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22 09:38:1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鄉村振興的困境及對策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江蘇省農村電子商務；現狀；問題；對策
2014年以來，江蘇省級財政商務發展資金已投入1.2億元，用于農村電商發展。江蘇省為了加快推進“互聯網＋現代農業”發展，2017年8月14日，省政府辦公廳印發了《全省大力發展農業農村電子商務全面推進“一村一品一店”建設行動計劃（2017—2020年）》（蘇政辦發〔2017〕112號），進一步釋放農村電商發展的活力，將江蘇省農村電商發展推向新的，電子商務在農村開花結果，成果喜人。
一、江蘇省農村電子商務發展現狀
（一）農村電子商務高速發展，收效顯著，位于國內領先地位
近幾年來，江蘇省農村電子商務飛速發展，形成了以地方特色農產品驅動和傳統產業衍生驅動的農村電商模式，在經濟產值、示范建設、拉動就業方面效果突出。截至2017年底，全省網上活躍店鋪87萬家，在“淘寶”（包括“天貓”）平臺的縣域活躍店鋪23萬家，其中農產品網店15萬家，農村電商規模達到879.4億元，其中農產品電商規模達到360億元。江蘇省擁有7個國家級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縣，同時還創建了28個省級電商示范縣、125個省級電商示范鎮、310個省級電商示范村、50個鄉鎮電商特色產業園（街）區。電子商務激活農村資源，推動縣域經濟轉型，演繹農民變網商、大學生返鄉創業的鄉村振興景象。數據顯示，2017年江蘇省農產品網絡銷售直接帶動農民就業超過260萬人。阿里研究院統計顯示，江蘇省淘寶村數量已增加到262個，在全國位列第三，遙遙領先。
（二）農村電子商務百花齊放，呈現多元化發展形態自2013年后，以電商村為代表的農村電子商務從少到多、從小到大、從零散分布到集群化發展，江蘇各地農村電子商務依托地區資源優勢，呈現百花齊放、多元化發展形態。有依賴地方特色農業資源發展特色農產品電商，如沭陽花木電商、陽澄湖大閘蟹電商等；也有依賴于當地手工、工業、貿易資源優勢發展的工貿型電商，如南通家紡電商、揚州玩具電商、常熟服裝電商、舟山核雕電商、東海水晶電商等。
隨著農業多元化發展態勢，以鄉村旅游、農業生態觀光、采摘體驗的農業旅游觀光電商發展迅猛，尤其是蘇州借助當地旅游資源優勢帶動了當地鄉村旅游、民宿、生態觀光、采摘等服務電商的發展，如蘇州太湖東西山旅游、陽澄湖蓮花島、旺山生態旅游等。另外，以沭陽、睢寧電商村的發展，也拉動了當地農業休閑旅游產業的發展。
（三）參與主體越來越多元化
目前，隨著農村電子商務開展的不斷深入化，江蘇省農村電子商務主體不斷多元化。由原來以農村農民網商為主體的模式，逐步拓展到政府力量引導，“阿里”“京東”“蘇寧”和供銷社、郵政及地方平臺服務商共同參與的生態化電子商務模式。
2013年前，基本上是以自發新農人圍繞“淘寶”“京東”“天貓”平臺開展的電子商務模式。
2014年開始，“阿里巴巴”的“千縣萬村”、“京東”的“千縣燎原”計劃相繼推出；“阿里”“京東”“蘇寧”建立地方服務站，推動農村電商發展。
2015年，江蘇省供銷總社和江蘇郵政的供銷e家、郵樂網加入農村電商陣營。
2016年，以地方電商平臺中國蟹庫網、生鮮食行及農產品平臺相繼成立或深度發展，圍繞農產品上行、物流、人才、金融、新零售等方面推出一系列舉措，持續推動地方農村電商發展。
2017年底，江蘇郵政已建成縣級電商運營中心57個（一縣一中心）、鄉鎮（社區）電商服務站2099個、“郵樂購”加盟店26124個，農村電商運營團隊人員達2381人。全省立足“郵樂網”開通地方館26個，上線運營農產品項目2000余個，涉及624個行政村。
2018年4月27日，江蘇省供銷合作總社、蘇果超市、先農電商達成戰略合作協議，三者將共同打造服務城市社區與鄉村振興融合發展的全新電商模式，促進城市社區農產品消費升級與農村農業的供應鏈升級。參與主體的多元化不僅為農村電商的發展開拓了更多形式和渠道，同時為農村電商發展提供了全方位生態保障。
二、江蘇省農村電子商務發展面臨的問題
（一）與處于領先地位的浙江、廣東尚有差距
盡管江蘇省農村電子商務發展迅速，收效顯著，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但是在農村電子商務方面與浙江省、廣東省相比還有一定差距。阿里研究院2017年度淘寶發展研究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12月份，浙江省淘寶村數量為779個、廣東省淘寶村數量為411個，分別是江蘇省淘寶村數量的2.97倍、1.57倍。其中，在電商創業最活躍的淘寶村前10名里，廣東省占據5位，浙江省占據4位，江蘇省僅有1位。在十大淘寶村集群中，浙江省占據6席，江蘇、廣東分別占據2席、1席。綜合分析看，這一方面是由當地產業基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由地方電子商務發展水平的原因。國家發改委高技術產業司《中國電子商務發展指數報告2017》顯示，從規模、成長、滲透、支撐4個維度看，盡管江蘇、浙江、廣東都位于全國電商發展的先導區域，但是在綜合排名上廣東、浙江位列第一、第二，江蘇綜合電商發展水平卻位列第五。無論從規模指標還是成長指標、支撐指標來看，江蘇省電商發展水平與廣東、浙江相比有明顯的差距。
（二）區域內農村電商發展不均衡
單獨看江蘇省農村電商發展情況，可以發現該省農村電商存在著明顯的發展不均衡的問題，總體表現為蘇南地區農村電商發展整體領先于蘇北地區，而以徐州睢寧、宿遷沭陽、蘇州常熟為代表的農村電商明顯處于絕對領先地位。蘇南區域由于經濟基礎好，整體農村在第三方平臺（“淘寶”“天貓”“京東”）電商已取得不錯的收效，在農村配套電商物流、培訓、產業園環境上優勢明顯，并且已出現了一些運營良好、收效顯著的獨立電商平臺，如生鮮食行、中國蟹庫網、飛果網等，而蘇北地區絕大多數農村電商還處于在在第三方電商平臺初期發展階段。當然從發展典型的角度看，徐州睢寧、宿遷沭陽、蘇州常熟農村電商發展處于江蘇農村電商的絕對領先地位。尤其是睢寧和沭陽，從地方政策支持、配套電商環境、農村電商產值看，其在全國農村電商都處于絕對領先地位。
2017年阿里研究院淘寶村發展報告顯示，在絕對的淘寶村數量上看，宿遷、徐州、蘇州占比達70％以上，處于絕對領先地位。
（三）農村電商面臨電商生態、原有產業體系升級
從電商發展的終極情況看，所有電商發展終要經歷人才、物流、金融、產業鏈升級等共同問題。由于江蘇省農村電商發展在國內相對領先，因此農村電商發展遭遇的問題也相對較深。
第一、在經歷了初期國內電商紅利期粗放式發展后，地方農村電商發展面臨的產品低端化、同質化，價格戰惡性競爭等問題突出。與此同時，地方低端產業無序發展、重復建設、結構供給能力不足、產業鏈上下游研發和營銷策劃、品牌包裝能力薄弱，造成行業增長乏力、經營下滑。
第二、在經歷廣泛的電商政策、產業政策推動后，普適化的電商扶植措施帶來邊際效應已接近尾聲，以前寬松的產業園優惠政策、普及性的人才培訓措施、物流、金融支持政策已不能滿足新階段農村電商發展的需要。
第三、移動、社交電商時代到來，固有的PC時代的電商流量思維、產品思維已不能滿足當下移動互聯網群體需要，農村電商經營需要新思維、新手段、新方法。農村電子商務發展在初期面臨的主要問題有電商意識薄弱、網絡運營能力薄弱等。但一旦發展到后期階段，則會出現一些深度問題：受人才、物流、資金限制造成的電商生態未能平衡發展，成本提升效益下降；受產品開發、品牌包裝、供應鏈深度運營限制造成的產業發展“瓶頸”，呈現低端惡性競爭；農村發展缺乏長遠規劃，地方自然和經濟生態遭到破壞，缺乏可持續增長性。這些問題無論是在江蘇省電商發展相對較慢的區域，還是在徐州睢寧、宿遷沭陽、蘇州農村電商中都有突出的表現。
三、江蘇省農村電子商務發展對策
南京大學羅震東教授在分析淘寶村消失現象時說：淘寶村有增長就有消失，消失的原因主要在于進一步發展受制于三個困境：一是過度競爭導致的產業內卷化；二是弱管制力下鄉村空間建設失序；三是公共服務設施缺乏帶來的供需矛盾。
江蘇省農村電商盡管發展快速并且取得了不錯的成效，但是與浙江、廣東相比還有一定差距，還存在整體區域發展不均衡的問題。而更為深層次的是電商思維和手段更新、電商生態體系的協調發展、地方產業的升級換代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應采取有效解決對策。
（一）對內開展經驗交流、互助幫扶，拉動江蘇省整體區域電商快速發展
沭陽農村電商模式、沙集農村電商模式、蘇州常熟電商模式在國內農村電商一直處于領先地位，它們不僅是農產品電商、工貿型的典型代表，同時也完整地經歷了電商發展過程中的政策推動、人才培養、產業園、物流、配套服務環境的發展問題。盡管它們在發展過程中尚有新問題不斷出現，但是作為國內的“帶頭大哥”，在各方面的行為舉措還是值得在全省范圍內推廣、借鑒和學習。
第一、建立以政府部門牽頭集地方相關領導、社會組織、農商戶三級聯動的交流互助組織，定期開展交流、參觀、學習、互助幫扶活動，通過交流學習、定點幫扶，將一些經過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行為舉措真正落在實處。
第二、學習睢寧電商精準技能培訓的經驗，將電商培訓真正貫徹下去，將貧困人員作為重點培訓對象之一。通過培訓幫助有電商創業就業意愿的貧困戶掌握電商創業技能、提高操作能力，再引導其參與電商創業就業，根據創業人員的現實情況和需求進而有針對性地實施精準分類培訓。
第三、借鑒沭陽電商用人的策略，一方面優化鄉村領頭人隊伍結構、提升素質，實施“金種子”鄉村人才集聚培育計劃；另一方面，建設返鄉創業青年人才數據庫，為他們提供技術、資金、政策等系統服務，推動他們成長成才，為真正的解決人才問題探索可行之道。
（二）規范市場、引導產業升級換代，促進電商生態健康成長
第一、規范市場。強化地方電商監管體系，對假冒偽劣、以次充好、以假亂真的電商行為予以嚴厲打擊；對惡性價格競爭、侵犯品牌、知識產權的行為予以嚴厲懲處，營造地方產業、電商環境誠信合法經營的環境。
第二、引導產業升級換代。嚴格管控審批低效重復的產業投入、產業建設，有效利用電商由營銷端向供應鏈、產業鏈的拉動效應原理。引進先進科研技術，領先設計、營銷策劃、品牌包裝人才，在資金、審批、稅收方面給予優惠，促進研發端及營銷端升級，提升產業附加值。優化生產結構，引進現代化生產設備、管理模式，采用全自動滴灌、機械化施肥、物聯網檢測等技術，提升生產能力、優化產品供給結構，提升產品供應端的保障能力。同時，積極響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展“一主多輔”產業，以主產業為龍頭，拉動上下游配套產業、加工乃至電商服務產業配套協調發展。
第三、加強地方公共設施建設，為引進人才、穩定企業正常經營創造良好的環境，包括地方醫療、教育、社保、行政服務、社會治安、社會道德等。
（三）外引內培，倡導新型的移動、社交電商模式
當下，在國內電子商務市場份額中移動電商的交易比例已達到70％以上。與此同時，隨著移動電商崛起，移動端以微博、微信和“今日頭條”“快手”“抖音”等移動端應用的社交模式用戶基數龐大，“拼多多”“云集”等社交電商、微商模式異軍突起，逐步成為未來電商發展的主要模式。而江蘇省農村電商主流大多是建立在以“淘寶”“天貓”為主的第三方平臺的傳統電商。在新的電商形勢下，江蘇省農村電商要繼續保持迅猛的增長態勢，就要不斷地迎接新事物。
第一、篩選出江蘇省優秀的移動電商、社交電商應用商戶予以評優評先，鼓勵優秀的經營商戶進行各地交流溝通，宣傳推廣，樹立移動、社交電商發展的優秀典范，引導廣大網商學習。
第二、引進國內優秀的移動、社交電商服務機構和人才，入駐當地電商園區。鼓勵并培育當地優秀的移動、社交電商服務機構，提升當地電商服務能力，為商戶順利開展移動、社交電商創造環境。
第三、鼓勵高校和當地培訓機構，培養、培訓能夠滿足移動、社交電商運營和新媒體運營推廣對新型復合型人才的需求，為當地移動社交電商發展輸送源源不斷的人才。
（四）與知名互聯網平臺合作，引導農村電商發展盡管電商形勢發展日新月異，但是總體看無論是以前的PC端電商時代，還是現在的移動電商、社交電商，乃至新零售的時代背景下，未來電商的發展一定是建立在大數據基礎上的，無論是銷售端數據、流通端數據、生產端的溯源數據，及時掌握大數據動向不僅有利于把握市場動向、建立市場誠信機制，同時對探索新型經營模式、電商轉型新型零售模式都有著深遠的指導意義。
第一、政府機構和相關協會可建立專業的部門或委托相關高校和科研服務機構，及時關注、梳理農村電商相關數據，收集相關互聯網數據、建立模型，即時跟蹤并進行分析，用于指導日常工作。
第二、與當前主流的農業電商平臺和互聯網公司如“阿里巴巴”“京東”“生鮮食行”等建立長期合作關系，共享相關領域數據庫，共同做好市場和市場引導工作。
參考文獻：
關鍵詞：農村；經濟學；集體合作社；可持續發展；管理機制；財務管理
2021年11月8—11日，隨著黨的六中全會召開，我國在農業經濟管理方面的相關政策也得到了進一步完善。在農業管理方面，會議明確了要開拓創新、真抓實干，做好新時代的“三農”工作，認識“三農”在“兩個大局”中的歷史使命與戰略地位。在新形勢下，既往的農村經濟管理模式已不適應新時代要求，必須隨著政策要求動態優化農村經濟管理機制。
1農村經濟管理的主要類別與工作方針
1.1農村經濟管理的主要類別
農村經濟管理主要包括3類，分別為大規模企業帶動形式、農業合作社共同參與形式、個體經營方式，具體內容有以下幾點。第一，大規模企業帶動形式。在農村經濟發展中，必然催生出涉農企業，具備指引當地農業市場農產品銷路的效果。若能由政府指引，充分發揮大規模企業帶動市場經濟發展的作用，能有效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大規模企業與農村生產大戶之間建立雙向聯系，如組成“農產品”協會組織，該組織能促進當地農業資源的流動，發揮涉農信息共生共享的效果[1]。第二，農業合作社共同參與形式。農業合作社為農業經濟發展的主要形式，對農業經濟發展有促進作用。《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中明確了農業合作社的管理范疇，包括農畜、樹木、土地等資源。農民通過參與股份合作，可享受到資源集中管理帶來的福利，利于發揮參與個體、整體利益最大化。第三，個體經營方式。所生產的農產品歸生產個人所有，以個人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為基礎。從組織形式上看，生產經營渠道靈活，且未受到其他管理者的約束，可充分發揮生產優勢[2]。
1.2農村經濟管理的工作方針
第一，落實農村財務管理工作。以當地農村經濟發展現狀作為問題切入點，構建適配度高的農村經濟管理方案。采取民主型管理模式，加大培養優秀農業經濟管理人才，以尋求農業發展與財務管理之間的平衡點。第二，建立農業產業化管理模式。以當地農村發展特色為切入點，鼓勵當地企業及文旅集團參與其中，創造出農業產業化與旅游產業化的管理模式。此外，為農民開展農業相關知識與旅游相關知識培訓講座，提升農民文化知識水平。第三，合理利用土地承包制度。以促進農村土地流轉為管理核心，在符合國家政策要求條件下，制定兼顧農民與國家利益的土地承包制度，發揮土地的創收價值。第四，減輕農民經濟壓力。以減輕農民上繳的農業稅收額度出發，通過建立健全農業稅收體制，建立“專事專辦”的獎勵制度與農業支補制度，旨在解決農民在生產、生活方面遇到的問題，充分發揮管理制度的作用，增加農民經濟收入[3]。
2制約當前農村經濟管理體制健全的相關因素分析
深入開展新階段農村改革工作，做好頂層設計與總體謀劃工作，通過細化分析農村經濟管理機制尚存的問題，能夠重點改革經濟管理環節，進一步健全管理體制。主要包括以下幾點。第一，監督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財務工作的外部力量有待進一步加強。第二，“三資”管理制度尚待健全并嚴格執行第三，財務管理理念過于傳統。第四，尚未建立暢通的財務資源配置渠道。第五，尚未建立完善且符合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的制度體系。
3新時期農村經濟管理預期發展趨勢研究
3.1以數字化管理推動農村經濟管理工作質效
未來國家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向著財務管理信息化、資產管理動態化、分析預警即時化的方向發展。未來農村集體數字化管理工作更加趨于完善與規范，將有更多的村級管理部門引入農村經濟數字管理系統，實現農業人員信息百分百錄入、銀行信息百分百開通、農業支補發放百分百到位、賬本初始化百分百完成的效果。
3.2更加重視精神效益與團隊合作的價值
在農村經濟管理過程中，要重視團隊發展的力量，在此期間，團隊的個體之間需要在日常工作中不斷反思、不斷探索、相互交流、相互學習、共同提高、共謀發展。
3.3生產導向逐步發生變化
當前的經濟格局發生變化，經濟形勢更加傾向于數字經濟，傳統生產管理模式中以技術為生產導向，如今轉向以消費者需求為生產導向。通過了解生產導向具體轉換的特點，可影響農村經濟的市場分析與調研工作，有針對性地發展相關產業，這也是未來農村經濟的發展趨勢與發展走向。
4新時期優化農村經濟管理方式的可行性路徑分析
4.1提升對農村經濟管理工作的認識
提升認知是促進農村經濟管理的第一步。只有思想認識提高了、到位了，管理工作者的行動才會自覺。第一，客觀分析當前農村工作管理現狀，針對性指導并開展管理工作。通過分析當地農業發展現狀，合理規劃不同領域的投資管理工作。結合自身專業經濟學知識、農業學知識及市場學知識，對資金、物力及人力進行投資，使農村經濟發展符合客觀需要[4]。第二，加大農村經濟管理的推廣力度。通過提升當地農民對經濟管理工作的認知，從群眾角度獲取經濟管理工作的支持，為農民利益與現代農業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4.2大力引進農村經濟管理人才
鄉村振興，關鍵在人。當前我國正處于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關鍵階段，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逐步向城鎮轉移。若想實現鄉村振興，必須要有人才的支撐。建議從如下幾個方面引進人才。第一，制訂吸引人才回鄉的相應政策。結合城鎮對創業者的補助計劃，制訂更能吸引鄉賢回鄉創業的計劃；鼓勵外出務工者能回鄉就業，為當地創造GDP，針對回鄉就業單位難以落實的，由政府為其聯系好工作單位。第二，開展專職農民建設工作。由政府主導，定期開展經濟、農業、技術相關方面的知識培訓，旨在培養出擅長經營生產、了解專業技術與熱愛農村的新時代職業化農民。通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方式，達到生活富裕、治理有效、鄉風文明、生態宜居、產業興旺的目標，以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4.3建立健全農村經濟管理體制
近年來，我國農村經濟管理體制正隨著時展而發生變化，在發展過程中，相關學者認識到，過于固化的傳統經濟管理模式限制了工作開展的深度與廣度。在管理內容上，缺乏一定的靈活性，從而使得農村經濟管理工作發展陷入瓶頸。通過從管理機制入手，建立健全農村管理體制。具體措施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合理把控經濟管理整體發展方位。農村經濟發展與城鎮經濟發展模式存在共性與不同，農村經濟發展模式以促進農業發展為主，而城鎮經濟發展模式以制造業、工業等能夠創造經濟利益的行業為主。現如今，城鄉一體化的進程逐步加快，為更好地適應時代的發展需求，當前的農村經濟管理模式應與城鎮經濟管理模式相結合，例如支持小微企業發展與“三農”創業創新措施并舉，發揮城鎮優質經濟管理資源的輻射作用，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良好推動力。第二，構建科學發展目標。相較于城鎮，我國農村農業基礎資源在發展過程中呈現出零散化現狀，無法進行統一管理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科學管理的關鍵性問題。若想進一步解決農村經濟發展中遇到的難題，可通過組建產業發展聯盟，促進集體資源共享。在橫向產業上，更要發揮出“全產業鏈”的特點，由一個行業帶動多個行業發展。根據每年國家對農業政策的不同，修正并制訂使其能科學發展的目標綱要，這樣才能真正保證經濟管理朝著科學化與規范化的方向發展[5]。
4.4創造數字化的農村經濟管理方式
以數字技術為依托，達到提升農村經濟管理能力的效果。例如打造農村信息交互平臺，將農村經濟管理工作放在新媒體平臺，如微信公眾號、百家號及官方網站中，發揮群眾監督的力量，保證農村經濟發展的凝聚力與向心力。
4.5加大力度發展當地特色文旅資源
以因地制宜的理念，加大特色農業經濟資源的開發力度，有助于為農民提供全新的創收渠道。以民間工藝（剪紙、年畫、刺繡）、歷史淵源（重大歷史事件、名人事跡）、民俗節慶（客家藝術節）、地方飲食（梅州菜、地方菜）、地方曲藝（地方劇、山歌）、地方建筑（寺廟、城池、橋梁）等不同角度對當地特色文旅資源進行開發，并對文旅資源不斷創新，保持產品持久的吸引力。
4.6加強集體資金管理
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不僅是引領農民實現共同富裕、提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途徑，也是關乎農村社會穩定性的關鍵問題。隨著農村集體經濟不斷發展，當前針對農村集體經濟管理的財務關系與管理內容也發生變化[6]。對此，如何建立健全集體資金管理制度，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工作。第一，提升財務管理工作開展水平。針對集體經濟中所涉及的投資監督與籌資管理工作內容，應對此方面內容展開細化管理。以減少稅收風險、強化成本意識的形式，進一步將財務管理、財務分析與財務預測工作做細、做深，并將工作的開展水平納入激勵機制與績效評價的范疇中。第二，構建新型經濟管理理念。可建立以資金管理為中心、以財務公開及民主理財為主、以數字化處理為主的財務管理理念，提升財務管理的價值管理性特點。第三，管理模式規范化。將各村級收入每月匯總1次，并保證所獲取數據的真實性；合理制訂農村集體資金管理的實施辦法，例如屬于集體的專項資金必須保存在專門的存款賬戶中。針對專項資金的使用及轉歸，應在會計分錄中明確體現；嚴格控制各村的非生產性支出情況，根據各村莊的經濟規模不同，對每個村莊非生產性支出的上限進行界定，在合理范圍內適當減少辦公室支出費用、招待費、差旅費等投入資金量。
4.7構建新型農村產業鏈
農村產業鏈的形成需多方協作，方可形成管理閉環，發揮管理效能。通過建立農民與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有助于提升雙方的經濟效益，最終可提升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建議從如下幾個角度構建新型農村產業鏈。第一，創新農產品的營銷方式。借助抖音、快手、淘寶等網絡直播平臺，對農產品進行營銷。相關企業可通過打廣告的形式，提升農產品的市場價值，增強農產品市場競爭力。第二，建立農產品營銷平臺。以增加農產品銷路為出發點，使農產品處于自由流通狀態。例如在實際工作中，可建立商品配送平臺，促進當地合作社與企業間的合作，實現農產品自產、自營、自銷的效果，減少中間商賺差價的現象。在日常工作中，應充分預估未來農業農村管理工作面臨的困難與風險挑戰，分項目、分類別、分行業細化發展，可以切實提升農業經濟指標。
4.8建立健全農村經濟管理制度
以轉變、拓展、提升為戰略，建立健全農村經濟管理制度，具體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提高農業科學技術的轉化能力與創新能力，提升農民自我發展能力與安全保障能力水平，提升農村人口素質，為農村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第二，要把農業產業以及農業產業的功能與市場相結合，以促進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促進農村產業的發展穩定性水平。第三，轉變農業發展理念，推進農村經濟結構轉型。例如合理分配農村勞動力資源，讓更多富余的勞動力資源能夠創造出屬于自己的經濟效益。減少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失，以政策的形式讓更多青壯年勞動力留在家鄉。改變農業資源利用模式，將其轉化為農業資源可持續利用模式，促進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
5結束語
在黨的六中全會背景之下，國家農業農村部對農村經濟發展提出了全新要求。農村經濟管理者應以此為契機，認識到制約當前農村經濟管理體制健全的相關因素，分別從加大對集體資金的管理力度、重視技術創新、建立健全農村經濟管理體制、提升農村經濟管理人員的專業素質與提升農民對農村經濟管理工作的認識等多角度出發，將農村經濟管理工作提升為科學化的管理系統，更科學地指導農村經濟發展，從本質上解決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讓農業更好地造福于人民。文章雖提出了現階段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相關問題與針對性解決策略，但仍需認識到隨著國家政策的不斷改變，在落實任何一項策略過程中都需要不斷完善，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只有在及時修正、及時整改的工作方式下，才能真正促進農村經濟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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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泗州戲的藝術起源及特征
泗州戲源于蘇北海州一帶，本是當地農民以“獵戶腔”和“太平歌”等民間曲調即興演唱的小戲。傳入皖北后，在相當長的時期，泗州戲主要是藝人串門賣唱，早期表演形式非常簡單。最初是一個人的自打板自演唱，或自拉琴自演唱。從說唱乞討，到坐唱地攤，再走上舞臺。在不斷吸納當地民歌小調、勞動號子和琴書、花鼓、魚鼓等多種地方藝術營養的基礎上，泗州戲經過艱辛曲折的發展，逐漸形成了豐富的戲曲內涵和獨特的藝術風格，已成為皖北文化沃土上一朵鮮艷的藝術奇葩。
在唱腔上，主要是“怡心調”。由于受戲曲程式化條框的束縛較小，泗州戲的唱法非常靈活，各人唱法互不相同，甚至同一演員唱同一段唱詞也不加規范，可以自由發揮創造，要求伴奏“跟著演員的演唱走”。在板式上，主要是“連板起”。樂隊奏主音后，演員無節奏吟唱，唱到連板起結束時，加個“嗯”字拉腔。這是泗州戲的精華之處，也是衡量演員的重要標準，沒有一定演唱功力和舞臺經驗的演員是很難完成的。在伴奏上，主奏樂器是“柳葉琴”，俗稱“土琵琶”。柳葉琴響亮、粗獷、熱烈，顆粒性強，遇到演員邊唱邊說、說中夾唱時，弓弦樂器很難完成，而彈撥樂器的柳葉琴就能充分發揮優勢，這是泗州戲藝人經過長期摸索、探求的結果。在舞蹈上，主要是當地的“壓花場”。這是泗州戲特有的舞蹈形式，載歌載舞，質樸爽朗，剛勁潑辣。無論是音樂律動、身段步法，還是表演形式，都與當地的花鼓燈（花鼓）及民間歌舞有著深厚的血緣關系。
泗州戲從誕生之日起，就真實反映皖北人民的生存狀態，充分表現當地群眾的理想愿望，充滿濃郁的淮北鄉土氣息，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深受當地人民群眾的喜愛。
二、泗州戲的生存困境及成因
泗州戲雖然被列入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但并不意味著就已受到很好的保護，目前，泗州戲像許多地方戲曲一樣陷入市場萎縮、人才流失、創新不足、素質下降、媒體冷落等不景氣狀態，生存和發展的空間越來越小。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復雜的、多方面的。首先是時展和社會變遷的影響。在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的過程中，隨著現代傳媒的普及和文化娛樂方式選擇的多樣性，加之主流文化藝術及大劇種的沖擊和擠壓，泗州戲與現代社會漸去漸遠，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其次是人們審美趣味的變化。當代人的生活節奏、精神情感、思維方式等與以前有著很大差異，傳統的藝術形式無法滿足審美要求越來越高的觀眾。泗州戲以善演生活小戲見長，在處理大型的歷史劇和復雜的現代戲方面，無論是演員素質，還是劇種自身形式都很難勝任。程式化是戲曲一種重要表現方式和美學特征，中國戲曲表演藝術的美體現在唱、做、念、打、舞、翻等諸多程式化動作上，由于泗州戲缺乏嚴格的程式化訓練，舞臺表演顯得簡陋粗糙，功力不足。加上演員多是農民出身，沒有經過專業培訓，文化素質不高，演身邊的生活小戲得心應手，生動活潑，但如果遇到復雜的角色和劇情時，處理起來就難免淺陋稚拙，捉襟見肘，無法適應現代人的欣賞水平。泗州戲的演出市場主要在鄉村，為了吸引和迎合觀眾，演出一些庸俗、媚俗，甚至低俗的節目，插科打諢難免有不文明的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礙這種戲曲的傳播和推廣。再次是劇種應對市場的滯后。面對多元文化和市場經濟的沖擊，泗州戲自身創新無力，反應遲鈍，傳統的管理模式和體制與時代的發展格格不入。當前，泗州戲的演出主要是靠民間班社和專業劇團。民間班社主要活躍在鄉村，規模一般較小，演員素質較低，演出層次不高，為了贏得觀眾和市場，只能是歌舞與戲曲節目交替演出，很難擔當傳承和發展泗州戲的重任。專業劇團主要演出在城市，但長期以來的主要任務就是“排戲為評獎”，嚴重脫離廣大觀眾的口味和喜好，市場越來越小，不可避免地造成整體演出水平的下降。
三、泗州戲的創新與發展對策
地方戲曲的保護與發展復雜多樣，不能用同一模式和標準去規范，要避免出現個性風格、地方特色淡化和劇種趨同的現象。所以，泗州戲創新與發展要立足劇種自身特點和發展現狀，充分發揚其地域文化特點、戲曲劇種特色，充分彰顯其個性魅力和藝術價值，探索具有針對性強的發展舉措。
一是劇種本體的保護與創新。地方戲曲的保護與創新，首先要充分發揚劇種的地域特色和個性特征。泗州戲要充分挖掘整理傳統劇目，從傳統中汲取養分，繼承和發揚貼近民間生活的趣味化娛樂性特點，質樸自然、重情趣的表演，獨特的“壓花場”舞蹈形式，別具一格的戲曲唱腔。同時，隨著時代的發展和人們審美情趣的變化，我們在尊重和傳承泗州戲傳統藝術特色和風格的同時，還必須廣泛吸收各種有益的現代藝術因素，對泗州戲的內容與形式進行創新。多年以來，泗州戲的演出劇目陳舊老套，優秀劇作屈指可數，基本上還是老戲老演、老演老戲，劇目的內容與時代嚴重脫節，無法吸引觀眾。泗州戲的發展首先要對泗州戲的劇目編寫進行創新，題材要豐富多樣，緊扣時代的脈搏，內容要充分反映老百姓的現實生活和思想情感。如近年來新創的《八月桂》、《愛心如虹》等以下崗女工如何選擇新的人生目標為主題，展現新時代的女性風采，深受人們的歡迎。劇目的創作還應充分發揮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貼近群眾的優良傳統，以多創作一些優秀的生活小戲為主。同時，從長遠看，還要針對自身的不足，廣泛吸收其他優秀劇種的音樂語匯、表演技巧等，為創作一批大型歷史劇和復雜的現代戲奠定基礎。當然，這個目標的實現還需要泗州戲人長期不懈的努力。泗州戲要發展的另一重要的因素是表演形式要與時俱進，泗州戲盡管有二百多年的歷史，但藝術表現手段的提高和完善還有較大的空間，還需要向大劇種學習和借鑒，戲曲音樂的唱腔還可以不斷豐富與創新，行當分腔還不夠精細，還應適當運用獨唱、重唱、合唱、幫腔等多種演唱形式來提高藝術感染力，和聲沒能廣泛運用，伴奏配器、舞美等還有待進一步地完善。總之，要把富有個性的表演形式融入到現代人樂于接受的形式中來，以適應現代人的審美要求。
二是戲曲人才隊伍的建設。現代的競爭其實就是人才的競爭，文化藝術也是如此。人才匱乏，缺少領軍人物，致使劇種缺乏影響力和號召力，是制約泗州戲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過去，泗州戲演員都是靠師徒間的口傳心授，沒有受過系統的文化理論的學習，理論基礎薄弱，整體文化水平較低。因此，除了要發揮好現有人才的潛能，為他們提供和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還要在培養接班人上下工夫，注重培養本土的編劇、導演、主演、作曲等主創人員，注重培養戲劇師資人才、提高教師隊伍的素質，采取送出去、請進來和與院校合辦培訓班等方式，為泗州戲劇團培養一批發展潛力較大而又有志于為泗州戲做貢獻的人才，以增強劇種實力和競爭力。
三是戲曲觀眾的培養。泗州戲深深扎根于皖北鄉村，是土生土長的地方劇種，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和“草根戲曲”的特征，舞臺念白土言土語，戲曲音樂土腔土調，演出故事也是當地的土風土情，與淮北地區農村的自然、人文景觀緊密相連，與當地人民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生活習俗息息相關，形成了泗州戲強烈的地域風格特征，深受當地人民大眾的喜愛，但泗州戲發展到今天仍然只是在皖北地區的集鎮與鄉村流行，基本上還是家鄉人看家鄉戲，主要觀眾仍是農村的中老年人。“土”是其特點，但泗州戲要得到進一步發展和繁榮，滲透到更加廣闊的地區，必須大力培養和吸引不同階層的觀眾，適應不同階層的審美趣味，既有中老年人，也有年輕人，既有農村人，也有城市人，不僅要扎根農村，還要占有城市。培育觀眾市場是影響戲曲文化發展的重要因素，沒有觀眾就沒有戲曲。注重培養新的戲曲觀眾群是當前地方戲曲發展的重要任務，在注重培育農村演出市場的同時，也要大力開拓城市演出市場。
四是劇種市場機制的完善。藝術隨時代的發展而變化，藝術的保護應該是動態的。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泗州戲不僅僅要保護在舞臺上，保護在演員身上，更應該保護在市場中，找準藝術和市場的交叉點，探索戲曲發展的市場機制。要充分了解市場，包裝戲曲，探索買點，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來發展泗州戲，用市場來檢驗戲曲作品的品質和要素，當然，票房和市場不是檢驗藝術優劣的唯一標準，也不能一味迎合觀眾的口味，泗州戲的保護和創新要符合戲曲藝術自身的發展規律和藝術特征。同時，在目前文化市場還不成熟的情況下，一個保護傳統遺產、發展文化事業的社會環境十分重要。在多元文化的沖擊下，戲曲藝術受到削弱和擠壓，只有在政府的扶持下泗州戲才能得以生存和發展。泗州戲的市場化道路不是片面地將演員和劇團拋向市場，而是要堅持雙管齊下，運用市場和行政兩種手段來增強劇種抵御風險的能力。要積極組織泗州戲藝術匯演和泗州戲文化節等文化活動，積極舉辦泗州戲的論壇、講座、培訓、交流等學術活動，加大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宣傳教育力度，在全社會營造一種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良好環境和氛圍，使泗州戲成為對地方青少年進行傳統文化教育的重要載體，使廣大群眾有機會多了解泗州戲，喜歡泗州戲。
傳承與創新永遠是藝術繁榮的雙翼，任何一種優秀藝術品種的形成和發展都是經過長期多源綜合、善于吸納、積極創新的結果。泗州戲的發展要切實把握好保護與創新的尺度，真正做到“移步而不換形”，在傳承中發展，在保持特色下創新，走出一條獨具特色的地方戲曲的振興和發展之路。
【關鍵詞】 農村社區 老年人 精神贍養 困境 對策
一、目前我國農村老年人精神贍養困境的原因分析
所謂精神贍養是指在家庭生活中,贍養人(晚輩)對被贍養人(長輩)在感情、心理等方面給予關心和幫助,使被贍養人從家庭中得到更多的溫暖,享受家庭特有的天倫之樂。它要求贍養人關心體貼被贍養人的生活,尊重被贍養人的人格和意愿,了解被贍養人的心理,與被贍養人溝通思想、交流感情以及在處理相互關系中對被贍養人采取誠悅的態度、恰當的方法等,其核心是尊老、敬老、愛老,保證老人們晚年的幸福。
隨著社會的發展,老年人的贍養內容不斷發生變化。在社會養老、醫療等基本社會保障開始實行后,農村社區老年人的物質生活得到了一定的保證,他們對子女在經濟供養方面的要求有了一定程度的減少,他們開始更需要子女在精神上的慰藉。在實際生活中,因各種原因,漠視、侵犯老年人精神贍養權的行為大量存在,它們給老年人造成了一定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困境。
1、子女離家打工,無暇照顧父母
由于現階段城鄉之間的差距,農村的中青年人向往大城市的現代工作與時尚生活,他們放下農具離開了自己祖祖輩輩的生養之地,攜妻帶子進城打工經商或就讀,把父母丟在原籍變成了“留守老人”。由于現代生活節奏的加快,迫于崗位競爭壓力,使得屬于弱勢群體的他們難以顧及在農村的父母,和老人相聚談心交流的時間越來越少,老人的孤獨感也隨之增強。據調查,外出子女9―12個月才回家一次的占59.4%,而1年以上才回家一次的達21.3%,有些人甚至幾年都不回家。62.9%的外出子女回家停留的時間少于半個月,54.7%的老人與外出子女的通話時間通常不超過3分鐘,46.9%的老人半個月以上才和子女通話一次,還有10.0%的留守老人與外出子女之間并無任何聯系,代際情感溝通和互動徹底中斷,這種狀況對于老年人特別是老伴已經故去的老年人,心理健康和實際的生活質量都產生了負面影響,他們常常在孤獨、寂寞、思念中憂郁成疾。許多空巢老人長年累月生活在“出門一把鎖,進門一盞燈”的狀態,相對生活在繁榮市景、有良好生活與娛樂設施的都市老年人來說,他們的晚年更加落寞、單調、凄涼,更加需要社會、子女的關注與關心。
2、農村家庭小型化,“重小輕老”現象嚴重
隨著社會的發展,計劃生育的普及和觀念的改變,農村家庭人口在減少,居住條件不斷改善,有越來越多的獨立活動空間和自由,傳統的大家庭聚居方式已經不適應人們的需求,我國農村的家庭正趨于小型化。兒女成家之后,離開父母到城鎮、市區或國外去自立門戶,只留下老人獨守老宅。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情景基本上看不到了,在鄉村,老人雖然住在寬敞的大房子里,但缺乏當年的快樂與幸福,沒有兒孫們的喧鬧,生活漸漸變得無聊、呆滯,老人們在歲月的流逝中慢慢變老。《婚姻法》等規定了父母有探望子女的權利與義務,這是一條十分人性化規定,探望可以加強父母與子女的交流溝通,對于感情的培養十分有利,在愛的氛圍里孩子能健康正常地成長;但在《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沒有明確規定子女必須有探望父母的義務,在現實生活中許多父母與子女的關系是單向而不是雙向的,一些中青年夫婦“重小輕老”思想嚴重,“厚幼而薄老”十分普遍,尊老不足,愛幼有余,他們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和成長問題,將有限的時間、精力和財力向子女傾斜,對孩子是無微不至,關愛有加,但對老人的冷暖需求卻往往不聞不問或敷衍了事。
3、家庭關系緊張,導致贍養出現障礙
現實家庭生活中,導致贍養出現問題的原因很多。有的多子女家庭兄弟姐妹間,因分家、土地承包等恩恩怨怨相互糾纏,怨恨父母偏心;有的家庭婆媳因一些家庭瑣事引起紛爭,產生摩擦沖突,兒媳婦拒不贍養甚至阻止丈夫履行贍養義務;有的家庭成員倫理素質低下,他們推卸責任,只知向父母索取,卻不愿盡“反哺”義務。當年老體衰的父母連最低的收入也難以保證時,許多子女把他們當作“包袱”,產生嫌棄的心理,因而把老人當做家庭負擔加以拋棄。
4、偏重物質贍養,對精神贍養重視不夠
在現實生活中,“精神贍養權”為人們所忽視,農村子女普遍忽略了對父母的精神關懷,重物質而輕精神,把贍養義務片面理解為物質供養,卻很少看望關心老人,嚴重忽略了老人們的“精神養生”。他們不屑與父母對話、溝通、安慰,代際情感交流缺乏,不愿回到落后的農村老家,只在逢年過節時才匆忙回家一趟,其他時候連人影都看不到。老人們感嘆與子女們見面的時間越來越短暫,次數越來越少,他們有心里話沒處述說,有時間沒事可打發,高興的事情沒人與之分享,痛苦的事情沒人與之分擔,這樣的老人很可能出現抑郁癥狀,覺得生活沒有意思并產生悲觀情緒,有的甚至會產生自殺行為。其實老人晚年生活中最缺乏是聽眾,他們渴望被理解被關注,最怕的也不是挨餓受凍,而是精神的寂寞孤單。子女應該加強父母交流與溝通,或“常回家看看”,幫助父母做點家務,讓空巢老人感到親情的溫暖,防止產生被遺棄的感覺。
5、年輕一代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兩代人共同語言減少
隨著整個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越來越多的農村子女到城市里生活,成為城市里暫住或永久居民。作為“城里人”,子女們接觸了過去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新事物,有了新交往圈子,視野開闊了許多,逐步接受了城里的生活方式,其心理、習慣、生活有了較大的改變,在思想觀念、文化素質、工作目標、價值標準以及人生態度等各方面與鄉村漸行漸遠。而老人故土難離,不愿離開熟悉的鄉土人情,仍生活在農村相對封閉的環境中,沒有適時調整自己,接受新事物慢甚至是原地踏步,其認知還停留在原先的階段。特別是農村留守老人的文化水平整體很低,57.5%的留守老人為文盲,34.5%的留守老人只有小學程度;又由于年老體衰,精力減退、活動大大范圍減少,他們對社會上發生的新鮮事情知之甚少。老人與子女生活在兩個不同的環境中,兩代人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出現了較大的差異甚至沖突, 共同語言逐漸消失,無法傾聽其心聲,雙方對彼此的內心世界知之甚少,對對方聊天的內容不感興趣,子女和父母的理解與對話日趨減少。
6、社區文化生活匱乏,造成老年人心里郁悶無處排遣
農村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十分單調,農村社區各種組織對老年人精神贍養的重視不夠,許多領導認為家庭贍養只是家務事,沒有采取措施來彌補家庭贍養的不足,對缺乏能力的農村老年人沒有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多數農村社區因缺乏資金等致使老人的活動設施很少甚至沒有,針對農村老年人的服務項目日趨邊緣化甚至于消失了。農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沒引起社會足夠的重視,對農村公共文化建設的資金、人力支持力度遠遠不夠。諸如能為老年人提供幫助的志愿者隊伍等社會組織多活躍在城市,很少能深入農村社區開展工作,沒人去組織農村老人開展娛樂、健身等形式多樣的老年文體活動,也沒有人鼓勵、引導農村“空巢老人”走出家門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增加老人與社會的接觸,豐富老人的精神生活,更沒有人去疏通老人在子女外出時產生的孤獨感、心理壓力及其他消極情緒,其負面效應長期積郁于心,很難得到及時宣泄,其健康和幸福感因此受到損害,農村老人抑郁癥已經開始成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
二、農村社區老年人解決精神贍養困境的方法
針對農村老年人在贍養中出現的新問題,國家、社會、家庭應當有針對性地采取應對策略和關愛行動,未雨綢繆,做好預防工作,提升農村老年人精神贍養的質量。
1、加強立法,完善精神贍養的制度
精神贍養在我國法律中已有所體現,但在實踐中,對精神贍養的支持還不夠完善,不能有效發揮作用,比如《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規中,涉及到了精神贍養的條文與規定:“贍養人應當履行對老年人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義務。”但法律法規對于精神贍養是寬泛的原則性規定,遠不夠系統與完善,適合農村實際情況的具體配套實施細則基本是空缺,對于如何履行違背精神贍養的法律后果,以及司法審判之后的救濟方式等方面,還都是空白。在人們看來,精神贍養更多地屬于道德范疇而不是法律義務,我們應該加強對老年人精神贍養方面的立法工作,《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是我國保護老年人權益的專門法律,我們可以在這個法律中增加相應的內容,規定精神贍養的概念、內容、法律后果及其救濟方式。重視法律對人們行為的引導功能以及判決的社會效果,將精神贍養納入法律的調整范圍,在將精神贍養從道德責任“硬化”為法律義務的道路上邁出堅實的一步,進一步完善對老年人的權益保護。
2、加快農民致富速度,從源頭上治理贍養問題
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村、農業、農民問題是關系社會穩定、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大局。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出臺了大量解決“三農”問題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振興“三農”,農業得到加強,農村得到發展,農民得到實惠。但由于受我國農業生產力水平不高等諸多因素的制約,一些農村并沒有完全擺脫貧困,而物質基礎的薄弱往往制約精神贍養。許多農村老年人在喪失勞動能力后無固定生活來源,只能靠兒女贍養,而子女本身生活都十分困難、自顧不暇,想要贍養老人,心有余而力不足,貧困的現實使物質贍養得不到保證,精神贍養更難以落實。因此,生產力發展是新農村建設的中心環節,借以從源頭上徹底化解贍養問題,徹底擺脫農村貧窮的面貌,為解決精神贍養打下良好基礎。政府要做好空巢老人養老保障、醫療保障等合法權益的維護工作,對于符合救助或低保條件的空巢老人,政府部門要及時把他們納入救助對象,提高老人的經濟水平,不給子女以沉重負擔,從而減輕老人的心理壓力。
3、擴展宣傳深度與廣度,提高群眾精神贍養意識
要把精神贍養落到實處,就須在全社會特別是農村社區大力宣傳、倡導精神贍養,多提倡符合時代要求的“孝道”,使精神贍養深入人心,喚起其兒女知恩、感恩、報恩的意識并傳承下去。目前迫切需要加強傳統美德、家庭美德和法律法規的教育,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為老年人營造和諧、美好的晚年生活軟環境。各級政府和相關組織應相互配合,采取多渠道多途徑多層次的有力措施,廣泛開展贍養知識宣傳,將普法工作深入到廣大農村,使農村群眾知法懂法守法,讓農村老年人明白如何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對精神贍養的先進典型人物進行表彰,在訴訟活動中應加強對當事人的宣傳、教育工作,使贍養人自覺自愿履行贍養義務。對精神贍養的判決和執行,確實比物質贍養的判決和執行要復雜的多,麻煩的多,在這方面,依靠法律的懲罰,也許遠不如輿論的壓力和贍養人所在居委會、單位的批評與教育更有效,它能在內心深處給子女一種道德鉗制和心理省察,反省自己的行為,消除隔膜,理性處理好父母子女的關系,加強婆媳之間的溝通包容。
4、注重民間調解,讓精神贍養落到實處
精神贍養,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溝通、慰藉,強制執行往往對于解決糾紛沒有太大的實際意義。民間調解是目前解決精神贍養糾紛的主要手段之一,當老人的精神贍養請求遭到拒絕時,他們根本不會去狀告自己的子女,因為這樣會損毀子女的名譽。老人們往往請求有關親戚、左鄰右舍做“和事佬”,或請求當事人所在單位或村委會予以調解。贍養案件糾紛的雙方當事人一般系親子關系,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不會走上訴訟路,解決此類糾紛的最好辦法還是贍養人與被贍養人雙方互諒互讓,互相尊重、理解,以和為貴。因為一旦矛盾激化,判決下來老人勝訴,卻有可能使本來就緊張的家庭關系變得更加不可調和,親情遭到破壞,老人是贏了官司,卻輸了情感,精神上會受到更大的傷害,訴訟的最終目的并未實現。親屬、左鄰右舍、單位、村委會往往對當事人間矛盾的前因后果有較多的了解,解決問題往往能對癥下藥,他們的居間調解,可最大限度地降低雙方當事人的對立情緒,緩和雙方的矛盾,對精神贍養的實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對贍養老年人有利。即使人民法院受理贍養案件時,也應當認真做好雙方當事人的調解工作,盡量以調解方式結案,為農村老年人化解后顧之憂。金錢能執行,但感情執行不了,故在處理此類案件時應體現人文關懷和親情審判的特點,作出有利于改善當事人關系的裁判。
5、充分發揮社區組織的作用,更好保證精神贍養的實施
要解決農村老年人精神贍養問題,光靠家庭是不夠的,還應當發揮當事人所在村委會等社區組織的作用。首先,他們可以引導村民在制定村規民約中加入精神贍養的內容,督促子女對父母的贍養。有的地方已經走在前面,例如杭州市余杭鎮中南村推出一種新型的農村家庭《贍養父母協議書》,將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和子女的贍養關系用協議的形式進行約定,并將“精神慰籍”寫入了贍養協議。該協議書由村委會統一制定,上面明確了子女對老人的供糧方式、安排居住、醫療待遇、生活費用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贍養細則。“是否經常聯系、看望或關心;是否節日團聚;是否參加各類活動”等,都寫在贍養協議中。其次,有關社區組織要積極培訓老年活動中心的組織者,進一步加大對農村老年活動基地(中心)的投入,為老年人創造一個相互交流、娛樂休閑健身的場所和機會,增設各種文體項目,在一定程度上滿足農村老年人對文體活動的需求,豐富農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讓干了一輩子農家活的老農們老有所用、老有所樂,從中尋找精神寄托。再次,組織老年人幫扶互助小組,大家坐在一起,說說心里話,增長知識,獲得信息,相互慰藉,相互照料,遇到煩心事自行調解,出現緊急情況可以及時發覺。最后,有關組織要加強精神贍養糾紛的監督、引導、調解,加強對關系農村老年人切身利益案件的調研;并倡導志愿者以及其他個人、團體等社會力量走出城市,積極下鄉,為農村留守老人提供心理服務等。
6、運用行政刑事處罰,監督精神贍養的實行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地區尊老、敬老、孝順父母等傳統的倫理道德受到了一定沖擊,子女不孝、不養、“重幼輕老”的現象逐漸增多,很多老人的權益受到侵害。在精神贍養方面出現的問題表現主要有:子女運用毆打、捆綁、禁閉等手段暴力干涉老年人的婚姻自由;經常以打罵、凍餓等方法,對老年人進行肉體或者精神上的摧殘、折磨等虐待行為;負有贍養義務的子女對老人拒絕撫養,甚至遺棄。這些行為是嚴重與精神贍養相違背的,我們在教育、譴責的同時,公檢法機關應當堅決通過法律程序予以糾正、制裁,追究屢教不改者的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特別是人民法院要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擴大精神贍養案件的社會效應,基層法院應開通農村贍養案件的綠色通道,堅持優先受理、優先審理、優先執行,并積極給予老人訴訟費減、免、緩等有力的司法救助。為擴大辦理贍養案件的社會影響力,可選擇贍養糾紛相對較多的行政村就地開庭,由村委會協助組織群眾旁聽。對那些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被贍養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人民法院應依法給予一定的刑事制裁,判處一個人,教育一村人。
(注:本文系湖北第二師范學院“農村社區老人精神贍養困境之原因及解決方法”課題階段性成果,課題編號2009B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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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化與產業已是密不可分,各種產業將以文化投入作為某種關鍵性的資源,而文化內容將會成為重要產業。每個國家、每個民族、每個族群、每座城市、每個地方都應該重新清點自己的文化資源,善用并將這些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資本,使之成為競爭中獲勝的利器。隨著客家運動和客家學的發展,出于經濟、政治等多種因素的考慮,客家地區的政府和團體也越來越注意對“客家”進行“文化經營”,因此對客家文化產業的研究也在興起。陳世松圍繞四川洛帶古鎮發展客家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路徑問題,運用西方學者懷特的“符號學”分析工具、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具體剖析了智力、官員、政府之間的互動,并就客家文化產業的運作模式進行了初步探討。2007 年在廣西師范大學舉辦了主題為“客家文化與產業發展研究學術研討會”,郭一丹對參會學者關于客家文化產業發展、運作模式、對策建議等相關成果進行了總結和分析。羅勇以“客家學研究的新領域: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為主題對文化產業尤其是客家文化產業有過論述和梳理,他認為對客家文化資源進行開發利用與保護的研究,是學術研究服務于社會經濟的一個最好的結合點。相比大陸而言,臺灣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更注重實證性和個案性,成果也更豐碩,俞龍通、陳運星、劉煥云對于臺灣客家人發起的桐花祭、客家美食、客家傳統工藝文化分別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客家文化產業化的創意與創新性不足,總體性效果不甚理想,模仿與復制的痕跡明顯,客家文化與社會經濟發展未能兼顧。總的來說,客家文化產業研究還處于初步階段,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證上均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轉型,文化產業的重要性越來越為學術界和社會所認可,而如何進行有效而成功的文化行銷就成為至為重要的課題。本文要探討的是客家文化行銷與所鑲嵌的社會文化脈絡,即處在客家文化運動脈絡下的商品行銷策略,著重從客家文化本質與社會經濟的關系嵌合上來討論客家文化行銷策略問題。
二、客家文化資本的特征
客家文化歷史悠久,內涵豐富,分布廣泛,既是一種地域文化又是一種族群文化,具有歷史性、多元性、地域性、族群性等特征。客家是由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方的人們遷移而成,具有典型的移民社會和遷徙文化特征。在歷史長河中,客家人創造了豐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文化。
其一,形式多樣、雄偉壯觀的客家民居建筑: 客家民居雖說具有很多一致性,但卻因地處不同區域、與自然人文融合而形成了形式多樣、別具一格的建筑風格,江西贛南以方形圍屋為主,其中現在保存的以龍南縣為多; 閩西則形成了令人驚奇土樓民居,其中以龍巖永定的土樓最為有代表性; 粵東地區也形成了讓人驚嘆的圍龍屋,其中梅州的圍龍屋就頗為典型。這三種建筑各具特色、互為呼應,且蘊含了豐富的文化底蘊,完全具備了文化資本的特性。
其二,被譽為“古漢語活化石”、中國七大方言之一的客家方言: 客家方言,又稱客家話、客語等,屬于漢語七大方言之一。客家方言是客家族群最為重要的標志之一,也是其形成文化認同的重要元素,因而頗具獨特性。另外,客家方言保留了大量的古漢語語言的發音,被譽為古漢語的“活化石”,是中國語言文化中的一筆寶貴財富。
其三,絢麗多彩、悠揚動聽的客家民間藝術: 客家民間藝術形式多樣、內容豐富,既有婉轉動聽的客家山歌,又有樸實生動的采茶戲; 既有多姿多彩的客家燈彩,又有傳統古老的剪紙工藝; 既有貼近生產生活的服裝藝術,又有精湛脫俗的雕刻藝術等等。
其四,豐富多樣、色彩斑斕的客家民俗風情: 客家的民俗是非常多樣的,譬如贛州寧都的“鬧元宵”“添丁炮”“火龍船”、福建連城的“走故事”、贛州石城的燈彩表演,還有那神秘而驚險的“打醮”等,這些民俗活動給客家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帶來了源源不斷的滋養。
其五,就地取材、“土里土氣”的客家飲食: 客家菜與潮菜、粵菜并稱廣東三大菜。客家菜肴風味的形成,跟客家族群的形成是分不開的,如客家菜同樣也保留著中州傳統的生活習俗特色。客家菜的基本特色是,用料以肉類為主,水產品較少; 突出主料,原汁原味,講求酥軟香濃; 注重火功,以燉、烤、煲、釀見長,尤以砂鍋菜聞名; 造型古樸,鄉土風貌明顯。
其六,質樸無華、簡單明快的客家服飾: 客家服飾講究樸素實用,寬敞簡便。普遍喜穿素色,尤以藍、黑、白色最為流行。質地多為粗布,漂藍緞烏成衣,自織夏布做帳,也有用夏布做夏衣穿的。客家服飾充分體現了適應勞動生活的特性。
總而言之,置身于客家地區,圍龍屋、土樓建筑的神奇、民俗文化的古樸莊嚴、客家山歌、采茶戲的悅耳動聽等無不折射出客家地區文化的悠久歷史與深厚內涵。由于客家文化的厚實的歷史積淀和豐富的文化資源,因此在客家的大本營地區,就有江西省贛州市、廣東省梅州市以及福建省長汀縣這三個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積淀了深厚的文化資源,這也就為客家文化的產業化提供了可能性。
三、客家文化行銷的成效與困境
正如前文所述,客家文化蘊含有豐富的文化資本或資源,那么客家文化又究竟有哪些可以切實行銷出去并產業化呢? 大部分人會給出很多不同的答案,比如飲食、民居、工藝品等。筆者以大陸客家地區舉辦的客家文化年等活動來說明其行銷內容與類型。
( 一) 客家文化行銷的內容
當前大陸客家文化的行銷理念一般都是以政府主導的“文化搭臺,經濟唱戲; 經濟搭臺,文化唱戲”.地處“客家搖籃”的江西龍南縣自 2006 年新一屆領導上任以來,經過調研討論,政府開始籌劃通過打“客家牌”來促進龍南縣的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將2008 年、2009 年兩年確定為客家文化年,并圍繞此開展了大量的工作。活動可謂覆蓋各個方面,分為客家文化基礎工程、客家文化靈魂工程、客家文化活動工程、客家文化宣傳推介工程四個大型工程,政府一次性專項資金投入了 500 萬元,開展了3 個大型活動,具體代表性項目有以下 19 項: ( 1)“做文明市民、迎客家盛會”主題教育活動; ( 2) 會徽、會歌征集活動; ( 3)“藝術家村”暨“客家酒堡”落成儀式; ( 4)“客家嫂”米酒釀制大賽; ( 5) 龍南縣導游大賽; ( 6)“西關
小姐---關西圍屋”主題文化交流活動; ( 7)“弘揚客家文化、為奧運喝彩”龍南熱線全民 K 歌大賽; ( 8)“桃源麗景---奧運婚禮客家行”活動; ( 9) 成立龍南客家聯誼會; ( 10) 編印《客家搖籃》龍南專刊; ( 11) 龍南縣民俗風情攝影大賽;( 12)“歡慶北京奧運、弘揚客家文化”老年活動周活動; ( 13) 龍南縣美食烹飪大賽暨“十佳明星廚師”評選活動; ( 14) 大學生“龍南客家情”社會實踐活動;( 15) 客家動漫與撲克牌制作; ( 16)“關西妹仔”形象大使選拔賽; ( 17) 舉辦“客家美食節”; ( 18)“客家風情游”及“外商金秋茶話會”; ( 19) 中國·龍南客家圍屋文化旅游節等大型慶典。 從以上活動不難看出,龍南縣對其客家文化進行了一個再度整合和包裝的過程,其中內容有客家米酒、圍屋、婚俗、攝影、書刊、菜肴、旅游等,更是添入了動漫、撲克牌、奧運、會徽、會歌等現代元素,從形式上做到了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在這些市場運作中,很多活動已經卓有成效,如龍南對圍屋的開發和保護。龍南縣農村擁有客家圍屋 376 座,被上海吉尼斯大世界評為“擁有客家圍屋最多的縣”“圍屋第一縣”.龍南縣一方面花費大量的資金保護和開發圍屋,挖掘圍屋的文化資源,如凝練出了關西新圍建筑文化、西昌圍宗祠文化、漁仔潭圍酒文化、隘背圍農耕文化、栗園圍官宦文化、沙壩圍藝術創作文化等“一圍一品”的圍屋文化; 另一方面利用這些文化發展旅游業。目前“龍關線”“橫黃線”兩條客家圍屋旅游路線發展得較為成熟,并通過舉辦旅游節等形式來提升自身的旅游形象和產品層次。可以說,龍南縣調動了多種資源對自身客家文化的各類面向進行包裝和行銷。
( 二) 客家文化行銷的類型
1. 政府主導主辦的文化年、文化節、文化周。龍南自開展客家文化年活動以來,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文化、社會效益,吸引了不少的資源納入。通過文化年的方式,可以比較靈活地組織、行銷及宣傳自己的優勢文化產品,從而獲得一個相對全面、多方位的行銷空間。龍南縣兩年的客家文化年里,在政府的主導下,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做了許多文化行銷的嘗試,傳統與現代、上與下、內與外,皆被納入其中。
2. 客家文化園、客家文化城等的建設。贛縣的客家文化城、客家文化名人公園,四川成都沙河的客家文化園,廣東梅州的客家天下,福建上杭客家緣文化中心等等,都是通過建設客家文化園、客家文化城來行銷自己的文化產品。
3. 政府主導的旅游景點開發。龍南圍屋的旅游開發就是在政府的主導下逐步進行的,尤其是關西圍屋的開發,幾乎使其成為龍南圍屋的代表性建筑類旅游產品,另外通過對漁仔潭圍的開發,把它做成了一個酒文化的展覽地,且出現了“老板湊錢,農民湊房”的客商和農民共同入股經營客家“農家樂”的現象,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當地居民的收益。
4. 民間自主開展的旅游開發。譬如梅縣丙村鎮的仁厚溫公祠、梅江區萬秋樓、承德樓( 星園酒家)的開發和運轉就是民間自主開發旅游頗有所成的典型案例。
5. 市場運作的企業經營。廣東河源的蘇家圍是一個客家鄉村,因其美麗獨特的鄉村風光、濃厚的文化底蘊以及淳樸的民俗民風而被開發成了一個旅游景區,其經營模式就是企業經營,一時間吸引了眾多的游客觀賞。
( 三) 客家文化行銷的困境與問題
客家文化資源的資本化與開發利用主要體現在以旅游觀光為代表的文化產業上。廣東、福建、江西、四川成都、廣西北海等省市都大打“客家牌”,紛紛對客家文化進行旅游開發。諸如深圳龍崗的客家民俗博物館、廣東河源的客家文化旅游節、梅州和贛州的客家風情旅游、閩西永定縣的土樓旅游等。但總體來看,客家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和缺陷。其中,“形象遮蔽”是客家文化行銷困境與問題的集中反映。
“形象遮蔽”本是旅游形象策劃中的核心概念,指在一定區域內分布著若干旅游資源級別高,特色突出或者市場效益好、競爭力強的旅游地,其旅游形象也更突出,從而形成對其他旅游地的形象造成遮蔽效應。具體到客家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而言,我們認為其“形象遮蔽”現象集中體現在二個層面: 一是自我遮蔽,二是他者遮蔽。
自我遮蔽,主要指客家文化在行銷過程中缺乏象征化。在人類學中有一個對文化的定義很有意思,即文化是“使用符號的一組能力”,人類的溝通都是靠象征性的符號,而每個符號的定義是借由社會的傳統與學習; 也就是說,任何符號的意義是取決于文化。因此我們發現,幾乎每一個文化產業都嘗試在一堆傳遞文化的符號中,作選擇性的強化,并借由三級產業機制傳播或營銷出去。為了加重傳播與營銷的效果,往往有意無意地進行另一層“象征化”的工作。若換個方式說,即原來“A+B+C+D+E+…=龍南”,也就是說,龍南的歷史文化和性質特征,原本是基于 A、B、C 等一系列符號匯總而成的,可是為了營銷的需要,要對其特征進行提煉和概括,甚至是一眼或一下就能讓人們留下深刻印象。我們要讓人們一看到“A”就直接聯想到“龍南”; 或是相反過來,只要一想到“龍南”,第一個躍入腦中的就是“A”.這里要強調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產業都有象征化的狀況,但常常為了面對市場,在營銷策略上似乎無可避免皆會使用這個“擴大、簡化”的機制。他者遮蔽又可細分為二種情況: 一是資源類型相似,資源品級高的地方對其他地方形成遮蔽; 二是資源類型各有特色,但資源品級高,產品特色明顯的地方對其他地方形成遮蔽。以客家民居建筑為例。
對客家民居建筑的開發最為常見的形式就是進行旅游開發以及辦“農家樂”或做旅館住宿。一方面給居民帶來收益; 另一方面也在某種程度上對建筑起到了一定保護作用,比如有人照看和維修。但與此同時,卻也造成了不少破壞或限制。例如“世界客都”梅州市正在大力進行旅游開發的客家民居,有大埔縣的花萼樓、泰安樓等,然而它們與福建永定土樓屬于同一類型的民居建筑,而后者的知名度遠超過前者,從而造成后者對前者的“形象遮蔽”.梅州地區對土樓的開發,不僅沒有起到較好的引導效應,反而將本地區最有代表性的民居建筑、被譽為中國傳統五大民居建筑類型之一的圍龍屋忽視了,圍龍屋這個粵東地區最典型的建筑文化資源就被土樓等所遮蔽。造成客家文化行銷的困境和問題有眾多原因。
例如對客家文化缺乏自信,沒有文化自覺; 在振興地方產業的強烈動機下,有一股“找出地方的特色面貌”催促著熱心人士開始“重新認識”“努力挖掘”屬于這項地方產業的歷史文化,甚而更進一步嘗試“重新建構”產業與居住此地人們的互動關系。[6]
再如,無視或忽視文化資源的價值,尤其沒有看到文化對于發展經濟、提高生產力和人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沒有認真發掘文化資源,僅停留在膚淺的表面的開發; 沒有掌握文化資源進行商品化、產業化的轉化機制; 不懂得經濟和文化運行發展的規律等等。因此,如何將客家文化資源進行經濟轉化,是亟待解決的課題。
四、客家文化如何成為好生意---經濟社會學觀點的啟發
馬來西亞未來學家馮久玲撰寫的一部頗具影響力的著作叫《文化是好生意》。[7]“文化是好生意”,這是一種通俗的說法,它的同義詞是“文化產業”.毋庸置疑,客家文化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生意,關鍵是如何將客家文化成功地轉化為好生意,即如何將客家文化成功地作為商品行銷出去,從而獲得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上述龍南客家文化活動年就隱含著這樣一種邏輯: 客家文化正在式微、消失中,基于這種危機感,政府企圖將客家文化改造成商品,借
此一方面可以保存式微的客家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又可以促進地方發展。顯然,龍南縣抓住的轉機就是客家運動與“客家熱”.龍南客家文化節,使客家文化和商業的相結合,在這個文化商品化過程中,以圍屋為代表的客家文化不僅成為商品,也成為一種“傳統”.黃一明先生在對擂茶的商品化過程研究中將其表述為“被發明的傳統”.[8] 經濟社會學認為一種物品或服務能夠成為在市場上交易的“商品”,并不是單純將物品或服務送至市場即可交易。在市場上交易的商品能否被消費者接受牽涉到“商品”的文化建構和行銷面向。經濟社會學有三個基本的原則: 一是認為經濟行為是社會行為的一種,所以深受社會事實的影響; 二是認為個人的經濟行為是鑲嵌在社會關系之中,換言之,個人的經濟活動離不開個人所處的社會網絡; 三是認為經濟組織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于人類社會之中,而是經過社會建構而成。
要有效發展“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經濟模式,就必須好好掌握傳統歷史文化中的價值,不能停留在讓政府灌輸的意識形態層次上。[7]( P220)龍南縣客家文化年的舉辦和實施是一個產業化的過程,但在“產業的文化化”上卻做得不到位,更多的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工程,以“全國文化先進縣”的評比為目標,因為無論從資金的籌措、宣傳的發動、具體的運作,還是相關客家文化發掘、保護等工程,都是根據當地政府的思想來展開工作,這就使得整個市場化過程企業和民眾的主體意識不足,企業和民眾的參與積極性難以真正意義上調動起來。很多的產品只是簡單粗糙地“包裝”就推入市場,消費者也難以體驗到其“原鄉意義”,與現代的消費需求契合度不高。例如以客家建筑文化為主的關西新圍、以八卦文化為主的栗園圍、以客家酒文化為主的漁仔潭圍等幾個所謂精品示范點,前期顯得還頗有生機,可現在卻發展遲緩甚至有衰退跡象,除景點分布單一等客觀因素外,景點獨特性文化挖掘不足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企業和民眾積極性不高和參與不夠,缺乏內涵和精神體驗。因而,要想真正將文化產業化就必須對產業“文化化”,且采取自下而上的發展策略,因為文化因地而異,其最寶貴的價值在于特色性文化內涵,而以政府自上而下模式地指導地方則恰恰會忽視個性而趨于單一,缺乏文化個性則會缺乏文化的象征意義。
【關 鍵 詞】農村基礎教育；撤點并校；教師保障
中圖分類號：G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843（2015）03-0082-05
農村教育作為我國教育事業的奠基性工程，關系著經濟及國民素質的長遠發展。當下中國由于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社會的經濟結構與人口結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變革，農村教育亦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甘肅省定西市作為我國一個較為典型的西北貧困地區，當地的城市化發展水平代表性地反映了我國經濟發展落后地區城市化發展的水平和特征，同時，該地區農村教育在城市化進程下的發展變遷也是我國落后地區農村教育發展的一個縮影。本文通過對定西市某農村學區的調研，從動態的視角探討了城市化進程下該地區農村教育的變動情況，并就存在的問題提供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回顧
（一）問題提出
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當下中國正經歷著快速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階段，該進程下城鄉二元結構逐漸被削弱，農村大量勞動力流入城市，農村社會走向衰落，農村教育發展舉步維艱，城市化進程下農村教育的發展問題受到政府、社會及學界的廣泛關注。2015年，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提出“全面改善農村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提高農村學校教學質量”、“因地制宜保留并辦好村小學和教學點”等措施，以促進農村教育的發展，推進新農村的建設。我國西北貧困地區經濟發展落后，城市化發展水平低，城市化進程對該地區農村教育的影響具有其地域特殊性，對西北農村教育的研究可為全國農村基礎教育發展研究地域補充。基于此背景，我們擬提出以下問題：一是城市化進程下當地農村基礎教育發生了哪些變動？存在哪些問題？二是新形勢下西北貧困地區的農村基礎教育應怎樣求發展？
（二）文獻回顧
隨著城市化進程對我國各地農村基礎教育的影響加深，農村教育顯現的問題成為當下學界關懷的主題。崔民初、范先佐指出，城市化進程使得農村教育問題更為嚴重，表現在學生人數的驟減，使得農村教育資源的浪費加劇、農村優秀教師流失加劇；①鄭金州認為城市化使得城鄉之間的教育不均衡進一步拉大，同時也認為城市化加劇了農村教師短缺；②胡俊升提出城市化進程使得鄉村學校遭遇學生外流、教師不穩、陣地失守三大陣痛；③劉利民則指出城市化進程不僅對農村教育存在負面的影響，也存在正面的影響，如改善了農村學校的辦學條件，提升了教師素質，催生了農村義務教育的現代化。④
在針對農村基礎教育發展策略的研究上，早期研究傾向于立足農村、振興農村教育，集中體現在對“增加農村基礎教育的經費投入”的呼吁上，如崔民初、范先佐提出政府應加大對農村貧困地區基礎教育的投資、提高教師待遇；①鮑傳友提出要創新農村教育投資體制，拓寬經費來源。⑤隨著城市化進程對農村教育的影響加深，農村教育暴露出來的問題愈來愈多，政策研究開始趨于多樣化、實際化：楊東平對當前的農村教育觀念進行了反思，認為城市化背景下要著重提升農村教育的質量，重新啟動農村教育綜合改革，提供適合農村需要的教育，回歸平民教育；⑥胡俊升針對城市化進程導致的“空心村、空殼校、城市化潮”等問題，認為農村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由農村轉移至城市，不應一味地強調對農村學校的投資，而應適時推進農村教育城鎮化、做大城區教育資源蛋糕。③
通過對相關文獻的總結，我們發現，雖然已有文獻對上述問題的研究逐漸增多，但對西北貧困地區農村基礎教育發展的研究尚處于空白階段，同時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理論性探討為主，實證類研究較為缺乏。鑒于以上研究局限，本文將通過偏實證性的研究方法，對該問題作以解答，以使學界對城市化進程下西北貧困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有一初步了解。
（三）本項研究所使用數據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數據來源于甘肅省定西市某農村學區所提供的2000～2014年普九年報數據，同時借鑒了定西市歷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相關數據；在調研方法上，以對當地學區校長及部分教師的訪談為主，數據分析上采用描述性統計分析法。
二、城市化進程下西北貧困地區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困境
（一）定西地區城市化水平概述
在分析該地區的農村基礎教育之前，我們先對城市化這一社會背景作以簡要介紹。城市化是指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轉化并在城市集中的過程，在該過程中，農業人口比重下降，工業、服務業人口比重上升，人口和產業向城市聚集。基于該概念，我們主要從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數量變動兩個方面來考量該區城市化發展水平。
1. 定西地區城市化率分析。定西市位于甘肅省中部，地形以黃土溝壑為主，氣候干旱、降水量少，惡劣的自然條件導致其經濟發展落后，是我國貧困程度較深的地區之一。盡管近年來伴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該地區的經濟與城市化發展水平較之前均有大幅提升，但相比于我國整體的城市化發展水平，仍顯滯后。從城市化率來看，如圖1所示，2013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已達53.7%，預示著我國城市化水平大幅提升，進入了城市人口多于農業人口的時代，而該地區該年的城市化率僅有27.16%，比我國1992年的城市化水平（該年城市化率為27.63%）還低0.47%，農業人口比重遠大于城市人口，城市化發展水平尚處于初期階段，農村勞動力逐漸釋放，農業人口開始緩慢向城市轉移。
圖1 定西地區城市化率與我國城市化率的比較
2. 定西地區農村人口的變動分析。從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數量變動趨勢來看，如表1所示，在2009年到2013期間，城市人口增長約三十多萬人，而農村人口則減少約五十多萬人，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數量的此消彼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地的城市化發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農村人口減少近三十多萬人，預示著該地區在近幾年城市化進程開始加快。由于當地自然條件惡劣，交通不便，相比較我國經濟發達地區，該地區的鄉鎮經濟發展緩慢，城市化主要表現在農村人口向該地縣城或我國經濟較為發達地區的轉移。城市化進程所帶來的農村人口大量轉移相伴的是農村學生的大量外流，農村教育在這種背景下面臨著走向衰落的困境。
（二）城市化進程下定西地區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困境
1. 學生人數大量減少，學校教育問題重重。學生人數的減少，一方面是由于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出生的限制，造成學齡兒童的“過疏化”；另一方面則是城市化進程加速了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從而帶動了農村學生的大量外流。以該學區為例，如圖2所示，2000年至2005年間該學區在校生最多，其中2002年達到最高峰的2858人，該時期學生多教師少，多為大班化教學；自2005年后入學人數逐年遞減，每年的減少率保持在15%左右，教師與學生比率趨于協調；而隨著該地區近幾年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該學區的入學人數從2010年開始呈銳減趨勢：2010年入學人數1444人，到2014年僅剩558人，五年間減少了2300人，減少學生量相當于該學區2006年一整年的學生人數，同時，該時期入學人數減少率由之前的15%增加到了25%左右，其中2013年入學人數比上一年減少了28.1%，為歷年入學人數減少率之最。就學生的流向而言，其中大部分學生隨父母遷移至縣城就學，少數部分流向省城或我國其他經濟較為發達地區。
通常認為，農村學生的大量外流致使城市學校教育壓力倍增，農村教育壓力則有所減輕，但根據我們的調研，現階段農村在校學生的學校教育仍面臨著多重嚴峻問題：其一，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城市化造成農村學生群體的分化，留守兒童規模擴大，而該地區由于經濟發展落后，外流人口多，相應的農村留守兒童數量也較多。由于留守兒童的成長環境受到家庭拆分、親情缺失的影響，農村學校單一化、應試化的教育方式顯然不能彌補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缺位，如何為留守兒童提供科學的教育方式是農村學校教育面臨的主要困難之一；其二，農村兒童缺乏學前教育。學前教育是我國教育體系中最為薄弱的環節，“2013年我國城市戶籍學齡前兒童入園率達77.6%，而農村留守兒童的入園率僅65.5”，⑦城鄉兒童的學前教育發展極不均衡。而西北貧困地區由于經濟發展落后，農村學前教育尤為欠缺，如該學區僅有一所近兩年才開辦的鎮級幼兒園，其師資與教育方式與城市學校的學前教育差距較大；其三，學生得不到全面發展。自國務院在1999年作出《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以來，“素質教育”至今已有15年的發展歷史，在學術界對“素質教育”的內涵各執一詞的背后，西北貧困地區的學生則面臨著缺乏專任教師的困窘。根據當地校長的反映，農村小學缺少音樂、美術、體育等方面的專任教師，音樂課、美術課等通常由學校的其他學科教師（如語文教師、數學教師等）來兼任，專業教師缺乏，農村學生難以全面發展。
2. 教師流動穩定，工作條件較差。教師是保障農村學校教育質量的關鍵。現有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認為城市化進程造成了農村教師大量流失、優秀教師短缺的現象，但根據我們對該學區2001～2014年教師數量的統計發現，相比于當地學生人數大幅的減少，教師數量變動幅度不太大，西北貧困地區教師流失問題并不明顯。如圖3所示，十余年間教師數量大致持平在130人左右，自2012年起開始逐漸減少，至2014年教師數量降至113人。當地教師減少的原因主要有：第一代課教師的清退。根據該學區2005年數據顯示，該年137名教師中代課教師有11人，占教師總數的0.8%，隨著教育部2006年“逐步清退農村代課教師”政策的提出，代課教師逐漸減少，至2014年，該學區教師均為公派教師；第二教師的調任。該區教師的流動趨向一般是本鄉鎮區域內的平行流動，較少數調往其他鄉鎮或城市地區；第三教師應聘至城市就業。少部分年輕教師通過職業資格考試等方式考入城市就業，離開農村學校；第四，老教師的退休。
現階段該地教師面臨的主要問題有：第一，師生比趨于失調，工作效率下降。如圖3所示，2001年至2005年間，該地師生比較高，其中最高為2001年的24.26：1，2005年至2010年師生比趨于均衡，自2010年起師生比驟減，至2014年減少到4.49：1，師生比嚴重失調。學生外流，空殼學校增多，村級小學的教師無學生可教，因此被“富余”的教師只能在學區內重新調整調派，學生逐年減少而教師結構較為穩定，致使師生比失調。師生比失調致使一些教師無書可教，如當地校長所言，“教師太多，人浮于事的現象比較嚴重，導致教師工作效率下降”。第二，教師職稱評選難，收入水平低。教師職稱的高低關系著教師的收入水平與教學積極性，從而影響著教育質量的高低。根據當地教師的反映，教師職稱的評選困難重重：人多指標少，很多教師評不上，“尤其是進中級，由于名額太少，最近幾年幾乎停止”；職稱的評選論資排輩，“指標滿額的情況下，只有教師退休或調離學區才有空崗，下一個人才能進行評聘”；在評職稱機會上，農村教師比城市教師更難。第三，生活條件困難。城市化進程促使該區大多數教師從農村搬遷至城市生活，很多教師要在城鄉兩地輾轉，上班路途變遠，同時，教師大多數時間集中在農村學校工作，與家人的相處時間少，生活條件較為困難。
3. 學校數量縮減，學校發展之路迷茫。城市化進程帶來的學生外流對農村學校的發展造成沖擊，由于入學人數差距的拉大，當下農村學校可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學生人數較少的小規模村級小學，一類為人數相對集中的鄉鎮中心小學或普通完全（中）小學。對于小規模學校來說，村民遷移、學生外流造成了空殼學校的增多，如表2所示，2000年至2010年間，該區村級小學大致在10所左右，而從2010年開始，該類學校急劇萎縮，從2011年的9所，到2013年的6所，再到2014年的3所，每年平均減少的學校數量達三所，其中尤為注意的是，2014年僅存的3所村級小學中，有2所學校各只剩4名、7名學生，仍面臨著空殼的可能。村級小學的萎縮使農村基礎教育的重心轉移至鄉鎮中心學校，但鄉鎮學校的發展前景仍不容樂觀：該區中心初中2014年的入學人數為192人，而2013年為262人，人數下降率達26%，中心小學2014年入學人數為159人，僅有人數最多的時期（2001年364人）的一半。
農村學校的發展之路面臨著兩大問題：第一，學生過少的村級小學是否需要撤并？一方面，村級小學大多分布在經濟落后、人口密度小、交通不便的偏遠山區，學校布點過于分散，使得教育資源難以集中配置，容易造成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該地區自然條件惡劣，村級小學位置偏遠，對該類學校的撤并可能造成兒童上學的不便。參照我國2001年起正式開始的“撤點并校”政策的實施情況，一些地區過于盲目地撤并導致了農村兒童上學不便、上學路上交通安全隱患增加、農民經濟負擔加重等負面結果，因此，村級小學的發展之路是當下該地區面臨的一個兩難難題。第二，中心學校在學齡人口逐年減少的背景下應怎樣求發展？由于該地區城市化水平尚處于初期階段，城市化發展仍將持續推進，農村人口將持續減少，鄉鎮學校是應堅持立足本土發展，振興農村特色教育？還是為“城市中心論”所左右，遷移至城市發展，促進城鄉教育一體化的推動？這亦是新時期城市化背景下農村教育改革的關鍵所在。
三、城市化進程下西北貧困地區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之路
1. 農村學校教育質量的保障。當前農村教育正在經歷從“普及教育”到“提供優質教育”的轉變，讓孩子享受優質的學校教育是廣大農民群眾的迫切要求。首先，鑒于城市化進程所帶來的農村學生群體的分化，農村留守兒童的身心關愛與教育權益應得到更多的關注。一方面，應積極轉變教育觀念，摒棄單一化、標準化、應試化的升學教育方式，實事求是、因地制宜，根據當地學生群體特征進行辦學，保障留守兒童心理的全面健康發展；另一方面，政府需加強對農村學校硬件設施的完善，改善學生受教育的條件。鄉鎮中心學校由于學生集中，學生的住宿問題與飲食問題關乎著學生的健康發展，政府應投資完善農村寄宿制學校與農村學校食堂的建設，配備相應的設施、設備、資源（包括人力資源），以保障學生的住宿安全、營養全面。其次，建立西部貧困地區農村學前教育財政補貼計劃，保障學前教育的持續發展；提高幼兒園師資水平，吸納小學“富余”教師至幼兒園進行教育活動；創建農村學校學前教育辦學新機制，形成具有西北地方特色的學前教育。第三，鑒于當地農村學校缺乏專任教師、學生得不到全面發展的困難，政府應政策上加大支持“西部貧困地區教育支援計劃”，大力引進稀缺性教師；把提高待遇作為提升職業吸引力的突破口，吸引優秀人才到農村學校任教；建立縣、鎮、村三級學校教師的對口支援機制，推動城鄉教師間的交流，促進教育資源的流通。
2. 教師質量的保障。教師是西北貧困地區農村學校教育發展的核心要素，是保證教育質量的關鍵所在，政府應著力推動提高教師待遇、優化教師隊伍結構、改善教師辦公條件等政策的實行。在教師待遇的提高上，首先應制定科學合理的教師職稱評選標準，適當增加中高級職稱的評選名額，改革評選機制；其次，教師待遇的提高應與教學質量的提高相協調，建立合理的教師績效工資制等激勵機制，激發教師的教學積極性，提高農村教育質量；同時對教師的保障應分層分類，由于小規模學校位置偏遠，條件落后，加上學生數量過少，容易造成教師的職業倦怠，因此應特別增加對小規模學校教師的工作補貼。在優化教師隊伍結構上，一方面要優化教師的年齡結構，當下農村教師年齡偏大，知識結構老化，不利于教育質量的提升，應盡量補充年輕教師，給農村教育注入新的血液，另一方面要優化教師學歷結構，加大政策扶持，多吸引學歷層次較高的人才到農村任教。在教師生活質量保障上，應落實連片特困地區的教師生活補助的發放，增加教師的工作津貼，保障好教師的工作環境，促進教師的工作積極性。總之，對農村教師的保障根本之路在于政府及社會加強對農村教育的重視程度。正如當地校長所言：主要問題在于全社會對農村教育的重視不夠，一年分不來幾個人，一轉眼又考進城去了，年輕人有走心，沒有守心，更談不上守土有責、安心教育。
3. 農村學校的發展之路。由于當下農村的小規模村級小學與學生較為集中的鄉鎮學校面臨不同的問題，因此在政策的制定上應根據學校所面臨問題的差異制定相應的政策，不能單一地將農村學校視為一個整體，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對于要不要保留小規模村級小學，我們認為應當在尊重民意的基礎上，適當保留。范銘、郝文武曾指出，對小規模學校的撤并并未能實現集中優化配置教育資源、提升教育質量、均衡教育發展的政策初衷，反而造成了教育資源的閑置浪費，加劇了農村教育的不公平。⑧由此可見，小規模學校的撤并應遵循當地學校的特點，不能因為學生人數的減少而盲目、過急地撤并。同時，根據《關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意見》，“對條件尚不成熟的農村地區暫緩實施布局調整，對自然環境不利的地區小學原則上暫不撤并”，我國西北貧困農村地區自然環境惡劣，對農村小規模學校的強制撤并易引發負面效應。因此，我們認為在對小規模學校發展之路的選擇上，前提是要尊重民意、慎重選擇。基層政府應對當地村民的遷移意向作一調研，若該地區大部分村民長期內無遷移計劃，應保留學校，堅持讓兒童就近入學，從而保障農村學生的受教育機會。
對于鄉鎮中心學校的發展問題，根據胡俊生先生的總結，現階段我國各地已探索出的解決模式主要有三種：（1）本土化：農村學校立足本土、城區學校提供教學幫助、政府加大投資推進學校標準化建設，推進城鄉教育發展均衡；（2）半城鎮化：“一個法人代表，兩個辦學場所”、“管理權限上移至城市學校，資源拉通分享”；（3）完全城鎮化：學校撤并，學生轉移至城市。③結合我國西北貧困地區當地的實際情況，我們認為當前比較適宜的模式為本土化和半城鎮化。由于現階段仍有一大部分人扎根在農村，鄉鎮學校成為農村教育的重心所在，因此“本土化模式”是當前最具有可行性及有效性的方式之一，政府應保障好對農村教育經費的增援，完善農村學校辦學條件，保障教（下轉100頁）（上接85頁）育質量，并積極推進城鄉學校的交流，以城帶鄉，向農村輸入先進的教育方式。同時，在農村社會走向衰落的背景下，一味地加大對農村學校的投資，若干年后又會造成教育資源的閑置浪費，因此我們認為“半城鎮化模式”亦可借鑒。通過將農村學校與城市學校捆綁發展，在當前不僅能提升教學質量、疏通資源流動，在未來亦可實現農村學校資源向城市的轉移，提高教育資源的使用效率。總之，鄉鎮學校的發展應與當地農村社會的發展相適應，遵循循序漸進、先易后難的原則。
注釋：
①崔民初，范先佐.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教育問題及對策研究[J].教育科學，2003，（1）.
②鄭金洲.城市化進程中的教育病理現象[J].教育發展研究，2006.
③胡俊生.農村教育城鎮化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116-212.
④劉利民.城鎮化背景下的農村義務教育[J].求是，2012，（23）.
⑤鮑傳友.城市化進程與我國農村義務教育的政策選擇[J].中國教育政策評論，2005.
⑥楊東平，王帥.從網點下伸、多種形式辦學到撤點并校[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3，（5）.
西南地區的貧困問題由來已久，我國的中西部既是農村貧困的重災區，又是城市新貧困人口的高發區，全國80％的貧困人口都集中在西部省份。通過對西南地區城市貧困的特征及成因分析，為政府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反貧困”行動，縮小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及其居民消費水平方面的差距，提供理論．依據和政策依據。若中西部地區或西南貧困問題得到緩解，則全國至少有 80％的貧困人口可望擺脫貧困的困撓，其影響、意義非同一般。
(一)區域經濟發展落后，城市相對貧困問題突出
1．城鎮貧困人口比重大， 貧困發生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1985年東中西部城鎮貧困人口占全國城鎮貧困人口的比重分別是：東部459萬，占25．6％；中部967萬，占54．0％，西部365 萬，占20．4％，中西部合計占 74．4％；1995年，東、中、西部城市貧困人口占全國城市貧困人口的比重分別是：東部471萬，占 1 7．1％，中部1527萬，占55．5％，西部754萬；占27．4％，中西部合汁占83．9％。從貧困人口的比重變化看，東部地區在1985年～ 1995年間城鎮貧困人口比重大幅下降，中部略微上升，而西部則大幅度上升，全國有8個地區城市非農業人口中20％都屬于貧困人口，這些地區全部在中西部。
2．居民收入、消費水平低、貧困程度深
西南地區云、貴、川無論是農村居民或城市居民人均收人在全國比較都屬低收入地區，不到全國平均數的50％，更是低于東部發達省市。
由于區域發展的不平衡，雖然東西部都受益于宏觀經濟改革，但受益的范圍，程度是不同的。正是這種差距使得西部城鎮居民陷入貧困的概率大于東部地區。導致區域發展落后，人均收入、消費水平差距不斷拉大的原因主要有：
(1)起點低，“先天不足”
從近代起由于政治、經濟、社會、自然、地理等因素，資本最初是從東南沿海叩開中國封閉的門戶，近代工業隨之建立。而西部近代工業則長期空白，直到解放，歷史留給我們的是東西部社會經濟差距非常懸殊的嚴酷現實。建國前，70％以上的工業都集中在不到全國面積14．2％的東部沿海地區，而占全國土地面積 81.8％的中西部地區僅占全國工業的9％；改革開放初的1978年按人均GDP排序，在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中，西南三省囊括了倒數前三名；貴州倒數第一，云南倒數第二，廣西倒數第三；當時貴州、云南、廣西的人均 GDP分別相當于全國平均數的 46．7％、60％和59．5％， 人均 GDP的絕對份額分別為175元、 223元、225元。這就使得在以后全國區際大賽中，西南三省區的起跑線遠遠落后于其它地區，處于“歷史性不平等”的不利地位。
(2)交通不便，信息不靈、社會基礎設施落后
西部地區公路、鐵路運輸系統極不發達，遠遠不能滿足生產發展、經濟開發的需要，亦是制約東西經濟聯動、妨礙大規模開發西部的重要障礙。據資料顯示，占全國總面積2／3以上的西部地區鐵路里程還不到全國的1／4；更有一些地區至今鄉村尚未通路，完全處于與世隔絕的狀態。由此造成地區發展可達性差，吸引外部投入的能力低，因而發展機會極少，長期以來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這種地緣經濟格局至今未得到根本改變。尤其是在我國經濟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中，西部地區由于自身地理環境的制約，處于最低層次，80％的外商投資者都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區外資金的大量輸入改變了沿海地區的生產關系和產業結構，并對東部地區經濟增長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產生了極為顯著的影響。
(3)人口增長過快，人力素質低下
盡管西部地區地廣人稀，人口密度很小，且生存環境酷劣，經濟發展緩慢，文化落后，但人口增長卻很快，有的省區每年以 3％的速度遞增。在過去的兩次生育高峰期，西部大部分省份的生育峰值都很高，且持續肘間較長，西部地區人口增長無論是絕對量還是相對量都遠遠高于東部。除了人口增長過快外，就是人口的文化素質低，受教育率低、文盲率高，文化程度結構低。
(4)經濟結構落后，積累能力差
現代經濟的發展過程就是經濟結構變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社會成員的人均收入不斷提高，社會的積累能力亦不斷提高， 1991年西南三省區的GDP中第一次產業的份額為40．5％，高出全國平均水平16．6個百分點；在第一次產業從業的勞動者占社會勞動者總量的76．4％，高出全國平均水平17．8個百分點。其中貴州，三次產業的就業結構分別為 78．0％、10.2％和11．8％；云南則分別為 77．8％， 9．7％和 12．5％。經濟結構極為落后，從而導致其人均收入低、投資能力不足。
(5)制度創新落后，市場經濟不發達
80年代以來東部發達地區生產力發展較為迅速的一個基本原因是代表市場經濟機制的非國有經濟發展速度大大超過國有經濟的發展速度，從而帶動東部經濟高速增長。 1992年貴州、云南的國有工業企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分別為73.0％和73．5％，分別相當于全國平均數(48．1％) 的151.8％和152．8％；而廣東國有工業所占比重分別為29．8％和 29．1％，分別相當于全國平均數 (64．2％)的46．4％；而廣東非農產值所占比重為66．0％。1994 年全國鄉鎮企業產值達42558．5 億元，東西部所占比例分別為 68．1％和8．78％，東部是西部地區的7．75倍；鄉鎮企業的平均發展速度東部是48％，西部是 16．5％，東部是西部的2.9倍；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南省區體制改革、制度創新方面的相對落后狀態。
(二)少數民族貧困構成了西南地區貧困的一個重要部分
西南地區的貧困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少數民族的貧困。西南地區是少數民族聚居的重要地區在全國已建立的159個民族自治地縣中，西部地區就有115個，全國55個少數民族8000多萬人口，其中90％以上分布在西部地區。據90年代人口普查資料，少數民族占當地總人口的比重云南為33．35％，貴州33％， 廣西 39．2％。其分布特點是族別多、人口少、居住分散，多民族混雜狀況明顯。
少數民族貧困的原因或少數民族比漢族同胞更易陷入貧困的原因是：
(1)結構性原因
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結構性國家，這種二元社會結構，將社會成員人為地分成涇渭分明的兩大群體即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或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而且成份間不能轉換、具有世代的遺傳性，社會對不同的成員分別給出不同的對待，農業人口或農村居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在就業、保障、社會服務等方面所得到的待遇，被排斥在現代化進程之外，積累著貧困。而中國的少數民族人口絕大多數分布在農村，缺乏社會保障和社會服務，城市和農村制度性的不平等，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漢族和少數民族問題的不平等，結構性貧困對少數民族的危害比漢族更深。
(2)區域性原因
中國的少數民族人口絕大多數分布在中西部山區，風沙化地區和干旱等生存環境惡劣的地區。他們的貧困很大程度上是區域性貧困。
自秦代以來，在2000多年的漢文化形成和擴張過程中，少數民族不斷地被迫向邊緣地帶遷移，或向遠方城鎮和交通沿線的山區退縮，一般分布在人煙稀少，偏僻閉塞，生產力水平落后，開發較慢的邊區或偏遠山區，嚴酷的生態環境，惡劣的生存條件，閉塞的社會生活，畸高的人口繁殖率，普遍的文盲狀態和極度的愚昧等，使其成為中國社會最貧困的群體，其生之艱難，生之頑強，令人震撼。
(3)自身原因
與其它貧困人口相比，少數民族貧困人口特征和致貧因素有極大的特殊性，突出表現在他們的文化、風俗、語言、歷史傳統等方面。少數民族由于與漢族在語言、風俗、習慣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別，因此與一般的中西部漢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參與現代社會經濟活動，難以享受現代經濟發展的利益，這是它們貧困發生率普遍高于同一地區漢族群體的重要原因。特別是生活在大西南地區的如僳僳族、瓦族、景頗族、納西族，彝族等民族，至今還保留著蓄奴制特點，實行家長奴隸制，生產力水平仍停留在原始社會末期，還延續著刀耕火種、廣種薄收、游牧遷徙趵原始耕作方式和生存方式。
(三)城市新貧困問題突出，職工貧困構成城市貧困人口重要組成
中國社會轉型期城市貧，困的一大特征即是職工貧困構成了貧困人口的主體，而這一特征在西南地區尤具典型。西南地區由于諸多原因下崗，失業人員比例大，城市新貧困問題突出。1997年貴州33．71萬城市貧困人口中就有下崗職工11．83萬，失業人員 11．50萬，約占全部貧困人口總數的70％左右，四川省城市貧困家庭中有67．4％，為下崗職工家庭。
西南地區職工貧困問題突出的原因主要有：
(1)國企比重大，虧損嚴重，拖欠職工工資，養老金問題突出
西部地區經濟結構的重要特點是國有經濟比重大，如四川省國企數目4289萬個，占全國工業總產值比重33％，就業，人數506 萬， 占全部就業職工總數的 75％；重慶國有工業企業數目 1 706萬個，占全市工業總產值比重的53．3％，職工人數占全部職工總數的70％；貴陽市國有工業企業產值占全市工業產值比重 74．2％，職工人數占全市職工總數的78％。在目前國企普遍不景氣、虧損嚴重的形勢下，困難職工相當多，四川、重慶、貴州停產或基本停產的企業約占60％～ 80％。由于對大多數職工而言，工資性收入仍是重要的收入來源，一旦工資收入出現危機、生活就難以保障。
(2)傳統產業所占比重大，結構調整任務重
西南地區的產業結構主要以傳統產業為主，如紡織、機械、軍工、化工、森工、煤炭等，傳統產業所創造的產值占到工業產值的90％以上。由于設備陳舊、技術落后、存在大面積老化，調整任務十分突出。貴陽市2．7萬下崗職工中就有1．62萬集中在機械、輕紡、交通等部門，占全年預計下崗職工總數的72％；目前虧損和雙停企業也主要集中在這些行業，大約占國企虧損的八成以上。四川全省虧損企業4858 家，集中在制造業的就有1646 家。總之，傳統產業部門在產業結構調整中首當其沖，所受的沖擊最大，下崗、失業最為集中、突出。
(3)人員負擔重、離退休人員多、醫療費開支大
尤其是西南地區的一些傳統工業基地、老企業、國有企業相對集中的地方，離退休人員多、所占比例高，如四川1996年國企離退休人數是132．76萬，重慶是 66．93萬人，貴州是30．92萬人，占在職職工的比重平均達45％左右。使得企業所承付的各種保險費用偏高，尤其是在傳統的以企業為載體的社保體系未得到根本改變前，更加重了企業的人員負擔和龐大的離退休、醫療費開支。據調查目前企業所承付的養老保險金30％，失業保險2％，工傷保險％，醫療保險10％，四項合計達41％左右。對效益好、負’擔輕的企業來說，完成上繳任務較容易，職工保險也有保障；但對那些本來效益就差、人員負擔重的企業，一旦發生虧損或經濟陷入困境，拿什么來交養老金和支付各種保險金?在調查中我們常常看到這樣一種情況：越是國有企業，老職工多，困難職工多、人員負擔重；企業越困難，需救助的人越多，而企業拖欠或根本無力支付職工退休金，報銷醫療費現象就越是普遍，職工生活就越困難；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使真正需要保障的人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既無法按月足額領到退休金，又不能報銷醫療費，有許多家庭就因為無力支付巨額醫療費而債臺高筑、傾家蕩產，陷入貧困。
(四)社會保障水平低，城市貧田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
社會保障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到貧困人口緩解貧困的程度。
西南．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低，地方財政有限，財政自給率一般低于50％，財政支出大部分要靠財政補貼，如云南一省128 個縣，吃財政補貼的就有120個縣，1993年全國貧困縣人均財政收入僅60元，只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30％，故城市開展“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難度大，并使得西南地區貧困問題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
上海市接受保障的城市貧困人口是52．94萬； 廣東省是 24．66萬，而四川省僅2．5萬，貴州省僅0．73萬；云南省年保障金總額1381萬元，實際所需保障金總；額是1．2億，缺口如此之大說明：由于財力有限，西南地方政府無力支付更多的救濟金用于貧困人口的扶貧解困，不僅大大縮小了應該享受救濟的貧困居民人數或戶數，而且使享受了救濟的貧困人口只能獲得很少的救濟金，遠不足以幫助它們“脫貧” 的要求。如根據重慶工會提供的數字，1998年重慶的下崗困難職工約26萬，而接受民政部門救擠的困難職工僅43496人， 占困難職工總數的16％；四川下崗、困難職工約4185萬，但接受民政部門救濟的困難職工僅10萬人，占困難職工總數的22％；云南省下崗、困難職工8．9萬，接受救濟的僅2萬，占困難職工部數的 30％左右。另據有關數據顯示： 1996年全國領取失業救濟金占失業人口的比重北京是10．5％，上海是3．8％，全國平均是1．7％，而四川僅有0．4％，貴州僅有 0．4％，云南0．9％，既低于全國平均數，更低于東部其它城市。不僅保障范圍窄，保障人數少，并且保障標準很低。上海低保標準是220元，深圳是340元，而重慶市地區的低保標準是月人均生活費收入13Q元，轄屬三市七縣“低保標準”100元，庫區移民的萬縣，黔江兩市低保標準僅 80?109元；貴州省1998年全省平均低保標準僅86．2元。低保標準的確定都是按市場需求法嚴格計算出來的，按照一個城鎮居民維持生存的最低消費水平決定的，基本上只能解決吃的需求，而且還得精打細算，否則很可能人不敷出。據對成都市的調查，低保標準是120元，但要維持一個居民生活需要至少是月人均收入 140元。如此低的救濟水平既不能有效解決貧困家庭的“返貧現象”，更不能從根本上抑制貧困的 “代際傳遞”，從而使貧困地區、貧田，家庭極易陷入世代貧困的惡性循環而難以自救。
鑒于西南城市貧困的特征，緩解西南貧困的關鍵或困難是如何處理好貧困面廣，貧困人口比重大與區域經濟發展落后，社會救助能力低的矛盾。這直接關系到各項扶貧措施的落實和反貧困的社會效果。
下面，主要從三個方面談談西南城市反貧困的對策、思路。
(一)，大力發展壓城經濟，從整體上捉高居民的收入，消費水平和抗風險能力，最大限度抑制貧困人口的繼續增長
西南地區的貧困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一種區域性的貧困，即落后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基礎設施、社會服務等影響著人們占有生活資源的機會和利用生活資源的效率。所以，消除貧困最根本的是振興西部經濟。緊緊抓住國家戰略重點西移的機遇，充分利用“后發優勢”、 “比較優勢”，加快企業改革制度創新，積極培育和挖掘新的經濟增長點，爭取在5?10年內使西部的經濟有一個大的改觀，為貧困人口擺脫貧困提供物質基礎。當然，西部經濟的發展除了自身努力外，國有政策的傾斜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包括盡快制定和出臺區域經濟振興的扶貧政策，尤其是就業扶貧和資金扶助，提高對西部地區的扶貧比重，擴大公共和基礎設施投資；全部或部分解決投資項目本金的籌集，增加項目的賃款額度，或放寬貸款和其他融資條件；增加向貧困地區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包括教育、衛生、營養、計劃生育、開發人力資源等，以幫助貧困人口克服發展障礙，增強利用各種生活資源的能力；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建立全國性的地區協調發展基金和再就業基金，專款專用，重點解決貧困地區擴大就業和再就業的資金缺口，以及貧困人口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障。通過稅收或價格政策從富裕地區或一部分高收入手中取走部分收入，用于支援貧困地區或補償受損者，這不僅符合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則，也反映了西方“福利經濟學”的一慣主張；讓更多的社會成員通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公平地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是一個文明社會義不容辭的職責。
(二)完善社會保障機制，提高社會保障水平，使社會保障真正起到“安全網”、“減震器”的作用，減輕貧困的程度
鑒于西南地區“最低生活保障制”運作中出現的問題，諸如保障范圍偏窄、標準偏低、渠道單一、救助標準不統一等，提出如下完善措施。
第一，嚴格限定救助對象，在社會救助較低的情況下，應保證有限的保障金，真正用于最需要幫助的貧困人口，確保社會保障的力度。
按照市場經濟國家社會保障體系的構想，社會救助作為最后一道“安全網”，其救助對象應該嚴格限制在那些喪失了勞動能力，靠自己努力無力改變貧困處境的社會弱者，主要是孤寡老幼，殘疾人等。而在我國現階段構成貧困人口主體的困難職工本應通過社會保險、社會福利保護，但因體制不健全，也涌人城市貧困人口群體，納入社會救濟范圍。這既增加了各級財政負擔，降低了社會救濟的標準；同時也造成了貧困者的自卑心理，最終不利于經濟的發展。這一現象清楚地表明體制轉軌期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欠缺，說明對城鎮貧困人口的有效救助要受社會保險、社會福利、“安全網”是否全面、‘牢靠的制約。
第二，進一步完善保障體系，開展多形式，多渠道的社會救助，動員全社會都來關心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態。
目前在對：貧困人口實施最低生活保障線的同時，還相應建立了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保障線，失業救濟和最低工資保障線，來保證下崗、失業職工、在職職工的正常生活水耳。它們與“低保線”一起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保障制度的特點。由于其他兩道防線主要由企業承擔或由企業、國家、社會共同負擔，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起到保障分流的作用，而不是僅靠財政幾百億救濟金來解決幾千萬城市貧困人口的生活保障，無異于杯水車薪，難以取得預期效果。今后這三條線一定要嚴格執行、確保落實，即不能因為職工工資收入低于“低保線” 或因失業金達不到最低生恬標準，或職工基本生活費得不到保證，而進入貧困救濟網。為此，必須加快建立養老、失業、醫療和工傷保險為主體的職工生活保障體系，實現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逐步縮小不同所有制就業主體間保障待遇水平的差距，建立全社會統一的、公平的利益補償和保障機制。
此外，還可動員民間力量，家庭資源共同關心貧困家庭、貧困人口，營造扶貧濟困的道德氛圍，通過社會慈善團體的救濟、募捐，企事業單位的慷慨解囊，鄰里親戚間的守望相助以及社會各方面的送溫暖、獻愛心活動，有效支持“低保制”的執行。
第三，中央、省、市、縣區四級財政通力合作，為社會保障提供充裕的資金來源，確保各項扶貧措施的兌現、落實。
無論采用何種形式的救濟，都需要一定的救濟金作，為物質保證。“低保制”運作中所遇到的最大困難即是資金不足。現行保障金的供給主要由各地方財政自籌解決，這就帶來一個問題，越是貧困地區，需要救濟的貧困人口就越多，而財政越困難，實際得到救濟的人越少；反之，越是富裕地區，需要救濟的貧困人口少，但由于財政有錢，實際得到的保障人口卻越多。如上海1997年保障金總額是18716萬元，通過現金或實物救助方式保障的對象達 30多萬人；而四川保障金總額僅 3000多萬元。實際保障的人數僅有6萬人，占應該保障總數的不到20％(33.8萬人)；貴州保障金總額更少，375．96萬元，保障對象僅0．73萬人，占應該保障人口的比重不到3％。顯然，由各地自籌財政資金解決貧困人口的生活保障有違社會公正、公平原則，也不利于真正緩解中國城市的貧困問題。建議保障金的供給通過調劑金制度由四級財政共同負擔，逐級傾斜，重點扶植。中央財政對困難省市傾斜，省財政對困難市縣傾斜，市財政對困難縣區傾斜，以真正做到真扶貧，扶真貧。
(三)進一步深化、完善再就業工程，為職工脫貧致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增加收入的機會
職工貧困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勞動機會的喪失，使其失去了收入來源。為貧困者提供直接的生活保障，固然可起到短期內改善生活狀況的作用，但限于社會救濟的性質要從根本上，幫助困難職工脫貧致富，需要把“低保”救濟與再就業工程結合起來，為下崗失業人員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與崗位，據資料統計，四川省 1998年國企下崗職工是28．8萬，再就業率，32．2％，1999年1?9 月份下崗職工34．78萬，再就業率37％，遠未達到中央提出的 50％的再就業標準。
針對目前在再就業方面存在的問題，建議從以下幾方面進一步深化，完善再就業工程。
第一，自謀職業與再就業
繼續鼓勵各種形式的自謀職業，這是一條投資少、見效快、方便靈活的就業渠道。據統計，四川下崗職工中有近40％是通過自籌資金、自辦企業實現就業的。擴展這一渠道， 目前重點要解決好兩個問題：一是如何通過法律保護，減少管制，給予優惠，進一步降低資本進入這一領域的門檻；二是如何通過各種小額信貸、低息貸款、擔保貸款或變賣一部分國有資產以“買斷工齡”或 “福利補償”的方式一次性結算給職工個人，以解決自謀職業所需的啟動資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