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12 09: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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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學欣賞 文學創作 相互影響 互動
中圖分類號：10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7）01-0387-01
文學欣賞和創作分別屬于不同類型的活動，然而二者又具備緊密的聯系。同時，文學欣賞以及文學創作還可以相互構成影響。在文學領域內，文學欣賞延伸了作品的創作，有助于推進文學創作；與此同時，文學創作也決定了讀者欣賞到的文學作品質量。通過文學創作的方式，作者槎琳噠瓜至頌囟角度的人生體驗，而讀者則需要通過閱讀來感知并且認可這種體驗[1]。由此可見，文學欣賞在整體上構造并且解釋了生活現象，有助于延伸文學創作。只有明確了文學欣賞和創作的深層關系，才能夠尋求二者的良性互動，在此基礎上提升文學欣賞以及創作的整體水平。
一、文學欣賞對于創作帶來的影響
讀者在欣賞某個文學作品時，需要透徹領會文學作品的深層內涵和主旨，在此基礎上遵照特定的審美標準來擴展聯想，同時也融入了自身情感。經過初步的欣賞，讀者就會進入再創造的思維過程中。由此可見，文學欣賞從本質上講應當屬于精神層面，欣賞文學作品的根本目標就是追求趣味性和可讀性。讀者在欣賞作品之前，先要在思維深處設置一種閱讀期待。在閱讀過程中，讀者也融入了潛意識的期待。閱讀文學作品可以喚醒深藏于讀者腦海的記憶，然后促使讀者融入感情氣氛中，進而體現腦海中的閱讀期待[2]。
針對作品中描繪的特定人物形象，讀者應當喚起與之相關的閱讀感受；在喚醒感受的基礎上，讀者與作者才可以深入溝通，探求深層次的文學作品意蘊并且凈化讀者心靈。實質上，讀者欣賞文學作品不僅是為進入情節，更是為獲得高層次的審美滿足感。從表層來看，文學欣賞并不直接關系到文學創作。然而實際上，二者是具有內在聯系的。在欣賞作品時，讀者就仿佛與當時的作者展開了溝通，因此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作者傳遞的信息。通過這個過程，文學創作就能夠達到應有的社會效應。文學創作緊密聯系了讀者和作者，文學作品源自日常生活，然而只有通過讀者的反復閱讀和品位才能夠體現出作品的意義。
二、文學創作對于文學作品欣賞的影響
從藝術角度來講，文學欣賞應當建立于理解作品的基礎上。作為讀者本身，先要透徹領會作品最基本的內涵，透過表層的文字才能深入主旨。因此，文學欣賞并非直觀性的欣賞，而是透過文字來塑造特定的作品形象。因此可以得知，欣賞作品的過程也就是讀者重構文字形象的過程。在轉化文字時，讀者自身擁有的理解能力以及語言功底都具有很重要的價值。因此，作者在創作了特定的作品后，并不能確定將來產生的閱讀效果，這是因為文學效果的產生有賴于讀者的密切配合。
文學作品能否發揮預期的審美效果，并非作者本身就能夠決定的，而是需要作者與讀者的緊密配合。然而，文學欣賞的前提仍然是優良作品的產生。在寫作過程中，作者如果沒有塑造優良的文學形象，或者沒有選擇生動且恰當的語言予以表述，那么讀者通常就很難收獲應有的閱讀質量。針對特定的文學形象而言，文學創作能達到的程度也直接決定著讀者的鑒賞效果。一部優良的文學作品，總是能夠震撼讀者的心靈，在這種基礎上讓讀者發自內心認可作者描述的文學意境，表達了對于美好境界的向往[3]。
三、探析二者的互動模式
其一，文學欣賞應當屬于再次的創造過程，欣賞者憑借自身的感受和理解，再創了文學作品的新意境。作品中表述了特定的人生意向，而讀者負責參照這種意向來剖析自身的生活，從而達到反思人生的目的。在解構的過程中，文學作品也能夠滿足讀者特有的審美體會[4]。實際上，文學作品的欣賞者本人并不是空白的，在接受作品的同時也會融入自我的人生體會。受到文化水準、生活經驗以及審美層次的影響，這種解構和再次創造的結果都會有所差異。
其二，文學作者在初期創作作品時，也會考慮到讀者對于作品的接受程度。通常情況下，作者一旦選擇了創作某部作品，那么就必須考慮作品的讀者能否認同自身的創作。針對隱含的讀者群體，作品的作者有必要加以考慮。由此可見，檢驗作品質量的根本指標就在于讀者的評價。因此，作者有必要綜合考慮讀者的欣賞趣味、閱讀習慣以及基本要求等。富于時代氣息的優良作品通常能夠提升人們的文學境界，同時也符合了最基本的審美需要。
其三，文學創作以及文學欣賞具備相同的基本目標，因此應當促進二者的密切互動。創作作品和欣賞作品的根本宗旨都在于安撫現實并且憧憬未來，從而實現對于日常生活的深層反思。在現今的背景下，文學的興盛繁榮不能夠缺少文學創作和作品欣賞的互動。通過優質的文學作品來感染讀者，提升讀者的文學欣賞境界，在此基礎上也能夠推進文學作品創作的興盛和繁榮。
結語
文學創作與文學欣賞具有同樣的基本宗旨，二者的目標都在于通過文學來折射現實，陶冶情操并且凈化心靈。在這個過程中，文學創作以及文學欣賞構成了彼此的必要條件，二者也深刻影響著彼此的進程。為了繁榮文學，就需要同時重視文學欣賞領域以及創作領域，通過提供優質的文學作品來感染讀者，以此來提升文學審美情趣[5]。通過探求二者的影響和互動方式，能夠培育健康且積極的文學態度，進而推進文學欣賞和創作的整體質量提高。
參考文獻
[1]高鵬.淺談文學欣賞與文學創作的影響互動[J].文學界（理論版），2011（04）：58+63.
[2]馮汝常.文學欣賞課教學模式改革新探[J].福建教育學院學報，2011（02）：107-109.
[3]張嘆鳳.論何其芳文學創作與欣賞中的杜詩影響及定位[J].文學評論，2012（04）：144-149.
論文摘要:采用文獻分析、比較互證等方法,探究歐陽修的儒學思想與其詩歌風格形成的關系,結論認為:歐陽修經世致用的獨到儒學見解,為其詩歌創作起到了重要的充實作用。他以政治家與文學家的雙重身份進行創作,令詩歌表現出內容的擴展性,風格的議論性及以文為詩、平易流暢等完全不同于唐代詩歌的面貌,也為宋詩風格的逐步形成,創造出自由縱橫之廣闊天地。本文由中國
蘇軾對歐陽修評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于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于孔氏,……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這正可說明歐陽氏深刻精辟之儒學見解和獨具特色的儒學思想。對中國傳統學術史而言,文史哲本為一體,那么歐陽修的儒學思想與他的詩歌創作之間又有哪些關系呢?思考這個問題,更能深刻把握歐陽修詩歌創作逐漸深化和豐富的過程,以及對宋代詩風產生的深遠詩學意義。
一、對“人”的關注與詩歌內容的擴展性
北宋建立伊始,急需一種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理論來鞏固新生帝國,以加強集權統治。但這時的儒家思想隨著隋唐時期佛、道的發展,已日漸式微,它的作用和影響也遭受了巨大沖擊。這種思想上出現的混亂狀況,令有識之士有所警覺。恢復儒家道統,復興儒學,成為這些人首當其沖的任務。
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中,歐陽修身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肩負起了對儒家思想價值重新認識和闡釋的艱巨任務。在他看來,儒家之道不僅僅只是維護封建社會的一套具體制度和道德規則,它除了講究禮樂刑政和道德仁義之外,還應該經世致用,關注現實、關注社會。他認為儒家之道決不是玄之又玄,無法追求的東西,它蘊藏于百姓日用之間,社會政事之中,包含了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與人類自身的生存發展戚戚相關。不難看出,歐陽修是一個儒學的實踐家而非純粹的書齋學者,在主張貼近現實生活與實踐的基礎上,他對儒學關注的落腳點,在以往對維護封建統治的政治宣教之外,更關注人,以人之常情為出發點,以人事為歸宿。他不僅對凡人的人情有深刻的體察,也將圣人拉下神壇。在歐陽修看來,圣人也是人而非神:“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圣人之言,在人情不遠。”圣人之道蘊藏于百姓日用之間,正是:“教人樹桑麻,蓄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所以人情是世人易知而近的日常生活和規律,也是人所共有的生活習性,是人類普遍存在的心理形態與認識方式。
哲學是存在之思,濃縮了人類理性思維的精華;而“文學是人學,文學藝術的每一個毛孔都透射著人性的光輝”文學作品的立足點就是對人的關注,對人性的發掘,詩歌也不例外。歐陽修以人情為關注對象的儒學思想,正是在這一點上與他的詩歌創作達到契合。如果說他的儒學思想是一種理性的對人類生命價值和意義的觀照,那么他的詩歌則在感性層面上抒發了對人和人生的真誠體驗,顯示出他對生活意義的重視。這首先表現在他對社會下層人民生活狀況的關注上,比如《邊戶》,儒者情懷借助詩歌的表現力更深入人心。其次,表現在歐陽修擅長用詩歌來議論時政和社會問題,詩歌成為歐陽修政治主張和社會意識的獨特體現。如《夜宿中書東閣》、《寶劍》、《班班林間鳩寄內》等都是對國事的強烈關注及激切批評。最后,表現在歐陽修喜歡書寫日常生活的瑣屑小事或奇異事物上。歐陽修不斷在士人生活中發覺美的意味,在表達上則更富于情韻,宋調淵雅的精神特質也已初步顯露。
歐陽修對于人情、人事、多層面、多角度的深沉體味,突破了生活的外在表象,深入到現實生命中,這種突破一旦轉化為詩歌創作的動力,會對詩歌創作的各個環節產生影響,也會不期然地影響到詩歌創作的內容,擴大其表現范圍,令它散發出面對社會現實巨細兼容的特質,為宋詩內容的不斷豐富和宋詩疆域的不斷推廣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論議爭煌煌”的精神體現
歐陽修認為真正的儒者應該“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儒者對于經籍的正確態度是“不徒頌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于古,必能施于今”。而對于僅僅醉心于文字之間的儒生,歐陽修感嘆曰:“今之學者,莫不慕古圣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于文字間者,皆可悲也。”儒者要從書本中脫離出來,真正起到經世致用、匡救時弊的作用,就必須聯系現實,在關心社會,關心政治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見解,闡發議論,并積極實踐。歐陽修從小就接受儒家傳統思想價值觀念的教育,注重砥礪自身的品行,培養剛正不阿的人品氣節。并注重發揚儒家“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的仁義思想,時刻將自己個人的得失榮辱與國家、民族命運緊緊聯系起來,以心系天下的廣博情懷,為治理國家、改造社會而獻身。他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如修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之力,徒以常有志于學也。今幸以文字試于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他認為自己非常幸運地占據了身、時、偶三個有利條件,就更要將這些條件充分利用,為國家人民,積極進取;關心百姓疾苦,擔負起道義與責任。遇到不合理、不公正的方針政策與社會現象,理所當然不能沉默自保,要敢于議論朝政,批評時局。歐陽修這種立足現實、勇于批判的儒學觀照成為一種特定的價值理念,構成了他反觀自身的最高標準。而當一種認識升華成一種價值觀念,并深深根植于作者心中的時候,它必定也會影響其內在的審美需要。所謂“哲學的個性觀則是藝術個性觀形成的最重要的認識論根源”。那么以“關心百事”為既存的審美框架,在詩歌創作中敢于“中于時病,而不為空言”,大膽地闡發議論,并在此基礎之上傾注更多的審美感悟與生活體驗,就會令詩歌擺脫空談性理,無的放矢的傾向。歐陽修詩歌議論化的風格通過這種思想的充實與強化,也漸漸成熟起來,新的詩歌標準也隨之建立。再者,歐陽修善于對儒家經典進行深刻思索與學習,如他治《春秋》,不僅是去探索《春秋》的本義,更對《春秋》之筆法心領神會,《春秋論》云:“《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他研究《詩經》也有感觸,“《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善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愉揚怨憤于口,道其哀樂于心,此詩人之意也。”這種出于公心,物無遁形,以寓褒貶之手法與“美者善之,惡者刺之”的原則融合于詩歌創作之中,對形成歐陽修詩歌的議論特征具備潛移默化的影響。“平生事筆硯,自可娛文章。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不僅是其精神的體現,更是歐陽修一生詩歌創作的自我寫照。
對歐陽修來說,當務之急是復興儒學傳統,重建儒家禮樂制度的絕對權威。那么自己的儒學觀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人理解與接受,就取決于這種思想的現實影響力,要擴大它的現實影響力,就必須對它進行廣泛傳播。傳播思想的途徑除文章之外,同樣能起到昭示真理作用的詩歌無疑成為最佳選擇。借用詩歌弘揚儒家之道,自晚唐逐漸流行起來的律詩,因體制短小的緣故,自然遠不能夠適應他的這種創作欲望與要求,只好借助能酣暢淋漓、綜合表達的古體。元好問云:“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次第來,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對歐陽修大量創作古體詩也有肯定的評價。以大容量的詩歌來表現社會生活,宣揚客觀、冷靜的儒家教義,兼用大量議論,這與散文的功用及表現手法漸趨相似,歐陽修又是散文大家,詩歌和散文也正是在此基礎上,相互滲透影響,彼此啟發。歐陽修詩歌以文為詩的特征,便“巧得來不覺”的自成法度了。李調元以為:“歐陽文忠詩,則全是有韻古文,當與古文合看可也。”至此歐陽修完成了對宋詩議論化、散文化特征的初步建構,為宋詩創辟一代面目作出重大貢獻,不僅奠定了其上承中唐、下開兩宋的詩壇地位,還為具有綿長生命力的儒學思想在滲入宋代詩史主流時提供了有利條件。
三、簡要與平易的構成
歐陽修的儒學思想以經世致用為核心,無論是在政治、學術還是在立身處事上,他都強調要注重現實的社會實踐,關注百事生活。從這種實用角度出發,“平易”、“簡要”的思想就成為除舊布新不可或缺的一環。歐陽修認為所傳之道應該“易知而可法”,所說之言應該“易明而可行”。他深信只有簡易、平易之道才能根植現實,遠離天命,更迅速為百姓大眾所接受,而事實也正是如此。
關鍵詞：影視藝術作品；方言；符碼；文化語義；身份識別；審美增效；文化認同
中圖分類號：J802 文獻標識碼：A
新世紀以來，我國影視劇中方言元素的運用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并從不同的學科視角如語言學、美學、文化學、人類學、社會學等進行了研究，著力探討方言在影視劇中廣泛使用的社會文化及心理原因，其所營造的特殊藝術效果、引起的連鎖反應以及文化管理者、制作者的應對之策等，但從藝術符號學視角將方言理解為一種文化符碼，視為藝術作品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進而闡析其在藝術文本和社會文化諸語境中所荷載的復雜文化語義，及其映射到知覺者不同心理層面所產生的語義功能研究則付諸闕如。本文試對此有所開拓。
一、方言符碼荷載的語義信息
英國語言學家L.R.帕默爾說過：“語言忠實反映了一個民族的全部歷史文化，忠實反映了它的各種游戲和娛樂，各種信仰和偏見。……語言不僅是思想和情感的反映，它實在還對思想和情感產生種種影響。”[1]（P.139）這準確地道出了語言作為文化符碼荷載有多重語義。
而在人類語言的諸多譜系中，方言則是一種更有根基的、更本真的語言，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從存在論的意義上指出：“方言才是源初語言，是語言之母。在聚集意義上，它是存在的本真之家。”[2]（P.133）作為存在的源初家園，方言更能詩性地言說。詩性地言說不是對現成之物的表象性描述，而是一種能將有限的顯現物與無限的隱藏之域交融貫通的預言。“此一尤能流露的流露是那種從既成物中和通常的出現物中靠尋找找不到的東西，把那種并非給定既成的東西帶入顯現，反倒在這種詩性的說中才談得上給出，被創生地給出，被造形地給出。”[2]（P.150）所謂創生，就是創造出一種自在生成的意象，正是在這一活生生的意象中帶出一個生成運化的世界，這個意象世界使得海德格爾所謂的”天地人神的源初關涉域”（也即命運）獲得本真的顯現。
海德格爾關于方言的詩性言說及其對存在本源顯現的論述對我們理解影視劇中方言元素作為一種文化符碼，所荷載的深廣豐富的文化語義提供了有益啟示。影視劇作為一門綜合藝術，綜合了戲劇、文學、繪畫、雕塑、音樂、舞蹈等藝術中的多種元素，并相互融合，熔鑄成獨特的影視藝術語言。方言作為影視藝術語言的一個重要結構元素，一方面參與著影視語言的整體建構，另一方面也由于其獨特的文化蘊涵而荷載著豐富的文化語義。其至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分析。
其一，方言具有指向言說者自身的各種認知信息。這是“真”的涵義。方言作為劇中人發出的有聲語言，能更直接簡潔地告訴觀眾：說這話的是哪兒人，是干什么的，屬于什么樣的社會階層等等，“通過地域方言來進行言說，使特定地域、特定階層、特定歷史斷面的被隱蔽歷史得以呈現，中下層平民日常生活得以全景展示。”[3]這種揭示角色身份的表層認知信息是進一步探尋方言深層語義的基礎。
其二，方言飽含著指向藝術作品形象意蘊的審美信息，具有“美”的涵義。在影視劇中，方言作為一種聲音媒介，一種有聲語言，構成了影視語言有機結構的符碼之一，本身即具有海德格爾所說的“創生”、“造形”特征，即方言聲音能夠作為一種造型語匯，與視覺造型相結合，創造一種自在生成的形象，顯現存在的本源，豐富藝術形象的審美蘊涵。方言表演成為一種敘事手法，含蘊著塑造角色形象，揭示其性格特征，推進整體情節發展，彰顯作者個人風格，甚至營造整體效果等多重審美意義。
其三，方言還具有指向人在社會所處文化場域中的深層價值觀念的文化修辭學意義。方言作為一定社會文化環境中的產物，其在影視劇中的運用具有荷載某種社會語境中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追求的象征涵義。這是方言所蘊含的“善”的涵義。這種象征意義一方面體現為創作者利用方言符碼表達自己對某種社會文化觀念（比如全球化與地方性、中心與邊緣）的情感態度和價值取向，另一方面也體現為知覺者在自己的價值標準、自己的審美趣味和審美理想的指導下，評價藝術作品中所蘊涵的文化觀念以及對創作者價值觀念的再評價。方言符碼此時就脫離了藝術文本的小語境，以“創作者——藝術作品——知覺者”的藝術活動系統，進入到整個社會文化的大語境中，參與著社會文化觀念的建構與消解行為。
二、方言符碼所映射的文化語義學功能
應該說，影視劇中方言符碼的語義與功能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但又有所區別：前者是相對于自身而言具有的某種價值，后者則是這種價值為知覺者感知、解讀和體驗之后對知覺者所產生的作用，使之獲得直接的內容體驗和潛在的隱性象征，由“呈現自身”走向“關涉他者”之后，其也就由語義轉換為功能。因此，符碼的語義價值和對知覺者的功能之間存在著映射關系——方言符碼荷載的涵義映射在知覺者心理活動的某個層面進而產生某種作用即為方言符碼的某種功能。
從知覺者對方言符碼涵義的認知角度看，方言符碼的三重涵義恰恰映射著知覺者心理活動知、情、意系統的不同層面，從而產生了針對知覺者這三個心理層面的不同功能：一是方言符碼的認知信息作用于知覺者的理性認知層面，產生方言符碼的身份識別功能；二是方言符碼的審美信息作用于知覺者的情感層面，產生方言符碼的審美增效功能；三是方言符碼的文化象征信息作用于知覺者的意念層面，影響到知覺者在社會文化語境中的思想觀念乃至行為實踐，其主要表現為方言符碼的文化區隔和認同功能。下面依次闡述之。
一、視圖時代的文學創作與傳播
與文字相比，圖像在信息傳遞上更加直接，影像感官直接作用于人的大腦和眼睛，使之產生的愉悅感大大超過對文本的接受，其直接后果是閱讀文學文本的群體數量大幅度削減，人們沉浸在由文學改編而成的影視視圖中難以回歸文本本身。雖然也不排除一部分人在意猶未盡的情況下對文學文本進行購買和研讀，加劇文學與影視的互動，但是這很大程度上要看影視文本精彩與否。圖像征服語言，并不是意味著語言將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它只不過說明圖像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更多的變化而已。這種變化映射到文學創作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文學創作方式的圖像化，其次是文學傳播方式的圖像化。在視覺符號凌越語言符號轉變為文化的主導形態后，讀圖就成為文化的一種時尚，隨之帶來的是“圖文配”書籍的流行，這一流行趨勢與文學創造者們的辛勤付出是分不開的。三聯書店出版的傅雷插圖本作品中，用了二百多幅圖片、山東畫報社出版的老照片一經問世就掀起了老照片熱，與此相似的“知青照片”“黑鏡頭”“上海風情”風靡全國。從中可見，無論是文學創作者還是出版社都對讀圖時代的到來持肯定態度，且對人們的審美愉悅需求做出了迎和的姿態。在圖文氣氛里尋找各自的過去、未來和夢想成為20世紀末文學發展的一大景觀，視覺文化也因之變得更加繽紛。隨著影視、網絡等視覺媒體的興起，圖像以更加豐富的形式充實了人們的生活，大眾對視覺圖像的認同程度遠高于文字媒介，大眾閱讀行為集體向圖像閱讀發展。原先許多僅以文本形式存在的文學名著開始以繪本、畫冊、音像的方式出現。在圖像對文字陣地大力擠壓的情況下，為了獲得更加廣泛的社會認可，文學在創作和傳播上不得不走上了“視覺轉向”“圖像轉向”的發展道路，就連唐詩宋詞這樣優美的語言經過遷移也以圖像的形式重新展現。文學的轉型，雖說使文學走下神圣的殿堂，由精英形態向大眾文化轉變，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文學生產與傳播的空間得以拓展，無論是網絡文學、青春文學還是動漫文學，我們都可以從中看到文學與視聽影像融合的身影。
二、文學接受心理與環境圖像化
從本質上來講，文學絕不是簡單的文字堆砌，它其中蘊含的深刻的社會價值，是人類審美及人際交流的一種對話方式。文學與現代電子技術結合后，使圖畫發展成為一大景觀，集繪畫性、文學性、音樂性、知識性于一體的影像作品，籠絡了大批對視覺影像無限沉迷的觀眾。他們手拿鼠標或遙控器，自由選擇“閱讀”的內容。與古典閱讀帶有的令人羨慕的優雅氣質相比，今天的閱讀有著更加濃烈的全民氣息，已經成為大眾消費的一種形式。這是社會生活高效率、快節奏發展的結果，它標志著人們的審美已經進入被動觀看的時代。每天打開電視、電腦、手機，各種信息紛沓而至，各種影視形象不停地對人們進行影像轟炸。可以說，人類在創造影像文化的同時，也創造了一個被影像文化所包圍的生活，造就了一個思想和行為都飽受影像文化浸透的環境。以電視為例，自從1985年中國第一部由小說改變的電視劇新星在電視上播出后，電視就成為廣大文學工作者和優秀文學作品展現自我的另一高地。隨著電視的普及，大眾的閱讀興趣、審美視域、獲取信息的渠道也逐漸從文字解讀轉移到影像欣賞上來。小說、詩歌等純文學作品距離普通大眾越來越遠，電影和電視等視聽“閱讀”形式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其直接后果就是閱讀群體數量的大幅度滑落及大量圖像文化形式的涌現。今天，圖畫文化(漫畫、動漫、卡通等)和視聽影像(電影、電視、廣告等)對我們的生活已經形成包圍之勢，在沉重的生活、工作壓力下，飽受形象、影像審美習慣熏陶的普通大眾，顯然更樂于選擇簡潔、生動、直觀的信息獲取方式，這一心理反過來又促使更多的文學作品轉化為視聽形象。可以說，在信息傳播打破時空限制后，雖說純文學與普通大眾的距離在不斷加大，但是文學藝術卻因影視藝術而走進千家萬戶，人們對這一文化方式的接受已成心理定勢，這也是快餐性文藝環境形成和出現的根本原因。
三、文學傳播與媒介環境的互動共生
當文學變成“看圖說話”之后，許多文學作品的版面越來越標題化、立體化、色彩化，其包裝和轉變也變得更為形象化。其中，文學與媒體的互動就是媒介對文學文本價值確認、感受、破譯的一個方式，近些年，這一方式漸成潮流且在立體的影視媒介方面表現得最具代表性。影像作品自誕生之日起就帶有濃郁的世俗性、大眾性和藝術性，它善于通過世俗神話的構建來刺激生活平淡的民眾的大腦、激發大眾的狂歡。當然，影視文化自誕生之日起，就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影視作品與文學作品的呼應互動是影視圈和文學界都極為關注的話題，也是社會發展中一個最耐人尋味的文化現象。文學作為大眾藝術產生的母體，影視藝術的產生離不開其精神補給與文化支撐，文學創作所關注的焦點、文學作品中展現出來的精神風貌，幾乎是時代影視最重要的價值坐標。20世紀末期以來，兩者的關系進一步加強，文學藝術市場品格的不斷提高與影視有著割不斷的關聯，影視作品對大眾心理和社會美學形式的解讀大都以時代文學美學規范為參考。兩者復雜、熱烈的交融和互動，在文學作品的影視化方面表現得最為徹底。文學與影視，原本是兩個不同的文化藝術形式，它們在對世界塑造和藝術根源探索方面的側重點雖有所不同，但是兩者卻有著共同的多主題、多聲音、多線索的復式結構。當文學以豐富的內容給其他藝術形式帶來直接或間接影響時，影視也借助現代傳媒手段對文學觀念進行了全方位的解讀，并反作用于文學，促使它不斷進行自我更新。以中國電影為例，對優秀作家的優秀作品進行改編并將其搬上銀幕已經成為影視界的一個慣例。從1921年管海峰的紅粉骷髏開始，中國電影人就嘗到了電影與文學聯姻帶來的甜頭，并將這一創作方式毫不動搖地貫徹下來。改革開放之后，中國電影人對文學作家優秀作品的吸收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從謝晉的芙蓉鎮天云山傳奇到陳凱歌的黃土地霸王別姬，從張藝謀的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到馮小剛的甲方乙方一九四二，文學的藝術魅力在優美抒情的影視意境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觀眾在直觀的藝術欣賞中感受了文學與影視的雙重魅力。文學與影視聯姻，不僅讓中國電影藝術借助文學這一方深厚的土壤獲得了長遠的發展，也讓更多的優秀文學作品通過電影藝術形式獲得了嶄新的生命力，更多的觀眾是通過影視而非文學認識了長期進行文學創作的作家及他們的作品的。著名作家劉恒、蘇童、余華、陳源斌、實等人，都是在其作品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后才為更多的人所熟知。著名導演張藝謀、陳凱歌等人都一致認為，中國電影這些年的發展離不開中國文學的支持，離開了文學這根拐杖，中國電影不可能走遠、走好。這對文學來說，是鞭策，更是鼓勵。在文學對時代價值構成提供豐富營養的大環境下，如何依托文學母語進行影視創作，將自己的藝術風格、精神信仰進行恰當定位，是處于創作高峰期的第五代導演及后來者應該思考的問題，也是中國影視任何時候都不應忽略的問題。
2011新媒體文學創作：
海量神話與精神短板并存
歐陽友權
新媒體文學主要指借助數字化技術傳媒如網絡、手機等創作和傳播的文學。2011年，網民上網閱讀的熱情高漲，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文學網民高達2.27億人，其中約有2千萬屬上網寫作人群，經文學網站注冊的高達200萬人。
繼前兩年“博客熱”后，2011年出現微博的爆炸式增長，有微博服務網站50多家，并不斷開發出針對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隨身客戶端技術。“熱帖”不斷、熱點頻仍的微博客傳播創造了2011年最具社會關注度的“圍脖文化”現象。
狀態：文學創作如泉涌
數字化傳媒的迅速普及和數量龐大的文學網民，讓時下網絡文學的閱讀群體、陣營和原創作品數量，均以巨大的增幅涌向2011年的文壇，以泉涌式的高產譜寫文學的“海量神話”，創造了巨大的文化關注，形成了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文學奇觀。
如“起點中文網”每天有千萬計的用戶訪問量，每天保持4千萬字以上的作品更新，短短幾年，網站已積累原創文學作品超過百億字。老牌的文學網站“榕樹下”，每天能收到近5千篇自由來稿，1997年創辦以來，共收藏文學投稿超過40萬篇。女性文學網站“紅袖添香”有注冊用戶240萬，儲藏的長短篇原創作品總量超過192萬部（篇），日瀏覽量最高超過6400萬次。我國有經常更新的文學網站超過500家，加上超過3億手機網民的“段子寫作”和3億多人的微博群體，累計起來的作品總量將是一個天文數字。
這些寫作所帶來的文學總體格局變化和不容小覷的文化影響力，改變的不僅是文學載體和存在方式，還有文學的生產機制、認知方式以及價值取向等諸多文學規制和理念。“技術叢林”和“山野草根”這兩把利劍，已經讓網絡文學、手機閱讀、博客寫作、移動互聯傳播等，在文學版圖上開辟出了一片生機勃勃的文學榛林。
文學創作如泉涌的現實，表征了“新媒體文學時代”的歷史性出場，并用一個新民間文學和數字文化的龐大陣營，打造出這個時代磅礴的文學態勢和一代人成長的文化語境。
境遇：接過傳統拋來的“橄欖枝”
面對“新媒體文學與傳統文學”這個繞不過去的話題，2011年的主流文學正以積極主動的姿態，為解答這一被熱議的論題不斷遞上示好的“橄欖枝”。事實上，對新媒體文學的客觀評價和觀念體認在幾年前就已經開始進入主流話語。不過2011年度傳統文學對新媒體寫作的接納，態度更明朗，舉措也更得力，可以視為這兩大文學陣營從暗送秋波到握手言歡，由互動雙贏到抱團取暖、聯袂出擊的“聯姻”之年。
譬如，中國作協積極介入新媒
體文學的研究和引導，2011年采取了四項措施：明確把中國作家網、新浪讀書頻道、盛大文學、中文在線、搜狐讀書頻道列為網絡文學重點園地；加強對網絡作家、編輯的培養，繼續在魯迅文學院舉辦網絡作家和網站編輯培訓班；在中國作協重點扶持項目中把網絡文學創作列入扶持范圍，給予經費上的支持；在茅盾文學獎評選中向網絡文學敞開大門。
這些舉措表明了主流文學支持新媒體文學健康發展的積極態度。還有如網絡作家唐家三少、當年明月、張悅然當選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文藝報》與盛大文學合作開辟網絡文學評論專欄，推進網絡文學評論；中國作協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在網絡版權維護、數字化閱讀、網絡作品版權輸出等方面采取積極維護、有效管理、鼓勵發展的態度，為網絡文學產業發展保駕護航。融合傳統文學、貼近主流文化，讓新媒體寫作與傳統寫作實現雙向交流，融合互補，這對整個文學的發展繁榮十分重要。
市場：產業鏈上找賣點
新媒體文學具有精神內容與傳媒經濟的雙重屬性，其所培植的文化產業鏈主要由“簽約、儲存原創作品、付費閱讀、二度加工轉讓、下載出版、影視改編、制作電子書、開發移動閱讀產品、網游改編、動漫改編、轉讓海外版權”等環節來實現，通過全媒體營銷建立起一個融合在線閱讀、移動閱讀、實體圖書、動漫、影視等多形態文化產品、立體化版權輸出的鏈條。2011年，這個產業鏈上的最大賣點是轉讓影視版權。
自從網絡小說改編的電影《山楂樹之戀》大獲成功后，從網絡上尋找故事資源成為許多影視劇創作的法門。文學網站和網絡都從這里看到了商機，2011年，僅盛大文學就出售影視版權50多部，起點文學網還專門創辦了劇本頻道。《失戀33天》、《裸婚時代》、《步步驚心》、《和空姐一起的日子》，以及《美人心計》、《傾世皇妃》、《千山暮雪》、《泡沫之夏》、《錢多多嫁人記》等，均斬獲不凡收視票房業績，其所引發的“穿越”、“宮斗”類型劇熱度升溫，一部部網絡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聯袂上演，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收視收看市場。
影視產業與新媒體文學“聯姻”，不僅是相互需要，也是相互依存，甚至是相互“尋租”。究其內在動因，一是源于網絡小說平民化、類型化、青春化的故事品質適應公眾趣味的平視審美風格，與影視作品的大眾化選擇是一致的，容易找到影視改編的市場賣點；二是劇本資源短缺、市場供需配置的需要。影視創作的基礎是劇本故事，新媒體文學的海量存儲為此提供了資源庫、故事庫。那些點擊率高的新媒體作品，具有天然的受眾優勢和市場先機，影視創作可以在這里提前收獲眼球聚焦點，尋求到利潤最大化的機會。
同時，新媒體運營商和網絡，也希望借助具有市場號召力的影視平臺擴大影響，讓作品獲得二度增值的機會，接受主流文化“招安”，贏得正宗藝術“名份”，實現“網上火”與“影視熱”的雙重效應。
可見，二者的“聯姻”帶來的是資源共享和市場雙贏，是網絡文化與影視文化、新媒體文學與大眾藝術相互取長補短、彼此借力發力的珠聯璧合之舉。
弱項：寫作還需接“地氣”
回眸2011年的新媒體文學，褒貶密度最大的還是網絡文學“海量”與其“質量”的落差，“速成”與“速朽”的并存。全民寫作創造的存量驚人卻佳作難覓，虛擬的文學殿堂上擺放的多是“注水長篇”甚或文字垃圾。文學網站的市場盈利能力在增強，而藝術創新能力不足。網絡的“點擊率崇拜”，關心的多是自己的稿費單而不是作品的藝術品位。
2011年末熱門網絡小說排行榜中，排位前十名的《吞噬星空》、《斗破蒼穹》、《遮天》、《天珠變》、《武動乾坤》、《大唐皇族》、《永生》、《錦衣夜行》、《重生之賊行天下》、《武帝重生》等，全是玄幻武俠、架空穿越、靈異修真、歷史后宮等類型化寫作，沒有一部是現實題材的作品。類型化寫作適于分眾、小眾的點擊期待和付費閱讀，但這類作品的情節、故事、人物、想象、節奏和敘事方式等都是模式化的。天馬行空，面壁虛構，迎合閱讀市場，確實能贏得排行榜、賺取點擊量，但刻意相似的寫作模式，缺失文學性的速食內容，生編硬造的故事情節，動輒上百萬甚至數百萬字的篇幅，除了與利潤最大化商業資本有關外，其實是無關乎文學和藝術的。正如有論者所言，從某種意義上說，網絡文學還不是一種文學寫作，與民族文化、國人生活能夠交融在一起的東西還太少，與讀者真正實現內心交流的東西還太少。
――訪江蘇省作協黨組書記、主席范小青
2月3日,江蘇省第七次作代會圓滿閉幕,范小青當選為江蘇省作協主席。范小青喜歡以綿密而又溫婉的女性話語,展示現實生存中的復雜沖突。同時,身為江蘇省作協的負責人,她對青年作家的成長給予多方面的關心和支持。
記者:祝賀您當選江蘇省作協主席。江蘇省作協近年來十分注重扶持基層作者,用各種方式加大了對基層作家的關注力度,這樣做的考慮有哪些? 對江蘇省文學創作的豐富性、多樣性和可持續發展有什么影響?
范小青:在關注基層創作這一點上,江蘇省作協基于這一根本性的認識開展工作,以鞏固、擴大和穩定塔基。我們通過到基層召開作者生存和創作狀況調研會,通過和各市、縣作協的緊密聯系和互動,通過與廣大作協會員直接交往等方式,加強對基層作者的廣泛了解,體會他們的艱辛和不易,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地給予一定的幫助和扶持,這也是江蘇作協工作的一個生態協調。面對廣大會員,我們既要做有“高度和深度”的事情,也要做有“長度和寬度”的事情,包括溫度的傳遞。比如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作協會員偏少地區,我們更會給予一定的政策傾斜,比如在發展會員方面,在各種讀書班的名額數量上,在作代會代表的名額分配上,都適當地給予照顧。另外,從創作的角度,我們對基層作者的希望是:既堅守本土,又走出本土。
記者:近年來,江蘇省作協在培養、扶植青年作家方面做了很多有成效的工作。您曾經說過“扶持年輕作家,就是扶植江蘇文學的未來。”有人稱贊您更注重的是雪中送炭。剛通過的《江蘇省作家協會章程》第8條特別增加了“發展和壯大文學隊伍”的表述,可否就此再詳細介紹一些有關情況?
范小青:近年來江蘇作協在培養扶持青年作家方面更多的是精神激勵,因為我們的一些具體措施和物質扶持是有限的,比如每年免費出版一套“壹叢書”,一次也只能給十位青年作家機會。我們希望通過這樣的舉措,鼓起更多青年作家的創作熱情;又如青年作家讀書班每年都辦,已辦了20期,可是能來參加讀書班的青年作家仍然是少數,但這少數人回去以后發揮的作用是很大的,首先是他們自身的變化,通過聽取名家講座、參加各種交流、學習、采風活動等,開拓了他們的視野,讓他們站在更高的平臺上思考文學;同時,他們會把這種對文學的熱情和提高帶回去,影響周圍更多的青年作家。所以,現在江蘇各地有越來越多的青年作家愿意來參加讀書班,對文學、對創作有了更大的熱情和信心。對江蘇省作協主辦的文學刊物以及各市的文學期刊這塊陣地,我們也比較重視,經常組織青年作家專輯等內容;江蘇省作協還經常與基層文聯、作協聯合舉辦青年作家的作品研討等活動。今年,我們還將籌備召開全省青年作家創作會議,對青年作家要發現、愛惜、扶持、推介,唯有這樣,江蘇的文學才能走得更遠、更好。
記者:作家擔任行政職務后如何平衡創作和工作的關系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老問題。您的創作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勢頭,繼《女同志》之后,您去年出版的《赤腳醫生萬泉和》贏得了批評界的好評。作為江蘇省作協領導,您將如何協調創作與工作之間的關系?
范小青:我從事專業創作已二十多年,從兩年前開始,變成了一個天天要上班、上班要處理各種事務的“女同志”,時間和空間,一下子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文學創作仍然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再忙再累的時候,它也從來沒有從我的內心隱退。兩年來,在行政工作之余,堅持文學創作,雖然從時間、精力、情緒上都有相當大的困難,但還是盡力克服,不斷寫出新的作品,2008年和2009年兩年中發表了近20個中短篇小說,出版一部小說集,目前正在創作一部新的長篇,已完成大半的內容。
怎么處理好這中間的關系,一是自己擠出業余時間和休息時間,放棄參加一些國內外的文學活動,更重要的是要調整好心態,盡量不讓自己的情緒被那些無謂的糾纏所掌控和影響,因為創作需要寧靜的心情。在工作中盡量把復雜的事情簡單化,化成兩個目標,一是繁榮創作,一是服務群眾;在兩年的行政工作中我還有一個深切體會就是,工作也是積累和補充,在工作與創作的關系中,最重要的不是時間,而是心態。
記者:我注意到您在閉幕詞中所說的兩個目標,其中之一是繁榮創作。您能不能談一談江蘇作協對于繁榮江蘇文學創作,有什么新的思路和著重點?您作為江蘇省作協的負責人,將如何履行好自己的職責?
范小青:文學的繁榮,是作者與時代,與它的受眾共同創造的。現在由于網絡和電視的普及,文學非但沒有消隱,而是進入了更加普適更加自由更加大眾化的時代。這是文學走向繁榮的一個新的契機。我們處在這樣一個形勢逼人的節點上。以前,囿于傳統文學和紙質傳媒的平臺,對于網絡傳媒和電視這兩個平臺,較少從協會工作的角度出發采取一種積極的姿態和整體性考慮。如果說我們現在有什么新的思路的話,那就是盡可能地把“三個平臺”串起來,形成一個新的格局,一個多元的富有活力的集合體。一方面,重點保持和提升第一平臺的優勢,同時,對影視劇本創作和網絡文學等投入更多的關注和舉措。影視劇本來就是文學創作的一個單元,以前有些游離在外,現在應當“歸隊”。我們已經著手籌建電視劇劇本創作基地,爭取推出一些重量級項目。在網絡文學方面,我們正在聯辦一個全國性網絡小說大獎賽,促進網絡文學品質的提高,以及與傳統文學的融通互補,從民眾的喜聞樂見之中汲取活力,實現省委提出的“文化事業強,文化產業強,文化人才隊伍強”的目標。
【關鍵詞】文學教育；影視化；影視批評
文學影視化中包含傳統古典戲劇文學的縮影，是對傳統戲劇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其中蘊藏著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與民族精神。優秀的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靈魂，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其中飽含傳統文化的獨特魅力。而文學影視化作通過文學與影視結合的形式進行表達，是對文學的創新，影視作品中深厚的文化積淀、所傳達的文化信息，能夠將民族時代的精神與情感充分表達，為我國影視文學發展提供基礎保障。
一、原著的藝術價值和意義
（一）原著為影視作品提供了文化資源
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存在主張完全電影與絕對電影的聲音與想法，完全電影所強調的是消除與電影性質無關的表現形式，其中文學性故事情節占主要成分。完全電影想法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想要對傳統影視表演形式進行否決也正是藝術的獨特性。新時期的中國影視與文學間存在著相同的社會歷史背景與發展過程，同時接受著新文化思潮的影響。其實，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電影就是文學的一種表達形式，而影視作為文藝作品，經典文學作品為影視行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資源，所以，文學在影視作品中占絕對影響作用。
（二）原著觸發了影視創作者的藝術靈感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國間文化交流愈發密切，對文化傳播與普及程度也愈發重視。文學影視作品凝聚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智慧與深遠的文化內涵，且飽含民族精神，是中化民族文化的主要象征。文學與影視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共同成長的關系，具有相同的審美理念，在故事表達、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也存在共性特征[1]。優秀的經典文化經過華夏五千年歷史繼承與傳揚，文化中蘊含著強大的民族精神。這為影視劇作的編導工作人員提供了文學參考價值與獨特的審美啟發。現代影視文化作品中所表現出的表演性與個性特征較為強烈，故事走向離奇曲折，人物設定毫無新意，從而阻礙了影視文學的健康發展。
二、文學的意義
文學范圍較為廣泛，文學所表達的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是由人類長期創造而形成的產物，是人類社會與歷史的累積，文化還能夠傳承與發揚國家及民族的正確價值觀導向。中華民族的漢字文學是歷經五千年的累積與洗禮而形成的獨具中國特色的文化體系。文學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歷史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其中飽含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文化的精髓及偉大的民族主義精神[2]。
三、文學教育的現狀及思考
語文作為教育教學中最基礎、最重要的學科，為培養學生綜合能力與專業素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語文也是一門注重實踐的學科，語文學科中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這種優秀文化能夠通過經典文學作品進行表達。近年來，國內多數高校已經取消語文科目的教學，使得高校教育的開展朝制度化方向傾斜。高校教師在教育教學中更加重視西方理論教學模式，對相關理論知識構建框架較為重視。長期西方教育的洗禮與熏陶，會使中國文學中所存在的審美意識、創新思維、道德觀念等逐漸消失，中國文學的發展道路也會偏離航線。例如我國文學經典名著《紅樓夢》，提起經典文學，必然會想到《紅樓夢》，但當代青少年雖然了解閱讀經典名著的重要性，卻鮮有人讀。而造成此類現象的原因除了受網絡科技的影響外，文學教育的缺失占主要責任[3]。
四、文學作品影視化的必要性
（一）文藝受眾接受方式改變
進入新世紀，人們的生活節奏逐漸加快，碎片化時間增多，完整地接受和欣賞文學作品的時間減少。并且，由于生活壓力的增加，年輕人對文學作品的需求向娛樂化和容易化轉向。在新時代，文藝受眾已經對文學作品的傳播方式提出了新的期待和要求，文學教育也要求有新的接受方式。相比于閱讀密密麻麻的文字，受眾更喜愛觀看色彩繽紛的動態圖像。影視作品在給他們帶來視覺沖擊的同時，也為其帶來聽覺的享受。在視覺與聽覺的雙重刺激下，文學教育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4]。
（二）網絡時代的沖擊
在互聯網科學技術尚未發展時期，文學創作具有較高的影響力與地位，文學作家可以看做是引領時代創新發展的記錄者。但在文學網絡化與商業化形勢下，文學創作的地位大不如前，作家的影響力也受到了質疑與沖擊。如今，閱讀經典文學著作的青少年少之又少，而是將時間花費在閱讀具有娛樂性的暢銷書籍上。為從根本上實現對傳統文化與經典作品的繼承與傳揚，通過將文學作品轉化成影視劇作的形式，將刻板的書本文字變為生動、靈活的視頻欣賞，從而讓學生通過欣賞影視作品能夠切實感受到劇作中所表達的人物情感與故事情節，體會到經典名著的文學魅力，是經典文學作品的另一種表達形式[5]。
（三）名利的驅使
傳統經典文學著作的作者在對作品進行創作，以第一人稱講述故事發展情節時，會將個人情感帶入其中，書寫、記錄時代與社會發展的動態，能夠在作品中展現中華文化的民族精神與獨特魅力，將文學創作當成工作與興趣，而從不考慮作品所創造的商業價值。但在市場經濟中，文學作品商業化也成為必然導向。但將文學作品通過影視化形式進行展現，不僅能夠實現文學作品的傳播，也能夠為作者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五、文學與影視互動關系之探究文學與影視之間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關系，二者之間相互促進、相互影響，在對文學與影視關系進行探究時，相關學者需要具備較為敏銳的感悟能力、具有一定的文學累積，還需要具備對影視文化與文學知識的鑒賞能力，這是進行文學影視化與影視批評文學化所需要具備的基礎要求。因此，中國古典歷史文學與文學著作被呈現在影視銀幕中，中華民族的傳統優秀文化的成長歷程與發展背景為影視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提供了保障，不僅增添了影視作品的真實性，也賦予其強大的教育意義，而經典文學作品的精神與優秀文化也得到了繼承與傳揚。也正是集意識形態與美學賞析價值于一體的影視文化，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推動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6]。
六、影視文化與現象的述評
影視作品的表達最終以銀幕形式呈現，也可以理解為影視作品的整體形象就是將文學作品中的故事情節加以勾勒，并賦予其生命，通過動態視頻形式傳達文學作品精神，體現文學魅力。不論是何種形式的文學作品，語言情緒的表達能夠決定影視劇作的整體走向。例如，在關于意識流較為強烈的作品中，盡管語言表達的隨意，不存在語言表達技巧的使用，但卻能夠直觀感受到影視人物思維意識的轉換。而在屬于荒誕派類型的影視作品中，如果經常對毫無意義的語言進行反復敘述，或是不分原由的自言自語，此類作品則不具備賞析價值，沒有存在的意義。由于藝術類別的差異化，所以影視作品語言表達形式也存在著區別，就算是在同一藝術范疇中，對語言的使用與感悟理解也會有所差異，所以導致影視作品的風格與形態各具特色[7]。影視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發展中具有積極作用。因此影視文化被當作是戲劇文化的延展，也是對中華民族優秀歷史文化的傳承，所以需要格外重視。如今，影視文化被作為社會發展的新時尚，其影響較為深遠。影評人為適應與滿足影視作品的發展進程，其相關知識水平與文學素養都得到了相應的提升，但由于影視評論者在理論知識、鑒賞能力、知識儲備量等方面存在著差異，且對影視作品的評論也是各有見地。而現階段在國內影評中需要格外注意的問題就是影視評論數量的不斷提升。而造成此類現象的根本原因是受市場需求所影響，同時也刺激了附屬文化的增長。盡管在文學作品影視化的過程中，會減低文學作品的嚴謹性，轉變文學作品的表達形式，但由于文學作品的創作來源于生活，而文學作品的內在本質也正是對社會現實問題的直接反應。雖然文學作品與影視劇作存在共性，但也同時相互制約。例如，中國經典名著《紅樓夢》在變文學作品為影視劇作時就存在著一定的困難，但需要對其進行不斷的探索與創新，以促進文學教育的發展。
七、結束語
文學與影視批評對中國傳統文學作品的轉型具有一定的挑戰，也是古典文學對外開放的一次偉大嘗試，也是對現階段影視評論寫作的創新與變革。在對文學與影視作品批評過程中，從中獲取的不僅是理論知識，富有深意的文字，其中還包含社會歷史發展的時代背景，以及充滿現實的社會主義情懷。從還原歷史的角度來看，探索未知與還原歷史同樣具有深遠價值，在探究歷史的過程中，也是對中華民族優秀歷史文化的繼承與傳揚，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堅實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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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當代小說創作的國際化進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自新時期文學，特別是新世紀文學以來，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進一步提升，與世界各國文化交流的深入，中國當代小說創作的國際化程度也越來越高，并在國際文化交流中也將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中國當代小說創作的國際化進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新時期小說創作與西方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有很大關系，“尋根”小說的崛起，“先鋒”小說的藝術變革等，都體現了西方小說的影響。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識進一步覺醒，女性小說有了很大進展，這與西方女權主義思潮和文學有著直接的聯系。上世紀90年代初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全球化浪潮的涌入，作家創作也日益多元化，當代作家也更關注中國社會的都市化進程及這一進程中的人生百態。商業化氣息對文學創作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而且這一影響日益增強。新世紀文學創作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在受到西方發達國家文藝思潮和創作影響的同時，融入中國經驗和中國特色，一些優秀作家的創作把中國特色與現代思維及表現手法結合起來，創作出一些優秀的作品，如莫言、余華、蘇童、北村等作家的小說，這些小說很多被改編成電影，搬上銀幕，進而對文學創作也是一種促進，文學與電影、電視的關系更加緊密。80后文學則更多地表現物質欲望，體現了一種全球化對中國青年的深刻影響。
中國當代小說創作的國際化進程是分階段演進的，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特色和表現。新時期以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綜合國力的進一步提升，中國當代小說創作也加快了國際化進程。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小說創作的國際化程度也越來越高，新世紀的中國小說逐漸融入世界小說的主流。
（一）新時期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在本質上對五四文學的一次回歸,也是中國當代文學再一次融入世界文流的開端。
從王蒙的小說可以明顯地看出西方現代主義思想和文學流派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和沖擊，王蒙是新時期“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作家，寫出了《春之聲》《海的夢》《布禮》《活動變人形》《堅硬的稀粥》等優秀小說。他的創作不僅有意識地借鑒西方小說的“意識流”手法，可貴的是，他還在小說中融入了多種中國古典文學和文化元素。他主張“不能接受和照搬西方意識流小說那種病態的、變態的、神秘的或者是孤獨的心理狀態”。他把李商隱的無題詩也看作優美的“意識流”作品。①所以，他的“意識流”小說摒棄了西方“意識流”小說的晦澀陰暗，更多地表現出中國古典詩詞的溫和流暢，王蒙的小說把對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借鑒與中國古典文學、民間文學的雜糅緊密結合起來，特別是他的《活動變人形》《堅硬的稀粥》等作品把批判與調侃、寫實與漫畫融合在一起，可以看出美國作家海明威、約翰·契佛和德國作家伯爾的影響，王蒙小說把西方現代主義思想和文學的影響與中國特色較好地融合為一體，體現了新時期小說創作在學習、借鑒西方的同時，忠實于民族經驗的傳統，兼容并包各種文學手法、各國作家創作風格的博襟。再一次進入世界格局下的新時期文學，以特有的中國風格與世界文學進行著多元對話。
1985年的中國小說創作明顯地表現出西方現代思想文化和文學藝術對中國當代小說創作的廣泛影響。當代的知識精英在面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在西方現代派藝術的影響下,也開始對現代文明進行反思，進而轉向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去找尋答案,所以,“尋根”小說異軍突起,“文化尋根”也成為當時小說創作的重要主題，表現了當代小說創作中現代意識和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強烈愿望。在創作上產生了一大批“新潮小說”，而這些年輕作家的作品無不受到各種西方現代派小說的深刻影響，如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受到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的影響；徐星的《無主題變奏》表現了存在主義人生態度，受到法國作家加繆的《局外人》的影響；韓少功的《爸爸爸》是中國的“魔幻現實主義”小說，受到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的影響；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以元敘事的手法打破了“真實”與“虛構”的界限，達到了“亦真亦幻”的藝術效果，體現了美國作家霍桑神秘主義的影響，表現了對宿命的深刻感受；另一位美國作家福克納“追求食物背后某種‘超感覺’的東西”的寫法，在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鄭萬隆的《異鄉異聞》系列里有所體現，同時，莫言的“高密東北鄉小說”和鄭萬隆的“黑龍江故事”也受到了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影響。
由此可見，中國的現代派文學是在模仿、借鑒、超越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創作過程中，中國作家自覺地把西方現代派的表現手法與中國傳統文化、地域文化和中國古典文學等緊密地結合起來，在新時期小說創作與國際接軌的進程中體現出一種“民族風格”和“中國氣派”。
（二）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識進一步覺醒，女性小說有了很大進展，這與西方女性主義思潮和文學有著直接的聯系。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當代文壇出現了女性作家群，她們創作出大批優秀的女性小說。考察新時期女性小說的發展軌跡，她們既繼承了“五四”女作家追求戀愛自由、反封建的獨立意識，同時又受到西方女性主義思潮和文學創作的深刻影響，在小說創作中表現了前所未有的女性意識的覺醒，她們以女性的身份進行寫作，向男性中心話語發起挑戰，形成了規模不小的女性作家群體，從80年代的張潔、張辛欣、黃蓓佳、劉索拉、殘雪、方方、池莉、畢淑敏等，到90年代的林白、陳染、海男、徐坤、遲子建等，再到90年代末的衛慧、棉棉等。這些女作家筆下的女性小說，是以女性身份看待人生的各種問題和現象，構建獨立于男性話語之外的女性寫作空間，表現獨有的女性視角和女性意識，成為當代中國文壇一道亮麗的風景。
而當代中國女性小說的發展是受到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和文學的深刻影響的，從西蒙·波伏瓦、瑪格麗特·杜拉斯，到錢德拉·莫漢蒂、加亞特里·斯皮瓦克、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等，這些西方女性主義代表人物和她們的小說，影響著中國新女性小說的創作。中國當代女性小說在對父權制文化的反抗和對男性話語的逃離中，逐漸形成了一個邊緣化的女性話語空間，并從主流文學中分離出來，女作家們毫不掩飾地引用西方女性主義話語向男性話語霸權發起挑戰。正如女作家徐坤所寫：“作為一種邊緣話語的女性文學，與其他諸種新潮文學樣式諸如先鋒、后現代、后殖民等等一樣，只是借助于外來語勢才得以在國內生成和定位的。其目的，無非是喚醒女性對自己性別意識的自覺和自省，以在男權話語一統天下的縫隙中求得一線女性話語和權力意識的生機。女性文學，說到底，無非就是爭得一份說話的權利。”“但愿人人都能冷靜下來，認真從女性文學中讀出她們那一份不同于男性的、深長而痛楚的生命體驗，她們對于愛與善與美的呼喚的焦灼。”②
新時期女性小說是以大量知識女性的愛情婚姻為主題的，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方舟》，張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線上》《我在哪兒錯過了你》，諶容的《人到中年》，黃蓓佳的《請與我同行》，程乃珊的《女兒經》等，表現了女性意識的覺醒。這一時期最能代表女性意識覺醒的女性小說是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表現了知識女性對理想愛情的執著和對無愛婚姻的拒絕，作家對女性的思考是從女性本位出發，以女性的立場和姿態，描寫女性的愛情與生活，揭示其生存的困境，展示其獨特的風采，體現了作家清醒的女性意識和全新的審美視角。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隨著西方女性主義思潮和文學作品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女性寫作也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她們以鮮明的女性身份和女性視角來抒寫女性的獨特感受和人生經驗。如王安憶的《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谷之戀》對愛情和性進行了大膽的描寫，鐵凝的《玫瑰門》寫出了三代女人從身體到內心的方方面面。
進入20世紀90年代，女性小說成為文壇關注的焦點。女性作家在作品中大膽地表現當代女性的獨特意識，并對男性話語權發起挑戰，甚至以“軀體寫作”的方式建構自己的女性話語權。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海男的《我的情人們》、陳染的《私人生活》抒寫了女性個人的生命體驗和內心世界，并沖破了男性話語社會的種種，通過“個性化寫作”對抗男性話語中心，流露出對女性生存終極意義的探求。林白在《記憶與個性化寫作》中寫道：“個性化寫作是一種真正生命的涌動，是個人的感性與智性、記憶與想象、心靈與身體的飛翔與跳躍，在這種飛翔中真正的本質的人獲得前所未有的解放。”③而90年代末衛慧、棉棉等“美女作家”的另類寫作，更多的是對大眾文化和男權社會的一種迎合，體現了商業社會大眾媒體炒作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表現了一部分現代化大都市女性對自我的放縱，在與世界發達國家文化碰撞中迷亂、喪失自我的精神狀態。
（三）從上世紀90年代到新世紀文學，隨著中國全球化、市場化的進一步發展，小說創作呈現出多元化趨勢，中國當代小說創作的國際化程度也越來越高。
這一時期的中國當代小說創作表現出濃郁的都市化和商業化氣息。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全球化浪潮的涌入，后新時期以來的小說創作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其中當代小說創作中的商業化、都市化特征明顯。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進一步加快，中國新興的中產階層也在大都市迅速崛起。這一時期，出現了很多以北京、上海等國際化大都市為背景的都市小說，無論是以京都生活為背景的王朔、邱華棟，還是以大上海為背景的王安憶、衛慧等，他們的作品都真實地表現了中國的大都市在狂熱的全球化浪潮中的百態人生和急遽變化。例如，邱華棟的城市小說《花兒花》《社區人》《正午的供詞》《新都市人類》，把視野鎖定在90年代以來的北京都市生活，作品中大量描寫豪華賓館、寫字樓、卡拉OK、酒吧、立交橋、體育場等都市背景，主人公則是一些活動于其間的、年輕的商業知識分子，他們是在中國全球化、商業化進程中新興的白領和成功人士，在他們追逐物質欲望的滿足和高消費與享樂的真實描繪中，為我們展現了中國中產階層在全球化過程中的生存狀態和精神面貌，展現了全球化語境中文明與文化的沖突。而80后文學則表現了更多的物質欲望，韓寒、郭敬明等的作品中更多地把自己當作一種偶像，追求時尚與享受，體現了一種全球化對中國青年的影響。
這一時期的中國當代小說創作表現出越來越多的“中國元素”。盡管中國當代小說創作從新時期以來就受到各種西方流派的深刻影響，海明威、福克納、馬爾克斯、卡夫卡、博爾赫斯、納博科夫等作家的作品深刻地影響著新時期以來的中國當代作家，但新時期以來的小說創作在借鑒西方表現手法的同時，一直在探索著與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融合。莫言在談到自己的小說時回憶：“那時（1985年）我也意識到一味地學習西方是不行的，一個作家要想成功，還是要從民間、從民族文化里吸收營養，創作出有中國氣派的作品。”④在談到中國為什么缺少像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樣的作家時，莫言說：“多半是因為我們缺乏憐憫意識和懺悔意識。我們在掩蓋靈魂深處的許多東西。”⑤這里不難看出在與世界文明文化的交流與觀照中，中國作家對自我創作和民族文化的反思。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和新世紀文學，小說創作中也表現出越來越多的“中國氣派”和“民族底色”。例如莫言的《檀香刑》、李洱的《花腔》、王安憶的《長恨歌》、麥家的《解密》等，在敘事風格和表現手法方面，都具有濃郁的民族風格和中國色彩，表現出中國當代作家在國際化進程中日趨成熟的創作心態。近年來，大江健三郎、奈保爾、庫切等以本土問題和地方經驗為寫作對象的作家頻頻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種國際化潮流也促使中國作家更注重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特有的中國經驗和中國特色，莫言、余華、李銳等當代著名作家的作品也越來越多地被翻譯介紹到世界各國，并受到國外漢學家的重視和好評。
這一時期的中國當代小說創作和影視、網絡的聯系更加緊密。隨著世界政治、經濟、文化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文學和影視之間的聯系也更加緊密。中國當代文學創作也與電影、電視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莫言、余華、北村等作家的小說不斷被搬上影視銀幕，像莫言的《紅高粱家族》、蘇童的《妻妾成群》到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根據北村小說改編的《周漁的火車》等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九十年代末到新世紀，中國小說創作受到影視文化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尤其是美國和歐洲影視作品的影響，像《泰坦尼克號》《保鏢》《人鬼情未了》等一些好萊塢大片，以精美的制作和強烈的視覺畫面、美妙的聲樂色彩沖擊著人們的感官，打動著人的心靈，好萊塢電影以一種強勢文化對中國的文學藝術產生著不可低估的影響，中國電影的領軍人物張藝謀、陳凱歌也拍出了《英雄》《無極》《滿城盡帶黃金甲》等一部部中國式的大片，這些對新世紀中國小說創作都不能不產生較大影響。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信息技術的發展，新世紀的中國已從“讀寫時代”進入“讀圖時代”。文學與網絡等各種新媒體也迅速地嫁接在一起，出現了大量網絡小說、手機小說等新的文學形式。《新語絲》《橄欖樹》等網絡文學刊物的出現促進了網絡文學的繁榮。一些網絡文學作品如《第一次親密接觸》《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在網絡走紅的同時，也在印刷出版方面取得了成功。互聯網以它的便捷、快速和自由的傳播方式，活躍了當前的小說創作，更全面、真實、及時地反映出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當代社會及人們的精神面貌。
綜上所述，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逐步提升，政治、經濟、文化影響力的不斷增強，與世界各國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新世紀我國文學創作在國際文化交流中也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①王蒙：《關于“意識流”的通信》，《王蒙文集》（第七卷），華藝出版社，1993年版。
②徐坤：《因為沉默太久》，《中華讀書報》，1996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