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中國歷史地理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1篇

史念海先生主編的《西安歷史地圖集》（以下簡稱圖集）是繼前兩部圖集之后的又一部集大成之作。該圖集以規模宏大、內容浩瀚、編制周詳、設計精密、圖文并茂、裝幀精美而廣受贊譽。其自1994年12月啟動編纂，至1996年8月交付出版，為時僅一年零九個月。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整理與編繪出如此高品質的城市歷史地圖集，可謂真積力久，厚積而薄發。圖集自問世以來，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關于圖集的各種評論，一時頻頻發表，給予圖集至高的榮耀與地位，諸如鄒逸麟、陳橋驛、王守春、鈕仲勛、司徒尚紀、張英華等都從不同的視角對圖集進行了評說。

圖集的成功之處，無疑是編制者深厚的專業積淀與積極的學術創新的結合。但客觀且系統地評價一部歷史地圖集，須對圖集的編繪者、資料來源、內容選取、編制體例、編繪方法、優缺點及在地圖學上的影響與地位等要素進行全面的考量與梳理，一則讓我們知悉圖集編繪的“前世”與“今生”，以致感受一部杰出的歷史圖集所具有的獨特魅力，二則讓我們明晰圖集編纂的客觀性、科學性、創新性，以便凸顯圖集在歷史地理研究、城市歷史地理研究上的學術價值。

作為圖集的主編者史念海先生，在歷史地理學，以及地圖學、古都學、區域歷史地理方面所取得的卓然成就是圖集獲得成功的關鍵因素。史念海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我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創始人之一。史先生一生致力于歷史地理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歷史地理學理論體系、學科架構、研究方法諸方面，都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并且在圖集問世之前，已有許多堪稱為經典性的研究成果。諸如《河山集》1—5集（1963—1991年）、《中國疆域沿革史》（與顧頡剛先生合著，商務印書館，1938年）、《黃土高原森林與草原的變遷》（與曹爾琴、朱士光合著，陜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國的運河》（陜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國歷史地理綱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

在地圖學研究方面，史先生對歷史地圖學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疆域沿革史》一書中，已附有歷代疆域圖27幅，與文字珠聯璧合，交相輝映。而后先生對地圖學的研究進入了一個高峰時期，在《河山集》、《中國的運河》等論著及相關論文中，約有500多幅歷史地圖，內容涉及歷史自然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政治地理、歷史軍事地理、歷史人口地理、歷史城市地理和歷史文化地理諸多方面。先生一貫強調，研治歷史地理，尤其區域地理，地圖是不可或缺的，也是研究者形象展示學術成果的重要載體之一，以致把在地圖上展現自己的研究成果，當做檢驗它的一項基本標準。

同時先生認為，實地考察對于地圖編繪具有重要意義。先生以身作則，跋山涉水，足跡遍布黃土高原，大河上下。僅西安地區而言，秦嶺山上，渭水之畔，西安城南山麓、原隰、村落，皆有先生考察的身影。正是在這種地圖學研究與編繪思想的指引與踐行之下，先生在歷史地圖編繪方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繪制的許多地圖在科學性和學術價值上都具有超越前人之處，也為圖集高質量的編繪打下堅實的學術基礎。

圖集內容豐富，編纂歷時短暫，為保證其順利的完成，離不開以史先生為核心的圖集編繪團隊的共同努力和過硬的專業素養做保障。在這項浩繁艱巨而又嚴謹精細的工作之中，有來自西北大學、陜西師范大學等高校的歷史地理工作者，也有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的考古學者，更難得可貴的是，曾在西安主持或參加發掘石器時代和周秦漢唐的遺址的考古學家石興邦、袁仲一、張在明、任式楠、馬得志、安家瑤、劉慶柱、李毓芳諸先生給予了大力支持，或建言獻策，或提供資料，或親筆制圖，他們分工合作，按期完成了圖集編繪的草稿。而又在圖集即將刊行之前，由陳橋驛、鄒逸麟、石興邦、袁仲一、李之勤、周偉洲等著名學者對其所有圖幅進行評審，并提出了修訂意見，使圖集臻于完善。

如果說具備良好專業訓練的編繪者，是圖集編繪獲得成功的基礎條件，那么圖集的編制體例、資料來源、內容選取等方面則成為圖集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成為圖集汲已有歷史圖集之長，補其不足，而超越前有圖集的又一次飛躍。

在圖集問世之前，已有譚編的全國歷史地理總圖《中國歷史地圖集》和侯編的城市歷史地圖《北京歷史地圖集》出版，其具有首創的編制體例為圖集的編繪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和借鑒。譚編之圖，以政治地理見長，并以朝代更迭、建置興廢、政區沿革為編繪的基本綱目，重點著眼于歷代的政治區劃。這種體例的編排風格，在圖集中都有所體現，且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超越。而侯編之圖，以反映北京地區政區沿革和北京城的發展歷史為主，首創了我國城市歷史地理和區域歷史地理地圖集編制。這種以古都為題材，以政區沿革為主軸，突出城市發展變遷的編繪思想，對圖集的編纂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西安作為中國古代城市發展史上著名的都城，有其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而有關都城地理狀況的各種歷史文獻，則成為圖集編纂的基本史料來源，諸如《三輔黃圖》、韋述的《兩京新記》、宋敏求的《長安志》、程大昌的《雍錄》、呂大防的《長安圖》、李好文的《長安志圖》、畢沅的《關中勝跡圖志》、楊守敬的《漢長安城圖》等，大多都在用文字記述西安地理狀況的同時，附有一定數量的圖志，稽圖觀史，圖文結合，更易于閱讀。隨著現代中國考古學的迅速發展，西安地區的重大考古成果，更是層出不窮，豐富的考古資料也成為圖集資料來源的一個重要方面。加之以史先生為代表的歷史地理工作者，善于結合文獻資料，并以實地考察為主，以此獲取第一手的地理信息。諸如圖集中的《唐長安城南勝跡圖》，就是在實地考察和文獻考釋的基礎上繪制而成的。可見，圖集的資料來源是文獻資料、考古資料、實地考察以及今人相關的區域歷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一次高度結合，使圖集的內容更具有繼承性、客觀性和豐富性。

該圖集是一部區域歷史地圖集，也是一部古都歷史地圖集，表現范圍以今西安市轄境為主，重點反映了自遠古時代藍田猿人在此生息繁衍以來，歷經周秦漢唐時代的繁榮昌盛，到明清時期的西北重鎮，該區域內的自然環境演變、政區沿革與城市變遷等。圖集共有各種不同比例尺的地圖89幅，且用不同的顏色把地圖分為16個圖組。在圖集內容選取上，以表現歷史時期西安歷史人文地理的72幅地圖為主體，輔以4幅歷史自然環境地圖、5幅民國時代地圖和8幅西安現代地圖，共同構成了一幅展現西安歷史發展的恢宏畫卷。

圖集設計周詳，內容精湛，但又主次分明，突出重點。圖集在繼承了譚編和侯編兩部圖集以政治地理為綱的基礎之上，重點突出西安在周秦漢唐最輝煌時代的地理信息，展示了城市歷史地理研究所取得的豐碩成果。諸如漢代圖組有11幅，唐代組圖有18幅，使得兩朝圖幅所占圖集的份額較大，集中表現于這一建都時間較長的典型時段，圍繞都城時期的城址、形制和布局演變這條主線，再現盛世，漢唐雄風。同時對各朝的宮闕、陵寢、園林、府宅、民居、寺院、道觀等城市建筑和地理景觀的分布格局也作了充分的展示，用這種形象的地圖語言來反映歷史時期西安城市的基本功能和形態，更能體現西安作為時代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

圖集承前啟后，大膽創新，但又科學嚴謹，特色鮮明。該圖集在補前兩部圖集的不足之處，首創了4幅自然環境地圖，填補了自然地理要素在歷史地圖集中的空白，實現了將關中地區歷史時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觀的有效結合，把自然環境的演變置身于人文的城市環境變遷中去考察，二者互為影響，渾然一體。諸如《西安市新石器時期自然環境圖》展現了西安遠古時代自然環境的原始面貌。《西安市西周時期自然環境圖》、《西安市西漢時期自然環境圖》和《西安市唐時期自然環境圖》三幅地圖分別顯示了西安地區自然環境被人類早期的開發和利用、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以及大規模開發利用自然環境，促使其迅速發生變遷的歷史現象。同時，圖集的另一個顯著特色是大膽地運用大比例尺編繪地圖，即繪制一種大比例尺的小區域地圖。在圖集中運用大比例尺繪制的地圖多達27幅，諸如《姜寨遺址圖》、《半坡遺址圖》、《唐大明宮圖》、《唐九成宮圖》、《唐興慶宮圖》、《唐驪山華清宮圖》等。這種運用大比例尺來反映小區域的地理信息，不論是在學術研究的層面，還是從編繪技術的角度來看，都需具備過硬的專業技術素養。以此可見圖集的學術價值和編繪水平之高。

圖集在編繪方法上所體現的地圖學思想，又成為其獲得成功的一大亮點。中國古代地圖繪制，源遠流長，在幾千年厚重的文化積淀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繪圖風格。無論是政治文化意象中的輿圖，還是介于度量與文字之間的地圖，大都是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的作品，他們所理解的輿圖世界，是一個包括科技史、藝術、文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宗教等方面知識在內的統一體。一幅中國傳統的輿圖，或者是對地理事物度量的真實描述，或者是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或者是表示編繪者個人感情狀態的形式，甚至是宗教隱喻中提供與神靈接觸的平臺。正是在這種士大夫文化傳統的影響之下，中國的地圖編繪一直在堅守著自己固有的傳統和特色，即使是在19世紀西方繪圖技術的沖擊之下，也能保持計里畫方和經緯線網格的混合使用，而該圖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種傳統的地圖繪制思想。

圖集繼承了圖文并茂的傳統，在89幅地圖中，都配有簡要的文字說明，并且在圖幅中也附有珍貴的圖片89張，諸如《周原鳳雛甲組建筑基址》、《史墻盤及銘文》、《曲尺形金缸》、《杜虎符》等，這三者互相配合，提高了圖集的可讀性和觀賞性。圖集承襲了我國地圖學史上以不同顏色分注古今地名的編繪方法，即采用了唐賈耽在編繪《海內華夷圖》開創的“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的原則，也就是時人通常所說的“古墨今朱”之法，使圖集中的古今地名標注更加明晰，更能體現出古今地名的歷史演變過程。圖集發揚了不計量的繪圖傳統，在圖集中也出現了沒有比例尺的地圖，諸如兩幅《明西安府城圖》和兩幅《清西安府城圖》采取不計量的方法繪制，在現代的測繪技術條件下，完全可以用計量的方法進行準確的經緯度來定位，但圖集卻采用了中國古代傳統地圖中不計量的編繪方法來呈現地理景觀和傳遞地理信息。

第2篇

1932年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1940年獲碩士學位留校任教。1946年夏到英國利物浦大學地理系學習。1949年獲博士學位后回國。先在燕京大學任副教授、教授，又兼清華大學營建系教授和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1952年轉任北京大學副教務長兼地質地理系主任。“”期間被停職審查，到江西勞動兩年。1978年恢復教學工作，兼地理系主任至1983年。

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84年被英國利物浦大學授予榮譽科學博士學位。

侯仁之先生在理論和方法上發展了現代科學的歷史地理學，開創了“城市歷史地理”和“沙漠歷史地理”研究的新領域，系統揭示了幾個類型的城市發展的規律特點及其地理條件，為有關的城市規劃做出了貢獻。

1999年12月，侯仁之被美國地理學會授予喬治?戴維森勛章，他是第一個獲得這一榮譽的中國人。

北京城的起源

跟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樣，

都是在大河的邊上

侯仁之被國際學術界譽為“北京史巨擘”，作為世界上著名歷史古都杰出的研究者，他耗盡了一生的心血，在逝去的歲月中尋找這座城市曾經遺留下來的生命印記。他的研究重現了北京昔日的歷史文化，喚起了這座城市更加豐富的記憶。而這個尋找過程，則同他留學英國時聽到的一個觀點離奇的演講密切相關。

60多年前，一位叫泰勒的美國地理學會會長充滿自信地作了一個演講。他說：“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都有一條河，例如倫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納河，唯獨北京沒有。北京在城址的選擇上，一定是巫師們認為這一城址特別吉利而定的。”泰勒的演講是為英國利物浦大學的學生做的，當時侯仁之正在利物浦大學地理系攻讀博士學位。這個新穎的結論吸引了很多人的關注，但是并沒有說服侯仁之。因為在留學英國之前，他就對北京已經有了初步的研究。

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著《勺園圖錄考》一書，作者是蜚聲海內外的歷史學家洪業（號煨蓮），正是這本書，開始了侯仁之揭秘北京建都之謎的道路。1932年侯仁之被保送到燕京大學歷史學系，洪業正是他的老師。洪業早年留學美國，其時，燕京大學買下了昔日的勺園作為校址。勺園是明代著名的園林，洪業回國任教于燕京大學后便開始研究勺園。在侯仁之剛入學不久，《勺園圖錄考》就出版了。

侯仁之：勺園，現在還叫勺園，早在明朝就非常有名。有一個設計勺園的人，姓米， 叫米萬鐘，米萬鐘自己能書能畫，畫了一幅《勺園修圖》。勺園設計好了，把朋友請來參觀、 游覽，畫了一幅圖畫。這幅圖畫是不是還在人間呢？洪煨蓮老師去找，居然通過琉璃廠的書店找到了這個畫，藏在天津三百年，于是花錢買下來，今天還藏在北大。

在北大圖書館，這卷明代《勺園修圖》成為鎮館之寶。洪業當年就是根據這幅圖對勺園故址進行考證寫成了《勺園圖錄考》。那時，剛剛入學的侯仁之對這本著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只要一有時間，他便拿著書到實地一一對照。漸漸地，這由好奇使然的考察，從學校擴展到了北京的西山，侯仁之多次沿著圓明園的流水溯源而上，在那里他發現了廢棄的清代引水工程。

侯仁之：這是由于我老師寫了關于校園來歷的書引發了我的興趣。我就跑出去考察，一處一處都跑了，越跑范圍越大，我發現水源是個太重要的問題。

那時的侯仁之對地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經常跑到清華去聽地理課，而這一轉變被老師洪業發現了。一天，侯仁之一大早就被老師叫到了他的家里，洪業那天對他說的話，改變了侯仁之的一生。

侯仁之：老師說，擇校不如投師，投師要投名師。我說，什么意思啊？他說哈佛大學是有名的大學，但沒有地理系。我發現你現在的興趣已經從歷史轉向地理了，雖然英國利物浦大學遠不如哈佛大學有名，但是那兒有一位地理學的大師。

在洪業的舉薦下，侯仁之來到了英國利物浦大學接受現代地理學的訓練。走之前，他已經完成了《北京金水河考》，金水河是元朝專為皇家飲水修建的引水渠，對于這篇論文，洪業的評語是“此文佳甚”。此外侯仁之還搜集了很多有關北京的文獻資料，那時他已經決定要研究北京了。

留學前，侯仁之學習的是中國古代地理學的傳統理論――“沿革地理”。中國的沿革地理有著兩千多年的歷史，主要是根據文獻記載，探討中國歷代疆域以及地方政區的演變，長期處于歷史學的附屬地位。

但是用沿革地理解決北京城選址的問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著述的《水經注》中寫到：“昔周武王封堯后于薊，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意思是說，當初周武王把堯的后人分封在薊，到北魏的時候，城內西北角還有薊丘，薊城就是因為薊丘而得名的。這段文字記載了北京最早的城址始于薊，但是它并沒有解釋選址的原因。

根據我國的古代地理文獻記載，古華北平原遍布湖泊、沼澤。但是三千年來，這些湖泊很多已經消失了。為了能準確恢復當時的地理狀況，侯仁之根據文獻所提供的線索進行了野外考察，采集了大量的土壤標本，繪制出了單憑文獻資料無法完成的古代華北平原分布圖，只可惜這幅圖我們今天已經找不到了。

根據地圖，侯仁之認為：幾千年前的先民們為了繞開古華北平原上的沼澤、湖泊，只能夠通過太行山東麓一線的高地進行南北來往，古永定河是他們的必經之路。渡河之后，他們可以通過三個方向分別進入蒙古草原、東北平原和松遼平原。相反的，當北方少數民族要跟中原的漢民交往時，同樣要經過這幾條道路。這樣，永定河渡口就成為了交通樞紐，為北京城原始聚落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條件。

岳升陽（北京大學環境學院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老得出的結論就是，北京城的起源跟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樣，都是在大河的邊上，都是在要津之地產生的。所不同的只是北京城旁邊的這條大河，也就是今天的永定河，受季節性、季風性氣候影響很大，季節性洪水很大，所以城市不能在緊挨著渡口的地方存在，必須離它有一定距離，在它旁邊一個高地上存在。

為了避免永定河季節性的洪水，北京城選擇在一個距離永定河不遠的高地上建城，而這個高地就是《水經注》中記載的薊丘。古代的平原城市多半占據高地，《水經注》還舉例，魯國的曲阜就是高丘，齊國的營丘也是高丘。薊城正好處在古永定河沖擊扇的背脊一側，那里土壤肥沃，水源豐沛，交通便利，非常利于城市的繁衍。而古永定河從魏晉時生了大的改道，在美國地理學家的結論中自然被忽視了。

尹鈞科（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泰勒所看到的永定河，已經不像歷史上的永定河這么大、水量這么多、這么重要，所以他也想不到永定河跟北京城的這個關系。

經侯仁之研究證實，世界上都市聚落的形成有多種原因，并不是美國地理學家推論的“依傍大河而興”的單一結論。在清末，北京修京張鐵路時，通過北京白云觀一帶的高地，20世紀50年代，鐵路兩側的高坡處發現了戰國時期的陶片。根據這一研究發現，侯仁之推斷，薊城就在今天的白云觀一帶。只可惜，原來的高地后來被鏟平破壞了。

他最成功的是創建了

中國歷史地理這個學派

正如前面所說，中國傳統的沿革地理只是記載了北京城選址，并不能解釋選址的原因。侯仁之之所以能解開北京城選址之謎，和他學習掌握了西方歷史地理學是密不可分的。

唐曉峰（北京大學環境學院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文獻只是提供了時間和具體地點，而這個地點它有什么意義沒有一個文獻講，真正科學地理學的解釋要經過我們重新的觀察和考察才能夠發現。

到英國之后，侯仁之首先學到了西方歷史地理學的概念。導師達比只比他年長幾歲，但是他關于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卻對侯仁之在觀念上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達比說：“我們今天生活的地理環境為什么會是這個樣子，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人為因素。歷史地理研究的就是復原過去一段時間的地理，把這些歷史斷面連起來，就能清楚地看到它的發展過程。”

尹鈞科：侯先生在英國利物浦大學跟著達比學歷史地理的時候，首先學到了西方正在蓬勃發展的現代歷史地理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和主要研究方法。比如說，人類活動對于環境的影響，一個城市的形成跟周圍環境的關系。這跟過去中國的一些歷史學家研究古代中國城市時的角度，是很不一樣的。

1947年，當侯仁之第一次聽到歷史地理學的觀點時，立刻把它翻譯成中文發表在了天津《益世報》上。歷史地理學強調城市演變與人類活動、自然環境的關系，使用的材料是歷史，但是研究方法是地理，這門全新的學問把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緊密地結合了起來，這是與注重文獻研究的沿革地理最本質的區別。

徐蘋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那時候有些人不大理解，說你侯先生研究北京、研究金水河，你上英國去留學干什么？其實不然，他要不到英國去這一趟的話，學術道路的起點不會這么高。他回來以后就知道應當怎么樣把英國好的方法應用到中國歷史地理的研究上。

尹鈞科：侯先生研究北京城，他有一個重要特點是什么呢？他是根據北京地區的山川分布形勢，以及由山川分布形勢所決定的北京古代的交通道路格局，從地理學的角度來分析研究北京城的歷史。

唐曉峰：古人記載的時候是用古人的眼光、古人的頭腦，我們現在看的還是這些事情，卻是用現代人的頭腦。現代人是什么頭腦？現代地理學。這樣就可以觀察出古人沒有想到、沒有說到的事情。所以侯先生在歷史地理學里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運用現代地理學的眼光、思想和方法，重新看一遍中國大地是怎么回事。

1952年，侯仁之在北大正式開設了“歷史地理學”，其他大學也逐漸以“歷史地理”取代了“沿革地理”。

徐蘋芳：侯先生為什么能成為一個大家，第一流的學者，他是不是就是因為研究北京城研究得好？其實這只是個結果，不是他最成功的地方。他最成功的是創建了中國歷史地理這個學派。他自己就按照這種方法選擇了研究北京城，建立了歷史地理這個學科。

從蓮花池到后門橋

騎著自行車到北京城的各個角落去轉，是侯仁之最大的樂趣。在偌大的北京城，侯仁之最鐘愛的地方之一就是位于北京西客站附近的蓮花池。在他的心目中，這里是北京最早的生命印記。

北京最早始于薊城，當時的蓮花池是薊城賴以生存的重要水源，《水經注》記載“湖東西二里，南北三里，蓋燕之舊池也，綠水澄澹，川亭望遠，亦為游矚之盛所也”。這段描述說明蓮花池昔日是風景勝地。公元1153年，金在薊城的基礎上擴建了新的都城――金中都。在城市擴建中，蓮花池的下游河道被圈入城內，成為皇家園林的一部分。到了元初，元世祖忽必烈認為，這不大的蓮花池之水無法保障漕運，于是他決定放棄舊城，在它的東北郊重建新城。金中都被廢棄后，蓮花池逐漸荒廢、淤塞，直至成了養鴨場，后來完全干涸，幾乎成了垃圾填埋場。

20世紀80年代，曾任鐵道部部長的萬里給侯仁之打來一個電話說，有方案建議要占用蓮花池建設北京西客站。

侯仁之：建西客站的時候，萬里同志來電話告訴我說要蓋西客站。他說蓮花池沒有人去，而且水也干了，沒有搬遷問題，馬上就可以動工。我一聽就說，這絕對不行！

岳升陽：像蓮花池這樣重要的地方，在今天，人們往往已經不知道它的歷史寓意了。正是由于這一點侯先生才特別著急，希望能夠把蓮花池保存下來，保存給我們子孫后代。

位于地安門附近的后門橋也非常令侯仁之牽掛。

元太祖忽必烈滅金之后，修建了新都城――元大都，此后明清兩代都城也都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建造的。今天，這綿延7.5公里的中軸線，成為北京城屹立于世界都市之林的重要標志。但是這中軸線又是依據什么而確定的呢？侯仁之在研究中發現，穿城而過的中軸線恰好切過積水潭的東岸，它的起點就是后門橋。

古代的后門橋曾是一派繁榮景象，當年忽必烈為開通漕運，命郭守敬從京西引水注入什剎海，這樣，江南的運糧船就可以直抵城內，什剎海一時間“舳艫蔽水”，蔚為壯觀，而這后門橋就是碼頭。此后由于歷史原因，后門橋河道不斷淤塞及至廢棄，橋的石欄斷裂，橋身下半部也被埋入淤泥。

侯仁之：橋空空，底下的泥啊，都淤了。不單這樣，橋兩邊掛的都是遮丑的東西，大廣告牌一直排下來，沿著兩邊看不見外頭是個河道了，我當時就很生氣。

在侯仁之看來，這漫長的時間里所發生的不可思議的變遷，可以讓一個廢棄的遺跡有了生命。北京城是因水而不斷變遷，沒有后門橋就沒有中軸線，沒有蓮花池就沒有北京城。盡管它們現在已經失去了水源和碼頭的作用，但是這些遺跡鐫刻的是北京城的歷史，廢棄它們就是抹殺過去。

于是侯仁之開始在各種場合呼吁要恢復遺跡。不久，機會來了，侯仁之被邀請給北京市委領導講北京城的歷史。

岳升陽：接到這個任務以后，他當時大概想了兩個月究竟怎么講。因為講課時間只有兩個多小時，如果泛泛講北京城的歷史，沒有任何用處。所以他就想怎么能夠結合到現實，來講北京城的歷史，講得要能夠有用。

那段時間，侯仁之的腿摔壞了，但他去醫院看病時還不忘講課的事，隨手把想法記在藥盒的背面。為了讓這堂課有的放矢，八十多歲的侯仁之親自去了蓮花池和后門橋進行現場考察，回來后才伏案開始撰寫講義。而在那時候，他已經患了白內障，一只眼睛好一些，另一只眼睛幾乎看不見什么東西。

侯仁之：想來想去我提了個題目《從蓮花池到后門橋》，他們覺得很奇怪，這叫什么東西啊？我真去講了。

在講座之后，當時北京市的有關領導馬上召開了現場會，最終決定西客站向東挪移了100多米，而那片地方原來有200多戶居民，僅拆遷費就花了十幾個億。如今，荷花盛開的水景公園為號稱北京西大門的西客站帶來無限風光，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那里的小氣候。

位于地安門附近的后門橋也修復一新，河道得以恢復，元代水獸也重現岸邊，站在橋上西望什剎海，這里又為忙碌的北京平添了一份閑適。

在侯仁之的建議下，后門橋改名萬寧橋，取萬事安寧之意。那年，侯仁之把自己90歲的生日選在萬寧橋上度過。

我喜歡用“君子”這兩個字來形容他

侯仁之出生在舊中國，在他讀高中的最后一年，日本人制造了。那年秋天，同學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本打算學醫的侯仁之，本著歷史救社會的想法最終選擇了歷史專業。

在燕京大學圖書館，侯仁之讀到了顧炎武的一段話，這番話讓他淚流滿面。

侯仁之：他說了幾句話“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國家適逢多難，書生對國家毫無幫助，可恥啊！這句話對我刺激太大了。這個思想對我很重要，我總想，得有點辦法，雖然不是學軍事，做學問也可以為祖國建設服務。

顧炎武經世致用的思想成為侯仁之治學的終身準則，他開創了歷史地理學，將學問緊密結合到社會建設中，并用一言一行影響著周圍的人。很多年來，北京大學每年給新生上的第一堂課就是侯仁之講北京，這一講就是幾十年，而留給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侯仁之的激情。

徐蘋芳：那時候特別愿意聽侯先生講演，非常熱情，奔放，有煽動性。

岳升陽：他講課的時候聲音底氣非常之足，小的范圍就用不著麥克風。常常有朋友或者是采訪的人給他打電話，打完電話就跟我說，哎呀侯先生的身體真好，他的聲音那么洪亮。

燕南園61號院是侯仁之位于北京大學的家，侯仁之把這里取名為步芳齋。步芳齋懸掛著各種版本的地圖，擁擠的書房足以看出他工作的繁忙。

岳升陽：他一般是早晨四點多鐘就起來了，想問題、寫東西。有事情需要我幫助的時候，六點多鐘就打電話來了，幸虧我每天也起得還早一點兒，所以沒有被從被窩里揪出來。但是只要早晨六點多鐘一聽有電話，我馬上就想到是他。

侯仁之的身體好是因為他年輕時是一位運動健將。作為地理學家，侯仁之多次遠赴西北沙漠考察，曾經徒步考察過北京的山川水系，這都得益于他年輕時的鍛煉。每天早上他都要在學校跑步，這個習慣一直堅持到了80多歲。

侯方興（侯仁之之子）：我父親年事已高后搞出來一個鍛煉方法，就是扶著門框跺腳，因為他站著的時間不能長了，所以跺跺腳。王力老先生住在我們家對面，當時我家的涼臺沒有加頂，早晨兩位老先生鍛煉，我父親在這邊做廣播體操什么的，然后跟他招招手，遙相呼應，是一種非常融洽的氣氛。

侯仁之的家里經常有人慕名而來，他就跟家人特別交代，不管他是否在家，一律要熱情接待。在北大，侯仁之是最沒有架子的教授之一，學校里的很多工友、門衛都認識他。

侯仁之常跟大家說，自己的眼睛不好，如果見面時認不出來千萬別介意。

鄭孝燮（著名古建筑文物保護專家）：這么一個大學者給我的印象始終是很謙虛，有君子風度，我喜歡用“君子”兩個字來形容他。他善良、誠懇，見誰都是很親，他跟他學生也是很親，不是那種讓人不敢接近的人，謙虛平易，越是學問高的人這種修養越高。

在北京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內，由侯仁之主編的《北京歷史地圖集》第三集的編寫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北京歷史地圖集》是全國第一部省市地圖集，在世界范圍內也是最早的，在內容上包括環境變遷、人口變遷、經濟、歷史、文化等，大大超越了傳統的地圖集，對于城市規劃和建設有著重大參考價值。

《北京歷史地圖集》第一集和第二集耗費12年完成，第三本地圖集是侯仁之晚年最為牽掛的。

第3篇

關鍵詞： 《弟子規》 傳統文化 學習誤區

傳統文化在沉寂多年后，最近幾年卻猶如枯樹逢春，逐漸火熱起來，這與國家政策上的宣傳有密切關系。2009年，主席在中央黨校提出：“領導干部要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向領導干部提出了如何通過讀書提高個人自身修養的問題。指出不僅要讀書，而且要有選擇地讀書，“要通過研讀優秀傳統文化書籍，吸收前人在修身處事、治國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經驗，養浩然之氣，塑高尚人格，不斷提高人文素質和精神境界。”的大力宣傳，使得一直都較為沉寂的傳統文化重新煥發了生機。其中，《弟子規》一書在學習熱潮中儼然成為領頭羊之一，顯得較突出。學習傳統文化固然是好事，但在學習過程中若不注意篩選糟粕和講究方法，亦會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本文即從國人學習《弟子規》的情況分析入手，探討學習傳統文化中的問題及相應解決措施。

一、《弟子規》學習之現狀及反思

《弟子規》在公務員領域的熱度，在公務員考試中反應最為明顯。2013年湖南益陽、遼寧鞍山、河北等地公務員考試中大量出現與《弟子規》相關的試題。到2014年，各地公務員全真模擬試題中更是無處不乏《弟子規》的身影。與之相應的是，《弟子規》一書由幾年前基本無人問津，到這幾年的銷量不斷激增。如北國網一則新聞的標題即為《2013年鞍山啥書最火――〈弟子規〉》。而在不少行政單位，也悄然掀起公務員閱讀《弟子規》的熱潮。

在我們的高等學府――大學里，也常常可見學習《弟子規》的身影。如2012年東華理工大學，向所有在校學生號召《學好弟子規做好中國人》；再如2013年，當2013級新生步入中山大學時，被學校要求完成一份十分特殊的暑假作業，即閱讀《弟子規》并寫讀后感；今年，中南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900余名大學新生剛剛踏入校門，就收到了學院發給他們的兩本書，其中一本就是《弟子規》。

在社會中，全國不少地方開設了類似于私塾的國學班培訓機構，在這些培訓機構往往以記誦《弟子規》、《三字經》等書籍為主。如據大眾網2013年報道，自2008年始，由一群義工發起成立孝謙傳統文化學習中心，組織“草根講堂”，免費為少年兒童進行國學經典的授課。據義工介紹，他們那里最受歡迎的就是“弟子規”班。

從這些現象中可以得知，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全方面掀起了學習《弟子規》的熱潮。古人云：“開卷有益。”但學習不能僅僅停留在開卷形式上，還要實際考察其效果。就目前學習《弟子規》的實際情況看，在學習過程中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其一，學習的方法較單一。在學習《弟子規》時，顯然成人的學習方式與兒童的學習方式有所不同。但無論學習的年齡層次有何區別，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學習，目前基本都是采用傳統私塾的學習方法――記誦法。

其二，不少學習流于形式。目前學習《弟子規》，無論是成人還是兒童，大多數情況下并非是自覺自愿地學習，往往是被動學習。在學習過程中，特別容易出現“一陣風”的學習情況。當相關政策號召一提出來，學習立刻就聞風而動，但時間一久，上級不再反復強調，學習熱情迅速退潮。

其三，學習效果不理想。目前對于學習效果的檢驗，僅僅到能完整無誤地背誦《弟子規》為止。而更為突出的問題是，由于是記誦，隨著時間的推移，沒有實踐鞏固，記憶效果越來越差，很容易將之前背誦的成果付之流水，因此學習效果是極為糟糕的。這里有一個問題尤其要引起人們的注意，對于傳統文化的學習，若僅僅止步于記誦，那無疑是舍本逐末。學習傳統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傳播并能實踐我國傳統文化中值得提倡的部分。

總體而言，學習傳統文化固然是好事，但在學習過程中所出現的這些問題也是不容我們忽視的。

二、原因探尋及對策

對于在學習以《弟子規》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中所出現的問題，探尋其原因，歸結起來大概有以下幾點。

1.學習目的不明確。學習僅僅是為了應付某些形式的檢查，如考公務員學習《弟子規》大多純粹就是應付考試，再如兒童學習則往往是基于父母或老師的要求。這樣，學習就淪為考試工具，或成全父母的虛榮，或滿足老師的要求。并不能真正體會學習傳統文化其目的在于提高自身的人文素養和精神境界。

2.施教者沒有結合受教者探尋合適的教學方法。在整個中國基本處于應試教育的背景之下，施教者并無多少閑暇余力對傳統文化的教育方法進行探討，往往在學習傳統文化時，習慣性因襲傳統學習方式――記誦。

那么，如何在現有條件下提高學習《弟子規》等傳統文化的學習實效呢？筆者認為可以在以下方面多做努力。

其一，學習需有所取舍，不能全盤接受。以《弟子規》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固然有許多好處，不然，不會傳播得如此悠久綿遠。但正如梁啟超先生在《儒家哲學》一書中所指出的：“無論怎樣好的學說，經過若干時代以后，總會變質，摻雜許多凝滯腐敗的成分在里頭。”①傳統文化的產生有其獨特土壤，有些東西在當時或許有積極意義，但隨著社會的變遷，已經成為喪失了其特有的價值及意義，成為可以拋棄的對象。例如，《弟子規》云：“三綱者，君臣義。”②這里講的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顯然隨著時代的變遷，已經沒有價值。所以，在學習的時候，需持一種批判的眼光，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

其二，讀書，尤其要擅讀書，讀活書。傳統文化的語言與今天的白話文有別，語言存在隔閡。讀書時容易出現拘泥于字句的解釋，不能認識到作品背景及自己當前的生活環境是有差別的，一到實踐時就發現存在嚴重的問題。如《弟子規》中提到：“事雖小，勿擅為。茍擅為，子道虧。”意思是弟子無論做什么事情都不可擅作主張，必須請示師長之后才可以行事，否則將會得到“子道虧”這一極為糟糕的結果。當然，弟子因為人生閱歷有限，若盲目行事容易出錯，多請教師長自然對為人行事是大有裨益的。但若過于堅持這一原則，則陷入到僵化的地步，挫傷了弟子行事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假設一旦發生突發事件，弟子若必須請示師長后方能行事，則恐怕萬萬不行。正如孟子所說的：“盡信書，不如無書。”讀書，切記不能死讀書。

其三，知行合一。學習不能僅僅停留在書本的學習上，必須有實踐相伴。古人云：“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在學習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其實目前已經有一些較好的舉措可以擴大范圍進行推廣。例如，2010年湖北漢南地區紗帽中學要求學生寒假要為父母洗一次腳、倒一杯水、唱一支歌、講一個故事，通過短信、電話等各種形式給長輩拜年。這些活動都從實踐上行之有效地鞏固了學習效果。

其四，學習形式的多樣化。學習《弟子規》目前并不屬于應試教育范疇。作為社會教育的重要部分，應結合其學習的特殊性，采用靈活多變的學習方法。如2014年的公益廣告中《回家篇》中的《擺雙筷子回家吃飯》、《63年后的團圓》等；2011年始黃石下陸有色中學開展“古詩文讀書考級”活動，每學期根據考察評選“誦讀小才子”、“小孝星”、“文明禮儀之星”等。這些活動，讓國人在休閑娛樂之暇，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為枯燥的記誦式學習方法開辟了新路徑。

總之，以《弟子規》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學習，無疑對于當前國人人文素質的提高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但在學習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弊端和問題，也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只有不斷從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并改進，我們的學習才能持之以恒地有效地開展下去。

注釋：

①梁啟超.儒家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3：11.

②李逸安.中華經典藏書：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北京：中華書局，2009.3.本文所引《弟子規》原文均摘自此書.

參考文獻：

[1]李逸安.中華經典藏書：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M].北京：中華書局，2009.3.

[2]梁啟超.儒家哲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3.

第4篇



[關鍵詞] 異物志；六朝文學； 詠物賦

[中圖分類號] I207.62[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8—1763（2012）05—0074—06

六朝時期史學異常發達，一方面，史學著作大量騰涌，另一方面，史學門類也相應激增，呈現出劉知幾所說的“門千戶萬，波委云集”（《史通·雜述》）之盛況。在這眾多的著作中，出現了一種漢代罕見、唐代以后漸次式微，而盛行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門類，那就是《異物志》。顧名思義，所謂“異物志”就是一種記載奇特事物的著作；質而言之，則其內容豐富駁雜：“舉凡各地山川、地理、氣候、動植礦物及歷史傳說、風俗神話、商業貿易、科技工藝等，無所不包，而重點則在山川地理和物產風俗。”

王晶波：《從地理博物雜記到志怪傳奇——異物志的生成演變過程及其與古小說的關系》，載《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4期。《異物志》雖盛行于六朝，其散佚也十分嚴重，迄今已無完整存書，清人張澍《二酉堂叢書》、曾釗《嶺南叢書》、陳運溶《麓山精舍叢書》等都曾輯有部分《異物志》佚文，今人張崇根《臨海水土異物志輯校》（農業出版社1981年版），繆啟愉、邱澤奇《漢魏六朝嶺南植物“志錄”輯釋》（農業出版社1990年版），吳永章《異物志輯佚校注》（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都對個別或部分異物志著作進行了整理，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則收錄《異物志》佚文十二種，是目前輯錄最多者

此書輯錄雖全，但紕漏也甚多，參看陳尚君關于《漢唐方志輯佚》的述評，載《唐研究》第五卷；劉躍進《漢唐時期地方文獻整理與研究》，載《國家圖書館學刊》2005年第1期；卞東波《〈漢唐方志輯佚〉糾謬》，載《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1期。。檢《隋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著錄以“異物志”命名的著作六種，茲略為考定其存佚情況，并列表如次：

除此之外，綜合歷代學者考證

專門考述《異物志》的著作，主要有王庸《中國地理學史》（商務印書館1938年初版），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1957年初版），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中華書局1963年版）的相關章節，以及晚近王晶波《漢唐間已佚〈異物志〉考述》（《北京大學學報》國內訪問學者、進修教師論文專刊，2000年）、胡寶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州郡地志》（《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4期）、王毓藺《魏晉南北朝方志初探》（《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7年10月）等論文。其中尤以王晶波對此類著作用力最勤，考獲甚多。，六朝時期以“異物志”命名而不見于《隋書·經籍志》著錄者，尚有十三種之多，今亦列表如次：

表1《隋書·經籍志》著錄異物志列表

時代

作者

書名

卷數

存佚情況

東漢

楊孚

異物志

一卷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

東漢

楊孚

交州異物志

一卷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

三國吳

萬震

南州異物志

一卷

陳運溶《麓山精舍叢書》

三國吳

朱應

扶南異物志

一卷

陳運溶《麓山精舍叢書》

三國吳

沈瑩

臨海水土

異物志

一卷

張崇根《臨海水土

異物志輯釋》

不詳

不詳

涼州異物志

一卷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表2其他異物志列表

時代

作者

書名

卷數

存佚情況

三國吳

薛瑩

荊揚已南異物志

不詳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

三國蜀

譙周

巴蜀異物志

不詳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

晉

續咸

異物志

十卷

無考

不詳

宋膺

異物志

不詳

張澍《二酉堂叢書》

不詳

陳祈暢

異物志

一卷

王庸《中國地理學史》

南朝

曹叔雅

廬陵異物志

不詳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

不詳

孫暢

異物志

不詳

《初學記》卷三十引

不詳

不詳

南方異物志

不詳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

不詳

不詳

南中異物志

不詳

《一切經音義》

卷十六引

不詳

不詳

南中八郡異物志

不詳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

不詳

不詳

郁林異物志

不詳

王晶波《漢唐間已

佚異物志考述》

不詳

不詳

廣州異物志

不詳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

不詳

不詳

郭氏異物志

不詳

《太平廣記》卷二百一十引

第5篇

【關鍵詞】經濟區／綜合性／經濟中心

一、歷史經濟區域概念的產生

經濟區是由多種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氣候、資源的相對一致性和與之相協調的人文環境（歷史文化傳統、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科學技術）所決定，以勞動地域分工為基礎，各具產業特色的地理區域。經濟區域與經濟區域之間商品流通是經濟區域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國國土遼闊，各地區之間自然條件有很大的差異，由此而導致經濟和人文現象的差異同樣是十分明顯的。根據我國的自然條件（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可以劃分為東部季風氣候區、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區、青藏高原高寒區三大自然區，這三大自然區決定了我國經濟區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時這三大自然區內部也同樣存在自然和人文環境要素的差異，在歷史上先后出現過不同社會產業的地域分工，這種產業分工和差異便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區。

在我國古代社會的早期，由于經濟開發不足，生產力低下，區域間產業分工不明確，商品經濟還處于萌芽狀態，區域間商品市場體系沒有形成，經濟區的邊界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大致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隨著金屬工具的用于生產，農業、手工業生產力的提高，各地根據本地的自然條件所生產的具有本地特色產品的產業興起，除了滿足本地區需要外，可以將多余的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并從中獲利，于是形成一定規模商品交換和貿易，產業的區域分工初步形成，開始出現經濟區的雛形。正如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條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陸地、山區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氣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礦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條件的特點不同，又有了勞動工具的天然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職業劃分，我們一般應在這些部落相互進行的交換中發現產品向商品的最初轉化。”（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頁。）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產業區域分工已經客觀存在，經濟區域的概念在當時人們觀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書·禹貢》中以山嶺、河流、藪澤、土壤、物產、貢獻以及交通道路劃分的九州，不僅是一種綜合的地理區劃，實際上也是經濟地理區劃；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第一次將漢朝全境分為山東、山西、龍門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產業區，漢成帝時劉向的《域分》、朱贛的《風俗》，《隋書·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雖然都是以“物產風俗”劃分的人文風俗區，實際上也是經濟地域差異引起的人文地域差異的反映。因此可以說我國古代經濟的地域差異在人們的觀念里已經存在了。唐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間產業分工明顯，商品貿易頻繁，經濟區域的特征更為顯著，這在區域差異比較大的南方地區更為突出。南朝以來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時期的所謂“三吳”、“江南”、“兩浙”、“荊湖”等等已不僅是政區名稱，更貼切的是經濟區域的名稱。明人王士性《廣志繹》根據浙江省內不同自然、經濟條件分為若干亞區，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兩有秋也”；“臺、溫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產之地，稻麥菽粟尚有余饒。寧波齒繁，常取足于臺，閩福齒繁，常取給于溫，皆以風漂過海，故臺、溫閉糴，則寧、福二地遂告急矣。”這就是說，在浙江省內還分為若干經濟亞區，各經濟亞區間的商品交換已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為。明清時代大體上各省自成一大經濟區，而省內又按自然條件分為若干亞區，這種亞區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謂“江南”即指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而言，雖然對“江南”范圍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認為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太八府一州為江南經濟區（注：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認為應該是蘇、松、常、杭、嘉、湖。（注：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不論怎樣，“江南”一地作為一經濟區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產業差異更為明顯，經濟區的存在更為明確，經濟區的等級、層次更為繁復。對此進行研究，是我們全面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文化的區域差異和區域整合問題的重要切入點。

二、歷史經濟區域形成的歷史和地理條件

在我國人類社會早期，地域、部落之間農業、畜牧業分工并不是很明確的。至少在黃河流域古代社會的早期，原始農業、畜養、采集、狩獵同時并存。我們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中都可以看到，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到古代社會早期，華夏地區以及周邊草原森林地區產業中兼有原始農業、畜養和狩獵的痕跡。以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采集經濟向原始農業發展，狩獵經濟向畜養、游牧經濟發展，標志著攫取經濟向生產經濟進步，以后逐漸形成以農業為主兼營畜養的部落與地區和以畜牧為主兼營農業的部落與地區。這種選擇和變化，很大程度決定于所處的自然條件，如春秋戰國以后，北方草原區形成畜牧區，東部季風區形成農耕區，東北高寒區還停留在采集狩獵階段等等，由此形成的這種經濟區本質上也就是自然－經濟區；這種經濟區之間的物產互補和交流成為當時人們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①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可見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原與周邊地區在產業差異上的互通有無是很頻繁的，不可或缺的；從自春秋戰國至漢代初年，農耕區和畜牧區之間、農耕區內部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一直延續到漢代，《漢書·食貨志》說：“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就是說漢代初年，商品貿易在社會上還有很大影響。由此可見，不同產業區域之間商品貿易是經濟區形成的必要條件。其次，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特別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區，主要是漢族以外少數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發源地的自然條件決定了該民族經濟的特點，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廣綿亙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橫斷山脈地區的深谷密林決定了采集和狩獵成為當地民族的主要生產方式，東北高寒森林地帶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獵為生。以后隨著民族活動的頻繁，生產活動變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處，往往將畜牧業帶至該地，而漢民族所到之處，無不墾地種植。因此民族經濟也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的一個特色；而這種民族區域經濟間的互通貿易，很早就開始，一直延續到整個歷史時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市糴一》：“互市者，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其后匈奴和親亦通市，后漢與烏桓、北單于、鮮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與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際，常交戎夷通其貿易，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后唐復通北戎互市，此外，高麗、回鶻、黑水諸國，亦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民族區域之間的貿易，也是反映不同經濟區的一個方面。其三，由于我國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為全國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自然條件發展不同產業門類提供了條件，同時出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權對地方經濟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當地方政權特別關注地方經濟發展時，有過多的干預，于是經濟區的劃分和調整往往與政治形勢和政區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統一政權的同一經濟區，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經濟區。行政區和經濟區有密切的關系。故而我國歷史上的經濟區往往包含自然、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國歷史上早期的經濟的區域差異，可按自然條件分為農耕、游牧、漁獵三大經濟區。這三大區實際也是漢族政權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獵民族的活動區。漢文帝給匈奴單于書云：“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注：《漢書》卷四《文帝紀》，中華書局標點本。）這就是自然區、民族區、行政區和經濟區合一的反映。

在這三大區中，從自然、人口、資源、文化各種條件而言，東亞季風區的農耕區都占主要地位。這里人口最多，幾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資源最豐富多樣，生產力最先進，最早進入文明社會。因此這里最早出現經濟的區域差異，其先決條件是農耕發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夠的糧食提供給社會，可以使一部分人從事適應本區自然條件的其他產業，以其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首先就是經濟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經濟區之間貿易的主要內容。例如《史記·貨殖列傳》載，戰國秦漢時代時“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獲；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這種經濟作物的區域差異才能初步形成經濟的區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會、人文等因素的差異分為若干亞區，各經濟亞區因其經濟在全國的影響，在全國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隨著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適應自然能力和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細化，商品流通的加強，以及地緣政治因素的變化，不僅經濟區邊界會發生調整，同時也會引起經濟區在全國地位的升降。無論大區和亞區的經濟區域調整、變化的因素也是多種的，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條件發生重大變化引起經濟區的調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風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規模南遷，形成游牧區的南擴；黃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經濟區的調整，一次大規模的洪澇干旱災害引起環境變化和人口遷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經濟區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變化引起的經濟區調整，如長期大規模的戰爭，可能造成一些經濟區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的興起，如關中地區自兩漢末年戰爭的破壞，其經濟地位明顯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時期以秦嶺、淮河一線為南北分裂界線和以長江為南北分裂界線，經濟區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確定和轉移都可能引起經濟區的變化。這在我國傳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里，由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這種變化是很顯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遷移活動引起的經濟區格局的變化，如農業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進，農耕民族向西南、東北地區的擴展，就可能引起經濟區劃的變化。秦漢時內地人口的移向北邊，“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注：《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華書局標點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區草原的農耕化，反之，魏晉時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會將原有的耕地辟為牧地。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亂引起的我國歷史上三次人口大南遷，對南方地區社會經濟變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產業分工的細化，如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提高，自然資源的重要性的顯露，手工業的發達，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如宋代以后長江以南地區蠶桑、植棉、茶葉業、礦冶業和造紙、瓷器業等其他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原料和產品生產地的分離，商品市場網絡的形成，從而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和細化。經濟區之間分工和差異主要表現為商品交換貿易，早期的交換和貿易主要在大區間進行，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農業、手工業分工的細化，同一大經濟區內經濟亞區間的商品貿易量也會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線的布局也隨之變化，最后引起經濟區格局的變化。

我國古代不同經濟區，對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影響。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中國的統一與中央集權問題，就只能看成是控制著這樣一種經濟區的問題：其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對于提供貢納谷物來說，比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團，只要控制了這一地區，它就有可能征服與統一全中國。這樣的一種地區，就是我們所要說的基本經濟區。”即每個時期封建王朝都有一個或幾個基本經濟區，是這個王朝生存的經濟基礎。當基本經濟區衰落時，這個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尋找新的基本經濟區。（注：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頁。）由于當時資料條件的限制，冀文在具體論述上尚有可商榷處，但其基本觀點是可取的。從這個問題上剖析進去，我們將發現對古代中國經濟區及其演變的研究，是對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原因深層次認識的重要條件，同時也能對今天全國區域經濟的形成和變化的歷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從而有利于現有經濟區域的改造和規劃。

三、歷史時期經濟區域劃分的幾條原則

我國歷史時期劃分經濟區有些什么標準呢？這是需要研究的問題。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說：“關于中國古代經濟區域的劃分標準，我國史學界尚未有深入討論。在海外學術界，則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以行政區劃為基礎，另一種則以自然條件為根據。顯然，對于經濟史研究來說，后一種意見比較恰當。這種見解首先由施堅雅先生作出系統的理論闡述，后又由斯波義信先生加以發展和改進，成為一種比較成熟的區域研究理論。施氏的理論主要著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論的核心可簡述為‘地域即河川流域’說。斯氏則在重視水路交通的同時，也強調生態系統的作用，從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說發展為‘地文－生態地域’說。我們認為施氏、斯波氏的理論是站得住腳的。但是還需要補充一點，即：我們所劃的經濟區域，在古人心目中，應當也是一個特定的概定（念？）。換言之，得到歷史的承認。鑒于以往學術界對于江南地區的界定缺乏共識，我們認為有必要根據上述理論與意見重作劃分。在確定其合理地域范圍之前，有必要將我們所依據的劃分標準，作一簡要說明。首先，這個地區必須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須是一個自然－生態條件相對統一的地域，換言之，在其外部應有天然屏障將它與毗鄰地區分隔開來；而在其內部，不僅應有大體相同的自然－生態條件，而且最后還屬同一水系，使其內部各地相互發生緊密聯系。其次，這個地區在人們心目中應當是一個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說，不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與自然－生態條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長期歷史發展所導致的該地區內部經濟聯系的緊密與經濟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區被視為一個與其毗鄰地區有顯著差異的特定地區。”我們認真讀了李伯重先生的論文，認為他將他所定的標準對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劃分作為一個經濟區是完全正確的。但這個標準是否適合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所有經濟區呢？我們認為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這里需要補充一下，施氏的經濟區域理論是從他研究歷史上城市體系角度出發的，他在《中國歷史結構》一文中對中國歷史上大經濟區的觀點，大體上可概括為下列幾點：一是“每一大區經濟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區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這種自然地理大區是依流域盆地而劃分的。”二是這些區域的核心區，都處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國傳統社會里，以農業生產為主，而核心區的可耕地自然條件最好，交通運輸最為便利，成為交通樞紐。因此核心區比邊緣區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區的中心城市都興起于核心區，并以不同層次，不同核心區構成不同層次的城市網絡。于是在“每一個主要的自然地理區域中，都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城市體系亦即彼此來往頻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鄉之間的聯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區域內。”三是大區經濟應看成為復合的體系，內部是有差異的、相互依存、一體化的，盡管這些特征在邊緣地區較核心地區松散。（注：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頁。）

施氏的理論是有其可取之處的，例如任何一大經濟區是有其核心區和邊緣區，但核心區是否必然是該大區的河谷低地，則未必然，應視某一特定時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認為一大經濟區內部是有差異的復合體的觀點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論上加入了生態系統作為考察的依據，即將人類活動引起生態系統變化的因素作為參照模式，比施氏理論又較為全面。但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在時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這種模式是否適合整個歷史時期，是否適合全國的范圍，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總之，以往關于經濟區域劃分的種種理論有其正確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單單強調自然區域的條件，可能會給予人們一種誤解，似乎歷史上的經濟區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歷史時期除了黃河下游河道遷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變化，沒有質的變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認為二三千年來我國經濟區的格局基本沒有變化？顯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國歷史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勢力曾互有進退，同一自然生態區如鄂爾多斯高原，當游牧民族占有時，則成為畜牧區，這就可能與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個經濟區；當農耕民族占有時，往往變成農耕區或至少是半農半牧區，則可能與其南面的陜北高原形成一個經濟區。可見民族活動對經濟區的變化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其三，歷史上經濟區有過不小的變化，當經濟開發不足，商品經濟不發達時期，經濟區的地域比較大，核心區與邊緣區的距離較遠。不同的自然地理單元可能存在于一個大經濟區內；當經濟開發充分，農業、手工業生產力大大提高，產業分工細化，商品經濟繁榮發展時，經濟區就可能劃小，原先一個大經濟區就可能劃分為幾個經濟區，如兩漢時期的“江南”經濟區與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區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相當長時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單元在不同的政權統治下，就可能分屬不同的經濟區。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遼時曾分別屬于兩個政權，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遼時就不可被認為是一個經濟區。由此可見，劃分經濟區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態條件外，人文因素還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國古代劃分經濟區域應該有那些標準呢？我們認為自然生態的相對一致性、完整性無疑是最基本的條件，但僅此還遠遠不夠，因為歷史時期人文環境的變化十分復雜，不同時期經濟活動差異又很大，所以不同時期的經濟區域的劃分還應該考慮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勞動分工的地域差異，即本區與他區在主要產業上的差異性，從大處而言，如農耕區、畜牧區、漁獵采集區和農牧交錯、狩獵采集混合經濟區等等；從小處而言，農耕地區內又可分若干亞區，如水稻作物區、干旱作物區、經濟作物區等等。二是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還是處在自給自足封閉式的小農社會，某一地區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區的供應。因此各經濟區在主要產業分工的前提下，還有其他產業輔助，以使其成為一個可以獨立生存的地區，如關中地區固然是一個農作區，然“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物之類，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注：《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巴蜀地區“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注：《后漢書》卷一三《公孫述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清代江南蘇、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當無異議，其農作有稻、棉、桑三種作物相對集中，魚鹽之產也很豐富，同時又是棉、絲紡織業中心。珠江三角洲當為一經濟區，水稻為其主要農作，但其經濟作物專業化十分突出，果樹、甘蔗、荔枝、香蕉等熱帶水果以及基塘養魚，成為農村主要產業，清代中期以后地區經濟發展迅速，這正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結果。明清時期華北平原（冀、魯、豫）除了糧食作物（麥、豆、高粱）外，還有經濟作物棉花、煙草、棗梨、藥材、釀酒產業。因此產業的綜合性也是古代經濟區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產業分

工前提下，還有產業的專業化方向，如農業區中有水稻產區、旱作產區、漁業區、經濟作物產區、礦業區，經濟作物區中有蠶桑區、植棉區的差異等等的專門化，以此專業化產品得與他區進行交換與貿易。《鹽鐵論·本議》：“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chī＠⑤＠⑥，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區特定產業及其互相間的物資交流，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經濟中心城市及其輻射范圍，即全區生產、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為中心形成的城市網絡和交通網絡。《鹽鐵論·力耕》：“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宛、周、齊、魯，商遍天下。故乃商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至也。”《鹽鐵論·通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沖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劃分經濟區域應有區域性、綜合性、專業化、中心城市四條標準。

四、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的關系

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區的劃分，是根據巖石、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對一致性所劃分的區域。行政區則是按照統治者為加強地方統治的政治原則所劃分的區別；有時為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可以考慮自然地理要素，有時則為了加強中央政權的控制力，有意違反自然地理原則。這在中國歷史上事例很多，如漢代的長沙國，元代的陜西、湖廣、江西行省劃分，明代的南京劃分等等。經濟區則是根據產業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貿易經濟原則劃分的，已見上述，不再贅述。行政區是封閉的、內向的，經濟區則是開放的、外向的。這三者是出發點不同的三類地理區劃。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一書中說：“經濟地理與行政地理不是一個概念，但二者聯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劃分一般以經濟地理為基礎的，所以研究歷史地域經濟，仍須以政區的劃分為空間區劃。”（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這種處理方法似乎過于簡單了些。當然，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自然地理條件，這一點似無需贅述。同樣，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行政區的要素，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國家，政府的行政體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經濟活動，使經濟區服從于行政區，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權空前加強，地方行政長官為了加強稅收、協調地方經濟、用行政手段支配社會經濟部門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區內發展同類經濟，統一施行對自然環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頒布適應地方條件的經濟政策等等，使經濟區與行政區協調起來。所以明清時期經濟區與行政區大致吻合。正如楊國楨在《清代社會經濟區域劃分和研究架構的探索》一文中說：“清代社會經濟區域的調整和行政區域的變動是并行不悖的。社會經濟區域的劃分，可以借用行政區域的劃分系統。比如說，我們可以行政縣、鄉、村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基層單位，而把行省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地方單位。”（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7頁。）但這只能是在基本屬于同一自然經濟的結構條件下，凡行政區與自然區違背的情況下，經濟區就未必與行政區合一，如明清環太湖流域的

蘇、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就不受江蘇、浙江兩省的限制。施堅雅也說：“經濟發展和朝代更迭很難一致，正如區域經濟并不完全受帝國行政單位影響一樣，事實上，它們的相似之處是很接近的。”（《中國歷史結構》）可見雖然明清以來，經濟區與行政區比較一致，但當地方經濟進一步發展時，經濟區必然要突破行政區的框框。

自然區的變化是緩慢的，有時需要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區的變化則為常見，歷史上一次改朝換代，往往會引來行政區的一次大變動，有時一個朝代內前后也有大變化，如漢、唐。但經濟區則不一定因行政區的變動而變動，如明、清。經濟區的發展有其繼續性、穩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隨著政權更遞、行政區的變化而變化，而是隨著生產的發展，產業地域分工的演變而演變。這就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調整，商品貿易開創了新的局面，新的經濟區的出現將是必然的結果。

第6篇

漢中市漢臺區文廟巷的漢中市種子質量檢驗站院內，一座著紅磚頭墻壁舊樓的二樓盡頭，是三間掛著漢研協會《天漢》編輯部、天漢書畫院與天漢講臺的辦公室，這里是漢中市漢文化研究協會。

創辦這個協會的是漢臺中學的退休老師姚璞。姚老師說，2004年，陜西省弘揚漢文化研究中心欲在全省各地市建立基地，他受聘開始了漢中市的漢文化研究工作。

2006年，姚老師創辦了內部刊物《天漢》雜志。“我們以這個雜志為載體，開始了以漢中兩漢三國時期歷史文化為主要內容的研究活動。”姚老師介紹說：“此后的十多年間，漢中市研究漢文化的一大批專家和愛好者聚集到我們的協會中來，比如：陜西理工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院長梁中效教授現任協會副會長，還有學者孫啟祥等人。最近幾年協會的力量在不斷發展狀大。”

2014年，陜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授予漢中市漢文化協會“陜西省社會科學普及基地”。2016年，《天漢》雜志被《陜西日報》推為科普讀物。

據統計，《天漢》雜志已經出版發行了40多期，其主要代表作品都是與漢文化研究有關的論文與詩文。很多會員還出版了個人研究著作，其中代表作品有孫啟祥的《漢中歷史文化論集》《蜀道與三國》、劉長源的《漢中古史考論》、李建國的《漢字文化探源》等等。

如今，漢中漢文化研究協會下設龍崗文化研究部、褒姒文化研究部、漢臺文化研究部、張良文化研究部、張騫文化研究部、三國文化研究部。

漢中漢文化研究協會開展的各種活動與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應出漢中市漢文化的研究現狀。

研究方向

漢中有些漢文化研究專家把“漢水文化”作為地域文化研究課題，但另有研究者認為，漢中畢竟只是漢水的上游地帶，占絕大部分的中下游在安康市及湖北省，支流涉及河南省。因此，漢中人要研究漢水文化，難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1990年代以來，原漢中師范學院聯合安康、商洛及湖北省學者研究漢水流域文化。2005年，陜西理工學院發揮高校優勢，聯合以上地區的學者專門成立了漢水流域文化研究中心，拿出了一批成果。

也有一部分專家認為，作為文化形態意義上的“漢中文化”一直尚未形成，且很難拿出較具規模的、具有向外展示的代表性的“漢中文化”，即使勉強推出“漢中文化”概念，也很難得到更大范圍的社會認同。而 “漢族文化”這個概念又太大，研究的涵蓋面太寬，涉及中國絕大部分版圖內的地域、人文、歷史、經濟、社會等方面，幾乎包括我國幾千年的全部歷史，這是任何一個機構或社會團體都難以作好的大文章。

因此，近幾年，漢中官方及專家學者認為，“漢文化”研究的著眼點應放在“漢代文化”這個重點上，結合漢中在兩漢三國時期的人文資源，進行多方位性研究。“漢代文化”是“兩漢三國文化”的核心所在，有人又稱其為“三漢文化”。

按三漢歷史事件的順序，漢中是漢王劉邦封國，是漢朝發祥地，這里發生過劉邦拜將、出定三秦、張修張魯傳布五斗米道、曹操戰降張魯、定軍山之戰、劉備自立漢中王、諸葛亮北伐曹魏等故事；按人物，這里有劉邦、蕭何、張良、張修、張魯、曹操、劉備、魏延、姜維等人活動的史實。漢中是張騫、李固家鄉，蔡倫、班超封地；按現存遺跡遺存，漢中有古漢臺、拜將壇、飲馬池、張良廟、漢王城、張騫墓、蔡倫墓、武侯祠、武侯墓、馬超墓、虎頭橋、張魯城、張魯女墓、石門及褒斜棧道、故道、米倉道、金牛道、儻駱道等。

漢中保存著眾多的漢代文物及金石文獻，古代典籍中，記載以上三漢文化內容的資料不少，值得挖掘與研究。

機構與活動

2010年11月，姚璞與梁中效等專家參加了在湖北襄樊市興辦的三國文化研討會。姚璞說，“當時我就想，諸葛亮在漢中勉縣定軍山下長眠千年之久，可我們卻從漢中跑到襄樊來參加三國文化研究基地落成典禮，這是為啥？”

其實，早在1983年，襄樊、漢中、成都三地的史學界與文物工作者就曾聚集湖北襄陽的隆中，共同商議聯合成立諸葛亮研究會，并在三地區（市）分設聯絡處。漢中是諸葛亮研究會的發起者和早期全國諸葛亮學術研討會的承辦者之一。

起初，漢中地區文管會負責漢中的聯絡工作，后又改由漢中市博物館負責。1983年10月，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館、湖北襄樊市文化局、陜西漢中地區文化局聯合成立諸葛亮研究會，并在成都舉行了第一屆年會。1984年10月，漢中地區文化局在勉縣主辦諸葛亮研究會第二屆年會，發行了《諸葛亮研究文集》。諸葛亮研究會在早期還編選并內部印刷了四冊資料集，其中第三集由漢中編印，收錄論文和其他資料38篇。

1990年代，《漢中師范學院學報》曾設立《三國研究》專欄，編輯“三國文化與漢中”研究專輯，發表了一批學術論文。

2000年以后，在全國各地以諸葛亮研究為主題的三國文化研究空前活躍的情況下，漢中市的研究卻跟不上形勢，三國文化研究呈現衰退之勢。2002年9月，漢中市文化局主辦了第十三屆全國諸葛亮學術研究會，因未出版論文集，受到全國學界詬病。此后，諸葛亮研究會漢中聯絡處基本停止了各項活動。

直到2006年起，漢中漢文化研究協會在《天漢》雜志上陸續發表一些關于三國歷史文化的文章。2009年9月，勉縣人民政府承辦了第十六屆全國諸葛亮學術研究會，收到論文77篇，會后編輯出版論文集《定山下論三國》。這是漢中市舉辦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全國性的三國文化研究活動。

2007年，漢中漢文化研究協會參加了陜西省漢文化學術研討會。此后，姚璞還和梁中效等人一起參加了長安文化資源研討會以及“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學術研討會等。

2012年3月，漢中漢文化研究協會啟動了《天漢文化叢書》的編撰工作。

多年來，漢中學術界以陜西理工大學對兩漢三國文化的研究最為活躍，以梁中效教授為代表的陜西理工大學的學者們不僅積極參與全國的漢文化研究工作，而且還成立了兩漢三國文化研究所、秦嶺與蜀道文化研究中心以及漢家發祥地文化研究中心。

2016年12月，陜西理工大學主辦了陜西省首屆“絲綢之路青年學者論壇”漢中分論壇城固會場“張騫精神及秦蜀古道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徐衛民做了《張騫與絲綢之路》專題報告，陜西省文化遺產研究院學者巨東做了《秦蜀古道在漢中的延伸》專題報告，上海博物館研究員、書畫研究專家陶喻之做了《張騫泛槎》專題報告，陜西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王暉做了《張騫鑿空西域之前中西文化交流的幾個特點》專題報告，陜西理工大學文旅學院院長梁中效教授做了《張騫文化和中華文明》專題報告。會后編輯印制了會議論文集，收錄論文45篇。

2017年5月，“2017第二屆中國漢中棧道文化峰會”在漢中舉行。中國民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紀連海，四川西部經濟文化發展研究院蜀道文化研究所所長朱福全，西安外國語大學旅游學院院長、陜西旅游研究院院長潘秋玲，陜西理工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院長、秦嶺與蜀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兩漢三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梁中效，漢中文化名市建設顧問、陜西理工大學漢水文化特聘研究員、文化學者黃建中等參加了此次論壇。各位名家的精彩觀點和建議，對進一步推動古棧道歷史文化價值研究，助力古棧道保護與傳承起到了積極作用。

近期，陜西理工大學還欲申請籌備“中國秦蜀古道歷史文化暨世界文化遺產申報國際學術研討會”。

兩漢文化研究

余秋雨在游漢中時感慨：“我是漢族，我講漢語，我寫漢字，這是因為我們曾經有一個偉大的王朝――漢朝，而漢朝與漢中密不可分，漢中這地方不來，那我就非常遺憾了。因此，我有個建議，讓全體中國人把漢中當作是自己老家，每次來漢中當做回一次家。”

漢中自古有“天漢”之美稱，天漢者，漢人之謂也。自漢高祖創世以來，其王朝以“漢”冠名，繼而漢人、漢族、漢語、漢文化之稱謂得以確定。1994年，漢中被國家評為“全國歷史文化名城”。

漢中兩漢文化底蘊厚重。《詩經》云：“維天有漢，監亦有光”，天漢即天上的銀河，在古人看來，銀河與漢水是天地輝映而存在的。早年蕭何語曰：“天漢，其稱甚美。”諫言劉邦居漢中韜光養晦，厲兵秣馬，其后逐鹿中原，成就漢室帝業。自此，“天漢”之稱載入典籍，名聞遐邇。

兩漢文化在漢中留下了濃重的印記，漢中歷史博物館珍藏有從舊石器時代以來的歷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共計12000余件，是漢中珍貴文物薈萃之地。其中的“石門十三品”陳列褒斜道及摩崖石刻通碑，是我國書法史上小篆向隸書過渡的重要實證；張良功成身退、張騫出使西域、蔡倫潛心造紙、蕭何月下追韓信等等這些歷史故事體現出了尚智文化；漢中還有最著名的棧道文化，《戰國策?秦策》記載：“棧道千里，通于蜀漢，使天下皆畏秦。”古棧道蜿蜒曲折如歷史之脈絡，經歷幾千年的風雨剝蝕，遺存極少，漢中境內共有七條。

兩漢文化是漢中漢文化研究的重點。孫啟祥發表《“漢文化”概念及其相關問題》，目的是厘清“漢文化”與“漢代文化”的關系；而梁中效《張良與棧道文化》一文說明，張良的棧道奇謀不僅是劉邦定天下的基礎，也奠定了中國棧道文化特色。

《天漢》雜志刊登了《張騫與絲綢之路新探》《張良文化與留壩旅游》《歷史名人文化資源的旅游與開發――以張良文化為例》《漢中兩漢三國文化淺釋》《張騫精神》《蕭何追韓信與“馬道”》《張良與紫柏山歷史文化》《蜀道――大官驛道》《劉邦“暗度陳倉”之行軍路線》《開辟絲綢之路兩巨人――張騫和班固》《造紙之圣蔡倫》《張良廟歷史資源的開發與建設》《漢文化漫談》《明修棧道 兵出子午――韓信的謀略與軍功》等等與兩漢文化有關的研究論文與文章。

三國歷史研究

據傳民間有一種說法，一部名著《三國演義》，約有半部在講述與漢中有關的事件。國內發現的與三國文化有關的名勝古跡有500多處，主要分布在陜西、河南、四川、湖北等地，目前已開發的三國旅游景點大約有70多處。

在全國各地的三國景點中，漢中資源優勢明顯。這里是歷史上三國時期各方爭奪的焦點和三國英才頻繁光顧的地方，境內武侯墓、武侯祠、定軍山古戰場、天蕩山古戰場、古陽平關、馬超墓祠、劉備立漢中王設壇處、諸葛亮讀書臺、張魯城遺跡、諸葛亮制木牛流馬處等三國時期的歷史遺跡，使漢中在全國擁有了更高的知名度。

改革開放后，漢中涌現出不少研究漢中與三國文化歷史關系的專家學者與民間愛好者。1980年代，岳德新、范吉升的《定軍山戰役的重大作用》、白日煦《劉備為何奪漢中》、薛鳳飛的《劉、曹漢中之戰》三篇文章，探討了Z取漢中對建立和鞏固蜀漢政權的重要性。

進入21世紀，梁中效等成為后起之秀。梁中效在《漢中在三國鼎立進程中的地位和影響》一文中認為，漢中是三國鼎立的戰略支點，是無可爭辯的三國文化勝地。岳德新《曹操漢中失利原因何在》一文分析了重用夏侯淵、兵夫逃亡、擁漢派士族對抗、孫權進攻合肥等因素與曹操失利漢中的關系。田孟禮《讀〈三國志〉說漢中》一文梳理了《三國志》中與漢中有關的人物事件。郭鵬《兩漢三國時期的漢中》比較全面系統地記述了兩漢三國時期漢中的大事、人物、遺跡、文物、戰事、文獻等。

諸葛亮與漢中的關系也是三國歷史文化研究的重點。李恩來、賴甫躍《諸葛亮在漢中八年的主要活動》、郭清華《諸葛亮屯軍漢中對北伐的意義》、唐金裕《諸葛亮北伐時筑漢、樂二城的軍事意義》等文章，主要探討了諸葛亮屯軍漢中對蜀漢軍事、政治的影響；唐金裕《諸葛亮北伐對漢中的水利整治》和侯素柏《淺談諸葛亮在漢中的休士勸農》兩文，探討了諸葛亮對漢中經濟的貢獻；郭清華《諸葛亮為何要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傅興林《諸葛亮歸葬漢中的心態透析》等文章，論述了諸葛亮歸葬漢中壯志未酬的悲壯情懷和權臣身后的憂患心態。

漢文化研究協會也參加到了漢中與三國文化研究中來。《天漢》雜志先后刊登了與此研究有關的多篇文章與論文，代表作有《三國時期的“空城計”考據》《漢中安危系魏延》《近三十年漢中三國歷史文化研究綜述》《“借荊州”的是非曲折》《漢中境內兩漢三國遺址選介》《如何認識定軍山之戰》《從武侯遺命薄葬看諸葛亮的廉政思想及對后世的影響》《古漢中文化及諸葛亮對其貢獻》《分析諸葛亮鐘情漢中的緣由》等等。

歷史地理研究

橫亙于曹魏和蜀漢交接地帶的秦嶺，歷史上一直是難以逾越的軍事屏障。三國時期，這里又處于中國歷史上自然災害頻發期和東漢南北朝寒冷期，故自然因素對軍事、社會的影響尤為突出。

馬強的研究成果《地理環境因素與漢末三國歷史進程》分析了自然災害對東漢王朝造成的危機，認為中原、巴蜀、荊揚三大自然地理與文化區域的分異和地形地貌、氣候、疾疫等環境因素對三國歷史進程有直接影響。孫啟祥的《蜀道與三國》論述了蜀道和漢中在三國鼎立進程中的地位，認為圍繞著蜀道的漢中戰役催生了三國的實際形成，通過蜀道展開的魏滅蜀之役實際宣告了三國鼎立的結束，三國爭雄促進了蜀道舊路的維護修復和新路的開辟利用。郭榮章《諸葛亮興兵攻魏所走的褒斜棧道》《諸葛亮攻祁山行兵路線芻議》《諸葛亮出兵斜谷伐魏的有關問題述評》三文，論述了諸葛亮北伐的進軍路線問題。

《三國志》中許多地名的今址眾說紛紜，諸葛亮第一次北攻曹魏時馬謖失守的街亭即俅死唷P烊棧浴⑼蹺慕艿熱艘讕蕁度國志》的記載和《三國演義》的描述，撰文稱街亭位于今甘肅秦安縣東北之隴城鎮。孫啟祥經實地踏訪，考之《三國志》及裴松之注原文，在《街亭位于隴關道西口獻疑》一文中認為，諸葛亮與曹魏的爭戰未北逾天水，街亭應在今天水東南麥積鎮。此外，李承疇、孫啟祥《張飛間道進兵漢中考辨》指出，劉備取漢中時，張飛未如舊志記載的那樣從定遠（今陜西鎮巴）、西鄉間道進軍，拴馬嶺、撈旗河、“飛鳳山”題刻等所謂張飛遺跡系附會之說。陳顯遠《諸葛亮在漢中的活動遺跡略考》和《褒斜棧道中幾個重要地名考訂》兩文，梳理了古籍中關于與諸葛亮活動相關的箕谷、赤岸府庫、赤崖、漢城、樂城、赤阪等地名的記載。孫啟祥《漢末曹劉漢中爭奪戰地名考辨》考證了古陽平關、今陽平關、陽安關、關口、關城、張魯城、廣石、馬鳴閣的名稱演變及地理位置。郭鵬《三國人物葬地質疑――同〈人民日報〉〈新民晚報〉商榷》，糾正了兩報中文章對諸葛亮、曹操、關羽、張飛等人葬地的錯誤記述。

文化遺跡保護

與整個國家的經歷一樣，漢中這座具有兩千三百多年歷史的文化名城幾千年間形成的歷史文化物質基礎，經過“”與此后1980年代以來的城市擴建后，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防線已退到了“文物保護單位”這一種單體建筑層次。

漢中城區內除了孤獨的幾處“西漢三遺址”，很難找尋古建筑成片、古街道完整的區塊。為保護歷史文化遺跡，塑造城市個性，上世紀90年代末，漢中成立了 “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委員會”和 “東關正街歷史街區建設協調領導小組”，對東關歷史街區的建設實行全程監管，并編制了《漢中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和《漢中市東關正街歷史街區保護規劃》，對名城及歷史風貌敏感地帶進行控制性詳細規劃研究，明確控制指標，有效地遏制了開發商對“文物保護單位”的蠶食。

漢中市相繼對古漢臺、東塔、凈明寺等保護尚好的 “文物保護單位”和“重點民居”，在“修舊如舊，以存其真”的原則下進行修繕。對漢南書院、拜將壇等一些重點文物古跡進行妥善修復，還完成了虎頭橋碑遷址建館等復古工作。

建筑形式上，對古跡周邊和沿街景觀大道進行控制性規劃，要求在古漢臺、飲馬池、拜將壇等古跡周邊新建建筑高度做到“接近古跡低、遠離古跡高”，“視廓內低、視廓外高”。在建筑風格上，古跡周圍漢風景區內的建筑風格以灰墻漢瓦的漢代風格為主，尊重現狀，不排斥“明、清”風格。天漢大道、中山街東大街等景觀道路沿街公建建筑外立面，采用漢代傳統的造型符號，建筑材料與古建筑相協調，盡可能體現出城市中的漢文化。

另外，在漢中市各縣區，兩漢三國時期的重點遺跡在全國都是保存較多的地方，一些重點遺跡的保護工作隨著旅游開發，有了很大進步。但是，由于受地方財力所限，一些文化古跡恢復性保護規劃、設計僅限于圖紙上。

第7篇

[關鍵詞]明清；江南；城鄉關系

江南地區自唐宋時代開始逐漸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明中葉以后，當地傳統市鎮的軍事及行政機能漸趨退化，商業機能日漸凸現，其規模和數量遠超過宋代。至盛清時代，市鎮經濟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市鎮和農村之間逐漸形成一種生產與貿易的連鎖體，構成市鎮網絡，“不僅僅只是在廣大的鄉村腹地中存在著的兩個或三個主要城市，而可以認為這一地區已經是一個城市化很廣泛的地區”。[1](P12)這背后有著水陸交通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也同當地經濟結構或經濟水平密切相關。長期以來，對明清江南市鎮的探討是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個熱點，其研究成果令人矚目，尤其是自20世紀80年代始，有關江南市鎮的中外學術成果層出不窮，以涉及范圍之廣泛，論題之深入，幾乎可以說已經形成了一個專門的學術分支。不過，總的來說，以往的研究趨向，更關注的是市鎮的“中央性”機能。①或者強調市鎮在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無比強大的“向心力”②；或者從特定區域以外尋找研究空間，熱衷跨區域的比較及與國內國際市場的經濟聯系。③較少注意市鎮與農村之間的關系，乃至將農村在城鄉關系中的位置懸置起來。城市與農村的關系問題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問題。學界常以城鄉二分法或者城鄉連續體來概括傳統社會的城鄉關系，前者從人口的規模與密度、居住形態和社會異質性的角度，將城鄉分類進行論述，后者則完全打破二分法的框架，認為城市和農村各有其存在價值和功能，兩者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同體。隨著城市化理論的流行，連續體說逐漸占了上風。在城市化理論的影響下，從農村這一極向城市這一極的連續變化被設想成一個理所應當的過程，各種聚落形態都可以被確認為這一軸線上的某個位置。由于種種原因，過去有關江南市鎮研究，一向把市鎮本身④的討論當作優先任務，對于市鎮周邊的農村或者市鎮與農村關系的關注則嫌不足，即便有，也往往只具有作為市鎮研究附屬品的意味。雖則如此，本文仍擬在市鎮史研究的脈絡下，回顧一下國內外以往有關明清江南市鎮與農村關系史的各類探討⑤。并在此基礎上對未來研究中可能出現的某些趨向作一簡要前

一、國內(含臺灣)學者的相關研究

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鎮研究的國內學者是傅衣凌，他1964年發表《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一文，在“資本主義萌芽”的框架下，肯定了市鎮的成長，把市鎮經濟視作傳統地主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⑥他的開創性研究，為以后的明清江南市鎮研究奠定了基礎。1970年代，臺灣學者劉石吉首次對江南市鎮作了系統而全面的研究，他當時在《食貨月刊》和《思與言》上發表的三篇論文，后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1987年以《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為書名在大陸出版。劉石吉的著作盡管在史料上有所局限，但其分析問題的趨向及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如將江南市鎮劃分為棉織業市鎮、蠶桑絲織業市鎮、米糧業市鎮，以及對運動后的江南市鎮的發展、市鎮數量的分析，迄今仍很少為中外學者所超越。不僅如此，劉石吉的主要貢獻還在于，對大陸1980年代以來的江南市鎮研究具有啟發和推動作用。他的臺灣同行李國祁在1981年發表了《清代杭嘉湖寧紹五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初稿》一文，將傳統市場分成省城、府城、縣城、鎮市、定期集市五個等級，強調了交通線路對市鎮分布外在結構的影響，并對施堅雅的六角形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⑦劉錚云則從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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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71頁。

② 吳金成：{明清時期的江南社會一一以城市的發展為中心}，(中國江南社會與中韓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③ 李伯重：(明清江南與外地經濟聯系的加強及其對江南經濟發展的影響)，(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2期；李伯重：

④ 按：本文中的市鎮指明清時代文獻中被稱作“市”或者“鎮”居民點，原則上不包括府城，但包括那些被稱作“鎮”的縣城，惟不涉及19世紀后半葉逐漸高度城市化而在晚清仍屬縣級的上海縣。有關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動態可參錢曾璦：

⑤ 按：由于獲取渠道的阻隔，此處對以往研究的介紹肯定還有不少的遺漏。即使對文中提及的成果，由于作者學力有限，評介不當之處，亦在所難免。望方家不吝糾正!

⑥ 傅衣凌：(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歷史教學)1964年第5期。

⑦ 李國祁：

一個角度，通過考察清代蘇州地區的義莊分布，揭示出義莊有集中于城市與市鎮的趨勢。①近年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范毅軍先后發表數篇長文，綜合利用歷史學和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對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以及市鎮發展和地域開發的關系作了專門討論，預示出市鎮史研究中的跨學科趨向。范毅軍重視各種空間訊息，如市鎮所在的地形、地貌、總體分布以及與水路交通路線的位置關系等，對于探討明清市鎮的作用和城鎮化的意義；并且以為明清江南市鎮的廣泛成長，本質上只是在量上做一種擴充而已，并未能在質上有所突破。①

自1980年代初，有關明清江南市鎮研究的論文，開始頻繁出現在國內各類史學刊物上。以樊樹志、陳學文為主要代表人物，他們注重江南市鎮的實態研究，為深入了解明清市鎮的作用與意義奠定了扎實的基礎。③同時期，王家范④平⑤、范金民⑥等學者作的研究亦頗引入注目。盡管樊樹志宣稱：“僅僅從經濟史角度研究江南市鎮顯然是不能令人滿足的，市鎮作為一個地理實體，兼具經濟、文化等多種功能，因而需要多角度、多側面地進行全方位的探討”，L2J(n1，但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學者們更熱衷的是對江南市鎮的數量、類別、層級和歷史作用等問題的探討，于市鎮和農村的關系方面竟然沒有任何專文。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明清江南市鎮史的幾大家其實并沒有忽略市鎮與鄉村之間的連帶關系。例如，陳學文曾經強調市鎮對鄉村的輻射力，認為市鎮的發展逐漸將城市關系滲入鄉村，推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業經濟結構的演化，在此基礎上，市鎮對鄉村產生強大的向心力，是技術、文化、生活的中心，是緩解農村過剩人口的消融劑⑦。樊樹志和王家范沒有過份渲染市鎮的“中心地”作用，而將市鎮與農村置于相對平等的位置。前者認為，研究市鎮結構不能僅僅局限在街市以內，更重要的是弄清市鎮與周圍四鄉(或稱鄉腳)的關系；四鄉的范圍大體顯示了市鎮作為一個基層商業中心的延伸面，是市鎮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四鄉向外輸出手工業品或農產品先在市鎮里集中，再經牙行和客商散往各地市場。⑧后者則指出，江南市鎮與農村之間，無論從形成途徑上，還是空間格局上，均存在著縱深聯系；江南許多市鎮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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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劉錚云：

② 范毅軍：(市鎮分布與地域的開發一一明中葉以來蘇南地區的一個鳥瞰)．

③ 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陳學文：

④ 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其歷史價值初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⑤ 、平：(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市場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2期；

⑥ 范金民：(明清時期蘇州市鎮發展特點)．(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1990年第4期。

⑦ 陳學文：

⑧ 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12頁。

以在明中葉之后呈勃興之勢，完全是由于其四鄉農村經濟結構變革的推動。①惜乎眾多學者或把市鎮視為聯絡縣城和農村的中介②，以及鄉村城市化的重要一環③；或以傳統城鄉界線模糊不清為由，把市鎮與農村實為一體作為“理解策略”，從而回避了市鎮與農村的關系問題，更遑論對此作專門的討論了。

1990年代末以來，相關研究層出不窮，接連有小田、包偉民、范金民、王衛平、單強、陳國燦、吳仁安、張海英、龍登高④等人的專著面世。這些著作對鄉土生活、社會諸相、社會風習、會館公所、商路及其格局等方面的探討頗有新意，并逐漸突破經濟史研究的窠臼，轉從社會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明清以來的江南市鎮。惟一遺憾的是這些成果仍然沒有涉及城鄉關系。雖然有學者以為，“市鎮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存在于農村經濟上面’，是農村專業經濟發展的結果”，但還是有將市鎮作為農村社會變遷和社會諸問題的“指示器”的意味，⑤并進而把農村視作市鎮的附屬品。另有學者用“鄉鎮”一詞替代“市鎮”，除了突顯市鎮社會的鄉土本色以外，沒有給市鎮史的研究增添新鮮的內容，反而有混淆市鎮和農村的模糊界線的嫌疑。⑥從鄉村史或社會經濟史角度研究明清江南區域社會的成果，往往也會涉及到一些市鎮發展方面的內容，可是，大多只將市鎮經濟等同于農業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進行考察，同樣沒有把市鎮和鄉村的關系作為研究的對象。⑦就總體而言，在1990年代，除了吳建華曾對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鎮密度和城鄉人口結構的變動撰寫過專文外，⑧國內學術界涉足城鄉關系研究的論著可謂屈指可數。進入21世紀以后，就管見所及，王瑞成的《在鄉村和城市之間：人的城市文化史》是惟一的一部著作。該書下篇以徽商為例，討論了近世鄉族觀念下的城鄉關系。從全書的問題意識看，盡管未能給徽商研究帶來重大突破，但專以活動在城鎮里的徽商與鄉土社會之間的聯系作為考察對象本身，已足見其前沿性。⑨另外，余子明立足全國范圍，極其粗略地探討了晚清紳士群體從鄉村流向城市這一現象，多少觸及到知識精英在近代城鄉二元對立格局下，單向涌人城市對鄉村社會產生的不良影響。⑩李伯重從經濟史視角重新定位了江南郊區市鎮工業的性質，他認為在明清當地經濟中不可或缺的郊區市鎮工業盡管與農村工業有密切的聯系，但是仍然應該歸屬于城市工業；他還以市鎮人口數量、居民職業、空間距離等因素作為指標，把市鎮定位為“間接城市化”地區，從而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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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其歷史價值初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

② 例如范毅軍認為．明清市鎮應介于城市與鄉村之間，自聚落的一個環節，但由于傳統經濟發展程度，城鄉之間非可判然兩別。某些大鎮近于都市。而許多小鎮則與一般鄉村聚落區別不大，只不過幾戶的村店而已。參范毅軍：(明清江南市場聚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九卷三期，1998年。

③ 樊樹志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傳統農業社會的歷史也就是鄉村不斷城市化的過程。參樊樹志：(市鎮與鄉村的城市化)，

④ 小田：(江南鄉鎮社會的近代轉型)，中國商業出版社．1997年．包偉民：

⑤ 包偉民主編：(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5、6頁。

⑥ 小田：(江南鄉鎮社會的近代轉型)．中國商業出版社．1997年。

⑦ 洪煥椿、羅侖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羅侖主編，范金民、夏維中著：(蘇州地區社會經濟史(明清卷))，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段本洛、單強：(近代江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蔣兆成：(明清杭嘉湖社會經濟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

⑧ 吳建華：(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鎮密度和城鄉人口結構變動)．載(城市史研究)(第n。12輯)，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 年。

⑨ 王瑞成：(在鄉村和城市之間：人的城市文化史)，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

⑩ 余子明：(從鄉村到都市：晚清紳士群體的城市化)．

示出城鄉之間界線的模糊性 盡管自1980年代末以來，已有不少學者把研究的興趣放在市鎮管理相對于鄉村管理的特殊性上，②但這些成果多屬通論性質，沒有把長時段的市鎮管理實態落實到具體市鎮。最近，趙世瑜和孫冰以湖州的雙林鎮為例，回溯了自明以來該鎮各種權力資源的組合和實際運作，并通過發生在晚清的東岳廟風波，揭示出地方宗族、士紳、民間祭祀組織、外來人口和官府在處理矛盾沖突過程中的不同表現，從中透視了雙林鎮權力資源和權力關系的歷時性變化，以及市鎮與鄉村權力運作的差異。

從民間信仰透視城鄉關系，是研究明清以來的江南市鎮與農村關系的另一個主要關注點，相關成果或多或少受到了日本學者濱島敦俊的啟示。早在1990年代末，趙世瑜就注意到“城隍下鄉”和城市廟會的鄉村化現象背后所凸顯的城市對鄉村的支配作用，并揭示出鄉村的主動參與意識及對城市統治關系的挑戰，表現了鄉村對城市生活的參與，從而將城鄉放在平等的地位，沒有過份強調城市的“向心力”。③吳滔最近對清代蘇州地區鎮廟與村廟的關系作了多層次的探討，透過鎮城隍廟和“解錢糧”習俗的出現，審視了民間信仰在農村與市鎮交往中某些圖象。他認為，民間信仰中呈現的上下級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與城鄉的等級差別基本吻合，但也不是一概而論，很多位于大鎮之間的市集甚至村落有時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④ 近年來，一些學者還對生活在市鎮與農村里的不同人群特別是士紳地主的生活實態產生了濃厚興趣。洪璞在日本學者稻田清一的基礎上，對清末至民國江南地主日常活動的空間范圍作了后續研究，對比了鄉居、鎮居和城居地主在日常生活中截然迥異的社會交往圈和空間活動范圍，從中歸納出地主由鄉居到鎮居再到城居的“單線”離鄉過程。⑤吳滔選取清代吳江震澤二縣作為研究個案，從“發生學”角度，關注了比特定社會集團范圍更廣的空間內的個人活動(如選擇城居還是鄉居)及其主觀動機，通過士紳住所的變動、士紳在耕讀與服賈之間的職業選擇及鄉村公益活動組織者身份的變化等幾方面的論述，揭示出清代江南士紳的生活空間及對鄉村社會的影響力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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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伯重：《工業發展與城市變化：明中葉至清中葉的蘇州(上)、(中)》，《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1期。

② 林紹明：(明清年間江南市鎮的行政管理)，

③ 趙世瑜：《廟會與明清以來的城鄉關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④ 吳滔：《清代蘇州地區的村廟和鎮廟：從民間信仰透視城鄉關系》．《中國農史》2004年第2期。

⑤ 洪璞：《鄉居．鎮居．城居一一清末民國江南地主日常活動社會和空間范圍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第4期。

⑥ 吳滔：《在城與在鄉：清代江南士紳的生活空間及對鄉村的影響》，黃宗智主編：《中國鄉村研究》第二輯，商務印書館．2003年。

二、日本學者的研究趨向

日本學者對明清江南市鎮的研究起步較晚，對江南的關注更多以農村社會為主，晚近才開始注重城市問題。⑦有關明清市鎮的早期研究，除了藤井宏曾在論述徽商活動時偶爾觸及江南市鎮的論題以外，⑧更多關注的是華北、四川等地的定期市。⑨再加上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大多數有關江南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受“發展階段論”的制約，沒有突出“江南”的獨特性，甚至把“江南”作為討論的附屬品。⑩在這一階段，即使是作為專門性的江南地域史的研究，也主要關注鄉紳地主等支配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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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吳金成：《明清時期的江南社會一一以城市的發展為中心》，《中國江南社會與中韓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 [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載《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 [日]加藤繁：《清代村鎮的定期市》，《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三卷，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73年。

⑩ 巫仁恕：《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一一十七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新史學》十一卷三期，2000年。

及與這一群體相對密切的制度，譬如村松祐次對租棧的研究和鈴木智夫對《租核》的研究即是代表。①直到1979年，川勝守發表《中國近世都市的社會構造一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研究》一文，才標志著日本學界明清江南市鎮研究之發軔。川勝守在該文中指出，市鎮作為縣城與鄉村的中介，在明末清初顯著增加，與此過程呈鮮明對照的是，明初設置的課稅局和巡檢司規模縮小并日漸廢弛。鄉紳階層通過結交官府和利用自己的優免權掠奪土地，致使大量農村人口流人城市，或從事工商業，或充當吏胥衙役和游手無賴，成為城鎮里的寄生階層。②之后幾年，他與林和生分別探討了水路交通和江南市鎮發展的關系。川勝守考察了江南市鎮的發展及其中的交通要素，特別是與水運交通方面的關聯，從而揭示出宋明時代江南市鎮發展的條件，具體地說，就是運河及大小支流沿岸如何形成市鎮；林和生則強調了水上交通對太湖平原市鎮經濟的決定性影響③。在1980年代，日本學者明顯受“施堅雅模式”的影響，例如，斯波義信在探討宋元明清都市與農村史時，力倡以施堅雅的理論方法作為研究導向。④不過，由于日本學者向有研究村落共同體的學術傳統，他們傾向于把江南市鎮的研究具體落實到基層社會中，以市鎮或城鄉間的空間范圍為參照，觀察地方社會的構成及其運作過程。這使他們更注重討論城鎮與農村之間的關系，涌現出許多有份量的研究論文。例如，小島淑男透過城居地主、商人與在鄉農民階層之間的矛盾沖突，闡述了清末江南地區市鎮與周圍農村的關系。他認為，城鎮是農民肥料的供給地、農產品的販賣市場和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地，反過來，農村為城鎮提供了勞動力。⑤在小島淑男之前，佐伯富也曾有專文論述近世中國的都市與農村，惟主要的著眼點放在有宋一代，鮮少涉足明清的情況。⑥

199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的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森正夫等學者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利用歷史學和地理學的方法重新檢討江南市鎮史，在他們出版的論文集中，所論詳于當代而略于古代。梅津正倫對江南地形、水文環境與市鎮網絡形成的討論，森正夫對朱家角鎮略史的勾畫，稻田清一對清末鎮董的身份、角色、職責和管轄區域的探討，以及石原潤、林和生、林上等對上海、蘇州周邊集落空間構造的調查研究，均體現了與以往江南市鎮研究不同的旨趣，成為跨學科研究的一個典范。⑦高橋孝助通過研究上海都市化的擴大與周邊農村，弄清了法華鄉通過水路、橋梁、村道將農村與市鎮相接，人、物、錢、情報因此往來不息；⑧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一鄉居地主的生活空間的范圍與結構》一文則揭示了清末吳江縣的一個鄉居地主柳兆薰在市鎮與鄉村之間頻繁游走的事實。⑨此二文為日本史學界的明清江南城鄉關系史研究傳統增添了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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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村松祐次：《代江南の租棧一一中國地主制度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年；[日]鈴木智夫：(近代中國の地主制一租棧研究譯注一)。汲古書院1977年。

② [日]川勝守：《中國近世都市①社會構造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こついこ—》，《史潮》新6號．1979年，第65--91頁

③ [日]JI[勝守：(長江尹，卜夕c：掃c寸鎮市①發達七水利)，中國水利史研究會編：

④ [日]斯波義信：《中國、中近世の都市七農村一都市史研究の新しぃ視角一》．載《近世都市の比較史の研究》，大阪大學文學部《共同研究論集》第1輯。1982年。

⑤ [日]小島淑男：《清朝末期の都市七農村一江南地方む中心に一》．《史潮》新8號，1980年。

⑥ [日]佐伯富：《近代中國の都市七農村》．《歷史教育》第14卷12號，1966年。

⑦ [日]森正夫：《江南ヲルタ市鎮研究一歷史學七地理學かうの接近一》．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2年。

⑧ [日]高橋孝助：《上海都市化的擴大與周邊農村一一1920年前的上海縣法華》，《上海研究論叢》第8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

⑨ [日]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鄉居地主的生活空間的范圍與結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2期

。

1999年川勝守將他20年來的論文結集出版了《明清江南市鎮社會史研究》一書。①同時，他用市鎮社會史涵蓋傳統的市鎮經濟史，使研究的領域大大拓寬了。兩年后，由森時彥主編的《中國近代的都市與農村》，是將一些學者有關近代中國的都市、市鎮和農村的研究論文以論文集的形式編輯出版，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城鄉關系史研究著作。②同年出版的夏井春喜的著作，通過研究近代江南的地主制，對村松祐次的某些認識加以深化。③ 基于多年研究明清江南社會的心得，濱島敦俊從民間信仰的視角給我們講述了一個明清江南社會城鄉關系轉變的故事：明初，江南農村處在承擔漕糧北運的糧長階層和鄉居地主的支配之下，他們為米谷運送役務所困擾。一些巫師為迎合鄉村社會統治層的愿望，制造出適合漕運及商運需要的保護神，庇佑水運平安無事。明后期，由于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村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支配江南的鄉居地主沒落，城居地主的數量越來越多，總管信仰的存在基礎隨之解體，原來支撐這種共同信仰的顯靈傳說失去了意義。在農村社會中小農占壓倒性優勢，饑饉和米谷價格成為農民日常最為切實的問題。鄉居的巫師們不得不創造出適應于小農愿望的“施米”的傳說，“總管神”搖身一變，成為在漕運饑饉之際與民同甘共苦、向貧民周濟食米而迎來悲劇性死亡的神靈。犧牲自我而把米谷發放給農民，成為新的總管信仰的核心內容。濱島敦俊在此基礎上重申了曾經概括的“鄉腳”世界在城鄉結構中的重要性：]6世紀中葉以降，江南三角洲在經濟上所起的變動，小農民的生活空間也隨之變化，即其范圍已不再限于聚落或社，而是擴大到了以市鎮為核心之市場圈。④由此意味著日本學界對明清江南城鄉關系史的研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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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川勝守：《明清江南市鎮社會史研究一空間と社會形成の歷史學》，汲古書院，1999年。

② [日]森時彥：《中國近代の都市と農村》，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報告，2001年。

第8篇

關鍵詞： 唐宋 都城 流動人口

由唐入宋城市變化的一個重要表現是都市空間的擴展。空間的擴展無疑增強了都市的吸納力，是城市化進程中的關鍵一環。空間的擴展至少具有三維（向）性：一是外延的擴展，以城關為中心或樞紐，以城內主要大街通過城關連接城外的重要官道，使都市的實際區域逐漸向城外擴展，即形成“大都市”（不以城墻為界限）；二是城內封閉式的坊市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現為“打墻侵街”、“接檐造舍”等，這是不改變城內空間的情況下，擴大現有平面空間的利用率，增大城內的彈性和流通性，屬于內涵的擴展；三是立體空間的擴展，即在占地面積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建樓提高現有土地的利用率，以增加商用和民用宅舍使用空間。外延的擴展和坊市制度的突破，學者們已給予了充分的關注，但立體空間的擴展在唐宋城市變革進程中的軌跡以及所起的作用，也應給予充分的重視。

一、唐代都城民用和商用起樓的限制和反限制

（一） 民用住宅起樓的限制與反限制

唐朝長安城是在隋大興城基礎上嚴格規劃的都城，按規定京城民居商用都不得起樓，體現了坊市制度的嚴密性。但上述規定越來越不適應官民生活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

高宗時期，河間王李孝恭子李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①”李晦拆樓并不僅僅因為為人謙和謹慎，而是有明文規定民宅不得起樓，以免“臨視人家”，造成不便，所以不得不拆。

權貴宅第違制建造從武則天以后更為嚴重。“武后已后，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②，如長寧公主、安樂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于宮掖，而精巧過之”③。長寧公主下嫁楊慎交時“造第東都，使楊務廉營總。第成，府財幾竭，乃擢務廉將作大匠。又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衛故營合為宅，右屬都城，左俯大道，作三重樓以馮觀，筑山浚池。帝及后數臨幸，置酒賦詩”④。一些權臣也肆無忌憚，如許敬宗“營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⑤，楊國忠“構連甲第，土木被綈繡，棟宇之盛，兩都莫比”①，元載“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市宇宏麗，冠絕當時”②，這其中長寧公主所筑“三重樓”和許敬宗造“連樓”，是明確起樓的記載，其他第舍是否起樓不清楚。劉蕡曾上書云：“臣前所謂‘百工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雕樓不蓄于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③可見私室起樓禁而不止。

唐文宗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六月敕：“詳度諸司制度條件等，……有奏：……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樓閣，臨視人家。近者或有不守敕文，因循制造，自今以后，伏請禁斷。”④可知士庶公私第宅起樓閣依敕當被“禁斷”。但如沒有人阻止，李晦的樓也就繼續存在下去了。可以想見，權貴起樓應不是個別現象。

權貴的追求奢侈，競相起閣雕樓，對都市的發展從整體空間上看，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負面的，這些負面作用到北宋以后就看的更清楚了。

五代后唐時，“莊宗常擇高樓避暑，皆不稱旨。宦官曰：‘今大內樓觀，不及舊時長安卿相之家，舊日大明、興慶兩宮，樓觀百數，皆雕楹畫栱，干云蔽日，今官家納涼無可御者’”⑤。可知舊時長安卿相之家所起樓已頗為壯觀。

（二）商用建筑起樓的禁令與突破

商業區的商業用房突破不得起樓的規定，是唐宋城市變革中值得重視的現象。

市區內商用起樓早有先例。杜寶《大業雜記》記載洛陽豐都市“周八里，通門十二，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樓延閣，牙相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⑥可知隋代洛陽城市區已有樓閣群，但不見有禁令的限制。唐朝對商業性質的樓閣則有明文限制。

唐大歷十四年（公元780年）六月一日敕：“諸坊市邸店，樓屋皆不得起，樓閣臨市人家，勒百日內毀拆，至九月二十日，京兆尹嚴郢奏：坊市邸店舊樓請不毀。”⑦說明在大歷年間，坊市邸店起樓已是普遍現象，且屢禁不止，所起樓以商用為主，是時興建頗盛。所起樓閣，不論商用抑或民居，在大歷年間仍在禁止之列，但是起樓之風顯然是越來越盛。在城市人口數量與城市空間容量形成突出矛盾后，這個規定就無法執行了。

唐人有不少對樓的描述，長安以外的其他城市，包括東都洛陽在內，并沒有嚴格實行商業不得起樓的禁令。當時人的詩文中關于樓的描述很多是營業性的酒樓、倡樓。⑧唐人筆記小說有關于長安酒樓的描寫，都是在市區，坊區有酒肆，未見起樓閣。①

《逸史》曾記載李君赴進士舉，路遇一白衣人，因相談甚為融洽，特為李君寫了三封信，“甚急則開之”。他以久未及第，“欲罷去時”，開了第二封信，信中讓他“可西市鞦轡行頭坐”，于是便遵照而去，“至即登樓飲酒”。②《虬髯傳》記載了虬髯客與約李靖交往的故事，在李淵父子其兵以前，他曾約李靖入京一見，地點是“馬行東酒樓下”③。文中提到酒樓樓下可栓牲口，樓上可飲酒、下棋，還設有柜房，代客保管錢等。唐代風俗馬行設酒樓，“作為行頭所在地，并用作看驗商品質量、談論價格、商定買賣以及簽定契約的場所，實際上具有行市的會館以及交易所的性質”④。《續玄怪錄》載：杜子春在長安西市東門得一老者資助，于是“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管，歌舞于倡樓”，一二年間，三百萬錢揮霍的“稍稍而盡”。后又得資助一千萬錢，不一二年間，“貧過舊日”⑤。此處的倡樓未寫明地點，看來與西市有關。酒樓也是進京舉子進士的聚會場所。 “天寶中，進士有東西堋，各有聲勢，稍傖者，多會于酒樓”⑥。

唐人詩文中多處提到“倡樓”“青樓”， 看來營業性的建筑起樓比較普遍，但長安的樓主要應在市區。

都市的發展，常住人口的增加，外來人口、流動人口的增加，拓展都市有限的空間才能解決發展問題，原有不得起樓的規定顯然已滯后于都市發展的現狀。學者對唐長安人口數量的估測，存在著很大分歧，我認為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大約在一百萬左右⑦，且流動人口所占的比例超過大多數學者的估測。大歷十四年下敕毀拆邸店樓閣的理由仍是“臨視人家”，連京兆尹也出面奏請“坊市邸店舊樓請不毀”，說明都市在發展的壓力下，已不僅限于平面空間的擴展，開始沖破禁令向立體化發展，上文所錄大和六年禁斷起樓閣敕也可見一斑。

① 《舊唐書》卷六0《河間王孝恭傳附子晦傳》，第7冊，第2350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年版。有關規定詳見后文。

②王《唐語林》卷五，第182頁，古典文學出版社標點本，1957年版。

③ 《資治通鑒》卷二0九，第7冊，第6623頁，中華書局點校本，1956年版。

④ 《新唐書》卷八三， 第12冊，第365頁 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年版。

⑤ 《新唐書》卷二三二上 《奸臣傳上》，第20冊，第6338頁。

① 《舊唐書》卷一0六《楊國忠傳》，第10冊，第3245頁。

② 《舊唐書》卷一一八《元載傳》，第10冊，第3411頁。

③ 《舊唐書》卷一九0下《劉蕡傳》，第15冊，第5075頁。

④ 《唐會要》卷三一“雜錄”，《叢書集成初編》，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0818本，第6冊，第575頁。

⑤ 《舊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韜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版，第3冊，第767頁。

⑥ 《續談助》卷四引，《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0272冊，第93頁。

⑦《唐會要》卷五九《工部尚書》，第0822冊，第1037頁。同書卷三一《雜錄》太和六年六月敕，改“市”為“視”，俟考。

⑧ 《新唐書》卷一一九《白居易傳》載：“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第14 冊第4304頁）《全唐詩》卷二四李廓《長安少年行》：“游市慵騎馬，隨姬入坐車。樓邊聽歌吹，簾外市 （集作鶯）花。”（第2冊第328頁），中華書局，1960年版）同書卷九九張柬之《與國賢良夜歌二首》：“柳臺臨新堰，樓堞相重復。窈窕鳳凰姝，傾城復傾國。杏間花照灼，樓上月裴回。帶嬌移玉柱，含笑捧金杯。”（第4冊第1067頁）卷一0六鄭愔《春怨》：“曲中愁夜夜，樓上別年年”句，第4冊第1108頁；卷一一六孟浩然（一作張子容）《長安早春》“草迎金埒馬，花伴玉樓人。”（第4冊第1178頁）卷一一八孫逖（一作沈佺期）《和上巳連寒食有懷京洛》：“紅妝樓下東郊道，青草洲邊南渡橋。”（第4冊第1195頁） 揚州這類南方商業發達城市，詩人的描述就更多了，如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云，高樓紅袖客紛紛”，（《全唐詩》卷三0一，第9冊第3430頁）等等。

① 前所述酒肆主人因李晦住宅有樓臨視己宅而希望拆撤，可知酒肆未建樓閣。

②《太平廣記》卷一五七“李君“條引，中華書局標點本，1961年版，第4冊，第1130頁。

③《太平廣記》卷一九三“虬髯客“，第4冊，第1447頁。

④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編“東京酒樓、茶坊和集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第320-321頁。

⑤《太平廣記》卷一六“杜子春”條引，第1冊第109-110頁。

⑥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0289冊，第1頁。

⑦學者們對唐長安人口的估測，存在著很大差別，最高估測數達180萬，見嚴耕望《唐代長安人口數量估測》，《第二屆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最低是40萬，見鄭顯文《唐代長安城人口百萬說質疑》，《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2期。我的估測見《唐代長安流動人口中的舉選人群體》，《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1期。

（三）園林風景區的樓群

園林或風景區建樓閣似乎并無限制，尤其是主要風景區往往與宮城、市區和居民區有一定距離，沒有“臨視人家”之憂。如曲江池，皇家園林，偏于東南郊，被詩人譽為“萬頃繁華地”⑧。唐文宗“好為詩，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乃知天寶以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宮臺殿、百司廨署，思復升平故事，故為樓殿以壯之”⑨；白居易《曲江》詩“細草岸西東，酒旗搖水風。樓臺在花杪，甌鷺下煙中” ⑩；韓愈《同水部張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詩“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⑾；韋莊《長安舊里》詩“車輪馬跡今何在，十二玉樓無處尋”⑿；崔顥《渭城少年行》吟道：“長安道上春可憐，搖風蕩日曲江邊。萬戶樓臺臨渭水，五陵花柳滿秦川。⒀”可見，曲江風景區，各官署建樓堂館所是沒有限制的，朝廷往往還鼓勵各官署在曲江建造樓堂館所。①

唐長安曲江風景區的樓群、北宋東京城郊風景區樓群和南宋西湖沿岸樓群在性質上又有區別。

風景區的園林樓館與都城發展平面空間的拓展是有直接聯系的，與都城向立體空間的發展不一定有直接的關系，但間接關系是有的。這些風景區往往成為城市的延伸，如果說唐的這種延伸還主要集中在城區和郊區的曲江池，到北宋東京，這些風景區就擴展到“百里無閑地”，以外城城門所貫通城內外大道為主軸，從城門延伸至城郊數十里，而且其功能已不僅僅是風景娛樂區了，更多地兼有娛樂和商業性質。南宋臨安，城外西湖沿岸已經成為人煙稠密的集風景、商業和居住區于一體的繁華區，臨湖樓閣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正如詩人所詠“一色樓臺三十里，不知何處覓孤山”②，且以私人住宅和商業性樓館為主。史家所言“杭城之外城，南西東北各數十里，人煙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鋪席駢盛，數日經行不盡”③，其繁盛與唐長安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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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子蘭《悲長安》，《全唐詩》卷八二四，第23冊，第9289頁。

⑨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本紀下》，第2冊，第561頁。

⑩ 《全唐詩》卷四六二，第14冊，第5260頁。

⑾ 《全唐詩》卷三四四，第10冊，第3864頁。

⑿ 《全唐詩》卷六九九，第20冊，第8042頁。關于曲江風景區的變遷，可參見王雙懷《唐代曲江風景區的變遷》，載《漢唐長安與關中平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增刊1999年。

⒀ 《全唐詩》卷一三0，第4冊第1324頁。

① 《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本紀下》，第2冊，第5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