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24 15:54:2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學的性質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總體定位：經濟學是一門科學，是一門關于致用性、易變性、批判性的科學
應該承認一個事實，經濟學是一門正在成長中的科學。雖然很少有人質疑這一點，但對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批評并不鮮見，特別是對中國的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批評尤其多。因此迫切需要我們對此進行必要的思考，并給予盡可能科學合理的回答。總體上說，應該相信經濟學是一門科學，或者說，經濟學是一門不斷成長的科學，是一門處于不斷科學化過程中的科學。經濟學經過幾百年的耕耘和發展，已經演化成為一個龐大的經濟學體系，甚至已經成為一個“帝國”――具有“帝國主義性質”的“科學”。在這種情況下，否認經濟學的科學性無異于與造就這個龐大體系的所有的努力相對立，這是任何一個經濟學者(也包括那些對經濟學科學性持有懷疑態度的非經濟學者)不愿意也沒有能力做到的。雖然這并不是一個“科學回答”，但至少揭示這樣一個事實，經濟學經過幾百年的努力，絕對不會沒有一點科學性，甚至應該說，科學性應該是經濟學的主流，批判經濟學或開展經濟學批判，這是首先的立足點。
同時也應該老實承認，經濟學不是圣經，不是天書，更不是神學，經濟學中一定存在非科學的成分。無論經濟學經過多少年的發展，無論經過怎樣的“千錘百煉”，即使是非常成熟的觀點和結論，其中也難免存在一定的非科學成分，況且經濟學還是一門需要“與時俱進”的科學，即經濟學的科學程度與經濟學家與時俱進的能力和經濟學理論與時俱進的程度有密切關系。所以，在確認經濟學是科學的同時，承認經濟學存在不科學的地方，應該是一種可以接受的看法。經濟學是一種不斷通過不同時代的不同的具體人的努力逐漸形成的一門科學，其中包括人為因素，也包括時代烙印。人的存在是具體的，都存在局限性。所以由具體的人造就的科學也必然是存在局限性的。因此，盡管經常遭受這樣或那樣的批評，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地位依然是穩固的。但同時我們依然要正確對待經濟學還不夠科學這個事實，還要繼續想辦法促進經濟學的科學化，提高其科學程度。
此外也應該認識到，經濟學遭受各種批評和質疑是經濟學成長和發展的一種表現。這里涉及到經濟學如何對待批評的問題，一方面進步需要批評，另一方面被批評者需要有一個“科學態度”。因此，作為具體人來說，如何對待批評以及對待批評的科學態度是其人格是否健全的一個標志。同樣，對一門具體科學來說，也有類似的道理。一門科學也有自己的“學格”――數學的邏輯性、哲學的思辨性、物理學的物質性以及化學的實驗性等等，鑄就了不同門類的科學自己所具有的“學格”。關于經濟學的“學格”是需要重視并加以探討的問題，而且這還似乎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但以下三點應該可以成為經濟學“學格”的重要內容：1、致用性。經濟學作為致用科學，這已為學界所認同。問題是經濟學如何致用，這涉及到經濟學的“工具意義”問題。但無論如何，如果沒有用處，不能“致用”，經濟學就沒有存在的意義。這個道理非常簡單，沒有什么可討論的。2、易變性。大家知道，經濟學是研究如何選擇的科學，選擇需要智力基礎，不同的選擇主體因其偏好、習慣以及其他諸多因素的影響，形成不同的選擇和判斷。所以經濟學的致用不是一成不變的致用，同樣資源可以有極為不同的用處，進而會有極為不同的結果。3、批判性。經濟學需要致用，而且致用又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包括原理本身的不確定性，也包括原理運用的不確定性。這一點鑄就了經濟學立論的批判性――只有批判性才能在他人的基礎上提高“有用性”。科學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經濟學作為科學的有機部分，更需要“站在他人的肩膀上”。當然批判性是科學的批判性。
總之，關于經濟學“學格”問題，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確立符合科學經濟學“學格要求”的“學格定位”，對現實經濟學的致用性和科學性的提高，無疑是有意義的。
二、方法定位：經濟學是同質的也是異質的，準確說是同質基礎上的異質性科學
經濟學發展中存在各種各樣“煩惱”。至于這些“煩惱”是什么，不同學者會有不同的歸納和回答。我這里認為，從根本上說這個煩惱是“同質化煩惱”。
大家知道，沒有任何一種門類科學遭到經濟學那樣多的指責，也沒有任何一種門類科學家遭到經濟學家所遭受的批評。這到底是經濟學的問題還是經濟學家的問題?是經濟學或經濟學家應該遭受這樣的批評還是那些批評者的批評有問題?這是一個很復雜的現象，簡單地指責哪一方面或各打五十大板，都難以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其實，這涉及到對經濟學以及經濟學家如何認識的問題。如果沒有一個相對科學的認識，無論是批評還是辯解，都是沒有意義的。
關于經濟學似乎人人有話要說，但能夠說幾句和能夠說得有點道理是兩回事。能夠說幾句的很多，能夠說得有道理的不多。那些遭受批評或批評欠恰當的，往往就是那些能夠說幾句的。因此在進入討論正題之前，羅嗦幾句其實也是給自己一個壓力，一定要說得有點道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既然想說，就說得有道理，至少說一點實話，說一點真實想法。即使錯誤，也可以理解并被原諒，當然對經濟學也應該是有好處的。
那么經濟學是什么?如何來把握?這涉及經濟學到底是一種什么性質的大問題。縱觀國內外，古往今來，經濟學長期演變，范圍之廣，領域之寬，層次之深，是許多學科無法企及的。經濟學這種“帝國性質”，無論如何看它，似乎都是“盲人摸象”。那是否因此而停止探索和思考呢?這不是可取的選擇。無論“經濟學帝國”有多大，多么難以把握，但畢竟只是“一個帝國”，人類具有無限探索能力，難度總是相對的。所以，人類在困難面前，選擇只有一個，那就是繼續前行。
其實道理很簡單，人類之所以需要經濟學，是為“經濟”。所謂經濟就是節約、效率、選擇以及與“更好”有關系的方法、方式、機制等等，從根本是說，經濟就是對人類“更有用”，那么也就是“更經濟”。即使對經濟再作更廣義的理解，包括自然、社會等各個領域，其核心內容即“更好”、“更有用”等是不變的。關于自然的經濟學，是讓自然更有利于或有益于人類；關于社會的經濟學，是讓社會運作的更有效率、更文明、更發達；等等，無論在哪個領域，經濟學都是這樣一個基本的思路。正因如此，經濟學才成為經濟學，才發展為“經濟學帝國”，才發揮巨大作用，對人類不可或缺。無論個人組織，無論集團國家，無論什么種族和處于什么樣的文化氛圍，都不可能不需要經濟學的指導。因此，能夠致用的經濟學為人類發展所必需。
既然經濟學能夠致用，那么如何致用呢?如前所述，它是
通過對利用對象“有用性的不斷放大”得以實現。人類利用對象有千千萬萬，有形的商品設備、無形的知識資產等等，能夠成為經濟物品的，都可以成為利用對象，都屬于經濟學研究范圍。所以異質性成為經濟學一個重要性質，經濟學通過研究經濟主體的選擇行為，通過選擇行為的高級化、科學化來達到“促進有用性提高”的目的。具有異質性思維的經濟主體，圍繞自己的經濟目標(把目標作為參照系)，通過經濟運行過程中的正負反饋機制來校正自己的行為。經濟學就是這樣來為主體服務的，因而經濟學是一門通過一定的機制來改進主體的行為進而實現主體目標的科學。經濟學這種“異質性”使其成為能夠不斷調整改進、適應時代變化、符合實踐發展要求、因而富有生命力的科學。
當下經濟學現狀之受質疑，關鍵在于背離經濟學的這個性質，主要表現為“同質化”。所謂同質化，是指這樣一種經濟學，把對象看作是“同質性”的，很少考慮和基本不考慮其變化性，即使考慮了，或者考慮不夠周全，或者假設過多，以至于“同質化”，并據此得出結論。這樣脫離現實，解釋力自然降低。每位經濟學家均有其理論，均以假設為基礎。因此兩個經濟學家有三種觀點也就在所難免。可以這樣說，經濟學發展至今，已經達到這樣的地步，沒有假設無法得出結論，沒有數學無法進行研究。復雜多變的現實被假設和數學“同質化’’了。經濟學陷入“數學困境”或“形式化陷阱”，這里叫做“同質化困擾”。“科學外形”完美，“科學內容”欠缺，在復雜多變的現實面前力不從心。
三、未來走向：同質分析依然重要，異質化大勢所趨，將逐漸取得主導地位
把異質性作為努力方向，樹立一種新“經濟學觀”，一方面逐漸豐富假設條件，另一方面從現實而不是從理論出發。這樣經濟學就能夠一定程度上擺脫“同質化困擾”，成為更強解釋力和科學度的科學。
首先，異質性是一個發展趨勢。我們知道，在新古典之后，各種學派爭奇斗艷，大大沖擊且豐富了經濟學的內涵，某種程度上改變了經濟學的“同質性質”，自覺不自覺地走上異質性道路。僅以“看不見的手”為例，歷代大師各種各樣的闡述，歸納起來主要有兩條：一是抵制批判改進思路，主要以馬克思、凡勃倫、凱恩斯以及馬爾薩斯、李嘉圖等為代表；二是重新表述改進思路，主要以馬歇爾、費雪、米塞斯、弗里德曼等為代表。各派雖然都宣布自己獲得勝利，但歷史會繼續前進，新思想會繼續產生，恐怕難以看到“鹿死誰手”的“零和”結局。就討論細節，如對貨幣、財富等亦有不同的解釋，體現了質的差異性。后人只能批判吸收或重新闡釋以達揚棄發展之目的。這就是經濟學與生俱來的異質性品質。
其次，“異質”的內化，打造經濟學的新基礎。“異質”與“同質”具有本質的不同。同質分析是以同質假設為前提，所運用的概念和范疇都具有同質性特點，因而結論自然是同質分析的結論。雖然同質分析也會考慮變化，但是這種考慮外在于其理論分析，因而和內在于理論分析的異質性，就像“美麗絲襪”和“美麗大腿”、“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一樣，具有本質的區別。如勞動范疇，同質地看成簡單勞動，復雜勞動，甚至創新勞動等，都難以準確把握。而把勞動界定為異質性的，勞動的諸多特性得以內化，由此衍生出的理論會很不相同。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堅持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原理
政治經濟學認為，在社會生產中，始終存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及其對立統一關系。從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過程來看，生產力的不同發展階段決定著生產關系的不同性質;但是，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下，生產關系及其具體形式對生產力具有巨大的能動作用甚至決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強調生產力的決定作用是一種庸俗機械的唯物主義觀點，片面強調生產關系的反作用或決定作用則是一種唯意志論和唯心主義觀點。所謂供給側，總是相對于需求側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會生產這一方面。而任何社會生產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根據政治經濟學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另一方面又必須注重從生產關系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分析當前中國經濟所表現出來的供給側方面存在的問題，不能停留在生產力這個層面上，而是必須深入認識生產關系這個層面存在的問題，應該更多地從完善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個角度出發去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內容。必須高度重視已經形成的社會生產關系體系對于我國社會生產力所產生的巨大能動甚至決定性作用。僅僅從生產力角度來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
社會經濟發展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其中既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運動這樣的一般規律，同時，不同性質和階段的社會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規律。因而，僅僅從抽象的、一般意義上去談經濟發展是沒有意義的;僅僅從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出發去解釋和解決特殊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問題則是無效的。因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注重借鑒國外的經驗與教訓，另一方面又必須從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反對任何形式的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只有創造性地把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運用于對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科學分析，才能找到正確的方向和原則。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能迷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制度基礎。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比資本主義私有制更為廣闊的空間和前景。同時，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的社會生產計劃，能夠避免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所產生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和社會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從而能夠更加有效地保持社會生產的快速和可持續發展。建立在按勞分配原則基礎上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夠避免社會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從而不僅能夠保證社會公平和正義，極大地煥發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而且也避免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民群眾的消費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從而為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必須遵循的路線和道路原則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和方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發展道路。
同時，在政治經濟學看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無止境的價值增殖或賺錢為目的，因而，剩余價值規律支配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全部過程，剩余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發展生產力是資本獲得剩余價值的手段，與此同時，生產力的發展又與資本的內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表現在各個方面：第一，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含義在于同一勞動時間內生產的商品更多，從而單位商品的勞動量及價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資本追求的卻是剩余價值，而不是物質財富。這樣，資本生產的商品越多，單位商品的價值以及剩余價值就越少，從而平均利潤率具有一種下降的內在趨勢，這就迫使資本必須加快積累并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使同一單位的資本獲取的剩余價值會更少，平均利潤率進一步趨于下降。這就形成一種循環，正是這一循環推動著資本主義的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第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的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實現需要一系列嚴格的前提條件，這些條件最重要的是：必須有足夠的市場購買能力來消化或購買大量生產出來的商品。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恰好不能保證這一條件，原因在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與生產供給相比總是不足的，因為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財富占有在資本一方和勞動一方的兩極分化。除此之外，資本主義生產還表現為一種無政府狀態，即使是資本之間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確定性和經常的不平衡。因而，生產之間的矛盾以及生產與最終消費之間的矛盾，是一個標準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無法解決的問題。于是，這些矛盾總是以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方法來進行一種強制性的解決。第三，資本為了獲得利潤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職能資本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一個龐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統。信用的發展一方面促進了資本的集中和一定階段的經濟增長，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創造出一套投機和欺詐機制，使現實資本更多地轉化為虛擬資本，從而產生了國民經濟金融化，并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最終必然產生金融危機并進一步引發經濟危機。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的矛盾會產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并最終給廣大民眾帶來深重的災難。因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決不能朝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去改，絕不能如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盲目迷信市場的力量，而應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三、解決供給側問題需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政治經濟學認為，任何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在不同的條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決定的。一定性質的社會生產關系構成了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它決定了一定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同時，一定經濟制度下的不同發展階段，社會生產關系具有不同的具體形式，從而形成不同的經濟體制，而一定的經濟體制決定了一定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表現出一系列問題：對外貿易增長乏力、部分產能嚴重過剩、產業結構失調、技術創新能力不足、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資源生態危機等等。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些問題都具有供給側的性質。因而，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切合實際的。但必須深究的問題是，產生供給側問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問題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須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牛鼻子”，這個“牛鼻子”，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特殊經濟體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特殊經濟增長模式。從中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在于地方政府在實際職能上的企業化。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國經濟在一定階段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又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根源。
正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指出的那樣，全面深化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其中，如何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尤為重要。因而，改革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如何通過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經濟增長中繼續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夠貫徹落實中央制定的綜合改革和發展目標，這是能否解決供給側問題以及能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重要環節和關鍵。
四、供給側改革既應強調供給又要關注需求，既要著眼當前又要立足長遠
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表現為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等四個環節同時存在并且相互轉化的過程。這四個環節之間存在著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對立統一關系，但是生產在其中始終起著支配的作用，社會生產過程的性質和特點始終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性質和特點。因而，必須始終重視生產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地位，同時又必須高度重視分配、流通和消費對于生產的巨大反作用。只有從政治經濟學的這個基本理論出發，才能全面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分配、流通和消費方面的改革的辯證關系，也才能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豐富內涵和重要意義。僅僅從供給或需求的角度來看待經濟發展問題是片面的，把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割裂開來更是錯誤的，必須全面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我國經濟的突出問題在于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加大，而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直接來源于企業的活力不足。企業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業生產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市場，企業生產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市場是因為它們生產的東西與市場的需求之間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間的矛盾既來源于供給側，也來源于需求側。因而，在強調和注重供給側改革的同時，必須進一步重視需求側的作用和需求側的改革，其中，投資體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只有把供給側的改革與需求側的改革結合起來，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狀況。
不僅如此，還必須正確理解和處理好長期經濟變量和短期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從一般意義上來說，供給側更多地具有長期的性質，而需求側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質。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供給側也存在短期的經濟變量，需求側也具有長期的效應。就供給側方面來說，不僅存在產業結構、技術創新能力、在價值鏈中的地位等長期經濟變量，也存在產品庫存、過剩產能、產品質量等短期經濟變量。就需求側方面來說，出口、消費和投資不僅具有短期經濟效應，同時也會產生長期經濟效果。因此，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注重影響長期經濟變量的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須采取有關政策措施解決短期經濟變量方面存在的問題;既要把這兩個方面區別開來，又要對它們進行全面統籌。
摘要：2009年銀監會下調城商行異地市場準入政策，從而加速了中小銀行的跨區域經營熱潮。中小銀行跨區域經營面臨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和挑戰，如何生存、發展、壯大是中小銀行面臨的重大課題，如何設計組織結構以保證發展是跨區域發展的中小銀行必須解決的迫切問題。本文從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理論入手，提出中小銀行在跨區域經營的組織架構中，既要實現垂直向下的部門一體化，也必須相應提高分支機構的管理邊界，從而減少內部摩擦和交易費用，提升效率；通過比較當前的商業銀行組織結構，分析中小銀行跨區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最終提出適合中小銀行跨區域發展的組織架構與管控模式。
關鍵詞：中小銀行；組織結構；交易費用理論
跨區域經營的中小銀行①是指中小銀行突破自身所處城市所轄行政區域的限制，實現跨行政區域的經營發展，目前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在本省范圍內不同城市間設立分支機構，另一種是跨省（區）、直轄市間的發展。2006年，監管部門《城商行異地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為中小銀行跨區域發展提供了制度依據。2009年監管部門調整了市場準入政策，放寬和簡化機構設立。銀監會也提出中小銀行發展的四個方向，即成為全國性銀行、區域性銀行、社區銀行以及專業化銀行，這為有條件的中小銀行提供了明確的發展路徑。因此跨區域經營已經成為中小銀行發展的主流模式。至2009年底，實現跨省經營和省內跨區域經營的城商行數量為42家，占城商行總數量的29%。其中，實現跨省經營的城商行數量為32家，占總數量的22%②。
中小銀行跨區域經營面臨著更激烈的市場競爭挑戰，如何生存、發展、壯大是中小銀行面臨的重大課題，而如何調整設計組織結構以保證發展又是所有中小銀行必須迫切解決的現實問題。本文引入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理論，針對中小銀行跨區域發展過程中組織結構存在的問題，分析比較主流的商業銀行組織結構，最后從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經營效率的角度，提出適合中小銀行跨區域發展的組織結構。
一、組織結構研究的新視角：交易費用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交易費用理論最早由Coase（1937）在《企業的性質》中提出。交易費用是指運用市場價格機制的成本，它包括兩個主要內容：發現貼現價格以獲得精確的市場信息的成本，以及在市場交易中，交易人之間談判、討價還價和履行合同的成本。Coase認為，企業和市場是兩種可以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機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機會主義、不確定性與小數目條件使得市場交易費用高昂，為節約交易費用，企業作為代替市場的新型交易形式應運而生，因此交易費用決定了企業的存在，“企業的顯著特征就是作為價格機制的替代物”，企業采取不同的組織方式最終目的也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Coase還進一步分析了市場與企業的邊界問題，他認為企業的規模會擴張至企業的內部管理組織成本與外部交易成本的均衡點，即“企業的擴大必須達到這一點，即在企業內部組織一筆額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開市場完成這筆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個企業家來組織這筆交易的成本。”
Williamson（1985）在Coase的基礎上，將交易費用理論進一步發展。他認為所有的經濟活動都可以看作是一種交易，所有的交易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契約（contract），并且人是有限理性③（bounded rationality）和機會主義④。一項交易由市場組織好還是由科層組織好，取決于交易的生產成本和交易費用的綜合考慮。其他條件不變時，資產專用性⑤程度越高，市場節約生產成本和交易費用的優勢就越不明顯，因此交易就越適合由科層⑥來組織；反之則反是；處于兩者之間的交易就適合由混合形式（hybrid）來組織。而科層能夠取代市場，是因為其能有效降低交易費用。與市場制度相比，內部交易者通過機會主義傾向以犧牲企業的整體利益來滿足私利的能力被削弱，機會主義的動機也因之削弱；與內部組織相關的各種活動能夠得到有效的監督和審核；內部組織擁有處理爭端或糾紛的優勢；內部組織還可以從各個方面減輕信息不對稱的影響。Williamson進一步在《市場與層級組織》一書中，將組織結構分為U型、M型和H型三大類，與U型結構相比，M型結構實施了更多的向下分權，與H型結構相比，M型結構實施了更多的中央調控，他認為從U型H型M型⑦的演變過程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組織變革。
二、中小銀行的組織架構及其跨區域經營中存在的問題
銀行組織結構變革實質上是針對業務模式轉變的自我調整，美國銀行業的組織結構變化代表了銀行業的發展軌跡，主要分為四個階段：最初銀行業務相對單一，主要依靠存款推動，存款規模對于商業銀行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而規模優勢的效應使得銀行不斷擴大經營網絡，最終對業務規模的追求使得總分行制出現；上世紀70年代，美國出現金融脫媒，以及不斷推進利率市場化，銀行的業務模式從以規模為中心轉向以服務客戶為中心，組織架構也由規模為導向的總分行制向以客戶為中心的事業部制轉變；客戶金融需求的多樣化引起金融需求的不斷深化，從而使銀行的產品開發和金融方案設計重要性突顯，因此以產品為中心的事業部制出現；進入90年代以后，全球一體化使銀行業務全球化，原有的客戶事業部和產品事業部下管理半徑太大導致管理效率低下，因此將地區事業部和客戶產品事業部有機結合，矩陣式管理架構出現。
反觀國內商業銀行的組織結構，大致遵循了上述的變化軌跡：總分行制事業部制矩陣式。我國商業銀行普遍采用一般意義上的總分行制，目前只有民生銀行采用完全意義上的事業部制架構，其余的商業銀行只在部分新興市場業務或產品領域，如信用卡、投資銀行、私人銀行等采用事業部制；真正意義上的矩陣式組織結構在國內商業銀行還處于摸索階段。
對于中小商業銀行而言，普遍采用的是總分支行組織管理架構，只是在某些部門的設置上采用了事業部制，以及個別業務領域采用了矩陣式的管理手段。自從2005年上海銀行設立異地分行以來，中小銀行在異地開設分支機構已經成為一種主流發展模式，但是隨著異地開設分支機構數量的增加以及管理半徑的逐漸加大，使得總分行間的管理復雜性呈幾何級數增長，眾多中小商業銀行實行總行集權的總分行管控模式，但隨著業務不斷發展以及經營環境的不斷變化，這一集權式的管控模式面臨著如下挑戰：
（一）統一評審機構導致風險認定存在歧議
許多中小銀行只在總行層面設立獨立的風險評審機構，實施項目集中評審制，異地分支機構的項目必須由這一評估機構統一處理。原本這一設計的目的在于對異地分支機構的有效風險控制，防止分支機構出現道德風險以及項目的逆向選擇，但卻無法保證遠離企業所在地的評審機構對異地項目風險狀況的準確掌握。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評估機構無法準確掌握異地分支機構的貸款項目風險，最終造成分支機構的項目難以通過，業務拓展難度加大；另一方面使得業務領域的開拓出現了逆向選擇，即中小企業經營的特殊性，使得遠離該企業所在地的評估部門無法把握其風險，因此中小商業銀行極力推行的中小企業業務無法順利開展，分支機構更多地將目標鎖定為大中型企業。因而，采用這一組織設計的中小銀行跨區域經營中，經常出現分支機構與評審機構的矛盾，增加了內部交易費用；同時也使得銀行的中小企業開發戰略無法獲得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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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權式管理使得分支機構業務發展受阻
在跨區域經營中，由總行充當戰略規劃中心，對于分行的業務發展實施規劃指導職能。國內的經濟發展呈現出區域不平衡的特點，不同區域的經濟特點不盡相同，對身處其中的商業銀行產生必然的直接影響。總行出于統一考核、計劃指標等因素，對所有的分支機構采用統一的業務發展規劃，結果造成業務開展難度大、成本高，創造的效益不理想，員工積極性下降；另一方面，沒有充分利用分行的信息優勢，削弱了分支機構開展業務的靈活適應性、積極性和主動性。
而分支機構提出針對當地市場特征的業務計劃，又難以獲得總行的認同，需要尋求各種內部溝通渠道加以解決，如有些中小銀行的分支機構，會定期派項目負責人前往總部進行溝通，這事實上增加了銀行總分行間的溝通成本；除此之外，由于實行集權式管理，當市場出現變動或機會時，分支機構需要向總行層層報批，難以及時做出反應，耽誤了市場時機，使得效率下降。
（三）業務條線化管理造成條塊分割、內耗嚴重
有些中小銀行實行業務條線化管理，以加強總行對分支機構業務發展的控制，但是分支機構規模相對較小，在市場競爭中并不占優勢，需要依靠整合分行的資源，才能具備與大型銀行相抗衡的能力，這是當前中小商業銀行面臨的市場環境，是不可回避的劣勢。若中小商業銀行過于強化業務條線化管理職能，不僅會削弱分行資源整合的力度，導致目標模糊、條塊分割、組織內耗嚴重，難以發揮后發優勢，同時也不利于加大分行的市場開拓力度和銀行戰略目標的實現。
（四）難以滿足多元化的客戶要求
中小銀行在未實施跨區域經營時，主要采用的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職能型架構，但不同行業客戶或不同類型企業客戶的需求也千變萬化，難以用統一的標準予以滿足，客戶需求的綜合化和多元化要求銀行為客戶提供更加專業化和差異化的服務，要求中小商業銀行在跨區域中必須要轉向“以客戶為中心、內部分工專業化”的組織架構，以應對區域差別化帶來的挑戰。而中小銀行的總部機構雖然初步建立市場營銷管理體系，但對分行市場營銷的整體規劃、組織、協調和支持力量仍然比較薄弱，對市場變化反應遲鈍，無法及時采取相應的措施以應對分行市場營銷中出現的問題。
四、小結
當前中小商業銀行跨區域發展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但是跨區域經營對于中小商業銀行是一個新的課題：如何既保持對異地分支機構的有效管控，同時保證其快速發展壯大，又使得總分行機構間溝通順暢、決策效率高，在這二者之間取得平衡，成為考驗這些中小商業銀行經營智慧的一個試金石。
注：
①本文中的中小銀行是指除12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以及農村商業銀行、合作社等以外的中資中小銀行。
②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09年報。
③所謂有限理性，是指“人們意圖理性地行事，但是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Simon，1957）。
④所謂機會主義，是指用欺詐的手段來算計的行為（Williamson，1985）。
⑤所謂資產專用性，是指一種專用性投資一旦做出，不能轉為其他用途，除非付出生產性價值的損失，它包括地點專用、物質專用、人力專用、商標專用以及臨時專用等（Williamson，1991、1996）。
⑥Williamson認為企業是依靠科層的權威來組織交易，“科層”比“企業”更恰當。
⑦U型是指：集權制的、職能部門化的或一元化的組織結構；H型是指：控股公司制的組織結構；M型是指：事業部制組織結構，它按照產品、品牌或地理區域設立各自半自主的經營部門（主要是利潤中心），每個部門都獨立經營自己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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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imon，Herbert，1957，Models Of Man.NY：John Wiley.
Williamson，E.A.G.，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New York：Free Press，1975.
Willamson，O，1985，The Economic Institute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ress.威廉姆森.資本主義經濟制度[M].段毅才，王偉譯，商務印書館，2002.
Willamson，O，1991，“Comparative Economics Organization：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36：269-96.
Willamson，O，1996，The Mechanism of Governance，New York：Oxford Univ. Press.
姚瑜琳.我國商業銀行組織架構改革目標模式與路徑選擇[J].金融研究，2008，（4）.
關鍵詞：經濟學隱喻；實在性；模型；經濟學方法論；
作者：殷杰，祁大為
由于經濟學不能提供對事件的具體預測[1]，而經濟學家主要支持的卻是實證主義方法論準則[2]，因此，這導致了經濟學研究內容和方法論之間的矛盾。有關經濟學知識如何構成及其獲取方式的探討，直接關系到這門學科的認知地位和知識的合法性問題。在經濟學方法論的近期研究中，經濟學修辭學和經濟學批判實在論的研究在化解上述困境方面有所貢獻，然而也形成了新的矛盾。經濟學修辭學的代表麥克洛斯基(DeirdreMcCloskey)認為，因為波普爾傳統在科學哲學中根深蒂固，所以由其所形成的方法論不能合理地解釋那些實踐經濟學家所做的研究，她主張回到“實踐”，尤其是要關注經濟學家的實踐帶給方法論的啟示。經濟學批判實在論的代表人物勞森(TonyLawson)認為，方法論者專注于認識論問題時，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經濟學理論的本體論意義，即這些理論忽視了關于社會經濟現實本質的預設[3]52。勞森主張要找尋經濟學理論的本體論前提，并對經濟實在的本質進行概念化，也就是要對經濟學研究中的本體論構成加以探討。在面對經濟學方法論究竟應該是“理論導向”還是“實踐導向”這一問題上，科學隱喻作為一種說明框架逐漸引起了經濟學家和經濟學方法論者的關注。此外，“模型”作為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輔助工具，在經濟學理論建構和實踐中有著頻繁的運用。本質上說，經濟學隱喻和經濟學模型在實在性上有著很多的共同點，甚至一致性。因此，針對上述兩個“導向”的爭論，本文跳出傳統方法論的規范性和非規范性爭論的態度，在探討模型這一經濟學研究對象本質的基礎上，采用隱喻話語分析的方法來化解經濟學的困境和方法論的分歧，進而說明隱喻分析方法不僅是更新經濟學方法論的可行方案，而且還深深“扎根”于“實在性”之中。
一、作為理論建構和實踐工具的經濟學隱喻
在當代哲學的語言學、解釋學和修辭學三大轉向過程中，傳統上作為修辭手法的隱喻進入到哲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關研究者的視野之中。此后，隱喻在哲學上的價值也逐漸體現在了認知的內在性、本質性的本體論層面；認知功能實現的認識論層面；以及跨學科、跨視域的方法論研究層面。與此同時，經濟學方法論也發生了兩個研究路徑上的轉向，分別是以仔細探查經濟學家實踐而不是專注科學哲學“教義”的經濟學修辭學，以及旨在修正波普爾理論對經濟學理論影響下對本體預設忽略的經濟學批判實在論[3]51。兩個理論分別在經濟學研究者的話語實踐，以及經濟學假設的、未被觀察到的經濟實體(economicentities)和機制進行概念化的研究對象投入認識的過程中都著重強調了隱喻分析方法。傳統上僅作為修辭手法的隱喻由此進入了哲學基礎的闡發以及尋找其本體論意義的活動中，這對于經濟學理論建構和實踐的實在性分析，乃至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首先，語用學為經濟學隱喻分析提供了基礎。孔多塞在《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中寫道：在語言的起源時，幾乎每一個字都是一個比喻，每個短語都是一個隱喻[4]。而經濟學的特征主要體現在，以語言為媒介并輔以假設、圖示以及數學符號等的系統表征。傳統上作為“手段”的經濟學隱喻，其“目的性”也在經濟學理論和實踐的研究中越發凸顯，尤其是有關類比、模型、寓言以及語用上的語境轉換帶給隱喻意義方面的探討，給予了經濟學方法論研究強烈的“指引”意味。根據格賴斯(PaulGrice)標準二分法，在我們得到語義含義(semanticmeaning)后，通過“語用推理”(pragmaticinference)推導出語義的語用含義。在這一過程中，其一，語用學強調在語法和語言意義研究過程中語境因素的作用，通過設定語用學討論語言交往過程的普遍性前提，事實上是構造言語可能理解的先決條件，以反思該設定的有效性，進而對言語行為的規則提出質疑或展開辯護。其二，要讓指稱詞所指有意義也須借助語用學的語境理論。在經濟學的理論建構和實踐過程中，隱喻與指稱相互作用確保了意義的必然性，由此，“所言”進入到了“所含”，經濟學隱喻就此到達了語用層面。
我們都知道，語用學研究的是語境對話語解釋的影響[5]51，經濟學則研究人類針對價值交換和彼此相互作用過程中對某種規律性進行解釋的嘗試，語言的運用為這一切提供了交流機制。另外，經濟學試圖將社會制度解釋為某些函數的最優化過程中所衍生的常規性[5]6，隱喻的使用無疑會使這種嘗試成為可能，并且有效。
其次，經濟學隱喻是經濟學理論建構的可行方式。從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來看，經濟學研究對象客觀實在的樣態往往超出主體所有可能經驗觀察的范圍，這使得經濟學語言在指稱或表征一些特殊概念方面常常陷入某種困境。有鑒于此，隱喻的理論建構功能越來越被經濟學方法論者所重視。
隱喻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和認知工具，長期活躍在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構建及使用過程中。其一，隱喻被視為發現新知識的工具。隱喻方法對于經濟學理論未確定的解釋和證實對象構成了一種微妙的“指引”，為確定的解釋和證實對象提供了明確的借鑒，針對新理論意義的探討也因此獲得了可能。其二，經濟學隱喻為經濟學理論賦予意義。隱喻的解釋力涵蓋了所有其他相關的比喻，通過對眾所周知事物的描述，把已知事物的現有洞察和語詞用作新的，已轉變的經濟學語境中的理論描述，進而形成了對新理論的建構。其三，隱喻深深扎根于經濟學理論的描述和評價過程。在經濟學理論建構過程中，具備隱喻特質的聯系定義了經濟學概念。與此同時，隱喻將我們的關注點從承載者(基體)轉移到了隱喻本身，經濟學隱喻中的“聯系”定義了知識，由于持續性“聯系”的變化，達成了不同的結構、組織、技術或者其他有關經濟學的認知，新理論由此形成。
最后，經濟學隱喻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實踐”指的是經濟學家的研究領域，通常由經濟學家在研究和分析過程中使用的觀點、理論、研究策略、測量技巧、說明假設和對象描述等組成[2]96。上述的每一種實踐方式都與隱喻密不可分，甚至還需要借助于假設和隱喻建模來展開相應的說明。實際上，隱喻不僅僅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人類借助于一事物對另一事物進行詮釋或理解的方法。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發展進程中，隱喻的存在方式已不局限于修辭手法或語言游戲，事實上隱喻已經成為人的思維方式和話語實踐的有效方法，甚至已經成為經濟學家概念系統的“加工廠”。進一步來說，隱喻的存在方式已漸變為，如何使用經濟學語言來描述經濟實在“賴以生存的基本方式”。
經濟學隱喻的實踐價值具體體現為：其一，隱喻為經濟學實踐提供了話語媒介。由于實踐經濟學家無法做出對研究對象的全稱判斷，也不可能做出經濟世界與經濟語言完全一致的描述，通常經濟學家采用的策略是將經濟世界和與之相應的語言置于約定的定義之下，運用隱喻的“連接”，將二者的相似點和一致性設置成為銜接點，并在實踐中不斷加以修正，使經濟學話語的逼真度逐漸接近經濟世界的本質。其二，隱喻化解了經濟學實踐與理論間的沖突。理論化并非經濟學本質，理論之外的實踐也并非缺少意義。經濟學實踐和經濟學理論的關系是相互依存的，即便是擱置了理論優位視角，在實踐過程中也常常發現經濟學理論系統內以及實踐與理論間存在著相互作用乃至沖突。那么，如何理解這種相互作用呢？用黑格爾的話來說：“相互作用”已經達到了具體概念的“門口”，但它還屬于“本質”論中的“反思范疇”，尚未達到對立統一的認識———“概念”(“具體概念”)[6]。這也就是說，在試圖找尋經濟學實踐與理論誰決定誰這一問題的答案時我們發現，經濟學所用的概念往往存在問題。要么是概念過于抽象不明確，要么是它們在經驗中的適用范圍缺乏明確界定。隱喻允許我們依據一個經驗領域去理解另一個經驗領域，這表明理解是依據經驗的整個領域，而不是孤立的概念[7]，而概念化經驗的方式正是隱喻功能的實踐價值所在。
通過審視經濟學實踐與理論的相互作用我們發現，概念作為經濟學實踐與理論的本質性存在，其精神內涵是借助于隱喻來實現其具體表征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隱喻本身就是經濟學概念的“精神”。另一方面，從實在性角度來講，隱喻作為科學說明的重要方式，其為經濟學理論和實踐之間提供了意義轉換的媒介，同時，隱喻還是由科學共同體約定的一種對客觀世界特征具有洞察力的描述，以及對社會世界實在性的結構表征，而科學思考的特征是模型的使用[8]。事實上，模型可以利用隱喻，均衡就是一個例子，但是如果把模型應用于理解社會實在，模型本身也就成了隱喻[9]。因為，模型在本質上是要排除掉干擾因素，把變量用可衡量的值隱喻地表達出來，并依據隱喻的非定義性固化指稱模式(non-definitionalmodeofreference-fixing)來構造模型變量變動本質的可捕捉的前提，在經濟學模型建構過程中這種隱喻的使用尤其凸顯了其實在屬性的重要性。
二、經濟學模型的隱喻實在性
作為經濟學隱喻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學模型一直是經濟學家與經濟世界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對于經濟學模型實在性的探討也關系到其自身合理性存在的前提。通常來講，經濟學家僅僅把模型視為諸如啟發式的工具、理論的解釋或預測的方式。然而，隨著有關經濟學模型事實和虛構對立關系研究的深入，其討論的實在性指向日益明顯。
對于經濟學理論和實踐的研究來講，模型的運用早已司空見慣。盡管經濟學家和經濟學方法論者對各類模型的評價不盡相同，但模型與建模作為經濟學中具有主導地位的認知方式，卻是二十世紀后半葉的事[10]。在通常情況下，經濟學建模做的工作就是從一個截然不同的學科或建模傳統中選擇一些新的隱喻元素，將它們做一系列改進并應用在經濟學家現有的理論框架上。因為，一個足夠好的經濟學模型能夠做出準確的進程簡化，還可以通過使用少量的因果性箭頭而獲得大量的知識[11]。
由于模型的工具屬性早已在經濟學共同體中獲得認同，因此，針對經濟學模型的有效性進行解釋，進而對經濟學模型展開基于隱喻實在性的說明，這對于澄清經濟學隱喻和模型的關系，揭示經濟學模型的實在本質就具有重要的本體論意義。
1.經濟學模型的實在性
經濟學刻畫的是人與經濟社會的關系及其對這種關系內在結構實在性的表征。而經濟學模型的本質屬性就是為描述人與經濟社會的關系以及為描述這種關系的內在結構提供一種途徑，一種可能。那么，一個恰當的經濟學模型就應該具有描述真實與虛構聯系的可信性、本體論承諾下的信念、表征抽象的經濟要素等特征。本質上講，任何事物都可以作為其他事物的模型。經濟學模型成立的核心問題體現在，建構所獲得的經濟實在在多大程度上與含有虛構成分的模型相一致，也就是模型實在性的說明問題。
首先，經濟學模型描述的是某些事件的可信狀態。經濟學模型的可信性來自模型中假設之間以及模型與真實世界因果結構之間的指稱一致性[11]12。因為，經濟學模型是一種與真實世界并行不悖的抽象概念，而且模型世界要比真實世界單純得多。模型世界的建構過程是從真實世界出發，去除干擾因素，并指稱真實世界與之對應的指稱物的這樣一個過程。盡管模型描述的與事實有出入，但卻是可以置信的世界。這種可信性使得我們的研究從模型世界歸納推論進而來到了真實世界。
其次，經濟學模型的本體論信念(ontologicalconvictions)具有實在性。在一個社會中，一個信念只有屬于某個社會團體或社會群體(socialpartyorgroup)，它才有存在的前提[3]3，在經濟學共同體內也是如此。在經濟學領域，熊彼特最早使用了“洞察力”一詞來描述經濟主體的信念實在性，這是經濟學中本體論信念的早期形式。眾所周知，經濟人這一概念有著長期的、變化的歷史。在歷史上經濟人被賦予了各種各樣的目的、認知或更多其他的能力、以及對他人采取的態度等等[11]19，信念的實在性伴隨著“經濟人”這一術語發展的整個過程。因此，本體論信念作為經濟行動者(economicactors)的本質屬性就有了經濟學建模的可能基礎。本體論信念通常表現為有關本體的世界觀，例如，在模型建構的過程中，假如我相信決策是經濟人做出的，那么我們就可以把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原則作為建模的基本信念。假如模型中存在消費者偏好，市場失靈等不確定性的變量，那么我們就會采用與之不同的建模策略。最后，模型是經濟實在結構抽象的表征。抽象，意思是用單方面或片面的方式看待某一事物，這種方式在經濟學中是不可或缺的。其目的是使一個具體實體(entity)某個部分或方面的特點更加鮮明，從而更好地理解該實體。在建模過程中，當抽象被巧妙地運用時，它能夠讓我們接近或理解一個結構化的、動態的、整體的實在。[1]231勞森認為，關注一個經濟學對象的某些特征而忽略其他特征是一個典型的抽象化過程。當然，選擇一個關注點會帶來各種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分析觀點、概括水平，以及與二者都有聯系的時空延展問題等。
在經濟世界中，雖然模型具有實在性，而且還可能幫助我們把研究對象看得更加通透，但是，它們仍然會留下一些盲點，因此，我們不應只靠一套模型來理解未可知的未來。那么我們如何來克服這個問題呢？經濟學隱喻中的新隱喻向我們暗示了理解實在的一個新的概念框架，可以使我們擺脫看待隱喻和模型問題的慣有思路[9]106。
2.經濟學隱喻與模型的同構實在性
隨著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實證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所強調的模型的清晰化、精確性、客觀性和形式化等特征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而恰當的經濟學模型應該依據事實來進行建構，把通過分離出現實中關鍵的因果聯系作為目的。由于科學思考的特征是使用模型[12]，還因為經濟世界不僅是由經驗中直接給出的事件構成，還包括尚未被觀察到的或者也許是無法被觀察到的實體、結構和機制等等，基于此兩點，經濟學隱喻的本體實在性在經濟學建模過程中就被日益清晰地闡發出來。
按照羅姆·哈瑞(RomHarré)的思路，我們可以用兩個特征來描述一個模型：模型主體(modelsubject)，即模型表征了什么；原型領域(modelsource)，即這個模型的基礎(basis)。模型來源于主體之間的關系，可被用于區分兩種類型的模型：擁有相同主體和來源的模型為同胚模型(homeomorphicmodels)，而主體和來源不同的模型為變形模型(Paramorphicmodels)，批判實在論認為變形模型對于科學具有根本性的作用[8]497。科學通常使用的是變形模型，因為理論構建的任務通常是更好地說明我們尚未充分理解的事物，而不是為那些我們已經熟知的實體或事態構造模型。
回到經濟學領域，變形模型利用我們對于模型來源的理解來啟發人們做出存在的假設，去思考那些可能解釋主體行為的各種推定實體(putativeentities)、關系和因果機制。也就是說，變形模型提供了尚未被人們觀察到的推定實體、聯系和機制，并把它們作為存在的侯選答案，這激勵著經濟學研究者從復雜的研究中確定那些假設的實體是否存在。通過這種方式，變形模型為經濟學提供了一種因果框架，還提供了進行說明所需的理論術語和假設實體。
經濟學隱喻在這種變形模型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根本性的作用。其一，關于經濟學模型的說明離不開隱喻。如果從一個經濟學對象或事態與其他對象或事態的相似程度來看待這個對象或事態，不管是真實的還是假設的，那么它就是一個經濟學模型。經濟學隱喻與模型的這種密切的聯系在于隱喻的說明需要建立在底層模型(underlyingmodel)之上；當我們在隱喻的基礎上討論事物時，我們就有了一個經濟學模型，因為隱喻意味著受眾(audience)會用其他事物來理解當下談論的經濟學領域中的事物。也就是說，經濟學隱喻暗示了一個模型，而經濟學家可以通過這個模型嘗試說明他們的研究對象。換句話說，當我們在模型基礎上說話時，我們就是在用隱喻的方式說話，因為我們使用了體現經濟學模型來源的術語來談論模型主體。其二，模型的反身性依賴于經濟學隱喻的運用。個體的經濟學知識會反饋到他們的經濟行為中，而經濟學家的經濟學知識也會反饋到經濟政策的建議中，這就使得經濟學具備了反身性特征，這種特征是自然科學所不具備的。最近的文獻關注的就是這種反身性特點帶給經濟學的各種操演(performativity)，特別是在金融模型的語境中[10]50。經濟學的各種基于模型的研究策略雖然與自然科學研究策略頗為相似，但同時經濟學也與其他社會科學在解釋學特征方面有著一致性。由于經濟學部分上是基于日常概念的，而作為經濟學研究主體的我們卻或多或少地對于各種經濟學現象有著某種程度的先在的理解。另一方面，經濟學隱喻提供了一個模型，經濟學家可以利用這個模型理解和建構他的研究主體。隱喻在經濟學建模中的任務就是確定我們觀察到的行為中那些未知的實體和機制，這時，隱喻的作用在于它并未去重新命名模型中通過其他的常規方式可以確認的部分，而是通過提出新的解釋性范疇和假設新的實體和機制等來促進經濟學家對模型的研究。由此，我們對模型的認識就成了對隱喻的認識，反之亦然。
科學思考是通過模型來進行論證的，模型的應用借助于一種外部事實和一種想象事件或一個尚待解答的問題。由于經濟學對象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很難由準確、清晰的科學話語來表達，因此，經濟學對存在的表達不得不向具有模仿功能的隱喻求助。從模型與世界關系的角度來看，隱喻就是典型的科學思考方式，經濟學家用經濟學模型來理解或說明經濟世界的事實，隱喻描述在有關事實的展開過程中通常使用的是故事的呈現方式，這正是典型的隱喻實在性存在的一種體現。因為故事既不“僅僅是啟發式的”，也不“恰好是修辭的”，而是把模型貼上標簽在使用過程中來發現模型本身的基本組成部分，隱喻“故事”式的呈現方式讓理論經濟學研究者把研究聚焦在具有描述性的模型上。這種描述方式使得模型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真實經濟世界的描述，而非“理想的”模型[11]178，這同時也是隱喻實在性存在的一個典型說明。
三、經濟學隱喻實在性的本質
經濟學修辭學和經濟學批判實在論都將隱喻視為分析經濟學研究對象的重要方法，他們分別從各自的視角來探討經濟學隱喻的本質，經濟學修辭學認為：經濟學就是漂浮在隱喻之上的[13]，經濟學批判實在論則主張“類比和隱喻的邏輯”[8]487。那么，從探討經濟學方法論的合理性角度來講，更好的方法論應該能使我們用一種明確的方式確定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本質。該本質應盡可能地獨立于經濟學理論對各種研究對象想當然的表征，從而被當作社會實在的一部分來看待[1]45。因為，在社會實在這個問題上，人類主體成為了核心概念，而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更具層次化的本體論圖景[2]92，在經濟學方法論多元化發展趨勢下，將經濟學隱喻進行實在性分析，對經濟學本身乃至經濟學哲學無疑具有重要的本體論意義。
1.經濟學隱喻的指稱實在性
語言與世界的一致性關系是社會實在研究的主流方向，并且研究通常聚焦在符合論真理觀基礎上的語言與存在實體相對應的指稱問題。經濟學批判實在論在主張類比和隱喻邏輯的同時也強調了這種指稱的趨同性，由此，隱喻的指稱問題就成為了有關經濟學隱喻實在性問題探討的核心部分之一。
首先，“指稱”是一種經濟學研究者的實踐。通過隱喻指稱，包括經濟學家在內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任何可行的方式，將另一個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們共同熟悉的某個事物上面。同時，指稱也要受到特定語境中說出一個話語的說話者的影響，而不是受到個別的詞匯術語(詞根)本身的影響[8]488。經濟學術語同樣包括“涵義”(sense)和“外延”(denotation)。一個詞根的“涵義”就是它的字典定義。“外延”指的是詞根與它在經濟世界中所指謂的事物，也就是指謂實體與事態之間的關系。因此，在貨幣銀行學的語境中，詞根“流通”指謂的是貨幣流通。其次，指稱是經濟學隱喻獲得意義的途經。根據術語學(terminology)對隱喻本質的描述，由隱喻構成的理論術語用來指稱研究路線、重要意義、操作規程(protocols)等。術語的意義能夠為經濟學家指出指稱所特有的認知路徑，由此，隱喻指稱就成了術語獲得意義的可靠方式。例如，“機會成本”是相較于傳統“會計成本”而提出的決策分析術語。“會計成本”指稱的僅是可還原為單位貨幣的計算，而機會成本則指稱做出某一決策而放棄其他若干可能收益中最大的那一個，同時還指稱了“機會成本”的成立前提，即資源稀缺、資源的多用途、資源已得到充分利用以及資源可自由流動。顯然，“機會成本”的指稱涵義與經濟世界的本質對應的更合理。這樣的例子還有“擠出效應”、“邊際效應”、“木桶原理”等等。這些例子反映出隱喻在指稱上能夠適應經濟世界的因果結構這樣一個互動、辯證的過程，也體現了隱喻對指稱物指稱上的成功。另外，我們發現了隱喻在經濟學術語的使用中具有了指稱連續性的特點，這是經濟學隱喻指稱意義更進一步的說明。最后，指稱是經濟學隱喻分析的前提。在經濟學家尚未對理論的指稱物形成最終描述的時候，隱喻此時作為一種非定義性固化指稱的模式在發揮著作用。進一步來說，一個指稱表達可能與實際情況有出入，但是這并不妨礙受眾去挑選出指稱表達所指稱的指稱物。在經濟學共同體認為指稱與指稱物發生了較大的偏離(無論正負)，也就是對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觀念發生重大變化時，隱喻指稱所提供的認知路徑以及指稱仍然能夠得以維系，這就是指稱實在性的本質特征。例如，對“資本”一詞的理解離不開“資本增值”這一語境。如果我們要說明資本是否有增值屬性是一個開放的問題，那么，現在假設資本持有者通過使用“血液流動”這個由隱喻構成的理論術語而試圖去獲得資本運行機制的指稱路徑，這里“血液流動”指稱的就是類似于資本在流動過程中實現增值的一種假想的機制。我們的隱喻獲得了這樣一種指稱實在性的觀點，并可以解釋資本持有者投入到資本保值和增值的經濟活動當中，于是經濟學家就會得出下面的結論：資本流動就是血液流動。“流動”這個術語的意義是在人體血液循環這個語境中得到的，它促使經濟學家嘗試去用這個詞來指稱資本運行中的一個假想的部分或方面，并使我們對指稱物實在本質的理解得到了強化。
2.經濟學隱喻的結構實在性
無論是在自然科學中還是在社會科學中，隱喻的價值已獲得了廣泛的認可。根據結構實在論的主張，隱喻原則將文化內在的深層結構轉換為一種淺層結構，而日常生活中的語言恰恰是通過這一方式來實現的。而從本體論出發，如果知識是可能的，那么科學家的語言和概念結構必須與世界的因果結構相適應[8]491。在經濟學領域，隱喻在結構化非經驗對象，也就是說在解釋不能被還原為經驗事件的經濟學對象過程中，隱喻不僅是一種語言修辭，更體現為一種人們對經濟學對象進行認知與思維的，本質性的實在結構。
首先，經濟學隱喻是認知結構上的極簡表達。由于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有著多樣性和異質性等特點，人們有限的認知能力無法對經濟世界全部知識進行有效的描述，因此，根據“如無必要，勿增實體”的準則，隱喻呈現出一種類似于“奧卡姆剃刀”的本質屬性，其一般句法形式是“S是P”的主謂結構。例如“市場是看不見的手”、“效率就是金錢”就是典型的經濟學隱喻陳述句。無限多樣的經濟世界由此通過意義映射的連接，使經濟學概念成為可認識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結構。其次，經濟學隱喻結構的“能指”本質。“能指”是語言符號單位“音響形象”指稱的替代，能指并不代表“音響形象”發出的實質性的聲音，也不是一個純粹物理的東西，而是聲音在我們意識里形成的一種心理印跡[14]。在經濟學研究中，經濟學家心理印跡的形成依賴意識中的聯想關系，通過聯想關系，經濟學語言展示了其社會性這一內在特征。因為經濟學語言離不開社會現實，經濟學語言與社會現實的聯系同樣離不開主體意識和主體意向性，隱喻在經濟學語言與社會實在之間架起了橋梁，其內在結構的張力在經濟學語言與社會實在之間反復作用，意識中的這種心理印跡所表征的內容因此就與經濟事實無限接近了。再次，經濟學隱喻塑造了“因果”機制視域外的可描述性結構。實證主義經濟學提倡用符合根本性的因果力或機制的方式對經濟學現象進行描述和分類，而經濟學的研究主體和研究對象均是動態和變化的，那么，“在世界的連接處斷開世界”這種實證主義認知策略便不可能實現經濟學的可靠描述。由于隱喻非定義性(non-definitional)結構的存在，在面對經濟學研究中諸如理論的重大變革或重構，以及面對實踐中新觀察或者新現象出現的情況下，運用對指稱物的指稱，經濟學描述依然可以實現，并且能夠使經濟學理論和實踐中術語的指稱涵義得到改善。最后，經濟學隱喻的語言結構與施喻者和受眾的語境同構。任何科學研究都需要在特定的語境(社會的、文化的和歷史的語境)中展開，并且科學研究的結論也需要在語境限定的范圍內進行理解[2]3。在經濟學中，隱喻的表達與接受必須基于特定的共同語境，施喻者在語境中表達某一隱喻，受眾在這種語境結構中調整語詞的內涵，選擇描述對象某一屬性的相關度，從而在描述對象內涵的選擇與遺棄中建構認知背景，以理解此隱喻。脫離了這種語境，我們則無法理解經濟學隱喻的所指為何。由此來看，經濟學隱喻不僅僅是一種詞匯的替代，即一個詞取代另一個詞，還是“一種相互的借用和思想的互動，語境之間的交換”[8]495。
綜上所述，在考察經濟學隱喻的本質結構時，采取實在性視角可以幫助經濟學研究者準確把握雜多的現象，遠離孤立的、暫時的事件，進而打破經濟學領域中對隱喻已有認識的局限。例如，對溢出效應理解本身就是對個人或者廠商行為所帶來外部性的一種描述，也是決策附帶積極或消極后果的一個說明。我們對溢出效應的理解通常是借助于寓言或者故事來輔助的，其內在結構也是在這種隱喻的展開過程中逐漸顯現出來的，這種結構就是可表達性、可理解性以及隱喻自身的逼真度等特征的各自呈現。從隱喻結構的實在性角度來講，經濟學隱喻的結構就是其自身內在邏輯的再現和展開。
【關鍵詞】醒腦靜；急性腦出血
急性腦出血是臨床上一種較為常見的危急重癥，以發病率高、病情變化快、合并癥多、治愈率低、致殘率及死亡率高等為主要的臨床特點，并且該病大多會遺留嚴重后遺癥，直接威脅著患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1]。本院將醒腦靜應用于2013年9月-2015年11月期間收治的急性腦出血患者中，治療效果較為理想，現報道如下：
1 資料和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于2013年9月-2015年11月期間經臨床確診并且在本院接受治療的急性腦出血患者59例，其中女性患者和男性患者分別為24例和35例；年齡最小的患者34歲，年齡最大的患者77歲，中位年齡：（46.35±6.12）歲；基底節出血患者23例，腦葉出血患者9例，腦干出血患者15例，小腦出血患者7例，丘腦出血患者5例，出血量（18.62±4.72）ml。根據治療措施的不同將以上患者按隨機平行對照法分為常規治療組（28例）和醒腦靜組（31例），治療前2組患者的性別、年齡、出血位置、出血量以及病情等一般基本資料經統計學處理，沒有較大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常規治療組 本組的28例患者接受常規治療，主要包括讓患者絕對臥床休息，給予患者甘露醇脫水降顱壓，讓患者避免情緒激動及大便干燥，監控血壓，同時給予患者冰帽、 腦保護劑以及吸氧、防治感染、維持水電解質及酸堿平衡等治療[2]。
1.2.2 醒腦靜組 本組的31例患者在上述治療措施的基礎上接受醒腦靜進行治療：在250ml的5%葡萄糖注射液或者250ml的 0.9% 氯化鈉注射液中加入20 ml的醒腦靜注射液（無錫濟民可信山禾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進行靜脈滴注，1次/d[3]。本次研究將3周作為1個治療療程，59例患者均接受為期1個療程的治療。
1.3 療效標準 治療前后均采用斯堪的納維亞腦卒中量表對患者進行神經系統缺損程度進行評價并比較，治療后患者的減分率在91%以上，病殘0級，則判定為基本痊愈；治療后患者的減分率在46%-90%之間，病殘Ⅰ-Ⅲ級，則判定為顯著進步；治療后患者的減分率在18%-45%之間，則判定為進步；治療后患者的臨床癥狀以及神經系統缺損評分均沒有好轉跡象，則判定為無效。
1.4 統計學分析 本文所得實驗數據均采用SPSS18.0統計學軟件進行處理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的形式表示，組間對比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對比采用X2檢驗，檢驗標準P
2 結果
2.1 比較兩組患者的臨床療效 常規治療組患者的基本痊愈率為25%（7/28），顯著進步率為21.4%（6/28），進步率為25%（7/28），無效率為28.6%（8/28），治療總有效率為71.4%；醒腦靜組患者的基本痊愈率為58.1%（18/31），顯著進步率為19.4%（6/31），進步率為16.1%（5/31），無效率為6.5%（2/31），治療總有效率為93.5%；組間差異經t檢驗，有統計學意義（P
2.2 比較兩組患者的血腫、水腫體積以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 醒腦靜組患者的血腫體積顯著小于常規治療組[（7.12±3.11）ml VS（9.42±3.67）ml]，水腫體積顯著小于常規治療組[（2.82±0.45）ml VS（4.44±0.88）ml]，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顯著低于常規治療組[（10.3±3.0）分 VS（17.9±4.1）分]，t=5.42，5.16，6.33，差異顯著，具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腦出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在腦卒中各亞型中發病率僅次于缺血性腦卒中，居第2位。在西方國家中，腦出血約占所有腦卒中的15%，占所有住院卒中患者的10%-30%，我國的比例更高，為18.8%-47.6%。腦出血發病兇險，病情變化快，致死致殘率高，也導致了沉重的社會經濟負擔。因此臨床醫生需要更多的關注腦出血的診治[4，5]。
醒腦靜注射液的成分主要為梔子、麝香、郁金、冰片，是由傳統方安宮牛黃丸改制而成，該藥具有清熱解毒、醒神開竅、止痛、抑菌抗炎降溫等效果，同時還能夠顯著增進大腦功能，能夠對中樞神經產生直接的作用，對改善大腦血氧供應、血流變化以及消除腦水腫、防止腦疝等具有重要作用，同時能夠使組織細胞耐缺氧能力顯著增強，并且能夠調節中樞神經系統平衡[6]。
在本次研究中，對我院收治的59例急性腦出血患者分別采取兩種不同的方式進行治療，結果顯示：醒腦靜組患者的基本痊愈率為58.1%，治療總有效率為93.5%，均顯著高于常規治療組的25%和71.4%；同時醒腦靜組患者的血腫體積、水腫體積顯著小于常規治療組，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顯著低于常規治療組，組間差異經t檢驗，有統計學意義（P
【參考文獻】
[1]劉鳴，蔣小群，游潮等.應當重視腦出血的病因研究與規范化病因診斷[J].中華神經科雜志，2013，46（6）：361-364.
[2]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腦血管病學組.中國腦出血診治指南（2014）[J].中華神經科雜志，2015，
48（6）：435-444.
[3]強，陳武.醒腦靜聯合依達拉奉治療缺血性腦卒中的療效[J].中國老年學雜志，2012，32（20）：4519-4520.
[4]Steiner T， Bosel J. Options to restrict hematoma expansion after spo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J]. Stroke 2010， 41（2）：
402-9.
[5]Liu M， Wu B， Wang WZ， et al. Stroke in China： epidemio-
一、將數學學習與學生的生活相結合
中職學生為什么對數學缺乏興趣呢？因為學生沒有充分認識到數學在生活中的實用價值。因此，在中職數學教學中，應充分挖掘數學中的生活信息，找到數學與生活的結合點，體現數學在生活中的實用價值。例如在教學《集合》的初步認識時，為了便于學生理解數學中“集合”這一抽象的數學概念，可以請同學們將參加興趣小組的情況寫下來。待學生寫完后，教師選擇一組同學將其情況展示出來。某職中一班第一組參加籃球和計算機課外興趣小組的同學如下：
籃球興趣小組（用A表示）：馬秀英、李琳琳、歐陽凌云、王鵬鵬、劉淼、彭睿智；計算機興趣小組（用B表示）：歐陽凌云、張文明、劉淼、呂偉杰、郝一鳴；既參加籃球興趣小組又參加了計算機興趣小組的同學（用C表示）：歐陽凌云、劉淼。
即：A={馬秀英，李琳琳，歐陽凌云，王鵬鵬，劉淼，彭睿智}；
B={歐陽凌云，張文明，劉淼，呂偉杰，郝一鳴};
C={歐陽凌云，劉淼}
通過這一教學環節，學生從生活中的實例出發，為的“集合”這一全新的數學概念作了很好的鋪墊和過渡，有利于新知識的學習，同時又讓學生體驗到了數學知識的實用性。
在指數函數和對數函數的有關知識教學時，可以將其與按揭買房、儲蓄貸款等生活理財相聯系。我列出了這樣一道題目：如果你家有現金5萬元，于2011年1月1日存入銀行，每年年利率是4.14%，存期每滿一年后又將利息加入本金并作為下一年的本金，這樣繼續存下去，幾年后能變成10萬元？幾年后變成20萬元？看到這樣的題目，學生立刻投入到題目的思考之中，積極探求解題的方法，最后經過集體交流得出了正確答案。通過這樣的練習，學生不僅掌握了數學知識，更重要的是學生親自體驗到了數學的實用價值，大大激發了學習數學的興趣。
二、將數學學習與學生的專業相結合
中職生與普通學校學生的最大區別是職業性。中職生對數學興趣缺乏的主要原因是：沒有認識到數學在專業發展方面的實用性。換而言之，就是沒有將數學與專業學習和職業規劃聯系起來。因此，筆者認為，要激發中職生的數學學習興趣，應將數學學習與學生的專業學習、職業規劃相結合，讓學生認識到數學在專業發展和職業規劃中的實用價值，提升數學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
1. 將數學與專業聯系起來。一是對于電工電子類專業而言，該專業課程中的許多計算問題，與數學中的向量、復數和三角函數等知識關系密切，進行教學時應相互結合。例如對電工電子專業學生進行三角函數教學時，因為電工電子專業知識中諧振信號合成的相關知識與三角函數的關系較密切，因此，教師應對三角函數的內容進行適當“延伸”，使之與學生的電工電子專業相接軌，即讓學生能夠理解任意角三角函數的知識，能夠熟練地進行和差倍半的計算。教學中，教師應結合實例，讓學生明白學習三角函數知識對專業發展起到的實際作用。這樣，學生在同步學習專業課程時，就能更加容易地掌握相關專業知識；二是在當大多數專業的學生進行三角函數教學時，只要求學生了解概念和會解三角形即可；三是當給機械類專業的學生進行三角函數知識教學時，教師可以聯系工廠生產的實際情況，與下料劃線相關知識相結合，進行授課、練習，讓學生在學習三角函數的同時，掌握專業知識中工件下料的劃線和加工作業點的定位計算等。
2. 將數學教學與職業規劃聯系起來。中職學校應加強對學生的職業規劃教育，讓學生明確自己的職業發展方向，清楚自己每一個階段的職業奮斗目標，以及達成目標所需要的知識。在數學教學中，應引導學生將職業規劃成長中需要的數學知識點列出一個清單，并具體分配到中職數學相關章節的學習中，并擬定出合理的學習計劃。這樣，學生學習數學時就更有目的性、針對性，學習起來就更有動力。同時，還可以講一些職場中與數學學習有關的成功和失敗的典型案例，啟發學生，警示學生，提高學習數學的興趣。
三、與學生的心理需要結合起來，選用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
教無定法，貴在得法。面對不同的學生、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時間、不同的課題，所采用的教學方法也是不同的。但不論采用什么方法，一定要能最大限度地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
1. 分層教學，動態激勵。深入研究學生實際，在此基礎上實施分層教學，根據學習情況將學生分為幾個層次，可以有效地降低學習難度，同時，又能使學生在原有基礎上取得一定的進步。在教學時，注意提問的層次性、作業的層次性。但是也應該注意：一是要充分尊重學生，不能對學習層次較低的學生產生歧視；二要堅持以鼓勵為主，實行動態管理。讓學生在分層學習中能體驗到學習進步的喜悅，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
2. 情境教學，多媒體輔助，變抽象為形象。在數學教學中創設一定的情境，讓學生在情境中輕松愉快地學到新的數學知識。例如創設數學應用的生活情境、故事情境等。同時，采用多媒體輔助教學，使原本抽象、枯燥無味的數學知識形象化、生動化、趣味化。對于一些很難理解的空間幾何，幾何圖形的變形等，通過傳統的講授和板書等方式，很難達到較好的效果，而利用多媒體，則可以將問題形象化，過程清晰化，更利于學生理解和掌握。
3. 開展各種活動，激發學生學習興趣。中職生具有好奇心、好勝心，而他們即將走入的職場也具有很強的競爭性。現在的社會不僅需要專業技術人才，更需要高素質的復合型人才。為此，在數學教學中，應開展各種有益的活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為學生步入職場打下堅實的基礎。
自2008年以來，隨著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澳大利亞學徒人數陡降，新學徒制的發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此情形下，澳大利亞政府決定汲取他國經驗，振興本國的新學徒制。首先分析了澳大利亞學徒人數在經濟危機時期減少的原因，介紹了澳大利亞新學徒制是如何借鑒他國經驗，以及對本國復興學徒制的挑戰，最后闡述了澳大利亞新學徒制的復興對我國學徒制改革的啟示。
關鍵詞：
澳大利亞；新學徒制復興；借鑒與挑戰
1998年1月，澳大利亞政府在全國范圍內施行了“新學徒制”（NewApprenticeship）政策，旨在幫助就業青年順利進入勞動力市場，同時也幫助失業者重返勞動力市場（易燁，2013）。然而，自2008年以來，隨著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澳大利亞學徒人數陡降，新學徒制的發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此情形下，澳大利亞政府決定汲取他國經驗，對本國新學徒制進行改革，提高學徒數量及質量，振興學徒制，從而保證經濟發展所需的人才要求。
一、澳大利亞學徒制人數減少的原因初探
2009年1月，澳大利亞政府委員會學徒制工作組代表委托該國組織勞動力研究中心，對當前經濟衰退現象與學徒制人數減少之間的關系進行了一項調查。該調查發現，澳大利亞學徒制不僅在人數上陡降，同時質量上也有大幅度的滑坡。學者和專家一致認為：經濟衰退的確影響了學徒制的發展，但另外一個可能對雇傭學徒造成負面影響的因素是雇傭合同所長期性特點。我們都知道在經濟危機時期，雇主會緊縮培訓支出。另外，調查還發現，學徒制的本質及雇主對學徒的長期義務也是企業短期學徒人數減少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在澳大利亞，由于雇傭合同安排并沒有為學徒提供太多保護，這些合同最先被解除，隨后學徒被解雇，自然在經濟危機時期學徒數量也大幅下滑。
二、他國經驗借鑒
澳大利亞政府為了刺激學徒就業率，不斷地學習和借鑒愛爾蘭、德國、美國等其他國家學徒制改革經驗，以此振興本國新學徒制的發展。具體表現在：
（一）采取臨時性舉措在經濟危機發生時，大多數國家采取了臨時性的措施，如替代性就業資源、培訓與繼續教育和設立冗余學徒注冊機構等。利用這些臨時性措施能快速解決一些學徒的失業問題，保證社會經濟在短期內正常運行。1.尋找替代性就業資源。2009年1月，愛爾蘭政府實行以雇主為中心的冗余學徒循環計劃。該計劃直接針對建筑行業工作，如砌磚業、電力裝配，鉛管業和泥漿業的過剩學徒。該計劃致力于為過剩學徒提供完成學徒期在崗培訓的機會，以此他們能獲得完成之后的離崗培訓或整個學徒期所需的知識、技能和能力。在這一計劃下，愛爾蘭國家培訓管理局鼓勵雇主雇傭過剩學徒，盡管現階段學徒正在接受離崗階段的培訓。雇主承擔了對雇員培訓和評估的責任，需要按照統一的市場價格來支付學徒工資。反之，培訓管理局承擔就業成本（每周340歐元）。該計劃當時預計通過投入400萬歐元，可以解決500名冗余人員的再就業問題。愛爾蘭培訓管理局采取的第二種舉措致力于在歐盟國家范圍內為過剩學徒尋找工作。通過這一舉措，愛爾蘭過剩學徒獲得了歐盟委員會的幫助，為這些冗余學徒們在歐盟成員國找到了替代性的工作。40名學徒被安置在德國和芬蘭公司，之后人數在未來幾年也有所增加，為愛爾蘭國內的剩余學徒開辟了一條替代捷徑。2.培訓與繼續教育。對于那些未獲得替代性就業的過剩學徒，愛爾蘭國家培訓管理局特別開展了專業培訓和教育項目。這些培訓計劃致力于提高他們再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前景。項目之一為學徒提供技能再訓練。這些技能是短期的和專業的綠色環保技能，如可持續能源、絕緣技術和能源率的建立。另外一個計劃集中于高等教育，如大學和技術學院。3.設立冗余學徒注冊機構。盡管經濟衰退，但是仍然有約三分之一的雇主仍然在雇傭學徒。為了方便雇傭過剩學徒，可以設立相關的冗余學徒注冊機構。當雇主有招學徒招收需求時，鼓勵他們雇傭已經在注冊機構注冊的學徒，這樣大大節省了雇主和學徒相互對接時間。4.其它臨時性舉措。除了愛爾蘭政府高效、快捷的臨時性舉措，其它國家也推出了相應的應急措施，如在德國，由于能夠提供學徒制的企業緊缺，在2008年中期，政府開始出臺企業臨時補助措施，鼓勵企業雇傭失業學徒。假如一位雇主吸納一位學徒，并為期3年，每位雇主能得到4000到6000歐元不等的補助（取決于職員的收入）。然而，對于學徒而言，其要求至少接受超過一年的培訓才能得到政府的補助。英國政府在建筑行業也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以幫助冗余的學徒尋找新的雇主，并且政府承諾在學徒待業期間，將提供學徒4到6個月的資金補助，以保證失業人員繼續接受相關培訓。從2008年10月到2009年7月的10個月中，建筑領域有2194名失業員工，該計劃幫助了其中的688人（約占31%）重新接受培訓。工會也敦促政府將計劃普及到其他行業，以進一步保證所有的學徒找到新的雇主以及確保完成自身的培訓。從調查來看，大部分學徒制國家在經濟衰退期間都針對本國的學徒體系進行了“量體裁衣”。這些措施的特點和深度都依照學徒體系的性質，以及經濟衰退前的保障機制來進行調整的。
（二）推行短期工作制度除了以上所述的臨時性舉措外，大多數國家還是制訂了中長期學徒制改革制度。澳大利亞政府借鑒了其它國家的經驗，推行短期工作制，即對短期工作進行補貼，將其作為勞動力市場的政策來應對經濟下滑。不同國家的短時工作制的內容和結構不盡相同。澳大利亞主要借鑒了德國和新西蘭的運行體制。1.德國的短期工作制。在德國，內在的靈活項目，如半失業和短期工作政策，由來已久。實際上，在德意志統一后的經濟動蕩時期，這些計劃就開始被采用。此次經濟危機出現后，德國政府規定本國企業可以向德國聯邦就業署申請短期工作補助。自從經濟危機的爆發和后繼出臺的兩個“一攬子復蘇計劃”，德國政府改進了工作共享機制以進一步惠及廣大職工。首先，該計劃實施的最長工作期從6個月延長到8個月。聯邦救濟署為短期工作的的雇員支付一半的社會保障金。此外，假如員工在短期工時同時接受培訓，政府將為員工支付80%的培訓費用。由于近年來，大多數德國公司在職業培訓上投入巨大，越來越多的企業青睞短期工作政策以確保在經濟衰退期間能留住員工和維持培訓。因此，德國短期工作的員工出現劇增。這一數字從2008年10月份的5萬上升至年底的27萬。到2009年的三月，申請的人數增至70萬。據不完全核實的報告表明：在德國的4千萬勞動力中，有接近1百萬是短時工。盡管兩個一攬子計劃出臺后，短期工作制對公司的吸引力日益增強，該方案也面臨著巨大的開支和一系列的挑戰。許多公司都意識到要使培訓時間和空閑時間實現同步十分困難。因此，對員工進行的短期工作職業培訓措施并未廣泛采納。對于無法安排員工進行短期工作培訓的企業，只能享有50%的社會保障金支付減免而非全額減免。結果，相應的機制出現諸多問題，德國企業家和工會一直催促改變相應立法。對此，首先做出的第一條提議是：將短時工作期限延長至24月，并且補償雇主所有的社會支出。第二條建議是：廢除包含在集體協議和企業協議中，雇主承擔額外短期時間的費用的規定，減輕雇主負擔。2.新西蘭就業保障計劃。在2009年的新西蘭就業峰會上，短期工作機制確定在該國實施。新西蘭的短期工作計劃被稱為“兩周九天激勵項目”或“就業保障計劃”。它的運作方式是，通過提供給私人企業，職工和工會協商平臺，以達成自愿協議的機會，以便將職工的工作時間縮短至兩星期中的九天（每兩星期10小時）。根據計劃，政府將實現對保障員工保障兩星期5小時工作時限雇主的補貼，按單個員工每小時計算，提供12.5美元（成人最低工資）。擁有超過50名員工的企業家方可享受該待遇，并且簽署一份為期6個月的協議。與德國相比，新西蘭的短時工作機制對本國的勞動力市場影響甚微。計劃實施初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與德國的短期工作機制不同，新西蘭的機制并未包含短期工作期間對員工培訓的支持。總結來說，短期工作制有利于維持學徒數量。這一點對于學徒至關重要，因為教育所含的就業成分對于他們的培訓具有重要作用。為了避免人員冗余，盡管目前經濟水平有所下降，澳大利亞政府仍然鼓勵雇主保留學徒。雖然這并非是一個完美的策略，總體上，雇主和學徒關系的保留對于整個體系的穩定至關重要。如果能提供更多的失業培訓，引進政府資金對兼職人員的工資損失進行補貼，澳大利亞的學徒體系將得到進一步完善。
（三）大力發展綠色環保就業澳大利亞政府研究人員發現的另一項可以振興新學徒制的策略是學習美國的‘綠色就業戰略’。發展綠色行業的內在驅動是發揮勞動力資源以支持新興行業。這些行業，例如制造和建筑，是美國學徒培訓的重點方向。發展先進的綠色行業和運用學徒制作為培訓員工的一種渠道是促進經濟長期發展與維持學徒體系的有效方式之一。美國在應對經濟危機中發展的最有效的舉措就是綠色就業項目。在有史以來的7870億美元的一攬子激勵措施中，數十億的資金被投入到一系列的項目上，包括了建筑環保、再生能源、混合驅動汽車、生物燃料、拆裝和生產可持續產品。除了在綠色基礎設施上投入資金外，大量的資金支持也投入到了綠色職業的培訓，綠色就業法案下的職業培訓針對更為廣泛的群體，包括受國家能源和環境政策影響的員工和能源效率及可再生能源行業中需要接受培訓的個人，失業群體和處于失業邊緣的青年。該項目旨在促進學徒在新興綠色行業的就業，例如節能建筑，建設和翻新，可再生電力，電動車輛，生物能源，可再生產品的分解和生產。不難發現，澳大利亞為振興新學徒制所借鑒的國家中，愛爾蘭的措施最為全面，同時德國的短期工作補助措施以及美國的綠色環保職業體系都屬于可以長期振興學徒制發展、增加學徒人數的舉措。澳大利亞政府已經制定了相關制度和法規，爭取短期內幫助冗余學徒重新獲得職業培訓和相關工作。
三、澳大利亞新學徒制復興的挑戰
在澳大利亞政府學習他國經驗來振興本國新學徒制發展的過程中，也有專家學者提出了質疑。這些深刻的見解對于澳大利亞如何將目前學徒制遭遇的危機轉變為更加牢固的體系，如何抓住勞動力市場上的新機遇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意見。
（一）在學習的基礎上平衡在職培訓和機構培訓高質量的學徒培訓要求以職業為基礎和以機構培訓為基礎。保證質量和良好的培訓環境是學徒體系面臨的關鍵挑戰。也許最為重要的是，保證學徒接受在職和離職培訓的高效平衡尤為重要，也尤為艱難，并且在不同的國家間也存在很大的差異。例如，德國和丹麥，無法找到雇主的學徒將被安排在一個機構中接受培訓。僅在經濟衰退期間，重新接受機構培訓的學徒比重會有所增加。然而，有人認為過度依賴機構培訓也是一個問題，盡管這給學生提供了受教育的環境，但卻剝奪了雇主最重視的工作經驗。澳大利亞學徒實行的主要是離職培訓體系，即員工每周用兩天進行脫產學習。平衡就業和機構培訓之間的關系在經濟危機時刻顯得尤為突出。經濟衰退為人們提供了一次反思機會來探討如何實現在職和離職培訓的平衡，以進一步解決學徒就業的需要。反之，也有必要仔細考慮雇主的想法、實際需求以及為雇主能夠為學徒所提供的便利。
（二）提高在職培訓的受益程度雇主提供培訓受益者不僅僅是直接參與培訓的公司和職工，很顯然，關于學徒制的受益程度方面并未受到關注和應有的支持。在德國和丹麥，雇主和工會會共同確定培訓的需求。大家達成的一致是：若雙方都共同參與未來勞動力的發展和管理，公司和員工都能增強社會責任感。更多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經濟周期中公司的緊急需求,而重點放在對學徒的長期需求方面。在經濟衰退期，政府通過學徒工資的補助來減輕公司的壓力，政府對學徒制的支持同時也體現在教育上。近年來，有關澳大利亞政策的大討論中，人們提出了一個普遍存在的共識，即處于教育和職業邊緣化的年輕人對于接受再教育或是再就業存在困難，究其原因就是學徒培訓的質量，雇傭的質量以及工作發展的質量未能達到畢業生的要求，所以導致他們在繼續深造和學徒就業中搖擺不定。支持和發展在職培訓和就職培訓體系尤為重要，而非單單提供就業崗位，或是雇主吸納學徒。在資金配置上，應優先考慮提供在職培訓的企業而非缺乏相應制度連貫性的邊緣企業。同樣，應該大力鼓勵所有的年輕人進入學徒體系。在職培訓不僅是為不喜歡在校學習的學生提供選擇。像醫學領域的實習生一樣，在職培訓對于學徒技能的全面發展至關重要。政府需要意識到公共培訓經費的缺乏這一狀況，同時應優先支持在職就業的培訓，提高在職培訓的受益程度。
（三）技能要求：注重嫻熟度和職業連貫性學徒體系過分注重短期的成效將損害其自身長期的適應性。擁有一個能滿足雇主直接需求的體系固然好，但假如該體系只專注于雇主的短期需求，最終這個優點也必將變成缺點。在經濟衰退期間，那些表面上靈活的技能培訓體系（以雇主為導向）顯得反映遲鈍，美國，英國和新西蘭就是例子。在經濟衰退期間和回暖之后，這些體系內的雇主只注重培訓學徒單方面的技能，使得大多數人無法將所學技能運用到其他行業中。學徒要求擁有技能的廣度，這種廣度保證學徒擁有廣泛的技能和學習廣泛的職業。專家通過討論指出這種技能的廣度更可能存在于非雇主為中心的體系中。以職業連貫性為基礎的體系為避免諸多的不確定性提供了平臺，也幫助員工在經濟危機中準確定位了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愛爾蘭，德國和丹麥的學徒體系就是一個成功的案例。事實上，澳大利亞有些學徒制企業雇主會將學徒調至不同的的崗位以培訓他們的寬泛技能。然而同樣的研究也表明，能夠提供這樣換崗培訓的企業數量太少。因此，應該支持新學徒制從以企業需求為中心轉向更為連貫的職業流通為需求為中心。通過這種方式，新學徒體系所提供的知識深度和廣度都將加深。通過吸收有學習能力和再就業能力的員工，新學徒制的聲譽將得到發展、傳播。企業家也將受益于擁有廣泛技能的員工。與此同時，員工有能力將其技能以市場需求進行轉移也將使得國家收益。
四、澳大利亞復興新學徒制對我國的啟示
在我國，學徒制的歷史悠久。早期主要以父承子業的原始方式發展，隨著家庭范圍的不斷突破，民間學徒制逐漸盛行，但也主要局限于手工行業及簡單制造業。1981年中國政府頒布了《關于加強和改進學徒培訓工作的意見》，正式標志著中國現代學徒制的建立。但由于經驗不足，配套的法律法規欠完善，校企合作不緊密，學生實踐能力低等問題制約了中國現代學徒制的發展。因此，中國的學徒制也面臨著許多挑戰和改革。
（一）健全政府職責，加大經濟投入不難看出，澳大利亞政府為振興學徒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一方面于2011年，澳大利亞政府成立了澳大利亞技術質量管理局（TheAustralianSkillsQualityAuthority），這是一個針對職業培訓的監管機構，主要負責學徒制課程與機構的管理、鑒定培訓機構資質等，確保機構培養出合格的學徒并走向就業崗位。我國也可以效仿澳大利亞政府的相關舉措，如可以建立職業教育質量監管體系，保證機構或企業培養學徒的質量，以此達到國家相關標準，保障勞動力市場的良性循環；另一方面，政府應該劃撥專項資金給職業院校及學徒個人，擴大受培訓學徒的范圍。澳大利亞政府針對生活困難的學徒發放“離家津貼”（LivingAwayFromHomeAllowance），旨在提高學徒制的課程完成率，在數量及質量上給予保證。相比較，我國在學徒個人補助項目上還有待加強。
（二）提高企業積極性與參與度，進一步加強校企合作為了使新學徒制從經濟危機中復興，澳大利亞政府還推出了“雇主激勵項目”。雇主是學徒制的受益者，但同時也是學徒制的承載者，政府激勵雇主參與學徒培訓，更能激勵其培訓質量的提升，從而最終培養出高素質的學徒和技工，與社會就業無縫對接。如澳大利亞的雇主或企業若能提供學徒二級職業資格證書課程，政府則會獎勵期1250澳元；而開設三級以上證書課程，獎勵便上升至1500澳元。我國的現代學徒制也可借鑒澳大利亞強調雇主為核心的學徒制經驗，凸顯企業培訓學徒的重要作用。通過加強校企合作，可以讓學生或學徒們直接接觸生產一線，了解生產流程、設備使用，更好地儲備和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同時，也可以使學校了解企業的用人需求，從而及時調整課程結構，深化教學改革，更好地為企業輸送技術人才。
（三）注重人文關懷，完善咨詢體系澳大利亞在振興新學徒制的過程中，特別注重對學徒的人文關懷，例如針對殘疾學徒、來自偏遠地區的學徒、成年學徒等，雇主會指派一名有經驗的員工對這些弱勢群體給予相關指導。指導者一方面從生活和精神上給予人文關懷，幫助這些學徒樹立信心、了解想法、盡量解決其后顧之憂；另一方面根據學徒的興趣愛好和具體需求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從技術和專業上給予指導，幫助他們盡快適應學徒工作。這種基于人文關懷的指導和咨詢體系可以為我們國家的現代學徒制所借鑒，營造更為良好的職業培訓環境，從而吸引越來越多的青年人選擇學徒制并順利進入學徒制體系。
參考文獻：
[1]Auer，P.（2009）Interviewwiththeauthor,personalcommunication3.08.2009，Sydney．
[2]AustralianGovernment：DepartmentofEducation，EmploymentandWorkplaceRelation.AustralianApprenticeshipsReform[R].2011.12.6.
[3]AustralianGovernment.AustralianApprentice-shipsIncentivesProgramGuidlines.2011.
[4]陳德榮.現代學徒制對我國職業教育發展模式改革的啟示[J].工業技術與職業教育，2011（6）.
[5]關晶.英國學徒制改革的新進展[J].職教論壇，2009（25）.
[6]湯百智，吳立勛.澳大利亞新學徒制的建立及其啟示[J].職業技術教育（科教版），2004（34）.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社會；人的差異性；社會
馬克思的理論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通常認為，“階級斗爭”、“否認市場調節作用”等觀點使得馬克思的理論在當代顯得不合時宜，而馬克思哲學本身是“否定之否定”的辯證哲學，當一個理論存在的特定時代的物質基礎消失時，它就僅僅存在于書本里。那么，這種理論就不具備使人產生客觀實在的行動的能力。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種理論是僵死的，它不同于藏經閣里的經書，如果把它理解為一個活的靈魂的話，它需要新的理解與詮釋。如果這種理解與詮釋合理的話，它本身就具備了在新時代的可實踐性，現實的物質基礎把新的理論推向了歷史舞臺，這是一個必然。
一、差異化的人與異化的社會
人的勞動屬于人的行為范疇，勞動產生價值，對勞動價值占有量的多寡的差異是階級產生的基本條件，階級產生則是民族國家產生的重要條件。如果說，剩余價值可以被社會成員均等占有的話，那么，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無剝削存在的社會生產活動的前提是實現眾多社會成員之間的純粹契約化關系，而實際上，這種社會形態基本不能出現，假使出現這種社會，那么所要耗費的社會資源要比生產資料和剩余價值由少數人占有的社會制度更多。所以，經濟意義上的剝削是不能被消滅的，假使經濟意義上的剝削已被消滅，那么，社會再生產則會遇到極大地困難。所以，社會的進化其實是要“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為代價，但是，這里所講的犧牲是一個相對概念。同時，階級的對立從根本上講，也是一種相對的存在形式，在更廣泛的層面，不同階級實際處于一個相互依存的狀態，那么，對于社會問題就需要從另一個方面著手。
馬克思關于社會發展的理論，從根本上講，否認了自然的人本身的差異，“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分工的消失”等實際上是否認了理想化“人的全面發展”而肯定了社會分工的存在。當每個人的能力與天賦特質體現出之后，必然產生個體在勞動成果上的差異，而這個差異在按勞分配的體制下，必然產生社會分工。那么在這個層面上講，社會在成果分配、資源占有、個體機會上的不公平是必然的。而這也又引出了所謂的“階級斗爭”――認為只要將所有特權階級、貴族、富有者從直接的物質上全部消滅，將其財產重新分配，則社會將進入更優的形態。在實踐中，伴隨著一個階級的物質上的消滅和財產的再分配，曾經與之對立的階級則不可避免地在階級內部產生個體差異，這就會形成新的對立，社會不公平的因素無法通過有局限的人為的手段消滅，以物質的暫時的力量去鏟除一個永恒存在的根源，只能是進入一個周而復始的輪回。
自然的人在個體層面上的差異性是客觀存在的規律，人通過物質的力量無法消滅規律，這是一個客觀現象。自然的人與自然人的社會之間確有一個無法彌合的裂痕，這可以理解為優勝劣汰原理，其本質同自然界的優勝劣汰是同樣的。自然界的廣義的強大個體總是能占有更多的廣義的資源，反之亦然，而這確又維系了自然界的平衡。當這種由規律引發的現象在某一個人類歷史階段存在，這種現象又成為了一個偶然現象。社會的發展規律與自然的發展規律畢竟是不同的，從邏輯上層面講，自然界的發展史與人類社會的發展史是具有統一性的。從歷史層面講，自然界先于人類社會，那么，則可以理解為自然規律先于人類社會的規律，也可以理解為自然規律在歷史層面決定社會規律。“人的產生和存在”這個自然的發生給予了社會規律以生命，于是自然的人異化為社會的人。那么，公平的不公平與合理的不合理就必然產生了，從這個角度上講，如果人為的手段不對社會加以干涉，社會的優勝劣汰就演化為社會的優汰劣勝，而這種演化是通常以巨大的社會破壞為方式，人的價值則會以非規律的偽價值體現出來，這種人的異化通常也可以體現為異化的思想。物質的力量無法消滅物質本身，如果說自然界的存在方式是一種殘酷的和諧，那么人類社會的存在方式就是一種殘酷的不和諧，那么，經濟基礎的影響力和其改造能力則偏離了它在人的愿景中所要達到的目標。同時，以科學的實踐去解決這一偏離則成為了唯一的方式，但就其本身來說，也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
二、人的差異與上層建筑
關于社會發展，人的實踐與廣義上的經濟運作是對立統一的，人的實踐不可能一勞永逸地消除廣義上的經濟運作相對于人的理想目標之間的負差異。那么，這也恰恰說明，相對正確的實踐存在的合理性與永久性。在此，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某些意識形態則成為了人的發展的桎梏，由于其具有獨立性、滯后性、排他性，它們不可能通過經濟運轉自身去消除，所以只能以人的主觀科學實踐去消除，這種消除是具有合理性的。舉文化為例，其差異在人類早期歷史有其必然性與必要性，但隨著人類社會發展，文化的差異越來越體現出其消極的作用，這種消極作用施加于每個社會成員，它所具備的是一種潛在的對抗性與破壞性。當社會在不能包容其對抗性與破壞性時，其潛在就會轉化為現實。比如，某種落后的文化形態取代了先進的文化形態，或者阻礙了先進文化的產生。所以，先進取代落后是邏輯上的必然，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但是，在眾多方面這種取代必須以人的現實的主觀實踐為手段。
不管從邏輯層面講還是從歷史層面講，人類的發展趨于統一，并最終實現統一，這種統一不是以不斷地以階級對抗來“消滅階級”而實現的，而是以合理的秩序的實現來實現的。而這種秩序的實現首先必須將不同民族、群體中已經內化的相應不同的文化屬性消除掉，而這種消除也應該是一種內化式的進化。那么，通過實在的物質的方式消滅前人所遺留的某些遺跡，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因為，這些并不是社會有機體本身，而是它的形成條件，而內化式的進化就其方式上來說并不能是純粹內化的形式。
歷史存在這樣一種情況：全世界和不同國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都會保留前一階段的物質結果，這種結果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統一體，也是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的統一體。所以，某一階段社會的發展受到前一階段物質結果的制約，這種制約既存在積極作用，也存在消極作用，既是繼續發展的條件，也是繼續發展的障礙。由于客觀物質化的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社會必然由一種形態過進化到另一種形態，這種進化是一種積極的異化，它是合形式與目的的統一，合主觀與客觀的統一。但是，在這種進化的過程中，客觀物質的消極因素和主觀思想上的消極因素是存在的，而且，主觀消極因素的阻礙力量在大多數情況下比客觀物質的消極因素更大。當社會在進化時，人的思想中卻保留了更多的反進化力，也就是說，人是社會發展的阻礙力量。個體的人、群體、民族的發展程度與狹隘的國家進化為廣義的統一的世界的發展程度是不一致的。如果不施以外力，人既不能擺脫其個體的狹隘性，也不能擺脫其群體、民族的狹隘性。那么，人自身與人自身的發展就出現了徹底的鴻溝，而總成這個鴻溝的正是人在思想層面的異己力量，當思想上的異己力量外化為現實的物質的力時，對社會的發展則會起到破壞性作用。
三、人的差異性促成社會發展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而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眾多參與者卻是無意識的。但是，歷史的發展是在自主意識的作用下運行的，只要自主意識存在，人類的命運在一定的范圍內就由人類掌握。那么，在同樣的物質條件作用下，假設時間是可逆的，或者歷史可以在不同的空間平行發展，則歷史發展會有不同的結果。個體的人和群體的人的差異性和事物發展的隨機性，意味著歷史在線性發展的復雜性和不可測性，也意味著社會不存在絕對的公平。“合理”的社會形態是不合理的，這也說明社會是橫向動態與縱向動態的統一，經濟運作是人的勞動實踐的形式與目的的統一。體現在勞動者身上，則表現為勞動的異化，如果人為地把歷史發展分為若干個階段，并且肯定某一種社會狀態為歷史發展的最終結果，則無異于形而上學。實踐是人存在的方式，實踐檢驗真理的能力只有在實踐可觸及的范圍內體現。
社會歷史的發展是由不同的生產方式、文化、信仰、民族等之間的斗爭推動的，規律與秩序的存在意味著等級的存在。如果把很顯然處于不同等級的文明形態進行同樣的價值判斷，是不負責任的。一切同類物之間都存在不同范圍的優劣、高下之分，人與人之間、人種與人種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都不例外。高智商群體、低智商群體，基因優良群體、基因低劣群體，高等級群體、低等級群體，這些的存在確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法律卻不能規定人與人之間在地位和權利上的不平等。可以說，排除了人的差異的影響的社會是不存在的，如果以人為方式排除這些差異，那么，所造成的社會局面很可能導致集權政治的出現。剩余價值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因為，沒有剩余價值就沒有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
人類存在的方式是物質性的，物質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是人類社會存的根本方式，人類的存在方式是人類存在目的的形式。人類的存在目的是人類存在方式的結果，兩者是對立統一的，同時也促成了人的異化。人的占有本能決定了人在主觀上要占有更多的廣義上的資源，廣義上的資源占有量在客觀上決定了人的主觀愿望實現。從根本上講，在相對正常的社會中，沒有人把貧窮、舍己、艱苦作為快樂，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競爭就成了解決資源配置的第一方式，資源的占有必須以權力的獲得為基礎，而這個權力或許是個人權力或者是群體權力。人的差異性的存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這并不意味著，處于低等級的人和群體沒有享有分享社會資源的權力或者是如歷史上的極端方式加以物質上的消滅，相反，在建立穩定秩序的條件下，相應的人享有相應的權利則成為最合理的分配方式。
四、結語
人類之所以成為人類的關鍵是有自主意識，而不只是會勞動和參與經濟活動，因為人類以外的動物同樣會勞動且必須勞動，但是它們沒有自主意識。在相同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下，人類的意志也是自由的，在這些意志的指導下可以制定不同的制度文化；而在不同的物質生活條件下，人們也可以有相同的思想觀念。在相同的生產力水平下，具體的制度文化可以并不相同或不完全相同。衡量制度文化的標準是合理與公平，盡可能合理與盡可能公平的制度才能使社會較為穩定和可持續，而不合理與不公平的制度則不能使社會穩定，這樣的制度文化便不可持續。認真細致地研究各種制度是否較為合理與公平以及如何使之盡可能更加公平和合理，這是人類社會的永久任務。暴力革命是在人們的思想認識存在很多缺陷、不能正確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情況下的產物，而如果能夠對社會問題能夠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則會避免暴力革命的發生。這就是說，暴力革命既非必然，也非必需，任何暴力革命都必然付出很大代價。人類的經濟活動固然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但人類社會進步和變化的關鍵因素則是有范圍的意志。
存在于社會的人實際上是自然屬性與文化屬性的異化體。關于社會矛盾的解決方式，歷史的經驗表明，消除這種異化是最優的解決方式，因為這是通過人為地實踐手段可以實現的，還因為這符合社會進化的規律。通常認為，在橫向層面，某種先進的文化形態使一種落后文化形態滅亡是一種消極的現象，其實不然，這實際上是社會的進化現象，使后者從落后的狀態進化到先進的狀態。這種現象及其結果實則是將人類社會的矛盾通過合理的方式消弭掉，畢竟，某些文化形態存在于博物館中才是最好的存在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