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10 15:58:20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社會治理知識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城市，繼續推進依法治市工作
（一）大力推進依法，切實加強人民調解工作，全力維護社會政治穩定。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建立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統籌協調，齊抓共管的依法工作大格局。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按照分級負責、歸口辦理、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依法受理群眾來信來訪，促進人民群眾依法、逐級、有序，同時，建立起律師和法律服務工作者參與依法的工作機制，自覺維護政治穩定和社會公共秩序。充分發揮人民調解第一道防線的作用，在調處一般民間糾紛的基礎上，積極預防和化解涉及各種主體不同，地域不同，多種性質的糾紛和矛盾，繼續完善不同調解組織之間的協作，與有關部門和社會組織協調配合，構筑“大調解”格局。
（二）適應入世需要，加快地方立法工作。全面做好地方性法規、規章的清理工作，修改和廢止我市與世貿規則不相適應的地方性法規和行政規章。逐步建立符合世貿組織規則的地方立法框架。實行公開立法和開門立法，積極推進立法工作的民主化、科學化。
（三）加速轉變政府職能，積極推進依法行政。探索實行重大決策公開制度，規范決策程序，建立科學的決策監督機制，防止決策失誤，提高政府依法決策、民主決策、科學決策的水平。繼續深化政務公開，增強行政執法行為的透明度。深化政府審批制度改革，依法界定審批權限，削減審批項目，減化審批程序，規范審批行為，提高行政效率。
（四）加強政法工作，確保公正司法。繼續深入開展“政法系統隊伍建設年”活動，堅持政治建警、業務強警和從嚴治警，提高政法隊伍的整體素質和司法水平。繼續深化審務公開、檢務公開、警務公開、獄務公開，以公開促進和保障司法公正。繼續在全市深入開展“嚴打”整治斗爭和市場經濟秩序的集中整治，堅持不懈地抓好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為沈陽市的大發展、快發展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
（五）加強基層基礎工作，大力推進基層民主法制建設。加強社區民主法制建設，推進社區自治的規范化、制度化、有序化。以社區換屆為契機，擴大民主選舉的直選范圍，積極推進條件成熟的社區實行直接選舉社區委員會主任；不斷完善社區民主決策機制，規范社區的民主管理；強化社區的民主監督，積極推進以財務公開為重點的社務公開，建立社區內部的民主測評機制；探索建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由社區成員直接選舉的民主選舉新機制；加強村的民主法制建設，認真貫徹《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堅決落實中央關于減輕農民負擔的各項政策；全面推進“兩公開、一監督”，積極推進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依法治校工作要進一步健全領導體制，規范學校內部的工作機制，依法維護教學秩序；依法治企工作要不斷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推進企業各種行為依法運行。
（六）建設和規范法律服務市場，更好地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服務。深化公證、律師體制改革，完善管理機制。適應入世需要，公證業務要積極開拓高新科技、知識產權、國際貿易、房地產等新領域。律師服務業要實現規模化、專業化、外向化、品牌化，并積極加強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探索引進國外律師業在我市設立分支機構。加強法律服務市場監管，以市政府名義出臺有關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監管的規章，清理非法服務機構，凈化法律服務市場。同時，大力加強各級政府的法律顧問工作，為全市各項重大決策當好參謀和助手。緊緊圍繞鐵西區整體改造，汽車、裝備制造、電子信息和醫藥化工等四大支柱產業建設，先進材料產業園、先進技術產業園、軟件產業園建設，農業莊園、農業科技園、農業開發園建設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提供高效、優質和規范的法律服務。
（七）全面深入開展“四五”普法工作，提高全民法律素質。加強領導干部的法制教育。認真落實《沈陽市領導干部學法用法暫行規定》，編發《沈陽市處以上領導干部學法目錄》，明確普法重點。市級領導班子法制講座每年不少于兩次；開辦局以上領導干部法律知識輪訓班；開辦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法律專業第二學歷課程；完善市人大任命的領導干部任前法律知識考試制度；適時建立非人大任命的市管干部任前法律知識考試制度；加強公務員的法制教育。制定全市公務員學法用法考試、考核辦法并認真組織實施；建立公務員法律知識考試合格證制度，統一頒發普法合格證。同時，要將公務員學法用法情況與公務員考核、評議等結合起來，作為公務員任職、晉級的必備條件；加強青少年的法制教育。研究制定《加強青少年學生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見》并貫徹實施，做到計劃、課時、教材、師資“四落實”。各區、縣（市）要在年內創建1-2個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以加強對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加強企業經營管理人員法制教育。組織企業經營管理人員重點學習和掌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法規知識、世貿規則、企業管理法律知識和有關勞動、社會保障、環保、資源、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提高依法經營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加強社會面的法制宣傳，要適應入世的需求，大力宣傳世貿規則等法律法規；要切實做好市、區縣(市)、鄉（鎮）三級人大換屆選舉期間法制宣傳教育，加大對憲法、選舉法和地方組織法的宣傳力度，確保換屆工作的圓滿完成；要圍繞黨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有針對性地開展法律宣傳工作。
二、提高教育改造質量，確保監院安全穩定
（一）建立實現安全防范的長效機制。以人為本，制定相應的監督、考核、獎懲辦法，完善安全穩定責任制；利用微機聯網、磁卡管理、監控監視等現代化技防手段，不斷增強防范打擊能力；與駐地公安、駐軍、鄉鎮、街道和有關單位建立起聯防網絡，進一步完備應急處置體系；積極參與“嚴打”斗爭，會同公、檢、法等部門，確立起監院內外深挖犯罪案件，打擊犯罪行為的各項程序；加強“”人員教育轉化，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工作流程。
（二）建立實現治本功能的教育機制。努力實現教育手段的科學性和教育方式的多樣性，文化教育要向高等教育延伸，技術教育要向社會需求型和科技型轉移；特別是在心理咨詢、心理測試、心理矯治等方面要形成科學、規范的運作程序；完善公正執法、文明執法，依法保障罪犯、勞教人員的人身權、知情權、休息權等基本權利的保障體系。
（三）建立實現現代化標準的保障機制。監院生產作為重要的改造手段，要逐步由院外向院內轉移，由從事勞務生產向從事固定生產轉移，大力發展固定生產項目，為提高改造質量創造條件；要科學調整監院布局，形成規模，合理配置警戒設施；理順投資體系，要在基礎設施、信息網絡、技術裝備、現代化辦公等方面加大投入，預計總投資額在8250萬元。
三、完善法律服務體系，提高法律服務水平
（一）實施“五化”戰略。1.實現規模化，實施“5510”規劃：通過政策扶持，市場調控，建立5家有100名以上執業律師的實力強、形象佳、有國際影響的律師事務所；5家有50名以上的執業律師的大所；10家有20名以上執業律師的的中型所。2.實現專業化，實施“520”規劃：積極引導律師機構和律師向專業化發展，建立5個以上以金融、證券、房地產、知識產權等為主的專業化分工明確綜合性律師事務所，建立20個具有專業特色的律師事務所。3.實現外向化，實施“322”規劃：引進國外知名律師事務所在我市設立30個分支機構和辦事處；引進國內知名律師事務所在我市設立20個分支機構和辦事處；我市律師事務所到國外、省外設立20個分支機構和辦事處。4.實現名牌化，實施“753”規劃：全力打造7個省內有名，5個國內有名，3個國際有名的品牌所，今年分別打造3家、2家和1家；培養出50名在省內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律師，20名在國內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律師，20名在國際上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律師。5.實現規范化，實施“111”規劃：建立起一個合理有效的行政管理體制，建立一個科學規范的行業管理體制，建立一個嚴格的內部自律體制。
（二）實施創新戰略。加快公證體制改革步伐，現有行政體制的公證處要盡快改為事業體制；建立起行政管理與行業管理相結合，以行業管理為主的新型管理體制；建立和完善科學規范的內部運行機制，強化法律服務機構的自律性管理；積極探索律師事務所與會計、審計等中介組織的聯合重組，嘗試構筑中介大平臺。
（三）實施“法制”戰略。制定地方性法規，加強法律服務市場的監管。要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盡快制定具有沈陽特色的地方性法規，明確市、區縣（市）兩級司法行政機關對法律服務市場的指導、規劃、監督、管理等項職能，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營造公平競爭、健康有序的市場環境；出臺政府規章，積極建立法律援助體系。依法確定法律援助的地位、服務方式和作用，積極解決經費財政保障問題；強化法律服務網站的軟、硬件建設，逐步將該站建設成為設施完備、管理先進、信息量豐富、傳遞快捷的國際性網站。
(一)促進子系統內部的聯系，維護子系統內部的穩定
1．封建皇權通過履行經濟職能促進經濟子系統內部的聯系，通過消除不穩定因素維護這一系統的和諧。(1)封建皇權通過履行其經濟職能把分散的農戶聯系起來。古代中國國土遼闊，小農經濟又使人們處于十分分散的狀態，無力應對天災人禍和興修大的水利工程，因而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干預，需要它來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我國古代各個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視農業生產，它們通過興修水利工程、道路和運河來滿足農業生產的灌溉和交通運輸等需求，保證經濟子系統的順利運行和發展。封建皇權還設立專門的機構來管理農業生產，通過委派地方官吏來“勸民農桑”、宣教“農本”政策、促進農業技術傳播，督察農業生產。這樣，封建皇權通過履行其經濟職能，把經濟子系統內部分散的諸要素一定程度上聯系起來了。(2)封建皇權通過消除子系統內的不穩定因素，維護經濟子系統的穩定。為了有利于自己的統治，封建統治者十分重視農業生產，極力消除不利于農業生產的各種因素，維護農業生產系統的穩定。一方面，他們經常扮演調和階級矛盾的角色。如實行“均田制”，讓少地或無地的農民獲得一份土地，這是傳統社會的政府利用其強制力進行土地資源配置的正式制度。這使很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得到土地，成為自耕農。地方豪強對土地的兼并容易激化與百姓的矛盾，于是皇權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豪強和官僚對土地的兼并，維持這個系統的基本平衡。另一方面，他們也賑災，救助受災農民。自古以來，我國就是一個災難頻繁發生的國家，災害一旦發生，將嚴重影響農業生產，甚至威脅到王朝的存亡，因此封建統治者也不敢掉以輕心，通過賑災使農業生產得以恢復，并以此來顯示皇權統治的仁德及其合法性所在。在封建皇權的強力干涉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威脅鄉村社會系統的不穩定因素。
2．通過“鄉紳自治”維持鄉鎮政治子系統內部的聯系與穩定(1)“鄉紳自治”有利于收集民間的意見，聯系廣大農民。社會系統的維持并不能完全靠壓制，尤其在“天高皇帝遠”的鄉鎮地區，權力的運行不能完全單向度的由上而下，因為“政治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單軌上運行。人民的意見是不論任何性質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慮的，這是自下而上的軌道。一個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須是上通下達，來往自如的雙軌形式。”［11］皇權止于縣，把鄉鎮管理的權利交給了鄉紳，這樣就有利于收集和反饋民間意見，實現一定程度的上通下達。鄉紳與異地為官的官員不同，他們沒有離開故土，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和鄉里百姓往來密切并且有著休戚與共的厲害關系。他們能夠把自己了解到的或收集到的有關鄉村與村民的信息反映給當地的官員，避免了官方直接面對數目龐大的村民，也避免了因官方不了解民情，做出錯誤決策而導致官民的直接沖突。因此鄉紳起著重要的上通下達的作用，保持了系統信息的暢通。(2)“鄉紳自治”有利于平衡官方與農民的利益，維護政治子系統的穩定。鄉紳一般都是官方舉辦的科舉考試中獲取功名的儒生，他們具有“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12］是封建皇權在廣大鄉村的人。“紳權”依靠的并不是暴力，而是基于其經濟能力、身份地位、家族勢力和個人德行所獲得的一種敬服。［13］所以，鄉紳是一種農村社會的內生型權威，它不具有國家這一外生型權威的暴力性質，因而，有功名而無官職的“鄉紳”成為把封建皇權與鄉鎮居民聯系起來的橋梁。鄉紳因其來自民間的身份，決定了鄉紳一定程度上能夠代表地方利益。通過鄉紳自治，可以形成中央與地方利益盡可能地協調。鄉紳的角色是雙重的，即起到保護鄉民和鄉里社會的作用，也起到替統治者管理鄉民的作用。所以官方利用鄉紳管理廣闊的農村地區，不僅得到鄉紳的支持，也得到百姓的信賴，也維護了整個子系統的穩定。
3．通過“科舉考試”維持鄉村文化子系統內部的聯系與穩定(1)通過科舉考試有效整合鄉村的文化精英。科舉考試的成熟與完善對意識形態下沉到鄉村，形成廣大鄉鎮地區的文化聯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科舉考試是一種選官制度，對廣大鄉村開放，它不論出身、不論門第，使廣大農村的居民也可以通過這一管道，做到“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憑能力獲選，不靠親戚關系或家族人脈。”［14］這給許多農家子弟帶來了希望，他們希望實現“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這一舉措產生了極大的向心力，有效地把廣大鄉鎮的文化精英凝聚起來，成為對中央皇權的積極支持者。而且這一選官制度也注意到選拔人數在地區之間的平衡分布，極力消除地域差異，保持各地之間的文化聯系。各地儒生由于對儒學的共同興趣而相互往來和交流，促進了儒家的思想文化的繁榮與發展，同時也在廣大鄉村地區形成了文化上的統一。(2)通過科舉考試維護了儒家意識形態在普通村民心目中的獨尊地位，保證了意識形態系統的穩定。封建皇權緊握科舉考試這一“指揮棒”，以儒家學說為考試的主要內容，這樣促使了儒家學說在廣闊的鄉村的傳播，一些農家子弟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而獲得較高的身份和地位。科舉考試也造就了一批鄉村的儒生，考取功名的鄉紳往往成為當地弘揚儒家文化的中間力量，即使是沒有獲取功名的儒生，在傳播儒家文化中也是功不可沒，他們把儒家文化融入到小說、戲曲等多種多樣的民間文藝中，深刻影響了居住在鄉村的中國人的行為方式、思想觀念和日常生活，使鄉村居民對封建皇權的統治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同時鄉村有條件的村民通過培養自己的孩子讀書，讓他們考取功名，為儒家的意識形態系統輸送人才，形成一個內部的良性循環。儒家意識形態產生于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又通過封建皇權的大力弘揚，并且與植根于鄉村的選官制度相結合，擴大了它的影響力和對社會的整合力，抵制了其它意識形態的競爭，保持了“獨尊”的地位，最終形成了一個穩固的意識形態系統，并且一直持續了兩千多年。
(二)強化社會子系統相互之間的制約，維護社會大系統的穩定
1．通過鞏固小農經濟，防止其他兩個子系統的失控(1)落后的小農經濟的長期存在有利于封建集權統治。小農經濟環境下，廣大農村居民保持一種分散的狀態。他們這種分散的狀態就像馬克思所說的“馬鈴薯”，沒有團結起來的力量，無法對抗封建皇權。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人們所能夠建立起來的組織，只能通過血緣關系的紐帶形成的宗族組織。這種以血緣關系形成的宗族組織是中國封建統治長期存在的社會基礎。這種家族組織通過儒家意識形態而與國家組織協調起來，形成了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封建君主就是這個放大了的家庭的總家長。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子系統就是矗立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之上，以及這樣的經濟基礎形成的社會結構之上。封建皇權保護小農經濟就能夠維護鄉村社會的宗法結構，宗法結構的穩固保證了家國同構的中央皇權的行使。而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人口的流動，從而導致宗法關系的松散，威脅到封建統治的社會基礎，這也是封建統治者維護小農經濟而遏制商品經濟的原因之一。(2)鞏固小農經濟有利于鞏固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封建意識形態。儒家意識形態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的，也為這一基礎服務。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視作以家庭為榜樣、為國家建立道德原則的意識形態。［15］沒有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的封建家庭結構，儒家意識形態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封建皇權通過保護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可以維護儒家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因為，如果放任商品經濟和工商業的發展，則必然改變封建家庭結構，產生多元的思想，最后沖擊到儒家意識形態。
2．通過政治權力強化對其他兩個子系統的制約(1)通過政治權力限制工商業的發展。在春秋戰國時期就萌芽的商品經濟一直得不到發展。因為封建統治者認識到經商可以迅速致富，所以他們“也決不愿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16］他們“保護落后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17］這樣商人的人身和財產自然就得不到保護，甚至常常受到侵害，商業的發展受到嚴重的影響。手工業為官方所壟斷，民營手工業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梁漱溟先生說的，“后一兩千年的中國文化在經濟上已盤旋而不進”［18］就是這樣導致的。這種狀況有利于皇權的統治，小農經濟的落后和封閉，使廣大的鄉村農戶就像一個個的“馬鈴薯”，分散而無力，需要統治者“從上面賜予他們雨水和陽光。”［19］(2)通過政治權力進行思想文化控制。封建皇權對農村的管理單靠武力或嚴密的官僚組織是不夠的，需要廣為群眾所接受的意識形態。因此，通過政治權力，加強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一方面，統治者大力弘揚儒家文化。自漢朝以來推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獲得明顯的效果，儒家意識形態開始深入人心。封建皇權通過完善科舉制度，達到對鄉村的意識形態控制。科舉考試使鄉民可以通過學習儒家學說而獲得很高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這使廣大的鄉鎮儒生專注于研究儒家學說而放棄對其他學說的思考。另一方面，他們廣設“文字獄”進行思想控制。對任何不利于封建統治的思想和文化進行徹底的清洗，這樣達到對意識形態的有效控制，使儒家作為意識形態的作用發揮到極致。
3．通過弘揚儒家文化，鞏固小農這一經濟基礎，維護封建皇權對鄉鎮的政治統治(1)鞏固儒家學說的獨尊地位有利于鞏固小農這一經濟基礎。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意識形態中包含著“重農”思想，儒家思想家主張“民以食為天”、“不奪農時”、“不違農時”等，把農業生產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荀子甚至認為財富只能從農業中產生，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強本論”，把農業生產與富國富民聯系起來，并且明確提出“工商眾則國貧”的觀點，成為后來很多朝代重農抑商的理論根據。儒家文化作為我國傳統社會的意識形態，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之上，極力維護小農這一經濟基礎。它有一套與農村家庭倫理緊密相關的完整價值觀，對鄉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進行了規范，有利于維持一個農業社會的正常運轉。(2)大力弘揚儒家學說維護了封建皇權的統治。任何封建朝代都不是單靠武力就能夠統治的，所以通過意識形態的灌輸而導致對統治者的認同是非常重要的，我國封建皇權通過對儒家學說的弘揚，達到了降低其統治成本的效果。一方面，儒學能夠順應專制皇權發展的需要，通過文化制度對皇權的充分肯定，把皇權的統治法理與宇宙的秩序“融為一體”，達到“對權力的無限性、任意性和全能性政治模式的全力構建。”［20］另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鄉紳充分利用儒家的教化功能，使人心服而達到管理的目的。這種教化可以“防止因思想的混亂而導致社會的動亂，也是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鄉紳都是由取得功名的候任官員或者退休官員組成，精通儒家學說，因此他們的思想與整個國家的統治思想一致，可以向百姓灌輸儒家的仁義道德觀念，達到教化民眾進而控制思想、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在鄉紳的幫助下，使廣大鄉村“形成了國家官僚機構枝干下的廣泛而穩固的根基，從而把一個巨大的農業社會不可思議地組織起來了。”
二、我國傳統社會鄉鎮社會治理的教訓
(一)封建皇權的高壓統治使一切新生事物無法在封建社會的母體中成長起來封建皇權為了維持系統的平衡，扼殺了一切新生事物。在經濟方面，除了抑制工商業的發展外，還極力阻止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產權制度的形成。皇帝具有對于天下一切財產的最高所有權，只有在這個最高權力的有效統攝之下，其它一切“下位性”的占用權才可能是“合法的”。這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在政治統治方面，封建統治者除了維持高度中央集權外，在農村則極力維護鄉村的宗法制。宗法制有利于通過家族的力量實現對個人的人身控制。個人只是家庭和家族的附屬品，受到父權、夫權和族權的嚴格控制，限制了民主制度的發展。德治與法治是對現代社會進行良好管理的兩大法寶，我國的傳統社會的管理者在倡導德治的同時卻阻礙了法治社會的形成。法治的本意是包括對最高皇權的制約，但是我國傳統社會皇帝的特權凌駕于一切法律之上。中國傳統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懲罰臣民對神圣君權制度和宗法社會秩序的觸犯。［24］這樣就使得法治始終沒有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由于中國皇權制度的法律只能越來越多地屈從和服于權力的專制性，所以與這個進程相同步的，就是人們對于法律的正面制度意義，給予越來越多的懷疑、限制乃至否定。最后，封建皇權對思想意識形態的強力控制導致了中國思想文化界長期處于“萬馬齊喑”的狀態。思想文化領域由領先世界到跟不上世界發展的潮流，人民處于蒙昧之中，這又反過來影響了經濟與政治的發展。
(二)傳統社會的社會治理無法改變一治一亂的循環我國傳統社會的社會管理模式因權力高度集中而具有很強的脆弱性。先生注意到，“在傳統結構中自下而上的軌道是脆弱的;利用無形的組織，紳士之間的社會關系，去防止權力的濫用，不但并不能限制皇權本身，而且并不是常常有效的。”在這種體制中，人民發揮的作用甚微。單靠皇權制約的官僚機器，難以避免的盛行和蔓延，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對進行了最嚴厲的懲罰，但是仍然無濟于事。歷史上開明的皇帝總是少的，昏庸的皇帝總是占很大的比率，同時一個開明的皇帝，短期內開明是可能的，而長期的開明卻是少見的。當皇帝昏庸時就無法有效監控整個官僚體系，也容易導致宦官和外戚專權。一旦這種情況發生，龐大的官僚集團就會侵占田地、欺男霸女，形成對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破壞了經濟子系統的平衡。最后也使意識形態失去效用，形成的局面，改朝換代也隨之發生。這也是我國傳統社會擺脫不了一治一亂的循環的原因。每次改朝換代都導致大量平民死亡，國家陷入動蕩中，若干年才能恢復。而且每次改朝換代之后，一切都得重新開始，這樣就驗證了馬克思所說的，“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
三、我國傳統社會治理對當前創新鄉鎮社會管理的啟示
我國傳統社會的鄉村治理模式在歷史上起過進步的作用，但與此同時也阻礙了社會的進步。不管怎樣，它都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可貴的財富，為我們今天創新鄉鎮的社會管理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有益的啟示。
(一)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要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傳統社會，我國的經濟長期停留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階段，成熟的市場經濟始終發展不起來，這也是近代以來我國落后的根源之一。今天我們已經充分認識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性，認識到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市場是當今能夠把廣闊的農村聯系起來的重要手段。正是市場的存在，促進了農村的社會分工，使人們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也是促進社會進步的主要手段。因此政府對鄉鎮的有效管理就應該符合市場發展的要求，在鄉村建立起完善的市場機制，建立起符合市場發展的健全的法制環境，形成有利于公平分配的利益均衡機制，有利于市場良性發展的產權機制。鄉鎮政府機關，要按照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轉變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創新社會管理模式。要在市場意識淡薄的廣大鄉村，擔負起市場培育的職責。鄉鎮政府本身也要充分認識市場的規律，自覺遵守市場規則，并根據市場規則來檢討自己的行為，減少對市場的過度干預，減少對農業生產的直接干預，而是通過法律法規等間接手段，引導鄉鎮居民發展鄉鎮企業、私營企業以及創立合作社等，為他們提供市場信息、資金、技術等服務，引導他們積極有序地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來。通過市場的發展，把鄉村與城市連接起來，與全國乃至世界聯系起來，把農村這個經濟系統變成一個充滿活力而又全面開放的系統，改變農村封閉落后的狀況。
(二)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要與公民日益增長的民主意識、參與意識相適應我國傳統社會社會管理模式的基本特點是“下級只層層對上級負責，而不對人民負責”，但是傳統社會的國家權力體系畢竟只下沉到縣一級，為廣大農村的自治留有一定的空間，這也恰恰是封建統治能夠長期維持的原因之一。改革開放以前，“全能型”的政府不但抑制了人民的參與熱情，而且也沒法解決日益增多的社會經濟問題。先生認為，要提高鄉村管理的效率，“不是加強遠離老百姓的中央權力，而是，相反的，應該在基層自治事務中去加強啟發和領導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主體逐漸多元，社會事務繁雜多樣，以前的管理模式顯得捉襟見肘。因此在創新鄉鎮社會管理的實踐中，要轉變管理理念，拋棄傳統的為民做主的思維，讓人民自己當家作主，實現由管理向治理的轉變。鄉鎮等政府部門不是把政府權力下沉到鄉村的每個角落，而是積極推行村民自治，落實“群眾事務，群眾管理”的原則，讓群眾成為管理的主體。只有給鄉村社會留下一定的自治空間，才能有利于民意的上傳和下達，有利于保持整個系統內信息的暢通，有利于新生事物的發展，也可以避免公權力的過度干預而形成好心辦壞事，管了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造成官民對抗。政府甚至要主動培育鄉村民間組織，讓它們參與到社會管理中來，分擔鄉鎮政府部門的管理職責，形成一個政府與民間良性互動的管理模式。同時也要通過群眾的積極參與，來促使政府依法辦事，改變傳統社會權大于法，使權力無法真正得到制約而造成基層政權無法無天的現象。
(三)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我國傳統社會的社會管理模式是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價值體系為指導，這一價值體系為維護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統一人民的認識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畢竟是與小農經濟、與封建專制統治相適應的價值體系。在今天我們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形成了利益主體的多元、社會管理主體的多元，“輿論不一”也成為常態。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我們除了要繼續執行主席提出來的“”外，還需要通過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達到規范人們的行為、統一認識和整合社會的目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新時代的產物，它與新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相協調，是征求了各方面意見，綜合所有認識后形成的，并且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普遍認同的“最大公約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因為具有“最大公約數”的特點，才具有廣泛的指導意義。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理念必然要與社會核心價值觀相統一、相協調，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準繩來檢討政府的管理行為，做到行有依歸。同時鄉鎮管理部門也要通過自己有效的管理行為引領鄉村的社會輿情，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成為新時期凝聚廣大鄉鎮居民，為實現偉大的中國夢而奮斗的精神武器。
四、結語
[關鍵詞]智慧城市；社會管理；創新
城市承載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夢想和期盼。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城市現有的發展與管理模式卻無法滿足人們越來越高的要求與期望。曾經給人們帶來無限期望的城市正經歷著日趨嚴重的人口膨脹、資源緊缺、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等城市病。于是，改變傳統的城市發展與管理模式以適應當代城市發展的需求，推動著人們在實踐中探索和建立具有新的時代特征的現代城市的運行方式與社會管理模式。而以信息技術為依托的智慧城市理念的提出，讓身處困境中的人們對未來城市生活看到了新希望，各大城市紛紛把智慧城市理念引入到城市建設的整體規劃中，不斷更新社會管理理念、產業運作方式及公共服務體系，以期從傳統的城市建設的模式中走出來,實現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一、智慧城市的涵義
智慧（wisdom;intelligence），智指智商，即聰明程度，表現為知識面、敏捷程度及反應速度。慧指情商，即悟性高低，表現為境界與靈性。因此，常說“智者成事、慧者成人”。在《辭海》(1999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里，智慧是對事物能認識、辨析、判斷處理和發明創造的能力；在《新華字典》(200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中，智慧是對事物能迅速、靈活、正確地理解和解決的能力。“智慧”一詞在我國戰國時期就已出現，意為聰明才智。城市是一復雜的綜合體。恩格斯認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集中，而在農村里所看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情況：孤立和分散。”吳良墉院士認為，城市從一開始就是為人服務的，城市是人的城市，城市就是人的生存方式以及生活方式。《辭源》一書中，城市被解釋為人口密集、工商業發達的地方。在我國，“城市”一詞最早見于戰國史籍中，“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那時，城市已跟政治經濟相關聯。在信息技術的今天，當智慧和城市這兩個詞結合在一起時，“智慧”一詞賦予了城市高智商與高情商。“智”側重于城市的基本設施的信息化、智能化；“慧”側體現城市的魅力與靈魂，包括管理者的思想、產業特色、人文化等。此時的城市不僅代表這個地區的工業、商業、交通運輸業及文化教育、信息、行政的中心，更重要的是，一個在時間與空間上能夠自我感知、自我糾錯、自我學習、自我完善的生命體。而且這一生命體展現的是一個全方位的、立體的，具有科技含量高、社會管理模式先進、濃縮城市精華、彰顯城市魅力等特征的綜合體。在智慧理念下的城市，是打破傳統的城市發展模式，利用城市自身的文化資源優勢，以實現大產業、大市場、大交通為發展目標，以為人們服務、為人們所用，讓人們好用為目的的。因此，智慧城市就是要改變城市原來的發展與管理模式，強調以現代信息技術為依托，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以人的需求為導向，以可持續協調發展為目的；結合城市的產業特色，實現城市的智慧管理、智慧產業、智慧服務、智慧文化、智慧生活，達到以人為本、可持續、協調發展。智慧城市具有以下幾個特征：首先，依托信息技術。智慧城市建設是以高科技來充分武裝城市為特征，這不是簡單地以硬件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城市改造工程，而是一個城市系統重新再造的過程。智慧城市是以信息技術的應用，特別是新一代以自動識別、傳感器、無線傳輸等為主的感知技術的廣泛應用為前提的，這直接推動著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全面感知、互聯互通，為智慧城市的建設提供了技術支撐。因此，智慧城市建設必須加強信息化項目建設，以數字信息基礎設施為平臺，從技術上對信息資源深度開發與利用、交換與共享，達到對整個城市的人口、資源、環境、產業、服務及社會管理等運行狀況的全面動態掌控及智慧管理，從而實現各系統的互相協調，展現一個全新的智能化城市狀態。其次，創新社會管理。馬克思關于社會發展規律的基本原理告訴人們，技術創新必定會推動制度創新。用信息技術武裝的城市將完全數字化，城市會面臨著產業、水電、交通、教育、醫療等領域各種數據的收集、分析和整合及智能的管理與服務。可見，智慧城市建設是技術發展與社會管理創新共同演進的結果，帶來的不僅僅是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也帶來了生產關系的變化，推動著城市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變革。就如清華大學孟慶國教授提出，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創新2.0是智慧城市的兩大基因，缺一不可。只有把智慧的理念融入到社會管理創新中，改進社會管理服務，達到善治的模式，智慧城市才能真正建立。因此，智慧城市的建設不僅需要技術的驅動，也需要社會管理創新的驅動。再次，強調以人為本。列寧曾指出：“城市是經濟、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心，是前進的主要動力。”早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就曾指出：“人們為了安全來到城市,為了好的生活聚到城市”，可見城市在人們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2015年兩會上，總理指出，“打造智慧城市，改善人居環境，使人民群眾生活得更安心、更省心、更舒心。”總理還提出：“在如何體現智慧城市的鮮明特色這一點上，智慧城市要圍繞惠民這一點上進行思考”。可見，智慧城市本著智慧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為人民的理念，而不是為了標新立異。在信息技術的推動下，為了順應時代的需求，也為了解除一系列城市病的困擾來滿足人們對未來城市生活的訴求，通過信息技術的優勢，提高城市的社會管理水平，轉變城市的服務理念，達到以人為本的目的。最后，結合城市特色。由于智慧城市的理念不斷受到各大城市的青睞，各個城市的智慧建設也都相繼在如火如荼地進行。雖然都是通過應用信息技術來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來滿足市民工作生活與各個行業的需要，但每個城市的智慧建設都各具特色，體現不同的個性特征。如深圳市以智慧產業發展作為智慧城市建設的核心；南京將歷史文化傳統與智慧城市建設結合起來；寧波市將物流作為智慧建設的重點。智慧城市建設，是運用共同的理念，體現不同的城市特色。“智”是信息技術的應用，是硬件設施，是共性；“慧”是城市的靈性，是管理者的思想，是城市的特色，是個性。不同的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背景、傳統文化、特色產業、資源環境等，智慧城市建設不僅不能抹殺每個城市的特色，而是更加突出城市的個性特征，在共性中顯出個性，在智能的社會管理上彰顯管理者的思想，這更是智慧的體現。
二、社會管理創新的必要性
社會管理是政府的一項基本職能，是指對社會事務進行規范、協調和治理。隨著城市化、信息化、網絡化的飛速發展，社會迎來深刻的變革，公民意識增強，民主訴求增多，城市問題不斷，這些都導致對傳統的社會管理帶來了極大的沖擊與挑戰。于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工作，成為解決社會問題、暢通民意訴求的重要途徑，也是與時俱進，建立服務型政府，建設智慧城市的重要戰略機遇。
（一）建設智慧城市的需要
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術應用引發的新概念，是建立在為信息通信、社會管理及市民創造力服務的數字基礎設施之上的，是為了讓城市具有較高的智慧進行學習與創新的。可以說，智慧城市給社會管理輸入了一種全新的管理理念，利用信息技術來強調參與性、透明性，公平與效率，強調對公眾需求的回應及共識取向。智慧城市要求建立服務型政府，要把“以人民為中心”作為城市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資源環境承載力”作為城市發展的基本依據和剛性約束，把“改革創新驅動”作為城市發展的第一動力。堅持智慧城市人民設建、智慧城市為人民，以改革促進城市轉型，以創新激活發展潛力。因此，智慧城市建設要最大限度地開發信息共享平臺，杜絕信息資源的壟斷，實現政務公開，鼓勵市民直接參與社會資源管理及對權利的監督。智慧城市要實現從政府的決策、產業的布局，到整個城市的管理都將實現智能化、智慧化。因此，以智慧城市為導向的社會管理創新遵循了城市發展的指導思想，認識了城市自身特有的運行規律，把握了城市發展的方向。
（二）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本應該享受著城市生活的方便、舒適與美好，然而一些影響人們生活質量的矛盾與問題接踵而來，道路開始擁堵，資源變得短缺，環境污染嚴重等，毫無疑問，社會管理是化解這些社會矛盾，及提高人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之一，于是創新社會管理不得不提上日程。可是如何創新變成了管理者面臨的一個歷史性難題，多次管理變革的經歷顯示創新必須突破原有的管理模式。在信息技術的今天，社會管理創新不是傳統管理與現代信息技術的簡單結合，而是全面改造傳統社會管理的弊端。這就說明，一直面向工業時代的1.0創新時代已無法適應社會的需要。管理者及人們發現信息技術已經成為改變我們社會生活、生產、管理和服務方式的重要工具。于是，創新2.0的形態也就是面向信息時代與知識社會的社會管理創新新形態已成為必然要求。
（三）民主文明進步的需要
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科技的發展，人們關心自身利益及管理自己以及社會事務的愿望與能力越來越強。當人民的民主意識、自治意識不斷提高，人們對社會管理就會提出新的要求。這就使得原來完全的信息封閉、領導拍板、政府決策的管理方式無法適應當前社會的發展。而以應用信息技術為特征的智慧城市建設，要求的是全面透徹的感知、寬帶泛在的互聯、智能融合的應用以及以人為本的可持續創新，需要的是資源整合、政務公開、信息共享、共同管理、強化服務、弱化行政等。其本意就是要了解民意、聽取民意，將民意納入社會管理過程之中，并上升到政策依據的高度。可以說，社會管理的相關政策和措施能否以人為本，體現人們的意愿，是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和提高社會管理質量之前提,也是判斷社會民主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
三、智慧城市在社會管理創新中的作用
自從2008年底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以來，短短幾年時間，屬于智慧地球重要部分的智慧城市建設在全球炙手可熱。當智慧城市這一理念落地中國，由此開啟了中國各城市智慧技術、智慧產業、智慧人文、智慧服務、智慧管理、智慧生活等為重要內容的社會管理與產業發展的新模式。由于信息技術應用于各大領域，以信息技術為特征的智慧城市理念，不僅代表先進技術的運用，更代表商業模式的變更及思維方式的大變革，并推動和引領著社會管理的創新。
（一）任務驅動作用
智慧城市實質是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實現城市智慧式管理和運行，進而為城市中的人創造更美好的生活，促進城市的和諧、可持續成長，是信息技術不斷演進而催生的能適應市民需要的一種城市形態。因此，以信息化典型應用的智慧城市建設帶來的首先是如計算機、數據庫、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等基礎設施的發展，而基礎設施的變化又會帶來大量數據的堆積，以及對這些數據的收集、分析與整理。也就是說，智慧城市它不僅需要網絡化的思維、大數據的分析，更需要智慧化的社會管理。智慧城市是理想與現實、目標與問題的統一體，無論是解決困擾人們的城市病，還是要實現智慧的產業與公共服務，都離不開社會管理。因此，智慧城市建設驅動著城市社會管理的創新，它引領著城市社會管理的方式與內容，提升城市管理的效能和質量，從而優化城市社會管理模式及運行機制。智慧城市理念為社會管理創新提供了技術支撐條件和信息交流的公共平臺，通過這個平臺，城市的社會管理創新會更加快速、更加高效和更加智能。
（二）方向導向作用
智慧城市之所以受到各大城市追捧，是因為智慧城市催生一種新的社會管理模式，這是解決當前一系列社會問題的重要途徑。雖然說我國的社會管理一直在不斷地發展、創新，但是近年來隨著經濟水平不斷提高，卻發現我國的社會管理創新越來越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速度。也就是說，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為城市社會管理創新提供了有力的經濟基礎，可城市社會管理創新發展與經濟發展速度相比卻顯得較為緩慢。尤其是我國正處于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城市的建設還沒有完成，城市管理沒有形成系統的觀念，一系列的城市病嚴重影響了人民的生活與工作。于是，創新社會管理不得不被提上日程，可是如何創新、怎么創新一直困擾著人們。正當人們為城市的發展及社會管理創新而頭痛時，智慧城市理念讓人們看到了希望，就如童云海教授所言，智慧城市要通過數據驅動的社會需求，挖掘使得政府服務更加貼近百姓需求，并強調社會管理創新就是要通過溝通互動、協同創新、市民參與，讓從政府自身出發的管理過程變為從服務對象、市民出發的服務設計和提供過程。可見，智慧城市為城市化過程中的社會管理創新提供了機會，指明了方向，可以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把智慧城市建設和城市管理創新一起考慮進去，一舉完成。
（三）價值引領作用
智慧城市的一大特色就是依托信息技術，而當信息技術日益與管理活動相結合時，社會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必然會發生相應的改變。社會管理模式越來越朝著一種善治的模式發展，這直接影響我們的價值觀念。主要表現在：一是智慧城市的社會管理強調公眾的參與，每個人都是社會管理者，由于信息共享與公開，社會管理出現自治現象，人們自己管理自己，不需要政府發號施令來達到自治的目的；二是政府管理從單向向雙向互動式發展，由于物聯化及全面的互通互聯，使得社會管理的信息共享，這樣政府部門能夠快速掌握服務對象的需求，并及時作出回應，服務對象也能及時掌握政府部門的信息，并及時處理響應；三是智慧城市促進社會管理創新有一個根本性的理念轉變，從原來的管制型轉變為服務型，社會管理強調以人為本，以人們的滿意度為標準，但更多地強調服務，建立服務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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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社會資本；鄰避事件；治理
中圖分類號：D63-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3677/65-1285/c.2016.06.09
歡迎按以下方式引用：施晴.社會資本與鄰避事件的有效治理[J].克拉瑪依學刊，2016（6）46-50.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社會的發展、經濟體制的轉軌使得中國政府在社會治理中面臨一系列問題與挑戰。鄰避事件的發生暴露出政府信任困境。張旭霞在互聯網上就政府信任問題對網友評論進行了追蹤調查并得出以下結論：“對政府持 ‘信任’態度的約占20%，持 ‘不信任’態度的約占80%。”[1]根據 《小康 》 研究中心調查，2006-2007年度中國政府公信力指數為 60.6 分，剛過及格線。通過對 “政府信任程度” 調查顯示：“絕大多數受訪者表示很相信中央政府，逾70%的受訪者表示不相信地方政府。與此同時，政府官員以80.3%的絕對多數被網民選為信用最差的群體，這大大影響了政府形象。”[2]武曉峰（2008）、唐鐵漢（2005）、王策（2005）等對如何治理鄰避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筆者認為，有效治理鄰避事件需要集萬眾之力，借助社會資本理論、在考察社會資本與鄰避事件相關性的基礎上，分析我國鄰避事件中社會資本匱乏的現狀，有利于對鄰避事件的治理。
二、社會資本與鄰避事件之間的相關性分析
（一）相關概念與基本理論
“鄰避”一詞來源于西方，狄爾認為：“一般而言，鄰避（NIMBY）指的是居民想要保護他們生存環境的動機。正式而言，鄰避指的是社區居民面對一個他們不歡迎的開發項目時的保護主義者態度和所采取的反對策略”，[3]82“居民通常都承認這些‘有害’設施有其必要性，但不要在他們家附近建設或運營，因而產生了‘不要在我家后院’的概念”[4]300。張勁松認為：“鄰避是指居民或當地單位因擔心建設項目（如垃圾場、核電廠、殯儀館等設施）對身體健康、環境質量和資產價值等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從而激發人們的嫌惡情結而采取強烈和堅決的、有時高度情緒化的集體反對甚至抗爭行為。”[5]20簡言之，“鄰避”是指居民想要保護身邊的環境，拒絕接受在自家周圍建廠而通過非制度化、非理性化手段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的抗爭行為。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布迪厄最先提出的，然而，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普特南是真正把社會資本的概念引入政治領域并引起學術界關注的學者。帕特南認為：“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征，諸如信任、規范以及網絡，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的效率。”[6]195信任是社會資本的首要組成部分，它促使互惠規范的形成和橫向社會網絡的建立；互惠規范可以為信任的擴散營造良好的氛圍，促進社會網絡的建立；橫向網絡的建立為信任提供了傳遞和擴散的場所，也促成了互惠規則的形成。他們都是具有高度生產性的社會資本，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促成較高的社會資本體現（如圖1）所示，這對于鄰避設施相關利益主體自愿合作的形成以及鄰避事件的解決必不可少。
良性互動模式
（二）相關性分析――社會資本的匱乏是鄰避事件的重要根源
1.相關利益主體之間相互信任的低落。西方哲學家史里斯?博克曾說過：“信任是我們必須保護的東西，因為它就像空氣和水源一樣，一旦受損，我們所居住的社會就會土崩瓦解。”[7]584謠言的鼓動只是鄰避事件的導火索，能誘發公眾大規模聚集的重要原因是公眾、地方政府和相關環境評估機構三者之間存在“信任鴻溝”。
首先，公眾對地方政府不信任。王奎明做過一個研究，發現“僅僅有52.4%的民眾認為城市政府治理環境的表現高于6分”（包含6分，1分為最低，10分為最高）。從公眾角度而言，地方政府治理環境的能力遭到公眾的質疑。余杭“5?10”事件的爆發，公眾對地方政府的不信任最裸地體現就是在杭州市政府做出各種承諾后，有村民在接受采訪時稱：“余杭區出來這個我們是不會相信的，我們只會相信省政府或者是中央那邊”。[8]另外，地方政府對公眾不信任。據相關資料顯示，在一些鄰避事件中，地方政府認為鄰避抗爭是公眾打著環保的幌子，實則是為自己謀利的非理性情緒行為。從一定程度上來說，這也是導致部分地方政府往往在項目起始階段便進行信息封鎖的原因，例如，廈門的PX項目、上海的磁懸浮線、四川什邡項目等。
其次，公眾對相關環評機構不信任。據相關調查報道，[9]政府與相關環評機構及廠商結成利益同盟，如，2009年廣東番禺垃圾焚燒廠的環評、近年來我國發生的血鉛超標事件，大多是歸因于環評中的“衛生防護距離”造假現象。另外，環評中“公民缺位”現象普遍。如，浙江德清事件中，500米范圍內的113戶居民被政府和相關環保部門“遺漏”；廣東河源事件的環評報告，將500米內的常住居民、擁有129戶400多人的村莊完全忽略等。這些現象的發生使得公眾無法相信環評報告的真實性，無法相信環評機構在鄰避設施風險評估中能起到重要作用。
2.規范互惠社會資本的虧空導致鄰避事件治理中出現制度短缺。胡洪彬認為：“作為社會資本的規范，本身既包括了如價值信念、倫理規范、風俗習性等在內的非正式性制度約束，也體現為如政策、規則和法律等形式的剛性約束。”[10]40首先，隨著公民環保意識的興起，績效政府理念已經不符合當今生態文明建設要實現“綠色化”的價值取向。近年來，我國發生的影響較大的鄰避事件均顯示：地方政府為了提升官員政績和升遷機會，一味追求GDP的提高，搞形象工程，鄰避設施并非基于公共福利而修建的現象比比皆是，因此激化了居民的反抗情緒，使得居民與政府之間形成強烈對抗。其次，鄰避事件與環保組織在價值理念上背道而馳。廈門PX項目最開始是業主對于自身房產價值的一種維權，這種維權是對于私有產權的一種保護，而不是出于保護環境本身。公民通過鄰避運動維護其自身利益，是公眾維權的途徑，而環保NGO①更多的是出于保護環境、宣傳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另外，環保民間組織法律地位低下，缺乏參與鄰避事件的法律法規保障。在2007年11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中，關于民間組織參與突發事件的規定少之又少。
3.公民參與網絡缺失導致民眾利益表達和維護的社會基礎薄弱。根據相關報道顯示，不少鄰避事件爆發后才出現彌補性的公眾參與，而事前卻是完全的參與缺位。
首先，我國現階段的環境評估中心多由相關專家進行封閉式評估，待評估報告完成后，由當地政府在官網上公布于眾。在整個項目的制定和決策階段，公眾作為利益的直接相關者被置之事外。雖然有些地方政府認識到公眾參與的必要性，但是，公眾參與的實效性并沒有體現。例如，在四川什邡的鉬銅項目中，“環境影響評價意見表”體現“報喜不報憂”的情況。
其次，環保組織的缺位。臺灣地區鄰避事件的解決，很大一部分是借助社會組織的力量，但內地治理鄰避事件時，由于環保NGO的缺位，政府面對的是原子化的個人，政府與公眾之間缺少一個高效溝通的橋梁，使得政府無法找到談判代表，只能同眾多分散的公眾個體展開利益博弈，彼此間的信任不足和信息不對稱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也容易激發矛盾升級。
三、社會資本視域下的鄰避事件的路徑選擇
社會資本與鄰避事件之間的內在聯系以及我國當前社會資本運行的客觀狀況表明，要實現對鄰避事件的有效治理，就必須注重對政府與公眾進行現代社會資本的培育，達到社會治理的良性均衡。對此，可從以下幾方面展開：
（一）提升公眾理性風險認知水平
一般來說，風險越不確定，人們越傾向于夸大風險的危害及風險發生的概率。對于“無知”的信息，人們寧信其有不信其無。所以，專家確定的“事實風險”與人們對“事實風險”的感知之間可能存在著遙遠距離。風險溝通正是解決公眾風險認知問題的重要方法。風險溝通重在處理 “公眾感知”（dealing with public perception）問題。首先，由于公眾對上級政府（中央政府）高度信任，因此，借助權威媒體向社會大眾傳播有針對性、具體的科學知識來促進地方政府、專家、企業、相關環評部門等各治理主體進行積極有效的溝通，建立并維持與公眾之間的相互信任，推動公眾全程參與，將大眾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經驗、建議等非科學知識納入公眾參與項目建設的各個環節，從而避免公眾通過非制度化、非理性途徑尋求自身利益的表達。其次，加強對公眾的教育和疏導，是風險溝通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公眾對鄰避設施的敏感、疑慮甚至恐慌源于對鄰避設施的知識不足和風險猜想，只有增長鄰避知識，提高科學文化素質，才能對鄰避設施予以理性認知和科學對待，才能推動公眾與政府、相關環保部門良性互動環節的展開，才能真正實現相關利益主體之間的信任與合作。
（二）推進制度構建，加強法律法規建設
首先，堅持依法行政，健全政績考核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美國新制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如此定義制度：“制度是一整套規則，應遵循的要求和合乎倫理道德的行為規范，用以約束個人的行為。”[11]134依法行政意味著地方政府與公眾之間的平等相處，地方政府權力不得凌駕于法律之上。依法規范地方政府基層干部和管理人員在鄰避設施建設中的行為，改變、以權代法的不良思想，增強法制觀念，提高雙邊學習的能力，使地方政府的基層管理人員真正具備“人民公仆”的服務理念，營造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信任與合作氛圍。其次，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和社會發展要求的政府績效考核指標、考核辦法、獎懲機制。應將反映社會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情況的指標一起納入指標體系。完善政績考核辦法，根據區域主體功能定位，實行差別化的考核制度；根據考核評價結果，對生態文明建設成績突出的地區、單位和個人給予表彰獎勵；對于因環境監管、環境保護落實不到位而引起鄰避事件的現象，例如，陜西鳳翔“血鉛”案，要完善責任追究制度。建立領導干部任期生態文明建設的責任制，對因工作失職、監管不力等造成對公民、社會嚴重后果的個人要記錄在案，實行終身追究制。
（三）建立政府―公眾―環保NGO協作治理機制，完善社會網絡
多元協同治理可以大大拓寬公眾參與鄰避事件的渠道，從而在政府、公眾、環保NGO等相關利益主體之間形成一種良性互動的社會網絡。與此同時，社會公眾和環保NGO自主參與治理鄰避事件全過程，使地方政府的一切活動都在公眾監督之下進行，促進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信任與尊重，從而也有利于提升社會公眾對地方政府的滿意度和信任度，重塑地方政府公信力。因此，重視各個治理主體在鄰避設施建設過程中的作用，充分發揮各個治理主體在規避鄰避事件中的效能、走多元協同治理之路，是完善社會網絡的根本選擇。以下將在對鄰避事件的分析中，構建政府-公眾-環保NGO之間的良性互動模式（如圖2所示），完善公民參與社會網絡，避免鄰避事件的再次發生。
1. 政府與公眾之間的合作模式構建。從政府管理角度來講，要規避鄰避運動，重中之重便是促進公眾的全程參與。鼓勵公眾不僅要參與環境影響評價、安全評價等環境論證階段，還要參與鄰避設施選址和補償等決策階段，重要的是在鄰避項目的規劃期間參與及事后參與。德國地方政府在鄰避設施選址建設前，會與當地居民代表進行協商，居民對選擇主持環評的專家擁有絕對的表決權，而且擁有參與設施的規劃、補償等各個環節的權利。另外，把知情權還于公眾，將抗爭行為遏制在萌芽狀態。通過相關媒體對鄰避項目相關信息進行如實的公開，也可以利用社區公告欄等進行公示，甚至在必要時展開政府與公眾之間直接的溝通與交流。把鄰避項目的各種資訊包括收益和風險等清晰、明確地公示，有利于在最大程度上獲得公眾的最大支持率。臺灣地區由政府機關當公證人，由企業和周邊居民簽訂“不污染后院”的環保協議書，以保證公眾參與鄰避項目的環保補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府因補償回饋的不透明而成為抗議對象的情況發生。
2.政府與媒體之間的合作模式構建。“互聯網+”時代，媒體在信息公開中是一個重要的參與者，在鄰避事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信息公開將要進入3.0版時代，要把過去很孤立、被動型的信息公開制度向上游和下游延伸，向上游延伸就是以報道的真實性和實效性為出發點，往下游延伸就是要在環評具體情況的同時，加強對信息的解讀工作，加強多元利益主體之間的協同合作；以“政府為中心”向“以社會為中心”發展，媒體在鄰避事件中要把握信息的傳播規律，引導人們掌握事件發展的實情，使沖突得到快速、高效的平息。例如昆明 PX 事件，由于媒體及時公開事件進展，真實、高效地報道利益相關方的觀點，在輿情引導中發揮重要作用，才避免了事件的惡性發展。
3.政府-環保 NGO -公眾合作模式構建。首先，明確政府的主導地位與環保NGO的相對獨立地位，給予環保NGO更多發展空間與自治性。政府不應對環保NGO實行控制，而應充分給予其自主性，合理引導、鼓勵環保NGO的健康發展。環保NGO也不能僅僅為了提倡保護環境而存在，而是應該作為公民社會的一支重要力量，擔負著防止、削弱或補救政府與企業對公眾利益的侵犯而引起鄰避沖突的使命。其次，健全環保NGO參與的決策評估機制。作為連接政府與公眾的“橋梁”，環保NGO應積極參與項目的決策階段，以便真實、高效地表達公眾的利益訴求。鄰避設施建設的評估小組應由政府方面代表、相關環保專家、環保NGO的相關人員共同組成，充分評估設施對周邊居民身體健康和社區環境的影響程度，并及時聯系權威媒體，公開評估結果，打消公眾對鄰避設施的疑慮。
另外，完善環保NGO的法律保障機制。為民間環保組織的成立與登記營造寬松的法律環境，放寬成立環保NGO的一些不合理的準入條件，完善民間環保組織參與的相關立法；并嘗試建立一套環境公益訴訟程序，可以采取共同訴訟，合并計算損失的策略，以避免單個時，法院考慮該事件與自身利益的原因而不判原告勝訴以及計算損失難統一情況的發生。
注釋
①NGO：是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非政
府組織）的英文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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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治理 ;創新;社會救助
一、背景
由于中國社會經濟轉型，城市中出現了新的貧困現象，傳統的粗放型救助與精準性需求的矛盾日益體現在經濟社會生活中。隨著政府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型，一些社會問題單靠政府解決不了，也解決不好，政府職能轉型要求新型社會救助。
二、特點
城市新貧困人口由于社會轉型、體制轉軌和現實需要體現出不同的特性，社會救助也呈現出不一樣的特點。針對當前貧困群體新特點，社會救助從傳統的物質溫飽型救助轉向社會發展型精準救助。精準救助的含義就是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社工介入、督導培訓及第三方評估的一體化救助體系。主要包括以下特點：
首先，政府主導下的精準救助平臺。政府的主導作用體現在政府購買服務、社會組織參與、社工介入的救助框架上，并通過建立社會救助家庭經濟狀況信息核對平臺，確定救助對象。其次，社會組織參與的精準救助機制。由社會組織通過投標方式參與社會救助，通過上門調研摸清貧困家庭的現狀，進行科學分類評估并分析貧困原因，采用不同的服務方法。再次，社工介入，把脈救助對象問題。對救助對象進行評估分析，分析貧困的自身原因、家庭原因及社會原因，制定個性化的社會救助方案。從接案開始，全面地幫助救助對象。在明確規定的社工職責范圍內的問題，社工依法處理;超越社工職權范圍的，立即實行轉介，即移交給負有相關職能的政府部門。同時，社工還要對救助對象的生活狀況進行追蹤調查。
針對社會救助機制不協調、體制不暢通、社工專業能力弱等問題，督導培訓并提升社工專業能力。通過督導協調配置社會資源，優化社工配置，通過專業培訓提升社工服務能力和技術。最后，進行第三方評估，促進救助公平高效。從社工救助項目的設計、調研、方案進程、實施效果、項目財務的合規性、合理性等全方位介入，對項目的完成情況、服務滿意率、財務情況、組織管理、綜合效能五大方面進行評估，總結經驗教訓并探索救助模式。
三、問題
社會救助當前還存在評價機制不夠科學、救助機制不夠長效、承接機制不夠科學、轉接機制不夠精確、救助機制不夠系統、退出機制還未確立等難題。如評價機制還不夠科學。目前社會轉型在繼續，救助對象在變化，用不變的評價救助標準評價變化的救助對象不夠精確。同時，救助的資金有限，如何能用有限的救助資金發揮最大效益，保障救助的長效機制仍然處在探索階段，救助的精準性也不夠高，救助對象需求的復雜性與現有調查方法的局限性還存在矛盾。
社會組織的不成熟以及社工的專業性優勢沒有充分發揮，導致承接救助工作的成效還有待進一步加強。社工志愿者和居委會的優勢發揮不充分，社工、社會組織不能承接的社會救助，應該由更專業的機構、企業和更專業的組織轉接。社會救助是項系統工程，單靠政府的民政部門、以及社會組織還不足以完成社會救助的系統工程，還需要建立大民政、大救助的系統救助體系。
四、對策
社會救助的成效應體現在救助對象的有進有出，只有建立科學的退出機制才能保障救助資金的公平高效。鑒于上述問題的存在特提出如下建議，完善社會救助的系統科學體系。
首先，建立精準發現機制和動態評價機制。建立由民政主導、社會學、經濟學和人口學組成的專家調查組、專業社工機構組成的實務督導組及居委會志愿者等社會治理創新團隊，對救助對象實施精準調查、科學分類。對救助對象給予全方位摸底調查、分析成因制定救助方案。同時，由于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壓力有必要調整靜態標準，對救助對象實施動態標準。其次，建立科學承接機制和精準轉介機制。優化社工配置，建立由實務督導加專業社工機構加社區居委會志愿者的制度化的科學承接機制。無論政府主導還是專業機構參與和社工介入，都無法解決救助對象的全面需求和潛在需求，需要轉介o專業的機構或企業或基金會等社會資源。這就需要挖掘社區資源、社會資源，精準鏈接外部資源，整合一切社會專業資源，最大限度保障救助對象的困難解決。
救助工作是項系統工程，涉及民政、社保等政府相關部門及社會組織及區內外企業，需要建立以救助對象為本的社會救助系統工程，理順機制、優化資源配置，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系統救助長效機制。最后，還需要建立科學評估機制和科學退出機制。通過完善第三方評估指標體系，從經濟效益社會效應等方面進行前期預估、過程評估、結果評估的科學評估機制，并根據救助對象的變化，建立有效的退出機制，以保障救助的公平高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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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社區安全防范工作，不斷強化安全防范機制，加強社區內治安管理，增強社區居民安全意識，掌握安全自救常識，避免事故發生，維護社區生活秩序，提高社區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識和治安防范能力，推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根據縣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有關文件精神,結合我社區的實際情況，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導思想：以十七大精神為指針和上級有關文件精神為依據，以做好社區治安安全為目標，強化法律教育，保持穩定大局，結合我社區實際出發，進一步強化責任制及組織網絡，使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各項措施真正落到實處。
二、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培養師生安全意識：
1、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師德師風教育，每周一次組織全體教師進行政治理論學習，教育理論學習，樹立教書育人的思想，改變教育觀念，不體罰、不變相體罰學生，不諷刺、不挖苦學生，定期或不定期與學生談心，定期進行家訪，定期開家長會，家長、學校、社會共同培養教育學生。
2、在學生管理方面，加強組織紀律教育、革命傳統教育、理想教育、常規教育，根據不同年級分別進行不同的教育。
四、工作重點：
（一）為提高全體教師對學校綜合治理工作的認識：本學期開始我們將在各班級建立綜合治理領導機構，班主任為組長，并且為本班社會治安負責人，校長與班主任及教師之間實行層層責任制，力爭形成積極主動地治安管理網絡。綜合治理工作與班級及教師年度考核掛鉤，嚴重的年度考核做不稱職處理，建立各種安全防范規章制度，加強學校日常管理。
1、提高認識，加強領導。每學期召開兩次全體學生大會，對學生進行安全教育和法制教育，培養學生安全法律意識。
2、班主任利用班會每周進行一次安全法律知識教育，學習安全自救常識，讓學生在思想上高度重視安全的同時，懂得安全知識，提高自我保護的能力。以板報為載體，以晨會、班會為主陣地，進行廣泛深入的宣傳活動。每兩月出刊一期《平安校園》為內容的板報。
3、每學期請法制副校長和公安人員進行一次安全法律知識教育，讓法律走進校園。
4、與各班班主任簽訂安全衛生目標責任書，班主任與學生家長及學生簽訂安全衛生目標責任書。
5、學校要求任課教師保證上課期間的安全問題。校內課間不亂跑，不擁擠，上下樓梯快步輕聲，靠右邊。放學按時離校，不經老師允許不能隨意在校園內逗留。入校后不得隨便出校門。上體育課、晨練及課外活動是要注意與他人合作，防止機械傷人，保證安全。
6、學校與保安、門衛、住校生管理教簽訂安全衛生目標責任書。具體負責本職范圍內的安全工作。
7、認真做好外來人員管理工作，杜絕發生不安定因素，嚴格進出校門手續制度，不放一個閑人進校，排除校邊四周不安隱
患，若發現安全隱患，及時上報，妥善處理。8、每學期舉行一次安全法制教育知識競賽或征文，做到天天講安全，人人保平安、個個守紀律。
9、每月檢查一次線路、電器、床鋪、門窗及公共設施，做到及時檢查。特別是電器設備的隱患。保證用電安全檢查，不亂動電源插座，信息課上要按規定程序操作機器。
10、嚴格遵守制度飲用水衛生制度，做好衛生教育工作，保證在校就餐學生吃飽。不到小攤小販購買食物，不吃不潔食物，注意身體健康。每周至少檢查二次學生伙房衛生、飯菜質量，原材料的進貨渠道等，同時每周召開一次伙房管理人員會議，對他們進行學習、培訓，以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服務意識、自身素質、服務水平。
11、每天有一領導組織有關工作人員全天值班，包括教學樓、樓道值班，負責學生全面工作。
12、配備一名保安，兩名值班人員24小時巡邏，重點對宿舍、伙房、辦公樓、科技樓進行巡邏。
13、每學期檢查二次實驗室人員對易燃易爆及有毒藥品的存放管理工作。
14、提高警惕防止壞人破壞或投毒。15、積極配合有關部門加強對校園及周邊環境的整治。抵制腐朽文化和的侵害，為廣大學生的健康快樂成長營造良好的學習生活環境。
（二）規范行動，確保落實：
1、教學管理。按教學大綱進行授課，講求課堂效果，注意精講精練，講練結合，避免題海戰術。轉變教學理念，加強教育教學研究，進行創新教育，培養學生綜合素質，狠抓雙基，使學生人人成才。
2、學校各種收費，嚴格按照區、州、縣有關部門規定，并有物價等部門批準收費，除此之外不得任何處室、班級及教師個人自行收費，如發現嚴肅處理。
3、各年級除課本外不得以任何形式自行征訂資料。
4、班主任及任課教師及時做好學生思想工作，發現問題及時解決，不得拖延或掩蓋。
5、加強交通安全教育，確保安全行走。
6、確保運動安全。學生在參加田徑、球類等活動中，要重視對學生體育活動的安全教育，加強對室外活動的管理。在組織競賽活動時，個別不適應的學生，可不讓其參加，認真檢查體育設施，發現隱患及時處理。
7、確保活動安全。學校組織學生參加各種活動，要建立嚴格的審批制度。各種外出活動前必須對學生進行安全教育，周密組織，精心安排，指派人員勘察活動場所，并有學校領導和教師帶隊。凡不安全或安全措施不落實的場所，不得組織學生前往。
8、確保勞動安全。學校在組織學生參加勞動技能訓練、社會公益勞動、義務勞動等各種形式的勞動時，必須經上級領導部門批準，方可外出，并加強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保證外出人員的安全。
9、確保教學實驗安全。教學演示實驗和學生分組實驗，任課教師和實驗教師課前必須檢查好設施，并加強學生實驗操作規程及安全教育。要對易燃、易爆、放射、劇毒等危險物品按上級有關規定進行管理，并做到安全使用。
10、確保學生飲食衛生安全。總務處加強食堂的安全管理，按衛生部門的要求，搞好飲食衛生工作，做到定點采購，確保師生的飲食安全。
11、確保建筑設施安全。學校的教學、生活、活動等設施的建設，要布局合理、堅固耐用，符合安全要求和質量標準。
12、確保消防安全。各處室、各樓管人員要加強對消防設施的管理。做到定期檢查，發現隱患及時上報，并加強對用電、用火、用油等的安全使用教育，防患于未然。
13、確保學校治安安全。教導處加強學生思想教育工作。班主任平時注意做好學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把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同時門衛加強出入校門的管理工作，嚴防壞人入校擾亂，保證正常的教學秩序。
14、重視管理失當安全。學校教職工要遵守職業道德，為人師表，尊重學生，科學施教。教師在教育教學中嚴禁體罰或變相體罰學生；防止因管理失當，造成學生自傷、誤傷、自殺及其他意外傷害，給學生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響。加強對學生心理健康的指導和服務。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宣傳活動等措施，幫助學生了解心理健康的基本知識，樹立心理健康意識，優化個性心理品質，進行挫折教育，增強心理調適和適應社會生活的能力。加強自我教育，培養自身良好的心理品質，與同學、老師保持和諧的關系，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學習和生活。自覺遵守《青少年文明網絡公約》，不看不健康的書、報等；不參與、封建迷信活動。
15、建立安全與治安事故發生報告制度。學校對發生師生重大事故必須于第一時間報告上級有關部門。對發生嚴重、重大、特大交通、火災、校舍倒塌、食物中毒等安全事故，要及時上報當地政府、公安等部門，全力組織搶救，力爭把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各處室領導、管理人員及任課教師要認真履行其職責，因未按規定辦事，發生特大安全事故的對其主要領導和具體負責人，根據情節輕重，給予嚴肅處理。
五、通過多種渠道加強對教師及學生進行法制教育：
1、加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建立“行為不良”學生幫教機制，教好“行為不良”學生的轉化工作。進一步加強家訪談話制度。建立健全“學困生”思想行為檔案，做好學生學籍管理，本學期將由學校綜合治理領導小組負責,教導處認真抓好“思困生”的輔導、教育工作，建立“思困生”工作的責任制，指定干部、教師對其進行具體幫助，力爭不造成一名學生掉隊；將“思困生”姓名、性別、年齡、后進生的過去表現、現在的表現、成為思困生的原因、幫教的措施、進步幅度、幫教人等建立檔案，進行登記。做到關愛，關心學生，特別要關心貧困學生的學習和生活。學期末并且將在獎勵優秀生的基礎上設立思困生進步獎。要杜絕“流失生”，防止在校學生犯罪，不斷提高教育質量，提高學生的鞏固率。
2、發揮法制副校長的作用，普及師生法律知識。做好與交警大隊
、派出所、居委會、及有關村社的聯系，及時對學生進行法制教育與法制宣傳活動。3、結合學生年齡特點和實際，分年級、分層次在教師和學生中開展法制教育活動，學生法制教育專題會議每學期不得少于兩次，在貫徹《中小學生守則》及《中學生日常行為規范》內容時擴展學生法律知識。4、加強教師職業道德規范教育，加強師德師風建設，抵制行業不正之風，弘揚人間正氣，提高教師社會形象、形成高尚的教師群體。
社會治理，說到底是對人的管理和服務，要真正使社會治理創新“接上地氣”，增強對群眾訴求的回應能力，就應當從群眾路線入手，強化群眾參與理念，健全群眾參與體制機制，使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貫穿到社會治理工作的始終。堅持將黨的群眾路線與社會治理有機結合，是有效地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的關鍵所在。
著眼加強社會協同，持續發動群眾，探索創新社會治理新模式。社會治理的目的是為了使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在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充分發揮作用，真正做到當家作主。在社會治理中貫徹群眾路線，就是要求政府將滿足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最高標準，就是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從群眾的反映中發現社會治理中存在的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針和政策；就是要了解和掌握群眾需求和利益，總結提煉群眾的意見，形成社會治理的具體措施，并外化于群眾的自覺行動。為加強社會協同，持續發動群眾，克拉瑪依區以構建“網格為主、條塊結合、梯次管理、逐級負責”工作格局為導向，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網多責、一格多員”網格化精細管理的社會治理新模式，不斷探索并建立健全社區管理服務、綜治、法治、社會矛盾化解等長效工作制度，從而引導和保障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積極發揮人民群眾的參與熱情和創造力，不斷提升社會治理水平。
著眼夯實基層基礎，堅持服務群眾，不斷提升社會治理服務水平。社會的復雜性決定了社會治理的艱巨性，加強社會治理體制創新和貫徹群眾路線的戰略重點，就是要著力服務好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其本質和核心就是“為人民服務”。這就要求，政府要轉變觀念，由管理者的角色向服務者的角色轉變，真正做到把人民群眾贊成不贊成、滿意不滿意、支持不支持作為社會治理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創新服務群眾方式，寓社會治理于服務之中，從而實現社會治理方式的根本轉變。“五百”工作機制是克拉瑪依區在創新社會治理體制中的有益探索，其著力從關注百姓身邊的小事做起，進一步推進社會治理重心下移，使機關干部和社區工作者更加深入居民、深入實際，實現信息在一線掌握、呼聲在一線傾聽、政策在一線落實、問題在一線解決、工作在一線檢驗，極大地夯實了服務治理基礎，提升了新形勢下社會治理與服務工作的細致化、具體化和可操作化水平。
著眼運用現代科技，真誠貼近群眾，不斷破解社會治理新課題。現代科技對于社會治理的核心價值和作用，在于促使政府的體制機制、管理結構和運行流程發生轉變，目的是使人民群眾獲取政府的服務更加簡潔，使政府的服務和管理更加高效。因此，要創新社會治理運行機制，充分發揮其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履行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中的重要作用，加強信息資源整合共享，建立全面覆蓋、動態跟蹤、聯通共享、功能齊全的社會治理綜合信息系統，構建社會治理信息化應用平臺。
此前幾期的文章中，我主要闡明了社會化視頻的概念以及在整個社會化媒體場域中，它將引領、驅動社會化內容大生產這一歷史性趨勢：傳統意義上的作者將死去，社會化意義上的內容創制將全面到來。這是一個由劇場走向廣場的時代，在經濟民主化、政治民主化之后，文化民主化也不可避免——最后一個能夠承載精英理想的堡壘，業已被庶民攻陷。事實上，當人類教育水平、智能水平接齊之后，任何對內容生產的壟斷性經營都難以為繼。這里有一個吊詭的事實：精英們只希望賦予庶民們內容消費權，而將生產權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最終悲哀地發現，一旦賦予其消費權，相當于同時賦予其生產權（但如果不賦予其消費權，內容生產將失去意義），這跟歷史上經濟權利與政治權利的讓渡過程完全一樣。在劇場時代，有演員，有觀眾，但在廣場時代，人人都是演員，人人也都是觀眾。另外，我們不憚于最為激進的推理：既然媒介決定內容，當一切都成為媒介之后，一切也都成為內容。這樣的理念與大數據、與文化的民主化潮流互為表里、相輔相成。人類在經歷第一階段的主客體分野（理性的萌芽/神性的萌芽）、第二階段的他者世界客體化（理性的巔峰/神性的瓦解）之后，將迎來主客體重新彌合的全新時代（理性的重建/神性的重建）——在第一階段，世界即牢籠，在第二階段，他人即地獄，在第三階段，世界消亡，人真正誕生。這不是一個哲學意義上的宏大敘事，而是社會化大趨勢的必然結果。當主客體重新彌合，媒介/內容將不再被視為人的表達/交換/延伸，而是人的自我確認——刷存在感只是這個自我確認過程的低級階段。理解到這一點，我們便會明白，社會化媒體絕非曇花一現的潮流，而是一個全新時代的肇始。之所以在本文開始啰嗦這么一大堆眾所周知的廢話，是因為社會化視頻的制作原理完全建基于以上簡單而明確的趨勢與事實。
社會化視頻第一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制作原理，便是互文性。從社會化視頻史前時代的《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胡戈作品）到社會化視頻元年的《萬萬沒想到》（優酷出品/叫獸易小星導演），他們的制作都建基于一個眾所周知的既有文本：前者是陳凱歌導演的《無極》，后者是西游故事、三國故事、彌漫于互聯網場域的屌絲逆襲故事等等。此前，該種創作方式被冠以“戲仿”“大話”等名目，并濫觴于周星馳電影。這樣的命名乍看帶著庶民對精英、小丑般粗鄙的現實對冠冕堂皇的歷史的嘲弄色彩，因為它暗含了某種道德消解、意義重構的意味，但當世界趨于扁平之后，道德消解帶來的只能是更深刻的無力感，而在一個繁復、多元空間中重構意義，如同在由無數面鏡子構成的鏡像回廊中標示方向，這也正是借古諷今、價值重估不再有效的深層原因。意義被陳列在意義市場的貨架上，等待你去選擇、購買——也就是說，它是一種產品，批量供貨，并與同類產品相競爭。市場反對間接，饅頭就是饅頭，菜就是菜，菜在饅頭中就是包子，也就是說，任何隱喻性表意都將失去價值，文學性將從表意實踐的清單中剔除。這意味著什么呢？沒錯，意味著直接的、本質的、必要的，而不再是隱喻的、表象的、渲染的。形容詞將跟成語一樣陷入沉寂，名詞與動詞將趨于活躍，并不斷有新的詞匯忝列其中，比如“大媽”，比如“土豪”，比如“屌絲”，比如“白富美”，比如“”，等等。文學性被驅逐之后，互文性必須登場——形容詞退場所留下的巨大空缺，必須由更多的名詞來填補，而名詞與名詞之間，只能是一種互文關系，就跟饅頭和菜的關系一樣，它們誰也不是誰的后果，誰也不是誰的條件，只是在世界這個大文本中并列存在著而已，但要想賦予一種意義，只能發明第三個名詞：包子。我的意思你也許已經明白：社會化視頻就是包子，它必須建基于饅頭（用來做皮兒）與菜（用來做餡兒）這兩種既有文本之上。《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皮兒是《新聞聯播》，餡兒是《無極》；《萬萬沒想到》：皮兒是三國、西游，餡兒是屌絲自嘲。是的，這是一種嫁接與拼貼——當歷史已經終結，當現實的可能性已經被窮盡，當人性的幽微已經被洞穿，當想象力的疆界不再大于望遠鏡的視域，除了嫁接與拼貼，我們還能做什么！所幸的是，人類已經積攢了太多太多的記憶，從神話傳說到英雄史詩，從陰謀到愛情，從至善到至惡，在任何意義上的光譜區間，都已經深深打上了人類的烙印，因此，社會化視頻的素材是無窮無盡的。不存在未知領域的世界，其實質就是一則文本，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對該文本的批注、拼貼、編輯、改寫、戲仿、重組、涂抹、加黑、描紅，等等。“喜大普奔”“不覺明厲”等詞匯的流行，也從側面印證了我們面對這則完整文本時不可名狀的心情。嗯，在世界這則大文本面前，任何行為都是互文，遑論社會化視頻制作這一行為！不過，從更積極的意義上來看，也只有世界變成文本之后，角色扮演這一真正預示生命自由的時代才會到來：傳統意義上的人生總是在被給定的前提下渡過，所以探索、奮斗、自我完善等試圖突破前提的行為才被賦予正向價值，而文本意義上的人生則不需要如此，因為一切人生都不再被設定任何前提，他可以自由扮演一切角色。
閑話休敘，重新回到社會化視頻制作的互文性原理這一話題。以上著重表達了互文性與文學性相抵牾這一觀點，前者必將取代后者。質言之，與傳統的影視制作極度倚重文學性不同，社會化視頻反對鋪陳（表象層面）、反對隱喻（表意層面）、反對抒情（表情層面）等一系列文學性手法及價值，當然，更反對原創等作品性訴求，它只能是互文性產品。互文性原理決定了它的制作方法只能是批注、拼貼、戲仿、重組等等（在以后的文章中，將會逐一探討社會化視頻的制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