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1-07 11:28:2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環境污染的特征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由于我國在過去較長一段時間內實行的是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因此，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環境問題也日益顯現。并且，隨著工業化及城鎮化進程的加快，環境污染已不再是傳統的區域性污染，而是轉向以“區域性+復合型”為特征的新型環境污染。近年來頻發的灰霾污染即是其典型代表。這種復雜的環境污染比之由單一污染因子造成的傳統環境污染，無論在損害程度上還是在損害范圍上，都有更強的破壞力。然而，從我國目前已公開的研究文獻來看，學界的關注點大多都放在了對“區域性環境污染防治”的研究以及對 “復合性環境污染防治”的研究上，尚未聚焦在“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這一新型且突出的環境污染上。①從當前的環境污染防治形勢來看，加強對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防治法律對策的研究是我國污染防治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的概念、成因及特征
“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是一個較新的環境法學及環境科學概念，也是我國由傳統環境污染向新型環境污染過渡過程中的典型代表。欲研究其防治的法律對策則必須首先對這一概念的內涵進行明確界定，并剖析其有別于傳統環境污染的主要特征及成因。這樣，才能對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防治的法律對策進行更加有針對性的研究。
(一)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的概念
“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這一概念可以解析為三個語素：通過“區域性”和“復合”兩個詞匯對“環境污染”進行限定。從字面意義講，區域性是指地區范圍，[1]復合是指結合起來。[2]具體到環境污染領域，有關“區域性環境污染”的理解大致有兩種：其一，涵蓋了一定地域面積的環境污染，污染物通常覆蓋了兩個以上的行政區域;[3]其二，一個行政區域內發生的污染物擴散到其他行政區域，從而造成了多個行政區域的環境污染。[4]比較上述兩種理解可知，第一種理解側重于對區域性環境污染的現象描述，比較淺顯;第二種理解雖然指明了區域性環境污染的形成原因，但并未對行政區域做出一個明確的限定。而目前“復合環境污染”的概念多由環境科學研究者予以界定，從已有研究文獻中對其內涵的闡釋來看，大多圍繞兩個問題：多樣的污染因子及污染因子間發生相互作用。[5]
綜合上述分析并以環境污染的一般概念為基準，“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則可以定義為：由于兩個以上平級行政區劃內的人類活動直接或間接地向環境排入了多種污染因子，這些污染因子之間在各行政區劃間流動而發生相互作用，使得該區域范圍內的環境質量降低，以至影響人類及其它生物正常生長和發展的現象。其典型樣本已廣泛存在于氣、土、水三大類型污染中，如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及細顆粒物等污染因子形成的霾污染，重金屬、多環芳烴等污染因子形成的土壤污染，病原體、耗氧污染物等污染因子形成的流域污染。
(二)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的特征
剖析上述定義可知，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大致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具有區域性。這種區域性是指污染涉及兩個以上的平級行政區域，按照我國當前行政區劃的三級劃分體制，其既可以是小范圍的鄉鎮級行政區劃之間，也可以是較大范圍的縣市行政區劃之間或者是更大范圍的省級行政區劃之間。與這一特征相對應，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涉及的污染面積廣、利益主體多，因而對各行政區劃內的政府及環境保護主管部門間的溝通與協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具有復合性。這種污染是由來自不同行政區劃的多種污染因子疊加而成，即在不同行政區劃內(通常是相鄰行政區劃內)的污染源所產生的不同污染物對環境污染均有“貢獻”，因而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對污染監測、責任認定等事項提出了更大挑戰。需要指出的是，在同一行政區劃內多種污染因子間相互作用而生發的污染也是復合環境污染，然而其不具有區域性的特征，因而并非本文所要探討的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再次，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的作用方式具有復雜性。各種污染因子之間多樣的作用機制對同一環境要素造成的后果難以估量。根據學界從不同角度對復合環境污染效應的歸納，其基本可分為三種模式：簡單相似作用、獨立聯合作用和交互作用。(如圖)[6]其中，簡單相似作用、獨立聯合作用與傳統的環境污染區別不大，各污染因子間并不產生相互作用，聯合毒性等于濃度加和，而交互作用更為復雜、也更具普遍性，其聯合毒性等于效應加和。[7]最后，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具有更強的危害性。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往往會造成跨行政區劃的大范圍環境污染，受到損害的主體也難以計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此大規模的環境污染所造成的損害卻難以確定特定的環境侵害責任人，因而受害者一般不能得到應有的補償，所以難免會產生不滿情緒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影響社會和諧穩定。此外，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由多種污染因子疊加而成并且作用方式十分復雜，它不僅對公眾健康、交通安全等構成了威脅，同時也加大了環境污染防治的難度，浪費了社會資源。例如：我們對灰霾污染中細顆粒物的粒徑、組成和濃度的時空分布特性的長期系統監測等技術還未完全掌握，[8]還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來予以研究。
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的形成機制
需要說明的是，區域性和復合性雖然是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的兩大主要特征，然而二者是不能明確割裂開來的。復合環境污染的形成過程往往就是污染物在不同行政區域間相互流動輸送的過程，是各種污染物質在時空上的相互疊加。也正因如此，區域性環境污染和復合環境污染是一個相伴相生的過程，并且復合性是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的核心特征，是區別于傳統區域性環境污染的關鍵所在。基于二者間的上述關系，在對區域性環境污染防治法律對策予以構建的同時還必須緊緊圍繞復合環境污染予以制度設計，并且復合環境污染防治的法律對策應當是區域性環境污染防治法律對策的進一步細化。
(三)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的成因
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是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逐漸形成并顯現出來的，其成因來源于很多方面。首先，我國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實行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為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的發生埋下了隱患。雖然我國在1995年制訂“九五規劃”時就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然而這種轉變并不到位，甚至在2005年制訂“十一五規劃”時發現“十五規劃”期間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倒退了。[9]這種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使得以燃煤為代表的能源消耗量劇增，各種污染物的排放量也隨之增加。其次，部分環境要素自身具有流動性的特征。傳統的點源污染已經不再局限于給較小地域范圍帶來污染，而是多種污染因子排放到生態環境后隨著流動的環境要素進入相鄰或更大區域并發生復雜作用，從而造成更大面積的污染。這種不遵循行政區劃界限的污染突破了我國當前環境監管體制所能應對的監管范圍。再次，我國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防治的相關立法及實踐依舊存在諸多不足，不能適應新型環境污染所帶來的各種挑戰，從某種程度上為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的形成敞開了大門。
總之，筆者認為，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是為了對傳統環境污染進行再研究而在區域性環境污染概念的基礎上提出的更為精細化的概念，其具有區域性、復合性以及作用方式的復雜性和更大的危害性四大特征，這種新型環境污染主要是由落后的經濟發展模式、環境要素的流動性、相關立法不健全等多種原因造成的。與之相適應，無論從污染面積、社會影響還是對污染防治的要求來看，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的危害都遠勝于一般的環境污染，因而研究其防治的法律對策也頗具緊迫性。
二、我國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防治
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
在保護環境的呼聲日益高漲的現代社會，我國已建立了防治環境污染的法律體系：在國家立法層面，我國既有作為環境保護基本法的《環境保護法》，又有《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五部相關法律，還有《節約能源法》《循環經濟促進法》等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法律;在地方立法層面，各地也制定并出臺了一些污染防治條例，如《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天津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等。然而，在對我國當前污染防治立法及其實踐予以重新審視后不難發現：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已經對我國傳統污染防治法律對策提出了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主要源自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兼具區域性和復合性兩大特征，我國已有的污染防治法律對策尚不能很好地應對區域性環境污染，更不能以此來應對更為復雜的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
(一)區域聯防聯控機制不健全
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均進行過有關灰霾污染的區域聯防聯控機制的有益探索，《環境保護法》也對區域聯防聯控機制作出了規定，然而其制度構建依然不夠完善。首先，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通常是跨行政區劃的。以京津冀霾污染為例，其關涉到三個省級行政單位，而三者之間并不存在隸屬關系。因此，構建區域聯防聯控機制的關鍵是在各行政區劃間建立起一種長期、有效的協調機制。然而，我國《環境保護法》只有在規劃、監測等幾個方面籠統地強調統一采取措施。具體到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的復合性，各行政區劃間對于可能產生交互作用的污染因子并沒有列出一個明確的污染源清單，并不知道哪種污染因子之間會產生反應、需要防治，在尚未摸清防治對象的情況下談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實際上等同于構建“空中樓閣”。而我國《環境保護法》中恰恰缺乏有關區域聯防聯控機制法律責任的規定。[10]該法第六章并未對有悖于區域聯防聯控機制的有關部門的責任進行明確規定，各行政區劃之間本身就是平權型關系，其難免會出現協調不周的情況，這種情形下如果再沒有法律責任的約束，無疑會使區域聯防聯控機制的實際運作效果大打折扣。其次，區域聯防聯控機制的相關配套機制缺失。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涉及到不同行政區劃間多種污染因子的排放，為了防止這些污染因子跨區域發生作用，需要遏制某一區域內某種污染因子的排放，有關污染因子排放種類及排放數量的限制必然需要各行政區劃間的相互協調，各方有所退讓。①然而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地球表層存在著明顯的地域差異，不同的地域，其人口、資源、環境和發展的內涵也不同。”[11]即區域發展存在異質性，因而各行政區劃間的協調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利益博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有一些地區要為解決區域性環境問題做出讓步。若不能建立起一種合理的補償機制，則一方面有違公平之法理，另一方面也難免使得區域聯防聯控機制的實施面臨重重阻力。
(二)區域性開發政策環評程序缺失
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本身就是跨行政區劃的大面積復雜環境污染。以灰霾污染為例，由于大氣本身具有很強的流動性，各行政區劃內排放的污染物會跨區域運動并發生相互作用，因而也形成了“一霾俱霾、一損俱損”的連帶關系，且難以尋覓污染源頭。此外，區域內的工業布局、污染物排放種類以及排污總量等因素對多種環境污染因子能否發揮復合作用以及發揮怎樣的復合作用都有影響。眾所周知，戰略通常表現為三種形式：政策、規劃和計劃。其中，政策無疑是層次最高、最具宏觀性的戰略。[12]區域性開發政策涉及的范圍十分廣泛，事項非常繁雜，如果僅對項目和規劃在較小范圍內進行環境影響評價，則會疏漏其與鄰近區域內的排放物通過作用產生環境污染的情況。因此，與規劃環評、項目環評相比，政策環評更符合新型環境污染區域性、復合性特征對法律制度的要求。然而，我國《環境影響評價法》將環境影響評價的對象限于規劃和建設項目，而未將政策列入其中。2014年我國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第十四條規定：“國務院有關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組織制定經濟、技術政策，應當充分考慮對環境的影響，聽取有關方面和專家的意見”。從字面上看，該法條似乎彌補了我國《環境影響評價法》將政策環評排除在外的遺漏，然而，其僅要求政府“考慮”政策對環境的影響，這樣的表述不僅約束力不足，也很難與《環境影響評價法》準確銜接。從長遠來看，區域性開發政策的環評程序缺失很有可能為某一地區的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埋下隱患。
三、我國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
防治法律制度的完善
區域性、復合性是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區別于傳統污染的重要標志，也是法律防治的重點和難點所在。因此，防治新型環境污染的法律應格外注重其區域性、復合性的特點，唯有如此才能切實增強其針對性和實效性。在對國外有關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防治的法律經驗予以借鑒的同時，我們亦應該對我國已有的法律制度進行完善和適度創新，從而真正構建起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的防治法網。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所談及的復合環境污染本身就是一種區域性環境污染，有關復合環境污染的防治對策研究須建立在區域性環境污染防治法律對策的基礎之上，是區域性環境污染防治對策的具體化。因而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防治法律對策的構建應堅持兼顧環境整體性與污染因子多樣性的原則和靜態管理與動態管理相結合原則。具體說來，一方面，通過健全區域聯防聯控機制等宏觀制度來適應環境的整體性;另一方面，通過建立污染物清單等微觀制度來應對污染因子的多樣性。既通過靜態的環境質量標準等制度來衡量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的狀況，又通過動態的環境監測等制度來預防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的發生。
(一)完善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監測制度
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是由多種污染因子混合而成的跨區域環境污染，污染源分布廣泛、污染因子多樣，并且各種污染因子之間的作用方式十分復雜。因而有必要建立更加完備、科學的環境監測制度和更加透明、及時的環境信息公開制度。對于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來說，全面掌握前體污染物的排放狀況是預防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的重要條件。這里的“全面性”，一是指對區域內的所有污染源進行無死角的全面監測;二是指對所有的污染因子進行無遺漏的全面監測。在強制區域內，不僅重點排污單位要安裝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動監測設備，而且應要求全部排污單位都要逐步安裝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動監測設備，并與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的監控設備聯網，準確掌握企業的排污信息，這樣，既可以為預測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的發生提供詳實、可靠的信息，也可以為分析其成因提供參考資料。此外，為監測復合環境污染中多種污染因子相互作用而轉化成二次污染物，應該建立一種動態監測機制，突破傳統的對單一污染源的靜態監測，實時追蹤、監測各種污染因子的時空變化。因而需要在運用傳統監測方式的同時注重采用生物監測、遙感監測等多種監測手段，科學追蹤各類污染因子發生相互作用的情況，為實時監測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提供工具上的支持。
(二)建立精細化的流量管控制度
處理具有復合性特征的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是解決這類新型環境污染問題的關鍵，因而在環境監測的基礎上需要構建更加精細化的管理制度。根據生態基本規律中的負載有額定律，環境所能承納的污染物總量是限于一定數額范圍之內的，超越了這個數額生態環境系統就可能會被污染。[30]因而一定時期內污染物的排放總量不得大于該時期內的環境容量，不能超過其自凈能力，這也是總量控制制度最基本的內核。然而，總量控制制度往往以年度為單位，時效性不強。各地區、各企業在符合年度排污總量的前提下，對每日、每月的排污量可以自由安排。若某一時段內各地區、各企業都不約而同地大量排污，則難免造成環境污染。因而在總量控制制度的基礎上必須引入更加精細化、時效性更強的流量管控制度，即對每一地理單元、每一時間點的排污速率進行管控，以此來保證環境質量。“如果用數學來闡述，流量是總量對時間變量的一階導數，總量是流量的積分，流量又是總量的微分，就是具體地點一段時間內的容量”。[31]流量管控制度的適用對象不僅包括主要污染物，還應擴展至所有污染物，在動態監測的基礎上使某一具體時間、地域內各種污染因子在達標排放的同時保持合理的數量及比例，防止其通過復合作用生成二次污染物。最終以精細化的管理制度協調好區域間的污染物排放，降低不同污染因子之間發生作用的幾率。與之相適應的是以環境質量目標作為防治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所直接關注的對象，由傳統的污染物排放標準轉向環境質量標準來評價企業排污行為及政府管控行為。
(三)在立法中突出科技的作用
在預防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方面，無論是構建完善的環境監測制度抑或是建立更加精細化的流量管控制度，都需要先進的科學技術作支撐，特別是需要“大數據”的支持。在國家大力倡導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的宏觀背景下，應將以“互聯網+”思維為主要標志的產業變革引入到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的防治過程中。“互聯網+”的本質是傳統產業的在線化、數據化，以此為標本將環境監測、環境預警、流量管控等信息及時遷移到互聯網上，從而實現其“在線化”，形成“活的”數據，保證能夠隨時被調用和挖掘。[32]這樣，不僅有利于環境保護職能部門準確掌握區域內多種污染因子的實時信息，也能使復雜的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模型化、簡單化。國家應對新興環保產業在資金、政策等方面給予支持，以此來推動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走向市場化、科技化。在推動環保產業發展的同時，政府自身也應該加大對防治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的基礎科學研究的力度，建設更多的重點實驗室，為環境管理與決策提供技術支撐。這也與國際上在探討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防治的國家保障責任時所持有的態度相一致。例如：美國政府通過的《清潔空氣法》時就明確要求聯邦政府積極開展各項大氣污染防治的科學研究。[33]
(四)健全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防治的政府負責制
政府是環境保護領域多元共治中的重要力量，在環境執法方面擁有責令改正、罰款等多項職權，根據行政法學中的權責統一原則，政府也必將承擔更多的責任。在構建起常設區域協調機構的前提下，在防治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時，地方政府不僅要對當地的環境質量負責，同時也要對其所轄區域內的污染源造成的其它地區的環境污染負責。特別是大氣、流水等具有流動性特征的環境要素，其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生態環境整體，某一行政區劃內排放的污染因子往往會與其他行政區域內排放的污染因子相互作用而產生復合環境污染，影響到周圍其他地區的生態環境，因而應該在各個政府之間建立一種連帶責任機制，以此來督促政府協同防治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在認定政府是否要對非所轄區域的環境污染負責時，應將是否超越了總量控制制度所應控制的污染物排放總量以及是否達到了政府所制定的環境保護目標作為評價標準。此外，細化政府負責制的重要機制亦在于完善環境保護考核評價制度，明確并提高環境保護考核評價在政府負責人的政績考核中所占的比重，以此來促使政府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避免環境保護考核評價制度的無價值化。為了防止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懈怠和短視，避免發生“政治公地悲劇”，[34]應該建立一種長期的追責機制，即離任后也要對其在任期間內所做的有關環境保護決策、規劃等負責。此外，政府應主導構建網絡治理模式，以此來適應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對公眾參與的需求。逐漸確立各種信息強制披露機制、公眾參與機制、政策評估機制，打造政府縱向政策反饋和橫向合作交流的平臺、政府與企業的治理技術交流平臺、政府與公眾或NGO的平等對話平臺，使全社會產生良性互動。[35]
總之，防治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應以其區域性、復合性及作用方式的復雜性為突破點，綜合采取各種法律對策。一方面，對我國已有的相關法律制度進行細化和完善;另一方面，應引入新的防治對策，特別是科學化、精細化防治是當前防治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的必經之路。因而我國相關立法應對此及時做出回應，在以科技手段完善環境監測制度的基礎上構建起流量管控制度，并通過落實政府負責制及公眾參與機制來推動各種制度的實施。
四、結語
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是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而出現的一種新型環境污染，其所具有的區域性、復合性及作用方式的復雜性特征對傳統的環境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戰。“十報告中設單篇、用7個自然段、1361個字論述生態文明”。[36]可見，生態環境保護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已經成為我國當前建設生態文明的障礙。因此，在對我國現有法律制度進行細化的同時也要注意引入新的法律制度，以開放的視野學習國外在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防治方面的相關經驗。唯有如此，才能構建起嚴密的法律制度體系，為依法防治區域性復合環境污染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撐。
關鍵詞：區域環境；污染治理；路徑選擇
DOI：10.16640/ki.37-1222/t.2016.06.240
從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環境來看，經濟發展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總體而言，東部經濟的發展比較迅速，中部次之，西部經濟發展較為緩慢，在這樣的經濟發展環境下，環境污染也表現出不同的區域性特征。東部環境污染最重、中部次之，西部相對較好。區域環境的污染出現這樣的特征，一方面與工業生產有著重要的關系，另一方面與城市車輛密度也有著關系。為此，各個區域都應采取不同的環境污染治理路徑，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對環境進行大力的整治，實現社會經濟和環境的綜合可持續發展。
1 東部區域環境污染治理路徑
1.1 產業結構的調整
目前，東部區域的環境污染愈演愈烈，東北三省、京津冀地區都是環境污染的重災區，尤其是大氣污染，嚴重程度領跑全國。面對著嚴重的污染現狀，東部區域各個地方積極采取措施來治理環境污染，調整產業結構就是其主要的治污路徑。目前在東部地區，尤其是京津冀地區，積極地進行高污染產業的調整，有些企業被下令關閉，而傳統的工業生產，一方面在進行區域搬遷，另一方面有了嚴格的污染排放制度，在這樣的情況下，東部區域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娛樂產業等可持續發展性比較強的產業來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力求從產業結構的調整上走出一條治污道路。
1.2 市場機制的引入
為了促進治污工作的進行，東部區域利用自身經濟發展的優勢，積極地引入了環境市場的機制，即在東部區域內進行發展的企業，尤其是工業產業，必須要符合環境標準才能在區域內進行發展，這樣的準入門檻使得企業對環境污染的認識更加的深刻，也促進了企業治污工作的開展。另外，在市場的機制作用下，城市汽車的尾氣排放也受到了嚴格的控制，這也為治污工作的進展提供了某方面的促進作用。市場機制在污染治理中的引入，一方面使得環境污染的排放標準顯著下降，另一方面，利用市場的競爭機制淘汰一批污染大的小企業，這對于社會資源的整合，對于環境污染的綜合治理都具有積極地意義。
2 中部區域環境污染治理路徑
2.1 區域品牌的打造
中部城市的環境污染治理從總體而言具有自己的優勢，目前，中部各個省份都在通過區域品牌的打造來實現自身價值的提升，而在區域品牌的打造上，污染治理被納入其中。鄭州目前在中部城市中發展迅猛，鄭州發展的優勢主要是發達的交通網，鄭州利用自身的位置優勢，將鐵路發展打造為自身品牌，在發展鐵路交通的過程中，對環境污染進行統一化處理。合肥也是中部城市中區域品牌打造比較突出的一個城市。合肥利用自身優勢發展起來的高鐵線路成為了現在城市品牌中一道搶眼的風景線，在大力進行高鐵建設的同時，合肥統籌規劃，將污染治理與品牌建設進行統一規劃和處理，取得了不小的成績。
2.2 科學城市規劃
中部區域的環境污染治理，除去區域品牌的打造外，對城市進行科學合理化的構建也是一項重要措施。城市的科學規劃方面，中部有幾個城市做的非常不錯，武漢首屈一指。武漢的城市規劃體現著“大武漢”的原則，即武漢的城市規劃不僅僅是對武漢一個市的規劃，還包括了孝感、咸寧等周邊城市的規劃，在這樣統一的規劃下，城市的發展和污染的治理得到了統一化的對待，這對于城市污染的治理具有積極作用。除去武漢，南昌的污染治理采取的也是城區科學規劃的理念。南昌的城區規劃仿照上海的模式，采取“一江帶兩岸，兩岸齊行”的模式，在這樣的規劃體系中，南昌市的污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3 西部區域環境污染治理路徑
3.1 強化工業生產污染排放的標準
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比較落后，所以在目前的環境污染治理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還是以控制污染排放為主。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長期落后導致西部地區目前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大力發展經濟，所以西部城市在環境污染治理方面的理念是在不影響經濟發展的前提下，進行污染排放物的控制。為此西部地區加強了環境污染物排放的標準設置，通過提高排放標準來實現污染的減少。就目前的情況而言，西部地區的環境問題主要表現在生態惡化方面，值得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3.2 大力進行環境建設
大力進行環境建設是西部地區進行污染治理的又一項比較重要的治污路徑。西部地區的污染主要就是工業廢水和工業廢氣的排放，另外就是農業生產的化肥和農藥的使用。廢水和廢氣的治理一方面要利用專業的技術，另一方面就需要環境的自凈能力來完成，所以在西部，目前大量的退耕還林還草工作都是為了恢復生態環境，強化環境的自凈能力。
4 結束語
區域經濟的發展不同導致區域內污染情況存在著差異，面對區域性的污染差異，必須要進行針對性的治污工作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所以面對東、中、西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同，要走不同的污染治理路徑，這樣才能抓住地區污染的特點，進行針對性解決。區域治污是一個長期堅持的過程，必須要走適合自身的治污路徑，并且長期堅持，才會取得良好的治污效果。
參考文獻：
[1]孫曉偉.論我國農村工業化過程中環境污染的成因及治理的路徑選擇[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2（02）：225-229.
[2]劉超.管制、互動與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02）：96-104.
關鍵詞：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范圍
中圖分類號：F840.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3-0079-02
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是基于環境污染賠償責任的一種商業保險行為，是以排污單位發生的事故對第三者造成的損害依法應負的賠償責任為標的的保險。在這種保險機制中，排污單位作為投保人，向保險公司預先繳納一定數額的保險費，保險公司則根據約定收取保險費，并承擔賠償責任，即對于排污單位的事故給第三人造成的損害，直接向第三人賠償或者支付保險金。隨著現代工業的蓬勃發展和科學技術存在的局限性，即使是正常的生產作業也可能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巨大的損失。而環境污染責任的認定實行的是無過錯責任原則，就形成了污染企業對受害人的侵權之債。但由于環境污染損害往往會造成近天文數字的賠償金，侵權企業常常無力負擔，為了適當轉移和分散這種污染賠償責任，從而既使污染受害人能夠得到補償，也確保生產單位的經營活動能夠繼續進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機制應運而生。
一、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構建的理論支持
1.環境污染侵害由私法救濟到社會化救濟
由于當代社會環境侵權行為的特殊性，不論是侵權行為法遇到的理論困境還是現實問題，都導致在解決糾紛、填補利益的過程中面臨諸多問題，要擺脫上述困境，就必須超出“損害要么由加害者承擔，要么由受害人自擔”的狹隘眼界，構筑環境損害賠償社會化制度，即環境侵權所產生的賠償責任不再由加害人獨自承擔，而是還要由國家、社會、法人組織或者社會上不特定的多數人來分擔賠償責任，使“傳統的自己責任、個人責任原則下的損失轉移轉化為現代的社會責任原則下的損失分配、損失分散”[1]，將環境侵權行為所生損害與責任保險、社會安全體制等密切銜接，從而使環境侵權損害的填補不再是單純的私法救濟，既及時、充分地救助環境受害人，又避免環境加害人因賠償負擔過重而破產。
2.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貫徹
可持續發展實際上需要有效地解決經濟效益、生態效益與社會效益之間的沖突。國家通過環境法來為環境污染或環境破壞設定可以容忍的限度，其目的即是為了滿足整個社會對經濟效益的追求。然而在追求經濟、促進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環境污染的發生不僅頻繁而且后果嚴重。單個污染企業承擔責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環境損害往往得不到應有的賠償。為分散企業環境污染賠償責任，最大限度地保護受害者。盡量減少社會和國家的損失，有必要探索建立我國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實現更加抽象的社會正義。
3.和諧社會實現的保障
發展保險業是完善社會保障體制，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諧社會的構建著眼于方方面面，對于民生的基本保障和實現是其追求基本價值之一。如前所述，環境責任保險制度就是對復雜的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的一種合理機制。這一制度的構建不僅可以分攤污染者的賠償責任，避免他們因無力賠償而即將面臨的悲慘命運，而且可以使被害人在損害一發生時就及時向保險人提出請求，迅速獲得理賠，以填補其遭受的損失。這樣既節省時間和金錢，又避免了求償無門的情形，還能減輕司法訴訟量，及時解決法律糾紛，從而實現高效訴訟的價值目標，最終達到雙贏的局面。
二、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承保范圍需明確的問題
（一）關于持續性環境污染事故能否納入承保范圍
目前在各國理論和實務中，對于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屬于承保范圍已成定論。難點在于對于漸進性或累積性污染事故是否應該承保的問題。
1.從理論上探討對于持續性污染是否屬于可保風險的問題。
依照我國保險法律和保險實務，“可保風險”以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確定性為其根本特征。持續性污染，從無限制的長期來講，污染積累到一定程度，污染事故必然爆發，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合同與一般的保險合同一樣，保險人和被保險人會在合同中約定保險責任期間。在該期間保險事故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危險的發生并非保險人和投保人在訂立合同時完全可以確認的必然事情，因此，符合“危險的發生存在可能”的特征。同時，累積性污染事故發生的時間也是不確定的、事故造成的后果嚴重性程度也是不確定的，這符合可保風險的偶然性特征。
2.實務中將累積性污染事故納入中國環境責任保險的范疇是否可行
當然，將所有的環境侵權行為都納入責任保險的范疇無疑是最理想的。但一項法律制度的實際效果，既與其法律規范的完善程度有關， 更與其滿足社會生活的需要程度，以及在程序上的可執行程度有關。考慮到中國目前環境責任保險所依托的相關法律規范并不完善，而環境責任保險制度的實施和完善也需要一定的進程，再加之中國保險業特別是責任保險還很不發達的情況下，將累積性污染事故納入環境責任保險的范疇條件尚不具備。
（二）關于生態損失是否應納入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所涉及的損失賠付范圍
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所涉及的損失賠付范圍有以下幾種： 第一，因環境污染而造成的第三人人身傷亡或財產損壞、滅失而產生的損失；第二，因環境污染事故而產生的救助費用和訴訟支出，以及為查明和確定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和保險標的的損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費用； 第三，由于環境污染而導致被保險人的財物損失； 第四，因環境污染而導致的生態破壞而引起的損失。一般來說，對于第一種損失列入損失賠付的范圍是毫無疑義的。從我國保險法的相關規定來看，對于第二種損失列入損失賠付范圍也是有法律依據的。我國《保險法》第42條第2款規定：保險事故發生后，被保險人為防止或者減少保險標的的損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該法第49條規定：“保險人、被保險人為查明和確定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和保險標的的損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該法第51條還規定：“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因給第三者造成損害的保險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訴訟的，除合同另有約定外，由被保險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訴訟費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但是，對于第三、第四中損失是非應當乃如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的范圍呢，目前尚未有定論。
三、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范圍的思考
（一）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的思考
環境污染的發生形態有突發性和持續型兩種。突發性的環境污染在發生前沒有明顯的征兆，一旦發生損害立刻顯現，受害人的受損程度的認定也較為容易。持續性環境污染事故侵權持續時間長，侵權原因復雜，往往是多種因素復合累積的結果。受害人對侵權行為的存在往往缺乏深刻的認識，以至對侵權行為何時發生、侵權人為何人都不知曉。因此，對持續性的環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損害進行救濟是較為困難的。
環境責任保險作為對環境污染損害的救濟方式，將所有環境污染損害都納入環境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無疑是最為理想的。但鑒于我國保險業的發展水平、環境污染的現狀及相關民事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僅將突發性的環境污染事故納入環境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是較為適宜可行的。待條件成熟后，再將持續性的環境污染事故納入承保范圍[5]。這類似于法國“分步走”的做法。當然，擴大承保范圍是大勢所趨。但這勢必會增加保險公司的風險，使它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而有可能不愿承保。所以為了避免和鼓勵保險公司承保持續性的環境污染事故，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對此中國在借鑒國外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可以采取以下幾種做法：（1）注入保險基金；（2）由政府主持成立由多家保險公司組成環境責任保險集團以分擔承保的風險；（3）效仿法國的做法，成立一個專門負責環境責任保險的機構；（4）建立一個法定的環保監測部門，專門從事對有關環境責任保險承保范圍內的環境侵權行為的監測，分擔保險公司在辨別、確定理賠范圍時所花費的時間、費用及人力等資源，減輕保險公司的業務負擔，使其成為保險公司的一個隸屬部門專為環境責任保險這項保險業務服務，發揮其良好的補充減負之功效。
（二）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賠付范圍的思考
對于前面所提到的“第三種損失”，筆者認為，根據責任保險的特征原則上應該屬于除外責任，比如因污染而引起的被保險人自己所有或照管的財物損失，以及由于環境事故而導致工廠全部或部分停產而引起的損失，被保險人自己的損失不是我們這里所要討論的問題，可以從企業財產保險的險種設計上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但對于自有場地污染應該借鑒發達國家的立法實踐及其環境責任保險的發展歷程納入到損失賠付范圍之內。美國的判例一般認為公眾的健康與安全較保險單的任何明示約定更為重要，當被保險人污染了場地而又無力治理時，損害的又會是公眾環境權益了，所以從環境法的公益性出發應該將自有場地污染納入到環境責任的賠付范圍當中。
至于生態損失，筆者認為目前尚不宜納入損失賠付范疇。當然，隨著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理念在法律體系的滲透，以及人類對于生物多樣性、環境權的日益關注，生態損失的賠付將會成為法律所無法回避的一個難題。當然考慮到我國目前環境責任保險才剛剛起步，不顧及實際情況將所有損失不加區分都納入賠付范圍很容易引發保險人因資金缺乏而無力支付巨額賠款的支付機制惡化，這不僅使環境責任保險無以為序，而且也極容易引起保險市場乃至整個金融市場的混亂。所以對于生態損失的保險賠付要依托于相關理論的進展，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高度發達的保險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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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流域水環境;污染防治;源頭控制;綜合管理
水是生命之源，人類的生存活動也都離不開水。但如今，受各種因素的影響，現階段我國流域水環境的污染范圍不斷擴大，污染程度越來越嚴重，對人們的正常生產活動造成了嚴重的影響。雖然，我國針對水環境污染采取了各種防治措施，但是沒達到預期效果，水環境污染導致的問題不斷出現，沒有得到有效、持續的改善。所以，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從源頭上控制污染來源，從流域綜合管理上加強對水環境污染范圍和程度的控制，營造良好持續的水環境。
1流域水環境污染的綜合防治現狀
1．1缺乏流域水環境污染治理全局戰略
水環境污染問題涉及范圍很廣，主要涉及有流域地形特點流域土地利用開發狀況及行業類別等，必須要加強流域尺度的水環境管理。我國在流域水環境污染治理上主要是以區域污染控制為出發點，對流域全局的管理措施存在不足。而歐美一些國家主要強調的是流域生態系統的整體治理，要注重與流域內水質有關的所有問題，確保流域水生態的完整性。
1．2對污染來源的復雜性理解不夠
流域水環境污染治理關注較多的是總磷、氨氮、化學需氧量及重金屬等水質指標，嚴重忽視了在水質監測指標中表現不出的毒性污染物，如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多環芳烴)。這些污染物通常都難以降解，能在水環境中存留較長時間，在水的遷移會嚴重威脅著人類的身體健康和生態平衡。
1．3對不同區域污染特點研究力度不夠
我國江河湖泊眾多，同一流域不同區域的環境差異較大，針對各個流域的不同區域進行水環境特征的檢測分析，同時也沒有開展污染因子及干擾因素對水生態系統的影響作用關系的研究，如果盲目采取同樣的防治措施的話，會無法準確判斷流域水環境的具體情況，難以達到預定的防治效果。
2我國流域水環境污染的原因
我國流域水環境污染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隨著近年來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在一定客觀程度上加劇了中國流域水環境的污染程度。人類活動加劇，污水排放增加，因此造成嚴重的水體污染。其次，我國水資源的缺乏及不合理利用。我國水資源南北區域分布不均勻，我國北方地區面積約占全國的63～64%，而水資源量卻不到20%，相比之下，南方地區的面積約占全國的37%，而水資源量卻高達80%;隨著我國水資源開發程度的不斷提高，由原來的1000億立方米供水量增加到5000億立方米，但是我國的農業、工業城鎮仍存在嚴重缺水，在全國688個城市當中約有400多個城市存在缺水問題。水資源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水污染的形勢，另外水資源的價格設置不合理以及節約用水意識淡薄造成了水資源的浪費，據統計，我國75%～80%的用水量為農業用水，平均用水利用率僅為30%左右，這與發達國家級的用水利用率差距較大;在工業用水方面，其重復利用率在50%以內，而發達國家的工業用水重復率在80%以上。最后，粗放型生產方式、產業結構和布局不合理。現階段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以粗放式為主，工業和農業的生產結構不合理，生產工藝水平也比較落后，使得污染物的排放難以降低，同時，城市污水處理系統以及排污管道的建設也較為落后，種種因素都加劇了水環境的污染程度［1］。
3流域水環境污染控制與管理對策
3．1將末端治理轉向源頭控制的治理策略
針對工業生產方面，要引進新的技術設備提高生產技術水平，通過采取清潔生產和循環經濟的模式來有效降低能耗和物耗，以降低排污量，實現經濟與環境協同持續發展。針對農業生產方面，在流域生態特殊區域實施人口控制和糧食補給政策，同時，增大有機肥料的施用量和施用面積，有效控制化學性肥料的使用;嚴禁土地的胡亂開發和植被的破壞，快速推動“退耕還林”政策的實施，以減少水土的流失［2］。
3．2對相關水環境污染物進行分類控制
在進行流域水環境污染防治的過程中，要針對不同的污染物采取相應的控制措施，通過對不同污染物的形態特征以及危害程度等，對水環境污染物進行合理分類，例如，根據水污染物質的特征情況，可將其分為無機物、有機物以及金屬物質等等;抑或根據水污染物的危害程度分為常規污染物、優先控制污染物等等;所以應該根據污染物的不同類別進行相應地控制。
3．3對水環境實施分期保護原則
對水環境的分期保護主要采取季節性劃分和年度性劃分兩種分法。季節性劃分的目的主要是顯現控制中的水期差異性，而年度性劃分是為了實現目標與措施的分階段實施。通常我國在對流域水環境采取控制措施的過程中，主要以枯水期的水文條件來當作水質安全的水文條件，來制定相應的水污染控制方案。而實際應用中，這種方法并沒有充分考慮到水污染的差異性，因此存在很大的缺陷，同時水污染的危險期還可能不在枯水期，比如遼河流域它的污染最嚴重的時段是在豐水期，所以，在水污染防治實施分期保護原則時應該結合流域的具體情況進行實施。
4結語
綜上所述，我國流域水環境污染的范圍和污染程度都在逐漸增大，因此，應該及時采取有效的管控措施加以防治。在進行流域水環境污染進行防治的過程中，一定要根據不同流域區域的水質環境，充分考慮水環境的差異性，有針對性地制定相應的管控措施，加強實施力度。
參考文獻:
［1］李勝，陳曉春．基于府際博弈的跨行政區流域水污染治理困境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1(12):221．
關鍵詞：環境監測；污染事故；危害影響；處理措施
目前，我國正處在經濟迅速不斷發展時期，隨著生產活動的日益頻繁， 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發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加強環境污染事故應急監測，研究其處理處置措施，是環境監測與環境保護領域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
1 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的類型與特征
1.1 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的類型
1.1.1 劇毒農藥和有毒化學品的泄漏、擴散
一般指有機磷、有機氯等農藥因貯運不當或翻車、翻船造成泄漏及保管不當引起的泄漏，這些物質一旦泄漏擴散不僅會引起空氣、水體、土壤等嚴重污染，甚至還會致人畜死亡。
1.1.2 易燃易爆物質的泄漏、爆炸
由煤氣、石油液化氣、苯、甲苯等揮化性有機溶劑泄漏而引起的這類環境污染事故不僅污染空氣、地表水和土壤，而且這些氣體濃度一旦達到極限后會發生爆炸。
1.1.3 溢油環境污染
指在油田開采與運輸過程中由于井噴泄漏及其它意外造成的原油環境污染事故。此外，煉油廠、油庫、油罐車漏油引起的油污染也時有發生。
1.1.4 非正常大量排放廢水造成的污染
指含大量耗氧物質的城市污水或尾礦廢水因垮壩突然瀉入水體, 致使某一區域或流域水體質量急劇惡化給居民飲用水、工業用水、漁業用水造成困難的環境污染事故。
1.2 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的特征
1.2.1 事故形式多樣性
由于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有多種類型，所含的污染因素也比較多，因此其表現形式也是多樣化。另外，在生產、運輸、貯存、使用和處置的各個環節均有發生污染事故的可能。
1.2.2 事故發生的突然性
一般的環境污染是一種常量的排污，有其固定的排污方式和排污途徑，并在一定時間內有規律地排放污染物質。而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則不同，它沒有固定的排污方式，往往突然發生，始料不及，有著
很大的偶然性和瞬時性。
1.2.3 事故危害的嚴重性
一般的環境污染多產生于生產過程之中，排污量少，其危害性相對較小，一般不會對人們的正常生活與生產秩序造成嚴重影響。而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是瞬時內一次性大量泄漏， 在很短的時間內往往
難以控制，因此其破壞性強，污染損害嚴重。
1.2.4 事故處理處置的艱巨性
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涉及的污染因素較多，一次排放量也較大，發生又比較突然，危害強度大。處理處置這類事故必須快速及時， 措施得當有效。因此，對突發性污染事故的監測，處理處置比較一般的
環境污染事故的處理更為艱巨與復雜，難度更大。
2應急監測與處理處置措施
2.1 有毒化學品污染事故的應急監測與處理處置
有毒化學品污染事故的突發性、持續性和累積性決定了環境監測任務的困難程度。當發生污染事故時，有毒化學品的污染程度和范圍具有很強的時空性，所以對污染物的監測必須從靜態到動態。
應急監測技術主要有以下幾種。
（1）試紙法；
（2）水質速測管法；
（3）氣體速測管法；
（4）便攜式分析儀器測定法。
對有毒化學品污染事故采取的處理處置措施是首先使吸入有毒空氣的中毒者馬上離開污染區，嚴重者就醫診治。現場工作人員應佩戴好防毒面具與手套， 將污染物掃起至空曠地方深埋或收集后送回生產廠處理。若發生火災，可用干粉、二氧化碳或泡沫滅火器進行滅火。
2.2 爆炸性污染事故的應急監測與處理處置
經常發生的爆炸事故多是物質的化學爆炸。化學爆炸過程有極快的變化速度、可產生大量的熱和形成氣體產物等3 個基本特征。
2.2.1 應急監測方法
現場監測的目的是迅速判斷是否存在有毒有害氣體、濃度范圍。這對判斷事故性質、事故能否再次發生或對人體的毒害程度等至關重要。檢測事故現場環境中的有害氣體，檢測管分析技術已受到各方面的極大重視。它具有簡便、快速的特點，適于現場測定，而且采樣和測定一步完成，簡化了分析步驟。
2.2.2 處理處置措施
發生有毒氣體爆炸，應立即打開門窗通風，人員迅速撤離現場，有傷者和中毒者及時搶救；若伴有火災發生，應急處理人員撲救時要戴好防毒面具，穿好化學防護服。
2.3 溢油污染事故的應急監測與處理處置
石油工業中的原油、燃料油、成品油在勘探開發及產品運輸過程中， 對周圍環境均存在著潛在的威脅。一發生溢油事故就對陸地或水面造成嚴重污染。
2.3.1 應急監測方法
采集具有代表性的水樣與土樣。現場采用紅外分光測油儀對樣品進行測定，現場測定與化驗室測定相結合。
2.3.2 處理處置措施
采取措施降低溢油量，包括關閉產生溢油的各種閥門，修補管線。使溢出的油品局限在某一區域內，利用低洼地形匯集或進行堵截，防止外流、外溢。在條件合適情況下，就地燃燒。該措施除油效率高，
無須轉運儲蓄，適用性強，環境影響小。
2.4 農藥污染事故的應急監測與處理處置
農藥屬于有毒化學品，在其生產、貯運、應用等每個環節都潛在著對人類生活及生態環境的污染危害。農藥污染事故應急監測的目的就是應用相應的分析測試技術快速確認污染物類型及組成， 為事故
應急處理處置提供依據。
2.4.1 應急監測方法
（1）比色法。具有簡單、快速、靈敏度高的特點，特別適用于微量組分的測定。
（2）紫外光譜法。利用有機化合物吸收紫外光的特征，對有機農藥進行定性、定量及結構分析。
（3）氣相色譜法。這種方法應用范圍廣、分離效能高、分析速度快，分離測定可一次完成。
2.4.2 處理處置措施
現場人員應配戴防毒面具及防護服， 盡快完成現場采樣分析，以便迅速制定污染清除處理方案。及時組織疏散污染區域中將遭受污染的人員, 并根據污染程度設置警戒區域。對于事故現場清除的大量
污染物及處理物，應采用焚燒、生物處理、物理化學處理后再采用陸上拋棄處理法集中處理。
3 突發性污染事故的危害及其影響
3.1 生命威脅與健康影響
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的重要危害之一是對事故現場人員的生命威脅, 一些重大污染事故都有人員傷亡。事故不僅對在事故現場的人員造成嚴重危害,而且還有可能對未直接暴露在事故現場的人們的身
體健康造成嚴重影響.
3.2 經濟損失
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不僅直接經濟損失巨大，而且污染后的長期整治和恢復仍需要花費可觀的費用，其間接經濟損失也是非常巨大的。
3.3 易造成社會不安定因素
突發性污染事故發生后，會對污染區附近的居民造成心理影響與壓力, 影響人們的正常生活與生產秩序。事故造成的經濟損失與人員傷亡可能引起污染糾紛，造成某種混亂，危害社會治安。對引起大量人口被迫遷移的重大事故， 可能會帶來相關的社會問題；某些污染還可能會引發國際間的污染糾紛。
3.4 生態環境遭嚴重破壞
重大的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強度很大，往往會使某一區域的生態失衡，有的甚至造成長期的危害，致使生態環境難以恢復。
4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應急監測工作的指導思想
4.1 預防為主、防治結合
首先強化預防措施， 盡可能避免污染事故的發生。對已經發生的污染事故力爭減少并消除污染事故的危害。做到事前預防、事中應急、事后監測并作出安全評價。
4.2 就近應急，建立應急監測網絡
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有來勢迅猛， 去得也快的特點，因此應貫徹就近應急的原則。即以各地環境監測站為基礎就近應急，同時建立以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和省級站為支援、支持系統的應急環境監測網絡。
4.3 加強應急監測的能力建設
做好裝備、技術、人員等儲備。一旦發生污染事故，能快速判斷污染物種類、污染物濃度、污染范圍及其可能的危害。組建專業應急監測隊伍；加強監測人員的技術培訓與實戰演習，強化應急反應能力。
4.4 提高應急監測水平
重點解決環境應急監測中檢測手段、儀器、設備等硬件技術。并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根據污染因子的特性， 建立環境污染事故數據庫及事故處理處置的查詢系統，為實施污染事故的處理處置提供依據。
5結論：
總之，對于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不僅要解決應急監測及處理、處置，還要實行緊急救援與做好善后工作，把污染事故的危害減至最小。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的應急監測、處理處置、緊急救援與善后處理涉及面廣、工作量大，必須在各級政府部門統一領導下，協調各方面人員密切配合行動，建立起由部隊、公安、消防、衛生、安全、環保等部門參加的通訊、指揮、監測、救援的整體應急系統。明確各部門之間的職責分工，一旦發生污染事故，保證該系統能快速有效運行，全方位開展救護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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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水污染;經濟發展;科學管理;吉林省
中圖分類號: X8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5-569X(2009)07-0080-03
1引言
半個多世紀以來,吉林省作為東北老工業基地之一,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由于以往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使得吉林省經濟發展是以透支資源和破壞生態為代價的。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松花江流域長期以來形成了以重化工為主的工業結構,煤炭、石油等資源開發強度大,利用效率較低,污染排放強度高,加劇了吉林地區的水環境的污染,且水污染治理滯后,工業點源污染、城鎮生活污染、農業與農村面源污染相疊加構成復合型污染。經濟發展與水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促進二者之間協調發展已經成為普遍關注的重要問題,因此利用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研究吉林省經濟增長與水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及今后發展趨勢,對于吉林省經濟發展與水資源利用方面協調發展是十分必要的。
2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描述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水平之間關系的計量模型。它是由Grossman和Krueger(1993)利用簡化回歸模型,首次進行的人均收入與環境質量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并發現人均國民經濟收入與環境污染程度之間存在倒U型的關系,于是,他們提出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假說[1],該曲線說明在經濟發展的較低階段,經濟活動水平低,環境污染的水平也較低。在經濟起飛、制造業大發展階段,資源的耗費超過資源的再生,加之工業技術落后,加劇了環境污染。在經濟發展的更高階段,隨著經濟結構的改變,污染產業停止生產或被轉移,以科技進步為標志的產業發展對經濟的貢獻作用越來越突出,這時,經濟發展帶來的積累使環境治理投入力度加大,且人們控制環境污染的意識也逐漸增強,因此污染物排放逐步趨緩,環境狀況開始改善。這樣就形成一個倒U形曲線。(見圖1)
在Grossman和Krueger(1993)之后的許多研究都表明,在大多數環境質量指標與人均收入之間的確存在一個倒U型的關系。Shafik(1994)研究發現安全飲水和衛生狀況隨人均收入的增長而持續改善,對于懸浮顆粒物(SPM)和則先惡化而后改善,但固體廢棄物和炭排放量隨經濟的增長呈現持續惡化現象。Selden和Song(1994)考察了4種重要的空氣污染物(即、、和SPM)排放問題,發現它們與收入之間都存在倒U型的關系。但國內許多學者研究發現在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倒U形并非EKC的惟一表現形式,如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目前的環境質量從圖像上看仍處于倒U形曲線的左側,尚未達到轉折點[2]。沈滿洪等通過計量分析得出了浙江省經濟增長與環境變遷之間存在著“倒U+U”形[3]。張曉通過研究發現了我國人均GDP與人均廢氣排放量、人均排放量之間存在倒U形的弱EKC關系[4]。吳開亞等研究發現了安徽省的EKC曲線特征為“U+倒U”形[5]。刑秀鳳研究發現青島市的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水平之間不完全符合典型的EKC特征[6]。
3 水環境污染水平計量模型及驗證
3.1評價指標的選取
本文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利用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對吉林水環境污染問題進行實證研究,因此需要選取問題的評價指標,而選擇科學合理的評價指標是進行曲線分析的基礎。評價指標選擇遵循以下基本原則:科學性原則、規范性原則、重要性原則。由于人均GDP(元)是反映經濟發展的重要經濟指標,因此選取人均GDP(元)作為評價的經濟指標,吉林地區的水污染問題主要來自工業水污染,故選取工業廢水排放量(萬噸)作為評價指標。根據《吉林省統計年鑒》(1998~2007年)的統計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建立計量模型。數據見表1所示。
3.2模型建立
根據國內外已有研究關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模型,即
二次方程模型y=β0+β1x+β2x2+ε;
三次方程y=β0+β1x+β2x2+β3x3+ε;
對數方程lny=β0+β1lny+ε,
其中,y為環境指標,x為人均GDP,ε為誤差項。
為了選取合適的模型,本文用SPSS軟件對這3個模型擬合情況進行分析及顯著性檢驗,根據模型擬合結果得出:三次方程作為吉林省工業廢水排放與人均GDP之間關系估計比較合適,結果見表2
得出估計最優模型如下:
Y=93460.046-15.438V2+0.001X2-3.159E-8X3
t= (4.569) (-2.755)(2.664) (-2.517)
= 0.653 F=3.772
其中Y表示工業廢水排放總量(萬噸),X表示人均GDP(元),曲線的檢驗與F檢驗的效果都很好,故三次方程擬合程度較好,顯著性檢驗明顯,可以認為人均GDP 對工業廢水排放總量有較強的解釋能力關系,即經濟增長與水環境污染之間關系如圖2:
3.3結果分析
從模擬結果可以看出吉林省工業廢水排放與人均GDP 之間的關系并不符合傳統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特征的,它存在“U+倒U形”,不同于我國工業化進程中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特征(接近水平的弱環境庫茲涅茨曲)。從圖2中可知1998年以前一段時期工業廢水排放總量是隨著人均GDP的增加呈現高速度增加的,經濟增長伴隨水污染加劇的發展階段,經濟增長越迅速,環境污染問題就越突出。但1998年以后工業廢水排放總量是隨著人均GDP的增加呈現下降趨勢,并到達拐點,自此之后又出現工業廢水排放總量是隨著人均GDP的增加呈現高速度增加,直到2006年以后工業廢水排放總量是隨著人均GDP的增加呈現下降趨勢,但這并非表明吉林省工業廢水污染狀況已達標準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轉折點后的工業化后期水平,這可以解釋為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經濟實力的提高和科學技術發展,增加了對水環境保護與污染治理的投人,從而使水環境趨向好轉,但還要時刻警惕工業廢水污染的反彈和波動。這種曲線特征也說明了近年來吉林省不斷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模式開始轉型,從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變,通過建設節約型社會,倡導循環經濟,大步走向經濟與環境可持續發展之路。根據近5年來吉林省在外排的工業廢水中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平均80%以上均是達標排放,這也是廢水排放總量控制、循環利用和綜合處理的結果。
4結論與思考
通過吉林省水環境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正處于“水環境恢復”階段,但當前,水環境污染仍然是吉林省的主要環境問題,水污染的防治和恢復仍需加大力度。
隨著工業的發展,工業廢水排放量逐漸增加,吉林省2007年工業廢水排放量為39666.33萬噸,工業廢水排放總量占城市污水排放總量的70%以上。為了有效減少工業廢水排放量,應該按照科學管理的方法對水污染嚴重的企業進行限期治理和關停并轉,同時還要堅決控制新的水污染源,加強對水污染總量的控制,要對污染物濃度和總量實行雙重控制。應該采取“全程控制”與“末端治理”相結合的策略,同時加強對重點工業污染源的監管。積極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向節能型、高效型轉變,并大力發展環保產業。按照循環經濟理念調整經濟發展模式,鼓勵企業實行清潔生產和工業用水循環利用,建立節水型工業。只有企業積極參與環境保護,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吉林省的水環境才能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要進一步改善水環境質量,除了繼續加強縣以上工業污染源管理,防止污染反彈外,加強縣以下工業企業廢水管理力度、擴大城市生活污水處理規模、提高污水處理深度,加強污水處理設施配套工程建設。
但同時也應注意到吉林省是農業大省,農業用水的面源污染問題也是突出問題,因此農業開發區應大力發展節水農業,治理面源污染,合理控制化肥施用量,禁用高毒和高殘留農藥,逐步降低農田退水對水體的污染,也是今后該省水環境污染控制工作的重點。除了加強新技術的開發和應用,環境政策創新和管理的力度必須進一步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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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上的缺陷、刑罰處罰較輕、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數量少等問題，使得犯罪人對自己的行為有恃無恐，因而對于環境犯罪的立法的完善已迫在眉睫，通過明確嚴格責任的原則、引入危險犯等概念，加強刑法對于環境犯罪的威懾力，并且通過合理適用罰金刑從經濟根源上減少環境犯罪，實現“美麗中國”的目標。
過去一年之中，PM2.5數值牽動著國人的神經，大氣污染問題成為全民最為關注的環境問題。中國在超越許多國家，成為世界經濟大國的同時，頻現的環境污染問題，開始阻止發展的步伐，造成了難以估計的損失。對于環境污染犯罪的關注也被提到最高點，兩高更是相繼了《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及典型案例。
一、環境犯罪立法的現狀
伴隨著環境污染的日漸嚴重，對于環境治理的關注程度的持續增加，有關環境犯罪的法律也頻頻出臺。
《刑法修正案(八)》則對97《刑法》中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做出修改，將環境犯罪從結果犯轉化為行為犯，同時對環境污染物質的種類和范圍進行了擴大以及擴大了對于“環境”的界定，使得“環境”的一詞的范圍涵蓋性更高，取消了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將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改為污染環境罪。
2013年兩高出臺了相關司法解釋，對“嚴重污染環境”這一要件的標準予以明確，緩解在辦理環境污染犯罪過程中取證難，認定標準模糊的缺陷。該司法解釋的公布對于環境犯罪的罪與非罪的標準予以劃分，降低了入罪的門檻、也將污染物的范圍和種類再次予以擴大，并且使得自由裁量的范圍被進一步限制，體現了罪刑法定的思想。
同時加強了對于環境犯罪的打擊和處罰的力度，對于敏感人群、特殊區域和期間予以特殊保護，解決環境犯罪舉證難、鑒定難、認定難的困境，有輿論認為中國已經迎來了對環境犯罪，“重典治理的時代①”。
二、環境犯罪立法的問題
(一)對于環境犯罪的重視程度不夠
目前針對環境犯罪的立法歸屬在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那么就意味著環境犯罪侵害的客體是國家關于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的制度，從客體上就限制了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的規制范圍，使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帶有了行政從屬性，也使得環境犯罪在刑法分則中的地位較低。這與當前社會立法者對于環境犯罪問題的重視程度是背道而馳的。
(二)對于環境犯罪行為的表述不規范
除了破環環境資源保護罪之外，在分則中也有其他關于環境犯罪的立法，大部分被歸入走私罪這一章節中。這樣的立法結構使得刑法不能全面的對環境權進行定義、概括。其次目前對于環境的定義相對狹窄，如近年頻現的光污染等新興污染出現了法律適用的空白。因此在環境治理過程中，由于缺乏法律，在司法實踐中難以操作，有違罪刑法定的原則。
(三)對于環境犯罪刑罰觀的缺陷
《刑修八》環境犯罪從結果犯轉化為行為犯，既以法定行為的完成作為既遂標志。但當嚴重的環境污染產生時，通常是不可逆、無法補救的，若入罪標準是達到嚴重污染時，侵害結果將持續存在，不因行為人受到處罰而終結。因此等行為實施完成再進行治理為時晚矣。
盡管對環境犯罪行為觸犯數罪，明確從一重罪處斷對的原則。環境犯罪將面臨無期、甚至是死刑。但從總體來看，其所受的刑罰與行為造成的危害不相適應，很難提高刑罰對環境犯罪的威懾力。
罰金刑處罰總體偏低，尤其對單位犯罪實施罰金刑時，與其由此獲得的利益存在較大的差距，使企業甘冒風險實施犯罪。另外，對環境犯罪提起刑訴的案件極少，更多的都被處以行政處罰就不了了之，結案數和實際犯罪數之間的差距巨大，刑法的威懾力未能得到充分的發揮。
三、環境犯罪立法的對策
(一)在刑法中單設一個章節
現有的涉及環境犯罪的罪名較為松散，僅依靠刑法修正案對原有條文進行修改已不能滿足實踐的需要。應將分散在各章節中關于環境犯罪的條文整合，單設專節規制環境犯罪行為，既體現立法者對環境保護的重視，也更能突出環境權的特征。
將該章節列于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和侵害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之間，既可以突出立法者對生態權益的重視，也是生態本位思想的體現。同時環境犯罪通過危害環境，從而侵害到個體的人身和財產權利，其較之單純侵害公民個人的財產權和人身權更甚。
法律中現有的環境立法較為滯后，存在較大的空白之處，因此應根據當前社會對于環境犯罪的分類，增加新的罪名。并且將現有的刑法條文中的污染環境罪更加進一步的細分為多個條文。
(二)確立嚴格責任原則
由于我國對環境犯罪是以過錯責任原則為歸責原則的，存在舉證難、認定難等問題，導致對環境犯罪追究刑責的比例偏低。
由于環境污染產生的原因是多樣的，使得環境犯罪的行為和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并不明顯，環境的傳導效應，使環境污染是一個長期且不斷擴大的過程，甚至以現有技術和知識無法測量，那么對兩者之間因果關系的證明更難了。
當前我國刑法學界呼吁引入相對的嚴格責任以應對主觀罪過無法確定的情況，以解決當前面臨的問題。實施犯罪行為的行為人需證明其主觀上不存在過錯，危害結果是由于其無法控制的原因所造成的，其以盡力避免，通過部分證明責任的轉移，避免環境犯罪追責難得困境。
(三)在環境犯罪中設立危險犯
環境犯罪從結果犯轉化為行為犯，降低了環境犯罪的入罪標準，但是環境犯罪的特殊性，使得行為一旦實施足以產生危害且這種危害不可逆，這就決定對于環境犯罪的刑法治理需要側重于預防。環境犯罪危險犯就是當行為人實施了危害行為，產生危險狀態即構成犯罪。這使得法律更早的介入環境問題，防止結果的惡化。
同時以預防為主的環境犯罪治理得到全世界普遍的認同，多部國際公約對于預防原則均有說明，在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支持下，對于危險犯的引入具有其現實意義。
(四)完善罰金刑的相關規定
罰金刑與環境犯罪的諸多特征是相符合的，也是當前我國對單位犯罪的刑罰方式。單位為了牟利進行犯罪因此對其剝奪一定數額的金錢，既剝奪其繼續犯罪的經濟條件，也能起到懲罰教育的作用，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②。因而對于環境犯罪適用罰金刑有其合理性。
因此應對環境犯罪的罰金刑制度進行完善，通過確立權威的罰金計算公式，解決目前罰金數額標準不定，法官自由裁量過大的情況;建立財產狀況的調查機制，以結合行為人繳納罰金的能力以綜合考量。引入“日罰累進制③”，環境犯罪結果的延續性、長期性和“日罰制”罰金的特征是相契合的，也可以成為我國刑法對于環境犯罪規制的一種探索。
[關鍵詞] 步驟原理 因子分析 比較
引言
在進行經濟建設的同時總會伴隨著對環境的侵害，環境監測目的就是要及時的發現危害環境的因素，將其降到最低。環境污染的檢測項目多而雜，它包括水污染、固體污染、空氣污染等許多的方面，而這每種污染又包含著多項的檢測指標，這種多樣性的檢測指標給環境污染的評價與分析帶來了極大的困難。也正因為如此，在進行這項工作時我們引入了因子分析法，它能很好的簡化指標結構、濃縮信息、降低指標的難度，在主要信息比較充分的前提下，將各種因素進行變量分組，增強組內變量的關聯性，減弱不同組別的關聯性，逐漸將環境檢測的指標集中在幾個互不影響的因素上，減小問題分析的難度。
一、因子分析的步驟和原理
因子分析從與最初的變量的相關系數的矩陣出發，然后尋找與問題關聯性較大的幾個難以觀測的因子，通過這幾個因子來對實物的原始變量之間的關聯系數。例如共有n個樣本數，在每個樣品n中有P個指標，那么我們就可以列出相應的矩陣，它的一般步驟為：①計算標準化數據在矩陣中的相關系數，再與此同時要求得相關系數的矩陣特殊根，和與此相互對應的正交標準化的能反映特征的向量E；②原始數據的標準化處理。在進行因子分析中的標準化應用公式中既有樣本的均值也存在樣本的標準值，通過標準化的運算來消除原始變量中不同的量綱的影響；③若是特征根的貢獻率累計達到85%，則可以得到到一個全新的因子載荷的矩陣；④根據在各式或是檢測中得到的樣品因子得分，對其進行系統的排序，并且進一步進行聚類分析；⑤對由特征根積累率中得來的載荷矩陣施行方差最大值的正交旋轉變換，經過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的每個列向量對應著每個公共因子。進行列向量的旋轉變換的目的是為了使得每個公因子只與對應的若干個原始變量有關聯性，如此就能增強各個因子的可解釋性。
二、環境污染的因子分析
1.數據收集
在進行環境污染各項因子的分析之初對對各個地區的環境數據的檢測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至關重要的，它是所用工作的基礎，數據收集工作的好壞直接影響整個分析過程的好壞，通過對全國的各個主要地區的生活和工業污染物的排放量數據的收集，并且選取了九個主要的環境污染檢測的指標，筆者將以這些數據為基礎進行分析研究。
2.數據分析和處理
在進行數據收集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我國地區的數據是不具備的。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所以在進行數據填補時用全國平均值并不是很科學。對環境有著極大影響的煙塵以及二氧化硫絕大多數都是來自生活和工業排放，可以根據全國煙塵和二氧化硫的排放比例來估算我國地區的排放總量，這種做法是比較科學的。
3.公因子的提取和分析
通過SPSS軟件的引用可以科學的計算出特征向量和特征根，而且這些數據的累計貢獻率達到了86.54%，這個數據說明提取的3個公因子的信息含量是幾乎包含了原來9個污染指標的全部信息，可以知道進行“降維”是比較成功。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確定提取3個公因子，同時還可以得到初始的因子載荷矩陣，同時使用最大方差的旋轉法可以順便得到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
從上表可以知道，工業粉塵和二氧化硫的排放總量，工業廢氣和煙塵的排放總量，在第一公因子F1上所具有的的載荷是比較大的，然而其它污染的指標在F1上的載荷并不大。從表中我們可以知道除了X6是工業固體廢物的產生量，其他的項目都是工業空氣的污染指標，所以F1也可以稱為工業大氣污染因子，以此類推可以分別進行命名。
三、各地區環境污染的分析和比較
通過上面進行的可解釋性的公共因子的命名后，還可以根據SPSS函數式的分析來研究環境的污染情況，從中我們不難發現山東、四川、廣西、河南、河北及遼寧在第一公因子上的得分是相對較高的，這些省份的額固體廢棄物和工業大氣污染程度比較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比較主要的原因是這些污染比較嚴重的省份中有不少是屬于建國后不久確立的國家老工業基地，由于工業密集型高，而且生產的耗能高，科技含量低，以環境污染的代價換取經濟的增長；還有的企業是在鄉鎮，改革開放之后，鄉鎮經濟也快速發展，許多重污染企業為了逃避城市過高的治污費用而將企業轉而設在了比較偏遠的鄉鎮，鄉鎮的企業數量急劇增加，并且鄉鎮政府對環境治理及缺乏經驗又缺乏意識，這就造成了一些鄉鎮在大氣污染因子上得分比較高，我們得到各地區的因子得分表：
相較于上面的這些省份，我國的北京、上海、廣州、、青海、貴州等地區的這幾項因子的得分就要低得多了，可以清楚地發現，這些得分比較低的城市要么是比較偏遠的地區，要么是比較發達的地區，這些比較發達的城市的經濟來源不再是傳統的工業制造或是能源生產了，而更多的是以航運、通信、金融、教育、服務業等為經濟支撐，這些產業基本上是不會產生大量的污染物的，這也就是為什么這些地區的污染因子數不高的原因了。
在表中還可以發現，江蘇、浙江、上海、山西、湖北等地的第二公因子數比較高，這說明這些地區的水污染比較嚴重，研究發現這些地區要么是經濟產業結構中依托水資源比較重，要么是水資源比較豐富、人口眾多、分散比較廣的地區。而貴州、山西、內蒙等地的第三因子得分比較高，這說明該地生活空氣污染比較嚴重，貴州得分最高，這與其所處的地理環境相關，貴州所處地區屬于我國酸雨控制區，酸雨污染嚴重。而像山西、內蒙都屬于能源大省，煤儲量極為豐富，在采煤用煤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帶來一定的影響。
通過上面的分析比較可以初步的得出一些結論。第一類，特殊污染地區：山西（水污染輕微，工業大氣污染嚴重）、廣東（工業大氣污染輕微、水污染嚴重）；第二類，水污染居中、工業大氣污染較重的地區：四川、廣西、河北、河南、山東；第三類，工業大氣污染居中、水污染較重的地區：浙江、江蘇、湖南、湖北；第四類，工業大氣污染輕微、水污染居中的地區：北京、上海、貴州；第五類，水污染輕微、工業大氣污染居中的地區：內蒙、江西、安徽；第六類，水污染和工業大氣污染都輕微的地區：天津、寧夏、海南、新疆、、青海、云南、甘肅。
總之，因子分析法是一種能夠大大減少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簡化工作程序、抓住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它的使用為環境污染的科學檢測與評價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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