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24 10:38:56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有關經濟學的知識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以筆者所在院校電子商務專業為藍本
孫艷楠 長春職業技術學院 130000
眾所周知， 2010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里專門提到大學生就業問題，要求要把大學生就業作為當年工作的重點。在此之后的若干年，幾乎每一年的大學生就業都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最難就業季”“更難就業季”不絕于耳，大學生的就業形勢不容樂觀。而基于中外合作辦學的高職類院校由于其辦學特殊性，就業問題也得到了極大關注。部分學界人士認為中外合作辦學類高職院校依托于良好的辦學環境、豐富的外方資源，在培養畢業生就業競爭力方面有很大的優勢，其就業應好于普通同類院校。但是據筆者這些年的觀察及中外合作類院校多年的一線教學經驗來看， 此觀點過于盲目樂觀。畢業生的就業情況非但沒有好于普通同類院校，更有略低趨勢，追其原因與此類院校的辦學定位脫離市場需求實際有不可推卸之原因。因此， 中外合作類高職院校更應著重解決畢業生畢業與就業之間的雙重矛盾，加強就業預警機制的建設，已然成為研究此類院校如何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確保其生存和發展的重要課題之一。本文，筆者借助所在院校電子商務專業為藍本，分析導致中外合作辦學的高職院校畢業生就業難的原因，以及如何建立市場需求和高校辦學定位相結合的就業預警機制。
1 導致中外合作類高職院校畢業生就業難的原因分析
縱觀學院電子商務專業的發展，筆者認為中外合作辦學的高職院校的教育資源依然短缺，人才培養模式和專業結構設置不合理等因素都造成了畢業生質量的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1 中外合作辦學高職院校的學科、專業結構設置，不符合本區域市場需求
高職院校的辦學定位首先要考慮本區域經濟發展的需求，所培養人才應著力于為本地區經濟發展提供高技能人才。目前部分高職院校陷入“功利”圈中，不顧本地區經濟發展需要，盲目招生，盲目開展國際合作辦學，造成原本稀缺的教育資源無謂浪費。其主要表現在經濟、管理等偏文科的專業比例過高，造成同類型高校專業設置中同化現象嚴重，偏離了高職院校最初的辦學定位。
1.2 人才培養模式的確立與本地區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不相適應
首先，中外合作類高職院校過于依賴外方資源，以外方提供的專業課程設置為基礎，缺乏對本地區經濟發展的調研，導致了人才培養目標和辦學特色不分明，課程設置不合理等現象。其次，中外合作類高職院校不能很好的適應我國技術創新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行業結構的轉型和升級，依然沿襲傳統的偏重于理論知識灌輸的培養模式，教育資源的缺乏，又使同類院校獨立建立實訓基地能力有限，致使部分學生的實際操作應用能力以及適應性較差，不能滿足社會發展對外向型高層次技能型人才的要求。
1.3 不合理的教學評價體系
大多數中外合作類高職院校未能做到結合市場需求、企業要求，依然以方式方法落后且單一的考試作為衡量人才標準，難以真正衡量出一個學生的真實水平，容易產生應試能力強而實際應用能力低的現象。同時采用單一考核方式也導致了學生的學習只拘泥于書本知識、局限于課堂上的學習，自主學習能力較差，缺乏創新精神和綜合處理問題的能力，難以適應地區經濟發展的需要。
1.4 教師隊伍建設的不完善也導致了畢業生質量的下降
目前大多數中外合作類高職院校雖然在教學理念、課程設置等方面能夠借助外方資源，但是很難吸收國外的管理模式，教師隊伍缺乏穩定性，兼職教師比例過大，對兼職教師缺乏系統培訓和監管， 脫離所在院校對人才培養模式、課程設置的討論，導致教師隊伍一定程度上無法深入理解中外合作辦學定位與市場需求相關聯的內涵，無法將中外合作辦學高職院校與市場對學生的要求一并灌輸到課堂實際；部分同類院校人浮于事，不能尊重中外合作辦學特色、鼓勵卓越，多年工作只局限于校內，缺乏企業兼職經歷，還由于高等教育資源的短缺，本應多出去學習國外先進教學理念的出國交流機會也非常有限，致使部分教師缺乏活力和創造性，對中外文化的融會貫通，使之適應本地市場的能力有限，也就無法培養出高質量的畢業生。
2 建立市場需求與高校辦學定位有機結合的就業市場預警機制
2.1 加強對區域市場調研，明確地區發展優勢產業
中外合作辦學的高職院校應堅持 “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學院推薦就業、學生與用人單位雙向選擇” 的就業工作機制， 在辦學初期充分考慮市場需求，根據地區經濟發展特點設立辦學目標、專業類別和人才培養模式。辦學過程中，隨時掌握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和產業結構調整信息，加強與兄弟院校的聯系合作，了解同類型院校的發展戰略、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的最新信息，以外方資源為支撐，取其精華，通過對就業狀況調控和監測，對專業設置、招生計劃等方面進行科學有效調整，確保制定的辦學目標不脫離市場，具有科學性和前瞻性。
2.2 以目標市場用工需求為起點，搞好辦學定位
中外合作辦學的高職院校應在外方提供的專業設置基礎上，深入進行市場研究和科學預測，找準自己的目標市場，以目標市場的用工要求為起點，做好專業規劃和人才培養模式的設計。高校還要根據中外合作辦學特色，在專業課程設置上充分考慮區域經濟發展需要，結合已有畢業生就業狀況、自身擅長領域及學科發展目標最終確定其辦學定位。以定位創品牌、樹優勢，切實提高中外合作辦學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以培養熟練掌握一門外語的外向型高技能人才為己任，為區域經濟和行業發展做出卓越貢獻。
2.3 建立畢業生就業動態預警系統
中外合作類高職院校必須依據自身辦學特點，建立高效、靈敏的就業信息動態預警系統，以準確、及時的獲取有利于高校發展的各類信息資源，并整合獲得資源，在調研就業信息、校內外招聘會和就業信息匯總等基礎上，及時建立具有中外合作辦學特色的用人單位信息數據庫， 保證達到人才培養目標的畢業生在就業時能充分了解就業供求趨勢、就業區域分布，科學有效的規劃自己的職業生涯。同時將獲得的信息資源共享，為用人單位提供可靠的人才供給信息。以市場對人才的要求，作為人才評價之根本，通過“就業——專業——招生” 的聯動機制，將就業狀況與專業設置、招生計劃相掛鉤，通過對專業發展規劃、招生計劃以及人才評價等工作的評估，對就業前景不好、不適應社會發展和就業市場需求的專業進行調整，構建科學合理的專業體系。除此之外，所有任課教師要參與到動態預警系統的建設中來，不拘泥于教學，通過走訪企業、深入調研，了解崗位對人才的具體要求，開展大規模的畢業生質量跟蹤調查， 培養教師隊伍的責任感，最終建立具備市場發展眼光的完備的教師隊伍。
一、政治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政治經濟學教材存在的問題
在現有教學模式的課程教學中，政治經濟學的教材內容比較陳舊，相關的知識結構也存在雷同情況。使用這種傳統的課程內容進行教學，學生對于最新的發展動態以及理論創新的內容缺乏了解；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由于缺乏系統性的知識構建，沒有對一些重點問題進行分析和探究。現有教材存在的雷同或者陳舊的問題，成為阻礙政治經濟學教學向前推進的關鍵因素。
2.政治經濟學教師在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在現有的教學模式中，教師依然處在教學內容的主導位置，教師的講課方式以及課程的考核模式影響著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相關知識的掌握程度。
在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教學方式單一。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應用，各學校希望用這種新型的教學形式提升教學效果，在教學內容中體現這種新型的信息技術資源。但是在政治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新型的教學工具并沒有提升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質量，也沒有對課程內容進行滲透。
3.政治經濟學學生對課程內容的興趣不高
從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環節分析，學生是教學的主體，學生掌握政治經濟學內容的程度是衡量教師教學活動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在現有的教學模式下，學生對于政治經濟學科的學習興趣程度不高，因此政治經濟學學科的整體學習效率不高。學生對于該課程的興趣程度不高的原因在于學生對于這門課程有認識上的誤區，這是因為政治經濟學在實際生活中運用的比較少，而且課程內容的設計與生活脫節，滲透薄弱，正是因為這方面的空缺，使學生對這門課的認識出現了很大的局限性。
二、政治經濟學教學的改進措施
1.改進政治經濟學的教材質量
由于政治經濟學的教材比較傳統，內容也比較陳舊，因此不能將政治經濟學的新的理論研究成果融合進來。在教材改進方面，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人員應該按照社會的發展狀況進行專業性的內容融合，不斷地提升政治經濟學教材內容的更新速度。只有這樣，才能將與時俱進的政治經濟學展現在學生面前，從教材方面吸引學生的興趣，從而提升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質量，鞏固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位置。
2.深化教師的理論基礎
教師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起主導作用，對提升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質量有關鍵作用，所以，應該加深政治經濟學教師的理論基礎，深化對學科的認識。那么如何提升教師的理論水平？首先，可以通過研討會的形式，將政治經濟學學科教師集中起來，進行教學內容的分析，按照整體的方向規劃提升教師的理論基礎知識水平。其次，可以制訂科學合理的科研計劃，按照計劃督促教師對政治經濟學的內容進行專業研究，逐步培養教師研究教學內容、參與學術討論的習慣，從而更好地適應政治經濟學學科對教師的要求。
3.提高學生對于政治經濟學的興趣
對于學生來說，要改變他們對政治經濟學無用論的認識。教師要采用科學有效的教育模式，加深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科內容的理解，將生活化的內容全面融合進學科知識中，讓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這門學科給自己帶來的優勢，從而提高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的興趣，降低學生學習的難度，提升學生的學習效率，幫助學生更加細致地掌握政治經濟學內容的精髓部分，為實現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目標奠定扎實的基礎。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教學模式也在創新和完善，現有的政治經濟學教學模式已經不能滿足社會對這門學科的要求。想要改進教學模式，就應該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實踐中進行全面的更新和完善，結合現代社會對教學模式的要求，將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內容全面優化，從而實現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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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凡仙，彭俊華.函授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及改進措施——以《西方經濟學》為例[J].西北成人教育學報，2011（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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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概率論；數理統計；計量經濟學；教學設計
從1998年教育部把計量經濟學列入高等學校經濟學門類各專業核心課程之一，計量經濟學已經成為現代高校經管專業必不可少的核心課程[1]，它和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一起構成了中國經濟管理類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核心理論課程[2]。近20年來計量經濟學課程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在中國大多數經濟與管理相關的專業的教學大綱中，計量經濟學作為本科公共必修基礎課，一般都要求學生已經修完微積分、線性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等前期課程。事實上計量經濟學的基礎知識主要來自于概率論和數理統計，計量經濟學的基本研究過程與概率論和數理統計是一致的，先設定模型，然后通過樣本抽樣，參數估計和假設檢驗[3]。
在計量經濟學實際教學中發現，許多同學對統計學中基本概念掌握得很好，依然無法理解計量經濟學的內容。主要的原因是已有的計量經濟學教材缺乏引導學生從概率論和統計學過渡到計量經濟學的相關知識銜接。由于學生在學習這兩門課的過程中，缺失了知識點的過渡和遷移，常常用孤立和割裂的視角來看待計量經濟學的內容，這無疑提高了學生學習計量經濟學的困難程度。學生不知道將已有的數學知識與計量經濟學相互結合，形成完整的邏輯體系。針對上述問題，本文將論述從概率論和統計學過渡到計量經濟學過程中出現的知識點相互割裂的主要問題，闡述造成學生理解困難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改進方法。
一、從概率論與統計學過渡到計量經濟學出現的教學問題
雖然大多數學生在學習計量經濟學之前，已經學過計量經濟學的基礎課程——概率論與數理統計。但學生在計量經濟學學習的過程中，面臨的巨大挑戰是如何將已有的概率論和數理統計的知識和計量經濟學中的知識點相串聯。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主要有：第一，許多計量經濟學中的重要知識點，在概率統計中只是簡略的介紹，甚至一帶而過，并未引起學生的重視。第二，許多計量經濟學的教材常常忽視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的知識點，這可能是由于在歐美的計量經濟學課程，并不要求學生前期修過概率論和數理統計。所以中國在引進的國外的計量經濟學教材后，也沒有在課程上復習概率論和數理統計的相關知識。為了具體說明教學中遇到的問題，本文以本科計量經濟學教學大綱中最主要的教學內容：經典線性回歸的最佳線性無偏性質和違反基本假設造成的后果兩個重要的知識章節作為案例說明。
（一）經典線性回歸估計的最佳線性無偏性
經典線性回歸估計的最佳線性無偏性是小樣本理論下的普通線性回歸的最重要的性質，大多數本科計量經濟學教材最前面的2-3章都是介紹這一內容，例如國內最常用的教材李子奈的教材《計量經濟學》[4]和國外的伍德里奇的教材《計量經濟學導論：現代觀點》[5]等。學生對這一內容的理解程度也將直接影響到計量經濟學的后續學習。然而對于學完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的同學來說，雖然他們學過隨機變量的數字特征，包括期望和方差，還有n階原點距以及n階中心距的內容。但他們在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的課程中并沒有接觸過無偏性和有效性的概念，事實上，就計量經濟學的本質來說。無偏性就是用一階中心距來計算，有效性則用二階中心矩來衡量。而這兩個概念在在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的課程中都已經學過，但如果在計量經濟學的教學中不特別加以說明，學生很難意識到兩者之間的聯系。學生難以理解的另一個原因在于，在數理統計課程中，關于中心矩的介紹很簡略，許多學生可能并沒有意識到其在計量經濟學中的重要性，而計量經濟學教材中往往忽視對概率統計的中心矩的介紹，導致學生采取一種割裂的視角，無法建立一個統一的思維框架。
在計量經濟學的教學中，常常遇見許多同學難以理解為什么要用最優線性無偏性來衡量最小二乘法的優劣？因為大多數計量經濟學教材往往直接介紹最小二乘法種種優良性質，在同學們不熟悉無偏性和有效性與中心矩之間關系的前提下，直接引入這兩個概念往往顯得突兀，學生在學完了線性最小二乘法的最優線性無偏性之后，仍然會產生為什么要用這兩個指標來衡量的疑問。更合理的方法是，可以在介紹最小二乘法的內容之前，先介紹均方誤差的概念來引入無偏性和最小方差兩個概念，這與數理統計中如何衡量參數估計的性質等內容部分是一脈相承的，學生如果學過了數理統計學，就很容易理解均方誤差的概念。關于這種過渡知識的介紹，已有計量經濟學教材在這方面做了很好的改進，例如陳強著的計量經濟學教材[6～7]，與許多其他的計量經濟學教材不同，他并不是在計量經濟學教材中直接介紹最小二乘法具有最優線性無偏性的性質。而是在還沒有引入最小二乘法之前，先介紹了如何評價參數估計的優劣，即介紹均方誤差的方法，均方誤差可以進一步分解成方差和偏差平方之和。偏差平方等于零就是無偏性的證明，方差最小就是有效性的證明，這種分解方法可以直觀的表示為什么線性回歸的最小二乘法估計會得到最佳線性無偏的優良性質。因為這種對參數估計優劣的評價是通用于所有的參數估計，而不僅僅是對最小二乘法。同學在理解了評價參數估計的方法之后，就不會再對最小二乘法最優線性無偏性的證明過程感到難以理解了，這有助于同學們理解如何從數理統計過渡到計量經濟學的相關知識。
（二）違反基本假設對最優線性無偏性的影響
當違反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基本假設時，其最優線性無偏性會如何受到影響？許多同學常常依靠背誦的方法記住違反了每一條假設產生的后果，正如已有研究中所指出的[8]。這會導致學生混淆違反不同基本假設與產生后果之間的關系。古典線性回歸模型是基于以下四條假設而得出的最優線性無偏的優良性質，第一，線性假定；第二，嚴格的外生性；第三，不存在嚴格多重共線性；第四，球形擾動項。事實上，在對于無偏性的證明當中，并沒有用到第三條和第四條假定。第一條假定可以通過設定線性方程的形式來保證實現，一般我們可以假設其滿足。所以，影響無偏性最重要的假定是第二條嚴格外生性。第二條假設也是最容易違反的，而且直觀上并不能看出是否違反了第二條假設，也很難使用計量的統計方法來檢測第二條假設是否被違反。事實上我們所有關于線性回歸方程內生性的討論，都是基于違反的嚴格外生性的假定而展開的。只有違反第二條假設，最終的估計才是有偏的，而違反第三條和第四條假設，并不會對估計結果的無偏性產生影響。在教學中發現，許多同學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他們常常認為違反多重共線性或者球形擾動項的假設都會影響無偏性的估計。以至于他們認為所有變量之間不可以存在任何相關性，或者認為不可以存在異方差和自相關，否則他們認為會導致估計結果有偏，這都是錯誤的觀念。究其原因，還是因為沒有理解在推導無偏性中所使用的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學的相關知識。這里所需要期望的概念，同學們在數理統計中已經學過，但是另一個重要的知識點——迭代期望定律，在本科生概率論和數理統計課程中一般并不會介紹，如果在推導普通最小二乘回歸的無偏性之前，先介紹迭代期望定理，則可以讓同學們很容易理解整個推導過程，從而理解得到無偏性所需要的假設，并可以推導出違反不同假設對最優線性無偏產生的影響。二、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相結合的教學改進方案
上述介紹的從概率論和數理統計學過渡到計量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原因，這些是高校計量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常出現的現象。結合教學實踐和相關教學研究，筆者提出以下改進的方法和建議。
總體而言，在計量經濟學的教學過程當中，推薦多采用互動式的教學方法，對于一些非常新的概念和知識點，先讓同學分組討論，由此可以了解他們的概率論和數理統計的基礎，并且讓同學們嘗試應用概率論和數理統計的相關知識推導出計量經濟學的結論，在此基礎上。教師可以知道學生已有的知識儲備和知識缺口，同時能夠很好的將計量經濟學的新知識和他們的知識儲備相連接，幫助學生從概率論和數理統計的知識點過渡到計量經濟學的知識點，建立一個整體的知識框架，在具體實踐中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一）計量經濟學教材的選擇
在計量經濟學教材的選擇方面，最好選用計量經濟學教材在介紹最小二乘法內容之前，先復習概率論和數理統計的相關知識。雖然有些教材將這部分知識放到了附錄部分，但是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往往忽略對這一部分基礎知識的介紹。所以更合適的方法是先介紹完概率論和數理統計的基礎知識，比如，最重要的知識點包括條件概率、條件分布、數字特征，迭代期望定理，隨機變量的性質、假設檢驗、統計推斷、大數定理和中心極限定理、隨機過程等。讓同學們在學習計量經濟學之前能夠回憶起已經學過的概率論和數理統計基礎知識。尤其對學生后期進一步學習最小二乘法的性質的數學推導過程和性質非常有幫助。
（二）課堂教學的改進方案
在課堂教學方面可以采用“學生分組討論+教師講解+課后習題演練”三者相結合的方法，傳統的教學方式往往重視教師的講解和課后的習題演練。而忽視學生的分組討論，雖然學生分組討論在學生較多的時候很難開展，尤其是在總學時有限的情況下。但是，如果在課堂上給出五分鐘，讓同學們能夠自行討論，并反饋他們對于計量經濟學推導過程的理解，將有助于老師掌握學生真實的基礎知識，尤其在不知道他們掌握了哪些概率論和數理統計的基礎知識的前提下，一味的介紹計量經濟學的相關知識，往往無法在他們已有知識庫和新的知識之間建立很好的鏈接。造成學生在理解計量經濟學的推導過程中采用孤立的視角，無法跟他們之前的概率論和數理統計的知識點形成有效的聯系，最終無法建立更加統一的知識框架和體系。
（三）教學大綱的優化方案
對于本科階段計量經濟學的教學，現有的教材在不同教學知識點的安排上并不十分合理。應該根據學生掌握的概率論和數理統計的基礎情況，提出更合理的計量經濟學的教學大綱。比如，從目前國內比較流行的計量經濟學教材來看，往往會花很多筆墨來介紹小樣本理論的普通最小二乘法的推導過程和相關性質，尤其是在違反了不同假設之后所導致的不同后果。許多教材都會介紹當擾動項存在異方差和自相關時，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并提出多種不同的解決方法。但在計量經濟學的實際應用當中，這兩種違反假設產生的后果并不十分嚴重，在使用計量軟件進行回歸處理的方法非常簡單。這與實際教學中所花費的學時不相符。另外，在計量經濟學的理論教學中，往往會花很多時間來介紹多重共線性對于回歸結果產生的影響，但在實際應用當中，我們并不經常討論多重共線性的問題，除非是存在著非常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因為當建立回歸的模型時，我們就會考慮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問題，盡量避免使用多重共線性很嚴重的變量。而不是通過后期的測量多重共線性的方法來刪除相關變量，因為如果該變量納入到回歸方程中，一般情況下我們首先應考慮其理論意義，而不是為了降低多重共線性將其刪除，如果刪除一個相關的變量，則有可能會因為刪除一個重要的控制變量，導致最終的回歸結果產生偏誤，最終反而得不償失。
上述內容越來越被計量經濟學的研究者所認識到，目前，計量經濟學正發生可信性革命性[9]。傳統的計量經濟學教材需要在相關的教學內容上做進一步的調整，以適應計量經濟學的不斷發展和變化[10]。所以對于在一些理論上推導復雜，但是實際應用中簡單的相關知識，應當在教學中多介紹概率論和數理統計的相關知識來推導模型，并說明推導過程中違背假設所導致的后果以及實際處理方法，如果學生能夠運用概率論和數理統計的相關知識來理解不同的假設條件下的推導過程，將對他們在實踐中處理各種計量經濟學的相關問題大有裨益。
管理學院中開設西方經濟學或微觀經濟學課程。可以使學生對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框架和主要內容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初步掌握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原理，以增進對市場經濟制度和運行方式的理解。由于我國政府現行的宏觀經濟政策制定已經基本上采用了西方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了解經濟學的基本知識，將有助于對政府政策的理解。對學生今后把握自己的工作、生活有重要幫助。但這門經濟學基礎課程只針對管理學院的學生開設的，學時也比較少，學生學習的內容也比較窄，造成了其他學院如臨床學院、藥學院的醫學專業的學生不能結合國家的宏觀經濟情況調整自己的專攻方向，使一些學生在進校時選擇了熱門專業，畢業時卻找不到工作。筆者認為在中醫院校各專業開設經濟學基礎課程可以很好地培養一批既懂醫，又有經營理念的學生。
1 中醫院校普及經濟學基礎的重要性
40余年來，高等中醫教育造就了大批高級中醫人才，為中醫事業的繼承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隨著社會對中醫人才知識結構及專業設置提出的更高要求，按傳統的純醫學課程培養出的高級中醫人才，已暴露出不能及時適應社會發展需求的弱點。這些只學好所謂技術知識的學生畢業后并不能適應社會。
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醫藥在國際上的地位正在提高，中醫院校應該積極調整人才培養戰略，面向國際市場調整人才設置，增加國際經貿知識等課程，讓各學院的學生都能掌握管理學、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現代企業管理的基礎理論、基本知識；熟悉我國醫藥企業管理的有關方針、政策和法規以及國際企業管理的慣例與規則，具有初步的實際工作能力。 通過學習經濟學基礎這門課程，對了解到另外一個領域的知識有所幫助，完善他們的知識結構。另外筆者認為在本科階段，學校可以讓學生接觸到廣泛的知識，培養他們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在研究生階段應培養精英人才，在自己的專業上下功夫。因此，在本科階段接觸到另一個領域的知識也是有益處的。
2 中醫院校普及經濟學基礎的途徑
2.1 由于本課程的教學對象是非經濟學專業的學生，應采用比較淺顯易懂的初級教材。教學的重點是已經發展成熟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對于各種流派和分支、前沿問題，可在講授相關內容時做簡單介紹，有正確的理解，能夠對基本概念做出正確解釋，并能運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解釋現實社會中常見的經濟現象和政府政策。
2.2 考慮到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與我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有較大差別，學生會產生一定的接受困難，為了幫助學生理解，在教學中應盡可能地采用實例教學。在課時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多地運用生活中的、身邊發生的現象對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加以說明，并根據專業不同，調整課時數。
2.3 培訓教師，至少每年1次讓講授經濟學的教師參加經濟方面和醫藥經營管理方面的培訓，這讓老師在授課時更有針對性。
2.4 面向全校的學生開設經濟方面的講座，講座的內容可以結合時事，增加學生的知識面。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制度；信息社會經濟學
一、新制度經濟學概述
新制度經濟學是一個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影響巨大的經濟學分支。新制度經濟學派是在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經濟學對經濟現象喪失解釋力之后興起的。一般認為，新制度經濟學是由科斯的《企業的性質》這篇文章所開創的。科斯被認為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鼻祖。對新制度經濟學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新制度經濟學一經問世，便獲得西方經濟理論界非一般的好感。這似乎跟它所核心強調的思想是分不開的，新制度經濟學強調研究真實的世界，并利用正統經濟理論去分析制度的構成和運行，并發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體系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樣它也強調制度決定著經濟績效。另一位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有著杰出貢獻的經濟學家諾斯，在他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就提到過，“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在他看來，是制度而不是技術，將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在90年代隨著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推廣，使得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了解到新制度經濟學，而這一新興發展起來的經濟學分支也似乎給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的經濟增長及經濟發展帶來了福音。
在新制度經濟學家看來，制度已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中不可忽視的因素，新古典經濟學將制度視為一種既定的外生經濟變量，其實是忽視了制度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將制度作為一個內生變量納入經濟分析模型之中。人們通常認為，新制度經濟學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缺陷，拓展了經濟學研究的視野，突破了過時的、僵化的經濟學研究的界限，向人們提供了一種更加接近現實經濟狀況，具備更強的現實經濟問題解釋力的理論框架，雖然新制度經濟學在理論上有一定的創新，但不可忽視的極重要的一點是，其理論研究的立足點、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分析問題仍是沿著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進行的，那筆者有幾點疑問，新古典經濟學可以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嗎？在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分析模型中真的就能彌補新古典經濟學所謂的理論缺陷嗎？而這一分析思路是否又真的能準確地描述現實中的經濟社會運行狀況嗎？這些問題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相關文獻中似乎無法得到令人感到滿意的答案。
二、從信息社會的角度看待制度
其實要認識這些問題，還要歸結到經濟學的一個根本目的上來，那就是，經濟學是人們所用來描述、分析、解釋、甚至預測現實社會經濟運行狀況的一種理論工具。看似簡單，而要真正地做到描摹現實經濟狀況，又遠非如此簡單。要知道，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社會經濟的具體情況都是不同的，有些甚至有著根本性的差異與區別，從而導致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需要尋找不同的經濟理論來描摹現實社會經濟運行狀況，因為只有符合、適應相應歷史條件，抓住當時歷史條件本質情況的經濟理論才可能具有相應的現實解釋能力，才不會將人們引導到錯誤的認識領域中去。換句話說，在評述一種經濟理論時，我們要帶著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待，只有適應一定歷史條件的經濟理論才可能具有理論上的合理性以及邏輯上的嚴密性。
而新制度經濟學經過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修正，看似提供了一種更加貼近現實經濟狀況的理論框架，實際上其理論本身就具有不可克服的邏輯上的矛盾。誠如前面我們所提到的經濟學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關系所告訴我們的，真正有價值的經濟學應該是“與時俱進”的，而不應是永遠停留在過去的思維框架中，通過對其進行某些完全沒有必要的修補或改正，從而試圖達到一種期望中的或者說是存在于幻想之中的理論目的。因此說，經濟學理論的合理性，是與其是否與歷史背景相一致聯系在一起的，但凡脫離了這種一致性，那經濟學理論的合理性就值得推敲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恰好背離了這一基本的歷史唯物主義原則，缺乏這種歷史方法，沒有把握住當下社會與以往社會經濟運行狀況與規律的本質上的不同，以致陷入了“張冠李戴”的困境之中。我們應該換一種角度，從一種叫做信息社會經濟學的新理論的角度出發來重新認識新制度經濟學的性質。
在信息社會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內，迄今的經濟社會被劃分為物質社會與信息社會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階段：物質社會是以知識涌現速度緩慢為基本特征的社會，在這一社會中，難以有新知識出現，在身纏只是基本固定的情況下，各種經濟事務及其間聯系均穩定不變，工業革命以前的社會具有較多的這一社會的特征。而信息社會則是以知識涌現速度迅速為基本特征的社會，此時新知識的涌現已經是常態，已被納入人們的預期，社會能夠利用的資源、能夠采用的生產方式以及能夠生產的產品等也會不斷地變化，各種經濟事務及其間聯系一次處于持續的變化過程中，當代社會正具備了這一社會的特點。在社會發展的這兩個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社會經濟具有不同的活動模式與規律，不僅制度等經濟事物有不同的性質，作為反映這些經濟事物性質與規律的經濟學，也應該具有不同的模式。這就為我們重新認識新制度經濟學提供了一種更加令人信服的模式，為我們更加深入地了解新制度經濟學的性質開啟了一扇神奇的大門。
三、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的性質
之前我們提到過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在經濟增長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制度的好壞直接決定著經濟績效的優劣。因此，它將制度作為一個極重要的經濟變量引入經濟分析模型之中。但根據信息經濟學的歷史分析方法，制度也是具有歷史性的事物，也就是說，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比如在信息社會和在物質社會中，制度會有不同的性質和作用。因此，在說明制度的性質和作用時，正確的做法首先應該區分制度的歷史屬性，根據其所在的相應的歷史條件的情況，去分析制度可能具有的性質與作用。如果混淆了制度所在的歷史背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然會得到扭曲的認識。而我們所了解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就恰好犯了這樣的錯誤。它恰恰忽略了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在分析中沒有認清其所口口聲聲研究的制度是信息社會條件下才凸顯出重要性的制度，而其所沿用的分析方法仍是新古典經濟學那一套，然而，新古典經濟學本身作為描述、解釋物質社會經濟運行狀況的經濟學理論已經趨于完美，無懈可擊，正是經濟學家在分析物質社會經濟運行狀況后所得到的經濟學產物。這本身并沒有問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制度經濟學家們致力于研究的是信息社會下逐漸凸顯出來的制度的性質與作用，采用的卻是適用于物質社會背景下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這無疑犯了致命的邏輯錯誤，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其分析方法蘊含著深刻的邏輯矛盾。新古典經濟學是以知識涌現速度緩慢為前提，而這一前提也正是信息社會經濟學所定義的物質社會的本質屬性，對于新制度經濟學所要研究的特屬于信息社會條件下的制度的性質與作用，新古典經濟學已成為一種具有深刻歷史局限性、已經過時的、專屬于物質社會的經濟學。這種分析方法頂多適用于工業革命之前那種周而復始的、以固定資源、按固定方式、生產固定產品的社會，只能用于認識專屬于物質社會的經濟運行模式的性質。而現代的信息社會中各種社會經濟事務及其聯系都在不斷變化，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根本沒有能力用于分析制度在現代信息社會的性質特征。
但是為什么直到處于信息社會人們才逐漸認識到制度的重要性，或者說其重要性在社會經濟運行中逐漸凸顯，使得人們不得不將更多的關注投諸其上？這是因為，在物質社會由于甚少有新知識出現，經濟活動的環境與內容也很少發生變化，經過充分的試錯調整之后，制度有充分的時間來通過相應的調整達到均衡狀態，基本具有完善的、不可改進的穩定形式。即使不完善也只是暫時現象，不是經常性現象。制度一旦處于最佳狀態，便不再需要變化，也無從變化，無法成為可以影響經濟狀況的自變量，也就不具有經濟學上需要考慮的重要性。因此，在物質社會中，我們認為制度呈現出一種基本穩定的狀態，可將其視為一種既定的外生變量，在這種情況下，對制度的忽略也就顯得具有其合理性。新古典經濟學對制度在物質社會的特征有著較為正確的認識，它對制度的忽略不是什么缺陷，而恰恰體現了這一經濟學針對物質社會經濟運行特征所設定的前提假設的合理性，古典經濟學不應被修正，也無從修正，不修正還好，一旦修正，反而會導致整個理論體系邏輯上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然而，新制度經濟學一直宣稱其描摹的是十分接近現實經濟情況的世界，既然從此點出發，它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存在瑕疵，不應忽視制度的重要性，我們也就可以從中窺探到這其中的問題癥結所在了。從信息社會經濟學的角度容易看到，發生這樣扭曲的認識的根本原因是新制度經濟學對制度重要性的認識實際上是從現實的信息社會角度提出的。而在信息社會中制度有體現出怎樣的特征呢？使得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共同致力于對制度的研究。這是因為，只有在信息社會，持續涌現的新知識使得經濟活動具有持續的變化性，也使制度來不及經過充分試錯來達到均衡狀態，由此，制度的不完善性便成為經常性的了，在這里我們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制度本身并非一定是不完善的，而是相對于快速涌現的新知識、處于不斷變化之中的經濟事物來說，制度總是來不及調整，制度的不完善性便成為常態了，但這中不完善性并非決定性的，而是由信息社會的特征所決定的相對的不完善，而這種不完善又總是存在，就這樣，在信息社會中，制度總是處于一種不斷變化、不斷調整的狀態之中，以期適應經濟活動的變化，這是這種可變性的存在，使得制度成為經濟狀況主要的決定性力量之一，才引發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廣泛關注。
新制度經濟學對于制度的重要性的強調，是建立在信息社會的基礎之上的，它所針對的制度是信息社會特有的制度，依據的現實也是信息社會特有的現實，而不是從新古典經濟學中所得出的邏輯推理。由于新制度經濟學過于強調把制度作為經濟變量引入經濟運行分析框架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修正，而且制度的重要性又是現代信息社會中大家所有目共睹、皆能感受到的，人們一聽到這樣的福音，立馬沉浸在這種所謂的理論創新的蜜潭中還來不及，卻很少去關注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研究信息社會的制度時采用適用于物質社會的新古典分析方法是否具有理論上以及邏輯上的合理性。
四、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中的內在矛盾
既然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具有這種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那么由理論推理所得出的結論自然也站不住腳，具體體現便是它無法有效說明制度是重要的，并且難以如人們所殷殷期盼的那樣，真正解決有關經濟學的發展及制度問題。首先，新制度經濟學無法做到真正解釋制度的重要性。既然新制度經濟學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無法有效說明制度的重要性，而它又沒有其他的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那么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在現實中感受到了制度的重要性，分析現代經濟學必須研究制度時，其研究便缺乏相應的合理的理論依據，要么以不甚可靠的經驗或本能感覺為基礎，要么便建立在扭曲的認識的基礎之上。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由于新制度經濟學在進行種種分析時缺乏相應的分析工具的創新，而只是在原先的無可挑剔的新古典分析方法上進行所謂的“修正”，在有如此嚴重邏輯矛盾存在的分析框架下，制度的重要性實際上得不到可靠說明，在理論上目前我們也無法相信新制度經濟學者們有能力解決有關制度的問題，它在理論上是不成熟的，目前所得到的的對制度重要性的說明主要還是依靠經驗上得出的，缺乏邏輯性十分嚴密的理論支撐，便顯得有些勢單力孤。其次，新制度經濟學也未真正彌補新古典經濟學的的理論缺陷。人們普遍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貢獻在于彌補了新古典經濟學忽略制度重要性的缺陷，然而事實上，忽略制度重要性的缺陷對于新古典經濟學來說并不能算作是真正的缺陷，就算是缺陷，那也只是處于信息社會才會出現的缺陷，而且這種所謂的“缺陷”也并非指其理論設置不完善，而是由于其理論本身的歷史局限性，所導致的此類問題只能從信息社會的角度加以說明。
新制度經濟學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邏輯矛盾，歸根結底在于它沒有嚴格區分信息社會下的制度與物質社會下的制度的不同，混淆了制度在不同歷史背景下的性質，從而導致了邏輯上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在信息社會中，各種社會經濟事物及其聯系都在不斷變化，面對這些紛繁復雜的經濟狀態，制度總是來不及做出合理的調整，為了適應不斷變化著的經濟聯系，制度也相應地需要不斷發生變化，從而在這種情況下制度的重要性就得以凸顯，并逐漸受到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關注，發現它是對經濟狀況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不可忽視的經濟變量，并且發現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似乎忽略了它，因此便試圖通過對新古典經濟學進行相關修正，從而彌補其缺位在信息社會的不足，但是由于其并不了解新古典經濟學的性質，受新古典經濟學思維方式的影響，沒能及時更新其分析工具，并且也并未注意到制度的重要性在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下會有不同表現，更不知道這種重要性是由信息社會的特點引起的。因此，當它將制度因素的忽略簡單地理解為新古典經濟學的不完善，試圖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內進行彌補，就注定了它無法也不可能真正解決現代社會中的經濟以及制度問題。（作者單位：四川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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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職；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
近幾年，以西方經濟學為核心的經濟學基礎課程在高職院校日益受到重視。高職經濟學課程是學生了解和認識初級經濟學的入門課程。作為整個經濟學體系的一部分，在教學過程中，要讓學生了解和掌握經濟學的基本框架，同時又要認識到學生的學習特點，從學習的目標要求、內容的難易把握、教學的方法和手段等方面與本科教學區分開來，同時還要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真正體現高職教學的特點。
高職經濟學教學存在的問題
在教學過程中，發現當前經濟學學習和教學中存在一些問題。首先，經濟學理論抽象、難懂，學生很難接受。其次，本門課程經常用到數學知識，這使大部分學生感到措手不及。再次，高職的學生年齡較小，社會閱歷簡單，對社會實踐的了解有限，這些都增加了教師講授和學生理解的難度。最后，經濟學課時少，內容多，作為經濟學的基礎性學科，不僅財經類專業的學生要學，其他專業的學生也要學。但對于高職學生來說，如果按照教學計劃，用一學期56學時講完微觀、宏觀經濟學兩部分內容的話，教學質量與教學任務就難以兩全。
高職經濟學教學改革的思路
針對以上問題，我認為高職層次的經濟學教學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
全方位塑造和培養學生的經濟學理念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說過：“經濟學不是一種教條，只是一種方法，一種心靈的容器，一種思維的技巧，幫助擁有它的人得出正確的結論。”就是說，經濟學本身不是教條而是一種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其結論性的基本原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原理的形成思路，也就是一種思維過程。教師在傳授知識的同時，更要注重學生經濟學理念的培養和塑造，引導學生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各種問題。例如，在緒論講述基本概念的基礎上同時補充一些經濟學家的觀點。有關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理論、成本理論及市場理論等章節的內容，在教師的引導下讓學生自己進行分析往往比較淺顯，而且在分析的角度上更多地傾向生活化，教師經過修正以后學生往往才恍然大悟。在講到宏觀經濟學部分時，教師要密切關注當前經濟發展的形勢和熱點，準備一些最新的資料和學生進行交流，使他們既增加知識，又提高分析能力，同時對一些經濟現象也會產生濃厚的興趣。還應該盡量擴充學生的知識面，教師在教學中除了系統介紹傳統的主流經濟學以外，還要引入和介紹一些新的理論和觀點，例如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一些理論和觀點，這些新的理論和觀點可以使學生對西方經濟運行的發展和國家經濟政策的變化有一定的了解，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另外，經濟學所采取的邊際分析法、均衡分析法、規范分析法和實證分析法及增量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可從另一個角度培養和鍛煉學生的思維能力。教師應通過方法的介紹，結合具體的事例說明，使學生的思維能力盡可能得到鍛煉和提高。
以能力本位為教學的出發點體現高職教育以能力培養為出發點的教學思想，不僅注重知識的傳授，更要有意識地加強學生能力的塑造。經濟學本身不是教條，而是一種探索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的課程。通過經濟學課程的學習，教師要培養學生最主要的三種能力，即觀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創造能力。在具體組織教學內容、安排教學活動的過程中，應當在每一個課程單元都界定相應的能力標準，使這些能力培養都有相應的載體。另外要求學生進行自學，并提倡學生廣泛閱讀和經濟學相關的報刊書籍，以更多地了解基本經濟理論及其在各方面的應用；提倡學生結合實際問題進行獨立思考并展開討論，培養學生的觀察能力、對問題的分析能力以及創造性思維的能力。
對于課程內容進行選擇與整合作為經濟學的入門課程，經濟學主要讓學生了解經濟學的基本框架和基本知識，不要求學生深入掌握理論的推導，因此教學內容應盡量簡單明了。我對教學內容進行了模塊式的整合，在大框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使學生對所要學習的內容有更加清晰的認識。經濟學內容體系龐大、深奧，各種流派的理論觀點、研究方法、政策各有不同，應從學生的專業特點出發對課程內容進行篩選，如經貿類專業涉及的內容應包括微觀經濟學中的供求原理、均衡理論、消費者理論、生產理論、市場理論、分配理論、宏觀經濟學中的國民收入理論、凱恩斯的就業理論、通貨膨脹理論、宏觀財政政策以及貨幣政策等等。對于不同的專業應各有側重，注意基礎理論的內容與專業課內容的緊密銜接，為學生進一步學習與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選用多元化的教學方法西方經濟學理論性很強，如果實行從理論到理論的填鴨式的灌輸，學生就會覺得枯燥乏味。所以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應當聯系實際，盡可能結合一些貼近日常生活、淺顯易懂的案例和事實，讓他們感到經濟學就在身邊。結合現實案例，使學生從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認識經濟學、了解經濟學。在講授供求理論、市場理論部分時，可安排學生進行社會調研，讓學生結合實際經歷理解教學內容。在講授機會成本的概念時，讓學生計算和分析他們上大學的機會成本，可使抽象的內容變得具體而明確。除了多補充案例外，教師在教學中可以采用更多的教學方法提高教學質量，例如使用提問式教學，在講述經濟原理之前，先提出與之相關的現實經濟問題，讓學生主動去思考，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活躍課堂氣氛。此外，多組織學生進行課堂討論，加深他們對原理的理解，同時增強他們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課余時間，指導學生多做習題，這樣才能進一步加深學生對課堂知識的理解、記憶和應用。
參考文獻：
[1]，盧崇高，季躍東.高等職業教育理論探索與實踐[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5.
[2]曼昆.經濟學原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關鍵詞：法律經濟學 效益 資源配置 法律現實運動 法學泛經濟化 法律的經濟價值 定量分析 事前分析
本世紀70年代以來，一門新興的邊緣性、交叉性學科“法律經濟學”，作為一門新的法學流派，開始躋身于傳統法學流派之林，并因其視角之新穎，方法之獨特和實際的運用價值，越來越引人注目，影響不斷擴大，在法學界尤其在西方法理學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已發展成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成為許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課程，并且擁有自己的專門的學術刊物和有關的學術研究機構。本文試圖從法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發展軌跡和當前研究狀況方面對其作一個簡單介紹，并予簡略評析。
一、法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所謂法律經濟學，即用經濟學的概念與方法去研究法律問題的一門學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國，一般將其稱為“法學與經濟學”。例如，該理論研究領域中最具權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為“法學與經濟學雜志”（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經濟學家波斯納稱其為“法律的經濟分析”；此外，該學科還有一些類似的稱呼，如“法律的經濟學研究”、“經濟分析法學”等。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門由法學和經濟學相互?B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興學科。
法律經濟學是以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法律的成長、結構、效益及創新的學說，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執行都要有利于資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資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財富。它幾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門法領域，既包括民法、經濟法，又包括憲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釋法律現象與現實的全新的方法論結構體系，提供從法律的價值等基本理論到具體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來服務于整個法律制度，也包括經濟法制的變革和完善。[1]
二、法律經濟學的發展軌跡和研究現狀：
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中的《法律篇》，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就有了用經濟觀念分析法律規則的思想。到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馬認為，“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而已。”[2]
“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3]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更是廣泛地論及了法律與經濟的辯證關系。因此，有人稱的法學理論為“經濟學研究的法理學”。
而經濟學與法學的真正結合肇始于本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當時嚴重的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秩序的劇烈沖擊使法律在此時顯得蒼白、無力與無能，促使人們尋求新的法律模式。這就必然要求改變傳統的法學研究內容，改變純粹的邏輯推理式的法律演繹和歸納法，于是在美國興起了法律現實運動。人們開始將法律與包括經濟在內的相關學科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以便能對已經出現的社會現象進行合理的解釋。在此背景下，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率先醞釀課程設置的改革，經濟學開始成為法學院的正式課程，芝大也由此獲得“法律經濟學發祥地”的美譽。1958年，芝大法學院經濟學教授阿隆•迪萊克特（Aron
Director）創辦了法律經濟學方面的最具權威性、代表性并對該學派的發展產生了巨大促進作用的學術刊物——《法學和經濟學雜志》，該雜志對推動法律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直到本世紀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經濟學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數政府管制經濟的成文法規，被人稱為“舊的”法學與經濟學。[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學院高級研究員科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社會成本問題》和卡萊布雷斯的《關于風險分配和侵權行為法的若干思考》這兩篇論文的發表才改變了這一局面，被認為是開辟了“新的”法學與經濟學的廣闊領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并逐漸走向成熟的時期，其主要標志是芝大法學院理查德••A•波斯納（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經濟分析》一書的發表。該書后來多次再版，成為法律經濟學史上的經典性著作。在該書中，波對法律經濟學的有關理論進行了深入系統的闡述，并且幾乎對所有的部門法領域進行了經濟分析。至此，法律經濟學作為一個新的法學流派，終于以其完整的理論體系和獨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而臻于成熟，并為人們所接受。
法律經濟學在其短短的幾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亞的兔子”，在“知識生態學”中找到了一塊真空地帶，并以驚人的速度填補了它，其發展與成就越來越受到人們的矚目。法律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日益繁榮與深入，法律經濟學的影響日益增強，其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獨秀”到進入“春色滿園”，越來越多的法學院與商學院開設了“法學與經濟學”課程，有關論著接連問世，學術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學與經濟學雜志》外，又創辦了《法學與經濟學研究》、《法學與經濟學評述》、《法律、經濟學和組織雜志》、《法和經濟學國際評論》等刊物。法律經濟學也不僅僅囿于學術研究的“閨房”，而開始向司法滲透并對司法活動產生影響。如在威廉訴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為了支持自己的判決，“在判決中將平均可變成本和邊際成本曲線以及有關它們同確定掠奪性定價的做法之間的關系的討論也包括進去了”。[5]⑤在美利堅合眾國政府訴卡羅爾拖輪公司一案中，法官漢德（Learned
Hand）提出了著名的漢德公式：B<PL，即只有在潛在的致害者預防未來事故的成本小于預期事故的可能性乘預期事故損失時，他才負過失侵權責任。[6]
法律經濟學最早誕生于美國，但其迅速在各國傳播，日益成為一種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法學流派。在我國，近幾年來，法學與經濟學相結合的研究也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雖相對于美國等國家，我國法律經濟學研究還處于萌芽階段，但正如專家指出：“我國目前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歸根到底是通過政府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企業與職工、職工與職工之間的權利與義務的分配與再分配，使權利與義務及其界限最優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經濟效益。我們的立法與執法應當適應這種改革，把效益作為分配權利和義務的基本標準。為此，加強對西方經濟分析法學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論來補充和改造我們的法律理論，是完全必要的。”[7] 根據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以經濟角度對既有的法律重新評價分析，同時設計出以效益優先，有利于優化社會資源配置的法律法規，對促進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繁榮，起著重要的作用。
三、對法律經濟學的幾點認識：
法律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從誕生發展至今，一路上都伴隨贊譽與詆毀，既有人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為然。本文試圖從價值觀與方法論上對其作簡略評析：
無疑，發展經濟與弘揚法治是人類的共同目標。法與經濟作為社會的兩大主題，已構成時代的基調。如果用單純的法學或經濟學的原理去評價某種經濟現象或社會現象，無論如何都是只窺一斑。法律經濟學以其新穎的視角，獨特的研究方法將兩大目標關聯在一起，成為本世紀法學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重大創新。正如西方學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學思想方面發生了一種轉向于強調經濟的變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為重點。”[8]但另一方面，過分的法學泛經濟化，抬高經濟分析方法而貶低、排斥其它傳統的研究方法對法學的健康發展無疑是有害的。經濟學理論在法律中的具體應用首先應體現在價值層次，亦即在公正、正義等基本價值名目中，為“效益”躋出一席之地，形成正義與效益雙重標準的法律價值觀；其次在立法、執法等層次上，應貫徹效益優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經濟價值，并以此作為評判法律優劣、成敗的一個客觀標準。
在方法論上，法律經濟學別具一格，它運用經濟學尤其是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對法律進行分析，具有明顯的定量分析的優勢，它使人們的思維更趨于準確。經濟學的優勢在于它是一種事前分析，而法律僅僅是一種事后的“補救措施”。法律經濟學將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學研究，可以對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進行事前分析，預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誤。這種方法大大開拓了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的視野，豐富了法學研究的內涵，是法學研究方法論的重大變革。但認為經濟因素能解釋人類行為的所有方面，以經濟學概念將正義、權利、義務、過失等傳統法學概念取而代之，將法學泛經濟化無疑也是有失偏頗的。因此，實事求是地說，經濟學方法只是研究法學的一種方法，我們不能片面強調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種法學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適用界限。但必須有一點明確，那就是運用經濟學原理與方法分析法律問題不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這一理論并將其運用于我國的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對保障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1] 呂忠梅、劉大洪：《經濟法的的法學與法的經濟學分析》，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頁。
[2]《馬恩列斯論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頁。
[3]《馬恩列斯論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頁。
[4] Richard A Posner: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 ，第21頁
[5] 克拉克森和米勒：《產業組織：政府、證據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677頁。
[6] 張乃根：《經濟學分析法學》，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第20－22頁。
關鍵詞：演化經濟學；哲學基礎；本體論假設
中圖分類號：F06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10)07－0005－06
演化經濟學是達爾命和19世紀末物理學大革命所產生的新的世界觀的產物，而新古典經濟學仍是以經典物理學所產生的牛頓主義世界觀為基礎。更具體地說，演化經濟學是以動態的、有機的和開放的世界觀為基礎，而新古典經濟學則是以靜態的、機械的和封閉的世界觀為基礎。因此，演化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在哲學基礎上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正如尼古拉斯?喬治斯庫一羅根指出的。“正當杰文斯和瓦爾拉斯開始為現代經濟學奠基時，物理學一場驚人的革命掃蕩了自然科學和哲學中的機械論教條。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學’的建筑師，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設計師，看來都沒有及時地覺察到這種沒落”。因此，正如美國老制度學派的開創者凡勃倫試圖按照達爾文主義重建經濟學一樣，根據威特的看法，演化經濟學應該成為經濟學中達爾文式的范式革命。
我們知道，經濟學范式的轉變實質上是世界觀的根本性變化，哲學基礎或者更特定地說有關實在的本體論假設不僅限定了更為具體的經濟理論的構造，而且對經濟實踐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但是，目前的經濟學教育對哲學并不重視，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也缺乏自覺的哲學批判意識，這是導致存在著嚴重缺陷的新古典經濟學被相當多的大學師生頂禮膜拜的重要原因。在演化經濟學領域，自1994年福斯敦促演化經濟學家加強對其哲學基礎之一的批判實在論社會科學哲學進行深入研究以來，一些經濟學家開始撰文討論其哲學基礎問題，但絕大多數演化經濟學家們仍忙于對具體的實際經濟問題進行研究，“這意味著演化經濟學在方法上和研究興趣上存在著相當大的分裂”，這是導致演化經濟學目前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為了使演化經濟學動態的、有機的、系統的和開放的世界觀具體化，實現演化經濟學諸流派的創造性綜合，同時也是為了在哲學與經濟學之間、演化經濟學與其他經濟學理論體系(如經濟學)之間進行富有成效的對話，對演化經濟學的本體論假設進行深入討論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本文在霍奇遜和何夢筆等演化經濟學家已有研究基礎上，試圖概括性討論演化經濟學的六大本體論假設及其對學科建設和經濟政策的指導意義。
一、有機層級本體論
演化經濟學深受懷特海、皮爾斯乃至馬克思的有機論哲學的影響。霍奇遜在《經濟學與演化》一書中，根據懷特海、克斯特勒、邁爾等人的見解，將自然科學領域的本體論上的“層級觀”擴展到社會及心理領域。根據這種層級觀，整個世界被看作一個層級結構。在層級結構中每一層上的系統或亞系統具有雙重特征，即它們自身既是整體又是其他整體的組成部分，每個子整體(holon)既有自主性又有依賴性，這被稱為“杰納斯效應”(Jalius effect)。每個子整體擁有兩個相反的極性(陰陽)――個作為更大整體一部分去運作的整體傾向和一個保持其個體自主性的自我決定傾向。在這一復雜的層級結構系統中，貫徹的是突現原則。雖然一個層面上的現象以其下層的現象為基礎，并受其上層現象的影響，但是每一層上作為整體運轉的系統(就像是一個同質的實體)具有不能還原為其組成部分屬性的新特征。
在這種層級結構中，由于每一層級都具有雙重特征，這就產生了并存的向上和向下的因果關系，并且在不同層級之間存在著反饋關系。更重要的是，每個層級的突現特征不能(甚至不能在理論中)根據其組成部分的知識演繹推出，或通過其他部分不完整的結合來割裂地理解。因此，制度、社會結構乃至宏觀經濟現象可以被看作個體行為的突現特征，但是，卻不可以還原為個體行為進行解釋。何夢筆曾以企業舉例：“企業是自成一類的一種實體，不能化約為一種使個人最優的合約網絡。”進而，每個層級在解釋上具有某種自主性，具有其自己的解釋原則和自己的分析單位。突現原則表明了所有將復雜系統簡化為共同的、簡單的單位和理論規律的簡化論或還原論方法的無效性。因此，合理的方法論立場必然是拒絕西方主流經濟學以原子論為基礎的將理性個人作為唯一的理論本原以及將描述和解釋壓縮到一個單一的非歷史的層級，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反還原論的多分析單位和多層級的分析。
有機層級本體論對演化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造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這個問題。首先，創新體系文獻的發展遵循著有機層級本體論的原理。自清華大學特聘教授倫德瓦爾于1985年提出創新體系的概念以來，目前該文獻已經發展成由國家創新體系、區域(地方)創新體系、部門創新體系和創新型企業所構成的體系框架，這種在不同層級上以互補和非簡單加總的方式對創新問題的研究對世界各國的經濟政策制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次，有機層級本體論直接指導著演化經濟學有關“微觀－中觀－宏觀”經濟學體系的建構過程。西方主流經濟學試圖“在微觀經濟學的基礎上推導宏觀經濟理論”僅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困境；而且，作為一般均衡理論基礎的原子論個體的微觀模型一直“都遭到生態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演化經濟學、馬克思經濟學和后凱恩斯經濟學的批判”。演化經濟學不僅論證了宏觀經濟學相對自主的本體論地位，而且進一步指出，作為個量和總量的微觀和宏觀框架無法處理在經濟系統的中觀層次上所發生的結構變遷和質變過程，因此，有必要在微觀－中觀－宏觀框架的基礎上重建經濟學的體系結構。
二、心智／世界二重結構本體論
正如多普菲指出的，對于建立有關實在的、基本的演化動力學來說，心智在人類社會生活中起著關鍵性作用。因此，何夢筆提出了演化經濟學的心智，世界二重結構本體論。這種二重結構可以依據有機層級本體論的突現原則加以理解：心智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外部世界特別是生物層級的突現產物，它本身不能被排斥于實在之外，但其本身又是整個實在中相對自主的領域。因此，心智和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種二重結構，知識狀態的變化不能化約為世界狀態的變化。心智對世界的反映不僅是不完全的，而且必然存在錯誤，不正確的知識或“謬見”并非是偶然現象。當然，這里所說的“不正確”或者“謬見”主要應從相對于心智單純地作為外部世界的“鏡像”這一角度來加以理解。換言之，它特別地與拉赫曼的主觀預期以及羅斯比有關認知與決策的想象標準相關，意味著人類心智在與外部世界交互過程中所顯現的創造力。
心智／世界二重結構本體論說明了演化經濟學在本體論上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本質差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性假設意味著心智單純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即心智產生的知識狀態只是由世界實際狀態
和實際的因果關系所決定的，并可以化約為后者。目前，西方主流經濟學已經在模型中納入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對稱、計算成本之類的赫伯特?西蒙有關有限理性假定的一些因素，但正如楊小凱和漢斯‘伯杰等人指出的，這種改進仍然是在完全理性最優決策和均衡框架下進行的，它低估了行為人面對的不確定性，也沒有充分認識到人類理性能力的嚴格局限性。實際上，有限理性的假定只是強調了環境和不完備理性對人類心智的約束作用，但沒有包括人類心智所具有的主觀和特異性質、“根本的無知”以及人類心智的能動作用，而如果要在理論體系中處理這些因素所導致的變化，就必須打破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假定的穩定偏好、技術和制度不變等所有前提條件。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對人類的本性做出新的假設。
三、人性假設：人性二重性與文明創造者的本性
演化經濟學在人性的本體論假設上提出以下四個基本命題：第一，人類在利益的本性上同時具有利己和利他這兩種傾向或性質，這充分反映了人類作為對立統一的矛盾體在人性上所具有的“二重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人類原始稟賦的本能，具有基礎性的本體論地位。西方主流經濟學從經濟學假定中預先把它排除掉是不科學的，也是不現實的。第二，人類還具有獨立于利益關系的作為文明創造者的本性，這是完全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忽視但對人類文明的演進卻更具根本意義的人性。正如偉大的天文學家哥白尼曾經指出的，人的天職在于勇于探索真理。同樣我們可以說，人類經濟活動的天職就在于發明、生產、創新或創造。第三，人性的形成受到制度和社會環境的重大影響。制度對人性的作用不僅是約束性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人性的塑造上具有能動性的作用。換言之，制度和社會環境對人性的形成具有基礎性的作用，所謂“性相近，習相遠”就是這個含義。第四，人性和制度的關系是互動的。對此，霍奇遜曾指出：“個人與制度是相互設定的。制度塑造了人們的行為，并由人們的行為所塑造。”
演化經濟學有關人性的本體論假設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首先，體制改革和制度設計必須考慮到制度對人性的巨大塑造作用，必須考慮到如何喚起并發揮人類作為文明創造者的本性。前者的例子有：在我國的體制改革中，完全市場化的醫療保健體制改革之所以無法成功，就是因為按照“自利經濟人”的“工作假設”所設計的制度解決不了醫療保健中的“老大難”問題。后者的例子則有：在國有企業改革中，按照“自利經濟人”的邏輯，必然只關注于產權改革、管理層高薪和所謂資本運作，而如何通過調動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實現“同舟共濟”的奮斗目標就被嚴重忽視了。其次，文明創造者的假設在我國自主創新和創新型國家建設中應該發揚光大。目前，經濟學家們太多關注于人類的利益本性，而沒有注意到作為創造者的本性。但人類文明史卻說明，創造者的假設不能化簡為利己或利他的利益本性，在許多情況下，創造的歡樂是利益的多寡所無法衡量的。因此，筆者曾經指出，國民創造力是21世紀中國崛起的決定性因素，中國經濟學要為這種創造力的爆炸性增長提供精神動力。建設中國創造主義新文化是五四的延續和超越，發明、創造和創新應該成為我們的時代精神。
四、異質性(多樣性)假設
正如著名生物學思想史專家邁爾指出的，達爾命產生了一種新的哲學體系。在這種哲學體系中，個體群思維(population thinking)占有突出的地位，它與物理學中流行的本質論思維(typological thinking)相對立。本質論思維的實質就是把變化多端的現象化約為同質性的某種基本類型，認為世界上真實的和重要的東西就是這些基本類型的內在本質，而基本類型與它們的具體例子之間的差異可以被看作是某種可以被忽視的東西。物理學是本質論思維的避難所，其基本特點就是對質點模型的追求。為了建立均衡模型并使經濟學實現數學形式化，西方主流經濟學明確把經濟學與物理學相類比，把豐富多彩的個人和企業行為簡化為“代表者”，抹殺經濟活動的不同質量及其多樣性，通過對類似于作用與反作用力的供求力量進行原子化的質點分析，制造了市場自動創造和諧的神話。這種同質性假設不僅預先從理論體系中排除了多樣性和人類的創新行為，而且否認經濟活動的不同質量對國家貧富所產生的極其重要影響。
達爾命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對上述本質論思維的革命。在達爾文之前，生物學家們即使承認變異，也只是停留在物種的層次上，正是達爾文把它定位到了個體層次上。在人類社會中，正是因為個體之間的差異和多樣性才使創新和演化得以發生。因此，達爾命對演化經濟學的發展是決定性的。正如彼得?M?艾倫指出的，“適應和演化來自這種事實：知識、技能和慣例在個人間從沒有完全被傳遞，個人之間總是有差別的”，人類心智的不完備，它所具有的主觀性質，不同的制度、文化、習俗、階級差別和其他社會因素的塑造，個人經驗以及人類心智的創造性理解等等，所有這些因素使得個人即使在面對完全相同的信息和同樣的想象機會，其認知和行為也不會完全相同。以此類推，不同的企業、地區、國家乃至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同一產業都具有不同的知識基礎，這就是為什么演化經濟學所發展的國家創新體系和區域創新體系等分析框架受到人們歡迎的原因。以個體群思維為基礎的異質性或多樣性假設也構成了個體知識和意會性知識這些概念的哲學基礎。
五、時間不可逆、不確定性和歷史重要
時間可逆和機械決定論的世界觀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分析框架的本體論基礎，恰如瓊?羅賓遜夫人所指出的，“一旦我們承認經濟是存在于時間之中的，歷史是從一去不復返的過去向著未知的將來前進的，那么，以鐘擺在空間來回擺動的機械類比為基礎的均衡觀就站不住腳了”。正是因為這種靜態的和封閉的世界觀，西方主流經濟學堅持認為存在著適用于一切時間和地點的經濟規律和經濟政策。但對于演化經濟學來說，時間不可逆在經濟系統的演化中具有基本的建設性作用，技術軌道、技術經濟范式、路徑依賴、路徑創造(path creation)和經濟類型(economic style)等演化經濟學的這些概念都滲透著時間不可逆的觀念。正如柏格森指出的，“我們越是研究時間，就越是會領悟到：綿延意味著創新，意味著新形式的創造，意味著不斷精心構成嶄新的東西”，演化過程的歷史性是以新奇創新為特征的，演化意味著新質要素在時間進程中“不可改變”地不斷突現，甚至時間可以被視為一系列有序的變異和選擇的事件。因此，時間進程是不會完全重復的，也就是不可逆的。
但對于人類社會來說，這種新質要素的突現是以人類心智的創造力為基礎的。因此，著名的批判實在論社會科學哲學家勞森指出，由于社會經濟結構依賴于人類能動作用的轉變潛能，社會經濟結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只是相對持久的，它不可避免地是以時空制約或地理歷史性為基礎的。……如果說自然科學家的任務是要持續不斷地改進相對不變(或緩慢變化)的有關實在的理論，那么，社會科學家則要更快地改進他們對相對快速變化、具有高度時空特定性的世界的理解。愛伯納也指出，“大
多數的經濟現象是時間依賴的(lime-conditioned)，根植在特定的地理區域內。它們隨著時間而變化，因此無法用聲稱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理論和概念來對待。經濟理論只能通過不同的經濟生活模式來應對這些經濟現象，而這些模式是在歷史的進程中形成的”。因此，經濟學以及所有的社會科學在其性質上必然是歷史的和地理的科學。當然，這并不是否認存在著少數為人類社會所共有的社會經濟規律，而是強調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大多數規律只具有歷史的暫存性，其有效性與地方化的條件高度相關。
根據這種歷史時間的本體論假設，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就成為演化經濟學在以典型化事實(stylized facts)為基礎進行理論建構并制定經濟政策時所遵循的基本原則。所謂脈絡主義就是“情境和脈絡特定(context specific)”的方法，這是一種歷史的方法，它充分體現了社會科學研究必須考慮特定歷史地理條件的精神，把社會事件及其“規律”置于事物發展的歷史脈絡和空間限制之中。脈絡主義在方法論上依賴著一個基本的循環：經濟事件依賴于經濟時空的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反過來，經濟時空新的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也是由這些經濟事件所影響和塑造的。脈絡主義類似于《易經》中“時位相關”的概念，按照《易經?系辭傳》“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思想，時間和空間并不構成一個可供事物在其中發生的“宇宙容器”；毋寧說，它們是與作為創造性之脈動的事件和實在一起被創造的。因此，按照脈絡主義的基本原則，經濟政策都應該是情境和脈絡特定的，而不是如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普遍適用的經濟政策。
六、系統協同效應與循環累積因果機制
系統協同效應以及作為其核心機制的循環累積因果原理是演化經濟學的一項基本的本體論假設。所謂系統協同效應是指存在著整個社會經濟系統的公共福利，從整體上加以考慮的制度和政策措施有利于改善每個國民的福利，它也由四個基本命題所構成。首先，不同的經濟活動的創新機會窗口和福利效應是不同的(異質性假設)：律師比撿萵苣的人掙更多的錢，因此，一個撿萵苣之國要比一個律師之國更貧窮。其次，創新機會窗口大的經濟活動在系統協同效應中處于核心地位，它在地方或國家范圍內產生并擴散了這種富裕：“在有許多人使用機器工作的地方，商店老板也比沒有使用機器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再次，由報酬遞增規律所產生的循環累積因果機制所產生的“良性循環”是全體國民共同富裕的基礎(雖然程度有所不同)：“北歐國家的公共汽車司機的實際工資5倍于生產率相同的玻利維亞同行”。最后，國家創新體系在企業家、工農和政府“共謀式”地分配創新收益的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它導致了全體國民的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