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1-14 10:28:4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礦產資源審計案例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采掘業；外資政策；對外投資
中圖分類號：F81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10)02-0020-06 收稿日期：20009-09-01
本世紀以來，隨著同際資源價格的上升，許多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紛紛調整其采掘業政策。受本輪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全球范圍內的資源價格一度出現較大的降幅，采掘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也有所下降，但隨著國際經濟的企穩全球資源價格很難再長期保持低位。基于我國長期發展的需要，本輪國際金融危機我同也并沒有放松在全球范圍內尋求采掘業投資機會的努力。
本文主要對本世紀以來全球范圍內采掘業外資政策的發展進行了梳理，概括了各國采掘業政策框架主要構成，考察了采掘行業對外國直接投資準入和開業的管制，以及在確定采掘行業利益分配方面的單邊政府行動和國際協定，最后總結了我國采掘業對外直接投資應該注意的制度層面上的問題。
一、基于可持續發展的采掘業政策框架
制定適當的政策框架是確保政府從采掘業發展中獲得收益的一個重要因素。對于那些以礦產資源為基礎的國家來講，其采掘業政策要能夠確保其本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概括來講，這種基于可持續發展的采掘業政策框架一股都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otto，2006)：(1)通過地質調查加強對本國礦產資源的了解。政府對礦產行業以及它們在本國和全球中的重要性了解越多，其對私人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的談判地位就越強。(2)確立礦產所有權管理礦產資源勘探和開發的法律框架。在大多數國家，國家是礦產的所有者；而在有些國家這一權利附屬于土地所有權，還有一些國家礦產的所有權制度根據礦產的不同而不同。(3)礦產資源開采的管理框架。這一框架包括牌照的發放、界定勘探和開采的條件并建立礦權地籍簿。(4)管理工業采礦和私人采礦活動、國有和私有國內企業以及跨國公司的與礦產生產有關的政策。(5)收入管理系統。這一體系關系到礦產開采租金的分享和分配。取決于如何對他們進行管理，這些租金可以對一個國家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6)與工人的衛生和安全、環境保護以及當地社會權利有關的政策。
需要指出的是，在制訂基于可持續發展的采掘業政策框架上并不存在統一的模式。各國需要將它們的采掘業政策融入到整體發展戰略中去考慮，詳細說明它們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由于礦產資源總有一天會耗盡，因此要充分考慮當地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為此，礦業收入應該有適當的部分用于教育、衛生、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形成以及社會基礎設施。為了保證解決方案的公平性，所有利益相關者――政府、民間團體、受影響的社群、丁會、行業和國際組織都應該參與到政策討論和制定的過程中去。
此外，政府還可以通過降低跨國公司投資當地采掘業的風險來提高它們的談判地位。如通過提供有關礦產稟賦更詳細的信息，政府可以降低跨國公司的勘探成本；通過管理和財政政策，政府可以減少跨國公司的財務風險；通過提供更高的政治穩定性，政府可以減少跨國公司的政治風險。此外，獲得更多的相關知識和信息，對發展中東道國政府消除他們和跨國公司之間談判能力不對稱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采掘業的準入和開業
長期以來面向采掘業外資參與的政策一直在發生變化，且在不同國家和礦產類別之間差別巨大。對待采掘業準入和開業的態度既有對外國投資的完全禁止也有對跨國公司的完全依賴，其中石油和天然氣行業以及金屬礦業在這方面存在的差別最為顯著，且在這兩個子行業中價值鏈的不同環節上對準人和開業的限制也存在很大差別。
(一)石油和天然氣：從傳統的特許權到合作協議 直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全球石油生產都是由少數跨國公司的特許權主導。這種特許權是一種東道國政府和外國公司之間極其不平衡的金融交易，它使得跨國公司以相對較小的成本獲得了資源開發、生產和銷售的專營權(Omorogbe，1997)。隨著殖民統治的解除，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誕生以及20世紀70年生在石油行業的普遍國有化，許多這種特許權協議也隨之中止。
如今，在石油和天然氣采掘領域的跨國公司活動主要通過各種不同類型的合作協議，這些合作協議的對象通常是發展中東道國的國有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盡管這些不同類型的協議存在類似性，但他們在一些重要的方面還是有所差別。當前最普遍的合約協議是現代特許權、合資、生產分享協議(PSAs)和服務協議。在主要的發展中石油生產國之中，2007年6月所有已知在執行的與跨國公司的合同中一半以上是生產分享協議。合資和特許權占41％，服務協議占2％，其余為其它合約形式。
在特許權、生產分享協議、合資和風險分擔協議與純粹的服務協議之間存在性質上的差別。根據前者，跨國公司依據合同條款和法律承擔較大的風險且同時擁有一定的收入份額。根據純粹的服務合同，東道國政府根據其提供的具體服務向跨國公司支付報酬。對于哪種合約形式對東道周最有利很難一概而論。由于各同資源的質量和國內專業知識水平的不同，在同一個國家之內對不同項目某種合約形式可以相對其它形式更合適。特定合約的影響由其內容來決定，合約的內容則取決于國家(通常由一家國有石油或天然氣公司代表)和投資者(或投資者聯盟)之間的談判。在石油和天然氣行業，通常是發展中醫藥家中的同有石油或天然氣公司負責這種談判。
不同國家之間跨國公司參與石油和天然氣采掘的程度相差很大(otto，2006)。根據一項估計，2005年來自發達周家的跨國公司只對全球已知石油儲備的10％(主要在發達國家)擁有無限制的準人權，另外通過與國有國家石油公司合資對另外7％擁有無限制的準人權。其余的儲備基本上是禁止跨國公司進入的。在許多國家包括石油精煉、石油化學產品、運輸和經銷等下游活動通常對外國投資更為開外。
從最近的政策變化來看，許多石油生產國傾向于進一步限制跨國公司參與石油和天然氣勘探和開采的程度。同時，來自新興國家的新石油和天然氣跨國公司的顯著增加意味著那些仍然對跨國公司參與開放的石油和天然氣項目面臨更大的競爭。
(二)金屬礦產：特許權和FDI投資促進 與石油和天然氣行業中的情形相反，在發展中國家特許權是跨國公司參與金屬礦產開采的主導形式。礦業公司獲得許可證從事礦產資源勘探，從而獲得礦產開發的權利。許多國家的礦業法允許跨國公司根據與法律一致的礦業協議從事經營，對大型礦業項目尤其如此。在一些國家，適用礦業的法律由國家層
次和次國家層次的法律共同構成。
與石油和天然氣行業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對金屬礦產行業的管制框架也在不斷發生改變。如在非洲，在經歷了國家所有占主導地位的一段時間以后，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了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過程。整體上來看，作為校正宏觀經濟不平衡、刺激經濟復蘇和建立一種更為可持續的增長路徑的一種方式，在非洲國家中自由化、放松管制和提高私有化的進程有所加快，這其中也有國際金融機構的推動。FDI投資促進是這種戰略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對FDI提供稅收激勵。在許多發展中同家中推動礦業制度改革的主要因素包括礦業發展不充分、缺乏勘探和投資的興趣或能力、以及不斷上升的外債。在20世紀90年代，為了給投資者提供信心和更好環境頒布了許多新礦業法，或對現有法律進行修改。
作為礦業法律改革的一部分，在大多數國家放松或完全廢除了對金屬礦產開采活動外資所有權的限制。20世紀90年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大多數國家的礦業法出現了重大變化。在秘魯，1991～1992年通過新法律改變了國有主導地位，新法律制定了礦業投資促進、以及國有礦業和石油公司的私有化。出于類似理由阿根廷礦業法律也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在巴西、印度尼西亞、巴布亞新幾內亞和菲律賓，允許跨國公司在礦業企業中擁有100％的所有權。智利也對FDI放開，但仍保留了對智利國有銅礦公司的國家所有權。
當前礦業法的共同特點包括土地使用權安全性的提高、歷史勘探報告的開放、勘探申請程序的完善和透明化、勘探區域的界定、爭端解決條款和土地使用沖突的爭端解決方式，許多國家還規定了在金屬礦產開采行業與雇用國內或國外雇員有關的條件(Law Business Research，2005)。
此外，為了給投資者提供更多的確定性，許多發展中和轉軌國家在向外資開放采掘業之外，進一步通過財政穩定條款來鎖定政策的變化并簽署國際投資協定(IIAs)。在這方面大多數重要的國際投資協定都是有關促進和保護外國投資的雙邊投資協定(BITs)。在許多礦產豐富的國家，過去十年內雙邊投資協定的數量增長迅速(PricewaterhouseCoopers，2006)。
(三)政策發展的趨勢 如何正確看待采掘業準入和開業政策上的變化非常重要。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推動礦產行業管制自由化的背景是處于歷史低位的礦石價格，以及許多背負大量外債的國家需要吸引外資來增加出口以獲得更多外匯。那些以前對礦業實行過國有化的國家為了使外資相信新的投資不會遭遇以前同樣的命運不得不提高了他們的承諾水平。從事后角度來看，在資源價格處于歷史地位時迫于形勢制定的一些礦業法律和談判達成的一些礦業協議對外國投資還是比較慷慨的。在采掘行業對外資的管制自由化的同時，如何保障發展中東道國的長期發展目標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Campbell，2004)。此外，在發展中東道國談判能力較弱的階段，通過穩定化條款鎖定稅收收入以及在國際投資協定中一次為投資者提供過于強化的保護也引起了廣泛的爭議。
作為回應，一些國家最近制定了更為嚴格的管制框架來管理跨國公司在采掘業的參與。這一方面是對20世紀90年代過度自由化的糾正，另一方面也是隨著資源價格上升東道國討價還價能力上升的反映。早在十年前，一些專家已經預測到這種自由化的趨勢可能出現轉變。引用一位專家的話說：“當條件發生變化時，有理由假設發展中國家將會再次努力以任何可能的方式維護對其自然資源的‘永久’，而且由于這是他們的二次上陣，他們將獲得更大的成功。長期來看在這一時期已經開始存在但會與民族主義理想相沖突的任何有條件的‘激勵’或穩定化措施都可能證明是有問題的”(Omorogbe and Yinka，1997)。大多數國家最近的法律變化看來證實了這一預測的正確性。
三、采掘業的租金分享安排
在采掘業政府和跨國公司租金分享方面，不同東道國的安排各不相同。由于外部環境的不斷變化，要在政府和跨國公司租金分享方面取得完全的均衡并不容易。東道國政府在制定采掘業的財政政策時通常會面臨兩難的困境：如果稅收太低，可能導致東道國稅收收入流失；如果太高，又可能阻礙行業發展并降低跨國公司投資的動力。根據自身條件的不同，每個國家都在探索適合其自身的政策安排。實踐上不同國家和不同行業之間東道國政府所獲得的租金份額差別很大。
(一)政策變化：從政府單邊行動到國際投資協定 在資源價格的急劇上升時期，許多國家已經采取行動來提高他們在采掘活動利潤中的份額，包括在跨國公司參與下的行動，修改財政制度或合同關系。政府對采掘業的外資政策的改變并不是一種新現象，其背后是利益之爭和雙方討價還價能力的改變。當然東道國政府的這些做法有時也會引起法律爭議并導致由相關方面設置的特別事后仲裁法庭(Muchlinski，2007)。不過在許多案例中，已經進行國有化的東道國拒絕在仲裁法庭出現。專家對再談判的適當性和合法性以及再談判是否會促進一國的發展目標也持不同看法。一些專家認為再談判要求可能違反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因此只應該在異常的情況下提出折衷要求。而其它一些專家相信再談判可能是有道理的，如在玻利維亞，再談判作為一種“代表該國貧困人民利益的嘗試”，以及在該國近期再談判希望的私有化本身在法律上就是無效的，因為由于它們沒有根據法律要求得到該國國會的通過。
國際法的沖突本質上來自于合約穩定性(合約的神圣性)和合約進化(對“環境根本性變化”的反應)這兩種相互沖突的需求。包括穩定條款的合同將適用合同的法律凝固在其形成時生效的狀態。引入這類條款的目的是確保體現在協議條款中的各方意愿持續適用。沿著這一思路，俄羅斯適用生產分享協議的法律保護投資者免受法律的變化，但指明了政府可以在無需保障投資者利益的情況下改變條件的特定例外。在其它情況各方可能自愿在合同中寫入再談判條款。
與更早期的單邊政府行動和國有化浪潮相比，近期再談判中增加的一個維度是國際投資協定的更廣泛使用，其中關系最大的是雙邊投資協定(見表1)。雖然簽署國際投資協定可以潛在增強吸引FDI的機會，但這也意味著政府放棄根據環境變化調整其制度框架的某些自由。能源協定(ECT)也非常重要，由于其目標是通過創造所有參與政府遵守的共同規則來強化法治，能源協定對在東南歐和獨聯體轉軌國家中的投資尤為重要。這是在能源行業，從勘探到終端使用，涉及對投資者和其投資的促進和保護的專門國際法律文件方面的唯一一例。
最近，一些國家中政府單邊行動日益增長的背景下雙邊投資協定和國際投資協定的擴散對各國和投資者的含義是什么?如果一國決心終止一項合約關系，國際投資協定也無法阻止這一行為，但存在
爭議的情況下國際投資協定可以授予外國投資者通過國際仲裁要求賠償的權利。因此國際投資協定提供的保護主要是針對外國投資者的“退出戰略”而言的。此外，近期的經驗還表明，國際投資協定賦予的保護范圍取決于協定表述的方式，以及仲裁法庭對其的解釋，這兩者并非總是一致。
就政府而言單邊行動的結果常常取決于雙方的討價還價能力。對那些擁有已經證實且具有高價值資源的國家，單邊行動可能是從采掘活動中獲得更多利益的可行方式。但并非所有國家都可以做到這一點。跨國公司對政府單邊行動的反應也各不相同：一些公司將接受商定的解決方案，而其它公司可能通過法律措施獲得經濟補償來保護他們的利益；還有其它一些公司可能完全退出談判。
(二)未來的解決方案：累進稅 在資源價格上升時期政策變化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認為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以前的政策沒有充分考慮它們的利益。據此，有專家認為可以設計一項適當的財政制度，政府根據經濟環境的變化(如資源價格的上升)逐步調整他們的份額，這樣做可以不扭曲跨國公司的投資決策。原則上，累進稅提供了引進高風險投資的靈活性，同時還能保證在采掘業利潤提高時政府的利潤份額也能獲得相應的提高。
但是，大量研究表明許多采掘業的財政制度是累退而不是累進的，這意味著隨著利潤率的提高政府的份額會下降。一種解釋與政府與跨國公司進行有效談判的能力差有關。這部分是由于政府缺乏理解備選財政選擇所需的專業技能；或者是在稅收管理方面存在弱點。此外，一些政府可能不具有足夠的能力來實施更復雜的稅收形式。這一點對稅收來講尤其如此，對稅收的管理需要穩健的申報和審計，而且還需要防止逃稅措施，如低報收入和高報成本。項目的風險狀況也可能影響稅收選擇。
此外，在財政體系中引入累進稅并不是整個財政制度累進的充分條件，與財政體系其它部分的相互作用可能抵消累進因素。從政府角度來看，對投資者提供激勵也會削弱礦業財政政策的作用，這些激勵包括免稅期或根據一般投資法向投資者提供符合鼓勵行業或出口行業的地位可能。在政府財政政策缺乏一致性的地方，可能導致公司在不同稅收計劃之間的“摘櫻桃”行為。
四、對我國采掘業對外投資的啟示
國際經驗表明，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對國外礦產資源的依賴程度也將增加，這是礦產資源分布不平衡和經濟規模擴大的必然結果。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礦產資源能夠完全自給自足，只是利用國外資源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已。從我國的情況來看，目前只有鎢、稀土等少數幾種礦能滿足國內需求，絕大部分礦產資源相對貧乏，像石油、富鐵礦、銅礦、鉻鐵礦、鋁、富錳、鉀鹽等大宗用量的支柱性礦產則嚴重短缺。在這種背景下，實施外向型礦產資源發展戰略，充分利用國外礦產資源，是保證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長期戰略選擇。截至2007年末，我國采掘業累計對外直接投資150億美元，約占我國2007年末累計對外直接投資總額1179億美元的13％。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盡管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全球范圍內采掘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有所下降，但我國并沒有放松在全球范圍內尋求采掘業投資機會的努力。
從本世紀以來，那些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對利用它們的礦產資源促進可持續發展越來越重視。為了保證這一目的，除了通過談判獲得最優的收入份額外，東道國政府對采掘業跨國公司在促進關聯、應對環境挑戰以及解決相關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順應這一趨勢，為提高我國采掘業對外投資的競爭力，我國政府和企業都需要作出相應的努力。
對政府來講，在積極支持企業海外擴張以獲得重大戰略性資源的同時，政府應該促進企業海外活動的負責任行為。政府應該積極參與與采掘業有關的國際倡議，特別是EITI，以提高透明度。政府還可以通過提供金融和技術援助等方式來幫助東道國，進而提高本國企業在東道國投資的競爭力。此外，通過參加世界礦業部長論壇以及礦業、礦產、金屬和可持續發展政府問論壇的會議，向東道國提供經驗和知識，也是增強東道國對本國企業投資信心的一個重要途徑。
戰略風險評估是事關并購重組項目成敗的關鍵。在分析并購重組項目戰略動機的基礎上，從銀監會近期的政策文件以及經濟評價的角度入手，探討了項目戰略風險評估的內容和方法，并進行了某海外項目重組案的案例分析。
〔關鍵詞〕
并購重組；戰略風險；經濟評價；風險評估；協同
隨著我國有色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日益突顯，新建項目逐步減少，通過政策引導和市場機制優化產業結構成為主流，而并購重組則是優化產業結構的重要手段。并購重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整合資源，獲取協同效應，服務于企業戰略目標,其具有“高風險高收益”的特點。因此，戰略風險評估是事關并購重組項目成敗的首要問題和關鍵問題。本文即是從資金供應方的角度探討并購重組項目的戰略風險評估方法。
1并購重組的戰略動機
了解并購重組的動機是科學評估風險的前提。并購重組研究歷來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著名經濟學家J.弗雷德.威斯通在總結1895年以來并購重組案例和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將并購重組的動因歸納為效率理論、信息與信號、問題與管理主義、自由現金流量假說、市場力量、稅收籌劃和再分配等7個方面。為貼近工程咨詢實際，本文將上述動因概述為經營管理協同、財務稅收協同、市場協同、低價投機、人利益5個方面：1）經營管理協同。主要表現為原輔材料、技術、人力管理等資源互補，如礦山與冶煉企業的重組。2）財務稅收協同。主要表現為將外部融資轉為內部融資，降低融資成本，如吸引投資基金入股；或利用一方的稅收優惠降低稅負，典型的是資不抵債企業的并購。3）市場協同。主要表現為獲取市場壟斷、定價權或開辟新的市場領域，典型表現是同一行業的強強聯合，如南北車合并；或生產優勢與市場優勢的結合，如一些貿易公司（市場優勢）對礦山或冶煉廠（生產優勢）的并購。4）低價投機。基于認為目標企業價值被低估的并購，如金融危機時基金或財務公司基于資本運作而收購礦產資源。5）人利益。管理層出于某種個人利益而做出的并購重組舉動，如過去幾年部分大型企業的大肆擴張有一定的人利益成分。上述動機中，經營管理協同、財務稅收協同和市場協同具有明顯的戰略意圖，而低價投機和人利益也有戰略層面的考量，故而戰略風險評估對并購重組項目尤其重要。
2戰略風險評估角度
風險評估的角度需緊緊圍繞動機展開，各種動機下的戰略風險評估角度見表1（但不限于）展開。此外，對于資金提供方而言，評估戰略風險還應考慮協同效應未能實現時，并購方可能采取的風險控制措施或退出策略。上述戰略風險評估的內容與銀監會的《商業銀行并購貸款風險管理指引》的指導思想不謀而合，可以提高項目的融資效率。
3戰略風險評估方法
從評估角度分析，戰略風險評估的目標是資金安全和戰略目標（特別是財務目標）的可達性，注重資源的協同，具體的角度包括項目的市場、技術、經營管理及其他有形或無形資源，與工程咨詢的理念相同。借鑒工程咨詢方法（尤其是經濟評價方法）可有效解決戰略風險評估的部分問題。推薦的戰略風險評估方法如下：1）經營管理協同角度。產業和戰略的相關性可以盡職調查為基礎，通過定性分析完成；額外回報可借助財務評價中的有無對比法、前后對比法計算。2）財務稅收協同角度。可直接計算或通過財務評價計算。3）市場協同角度。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定量分析主要通過市場預測方法完成。4）低價投機角度。通過對比估值報告和審計報告判斷，成長性可通過行業生命周期理論判斷。5）人利益角度。可通過是否具有協同效應判斷；價值增長的動力來源可通過因素分析法（連環替代法）或敏感性分析來判斷。并購方案中的退出策略對資金提供方控制資金風險非常重要，一般在協議中有相關的約束條款，相關風險建議由專業的法務人員評估。需要說明的是，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是戰略風險評估的指導思想，而建立在大量盡職調查信息基礎上的定性分析判斷在實踐中往往起到決定性作用，定量分析只是驗證和細化定性判斷的結果。
4案例分析
某海外中資冶煉廠擬與當地另一大型采選冶聯合企業重組，以期解決自身的原料不足及財務困境問題。重組雙方的優勢、劣勢如表2所列。通過上述分析，可基本判斷雙方重組的動機是經營管理、財稅和市場協同，且協同效益明顯，戰略風險較小，融資機構可重點關注項目貸款擔保和還款架構設計。
5結論與建議
關鍵詞：ST上市公司；借殼上市；業務轉型；企業績效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8.025
1.引言
眾所周知，中國正面臨著企業并購重組的大浪潮，而借殼上市又是并購重組的重要形式之一。民營企業往往產生在一些資本準人成本較低、行業發展要求不高的產業，大都處于產業鏈的低端環節（李燁、李傳昭、羅婉議，2005）。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程度不斷加深，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實現民營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成了一項艱難的挑戰，大量上市民營企業被ST警示，如何在退市危機中謀求新出路是擺在ST類上市公司面前的一大難題。
借著并購重組的大浪潮，ST類上市公司如果能抓住借殼上市的好時機，也許就能夠擺脫泥潭，涅磐重生。回顧以往文獻，一些學者對企業并購持積極態度。Pastena和Ruland（1986）指出，并購重組比破產清算更能為債務公司帶來經濟利益。Elizabeth Warren和JayLawrence Westbrook（2009）發現，絕大多數陷入財務危機和經營困境的公司選擇了破產重整。一些學者對業務轉型與企業績效進行了研究。（王德魯，宋學鋒，2015）的研究結果表明，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所實施的業務轉型有助于提高企業的財務績效和市場價值，而過度樂觀的管理者所實施的業務轉型將導致企業的財務績效和市場價值下降。畢文靜（2009）的研究結果認為，企業主營業務轉型會降低企業績效。
此外，相關理論可以幫助我們解析并購活動。無效管理者替代假說說明了若公司管理層未能充分發揮公司的經營潛力，而另一管理團體可能會對該公司的資產進行更為有效的管理，為從事不相關業務的公司間的并購活動即混合并購提供了理論基礎。經營協同效應假說認為，公司可以通過橫向、縱向或混合并購來提高經營效率和業績。財務協同效應假說認為，公司內部融資和外部融資存在成本上的差異，由于外部融資的交易成本以及股利的差別稅收待遇，公司通過并購可以實現從邊際利潤率較低的生產活動向邊際利潤率較高的生產活動轉移，從而提高公司資本分配效率，同時也為混合公司的存在提供了現實基礎。
縱觀已有文獻，前人的研究多集中在借殼上市與企業績效，業務轉型與企業績效這兩方面維度，鮮有人研究ST類上市公司以業務轉型為目的的借殼上市是否能提升企業績效，因此，本文的研究旨在根據相關并購理論，通過案例分析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證據支持。
2.借殼上市：業務轉型的渠道
本文選取的案例公司*ST賢成首次注冊登記日期為1998年8月28日，于2001年5月28日在上交所掛牌上市，自2012年以后，由于受上市公司原控股股東涉嫌利用上市公司違規對外提供擔保等事項影響，*ST賢成陷入金額巨大的違規擔保及訴訟中，公司資金鏈斷裂，陷入嚴重的債務危機。2013年5月23日，公司債權人向西寧中院申請對*ST賢成進行重整。
重整共分為出資人權益調整方案，債權人分類、調整及受償方案和經營方案。出資人權益調整方案中，縮股方案使*ST賢成的總股本由重整前1，601，845，390股縮減至198，925，752股，權益讓渡方案使青海國投代替西寧國新成為公司第一大股東。經營方案中，*ST賢成對核心子公司創新礦業實施了重整，并第一次提出了適時啟動資產重組的決定。2014年7月21日，西寧中院裁定終結*ST賢成的破產重整程序。
但是，破產重整只能緩解暫時的危機，并不能使公司具備持續經營能力和盈利能力，而公司一旦退市，⑹股鮮泄司股東的利益遭受巨大損失。因此，資產重組勢在必行。2015年1月22日，*ST賢成于2014年7月4日啟動的與青海春天藥用資源科技利用有限公司開展的重大資產重組事項經中國證監會并購重組委審核后獲得有條件通過。在破產重整和資產重組的雙重作用下，上海證券交易所終于于2015年2月10日撤銷了*ST賢成的退市風險警示。
經分析，賢成礦業的這次重組分為重大資產出售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兩部分，且兩部分的發生同時生效，互為前提。*ST賢成將出售其持有的全部經營性資產并以非公開發行股份的方式購買榮恩科技有限公司等股東持有的青海春天藥用資源科技利用有限公司99.8034%的股份。由于本次購買的資產總額與交易金額孰高值392000萬元，占*ST賢成2013年末資產總額148899.12萬元的比例為263.27%，超過100%，并且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將由青海省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變更為肖融，所以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構成借殼上市。
由于賢成礦業的主營業務為礦產資源、天然氣、水泥、水電、火電資源的投資、開發。重組方青海春天的主營業務為中藏藥原材料收購、加工、銷售；生物資源開發、利用等，兩者的主營業務差距甚大，本次資產重組是一場典型的混合并購。
3.業務轉型：借殼上市的動因
由于賢成礦業出售了全部經營性資產，所以青海春天是以借凈殼的形式上市的。具體來說，本次借殼上市具有以下動因：首先，對賢成礦業來說，第一，賢成礦業資產重組，急需優質資產。根據營運價值論，一般情況下，企業的清算價值總會低于它的營運價值。賢成礦業原主營業務為礦產資源、天然氣、水泥、水電、火電資源的投資、開發，在出售全部經營性資產后，賢成礦業一下成了空殼，急需新的資產使公司繼續運作起來，以保證持續經營能力和獲利能力。賢成礦業迫切希望能在新的市場領域里占領一席之地，否則不能徹底擺脫財務危機。第二，賢成礦業之前的公司治理出現了問題，需要新的管理團體來糾正完善原先無效的治理。
而賢成礦業之所以選擇青海春天為重組方，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青海春天的主營業務為冬蟲夏草的綜合開發和高效利用，屬于國家鼓勵和重點支持的產業。雖然現代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生活節奏快，工作壓力大，不少人的身體處于亞健康狀態，人們開始越來越注重身體的保健，對健康的投資也已成為人們日常基本消費內容之一。因此，鑒于冬蟲夏草產業廣闊的市場前景，賢成礦業值得向此轉型。第二，青海春天是冬蟲夏草產業的龍頭企業，公司經營風險小，市盈率高。青海春天利用自己獨特的地理位置優勢，專注于綜合開發、整合青藏高原特有的優勢資源，其產品擁有全國性推廣銷售網絡，公司業績良好，未來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賢成礦業與其重組，正是看重了青海春天良好的價值創造力，能幫助賢成礦業走出低谷。
其次，對青海春天來說，借殼上市也是一項明智的決定。第一，通過借殼上市進入資本市場，拓寬了融資渠道，大量資金又可以用于產業建設，擴大公司規模，這一切都有利于為企業今后的發展提供推動力，有助于青海春天在業務競爭和行業資源整合中搶占寶貴的先機，進一步提升青海春天在冬蟲夏草行業的綜合競爭力和行業地位。第二，在我國，股票發行是核準制，對IPO公司有著較高的要求，審批手續也極為復雜，且面臨著較大政策風險和市場風險（戴娟萍，2012）。青海春天與賢成礦業重組，借其殼上市，避免了IPO的風險。
總而言之，上述動因都是圍繞業務轉型展開的。借殼上市完成后，青海春天的優質資產將注入賢成礦業，幫助其實現業務轉型，給賢成礦業帶來新的生機。
4.企業績效：借殼上市的效應
4.1市場績效
為了測量此次賢成礦業以業務轉型為目的的借殼上市是否是有效率的，本文利用事件研究法測量了此次借殼上市的市場反應。
本文選取了事件首次公告日2014年9月30日為事件基準日（t=0），選擇[-30，+30]作為事件公告的時間窗，這樣既充分考慮了資本市場吸收分析青海春天借殼賢成礦業的消息的預先性和滯后性，又剔除了較長時期內其它因素的干擾。然后本文運用了市場調整法來計算預期正常收益率。股票i的預期正常收益率為：Rit=ai+βiRim+εit。其中，Rim是市場在t時期的收益率，βi和ai是利用最小二乘估計法和參數估計期數據對上式進行回歸的結果，估計期數據選取了事件窗口前[-200，-40]的160個日收益率。再用實際收益率減去預期正常收益率，便可以得到超額收益率ARit，ARit=Rit-αi-βiRim，累計超額收益率（CAR）為事件期股票i在t時期超額收益率的總和。
圖1顯示了賢成礦業被青海春天借殼前后股票市場上累計超額平均收益率的表現。由于2014年6月25日及2014年6月30日，公司實施了縮股方案和權益讓渡方案，致使公司的總股本從1，601，845，390股縮減至198，925，752股，所以雖然公司的股價一下從停牌前的2.08上漲到了復牌時的17.59，其中除了市場對借殼上市的反應，還有縮股與除權的影響。為了避免除權造成的公司股價上升干擾我們對市場反應的判斷，所以本文在測算CAR時，去除了復牌日也就是事件日那天的超額收益率。
但是，事件日隨后幾日的累計超額收益率還是顯示了良好的市場反應。從圖中可以明顯看到事件日之前的累計超額收益率基本為負數，說明公司的運營情況并不樂觀，但事件日之后的累計超額收益率呈直線上升趨勢，并在第9日達到最高點48.2%，之后一直保持在30%左右，說明借殼上市給賢成礦業公司帶砹蘇的價值效應。
由于賢成礦業從2013年7月18日起停牌，直至2014年9月30日才復牌，期間停牌時間長達14個月，因此復牌后公司股價的上漲也有可能是受停牌時上證指數上漲的影響。為了避免這一干擾因素，本文又測算了停牌期間上證指數的指數收益率。經過比對，賢成礦業在事件日后30天的累計超額收益率達到了0.4101，遠高于事件日前30天的累計超額收益率，就算扣除停牌期間的指數收益率，結果還是為正的收益率。這一結果再次證實了賢成礦業借殼上市的市場績效是良好的。
4.2財務績效
本文從償債能力、營運能力、成長能力和盈利能力4大方面考察了賢成礦業借殼上市前后的財務績效。由于借殼上市的首次公告日是在2014年9月，完成日是在2015年3月，所以本文測算了賢成礦業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的財務績效，并使用了去年同期2014年第一季度的財務績效與之做對比，所得結果如表2所示。
首先，從償債能力來看，2015年第一季度的流動比率是2014年第一季度流動比率的5.2倍，資產負債率比2014年同期降低了73%。2014年第一季度的流動比率低于2，說明去年同期公司的短期償債能力缺乏保證，而今年一季度的流動比率超過了5，說明公司的短期償債能力得到了明顯好轉，同時，資產負債率的降低也說明了這一進步。其次，從營運能力來看，公司的存貨周轉率和資產周轉率都有了明顯的上升，說明公司的銷售能力在增強。然后，從成長能力來看，由于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沒有營業收入，所以無法計算2014年第一季度的收入增長率，但根據已知數字，公司的收入增長率和資產增長率無論在今年第一季度還是去年第一季度都為負數，今年與去年相比也并無明顯好轉，說明公司的成長能力還有待提高。最后，從盈利能力來看，賢成礦業2014年第一季度的每股收益和總資產收益率均為負，2015年第一季度的每股收益和總資產收益率均轉為了正數，說明公司的經營從虧損轉為了盈利。
5.結論
賢成礦業自2012年財報被出具無法表示意見審計報告之后，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近3年快過去了，賢成礦業順利完成重大資產重組，也成功走出了因違規擔保而陷入的財務困境。2015年6月4日，賢成礦業公司正式更名為青海春天藥用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范圍變更為青藏高原天然優勢資源的綜合開發、利用、生產、銷售及咨詢服務；其他生物資源開發利用；礦產品加工、銷售；經濟信息咨詢服務；實業投資及開發。從賢成礦業自一家*ST公司由于借殼上市而成功地拜托了退市風險，我們可以為今后的ST類公司提供以下的經驗及其啟示：
第一，ST類上市公司以業務轉型為目的的借殼上市能夠提升企業績效。從本的相關測試來看，無論是市場績效還是財務績效，借殼上市都為賢成礦業公司帶來了價值增值。鑒于借殼上市前，公司由于違規擔保造成資金鏈斷裂，管理效率差，經營能力弱，借殼上市后公司的償債能力、運營能力和盈利能力都有了大幅的提升，故價值增值的來源來自于經營協同效應、財務協同效應以及替換不稱職的管理層帶來的效率的提高。
[關鍵詞] 綠色會計；環境報告；可持續發展；自然資源；社會效益
[中圖分類號] F23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8)03-0174-03
[作者簡介] 張獻英，安陽工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經濟管理。(河南 安陽 455000)
一、綠色會計理論的認識
(一)綠色會計理論和傳統會計理論的不同。綠色會計的基本理論是在修正和批判傳統會計理論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因為，長期以來傳統會計理論只從人類經濟活動的角度反映和監督企業資本及其運動，按權責發生制、歷史成本和復式記賬這三大會計基本支柱對發生的經濟事項進行會計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由環境所引發的經濟問題在此得不到答案。而綠色會計則著眼于高效利用資源，以人類的全部活動過程和整個生態環境資源為出發點，圍繞著自然資源的耗費應如何補償的問題，努力對環境管理中各個層次的職責履行情況作出確認、計量和報告，在根本上改變了傳統會計理論對整個會計要素的界定。所以，綠色會計解決了傳統會計理論所不能解決的社會生態環境問題，無疑是對傳統會計的撞擊。
(二)關于綠色會計的理論問題。綠色會計的理論問題應該是站在會計的角度來看待綠色問題和環境問題，用會計的思想體系和方法體系去加以分析、思考，以解決發展市場與維護生態環境關系方面的予盾。主要包括：綠色會計的理論構架問題；綠色會計的實務操作問題；有關會計信息報告；綠色會計與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1.綠色會計的理論構架。綠色會計以貨幣為主要計量單位，以有關環境法律、法規為依據研究經濟發展與環境之間的聯系，計量、記錄環境污染、環境防治、開發和利用的成本費用，評估環境績效及環境活動對企業財務成果影響。以自然資源環境耗費應如何補償為中心而開展。作為現代會計的一個分支，綠色會計應當建立一個由目標、假設和原則組成的基本理論結構體系。在這一體系的指導下，可以更好地開展會計實務的具體工作。綠色會計的理論構架可以借鑒傳統會計理論結構的思想，結合綠色會計的特點加以構建。
2.綠色會計的對象、目標。綠色會計的對象大大突破了傳統會計的資金運動，它所考慮的是除了資金之外的資源環境、整個社會生產消費以及生態循環價值。在綠色會計下，會計要素須重新界定，資產中應增加“自然資產”，即全世界所共有的“特定財產”：空氣、水、海洋、礦產資源、臭氧層等；負債中應將企業承擔的環保社會責任加以確認；所有者權益中應將自然資本加人其中；在收入要素中除了確認傳統的生產經營所得帶來的收入外，還應包括企業在推行環保政策、積極治理污染時所享受到的國家給予的補貼、獎金和稅收減免；企業回收的“三廢收入”；其他單位和個人繳來的環境損害賠償費或罰金收入；以及實施環保措施后企業形象、信譽度的提高而帶來的社會效益等。
3.綠色會計的目標。綠色會計目標同傳統會計一樣，也有基本目標和具體目標。基本目標就是在促使企業提高經濟活動的經濟效益的同時，高度重視生態環境和物質循環規律，合理開發和利用資源環境，努力提高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具體目標是組織相應的綠色會計核算，充分披露企業的環境信息。
4.綠色會計的原則。與一般會計原則完全相同的原則有客觀性原則、及時性原則、明晰性原則。與一般會計原則不盡相同的原則有重要性原則、可比性原則。重要性原則是指綠色會計在核算時，應將環境、資源因素按重要性進行排列，選取對經濟發展起重要影響的事項進行核算。可比性原則要求企業嚴格按照聯合國設計的綠色會計核算體系進行會計處理，以便會計信息使用者進行企業之間，進而國與國之間環境資源狀況的比較，促進綠色會計信息在世界范圍的可比性。與一般會計原則完全不同的原則有政策性原則、社會性原則、充分披露原則。政策性原則是指綠色會計在進行核算時，必須嚴格執行國家頒布的有關環保政策和法規，以及相關的會計法規、制度，正確處理企業與環境的關系。社會性原則是指綠色會計所提供的信息應充分揭示企業對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對企業的評價應以企業社會效益與社會成本相配比并取得社會利潤為標準，站在社會的角度全方位地考慮企業的業績，以便維護社會資源環境，利于國家宏觀調控。充分披露原則要求綠色會計在公布報表、提供會計信息時，必須全面、公正地反映企業對生態環境的作用、保護或者污染、損耗等情況，不得有意忽略或隱瞞重要的數據資料，使信息使用者發生誤解。
5.綠色會計的確認與計量。綠色會計的確認是將涉及環境的業務作為會計要素進行記錄，并在會計報表中加以確定。傳統會計的計量以在以歷史成本作為計價原則，經濟事項都能用貨幣計量。而綠色會計的計量主要集中在自然資源的計價上，包括許多無法用貨幣計量的經濟事項。實行以貨幣計量為主的多種計量單位并用原則。
二、綠色會計的實務操作
1.綠色資產的會計核算。綠色資產是指特定個體或企業從已經發生的事項取得或加以控制，能以貨幣計量，可能帶來未來效用的環境資源。其計量的依據為：(1)由產權變動購入資源性資產的，應以購入價格或評估價格計價入賬；(2)由人工投入形成的資源性資產，應以累計歷史成本作為計量依據；(3)資源性資產消耗、轉讓、非常損失和其他損失，應按實際數額或平均成本數額削減資源性資產存量；(4)已入賬的資源性資產，如有后期投入，應按實際成本入賬。
2.綠色成本的會計核算。綠色成本是指本著對環境負責的原則，為管理企業經濟活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而被要求采取的措施成本，以及因企業執行環境目標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
綠色成本應在企業會計賬戶體系中的“生產成本”賬戶中進行核算，并可在生產成本賬戶總分類賬下設明細分類賬戶。當然根據綠色成本的不同情況，我們應當進行不同的會計處理，分清影響環境的責任和承擔的費用，合理、真實、準確地計算綠色成本。
3.綠色費用的會計核算。綠色費用是指某一主體(企業)在其持續發展過程中，因進行經濟活動或其他活動，而付出或耗用資產的轉化形式。只要綠色資產能夠計量，耗用綠色資產進行經濟活動發生的綠色費用也就能夠計量。有些綠色費用構成資源產品的成本，可按財務會計的計量方法對其進行計量；而有些綠色費用雖然不構成資源產品的成本，但對其計價，可以從數量方面客觀地反映生態資源降級的代價以及恢復的代價。
三、綠色會計信息報告
針對目前我國企業環境報告的現狀和環境信息需要程度、現有的企業環境報告的缺陷以及財務報告體系的不足，建立我國企業環境報告的基本框架應包括以下六個要素：
1.我國企業環境報告的使用者與目標。我國企業環境報告的目標為向政府管理機構、當前和潛在的投資、債權人等環境利益關系人提供有關報告主體對其環境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和對于理智的投資、貸款以及其他決策有用的信息。對于那些充分了解企業經濟活動以及這些活動產生的環境影響且愿意勤奮研究這些信息的人士，這些信息必須是全面和完整的。
2.我國企業環境報告的主體。我國上市公司的未來發展受環保政策的影響將日益顯著，企業的環境風險將日漸增加。新的環境法規可能使企業產生潛在的環境負債，而企業一般傾向于低估可能發生的環境負債。這說明，如果企業沒有在財務報告中充分披露可能發生的環境負債，信息使用者的決策將會受到嚴重影響，甚至有可能導致錯誤的決策，從而不利于我國股票市場的健康發展。因此，上市公司應成為我國企業環境報告的主體。
3.我國企業環境報告的內容。企業環境報告的內容應反映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如果把我國企業環境報告的主要使用者定位為政府管理機關、投資者和金融機構，那么，我國企業環境報告的內容應考慮這三類主要使用者的信息需求。有關企業環境報告內容代表了這些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在保留原有有關環境影響信息的前提下，我國企業環境應增加企業的基本概況與環境方針、環境會計信息、環境業績與評價指標、環境審計報告等內容。
4.我國企業環境報告的模式。我國企業可以采用以下兩種環境報告模式呈報環境信息：一是補充報告模式。補充報告模式的具體要求如下：在現有會計核算中增加與環境信息有關的會計科目，資產類增設“環境資產”科目，負債類增設“環境負債”科目，損益類增設“環境收入”“環境費用”等科目，在現金流量表中增設“環境活動引起的現金流入和流出”項目，并在財務報表的附注部分披露相應環境會計科目的會計政策和明細說明。在現有財務報告的管理層討論與分析部分增加有關企業的環境方針、環境目標、環境影響、環境業績、環境風險預測等信息。在現有的財務報告中增加環境會計報表，如環境成本與收益表、環境業績表、環境效益表等。這些報表應采用連續期間編制，以反映一定的變動趨勢。二是獨立報告模式。獨立報告模式是當前西方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樂于采用的環境報告模式。這種報告模式要求企業對其承擔的環境受托責任進行全面的報告。因此，這種報告模式可以彌補我國企業現行環境報告的缺陷，使我國現行財務報告更加完善。獨立環境報告模式的具體內容應包括企業簡介與環境方針、環境標準指標和實際指標、廢棄物、產品包裝、產品、污染排放、再循環使用等信息、環境會計信息(包括環境支出、環境負債、環境治理準備金、環境收入等)、環境業績信息(環境治理與投資、獎勵等)、環境審計報告。
5.我國企業環境報告的呈報。我國企業環境報告應作為上市公司財務報告的一個組成部分，隨年度財務報告一并呈報。我國應盡快建立一個全國性企業環境報告數據庫，通過互聯網公布企業環境報告，加大企業環境信息報告的透明度。我國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由國家環保總局定期向中國證監會提供根據現行環境法律法規標準確定的重點污染企業名單，已判定的涉及民事案件的企業名單和已判決的涉及刑事案件的企業名單。中國證監會將根據這些企業名單監督有關上市公司進行環境信息披露。對于沒有在財務報告中披露該類環境信息的公司，中國證監會應制定相關的規章對其進行必要的處罰。
6.我國企業環境報告的審計。企業環境報告的內容不僅應包括企業經營活動的環境影響，還應包括企業環境活動產生的財務影響和企業的環境業績。這種新型的企業環境報告，無論采用補充報告模式還是獨立報告模式，都應包含環境會計信息。企業環境報告服務于不同的信息使用者，其所提供的信息必須具有可靠性。企業環境報告的可靠性不僅取決于企業對環境信息的真實和客觀的反映，還取決于這些信息的可驗證性。企業環境報告質量的可驗證性特征要求由獨立的第三方對該報告進行審計。環境報告審計的作用在于提供公證：將環境審計報告包括在企業環境報告中有助于保證信息的質量，使環境利益關系人獲得可靠的信息，有利于他們對于企業環境受托責任履行情況的了解和監督，有利于他們進行相關決策。
四、綠色會計和可持續發展
當前我國的資源與環境問題相當嚴峻。如果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過程中，不注意資源的保護與環境的治理，資源和環境問題將會進一步趨向惡化，并且從根本上制約經濟的發展。發達國家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并采取了措施。政府一方面要利用自身的優勢來保護資源和治理環境，另一方面要加緊環境和資源立法，約束企業、促進企業保護環境，而建立綠色會計正是其中的重要措施之一。
在建立我國現代企業制度過程中，綠色會計有可能得到更為有效地運用。因為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現代企業，雖然其直接生產目的是盈利，但從整個社會生產的宏觀目的來看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雖然也存在著國家、企業和勞動者個人三者利益的差別和矛盾，但從根本利益上看，三者是一致的。因此，綠色會計更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顯示其作用。
為了使綠色會計得到更快更好的發展，使環境得到更好的保護，我們應該從以下方面著手。強化企業環境和資源意識，廣泛開展環境和資源問題的討論和教育，以強化企業這方面的意識，促使其建立發展綠色會計。環保形勢的嚴峻要求我們必須全面開展環境保護，但是，在實際經濟生活中，各企業的實際情況不同，我們不能要求每個企業的環境保護會計處于同一水平，而應選擇某些對整個國民經濟影響較大的企業，或當前社會各界較為關注的企業，加強他們的綠色會計工作，并起到帶頭作用。盡管政府機構不能依靠制定統一的準則約束企業的內部管理，但是，政府的間接影響也是非常重要的。企業只有形成對外報告的壓力，才會研究環境因素，進而降低其經營對環境的影響。政府機構應盡快出臺綠色會計應用指南，提出一套相對完整的環境業績考核指標，使經濟實力雄厚、環保意識較強的企業在嘗試運用環境管理會計時有一定的依據。在推動綠色會計應用的初期，可以考慮在舊系統運行的基礎上，設計和開發綠色會計體系，讓新系統與舊系統并行運轉，如果運轉效果良好，可以考慮兩套系統長期并行，或合二為一。如果一開始就考慮修改甚至顛覆原有運行系統是任何管理層和會計人員都不能接受的。目前，有關綠色會計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研究，還處于探索階段。理論研究只有與實踐相結合，才能豐富理論，進一步完善理論。在進行案例研究時可以先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環境敏感行業，如石油、電力、化工等企業，通過案例研究，提出可供同行業企業選擇的應用方法。我們欣喜地看到，已經有學者深入企業，開展案例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案例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有待繼續加強。
五、結論
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環境保護法律的相繼出臺以及我國現行的會計制度改革，為綠色跨及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環境是全人類及其子孫后代的共同財產，綠色會計是年輕的管理職能與管理學科，人們對其認識尚不十分深刻，然而其前景是極為廣闊和光明的。要在實踐中加強綠色會計，強化企業環境和資源意識，不斷實踐，不斷總結，使綠色會計得到更好的發展，為實現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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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社會責任內涵：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
（一）企業社會責任含義 美國學者謝爾頓1924年首次提出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他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屬于道德范圍，并把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經營者應滿足企業利益相關者需要的責任聯系在一起。然而到目前為止，國際上對于企業社會責任并未形成一個統一的定義，不同的研究者、機構基于各自的立場或者面臨的問題分別提出對企業社會責任的不同定義。目前國內關于社會責任也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周祖成（2005）、張彥寧（1990）、徐明棋（2008）從各自的角度對企業社會責任作出不同的解釋。通過總結不同學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可以概括出企業社會責任共同理念，即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承擔相應責任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消費者、生態環境、社區等利益相關者的經濟、法律、環境、倫理以及其他相關的責任。
（二）企業社會責任范圍 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從不同角度出發有不同的分類，本文從利益相關者角度分類企業社會責任。按照利益相關者理論，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首要利益相關者，包括股東、員工、客戶、供應商；另一種是次要利益相關者，包括競爭者、政府、當地社區、環境、社會弱勢群及整個社會。總結不同的學者的觀點，認為企業社會責任范圍大致有11項內容：顧客、員工、股東、社區、環境、供應商、政府、債權人、管理者、社會、媒體。
二、企業可持續發展：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現實依據
有些不愿意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認為承擔社會責任會增加企業的經營成本，從而損害企業的利益。但從長遠發展來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并不能保證企業可持續發展，但走可持續發展之路的企業必定是注重社會責任的企業。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是一個系統過程，其前提就是保持競爭優勢。企業可持續發展涉及到許多影響因素如：企業與政府關系、企業與社會的關系、企業自身的因素。從以上因素可以看出有些因素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重疊，即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可持續發展是內在統一的。
（一）承擔社會責任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不能可持續發展的原因有很多，但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共同原因就包括主動履行社會責任。據美國報道，美國大約62%的企業壽命不超過5年。日本調查顯示，日本企業平均壽命為30年。有數據表明，中國集團公司的平均壽命為7～8年。如何讓企業可持續發展成為企業家苦苦追尋的答案。當代的管理學家彼得.圣吉給出了一個論斷：企業越是能夠承擔社會責任，就越有能力永續經營并持續成長。
（二）承擔社會責任是企業實現持續發展的關鍵 首先，企業主動履行社會責任為企業發展帶來機遇。企業履行對顧客的社會責任為企業帶來穩定的客戶群，從而提升企業的業績。其次，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可以使企業吸引更多的人才，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在知識經濟時代，人才是企業重要資源之一。在一定程度上，關注員工的權益、主動承擔責任的企業更能吸引優秀人才，同時還能激勵員工，激發員工的創新能力。最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利于企業節約成本。企業從原材料到產成品經歷了一系列生產過程，消耗了大量原材料，所以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走低消耗道路的同時也是在節約成本。
（三）企業可持續發展是承擔社會責任的保障 可持續發展會不斷的對企業社會責任提出新要求。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目標就是：改善人類的生活品質，謀求社會的前面發展。企業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在生產經營中考慮社會責任，處理與各個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在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下自覺的承擔社會責任，堅持誠信原則，努力為社會提供優質、安全、健康的產品和服務，同時節約資源、保護環境。企業要不斷的發展必須走內涵式擴張道路，通過對資源的循環利用，開發創新節能產品，從而降低其生產成本，達到成本控制、節約資源的目的。
三、公司戰略：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途徑
（一）公司戰略與企業社會責任的融合 企業社會責任對于企業來說既是一種競爭壓力，也是一種獲取競爭優勢的手段。這就要求企業把社會責任與企業戰略及戰略管理相聯系，形成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從而達到提升整個企業價值的目的。
當前許多企業實施社會責任處在被動狀態，企業很少主動承擔責任，即使有也是流于形式。更有許多企業甚至不履行社會責任，一切以利益為主，認為履行社會責任除了增加經營支出外并未給企業帶來益處。管理大師Porter 也指出了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效率低下的原因：企業家們只是泛泛而談公益慈善，從未將其與企業自身的戰略需求相結合。
（二）企業社會責任戰略的作用 企業戰略的意義在于充分利用企業各種資源和能力創造持續競爭優勢。企業通過承擔社會責任，使其能夠在充分利用內部資源， 同時發揮外部資源的優勢， 通過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實現企業的社會效益， 提高企業的社會地位和聲譽，提升企業的公眾形象， 將經濟績效、社會績效和環境績效三者有機結合。作為企業非市場戰略之一的社會責任戰略， 在發生經濟成本的時候， 也為企業持續競爭和技術創新提供資源和機會， 是企業財務戰略、競爭戰略的支柱。作為企業長遠戰略的組成部分的社會責任戰略， 在公司治理和組織制度、資金保障等方面均需要得到有效的保障， 同時確保每一項社會責任戰略的實施與企業整體戰略方向一致， 從而實現企業社會責任和公司績效雙贏。
四、平衡計分卡下的企業社會責任績效評價
（一）基于公司戰略的績效評價體系：平衡計分卡 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融入到企業戰略之中，同時需要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績效作出相應的評價。平衡計分卡作為一種戰略型業績評價方法為企業社會責任績效評價提供了借鑒。平衡計分卡的突出特點是：將企業的績效評價與企業的遠景、使命和發展戰略聯系起來，以企業的戰略為基礎，提出了四個維度即財務、客戶、內部業務流程、學習和成長。根據這種方法企業從戰略角度出發，不僅財務指標要納入業績評價中，非財務指標也要考慮在內。
本文將會遵循指標體系設計的全面性、科學性、可操作性、可比性、適應性、系統性這6個原則。從國內外公認的企業社會責任范圍中選出那些比較重要的內容，將其轉化為具體的、可衡量的指標。同時結合平衡計分卡將這些指標分為四個維度，幫助企業明確社會責任。由此，企業管理者就能夠判斷出企業的目前活動是否達到已定目標并對這些活動進行績效評估。
（二）指標設計 我參考黎友煥（2010）的總結和排名，從11個利益相關者中選出7個排位在前的相關利益者。由于不同企業有不同的戰略目標，對于每個利益相關者的指標選擇，本文將簡要選舉幾個明細指標，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戰略計劃制定不同的指標。
第一，對顧客的責任。本文所指的顧客是廣義范圍內的顧客，包括不與生產廠商直接接觸的消費者。企業是一個從事商品生產的盈利組織，企業要從顧客的消費中獲利，必須遵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對顧客負責。本文簡要選出以下指標來衡量企業的責任：顧客滿意度、質量抽查合格率、是否提供售后服務、是否保護消費者個人信息。
第二，對員工的責任。企業對員工的責任有：按時向員工支付工資和福利、保護員工生命安全、為員工提供技能培訓等。以上責任轉化為指標：工資支付率、員工工資增長率、周最少休息天數、職業病發生率、重大安全事故發生次數。
第三，對社區的責任。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社區，企業在給社區帶來益處的同時也給社區帶來負面影響。因此構建良好的社區關系、改善社區環境就成了企業對社區的主要責任。該方面可以包括下列指標：就業貢獻率、公益捐贈占收入比重、公共設施投入、社區科教文衛參與度。
第四，對股東的責任。股東是企業的出資人、投資者，企業應當保護股東的合法權益。所以企業應當接受股東的監督、向股東提供真實的信息、向股東分配利潤。雖然股東權益受法律保護，但股東利益的實現還得依賴企業的社會責任感。所以股東方面的責任包括：凈資產收益率、資本保值增值率、股利支付率、是否按時召開股東大會。
第五，對供應商的責任（債權人）。供應商向企業提供原材料，同時希望企業能按時付款，履行合同條款。所以企業對供應商的責任主要是及時償付欠款。企業能否及時付款涉及以下幾個指標：速動比率、利息保障倍數、企業信用狀況、是否進行內部和外部審計。
第六，對生態環境保護的責任。自然環境是企業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企業在發展的同時也不自覺地破壞了生態環境。企業應樹立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價值觀，要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環境。這一方面涉及的指標有：礦產資源占用費、單位收入排污量、環保經費、可持續增長率。
第七，對政府的責任。企業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而政府是財富的管理者。企業對政府的責任主要是合法經營、依法納稅。企業受政府的監督和管理，同時也受政府的支持和幫助。所以企業對政府應該負有的責任指標有：稅收上繳率、企業罰款率。
（三）利益相關者與平衡計分卡的結合 平衡計分卡分為四個維度：財務、顧客、企業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可以將7個利益相關者與這四個維度結合，重新分配一級指標。平衡計分卡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結合如表1所示。
財務指標直觀地反映了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績效，它是其他非財務績效的指標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因此主要考慮的利益相關者有股東、政府。其中顧客這個維度與利益相關者里的顧客一致，不需要重新選擇。企業內部流程反應企業內部生產經營過程，企業內部生產會影響到資源、環境。所以這一維度主要考慮的方面有產品的質量、資源成本控制、環境治理、創新能力。因此可以考慮其利益相關者有生態環境、供應商。 學習和成長是企業發展的前提。企業學習與成長要依靠員工，企業的學習與成長離不開社區的支持，同時企業也應該為社區的發展做出貢獻。因此這一維度主要涉及的利益相關者就是社區、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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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循環經濟會計；文獻綜述
近年來，隨著以“減量化、再循環、再利用”為原則的循環經濟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模式，我國進入了循環經濟理論和實踐的全面推進階段[1]，我國會計的宏觀環境開始逐步發生變化。會計環境的變遷是推動會計理論演進的主要力量，面對新興的經濟增長模式，傳統會計不能滿足循環經濟發展的特色需要，不能準確有效地確認、記錄、計量和報告循環資源的取得和發出情況，也不能對企業生產消耗的環境資源做出確實有效的披露[2]，這對于會計實踐工作是一大挑戰，基于此，循環經濟會計應運而生。本文基于國內研究的視角，對循環經濟會計研究的情況作一簡要的述評。
一、循環經濟會計的基礎研究
我國關于循環經濟會計的研究從整體來說還處于初期探索階段。其研究的內容還主要在循環經濟會計的基礎研究，包括循環經濟的概念、目標、對象、基本前提、基本原則、理論基礎等內容。
關于循環經濟會計的概念。殷勤凡[3]提出循環經濟會計，既是傳統會計的一個新興分支，又是循環經濟制度體系的一個子系統，它是在循環經濟思想和理論的指導下，以自然資源效率、生態環境效率和經濟效率三者的最大化為目標，以企業與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有關的經濟活動為對象，有選擇地運用會計學基本原理及方法，對其進行確認、計量、記錄、反映和管理的系統。張彩平等[4]提出，循環經濟會計是通過探求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價值運動的規律，總結形成系統化的循環經濟會計理論，然后結合會計特有的方法將這些規律性的總結應用于循環經濟實踐活動中，實現循環經濟與會計的結合。任英闊等[5]認為循環經濟會計是指以滿足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兩者最大化為目標，以資源的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為原則，以企業與循環資源有關的經濟活動為對象，有選擇地運用會計學基本原理及方法，對其進行確認、計量、記錄、反映和管理的系統。
可以看出，與傳統會計相比，循環經濟會計強調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的結合，將循環經濟思想貫穿于會計理論的全過程。
關于循環經濟會計目標。目前國內學者對循環經濟會計目標的論述，大都圍繞殷勤凡的觀點：循環經濟會計的基本目標應是，從自然資源效率、生態環境效率和經濟效率的綜合角度出發，在減量化、再使用和再循環的基礎上提高經濟效益。此外，它還應該包括以下幾個具體目標：一是科學核算企業自然資源使用減量化方面和生態環境保護方面引發的財務會計事項，合理反映和控制相關的支出；二是向企業循環經濟會計信息外部需求方提供及時有效的財務信息；三是向企業內部有關部門提供發展循環經濟所需要的財務信息，支持企業追求自然資源效率、生態環境效率和經濟效率三者的最大化。
關于循環經濟會計的對象。殷勤凡、任英闊等認為是生產過程中與確保自然資源減量、持續利用和生態環境和諧相關（循環資源）的資金運動，包括需要保護并有能力保護的，與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資源、可耗竭可補充資源、生態環境資源及資源的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相關的資金運動。具體如森林資源、漁業資源、能源資源、礦產資源、紙張、玻璃、水資源等。
關于循環經濟會計的基本前提和基本原則。殷勤凡在傳統會計基本前提的基礎上，考慮循環經濟會計的獨特性，提出循環經濟會計的六個假設：主體假設、持續經營與會計分期假設、貨幣計量與其他計量并以假設、可界定性與可復原性假設、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稀缺假設、和諧發展與科學發展假設。張倩[6]在此基礎上還提出了會計實體聯盟假設。殷勤凡、張彩平、陽秋林等在繼承傳統會計原則的基礎上增加了新的原則：環境資本原則、代際和區域公平原則、依法調整原則、良性循環原則。
關于循環經濟會計的學科基礎。任英闊認為可持續發展理論、自然資本理論是循環經濟會計的學科基礎；殷勤凡認為生態經濟學理論、環境經濟學理論、資源經濟學理論、可持續發展理論、和諧發展理論、社會成本與交易費用理論、綠色GDP理論是循環經濟的理論基礎；潘自強等[7]認為循環經濟會計是諸多理論融合形成的邊緣性學科，除殷勤凡所提出的學科外，還涉及哲學、邏輯學、經濟學、管理學、數學中的部分相關理論。
關于循環經濟會計的研究方法。由于環境資源中沒有凝結人類勞動，無法按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方法確定其價值，若僅以貨幣作為計量單位就不能客觀地反映會計主體的環境狀況。因此殷勤凡、李長青等多為學者都提出了多元計量方法，即在循環經濟條件下，可以將生物量度、物理量度、化學量度、實物量度等計量單位和貨幣計量結合起來反映資源和環境的信息。
二、關于循環經濟會計核算
關于循環經濟會計的核算主要涉及核算范圍、核算方法、會計要素的確認、計量等。
殷勤凡在構建了循環經濟會計基本理論后，探討了循環經濟會計核算的范圍：企業自然資源使用減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環的財務影響；對企業執行循環經濟法律法規績效的反映；企業生態環境活動的財務影響；企業的生態環境績效。對于會計要素的分類，殷勤凡在傳統會計要素的基礎上增設了循環經濟資產、循環經濟負債、循環經濟權益和循環經濟變動4個要素，從而構建循環經濟會計的基本會計等式，即“循環經濟資產（期末）=循環經濟權益（期初）+循環經濟變動（當期）”，實現點數據與期間數據的有機結合。在此基礎上設計了循環經濟固定資產、循環經濟無形資產、循環經濟遞延資產、循環經濟長期投資、循環經濟存貨、循環經濟負債、循環經濟實收資本、循環經濟銷售商品收入、循環經濟讓渡資產使用權、循環經濟成本與費用等10個會計科目，并對這些科目的核算進行論述，通過實例進行賬務處理。
近年來，敬采云及其帶領的團隊對循環經濟會計的核算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研究，取得了比較豐碩的成果：程靜等[8]認為循環經濟會計的目標關注了企業經濟活動產生的外部性問題，要求進行環境成本內化核算，將企業的成本控制貫穿生產經營全過程，以提高企業資源利用效率，尋求企業可持續發展之策。熊運蓮等[9]對體現循環經濟會計核算思想的物料流轉成本核算會計（MFCA）進行了研究述評。敬采云等[10]對廢棄物再利用的會計核算具體范式進行了探討，通過建立數據模型和流程圖的方式，探討了廢棄物在企業內部及不同企業間的成本歸集和核算方法。敬采云等[11]認為，為了實現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企業應專門建立資源成本控制系統，通過制定資源價格、節能標準，開展節能管理，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任英闊圍繞循環資源交易將循環經濟會計要素分為循環經濟資產、循環經濟負債、循環經濟收入、循環經濟成本、循環經濟收益等5大要素，并對其的確認（概念、特征、分類）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劉曉東[12]認為可以把循環資源確認為循環資產，可以專門設置“循環資產”賬戶，反映循環資源的取得與發出情況，在進行核算時可以沖減成本。李長青[13]提出設立投入核算賬戶、資源利用核算賬戶、能源循環利用核算賬戶、能源循環效益核算賬戶、宏觀效益核算賬戶、其他需要說明的事項賬戶。潘自強等提出在支出方面的核算上，除反映列支環境實際發生的費用外，還需考慮計提“循環負債”，形成類似于預提費用的發展循環經濟模式的專用基金。為避免計提循環負債而減少國家的財政收入或給企業提供隱瞞利潤的機會，計提循環負債的費用應按權責發生制原則納入會計利潤核算。對企業所取得的利潤則進行“利潤分割”，即按比例分割為企業利潤和資源環境收益，后者直接進入國家設立的專門基金統一管理，以鼓勵企業發展循環經濟會計。周艷[14]通過改進現行的會計核算流程，計算出每個工序所產生的合格品的價值、不合格品（廢棄物）的價值和廢棄物外部損害價值。
三、關于循環經濟會計信息披露
相比而言，關于循環經濟會計信息披露的研究是比較多的。但大多集中在“應當披露”和“披露內容”上。殷勤凡、李恩柱、胡桂蘭[15]、敬采云等的觀點，可以將有關循環經濟會計信息披露總結為提出兩種披露模式：
一是在現行企業財務報告框架中增加信息的披露模式，把循環經濟會計信息按其內容特征，分別納入我國企業財務報告框架的不同部分后加以披露，即借助企業現行財務報告，提供循環經濟會計信息。通過對美國財務報告框架的借鑒，殷勤凡認為，如果有必要，我國的“會計報表全部內容”可以由現行兩個部分（會計報表和會計報表附注）擴展為三個部分（加補充信息）。另外，循環經濟會計信息不僅可在年度報告和中期報告中披露，還可以在企業上市時的招股說明書和上市公告書中披露。殷勤凡指出這種披露模式的優點是簡便易行、操作成本低、面對的理論和實踐的難題少。但缺點也明顯：循環經濟會計的獨特性被掩蓋而無法顯現出來；對循環經濟會計信息披露質量的衡量較為困難；不利于循環經濟會計的長遠發展。
二是獨立報告模式，即企業向循環經濟會計信息使用方，提供單獨編制的財務報告。胡桂蘭認為應當由企業編制獨立的循環經濟會計報表和獨立的報告來披露企業循環經濟責任的履行情況。敬采云提出對于循環資源，可以設置單獨的“環境資源循環利用效率表”來進行專門披露，可以明確地披露出企業利用循環資源的情況以及由此給企業以及社會增加的“名譽”價值，以便于準確地向投資者、債權人、政府、社會公眾等利益相關者表明企業對循環經濟發展的貢獻。李恩柱認為獨立的資源環境責任報告的內容應包括：循環經濟法規執行情況，資源耗費與再生利用情況，環境治理情況，并對每種情況列出了細則。任英闊在借鑒環境報告書及相關信息披露內容的基礎上提出循環資源活動報告書的具體內容。
四、關于循環經濟會計績效評價研究
張蕊[16]在分析循環經濟對企業經營環境影響的基礎上，討論了在循環經濟模式下企業的戰略經營目標和戰略經營管理，進而通過對傳統的戰略績效評價原則進行擴展，提出了企業循環戰略業績評價及指標體系設計的原則。徐利飛等[17]從“企業環境活動總體情況、企業資源利用減量化、企業資源再利用和再循環”三個維度設計了循環經濟模式下企業績效評價指標體系。邢蓉等[18]以北京市2000—2008年的統計數據為依據，從“經濟發展、資源發展、環境發展、社會發展”4個維度設計了北京市循環經濟指標體系，共分三個層次18個明細指標，并通過熵權法為各指標確定權重。許乃中等[19]構建了基于生態效率——物質流分析的循環經濟績效評估指標體系，利用模糊數學和灰色聚類方法分別建立了循環經濟績效評估模型，并以上海化工園區和南通農藥化學工業園為案例，對其循環經濟績效進行評估。進而以上海化工園區作為標桿，針對南通農藥化學工業園存在的資源效率偏低等問題，提出若干循環經濟績效改進措施。
五、目前研究的局限性及未來展望
相比國外循環經濟會計的理論研究和會計實務，目前我國的情況尚存很大的差距。僅就循環經濟會計實務看，國際上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循環經濟會計的發展就取得了較豐碩的成果，主要表現在：首先，從實務層面看，循環經濟會計的應用指南逐步完善。例如，日本發行了關于循環經濟會計的三本指南和官方指導，為循環經濟會計的成本核算和管理提供了理論指導[20]；英國的《環境會計：實務指南》則對企業外部成本的估算提供指引，更好的貫徹了循環經濟會計成本觀念[21]；德國頒布的《環境成本計算手冊》從企業的物質、能源運輸與企業向環境輸出產品與廢棄物的流轉平衡原理出發，以物理化學量單位計量各種環境負荷程度，并在此基礎上核算環境成本，分析投入產出效果。其次，從操作層面看，許多國家都踐行了循環經濟會計理念并提出了相應的循環經濟會計處理方法或準則。例如，美國就環境會計事項的處理提出了“EITF89-13石棉消除成本會計”和“EITF90-8污染處理費用的資本化”；加拿大通過完全成本會計理念的貫徹，充分考慮了循環經濟下環境成本、資源耗費成本的影響。再次，從會計信息披露機制來說，聯合國國際會計推薦的環境會計負債與財務報告模式下，在財務報表中單獨設立披露項目：環境準備、退廢準備、預期準備、環境效益、環境費用、或有事項評估中的污染等，在管理層的分析報告中也要充分反映企業的中長期環境問題。
我國目前的循環經濟會計無論從理論研究還是會計實務方面都需要做扎實深入的工作。現階段尤其要在以下幾個方面研究和提高：
一是循環經濟會計的發展對循環經濟財務的呼喚。會計與財務是辨證統一的關系，會計是財務的基礎，為財務提供信息保障，財務以資金和價值實體的運動為會計的確認、計量、核算和報告等活動提供依據。因此循環經濟會計的發展需要循環經濟財務與之相呼應。
二是循環經濟會計理論研究與實踐操作需要“比翼雙飛”。現有的研究大多是對循環經濟會計的框架性研究，雖然涉及到循環經濟會計的基礎理論、會計核算、信息披露等內容，但以介紹和借鑒國際的經驗為主，很少針對我國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具體情況進行可操作性的研究，因此理論研究迫切需要結合企業實踐，研究針對某一行業在“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方面相關成本的核算問題，以及披露循環經濟相關信息，所取得的收益與負擔的成本、面臨的風險之間的權衡。
三是要建立循環經濟會計制度，以法律規范的形式，從上到下明確循環經濟會計的法律地位和核算與計量的標準、內容、方法，明確對循環經濟會計審計的辦法和標準，強制性地規定企業必須實行循環經濟會計核算和計量。構建循環經濟會計發展的法律和政府行政保障體系，制訂循環經濟會計準則、循環經濟會計信息披露制度、循環經濟會計信息質量控制標準或準則，并促進循環經濟會計的國際交流與協調。在企業融資和科技革新方面，政府應給予強有力的支持與優惠，比如優先發行循環經濟債券、股票，政府給予財政綠色補貼，實施政府綠色采購，增值稅、所得稅減免等；促進資源回收利用技術商品化；研究固體廢棄物的收集、分離、回收和再循環的新方法和新技術。
四是企業應樹立環保責任和社會責任意識，建立綠色企業文化以推動循環經濟會計的實施，使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連同企業文化并行發展。企業要配備具備專門財會人員，抓好在職會計人員培訓，提高會計機構和人員的準入門檻，使會計能夠適應循環經濟核算和計量的工作需要。潘自強等提出企業自身要進行會計創新，以適應循環經濟的發展。
五是從人才培養層面來說，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做好企業會計人員和其他相關人員的培訓工作，滿足循環經濟會計對相關人員素質的要求，并提出，從長遠發展來講，應該調整和充實高等院校會計專業的課程，增設自然資源和環境方面的課程。培養一批具有新觀念、新專業知識的核算人才是循環經濟會計順利推進的支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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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項目“循環經濟模式下企業財務會計制度的理論研究和核算構建”（09XJA630003）和四川省社科“十二五”規劃項目“低碳會計理論創新研究”（SC11XK010）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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