發展的物質商品經濟性與非物質精神文化性之間的矛盾。
所謂文化發展的經濟性，當然是指它所具有的經濟性質、市場運作方式和產業管理規范等一系列特征。作為經濟性要求，文化產業自然要進入市場，在管理體制、經營方式和經濟效益上同市場經濟接軌。它所面臨的文化企業的生產與管理、文化產品的經營與銷售、文化市場的開拓與培育、文化經濟價值的估算與評定都必須遵循當代市場經濟的規律。因此，文化產品的生產、流通和消費諸環節都要受到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價值規律的作用，具體表現為：文化產業的運作方式受供求機制、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的強制影響，等價交換原則、利潤最大化原則滲透到文化生產、再生產過程并影響文化生產的方向、效率及經營者的行為選擇。
我認為對西方經濟學原理學習之后應該要明了三個問題，即：（1）什么是經濟學，（2）經濟學的基本概要，（3）學習西方經濟學的意義。
首先，經濟學是什么。對于經濟學的定義有多種多樣。我國古人將經濟釋意為經世濟民。西方學者的解釋則更多。二十世紀初，瓊.羅賓遜在《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一書給經濟學下的定義為:“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它把人類行為作為目的與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資源之間的關系來研究”。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在其所著的《經濟學》一書中給經濟學下的定義為：“經濟學是研究人和社會如何進行選擇，使用可以其他用途的資源以便生產各種商品，并在現在和將來把商品分配給社會的各個成員或集團以供消費之用”。現代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經濟學是研究如何將稀缺的資源分配于不同的用途，以滿足經濟主體多樣化需求的科學。經濟學是為解決資源稀缺性問題而產生的，因此，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就是因為資源的稀缺性而引起的如何進行選擇的問題，即資源配置問題。這也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具體而言，他要解決一下問題：（1）生產什么物品和勞務以及生產多少（howmuch）。（2）怎樣(how)進行生產（3）為誰(forwhom)生產。
其次，經濟學的基本概要。以經濟學的歷史時期劃分，西方經濟學經歷了以下階段：古代的和中世紀的西方經濟學說，近代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現代宏觀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因其研究對像的范圍不同，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一，微觀經濟學是以單個經濟體為研究對象的，來說明價格機制如何解決社會的資源配置問題。微觀經濟學研究一個經濟社會的經濟資源被用來生產那些產品，生產多少及采用什么生產方法，產品怎樣在社會成員之間進行分配，也就是經濟資源的配置問題。而資源配置又是這樣決定的：廠商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是由消費者的需求決定的，如何生產則由不同生產者之間的競爭以及成本與收益關系來決定，為誰生產則取決于生產要素的供求關系所決定。微觀經濟學中包含：（1）需求和供給理論（2）消費者行為理論（3）生產理論（4）成本理論（5）市場理論（6）生產要素定價理論（7）一般均衡與福利經濟學。二，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為研究對象，通過研究經濟學中各有關總量的決定及其變化，來說明資源如何才能實現充分利用。宏觀經濟學用來分析國民經濟中幾個根本問題：一是充分配置到各個生產部門和企業的經濟資源總量的使用情況是如何決定一國的總產量或就業量。二是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總供給和總需求是如何決定一國的國民收入水平和一般物價水平。
三是國民收入水平和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動與經濟周期及經濟增長的關系。其中國民收入的決定和變動是一條主線。宏觀經濟理論包括：（1）國民收入的核算與循環（2）簡單國民收入決定理論（3）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一般均衡（4）總需求----總供給模型（5）通貨膨脹與失業理論。（6）經濟增長理論（7）經濟周期理論（8）經濟政策（9）開放條件的宏觀經濟分析。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各有研究對象，二者的聯系相互滲透，日益緊密。
【關鍵詞】金融研究 方法論 思考
一、關于金融研究方法論的概念理解
（一）科學研究方法論的概念
關于科學研究方法論的定義有兩個：定義一，科學研究方法論是關于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論。定義二，科學研究方法論是指方法的科學或方法的有序安排，使給定領域中進行探索的一般途徑的研究。方法論提供了組織、計劃、設計和實施的基本原則。方法提供了如何進行一項具體、個別研究的技術和路徑。這是方法和方法論的區別。
（二）關于金融學研究方法論
首先，在邏輯上認為金融學屬于經濟學，經濟學具有科學性，從而可以推出得到金融學也具有科學性。其次，經濟學的核心是理性經紀人的假設，理性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原則。金融學的方法論是用近似替代物給金融契約和工具定價。活躍的市場中價格是由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相交得到的，需求曲線上每一點都是消費者效用函數最大化的均衡點，供給曲線上每一點也是供給者效用函數最大化的均衡點，二者相交得到市場均衡點和均衡價格。價格變動是由供求雙方變動一起決定的，所以我們應該分析供求雙方行為的變動，這點上又回到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供求雙方是各自約束條件下的效用函數最大化，所以關鍵是分析供求雙方約束條件和效用函數。
二、宏觀金融理論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二之戰后的20年，西方主流經濟發展理論與金融理論基本上是互相分離的。金融學的思維方式經歷了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驗證解答的邏輯思考過程，其思維過程仍然是：“歸納現實，從特殊到一般提出問題；再演繹一般結論，從一般到特殊來驗證理論的過程”。縱觀金融學的發展歷程，主要運用了如下三個方法。
（一）科學抽象法
科學抽象是正確反映客觀事物本質，逐次形成概念、范疇、規律及一般原理的認識過程，是從經驗到理論，從舊理論到新理論的必由之路。
科學抽象的進程可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認知主體運用其分析能力先將多樣性統一的事物整體分解為各個部分和方面，然后從中排除其非本質的、次要的和偶然的成分，抽取出某一部分和方面或不同部分和方面的本質規定。在第二階段，認知主體運用其綜合能力按照不同部分和方面的本質規定的內在聯系，將它們連接為一個統一的整體，達到思維中的具體。
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中，馬科維茨首先抽象出單個資產的預期收益率為某收益率出現的概率，風險可以用收益率的變動幅度（即方差）表示，這就是從感性上的具體上升到抽象。針對用馬科維茨模型選擇資產組合需要進行大量繁復的計算這一缺陷，威廉?夏普在1963年提出了單指數模型。在威廉?夏普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中，在無效性的投資組合與其他個別證券的風險與收益條件下，資本市場線很難對其收益與風險進行衡量。為此，證券市場線的模型描述了在市場均衡狀態下，風險證券或組合的期望收益率是它與市場組合收益的協方差（風險）的線性函數。無論單個證券還是證券組合，均可將其貝塔系數作為風險的合理測定，其期望收益與有貝塔系數測定的系統風險之間存在線性關系。這個關系以E（rp）為縱坐標，βp為橫坐標的坐標系中代表一條直線，這條直線被稱為證券市場線。
（二）實證法
實證主義堅持只有通過包括測量在內的觀察獲得的“真實的”知識才是可靠的，現代市政主義的觀點則信奉事實的邏輯延伸，這被稱之為邏輯實證主義，并在20世紀初成為居實證主義哲學。
實證主義者認為，只有能夠直接觀察或測量的事物才應該引起科學的注意，而不能觀察或測量的事物對于實證主義者來說是沒有意義的。盡管經濟學家不贊同邏輯實證主義哲學對其他哲學的排斥，但它們對經濟學思想和經濟學研究具有重大的影響。實證主義影響經濟學的一個方式是在可能的情況下更多地強調測量和數量表示，經驗分析和估計至少從使其成為更為實證主義的推動下獲得部分激勵。實證主義影響經濟的另一個主要方式是將注意力集中在作為實證性知識的價值知識上，而規則性知識則極為不同。實證主義作為一種哲學影響經濟學思想的第三種方式是在經濟學和經濟學研究實踐中強調客觀性的重要性。即實證主義哲學在強調提供以支持一個描述性結論的重要性時，認為個人的判斷和感覺是模糊不清的。
（三）數學分析法
現代經濟學的發展表明，數學已經成為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研究工具。在對實際經濟問題的研究中，經常需要對經濟活動及其數量變動規律作定量的分析。對經濟問題的定量分析，需要解決一些共性問題；提出所研究的經濟問題及度量方式，確定表現研究對象的經濟變量（如用GDP的變動度量經濟的增長）；分析對研究對象變動有影響的主要因素，選擇若干作為影響因素的變量；分析各種影響因素與所研究經濟現象相互關系的性質，決定相互聯系的數學關系式；運用科學的數量分析方法，確定所研究的經濟對象與各種影響因素間具體的數量規律；運用統計方法分析和檢驗所得數量結論的可靠性；運用數量研究的結果做經濟分析和預測。對社會經濟問題數量規律的研究具有普遍性，計量經濟學是專門研究這類問題的經濟學科。
三、總結
現代金融學與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在根本上基本上是一致的，金融學在大量運用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之后，其研究方法的范式正在逐步走向規范。實際上，經濟學的發展進步正在為金融學研究的不斷深入提供了比較科學的分析工具。因此，我們就需要運用更加精密復雜的數學分析工具運用數學模型幫助我們在更高的程度上將直覺變為理論。我們承認科學的思想很重要，但思想的科學性性必須要靠正確的方法來進行證明。可以這樣說，我國金融學研究方法論發展的方向將是建立在更為堅固的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并且向科學化的研究方法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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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已故著名經濟學家王亞南，1940年在《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國經濟學”這個術語，并根據這一思想寫出了《中國經濟原論》(后修訂本改名《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應當說，無論是從提出“中國經濟學”的初衷，還是從《中國經濟原論》的思想，或是從經濟學本身的學科性質來看，探討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國經濟學”，都具有特定的固有涵義。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開展相關討論以來的有關文獻看，關于“中國經濟學”有兩種對立的看法，否認“中國經濟學”的存在為“少數派”；主張建立“中國經濟學”的是“多數派”。贊成建立“中國經濟學”的“多數派”，相同點是都主張從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現實出發進行基本理論的創新，實現經濟學的中國化或本土化；不同點是對“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理解，有“窄派”和“寬派”兩種觀點。以劉詩白、洪銀興為代表的“窄派”認為，“中國經濟學”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或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以于光遠、谷書堂為代表的“寬派”則認為，“中國經濟學”是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所有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
中國現階段，從科學發展觀的視角，究竟有沒有以及需不需要“中國經濟學”呢?事物具有個性。每個國家的經濟問題，都具有不同于其它國家的差異性。“任何一個社會，它的自然條件，從而它的歷史條件不能與其他社會恰好一致。”但并不是存在差異就需要建立國別經濟學。王亞南認為發達的法國、德國、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雖然經濟發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論上總結的必要，“但從整個經濟學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講，它們卻格外顯得破碎支離，從而，把它們在對英國經濟理論的對立意義上，冠以國別的，或有‘德國的’，‘奧國的’，‘美國的’形容詞，那不但對其現實的一般妥當性，無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現那都不過是資本制經濟在它各發展階段，在個別國家特殊條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見而已。王亞南進一步指出，只有一國的經濟形態在質上具有特殊的規定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規律難以深入地把握問題的實質時，國別的經濟研究才能形成獨立的經濟學。
中國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任何國家市場經濟建設的條件、過程、目的等，在本質上都是不同的。特殊性之一，中國的生產力水平、經濟結構、生產方式、消費方式、歷史文化、自然環境、資源狀況等客觀情況，與其它國家有根本性的區別；特殊性之二，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既要破除計劃經濟又要建立市場經濟，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特殊性之三，雖然中國市場取向的改革已經進行了20多年，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也已有10余年，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還相當低，發展也極不平衡；特殊性之四，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的是公有制占主導的市場經濟，所有制結構、利益分配方式、宏觀調控方式等，與世界上任何國家相比都是特質的。
因此，中國目前需要且應當建立“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其例解，其引證，盡可能把中國經濟實況作為材料”，“特別有利于中國人閱讀，特別引起中國人的興趣，特別能指出中國社會經濟改造途徑”的“中國經濟學”。經濟學界“少數派”否認“中國經濟學”的存在，是不準確的和缺乏根據的。
事物又有共性。“中國經濟學”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理論經濟學。王亞南指出：“經濟學是一種基本的社會科學。科學上研究的諸般法則，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經濟學中的價值法則，利潤法則，工資法則，乃是從現代商品貨幣經濟關系中發現出來，無論哪一個國家，只要它的商品貨幣關系確立起來，它就必然會有那種價值法則，利潤法則，工資法則等在其中發生作用，而由這諸般法則綜合起來構成的經濟學，也就可以看作是這個國家的商品貨幣經濟關系的‘說明書’。”因而“經濟學在當作科學的限內，不允許帶上‘國別’的帽子，來破壞它的一般性。正猶如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理學等等，不允許帶上英國，美國，法國或德國的帽子一樣。”
事實上，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抽象意義上說，商品的內在矛盾和企業的性質是相同的，商品經濟規律也是相同的，市場經濟的基本理論只能是一套而不能是多套。即使是生產關系，本質上說也都是經濟利益關系，同樣有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并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廣義政治經濟學。經濟學作為研究生產一般和生產關系一般的科學，不論在哪個國家、在什么背景下研究，基本的原理和結論都應當是相同的或相近的，否則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作為科學的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屬于全人類，各國都能相互理解和交流，都能共同探討和應用。
王亞南強調指出：“在理論上，經濟學在各國盡管只有一個，而在應用上，經濟學對于任何國家卻都是不一樣。”只是為了科學的慎重起見，才沒有使用“中國經濟學”的名稱的《中國經濟原論》，就是這種思想的具體實踐和真實寫照。中國今天要建立的“中國經濟學”，也是運用世界性的經濟學一般原理，包括應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以及中國學者的理論經濟學創新，來研究中國特定經濟問題的經濟學。
這種特定的“中國經濟學”，具有固有的明確涵義。“中國經濟學”需要有理論經濟學的內容作基礎，但根本任務不是理論經濟學創新，而是應用理論經濟學來分析特定經濟問題，“在整個世界經濟中來考察中國經濟，并在整個中國經濟中來分析各部門或各種形態的經濟。”研究的主體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的范圍是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全過程，研究的對象是中國過渡時期的特質經濟問題，研究的目的是總結和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因此，科學的“中國經濟學”，并不是在基本經濟理論創新使經濟學中國化或本土化的基礎上，“寬派”所認為的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或“窄派”所認為的社會主義所有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
正確理解和定位“中國經濟學”，樹立“中國經濟學”的科學發展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否認“中國經濟學”的存在，不利于科學地研究和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時期的特殊規律，也不利于通過有關理論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實踐，還不利于中國政府制定切合實際的宏觀經濟政策。
認為“中國經濟學”是先進行基本經濟理論創新使經濟學中國化或本土化，然后再建立的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或者然后再來建立的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的總體，既不利于理論經濟學的創新，也不利于中國特定經濟問題的研究。
經濟學講分工，研究經濟理論也需要分工。把特定的“中國經濟學”與理論經濟學的創新混同一起，對于“中國經濟學”的研究來說，容易導致主題不明確，影響問題的深入探討；對于理論經濟學的研究而言，則易于限制視野，阻礙基本經濟理論的創新。
中國的特定經濟問題中，也包含著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因此在進行“中國經濟學”研究時，可能會引發理論經濟學的創新，并且這一創新還可能用來分析中國現實經濟問題，但這一創新本身不屬于“中國經濟學”的范疇。從中國現實市場經濟問題出發，進行理論經濟學創新，與從中國特定的經濟問題出發，進行“中國經濟學”研究，根本的區別在于視角和目的的不同。“中國經濟學”研究的視角和目的，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理論經濟學則是一般性的市場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
關鍵詞：經濟； 人性；以人為本； 理性； 反思
中圖分類號：B0322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5－0174－03
我們回顧歷史，就會發現經濟與哲學之間一直潛存著某種若即若離的聯系，盡管這些聯系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間接的；有些是清晰的，有些是模糊的；有些是內在的，有些是外在的，但總體來說，不論是古典經濟學，還是現代經濟學，都蘊涵著某種哲學前提。正是同樣基于對人的深切關懷，哲學與經濟之間才結下了不解之緣。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那樣，哲學的觀察方法是“從現實的前提出發，而且一刻也不離開這種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種處于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下的人，而是處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1]
一、西方經濟思想歷程中的人本理念
人類經濟活動的展開為經濟思想的發展提供了豐富而翔實的理論素材和可追根溯源的活動線索。我們回顧經濟思想的發展歷程，從亞當?斯密開辟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先河到西斯蒙第高舉人本主義經濟學的旗幟再到馬克思《資本論》的問世，將這一人本理念發揮到了極至。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講，所有人類活動的基礎，或者說出發點，都是人及其個人需要。用亞歷山大?索爾齊尼特辛的話來說：“劃分善惡的界限不是意識形態、哲學觀、階級或國家，而是每個人的心。”[2]
西方主流經濟思想經歷了從亞當?斯密開始，中經馬歇爾直至當今的薩繆爾森這樣一個相互繼承的發展歷程。圍繞個人主義而展開是西方主流經濟思想的邏輯前提。斯密、邊沁、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很早以前就致力于從抽象的永恒經濟人或人性出發來研究經濟和社會問題。亞當?斯密是人性在經濟領域的第一發明者和傳播者。“正是通過斯密的著作，18世紀關于人性的思想才傳到了經濟學家手里。”[3]而斯密構建經濟制度的倫理前提即是人類的“利己心”。目前，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們大都接受英國經濟學家羅賓斯對經濟學的定義，認為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作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科學。為此，他們在基礎理論研究中，拋棄了勞動價值論，建立了邊際效用價值論，用于只研究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建立了均衡價格價值理論，用于只研究物與物之間的關系。
與主流經濟學將個人主義的利己心作為永恒最具影響的人性特征相比，19世紀初，西斯蒙第高舉人本主義的旗幟，挑戰傳統經濟思想潮流。他認為，經濟學的目標應當是“人”，這里的“人”不是單個人而是整個人類，財富只有在使“所有公民都能享有財富所代表的快樂時”[4]才是與經濟相關的。他把人的需要及其滿足視為經濟活動的第一（也是唯一的）目標，認為經濟學家的任務就是使人人都有可能過上最佳質量的生活。后經卡萊爾、拉斯金、霍布森以及圣雄甘地直至E.F.舒馬赫的發展，人本主義思想家執著于從社會環境、倫理道德的角度去分析社會制度、提倡社會改良、謀求人類福利，這些我們都可在其著作中窺見一斑，如約翰?霍布森就曾在其著作中花費大量心血，呼吁工作場所的人性化、尋求社會安全、改善社會弱勢群體的命運等。
而以哲學為武器高屋建瓴去解析經濟現象的莫過以馬克思為代表的。馬克思全部經濟學遺產，從最早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其頂峰著作《資本論》，無不蘊涵著對人的尊嚴、自由和權利的執著追求，無不滲透著深切的人文關懷。它們不僅對政治經濟學、哲學、科學社會主義來說具有深刻的意義，而且對一般的經濟學、哲學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馬克思的學生、后仰者們通過對這一理論體系的繼承、運用和發展，使得其日臻完善與成熟。那么，我們有必要對馬克思的經濟思想作以具體的探討。
二、馬克思經濟思想中的人本情懷
馬克思對經濟學的研究始于他對哲學問題的思考，科學的人本主義是他對經濟學研究的根本觀點和方法。自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以來，一系列重要科學發現和社會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透過人本身來觀察、理解和洞悉人類社會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曾高度贊揚這些成就所具有的科學性觀點和方法，稱之為“人本主義”。他批判地繼承歷史上的人本主義，形成以“實踐”和“勞動”為人的主體活動和本質的唯物辯證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即科學的人本主義。他一方面從人本身及其勞動來理解一切社會經濟現象及其本質，認為“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5]并據此來闡明實際的經濟運動；另一方面，從歷史發展著的社會經濟關系來認識人的豐富的現實性，認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6]并以此來衡量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切進步。人本主義的哲學傳統和經濟學的統一，使他對經濟關系的研究和對人的研究達到了完全的統一。也正是基于這種統一性，馬克思在探討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的同時，更深入地探討了人。具體來看：
首先，從社會歷史范疇具體研究經濟活動中的人。無論是亞當?斯密的本性論抑或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工具主義，基本上都是從孤立的個人出發來解釋一切經濟現象，這也是對古典自由主義所開創的西方經濟學哲學傳統的一脈相承。而與此相對立，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論是，從“經濟關系人格化”出發，強調對人的動機和行為作出歷史的具體的解釋。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自然是出發點。”[7]鑒于方法論的不同，對人的動機、行為及其經濟現象的解釋自然也就產生了根本的差別。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作為社會的個人，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以往歷史的結果。“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8]因此，歷史地具體地分析經濟活動中的人及其動機和行為，便構成了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而與之相反，西方經濟學則排斥對經濟活動中的人作出歷史的具體的研究，這樣也就導致了其經濟分析中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其動機和行為只能由這些經濟范疇所涵蓋的經濟關系來解釋，經濟關系的客觀內容便成了經濟主體的主觀動機。
此外，馬克思從社會的個人出發來考察經濟問題，則必然要考慮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的歷史延續性。而與之相悖，西方經濟學則從孤立的個人出發，把自利性和理性作為解釋一切經濟現象的萬能鑰匙，又勢必排斥經濟范疇的歷史性質，把特定的歷史的生產方式當做永恒的自然形式。馬克思認定人與物的關系是物質生產的內容，作為人與人關系的中介是經濟關系的構成部分，但是，他更側重于研究物質生產過程中的人與人的關系，來豐富對人的現實性的認識，包括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經濟活動的動機和行為，并通過分析這些動機和行為實現的社會形式，揭示特定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
其次，從勞動范疇強化經濟學的人本性質。馬克思并不否定古典經濟學對勞動、資本、地產互相分離以及私有制和物化社會的交換、分工、商品價值等所作的客觀描述，而是通過對“異化勞動”的批判，深刻揭示了經濟學以勞動為根據的人本學性質。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這種觀點。在他看來，古典經濟學雖然確立了勞動是財富的主體本質，但是，它只關心勞動的某種經濟意義，而不考慮勞動的屬人性質。它的無批判的前提和非歷史觀的形而上學性質，使“國民經濟學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但是，它沒有給我們說明這個事實。”[9]它“把社會交往的異化形式，作為本質和最初的形式，作為同人的本性相適應的形式確定下來了”[10]，并通過對“社會交往的異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從而肯定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掩蓋其非人化后果。因而，古典經濟學所理解的勞動并不是真實的人類勞動，而是異化勞動。它實質上是在勞動的概念上表述了異化勞動的規律。
“異化勞動”概念的提出，成為馬克思批判地研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成果。它既分析和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事實”和經濟關系，又著眼于把人擺在首位和對現存社會進行價值評判。因而，自古典經濟學之后，與西方經濟學抽象掉勞動概念的人本性質，降低勞動范疇在揭示人的本質、人的社會經濟關系乃至社會歷史發展規律中所處的基礎地位不同，馬克思的批判強化了勞動范疇在其經濟學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強化了其經濟學的人本性質。
這種批判首先使反映經驗事實的經濟學范疇得以從人的勞動及其本質來揭示其發生和發展的邏輯。馬克思將經濟學的客觀范疇直接回歸至人的本質活動的根源，把私有財產的起源問題變為異化勞動同人類發展的關系問題，通過異化勞動來解析私有財產及其經濟范疇的本質和起源，并把其理解為發展著的歷史本身產生出來而又加以揚棄的歷史暫時現象，使這些范疇得到合乎歷史主義原則的解釋。馬克思說：“正如我們通過分析從異化的、外化的勞動的概念得出私有財產的概念一樣，我們也可以借助這兩個因素來闡明國民經濟學的一切范疇，而且我們將發現其中每一個范疇，例如商業、競爭、資本、貨幣，不過是這兩個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開了的表現而已。”[11]這條線索開辟了直到《資本論》的全部馬克思經濟學的批判研究的道路。
同時，這種批判還使經濟學得以全面展開關于經濟異化和人的發展的研究。在異化勞動概念上，馬克思深刻分析了勞動產品同勞動者異化、勞動本身同勞動者異化、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異化、人同人之間相互關系的異化等客觀的經濟異化現象，提出了工人的解放從而人類的解放是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的揚棄，而這種揚棄只能是私有財產充分發展的結果。這不僅揭示了私有制條件下財富的積累和勞動者的非人化發展的矛盾，也為當代人思考經濟發展和人的發展的關系提供了基礎和基本結構。
三、論閾開辟與理性反思
我們知道，哲學思維的最大特點在于反思，即黑格爾所稱的“思辨的思維”。而理性對人類切身利益問題的反思決不等同于黑格爾式的反思活動，黑氏的反思僅局限于思維活動自身的清理，不過是使既定的概念及范疇體系化。我們所提倡的“理性反思”作為理性的自我反省，是理性自身的兩重化、理性的自我“超越”。其本身即融合于對人類生存問題的深切關懷，是對經濟發展趨勢的深層剖析，是對人性在生活領域的深刻反省，是人的生存活動面向理性的逐步展開過程。理性反思之所以能夠對理性起到自我監控、自我批判、自我矯正的作用，主要就是基于人類自然和歷史生存的人性根基。大自然肯于把自交給人類，信賴的也主要是奠基于人性根基的這個理性自我反省的能力。鑒于此，我們以理性反思的方式來審視整個經濟活動的發展歷程，其恰恰折射出的是人對自我本性的深刻思考、探索與復歸的運行軌跡。一言以蔽之，經濟發展的關鍵仍然是人。
但我們同時應該看到，經濟活動本身又蘊涵有許多“非人性”的因素，會自然產生一種趨勢――導致人性的扭曲或者說人的異化。功利原則和效率原則是經濟活動的兩條基本原則。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這兩條原則的結合，表現為對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講功利和效率，人類社會就不可能進步。可是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又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各種形式的物本主義（如主義、拜物教、拜金主義等），容易使人變得自私和貪婪，這兩者的結合便是人的罪惡之源。正如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及《道德情操論》中所總結的那樣，人性中既有“野獸”的一面，又有“天使”的一面。從前者出發，人是利己的；而從后者出發，人是有同情心的。也正是這種利己與利他、私欲與道德構成了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人的利己性實際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人本身的發展還處于“物的依賴性”的社會背景下所表現出來的人的行為特征，一個符合人性的社會就應該承認人利己行為的合理性。“物質文明是經濟發展的碩果，人間罪惡也有其經濟根源。”[11]在私有財產存在的條件下，只要有經濟活動，就會有自發產生的惡的趨勢。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經濟活動是把雙刃劍。
21世紀經濟發展的趨勢之一，是逐步從物本主義經濟轉向人本主義經濟。當代市場經濟的運行正在發生著革命性的變化，新的經濟倫理已成為經濟發展模式選擇的關鍵，“以人為本”、“以德治商”的普遍推行，傳遞著經濟發展的人性化趨勢的信息。這一趨勢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道德理性因素日益內化在生產力中，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有力杠桿，良好的道德和法制環境愈來愈成為投資和消費信心的基石，信譽和品牌愈來愈成為市場的占有和開拓的憑證；其二，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核心促使現代經濟觀念孕育著重大突破，人道的原則日益成為生產關系調整的首要原則，和諧與互信關系取代物質激勵成為主要整合方式，共生互利取代無情競爭成為市場主動力。而無論著眼于哪一方面，長遠的、整體的利益高于眼前的、暫時的、局部的利益，這已是歷史顯現的大趨勢，惟利是圖、認錢不認人的市場理念，正在成為過去。事實表明，在今天，建立在滿意基礎上的顧客忠誠度已成為企業贏利的首要保障，而企業能否做到這一點取決于員工對企業的滿意和忠誠。正是基于這一事實的確認，當代經濟學家們才紛紛指認“市場經濟是道德經濟”，現代大企業才努力塑造“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
總之，人既有渴望真理和智慧的理性因素，又有趨于塵世幸福的欲望或非理性因素。作為人類與生俱來的非理性，既是與理性相矛盾的生存要素，又是理性的必要補充形式，正是非理性的介入，恰恰激活了理性從而賦予了生存以現實開放性并促成了人類發展的歷史性飛躍。因此，人作為一種總體性的現實存在，只能不斷追求理性、趨于理性。我們以理性反思來洞悉經濟發展的這種人性化趨勢，既是以辯證統一的觀點來分析問題，又是借這種反省評價的方式使得經濟發展的邏輯脈絡日漸清晰地展開，以更有利于現實問題的解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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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6.
[8]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
[9]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89.
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理論一直受到“休謨命題”的影響。西方哲學家，也是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大衛·休謨，在《論人的本質》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哲學命題，即“一個人不能從是中推論出應該是”，這就是所謂的“休謨命題”。休謨依據“是——應該是”的二分法的區分，對本來存在密切關聯的事實領域和價值領域之間，來了個一刀切的區分，因此，被人們喻為“休謨的鍘刀”。因此，西方經濟學圍繞經濟學的研究要不要或說應該不應該涉及倫理道德和價值判斷的問題，展開了長期而又激烈的爭論。實證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他們強調經濟學不是倫理學的“奴婢”或附屬品，認為經濟學主要是研究經濟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而不是制定或實踐道德規范，同時，作為市場經濟行為主體的人，也是一種“純經濟動物”，因此，經濟學家無需重視“道德關懷”。
規范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異端學派，他們批評主流經濟學派對道德的“遺忘”，強調經濟學不可能擺脫道德的“糾纏”，不可能離開倫理道德原則和回避價值判斷。如新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夫人和當代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岡·繆爾達爾等，認為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之間并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經濟學決不可能是一門“純粹”的科學。
那么，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可以溝通的橋梁又是什么？或者說兩者之間的交匯點在哪里？這也正是我們探討經濟倫理學的切入點。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中對這一問題作了有益的探索。喬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為的經濟倫理學》一書中指出：“他（指阿馬蒂亞·森，作者注）在倫理學和經濟學兩方面的學術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細地探索了兩者之間的交匯處，建立了一些橋梁，這些橋梁使得不同的觀點彼此之間更有意義。”約翰·勒蒂奇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的前言中這樣講：“對于那些關心當代經濟學與道德哲學之間的經濟學家、哲學和政治學家們來說，這本書可謂是一個思想‘寶庫’。”“在全新的意義上，他闡述了一般均衡經濟學能夠對道德哲學分析所做出的貢獻，道德哲學和福利經濟學能夠對主流經濟學所做出的貢獻。”
1.阿馬蒂亞·森首先論證了經濟學與倫理學這一嚴重分離，以及這一分離如何鑄就了當代經濟學的一大缺陷。阿馬蒂亞·森認為，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隔閡的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揭示這一隔閡的本質，就顯得特別重要。他認為必須澄清兩點：一是正確認識和評價“工程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問題。“工程學”的探索主要專注于邏輯的問題：在一些非常簡單的行為假定中，為了最大效率地達到從別處給定的目標，一個人應當選擇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學”方法的廣泛應用，使經濟學可以對很多現實問題提供較好的理解和解釋，因為經濟學中確實存在大量需要關注的邏輯問題，即使在狹隘解釋的非倫理人類動機觀和行為觀的有限形式中，這些邏輯問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釋。如一般均衡理論所研究的是市場關系中的生產和交易活動，雖然這些理論非常抽象、簡單，而且對人類行為的看法也非常狹隘，但是，它們畢竟使我們對社會相互依賴性本質的理解更加容易了，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同時，他還認為，即使那些回避了倫理考慮的、極為狹隘的行為動機描述，也有助于我們對經濟學中許多重要的、社會關系本質問題的理解。也就是說，他并不認為，“沒有倫理考慮的方法就必定使經濟學失效”。但是，他所強調的是，“經濟學，正如它已經表現出的那樣，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思考而變得更有說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舉經濟學已經取得的成就和正在進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需要澄清的第二點是，由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不斷加深的隔閡所造成的損失具有兩面性。因忽視“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和“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而給經濟學所帶來的損失；經濟學中的“工程學”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現代倫理研究的，因此，兩個學科的分離，對于倫理學來說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2.經濟行為和動機。阿馬蒂亞·森指出，“理性行為”假設在現代經濟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認為，即使標準經濟學關于理性行為的描述被認為是正確的，從而被人們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著人們一定會實際地按照其行為。因為現實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人的行為動機也是多樣的。他說，一種理性觀會承認其他行為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最終目標和約束條件被充分認定，理性行為假設自身也不足以把握某些‘必需的’的實際行為；必須把理性行為等同于實際行為（無論理性行為如何定義）的問題與理性行為的內容問題加以區別，這兩個問題雖有聯系，但它們之間的差別還是相當大的。這兩個特征在標準經濟學中，實際上是作為一種補充的方式被使用的。通過一個共生的過程，這二者都被用于描述人類實際行為的特性：(1)把理性行為等同于實際行為；(2)以一種相當狹隘的方式限定理性行為的性質。
一般來說，在主流經濟學中，定義理性行為的方法主要有兩種：第一個方法是把理性視為選擇的內部一致性，第二個方法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這里的一致性指的是選擇和目的的一致。在他看來，理性行為必須要求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致性自身并不是理性行為的充分條件。因為選擇是否具有一致性，不僅取決于我們對這些選擇的解釋，而且還取決于這些選擇的某些外部條件，如我們的偏好、目的、價值觀和動機。
定義理性的第二種方法是自利最大化。理性的自利解釋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在好幾個世紀中，它一直是主流經濟學的核心特征。自利理性觀意味著對“倫理相關”動機觀的斷然拒絕。阿馬蒂亞·森對此作了有說服力的批評。他說：“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現實的可能是一個錯誤；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則非常愚蠢。”日本市場經濟在生產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曾經被當作是自利理論的證據，但是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的成功根本不可能告訴我們，在這樣的經濟中，潛伏在經濟行為主體背后的行為動機到底是什么。事實上，有大量的經驗證據表明，責任感、忠誠和友善這些偏離自利行為的倫理考慮在其工業成功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想著重提出的是，說自利行為在大量的日常決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誕的。事實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們的選擇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經濟交易活動就會停止。真正的問題應該在于，是否存在著動機的多元性，或者說，自利是否能成為人類行為的惟一動機。這里，他觸及到了一個人們似乎都知道但尚未徹底澄清的大問題，即對亞當·斯密提出的追求個人利益的“經濟人”的重新討論。
長期以來，亞當·斯密被不少經濟學家尊崇為自利的“宗師”，但這與他實際提倡的正好相反。在討論自利行為問題時，區分以下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們的實際行為是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們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們能否取得某種特定意義上的成功，比如這樣一種或者那樣一種的效率。這兩個問題都與亞當·斯密有關。因此，人們常常引用亞當·斯密關于自利行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觀點。事實上，并沒有證據表明他相信這兩個命題中的任何一個。首先，同情心和自律在亞當·斯密的善行概念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說，“根據斯多葛學派的理論，人們不應該把自己看作某一離群索居的、孤立的個人，而應該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個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國民總體中的一員”，而且，“為了這個大團體的利益，人們應當隨時心甘情愿地犧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熱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質”。但在擁護亞當·斯密關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經濟學家們的著作中，亞當·斯密的“同情心”不見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個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數人的行為確是受自利引導的，其中一些行為也的確產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論述市場中，正常的交易活動為什么會發生？如何被完成及為什么會有分工等，斯密強調了互惠貿易的普遍性，但這些并不表明，對于一個美好的社會來說，對于挽救經濟來說，他并沒有滿足于建立在某種單一的動機之上。他曾指責伊壁鳩魯試圖把美德視為精明，并斥責某些“哲學家們”試圖把所有事情都簡化為某種單一的美德。通過上述分析，阿馬蒂亞·森認為，在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中，人們對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動機與市場復雜性的曲解，以及對他關于道德情操與行為倫理分析的忽視，恰好與在現代經濟學發展中所出現的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分離相吻合。“實際上，道德哲學家和先驅經濟學家們并沒有提倡一種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現代經濟學家把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的看法狹隘化了，從而鑄就了當代經濟理論上的一個主要缺陷，經濟學的貧困化主要是由于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而造成的。”
3.經濟判斷和道德哲學。阿馬蒂亞·森在依據人們對福利經濟學與預測經濟學不同關注程度上的分析，指出經濟判斷與道德哲學相通的方面和不同的方面。在古典經濟學中，本來并不存在福利經濟學和其他經濟學研究的嚴格界限，后來，隨著對在經濟學中所使用的倫理學的懷疑不斷增加，福利經濟學變得越來越不明朗了。現代福利經濟學的標準定理是建立在一個結合體中，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為假設；二是一些以效用為基礎的社會成就判斷準則。傳統福利經濟學準則曾經是簡單效用主義者的準則，即判斷成功與否的依據是效用總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東西都不具有內在價值。由于離開了倫理分析，這些理論顯得非常膚淺和狹隘。在19世紀30年代，以羅賓斯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激烈批評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認為這是“規范的”或“倫理的”考慮，是沒有意義的，從此，福利經濟學走上了更為狹窄的道路。隨著反倫理主義的發展，福利經濟學拒絕了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剩下的準則，只有帕累托最優了。
帕累托最優是經濟學家們普遍認同的一種對經濟運行理想境界的經濟學描述，這是由19世紀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用嚴密的邏輯和數學方式作出的。帕累托深受英國功利主義哲學的影響，它認為功利主義創始人邊沁提出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的原則，也是經濟學家應該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帕累托最優中，資源和財富在每一種用途和每一個人之間實現了最優配置，社會福利實現了最大化，以致沒有人愿意改變這一狀態。帕累托最優有時也被稱為“經濟效率”。阿馬蒂亞·森認為，有時這種稱謂是恰當的，因為帕累托最優所涉及的僅僅是效用范疇內的效率，而不重視效用分配方面的考慮。這一術語又是不幸的，因為這里分析的焦點仍然是效用，這是早期效用主義傳統留下的遺產。那么，在為福利經濟學所限定的狹窄范疇內，由于帕累托最優成為判斷的惟一準則，追求自利的行為成為經濟選擇的惟一基礎。他進而揭示了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將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市場均衡結果與帕累托最優聯系起來，深刻地描述了價格機制運行的規律，清晰地說明了建立在人們追求自利基礎上的貿易、生產和消費的互惠本質，解釋了市場機制中的有關的主要經濟關系。所以，盡管帕累托最優有著普遍的重要性，但這一準則僅是評價社會成就的一個極有局限的方法。就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的意義，他特別提出有一點需要澄清。關于總體社會最優必須是帕累托最優的理論基礎是，如果某一種變化有利于每一個人，那么對于這個社會來說它就必定是一個好的變化。在一定意義上，這一概念是正確的，但是要明確地把效用與利益區分開來卻是不容易的。相反，如果利益被解釋為效用之外的其他東西，那么，帕累托最優——用個人效用來定義——不僅不是總體社會最優的充分條件，甚至連必要條件也不是。這些分析表明，帕累托最優在福利經濟學中的神圣地位是與功利主義在傳統福利經濟學中的神圣地位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比如，對權利概念的理解也是這樣，這是經濟理論中常常涉及到的，如自然稟賦、交換和契約都會涉及到不同類型的權利。然而，在功利主義的傳統中，這些權利只是被當作獲取其他東西的工具，尤其是當作獲得效用的工具。也就是說，傳統功利主義只是按照權利取得理想的結果的能力來判斷權利，而并沒有賦予權利的滿足以內在的重要性，可以說，權利滿足本身被忽視了。這一傳統已經被帶入福利經濟學的后功利主義階段，在這里，人們所關注的只是帕累托最優和效率。在經濟分析中，較為典型的看法是，權利僅被當作純粹的法律實體，只具有工具價值而沒有任何內在價值。
阿馬蒂亞·森認為，與福利經濟學和預測經濟學有密切聯系的倫理思想十分豐富，遠比人們在傳統上已經認識的或假設的更為豐富。只是一些經濟學理論把許多有意義的倫理思想排斥在經濟評價和行為預測之外。他還強調說明，我們迫切需要對變量集合和變量的影響集合進行補救性擴展，以便把經濟分析中意義的變量及其影響，如倫理，也考慮進去。對于倫理學來說，許多倫理問題也具有我們所稱之為“工程學”方面的因素，它們中間的一些也的確涉及到經濟關系。這是倫理研究應注意的。除了經濟推理的直接應用之外，經濟學對相互依賴和相互聯系這類邏輯問題的重視和研究還具有方法論方面的意義。他一再強調，通過更多地關注倫理學，福利經濟學可以得到極大的豐富，預測經濟學和描述經濟學也可以從中受益。同時，倫理學與經濟學更緊密的結合，也可以使倫理學的研究大受裨益。
4.經濟倫理學的研究緯度。阿馬蒂亞·森的觀點給我們目前正在進行的經濟倫理研究提供了以下啟示：(1)倫理對于經濟來說，它不是一種外部的力量，而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因此，經濟倫理研究應該注重經濟運行過程的分析，經濟增長各變量及各變量之間的關系研究，尤其應該注意的是道德這一變量或因素在其中的地位、作用與影響。如人的道德觀念與素養在經濟體制改革層面上具有什么樣的意義，在企業發展戰略、企業管理、企業文化建設等方面，又具有哪些意義。(2)經濟倫理研究注重倫理規范的探索，這是十分重要的。問題在于，這些規范的提煉與概括，必須基于客觀經濟關系中形成的倫理關系。如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領域中形成的新的倫理關系。這應該說是我們目前經濟倫理研究所應思考的。因為經濟體制的轉型，我國經濟生活領域出現了許多新的復雜的倫理關系。而且，如果對這些新的倫理關系沒有認真而又全面的把握，經濟倫理規范的客觀性與科學性就難以充分保證。阿馬蒂亞·森幾次提到經濟學理論有其局限性，但他并沒有完全否定局限性的合理意義。如他講的一些經濟理論是建立在不完全的經濟關系基礎之上，僅就這些，也可供倫理學研究參照。(3)經濟倫理研究，應當合理地將認知層面與規范層面相結合。一方面要認識、理解經濟活動、經濟關系以及企業實踐等“是什么”的問題，另一方面要有科學合理的倫理規范方向，解決“應當怎樣”的問題，這兩者同樣重要。研究中，認知層面與規范層面應當加以區別，但不應分裂成兩個獨立的東西。否則，經濟倫理就不可能是“內在的”或“科學的”，要么兩者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使得事實陳述與規范陳述都變得沒有意義。因此，認知層面與規范層面的整合，顯得特別重要。應該說，其中還有很多難點問題需要探討。(4)經濟與倫理之間的交匯點之一，或者說結合點之一，是“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和“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的價值分析與價值判斷問題。如對人的行為的假設，自利是人的行為中重要的動機，但決不是惟一動機：對社會成就判斷，除了效用、利益等之外，還與善和正義這樣的倫理問題分不開，與人應當怎樣生活以及什么是正義的社會分不開。顯然，這些是道德價值判斷的問題，同樣是經濟倫理研究的終極關懷問題。(5)經濟倫理研究應真正深入到經濟理論和經濟實踐中。阿馬蒂亞·森在本書中主要闡述的是經濟學脫離倫理學從而走向貧困化的問題，同時，他也幾次談到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也給倫理學帶來了不幸。這就提示我們今天的經濟倫理研究，如果不能在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找到相通的語境，不能更好地把經濟學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工程學”的邏輯分析方法、實證的方法運用到經濟倫理研究中去，那么，兩者的分離同樣會導致經濟倫理研究的貧困化。
參考文獻
關鍵詞：學科屬性；科學性；人文性；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8（03）-0110-08
一、引言
一般地，從科學的內涵以及科學研究的目的來看，經濟學本身可以被視為一門科學，因為經濟學本身也是有助于認識、預測經濟現象乃至指導經濟活動的理論體系，但問題是，經濟學的科學性與自然科學所崇尚的科學性是否一致呢？是否就是體現在它的數理程度上或者體現在客觀性的“硬”度上呢？當前主流經濟學極力崇尚數理模型和計量分析，但經濟學果真變得更加客觀和科學了嗎？按照達斯頓的看法，客觀性的理解本身有三個角度：本體論的客觀性是關于世界的，機械論的客觀性是關于壓制普通的人類判斷傾向和審美傾向的，透視法的客觀性則是關于消滅個人（或偶爾是團體的，正如擬人論的民族風格類型一樣）的特質的；而且，透視法的客觀性，既在概念上也在歷史上區別于追求現實最終結構的客觀性和本體論方面，也區別于禁止在對科學的結果所做報道和描述中作出判斷和解釋的客觀性的機械論方面。顯然，達斯頓的看法了一直將“科學”等同于客觀性的普遍認識，客觀性的含義本身就是多重的，從而揭示了數量經濟學中潛含的修辭。事實上，透視法的客觀性本身就主要是在18世紀后葉的道德哲學中而不是自然哲學中發展起來的，因而它將對客觀性的關注重新納入到社會環境和研究者所凸現的民族精神之中。當然，主流經濟學中修辭以及透視法的客觀性在某種意義上是與西方社會的自然主義思維相對應的，西方的自然主義將一切自然的和社會的都視為有其內在客觀規律的，它都是上帝創世時就定下的，例如，米洛斯基就認為，“客觀性這個觀念與西方歷史上對擬人論和人類中心論的禁止有著密切的關系。它們始自于猶太教與基督教共有的對將人類的屬性歸因于上帝的批評，并且作為一種對活力論、目的論和自然神學的一種逃避繼續進入現在時期”［1］。
然而，正是對于自然哲學的狂熱造成主流經濟學對“客觀性”的追求，并且，還逐漸把這種客觀性導向了機械論的客觀性，從而扭曲了對客觀性的理解。事實上，自從經濟學從古典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轉向了“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之后，由于受牛頓革命和物理學發展的影響，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經濟學開始把自然科學視為經濟學的發展之路，試圖構建像“physics”（物理學）等自然科學那樣一種關于人類經濟社會運行內在法則的帶有“ics”詞綴形式的“economics”的“科學”［2］。為此，大多數經濟學家一方面試圖通過將經濟思想的數理模型化以及實證分析的客觀化來發展成一門硬科學，另一方面則盡量避開倫理判斷而公開聲言要“價值中立”。例如，芝加哥學派的弗里德曼就公開表明，要把經濟學構建成一門實證科學，其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套理論或假說，來對尚未觀察到的事物作出有效且有意義的推測；同樣，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公開聲言，“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對價值判斷是中性的”［3］。正是在極端強調客觀和中立的情況下，20世紀3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就極力模仿自然科學而加速走上了數量化的道路，并在特定的引導假定下試圖運用一些一般性的工具和“不言自明”的原理來演繹分析絕大部分的經濟學問題；而自20世紀90年代西方主流經濟學被引進到中國以來，國內那些自稱從事“主流”經濟學研究的學者就把經濟學的科學性和客觀性奉若神旨，極力排斥經濟學的思辨性和倫理學內容而強調實證分析，并大肆宣稱他們所構建的數理模型和實證分析就是Science，是客觀的。問題是，這種“客觀性”真的存在嗎？米洛斯基指出，“現在是放棄‘科學’以解決客觀性問題這一思想的時候了，這主要是因為不存在單獨的這樣的問題要解決”［1］。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任何社會現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存在與其他現象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正因如此，我們必須重新審視主流經濟學所宣稱的客觀性，其中首先就經濟學的學科特性及其他相關特征作一剖析。
二、經濟學的雙重屬性及其研究思維
由于科學僅僅體現為主體基于特定視角對客體的認知，因而科學必然具有主觀性；而且，由于不同科學所面臨的對象和目的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科學所體現的主觀性又存在某種差異。特別是，生活世界和自然世界這兩大研究客體存在明顯不同的特點，有關它們的研究目的也不盡相同。正因如此，學術界又進一步把科學分為兩大類：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其中，社會科學關注由人與人之間互動產生的社會現象，這種社會現象是內在于人之認知的，其背后的規律也主要體現人類的理想及由此產生的互動行為，人們之所以研究它是希望理順或改進社會現實關系以更好地實現人類的期望和理想，因而它往往被視為帶有人文性的學科。相反，自然科學所研究的則是自然現象及其背后的規律，這種自然現象是相對外在于人類活動的，自然規律也具有獨立性，人們之所以研究它主要是為了更好地利用自然或適應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規律，因而它往往被視為更具客觀性的學科。同時，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涵蓋了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這兩個關系層面，涉及到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兩大領域。因此，經濟學本身也具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雙重特性，這也是經濟學這門學科的性質定位以及經濟理論所具有的科學性和客觀性程度之所以常常會引起爭論的原因。一方面，盡管經濟學涵蓋廣泛，但不同學者所關注的主要領域和觀察視角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學者對經濟學性質的認知就會產生差異：例如，有的學者關注物質資源配置等私人領域的問題，因而他傾向于把經濟學視為自然科學；而另一些學者則關注社會制度等公共領域的問題，因而他也必然更傾向于把它看作社會科學。另一方面，不同歷史時期所面臨的主要現實問題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時期的經濟學所呈現出來的特性也就會存在很大差異：例如，古典時期所面臨的主要是社會制度等公共領域的建設，因而古典經濟學呈現出濃厚的社會科學特性；而新古典時期面臨的是如何有效利用既定資本的問題，因而新古典經濟學表現出強烈的自然科學特性。
當然，盡管對經濟學的科學性和客觀性特質的認知往往隨不同主體以及不同時代而有所差異，但是，不管在對經濟學性質的認知上存在何等的不同，經濟學都不能直接歸入自然科學的范疇。這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說明：（1）無論是人與自然之間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涉及到“人”，因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歸根到底是人的行為及其產生的社會現象，這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存在著根本性的區別，而與其他社會科學具有相通性；也正因如此，米塞斯就認為科學認識有兩個不同領域：自然科學和人類行動的（社會）科學，經濟學顯然應該歸屬后者。（2）主流經濟學極力鼓吹把自然科學所走的道路視為經濟學的未來之路，這也從反面說明了經濟學本質上不是自然科學，否則就用不著模仿了；更不要說，在西方自然科學也是其他社會科學仿效的對象，實際上，長期以來學術界就一直存在著能否將社會科學在某種意義上看成介于科學與文學之間的第三種學科的爭論。（3）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又經常把經濟學稱為介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學科，這里也是強調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獨特性，以及基于經濟學科學化發展的需要；之所以有此強調，根本原因在于，盡管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涉及到人與物以及人與人這兩個關系層面，但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經濟學主要關注人與物的內容方面。事實上，正因為經濟學屬于研究人類行動的學科，研究的是由人類行為所產生的經濟現象，而經濟現象本身又是與認知主體分不開的：不僅主體的行為構成了經濟現象的一部分，而且主體的認知也會構成了經濟現象的一部分，因此，對經濟學的定位還是要從社會科學來考慮。進一步地，由于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往往都潛藏著改造社會和指導實踐的目的，因而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也存在兩個明顯的階段：一是有關理想目標和假設前提的預設，這體現了不同認知主體對社會事物的本質認知以及社會理念和觀察視角的總結，因而帶有濃郁的主觀性；二是在既定預設前提下的分析結論和政策建議，這體現了認知主體的邏輯推理、檢驗論證和材料收集，因而具有很強的規范性。
顯然，正是由于不同個體在認知視角和研究思維上存在差異，對經濟現象背后之規律的探索途徑也就會存在差異；特別是，不同個體著重研究的問題也存在差異：有的人關注目的和預設的合理性，有的人則熱衷于邏輯推理的嚴密性。結果，在不同認知主體眼里，經濟學這門學科也就呈現出了相差極大的兩個基本特性，因此，即使撇開自然科學的考慮，那么對經濟學的理解也會存在這樣兩個研究視角：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①。一般來說，“人文科學”強調的是人文性，就經濟學而言，它側重于對理想目標和假設前提的合理性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思辨和探討，顯然，它把人作為思維的主體，存在終極的價值判斷，因而帶有某種感觀性和情感的色彩，注重的是思辯和溯源。例如，韋伯就指出，“任何一門關于人類文化生活的科學，其最根本的任務之一就是使人們對這些部分現實地、部分自以為是地追求著的‘觀念’達到精神上的理解”，這就要求“通過揭示并在邏輯上相互關聯地闡明構成或者能夠構成具體目的之基礎的‘觀念’，能夠使他根據聯系和意義認識到他所希求并在此之間作出選擇的各種目的”。相反，“社會科學”更為凸顯的是科學性，就經濟學而言，它關注的是在既定預設前提下如何嚴密而合理地得出更為廣泛的結論，顯然，它把人僅僅視為一個經驗客體，是自然的一部分，終極價值判斷是給定的，因而具有強烈的先驗理性和經驗實證的色彩，基本路徑就是向自然（科學）靠近。例如，韋伯也指出，在目的設定以后的價值判斷和批判也具有科學的性質，因為“這種批判只能具有辯爭的特性，即它只能是對在歷史給定的價值判斷和觀念中出現的材料作出的一種形式邏輯上的判斷，是根據所希求者的內在無矛盾性的公設對理想所作出的一種檢驗。由于它為自己設定了這一目的，它能夠幫助希求者對作為其希求之內容的基礎的那些終極公理、對他不自覺地由以出發或者必須由以出發的終極價值標準作出自我思索。當然，使人意識到這些彰顯在具體的價值判斷之中的終極價值標準，是它不用涉足思辯的領域就能夠提供的最后的東西。至于判斷主體是否應當遵循這些終極標準，是他個人的事情，涉及到他的希求和良知，而與經驗知識無關”［4］。
進一步地，對經濟學兩個階段的研究以及對經濟學特性的理解不同，不同學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很大的差異。一般地，根據人文（科學）的特征，思想和理論主要來源于研究主體的整合、判斷，往往萌發于書房、圖書館等讀書的地方，因而注重對前人文獻的梳理；同時，他們認為，對經濟學理論的理解是因人而異的，每個人根據自身的理解而行為，經濟學學習和研究的目的是提高個人的認知，因而強調經濟學的主觀性和規范性，尋找對既有事實和材料的重新理解。相反，根據（社會）科學的特征，思想和理論主要來源于數據的處理和客觀的實驗，往往萌發于實驗室、實踐調查等能夠收集和處理數據的地方，因而它更注重數據的收集和處理方式；同時，它把經濟學理論視為具有普遍意義，可以指導一切人的行為，從而經濟學的學習獲得一種一般性的技能，因而強調經濟學的客觀性和實證性，試圖通過新的事實和材料來發現理論。正因如此，相應于這兩個基本的分析視角，我們可以歸納出經濟學領域從事理論研究的兩種方法：厚積薄發和成規定制。其中，就基于人文的視角而言，由于它注重知識的繼承和積累，并試圖通過旁征博引而從更全面視角來分析問題和解釋現象，因而強調厚積薄發的研究態度；而且，由于這種思路試圖憑借主體的知性來剖析社會現象的本來面目以及現狀產生的內在機理，而對本質的認知本身就體現了觀察主體的主觀目的性，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經濟學視為規范性的學科。而基于科學的視角而言，它試圖從某些定理或模型出發，通過對所收集的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來發現規律，這往往被稱為成規定制式研究的方法；而且，這種分析方法往往要遵循一定的研究套路和規范，并相對集中于某些特定對象的研究，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經濟學視為實證性質的科學甚至蛻變為應用數學的分支。
其實，對經濟學的這兩個認知視角或認知階段及其認知差異也可以從經濟學說史中窺見一斑。古典主義時期，由于社會制度和市場機制還很不健全，人類的最大化行為主要與社會制度有關，因此，以斯密、穆勒和馬克思等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主要探究公共領域的問題，關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把經濟學當作一門具有強烈人文性的社會科學。同時，古典經濟學著力探究事物表象背后所隱藏的本質以及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機理，并以此為參照系來考察現狀以及剖析現象對本質的背離及其原因；顯然，由于本質本身體現了觀察主體自己的認知和觀察視角，本質也提供了已經被異化的事物回歸的基點，因而古典經濟學特別是仍然流傳至今的經濟學基本上是把經濟學視為一門規范性的科學。相反，隨著西方社會制度和市場機制的相對完善，人們就逐漸接受既定制度下的分配格局，并在此制度下尋求個人資源的最大化配置，因此，后來興起的新古典經濟學就逐漸把研究視角轉向了個人領域，關注個體如何理性地處理物的問題，從而把經濟學當作一門具有強烈客觀性的社會科學。也正是由于著眼于個體行為的分析，新古典經濟學開始把現存制度當成合理的存在，依靠直接的供求關系或者雙方的力量博弈來分析現狀的成因，并主要分析現存事物之間的功能聯系；并且，新古典經濟學側重于價格、貨幣等數字之間的邏輯分析，從而日益偏重于第二種路徑的研究，強烈主張經濟學的科學化之路。顯然，因為古典經濟學具有強烈的人文性特點，這種研究需要非常廣博的知識，需要知識的沉淀和積累，因而古典經濟學家基本都是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大家；相反，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具有強烈的科學性特點，這種研究需要的是嚴格的邏輯訓練和扎實的數理功底，因而新古典經濟學家基本都是出身于自然科學領域。
當然，需要指出，即使這里把經濟學歸為社會科學，也主要是強調理論發展過程中的科學化努力以及人們在社會認知過程中的演進性特征；但卻并不否認，在作為社會科學的科學特性與自然科學之間所存在的明顯差異，因為任何社會科學都有一個預設的目的，這個目的具有很強的主觀性。米塞斯就寫道，“當我們從外部接近自然科學的主題，我們觀察的結果是確立功能性的依附關系。關于這些關系的命題構成我們用以解釋自然現象的一般原理。一旦我們構建了這些原理的體系，我們作了我們能做的所有的事。另一方面，在人類行動的科學中，我們從內心理解現象。由于我們是人類，所以，我們能理解人類行動的含義，即行動者賦予他行動的含義。是我們能形成用以解釋性的現象的一般原理的正是對含義的這種理解”［5］。同時，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對經濟學中“人文性”和“科學性”的認知也體現在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兩個相應階段：“人文性”主要體現在第一階段，它需要以廣泛的知識為基礎對前定的目的首先進行判斷，并選取自身的研究目的和分析理念；“科學性”則主要體現在第二階段，它需要采取一定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對達到前定目的的手段進行分析。而且，這兩個階段所表現出來的特征和要求與自然科學都是不同的，因而我們在從事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時就必須加以注意：一是要明白每一個理論所設定的目的，并對這種設定目的進行判斷，這就需要非常廣泛的知識，顯然，這與自然科學很不相同；二是在目的既定前提下借助一定的工具和邏輯進行推理分析，即使如此，我們也要時刻提防把人的行為邏輯等同于物和數的邏輯，這也是與自然科學極不相同的。
可見，盡管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這兩個目的上看，經濟學也是一門科學，成熟的經濟學可以為理解和改造社會提供一個相對系統的認知體系，但是，由于經濟學所研究對象的獨特性，其理論研究的程序和特點都不同于自然科學，因而就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來限定經濟學的發展。一方面，經濟學需要對理想目的以及假設前提進行確認，而這體現了主體的認知和理想。所以，筆者強調，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首先是要形成對社會的認知，這也即是思辨性的思想，其關鍵在于對理論目的和理論前提的研究。另一方面，目的和預設確定之后，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還需要進行嚴密的邏輯進行分析以獲得更為廣泛的結論和認知，顯然，此時就需要借助各種分析和表達工具，但其表達中也往往使用了各種具有人文性的修辭。例如，麥克洛斯基就指出了潛藏在經濟分析過程中的三個命題：（1）“經濟學中的數學理論似乎具有暗喻的性質，而且是用文字表達出來的”。（2）“經濟學推理中的每一個步驟都是包含暗喻的”，（3）“甚至連正統的修辭的推理都是暗喻的”。而實際上，在麥克洛斯基看來，“經濟學不是通過求助于現代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或是任何其他科學哲學發展出來的優先方法論來實現其合法化的。相反同其他無序的學科一樣，經濟學被合法化的過程就是檢驗其參與開放的進行中的對話或語言的程度，而每一個參與者都被置于哈貝馬斯所說的對話氛圍中。因此，在這樣的氛圍中，經濟學家們的任務就是說服觀眾，這其中包括同行的經濟學家和其他人接受自己的觀點”［6］。
三、經濟學的學科特性及其研究特色
上面的分析表明，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兩個階段都充滿了主體的認知，而要能夠形成自己的思想并在理論上有所創見，那么就需要豐富的知識素養：一方面，要對人類思想的發展過程作系統的梳理以能夠真正領悟人類所積累的思想，另一方面要對其他學科的知識作充分契合以對客體有更為全面而系統的認知。事實上，經濟學說史就已表明，像斯密、穆勒、馬克思以及馬歇爾等大師們所提出的那些看似淺顯的知識，都是建立在龐大的知識基礎上的，例如，正是在承襲前人知識的基礎上，斯密做了系統化的簡單表述，從而寫出了視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國富論》。相反，如果沒有對理論的正確認識，沒有廣博的知識，即使能夠建立比較優美而復雜的數理模型，它們也是流傳不遠的，實際上，這樣的研究也必然是盲人摸象，即使知其然也必不知所以然，即使發表了眾多的文章也仍然沒有自信，就像當前的那些學者一樣。正因如此，對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來說，厚積薄發式的研究途徑是基本的，只有通過積累深厚的科學知識和個人知識，才可能形成真正的認知，從而使得理論更具說服力；同時，才能形成合理的假定條件，從而在此基礎上建立合理的數理模型或者進行有的放矢的實證分析，否則，后續的一切行為都將沒有任何意義，至多成為一種我向思考的邏輯游戲或者材料堆積的數字游戲。
這可從兩方面加以解釋。一方面，影響社會經濟現象的因素本身就是復雜多樣的，甚至經濟現象本身也是人類主觀認識的反射，同一事實投射在不同人的意識中往往形成不同的認知；正因如此，社會科學的“科學”并非是確定不變的，相反必須將理論與主體的認知視角和認知目的結合起來。另一方面，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問題畢竟是由于需求、偏好、行為等由“人”引起的問題，這些東西都是經驗性而非先驗性的，從而也只有在基于人類實踐的經驗分析的科學中才可以真正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正因如此，經濟學理論也必須具有經驗性的內容，經濟學的科學化必須建立在社會經驗的基礎上，正如實用主義創始人詹姆斯所說的，“唯有直接與生活發生關系的科學，才是真正的科學”［7］。事實上，正因為人們對社會現象的認知往往是基于主觀的理解，不同的認知會導向不同的行為，所以，哈耶克指出：“遵循規則或信奉共同價值，可以確保某種具有某些抽象特性的行動模式或行動秩序得到型構，但是，遵循規則或信奉共同價值卻并不足以決定這種行動模式的具體形式”［8］。也正因如此，我們說，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分析手段是多種多樣的，而不僅僅是數理模型這一種方法，甚至這也不能是主要的研究路徑；事實上，哈耶克就把經濟理論研究與法學、政治哲學、社會哲學、倫理學、道德科學等聯系起來，而強烈反對經濟理論數學化。
顯然，正是因為經濟學本身具有強烈的人文性，從而才會形成迥異的經濟學流派，這些流派往往基于截然不同的引導假定，以致迄今為止經濟學各流派之間都無法形成一個“能夠結束所有爭論的最終標準或裁決者”；同時，由于引導假定本身是難以被證偽的，因而盡管經濟學的理論不斷變化以及每種思想也都在經歷重復的興衰輪回，但卻很少會完全消逝。事實上，不僅“弗里德曼的信念――經濟學中的一般性爭論和宏觀經濟學中的特定爭論都將通過實證檢驗而解決――尚未得到證實。同樣，熊彼特觀點――經濟學中的意識形態部分大都會被系統性拋棄――也沒有成為現實”。因此，經濟學中，“在對經驗證據、倫理因素、硬核命題、意識形態戒律的程度和形式等許多類似問題的解釋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差別。當然，并非只在經濟學中有分歧，在其他社會科學門類中分歧至少同樣廣泛、深刻和顯著。甚至連物理學也有著這種沖突，而且實際上，物理學比其通常看來的要‘軟’得多”［9］。也正是由于經濟現象本身的不確定性和主觀性以及經濟學的人文性，經濟學的科學性也不同于自然科學。麥克洛斯基強調，“如果經濟學希望模仿其他科學，即便模仿的是數學或物理學這樣偉大的科學，它也應當更加開放，以容納更多的談話方式”［10］。
然而，不幸的是，盡管從廣義上講，作為一個具有知識體系的探究學問的經濟學本身是一門科學，并且，這種科學本身是具有強烈人文性，但是，由于“科學”一詞首先出現在自然科學領域，并由此形成了自然主義思維，并拓展到社會科學領域。結果，時下流行的主流經濟學完全忽視了經濟學內在的這種學科特性：它不但舍棄了經驗性的內容，而且也因執著于數字的游戲而把理論與生活分裂開來，甚至連經濟學研究本身的基本目標也搞顛倒了。正因如此，厚積薄發式的學習和研究路線往往只是為非主流經濟學者所遵循，而主流經濟學則逐步走上了嚴密的專業分工道路，把經濟學僅僅視為對手段的實證或者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功能聯系，從而日益偏重于成規定式的研究路徑。正是基于這種研究線路，主流經濟學試圖運用一些一般工具和原理來演繹分析絕大部分的經濟學問題，結果，正如布勞格指出的，“瓦爾拉斯崇拜的英雄是牛頓和拉普拉斯，而不是焦耳和赫姆霍茨。從早期到現代不斷激發一般均衡理論的提倡者的靈感不是‘科學至上主義’，而是完全數學化的目標”［11］。究其原因在于，西方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然主義思維，并在追求客觀主義的抽象化科學思維的指導下，這種自然主義思維進一步擴展到人類精神方面的領域。因此，西方主流的觀點往往認為，即使在生活世界“嚴格的科學性要求研究者必須小心排除一切作出價值判斷的立場，排除一切作為研究對象的人及其文化構造是理性還是非理性的探問。科學的、客觀的真理只是確證：物理和精神世界到底是怎樣的”［12］。
事實上，就當前西方社會而言，“對科學之上主義的不加思考的引入，（已經）成為了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大多數美國社會科學的特征”，并且，由于“在學術上對大陸哲學的摒棄，連同二戰以后統計學技術與自然科學實踐之間的混淆，（已經）造成了這樣一種印象，即由于自然和社會的內在統一性，‘科學’本身成為了一種適用于任何社會研究（無論是經濟學、文學批評或是人力資源管理）的普通程序”；特別是，“二戰以后，美國社會科學的霸權將任何有關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區別的痕跡統統勾銷了”［1］。正因如此，當主流經濟學的困境逐漸暴露，而一些有識之士開始重新探究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性質的時候，絕大多數的人們已經不知道“爭論的問題是什么”，“社會”是指什么？究其原因在于，理性和科學在西方社會的發展已經導致了如此嚴重的演化謬誤：它把人類世界也視為一種靜止的狀態，而科學研究僅僅探詢如何將這種靜態世界擺弄得更有序途徑，因此，不僅是經濟學，甚至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科學，也都在努力發揮理性的能量來設計和改造社會制度。
顯然，正是出于對科學的誤解以及理性的強調，整個社會科學界充斥了求新求變的氛圍，這在經濟學界尤其明顯。胡塞爾就曾指出，“如果科學只承認以這一方式客觀地可確證的東西為真的，如果歷史只教給我們精神的一切形態，人所依賴的一切生活條件、理想和規范，……它過去是如此，并將永遠如此的話，那么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存在在真理上還能有什么意義呢？我們對此能平心靜氣嗎？我們能在一個其歷史無非為虛幻的繁榮和苦澀的失望的不盡鎖鏈的世界中生活嗎”［12］？也正因如此，西方主流經濟學極力模仿自然科學而加速走上了數量化的道路，國內那些唯西化是瞻的“主流”經濟學者也極力強調經濟學的數理化，認為只有這種經濟學才是科學和客觀的；但殊不知，現代主流經濟學大肆鼓吹它的科學性而不敢承認自身的內在缺陷，并為了維護其主流的話語權而刻意地用數學符號來掩蓋其內含的價值觀和主觀性，因而這些主流經濟學者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恰恰使得經濟學退化為一門“偽科學”。 事實上，當今甚囂塵上的主流經濟學已經越來越符合"偽科學"的兩個基本特征：一是研究者明白它達不到其宣稱的那種科學要求卻極力宣傳它的“科學”性，二是研究者有意地回避其學說中缺陷或者用各種方式來掩蓋。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盡管筆者強調經濟學的主觀性、規范性以及推崇厚積薄發的思辨路徑，強調經濟學的研究需要注重經典文獻的梳理和推敲，但這并不是要像阿萊所批判的那種僅僅停留在“紙上談兵”層次上的詭辯游戲：“不斷使用誤操作性的概念、含糊不清和未經定義的語詞，那些詞的意思在分析中不斷變換，在不同作者那里也各不相同；分析中缺乏嚴格性；大量使用多少帶有比喻的表達方式，沒有精確的含義，誰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因此無人能提出異議；使用的表達方式伴有感彩”［13］。相反，它要求具有非常嚴密的邏輯一致性，同時要求與經驗事實相一致。事實上，筆者一直強調，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并不是不要數學，相反，要研究經濟學也必須充分夯實數學和邏輯的基礎，這是經濟學研究越來越需要專業化訓練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數學在表達、交流和傳播上的精確性，因此，數學作為工具在經濟學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這是主流經濟學所強調的。另一方面，數學語言的運用也是經濟學中一場重大的“修辭學革命”，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聯結全世界經濟學者的一種共同話語標準，究其原因在于，近期的文獻大多是主流經濟學提供的，他們掌握了經濟學的話語權，其中思想的遞進也大多以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表現出來。
不過，盡管將經濟學知識上升到理論層面而運用數學是必要和有用的，但是，我們還是必須明晰地認識到，這并不意味著，“把一種理論建立在公理化的論述上就足以說明它在科學上是有效的”。特別是，要防止經濟學從傳統的文字描述走向數理化過程中的另一種極端傾向，因為正如杜蘭特指出的，每一真理都有可能發展成為謬誤；而每一美德都會因過分而成為邪惡，沒有什么比過分易于走到反面了。因此，我們對數學在經濟學理論研究中的作用必須有個明確的認識，即使通過使用數學來精練理論，也必須注意到條件的成熟性問題，否則必然會“欲速則不達”［14］。這正如科斯寫道的，“我對建立模型的問題知之甚少，并且我提出的觀點可能也不是真正重要的，但我認為，當你的知識特別貧乏時，你不可能很準確、很迅速地估計所發生的情況。……要是將你知道（或者你認為知道）的早期階段的變量簡單地納入你的模型中，事實上，這可能產生更多的誤導，將會阻止更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出現”［15］。顯然，就當前主流經濟學的數理化傾向而言，數學已經被嚴重濫用了，哈耶克寫道：“20世紀肯定是一個十足的迷信時代，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高估了科學業已取得的成就；所謂人們高估了科學業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說人們高估了科學在相對簡單現象的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意指人們高估了科學在復雜現象的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為事實業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對簡單現象的領域中被證明為大有助益的技術也同樣適用于復雜現象領域的做法，是極具誤導性的”［8］。
可見，盡管我們常常把經濟學視為一門科學，但這與自然科學中對“科學”一詞的理解存在很大差異；正如布勞格指出的，“經濟學又是一門獨特的科學，不用說由于它研究的是人的活動、從而要用人的行為的原因和動機來解釋‘事情的原由’，這和物理學不同，而且也由于它致力于提供關于人的活動的嚴格的、演繹的理論而和社會學、政治學這樣的科學不同，因為在其他的人類活動學里而是缺少嚴格的、演繹的理論的。簡而言之，經濟學家的解釋是科學解釋大類里的一個特別的種，因此這種解釋也就呈現出某些疑難的特征”［16］。在這里，筆者認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與自然科學存在很大差異，不應該過分強調他的客觀性而抹煞其思辨性，例如，麥克洛斯基就特別強調無論是數學還是物理學都不是經濟學可借鑒模式，為此，他還對大行其道的現代主義科學哲學持深深的懷疑態度，因為這些哲學往往以物理學的方法論作為模式。那么，如果促使經濟學朝更為科學化的方向發展呢？豪斯曼建議，“第一，經濟學家應該參與越來越多的不同形式的經驗性工作：他們應該努力從‘典型的經濟數據’中學到更多的東西。第二，對于理論框架的選擇而言，這個學科應該更加開放，不應堅持認為它是一個‘獨立的科學’的現狀”［17］。
四、簡短結語
無論是在科學的內涵、研究的目的還是研究的方法上，經濟學與自然科學都存在很大差異：經濟學注重思辨性，其理論也帶有強烈的主觀性和規范性，研究方法更注重厚積薄發，注重知識的積累和契合，因此，盡管我們強調經濟學要朝科學化的方向發展，但其科學性的麥加并非就是以物理學為代表的自然科學。事實上，正如韋森指出的，按照最新版《新牛津英語大詞典》對“science”所作的定義，社會科學并不是真正的“科學”，而只是在一種在對“科學”一詞的“轉借”和“隱喻”（metaphor）意義上來說的；不過，那些想把經濟學變成一門實證科學的經濟學家們，卻試圖通過對人類社會中經濟現象的“觀察”、“實驗”以及與之相關聯的“（自然）科學（式）地”“推理”和“證明”，來把經濟學做得一種像物理學、化學那樣一種實證的“分科的知識體系”［2］。然而，當前的主流經濟學卻試圖以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理論特征來要求經濟學，從而嚴重誤解了經濟學的“科學”內涵，也窒息了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以至布坎南說，“正因為我深信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我發覺自己更贊同解釋學家的批評，而不贊同我的大多數經濟學家同事的意見，少數幾位屬于現代奧地利人學派的經濟學家除外”。而且，布坎南還重新解釋了科學家和藝術家的行為方式：科學家的行為是發現，他找出存在的事物，將想象力運用在探索過程中，他不宣稱也不應宣稱創造了某種新的東西；相反，藝術家盡管要用一定的材料，但他創造某種原來并不存在的東西，并且一旦藝術創造完成，每個人都對創作出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的私人解釋方式。［17］在布坎南看來，社會科學的研究介于兩者之間，社會科學家的活動更加類似于藝術家而不是科學家，但他的動機與科學家而不是與藝術家相一致，他希望社會互動的改進最終將由人們在診斷結論和有效改革上取得一致的看法；同樣，布萊克則強調，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人文科學特別是文學批評所使用的中心修辭手段比如暗喻要優于自然科學，因而經濟學的科學化發展不能抹煞其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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