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1-06 10:11:4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儒家文化哲學研究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摘 要 本文旨在通過對我國當代體育精神和儒家文化中與之對應的思想體系進行歸納與對比，由此對我國作為一個從體育發展中國家向體育強國邁進的道路上儒家文化對中華體育精神構建方面有何影響，兩者有何內在聯系，在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時如何發揮儒家文化這一歷史文化瑰寶的積極作用等方面發表下自己的一孔之見。
關鍵詞 儒家文化 當代體育精神 構建 影響
孔子，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其繼承、發揚和傳播了古代文化，是儒家學派的創造人。從以孔子、孟子、荀子等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學到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兩漢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學，繼而到以程、朱、陸、王等為代表的宋、明、清時期的性理之學的儒學，再到與西方近代民主、科學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現代新儒學，儒家文化無不以其巨大的文化價值、思想價值對中國各階層、各領域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做出了極大的貢獻。然而儒家文化作為傳統小農自然經濟的產物，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其核心的儒家文化和其他民族的傳統文化一樣，它存在無法適應復雜的現代經濟結構的要求，不適應甚至阻礙當今人類的社會發展的方向，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這并不是說儒家思想現在已喪失其存在的價值，儒家文化作為中華民族傳統精神文化的核心內容，有著十分豐富的內涵。作為民族智慧的表現、作為民族文化傳承的載體，它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也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著積極地促進作用。而我國作為一個從體育發展中國家向體育強國邁進的道路上儒家文化對中華體育精神構建方面有何影響？兩者有何內在聯系？在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時如何發揮儒家文化這一歷史文化瑰寶的積極作用？自儒家文化誕生，各時期、各領域的學者、文人都在對其試圖進行著解構與詮釋，但又不斷的遭到重建與批判。任何事物都包含著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矛盾就是對立統一，但每一次矛盾的解決都推動事物的一次變化，當變化的數量積聚到足夠多的時候，事物就會發生質的飛躍，這是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所以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推動力，更是引起事物由量變到質變的主要因素。我帶著這個觀點對儒家文化對當代體育精神構建的影響發表下自己的一孔之見。
一、中華體育精神
中華體育精神——是指中國人在體育實踐活動中形成的，以愛國奉獻、團結協作、公平競爭拼搏自強、健康快樂為主要價值標準的意識、思維活動和一般心理狀態。其內涵主要包括人本精神、英雄主義精神、公平競爭精神、團隊協作精神。
二、儒家文化與中華體育精神的聯系
（一）儒家文化與“人本主義精神”
體育中人本精神主要包括：1.重視人的自身價值；2.重視人的權利、自由和尊嚴；3.樂觀自信；4.運動家風范；5.尊重、理解、友愛。人本精神是中華體育精神中最近本的要素，也是構建中華體育精神的前提條件，只有在體育運動中重視參與者的主體地位、重視其自身價值，能夠使其在體育中獲得應有的權利、尊嚴、尊重、友愛與歡樂才是開展體育運動的基礎理念。
同樣，在儒家文化中也肯定了人在宇宙萬物的主體性地位。《孝經》謂：“天地之間，人為貴”，《荀子·王制》亦謂：“人最為天下貴”并進而解釋，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草木、貴于天地之間，在于人有“仁”和“義”。“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實質，仁者“愛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對自己、對親人之愛推廣到對一切人的愛。《論語·雍也》謂：“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顏回》亦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歡的也不強加于人，這是一種博愛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義”是指人有認識客觀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會道德，并肯定事在人為，通過人的自覺活動來改變自然和現實社會，所以儒學是一種積極入世的人生哲學。強調人在社會的主體能動性。
由此可見，儒家文化亦充滿人本主義精神，我國當代體育精神在人本思想方面仍傳承與延續著儒家文化對“人”的價值觀的基本思路，強調人自身的重要性。
（二）儒家文化與“英雄主義精神”
體育中英雄主義精神主要表現為：不怕挫折、不畏犧牲、勇于拼搏、敢于勝利。在每個領域都有自己的英雄也都需要自己的英雄，人們一直都崇拜英雄，都渴望成為英雄。戰爭年代，人們通過赫赫戰功、開城掠地來實現自己的英雄夢。而在和平年代，體育已成為塑造英雄的舞臺，人們在規則的允許下，充分調動自身潛能，不畏艱險、勇于拼搏，通過力量與智慧的激烈較量，奪取冠軍。盡管此中充滿艱辛與挫折，但也正因為他們不畏犧牲、勇于拼搏、敢于勝利的精神促使其利用體育這個世界性舞臺在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去追求自己的英雄夢。
儒家思想強調“和諧”、“中庸”的思想，并推崇以“義”為立身之本，“君子喻于義”（論語·里仁）。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中通過“構建和諧社會主義”的目標，同時，和諧思想也被廣泛的應用在社會的各個領域中并發揮著積極的作用。而儒家的和諧思想是以“中庸”的觀點為理論基礎，提出“執兩用中”“過猶不及”，以“禮”為標準，以對矛盾統一體的長久保持、對競爭觀念和行為的抑制為特征的思想體系。逐步形成了“君子之爭，以和為貴”、“重文輕武”、“廢力尚德”的倫理型競技。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我國體育基本與“利”相脫離，而更多地是一種娛樂性、觀賞性的活動或者游戲，長此以往，競技項目不斷缺失，競技精神不斷消亡，再沒有了競爭意識及拼搏精神，最終導致“英雄主義精神”在體育賽場上缺失。
（三）儒家文化與公平競爭精神
規范有序的公平競爭精神包括：公平競爭、規則意識、求實創新。
公平競爭是開展體育活動的基本準則，“公平”是為了更好地展開競爭，是比賽能夠有序、有效開展的必要條件。“規則” 是由群體里的所有成員一起遵守的條例和章程，規則具有普遍性。參賽者無論身份的高低貴賤，在競賽中人人平等，在相同的規則下進行。然而，“體育”是一項發展著的運動，運動者根據自身實際情況不斷地對運動技術以及身體運動能力進行著總結、創新、提高，為贏得競爭的勝利做好準備。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必先修身；欲修其心者，先正其心……”可見儒學強調個人修養的重要性。在體育競賽中，有些運動員受到利益驅使，違反公平競爭精神，如“服用興奮劑”“假球”“黑哨”“場外交易”等現象的發生嚴重違反了體育道德，可見運動員的個人修養問題直接關系到競賽是否能夠公平開展關鍵因素。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可以很好地幫助運動者在個人修養方面的提高。然而問題又出現了，儒家思想倡導禮儀，使中國成為文明之國，禮儀之邦，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依據儒家倫理觀，君臣、尊卑、長幼、男女等差別自然的形成了人們地位的高低，這樣在體育競賽中必然會出現“禮讓”現象，這樣必然損害體育的公平公正精神，這又與體育競賽的公平性相矛盾，此觀點束縛了人們參加體育活動的自覺性與創造性，降低了體育活動的競技性，最終體育競賽輪為體育游戲，成為用來“揚禮”的一般性活動，如禮射、御、投壺、蹴鞠等項目的規則皆包容一定的禮節，而許多禮節是缺乏公正性的。另外，儒家禮教還規定女子不能外出參加體育活動，嚴重剝奪了女子參與體育的權利，扼殺了女子的運動需求，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至今猶存。
（四）儒家文化與團隊協作精神
團隊協作精神包括協同意識、尊重獨特性與發展差異性、追求共同發展。
一個運動隊的建設中，運動員協同意識是決定這個運動隊運動成績優劣的關鍵因素。在優秀運動隊中，成員之間在思想情感上能夠做到相互理解、信任，行動上相互協調、支持，能更好執行全隊的戰術思想，達到默契配合。各個集體項目中，由于運動員的位置、任務和應承擔的職責不同，管理者應區別對待每個成員，根據每個成員的個性與特長對其進行培訓，激發其內在潛能，尊重運動員的獨特性與發展的差異性，并根據每個運動員的特點，揚長避短，追求團隊協同發展。
孔子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義然后取”，在他家看來“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所謂“義”即道義，它是指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符合一定的道德標準或原則；所謂“利”即功利，它是指人們的各種利益，尤其是物質利益。“義然后取”就是指個人在追求物質利益的時候必須首先看是否符合普通道德標準和私人利益關系。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個體與整體的關系上，儒家價值觀主張社會高于個人、整體高與個體、責任重于權利，這是儒家思想在價值取向上的一個重要特點。由此，通過提高各成員的個人道德標準，使成員認識到整體的重要性，對團隊建設無疑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國語.鄧語》中記載了西周后期的史伯提出的“和則生萬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同，盡乃棄矣”，意思是說性質不同的金、木、水、火、土配合在一起才能生出百物，如果只有一種東西就不能繼續下去。它樸素的提出了事物的多樣性與統一性的辯證關系，而在《論語.子路》里“和而不同”所體現的是多元共存與多元統一理念也符合當代我國中華體育精神中“團隊協作精神”的理念，為建一只各盡所能、各盡其才的一支團結、協作的隊伍提供思想上的支持。
三、結束語
羅素在他的《西方哲學史》中說“不能自圓其說的哲學絕不會完全正確，但是自圓其說的哲學滿可以全盤錯誤。最富有結果的各派哲學向來包含著顯眼的自相矛盾，但是為了這個緣故才部分正確。”儒家文化尚“義”，在“人本主義精神”方面起著積極地作用，但卻在“英雄主義精神”方面起著制約作用；其強調的“中庸”之道亦然，同樣的思想體系在對當代我國中華體育精神構建方面起著截然不同的作用，這可能就是孔子之偉大、儒家文化之深厚、研究儒家文化的學者之多、爭論時間之長的原因所在，也是儒家文化之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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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論語·里仁.
摘要：儒家文化是經歷時間洗禮留存下來的文化精華，是民族精神和人們價值取向、思維方式、信仰模式和審美趣味的體現。任何民族的廣告文化都受其本民族傳統文化理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獨特魅力對本土廣告文化傳播有著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儒家文化；現代廣告；融合
一、儒家文化在廣告中的運用
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儒家文化對中華民族傳統文明影響深遠，漢朝以后，儒學獨尊，儒家文化已經成為民族文化的代名詞。廣告要走進受眾心靈,廣告文化要發展，就不能不接受、吸納、迎合儒家文化的有益、有利內容，將其納入廣告文化之中，成為廣告文化的一部分。
儒家思想以“仁”為核心，以“禮”為外觀表現，包含“忠孝仁義禮智信”等內容，注重“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這些價值理念均已深深植根于中國人的潛意識之中。廣告主只有把廣告創作與民族文化結合起來才能引發受眾共鳴，激發購買欲望。
（一）“仁”的精神。“仁”可謂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孔子對“仁”的解釋中，中心思想是肯定人的地位，主張愛人，強調處理好人際關系。“仁者，二人”體現一種博愛精神，這種理念是現代廣告經久不衰的主題。
中央電視臺近三年熱播的一則公益廣告講的是一位年輕母親在給自己的兒子講完故事后去給孩子的奶奶端洗腳水洗腳，那個年幼的孩子見了，便跑到衛生間……當媽媽給孩子的奶奶洗完腳，回到自己的房間里時，發現兒子不見了，回頭一看，只見她的兒子正吃力地端著滿滿的一盆水，蹣跚地走過來童聲童氣地說：“媽媽洗腳。”媽媽欣慰地笑了。隨后電視畫面上跳出了一行字“其實,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這則廣告沒有華麗的文字，不刻意去說服，而是讓受眾去聯想、領悟，去感覺，感動。正因為尊老愛幼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價值觀，所以這則廣告更易被受眾認可，更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鳴。
（二）和諧哲學。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來考慮，而是把它放在一個大系統中作為整體來把握，強調天人的合一，也就是人與自然、人與人、自然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可以說儒學是和諧之學。這些思想因素用在現代廣告上，那就是將商品主體與公眾客體相互融合，實現主客體的統一，給與受眾最和諧的審美意境。
（三）社會倫理道德。儒家創立了最完整的道德體系。孟子的五倫之一是“朋友有信”，曾子也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體現的正是中國人的倫理道德品格。禮儀之邦的中國，直到今天其社會關系仍建立在親緣、禮儀、友情、互相信任等文化情感聯系上。
2008年蔣雯麗代言了上海一家化妝品修護系列產品廣告。廣告里，蔣雯麗扮演的一位母親和一位五歲左右活潑可愛的男孩進行對話，因對話中有“兒子想娶媽媽“的嫌疑，導致該廣告被禁播，無論是蔣雯麗本人還是商家都因此大受影響。
從中不難看出在進行廣告創作時必須遵循固有的倫理傳統，否則就會引起受眾的抵觸心理。
（四）義利觀。儒家提出了處理義利關系的準則―以義馭利。在孔子及儒家看來，義，就是按仁、禮，做應做即宜之事。在新時代，“義”演化為廣義上的公平、正義和道義。眾所周知，相聲大師侯耀華現在被稱為“侯藥華”，因為他說代言的藥品廣告，大多為虛假廣告。嚴重的背離了儒家的義利觀，所以這些產品也就失去了市場。可見只有遵循“以義馭利”的原則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獲得生存空間。
二、儒家文化和現代廣告的關系
從上文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二者是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辨證關系。
首先，儒家文化使廣告創意更接近消費者心理。對儒家文化的深入理解與運用，有助于廣告創意贏得消費者的好感，實現其訴求目的。廣告人應緊緊圍繞營銷目標來充分掌握目標消費群所處的民族文化發展的情況，才能切中市場的目標，并被廣大受眾認同和接受。
其次，現代廣告基于攻占消費者印象的目的性需要，在商品信息中有效地融入儒家傳統價值觀的內容加以表現。一方面，通過對廣告受眾固有文化價值心理的認同實現了傳遞商品信息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廣告作為一種大眾化的信息傳播活動，在傳統價值觀日益遭受沖擊的市場經濟社會中，充分地發揮出傳承文化的功能，而這種有別于“說教”方式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用，則可以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中的價值理念更加有效地傳承下去。
三、儒家文化在現代廣告應用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現代廣告傳播的速度快，影響的受眾廣，廣告中儒家文化的運用一定要慎重。特別是有些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和觀念是根深蒂固的，在運用時一定要考慮受眾的情感，不能隨意亂用，使用時要把握其中的“度”。
（一）必須遵循社會倫理道德。兩千余年來，由于儒文化特別是其倫理道德理論揭示、反應了人倫的基本關系，倡導了人倫美德，且歷代王朝及統治者大力推崇。因此，儒文化代代深入人心，并使之成為廣大社會成員所接受和踐行的最重要的中華傳統文化。為此，在現代廣告的運用中必須遵循儒家的社會倫理道德，否則極易引起受眾的抵觸心理，得不償失。
（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于睿智的廣告人來說，儒文化中存在著無止盡的創意元素，以儒家文化為創意基礎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并非所有與儒家文化相結合的廣告創意都是可行的。
因此，汲取儒家文化的精髓并克服其負面影響，創造出具有民族品牌個性、形象清晰鮮明的本土化、地區化廣告，才是中國現代廣告的立足之本。
（三）弘揚儒學，貴在創新。在中國廣告與世界接軌的現實背景下,廣告國際化趨勢日益明顯,在繼承和發揚儒家文化的同時,也要批判和擯棄封閉、單向的傳統思維方式。
應從現代化角度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傳統文化加以審視，對其時代性要轉換，對其超越時代性的內容要進行新的詮釋，特別是對那些與現代廣告有契合點的合理內核，要根據現代廣告的需要，進一步加以發掘、加深、擴展，賦予它嶄新的，符合時代潮流的現代化內容。
“世界上最美的東西其實在中國，只要賦予他新的時代內容和形式。”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可運用到廣告設計中的元素很多，中國的設計要想健康發展，必須汲取儒家文化元素的營養，形成“有中國特色”的設計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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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1004-4914（2016）03-035-03
公司從產生之日開始就與倫理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從最早由政府特許成立的東印度公司到后來在市場競爭中成長起來的大型跨國公司；從因財務欺詐破產的美國世界通訊公司（Worldcom）、安然集團（Enron）到在2008年肇始于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中破產的華爾街著名投資銀行；從國內假冒偽劣商品的泛濫到一些上市公司對中小投資者利益的漠視，無不折射出公司倫理的重要性，可以說公司倫理是公司的靈魂。儒家文化從個人修身逐步擴大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核心價值觀對個人和組織的倫理的形成會產生重要的影響。本文試圖對儒家文化在形成正確的公司倫理中的重要作用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一、什么是公司倫理
“倫理”一詞的英文“Ethics”來自希臘文“ēthos”，意謂“品格”（character）。在梁啟超擷取日譯“倫理學”一詞之前，“ethics” 一詞有許多中譯法。早在明末，耶穌會試士艾儒略（Aleni，P.Julins，1582―1649）在介紹西學分門別類里，有“厄第加”一科，應是拉丁文“Ethica”的音譯，意為“修齊治平之學”，又譯為“察義理之學”。近代的?譯則不勝枚舉，若“勸善書”（1844）、若“倫類”（1848）、若“修齊之理”（1863）、若“性理”（1864）、若“修行之道”（1866）、若“五常”（1866）、若“是非學”（1889）等等。清末著名學者嚴復（1854―1921）于《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一書，則音譯為“伊迪格斯”或意譯為“德行之學”；惟爾后在?譯《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則改采用“倫理學”一詞。“倫理學”一詞雖為舶來品，但“倫理”一詞則極早見諸古代漢語，例如《禮記?樂記》便載有：“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于倫理者也。”漢代的經師鄭玄注道：“倫，猶類也。理，分也。”意謂事物的條理。賈誼的《新書》中則明顯具有道德的意涵，如“商君（鞅）違禮義，棄倫理……秦俗日敗”{1}，此處的“倫理”即為人倫道德之理。梁啟超的《新民說》一書中，提出“培養公德”，而梁氏之看重“公德”，系從提升國民素質的思路出發。在他看來，“人人獨善其身”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謂之“公德”。新、舊倫理之分野即在于此。而中國人最缺的，乃是“公德”。“舊倫理”所重者“一私人對于一私人之事”，“新倫理”所重則是“一私人對于一團體之事”。{2}以分類而言，“舊倫理”以“五倫”為代表，包括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新倫理”則分“家族倫理”、“社會倫理”與“國家倫理”。按照這樣的分類，筆者認為，公司倫理應該屬于社會倫理，但家族公司倫理也會受到家族倫理的影響，而國有公司倫理也與國家倫理存在一定的聯系。
公司倫理是公司一種負責任的決策過程。公司的倫理決策不僅僅限于具有巨大社會影響的公司重大決策。其實，每位員工以及處在管理角色中的每一個人，都面臨需要進行倫理決策的時刻。并不是每一項決策都能夠從經濟、法律或者公司的規則和章程中找到依據。通常的情況是決策者會遵照個人的價值觀和原則來進行倫理決策。
二、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觀與倫理理論
在商業倫理的發展中具有重大意義的幾種倫理框架分別是功利論（utilitarianism）、道義論（deontological）、正義論（social justice）和德性論（virtual ethics），這些倫理框架同樣適用于公司倫理。功利論起源于18世紀到19世紀的政治哲學。功利主義告訴我們，應該選擇對整體結果“更好”的方式來做事。“更好的”結果就是對人類有利的結果：幸福、健康、尊嚴、正直、自由和尊重所有的人。功利主義的本質是依靠結果做決策，倫理或非倫理的行為由結果來確定。倫理功利論對做出負責任的決策有很大作用，但功利主義也提醒我們必須考慮所有受決策影響的人的利益。道義論強調決策應該以原則為重，而不是以結果為重，因為基于結果而進行的決策只能是負責任的決策中的一部分。換句話說，結果不能證明手段的合法性。倫理原則可以被看作是種規則，這些規則的來源包括法律規定、社會角色、公司內部角色。法律是一種我們應該遵守的規則，即使它并不能使我們增加幸福感。作為社會角色，我們必須遵守很多基于社會角色的義務。在公司內部存在很多基于角色的義務。每個公司都規定了一系列希望員工遵守的規則。關于倫理的正義論，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了一個最具有影響力的正義論。這個理論認為基本的倫理制度作為必要的含蓄的契約來保證社會合作。羅爾斯的理論包括兩個主要成分：一種決定正義原則的方法以及這個方法發展出來的特殊原則。用羅爾斯的話說，他們在“無知之幕”后走出來時，必須遵從在“無知之幕”掩蓋時制定的規則。為了確保每個人被當成目的而非手段，這些人必須對全體原則達成一致。這些最初的條件，羅爾斯稱其為“原始位置”，它保證所制定的原則是公平的，這是羅爾斯公平概念最基本的價值。羅爾斯理論的核心是認為公平是一個公正決策和一個公正組織的最核心元素。羅爾斯從這個原始位置出發提出了兩個基本的原則：第一個原則是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來享受最大限度的自由；第二個原則認為社會的利益和負擔應該被平等分配。只有在社會中最底層群體會獲利時，不平等分配才會被證明是合理的。倫理的德性論把問題的關鍵從一個人應該如何做，轉移到這是個什么樣的人。德性論更加強調我們品質中情感的一面。德性論承認我們的動機――興趣、需要和欲望不是每天可以重新選擇的事。相反，人類根據自身的品質來做事。對于成年人來說，這些品質特征根深蒂固地跟隨我們。
儒家文化是一種源遠流長的文化，儒家是指孔子開創的一個學派。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距今2500多年的歷史了，因此，儒家學派也有2500多年的歷史了。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這套核心價值觀是跟中國人的歷史文化處境和生存條件相符合的，它和中國人生存的歷史環境、歷史條件、生產方式、交往方式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的需要，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文化對理解中國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時，也為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提供了基本的價值觀。
首先，從倫理的功利論來看，儒家文化有利于選擇對整體結果“更好”的方式來做事。在儒家看來，社群比個人重要。個人只是個體，社群小一點來講是家庭、家族、宗族、社區，更大的則是國家、民族。儒家的終極關懷可以概括為三點。第一點就是天人合一。自然與人的和諧，宇宙、萬物和人類有共通的本質、共通的法則，都是天人合一的內容。第二點，萬物一體。到了宋代、明代的時候，這種觀念越來越強烈。如北宋哲學家程顥講的，這不是一個存在論的表達，這是從一個境界上來講的，就是每一個人都應該把萬物看成和你是一體的。這是一種非常高的人生境界。第三點，叫“保和太和”。這是《易經》里面的話。保合太和就是最廣泛的、最永久的和諧。儒家文化主張的不僅是一個社會的和諧，它是小到人的身心和諧，大到家庭、社區、國家的和諧，更大變成整個宇宙的一個永久的廣大的和諧。功利主義認為，負責任的決策需要關注結果，但我們必須考慮所有受決策影響的人的利益，這一點與儒家文化是相通的。
第二，從倫理的道義論來看，儒家的“禮”以及儒家知行合一的實踐取向有利于形成正確的原則并按照倫理原則進行決策。儒家的“禮”在儒家文化中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在儒家文化中比法律法規重要得多。關系本位的中國文化模式決定了，只有禮才代表一種積極有效的社會整合方式，禮制好比是一種積極的制度，而法制則只是一種消極的、以防范為主的制度。“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這一觀點所傳達的重要信息就是，人心的整合，特別是人的主動性的調動有著重要的意義。只有當人們愿意主動、自覺地維系某種精神或價值時，制度的意義才能體現出來。從倫理的道義觀來說，要遵守某些倫理原則，“禮”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人們受到“禮”的約束，才會自覺遵守倫理原則。儒家“禮”的重要功能，就是協調預期、定分止爭。這一點荀子講得很清楚：“人生而有欲，欲而不能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以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不必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運》）一個社會，大家都有欲望，就會出現沖突，協調沖突就需要一系列的規范，按照這些規范行事，就是倫理的道義論強調的基于倫理原則的決策。
儒家的實踐取向，即知行合一。在明代哲學家王陽明的思想領域里得到最完整的表述。他說現在的人把知和行分成兩件事做，以為先知后行才是對的，我先去求知，等知求好了，然后再去行。他說這個不行，實際的結果是終身不行，終身不知，因為知是永遠求不盡的，所以實踐就永遠不能實現。他批評朱熹講的先知后行，知先行后。他針對明朝的情況說朱熹的這種思想有不好的結果，所以他強調知行合一，王陽明說我今天說知行合一是要對癥下藥，社會有這種病，不是我杜撰。知行合一是中國儒家實踐里面一個很重要的傳統。倫理的道義論強調一些決策應以原則為重，而不是以結果為重，這里強調的是以原則為基礎的決策實踐。這些原則包括法律、不同的社會角色應該遵守的規則以及不同組織里的成員應該遵守的規則等。現在問題不是缺乏相關的法律和規則，而是這些法律和規則雖然存在，但不能得到遵守和執行。比如在企業中存在很多基于角色的規則和義務，每個企業都規定了一系列希望員工遵守的規則。有時是明確規定的行為規范，有些是員工手冊里的規則，而有些則僅僅是領導簡單的規定。如何使這些規則或規定得到落實和執行，儒家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是有很大的啟發和指導意義的。
第三，從倫理的德性論來看，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高尚人格和品德，從而有利于個人基于人格和品德的決策制定。人格和品德的儒家在人生的態度上，主張剛健有為，寬容和諧，中庸之道。在道德理想方面，儒家主張公私義利，志士仁人，君子理想。儒家認為，個人道德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處理公和私、義和利的關系問題。公是更大的集體利益，私是我們個體的，小家庭的利益。孔子講“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就是我們要能夠在面對重大道德選擇的時候敢于把自己的生命奉獻出來完成道德理想。這是儒家的精神。在道德理想方面，儒家非常講究自由獨立的人格。孔子講，你當臣子，對你的上級、你的君主只是以順從他作為根本的原則，這叫婦妾之道，不是大丈夫之道。什么是大丈夫之道？就是孟子所說的“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可見，儒家文化是主張一定要保持大丈夫的人格。儒家的君子理想是一種激勵機制。“君子”不是先天給予的身份，而是做人的標準，或者說是后天論功行賞的獎章。一個人具有仁愛之心，又能約束自己，道德高尚，就被視為君子，而相反地，損人利己者被視為小人。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正是能克服囚徒困境中機會主義行為的人。在儒家看來什么樣的人才夠“君子”這個稱號呢？首先，君子是遵守社會道德、等級、規范的人。這在《論語》的有很多表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論語?里仁第四》）；“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第五》）；“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論語?雍也第六》）；“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論語?先進第十一》），等等。其次，君子是一個利他主義者，或者說，是一個考慮長遠，不注重眼前利益的人，是一個有耐心的人，如：“君子不器”（《論語?為政第二》）；“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第四》）；“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論語?顏淵第十二》），等等。再次，君子是一個謙讓的人，是一個“不爭”的人。“君子無所爭，必有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第三》）；“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論語?衛靈公第十五》）。最后，君子是一個合作的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第十三》）。
最后，從倫理的正義論來看，儒家文化有利于個人和組織形成基于公平正義的價值觀。儒家文化最普遍的價值就是仁的價值和倫理。仁的倫理在《論語》里面往往被表達為忠恕之道。《論語》里面這樣講的，孔子有一天對曾子講，“吾道一以貫之”，就是說我們有很多理想，但是有一個貫穿其中的根本原則，曾子說我知道了，曾子解釋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一貫之道就是忠恕。具體講，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三、儒家文化對形成正確的公司倫理的作用
（一）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倫理型公司文化
首先，倫理型文化會鼓勵和支持個人進行有責任的倫理決策。在倫理決策模型中，從事實收集、道德想象力到評估每一個要素，決策者的社會環境都會對其中每個要素產生促進或阻礙的作用。當法律沒有規定時，倫理型文化中的員工都會做出有責任的倫理行為。倫理型文化對于道德底線也有直接和實際的影響。強有力的倫理型文化對于維護道德底線有很大作用，使公司的利益相關者不敢輕易越過底線。在20世紀90年代，企業文化被劃分為“以服從為基礎的文化”和“以價值觀為基礎的文化”。 “以服從為基礎的文化”強調遵守規則是倫理的首要責任，“以價值觀為基礎的文化”強調一系列特殊的價值觀而非一系列準則。公司決策時把價值觀當成潛在原則來指導員工進行決策。儒家文化中的“禮治”有利于“以服從為基礎的文化”的形成；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有利于公司形成“以價值觀為基礎的文化”，從而指導公司員工進行倫理型決策。
其次，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倫理型領導。一項研究倫理領導的本質的報告強調員工認為“以人為本”是非常重要的，這與領導者參與到可感知的道德行為同樣重要。儒家文化強調“以人為本”，孔子的學術完全以人為中心，“仁者，人也”（《中庸》），“人，天地之性（生）最貴者也”（《說文》）。荀子指出：“人有氣，有生，有知，亦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倫理型領導的關鍵是對于組織的價值觀的聲明。領導者的責任是確保公司被一系列組織原則所指導，這些原則能夠指導員工的決策過程。
最后，儒家文化更重視公司的社會責任。公司的社會責任概括地說就是公司對社會的責任。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認為，“公司依靠企業社會責任概念來自愿建立更好的社會和更清潔的環境。”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公司社會責任建議一個公司要確定它的利益相關者群體，并且將它們的需求和價值觀整合到公司的戰略和決策過程中。世界銀行將企業的社會責任定義為，企業為提高利益相關者的生活質量而貢獻于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承諾。企業社會責任的契約模型認為，企業有責任去尊重不同利益相關者的道德權利。企業社會責任的開明自利模型認為，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能給企業帶來品牌聲譽和市場競爭力，這對于公司現在和未來的品牌大有裨益。儒家文化認為社群比個人更重要，責任比權利更重要，因此，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形成重視社會責任的公司文化和公司倫理。
（二）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治理的倫理決策
首先，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重視公司倫理的董事會。董事會成員具有三項法律義務：關注義務、誠信義務以及忠誠義務。但僅僅依靠法律是不夠的，因為一些問題仍取決于董事會的審慎決策。比如，盡管法律要求董事會成員誠信地對待公司使命，也就是說，董事會成員做出的決策必須符合公司目標，但法律對董事會成員的違法行為的懲罰一般總是事后的，而具有儒家倫理的董事會成員卻能在決策時自覺遵守誠信義務。儒家文化把“仁、義、禮、智、信”作為“立人”五德。孔子講：“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r，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孟子講：“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離婁上》）可見，誠實守信，不僅是做人的原則，也是董事會成員必須遵守的基本規則。美國安然公司的決策者置股東、員工以及社會公眾的受信責任于不顧，最終導致安然公司于2001年12月申請破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公司董事會成員沒有遵守誠信義務。為了防止類似的事件發生，美國國會頒布了要求董事獨立的法令和一系列變革。
其次，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正確的公司財務倫理。公司財務倫理問題已經成為公司治理關注的焦點。律師、會計師、審計師及財務分析師等專業人士被認為是防止公司財務欺詐的“把關人”或“守門人”（Gatekeeper）。市場的參與者，尤其是投資者、董事會、管理層以及銀行都依賴這些“守門人”。這些“守門人”的個人利益常常會與其他人的利益發生沖突，這些專業人士對于他們的客戶應具有一種受托責任――不將個人利益凌駕于客戶利益之上的職業與道德責任。儒家文化強調仁義的重要性，在儒家看來，仁義不僅僅具有個人道德的意義，它還是社會的價值。孟子講，“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卿大夫不仁，不保寺廟”，仁已經成為政治的普遍原則。關于義，《左傳》里講“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是一個正義的概念，《論語》里講“義為質”、“義為上”，說明孔子很重視義，但是這些地方的義都不是德行的義，而是正義的義。可見，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正確的公司財務倫理。
（三）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和諧
公司治理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保證管理者按照股東的利益要求來行事。其次，公司治理要防止大股東對中小股東利益的侵害及對債權人、雇員、客戶、供應商、社區其他利益相關者利益的侵害。公司治理就是指設計一系列制度，以使管理者將所有利益相關者的福利引入企業之中（Tirole，1999）。歸根結底，就是要在利益相關者之間建立和諧的關系，包括人與人的和諧及人與環境的和諧。儒家文化認為“和諧高于沖突”。儒家文化強調“以人為本”，還強調“推己及人”。社會是由人組成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和利益，這是人與人之間發生沖突的根源，公司也是如此，公司的利益相關者之間也容易發生沖突。孔子認為，人際關系的最高原則是“仁”，仁的含義就是人們相互把對方當成與自己相同的人對待。由此衍生出兩個原則：忠和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這就意味著人與人是平等的，只有平等的人才會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立人、達人，必以對對方的信任為前提，而勿施于人則顯示了對對方的尊重。有了這樣的尊重，也就可以獲得對方的信任，從而建立起相互的信任。可見，儒家這些思想能促進公司利益相關者之間建立和諧的關系。孟子則更進一步，為仁提供了一個人性論的論證。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朱子注：“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3}不忍人之心就是不忍同類不幸之心。它內在于人心之中，而讓人形成“怵惕惻隱之心”，它讓人們自然地相互親近、相互信任。儒家文化不但能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還能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公司經營與環境的和諧日益成為我們關注的焦點。20世紀90年代，一種新的企業模式開始形成，這種模式將企業經營與環境責任、道德責任三者結合起來。可持續經營的理念提出了將經濟與環境目標相結合的全新視野。經濟、環境和道德這三個目標，通常被稱為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國家的經濟基礎極為薄弱，人們極度貧困，物質極度稀缺，所以渴求GDP的快速增長，以滿足人們物質生活的需要，但快速發展是建立在對資源的過度消耗和環境的破壞這個基礎之上的，過去的發展模式已不可持續，經濟必須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公司必須形成可持續發展的經營倫理，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和諧，能促進公司形成和諧的經營倫理。
注釋：
{1}賈誼：《新書》，中國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82頁。
關鍵詞：企業家精神；經濟倫理；制度模式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5-0094-02
企業家精神最早出現在法語中是由弗蘭克·奈特提出來的，當初的意思是指企業家的才華和能力，意為企業家所應該具有的內涵或性質。不過，企業家這一產業革命以來崛起的特殊群體或階層，實在太復雜太富于變化了，以至于企業家所應該具有的內涵——企業家精神，也成為一個比企業家概念更為復雜的問題。
縱觀西方關于企業家精神理論的有關材料，概括思想家們的研究成果，可以用這樣一些理論模式來加以認識：一是經濟倫理學模式，即從價值取向和倫理學角度論述企業家精神；二是文化特質模式，即從民族文化的相異性及其與經濟發展的互動角度探討企業家精神。
一、經濟倫理模式中的企業家精神
持這種思想的人認為企業家精神歸根到底是與市場經濟要求相適應的經濟活動的倫理取向。亞當·斯密關于“自由競爭”的思想和馬克斯·韋伯以“敬業”為特征的所謂“資本主義精神”，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倫理所作的最具代表性的總結和歸納，也是從經濟倫理角度詮釋企業家精神的典型。另外，熊彼特的“創新”由于今天企業實踐背景也從一般意義上的企業家功能能力，上升到了初步具有經濟倫理的意蘊。而新制度經濟學和上面分析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則從不同的倫理視角出發都隱然包含了與它的理論性質一致的哲學價值和經濟倫理思想——“合作”。
在中國，認為企業家精神就是企業家經濟倫理的觀點也很普遍，一般認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文化道德觀念歸根到底就是所謂的企業家精神，這種精神是市場經濟在各個發展階段中一直留下來的特有的思想基礎和心理基礎。這里所謂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文化道德觀念，主要就是指經濟倫理。
企業家精神的經濟倫理模式具有深厚的思想淵源。近代資產階級哲學家英國人霍布斯和約翰·洛克發展了古希臘斯多葛學派關于人的“自然權利”的理論，為近代資產階級經濟倫理思想提供了哲學依據。亞當·斯密把洛克的哲學思想運用到經濟學理論中，提出來“自由競爭”思想。約翰·洛克的哲學和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思想得到了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在政治學和法學方面的有力支持，并成為整個西方社會制度的基礎。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自由競爭”思想推動了西方現代文明的發展，同時也使這種思想成為西方社會最重要的價值哲學和經濟倫理。
作為一種觀念意識，“自由競爭”在西方市場經濟發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還不足以說明一種新的文明產生的動因。人為什么會去競爭？是什么力量觸動人們放棄安逸生活和已有成就去冒險經營？一般人都認為，是馬克斯·韋伯所提出的是一種文化精神使然。韋伯認為，在缺乏一種精神力量的情況下，即使是最有希望的制度和技術條件也不能達到理性的經濟目的。現代類型的資本主義只有在物質和精神——結構性支持和規范性支持都已出現時，才能暢通無阻。韋伯指出：“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資本主義活動資本額的來源問題，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問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資本主義精神出現并表現出來，它就會創造出自己的資本和貨幣供給以達到自身的目的，相反地情況則是違背事實的。”新教倫理——新教徒的勤勉、堅韌、節儉、誠實、守法、對財富孜孜不倦的追求，把工作當作生活本身和目的等等，韋伯稱之為“敬業精神”。這種“敬業精神”，正是韋伯從宗教文化的廣闊視野所揭示的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經濟倫理。無疑，這種“敬業精神”是構建近代企業家精神最早最重要的支柱。
除“競爭精神”和“敬業精神”外，作為企業家精神的經濟倫理的第三個重要的內容就是“創新精神”。奧地利學派和熊彼特的“創新”理論，與“人力資本”理論和“決策”理論等，同屬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派，它最早是從企業家成長模式角度來闡述“創新”問題的。但是，由于二戰以來不斷興起的新科技革命，以及美國在新科技革命中的巨大成就，刺激發展中國家普遍大力引進新科技，力圖縮短現代化建設中的傳統道路。這使得“創新”精神彌漫于整個世界，并為從一般意義上的創新能力逐漸提升成為新時代的經濟倫理提供了實踐和理論基礎。
二、文化特質模式中的企業家精神
近年來，國內外不少理論家熱衷于研究民族文化特質，從各民族獨特的文化底蘊，以及其內涵中不同的哲學世界觀、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等文化特質與現代經濟社會的互動，來考察和詮釋不同國家地區和民族的企業家精神。
關鍵詞：儒家文化；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
此文為黑龍江省教育廳課題“儒家文化與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由于西方文化嚴重沖擊了中國傳統文化，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問題層出不窮，道德滑坡現象嚴重，連老人摔倒該不該扶起來都成為一個問題。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就需要我們正確看待和運用儒家文化，充分發揮儒家文化的積極的引導作用。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如何讓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為我所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是一個很有時代意義的，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
1 儒家文化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積極作用
1.1 儒家文化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有利于增強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在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加強的今天，西方文化的強勢入侵逐漸對當代的青年大學生產生劇烈沖擊，使得很多大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社會責任感日趨淡化和削弱。他們在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上出現偏軌，這是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臨的急需處理的一個重要環節。儒家認為，愛國愛民、救國救民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肩負的責任，我們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與我們每一個人的所作所為息息相關。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愛國詩人陸游“位卑不敢忘憂國”的詩句，屈原的“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頑強抗敵，這些思想弘揚的都是個人對國家對社會的責任感與使命感，是忠貞愛國的真情流露。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大公無私”“公而忘私”“先人后己”的群體主義和利他主義精神，對于現今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利己主義這些錯誤的價值觀念和惡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整治和洗滌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讓大學生學會關心他人、關心社會，弘揚社會、國家、人民的利益至上的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所在。
1.2 儒家文化對于培養大學生高尚道德情操，提高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思想政治教育關注人的發展首先就應培養主客體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儒家文化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充足的營養。孔子提出的“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的嚴己待人之心以及“與朋友交，言而有信”的誠信態度。“百善孝為先”的孝道思想；孟子提出的“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關愛他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將心比心”的寬容品質。無不反映了我國傳統文化對道德修養的重要性。我國傳統文化的誠信、寬愛之心、孝道，謙虛謹慎等思想，對現在的思想政治教育有著重要的教育意義，對于培養大學生的高尚道德情操，增強大學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有著重要積極的作用。
2 儒家文化與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互促
2.1 重視對儒家文化典籍的學習，從知識源頭中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與核心。直接從文化典籍中汲取理想、價值、基本道德素養，允吸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從原汁原味的儒家文化經典中感受“仁”、“禮”之理，品悟出為人處世之大道理大智慧，從
而更好的為大學生德育及思想政治教育服務。《詩》、《書》、《禮》、《樂》、《易》、《春秋》、《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都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典籍，這些充滿哲學思辨、人生智慧的著作無不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中對于塑造人的品德的重要性。因此，重視對儒家文化典籍的學習，從浩瀚的傳統文化中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是當代思想政治教育長足發展的切實立足點與內涵豐富的不竭源泉。經濟全球化日趨加強的今天，中國傳統文化在國內遭到冷落的普遍現象，我們應把傳統文化作為必修課開設，讓儒家文化普及到大學生日常課程的學習當中。大學生組建儒家文化典籍閱讀愛好者社團，通過團體宣傳的力量去感染每一個大學生，在尋找和發現儒家文化典籍的知識海洋中去修繕和加強自身道德水平。總而言之，我們應積極營造學習儒家文化的校園文化氛圍，通過行動讓大學生在傳統文化中學習經典，擴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學習領域，從源頭處發現，在行動中收獲。
2.2 利用多渠道的傳播方式加強對儒家文化的學習
豐富思想政治教育形式面對傳統文化在國內越來越遭到冷落的局面，大眾傳媒、網絡絕對是一個有效傳播儒家文化的有效方式，從而使儒家文化借助信息化時代的特有方式得到傳承。我們應該用多渠道傳播方式弘揚儒家文化，豐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以更好的對大學生進行教育。在校園生活中，學校可以組織學生看《百家講壇》節目，從大師們的講解中感受、學習和領悟儒家文化；在學校的班級實踐活動上，也可以組織各個學習小組把通過電視、網絡、雜志、論壇、廣播中學習的儒家文化進行小組間的心得交流，以討論的方式做到對儒家文化精華與糟粕的揚棄，從而啟迪智慧、陶冶情操，營造良好的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氛圍，以促進自身思想水平的提升。總之，思想政治教育應根據時代的要求，積極的將儒家文化精華與時代精神相結合，將好的品質滲透到對每一個大學生人生觀及價值觀的教育之中，發揮文化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并投入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做到儒家文化與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互促，切實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為了將誠信思想根植于當代大學生的頭腦，成為他們心中永不磨滅的信仰，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實施：
（一）設置儒學課程，進行儒家文化的熏陶，筆者認為這是對當今大學生進行思想道德建設的最基礎手段。只有大量地閱讀，學生才能從書中汲取文化營養，豐富自身內涵，提高自身修養，才能真正地置身于孔子的世界之中，同孔子一起享受誠信的滋養。
（二）校園文化建設。作為一種環境教育力量，校園文化對大學生的作用不可忽視，因為這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學校中體現的一種方式。加強校園文化建設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高素質人才的內在要求，對學生的健康成長有著巨大的影響。因此，各學校要加大校園文化建設對大學生進行誠信方面的教育力度，從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和精神文化各個方面人手，使學生沐浴在誠信的氛圍之中，加強對學生的身心影響。
（三）開展多種形式的校園教育活動。就像理論來自實踐一樣，學生的素質修養來自他們自身的實踐活動。因此，舉辦各種各樣的儒家經典文化教育活動，使其從活動中受到熏陶，讓儒家精髓在日常生活中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潛移默化地深入到學生的思維方式、行為習慣當中，形成他們自身的一種素質。這些活動或者是開展多種形式的儒家誠信講座，或者是舉辦各種各樣的儒家誠信文化知識競賽，或者是舉辦誠信演講比賽等，更具有意義的應該是參與做一些誠信的實踐。總之，對于當代大學生來說，儒家文化在完善人格、開發智力潛能、形成宏偉理想以及實現人生價值等方面具有切實有效的作用。儒家文化中的誠信，是儒家思想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無論從短期還是從長遠來說，都能抑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變革中形成的名利思想以及改革開放過程中來自西方的腐朽文化的不良影響，對推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高等學校應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資源對當代大學生進行這方面的教育，以加強思想道德建設，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
論文關鍵詞：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人文奧運,儒家思想
1 前言：
北京奧運會已經圓滿的落下帷幕，成為了奧運歷史上無與倫比的一屆奧運會，給人類留下了一筆豐厚的文化財富。北京奧運會雖然已經離我們遠去，但其對中國及世界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在奧運會歷史上，每一屆奧運會的舉辦國都會通過開幕式表演把本國文化思想的精髓展現給世界。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表演中呈現的中國文化元素，完美的詮釋了儒家思想，展現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和”等儒家思想的精髓，充分體現出“人文奧運”的理念。儒家思想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寶貴財富，也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儒家思想與奧林匹克追求真、善、美，追求和平的精神內涵，是相互補充，相得益彰的。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關于北京奧運會與文化的研究，在奧運會舉辦之前到現在，有許多學者在不同層面進行了研究。例如，糾延紅等人在《北京奧運會對我國校園體育文化的影響》認為：“對我國大、中小學校園物質層面、制度層面和精神層面的體育文化都有著較大的影響和一定的促進作用。給學校師生帶來的不僅是觀念上的沖擊,而且還帶來了其行為的積極變化,尤其是對形成良好的校園體育文化氛圍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⑴張翠蘋認為北京奧運會提升了中國的軟實力：“讓世界更加了解了中國；鑄就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激發了中國元素的魅力與價值；對和諧社會的建設發揮了顯著作用。”⑵同時，吳永芝在《論北京奧運會開閉幕式文化特征》一文中從美學、技術、藝術等多方面的視角闡釋了開閉幕式表演中的文化符號的內涵與主題，展示了中華民族的輝煌歷史與現代風貌，體現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與發展。⑶以上這些研究都是從特定的視角針對某一方面所進行的，就北京奧運會中的儒家思想的研究目前尚未見到。本研究旨在通過對開幕式表演中的“擊缶而歌”、“和”字的演變、孔子弟子三千《論語》的吟誦；太極拳的表演等環節所展現的文化元素進行研究，剖析其中儒家文化內涵及現代價值，為弘揚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及儒家思想，提升我國文化實力提供一點參考。
2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開幕式中的展現
“天人合一”思想最早起源于《周易》。《周易》的六十四卦是八個卦組合而成的，而每個卦是由三材組成的，“三材者，天地人”。這里講的“三材”實際上是認為“人”和與人相對應的“天地”是統一的一體。《賁·彖傳》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里的“天”實際上指的“神”，天人關系還是一種人神關系。到了春秋時期，這一思想得到新的發展，儒家對天人合一的思想有了新的闡釋。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只有人才可以使“天道”發揚光大，如果人不去實踐“天道”，“天道”就不會使人完美高尚。戰國時期荀子對于天作出了唯物主義的解釋,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觀點,認為自然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不會因為人的好惡而改變,“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他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關系,故而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主張尊重自然,順應自然規律,天人各司其職。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與自然相互協調觀念。
北京奧運會以“擊缶而歌”的表演拉開了開幕式序幕，2008名演員組成氣勢恢宏的缶陣，用四川方言吟誦著“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傳達出對全世界客人的熱情歡迎之情。缶，作為中國最古老的樂器之一，在古代原是一種瓦器，用以盛酒漿。古時候人們在席間飲酒時，特別是飲到興起之時通常會擊缶而歌。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中的缶，已經與原始的缶有了很大區別，它的原型來自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銅冰鑒缶。為了突顯中國的傳統文化，造型設計為鼎的形狀。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代表統一，是國家的象征。今天，它已成為誠信、團結和統一的代表，蘊含人們對美好生活熱切期盼的文化理念，與“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口號相契合。缶面為方形，寓意我國古代人民“天圓地方”的宇宙觀。這種宇宙觀是太極陰陽學說中的一種理論，蘊含古代人民對發展與穩定相協調的一種哲學觀，是古人對“天人合一”的最本質的認識。缶的擊打動作也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演員在用雙手推擊缶時，身體前俯，然后一手揚天等動作，源于古人祭拜天地中的祭祀動作。古人對天地的祭拜是對自然的敬畏，渴望神靈的保佑。這種行為反映人民希望能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
開幕式上2008名太極拳演員排成巨大的圓陣，氣勢磅礴，令人神往。太極拳表演以“自然”為主題，演員表演時以大自然為背景，營造出生命繁茂，生生不息的美好意境。同時正中央的畫卷上孩子們用畫筆描繪著美麗的大自然。表達人對大自然的熱愛與向往。當燈光亮起時，2008名演員組成的圓陣似“八卦”呈現,寓意天地人合。太極拳，是最有中國特色的體育項目，被世人熟知。太極拳的真諦是“天人合一”，講究身心雙修，體現太極拳拳理強調的修身養性，達到人與人、人與自然相和諧的要意。太極拳拳理的形成受到天人學說、陰陽學說的影響。太極拳要求動作走“圓”，而“圓”是中國傳統文化體系“天人合一”的具體表現之一；太極拳的一招一式表現剛柔相濟，動靜相兼，是一種陰陽平衡的運動狀態，詮釋事物內在矛盾的對立與轉化進而達到和諧與平衡。通過太極拳的表演闡釋了天地人合、平衡生存之太極最本體的和諧境界，表達了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期盼。
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強調人與自然的統一，人的行為與自然的協調，開幕式通過對“天人合一”的價值觀的闡釋，意在告誡人們對待自然的態度，對人的關懷：人類既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隸，人不能違背自然規律，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壞自然，而只能在順從自然規律的條件下去利用自然，使之更符合人類的需要，實現與自然和諧相處。在當今社會，更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同時，也要達到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
3 “以人為本”的思想詮釋人文奧運的內涵
“以人為本”的理念，源于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是民本思想的重要的組成部分。《荀子·哀公》在談及民與君的關系時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大略》記“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是說天立君是為民，只有為民的君主才符合天道。孟子進一步提出“民貴君輕”的理念。同時，孟子更明確肯定人人都具有自己的價值，“人人有貴于已者”（《孟子·告子上》），他認為這固有的價值是天賦予的，是別人不能剝奪的。這是一種對人的自身價值的肯定，也是“以人為本”的觀點在民本思想中的充分體現。“以人為本”是一種對人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主體作用與地位的肯定，是一種價值取向，強調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為了人。在當代構建和諧社會的發展戰略下，“以人為本”應做到不斷提高人的生活質量，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積極為人民提供充分發揮其聰明才智的社會環境，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協調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尊重每個群體的基本需求、合法權益和獨立人格，不斷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發展。
北京奧組委歷時一年的時間向全世界征集了“2008張笑臉”。這一張張的笑臉就是對全世界發出的最強有力的聲音，體現對人的一種關懷與尊重，是一種仁愛的體現，肯定人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與作用，是“人文奧運”的最好詮釋。“美麗的地球”、“和平鴿”都是在傳達“以人為本”的理念，告誡人們應保護生態環境，這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進而實現人與人，國與國的和平發展。
北京奧運會體現“以人為本”的一種內在價值，追求人的全面發展。通過體育比賽教育和鼓舞人們在各行各業中不畏艱難、勇于進取、不斷創新、不斷發展。讓人們理解多元文化的價值和重要性，使體質、意志和精神得以全面均衡發展，形成“以人為本”的健康向上的和諧社會。同時，通過本屆奧運會可以促進世界各民族間文化的相互交流與合作，促進國與國間的相互了解，加深友誼。
4 “和”的理念在開幕式中的彰顯
早在3000年前，中國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和”字的產生乃源于上古的樂器及音樂，并由樂器的合奏及音樂的合鳴，引申出“和調”、“和諧”、“和合”、“唱和”等涵義。春秋時期，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曾經說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弟子也曾經說過“禮之用，和為貴”，在儒家經典著作《禮記·中庸》中也有“萬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都是以“和”為一貫的價值觀念。“和”是儒家思想的精髓的體現，蘊含著多種含義。首先，“和”不是無原則的茍同，而是取長補短，互相搭配，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強調事物之間的差異性，差異性的存在是事物的根本特征，是一種多樣性的統一。其次，“和”是一種價值目標和理想追求。“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中華民族的追求和向往，把“和”作為人道追求的重要目標，如果達到和的境地，自然、社會和人都將安寧。最后，“和”也是一種處事原則。“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是人們處理人與人關系的重要準則。儒家思想的“和諧”觀提倡人與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城市發展、能源利用等方面相協調，不能只顧眼前利益而不考慮未來的發展，提倡以人為本的價值導向，關注人、尊重人，追求人的自由實現與全面發展。表達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價值理念及追求。
開幕式中的孔子弟子三千的吟誦：“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表達著中國人民歡迎遠方的客人，歡迎志同道合的朋友。各國友人因奧運會而聚到一起，從而使多種文化得到交流，就是一種“”，一種“和而不同”。通過活字印刷術“和”字的演變，彰顯了“和”字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在中國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情懷。北京奧運會的主題曲《我和你》，可以說極致地表達“和”的理念。本屆奧運會的主題曲摒棄了往屆主題曲的激情路線，沒有氣壯山河，沒有豪情萬丈，而是給世界人民一種全新的感覺。無論是從歌曲的旋律上，還是在歌詞上，亦是在演唱者的表達上，都蘊含著人性與情義的哲理。從始至終都是以一種舒緩而溫情的方式來演繹，都在追求一種“和為貴”的境界，與儒家思想的“和諧”觀相契合。主題曲唱出了中國人民的心聲，即世界各國人民不分膚色，不分種族，不分語言，都是地球村里的一員，是情意相融的朋友；各民族的文化和思想是可以和諧共存的；各國人民互相尊重、和平相處。
5 結語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彰顯了儒家文化思想的精髓，把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和”的價值觀傳向了世界，弘揚了中國傳統文化。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和”的價值觀符合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主題，正因如此，才能體現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與現實意義，對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促進各國文化的交流與共同發展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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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72.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2738（2011）12-0214-02
摘要：人力資源管理作為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在20世紀90年代初由美國引入我國，它主要是一門關于處理企業和人之間關系的科學。而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也有關于選人、用人方面的深刻見解，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就已經散發出現代管理的人本光輝。將傳統儒家文化用現代管理學的原理重新解釋已經不是什么新鮮的研究方向，但就人力資源這一命題來說還少有專門的研究予以論述。本文通過對儒家文化的人力資源管理分析，對中國傳統儒家文化進行了新的詮釋。
關鍵詞：儒家文化；人力資源管理
一、人力資源管理和儒家文化概述
人力資源管理（HR）是近代起源于美國的一個新興學科，最重要的基本理念是把人看做企業中最重要的資本，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作用。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德魯克說過：“企業或事業唯一真正的資源是人，管理就是充分開發人力資源，以做好工作。”人力資源管理作為現代管理理論的一個新的分支，它的相關理念和具體理論仍處在不斷的發展和完善過程中。直到1990年，人力資源的相關理念才被引入中國，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還是一個相當陌生的領域。
而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傳統儒家文化就已經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理念。儒家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它在兩千五百多年以前由春秋時期的大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孔子提出，并經過歷代思想家進行完善和發展，廣泛而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已經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形成了中華民族的獨特氣質。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是以“仁為核心”和“人貴”的思想體系，是中國最為重要的傳統文化，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義”、“禮”、“智”、“信”，反對“過”與“不及”，崇尚“中庸”，崇尚和諧。傳統儒家文化不但塑造著中國現代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環境，也對日本、韓國、東南亞乃至全球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儒家文化中的現代人力資源管理
1．以人為本，仁者愛人――人力資源管理的核心。
“仁”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孔子以“愛人”來解釋“仁”的含義。這里的“仁者愛人”主要有兩種含義：一是相對于物來說，人是第一位的。這與現代人力資源管理中把人視為組織中的第一要素不謀而合。二是在處理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的時候，應該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現代人力資源管理中，“以仁愛人”正是管理者激勵組織成員，從根本上解決資勞矛盾的關鍵。
此外，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中的“民貴”思想也是“以人為本”思想在治國方略上的具體體現。早在戰國時期，孟子就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也曾引用荀子“君者，舟也；庶人之，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作為自己的治國思想。這些思想與近代人力資源管理中提倡的“以人為本”的思想在本質上是一致的，而且在理念上更勝一籌。現代西方人力資源管理中的以人為本是指把人視為組織中最重要的資源，從人的需要出發，重視人的作用，以此來進行激勵；其實質上是把人看做一種“資本”，是一種盈利的手段。而中國古代儒家思想則是提倡“天人合一”，主張站在宇宙自然的高度，從人與自然和諧統一出發，是真正意義上的“以人為本”。
2. 舉才重德，任人唯賢――招聘與選拔的標準。
以人為本的思想直接引伸出重視人才，選才舉賢的理念。荀子曾經說過“尊圣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隨著近年來，全球化和知識經濟地高度發展，重視人才、尊重人才、培養和發展人才，不斷提高人力資本附加價值是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課題。關于如何選舉良才，孔子認為應當“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對于為選拔人才這件事情應該慎重對待、多方考察，除了“聽其言觀其行”，從生活的各個方面考察，還要“使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從做事的動機、發展的過程和內心的追求三個方面來綜合考察。
在推選人才方面，古代中國人除了重視才干，也同樣注重品德修養。中國古代在沒有實行以公開考試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之前，舉孝廉是漢代選拔和培養預備官員的一種舉才制度。被舉之學子，除博學多才外，更須孝順父母，行為清廉，故稱為孝廉。在漢代，“孝廉”已作為選拔官員的一項科目，沒有“孝廉”品德者不能為官。儒家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其中修身即培養良好的道德修養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等的基礎和根本。儒家要求學生掌握六種基本才能：禮、樂、射、御、書、數。其中，“禮”也就是今天的德育，被放在首位加以強調。《論語?里仁》里有：“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荀子曾說過：“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足以見得儒家思想對人的道德修養的推崇。我國著名的晉商秉承儒家思想，推崇“誠、信、仁、義”，在選撥人才時也把所選人才的道德修養放在首位，甚至采用“上查三代”方法來保證所選人才的道德人品。
而在現代人力資源的招聘和選拔時，應聘者的道德修養作為選拔人才的重要因素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評價中心是現代大型跨國企業招聘高級管理人員常用的一種方法。它采用情境模擬實行動態測評，在被評價者與他人進行交往和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進行綜合評價。這種綜合評價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在情境考察應聘者在其他評價方法中不容易暴露的道德問題。另外，許多西方國家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為每一位公民建立誠信檔案，誠信檔案上記錄的本人信用度也成為企業招聘人才所要注意的關鍵因素之一。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重視員工培訓與人力資本投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出自《論語?衛靈公》，字面意思是手藝人要想把工作完成好，必須先準備好工具。孔子是用手藝人完成工作的比喻向子貢說明為仁的道理。同樣的，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人是最主要的資源和工具，而員工培訓就是關系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利器”。尤其在現代社會，信息和知識的更新速度加快，對人員的知識和能力的要求不斷提高，因此對員工進行培訓，不斷提高人力資本的附加值，才是企業在競爭中求得生存、不斷發展的關鍵。
在對員工進行培訓的典范中，我們首推日本松下集團。松下集團的創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認為，企業經營就是營造人，“在制造松下產品前，先制造松下人”。為制造松下人，松下集團專門成立松下商學院、松下機電工學院等培訓機構。一方面，培養其技術技能，使員工技術技能的開發緊跟時代進步和技術發展；另一方面用儒家傳統思想對員工進行教育，培養所謂的“松下精神”，即培養員工形成“產業報國的精神、光明正大的精神、團結一致的精神、奮斗向上的精神、禮儀謙讓的精神、適應形勢的精神、感恩報德的精神”，使員工認同本企業的經營哲學和核心價值觀，以更好地融入企業文化、更好地為企業服務。
據花旗銀行研究，大部分企業都拿出每年營業收入的1%―2%作為培訓費用。以IBM為例，目前IBM大中華區每年共有6萬天的學習時間，整個大中華區有員工近6000人，這樣平均下來每人每年大約接受10天的培訓，每人每年的培訓費用達到了3000美元。這樣算來用于員工培訓的費用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但是用于員工培訓的費用卻可以創造出高于成本數倍的利潤。俗話說“磨刀不誤砍柴工”，世上沒有一勞永逸的事。只有不斷加強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才會有持續不斷的經濟利益。
4. 以和為貴，和而不同――激發團隊精神，保持和諧的勞資關系。
荀子說：“力不如牛，走不如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認為：人的力量不如牛，腳力不如馬，卻能驅使牛馬為人類耕地、拉車；是因為人可以聚集起來運用團結的力量，而牛馬不可以。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講究團結協作、以和為貴。在孔子的管理思想中，“和”是一種管理的最高境界，它往往意味著領導對企業內部的各種矛盾予以承認，并努力解決矛盾，倡導一種和諧一致、團結協作的工作狀態，從而在企業成員之間形成一種積極向上、勇于奮進的良好氛圍。
儒家文化講究“以和為貴”，但這里的“和”不是指要絕對一致，沒有任何分歧。現實的企業管理中絕對一致、沒有分歧的情況事實上也是不存在的。儒家文化在強調“以和為貴”的同時，同樣注重“和而不同”。《論語?子路》有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說，君子可以與人保持和諧的關系，但對待事情可以保持自己的獨立見解，不人云亦云；而小人講原則、輕易贊成別人的建議，但實際上卻無法與人保持和諧的關系。“和而不同”是一種為人處世的原則，也是人力資源管理活動中保持和諧團隊關系的基本法則。現代社會是一個空前多樣化的人的集合，由于跨國公司的迅速發展，不同膚色、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不同政治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將在同一個團隊中合作。此時，管理者的任務就是將這些不同的人融合在一起，妥善處理和平衡各種人際關系和利益關系，在和而不同、的基礎之上共同為組織目標服務。
“和”的概念起源于中國，卻在我們的鄰國日本得到了更為全面的詮釋。日本企業在二戰后迅速崛起，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其快速起飛的奇跡與日本人“和”的團隊精神是不可分割的。幾乎所有日本企業都強調團隊精神，他們不僅強調同行之間的團結一致和精誠合作，同時也表現在企業經營者和普通員工的和諧關系上。索尼前總裁盛田昭夫認為，“只要是索尼公司的員工，不管他身在何處，都是索尼大家庭中的一員”，他在任時致力于與員工建立一種健康關系，在公司內部創造一種家庭式的和諧感情，通過這種感情使企業經營者和員工之間建立一種命運相連、同舟共濟的聯系。再例如日本J型管理模式的三大支柱――終身雇傭制、年工序列制、內部提拔制都是為日本管理文化中“和”的理念服務的。通過對企業內部員工提供有利的制度，將員工利益與企業利益掛鉤，提高員工對企業成員身份的認同感、對企業的歸屬感和忠誠感。雖然近年來，J型模式的三大支柱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松動，但日本企業“和”的精神本質沒有隨著制度的改變而改變，依舊是日本企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
三、儒家文化的現代人力資源解釋對我國企業發展的啟示
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古老的傳統儒家文化不但沒有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過時，反而其精髓思想在時間的沉淀中不斷積累，在現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煥發出新的光彩。儒家的人本管理和和諧管理之道，主要在于發揮人們的內在能動性，調節整個經濟活動中的各種人事矛盾，理順各類人際關系，通過精誠合作達到提高生產效率的組織目的，這正是中國傳統儒家學說在現代人力資源管理中的優勢所在。
因此我們在積極學習他國文化，特別是歐美現代企業管理思想的同時，不能盲目、生搬硬套他國的經驗和方法，而是應當在了解本國歷史、文化和社會環境的基礎上仔細研究本國的優秀文化，從中汲取適合本國國情的管理方法。
許多專家預測，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澳大利亞學者雷吉?利特爾和沃倫?里德所著的《儒家的復興》中指出：“儒學正在復興。儒學的復興已經明確地指出它將在世界文明的核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將帶領世界進入21世紀，即將成為21世紀的管理主流”。
在這種社會發展趨勢下，我們更加應當抓住時代的脈搏，將傳統儒家思想中的管理精髓發揚光大，努力提高中國企業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力，為中國企業在世界市場上爭取更大的優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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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儒家傳統的思考——讀彭國翔的《儒家傳統——宗教與人文主義之間》張麗華(125)
儒家式政治文明的歷史考察與當下省思——讀《儒家式政治文明及其現代轉向》呂秀軍(127)
人生終極的理性自覺——儒家“命”的觀念崔大華(4)
先秦儒家的社會契約意識諸山(12)
孔孟荀研究
從上博簡《詩論》“詩亡志”說看孔子的詩歌理論晁福林(20)
孔子“正名”思想的語用學意義及社會功用張曉芒畢富生(29)
孟子論孝與“無后為大”駱承烈(36)
告子辨析陸建華(40)
“隆禮尊賢而王”——荀子禮治論劉岸挺(48)
儒學史研究
《孔子家語》分卷變遷考張固也趙燦良(56)
“吾道南矣!”——道南學派之考辨劉京菊(68)
宋聶崇義《新定三禮圖》的價值和整理——兼評丁鼎先生整理的《新定三禮圖》王鍔(76)
試論李紱于三禮館之貢獻楊朝亮(88)
儒家倫理與經濟倫理
鄉土經濟倫理的傳統特色探析王露璐(95)
日本朱子學研究
論日本江戶時代朱子學的興盛與文學平民化傾向劉炳范(106)
書評
還原真實孔子回歸大眾學術——讀韓喜凱《名家評說孔子辨析》賀偉(116)
守望期待綜合創新機緣際會共襄圣道——《傳統的守望者——張岱年哲學思想研究》讀后歐陽禎人(119)
學術動態
“國際儒學論壇·2007：儒家文化與經濟發展”學術研討會綜述段海寶(122)
《論語》詮釋的有效性及其向度——對《論語義疏》的一種詮釋學考察甘祥滿(4)
《論語》注解中的“公羊學”取向——劉逢祿《論語述何篇》和康有為《論語注》比較馬永康(14)
《論語》“無逋無莫”三種歷史詮釋之考察翟奎鳳(23)
《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新解劉茜(33)
蘇軾《論語說》輯佚補正谷建(40)
當代學人
為往圣繼絕學啟來軫以通途——饒宗頤先生之儒家思想與人文精神劉夢芙(49)
儒學與教育
試論北朝以傳承儒學為主的家學及其嬗變邵正坤(61)
儒佛道與孝文化研究
儒佛道“三教一家”的奧秘呂明灼(69)
儒佛“孝”道觀的比較陳堅(77)
《父母恩重經》與唐代孝文化——兼談佛教中國化過程中的“通儒”與“濟俗”現象李傳軍金霞(90)
儒家孝道與蒙元政治趙文坦(97)
孔門弟子研究
思想史視野中顏回形象的變遷——以《論語》“屢空”句的闡釋史為例武道房(105)
子夏思想述析王紅霞(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