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07 08:50:1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城市發展動力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甘肅省位于我國西北部，全省面積42.58萬平方公里，人口2577.55萬，現轄14市州。近幾年來甘肅省城市化發展迅速快速發展首先得益于其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甘肅省位于西北五省的區域中心。新亞歐大陸橋橫貫全境，是西北交通、通信樞紐；其次，農牧業資源獨特。甘肅人均耕地為2.66畝，居全國第6位。草原面積2.49億畝，占土地總面積的31.7%，是全國五大牧區之一；第三，礦產和能源資源富集。已探明儲量的礦種為98種，其中，鎳、鈷、硒、鉑等10種礦產的儲量居全國第1位；第四，旅游資源豐富，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各項事業蓬勃發展、對外開放局面正在形成，甘肅省城市化率迅速增大，城市化的發展直接促進了甘肅省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經濟結構的轉變。
二、城市化發展趨勢下西部高校發展的驅動力研究，基于J高校的個案分析
驅動力之一：城市化進程要求高等教育普及化。
在當今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已成為重要的經濟要素和生產要素，以科技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為主要特征的生產方式，逐漸取代了原始的粗放型生產方式，經濟的增長和發展，主要依靠技術創新和高科技產業化。而創新人才的知識積累，能力的培養，綜合素質的提高，主要形成于學校教育階段，尤其是高層次的教育階段。1999年在全國普通高校擴大招生的形勢下，甘肅省高校積極擴大辦學規模，使得在校大學生數迅速膨脹，大學生入學率穩步提高，大大緩解了甘肅省人才匱乏的壓力，有力地促進了本地區的經濟增長。
以J高校為例，這所高校是經教育部批準成立的一所普通全日制本科學校，由蘭州市原有的一所知名的專科類院校改建而成的，雖然升為本科院校時間不長，但是其前身具有悠久的歷史。該校始建于1958年，建立之時就是一所普通的專科類院校，1962年曾被并入同省一所本科院校，1978年又獨立恢復招生，一直到2006年被教育部批準成立更名，升格為本科院校。建校初期，學校專業不足10余個，學生也不足千人，教師只有不足百人，但是現在已經發展成為占地面積700余畝，校舍建筑面積39.69萬平方米，固定資產總值4.5億元，教學儀器設備值9100萬元，圖書館藏紙質圖書76.2萬冊，電子圖書13.5萬冊，中外文學術期刊2365種，電子期刊8500余種。學校現有教職工1097人，學校現設17個二級學院，有甘肅省城市發展研究院等16個研究院（所）。有各類本專科專業73個，全日制在校學生14332人。
由此可見，高等教育通過增進人類知識、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演進而促進了城市化的進程，城市化的發展又為高等教育提供了物質支撐和新的需求，新的技術和文化需求又對高等教育產生拉力，拉動高等教育不斷推陳出新，創新技術更新知識以適應城市化需求，更先進的技術和技能又以更高的人力資本提升勞動生產率，進一步推進城市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的升級演進，升級后的城市化又以更雄厚的經濟實力和更強勁的需求推動高等教育經由精英教育向大眾化甚至是普及化發展。
驅動力之二：城市化發展趨勢下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需求。
新世紀的高等教育，面臨著愈來愈接近市場變化的改革。一方面國家根據科教興國和教育要適度超前發展的決策精神，加大教育投資，擴大高校辦學規模，挖掘辦學潛力，改革和完善招生制度，不斷擴大招生，使大學成為更開放的大學；另一方面，國家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將高等學校推向市場，實行高等教育有償服務。為了適應這一城市化進程的發展，J高校就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深化改革：
（一）繼續深化學校院系設置與管理機制的改革
學校在升本后不久先后合并了同省兩所頗具名氣的大中專院校，學校在升本后對學校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對學校一些部門進行了整合，行政部門由原來的科一級單位升為處一級單位，根據分管的內容不同，分別設有各科室主管不同的主要業務；教學院系分別有文學院、外國語學院、城市經濟與旅游文化學院、教育學院、幼兒師范學院、社會管理學院、傳媒學院、數學學院、化學與環境科學學院、信息工程學院、培黎工程技術學院、培黎石油工程學院、培黎職業技術學院、音樂學院、體育學院、美術學院、繼續教育學院等17個二級學院；每個學院又分別下設各自的教研中心、管理中心；科研單位目前有甘肅省城市發展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中國古代小說戲劇研究所、甘肅方言研究所、信息技術教育與應用研究所、城市經濟與城市管理研究所、教師教育研究所、綠色化學實驗室與教育研究所、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研究所、機械檢測與故障診斷研究所等10個研究所；教學教輔單位有教授委員會、教學督導委員會、檔案館、圖書館、信息網絡中心、《甘肅高師學報》編輯部、附中（實驗中專）、校醫院、實訓中心、21職業技能鑒定所、心理咨詢中心等11個部門。
（二）不斷轉變傳統教育理念，改革學科專業設置
目前學校有各類本、專科專業73個，其中本科專業29個，專業設置涵蓋文學、理學、教育學、經濟學、管理學、歷史學、工學和社會科學等8個學科門類。2006年起，學校面向全國14個省（市、區）招生。2006年，學校首次開設漢語言文學、英語、音樂學、經濟學、旅游管理與服務教育等六個本科專業；2007年新開設新聞學、社會工作、歷史學、體育教育、物理學、化學、藝術設計、思想政治教育、計算機科學教育等9個本科專業；2008年又新開設教育技術學、小學教育、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環境科學、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等5個本科專業；2009年再次開設對外漢語、播音與主持藝術、焊接技術與工程、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交通運輸等5個本科專業；2010年，學前教育、地理科學、城市規劃、化學工程與工藝4個專業開始招生，實現了29個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專業的全面招生。
（三）以人為本，建設一支數量充足、結構合理、素質較高的師資隊伍
1.完善職稱和學歷結構。根據學校2009-2010學年教育事業統計報表顯示：學校目前有教職工人數1097人，其中專任教師692人，占教職工總數的62%；專任教師中教授51人（研究員）、副教授（副研究員、高級實驗師等）238人，講師（實驗師、工程師、助理研究員等）295人；具有博士學位教師（含在讀）65人、具有碩士學位教師（含在讀）361人；副高職稱以上教師占專人教師的41.8%，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教師占專任教師的60.12%。
2.改善學緣結構。經過筆者統計了解，學校教師來自211院校的有103人，來自985院校的87人，其他普通高校665人，本校歷年留校人員242人，其中大多數教師都是來自于同省其他的一些兄弟院校，省外其他高校和211、985院校教師所占比例嚴重偏少。
2015年10月24日―25日，由經濟日報社指導、《經濟》雜志社主辦的全球智慧城市（北京）高峰論壇暨百城百企經濟技術合作會議在北京召開。該論壇以“城市的新未來，尋找和釋放新的發展動力”為主題，采用“政府參與、政策扶持、市場運作”的模式，旨在加強城市與城市、城市與企業、項目與金融的結合，創新智慧城市發展模式，營造良好的“互聯網+城市”氛圍，破解智慧城市建設項目落地和融資難困境，同時也向讀者呈現一份《經濟》雜志精心醞釀了3年的智慧城市答卷。
回顧
2008年IBM率先提出“智慧的地球”這一理念，進而引發了智慧城市建設的熱潮。
2012年11月22日，住建部辦公廳了《關于開展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并附文印發《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暫行管理辦法》、《國家智慧城市（區、鎮）試點指標體系》，正式開啟了國家智慧城市試點申報審批工作。同年12月，《經濟》特刊《綠色中國》以“智慧城市如何‘致惠’”為題進行了封面報道，為讀者提前揭開智慧城市的神秘面紗。
2013年1月29日，首批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名單公布，隨后，《經濟》記者就相關問題對住建部建筑節能與科技司副司長郭理橋進行了專訪，并獨家報道了其4月10日的智慧城市創建任務書編制培訓會。
2013年5月，《經濟》雜志特別策劃了“智慧城市深度觀察”系列報道，并以“什么是智慧城市”、“為什么要建設智慧城市”、“怎樣建設智慧城市”為題，進行了《智慧城市如何打造》的封面報道。
2013年6月4日―5日，由湖南省委組織部、省委黨校、省住建廳及湖南行政學院聯合主辦的“全省提升推進新型城鎮化能力專題培訓班”在長沙舉行，《經濟》雜志作為特邀媒體進行獨家報道。
2013年7月，《經濟》雜志對湖南省株洲云龍示范區進行一線調研，就其智慧城市建設和“兩型”社會發展情況，對株洲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長蔡典維進行了專訪。
2013年10月，《經濟》雜志受邀參加在海南萬寧舉行的“全球智慧城市高峰論壇籌備會”，并就萬寧智慧城市建設情況對萬寧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李東嶼進行了采訪。
2014年初，在前期報道的基礎上，《經濟》雜志社開始籌備《智慧城市》專刊的制作，經過3個月的努力，2014年4月，《智慧城市》專刊第1期順利出版，得到業界的高度認可。
2014年6月16日，智慧城市聯合實驗室創新日在四川崇州啟動，作為聯合實驗室媒體成員，《經濟》雜志全程參與報道，與崇州市時任書記趙浩宇、時任副市長劉榮華進行座談，并對崇州市市長助理葉志俊進行了采訪。
同月，2014第二屆智慧城市高端沙龍在北京舉辦，《經濟》雜志作為唯一報道媒體在會議上發言，介紹了媒體對智慧城市的關注重點和建設建議。
2014年9月3日，作為第三屆信息化創新克拉瑪依國際學術論壇暨首屆智慧社區高峰論壇會刊合作媒體，《經濟》雜志受邀參會并對會議進行了全面報道。
2014年9月底，《經濟》雜志聯合《經濟日報》內參編輯部對吉林遼源市進行了為期5天的調研采訪，深入了解其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取得的成績和遇到的困難，并對遼源市原市委副書記、市長金育輝進行了專訪。
2014年10月，中國（上海）國際智慧城市建設與發展博覽會舉行，作為博覽會官方媒體，《經濟》雜志全程參與報道，并對與會城市代表進行了采訪，聆聽他們對智慧城市的獨特見解。
2015年1月，《經濟》雜志協助經濟日報社內參編輯部共同完成《智慧城市建設要更多體現安全應急管理》一稿，并刊登于2015年《經濟內參》，后以《用“智慧”保障城市安全運行》為題公開發表于《經濟日報》。
2015年1月31日，由《經濟》雜志主辦、中經互聯（北京）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承辦的智慧城市智庫沙龍2015宏觀走勢分析交流會在經濟日報社召開，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信息中心原副主任楊京英、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凱、鄂爾多斯數智辦副主任武玉平、IBM（中國）智慧城市首席顧問文金言、國家信息中心研究員唐斯斯等參加會議并發表觀點。
2015年2月初，智慧城市2014年度試點現場答辯會于北京召開，作為唯一受邀媒體，《經濟》雜志對會議進行了跟蹤報道，并通過采訪數位申報試點城市的代表以及評審專家，為讀者全景展現了答辯會現場。
2015年4月開始，《經濟》記者對安徽阜陽太和縣、山東威海市、山西大同市等智慧城市試點進行了密集調研采訪，結合前期對吉林遼源市，安徽合肥高新區、霍山縣，陜西楊凌示范區，湖南株洲云龍示范區等50多個地方的調研結果，完成稿件《進展緩慢，智慧城市哪里受阻？》，并得到新浪網、中國經濟網、中國網、騰訊網、搜狐、網易等多家媒體轉載。
關鍵詞：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動力系統
中圖分類號 F32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7731（2017）02-03-0007-02
皖江城市帶，包含安徽“八百里皖江”地帶的合肥、蕪湖、馬鞍山、安慶、滁州、池州、銅陵、宣城8個地級市全境以及六安市的金安區和舒城縣。2010年1月12日，國務院正式批復《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安徽沿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建設納入國家發展戰略。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實體經濟增長乏力，我國經濟運行處在中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和短周期弱復蘇的交織階段，結構性矛盾突出，運行風險增加，經濟進入新常態。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發展也矛盾重重，經濟快速增長的不確定因素還依然存在。進入新常態之后，皖江城市帶該如何尋找新動力，構建縣域經濟發展新動力的機制，促進經濟結構的持續發展，是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課題。
1 皖江城市帶縣域發展動力機制構建
1.1 內在驅動力
1.1.1 資源驅動 （1）礦產資源。感謝皖江城市帶礦產資源十分豐富，擁有有色金屬等礦產資源，銅陵是中國銅都，豐富的礦產資源，能蛭皖江城市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奠定良好的支撐；（2）生態資源。皖江城市帶生態資源良好，安慶、池州等地是國家級森林城市，境內擁有九華山、天柱山、花亭湖等一大批名山秀水，良好的生態資源，可以為皖江城市帶現代農業的發展和旅游業的發展奠定支撐；（3）旅游資源。皖江城市帶旅游資源十分豐富，擁有一大批風景秀麗的自然資源，包括天柱山、九華山等風光旖旎的5A名勝風景區。與此同時，皖江城市帶還有一大批文化遺產，如黃梅戲等。優美的自然環境和豐富的遺產資源，能夠使皖江城市帶發展旅游產業，壯大縣域經濟發展。
1.1.2 要素驅動 皖江城市帶內在發展具有一定的要素驅動潛力，合蕪蚌自主改革試驗區的蕪湖、合肥創新實力不斷增強，尤其是合肥成為國家綜合科技中心，技術創新能力強。境內擁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安徽大學、合肥工業大學一大批國內知名高等學府，人才聚集。另外土地資源也十分豐富，奠定了要素基礎。
1.1.3 改革驅動 經濟進入新常態皖江城市帶各地級市政府不斷下放行政審批權力，為各地區政府擁有更多的審批權力，能夠為企業提供良好的服務，與此同時，推動工商登記制度改革，簡化登記程序，并且優化外貿發展環境，促進民營企業發展。在金融創新體制改革方面，創新林業金融產品的風險防控，支持企業上市融資，有效地解決了企業的資金難題。
1.2 投資動力 皖江城市帶不斷加大投資，經濟發展取得了明顯效益。機器人、智能語音、新能源汽車等產業集聚基地的發展投資，京東方10.5代線、康寧玻璃、晶合30.5cm（12英寸）晶圓等投資聚集等，使得皖江城市帶經濟迅速發展。2015年，皖江示范區生產總值達14 639.3億元，增長9.6%；引進億元以上省外投資項目到位資金5 891.5億元，增長14.3%；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95.3億美元，增長12.3%，大大超過2010年皖江城市帶獲批時確立的目標。
1.3 市場動力 消費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之一，在實體經濟發展不振的情況之下，消費萎靡實體經濟發展困難，所以必須要充分的挖掘市場潛力，通過市場動力和市場開拓，為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皖江城市帶人口2 000余萬，經濟總量接近1.5萬億，市場潛力巨大。從目前來說，皖江城市帶市場動力的挖掘一方面要大力發展商貿流通業，改造傳統的流通業態，對目前的物流設施和物流中心進行整體改造，建設區域性中心的物流城市，將皖江城市帶的主要產品通過物流中心，儲存發放。與此同時，加強對重點項目的推薦，尤其是皖江城市帶旅游產品和技術產品的推薦，可以通過主持召開相關的會議推介皖江城市帶的主要產品，與此同時，打造皖江城市帶旅游集散服務中心，強化對旅游產品的營銷，打通旅游產品的市場。另外，皖江城市帶還可以通過網絡途徑加強對皖江城市帶產品的營銷，可以通過培育各類電商主體、網絡渠道，打通皖江城市帶企業主要產品的營銷渠道。
1.4 人才動力 人才是縣域經濟發展的第一要素，只有擁有高素質的人才，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的發展才有良好的智力支撐，才能為皖江城市帶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建言獻策，促進企業技術改造推進制度創新，為皖江城市帶的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智力支撐。到2015年，皖江示范區的人力資源總量由2010年的2 127萬人增長到2 500萬人，人才資源總量增長到335萬人，主要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將超過11a，人才素質大幅提升。
1.5 創新動力 近年來皖江城市帶已經形成了裝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黑色冶金及有色金屬業、汽車及運輸設備制造業、電子信息制造業、生物醫藥等一批有規模和特色的產業。合蕪蚌自主創新試驗區、合肥綜合國家科技中心、中國科技大學等一大批創新實驗在皖江城市帶具備良好創新潛力。
2 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新動力機制的運作模式
在立足內在驅動力的基礎之上，通過投資刺激，市場牽引，創新驅動，人才牽動，資源拉動五個動力系統，全面推進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的發展（圖1）。
在投資刺激上，立足于目前皖江城市帶重點工程項目，加大對重點工程項目的投資，同時在市政工程，交通投資等方面下功夫為皖江城市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奠定良好的環境，與此同時，通過發展投資刺激相關產業，帶動經濟的發展。
在市場牽引上，充分地發揮市場對于經濟刺激的作用，通過加大對皖江城市帶旅游產品和市場產品的宣傳和推薦，促進產品的營銷。與此同時，通過網絡渠道，鼓勵企業發展電子商務，通過網絡渠道，拓寬企業產品的營銷。另外，皖江城市帶還需要建立物流中心，通過區域性物流中心，將皖江城市帶企業的產品運送到全國各地，促進產品營銷，開拓產品市場。
在創新驅動上，鼓勵企業全方位的進行技術改造，加強企業的創新力量。鼓勵企業建立研發中心和院士工作站，深入推進產學研合作，為企業的創新添磚加瓦。另外對于新興的創新創業項目，皖江城市帶政府應該要給予全力支持，通過企業創新孵化，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
在人才牽動上，要引進高層次人才，同時優化人才發展環境，通過財政資金支持，鼓勵技術創新，與此同時，強化人才服務和人才的吸引，并在職稱和生活條件等方面給予支持。
在資源拉動上，就是充分的發揮目前皖江城市帶的土地資源和生態資源，在立足于現有產業結構的基礎之上，合理征地拆遷，為工業的發展，騰出更多的工業用地。并且立足于現在的生態資源加快發展現代旅游業，為皖江城市帶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提供良好的支撐。
3 結語
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的發展，是皖江城市帶發展的重中之重，也是安徽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中之重。在經濟步入新常態之下，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發展迫切需要尋找新的動力，以促進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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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互動 共同探討未來城市嶄新格局
整場論壇在政協副主席董恒宇先生熱情洋溢的歡迎辭中拉開帷幕。他首先對各位嘉賓的到來表示了熱烈的歡迎。隨后，他介紹了鄂爾多斯在快速發展取得輝煌成績的同時，也面臨著生態方面的諸多問題。他指出，為了更快更好可持續地建設城市，就需要確立生態文明時代新的思維方式，由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綠色經濟發展方式。他表示本次論壇的召開將會幫助鄂爾多斯更穩定健康地發展，也會對經濟模式轉型所引起的一系列問題帶來更多思考和啟發。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陸雄文院長在隨后的致辭中深刻地指出在探討鄂爾多斯發展奇跡和神話的時候，特別是在西部大開發更為深入的背景下，如何總結發展經驗、分享管理知識、傳播前沿理念就顯得尤為重要。他表示，復旦大學管理學院作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商學院，一直致力于將管理教育研究同國家商業結合起來，在他看來，無論是商學院的學生還是普通的企業家，都須具備借鑒西方國家以及重視西部發展的戰略眼光。陸院長表示，未來十年是西部大開發的關鍵十年，因此，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組織本次論壇旨在匯集更多的頂尖專家、學者、企業家，搭建起東西方交流的合作平臺，希望通過多方的共同努力，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隨后，中國經營報社副總編輯吳剛先生、星河灣副總裁梁上燕女士、鄂爾多斯商會會長郗樹森先生也分別從舉辦此次論壇的意義、鄂爾多斯從過去到未來的演變以及企業家應有的精神角度作了精彩的開幕致辭。整場論壇在充滿思辨和啟迪的演講中隆重開啟。
精彩演講 深入剖析城市發展各方各面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都在探尋自己的道路，在中國未來發展過程中，中國的城市化道路能否脫離全球化的一般邏輯?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呢?上海市政協副主席、星河灣中國經營論壇學術委員會主席周漢民先生首先以“國際化視角看中國城市發展未來趨勢”為題，對此展開了精彩闡述。他提出理想的城市模式應當具備六大特質：必須以人為本：堅持科技創新；堅持文化多元，做到生態友好：強調合作共贏：同時面向未來。他在發言別強調，社會的一切發展都是為了人，為了人類更幸福地生活。同時，我們需要明白城市的發展也是依托世界的發展趨勢的，因此我們在關注自身的同時也需要關注全球格局的發展。
陸雄文院長則把關注的目光放在“民營經濟發展與西部崛起”方面。他認為：“整個西部是中國民營經濟非常薄弱的地區，但是鄂爾多斯是個奇跡，它證明了民營經濟的推動能力。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西部崛起必須鼓勵私人資本到西部來，這將會構成西部崛起波瀾壯闊的歷史畫面的重要動力。”
陸院長還提出了四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鄂爾多斯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規劃是什么?原本推動鄂爾多斯經濟取得成就的模式在新的發展契機面前，應該堅持還是有所創新?如何保持推進鄂爾多斯經濟成長的企業家隊伍的發展勢頭?最重要的挑戰是：如何確保充足的人才儲備?通過對以上問題的解答，陸院長特別強調了優秀的管理人才在城市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民營經濟將會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
論壇中，中國人民銀行總部黨委委員兼金融服務一部主任馮菊平則從金融角度出發，以“在西部建立金融中心的優勢與劣勢”為題，闡述了自己對于金融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的看法。清華大學教授企業戰略與政策系主任魏杰、星河灣集團董事副總裁梁上燕、分別就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星河灣與鄂爾多斯的關系發表了各自的主題演講。
智慧碰撞 把脈鄂爾多斯未來發展模式
鄂爾多斯的發展，從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部城市未來發展之路的走向。如何建設區域經濟中心、盤活各項資源、鼓勵民間資本的發展和繁榮、轉型現有經濟模式、走綠色可持續發展之路，讓中國城市的未來更為光明，這些問題都引起了各方專家的關注和重視。
深圳東方匯富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裁闞治東先生針對“政策導向與鄂爾多斯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星浩資本總裁趙漢忠就“民間資本如何實現對接全球金融資本”這一主題展開闡述。
一、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現狀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1年我國農村人口7.96億人，農村勞動力4.91億人，鄉鎮企業和私人企業就業的農村勞動力為1.43億人，從事個體經營的農村勞動力0．26億人，從事農業勞動的有3．4億人。運用勞動力合理負擔耕地法測算，我國農業部門僅需要勞動力1．96億人，因此，現階段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有1.44億人。這是個絕對的靜態的數據。考慮出生人口增長、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城市發展對耕地占用和沙漠化對耕地的吞食，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每年還將以600萬人左右的速度遞增。可見，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龐大，轉移任務十分艱巨。
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實踐來看，我國已形成了一種多渠道、多元化的轉移局面，但現階段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存在諸多困難。
（一）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減弱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前半期，我國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迅速發展，吸納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能力明顯減弱。其主要原因是：（1）鄉鎮企業在發展初期，資本有機構成低，資本對勞動力的吸納彈性大。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競爭加劇，迫使鄉鎮企業采用新技術、更新設備，從而導致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資本對勞動力的吸納彈性下降。（2）“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模式，導致鄉鎮企業布局分散，產業結構不合理。據統計，我國鄉鎮企業的92％分布在農村，7％分布在建制鎮，1％分布在縣城或縣以上城市。這種分散的布局阻礙鄉鎮企業從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的戰略轉變，同時也使鄉鎮企業喪失聚集效應和輻射效力，無法帶動農村第三產業的發展，從而制約鄉鎮企業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3）鄉鎮企業自身增長速度放慢，吸納勞動力人數減少。由于短缺經濟的存在、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僵化以及國家政策的優惠，我國鄉鎮企業在初期得以長足發展。但步入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鄉鎮企業發展遇到重重困難，增長速度逐年下滑，增長乏力。相應地，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也逐年下降。
（二）城市難以再大規模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我國大中城市曾經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勞動力不僅自身獲得了收益，也推動了城市的繁榮。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體制的改革，城市本身所存在的問題日益突出，從而難以再大規模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其原因是：（1）城市本身就業壓力日益增大。我國傳統的城市就業制度，使城市中隱藏著大量的隱性失業者。隨著市場就業制度的逐步實施，隱性失業日益顯性化。2001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6％，登記失業人數為681萬人。往后，隨著國有企業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國有企業將有更多隱性失業者被釋放出來并流入就業市場。同時，國家行政機構的改革和事業單位的調整也將釋放幾百萬分流人員。2004年有280萬高校畢業生畢業，以后每年畢業人數將比這個數字更大，其中絕大部分競爭城市就業崗位。城市嚴重的就業壓力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空間日益縮小。（2）“城市病”日趨嚴重。我國在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加快城市化進程中出現了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同樣的“城市病”，即由于城市的外部成本承擔主體不明，城市對人口的吸收過度，超過其規模，從而出現人口稠密、交通擁擠、住房緊張和環境污染。由于受投資主體和資源的限制，我國城市規模難以在短期內迅速擴張，“城市病”將日趨嚴重。“城市病”的存在客觀上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再成為城市的受歡迎者。
（三）農業內部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有限開發農業后備資源和實施農業產業化，可以吸納一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但現階段這種通過農業內部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十分有限。我國農業后備資源豐富，有宜農荒地5.3億畝，宜林荒山荒地11．7億畝，可利用的草原33．7億畝，可利用的養殖水域0.34億畝。對它們進行開發既可增加農業收入，又可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但是開發成本很高。限于國家財力，在較長時期內國家難以支付巨額資金來開發農業后備資源。開發農業后備資源的見效期較長、收益率低，私人也沒有動力大力投資于開發。通過向農業的廣度發展來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渠道在較長時期內并不暢通。實施農業產業化延長農業產業鏈，可以吸納一批農村剩余勞動力。一方面，農產品深加工和精加工環節吸納一些勞動力；另一方面，加工后的運輸、銷售環節又吸納一些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業產業化要以企業為龍頭，由于受資金、市場、人才等問題的困擾，目前龍頭企業發展很不理想。此外，農業產業化所需投資較大，預期收益不確定，農村勞動力對從事農業產業化有畏懼心理。故農業產業化在許多地區只能停留在概念的層面上。
二、發展小城鎮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根本途徑
面對上述困難，如何實現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合理、有序轉移呢？大力發展小城鎮，走“二元社會結構”向“三元社會結構”轉變的道路，不失為一種符合中國特色的戰略選擇。
（一）發展小城鎮有利于低成本、高效率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與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鎮技術含量和資本有機構成低，從而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所需就業費用和城市基礎設施費用也低。據有關專家測算，大城市要安排一個勞動力僅生產方面的投資就需要1．5萬元，而小城鎮只需要0.4萬元。可見，相同的資源，小城鎮可發揮更大的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效用。小城鎮與農村之間距離也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入小城鎮面臨的轉移成本和就業風險小。另外，進入大中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往往感到陌生、盲目或受到歧視，承擔的心理壓力沉重。而小城鎮與農村聯系密切，并且小城鎮居民大多數是離開農村土地不久的農民，有著共同的思想觀念和生活習慣，容易相互接觸溝通，因而勞動力轉移的心理壓力較小。
（二）發展小城鎮有利于鄉鎮企業的發展，增強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我國鄉鎮企業經濟效益下滑，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力減弱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鄉鎮企業布局過度分散。布局分散導致鄉鎮企業之間缺乏分工協作、產業結構雷同、基礎設施重復建設，也使鄉鎮企業難以正確了解市場，致使它們生產經營成本提高、利潤減少、競爭力下降。發展小城鎮，提高小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和服務質量，能夠吸引鄉鎮企業向小城鎮集中。集中于小城鎮的鄉鎮企業可利用便利的通訊、信息和交通降低其生產成本，提高資金利用率，發揮出聚集效益和規模效益從而擴大其就業容量。此外，小城鎮建設本身能夠有效地推動建筑業、工業及相關產業的發展，建成后的小城鎮居民收入提高、消費擴大又可擴大鄉鎮企業產品需求市場。據研究，鄉鎮企業適度集中于小城鎮，發揮出關聯產業的乘數效應后，可使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力擴大30％～50％。
（三）發展小城鎮有利于發展農村第三產業，增加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第三產業在吸納勞動力就業方面具有第一、二產業不能比擬的優勢，主要表現為第三產業對就業人員素質要求彈性大，吸納的就業人數多，發展所需的投資少。第三產業的發展是以一定人口的聚集和經濟發展為基礎的，而長期以來，我國農村人口居住分散，經濟收入低，農村第三產業發展嚴重不足。小城鎮發展將直接推動農村第三產業的發展，增加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其一，隨著小城鎮發展，分散居住的農村人口不斷向小城鎮聚集，增加對電力、交通、供水、餐飲、娛樂、商業及社區服務等需求，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其二，隨著小城鎮發展，小城鎮連接大中城市和廣大農村的橋梁作用日益加強，從而促進農產品交易市場、農村資金市場及肥料和農藥等農用產品市場的建立和發展。
三、積極發展小城鎮，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一）加快小城鎮建設，增強小城鎮的吸引力
1．合理布局，科學規劃。宏觀上小城鎮布局要合理。建設小城鎮時，要有總體規劃，即結合各個區域的實際情況，諸如區位、人口、資源、交通、通訊、經濟結構特點以及市場未來前景等，有重點、有選擇地建設小城鎮。防止出現“齊頭并進、一哄而上、遍地開花”的狀況。不顧實情，片面追求小城鎮數量擴張，只會導致布局混亂，造成資源浪費和效率損失。微觀上小城鎮自身建設要科學規劃。小城鎮在制定建設規劃時，要做到規模適度、功能齊全、分區合理、環境優美、交通便利。規劃要堅持高標準、高水平、高質量，使之既結合現有實際條件，具有可操作性，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長遠性，為今后小城鎮的進一步發展或向小城市轉變留下余地。
2．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程度是衡量城鎮投資環境和生活環境好壞的重要標準。完善的基礎設施不僅可以使小城鎮吸引更多投資和居住人口，而且可以直接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吸納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而目前，我國絕大多數小城鎮基礎設施薄弱。基礎設施建設的關鍵是資金問題。政府財力有限，單獨由政府來搞小城鎮基礎設施建設不現實。應本著“誰投資、誰管理、誰受益”的原則，把基礎設施建設引向市場，鼓勵企業和個人投資，形成政府、企業和個人多元化投資機制。
（二）發展小城鎮經濟，提高小城鎮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力
1．引導鄉鎮企業向小城鎮集中，促進小城鎮經濟發展。小城鎮建設與鄉鎮企業發展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小城鎮是鄉鎮企業的載體，鄉鎮企業是小城鎮的經濟基礎。集中于小城鎮的鄉鎮企業通過享用城鎮基礎設施和企業間的分工協作，有效地發揮出聚集效應，最終形成區域經濟增長，促進小城鎮經濟發展。如何引導分散的鄉鎮企業向小城鎮集中呢？首先，政府要加大支持力度，制定有關優惠政策引導鄉鎮企業集中于小城鎮；其次，在小城鎮區域范圍內建設有特色的工業小區，并實施有效措施引導鄉鎮企業進區集中。
2．調整產業結構，促進小城鎮產業升級。小城鎮產業結構不合理、層次低，必然導致小城鎮經濟增長緩慢，阻礙城鎮功能的正常發揮，降低小城鎮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大力調整小城鎮產業結構，促進小城鎮產業升級。（1）建立與農業產業化經營相適應的小城鎮工業體系。小城鎮應把工業發展重點放在農產品深加工和精加工方面，杜絕脫離農業產業化經營的盲目發展和與城市雷同的產業。（2）培育主導產業。小城鎮要根據本地的資源優勢、經濟水平和區位特點等大力培育有地方特色的主導產業，幫助城鎮整體經濟發展。（3）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小城鎮工業體系的發展和城鎮人口的增加必將形成對第三產業的需求，因此，應大力發展小城鎮第三產業，特別是為工業生產和居民生活服務的新興服務行業。第三產業的興起會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吸納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
（三）深化體制改革，清除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小城鎮轉移的障礙
1．改革戶籍制度。轉移到小城鎮的農民，如果仍然是農業戶籍，就不能與非農業戶籍居民享有平等的社會地位和就業等，農民就失去了轉移的積極性。要使小城鎮真正能吸引和穩住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必須改革戶籍制度。從長遠來看，必須完全廢除現行戶籍制度，但戶籍制度的改革應是漸進式的，以免對城鎮沖擊過大。現階段各地方政府應按照國務院2001年10月批轉的《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加快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凡在小城鎮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穩定的職業和生活來源的人員及與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親屬，均可根據本人意愿辦理城鎮常住戶籍，原先城鎮擁有非農戶籍的人員也登記為城鎮常住戶籍，這樣便形成一元化的戶籍登記制度。
一、生產業集聚發展的理論基礎
（一）內涵與外延。
生產業是為生產領域提供服務的產業，根據我國統計局2011年第三次修訂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生產業大致包括：“F批發和零售業”、“G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I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J金融業”、“K房地產業”、“L租賃和商務服務業”、“M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等，微笑曲線價值鏈兩端的研發與營銷都是生產業。生產作為中間投入，在參與生產過程、激活要素市場、加快要素重組等方面促進創新，從而實現降低生產成本、促進生產效率提高的目的。
（二）生產業集聚機理。
生產業最重要的特性是其集聚性。服務業比工業呈現出更高的地理集中度。克魯格曼（Krugman,1991）認為，“在當今的世界，最突出的地方化的例子事實上是基于服務業的，而不是制造業”.在現實經濟中，部分生產業區位基尼系數甚至接近于零，如美國的哈特福德是保險城、芝加哥是期貨交易中心等。生產業集聚與工業集聚具有共性，即追求共同的勞動力市場、知識溢出與產業關聯，但是生產業比工業對于信息傳遞更加敏感，信息傳遞速度、保真度以及傳遞成本將極大地影響服務競爭力。因此，生產業更傾向于集聚，追求面對面的接觸，以更好地傳遞隱性知識。服務業集聚，一是提高集群知名度，方便客戶搜索服務供應者；二是共享高級辦公室設施、高級交通與通信設施，彰顯地位；三是形成更有效的社會網絡，傳播創新成果；四是相互之間可以很快相互模仿，改善激勵機制。
生產難以遠距離傳輸，處于服務業集群之外的企業迫于被淘汰的壓力，會追隨各地客戶遷往集聚區，形成集聚中心或次中心。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部分對成本敏感而不需要面對面接觸的生產業會遷往郊區，譬如金融數據后臺服務。生產業集聚是主要形態，離散是補充形態，華爾街、中關村不會因為信息技術進步而離散。
（三）生產業區位論。
生產業以集聚為主要組織方式。但是，不同的生產業卻因其性質而傾向于在不同的區位集聚。譬如，金融業對信息要求非常高，金融企業傾向于在CBD集聚，與金融相關聯的會計、法律等商務服務業也傾向于在CBD集聚；物流業對海港、空港、公路、鐵路樞紐等基礎設施具有依賴性，因此，物流業經常集聚在這些交通基礎設施的周圍；科技服務業對高級人才與知識供應的要求高，而高級人才對生活舒適度、生態環境等具有較高的要求，因此，科技服務業經常集聚在高校集中、環境優美、生活便利的生態區域。譬如，美國硅谷以斯坦福、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世界知名大學為依托。
二、東莞生產業集聚發展特質分析
（一）金融集聚作用有待提高，外資金融、直接融資的發展潛力有待挖掘。
東莞金融布局基本上與生產總值正相關，布局問題不大，但金融核心區的集聚與區域關聯作用尚未建立。東莞金融業集群的主導企業為本土銀行，服務市場主體為外商投資企業與我國的港澳臺企業。但是，眾多的外企由于財務在外，在東莞很難向本土銀行融資。因此融服務供給與需求主體脫節，外資金融機構在東莞金融集群中的地位和作用亟待提高。發達國家和地區資本市場發達，直接融資占優。隨著東莞資本市場的發展，東莞證券公司或者一些金融控股集團公司將在東莞金融集群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甚至主導作用。吸引海外證券公司、基金公司、創司進駐東莞，是東莞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的一大路徑。而東莞資源散布于鎮街，工業資源、商業資源、物流資源、會展資源、文化資源等各種資源需要整合，這對資本并購市場提出了很大的需求。
（二）信息服務業供給落后于需求，軟件建設落后于硬件建設。
信息設備制造業是東莞的主導產業，但在信息服務業的發展上遠遠未能跟得上社會需求，也落后于廣州、深圳等兄弟城市。東莞正在建設石龍e-town、數字大朗、數字虎門港、無線松山湖等特色信息服務業集群，這些集群根據自身的區位、工業基礎與市場需求構建，積極有效地促進了社會通信網絡建設，促進了工業化、服務化的進程。但是，這些數字園區的建設更注重的是信息服務業的硬件建設上（系統集成和網絡服務等），而對于信息服務業的軟件（主要指信息內容產業）卻未能跟上。東莞當前大力建設信息服務園區的同時，結合知識教育、文化創意、數據資訊處理等服務業，大力發展信息內容產業是必須要注意的。
（三）港口物流發展落后，鎮街會展品牌不突出。
物流方面，東莞擁有虎門港口，又具有充足的貨源，其發展具有天然優勢。但由于虎門港的延遲開發，東莞的物流業市場由香港、深圳、廣州瓜分。東莞物流業處于幼稚期，行業標準缺乏，物流公司多以運輸業務為主，運輸業內競爭秩序較亂。東莞物流業集群分三撮，以市區為中心的城市物流、以虎門港為中心的國際物流、以常平為中心的鐵路物流，物流布局基本合理。但是，物流集群發展不均衡，尤其是虎門港的國際物流滯后；會展方面，東莞理應根據自身產業資源與市場，打造“華南工業展覽之都”.當前會展集群分布在市中心和厚街，布局基本合理。工業鎮區一鎮一展，鎮區展會品牌營銷應該更加努力，打造著名鎮區的會展品牌，譬如，虎門服交會可以再上檔次，建設高層次的展覽館。鎮區會展資源存在空置現象，應該進行整合，共享會展資源。
（四）松山湖科技服務集聚度有待提高，人才集聚度有待提高。
與廣州、深圳相比，東莞科技服務業并不發達。東莞加工貿易企業科技創新動力不足，論文格式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東莞科技服務業的發展。但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升級、新興戰略產業發展，對科技服務業的發展也提供了市場需求。目前，東莞的科技資源過于集中在市區，但市區的高校資源并不豐富。松山湖集聚了東莞理工學院等眾多的研究機構，但對科技服務業的集聚作用，尤其是科技創新與高校的合作尚未得到充分發揮。要進一步集聚高級科研人才，東莞就必須改善吸引高級人才的區位因子，著力改善松山湖與深圳、廣州等城市的交通，以更好地通過高級人才的流動傳播與吸收新的知識，滿足高新人才對廣州、深圳的歸屬感，讓更多的高級人才在松山湖安居樂業。
（五）文化內容生產上較為薄弱，國際營銷力度不夠。
由文化荒漠到文化新城，再到如今的文化名城，東莞在文化建設上可謂迎頭趕上。東莞在文化建設的硬件投資上可以趕速度，但在文化內容的生產上還有待加強。這一方面需要調動廣大市民的文化創作的積極性，一方面需要吸引更多高層次文化人才進莞，生產精神產品。另一方面，東莞文化產品的國際營銷不足。東莞是世界工廠，但其文化在國際上并不為市場知曉。東莞文化集群建設需要根據東莞鎮街特色元素、新莞人元素、港澳臺元素，創建屬于東莞的、更屬于世界的東莞文化。
（六）服務市場不完善，外包人才、外包企業稀缺。
服務外包是服務業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出現的交易方式。東莞的產業基礎決定了東莞服務外包的定位：以服務于區內企業的在岸外包和我國港澳臺地區的近岸外包為主、以歐美日的離岸外包為輔。東莞服務外包的優勢體現在其區位、成本、產業集群，廉價的房地產、人工成本、產業集群是吸引服務外包的主要區位因子，而劣勢體現在市場體系還不完善，服務業水平不高，缺少能夠承接近岸外包、離岸外包的面向區外的服務企業，面向區外的服務人才供應更是不足；另一方面，東莞市內的中小企業對于服務發包的需求較低。這決定了東莞的服務外包在城市群的競爭中將發展較慢。當前，東莞服務外包企業20多家，規模小，產業處于萌芽階段。東莞服務外包的發展將是個長期過程，隨著服務市場完善，隨著懂得英語和國際經營規則的服務人才不斷集聚，東莞將以成本洼地優勢承接海外的外包服務，帶動海內企業的服務外包。
三、國內外中心城市生產業集聚發展的經驗與借鑒
在城市的轉型升級過程中，制造業逐漸下降、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業逐漸上升是必然趨勢。通過對紐約、倫敦、東京、中國香港、首爾等先行成功城市通過集聚發展生產業，促進城市轉型升級的經驗或教訓進行總結，以更好地發揮后發優勢，參與城市競爭。
（一）房地產價格上升、工資上漲與貨幣升值等市場手段轉移制造業。
房地產價格的上升，迫使占地廣的大型制造業離開紐約、倫敦等中心城市。工資上漲、貨幣升值，也迫使發達城市將制造業外包到海外。以東京為例，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以后，日元大幅升值、東京地價飚升，加劇了制造業的衰退與轉移，東京大量的工廠變成公寓、停車場或者寫字樓。市場手段把一些競爭實力弱的工業企業轉移出中心城市，一些工業企業破產，為生產業發展騰出空間；一些工業企業保留下來，通過技術進步、管理改善等方式對抗成本上升，這些工業企業成功轉型升級。
（二）擁有港口，通過航運、貿易、金融聯動轉型升級。
紐約在上世紀50年代后，制造業開始衰退，但在1950~1980年，紐約的生產業快速發展。倫敦在上世紀60年代制造業開始向郊區轉移，在七八十年代則向市外、海外轉移。東京、中國香港重復著相同的路徑，只是時間上更晚一些。但是，制造業衰退以后，這些城市并不因此而衰退，這得益于其歷史上的生產業基礎。紐約、東京、香港等都擁有優良海港，通過航運帶動貿易，通過貿易帶動金融、商務服務業等服務業的集聚式發展；而底特律、匹茲堡分別以汽車、鋼鐵冶金產業為主導，但兩個城市的生產過于專業化，經濟結構單一。當制造業衰退以后，不能補充經濟增長的力量，城市轉型失敗，隨之衰退。另外，底特律、匹茲堡處于內陸地區，區位不具有優勢，難以通過貿易帶動生產起飛。[ LunWenData.Com]
（三）人才供應充裕，科技、文化底蘊雄厚。
生產業以腦力勞動為主，對受教育程度高的高級人才需求旺盛。紐約有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等，倫敦有倫敦大學、倫敦帝國學院等，東京有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等，香港有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舊金山也有舊金山大學和附近“硅谷”的智力支持。這些城市還是時尚潮流的發源地，文化創意產業發達，高尚的文化生活同樣吸引了高級人才在城市集聚。
（四）保留部分制造業，制造業腹地規模決定城市功能等級。
生產業是為生產企業提供服務的，由于隱性知識傳遞、面對面交流的需要，生產業與生產企業在空間上具有依賴性，保持一定的近距離。例如，紐約還保留著服裝、出版印刷和其它小型產品的制造，這些產業與文化產業緊密關聯，需要緊貼市場。東京還保留著出版、時裝等開發型和試產型的機械工業，這些機械工業對技術咨詢、風險投資、信息服務等生產具有巨大需求。由于房地價、工資的上漲而遷出城市以外的制造業，將形成生產業的市場腹地。遷出的地理范圍大小，決定了生產業的市場腹地的空間大小，也決定了城市的功能等級。紐約、倫敦、東京的制造業向全球外包，因此生產的市場腹地覆蓋全球，成為全球金融中心與控制、管理中心。
（五）通過區域專業化，集聚發展服務業。
產業集聚是經濟發展的空間有效組織形式。商業街、金融街、大學城等都是服務業集聚的空間形式。曼哈頓是紐約最重要的金融企業、商業機構所在地，華爾街分布在曼哈頓下城，商業機構分布在曼哈頓中城。倫敦最大的金融中心是倫敦城，它又被稱為“一平方英里”,銀行數居世界城市之首，是世界上最大的國際保險中心，倫敦股票交易所是世界四大股票交易所之一。日本的主要公司集聚在東京的千代區、中央區和港區等地；千代區和中央區分別設有日本銀行和東京股票交易所；市中心的丸之內是東京銀行最集中的地方，樂町區的劇場和游樂場所最多，銀座區的商業因世界百貨總匯而聞名。
四、東莞生產業集聚發展的具體思路
市場經濟的自然發展，把生產業推上經濟史舞臺。東莞政府也充分認識到發展生產業的重要性，大力支持發展生產業。東莞政府在2009年《關于加快發展生產業的實施意見》（東府辦〔2009〕5號）。意見提出，“結合東莞實際，重點發展金融服務、信息服務、物流會展、科技服務、文化創意、外包服務等生產性現代服務業。”嘗試借鑒發達城市生產業的經驗與教訓，對東莞集聚發展生產業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推動金融自由化，大力發展供應鏈金融與科技金融。
集群是種公共產品，集群發展需要政府搭建舞臺。對于金融集群來說，同樣需要政府的規劃、建設。東莞政府正在規劃建設CBD,將發揮金融集聚對區域經濟的推動作用。東莞推動金融集聚，可以在以下方面著手：第一，大力推動金融自由化。東莞是我國加工貿易轉型試點城市，這需要金融創新的支持。金融創新需要金融自由化，要減少對引進外資金融機構和民間金融機構發展的限制。第二，大力發展供應鏈金融與科技金融，推動虎門港的物流金融與松山湖的創新投資業集群建設。第三，總部建設、商務服務業與金融集聚在空間上高度關聯，吸引公司總部、商務服務業與金融業集群共居。第四，制定相關政策，充分發揮外資金融機構、資本市場在金融集群中的主導作用。
（二）大力發展信息業，實行新型工業化與新型服務化。
信息服務業從硬件到軟件，對于工業、服務業或者農業的效益提升都有很大的促進作用，譬如，互聯網改變了人類的工作與生活方式。東莞利用后發優勢，利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與服務化，實行新型工業化與新型服務化至關重要。東莞信息服務業發展，可以在以下方面給與政策支持：第一，工業鎮街利用支柱工業集群對信息服務的需求，利用信息服務改善工業生產流程、升級產品。第二，利用工業園區的既有空間布局，建設信息園區。第三，除了發展信息服務的硬件設施以外，更要大力發展信息內容產業。第四，整合眾多分散的無線園區，重點發展數字虎門港與數字松山湖。
（三）高起點建設虎門港，打造珠三角東岸的會展走廊。
物流、會展能夠帶來國際貿易、國際結算、商務服務等一大串關聯產業的興旺。東莞定位為珠三角新興物流城市，謀求以港興城，這項戰略是英明的。東莞要在物流會展業上有所作為，應當做好以下五個方面：第一，高起點建設虎門港，與全球港口聯網，同時與周邊鎮區關聯，與廣州、深圳等周邊城市的港口群展開合作，在上中下游之間加強投入—產出聯系，同時錯位經營，專業化生產。第二，加快發展保稅物流，促進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升級。第三，制定物流業標準，規范業內競爭秩序，整合中小物流企業。第四，加大鎮街會展品牌的營銷力度，整合鎮街會展資源。第五，整合香港、深圳、廣州的會展資源，打造珠三角東岸的會展走廊。
（四）提高松山湖對科技服務業的集聚度，創新鎮區工業科技。
松山湖高新區在東莞轉型升級中起著引擎的作用，但其科技資源集聚與科技創新能力發揮還不夠。東莞以集聚方式推動科技服務業發展，建議：第一，鎮街利用其工業基礎，發展相應的工業科技創新，鼓勵有條件的鎮街設立科技服務業專項資金。第二，提高松山湖對科技服務業的集聚度。科技服務業布局與高校相關聯。當前東莞高校主要布局在松山湖，科技服務業也應該集聚在松山湖。應當改善松山湖與廣州、深圳的交通；改善松山湖的高級社區生活，使之更加時尚、藝術、現代化；加大松山湖對高級人才、高校、科研機構的集聚力度。第三，加快與港澳臺、歐美日等科技服務機構的合作步伐，引進、研發適用技術，鼓勵二次創新。
（五）融合東莞特色文化元素，爭取申報國家級文化產業園區。
在打造文化新城的前十年間，東莞在文化產業硬件設施如博物館、圖書館等建設很快。今后十年，東莞文化產業發展更應該集聚發展文化內容產業。建議：第一，利用國家政策支持，興建文化產業園區，爭取申報國家級的文化產業園區。第二，結合東莞本身的特色文化元素，發展特色文化產業，融入新莞人、港澳臺商人、外商等元素，大力加強東莞特色文化的國際營銷力度，建設港臺商人文化生活區。第三，激發社區基層的文化創意與文化創作的熱情，吸引高級文化人才進入東莞。第四，結合東莞的產業特色和人文資源，重點發展動漫、印刷等產業類和民間民俗類、生態旅游類、收藏類文化會展產業。
一、發展適宜性實踐的形成動因
（一）社會動因――信息化社會提出的新要求
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美國由工業時代進入了信息化社會。“面對新技術革命的發展，美國的世界頭號強國地位遭到威脅，加上社會危機和不斷的種族沖突，美國人又一次將問題的癥結歸于教育。”這就促使教育工作者、心理學家以及政策制定者和各種教育機構去思考，究竟什么樣的學前教育課程對兒童的發展是適宜的。在這樣的背景下，為適應新技術革命的挑戰和國際經濟、科技競爭的需要，美國開始了一場全面的教育改革浪潮，這也成了發展適宜性實踐形成的社會動因。
（二）政策動因――《國家在危急中》及對高質量教育的要求
美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教育改革開端于美國政府于1983年的《國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的教育改革調查報告。“該報告通過對全國的學校教育狀況長達18個月的調查，向美國教育部長指出，美國處在危急中，不僅表現為美國的工業、商業、科學、技術方面已經失去了世界領先地位，還表現在教育質量的急劇下降。”此后，“政府、社會團體開始系統反思美國20世紀60―70年代的教育，開始了以整體性、綜合性為特點的教育改革運動。這場綜合性的教育改革“涉及教育標準、課程結構、師資培養等方面，其目標是實施高質量教育，培養高質量的人才。”[5]如何培養高質量的人才？在此政策背景下，基于大量有關學前干預方案長期效果的研究發現，隨著“20世紀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早期教育工作者及政策制定者對于早期教育以及課程模式的興趣復蘇”[6]，全教協會作為美國最具領導權的、致力于確保幼兒獲得高質量教育的民間幼兒教育組織，也加入了這場探索實踐中，積極地尋求高質量幼兒教育及其實踐的涵義，并于1986年了《0―8歲兒童早期教育方案中的發展適宜性實踐》的聲明，對發展適宜性實踐進行界定，并在1987年出書對其課程進行闡釋。
（三）教育動因――對幼兒教育小學化傾向的質疑
1973年～1982年的10年間對美國高中畢業生的考試成績的統計分析，顯示學生的學業成績大幅下降，這引起了美國全社會的憂慮和關切。由此，引發了美國教育改革中提升學業成績的價值取向。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為了能夠通過教育改革來促進學生學業成就的提高并趕上其他國家的科技發展，美國興起了“回歸基礎”運動，同時“學前教育逐漸被認為是小學教育的一個適宜的開端” ，這就導致了幼兒教育領域直接教學模式的復蘇，強調知識價值取向，傳統的讀寫算教學重新占領幼兒課堂，幼兒教育出現嚴重小學化傾向。“但向低齡的幼兒進行學科教學，或者教授游泳、體操或者芭蕾，是一種不正確的教育；我們會將他們置于一種遭受短期壓力與長期人格損害的毫無益處的危險境地之中。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這種早期指導具有持久益處，卻有相當重要的證據證明它將帶來持久的不利影響。”因此，“學前教育在鞏固60―70年代的教育成果的基礎上，開始對學前教育的涵義、地位進行更深入的了解及探討，并開始了在學前教育領域的全方位的改革。”為了凸現學前教育與小學教育學教育的差別，反對早期教育中出現過多的學業壓力，全教協會認為建立一套幼兒園教育質量評定標準是很有必要的，否則諸如“使用發展適宜性活動或材料”的說法就顯得太過寬泛，引發歧義，這是發展適宜性實踐得以形成的教育動因。
（四）理論動因――理論界對發展性課程有效性的研究
從19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就存在四個相互競爭的利益集團，分別是：人文主義者、社會效能論者、發展論者以及社會改善論者，“四個相互競爭的利益集團為誰能控制美國公立學校的課程而展開競爭。”“在早期教育領域，這種關于課程控制權的斗爭主要發生在發展論者和社會效能論者之間。”堅持社會效能論的心理學家和教育工作者關注與學業成就有關的方面，而堅持發展論的心理學家和教育工作者則關注兒童發展。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的論戰中，“早期教育領域支持發展性課程的倡導者從‘防御’轉向‘主動出擊’”。“大衛?韋卡特（David Powell Weikart）及其同事根據那些通過科學研究得到的可以測量的結果證實了發展取向的早期教育課程方案所帶來的好處，同時從社會的成本收益高度標榜這些研究結果，成功地把這種發展性教育方法和社會的技術準則聯系起來。”這種策略成功地取得了政策制定者以及公立學校決策者的支持，并為發展適宜性實踐的形成提供了理論上的動因。
二、發展適宜性實踐的演變歷程
在發展適宜性實踐的發展過程中，共經歷了三次修訂，并出版了相應的著作作為標志。本研究根據發展適宜性實踐的形成及三次修訂將其演變過程歸納成三個階段：
（一）探索階段（1986年―1996年）：年齡適宜性和個體適宜性
基于20世紀80年代美國學前教育領域對高質量幼兒教育的呼求，全教協會于1986年提出了“發展適宜性實踐”的概念，1987年，全教協會出版了休?布里德坎普（Sue Bredekamp）所著的《0―8歲早期教育中的發展適宜性課程》一書。此書的出版在學前教育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1987年出版到1996年再版了12次，成為美國早期教育工作者最受歡迎的指導性參考資料之一，并有美國早期教育的“綠色圣經”之稱。
該書在課程、成人與兒童互動、家庭與教育機構的關系以及兒童發展評估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指導性原則。在書中，休?布里德坎普指出“發展適宜性”包括“年齡的適宜性”和“個體的適宜性”兩個緯度[16]。年齡適宜性，即“幼兒的生理、心理、社會性及認知的發展都具有順序性與階段性，幼兒教師需要根據幼兒的具體發展階段來設計學習環境、安排學習內容與教學方法”；個體適宜性，即“每一位幼兒的身心發展都會受到成長的環境、人格特質、學習方式、家庭等因素的影響，從而造成幼兒之間的個別差異。”為此，全教協會將兒童的年齡階段劃分為：零歲至三歲、三歲、四歲至五歲、五歲至八歲等四個階段，還明確指出其理論建立在兩個方面：其一，幼兒通過具體的、游戲導向的方式進行學習最有效；其二，幼兒園課程應隨時修改以符合幼兒的需要，而不是去要求幼兒調整自己以適應某一特定課程。即著重強調和關注了“年齡適宜性”和“個體適宜性”兩個方面。
此階段的發展適宜性實踐堅持以“追求高質量的幼兒教育”為目標，強調兒童發展過程中的適宜性，但是對適宜性的維度的論述卻遭受了很多質疑。維恩（Wien，1995）將1987年版發展適宜性實踐課程面臨的質疑歸納為兩類：“一類認為發展適宜性實踐將主流文化作為所有兒童的標準，忽視了其他文化價值和標準；另一類則認為發展適宜性實踐的諸多教育建議缺乏包容性。”有關1987年版發展適宜性實踐的質疑，都成為全教協會在1997年對其進行修訂的根據。
（二）發展階段（1996年―2009年）：文化適宜性
20世紀60年代，發展心理學家在開發早期教育實驗性課程方案的研究工作占據領導地位。20世紀90年代，研究人員對于維果斯基的興趣高漲，這刺激了心理學家去探索發展的社會―文化背景，同時也激發了教育工作者去考察維果斯基有關發展和學習的看法對他們教學實踐的啟示。此外，布朗芬布倫納的人類生態學觀點也促使心理學家和教育工作者開始關注環境以至于文化在兒童發展中的重要作用。“1987年《0―8歲兒童早期教育方案中的發展適宜性實踐》立場聲明以后，發展理論與早期課程方案的關系得到了確認。”“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關于發展理論和早期教育課程之間的關系卻受到了強烈挑戰，這導致了全教協會對‘發展適宜性實踐’立場聲明的重新修訂。”
1996年全教協會開始了對發展適宜性實踐的修訂工作，這是關于發展適宜性實踐的立場聲明進行的第一次重大修訂。全教協會于1997年出版了布里德坎普和科普爾合著的《0―8歲早期兒童教育項目中的發展適宜性實踐》（修訂版）。此次修訂的過程中將“文化適宜性”單獨列出，指出“發展和學習是在多元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發生的，并受到多元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在1987年版的發展適宜性實踐書中，文化差異性被歸為個體差異性的一部分[24。1997年的立場聲明認識到有必要澄清和解決一些發展適宜性實踐受到關注的問題，并有必要“更加清晰地表達全教協會的立場，以使得精力不再浪費在爭論對顯而易見的問題進行無效爭論上，而是在對真正的不同觀點的探討上”。但這并不意味著立場聲明要制止質疑和爭論，而是意識到了這種爭論對領域內的專業知識的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是對爭論的鼓勵。
經過修訂的1997年版將幼兒年齡階段劃分為零歲至三歲、三歲至五歲、五歲至八歲三個階段，修訂版將“發展適宜性”的維度增加成三個：“年齡適宜性”、“個體適宜性”和“文化適宜性”。強調發展適宜性的理論要建立在三種知識之上：幼兒發展和學習適宜性方面的知識；關于幼兒個體差異方面的知識；關于社會、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識。有關兒童的發展和學習的知識指與年齡有關的人類的知識，這種知識是在一定的年齡范圍內可以對活動、材料、互動或者經驗進行普遍的推測。這種知識應該是健康的、安全的、有趣的、可以完成的，同時對兒童來說也是具有挑戰性的。有關群體中每個孩子的力量、興趣和需要的知識，用來適應個體差異，并對不可避免的個體差異做出反應。有關兒童生活的社會和文化環境的知識，用來確保兒童的學習經驗對兒童來說是有意義的，相互聯系的，并且尊重了參與其中的兒童和他們的家庭。
1987年版和1997年修訂版發展適宜性實踐最大的不同是后者承認和強調了兒童發展和學習所處的文化背景的重要性。至此發展適宜性實踐在其發展適宜性的維度上得以全面發展，同時在此修訂版中，作者也強調了教師是決策制定者及幼兒的目標兼備挑戰性和可實現性。
（三）完善階段（2009年以后―至今）：縮小學業差距
發展適宜性實踐對自身的最近一次修訂是在2009年。隨著公立學校角色的被關注和對縮小學業差距的持續的呼求，再加上全教協會在2005年對識別高質量項目的關鍵內容的兒童早期項目標準（Early Childhood Program Standards）的修訂，“為了保證能夠和全教協會的實踐指導原則協同，用早期項目標準指導早期教育發展適宜性實踐，全教協會對發展適宜性實踐的修訂已經迫在眉睫。”
2009年全教協會出版了科普爾和布里德坎普合著的《0―8歲早期兒童教育項目中的發展適宜性實踐》（第三版）。在該書中，發展適宜性實踐課程主要強調以下幾點：第一，卓越和平等。學業差距的存在不是因為兒童在哪些方面的缺失，而是因為他們缺少學習的機會。盡管現實強調是責任性和學習差異導致了某些課堂中的不適宜的實踐并在早期教育工作者之中引起關注，但是為兒童提供學習機會很久以來就已經被證明能夠改善所有兒童的生活機會。第二，意向性和有效性。好的早期教育工作者不僅在作出決策的時候充滿對其實踐的意向性，而且會關注這些決策的結果。當前有關早期教育價值的普遍認識以及國家財政支持的學前項目的開發，幾乎都是來自對學前教育短期和長期的對兒童發展的有效性的研究結果。秉持對學習和發展結果（只要它們是正確的）的責任性實際上就是發展適宜性實踐課程對所有兒童的承諾的踐行。第三，連續性和發展性。正如人類的發展是連續性和發展性的統一一樣，所有項目的設計也都該遵循這一原則。因此，在此次修訂中堅持了一些理念，如：面向全體兒童，承認游戲的價值，尊重對個體和文化差異的回應以及與家庭的合作關系。但同時，也有一定的變化與發展，如：基于有效實踐擴展知識的范圍，改善課程、教學和評價。此外，書中還指出我們在面對從游戲到結構化課程的支持和質疑的時候應該更加的精確和清晰。第四，樂趣與學習。在新的知識觀和變化的背景下修訂我們的實踐課程時，我們反復提到貫穿我們工作的核心價值：毫無疑問，對早期教育和保育的一個重要的和正統的關注就是幫助兒童在變成有創造性和負責任的成人時，我們也希望他們的童年是充滿樂趣的。在整個發展適宜性實踐課程中，我們都在為兒童創造一個安全的、養育的和支持的環境以讓他們經歷童年獨一無二的樂趣。
發展適宜性實踐的產生與發展是美國社會政治背景和教育領域的不斷實踐及理論研究相互作用的產物，也是全教協會作為致力于提供高質量幼兒教育的組織機構不斷探索和實踐幼兒教育課程模式的產物。美國的政策背景和理論研究為發展適宜性實踐提供了形成與發展的動力，全教協會的推動是發展適宜性實踐得以發展的保障。從20世紀80年代全教協會提出發展適宜性實踐聲明到如今，發展適宜性實踐歷經了近30年的發展與修訂，發展適宜性實踐已成為美國幾乎所有托幼機構的教育實踐指南，且受到世界各國幼教界的重視。發展適宜性實踐在發展的過程中值得被我們學習并擇其精華為我所用，但是正如比較教育學家薩德勒（Michael Sadler）所言：“我們不能隨意地漫步在世界教育制度之林，就像小孩逛花園一樣從一堆灌木叢中摘一朵花，再從另一堆中采一些葉子，然后指望將這些采集的東西移植到家里的土壤中便會擁有一個有生命的植物。”因此，在對發展適宜性實踐借鑒的過程中，應緊密結合借鑒國的社會文化背景及教育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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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現實中卻因存在不同程度的“忽視同步”而造成交流動力不足，這些目的不同的“交流”，別說“同步發展、逐步均衡”的初衷難見端倪，即使“一方拉動”的低層目標也無從談起。只有盡快清晰并夯實這一同步發展的平臺，城鄉學校交流所期望的“賞心悅目”才會得以呈現。
“同步發展”讓彼此產生“同步示范”的創新需求。一是同步創新“示范崗位”，充分挖掘各自的現有資源，讓參與者在交流過程中有機會展示自己最優秀的一面，可以充分體驗交流實踐的別樣情趣，也可以及時吸取對口學校以及師生的意見和建議，讓各自學校現有或者正在形成的優質教育資源更具特色，進而可以吸引到更多優秀者自愿加入其中，讓沒有參與的教師也可以同步感受其中的魅力。二是同步培育 “示范團隊”，在交流過程中注意通過“師徒結對”、“特別工作室”等方式打造引領范圍更廣的“示范團隊”，通過不同形式的交流實踐活動發揮其示范帶動作用，加快各自學校中優秀群體的成長過程，壯大優秀資源的生成總量，實現高質量的、可持續的區域均衡。
“同步發展”讓彼此擁有“同步鑒賞”的體驗熱情。一是同步拓展“特色櫥窗”，將交流實踐當成不可多得的鑒賞窗口，將目光放在各自引以自豪的特色工程、特色素養上，既可以近距離接觸和感染新的環境和師生，也可以在充分體驗新同事、新施教對象、新教學環境的新鮮反饋，同步優化已經形成的“品牌項目”，同步完善正在形成的“特色創建”。二是同步豐富“成長視窗”，為同步促進各自學校青年教師的快速成長，交流實踐中應該攜手為其開通 “成長特別窗口”，讓他們多一些機會去近距離接觸到城鄉不同模式的課堂、不同風格的教師、不同理念的管理，多一些渠道去接觸各自學校的優秀教育資訊，充分經歷博采眾長、去偽存真的自主成長歷程。三是同步拓展“優化渠道”，交流過程中應攜手開展不同形式的反饋交流活動，既要同步分析彼此發展中實際存在的“短板”和“長板”，從不同角度審視各自的優劣狀況，加快各自“取長補短”的速度，又要檢討師生彼此對不同教育環境、不同施教模式的實際適應能力，對“水土不服”和“南橘北枳”現象的即時分析和把握，及時提高優秀教育資源的生成成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