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2-16 16:17:5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實施雙減政策的意義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央行決定自2015年6月28日起，將有針對性地對金融機構實施定向降準，同時，自2015年6月28日起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降息降準雙管齊下，從歷史上看并不多見，央行此次出手有何意義呢？
單從資本市場數據和往常慣例上看，此次雙降有些令人意外。首先，今年以來我國資本市場的基本情況是社會流動性偏向寬松，5月末M2余額同比增速為10.8%，超過同期GDP的增速。更重要的是，當前銀行存貸款利率處于歷史地位，一年期存款利率為2.25%，一年期貸款利率為5.35%，市場并沒有很大的降準降息訴求。此外，上周四央行再度重啟逆回購，中標利率從3.35%降至2.70%，按照慣例，通過其他貨幣工具提供流動性之后，政策不會立即降準降息，大概率會等到7月中旬半年報公布之后根據具體資本市場情況做出相應調整。那么央行為何如此急迫的打出這記組合拳呢？
表面原因是近期股市非正常下跌倒逼寬松貨幣政策加速，本質原因則是國內經濟運行壓力有增無減，經濟轉型迫在眉睫，需要相關政策的刺激和引導作用。當這兩種利益訴求疊加時，央行的此次舉措也就不難理解了。
當然，股市暴跌只是誘發此次雙降的表面原因，而更深層次的原因還是國家對于經濟向好的訴求，因為發動此輪牛市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經濟“春季報”前段時間公布：一季度GDP增速7%，創下6年以來最低，經濟形勢再次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熱門話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確定2015年經濟增長目標為7%，但根據總理提出的“底線問題”以及各個部位所釋放的政策信號來看，市場容忍的經濟增長下線即為7%，且根據相關權威部門測算，我國現階段要保障每年增加1000萬城鎮就業人口 ，城鎮失業率控制在4%左右，經濟增速不能低于7.2%。當我們的GDP降到7%以下時，就業將出現問題。再就是要實現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長遠目標，今后幾年經濟年均增速至少要達到 6.9% 以上，種種考量指標顯示中國經濟增速跌破 7% 的“底線”是不允許的。所以為了緩解經濟運行壓力，確保超過增長底線，通過雙降等政策刺激經濟就不難理解。
簡而言之，央行此次出手目的只有兩個，一是穩市場，二是促經濟。那么時隔7年的“雙降”是否能夠達到預期的“雙豐收”呢？首先來看“雙降”對于穩定市場的效果。證券市場上盛行一句話，信心比黃金更重要，此次“雙降”最大的利好就是反映出政府給予市場的明確積極信號，也等于向做空勢力宣戰，這將極大鼓舞市場信心，暴跌將很難再現。其次來看“雙降”對于促經濟、調結構的效果。此次雙降將釋放市場約4700億的流動資金，而且對于降低社會融資成本，發展小微企業和“三農經濟”都能起到積極作用。加上5月份各項經濟數據向好，“雙降”助推中國經濟短期內企穩回升將是大概率事件。
【關鍵詞】“營改增” 交通運輸業 稅負增加
一、背景
我國自2012 年從上海開始，在部分行業部分地區進行“營改增”試點。具體稅率為：在現行增值稅17%和13%兩檔稅率的基礎上，新增11%和6%兩檔低稅率。“營改增”是結構性減稅政策的主要內容之一，其主要目的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社會專業化分工，減輕企業稅負提高企業效益。但是，在試點過程中，出現了部分企業稅負增加的現象。根據國家統計局調查總隊對91家試點企業的抽樣調查結果，有超過40%的交通運輸企業一般納稅人稅負增加。這一現象引起了其他服務業企業對“營改增”推行前景的擔憂。
二、“營改增”對交通運輸業稅負的影響理論模型
“營改增”對交通運輸業稅負的影響分為兩種。第一，通過實施“營改增“可以實現實現進項抵扣，減少重復征稅，從而實現減稅，在此稱之為抵扣效應。第二，實行“營改增”的企業適用的稅率也會進行調整，稅率升高會增稅，反之會減稅，在此稱之為稅率增（減）效應。因此營改增對交通運輸業企業稅負的最終影響，取決于以上兩種效應的綜合結果，在此稱之為減稅凈效應=抵扣效應-稅率增（減）效應。
以下運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對稅稅率增（）稅效應和抵扣效應進行分析，以探究“營改增”使交通運輸業企業稅負增加的原因。
設某個交通運輸業企業的營業收入為R，“營改增”前適用的營業稅稅率為t0，則在“營改增“前，該企業應繳納的營業稅額為Rt0。“營改增”后，設該企業適用的增值稅稅率為t1，那么企業的增值稅銷項稅額為Rt1。設企業可實現進項稅抵扣的第i種外購商品的價格為Pi，其所適用的增值稅稅率為ti，則此企業的進項抵扣額為∑Piti，因此“營改增”后企業的稅負為（Rt1-∑Piti），稅負變化為Δt= Rt1-∑Piti-Rt0=R（t1-t0）-∑Piti ，其中R（t1-t0）就是稅率增（減）效應，-∑Piti是抵扣效應。
以下著重分析抵扣效應。為了體現產業分工的專業化水平和進項稅抵扣全鏈條的完整性，需要分析企業外購商品的總價格即中間投入①占總成本的比重以及外購商品中可進行進項稅抵扣的比重，因此引入進項平均稅率 ，使 ∑Pi=∑Piti，∑Pi為企業外購商品中可進行進項稅抵扣的商品總價格。設企業外購商品的總價格為P，則-∑Piti=-∑Pi=-P其中，表示外購商品總價格中可實現進項稅抵扣的比重。（①企業中間投入指企業生產經營中所消耗的外購物質產品和對外支付的服務費用之和）。因此Δt=Rt1-∑Piti-Rt0=R（t1-t0）-∑Piti=R（t1-t0）-P。
三、具體原因分析
（1）企業新適用的增值稅稅率t1過高。交通運輸業的營業稅稅率為3%，但實施“營改增”后交通運輸業一般納稅人適用11%的稅率，比較“營改增”政策實施前后，稅率提高了8%，幅度過大，稅率的增稅效應明顯。
（2）外購商品總價格中可實現進項稅抵扣的比重 較小。在增值稅抵扣全鏈條沒有打通的情況下，
（3）企業中間投入P的特殊性。交通運輸企業的中間投入具有特殊性，其所用的主要生產資料為汽車飛機輪船等，雖然當期購入設備進項稅額可以抵扣，但是這些設備使用壽命較長，一般不可能每年大批量購進，日常成本主要以維修費和燃料費為主，因此實際中可抵扣的金額有限，導致企業稅負增加。
四、建議
（1）建立健全財政補貼機制。在“營改增”政策實施的過渡期，對因稅改造成稅負增加的企業給予財政補貼，以彌補增值稅全鏈條打通前企業的進項抵扣不足和稅率提高帶來的損失。但是在實際實行中一定要落實，透明化運作，簡化行政手續，確保企業可以獲得補貼資金。
（2）調整增值稅稅率水平與結構。但從長遠來看，也應對增值稅稅率水平與結構進行相應的調整，促進行業稅負的優化。不同行業的成本結構和中間投入的比率即特點上存在差異，交通運輸業的成本結構中有相當大的部分不能實現進項稅抵扣，同時其固定資產更新周期長，會導致實際中可抵扣的金額有限。但是，目前其適用11%的增值稅，相比原來的營業稅率大幅上升，為此，可以適當增加幾檔增值稅稅率，但也不能設置過多的稅率檔次，否則會給稅收的征收征管帶來困難。
（3）解決增值稅發票取得困難的問題。對企業財務部門人員進行專業化的培訓，結合“營改增”政策進行相應的稅務籌劃調整。做好企業增值稅發票的歸集和管理工作，盡量選擇可以開具專用增值稅發票的客戶。另外，為了解決開票據繁瑣的問題，可以采取集中采購分散適用的措施，例如企業為了取得燃油費的增值稅發票，可以在一定時期內同意集中購買油卡，再發放給駕駛員使用。
（4）加快“營改增”的雙擴圍。雙擴圍一是從地域上，向全國擴圍。另一個擴圍是從行業上，將更多行業納入“營改增”的范圍，這有利于打通增值稅的全鏈條，增加進項抵扣效應，減輕企業稅負，同時可以促進行業的專業化分工和結構調整，實現“營改增”的最終目的。但在雙擴圍的同時要注意不同行業和不同地區的特殊性，進行相應的調整，切勿簡單復制、一刀切。
關鍵詞：建筑設計；參照建筑；外墻保溫；建筑節能；噪聲
—、如何考慮建筑噪聲控制
我們可從實測實驗得出隔聲的效果：鋁合金窗框與塑鋼窗框在1khz以下，兩者隔聲量基本接近，但鋁合金窗框在中高頻隔聲性能優于塑鋼窗。而關于玻璃，我們知道可以單純增加玻璃厚度來提高隔聲量。但在實際應用中，往往使用復合層玻璃來替代，可以取得窗扇重量大為減輕的優點。在隨復合層玻璃的變化，隔聲性能的數據對比中，可以得出一個很有實用意義的結果，即在玻璃+空氣層+玻璃的復合層中，單層玻璃的厚度宜控制空氣層厚度約經過對比，若節能設計時的采取相近的中空玻璃參數，可以取得節能和隔聲兩方面的效果。 雙層窗：雙層窗對節能和隔聲都有利，雙窗的間距受到建筑物外墻厚度的限制，可供采用的間距一般為左右。實驗測量表明，雙窗間隔的計權隔聲量為在雙窗間隔作吸聲處理后，其隔聲量達。隔聲效果較好。而從造價來說，雙層窗的工程造價約為復合玻璃窗地區住宅外門及陽臺門在節能設計中可采用多功能戶門，具有保溫、隔聲、防盜等功能及夾板門等。夾板門一般中間填充玻璃棉或礦棉等作為保溫材料，而玻璃棉或礦棉等同時也是吸聲材料，節能設計中應用較多的如：雙層金屬門板，中間填充厚玻璃棉板，可考慮適當增加填充厚度來提高隔聲量。而門的密縫處理對于門的隔聲也有很大影響，在防止空氣滲透上也能起一定作用。
二、建筑設計中的建筑節能
節能方面，不論從冬季保溫還是夏季隔熱方面，建筑能耗構成主要是通過圍護結構墻、樓板、屋頂、門和窗的傳熱和空氣滲透。圍護結構的傳熱效果與圍護結構的傳熱系數緊密相關。要解決空氣滲透主要是增強建筑的密閉性，如建筑物的門和窗，門窗要有很好的氣密性。噪聲控制方面，主要考慮建筑圍護結構的隔聲。為了使設計的建筑達到允許的噪聲標準，必須使圍護結構具有足夠的隔聲性能，以防止外界噪聲的干擾。同時建筑的密閉性對建筑隔聲也有明顯影響，墻體等圍護結構上的孔洞會使其隔聲性能有明顯下降。現階段建筑外墻多以厚粘土空心磚為主，分層增加約20~60厚膨脹聚苯板顆粒保溫砂漿等材料形成外墻保溫構造以滿足整個建筑節能設計要求。外墻保溫系統在技術和施工工藝上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早期是將聚苯板薄抹灰外墻外保溫系統的技術和施工工藝比較簡單，主要采用聚合物粘結砂漿將聚苯乙烯發泡板材直接粘貼在墻上，將玻璃纖維網格布貼在聚苯板上，然后再抹3~5MM厚的聚合物抹面砂漿。而聚合物粘結砂漿和抹面砂漿所用聚合物基本上是從國外進口的，價格較貴，但這些材料和施工工藝在外墻外保溫中的一些質量技術問題很快暴露出來，容易出現開裂，脫落問題。近年來，為了穩固聚苯板，在粘貼好聚笨板后，用膨脹螺絲釘鉚固。這樣，在幾年之內抹灰層是掉不下來，但保證不了數十年、上百年。外墻保溫系統現在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要解決好保溫層的承重問題，確保保溫層達到安全穩固性能，提高其使用壽命。門窗的大小對能耗有很大影響，不同朝向的窗墻比對能耗的影響很大。隨著窗墻面積比的增大，外窗的傳熱系數要求更小，以達到相近的節能效果。窗墻比對護結構的綜合隔聲能力是有很大影響的。在適當范圍內減小窗墻比可使節能和隔聲均更易滿足要求。
三、建筑綠化的積極作用
建筑綠化在節能上的含義及作用已是眾所周知的，而利用綠化減弱噪聲，也是常用的噪聲控制方法節能方面，綠化可以調節溫度，尤其是降低夏季溫度，樹木枝葉形成濃蔭可以遮擋太陽輻射和地面、墻面和相鄰物的反射熱。經過測試，夏季林地及草坪的氣溫與普通場地氣溫比較而西墻外有綠化的房間的室溫低于無綠化的房間同時在時段內的升溫速率有綠化房間也明顯優于無綠化房間。不同的建筑綠化布置方法對節能均能起到一定效果。如：臨街綠化，樓間綠化，樓旁綠化，建筑本體綠化等減噪方面，在噪聲源與建筑之間的大片草坪或是種植由高大常綠喬木與灌木組成的足夠寬度且濃密的綠化帶，是減弱噪聲干擾的措施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運用綠化來防止和減少噪聲對建筑的干擾時，應考慮到噪聲的衰減量隨植物配置方式、樹種及噪聲的頻率范圍的變化而變化。一般來說，綠化對于低頻噪聲的隔聲能力優于高頻；混植林帶的隔聲能力優于純植林帶；而植物本身的吸聲能力，一般以葉面粗糙、面積大、樹冠濃密的為強。在建筑綠化布置方法上，臨街綠化對減噪的作用較大湖南地區的植物基本屬于常綠植物，以香樟最為常見，香樟屬于常綠喬木，一般來說，可形成濃密的樹冠及濃蔭，在建筑綠化中以香樟與灌木綠帶的結合布置較為普遍，設計得當，在節能與減噪方面均能產生效果和作用
四、對建筑節能與建筑噪聲的解決方式
在城市建設中，各工程建設單位和施工單位對施工單位都應進行有關環保政策、法規的宣傳教育，向施工單位傳達國家、省、市有關噪聲管理的規定，增加施工部門的環保意識，使他們真正認識到治理噪聲所帶來的環境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從而在工作中采取一切可能降低噪聲的措施，自覺進行噪聲治理，將施工噪聲污染降到最低水平。施工前，在工程開工15日前，必須向工程所在地區的環保局辦理建筑施工現場噪聲申報、登記手續。施工時，應在建筑工地顯著處懸掛建筑施工工地環保牌，注明工地環保負責人及工地現場電話號碼，以便公眾監督。在施工過程中，向周圍排放的建筑施工噪聲，應當符合國家規定的排放標準。若超標排放則應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避免或減少建筑施工噪聲擾民，并按照國家規定繳納超標排放費。對于夜間施工也有嚴格的規定，晚10點到次日早晨6點之間，禁止在居民區、醫療區等噪聲敏感物集中區域內進行產生環境污染的建筑施工作業。另外對建筑施工的工藝、裝備也有規定限制，對違反噪聲污染防治法的規定，拒報或者謊報建筑施工噪聲排放申報事項的，不按國家規定繳納超標排污費的，拒絕環保部門現場檢查或者對夜間進行明文禁止的產生環境噪聲污染的建筑施工作業的，由環保部門給予處罰，情節嚴重的，將在新聞媒體曝光，直至建設部門吊銷建筑施工許可證。
一、美國投資條約環境規則的變遷與確立：從《984年范本》到《2004年范本》
美國從1982年起就開始關注其投資條約范本的制定。截至2012年，美國正式形成了《1984年雙邊投資條約范本》(簡稱《1984年范本》)、《1994年雙邊投資條約范本》(簡稱《1994年范本》)、《2004年雙邊投資條約范本》(簡稱《2004年范本》)和《2012年雙邊投資條約范本》(簡稱《2012年范本》)。這些雙邊投資條約范本對環境問題的關注經歷了“無環境規則一抽象的環境規則一具體的環境規則”的發展過程。其中，《2004年范本》以較為成熟的立法模式和較為完善的環境規則確立了美國投資條約環境規則。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1月1日生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第1章(目標)第104條(與環境和保護協定的關系)和第11章(投資)第1106條(履行要求)第6款、第1110條(征收和補償)第1款、第1114條(環境措施)就涉及了環境問題。可以說從歷史的角度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2004年范本》環境規則的確立具有重要的意義。
從《1994年范本》到《2004年范本》，隨著環境規則立法模式的不斷發展和演進，環境規則的內容也得以確立，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明確了環境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相比《1994年范本》“序言”中“同意不放松健康、安全和環境措施或標準實施的目標”的表述，《2004年范本》“序言”中“迫切希望通過與保護國民健康、安全和自然環境以及推動國際認可的勞工權利相一致的方式”實現促進締約雙方經濟合作和投資的目標的表述無疑強化了環境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2)明確了環境措施與間接征收的關系。《1994年范本》僅以“序言”中的“目的”或“宗旨”的表述來體現美國雙邊投資條約對環境問題的關注，除此之外，再沒有任何涉及“環境”的表述。而10年之后的《2004年范本》對環境問題給予了極大的關注，環境規則多達4條，包括“序言”、第6條“征收和補償”第1款(a)項、第8條“履行要求”第3款(c)項和第12條“投資和環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關于環境措施與間接征收的關系，雖然《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第11章第1110條第1款和《2004年范本》第6條第1款均規定，為公共目的措施不屬于締約方不得直接或間接地通過征收或國有化措施對合格投資進行征收或國有化的范疇，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并沒明確一項環境措施是否構成間接征收的標準，而《2004年范本》附件B專門對“間接征收”的認定作了規定，即“……間接征收，指締約一方具有與直接征收相同的效果，但未發生正式產權讓渡或公開占領的行為。
(a)決定締約一方的行為在一個具體案件中是否構成間接征收應當逐案分析、以事實為依據并考慮以下因素：(i)政府行為的經濟影響，但締約一方的行為僅僅對投資價值產生負面影響不能構成間接征收;(ii)政府行為對投資預期有明顯、合理的影響的程度;(iii)政府管理行為的性質。(b)除在特殊情況下，締約一方旨在保護合法公共利益(如公眾健康、重大安全和自然環境)的非歧視性規范措施不構成間接征收”。這一規定有利于仲裁庭確定東道國的環境措施是否構成征收。(3)明確了環境與投資的關系。《2004年范本》更注重投資與環境的關系，專門制訂了“投資和環境”條款，并以2款規定細化締約雙方在“投資與環境”關系問題上的協調，即《2004年范本》第12條規定：“(a)締約雙方認識到通過降低和減少國內環境保護法律的規定來鼓勵投資是不可取的，因此，締約雙方承諾不通過放棄或減損這些法律的方式來作為對其境內設立、并購、擴大投資的鼓勵。如果締約一方認為另一方采取了類似的鼓勵措施，可以要求與另一方進行磋商。雙方應當力求避免采取類似措施。(b)締約方可以采取、維持或執行其認為與本條約相一致的、能保證其境內的投資活動意識到保護環境重要性的措施”。可以說，《2004年范本》確立了美國投資條約環境規則的基本框架和理念，使投資者在投資時不得不考慮環境因素和東道國的環境立法，同時也使得東道國的環境立法能無歧視地適用于國內和國外投資者，促進東道國的環境保護和公共利益保護。
二、美國投資條約環境規則的仲裁實踐經驗：以涉美環境措施投資爭端案為例
自1994年美國投資條約開始關注環境問題開始，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爭端解決機制和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的爭端解決機制下，外國投資者和美國政府之間、美國投資者與外國政府之間發生了5起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與環境有關的投資爭端。這些爭端既有在《2004年范本》之前發生的，也有在《2004年范本》之后發生的。這些爭端比較直觀地體現了美國投資條約環境規則的實踐經驗和實踐效果。通過對這5起投資爭端的考察，不難發現美國投資條約環境規則的實踐經驗和實踐效果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東道國的環境措施與征收的關系是與環境有關的投資爭端的核心問題。雖然這5起爭端均涉及環境措施與征收的關系問題，但對于環境措施是否構成間接征收上述5起爭端的仲裁庭裁決結果并不完全相同。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爭端解決機制與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爭端解決機制下，仲裁庭判斷一項環境措施是否構成間接征收的標準是不同的。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爭端解決機制下，仲裁庭的仲裁員認為環境措施是否構成間接征收的標準是非歧視、符合目的與效果原則且科學證據確鑿、充分。例如，在1997年“艾斯利公司訴加拿大案”②(以下簡稱“艾斯利公司案”中，加拿大政府最后也承認，沒有證據顯示低量甲基環戊二烯三羰基錳(汽油抗爆劑)會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造成損害，因而其承擔了有關征收的賠償責任。在2000年“梅耶公司訴加拿大案”?(以下簡稱“梅耶公司案”中，仲裁庭的仲裁員認為，其有從東道國政府實施的限制或禁止措施的目的和效果進行審查的權力，加拿大政府采取的廢物出口禁令措施屬于政府規制權力，因而不構成征收。在2005年“梅賽尼亞斯公司訴美國案”④(以下簡稱“梅賽尼亞斯公司案”中，仲裁庭的仲裁員認為，基于公共目的的一項非歧視性措施，符合正當程序、對外國投資者或投資產生影響，不認為是征收和可補償的。而在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爭端解決機制下，仲裁庭的仲裁員則認為環境措施是否構成間接征收的判斷依據是該措施對投資者或投資合理預期的經濟利益是否產生不利影響。例如，在1997年“馬塔卡拉德公司訴墨西哥案”⑤(以下簡稱“馬塔卡拉德公司案”中，仲裁庭的仲裁員以東道國政府采取的限制或禁止措施的實施效果為標準，認為“如果東道國政府不針對外國投資者采取及時有序的行動，則征收就已經發生了，因為這種混亂和不確定性，會使該投資者的合理預期投資經濟利益被剝奪”。在2007年“格拉米斯黃金公司訴美國案”?(以下簡稱“格拉米斯黃金公司案”中，仲裁庭的仲裁員也有針對性地指出，要求礦區回填措施對于申請人的投資沒有產生具有足夠經濟影響的征收效果。由上述案件的仲裁不難發現，無論在哪種標準之下，仲裁庭對環境措施是否構成征收經歷了從早期的認定構成間接征收到近期不構成間接征收這樣一種發展過程：20世紀末，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爭端解決機制下的“艾斯利公司案”和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爭端解決機制下的“馬塔卡拉德公司案”中，兩個仲裁庭的仲裁員認定被申請人——加拿大政府和墨西哥政府——所采取的環境措施構成間接征收;進入21世紀后，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爭端解決機制下的“梅賽尼亞斯公司案”、“梅耶公司案”以及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爭端解決機制下的“格拉米斯黃金公司案”個仲裁庭的仲裁員均認為東道國采取的環境措施不構成間接征收。從這3起案件的結果可以看出，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增加了環境規則，仲裁機構已接受措施不構成間接征收的理念。
2.美國完善的國內環境立法為美國政府或投資者的勝訴奠定了法律基礎。上述5起涉美環境措施投資爭端案中以美國當事人(包括美國政府)勝訴的居多，僅“梅耶公司案”的美國申請人梅耶公司敗訴。即使在“梅耶公司案”中，美國申請人梅耶公司也是“雖敗猶榮”。因為該案仲裁庭的仲裁員指出：沒有正當環境事由可以引入該項禁令……作為案件證據的材料顯示，暫時禁令和最終禁令主要是試圖保護加拿大的印制電路板廢物處置產業以防止美國企業競爭;所涉禁令是暫時的，違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待遇和國民待遇，不構成征收”。可以說，完善的美國國內環境立法、財產法以及征收法等為征收行為和政府規制行為提供了明確的判斷標準。雖然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的規定，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應當依賴國際法，但當國際法對間接征收缺乏明確規定時，國內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則”的適用往往會使具有完善國內法律制度的國家占據上風。換言之，國內環境規則對于判定環境措施是否構成間接征收具有重要的意義。而這也體現了《2004年范本》第12條規定的理念。
3.投資條約與多邊環境條約的銜接有利于協調投資促進與環境保護的沖突。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環境規則下，除引發涉及美國(人)投資是否構成間接征收的爭端外，還引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與多邊環境條約的關系問題。雖然有學者認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第104條的規定有效解決了該協定與多邊環境條約的關系問題，⑦但事實上該條僅規定了當兩義務相沖突時優先承擔多邊環境條約的義務，而不能解決實踐中具體問題。例如，針對加拿大政府采取禁止印制電路板跨境運送的禁令，“梅耶公司案”仲裁庭的仲裁員指出：《控制危險廢料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塞爾公約》(以下簡稱《巴塞爾公約》)并沒有允許加拿大禁止印制電路板跨境運送。其實，在《巴塞爾公約》生效時，印制電路板是否屬危險廢棄物尚無定論，但仲裁庭依據該公約的規定否定了加拿大的環境規制權，顯然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第104條沒有明確解決其與多邊環境條約的關系有關。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該案為美國修訂《2004年范本》并在《2012年范本》中明確雙邊投資條約與多邊環境條約的關系奠定了實踐基礎。
三、美國投資條約環境規則的新發展：《2012年范本》
2012年4月，美國了《2012年范本》。就環境規則而言，《2012年范本》在《2004年范本》的基礎上作了較大的修訂，進一步明確、細化和強化了環境規則。
(―)修訂背景
在21世紀，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是世界環境保護的重要議題。隨著《京都議定書》于2005年開始生效，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開始承擔減少碳排放量的義務。自此，美國加大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國內立法和碳減排義務的實施步伐。其具體措施如下：(1)重視制定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國內法律。2005年8月8日，美國總統喬治沃克布什簽署了新的能源法案即《2005年國家能源政策法案》。這部法案的基本宗旨是確保美國的能源供應、保護環境、維護美國的經濟繁榮和國家安全。奧巴馬當選為總統后延續了美國重視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國內立法政策，先后出臺了《2009年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和《2010年美國電力法案(草案)》，這兩部法案的關鍵目標即在于環境保護。⑧雖然這兩部法案尚未生效，但顯現了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堅定信心。(2)切實推動全球碳減排義務的履行。美國認為，在投資條約中明確加入遵守多邊環境條約的義務有助于解決投資促進與環境保護的沖突，更加有利于甄別投資條約與多邊環境條約的關系，切實推動全球碳減排義務的實施，“締約國政府當局通過在投資條約中尋求其他方式的推動氣候政策目標，如通過對清潔、低碳能源方面投資的保護，可以促進環境保護的目標。如果新興的美國氣候政策能涉及參與清潔發展機制或為美國公司參與國際補償計劃創造機會，則美國政府應當保證有關此類交易的合約的實施，特別是涉及投資內容的項目能夠從投資條約保護中受惠。另外，投資者與國家、國家對國家之間的爭端解決機制條款同樣對環境保護有著積極的意義，因為國際投資在清潔能源和碳減排領域能夠對全球環境問題做出貢獻，特別是諸如全球環境變化問題”。⑨在這種思路的引導下，美國已經通過國內法中的碳排放交易機制有效推動了國內企業和外國企業的碳排放交易。然而，這還不夠，美國還期望通過修訂《2004年范本》來激發其他國家減少碳排放的積極性。《2004年范本》中的環境規則雖然確立了美國投資條約環境規則的立法模式和較為完善的具體規則，但因其對國內環境措施以及多邊環境公約義務履行的定位不明確，已經很難適應美國國內環境立法的發展以及其對國際社會履行環境保護義務認同的現實，也不利于美國環境政策的實現，有進一步修訂的必要。
(二)修訂內容
與《2004年范本》相比，《2012年范本》雖然延續了《2004年范本》的環境規則立法模式，但在環境規則的具體內容上再次進行了明確、細化和強化。其具體表現如下：
1.明確環境法律和政策為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在國內層面，《2012年范本》將國內環境法律和政策明確為既包括專門規范環境的法律、法規，也包括其他含有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雖然《2012年范本》腳注16規定，《2012年范本》涉及的環境法律、法規是指“美國國會通過的法律或為了實施國會制定的法律而由中央政府頒布的規章”，僅限定于國家層面的法律、法規，并不包括地方立法機關或政府部門制定的環境法規，但《2012年范本》第12條(投資與環境)第4款“或者”的規定又將中央和地方與環境相關法律、法規條文納入“環境法”的范疇中。在國際層面，《012年范本》第12條第1款為協調投資條約與多邊環境條約的沖突，專門將締約國國內環境法律和政策與締約雙方共同參加的多邊環境條約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并明確規定：“締約方認識到，其各自的環境法律和政策，以及雙方參加的多邊環境協定在環境保護中的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這一規定把多邊環境條約與投資條約進行了有機結合，有利于解決投資促進與環境保護的沖突問題。不僅如此，這一規定還利于提高締約各國國內環境法律、標準對環境保護的要求。明確環境法律和政策為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在某種程度上還拓寬了東道國執行環境措施的范圍。
2.強調國內外資監管機構環境保護方面的規制權。規制權是國家主權的一種。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確立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政策的核心原則”之六的規定，規制權是每個國家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減少潛在負面影響而享有的對外國投資的設定準入與經營條件的主權權力。⑩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首次把其作為國家制定投資政策應當遵循的核心原則的方式來確立規制權，足見該權力的重要性。與《2004年范本》未就投資條約締約國國內外資監管機構的環境保護規制權作出規定不同的是，《2012年范本》賦予了雙邊投資條約締約國國內外資監管機構在環境保護方面的規制權。例如，《2012年范本》第12條第3款要求締約雙方作出承諾，相互認可對方外資監管機構對于外國投資在監管、合規、調查等方面享有自由裁量權，并對資源分配享有權力。更為重要的是，《2012年范本》第12條第4款還特別強調締約國政府在處理、管理環境事務方面享有優先權，并通過列舉的方式將締約國在投資與環境問題上的規制權加以明晰，從而進一步強化環境保護方面的規制權。加上《2012年范本》第12條第2款的規定防止了締約國為吸引外資而放寬本國環境法律、法規的實施的“逐次”現象。如此一來，可以有效化解投資促進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
3.拓展和強化了環境保護要求。《2012年范本》在《2004年范本》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和強化了環境保護要求。其具體內容如下：1)環境規則更加細化。如果說《2004年范本》第12條“投資和環境”以“一條兩款”模式強調了國際投資中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那么《2012年范本》第12條“投資和環境”則以“一條七款”模式細化了國際投資中環境保護所涉及的若干問題，并結合其他條款在履行要求、征收和補償、爭端解決機制等各個環節作了規定。(2)環境規則更加硬化。從表面上看，《2012年范本》第12條第2款與《2004年范本》第12條第1款規定的內容相同，均要求締約國要保證在引進投資中不“減損”或“放棄”各自國內環境法規的實施來吸引投資，但在語言表述上存在明顯的不同。《2012年范本》第12條第2款要求締約國“要確保”不通過放棄或減損國內環境保護法律的規定來鼓勵投資，而《2004年范本》第12條第1款則要求締約國“要力求避免”通過放棄或減損國內環境保護法律的規定來鼓勵投資。“要確保”強調“要承諾”，“要力求避免”則隱含“盡量保證”。語言表述的不同說明美國開始重視投資條約締約國在防止“逐次”競爭行為方面作出“明確的承諾”，而不僅是作出“努力”。
關鍵詞：汽車；輕量化技術；應用
[中圖分類號]U469.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9646（2011）11-0084-02
一、概述
1.汽車輕量化的作用
汽車產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帶動著交通、化工、能源、電子、鋼鐵和機械等多個關聯產業的同步發展，事關國家的經濟安全；同時，汽車產業也面臨著石油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嚴重破壞的巨大壓力和挑戰。安全、節能和環保已成為未來汽車技術發展的方向和目標，為此，如何研發生產出消耗資源少、性能穩定、用戶使用成本低的汽車，汽車輕量化工作顯得十分重要。這不僅是建設環境良好型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政治需要，也是滿足國家法規要求，減輕汽車質量、節約能源、降低油耗、減輕污染、降低成本、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迫切要求，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國內外汽車輕量化技術現狀。
汽車輕量化已經成為國際國內汽車材料發展的主要方向。主要表現在金屬材料在汽車中的使用比重在逐步下降，非金屬材料（輕質材料）的使用比例在逐步上升，在已下降的金屬材料中高強鋼比重在逐步上升，普通鋼比重在逐步下降；而輕量化的主要途徑是在確保性能的基礎上，材料向輕質化方向發展，主要包括以高強度鋼替代普鋼、擴大鎂合金、鋁合金、鈦合金材料、塑料和復合材料等在汽車的使用比重。歐、美、日等汽車發達國家早在三十年前便研發推廣這些輕量化技術，我國由于受政策、法規、觀念技術和消費觀念限制，輕量化工作近幾年才得到突破。
二、一款東風倉柵式半掛車實施輕量化技術的方案
隨著高速公路和物流運輸業的快速發展，半掛車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本文以一款東風倉柵式半掛車為例簡要介紹一下東風公司以高強度鋼替代普鋼的輕量化工作初步探索。
1.東風倉柵式半掛車的構成
東風倉柵式半掛車由行走機構、車架、廂體和附件等四部分構成。其中行走機構主要功能是滿足裝載總質量及軸荷需要；車架部分主要滿足剛度和強度要求；外廓尺寸、廂體、總質量及軸荷主要滿足GB1589-2004《道路車輛外廓尺寸、軸荷及質量限值》要求。
2.各部件結構特點
（1）行走機構：行走機構既是承載運輸部件，承載壓力，又要保持平穩運輸，由車輪、車軸、懸掛系統、支承裝置、電氣和制動系統組成。
（2）車輪：為并裝輪胎結構，可以滿足l3t以上的軸荷，輪胎選用11R22.5無內胎輪胎，自重與內胎輪胎輕l3kg左右，輪輞選用高強度22.5X9.00鋁合金無內胎輪胎用輪輞。
（3）車軸：采用富華內置式制動鼓13t級車軸，制動鼓的尺寸直徑和寬度分別為420mm和220mm。
（4）懸掛系統：為串聯式平衡懸掛，彈性元件為拋物線型漸變剛度彈簧鋼板，減震且使車輛平順運行，傳力元件為推力桿，自身帶有限位裝置來限定懸掛平衡架的擺角，鋼板彈簧支架滑板為固定式。
（5）支承裝置：支承裝置為手搖聯動式，可起支承車體，調節車體前部高度使牽引車和半掛車分離與連結。
（6）電氣系統：符合GB4785《汽車及掛車外部照明和信號裝置的安裝規定》。由電連接器、前、后位燈、示廓燈、側標志燈、后轉向信號燈、制動燈、倒車燈、后霧燈和后牌照燈等組成。
（7）制動系統：滿足GB/T13881《牽引車與掛車之間氣制動管連接器》和GB7258《機動車輛運行安全技術條件》規定，由ABS防抱死系統、駐車制動開關、緊急繼動閥、制動接頭、雙膜片制動氣室、單膜片制動氣室、自動放水閥、儲氣筒、前制動氣室及制動管路等，具有行車制動、駐車制動和應急制動等功能。
2.車架：由縱梁、橫梁、貫通梁、車架邊框、地板和牽引銷等組成。縱梁采用“工”字型變截面梁，上翼板采用8MM厚優質高強鋼板替代12MM普通鋼板，降低自重約116.26KG；下翼板采用10MM厚優質高強鋼板替代14MM普通鋼板，降低自重約117.63KG；貫通梁（穿梁16件）采用3MM高強鋼W型穿梁替代直穿梁加小方管，減重241.65KG，省去地板支承墊梁用鋼；三節梁（前部）用3MM高強鋼替代直梁，減重32.12KG；橫梁為槽型，采用3MM厚優質高強鋼板替代4.5MM普通鋼板，中橫梁沖孔;邊框為采用3MM優質高強鋼板輥壓成槽型，替代14#槽鋼和4.5MM折彎件，減重約294.39KG;腹板用4.8MM高強鋼替代腹板6MM，減重112.45KG；地板用2MM高強鋼花紋防滑板替代3MM花紋地板，牽引銷符合GB／T4606《道路車輛半掛車鞍座50號牽引銷主要尺寸和安裝互換性尺寸》。
3.廂體：廂體由前板、側板、后板和立柱等組成，前板采用加強結構，側板和后板采用0.8至1.6MM冷軋鋼板輥壓成瓦楞板；立柱用3MM高強鋼折彎件替代4.5MM普通鋼立柱，減重25KG;倉柵用3MM高強鋼折彎件替代4.5MM立柱，減重92.23KG。
4.附件：由側防護裝置、后下防護裝置、擋泥板、備輪及工具箱等組成。防護裝置符合GB11567.1《汽車和掛車側面防護裝置要求》；后下防護裝置符合GB11567 2《汽車和掛車后下部防護裝置要求》；側防護裝置和后防護裝置為以1.4mm厚高強鋼板羅拉成型替代3mm槽鋼，減重25.34KG；擋泥板采用1.8MM薄鋼板壓筋結構；備輪架為鏈條機械升降結構；工具箱用塑料箱替代鋼鋼制工具箱，僅為10KG，減重105.13KG。
三、東風倉柵式半掛車實施輕量化工作的效果
1.大幅度節約原材料，降低生產成本。采用FEA系統(有限元)分析和優化設計，在保證車輛性能的的基礎上，減掉了車體多余冗重，僅掛車部分每輛車累計高達1519.74KG，若以現有鋼材市場價格5元/KG計算，僅此一項，每輛車可直接降低成本7598.7元，若每年以5000輛產量計算，一年可節約資金約3799萬元（見表1-1）。
2.降低運輸單位和用戶使用成本。若車輛總質量不變，整備質量每降低lkg，貨運就多lkg，就能增加運輸效益，而整備質量的增加不創效，反而增加費用。據國際權威機構測算，每千克貨物萬公里的燃油消耗率約0.16L，每輛半掛車日行駛按450km計算，每年按300天計算，全年則為135000km，那么每減少lkg整備質量每年所帶來的直接經濟效益是15.12元（油價按7元/L計算），每多運輸lkg的貨物每年所帶來的直接經濟效益是121.5元（貨物運價為每百公里每噸在90至110元人民幣，按90元計算），本款東風倉柵式半掛車通過優化組合后，整備質量要比用普鋼輕1519.74kg，如果運行300天，則可為用戶多帶來約18.46萬元的經濟效益。
3.減少污染和排放。車輛減輕自重，降低了燃油消耗，同時也減少了向大氣排放CO2和有害氣體及顆粒。
4.推動技術進步，提高企業創新能力。此車型的推廣不僅使企業緊跟國內外汽車輕量化技術發展步伐，滿足了燃油法規要求，節約了資源，同時增強了企業和用戶積極性，具有較好的社會效益。
對2015年來說，除了降稅減費、降息降準等財政和貨幣政策空間外，總理的政策工具箱里還裝著哪些利器呢？長期參與重要文件起草的國務院研究室綜合二司司長向東認為，消費方面啟動六大消費工程，投資方面確定七大投資領域，簡政放權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區域發展上實行“四大板塊”與“三個支撐帶”的戰略組合，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等，都是穩增長的實招。
用好政策彈性打造“雙引擎”
“對于今年的發展，一方面要保持定力，另一方面對于困難也要未雨綢繆。既要考慮眼前的問題，更要考慮長遠的發展。”向東表示，要實現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產業向中高端邁進，就需要“雙引擎”作為支撐。一是培育打造新的引擎，即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二是改造傳統引擎，重點是擴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補齊公共產品與服務不足的“短板”。
要打造中國經濟的雙引擎，受訪專家認為，把握好宏觀政策尤為重要。在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基調的同時，需要針對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作出彈性調整。
在財政政策方面，“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增效”。今年擬安排財政赤字1.62萬億元，比去年增加2700億元，赤字率從去年的2.1%提高到2.3%。向東對此表示，發達國家確定了財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超過3%的標準，但卻少有發達國家遵守這一標準，因此不能把3%的赤字率作為標準衡量中國。即使按照發達國家確定的3%的標準線，中國也還有很大的空間。
“為企業減稅也是今年財政政策將繼續堅持的方向。隨著形勢的變化，可能還會加碼。”向東表示，與此相關的要求是要盤活存量，把趴在賬上的資金用活。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咨詢研究部副部長王軍也指出，財政政策未來應加大力度、更加全面地減稅，真正體現更加積極、更加主動、更有力度的取向。其他如給服務業減稅，給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小微企業的資本支出以貸款貼息等，都是財政政策中效果很好的結構性工具。
貨幣政策方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王軍認為，這就需要根據經濟和金融形勢變化加強流動性管理，通過逆回購、公開市場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和常設借貸便利等政策工具，靈活提供流動性，保持全社會流動性總體寬松，保持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適度平穩增長。利率、存款準備金率、再貸款等貨幣政策工具同樣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基建和公共服務推動消費規模
除了財政“牌”和貨幣“牌”之外，擴大內需是中國政府的又一重要發力點。而擴大內需政府同樣儲備了諸多的政策工具。
在消費方面，政府著力于在六大領域加快培育消費增長點，包括促進養老家政健康消費，壯大信息消費，提升旅游休閑消費，推動綠色消費，穩定住房消費，擴大教育文化體育消費。
在投資方面，政府已確定了七大工程項目包，即棚戶區和危房改造、城市地下管網等民生項目，中西部鐵路和公路、內河航道等重大交通項目，水利、高標準農田等農業項目，信息、電力、油氣等重大網絡項目，清潔能源及油氣礦產資源保障項目，傳統產業技術改造等項目，節能環保和生態建設項目。
在擴內需的政策部署里，城鎮化是又一重要抓手。《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城鎮化是解決城鄉差距的根本途徑，也是最大的內需所在。比如加大城鎮棚戶區和城鄉危房改造力度，既能改善民眾的居住條件，又能降低房地產市場調整帶來的沖擊。
在受訪專家看來，這些領域的部署都是跨年度的安排，甚至是較長一段時間的重要工作，因而可以根據經濟形勢把握工程的節奏和進度。如果經濟出現較大幅度放緩，政府可以集中推出項目，通過對社會資本的引導，加大工程建設的力度。
“三證合一”為抓手再放市場活力
2014年，我國GDP增速為7.4%，城鎮新增就業達到1322萬人。總理表示，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就業不減反增，簡政放權起了很重要的支撐作用。簡政放權有利于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激發市場活力，也可以用它去頂住經濟下行的壓力。這實際上也是總理政策工具箱中極其重要的一張“牌”。
面對中外記者，他明確表示，市場活力的激發需要政府去清障搭臺，今年將繼續在這方面做更多的事。要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實行“三證合一”，讓服務業領域的一些企業注冊登記別再那么費勁。
話音剛落，3月20日，總理就到國家工商總局考察，在聽取工商總局負責人匯報后，說，實現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向中高端水平邁進，必須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打造發展新引擎。總理記者會上提及的“三證合一”再次被強調。得知商事制度改革最難啃的“硬骨頭”是工商、稅務、質監的“三證合一”時，提出了硬要求：要抓緊推進“三證合一”等改革，年內力爭實現“一證一號”，切實降低企業注冊場所要求，繼續簡化企業登記和注銷流程。
對于此舉的意義，向東表示，中國有13億多人口、9億勞動力、每年700多萬大學畢業生、30多萬留學歸國人員。激發他們的創業創新活力，就能形成巨大的推動力量。政府簡化審批、放寬準入，催生小企業“鋪天蓋地”涌現，不僅可以更好激發群眾創造力、帶動就業，而且有利于提高社會化協作配套水平，促進大企業“頂天立地”。
戰略組合拓展區域發展新空間
統籌實施“四大板塊”和“三個支撐帶”戰略組合，這是《政府工作報告》對我國區域發展作出的全新部署。
在王軍看來，當前地區之間的聯系，已遠非過去的西部供應原材料、東部市場加工的簡單分工。隨著價值鏈、產業鏈的延伸，已經要求要素的配置要打破行政區劃的限制，不僅一省一地需要打破，而且傳統的東中西大板塊之間也需要打破。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也表示，三大支撐帶戰略的提出，標志著我國的區域發展進入到了新的階段。三大支撐帶是我國區域協調發展和對內對外開放相結合、推動發展向中高端水平邁進的重大戰略舉措，既可以推動不同區域更好共享發展成果，縮小地區差距，又能優化經濟結構，形成戰略之間的互動，成為中國新的經濟支撐帶。
《政府工作報告》對此的部署，是把“一帶一路”建設與區域開發開放結合起來，加強新亞歐大陸橋、陸海口岸支點建設。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在交通一體化、生態環保、產業升級轉移等方面率先取得實質性突破。推進長江經濟帶建設，有序開工黃金水道治理、沿江碼頭口岸等重大項目，構筑綜合立體大通道，建設產業轉移示范區，引導產業由東向西梯度轉移。
“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但目標指向都一致，即擴大對內對外的開放力度，促進資源要素在統一大市場內的配置，促進不同區域的合作共贏。簡單來說就是開拓外部市場和挖掘內部潛力雙向發力。”王軍指出，三大戰略共同構成了中國經濟未來二三十年時間里重要的增長支撐，將為中國經濟的中長期發展提供充足動力。
關鍵詞：東南地區；多級循環農業；構建；技術集成
現代多級循環農業模式是按照循環經濟的理念優化構建，通過農業生態經濟系統設計和優化管理，著力實現物質能量資源的多層次、多級化的循環利用，力求達到農業系統的自然資源利用效率最大化、購買性資源投入最低化、可再生資源高效循環化、有害生物和污染物可控化的產業目標。以減量化、資源化、再循環、可控化和再修復“5R遞進”為指導原則，以大力推進農業現代化為目標，以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為發展主線，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促進農民持續較快增收為重要任務。在發展策略上，應注重產業轉型升級與經營創新，科技協同創新與集成開發；注重生產結構優化與效率提升，三產有序融合與合理鏈接；注重科技成果轉化與推廣應用，生態保育與經濟并行發展；通過強化系統性設計，實現統籌兼顧與高效經營；通過強化高效性經營，實現提高“四率”（土地產出率、勞動生產率、資源利用率和污染防控率）與“五化”（機械化、標準化、信息化、智能化和產業化）水平；通過強化創新性技術，實現協同攻關與集成推廣；通過強化統籌性管理，實現政策引導與產業扶持；通過強化長期性規劃，實現“三產”融合與農村建設。致力于構建循環技術體系，引領區域農業轉型升級，轉變農業經營方式、生產方式、資源利用方式和管理方式，推動農業資源利用節約化、生產過程清潔化、產業鏈條生態化、廢棄物利用資源化，實現區域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可持續發展。本文對福建省多級循環農業模式的研究與應用成果進行綜述。
1多級循環農業模式的構建與技術
深入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戰略，研發和推廣應用農業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技術，結合區域農業發展實際，因地制宜創立福建省現代多級循環農業生產經營模式，并實施集成推廣應用，不僅是解決東南地區農業資源合理開發與區域生態環境保護問題的有效途徑，而且也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效舉措［1］。東南地區是我國農業高度集約化的重要區域之一，其最大的特點是高投入、高產出、高消耗，在取得顯著經濟效益的同時，也面臨著生產資源緊缺、環境污染嚴重的巨大壓力［2］。以福建省為例，全省食用菌年產量達230萬t［3］，同時養豬業快速發展，年出欄約2000萬頭［4］。研究探討將大量的菌渣和畜牧業廢棄物進行資源化循環利用，實現變廢為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深刻環保意義。近年來，福建省農業科學院相關研究所承擔了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循環農業科技工程”項目的研究任務，從農牧結合、秸稈菌業、生態循環、固碳減排等方面深入開展生產經營模式探討與關鍵技術研發，創建了農－牧－菌－肥多級循環的技術體系與生產實踐范式開辟了一條具有區域特色的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廢棄物再利用型的現代循環農業發展道路，取得明顯進展與良好成效。在對東南地區農牧菌廢棄物循環利用潛力、農田環境承載力、多級循環能值、循環利用效益和食用菌栽培多級循環溫室氣體排放特征進行系統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協同攻關，集成構建大中型養豬場廢棄物減量化與資源化多級循環利用、規模化養殖場微生物發酵床及其廢棄物多級循環利用、以牧草治污與飼草利用為紐帶的多級循環利用、以菌業生產與增值利用為紐帶的多級循環利用、以菌業生產碳減排為目標的農菌立體栽培多級循環利用、以農牧菌廢棄物制肥的多級循環利用、以菌渣高效轉化為核心的多級循環利用等7種具有東南區域特色的多級循環農業模式，同時重點突破28項關鍵鏈接技術，主要包括：攻關環保型生豬飼料及健康養殖配套技術、糞便污水污染物快速減量化技術、豬糞渣代料栽培食用菌技術、利用廢渣與沼液栽培蔬菜技術、養殖場廢棄物微生物降解技術、微生物發酵床大欄養豬關鍵技術、養殖場發酵床廢棄物作為生物肥藥發酵基質及產業化技術、養殖場發酵床廢棄物作為種苗培育基質及產業化技術、養殖場發酵床廢棄物作為食用菌栽培基質及產業化技術、狼尾草草地消納養牛場廢水處理技術、飼草新品種選育和牧草加工技術、奶（肉）牛高效利用牧草技術、以狼尾草替代常規料栽培食用菌技術、草生菌培養料微生物助堆劑篩選及三次發酵技術、小型隧道式擺頭進料機的研發與應用技術、雙孢蘑菇新菌株選育和栽培技術、食用菌菌渣二次栽培食用菌技術、麻筍殼和稻草墊料代料栽培食用菌技術、菌業加工廢棄物增值循環利用技術、草生菌栽培過程碳減排調控技術、農作物（木薯、芋頭）套種竹蓀技術、茶園套種靈芝技術、設施菌－菜共作栽培技術、特色農牧菌廢棄物生物炭制備和應用技術、高效發酵菌劑組合構建和菌－畜業廢棄物堆肥技術、菌－畜業廢棄物制肥質量控制與制肥成套技術、低養分雙孢蘑菇渣做肥料造粒黏結劑技術、功能性肥料研制與施用技術等關鍵接口技術。
2取得的科研成果及推廣應用成效
近五年來，依托所承擔的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通過科技人員共同努力，取得科技成果與科技推廣獎勵8項；授權專利28項，其中發明專利21項；獲得福建省專利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共4項，中國專利優秀獎2項；制定行業標準1項、企業標準10項，福建省地方標準2項；研發新產品30個，篩選并獲得各類微生物菌株（劑）22個，篩選適宜栽培的食用菌菌株5個，認定新品種2個，篩選食用菌代料栽培新配方11個；出版科技著作7部，發表學術論文139篇；舉辦學術會議5場次。在福清市建立微生物發酵床養豬技術農業標準化示范區1個、2000m2菌蔬共作溫室復合系統1套，構建以規模化養殖場沼氣工程為紐帶的多級循環，以墊料（豬糞渣）再利用的多級循環，以菌業生產與增值利用為紐帶的多級循環，以菌業生產碳減排為目標的多級循環，以制肥工程為紐帶的多級循環等示范基地近30個，并通過現代循環農業園區的建設，實現循環農業科研成果的產業化，將傳統農牧菌廢棄物多級循環向現代設施化多級循環轉型，5年累計輻射推廣20多萬hm2，取得了顯著的經濟、生態和社會效益。
3深化循環農業技術研究的對策
富有區域特色的現代多級循環農業是以追求最佳效益（最大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和提高產品市場競爭力為目的，依據區域內整體資源優勢及特點，突出地域特色，圍繞市場需求，堅持以科技為先導，以農村產業鏈為主，高效配置各種生產要素，以某一特定生產對象或生產目的為目標，形成規模適度、特色突出、效益良好和產品具有市場競爭力的非均衡農業生產體系［5］。
3．1要突出地域性
發展現代循環農業就是要合理利用環境和資源，著力優化農業生產的物質和能量輸入要素，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區域特色現代循環農業發展的方向和模式，也是特色現代循環農業的支持系統。富有區域特色的現代循環農業在生產上局限于特定的生產區域范圍，其產品必須具有廣泛的市場需求容量，并在區域內形成專業化生產。
3．2要強調獨特性
發展獨特的現代循環農業就是要體現品質差異、時間差異、季節差異和營銷服務差異。獨特性還包括區域傳統的生產與產品部分，要繼承和發展祖輩們在種植、養殖、加工方面創造的有自身優勢特色的產品。富有特色的現代循環農業是傳統農業的轉型升級板塊，還須加入循環環節與現代元素，著力提高產業化與標準化生產水平，著力提高綠色化與高優化產品質量。
3．3要體現規模性
發展現代循環農業就是要通過種養加有效結合、產供銷一條龍經營、貿工農一體化管理，將富有區域特色的現代循環農業再生產過程作為優化開發系統，即將產前—產中—產后諸環節聯結為一個完整的產業系統，實現富有區域特色的現代循環農業穩定、持久的規模經濟。同時，通過規模化、產業化，反過來強化其區域優勢和產品優勢，形成經濟—社會—生態的良性循環。
3．4要講求效益性
發展現代循環農業在選擇發展項目和品種時要統籌兼顧，既要考慮經濟效益，又要考慮市場需求，更要考慮多數人的消費能力。富有區域特色的現代循環農業是針對市場需要開展的農業生產活動，其最終目標是實現較高的社會經濟效益，提高農業經營收入，增加農民收入。發展富有區域特色的現代循環農業重要意義就在于有利于提高糧食（農產品）生產能力、優化農業結構、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促進農民增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3．5要注重持續性
結合南方區域實際，繼續優化構建與完善提升現代多級循環農業科技園、現代循環農業產業園、現代循環農業產業聚集區等“兩園一區”的發展新格局，力求提升現代循環農業產業的機械化、標準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提高土地產出率、勞動生產率、資源利用率與污染防控率，進一步拓展與深化循環農業產業化的經營與高優化的開發成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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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泰在《新供給主義宣言》中提出，“淡化總需求管理，從供給側推動改革”的宏觀政策主張。賈康等在《新供給：經濟學的中國創新》中將其思路表述為“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主要政策主張概括為以“雙創雙化雙減”等展開的“八雙五并重”，強調以供給側發力破解中國發展中的矛盾凸顯與瓶頸以對接現代化“中國夢”。這些構成了中國版“新供給”學說的亮點，其主要理論基礎層面的研究成果則體現在已形成的一系列論文和公開出版物。
“新供給”學說提出的背景在于世界金融危機提出了對于經濟學以往成果作系統性反思的必要性，同時中國經過30余年的高速增長，過去的快速發展難度加大，面臨減速壓力而勢必轉入“新常態”。面對未來的挑戰，在經濟理論和政策領域，急需以理論創新來支持和保證正確的改革發展路徑。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
作為“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提出者，滕泰認為是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交替誤導了中國。凱恩斯主義認為政府必須階段性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總需求才能維持經濟增長和就業，而貨幣主義則堅信一切通脹歸根到底都是貨幣原因造成的。在兩種思想的交替指導下，在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長后，中國經濟似乎走進了一個死循環―每當經濟增速有所下滑，決策部門往往會選擇凱恩斯主義，加大投資、放松信貸，拼命刺激“踩油門”；每當通脹有所抬頭，決策部門又會高舉貨幣主義的大旗，通過減少投資、緊縮信貸的方式拼命緊縮“踩剎車”。在“踩油門”和“踩剎車”的交替中，中國經濟越來越顛簸、經濟周期也越來越短，投資猛增、貨幣超發、產能過剩與壟斷加劇、高利貸泛濫、中小企業倒閉潮輪番上演。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錯誤的根源在于他們都是只看到硬幣的一面―需求，而不去分析硬幣的另一面―供給。
事實上，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源自中國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進程、資本和資源的持續投入、技術的進步和制度的改進。問題是，中國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每一輪所謂通脹都只不過是“食品通脹”，而食品通脹的根源在于糧食、蔬菜和豬肉的周期性供給波動。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是一個理想的經濟運行機制，也可以作為新供給主義的短期經濟管理目標，然而實現這個短期目標的辦法既不是刺激總需求，也不是計劃經濟手段或傳統產業政策，而是“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
五大財富源泉
滕泰介紹，“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自2012年底提出以來先后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伴隨著《新供給主義宣言》一同被提出的是“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一貫主張的經濟長期潛在增長率取決于五大財富源泉，解除供給抑制，也必須從這五大財富源泉出發。
財富源泉之一是人口和勞動力。“雖然學界對中國人口紅利尚存爭論，但農村還有‘相對剩余勞動力’和‘相對人口紅利’。”滕泰說。目前中國農村人均GDP與城市人均GDP相差五倍，也就是說一個農業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對經濟的貢獻就提高四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勞動力供給抑制，比如短期適當放松戶籍制度、促進人口自由流動，長期適當調整人口政策，中國的相對人口紅利就會進一步得到充分釋放。
財富源泉之二是土地以及附著在土地上的資源。如果中國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轉，農業就將一直停留在小農經濟階段，而小農經濟產出效率顯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轉并適當集中，農業生產效率就會大幅提高。礦山也是一樣，如果煤礦、石油等資源是壟斷的，礦產交易市場發育不完善，其開采就會比較粗放，資源利用效率就不會高。應該說中國的資源和土地供給抑制還比較嚴重，未來產權優化和釋放資源供給還有很大空間。
財富源泉之三是資本。中國是全世界資本最多的國家，我們有3.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居民、企業加上政府的儲蓄有100多萬億人民幣。然而，作為外匯儲備和國內儲蓄最多的國家，中國的利率水平卻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國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只有中國利率高，中小企業私募債利率高達14%-15%，民間借貸成本更高。為什么在全球資本最多的國家出現了最嚴重的資本短缺和最貴的資本價格？原因就在于資本抑制和金融抑制。假定把金融抑制放開一下，逐步把中小企業資金成本從14%-15%降低到5%，有多少中小企業會煥發出生機勃勃的生命力？
財富源泉之四是技術和創新。中國還沒有形成創新型的科教體制。高中、大學培養的都是知識型人才，很多國有科研機構白白耗費了大量財政資源卻缺少真正有市場價值的創新技術。不僅強化市場導向和創新活力的教育科研創新體制改革迫在眉睫，在企業研發、金融支持、政府管理等層面解除技術和創新抑制，中國也還有很多功課要做。
財富源泉之五是制度本身。制度決定了一個國家宏觀的社會分工效率和微觀的企業生產效率，而社會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帶來財富的增長。
但是，作為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提出者，滕泰說：“在整個2014年，我幾乎沒有發表關于‘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方面的文章。當初《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宣言》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幾乎都是在批判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對學術領域乃至政府都產生了影響，以至于很多人認為進行需求管理似乎是錯誤的，在我看來這是過猶不及。其實供給側的改革是利在長遠，挖掘經濟長期增長潛力，但是不能有失偏頗，當需求不足的時候，也需振興，所以在2014年當我意識到這個問題后，就沒有再去反復批判需求了。不僅如此，在2014年‘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重點實際上已經悄然轉變，轉向降低融資成本、推動減稅降費、利用股市擴大內需。做出這樣變化的原因在于，我認為中國的貨幣政策在2013年出現了失誤，可以說2013年的‘錢荒’是造成2014年經濟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們轉換角度，提出了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這也是新供給主義，因為如果融資成本太高，會影響供給，降低融資成本、降低稅費才能提高有效供給。”
認真觀察經濟數據不難發現，十以來，中國經濟在“三期疊加”壓力下不斷下行，特別是在去年三、四季度表現尤為明顯，滕泰直言：“有人把經濟下行的原因歸結為經濟體制、經濟結構的問題，可是在我看來，2013年錯誤的貨幣緊縮政策以來的實體經濟嚴重資本供給短缺以及被顯著抬高的融資成本才是主要原因。所以在2014年5月，我們從這個角度提出了新供給主義的三大穩增長主張，很快就變成了過去一年來經濟的主要脈絡。”
這穩增長的三大主張分別是，在經濟融資成本畸高的背景下，應首先旗幟鮮明地提出“解除金融抑制”的改革目標：不能讓錢最多的國家錢最貴，而應該讓資金價格真實地反映中國儲蓄和信貸需求的關系，讓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主要作用。
其次，減稅是降低企業的成本、提高企業凈利潤率來刺激企業家擴大有效供給，或通過降低家庭稅負、提高居民消費能力而刺激居民消費，是市場化的、可持續的穩增長方式；而擴大政府財政投資穩增長，則負面作用越來越大。因此，建議逐步用減稅替代政府投資。
另外，新供給主義雖然更強調通過減稅、降低利率等要素成本來擴大有效供給，但是也不排斥利用市場化手段減少需求抑制的措施。比如，利用股市激活實體經濟，早有國際慣例可尋。
對于外界提出的目前“出現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背離現象”的疑惑，滕泰表示，不能把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對立起來。“要拋棄虛擬經濟的概念，我們現在談的金融和資本市場同實體經濟是相輔相成、渾然一體，而不是截然對立的，資金進入股市就是進入實體經濟。上市公司把進入股市的資金用于其他投資，資金就進入了實體經濟。股市上漲，老百姓賺錢后刺激了其消費行為，消費經濟由此轉好。再比如一家企業通過IPO市值10億元，股市上漲后其市值升值至20億元，通過銀行抵押獲得更多貸款，再用于投資。所以股市上漲影響消費、投資好轉，經濟也會相應受到影響轉好。股市可能領先于經濟也可能落后于經濟，這些都是正常現象。2015年中國經濟如果出現意外觸底回穩，主要的動力將來自于股市。”
最后，滕泰透露，他近期醞釀的新作視角為從新供給到新需求，他強調，這與之前提出的“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完全不矛盾，而是更加完善。“長期增長的源泉在于供給側，即五大財富源泉再加上放松管制和消除壟斷，這要一直堅持，但是供給側的改革利在長遠，進度沒有期望快，而且可能會遭遇較大的阻力，然而中國經濟從2014年到現在陷入了局部經濟衰退和全面通貨緊縮的邊緣，還面臨著局部金融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要應對短期經濟下滑，既要繼續堅持新供給主義的改革政策，同時還要采取新需求理論來迅速振興中國經濟，借助股市振興經濟就算其中一個。”滕泰說。
尋求持續增長
上世紀80年代以后，先后有一些學者已在討論“供給管理”，其討論往往側重于總供給變化機制中更多樣化的政府行為，并特別注重在轉軌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框架下產業政策優化，強調在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宏觀調控創新。
賈康、徐林、姚余棟、黃劍輝等學者在2013年第一期《財政研究》發表的論文《中國需要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可稱為新供給研究群體的一份把理論創新與改革主張體系化聯結的代表作。其后，賈康任院長的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又陸續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他們指出，近幾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隨之而來的矛盾也逐漸凸顯，使漸進改革路徑以來的制度供給的劣勢有所暴露。分析當前經濟形勢面臨的減速壓力，從內部因素看，高速增長是后發經濟體在特定追趕時期的一種增長形態，隨著與前沿國家技術差距和其他相關要素、機制差別的縮小，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規律性地向成熟經濟體的水平收斂，并且這一過程將跨較長時期。從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盡管美國、歐洲、日本等經濟體采取了以寬松貨幣政策為核心的宏觀經濟政策，在局部及個別時段出現一些積極信號，但總體形勢依然復雜嚴峻。
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必須適應中長期經濟模式的轉變和社會轉型，并學會在更具廣泛性、與國內消費和服務業聯系更大、對出口和投資依賴程度較小的增長模式中操作。然而，現實情況是，傳統意義上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已經難以適應中國經濟步入新的發展階段后的總體要求。
財政政策受“三元悖論”式的約束是個永恒命題，即減稅、增支和控制負債三項要求不能同時滿足。特別是歷經了上一次以4萬億元政府投資為代表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后，中國財政刺激的安全空間已經明顯收窄。
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宏觀稅負總體水平尚屬合理，但考慮各種制約因素和居民實際社會保障情況，進一步提升稅負總水平并不可行。與此同時，未來中國財政支出將迅速增加，包括用于健全養老金體系、醫療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以及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必要投入。另外，目前積累的大規模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已經成了一定程度的隱性財政負擔。因此，中國公共財政負擔總體而言會逐漸加重，預留財政空間和保持財政可持續性是重要的目標，需要有關部門未雨綢繆。
新背景下，雖然逆周期性質的總需求管理不乏用武之地，但尋求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持續增長的供給政策，將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
“新供給經濟學”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在理論框架上實現了對傳統主流經濟學理論的“破”。
首先，指出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都在理論框架里假設了供給環境，其后主要強調的只是需求端、需求側的深入分析和在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張，都存在著忽視供給端、供給側的共同問題。相比于需求側，供給側的問題更復雜、更具長期特征和“慢變量”特點，更要求結構分析與結構性對策的水準，但這并不應成為經濟學理論可長期容忍其認知框架的不對稱的理由。
其次，指出經濟學主流教科書和代表性實踐之間存在“言行不一”的問題。美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在應對危機的實踐中，首推他們跳出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來實行的一系列區別對待的結構對策和供給手段的操作。比如，美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真正解決問題的一些關鍵點上，是教科書從來沒有認識和分析過的“區別對待”的政府注資，美國調控當局一開始對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還是不救”之后，對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這樣的一個處理后又總結經驗，再后來對從“兩房”、花旗一直到實體經濟層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別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資金對特定主體的選擇式注入，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區別對待的供給操作，并且給予經濟社會全局以決定性的影響。
第三，指出政府產業政策等供給側問題在已有經濟學研究中的薄弱和滯后。比如，在經濟發展中“看得見摸得著”的那些“產業政策”方面，從上世紀80年代亞科卡自傳所強調的重振美國之道的關鍵是“產業政策”，到克林頓主政時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奧巴馬國情咨文所提到的從油頁巖革命到3D打印機，到制造業重回美國，到區別化新移民和新興經濟等一系列的亮點和重點，都是很明顯地對應于現實重大問題的導向，以從供給端發力為特色。
其后，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群體有自己的“立”。
第一，特別強調的是經濟學基本框架需要強化供給側的分析和認知，這樣一個金融危機刺激之下的始發命題需要更加鮮明地作為當代學人“理論聯系實際”的必要環節和創新取向。在基礎理論層面強調：應以創新意識明確指出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主要支撐因素，從長期考察可認為是有效供給對于需求的回應和引導，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上的決定性特征形成了人類社會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需求在這方面的原生意義，當然是不可忽視的―人有需求才有動力、才要去追求各種各樣的可用資源―但是在經濟學角度上，對于有效供給對需求引導方面的作用過去卻認識不足。從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特征上的決定性這樣一個視角，強調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和供給能力、以及與“供給能力形成”相關的制度供給問題，具有從基礎理論層面發生而來的普適性，也特別契合于在中國和類似的發展中國家怎樣完成轉軌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突出問題。回應和解決這個視角上的問題，其實也包括那些發達經濟體怎樣在經歷世界經濟危機沖擊后更好地把理論服務于現實需要。在現實生活中，關鍵是在處理“生產產品滿足消費”的需求側問題的同時，解決“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的供給側問題―尤其是“制度供給怎么樣”的問題。這種把需求與供給緊密聯系起來的研究，在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正在日益凸顯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強調正視現實而加強經濟基本理論支點的有效性和針對性。比如“非完全競爭”，應作為深入研究的前提確立起來，因為這是資源配置的真實環境，牽涉大量的供給側問題。過去經濟學所假設的“完全競爭”環境，雖帶有大量理論方面的啟示，但它畢竟可稱為一種1.0版的模型。現在討論問題，應放在非完全競爭這樣一個可以更好反映資源配置真實環境、涵蓋種種壟斷競爭問題的基點上，來升級、擴展模型和洞悉現實。需求分析主要處理總量問題，指標是均質、單一、可通約的，但供給分析要復雜得多，處理結構問題、制度構造問題等，指標是非單一、不可通約的、更多牽涉到政府―市場核心問題這種基本關系，必然在模型擴展上帶來明顯的挑戰和非比尋常的難度，但這卻是經濟學創新與發展中繞不過去的重大問題。更多的中長期問題和“慢變量”問題，也必然成為供給側研究要處理好的難題。過去經濟學研究可以用一句話打發掉的“‘一般均衡’中或‘反周期’調控中自然解決結構問題”，認為有必要升級為在非完全競爭支點上的一系列有待深入開掘的大文章。
第三，認為市場、政府、非營利組織應各有作為，這也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客觀要求。在明確認同市場總體而言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們還需要有的放矢地來討論不同的主體―最主要是市場和政府，還有“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志愿者、公益團體等），它們在優化資源配置里面可以和應該如何分工、合作、互動。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領域，分工、合作、互動的選擇與特點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靈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強調“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類社會多樣化主體關系隨經濟發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趨勢。
第四，特別強調了制度供給應該充分地引入供給側分析而形成有機聯系的一個認知體系，即物和人這兩個視角，在供給端應該打通，各種要素的供給問題和制度供給問題應該內洽于一個體系，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爐。通過這樣的“立”來回應轉軌經濟和中國現實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他們在理論的建樹和理論聯系實際的認知中，必須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給管理”。在中國要解決充滿挑戰的現代化達標歷史任務，必須藉此強調以推動制度和機制創新為切入點、以結構優化為側重點的供給端的發力。
當然，以上這些并不意味著研究中就可以忽視需求方面的認識―“需求管理”的認識在已有的經濟學理論成果中已經相對充分，希望在供給這方面更豐富地、更有針對性地提高認識框架的對稱性。這樣的認識落到中國經濟學人所處的現實中間，必然合乎邏輯地特別強調要“以改革為核心”，從供給端入手推動新一輪制度變革創新。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積和“滯脹”、“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風險、實現中國迫切需要的方式轉變與可持續健康發展而直通“中國夢”的“關鍵一招”和“最大紅利所在”。研究者的意圖和可能貢獻，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調動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國迫在眉睫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新一輪改革如何實質性推進”這一問題上，以求通過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給管理，跑贏危機因素的積累，破解中長期經濟增長、結構調整瓶頸，從而使“中國夢”的實現路徑可以越走越寬、越走越順。
“八雙、五并重”的基本主張
“新供給經濟學”的基本政策主張，是以改革統領全局之下的“八雙”和面對“兩個一百年”歷史任務的“五并重”。
“八雙”的基本要點是“雙創”，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和大力鼓勵創業；“雙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和促進產業優化；“雙減”，加快實施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稅費改革和大幅度地減少行政審批；“雙擴”，對外開放格局和新的國際競爭局面之下，擴大中國對亞非拉的開放融合，以及適度擴大在增長方面基于質量和結構效益的投資規模；“雙轉”，盡快實施我國人口政策中放開城鎮體制內“一胎化”管制的轉變，和積極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向社保與公共服務領域的轉置；“雙進”，在國有、非國有經濟發揮各自優勢協調發展方面，應該是共同進步，需要摒棄那種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維，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贏”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的現代化實現形式；“雙到位”，促使政府、市場發揮各自應有作用，雙到位地良性互動、互補和合作。針對這一點，賈康強調：“在這方面的分析認識需擴展到中國勢必要發展起來的第三部門，即志愿者組織、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組織、非盈利組織，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來越活躍的群體，應該在社會主體的互動中間發揮他們的潛力。我們非常看重國際上已經高度重視的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尋求共贏，應該是最基本的認識視角。”“雙配套”，盡快實施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積極地、實質性地推進金融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慮中，“雙創”是發展的靈魂和先行者；“雙化”是發展的動力與升級過程的催化劑；“雙減”則代表著側重于提升供給效率、優化供給結構以更好適應和引導需求結構變化的制度基礎；“雙擴”是力求擴大供給方面在國際、國內的市場空間；“雙轉”是不失時機、與時俱進地在人口政策和國有資產配置體系兩大現實問題上順應供給結構與機制的優化需要，以支持打開新局；“雙進”是明確市場供給主體在股份制現代企業制度安排演進中的合理資本金構成與功能互補和共贏效應；“雙到位”是要在政府與市場這一核心問題上明確相關各方的合理定位；“雙配套”是對基礎品價格形成機制和財稅、金融兩大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再加上行政體制，以大決心、大智慧推進新一輪勢在必行的制度變革與機制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