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29 09: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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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收支平衡;宏觀調控;金融危機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alyzing Chinese balance of payments condition and studying the relation to influence mutually of macroeconomic and balance of payments. It makes use of the lately- define index including the difference rate of balance of payments,the rate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and the rate of the foreign and domestic economy to analyze equilibrium in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otherwise,then inquiries into and puts forward the standpoint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that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of the low level and the equilibria for the foreign and domestic economy should be carried out when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period.
Key Words:balance of payments,the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policy,financial crisis
中圖分類號:F830.2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4-2265(2009)06-0030-04
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前后中國國際收支平衡問題成為中外焦點。國際收支作為我國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重要環節,需要綜合運用宏觀經濟政策加以調控。
一、國際收支平衡的度量方法
“保持國際收支平衡”,是根據在一定的條件下國際收支狀況有利于國民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可持續發展而言的,是指相對的、動態的、區間性的、適度而又可維持的平衡概念。
度量國際收支平衡的指標主要有3個:
國際收支差率(k)=(近12月)國際收支(經常、資本)差額(A)/(近12月)國際收支總額。這項指標反映國際收支差額偏離程度,是各種涉及國際收支及其差額因素綜合的結果,它的變化并不隨經濟發展而國際收支總規模變化而變化,差額變化但總規模也變化而差率可能不變,此時平衡狀態其實沒有變化;差額不變但總規模變化時差率卻變化,此時應該說平衡狀態發生了變化(如兩頭在外、自相平衡的出口加工貿易只是影響差率而非影響差額);順差大并不能說明熱錢流入,順差變大、總規模未相應擴大甚至減少時差率將明顯上升,在貿易、投資政策沒有變化的情況下可能有熱錢大量流入,進而可能影響國際收支平衡,反之(即使是國際收支順差情形)熱錢大量流出也會影響國際收支平衡;在出口依賴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下國際收支順差大、差率也高、并非一定是國際收支失衡,雖然加大進口或加大對外投資就能控制順差、直接干預國際收支,但現實往往是相對擴大總規模以調節差率、保持順差、維護相對平衡。因而差率比差額更能反映國際收支相對平衡狀況和匯率承受的相對壓力。將國際收支差率分為四個區:逆差率區(下沿為歷史最低)、低順差率區、中順差率區、高順差率區(上沿為歷史最高),一般情況下,都應該處于中、低順差區,當國際收支差率上升到歷史高位或下降到歷史低位,就可能存在國際收支平衡問題。匯率升值時,國際收支差率高就存在收匯貶值風險,應調低順差率;反之,可調高順差率;在經濟周期的峰谷區和金融危機時期,國際收支差率應維持在低、中順差率區或朝此方向調控。
外匯儲備率=外匯儲備/(近12月)國際收支(經常、資本)支出額。這項指標反映外匯儲備與國際收支中全部付匯需要的對比關系,其值過高則外匯儲備機會成本高、風險大;過低則對外付匯能力不強。因而是研究對外付匯能力和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有效指標。當外匯儲備率較高時,國際收支差率在中、低順差區的選擇余地較大,反之國際收支差率應相對偏高一點。要避免出現尤其是持續出現逆差率區+低外匯儲備率或高順差率區+高外匯儲備率的情形。在匯率升值情況下,應適當降低外匯儲備率和國際收支順差率以減少風險。
外經比率(j)=國際收支總額/國民生產總值。這一指標反映對外經濟與整體經濟的比例,反映國際收支總量的相對水平、經濟開放程度、經濟增長對外依存度和內外經濟相互協調程度。它與“貨物和服務凈出口/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在圖像上波動比較吻合,但后者未包含資本項目。外經比率值過高說明內外經濟缺乏勻稱、相互失衡,一旦外部條件變化受到的沖擊將很大且外部風險容易傳入國內。衡量外經比率高、低只能根據各國國情及其一定時期的發展戰略進行縱向、橫向比較,一般情況下它的變化應該是較為平緩的、漸進的,只有當內外經濟環境、內外經濟結構和相互比例、經濟增長方式等因素發生激烈變化(如國內、外經濟、金融危機)或經過較大的調節時才會發生一定的變化、出現拐點。
如下圖,中國1993年以來國際收支的低順差率區為0至0.04,中順差率區為0.04至0.08,0.08以上為高順差率區。2007年國際收支差率處于近十年來最高水平為0.103、2008年0.098也接近次高(1997年中國實行國際收支申報制度影響前后數據的可比性),并已連續六年基本處于高順差率區,國際收支失衡問題已經凸現、匯率承受升值壓力。我國外匯儲備率一直處于總體上升趨勢,2008年為最高水平,表明外匯儲備機會成本高、風險大。我國外經比率(已用年末匯率折算)在1993年至2002年均維持在0.456至0.67之間,自2003年0.84逐年較快遞增至2007年1.26(2008年預計在1.03左右),表明經濟增長對外依存度過高、風險較大,內外經濟逐漸缺乏對稱、相互失衡,所以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國經濟受到很大沖擊、因美元資產風險的損失巨大。綜合這些指標和人民幣匯率(中國2005年匯改以后的匯率數據具有參考價值)持續升值情況,表明2007年我國明顯存在著國際收支平衡問題和外匯儲備風險問題,2008年各項指標多已出現拐點或(如外匯儲備率)將要出現拐點。出現這種相對數指標的拐點正是兩個相比指標變化速度快慢的逆轉。
未來中國經濟和國際收支狀況主要取決于世界金融危機的演化,實施怎樣的宏觀經濟政策需要基于對形勢的預判。如何由國際收支“糾過偏”轉向“防逆轉”,需要我們反思和明確宏觀經濟調控思路。
二、關于國際收支平衡與宏觀調控政策的思考
(一)宏觀經濟與國際收支相互影響的關系
按照西方經濟理論,宏觀經濟存在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與國際收支平衡四個重大問題,這四個目標既存在相互促進的關系又往往存在一定的矛盾和沖突。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發展,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趨勢深入發展和國際產業轉移不斷加快的背景下,要求我們把內外經濟結合起來分析。開放經濟條件下國民收入恒等式“國民收入=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凈出口=消費+儲蓄+政府收入”,是一個反映內外經濟的關系式。我們還可從資金供求來看外匯收支與貨幣政策實施的關系,貨幣供給來自兩大資金創造機制:一是基礎貨幣通過商業銀行信貸、外匯放款等來創造;一是基礎貨幣通過央行直接購買的外匯儲備來實現。
在宏觀經濟政策四大目標中,國際收支是一國國內經濟情況的對外反映,國際收支失衡是國內經濟和對外經濟失衡的綜合結果。根據國際收支調節吸收分析法,在內需不足、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情況下,實行經濟快速增長、擴大就業,就會表現為大量的貿易順差并伴隨資金凈流入,持續大量順差和資金流動性過剩就將促進國內通貨膨脹,最終要在無通脹下充分就業和持續快速穩定的經濟增長就有困難。另一方面,根據國際收支平衡的結構理論,國際收支失衡也可能是國內經濟結構失衡、單一、老化、落后等引起,從而影響外部失衡,需要改善經濟結構才能改善國際收支狀況,通過改變生產結構和產品性質,由此增加出口增長率、減少進口收入彈性,才能在促進經濟增長同時又能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同時,如果一國的外部均衡難以實現,反過來也會影響內部均衡的目標。尤其是在金融、經濟危機時期,國際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失衡、劇烈動蕩,會通過貿易、投資影響國內經濟均衡和國際收支平衡。
現運用新定義的指標建立宏觀經濟與國際收支之間的關系式。根據國際收支差率k、外經比率j的定義和國民收入Y=價格P*經濟總量Q,我們有:
A*h=j*k*P*Q
其中:A為國際收支差額,h為匯率。因此我們有各項指標的增長率關系式:
dA+dh=dj+dk+dP+dQ
要保持經濟平穩增長(如dQ>8%)、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如國際收支差率0.098由高順差率區到中順差率區即-59.2%
由此可知:①必須首先明確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尤其是在世界金融危機時期;②貨幣政策仍然是當前宏觀調控的關鍵;③國際收支差率變化空間大,說明國際收支平衡問題影響巨大且彈性空間大;尤其是在世界金融危機、經濟出現拐點時期國際收支差率將會發生巨大變化,國際收支平衡問題極其重要;④對外經比率影響大的是出口依賴型經濟增長方式,其中兩頭在外的出口加工貿易也對國際收支差率影響極大,改變這種經濟增長方式才是實現宏觀調控的有效途徑。這是總量問題通過結構調整來解決的根本轉換點。
(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主要依據
西方各國的經濟政策目標一般遵循“幣值穩定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的思路來進行,國際收支平衡通常被放在最后的位置而被忽視,在國際收支平衡與其他目標發生沖突時,往往以犧牲“國際收支平衡”這項目標以求得其他目標的實現。
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基本上也是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幣值穩定、國際收支平衡。對于在世界金融危機時期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目標,我們首先需要明確以下的認識:一是反周期、反危機是長期調控原則,因為經濟日益全球化、虛擬化和政治化加劇動蕩和危機;二是防通脹是長期的任務,因為有競爭壓力主導的經濟快速增長和國內外充裕的資金推動;三是國際收支平衡、匯率穩定是長期的需要,否則經濟可持續快速增長缺乏長期的基礎條件;四是儲備資源是長期的戰略,因為資源日益減少而資源又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前提;五是擴大內需是長期的趨向,因為應該在激烈競爭中擺脫外需的制約,同時正如西方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將會逐漸形成消費水平提高而國際收支順差減少的趨勢。六是優化經濟結構是經濟發展的永恒主題。每一次世界金融、經濟危機,不僅需要應對危機減少風險損失的政策措施和經過反思糾正失誤、消除禍根,而且還往往伴隨著一場深度的產業轉換、結構調整、技術革新。這次空前的危機也不例外。這些是我們制訂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和進行政策搭配的依據。
因此,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目標應該是根據反周期、防危機、防通脹的調控原則和擴內需及其與之相適應的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要求,把控制國際收支差率作為經濟增長的一個約束條件,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約束下內外均衡的經濟可持續增長。宏觀調控所追求的長期目標是相對穩定的,長期目標是制訂短期目標和進行當前政策搭配的依據。針對當前世界金融危機,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短(中)期目標是:“保平衡,擴內需,調結構,促增長,防通脹”。其中“保平衡”就是在世界金融危機情況下保經濟平穩,實現包含國際收支平衡在內的內外均衡。
(三)國際收支平衡及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搭配
中國實行浮動匯率制的人民幣處于升值趨勢和資本項目管制且市場體系不健全,對于復雜多變的形勢、多政策目標及其多約束條件,我們需要科學地搞好五個結合:一是短期政策和中長期政策的結合。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短期目標應體現“抗風險、自消化、抓機遇”的特征,長期目標則體現“穩起步、大變革、快增長”的特征,在政策實施中應有機結合起來,相機抉擇,保持政策的前瞻性,從容應對世界金融危機可能向好的、也可能向壞的方面演變,從容迎接金融危機可能引領全球和中國進入新的大變革時代。二是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的結合。即宏觀經濟政策四大目標的結合,目前要把國際收支平衡放在首位,使國際收支差率控制在中、低順差率區;通過內外政策的搭配,化解內外均衡的沖突。三是總量政策和結構政策的結合。雖然總量控制是當務之急、結構調整是緩慢過程,但目前就應著力結構調整、產業轉換及其技術革新,由被動的需求結構變化到主動的需求結構調整、由需求結構轉變到供給結構的調整。四是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的結合。要使地方和中央的目標一致,企業、銀行、政府的目標一致,防止地方、企業只求增長、不顧宏觀利益和長期效益的傾向,對進出口、引進外資、信貸、物價等各方面不可偏頗和各行其是。五是外匯政策和其他政策的結合。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和人民幣匯率穩定,調控國際收支差率和外匯儲備率,外匯政策是重要方面,但其作用主要在外匯兌換環節,因此,其他政策如貿易、外資、外債等前位環節的政策也是重要的,應該配合實施。
三、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及宏觀經濟調控的政策建議
(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謹慎的貨幣政策
由于穩定出口和增長、鼓勵個人消費均需要低稅,而來自普遍陷于困境的企業、重挫的股市和蕭條的房地產業等方面的稅收減少,寬松的財政政策是難以為繼的,赤字政策在危機時期是風險很大的。因此財政除了對十分必要的基礎設施和優先扶持的主導產業投入外,應主要用于民生、刺激內需尤其是消費、促進內部循環。鑒于國內外資金面十分寬松而經濟增幅難于很快提升,防止滯脹是當前金融危機時期的重要問題。因而實施貨幣政策要審慎、由偏松到偏緊,關鍵在于保持信貸投放的有效性,將其重點用于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革新,切不可流入股市和房地產。當世界金融危機見底和消除后才可能實施平衡節余的財政政策和積極穩健的貨幣政策。
(二)在實施低水平的國際收支平衡政策的同時,對內實施適度投資和擴大消費的政策
實行低水平的國際收支平衡即國際收支總規模較小的平衡,這在其他經濟總量指標仍然相對較高、尤其是外匯儲備較大的情況下是有利而安全的,這是防范世界金融經濟危機可能繼續深化而帶來進一步沖擊的策略性措施。2007年我國外經比率即國際收支總額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1.26較高,這種經濟增長的依存度過高是有風險的。為此,需要轉變出口依賴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改變出口加工貿易為重的格局(并能減緩國際收支差率過快下滑而有利于維護國際收支平衡)。正因如此,只能通過國內(實體)投資和(個人)消費來彌補。因此當務之急還是重點擴大消費,提高基礎性的消費水平。增加農業投入以促進農村消費;把擴大消費相關的產業發展作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增進對此投資。
(三)實行國際收支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政策相結合,促進內外均衡
必須調整產業政策,淘汰一些落后的、嚴重過剩的生產能力,優化進出口商品、利用外資項目、對外投資的結構,通過高效能的出口和進口及其相對平衡來促進國際收支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通過支持科技研發、技術革新來促進產業轉換、升級和完善產業鏈,著力于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的精加工產品的出口;通過擴大進口來支持這些產業發展和促進內需擴大的相關產業發展,并不斷促進進出口平衡。需要組織積極的對外投資尤其是直接投資(并以此帶動勞務輸出、促進就業)促進資本項目相對平衡和彌補我國產業結構的缺陷,逐漸實現以投資收益順差不斷增加來彌補貿易順差的不斷減少。
(四)在世界金融危機時期對外匯堅持必要的管制性調控政策,對貿易實行必要的扶持性和保護性政策
繼續樹立外匯收支均衡管理理念,加強資本項目管理,強化對跨境資金流動的監管、防止投機性資金的沖擊帶來更為不利的影響,結合平衡要求戰略性地組織對外進行有價值的實業投資,對人民幣走向世界不必急于求成,處處體現我國經濟利益和安全原則。在貿易政策方面,繼續實施出口退稅的補貼措施,增加對出口企業的扶持以避免出口過快下滑,但對資源類出口實行限額;不斷加大對重要物資(如石油、黃金、資源、能源)的進口,通過進口來支持擴大內需所進行的產業轉換和結構調整,運用一定的進口配額和限額手段換取出口貿易障礙的和解、防止進口對民族經濟的沖擊。這既是通過加強外匯收支管理以調節國際收支,又是適時主動地減少一定的國際收支順差和外匯儲備,降低國際收支差率、外匯儲備率、外經比率,是有利于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減輕外匯儲備風險、實現內外均衡的。
(五)保持匯率、利率和物價穩定,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和經濟穩定發展
匯率、利率和價格是重要的經濟杠桿,都是政策調控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手段。匯率、內外資金利率差、價格差,是影響國際收支平衡的重要因素,無論在短期還是中長期,均需要保持匯率、利率和物價穩定。尤其是近兩年人民幣匯率升值使匯率對進出口和國際收支調節的邊際效應逐漸增大,但匯率繼續升值在當前對企業進出口、國際收支和外匯儲備就會變得越來越不利。實施穩定的匯率、利率和價格政策也是穩定我國證券市場和房地產業、穩定資金而避免大量出逃和穩定經濟發展的需要。
參考文獻:
關鍵詞：大學生；創業；知識架構
中圖分類號：F71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4年7月30日
隨著高校畢業生人數的陸續走高，大學畢業生待業大軍迅速擴大，畢業就失業的現象已引起國家和社會的廣泛關注。政府出臺了很多政策措施，以推動大學生創業，并借此部分解決大學生就業的問題。大學生成功創業需要具備一定的創業能力，這里簡單談一下創業知識的積累和學習。
一、成功創業需要具備的經濟學知識
（一）微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相關知識可以幫助創業者進行基本的供需分析，選擇好的創業項目，使其更易被消費者接受。如市場調查方面的知識可以幫助擬創業的大學生進行基本的市場分析，使其及時發現創業機會，并通過供給和需求的分析，確定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分析創業項目市場的大小，以做出項目選擇決策；另外，創業者還可以根據基本的經濟學原理，為不同行業、不同類型的企業選擇合適的地址。
（二）產業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發展經濟學。這些知識可以幫助創業者更好地了解不同行業對新創辦企業的要求，理解并分析一個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如產業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工業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等）、整個經濟系統產業之間的投入產出關系，以及產業內企業之間的競爭關系等，幫助其分析行業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避免進入處于衰退期的行業，而且可以幫助創業者了解某種行業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發展狀況，進而分析擬創辦企業的未來前景及發展趨勢，選對行業謀求更大發展。
（三）宏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關于經濟增長、經濟周期、就業與失業、通貨膨脹、國家財政、儲蓄、投資等內容有助于創業者了解宏觀經濟發展的相關理論、宏觀經濟形勢及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幫助創業者從宏觀上把握企業發展的方向。
（四）投資學。投資學方面的知識有助于創業者了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投資運行機制和一般規律，以及各類投資運行的特點與規律，幫助其正確進行投資項目分析，做出科學的投資決策，提高投資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二、成功創業需具備的管理學知識
（一）戰略管理和企業管理。這兩方面的知識有助于創業者從總體上設計和把握企業戰略，高屋建瓴地為企業長遠發展制定適合自身的目標，使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并且能夠在日常經營中，對企業進行科學的管理，避免一些不應有的失誤。
（二）人力資源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是企業管理的一項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也是創業者最容易忽視的部分，必須掌握人力資源管理知識，熟悉掌握國家創業扶持政策，包括創業教育、培訓、服務以及小額擔保貸款、稅收減免、社保補貼等，同時要建立一支團結、務實、高效的員工隊伍，必須完善員工培訓、考核、晉升、獎勵、社會保障等制度。
（三）市場營銷。做產品不如做銷售，做銷售不如做市場。只有將企業生產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銷售出去，企業才能夠回籠資金，才能夠產生利潤，銷售是產品或服務在市場上驚人的一跳，是實現利潤的基礎。市場營銷方面的知識可以幫助創業者在盈利高的市場上以更好的價格銷售產品或服務，并較好地去分析和開拓市場，實現企業更好的發展。
（四）財務管理。創業最大的障礙是缺乏資金，經營企業最重要的問題是合理籌集和使用資金，財務管理知識可以幫助創業者了解資金的籌集渠道，各種資金的成本、收益和風險，以及資金的有效使用，以做出正確的資金籌集和使用決策，提高企業資金利用效率，實現投資目標；財務管理還可以提供資金管理的工具，使創業者借助先進方法進行現金的預算和管理，加快資金的循環和周轉。
三、法律方面的知識
（一）注冊登記和商標廣告方面的法律法規。注冊登記方面的法律法規可以幫助創業者了解注冊登記的基本流程，關于企業名稱的有關規定等，使創業者縮短注冊登記時間，更早地將精力投在企業的生產經營上；商標廣告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則有助于創業者提高商標意識，形成自主品牌，樹立中國企業形象，使企業充分重視商標權等無形資產，同時在廣告行為中減少不經意的侵權行為，更好地保護他人同時也保護自己的權益。
（二）合同法。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之間的關系更多地表現為各種各樣的契約，對契約的尊重和保護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是市場成熟度的表現之一。大學生創業大多屬于機會型創業，是高學歷創業的一種代表，自然應該是遵紀守法的典型，是其他創業者學習的榜樣，所以準創業者一定要了解《合同法》的相關知識，自覺遵守和履行合同，主動和雇員簽訂合同，保護雇員及企業的利益；在和其他企業交往時，學會自覺運用合同這種法律形式保護自己。
證券研究部工作
年初加入證券研究部后，在謝總的提點與鄭總日常的教誨中，讓我對證券研究有了一定的認識。初步掌握了基本面分析的要點與方法，改變了原有對市場的簡單認識，建立了正確的視角去看待市場的變化：
一、由原來單一的關注個股，開始向關注宏觀經濟變化，關注行業變化的方向轉變。
以往個人只關注簡單的宏觀經濟現象，沒有深入的去思考背后的根本，以及現象可能引發的變化，對于行業的關注也脫離了宏觀經濟的變化，所以導致對于行業的變化把握不夠。經過這半年的學習與工作，我認識到了證券分析必須從大的背景出發，由面到點的去一步一步進行，而不是單一的從k線形態出發進行憑空想象。
二、從簡單的關注個股形態與基本面，向形態與量能結合，關注資金流向方面轉變。
過去個人總是通過k線形態結合公開資料進行分析，相對而言比較片面，對于資金流向分析不太關注，且不得要領。近期在鄭總的指點下，開始對于這個方面進行關注與學習。雖然目前盤面對于量能變化的敏感度還十分缺乏，對于資金流向的把握還十分欠缺。個人意識資金流向是行情的根本，這個方面將是我下一階段需要努力的方向。
三、開始端正自己的投資操作理念與心態
過去心態相對比較容易波動，同時投資操作理念相對簡單。經過這半年的工作與學習。個人認為個人心態有所提高。以往個人只在意于結果，對于造成結果的原因不太深究。現在在平時的工作、學習、個人操作中，比較注意過程，對于好的結果或壞的結果，個人都進行一定的總結。心態較以前平和許多。投資理念操作方面，個人十分贊同公司關于“跟從主流資金“的理念，雖然對于市場節奏把握的能力目前還十分欠缺；有時候還犯過于使用靜態眼光看待市場以及個股的錯誤。但目前個人在日常看盤分析操作中已經有意識的去糾正與改變。
四、日常工作
我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幫助公司關注相關的行業以及個股。個人認為自己在這個方面作的還很不夠。雖然，每周對于自己關注的行業及個股，自己都會收集公開資料，及相關的分析。并在總結文字時，盡量多加入自己分析與思考，少照搬網路上現成的資料。在這個過程中，個人認為，由于對分析的行業的認識還停留在比較表面的程度。如醫藥行業，由于公司之間差異很大，對于醫藥行業個人比較陌生，雖然對于產品，自己可以通過網絡查找了解，但對于具體公司的變化，還是停留在盤面和量能的基礎上。因此，個人的分析比較簡單而膚淺，往往只能簡單的提及一點要素而缺乏全面，下一階段工作中，這個方面將著重改進加強。
日常工作中缺乏主動深入發掘的精神。近期、新股中步步高走勢比較強，新華都與其比較類似，雖然，個人曾經在收盤總結時，向領導提及兩股行業比較類似。但是事后自己沒有主動沒有深入分析與挖掘。下一階段工作中，在工作主觀能動性方面需要著重加強。 個人半年工作總結僅供范文寫作參考，切勿完全照抄！ 下半年工作學習目標 通過本次總結，讓我靜下心回顧了半年來的進步與不足。
個人認為不足在于：
1、 自身知識結構仍需要進一步理順。
雖然平日自我學習、看書、看資料中，每日與鄭總的交流中，吸取了很多的經驗與知識，但個人認識到，還沒有很好的理順與發展。如，在分析宏觀經濟中，自己就感到由于缺乏對“西方經濟學“的相關知識深入認識，導致看到現象后，分析的比較片面，對于未來經濟政策的預見性不夠。又如在個股分析中，雖然運用了簡單的財務分析，但是缺乏全面性，分析的比較膚淺。下半年的工作與學習中，個人打算對于基礎知識進行回顧與加強。
2、 提高工作的主觀能動性。
雖然每天都了解市場、個股的，但是個人一定的惰性使我看觀察信息時不夠仔細與敏感。對于市場的變化，由于主觀能動性的不夠，導致分析不夠。同時，對于其他行業的關注，也缺乏連續性。
證券行業是一個不段學習與積累的行業，下半年，個人將著重進一步加強主觀能動性方面的建設，相信只有這樣才可以突破目前的相關瓶頸，才可能有一定的進步。
關鍵詞： 宏觀經濟學 獨立學院 教學方法
宏觀經濟學不僅是經濟學和管理學專業的入門課程，也是后續學習國際金融、國際貿易、會計理論等專業課程的基礎，學好該課程對經管專業的學生具有重要的意義。宏觀經濟學流派眾多，理論性強，涉及大量抽象經濟模型和數學推導，且與現實經濟密切聯系。有不少同學反映，無論是掌握理論還是完成習題，都有一定的難度，而且碰到實際問題也無法靈活運用。另外，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生對課程的接受能力不同。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充分考慮學生的特點，因材施教，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我結合教學實踐，結合獨立學院學生的特點，認為獨立學院的宏觀經濟學教學應該選擇難度適中的教材，適當施壓，進行案例引導，利用多元化的教學手段，幫助學生學好該課程。
一、獨立學院學生的特點
在我國，獨立學院產最早產生于1999年，是專指由普通本科高校按新機制、新模式舉辦的本科層次的二級學院，它招收的學生是在高校本科層次第三批錄取的，因此通常稱為“三本”學生。這部分學生與母體公辦大學的學生相比，有其獨有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基礎相對薄弱。表1以廣東省2007―2011年普通高校文理科一本、三本分數線的對比為例來說明“三本”院校（即獨立學院）學生的文化功底相對薄弱的問題。從表中可以看出廣東省歷年來一本與三本的文理科錄取分數線差距較大，特別是2009年后，錄取分數線差值均在200分以上。可見獨立學院學生基礎與重點院校相比有一定的差距，知識的系統性較差，個別學生偏科嚴重，尤其是文科的學生，數學基礎較差。例如，很多同學將微積分這門課程戲稱為“危機分”，談“數”色變，參加補考的學生較多。甚至有些學生因此產生抵觸情緒，凡涉及數學的學科都信心不足，未接觸課程前就認為自己肯定學不會或學不好。這就給宏觀經濟學的教學造成了一定的困難。
（二）學習熱情不足。獨立學院的學生普遍缺乏良好的學習習慣和持之以恒的學習精神。如果一門課不能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或者課程有一定的難度（例如涉及較多的抽象概念和數學推導），大多數學生便“知難而退”，缺乏鉆研精神。很少有學生能做到課前預習、課后復習，常常是臨近考試時“臨時抱佛腳”，一般采用死記硬背的方法，以通過考試為目標。
（三）活潑開朗，形象思維活躍。獨立學院學費較高，能進獨立院校學習的學生家庭條件普遍較好，受家庭環境和教育的影響，學生大多有文藝特長，靈活好動。一方面，他們在集體中的適應能力、交往能力及組織能力較強。另一方面，他們個性獨立，頭腦靈活，且形象思維遠勝于抽象思維，對于發生在身邊的直觀經濟現象較容易理解，如能適當引導，常會有不錯的表現，但對抽象的概念和嚴密的數理邏輯缺乏應有的耐心。
（四）就業壓力大。目前大學生就業壓力普遍較大，獨立學院的學生與重點院校的學生在就業競爭中相比處于劣勢，因此就業壓力更大。受此影響，獨立學院的學生通常對實用性的學科學習態度較為積極，對理論性較強的學科則認為如果不考研，學了也沒多大的作用，能應付期末考試則可。
二、基于獨立學院學生特點的宏觀經濟學教學
學生是教學工作的主體，不同學生的學習習慣、學習態度和接受能力存在較大的差異，這會對教學效果產生重要的影響。基于上述獨立學院學生的特點，我認為，在宏觀經濟學教學過程中要充分了解學生的具體情況，結合獨立學院學生的學習興趣及習慣，運用適當的教學方法，因材施教，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彌補其基礎薄弱、自學能力不足的欠缺，以獲得良好的教學效果。主要應做到以下幾點。
（一）慎選教材。目前國內高校用于本科教學的初級宏觀經濟學教材主要有三大類：一是高鴻業主編的《西方經濟學》宏觀分冊；二是直接引用由國外著名經濟學家撰寫的教材，主要有薩繆爾森、諾德豪斯主編的宏觀經濟學，克魯格曼、韋爾斯主編的宏觀經濟學，曼昆的《經濟學原理》宏觀分冊，斯蒂格利茨的宏觀經濟學，等等；三是由各類院校根據自己的實際教學情況編寫的自編教材。
高鴻業主編的《西方經濟學》宏觀分冊是國內目前比較權威的經濟學教科書，系統介紹了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內容安排也符合中國學生的學習習慣，是非常好的入門教材，但是該書涉及較多的數學公式推導、經濟模型，且重點放在介紹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上，涉及的前沿問題較少，聯系實際的經濟學案例分析也不多，不易激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因此不適宜用作獨立學院的教材。國外學者編寫的教材是以西方幾百年經濟發展為背景總結出的經濟理論，配有大量案例，生動形象、淺顯易懂，有助于學生理解經濟學基本原理。但是中國經濟發展與經濟制度遠沒有達到歐美國家的水平，西方國家的教科書中描述的經濟理論與中國經濟情況存在脫軌現象，這會對學生運用宏觀經濟學的知識來理解中國的經濟現狀造成困擾。各類院校的自編教材內容基本不會超過上述兩類教材的基本框架。
考慮到獨立學院的學生基礎薄弱，尤其是大多數文科班的學生數學功底較差，對大量的圖表和數學公式難以提起學習興趣，因此，選取對數學基礎要求不高，語言生動，可讀性強，教材更新快的哈佛大學曼昆教授編寫的《經濟學原理》宏觀分冊作為獨立學院經濟學入門教材是個不錯的選擇。同時，鼓勵學有余力的同學或有考研要求的學生課后將高鴻業版《西方經濟學》宏觀分冊作為補充閱讀的參考書目。
（二）立足國情，區別對待同一概念的不同內涵，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課本知識。由于曼昆教授是立足美國經濟現狀編寫教材，一些經濟問題可能與中國實際情況脫軌，講課過程中遇到此類問題時，要加以區分。例如，第二十四章“生活費用的衡量”，講到CPI籃子中有什么，中國與美國都是將一籃子物品與勞務分為住房、交通、食品、醫療等項，但這八項在兩國的CPI籃子中所占比重不同，例如，中國居住只占13%，美國的住房卻占到43%，相反的，美國的食物和飲料只占15%，而中國的食品占CPI的比重高達34%。不僅所占比重不同，它們各自所包含的經濟含義也不同。為了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該問題，授課時最好將中美兩國的CPI指標構成及其含義放到一起進行對比講解。這樣不僅能讓學生立足國情更好地體會CPI的含義，同時也能避免讓學生感覺理論與現實脫節，認為書本只是紙上談兵，學了也沒多大用處，提不起學習興趣的問題。
（三）適當施壓，著力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獨立學院的學生都比較聰明，但是大多缺乏良好的學習習慣和持之以恒的學習精神。靠學生在課后自覺練習，很難達到鞏固知識的目的，因為絕大部分學生會直接“省略”這一環節。到學期末，問題越積越多，即使講過的知識當時懂了，過一段時間也會遺忘。因此，在精心備課的同時，還應當精選一些習題作為課后作業留給學生，以鞏固和加強課堂知識。通常講完一章，就將該章節相應的習題布置下去，題量不宜過大，另外習題要求應明確、簡單、清晰，并且要施加一定的壓力，督促學生完成。例如，下周上課時，學生如果對上周布置的習題沒有任何疑問，可任選幾題，隨機抽學生進行解答，一是可以了解學生習題完成和知識掌握的情況，如果學生對習題有疑問，則應對大多數學生反饋的難點及時講解；二是可以使學生養成良好的課后復習的習慣，達到鞏固知識的目的。
（四）注重學生相關能力的培養。課堂時間有限，有些內容需要安排學生課余繼續完成，才能達到良好的授課效果。獨立學院學生綜合素質不差，但學習自覺性欠缺。在授課過程中可將班級學生分組，布置學習任務，小組成員協作完成，大家互相督促、共同探討、努力完成學習任務，在此過程中還可以培養學生以下的能力。
1.數據搜集能力。現代經濟學很多理論以實證分析為基礎，在本科階段培養學生搜集和處理數據的基本能力十分有必要。教師在講授相關知識點時可指導學生去學校數據庫、國家統計局網站、中國人民銀行統計數據庫等公共數據資源庫收集相應的數據，并指導學生對數據進行簡單的分析處理，從中了解中國經濟的現狀。例如：在講“一國收入的衡量”時，教師可指導學生去相應網站查詢中國的名義GDP，講完這一章要求小組成員根據查詢的數據，選定某年為基年，分工計算中國的真實GDP、GDP平減指數、GDP增長率等。在講“生活費用的衡量”時，可安排學生收集歷年CPI的數據，并據此計算歷年的通貨膨脹，以加深對這些概念的理解。這樣能培養學生搜集數據的能力，為今后的畢業論文和科研工作奠定一定的基礎。
2.自學能力。學生在學習相關理論時若能同時了解該理論提出的時代背景，由哪位學者提出，該學者的生平逸事，等等，有助于學生對該理論的理解，提高教學效率。課堂時間畢竟有限，這些工作最好在課間由學生組成的學習小組共同查詢了解。例如，講到“理性預期”理論時，可指導學生分工了解盧卡斯所處的時代，盧卡斯其人，盧卡斯與理性預期相關的趣事，盧卡斯的主要學術成就，以及他的論文著作，等等。這樣可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理性預期的理論并加深對該理論的印象。
3.團隊協作能力。學生分組合作學習的優點是每位學生都可以參與到學習小組中去，但在合作過程中可能出現學生“搭便車”的現象，一組的工作量落到一兩名同學的身上。為了防止這種現象出現，第一，小組內必須分工明確，責任到人；第二，要求完成任務后，學生必須互相溝通，完全掌握，教師課堂抽查不按既定分工要求的學生回答問題；第三，小組學習任務作為平時成績的一部分，任何一個小組成員的表現直接決定了該組完成這項任務的質量和平時成績。通過以上方法，鼓勵落后同學超過前面的同學，引起團隊之間的良性競爭，促進溝通進步，提高學習小組的效率。
（五）加強案例教學，使理論更加形象化。獨立學院學生的形象思維遠勝于抽象思維，他們對于發生在身邊的直觀經濟現象較容易理解，但對抽象的概念和嚴密的數理邏輯缺乏應有的耐心。因此，對于獨立學院的學生來說，案例教學是一種有效的思維引導方式。在授課過程中可采取以下兩種案例教學的方式。
1.以最新的財經新聞為背景，引出要講授的知識點。例如，講到貨幣政策之一的“存款準備金”的概念時，先舉例說明國內的經濟環境，讓同學直觀地判斷目前經濟是通貨膨脹還是緊縮，再講當前中國人民銀行的準備金政策是什么，并讓學生思考中國人民銀行這么做的目的，再接著講解“存款準備金”的概念，以及央行對存款準備金采取的不同政策對經濟產生的影響，便能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
2.針對某一宏觀經濟現象積極開展課堂討論。例如，我國目前處于通貨膨脹時期，請學生利用所學的貨幣政策來討論央行可以采取什么貨幣政策來解決通貨膨脹的問題。這樣就能使得學生從傳統的被動接受知識的方式轉變為主動參與其中的學習方式，提高學習的積極性，加深對知識的理解，同時培養靈活運用知識的能力。另外，觀點碰撞還能進一步提高學生的表達能力，反應能力，以及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是討論式案例教學的關鍵在于問題的設置。問題設置合理，學生才能更好地利用所學的知識進行有效的層層遞進的分析。否則，學生可能分析了幾點就出現冷場情況，不了了之，最后還是由教師唱“獨角戲”，教學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討論問題前，教師應指導學生在課前搜集大量的相關資料，形成自己的看法，上課時才能更積極主動地發言。
（六）根據授課內容，選擇恰當的授課方式。由于多媒體的普及，大多數教師在上課過程中主要采用多媒體教學的方式。這種方式包含的信息量大，圖文并茂，形象生動，有助于提高授課效率。但由于其放映的速度快，容易導致學生的思維跟不上教師的授課速度。因此在授課過程中應根據講授的內容，選擇恰當的授課方式，將多媒體教學與板書教學完美結合。由于板書易于隨意圈點標注、控制進度，對于一些重要的經濟學公式推導，應該通過板書講解，讓學生的思維容易跟上教師的授課節奏，并且在此過程中留給學生更多的時間思考。特別是獨立學院的學生，他們注意力不集中，上課容易走神，這些內容如果采用多媒體的教學方式，學生忙于記筆記，課上沒聽懂，課后又不注重復習，教學效果會打折扣。而對一些圖形分析與轉換，例如，分析“菲利普斯曲線如何和總需求與總供給模型相關”的問題時，其中涉及點線的移動，傳統的板書既費時又表述不清，采用多媒體教學可節省時間，豐富信息量。總之，教師在授課過程中應注意多媒體與板書的恰當選擇，才能強化課堂教學的效果，提高教學質量。
三、結語
總而言之，宏觀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多樣，其教學過程也是一個不斷改進和完善的過程。獨立學院的學生有其獨特的個性和特點，在教學過程中應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及興趣愛好在具體的教學環節中不斷總結教學手段和創新教學模式，靈活運用各種有效的教學方法，以不斷增強宏觀經濟學的教學效果，提高教學質量，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讓更多的學生接受和喜歡上宏觀經濟學這門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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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所謂“供給管理”，是與經濟學理論框架中的“需求管理”相對應的概念，后者強調從需求角度實施擴張或收縮的宏觀調控，而前者則側重于討論因政府而使總供給發生變化的機制中更多樣化的政府作為，并特別注重與政府產業政策等相關聯的結構優化，強調從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宏觀調控。①所謂“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凱恩斯對其的首度闡述是“除由于預期產生的不穩定外，人性本質的特征也是不穩定的原因之一，即人們的積極行為大都基于自發樂觀主義（Spontaneous Optimism），而不是理性預期，無論是道德人、享樂人或是經濟人。極有可能的是，當人們作出某些積極選擇時，其行為產生的完整后果往往拖延多日，因而該選擇只能被理解為是動物精神的結果――一種主動采取行動的緊迫感，而不是對定量利潤乘以定量概率再求加權平均的結果”。②然而，也許是凱恩斯開創宏觀經濟學的光芒過于閃耀，學派中各色繼承者們反而在1936年至今的宏觀經濟學研究領域中忽視了“動物精神”的存在。歷史發生的必然往往是在為少數精銳的先驅者帶來契機。于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海嘯后，在經濟學理論界各色各樣復辟和開拓的浪潮中，喬治?阿克洛夫和羅伯特?希勒將研修已久的凱恩斯“動物精神”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性重新帶回學界的視野，并將其認定為是經濟行為中與理性的經濟動機相對應的概念，這種情緒化決策導致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并非總是理性的，這是經濟發生波動的主要原因，也是非自愿失業的主要原因。③在宏觀層面上，羅伯特?希勒認為貨幣幻覺等因子會在一定程度上引發經濟的“非理性繁榮”④，盡管當時并沒有非常明確地將此歸因于“動物精神”的范疇，但是后續的研究明確貨幣幻覺屬于“動物精神”的重要因子之一。中國經濟中也存在著以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民粹主義情愫高漲中的福利趕超和通脹預期與貨幣幻覺為代表現象的非理性繁榮因素。筆者認為，在存在“非理性繁榮”的背景下，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所需采用的“供給管理”，要在理解宏觀經濟如何受到“動物精神”驅動的基礎上將其納入通盤考慮，也許才能成就真正的“理性”。
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必須注重理性的“供給管理”
美國人前些年所標榜的“華盛頓共識”，所體現的仍是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大邏輯是結構問題可全盤由市場自發解決，而此次金融危機下，美國調控當局運用的卻是實實在在的“供給管理”手段，如不救“雷曼”而選救“兩房”、“花旗”、“通用”。中國雖然在應對此次金融海嘯中有良好表現，但在中國特色經濟社會發展道路上、貫徹落實“三步走”現代化趕超戰略進程中，應當特別注重借鑒他國（尤其是美國這樣的發達大國）的調控經驗。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之所以必須注重理性的供給管理，主要源于以下兩個方面原因：
第一，貨幣政策的總量調控不足以“包打天下”，需有供給側的結構對策。賈康已指出了弗利德曼式經典表述所引出的認識片面性，強調不能把物價上漲完全等同于貨幣過多而以為抽緊銀根可成為解決問題的不二法門和完全手段。近幾年來，以糧食和農產品為基礎的食品價格因素始終是物價上漲中占據70%以上份額的構成因子。因此，有針對性地增強對農業產品有效供給的激勵，便可能緩解相應的物價上漲勢頭，而不是僅僅以總量調控這樣的“一刀切”方式進行調節。貨幣政策的總量調控不足以“包打天下”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市場經濟目前還不成熟，競爭機制相對不盡充分、要素流動自由性仍然相對薄弱，這一方面會導致出現較大的結構性不均衡，另一方面也會影響以總量調控為主、需要依賴市場傳導機制的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第二，我國經濟存在突出的結構性問題，需注重調控中的區別對待。近年來，世界金融危機發生前后，在中國不論是存在較明顯的流動性過剩壓力和通脹壓力、還是其迅速演變為流動性不足和通縮壓力的情況下，都存在某些領域有效供給不足、投入滯后的結構性供需失衡，經濟社會的薄弱方面和“短線”領域需要運用政府財力和其他財力引導來強化。因此，應當從實踐出發，堅持有區別地對待中國“三農”、社會保障、區域協調發展、自主創新、節能降耗、生態保護等領域。運用結構性對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進相關機制創新的改進，通過“供給管理”加強這些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改進總供需的平衡狀態。
“動物精神”引發“非理性繁榮”的邏輯
與“理性預期”和“有效市場”理論所強調的不同，“動物精神”實質上是經濟行為中與理性的經濟動機相對應的概念，意指非沉穩的動機、情緒化本能式和非理性的行為，會引發經濟的“非理性繁榮”。在動物精神視角下，理性預期與有效市場假說顯然存在某種程度上的理論缺陷；而這種理論缺陷恰好有助于我們認識動物精神的實質，這一點從創始者凱恩斯到繼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都沒有發生變化，其實質正是經濟出現非理性繁榮的源頭。把握這一源頭，就可以站在基點上對非理性繁榮已經發揮的“優勢”進行總結，對其可能產生的危害進行預測，同時可以從其產生的源頭上進行控制。
“理性預期”與“有效市場”的理論缺陷。1961年，以美國經濟學家約翰?穆思在美國《經濟計量學》雜志上發表的《合理預期和價格變動理論》一文為標志，理性預期學派首先提出了合理預期的假設：人們總是竭力按照以往的一切有用的知識進行價格波動預測。1965年，美國經濟學家尤金?法瑪在《金融分析期刊》上發表了《股票市場價格走勢》一文，提出了有效市場的概念：在這個市場中，存在大量理性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投資者，每個人都試圖預測單個股票未來的市場價格，每個人都能輕易獲得當前的重要信息。
理性預期與有效市場的重大理論缺陷，正在于其對于完全信息以及理性經濟人能夠有效利用完全信息的假設。按照理性預期和市場有效理論，完全理性的行為應當滿足三個要素：一是建立在完全對稱的信息基礎上，二是針對手頭的信息作出理性的預測，三是根據理性的預測作出理性的選擇。邏輯鏈條是：宏觀經濟出現下行因素―微觀主體得到來自市場的完全對稱信息―微觀主體作出理性預測―微觀主體作出理性選擇。但是，回到現實生活的真實場景中來，在宏觀經濟運行的實踐中，無法保證行為總是理性的：一是微觀主體不能得到來自市場的完全對稱信息，導致其很難得到完全理性的預測并基于此進行理性的選擇；二是微觀主體在手頭信息的基礎上，受到動物精神的支配，通常會作出與理性預測相去甚遠的預測，從而相應作出看上去非理性的選擇；三是無論微觀主體是否能夠作出理性或者非理性的預測，都不能保證其在預測的基礎上作出相對應的選擇。
即使有市場失靈存在，微觀主體也總是能夠得到想要得到的部分信息，盡管這些信息不完全，但基于此進行的理性選擇通常可能八九不離十，這也是理性預期和市場有效理論成立的基石。而與此同時，不得不承認，微觀主體受到動物精神的支配，作出看起來與理性預測背離的選擇，成為影響宏觀經濟的重要因素。
“動物精神”的內涵及發展。凱恩斯首先提出了“人們的積極行為大都基于自發樂觀主義（Spontaneous Optimism），而不是理性預期”的表述，他在試圖解釋經濟偏離充分就業的原因時，認為“我們用于估計鐵路、銅礦、紡織廠、專利藥品的商譽、大西洋郵輪或倫敦市內某棟建筑未來10年收益的這些基礎知識并沒有多大意義，有時甚至毫無用處”，人們的決策“只能被視為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導致的結果”，來自人們“想要采取行為的自發沖動”，而不是“量化收益乘以其量化概率的加權平均值”⑤。喬治?阿克洛夫和羅伯特?希勒對此表示了完全的贊同，與此同時，發展了動物精神在現代經濟學中的含義，認為“它（動物精神）現在是一個經濟術語，指的是導致經濟動蕩不安和反復無常的元素；它還用來描述人類與模糊性或不確定性之間的關系”，在阿克洛夫和希勒的觀點中，對動物精神詞性的界定應當是中性的，其積極的一面在于“賦予我們能量”，其消極的一面在于“被它麻痹”。顯然，從創始者凱恩斯到繼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無論采用形象描述，還是邏輯提煉，動物精神的實質其實就是非沉穩的動機本能式情緒化決策和非理性的行為。幾年前當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波席卷全球之際，又有美國學者喬治?阿克洛夫和羅伯特?希勒撰寫的《動物精神》一書譯成中文（2009年），在國內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后，羅伯特?希勒也曾在其金融分析研究中對“動物精神”的相關理論進行應用，認為“最終，人類所能作出的決定都是受個人情緒驅動的，決定的源頭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的潛意識”。⑥
然而，關于“動物精神”的內涵，創始者凱恩斯并未系統地給出范疇，而繼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則對此頗具見解。認識“動物精神”的內涵并思考其中玄妙的邏輯，是認識其引發“非理性繁榮”進而影響整個宏觀經濟的現象的基礎。根據二人的見解，“動物精神”的內涵主要包括五大維度：信心及其乘數、公平、腐敗和欺詐、貨幣幻覺、故事。鑒于本文研究“動物精神”的目的主要在于為中國宏觀經濟理性的“供給管理”提供可探尋的路徑，所以試圖跳出二人利用成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生動卻零散的案例進行的故事性描述，而改為一種融入筆者思想、中國元素以及發展中新興經濟體存在的相關元素的升華版，以期提供更為清晰的邏輯、更為有力的論述。
第一，動物精神的關鍵：信心。從凱恩斯對動物精神的關注不難看出，當經濟偏離充分就業時即宏觀經濟周期出現下行時，動物精神所造成的影響才備受關注，而無論是作為消費者群體的一方還是投資者群體的一方，每一個微觀主體對宏觀經濟的“信心”是動物精神的關鍵。經濟學一直以來都在信心理性的基礎上對其進行研究，因而按照邏輯，我們不得不提出以下四個問題。
問題一：信心如何成為動物精神？
如上所述，當宏觀經濟下行時，市場主體對宏觀經濟進行的預測不僅僅基于手頭的信息，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信心的影響，這種信心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假設市場主體基于同類信息對宏觀經濟進行預測，出現下行因素時，對市場滿懷信心的人會選擇繼續消費、保持投資，而對市場缺乏信心的人則會選擇減少消費、減少投資。在接收到的作為硬性條件的信息上可能并沒有過大差異，但是最終的行為選擇卻出現了很大的不同。甚至會出現如下分化：假設市場主體同時持有明顯的經濟衰退信息，對市場滿懷信心的人會選擇加大投資，而對市場缺乏信心的人會選擇撤出投資。這種由于信心造成的行為選擇反差使其成為動物精神的關鍵。導致人們對宏觀經濟信心不同的因素可以是多樣的，典型的可以有：群體影響――社會心理學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可能產生的社會助長（Social Facilitation）作用（個人行為及效率受到群體行為的積極影響）和社會懈怠（Social Loafing）作用（個人行為及效率受到群體行為的消極影響）會影響微觀主體的信心；微觀主體的知識結構――有宏觀經濟周期相關知識的微觀主體作出選擇與沒有相關知識的微觀主體作出的選擇往往存在很大反差；微觀主體的風險偏好――傾向于冒險的微觀主體與風險規避型的微觀主體所作出的選擇有時可能截然相反。顯然，這里影響微觀主體的因素主要屬于心理學范疇，與傳統經濟學范疇以及分析思路有所不同，而經濟學在現實中對信心的關注和測度也更加側重于實用的角度。
信心一直被視為影響宏觀經濟的重要要素之一，盡管信心隨微觀主體不同呈現多樣性，且量化工作非常困難，但是仍然不乏將其納入科學化框架的努力。包括：其一，巴隆信心指數（Barron Confident Index），最早由巴隆基于債券交易者行為理論計算得出，認為較高的信心指數是牛市的信號。其二，消費者信心指數（Index of Consumer Sentiment，ICS），由美國密歇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的喬治?卡通納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提出，通過詢問消費者對經濟形勢、就業、物價、利率的看法，來調查消費者信心，他認為這些直接的心理感受決定了他們的消費支出計劃。可以說，微觀主體充滿信心是幫助美國經濟于二戰結束后逐步復蘇的重要原因，這一實踐的結果與當時經濟學界對宏觀經濟將出現30年代大蕭條的緊縮與失業的擔憂恰恰相反，這種與理性預期造成宏觀經濟衰退之間的偏差，正是動物精神的體現。其三，尼爾森全球消費者信心指數。AC尼爾森是荷蘭VNU集團下屬公司，是全球最為知名的市場研究公司，對消費者信心的計算主要基于消費者對就業市場、個人財務狀況的信心和消費者意愿，若最終數值在100以上就表示消費者充滿信心，而若最終數值在100以下則表示消費者缺乏信心。其四，中國消費者信心指數。此指數計算始于1997年，由現指數和預期指數兩個部分組成，涵蓋了房地產、耐用消費品、汽車和股票投資等四個主要行業，并按照年齡、收入水平和地域劃分提供較為詳細的統計數據。
問題二：是否存在信心乘數？
簡言之，乘數效應就是某外生變量的每單位變化所引起的經濟總量變化。按照薩繆爾森的理論，乘數效應的大小與邊際消費傾向（MPC）直接相關，數值應等于1/（1-MPC）。那么信心是否存在乘數效應呢？答案是肯定的。結論的得出源于以下三點：其一，每單位信心的變化會影響經濟總量變化。盡管對信心的測度很難在定量層面上按照科學化標準進行要求，但利用定性分析結合邏輯推理的方法，不難得到如下邏輯：微觀主體信心提升一個單位，其將增加消費或投資（增加消費，增加投資，增加消費和投資），而消費或投資所帶來的產出是經濟總量變化的第一個層次，所帶來的產出將為宏觀經濟帶來繼續擴大投資、擴大就業、提高收入水平、增加稅收等方面的積極影響。由此迎來經濟總量變化的第二個層次：繼續擴大投資提高了產出；就業的擴大帶來重新就業微觀主體收入水平的提高從而引發新一輪的消費和投資；為在職職工帶來的收入水平提高會繼續提升社會消費水平；稅收收入的增加會引發政府投資的擴大，從而帶來產出的提高。如此邏輯還將繼續進行第三輪等，但鑒于各指標增量的逐步收縮從而導致效果逐步降低。在以上傳統邏輯的基礎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微觀主體信心提升一個單位所帶來的一輪又一輪經濟總量的增加，將有助于微觀主體信心的繼續提升，并可能會引發其對長期宏觀經濟的信心。其二，信心直接影響邊際消費傾向。邊際消費傾向實質上就是消費曲線的斜率，消費是隨收入增加而增加的，但是消費增加的幅度略低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因而從這個角度出發，消費者信心提升一個單位對消費者收入所帶來的影響直接影響邊際消費傾向，即從簡化公式的角度來看，信心也存在乘數效應。其三，信心會影響別的乘數。在消費者理性預期和理的作用下，如果宏觀經濟繁榮，投資和消費變化一單位將會產生產量大于一單位的變化，存在相應的投資乘數、公共支出乘數、稅收乘數、政府購買乘數等，而除了理性因素以外，由于信心的存在而帶來的非理性因素同樣會作用于這些乘數，從而在宏觀經濟繁榮、存在相應乘數的情況下出現繼續推高各項乘數的效果。
問題三：一個重要的辨析――到底是影響了“信息”，還是影響了“信心”？
在對信心作為動物精神關鍵的論述中，特別值得注意的辨析是：到底是影響了“信息”還是影響了“信心”。二者極易混為一談，而實質上涇渭分明。總體而言，對信心的關注實際上已經深入到與傳統宏觀經濟學相比更加深入的層面。目前，在對消費者信心的測度中不難看出，大多數研究者都將信息作為信心測度的基礎，例如：消費者信心指數是在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形勢、失業率、物價水平和利率等宏觀經濟指標的基礎上進行測量的，而這種方法恰恰掩蓋了信心作為動物精神的實質，并且使動物精神因果陷入悖論。若以消費者作為市場經濟中微觀主體的代表，對這一問題的論述可能將更加明了易懂。若將消費者行為分為理性的行為和非理性的行為，那么理性的行為可以視為理性預期基礎上所作出的消費者行為選擇，而非理性的行為可以視為動物精神支配基礎上所作出的消費者行為選擇。其中，基于理性預期的理性消費者行為產生的基礎，源于消費者對宏觀經濟各項指標組成的手中信息進行理性分析而得到的結果；而基于動物精神的非理性消費者行為產生的基礎，則源于消費者受到以信心為核心的動物精神的支配而得到的結果。也就是說，“信息”可以被認為是消費者理性預期和理的基礎，而“信心”則可以是消費者非理的基礎。基于此，對于“信心”而言，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形勢、失業率、物價水平和利率等宏觀指標下，并不能直接得出消費者“信心度”的高與低，而實質上，這種“信心度”的不同主要源自本文所述影響微觀主體行為選擇的心理學因素。對同樣“信息”下的“信心”的關注，實質上更能體會信心作為動物精神因導致消費者不同的非理而造成微觀主體個人財富、產業發展、經濟繁榮等不同的表現。實踐中的微觀主體行為往往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同時受到理性層面和非理性層面的綜合影響，筆者認為“信心”總體上還是受到宏觀經濟指標等理性因素的制約，這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為何動物精神會引發的繁榮是“非理性”的。
第二，公平：機制公平與心理公平。如果說對信心的關注實際上已經深入到了與傳統宏觀經濟學相比更加深入的層面和更加復雜的分析課題，那么對公平的關注顯然也有必要更為深入。公平其實也是與動物精神相關聯的重要因素。關于公平因素，可分為兩層：其一，經濟學中所指的“公平”，通常是社會分配及再分配結果的公平（均平狀態），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中涵蓋的公平，通常與經濟運行的效率放在一起討論兩者的權衡問題，從目標上來講追求的是一種機制上的公正（以激發效率）與而后適當處理結果均平（以維護穩定）的結合。其二，公平因素的另一個層面，就是微觀主體的感覺，從目標上來講追求的是一種心理上可接受的公平。按照美國行為科學家斯塔西?亞當斯提出的公平理論（又稱社會比較理論），設OP為“自己對所獲報酬的感覺”、OC為“自己對他人所獲報酬的感覺”、IP為“自己對個人所作投入的感覺”、IC為“自己對他人所作投入的感覺”、OH為“對自己過去報酬的感覺”、IH為“對自己過去投入的感覺”，那么對微觀主體公平感覺的衡量可以抽象為：OP/IP、OC/IC與OH/IH的比較，OP/IP與后兩者相等時，微觀主體在心理上就達到了與過去的自己進行比較以及與別人進行比較的公平感覺。目前，經濟學者討論的主要問題是把更多的關注落在前一層面，而對微觀主體公平感覺的重視程度和展開分析尚明顯不足。
第三，被誤導產生的動物精神因子：未理順的機制和“鉆空子”式欺詐。未理順的機制和欺詐的相關問題更值得發展中經濟體關注，因為這一動物精神因子的存在可解釋為什么發展中經濟體經常出現公共政策效果的偏差。發展中經濟體在高速發展進程中，通常會對宏觀經濟各部門提出更高的要求，從而給相關機制帶來很大壓力，這種壓力得到排遣的路徑有幾種，但是通過理順機制而最終得以實實在在走通解決路徑往往是非常艱難的。在機制未理順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壓力會通過形成“腫瘤”的路徑進行排遣，這種排遣通常并不是真正將問題解決，而是通過某種方式將壓力堆積起來，表面看上去可能得到了暫時的緩解，實際上潛在矛盾會越積越深。未理順機制還會加劇市場失靈中信息不對稱的影響，在存在信息錯配的情況下，極易出現欺詐的行為。這里所謂“欺詐”，主要是指技術上合法但“心術不正”的經濟行為，或可稱為“鉆空子”的經濟行為。在這種動物精神因子的作用下，微觀主體即使在相應的宏觀經濟數據基礎上進行理性的預期和行為選擇，也難以在這種數據霧霾下看清楚事實，從而自然而然地受到動物精神的支配。未理順的機制和欺詐為經濟和社會生活帶來的中長期潛在危害之一是導致社會貧富差距的顯著擴大，勢必對經濟體的長遠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第四，貨幣幻覺。貨幣幻覺并不是新詞匯，早在1928年，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雪就提出了這一概念，是指貨幣政策存在通貨膨脹效應，而微觀主體會更多地受到貨幣名義價值的影響，忽視手中名義貨幣的實際購買力，從而根據這種心理錯覺而作出相應選擇。傳統宏觀經濟學比較強調微觀主體具有自動調整名義貨幣與實際貨幣之間扭曲的理性，從而能夠進行理性的預期、作出理性的選擇。然而，在實踐層面，微觀主體首先可能未必留意名義貨幣的實際購買力，即使試圖對此予以關注，也往往不能夠確切地、實時地掌握貨幣的通貨膨脹信息或者商品價格的變化信息，且不論得到的信息是否準確，由此而引發微觀主體的貨幣幻覺――即通常情況下微觀主體會忽略或者低估通貨膨脹的作用，而由于手中持有的名義貨幣量的增長對宏觀經濟的繁榮作出誤判，從而導致最終選擇的非理性，成為重要的動物精神因子之一。
第五，示范效應編寫的故事。如果說發達國家的“故事”主要是由政治、經濟和制度安排編寫的，那么發展中國家的故事則更多是由示范效應編寫的。這類故事動聽到可以催生發展中國家的民粹主義情愫，引導微觀主體盲目追求發達國家高收入、高福利、多休閑的生活狀態，綁架政治、政策來迫使進行不當的福利趕超，從而最終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這一邏輯系列聽起來似乎危言聳聽，但卻實實在在是拉美地區由于盲目的福利趕超而最終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前車之鑒的基本脈絡。示范效應所編寫的故事之所以作為動物精神的因子，是因為其能夠導致微觀主體的非理，其影響路徑可以有：其一，影響消費結構，主要是指在示范效應的作用下，微觀主體可以追求提高消費中進口商品的比重――這種對洋品牌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理性的。其二，影響投資結構，主要是指微觀主體更愿意選擇投資虛擬經濟而不是投資實體經濟，甚至更極端地講，是更加傾向于投機而不是投資。其三，影響分配結構，受到發達國家示范效應的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微觀主體往往不能夠理智地基于本國的發展階段作出行為選擇，而一味地追求高工資、多閑暇、高福利的生活狀態，必然對社會福利產生強烈的訴求。
“動物精神”引發“非理性繁榮”：聯系我國現實的啟示。“動物精神”的五大因子對經濟生活都會產生影響，易引發經濟“非理性繁榮”，其邏輯路徑是：第一，信心和信心乘數的存在，導致一定階段上微觀主體對宏觀經濟盲目樂觀，從而加大消費和投資，使宏觀經濟看上去更加繁榮；第二，未理順的機制和較普遍的“鉆空子”式欺詐的存在，使宏觀經濟堆積的矛盾問題得到“維穩”式暫時緩解；第三，貨幣幻覺的存在導致微觀主體不能夠認清名義貨幣的實際購買力，從而非理性地增加消費和投資；第四，發達國家示范效應編寫的故事壓力式迫使發展中國家擴大赤字來提高福利水平，使短期內生活狀態有很大改善卻無可持續性。這種非理性繁榮會帶來許多發展問題：其一，信心和信心乘數存在的行業和領域往往與過度投機行為相關，從而催生了宏觀經濟的泡沫；其二，未理順的機制和欺詐緩解的宏觀經濟問題實際上并未得到真正的解決，而是矛盾后移，可能積重難返，對經濟發展構成潛在威脅；其三，貨幣幻覺的存在會明顯沖減社會再生產中的平衡因子，制約宏觀經濟的長期發展；其四，發達國家示范效應編寫的故事導致微觀主體無法正視自己的發展階段，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續的福利趕超最終可能會將國民經濟拖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五，在如此種種扭曲下，往往忽略了公平的真實底線，導致社會問題層出。
將動物精神引發非理性繁榮的理論探討聯系于我國的現實，不難發現，動物精神引發的中國非理性繁榮的現象已比比皆是。比如，某些區域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越調越高”，實際上是在未理順機制情況下，民眾受到信心及信心乘數的影響，并形成“炒房團”式羊群效應的投機熱潮，這主要體現的是動物精神支配下紛紛作出非理性選擇。此外，由于中國沒有統一的房地產買賣信息披露平臺，房產中介的“鉆空子”欺詐行為有很大的操作空間，索取的中介費用直接與所售房產的價格掛鉤，致力于利用信息不對稱來向消費者索取更高價格，甚至許多房產中介利用手中信息的便利直接收購較市場價格更低的房產，轉而以高價格銷售，攫取其中高額利潤，并且推高房地產市場價格。又如，公平問題在我國表現得非常突出，以國企與民企相比較，以“體制內在編職工”與“勞務派遣工”相比較，員工的工作效率、工作時間、工作量與薪資待遇方面相差很多，并且存在城鄉發展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平衡兩大突出問題。此外，未理順的“從煤到電”機制也引發了資源價格的扭曲問題和不合理的壟斷問題，并且加劇了工資中的不公平。再者，中國宏觀經濟目前尚處于由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過渡時期，民粹主義傾向及其激發的對福利趕超的訴求也已逐步顯現。最后，伴隨經濟高速增長而來的通貨膨脹，由于微觀主體存在貨幣幻覺而可能被低估而引出投資、消費行為的非理性。
對策與建議：以理性的“供給管理”矯正和化解“動物精神”
鑒于以上分析，針對我國存在由于動物精神引發的非理性繁榮因素，考慮凱恩斯提出的政府“保證市場主體免受動物精神支配”的意旨，在宏觀調控中應當注重“動物精神”的存在，并以理性的“供給管理”，優化與需求管理的匹配，以矯正和化解 “動物精神”。
必要性邏輯探析。綜上所述，理性的“供給管理”與“動物精神”之間的邏輯關系可抽象如下所示（見圖1），沿著兩者邏輯關系發展的路徑，恰可同時對本文的論述作出小結：第一，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需要理性的“供給管理”，并闡述了貨幣政策的總量調控不足以“包打天下”且我國經濟存在突出的結構性問題，進而思考，怎樣的供給管理是更為理性的？第二，由動物精神的概念出發，闡述了動物精神所涵蓋的信心、公平、未理順的機制和“鉆空子”式欺詐、貨幣幻覺、示范效應編寫的故事五大因子：信心是動物精神的關鍵因子，并且存在信心乘數；公平因子存在機制公平與心理公平兩大層面；未理順的機制和“鉆空子”式欺詐是誤導產生的動物精神因子；貨幣幻覺由來已久且通常的表現是民眾對名義貨幣購買力的高估；示范效應編寫的故事對于發展中國家防范國民經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重大意義。這五大因子能夠導致國民經濟的非理性繁榮。第三，我國國民經濟中存在動物精神及其引發的非理性繁榮。第四，由于動物精神的存在及其引發非理性繁榮邏輯的成立，加之其在中國國民經濟中的表現，構成中國國民經濟的現狀，進而導致對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相應訴求。第五，這一訴求最終需要落實到理性的“供給管理”層面，即理性的“供給管理”應當將矯正和化解“動物精神”納入考慮框架。第六，基于以上認識，考慮到動物精神引發國民經濟非理性繁榮對經濟長遠發展帶來的危害，以理性“供給管理”矯正和化解“動物精神”的對策建議，具有現實的意義。
目標及對策建議。我們認為，將矯正和化解“動物精神”納入理性的“供給管理”框架，應當有針對性地在“供給管理”別注重以下目標：管理和引導消費者信心；促進收入分配的機制公平與心理公平并重；降低貨幣幻覺帶來的風險；理順市場機制與彌補市場失靈并行；避免民粹主義催化示范效應導致“中等收入陷阱”。落實到政策層面，可歸納為以下四個層面的“”：
第一，科學發展，統籌協調。鑒于“動物精神”五大因子引發非理性繁榮對國民經濟長遠發展產生的負面影響，理性的“供給管理”應當首先在提綱挈領層面促進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統籌協調。科學發展所要求的理念、所指引的方向、所追求的目標，實質上更加針對于國民經濟的結構層面，遠不是單一調控需求、調控總量就能夠達成，勢必要求宏觀調控從供給端發力，通過理性的“供給管理”來助力科學發展。統籌協調是處理重大關系的重要科學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在經濟發展層面主要囊括了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五大方面，以及統籌各方面利益關系的層面。而實現統籌協調又特別需要依靠理性的“供給管理”之下科學、細化、多維、多方的制度供給。
第二，結構優化，升級提質。如上文所述，雖然受到“動物精神”的支配，但是國民經濟運行首先還是基于信息響應對宏觀經濟產生的理性預期而形成理選擇。從這一角度來看，我國宏觀經濟理性的“供給管理”矯正和化解“動物精神”的實質是要更為主動、積極、有前瞻性地促進我國經濟實現結構優化，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在注重經濟發展規模數量的同時更加關注提升經濟發展質量。
第三，制度供給，機制創新。對“動物精神”進行矯正和化解，應特別強調加強制度供給、推進機制創新，即釋放改革紅利。這能夠有效引導公眾的信心及信心乘數合理化，在很大程度上解決機制公平和心理公平的問題，特別是有助于理順原有機制并減少“鉆空子”式的欺詐行為，還有助于在必要時期通過提供真實有效的實時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公眾減少貨幣幻覺。對需求端的調節、對貨幣總量的調節，都遠不足以達到改變制度體系、理順體制機制的目標，唯有通過供給端發力的供給管理才能夠理順我國現階段亟待解決的制度、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問題。
第四，后發優勢，趕超戰略。發達國家示范效應編寫的故事可能導致發展中國家微觀主體無法正視自己的發展階段，吊高胃口而盲目追逐不可持續的福利趕超，最終可能會將國民經濟拖入“中等收入陷阱”。加之我國現階段存在著日益高漲的民粹主義情愫，無形中不斷催化示范效應編寫故事的動聽程度與影響效力。對此，理性的“供給管理”應當特別注重把握國民經濟的發展戰略，充分認識作為現代化階段的相對“后來者”對相對“先行者”趕超的必要性、重要性，與可行性的基本實現前提，注重發揮發展中經濟體的后發優勢，始終牢牢把握經濟建設的中心，結合我國正在進行的“三步走”現代化戰略，繼續堅定落實經濟趕超，通過加強制度供給的途徑充分發揮制度紅利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大作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躋身世界發達經濟體之林。
注釋
賈康：《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3年，第133頁。
Keynes John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 pp. 161-162.
[美]喬治?阿克洛夫、羅伯特?希勒：《動物精神》，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前言部分第15～21頁。
[美]羅伯特?希勒：《非理性繁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3頁。
[關鍵詞] 信用評級；轉移矩陣；預測模型
[中圖分類號] F83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6)12-0159-02
[作者簡介] 方鋒鋒，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管理科學與工程；
任若恩，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金融學、產業經濟學；
蘇 博，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系統工程。(北京 100083)
一、引言
信用評級是通過一定的方法對借款人如期還本付息能力和意愿進行綜合評價。信用評級的轉移可用信用評級轉移矩陣表示。信用等級轉移矩陣(Credit Rating Migration Probability Matrix)反映了債務人信用在不同信用等級間的變動，揭示了債務人信用風險變化的趨勢，出發點就是通過了解(預測)未來每一時間內一個金融機構所有可能的信用質量狀況從而進行有效的信用風險管理。這個概念首先由摩根公司在1987年提出， 后來被標準普爾(S &P) 和KMV 公司所采用。
二、轉移矩陣的主要預測模型及分析
轉移矩陣預測的模型主要有Altman模型、麥肯錫公司的宏觀轉移模型以及Probit模型。
1．Altman-Kao模型利用標準普爾歷年評級變化的數據，來考察新發行債券的風險。其模型假定信用評級轉移服Markov過程，即債務人下一時期的信用評級狀態僅取決于上一期的信用評級狀態，且信用等級變化服從同一轉移矩陣Pt，Pt中各元素值 (各信用等級間的轉移概率)為歷史各期相應的觀測數據的平均值(稱為無條件轉移矩陣)，而未考慮債券未來等級撤銷(回購、贖回或未評級)等現象。這種方法在簡便易行，但因為沒有考慮到信用等級轉移矩陣的跨期自相關以及行業、國家因素、周期等因素，因而易造成較大的預測失誤。
2．麥肯錫公司的宏觀經濟轉移模型，即信用風險組合觀點(Credit Portfolio View，CPV)模型，屬于多因素分析模型。該模型認為信用評級轉移的概率在不同的時點(經濟狀態)下會有所不同。因此，隨著宏觀經濟狀態的變動，信用評級轉移的概率將不再是簡單的歷史平均值，而是一組時間序列數據PPt。該模型較為充分地考慮了宏觀經濟環境對信用評級轉移的影響，而不是無條件用歷史上違約率的平均值來代替，提高信用風險度量的準確性；清晰地給出了實際的離散的損失分布模型，這個損失分布依賴于子組合中信用頭寸的個數和大小；它既可以適用單個債務人，也可以適用于群體債務人，如零售組合。但是該模型的數據依賴于很多的宏觀經濟數據，因而數據處理與計算較為繁雜。
3．Nickell 等人的Probit模型。該模型假定債務人的信用等級取決于變量R，R=β′X+ε其中，X為變量向量，β為參數向量，隨機誤差向量εN(0，σ2)。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樣本數據缺乏給模型參數估計帶來的困難。
上述轉移矩陣模型都是在先驗經濟理論或對經濟規律的先驗假設的基礎上來確立模型，以線性回歸模型來構造經濟指數，這隱含假定了信用評級轉移過程屬于平穩隨機過程。因此，這些模型都隱含著以下一些風險：(1)由于建模時所依賴的經濟理論可能與復雜的現實情況具有較大偏差從而導致模型設定誤差；(2)對于模型中隨機誤差項假定為白噪聲，即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的線性組合具有長期穩定關系，但實際中變量間的這種長期穩定的關系并不是經常保持的，這可能會造成預測模型的失效；(3)當模型中的變量為非平穩時間序列時，傳統的顯著性檢驗所確定的變量間關系在事實上可能是不存在的，導致變量間的偽回歸，使模型難以有效反映信用評級的動態變化的特征；(4)建立在對樣本擬合優度上的模型有效性檢驗， 對于一些偽回歸模型，同樣可以具有很高的擬合優度，即使擬合優度檢驗可以證明模型估計為無偏估計，但很多情況下(如多重共線性)，估計量偏差可能依然很高，也同樣難以說明模型的有效性。
三、信用評級轉移矩陣的動態建模
動態建模的方法是基于約化理論，對變量的數據生成過程進行約化處理，并建立一個能代表數據生成過程的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ADL)，其一般形式為：
然后逐步簡化，最后得到一個包含變量間長期穩定關系的簡單模型，即基于協整(cointegration)理論的誤差修正模型。
協整關系反映的是非平穩時間序列之間存在的長期穩定關系，例如消費與可支配收入、工資與價格水平、長短期利率等經濟變量序列，單個都是非平穩的，而這些序列之間卻存在著一種穩定關系，以使彼此偏離不會太遠。協整理論的基本思想是設x1…，xq為一組隨機游走變量，若存在一組不全為零的實數λ1，…，λq，使得λ1x1+λ2x2+…+λq>xq=ε，ε為白噪聲，則稱x1，…，xq是協整的。誤差修正模型基于這樣一種認識：經濟系統中任何一組相互協整的時間序列之間都存在一種所謂的誤差調節機制，反映了短期調節行為，正是由于這種誤差調節機制的作用，防止了長期關系的偏差在規模或數量上的擴大。基于協整理論可以由上述的ADL模型得到如下的誤差修正模型：
其中，Δx，Δy為差分項，e為誤差修正項；εi為隨機誤差項。
動態建模方法的優點在于將以經濟理論為先導和以數據為先導的兩種建模途徑結合起來，能夠更好反映經濟系統中變量間的動態關系；動態建模方法將所有認為對被解釋變量具有影響的變量都作為解釋變量，通過在模型估計過程中逐漸剔除不顯著的變量，最后可以得到一個簡單的模型；在建立誤差修正模型時，首先要對變量間進行協整檢驗， 以確定所建立的長期關系模型中變量選擇是合理的，保證了回歸系數的經濟意義；誤差修正模型中的隨機誤差項反映了變量之間的關系偏離長期均衡狀態對短期變化的影響，解釋變量的差分項則反映了各變量短期變化對被解釋變量短期變化的影響，能更合理地預測經濟系統的短期動態的變化情況。
四、結論
基于馬爾科夫鏈的轉移矩陣方法是目前最成熟、應用最廣泛的轉移矩陣預測方法，雖然其平穩性假定與債務信用評級變動的實際情況有所出入，但由于其他的方法還未能在理論和實證上證實其可靠性及有效性。將基于協整的動態建模理論引入轉移矩陣預測模型的建模框架，可以使預測模型能更好反映信用評級變化的動態過程，從而改善預測模型的有效性。但是動態建模的方法也需要充足的基礎數據支持，在我國信用評級起步較晚，評級數據不很充分的情況下，其實際應用效果必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參考文獻：
[1]Altman E． I．， Kao D L． Rating drift of high yield bonds[J]．Journal of Fixed Income，1992，(3) ．
[2]Amato， Jeffrey D．，and Craig H． Furfine． Are Credit Ratings Procyclical[J]．Journal of Banking& Fi-nance，2004，(2)．
[3]Nickell， P，W．Perraudin and S． Varotto Stability of Rating Transitions[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0，(1/2)．
一、“經濟學基礎”課程教學困境分析
1.教學內容過多，學時分配不夠
“經濟學基礎”作為高職財經類和管理類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其內容非常龐雜，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部分。微觀部分包括價格理論、消費理論、生產理論、市場理論以及分配理論等，宏觀部分包括國民收入理論、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經濟周期與經濟增長理論、宏觀經濟政策等內容。筆者根據對各大高職院校和本科學校的調研，了解到高職“經濟學基礎”課程的教學一般安排在一個學期完成，學時為56課時，而本科院校“經濟學”課程的教學幾乎都安排在兩個學期完成，學時一般不少于96課時。高職院校要在一個學期，僅幾十個學時的時間內完成“經濟學基礎”課程微觀、宏觀主要內容的教學，學時顯得非常緊張。
2.學生學習基礎薄弱
高職院校經濟管理專業招生是文理兼收，文科學生偏多，他們與工科類學生相比，有其自身的知識特點和思維方式，這些學生數學、英語基礎普遍比較薄弱， 再加上高職院校數學課程學時較少，導致學生對數理知識掌握不深入，對“經濟學基礎”課程的學習產生了比較大的障礙。不少學生在數理推導、經濟學術語理解等方面具有一定困難，不能很好地理解相對抽象的經濟理論、數學模型與經濟理論之間的關系等。老師在教學中講到經濟學的一些案例、當今經濟形勢時，學生非常感興趣；而講到邏輯推導、圖、表、公式、數學模型等內容時，就覺得很枯燥，學習興趣不濃，學習積極性不高。
3.教師過分注重講解
經濟學原理是一門理論性較強的課程，在教學中，教師往往照本宣科，不注意引導學生將所學理論運用到生活中去并分析當今經濟問題，學生沒有進行思考，只是死記硬背知識應付考試。學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會“紙上談兵”，達不到經濟管理專業人才培養的目標。很多高職院校的老師都有深入學習相應學科知識的經歷，專業能力都比較強，問題是如何把晦澀難懂的經濟學基礎的理論知識通過更簡單的方式傳授給學生，而不是自己一個人在課堂上機械地從頭講到尾，不顧學生是否消化吸收，不管學生是否樂于參與到課堂教學中。這樣呆板的教學方式只會不斷降低學生的學習主動性。高職院校與普通大學相比，更重視實踐性教學環節。許多課程都根據所學的理論課程配備實訓環節，但是在高職經濟學原理教學中缺乏這一塊，整個學期就是老師在講理論知識，學生做習題，要么講幾堂案例分析課，學生只能學到書本上的知識，理論聯系實際不夠，這樣的學習可以說是沒有成效的。
二、改進“經濟學基礎”課程教學效果的建議
1.在授課過程中教師應進行針對性的教學
為了培養出符合市場和企業需求的技術技能型人才，教師在課堂教學中應適當削減過于高深的經濟學理論知識，而應該結合市場和企業實際，有針對性地選取更實用更接近生活實際的理論知識，并且結合實踐性教學，提高學生把理論知識內化為實際應用的能力，真正達到學以致用的學習目的。雖然“經濟學基礎”是經濟管理眾多專業的一門公共基礎課程，但是并不代表各專業對于該課程的教學應該一成不變。每個專業有自身的特點，專業課程的設置都應該以服務于本專業的學習為目的。另外，高職院校“經濟學基礎”課程的教學受到教學課時的局限，在講授過程中就更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經濟管理中眾多專業應該選取更接近本專業實際應用的經濟學理論知識進行講解。比如，物流管理專業應該加強企業理論最大化理論的學習，會計專業應該加強成本理論的學習，市場營銷專業應該加強消費者均衡和生產者均衡的學習。只有真正以各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為出發點，才能有的放矢，讓學生學到切實有用的知識。
2.用生活中的經濟現象及各種有趣故事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用學生日常生活中的經濟學現象來解釋經濟學原理，可以使學生學習更加直觀，記憶深刻。如在學習影響需求的因素的內容時，可以從以下經濟學現象引入： 汽車漲價了，消費者對汽車的需求有何變化？社會收入普遍增加了，人們對汽車的需求是增加還是減少了？汽油價格漲了，人們對汽車的需求是增多還是減少了？
利用《漁夫與金魚的故事》說明深刻的寓意：老漁翁的妻子代表了人類的本性――總是追求更多更大的享受，永無止境。這無可厚非，也無所謂善惡。問題在于怎樣來滿足人類無止境的欲望。這正是經濟學要解決的問題。通過介紹《三個犯人的故事》告訴學生：什么樣的選擇決定什么樣的生活。我們要了解最新的信息，了解最新的經濟形勢，從而更好地創造自己的生活。而經濟學就是如何選擇的學問。
通過上述深入淺出、循循善誘的引導，用學生熟悉的有關現象來解釋經濟學概念，讓學生感到經濟學不僅不那么難學，而且非常有趣。另外，在教學過程中，應多和時政相結合，多用最新的數據說話，這對后期知識的學習將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
3.解放課堂，以任務推動學生參與
【關鍵詞】 家庭養老；養老保障；出路；新古典經濟學
現今，人口老齡化進程迅猛發展，這使得高齡、失能、空巢等特殊老年群體不斷增大，老年服務需求在短時間內快速釋放。相比之下，能夠滿足老年人養老需求的各類基礎設施和社會化的養老服務體系還較為薄弱，單純依靠適度普惠的社會化養老方式，難以解決眾多人口的養老問題。所以，對家庭養老各方面內容的進一步探討解讀，以及不斷探索其完善發展的相應措施都是非常必要的。
一、家庭養老保障內涵解讀
在傳統社會，家庭是生產和消費的基本單位，同時承擔分配、儲蓄、保障、生育、撫養、贍養等各種職能。養老問題在家庭內部得到解決，老人所需生活資料全部由家庭提供，如果老人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由家庭成員來照料老人。總的來說，家庭養老是一種養老資源提供者和養老職能實施者均是家庭的養老模式。
家庭養老在其特定的時代背景下有其獨有的合理性、可靠性、穩定性，除此之外，家庭養老還是一種非常經濟的養老模式。首先，家庭養老的交易成本很低。從養老資源的提供到養老職能的實施，均在家庭內部完成，幾乎沒有交易成本。家庭內部可以很容易地通過很合理地分工來完成對老年人的贍養。其次，家庭養老所需要的資源是很少的，家庭對老人的付出常常是有限的。老人對別人的依賴程度是隨年齡變化的。根據其勞動的伸縮性，其幾乎是活到老干到老，除非老人喪失勞動和生活自理能力。家庭養老的另一優點是，在為老人提供生活上方便的同時，還可以給老人以精神上的慰藉，滿足老人的精神需求。
現代家庭在養老中可以扮演兩種角色，一是養老資源的提供者，即為老人提供生活的經濟來源，由社會或市場組織料理老人的生活；二是養老職能的實施者，即照料老人的生活，老人（家庭）可以通過社會保障體制或個人積累獲得生活的經濟來源。與此同時，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家庭對老人情感上的支持和慰藉，這是家庭養老得以傳承延續的精神源泉。
二、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中的家庭養老保障
如果把養老理解為老年人的消費，那么在現代社會中，家庭養老問題可以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內，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來思考。從微觀來看，養老就是家庭或個人的一種跨期消費（投資）決策問題，可以用最優化的分析工具來分析。[1]從宏觀來看，養老是一個與社會總消費、總投資這些宏觀經濟變量相關的問題，可以去考察其對其他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
1、家庭養老的運行機制――人力資本投資與回報
當前，每個家庭在孩子的教育投入方面支出非常大。未來，隨著人力資本價值不斷提升，家庭的教育支出必將呈增長趨勢。將家庭視作追求家庭成員福利最大化的經濟行為人，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投入或者說人力資本投資回報便可成為年老家庭成員的養老資源。使得家庭中的孩子教育問題，以及老年人的養老問題同時得以解決。
貝克爾認為利他主義（當孩子的處境好時，父母的效用增加）的父母樂意負擔對孩子人力資本投資的成本，但是這種投資受到下面認識的制約：對孩子的支出越多，對自己的支出就越少。因此，即使利他主義的父母也會對孩子的投資不足。貝克爾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存在嚴重問題，就是利他主義的父母也許更樂意于減少自己支出，甚至根本不去考慮投資收益率的問題，那么就不可能存在對孩子的投資不足的問題。比如在中國，望子成龍心切的父母對孩子的投資幾乎是不計代價的。事實上，從這種人力資本投資中獲益的任何一代人，都能很容易地用這種投資的高收益去支付老人的贍養費用，而且還會有很可觀的剩余。
2、家庭養老與宏觀經濟運行
就家庭養老而言，老人的生活水平依賴于子女的數量和收入水平。為了分散風險，人們可能會選擇多生孩子，導致出生率很高。無法回避的是一個國家的資源稟賦在一個特定的時期是一個硬約束，其可持續發展一定會要求適度的人口減少。從這個角度看家庭養老是有負面效應的。除此之外，子女的收入水平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父母在其年幼時對其的人力資本投資。父母增加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會帶來社會總消費和社會總投資的增加，從而有助于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人力資本投資的增加提高了勞動力的生產技能，還會加速社會的技術進步，都能帶來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進而促進社會總體經濟的增長。
綜上所述，兩方面的影響一正一負，最終效果很難判斷，但已有研究表明，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常常大于增加子女人力資本投資的正面效應。單純依靠家庭現收現付養老，即使可以通過道德規范得以實施，但如果家庭在經濟上不堪重負，老年人生活仍難免大失水準，甚至部分老年人將失去生活來源。這也會損害社會穩定和宏觀經濟的正常運轉。
三、現代家庭養老保障的出路
由上述一系列分析可知，家庭養老這種養老方式有利有弊，并且隨著時代的變化及各種影響因素和現實情況的制約，家庭養老的功能弱化，但其作為當前養老保障制度下的有益補充，不斷探索其出路仍具有現實的積極意義。
1、提升養老保障水平
首先，老年人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家庭養老更好地發揮作用的基礎。應從以下幾方面予以改進：第一，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通過科學的評價指標及有效的監督體系，使貧困老年人的生活得到有力的保障。第二，增加老年人相關經濟補貼，例如老年護理、服務、營養補貼等，提高養老生活水平。第三，在個人所得稅方面，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按照家庭平均收入作為所得稅征收稅基，以家庭人口負擔情況作為減免個人所得稅的依據，對于贍養老年人的家庭給予一定額度的寬免稅額。[2]
其次，完善的保險體系能為家庭養老提供重要物質保障。應提高基本養老、醫療保險的覆蓋面及保障水平，同時促進多種形式、與老年人需求相適應的相關養老商業保險的發展。除此之外，長期護理保險未來在應對老年人護理服務方面將扮演重要角色，不斷提高其家中看護的服務質量水平，有利于家庭養老的進一步發展。
2、樹立新型養老觀念
首先，樹立和諧社會的養老觀念。家庭環境中父母要以身作則敬愛老人，為孩子做好榜樣。在學校教育中對孝文化應積極開展教育宣傳，潛移默化地影響少年兒童的觀念行為。其次，要有養老風險防范意識。在未進入養老時期前，應通過增加鍛煉、強健身體，積極投資、合理儲蓄，參加基本保險，結合自身實際情況購買所需相關保險等方式應對日后養老生活及風險。最后，使老年人形成積極樂觀養老心態。一方面鼓勵老年人要相對自立，鼓勵自我照顧，轉變傳統的“養兒防老”的思想。普及老年人健康保健知識，使老年人及其照料者能夠積極應對老年人出現的健康狀況，預防傷殘發生。另一方面，要鼓勵老年人參與社會活動，鼓勵老年人融入社會“老有所為”。[3]
3、提倡居家養老和社區養老
家庭養老為主，輔之以社區養老的居家、社區養老模式是現代家庭養老的發展趨勢，這既可以使老人精神心理上得到慰藉，又減輕家庭養老成本負擔，同時也緩解國家財政壓力。首先，加強社區養老基礎服務設施建設，強化其服務功能，完善的社區服務使老年人家庭養老的時間延長、質量得以提升。建立社區養老信息服務平臺，及時有效了解老年人各方面的情況及需求。其次，重視養老服務人員的培訓及隊伍建設，一方面是對專業養老服務人員進行相關知識技能培訓。另一方面發揮社會組織的力量，讓社會組織中的志愿者進入社區或老年人家庭進行志愿服務，為擴充養老服務隊伍建設提供有力的基礎和條件。最后，在社區或家庭中可以適當增加商業養老服務項目，老年人家庭可根據自身經濟情況來進行選擇和消費。
4、智能家居的引入
新時代下，互聯網、物聯網等技術的崛起及迅速發展給現代家庭養老也帶來新的發展契機。尤其是智能家居的引入，將極大改變老年人的家庭養老生活。例如，房屋中有一系列防火、防盜、防止燃氣泄漏及老人突發身體狀況時的安全防護的報警系統；室內各處的燈、電器等設備的啟動與關閉都可以通過一個小小的遙控器進行控制；配備小型機器人為老人的房間進行清掃整理，同時有智能床改善檢測老年人睡眠質量并提供服務等等。在老年人家庭中引入智能家居，不僅僅提高老年人家庭養老的生活質量，更為老年人的健康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5、增強家庭的自我發展能力
注重家庭中子女的教育問題，為家庭經濟困難的家庭提供義務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教育具有正外部性，并且它的正面影響是長遠的。讓他們學習更多的知識，掌握更多的技能，增強自身的能力，才能在未來為家庭養老提供起碼的支持能力。除此之外，還應為一些相對貧困的家庭提供上崗培訓及就業支持，讓他們有機會去接觸學習新知識、新技術，結合自身的優勢找到適合的崗位，從而獲得持續穩定的收入。而對于一些剛退休、身體健康、有就業意愿的老年人，可以為他們提供一些相對輕松的工作崗位，為養老生活積累更多儲備資金。通過這些方式使家庭增強自身能力的建設，也給予了自我發展的機會。
【注 釋】
[1] 劉曉英.農村家庭養老模式探析[D].遼寧：東北財經大學，2007.7.
[2] 魏彥彥.中國現行家庭養老支持政策分析與評估[J].中國老年學雜志，2004.22.28.
[3] 辛濤.我國城市家庭養老現狀及問題研究[D].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2014.
【參考文獻】
[1] 袁志剛主編.養老保險經濟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65.
[2] 余梅玲，李毅.家庭養老的市場介入與國家化[J].南方金融，2014（4）.
[3] 穆光宗.中國傳統養老方式的變革和展望[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5）.
[4] 鄧偉志，徐榕.家庭社會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