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21 17:41:5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社會經濟體制的基本特征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利益分化 矛盾 利益整合 政府職責
社會利益的分化，是體制轉軌時期最廣泛、最深刻的變化。它涉及每個經濟主體、每個社會集團和每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決定它們對改革進程和社會變革的態度。利益分化一方面激發了社會要素的活力。同時也產生了一些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能否在全面認識利益分化問題的基礎上進行有效的利益協調，使利益驅動作用得到正確發揮，使利益矛盾和沖突得到正確處理，從而使各利益主體的利益能夠在彼此協調的基礎上穩定快速地得到實現，已經成為擺在政府面前的重大課題。
一、利益分化及其矛盾的產生
利益是人類生存、發展和享受的各種需要的總和。凡一切與人的生存、發展和享受相關的對象都屬于利益的范疇，根據利益的社會性質和特征可以歸為三大類：物質利益、政治利益、精神文化利益。人類的一切社會活動，都是為了獲取利益、維護利益或者爭得利益，從而使得社會利益關系一次一次地得以調整和重組，并進而推動著社會的不斷變革和發展。
分化的含義包含著差別化或者說差別擴大化的意思。在這里，利益分化并不是一般的利益差別，本文所講的利益分化，主要是指由于社會結構性的變革而使得一種既定的利益關系發生重組并進而使社會成員的利益關系發生急劇變化的過程。所謂社會利益分化，也就是指社會群體出現了利益差異，利益要求發生了分歧，簡言之，就是不同的群體有了不同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利益分化具有如下的一些基本特征：利益分化表明一種既定的利益關系被打破：一種新的利益關系迅速形成；利益差別迅速擴大。
利益分化促使利益矛盾的產生，利益分化意味著不同的群體有了不同的利益，而不同的利益要求又會強化群體之間的利益差異，不同的利益要求往往互相沖突，在沖突中各利益群體或者會互相妥協。達成比較一致的利益共識，形成“雙贏”或“多贏”的局面。但是，如果群體間的利益沖突不能形成有序的互動，無法達成共識，則會進一步強化利益分歧，最終導致社會結構的崩潰。
總之，對于利益分化我們應該有一個總體的把握：一方面，利益分化的社會也并不因此而停滯不前，相反，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甚至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另一方面，利益分化和由此帶來的利益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會的不穩定，給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一定的難題和困境。但是重要的是后者，我們應看到，利益的過度分化則會給社會帶來分崩離析的打擊。因此，如何控制利益分化的程度，縮小群體外的利益分化，適當拉開群體內部的收入檔次，促使分化向“有序”和“有利”的方向發展。是我國政府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的主要目標。
利益分化實際上帶來了所謂社會結構的變化。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層次推進，社會資源的占有狀態的逐漸改變，出現了利益重構與利益分化使得利益集團多元化的趨勢開始呈現并將繼續發展：社會精英集團開始形成；農民階層的利益將更加面臨困境：隨著改革開放以及由此帶來的利益分化過程，城市下崗、失業人員以及農村失去勞動能力的困難戶等社會邊緣群體不斷擴大：利益分化的程度將日趨嚴重。
二、利益協調的重大意義
盡管利益準則是人類社會的基本準則，因而人們的利益追求是其社會行為的基本出發點，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但是，一個社會的利益差別和利益分化尤其是過度的利益差別和利益分化。是影響社會穩定也是影響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嚴重障礙。目前由于利益分化所帶來的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日益嚴重，面對社會轉型所導致的利益格局的變動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社會價值規范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社會要能夠得以正常地生存并良好地運轉，我們認為當務之急就是進行利益整合。從實踐意義上說，沒有利益整合。改革就無法推行下去，利益協調對于推進社會發展有重大意義。這是因為：
首先，利益協調是國家治理特別是維護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宗旨的需要。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高度的利益分化不是其國家治理的根本宗旨。特別是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更要防止兩極分化的貧富差別。
其次，利益協調將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大鍋飯”“鐵飯碗”等平均主義的利益分配導向嚴重地挫傷了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承認利益差別、拉開分配檔次能夠激發勞動者的勞動熱情。但是，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過度的利益分化也會導致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嚴重挫傷。特別是在我們國家很多勞動群眾的利益絕對受損或者相對受損的情況下，必須進行利益協調。
最后，利益協調還將促進社會經濟的良性運行。根據的基本觀點，盡管生產決定消費，但是如果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在一個利益高度分化的社會，其絕少數社會成員掌握并控制著社會的絕大多數資源和財富，在這樣一個社會的絕大多數成員購買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社會的消費能力就會受到極大的影響。而這是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總而言之，要使社會得以穩定持續發展，有效地避免利益高度分化，實現利益的平衡發展就顯得十分重要。
三、利益整合過程中的政府職責
所謂利益整合，就是對社會個體和集團的利益進行調整，消除利益主體間的磨擦和沖突，使其協調和均衡，形成和諧統一的社會利益整體。它包括：肯定和保護社會成員的正當合法利益，約束逐利行為使之規范有序，取締非法利益。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責任無疑是巨大的。作為一種公共權力，國家或者說國家權力的執掌者一政府之所以產生，正是為了協調社會的利益沖突，解決社會的利益矛盾。當然，政府控制利益、協調利益的責任要通過政府的積極作為來實現，這些具體的積極作為可以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管理三方面來具體分析。
政治方面，政府通過保衛國家的獨立和、保護公民的生命安全及其各種合法權益以及保護國家和個人的財產不受侵犯，來維護國家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從而從總體上維護社會的利益格局。
經濟方面，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同樣需要切實履行其應有的社會經濟責任，并且為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我國政府這種責任應該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責任更加重大。目前，我國正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但是，由于市場的實際運作總是偏離理想設計狀態，加之本身的局限性和不可能解決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社會問題，從而也就需要政府的力量進行糾正。為此，政府在協調經濟利益的過程中，必須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政府首先要履行和保護產權。產權是由法律明確
界定的所有權，這種所有權必須明確生產資料的實際占有者，生產經營權的占有者和收入的獲益者，它包括資源的使用權、收入權、轉讓權等基本權利。在明晰的產權制度下，所有者不會出現“空缺”，每個經濟人都為自身的利益而工作，從而使資源配置最優化。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政府不僅要界定和保護公有產權，而且還應該保護合法的私有產權。這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因為它有利于穩定非公有制企業的業主，使他們安心企業經營，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第二，政府要實現對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的管理責任。微觀經濟，是指國民經濟中以經濟個體為主體進行的那一部分經濟活動。微觀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的基礎。是政府管理經濟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但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管理又不能象計劃經濟體制下對企業統的過死，原則上。政府對微觀經濟應當放開搞活。具體來說，可以采取價格機制、勞動保護、保護和促進競爭基本途徑來實現對微觀經濟的管理。
在宏觀經濟的管理方面，政府具有更為重大的責任。政府管理經濟職能的目標在于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因為宏觀經濟的穩定是整個國民經濟正常運行的基本前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為穩定宏觀經濟可以采取提供基礎設施、政策調節的基本手段來實現。通過積極的經濟政策，可以推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同時也將起到協調利益、平抑利益過度分化的作用。
第三，在社會管理的許多領域，政府具有分配資源、協調利益的責任。這些的責任包括：
1 推進公共教育事業的發展
經濟和社會長期發展的關鍵在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國民素質的提高，而這又取決于教育的發展。在傳統的兩極社會中，只有少數人受過高等教育，多數人都沒有受過正規教育。這使人的發展機會不平等，從而實際上也使利益的分配不平等不公正。在現代社會中，教育被視為人類生存條件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政府提供平等的公共教育，其本身也就是協調利益的一個重要手段。
2 促進收入分配的公正與合理
在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者的收入存在著嚴重的平均主義，這極大地挫傷了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市場經濟的體制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義傾向，但是也有可能導致收入過分懸殊、兩極分化嚴重的結果。因此，政府有責任通過某種管理性的措施，擔負起緩解社會收入分配懸殊的責任。
3 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既是對公民基本生存環境的保障，也是對社會經濟體制正當運行的保證。一個社會，如果僅僅有激勵的競爭機制，而無相應的風險規避機制，也是不行的。一個文明的社會必須有健全、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以保證其成員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生活資料。
[關鍵詞]：經濟法、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經濟法體系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市場經濟法制的日趨完善，為經濟法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條件，迎來了中國經濟法空前發展的新紀元。在新形勢下，反思過去，面對現實，展望未來，對經濟法的若干基本理論問題必然會形成某些新的認識。為進一步促進對經濟法基本理論問題的研討，筆者擬就經濟法的概念、對象、體系等若干基本理論問題略抒淺見，以就教于法學界同仁。
一、關于經濟法的概念
經濟法的概念是經濟法學的基本范疇，是經濟法學體系和結構的支柱，也是經濟法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能否科學地揭示和界定經濟法的概念，不僅關系到經濟法理論框架的構筑，而且直接決定著經濟法能否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存在。因此，對于經濟法概念的揭示與探討，是經濟法學研究不可回避的、最基本的理論問題之一。如果這一問題不能得到圓滿的解決，無論經濟法在形式上是如何的繁榮，在實踐中是多么的重要，其結果都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成為沒有根基的空中樓閣。
有鑒于此，自經濟法概念被引入我國后，二十年來，對經濟法概念的研討始終是我國經濟法學界乃至整個法學界所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人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經濟法的概念作出了種種不同的界定，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經濟法學說。（注：對經濟法概念的不同認識，形成了種種不同的經濟法學說，舉其要者，大致有三，即“縱橫統一說”、“經濟行政法說”、“學科經濟法說”等。）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特別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逐漸完善，某些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頗有影響的經濟法學說已經逐漸地被放棄。順應時代的潮流，經濟法學家們對經濟法的概念又重新進行認識并另行作出界定。
盡管經濟法產生的歷史條件和因素錯綜復雜，但考察經濟法概念產生的歷史過程，在筆者看來，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實際上就是對既存法律的一種分類和再分類的活動。在大陸法系國家，經濟法概念的出現，在一定意義上是對法律突破了傳統公法與私法分類狀況的認可與折衷。由于資本主義壟斷的形成，為了適應國家對經濟的統制，同時也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秩序，資本主義國家從對經濟活動的自由放任并依靠“看不見的手”來調整經濟關系，開始走向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國家干預。與此相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先后頒布了大量的體現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這些法律的出現，一方面打破了傳統的私法自治的局面，使私法關系滲透了國家干預的痕跡；另一方面，也突破了大陸法系國家關于公法與私法劃分的傳統理論，使公法融入了對私權關系調整的內容。這種法律性質及其內容的演變，被法學家們概括為“私法的公法化”。正是為了適應這種法律性質及其內容的變化，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學家們將那些介于傳統公法與私法之間的法律概括為“經濟法”。由此可見，無論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法產生的動因如何復雜，表現在法理上，則是因應變化了的法律，對原有法律體系的一種重新分類活動。
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法的出現雖然也是對法律的重新分類，但其產生的基礎卻與資本主義國家有著天壤之別。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管理國民經濟已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職能，特別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無時無刻不在參與、干預和管理著社會經濟活動，甚至具體到某份經濟合同。加之社會主義國家不承認公法與私法的劃分，因此，規范國家行政活動的行政法最大量的是國民經濟管理法規。這種情況在以行政法作為典型公法的資本主義國家里是不可思議的，也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傳統行政法所不能包容的。盡管我國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干預和管理社會經濟的手段、方式和程度有了根本的變化，但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決定了國家對于市場經濟的介入和干預的程度是資本主義國家所無法比擬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法的出現，同樣是對傳統法律分類的再分類，但這種分類的基礎不是對公法與私法劃分的折衷，而是對內容龐雜的行政法的再分類以及對其他相關法律的重新概括。
綜上可見，無論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法的出現在一定意義上都意味著對法律體系的重構。既然經濟法是法律重新分類的活動和結果，而法律分類又是一種人的主觀抽象概括活動，那么，在對法律重新分類的過程中，基于主觀認識的不同，對經濟法概念的理解就必然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差異。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本身就是對法律的重新分類，但這種分類絕不是主觀的隨意活動，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這個原則就是對已有科學分類的充分尊重，而不是隨心所欲的歸納和概括。否則，經濟法就永遠無法獲得應有的獨立地位。
縱觀我國經濟法概念產生與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到，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不僅受制于經濟體制，而且還受制于法制的發展水平。首先，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受制于一定的經濟體制。在我國，雖然經濟法的概念被正式接受至今僅僅有著20年的歷史，但在不同的經濟體制下產生著對經濟法概念的不同認識。在計劃經濟體制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下，產生著“縱橫統一說”等經濟法學說，而且這些學說在當時的經濟體制下亦不無道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也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經濟法學說，目前經濟法學界正在致力于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科學的經濟法學說的建立。這一狀況恰恰證明了經濟與法的關系，表明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其次，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還受制于法制的發展水平。在我國《民法通則》及一些重要的商事法律尚未出臺前，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存在著極大的隨意性，有些經濟法學說無節制地擴大經濟法領域，將傳統民法與商法的內容視為經濟法，有的甚至主張用經濟法取代民法。這樣做的結果，不僅無法使經濟法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相反還導致了法律學科與法律體系的嚴重混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中國法制建設的步伐。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日趨完善，特別是隨著我國《民法通則》及一些重要的商事法律的制定與頒布，那些“大經濟法”的主張及“綜合經濟法說”等觀點都相繼退出了法學舞臺，也相應地凈化了經濟法理論。我們認為，除了內容龐雜且沒有統一法典的行政法外，凡是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業已被確定地歸屬為某一獨立法律部門的法律，都不應再列入經濟法的范圍。不僅民法如此，商法作為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其獨立性亦應受到經濟法的尊重，也不宜納入經濟法的領域。否則，經濟法就無法擺脫“綜合癥”的困擾，難以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法制建設的發展與法律體系的完善，我國的經濟法理論研究亦日趨深化，人們越來越傾向于經濟法就是調整國家（政府）干預或管理社會經濟關系之法。盡管在具體的認識和表述上仍有差異，但在原則問題上可以說已經形成了最基本的共識。
基于上述認識，我們認為，我國的經濟法是指調整國家在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是國家干預或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法律表現，是我國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的、獨立的法律部門。
二、關于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毫無疑問，經濟法的概念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密不可分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任何對經濟法概念的定義都直接源于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說，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研究實質上也是在深化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在邏輯關系和認識順序上，定義本應結論于對事物本質的揭示之后或同時。本文對經濟法概念所作出的定義同樣不能違背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一般規律，只是為了敘述的便利，才將對經濟法定義的結論交待于對調整對象研究的過程之前。
把有無獨立的調整對象作為劃分法律部門的主要依據，是為法理學所確認的一項普遍適用的原則。因而，經濟法要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必須有其獨立的調整對象，即特定的經濟關系。從經濟關系的法律性質上考察，以經濟為內容的社會關系可以分為兩類，即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和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根據《民法通則》等有關法律的規定，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由民法和商法統一進行調整，這就從立法上排除了經濟法直接調整此類關系的可能性。因此，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就只能是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亦即國家在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發生的經濟關系。這種經濟關系發生于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以行政管理性為其基本特征，可以把它簡單地概括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
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發生在經濟行政機關之間的行政管理關系。根據在此類關系中經濟行政機關有無上下級之間的隸屬性，還可以將這類關系細分為兩類，即不同層次的經濟行政機關之間的隸屬關系和不同職能的經濟行政機關之間的業務范圍上的管理關系。前者即上級經濟行政機關與下級經濟行政機關之間的關系，如上級稅務機關與下級稅務機關之間的關系；后者則是由于職能分工的不同，某一政府機關在業務職能上與其他政府機關之間發生的管理關系，如財政機關的決定對同級政府機關的約束。第二類是發生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行政管理關系。根據引發此類關系產生的政府行為的不同，可以把這類關系細分為兩類，即因抽象行政行為發生的行政管理關系和因具體行政行為發生的行政管理關系。前者是特定政府機關向市場主體實施抽象行政行為所形成的管理關系，如特定政府機關向不特定市場主體頒發的行政法規或規章；后者則是特定的政府機關按照法律規定并依其職權向特定市場主體實施具體的行政行為所形成的管理關系，如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對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者的處罰。就上述兩類行政管理關系的性質而言，第一類行政管理關系中的上下級隸屬關系并不都是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有的是行政法的規制內容；而第二類行政管理性的經濟關系則是經濟法的主要調整對象，并構成經濟法的基本內容。
要正確認識由經濟法調整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性質，必須澄清以下問題：
首先，必須搞清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與行政隸屬性經濟關系的區別。有的同志把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概括為行政隸屬性經濟關系，或者認為隸屬性是經濟法調整的經濟關系的基本特征。（注：李中圣：《經濟法：政府管理經濟的法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4年第1 期。）我們認為這種概括并不確切。如前所述，嚴格意義上的隸屬性只存在于上下級經濟行政機關之間，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并無隸屬性可言，存在的只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因此，我們認為將經濟法調整的對象概括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較為準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不僅包括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也包括那些應由經濟法調整的具有行政隸屬性特征的經濟關系。
其次，必須搞清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與國家經濟管理關系的聯系。有的同志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國家經濟管理關系，管理主體包括國家機力機關、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注：漆多俊：《經濟法基礎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07～213頁。）誠然， 廣義上的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可以具體化為國家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職能活動，也就是說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和途徑是多種多樣的，但是絕不能因此便得出國家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都是經濟管理機關的結論，更不能把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活動看作是經濟管理行為。國家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活動由憲法、訴訟法和有關的組織法等予以調整，此類關系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無干，不能混為一談，否則必將重蹈“大經濟法說”之覆轍。國家立法機關主要是以經濟立法的形式去表現和實現國家的經濟意志，要實現國家權力機關的經濟立法意圖，離不開政府的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也就是說國家的經濟管理活動都是由政府來完成的，都要轉化或表現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因此，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國家經濟管理關系實質上就是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
再次，必須搞清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與市場主體行為的聯系，即與平等主體關系的聯系。有人認為既然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既然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應由民商法來加以調整，經濟法就不應涉足于平等主體之間的市場關系，其實這是不應產生的誤解。必須看到，經濟法所調整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基礎就是平等主體之間的市場活動。一般說來，只要市場主體的行為在民法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就可以排除經濟法的介入，而由民法來加以調整。在民法調整的范圍內，主體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權。但當市場主體的行為超出了民法調整的范圍，導致市場機制失靈、民法無所作為時，即可能引起經濟法的介入，而當作為經濟法主體的政府機關依據其管理職能及管理權限介入該經濟關系時，此種經濟關系即成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并隨之成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例如，當市場主體依法公平競爭時，其相互關系為民事關系；當市場主體實施商業賄賂、降價排擠、強行搭售等不正當競爭行為時，就會引起有關管理機關的介入，在有關管理機關與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市場主體之間就會形成反不正當競爭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并受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調整。由此可見，那種認為經濟法不能作用于平等主體之間關系的觀點是不切實際的，完全擯棄經濟法對平等主體之間關系的作用，無疑是拆除了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賴以存在的基石，使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無所指向，從而實質上導致了對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否認。有人把國家通過政府根據經濟法的規定對市場主體經濟行為的評價比作體育競賽的裁判，我們認為不無道理，體育競賽的裁判雖不能直接參與競賽，但裁判的對象卻是競賽場上運動員的競技活動。在運動員違例犯規時，裁判員就要主動干預，對犯規的運動員及時判罰，以恢復競賽秩序并保證競賽的公平進行。經濟法對平等主體之間關系的作用情同此理。
復次，必須搞清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手段及其相互關系。有人認為把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就會過分強調國家行政權力因素，使經濟法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其實這種認識至少存在著兩個誤解，一是將經濟法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混為一談，二是將經濟法的調整手段簡單地等同于行政手段。對此，我們認為，其一，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并不會過分強調國家對經濟的行政干預。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干預或管理經濟的方式、方法和程序等都已被經濟法所固定化，政府干預或管理經濟的廣度與深度已被法律所限定。其二，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并不等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來管理經濟。那種認為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的觀點，直接源于對經濟、行政、法律三種手段關系的誤解。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將三種手段視為并列關系。然而，從經濟法的角度觀之，這種認識并不科學。因為健全完善的經濟法制必然要求把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法律化，而經濟法就是經濟手段、行政手段法律化的集中表現。在經濟法中，無論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都集中地表現為法律形式。例如，稅收、稅率、利率、價格等作為經濟杠桿是實現國家調控的重要經濟手段，但這些經濟杠桿在經濟法中都已被法律化，理所當然地又成為法律手段；又如，計劃、命令、禁止、許可、確認、撤銷、罰沒等都是國家管理經濟的行政手段，但這些行政手段在經濟法中也被制度化、法律化，上升為法律形式，自然也是國家管理經濟的法律手段。因此，法治國家干預和管理經濟應當一準于法。經濟法作為國家管理經濟之法，是對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綜合運用，并非單純或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強調經濟手段、行政手段的法律化并不是抹煞這兩種手段在性質上的區別，而是強調它們在經濟法形式上的統一。
最后，要正確認識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必要性，還必須搞清經濟法規制此類關系的內容。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市場經濟的局限性，始終存在著市場主體自利行為失控的可能。為確保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和市場活動的有序進行，就必須有效地強化政府權威，充分發揮政府干預和管理經濟的職能，以防止市場主體自利行為的失控。同時，由于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享有充分的經濟自由，為防止對市場主體權利的侵犯，還必須嚴格地限定政府的權力，保證政府依法行政，不允許政府對市場主體活動的法外干預。這就決定了經濟法不僅是國家或政府干預社會經濟之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干預政府之法。經濟法既要為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設定權利和義務，也要界定政府干預或管理經濟的權力和責任，這就是經濟法規制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根本宗旨，也是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全部內容。
三、關于經濟法的體系
經濟法體系是指對已有的或應有的經濟法律、法規，按一定的邏輯關系建立起各個經濟法部門，由各個經濟法部門所組成的有機聯系的經濟法系統。對于經濟法體系可以從兩方面理解，一是實然的經濟法體系，即由已有的經濟法部門有機組合所形成的經濟法系統；二是應然的經濟法體系，即由已有的和應有的經濟法部門有機組合所形成的經濟法系統。就二者的關系而言，應然的經濟法體系是對實然經濟法體系的理論指導，而實然的經濟法體系則是對應然的經濟法體系的現實反映。無論建立實然的經濟法體系，還是構筑應然的經濟法體系，實質上都是對經濟法律、法規按其內部邏輯關系（或依其特有的調整對象，或依其作用的不同領域）進行的一種分類或再分類。建立應然的經濟法體系的目的是用來指導經濟立法活動，確立一個科學的立法規劃，使之成為內部和諧統一的法律整體；構筑實然的經濟法體系的目的是通過對現有的經濟法律、法規的分類，使龐雜的經濟法律、法規條理化、部門化，以便于市場主體知法、守法，并便于經濟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對經濟法的準確適用。
經濟法的體系是由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決定的。這一方面說明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認識不同，將直接決定經濟法體系在結構上的差異；另一方面也表明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界定在建立經濟法體系中的決定作用。例如，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縱橫統一經濟關系”的經濟法學派，勢必將經濟合同法作為經濟法體系的組成部分；主張經濟法調整綜合經濟關系的“綜合經濟法學派”，甚至把民法中的所有權制度、法人制度、知識產權制度等都視為經濟法體系的組成部分。顯然基于此種認識所建立起來的經濟法體系，不僅無助于經濟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地位的確定，而且還人為地造成了現存法律體系的混亂。可見，能否建立起科學的經濟法體系，首先取決于對經濟法概念與調整對象的正確認識。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經濟法學界對于我國經濟法的概念和調整對象的認識也日趨一致，這就為科學的經濟法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基礎。由于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在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因而經濟法首先應當包括宏觀調控法與市場管理法這兩個最重要的經濟法部門。對此，我國經濟法學界已經基本取得了共識。此外，我認為，資產資源管理法和涉外經濟管理法也應當成為我國經濟法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一）宏觀調控法
應當指出的是，所謂宏觀調控法并不是以法典形式表現出來的部門經濟法，而是對調整國家在宏觀調控過程中發生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調節是基礎層次的調節，但是由于市場調節具有自發性、盲目性與滯后性，因而當市場主體的自利行為失控時，就會出現“市場失靈”，“看不見的手”就會無所適從。為此，就必須建立必要的宏觀調控體系，用國家的自覺調節來彌補乃至于在必要時取代市場的自發調節。國家在調控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與市場主體發生的經濟關系就是宏觀調控關系，調整此類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就是宏觀調控法。宏觀調控法調整宏觀調控經濟關系的目的是為了彌補市場調節的缺陷，防止或消除經濟發展中的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通過綜合運用法律化了的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優化資源配置，優化政府的經濟管理行為，衡平市場經濟中的公平與效率，引導經濟活動與社會發展。
作為經濟法部門的宏觀調控法，主要包括計劃法、財政法、稅法、金融法、價格法等，它們分別采用或綜合運用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對宏觀經濟關系進行卓有成效的調整。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基本特征 發展中國家 影響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呈現了諸多發展趨勢，其中，經濟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其表現及影響已日益為國際社會所廣泛關注。它使企業生產的內部分工不斷擴展為全球性分工，使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優化組合，達到資源優化配置，從而促進了各國和全球經濟的共同發展，同時也帶來了全球共同面臨的社會經濟問題。
一、經濟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經濟全球化，是指資本、信息、技術、勞動力、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流動、配置、重組的過程，是生產、投資、金融、貿易使世界各國、各地區經濟相互融合、相互依賴、相互競爭和制約的趨勢。它有以下基本特征。
1、企業全球化
跨國公司既是生產和資本國際化的產物，又會進一步促進生產和資本的國際化和全球化。跨國公司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一直是國際直接投資的主導力量。全球化的發展使跨國公司的生產在全球范圍內組織，競爭也在全球范圍內展開。20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兼并現象比較突出，并呈現出兩大突出特點：規模大；兼并數量多；涉及金額巨大。這種企業的兼并浪潮客觀上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
2、生產全球化
生產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也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動力。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分工進一步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從廣度上講，參與國際分工的國家和地區已遍及全球；從深度上講，國際分工越來越細，已由過去單一的垂直型分工發展為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多種分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同時，國際直接投資迅速發展，國際直接投資是一種深層次上的通過投資設廠，在生產領域里、在生產過程中把各國經濟聯系起來的方式，90年代以來，國際直接投資增長速度在各項國際經濟指標中是最高的。另外，國際資本流動規模的迅速擴大，已成為貿易之外聯系世界各國經濟的又一重要紐帶。
3、貿易全球化
貿易全球化表現在：國際間的產業轉移使各國交流產品的必要性大大增加；新科技革命推動下的高效率大批量生產，也要求在全球范圍內開拓市場，擴大國際貿易規模；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對國外產品的需求，從而促進貿易全球化；便捷靈活的貿易方式和國際協調對貿易限制的減少，促進了貿易全球化。二戰后，國際貿易總量和規模不斷擴大，而國際貿易的進一步增長又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
4、市場經濟體制全球化
雖然西方發達國家實行市場經濟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二戰后相繼取得民族獨立的發展中國家也大都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但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全球化還只是上世紀末的事情。目前，市場經濟體制已成為不同制度國家的共同體制，從而為市場經濟全球化奠定了制度性基礎。經濟全球化以市場經濟體制的全球化為基礎，沒有市場經濟體制的全球化就沒有生產要素國際間的自由流動，也就談不上真正意義的經濟全球化。
5、金融全球化和經濟信息化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現代電子技術和通信手段的飛速發展，尤其是隨著各國對資本流動管制的解除和“電子貨幣”（信用卡）的流行，貨幣的國際交換和流動的規模日益擴大，使經濟信息在全球迅速、準確地傳遞，這大大促進了金融市場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金融的全球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現代科技的加速發展，信息化已成為市場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顯著特征，信息產業在一些發達國家已取代傳統產業而成為支柱產業。信息產業的飛速發展也改變了傳統制造業、商業、金融業的生產組織方式和經營方式。這一切使全球經濟活動的速度越來越快，規模越來越大。
6、區域經濟一體化不斷加強和國際經濟組織日益健全
世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展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明顯加快，這種區域經濟一體化進一步推動了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在區域經濟一體化蓬勃發展的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等作為協調和監督世界經濟運行的國際性組織，其權威性和作用越來越明顯，在世界經濟活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二、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既有正面效應，也有負面效應。
1、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機遇
二戰以來，發展中國家紛紛實行市場經濟體制，逐步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多數發展中國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
（1）經濟全球化使世界范圍內的產業結構調整進一步深化，步伐加大。發展中國家利用這個契機，既可以繼續引進發達國家技術比較先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增加國內就業，擴大出口，完成工業化進程；又能夠利用經濟全球化提供的機會，加大對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引進和學習，發展一批高新技術產業，特別是在某些關鍵環節上占據優勢地位，加速國內現代化進程。
（2）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外投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和條件，使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增長迅速。如：1983―1987年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僅為年均42億美元，1996年則增加到510億美元，而到2003年，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則達到900億美元，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十分之一強。
（3）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更多吸引外資的條件和機會。據聯合國公布的數據，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數額在增長；投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私人資本在增加。吸引外資規模的擴大，無疑有助于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資金短缺問題。
（4）經濟全球化促進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發展，使其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逐漸增強。近年來，發展中國家有些跨國公司已從貿易活動深入到國際生產領域和高科技領域，并開始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向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提出了挑戰。
（5）經濟全球化帶動了世界范圍內經濟與技術開發區、保稅區和自由貿易區等多種形式自由經濟區的發展。主要分布于發展中國家的各類經濟區，不僅成為吸引外資的“載體”，而且對解決這些國家的就業問題發揮了積極作用。
（6）經濟全球化拉動了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近10年來，國際貿易的增長大大超過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盡管發達國家是國際貿易的最大受益者，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洲的發展中國家也受益于國際貿易。
總之，發展中國家通過參與經濟全球化，可以為自身發展提供全球化的市場、資金、技術、人才及先進的管理經驗，使國內資源得到最為充分的合理配置；可以在日益劇烈的國際競爭中，盡快地提高本國民族企業的競爭力，加快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促進經濟現代化的早日實現；還可以推進政治改革，加速民主化進程。
2、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挑戰
發展中國家在與發達國家分享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部分利益的同時，卻承受著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甚至對本國經濟的嚴重沖擊。
（1）經濟全球化導致和加劇了世界經濟發展的進一步不平衡。突出表現在南北差距不斷擴大，發展中國家更加落后于發達國家，尤其是造成那些處于最底層的發展中國家更加貧窮落后。因此，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1999年度人類發展報告》中呼吁人們重新認識經濟全球化問題，努力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
（2）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要求各國都要一定程度地讓渡和共享經濟，而這種讓渡和共享實際上又是不對稱的。同時，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范圍內市場力量的加強以及發達國家大跨國公司的不斷擴張，有可能沖擊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國內產業，威脅其國內市場安全，使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事務中的權力相對減弱。另外，適應經濟全球化需要而成立的“超國家”的專門性國際經濟組織也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形成約束，因此，經濟全球化帶給發展中國家的最大問題是國家將受到沖擊和削弱，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威脅。
（3）隨著全球貿易和全球生產體系的迅速發展以及跨國公司及其資本的不斷擴張，發展中國家的民族經濟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和沖擊，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性也不斷增大，因此，發展中國家在當前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處于不利地位。
（4）在解決全球性問題時，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兩難的尷尬局面：一方面他們要發展本國經濟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卻被發達國家指責破壞環境。而實際上，經濟全球化使發達國家將越來越多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以及對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發展中國家資源浪費現象因此而相當嚴重，平衡的生態系統因此而遭到破壞，良好的自然環境因此而受到污染，社會負擔成本因此而日益加重，從而嚴重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并最終影響到整個世界的可持續發展。而問題的實質在于，發達國家現在已經超越了工業化發展階段，它們理應對已經形成的環境污染負責。
（5）經濟全球化下的金融全球化，在推動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容忽視的金融風險和經濟沖擊。目前，24小時電子化交易的全球金融市場已經形成，在為市場交易提供更大便利的同時，也為金融界的不少投機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國際互聯網的暢通運行，使資金可以隨時流向地球上任何一個有利可圖的地方。由于國際市場上巨額資金的短期套利，如果在防范金融風險和穩定金融秩序方面稍有不慎，將會帶來巨大風險，墨西哥和東南亞的金融危機都是最好的例證。
可見，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深遠而復雜，各國都要從自身的戰略高度，全面考慮本國的經濟利益，綜合平衡各方面的經濟利益關系，既要看到經濟全球化的大好前景，又要充分考慮到可能產生的問題并審慎對待，不可盲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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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運用路徑依賴的基本理論作為分析的出發點，對我國地方稅制改革中存在的路徑依賴問題進行分析，指出了地方稅制改革中存在著三個方面的路徑依賴特征，以及其存在的負面影響，提出在新一輪制度創新中的對策思路。
“路徑依賴”是制度經濟學中關于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變遷中，由于存在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得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強化，即在制度選擇過程中，初始選擇對制度變遷的軌跡具有相當強的影響力和制約力，人們一旦確定了一種選擇，就會對這種選擇產生依賴性，這種選擇本身也具有發展的慣性，具有自我積累放大效應，從而不斷強化這種初始選澤。本文從制度經濟學的這一基本理論出發，來探討我國地方稅制改革的路徑依賴的慣性特征。
1地方稅制改革的路徑依賴分析
地方稅制是在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框架中明確提出的。財政管理體制作為劃分各級政府之間財權和財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國家治理結構的制約。在國家的治理結構中，一般來說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兩級政府構成的，由于國情的差異，各個國家的治理結構呈現出多樣性。在中國國家治理結構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國家的主導，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盡管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逐步相應的擴大，利益的獨立性獲得提高，但這一格局并未獲得實質性的改變。作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約束，這種約束體現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體性安排的約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財政管理體制的約束；第二，地方政府籌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約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選擇集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無權制定新的制度規則。在這些既定的約束下，地方稅制改革呈現以下幾個方面的路徑依賴特征：
（一）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路徑依賴特征對地方稅制改革的決定性影響。選擇財政制度改革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這是由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內在決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種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標是什么，對于治國者來說，可能是不確定的。為了維護改革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治國者選擇“試錯法”，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通過在實踐中摸索出未來制度框架。因而，就決定了治國者從它最為熟悉的地方開始，這就是治國者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積累的調動微觀經濟主體積極性的經驗——通過權力下放來調動微觀主體的積極性，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這一改革構成了中國20年財政體制改革的主導。從財政管理體制來看，主要表現為通過不斷調整地方的收入基數和上繳的比例來調動地方政府理財的積極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決定權。無論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為核心的“分灶吃飯”體制，還是1994年的分稅制框架，都體現出中央政府對收支的決定權和調整權。這種決定權和調整權對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過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稅種的調整而獲得在財政收入分配份額中的絕對優勢，也就是說，在于不確定性、技術因素等作用下，當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額下降的時候，它可以通過調整而重新獲得這種優勢。這是因為中央政府作為改革的發起者和推動者，在整個杜會經濟的轉型還沒有完成之前，通過對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數或增收的上繳比例的調整，保障中央政府對收入的整體控制，是實現經濟體制改革的平穩順利推道和經濟發展的整體性要求的根本保證。從改革后財政收入的實際情況來看，自從放權讓利的改革推行以來，中央本級組織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呈現出逐漸下降的趨勢，中央收入嚴重依賴于地方上解，而財政承包制所體現出的累退性，使得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為了改變這一現狀，提高中央政府的財力，通過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財政收入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獲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從1996年起地方組織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經出現地方財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財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勢頭發展下去，中央本級的財力下降，而影響到改革的進一步推行時，新一輪的調整就勢在必行，這種調整包括對地方稅種的調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數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調整。因此，在經濟轉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集權和分權，沒有隨著經濟形式的發展而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決定權將會加強和強化。由于地方稅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籌集地方財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稅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這種路徑依賴特征，從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動機的地方政府，就有著隱瞞收入的真實水平，并傾向于將財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強烈動機。
（二）地方稅制改革作為中國財政制度改革的一個內在環節，它也表現出中國財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徑依賴持征。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一種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財政支出的不斷擴大上來。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性特征，決定了國家投資所創造出來的效益和財政收入不斷萎縮，從而使得財政收入的增長不能滿足曰益擴大的財政支出要求。財政收支之間的缺口，有著曰益擴大的趨勢，當國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會契約所賦予的職能時，其義理性水平就會下降。為了提高或者維持其義理性水平，就迫使國家對既有的政治經濟體制做出自我調整，因而，財政壓力是中國經濟體制的直接原因(張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通過計劃和財政將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這種調整主要是表現在逐步放松對資源的管制，以及國家不斷退出原有的特權領域，概括的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就是通過對產權規則的調整而達到國民收入增長的新的制度安排過程。在這一改革過程中，由于社會經濟制度發生了變遷，必然要求國家籌措歲入的制度做出相應的變遷。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主要是通過將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夠直接控制著社會剩余，那么，在放松對社會資源的管制后，社會資源配置將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觀主體來完成的，國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會資源的配置，這就意味著，國家籌措歲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須適應這種變化而進行相應的調整。因此，作為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一方面，財政制度變遷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邏輯起點，通過對財政制度的改革來推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另一方面則又是通過對國家籌措歲入制度的重構而構成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然而，在轉型過程中，一方面由于財政支出的剛性，另一方面對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會財富，由于歲入籌措機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時籌集足額的收入以滿足國家的需要，財政壓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緩解，同時，國家一旦推行改革，維護改革的穩定性和合法性則是國家義理性支持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改革的過程是一個利益相互沖突的過程，為了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而不至于反對改革或阻撓改革，國家就會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來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損者，這又進一步增加了財政支出的壓力。盡管從長期來看，通過改革會形成經濟和財政之間的良性循環，但是，在改革的過渡期內，財政壓力則表現得更直接、更明顯。現實的財政壓力也迫使國家倚重于強調收入的稅制。因而，在現有的技術水平下，將會選擇那些能籌集收入?畬蠡乃笆罩貧勸才牛綣騁恢炙爸瓢才拍芪掖詞杖氳淖畬蠡敲矗謁婧蟮母母鎦校庵種貧勸才啪突岬玫角炕5胤剿爸譜魑醒胝謨璧胤匠锎朧杖氳鬧貧勸才牛竊詮儀康魘杖氳鬧貧勸才瘧塵跋攏蚨諍星康魘杖牘δ艿墓咝蘊卣鰲?nbsp;
（三）在放權讓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機制也有著強化的趨勢。從地方稅制來看，它僅僅是獲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稅種的使用權、管理權、征收權，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稅種的確立、稅收制度的決定權在中央政府，當地方政府面對發展的需要而籌集一定的收入的時候，面對“菜單”選擇卻沒有“菜”可選。由于不能創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對于地方政府而已，則將既定的和舊體制內所創立的規則在特殊情形下多樣化，并且拓展這些規則的邊界。這個舊體制內的規則就是預算外的收費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各種收費、集資、攤派等多種形式的地方收入機制。對于地方政府的這種行徑，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財力拮據而不能完全滿足地方政府的財力要求，而只給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資源和制度知識信息資源(只給政策、不出錢)，允許地方政府或者基層組織在制度創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動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賴于地方政府來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杜會的穩定發展，從而將改革的風險分散化，來達到風險最小化的目標。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間內，既維護體制改革的穩定和順利進行，同時地方經濟又取得相當的發展，中央政府就會容忍和默認地方政府所從事的制度創新活動。
然而，收費制度一經在地方政府的運用，并經過上級政府的默認，它就有一種自我強化的傾向，這種自我強化的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質決定的。地方政府作為人，其目標函數與作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標函數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國者所控制的，其目標函數是維持其治理國家的長期性和穩定性，而由地方官員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標函數是地方官員的晉級、名譽、聲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這樣，地方官員的個人利益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員通過發展地方經濟而獲得上級的提拔，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發展地方經濟就要求有強大的收入來支持；地方官員通過預算支出追求個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貼、住房、豪華的辦公用品等，這是不一致的地方。無論是一致，還是不一致，都有著追求收入的動機。
此外，隨著中央政府將財權和相應的事權下放給地方政府的同時，而地方政府的職能并未獲得實質性的調整，這樣地方政府實質上就相當于一個范圍縮小的權力中心，它在職能和職責上與中央政府是重構的。由于收費制度比較簡便和運作成本低，能及時為地方政府籌集發展某些項目的經費需要，最為根本的在于收費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繳收入的約束，從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個地方政府或一個部門使用了收費制度，它就會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門迅速學習和模仿，而很快推演開來。同時，收費制度在部門利益和地方官員個人利益的驅動下，就會逐步成為他們“尋租”的最為合法化的渠道。這也會推動收費制度的進一步強化。
2上述分析的路徑依賴特征，給地方稅制改革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的負面影響。
1．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資源而獲得社會剩余的方式，轉向通過國家政治權力向微觀經濟主體征收稅負，即通過稅收制度來重構國家歲入的轉型過程中，強調收入的功能是其內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現實的財政壓力使得一旦走上強調收入的制度路徑，就有著強化的趨勢，從而使得稅收制度對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社會公平、以及國家對社會經濟運行的間接調控缺乏應有的功能和作用。
2．中央政府對稅種和收入的決定權的強化，一方面，忽視地方政府在國家歲入制度重構中的內在作用。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結構中的組成部分，它同樣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對制度創新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創造出新的有效的稅收制度；另一方面，則導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為，首先，在稅制存續的有效期內，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將某一稅種推至極端，而不顧該稅種對地方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其次，當地方政府預期到中央政府的調整時，可能會通過收取過頭稅等形式虛增收入來擴大收入的基數；最后，將財源和財力轉移至非稅收部門，從而為非規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溫床。
3對地方稅制改革路徑依賴的思考
上還分析表明，以放權讓利為基本特征的第一階段的財政稅收制度改革的適應性效率已經遞減，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所決定的。因此，新一輪的制度創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為一種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財政稅收制度的制度創新工作是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實現的根本性的制度創新問題。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構建公共財政框架之際，為中國財政稅收制度創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機。在新一輪的制度創新過程中，要強調地方政府在國家歲入制度創新中的作用，要賦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創造新的制度規則的自。因為，首先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結構的組成部分，它同樣是新歲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為制度創新的參與者、支持者、協調者、聯結者，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創新作用(楊瑞龍，1998；張杰，1998；黃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級微觀主體之間有著更為直接的聯系。因而有著更廣泛的制度創新信息，從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訂的收入制度規則有著直接的現實性和針對性。從中國制度創新活動的主體來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因而，地方政府對國家歲入制度的創新活動同樣應該構成中國制度創新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而予以確認。
當然，要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創新自，必須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范圍來確定地方政府的事權范圍為前提。更進一步，是要根據各級政府提供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范圍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在此基礎上來確定各級政府的財權，并將各級政府的這種基本關系通過法律框架規范起來，這樣，一方面，形成對各級政府的外在約束，而不至于產生單純追求收入而不顧經濟發展的效率等問題，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各種權責關系，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強化調整與反調整的路徑依賴關系，從而也有利于各級政府發揮各自的職能。不僅如此，通過對各級政府事權的范圍來確定財權，同樣也有利于打破現行各級政府因職能不分而產生的對收入制度的路徑依賴，從而使得在國家歲入的重構過程中，發揮出稅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調節社會公平、調控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等功能。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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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黃少安《制度變遷主體角色轉換假說及其對中國制度變革的解釋》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1期
關鍵詞：市場經濟體制；會計模式；經濟發展
一、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會計模式及特征
1.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會計模式
會計模式反映各要素之間的基本聯系。西方國家是資本主義社會所采用的會計模式是適合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需要的，我國是市場經濟體制其采用的會計模式與西方國家相比具有較大差距。一個國家的會計模式是根據每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法律、文化等環境因素而制定出來的，因而各國會計準則的理論基礎、會計的原則、財務報表的格式以及編制方法都是存在著一定的差別的。國際會計模式主要有兩大派別，歐洲大陸派和英美派，歐洲大派主要在歐洲全部（英國除外）以及亞洲的東部影響較大。其主要是立法為主，有完善的法律體系和成文的法律規范，內容詳細嚴謹，原則性強適合我國經濟發展的要求。英美派則主要運用于英國、美國、嚴重的東南亞國家以及中國香港地區，主要表現為靈活性強，會計處理的程序、方式、方法的選擇范圍廣。企業發展可以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選擇更適合自身發展的會計處理方法，所受的局限和約束性小，側重于關注企業股東的權益。經濟全球化區域化的趨勢加快，兩大派別的會計模式在國際經濟交流中會經常出現相互排斥的理論和處理方法，都受到了極大的挑戰。美英會計模式太過復雜而且成本過高，歐洲大陸會計模式又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于是怎樣結合兩大會計模式成為每個國家日益關注的事情。這兩大會計模式都在相互接納對方適合經濟發展的有利觀點，共同促進國際經濟發展，在我國的會計模式發展過程中，我國政府也在不斷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發展需要的會計模式。
2.我國會計模式發展的特征
我國始終堅持實施適合本國經濟發展需要的會計模式，主要可以會計理論、目標、管理體系、監督體系、以及會計理論的教育水平歸納我國會計模式的發展特點，要取其他們之間的優點，來展現自己的不同，所以中國會計模式要具有自己固有的特征，表現在以下方面：
（1）擁有堅實的會計理論基礎
要建立中國特色的會計模式首先要堅持中國國情的發展理論，在參照別國先進技術水平和會計處理方法是還要融入中國元素，照抄照搬別國發展模式，不經過實際的考察，所實施的會計模式是與我國經濟發展理論相悖的。我國在市場經濟體制發展下，國家先后頒布了會計法律法規以及新會計準則，根據經濟發展程度，還在不斷的完善與提升我國的會計理論，使得我國會計模式發展具有堅實的理論基礎。
（2）具有明確的會計發展目標及管理制度
會計目標是會計工作的引導者，體現政治、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在會計模式體系當中，會計目標在很大程度上都決定著會計模式的基本框架以及其發展方向。會計管理體制主要注重的是規范化和約束性兩方面作為會計機構及會計人員進行會計處理時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我國會計的發展目標具有明確的表示，向規范化、高標準方向發展，改進我國會計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不足之處，并對現有的會計制度加以完善和調制，制定出更適合市場經濟發展的管理制度，也是我國會計模式發展的主要方向。
（3）嚴格的會計法規規范
我國在舊會計準則的基礎上加以完善與調整，制定了新會計準則，其更具規范性，更符合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形勢的需要。我國在結合各企業的具體發展情況下，一方面實行國際統一規定的會計制度，另一方面各企業可根據自己的特點進行會計處理，會計處理模式變得靈活，但又不失整體規范，形成一個真正適合我國現在國情的會計法規制度。
二、在市場經濟下，會計模式發展的的重要意義
1.維護國家財政制度和財務制度
維護國家財政制度和財務制度就是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秩序。財政法律制度包括預算法律制度、政府采購法律制度和國庫集中收付制度，堅持公開、公正、公平和城市信用的原則，熟悉和掌握國家規定的各項財政制度和財務制度，嚴格遵守和執行會計法律法規，堅持原則，秉公辦事。
2.加強經濟管理，確保了財務信息的安全性
通過會計工作，建立和完善基本工作，嚴謹的進行經濟核算，對其嚴格要求，貫徹會計人員經濟責任制，從而加強經濟管理。通過會計部門建立和健全的會計制度，加強對財產的保管，保護財產安全和完整。
3.提高社會和企業的經濟效益
提高效益工作是企業進行發展的重要前提，通過進行會計工作，加強核算和管理，降低成本，擴大銷售，從而達到經濟效益的提高。
三、在市場經濟下，會計的地位
1.會計是企業經濟發展的重要部分
財務管理是企業在進行管理時的重要部分，直接涉及到企業發展的經濟利益以及未來的運營狀況，在企業管理中屬于一個專門的管理部門。一個企業的管理工作必然涉及到不同的部門，所以對其管理的成效不是一個管理部門就能說得算的，它是由各個部門共同來完成的。由于會計部門核算所涉及到的各個部門，所以會計部門應處于整個公司的中心部門，只有會計參與到企業的管理中去，企業的經濟效益才能得到提高，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
2.會計信息是企業經營決策的依據
企業的經營發展戰略的制定以及未來發展道路的規劃都需要通過財務數據，財務報表進行分析。在了解當前國內經濟發展形勢的同時還要熟悉企業目前的經營狀況，才有利于企業經營者做好投資決策。企業投資者通常關心企業的盈利能力和發展能力，他們需要借助會計信息來決定是否調整投資、更換管理層和加強企業的內部控制。充分利用準確的財務信息，才能更好的做出經濟決策，促進企業長遠發展，反之，會計信息失真性嚴重，將誤導企業的投資決策方向，所以，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對企業的發展尤為重要，直接關乎企業的生死存亡。
3.會計預算是企業長遠發展的根本
企業在投資某項經濟決策時，首先需通過財務預算，就預算結果通過股東大會商議做出經營方案。會計預算一方面能根據企業實際的現金流量做出發展方向的歸懷，另一方面能有效控制風險，降低企業不必要的損失。在實際工作中，為了合理的規劃企業的經濟活動，必須把預測和決策緊密結合起來加以應用，才能促使企業達到更好的經營狀況。
4.會計決策是企業未來經濟發展方向
隨著會計工作的深入發展，會計報表分析的結果直接影響著企業的經營決策和未來發展方向，所以說會計的分析對企業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會計工作結果是企業經營策略是否正確的檢驗標準，會計工作與實際銷售額、庫存數、銀行存款等息息相關，如果會計工作的結果出現了錯誤，那么這個公司所做出的經營戰略是不可行的并且無法執行，所以會計決策對企業的未來經濟發展方向具有導向作用。
四、在市場經濟下，我國目前會計模式發展趨勢
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市場競爭力也就越來越大，若是想在這個激烈的市場競爭不被淘汰，并占有一席之地，企業就必須重視就如何進行核算和怎樣加強會計模式的運用的問題進行深入，并采取相應措施。
1.電子技術在會計工作中的運用范圍將擴大
目前，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國在會計方面運用的電子技術主要是會計電算化，一計算機為主體，采用財務軟件進行會計核算工作。但其使用范圍還沒有完全突破預期的計劃。會計電算化在我國的實際運用時間短，各行各業對其認識不足，不到位，對此應該采取以下措施加強人們對它的認識，提高其對會計信息處理的可用性，并且確保會計電算化的安全性，讓廣大企事業單位從真正意識上接受電子技術給會計工作帶來的方便，才能從根本上是電子技術在會計工作中的應用范圍擴大。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的會計處理一直處于手工記賬狀態，但是手工記賬的效率十分的低，跟不上這個經濟快速發展的需求，而且，手工記賬易出錯，影響會計工作質量的要求，運用電子技術帶來了更大的便利性。
2.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將成為會計模式發展的主要目的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進一步的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十分的關鍵。會計信息的使用者是投資人、債權人、企業管理者、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和社會公眾等。所以提高會計信息，無論是對國家的宏觀調控還是企業本身的經濟運營情況都具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會計質量要求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可靠性、可理解性、相關性、可比性、實質重于形式、重要性、及時性和謹慎性等。要使會計管理工作制度化，做到明確目標、獎罰分明、考核嚴格就必須進一步的提高會計信息質量。
3.會計管理工作逐漸向全方位方向發展
我國的會計發展可以劃分為古代、近代和現代的會計發展史。古代會計記載事項文字的產生，最早出現于商朝的甲骨文。那時已經形成文字敘訴的是“單式記賬法”的方式。復式記賬法的產生和“簿記論”的問世是標志著古代會計轉為近代會計。會計成為一種專業貿易語言，現代會計階段，標志著會計正式劃分為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兩大領域。現代會計階段的形成促進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因此，會計管理將會全方位的發展，以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
4.會計人員的素質將是會計模式主要的考核標準
對于一個國家、一個企業會計人員的素質十分的重要，甚至影響著整個國家、企業的經濟運行情況。但是，由于很多原因，我國會計人員的素質普遍不高，嚴重影響了會計工作的質量。會計人員的素質主要體現在:思想素質、道德素質、文化素質和專業素質，會計人員是會計工作的主要承擔者，如今在這個社會經濟不斷發展的情況下，提高會計人員道德素質就極為重要。
五、在市場經濟下，會計未來的發展方向
1.國際化的必然趨勢
在這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會計國際化已經是必然的發展道路，會計國際化是各國經濟利益的協調需要。隨著世界貿易、國際投資的交易活動日益增加必然需要對各國的財政信息、財政狀況都有所了解，無論哪個國家、那個公司都必須要求會計信息的真實、可靠、公允和會計實際的統一。隨著中國市場對外不斷的開放，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國將在更大程度上參與國際合作，這都需要中國會計準則的進一步完善。
2.會計核算的重心將轉向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無形資產包括：專利權、商標權、商譽、知識產權等，隨著社會的發展，無形資產在企業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高，所以會計核算的重心也將從有形資產轉為無形資產，那么無形資產的構成、取得、使用和攤銷將會受到很大的重視。
3.會計職能的重心將由核算型轉為管理核算型
在這個經濟全球化的社會，促使會計進入信息化時代，會計人員終于從繁重的手工核算中解脫出來，大多是較為繁重的工作都交給了計算機來完成，會計人員將更多地從事那些非結構化以及分析評價工作，所以會計的管理職能得到更充分的發揮，因此會計職能的重心將由核算型轉為管理核算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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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物權；設計；科學；體系
中圖分類號：D923.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19-0132-02
一、物權體系應考慮的主要因素
（一）構建物權體系，應當反映我國的優良文化傳統。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對近年來我國文化發展的豐富實踐和寶貴經驗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總結，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宏偉目標和戰略方針。同時，中國建構新的現代文明秩序的過程不但反映我國的優良文化傳統，也是建構中國特色的物權體系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還有著自己固有的制度規范和價值取向。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要讓祖國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由此可見，中國的新文明是“現代的”，也是“中國的”，因此，對于我國具有民族性的傳統物權制度，只要制度不與現行的法律法規相抵觸，就應當予以保留。
（二）必須要借鑒外國先進立法經驗，順應物權立法國際發展潮流。當今世界正處在大變革大調整之中，我國發展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由于物權法具有根植于本國、本民族的特征。因此，隨著國際交往和國際貿易的不斷發展，各國的物權法的確存在著相互學習、相互交融和相互借鑒的現象。這種國際化的現象在物權法的不同領域的表現并不是同一的。例如，在擔保物權的種類和內容上，各國的物權法，甚至是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之間，也呈現出較大的一致性。同時，其他各國物權法在用益物權的內容、分類也是有差別的。另外，對于所要借鑒的外國法律機制的形成、運行和反饋的社會環境還要有深入、充分、徹底的了解。例如，借鑒西班牙、德國、美國、日本民法上的地上權制度來改造我國的宅基地使用權、土地使用權等等。其次，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人類社會是在不斷擴大的。隨著技術、交通、交流不斷地向前發展，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不斷地提高，我們應該順應國際發展潮流，不斷互相交流、互相理解。同時，還可以適當吸收和借鑒外國民法中為中國社會適應是所必不可少的東西，而且還應成為我國物權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要注意物權法的概念用語選擇。物權法是為了維護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維護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良好秩序，發揮物的效應，明確物的歸屬，保護權利人的物權體現。同時，由于物權法和本國的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經濟體制相互依存。因此，世界各國對于物權的類型和內容，尤其是其中關于不動產的規定，往往因各個國家的歷史傳統、民族性格和經濟體制的不同而不同。我國所稱的物權，是指合法權利人依法對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從現狀來看，我國過去長期以公法手段調整來解決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但是這種粗獷的辦法難以解決先天缺乏培育私權性質和物體系建設的條件和基礎。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由于立法者在各個時期受當時經濟體制之內涵的制約，從而極易混淆物權概念體系。因此，在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形成的過程中，我們要必須以“成熟一個制定一個”之立法為指導思想，重視法律的科學性和體系性建設，形成內涵精確且有中國特色的物權概念。
（四）物權法體系構造要與民法典的其他部分相協調。由于物權法是民法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們在制定物權法時必須考慮到其在民法典制定中體系的協調問題。同時，將物權法定位為“財產歸屬法”及將債權法定位為“財產移轉法”，以及將物權法的對象確定為“靜態財產關系”及將債權法的對象確定為“動態財產關系”，其意義均僅在揭示作為民法上財產權制度之“脊梁”的兩大財產權利制度之基本特征和相互關系。因此，物權法中關于如何定位這就不僅直接影響到物權法的體系結構，而且也使得整個體系結構呈現差異。首先，物權法的體系構造要與民法典的債權部分相協調。以我國現行民法制度為基礎制定、編纂民法典時，應當說，在各編內容中尤以物權編、人格權編和侵權責任編三部分的立法基礎最為薄弱。由于社會經濟秩序包括財產流通秩序和財產歸屬秩序。常見的說法是，債權法調整財產流轉關系，物權法調整財產歸屬關系。但深入一點看，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其次，在物權法的層次結構設計上，應當與民法典草案的編排體例相協調。現行有關物權的法律和法規還沒有形成一個較為完善的體系。因此，我們應該著重建立物權基本制度及規范，對于層次結構設計上采用的編、章、節的設計結構不太合理等現象及時糾正。同時，物權法的體系構造要與民法典草案的總則相協調，物權法應受民法總則的統領，其體系構造應避免與總則部分重復，否則將造成整個民法典邏輯上的混亂。
一、現代租賃
現代租賃是以融資租賃為主，金融與貿易相結合，由出租方、承租方、供貨方、委托人及金融機構等共同參與進行的一種服務性商業信用活動。現代租賃的服務性表現在，通過租賃滿足承租方對租賃物的不同需要。其商業性又表現為出租方出于獲取利益目的，購買不為己用的物件，出租給他人來獲取利潤。它的信用性指租賃交易過程是“融物”與“融資”的結合體，出租方提供租賃設備相當于向承租方提供借款，屬于信用范疇，只不過表現為物的融通而非貨幣資金的融通。
現代租賃首先于50年代在美國興起，由于其具有融物與融資相結合，籌資方式靈活多便，能夠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既避免無形損耗帶來的投資風險，又不影響承租人負債能力等優點，迅速廣泛的被社會采用，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一）租賃規模和投資比重迅速增長。1982年，美國公司在建筑和耐用設備上總投資額為3476億美元。其中租賃設備投資占總投資額16.6%，銀行貸款投資占11%.到1987年，美國設備租賃金額高達986億美元，占設備投資總額28.6%.在日本，租賃業成為僅次于電力業的全國第二大產業，租賃交易額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
（二）租賃組織健全，行業規范化。1968年，歐洲著名的跨國租賃協會——租賃歐洲成立。1971年，歐洲設備租賃協會成立，1972年又成立了歐洲設備租賃聯合會。此外，各國政府制定了相應租賃行業制度：美國從會計制度、稅收制度不同角度闡釋了現代租賃含義和行業規范；英國租賃設備協會對租賃作了統一定義；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1982年頒布了專門的《租賃會計準則》
（三）功能更完善，經濟關系更復雜、廣泛。現代租賃的信用、貿易尤其是金融功能被充分發揮和利用，企業普遍通過租賃設備來解決資金短缺、技術改造問題。隨著用戶對多方面服務要求的增加，租賃業務范圍不斷擴大，租賃業的功能也已擴展到很多領域，如財政金融、經營管理、銷售網絡、咨詢策劃等。現代租賃在積極發揮綜合的經濟功能的同時，滲透到了社會經濟生活各個方面，每一項租賃往往都涉及到投資方、供貨方、出租方、承租方及其委托人等多方面關系，規模龐大，利益關系明顯。這也是現代租賃信用不同于分期付款和舉債信用（只涉及到一般性雙邊關系）的一個重要區別。
二、現代租賃與市場經濟的關系
研究現代租賃與市場經濟的相互關系，首先要糾正關于租賃產生原因的一個傳統觀點：“現代租賃業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物”。考察現代租賃的產生、發展和基本特征，它確實是在美、英、日等資本主義國家首先出現和取得迅速發展的，而且他們至今仍是現代租賃最發達的國家。然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以最小的資本榨取最大化的剩余價值這一內在利益機制僅僅是現代租賃得以廣泛應用和發展的動因，而非決定性條件。
市場經濟是現代租賃產生的基本條件。
（一）現代租賃意識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的一種經濟觀念。市場經濟是效益經濟，激烈的市場競爭要求企業從提高經濟效益出發進行生產經營決策，這就要求提高資本使用效率，由此，產生了現代租賃意識。以租賃設備的方式，淘汰傳統的一次性巨資購買設備的投資模式，先由設備的使用中獲利而后支付租金的新型經營觀念逐漸形成，并被廣泛采納。這種經濟觀念的革新為現代租賃的產生、發展提供了思想基礎。
（二）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廣泛的市場交易和頻繁的資金流動，造就了發達的現代金融業和現代信用制度。具有雄厚資本實力的財團、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介入，為現代租賃提供了雄厚的資本基礎和多元化的資本來源。完善的現代金融制度則為融資租賃的產生提供了金融機構和會計制度上的支持。
（三）現代市場經濟是國家宏觀調控下以市場為資源配置基礎的市場經濟，政府對租賃業加強管理和主動扶持、利用成為現代租賃發展的保證。美、英、日等國政府非常重視租賃業對國家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通過貸款、稅收優惠，租賃立法，行業規范，產業支持來促進現代租賃的發展。
現代租賃的產生和長足發展以市場經濟為土壤，而現代租賃的發展也推動了市場經濟的發展。
（一）現代租賃適應了市場經濟對資本的需求，加速了科技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尤其融資租賃方式的產生成為市場經濟中信用關系的重要延伸。它把租賃變為融資的一個重要手段，使金融機構和租賃業發展廣泛聯系起來，改變了人們傳統的租賃觀念，實現融物與融資一步到位，減少了籌資環節，開拓了籌資渠道，為物質要素與勞動要素的組合提供了簡潔的途徑和廣闊的選擇空間，有利的推動了與科技高速發展相結合的市場經濟的發展。
（二）現代租賃的資源優化配置功能是市場經濟有力的補充。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提高生產效率是市場機制的內在要求，而租賃市場具有更合理、有效的配置資本、設備等經濟資源的功能。現代租賃業通過租賃設備把閑置的或新開發的生產設備盡快投入到生產過程，以必要的生產要素帶動停滯的生產，滿足企業生產經營需要。實現了技術設備要素在各行業間的合理流動，加強了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減少了物力、財力的占用，提高了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和資金利用率。
（三）現代租賃業發展完善了現代市場體系。租賃市場是市場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隨著租賃業的長足發展，租賃市場上的租賃形式更加靈活多樣，租賃服務功能向多元化發展，服務內容也由單純的租賃設備發展到提供綜合性的一條龍服務，租賃對象無所不包，服務領域囊括各行各業。租賃市場日益完善，有利于市場體系的發展。此外，金融機構資金信用的介入和租賃靈活的融資方式豐富了投資市場，尤其是民間投資市場。現代租賃促進了生產要素市場的流通，它作為一項國際化的產業，也促進了國際經濟資源的流動，成為發展國際市場的一條重要途徑。
現代租賃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兩者相互制約，相互促進。認清它們的關系，用它來指導我們處理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的一些問題具有現實意義。
三、我國大力發展現代租賃業的意義
（一）有利于推動我國經濟體制改革
當前，我國國民經濟體制正處于由計劃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經濟體制改革是多方面的，現代租賃業以其雄厚的資本基礎，多元化的資本來源，全新的籌資方式，獨特的資源配置功能大大有利于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金融創新，優化資源配置，完善流通機制等從投資、金融到外貿、流通體制的全面改革目標，有利于發展現代市場經濟，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二）有利于新產品的及時采用和推廣
一項新技術、新設備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需要經歷一系列過程。從應用、推廣到大量投產形成生產力要經受層層考驗，往往因為不為人們接受，試用成本較高，銷路不暢等原因在試用過程中夭折，又往往無法實現資金回收，不能大量生產形成規模經濟陷入轉化的惡性循環。
通過租賃，承租人可以租進適用性、經濟壽命等性能把握不大的新產品，以免遭受可能的損失；出租人則可使其產品價值逐步實現，投資回收速度加快，進而擴大生產，降低成本，降低售價，產品得以推廣。同樣，在新技術研制過程中，可以通過租賃實驗設備、場所，盡量降低科研成本與風險，有利于技術的創新。
（三）有利于深化國企改革
當前，困擾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兩大難題是資金短缺和技術改造問題。資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增強企業活力的“血液”缺乏資金，嚴重影響新技術、新設備的引進，難以將企業改革深入進行下去。然而，傳統的向銀行借款方式會造成企業過度負債，而且國家嚴格限制信貸規模，銀行出于自身利益考慮，惜貸現象嚴重。國有企業迫切需要尋求一條可以增資減債的新出路。
運用租賃，企業以較少的資本，取得關鍵設備使用權，可以邊生產，邊獲利，邊支付租金，使資金運動有效循環。這不僅解決資金不足問題，同時獲得了設備，完成了技術改造，不失為國企改革的新思路。
（四）有利于進一步對外開放
對外開放的直接原因在于我國技術設備相對落后，資金嚴重缺乏，需要引進物資和先進技術，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現代租賃業的國際產業性質在對外開放中發揮著特殊的作用：按照國際慣例，租賃不屬于借款，通過國際融資租賃不僅可以拓寬融資渠道，增加國際融資額，而且不會影響我國外債規模；通過租賃設備及相關服務，可以打破發達國家對先進設備出口的嚴格限制，還可以引進先進的管理方法；國內租賃企業向國外提供租賃項目服務，有利于開拓國際市場，增強國際競爭力。
四、我國現代租賃發展的幾點建議
（一）發展多樣化租賃方式
租賃方式多樣化是現代租賃的基本特征，而我國的租賃還主要是一般性的融資租賃和經營租賃，形式過于單一，租金支付方式不科學，缺乏靈活性，難以適應市場不同情況。發展多樣化的租賃方式，有利于開拓租賃市場，擴大租賃業務服務對象和范圍，滿足不同的需求。
（二）提高租賃主體綜合能力
我國租賃企業普遍規模偏小，業務少，資金籌措渠道狹小；由于信用喪失，租金拖欠問題導致租賃企業資金周轉性差，背負較高經營風險；租賃行業從業人員大多不具備系統的專業知識，管理者缺乏經營管理經驗。因此，要提高租賃企業資金籌措能力，可以通過制定金融優惠政策，鼓勵金融機構為租賃企業注入資金；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租賃項目提供低息貸款或稅收減免；鼓勵業績良好的租賃公司上市發行股票，擴大籌資渠道。要加強租賃企業經營管理能力，就要加強租賃行業理論建設，培養專業租賃人才，吸收既懂經濟、法律、管理、金融又懂租賃實務操作的復合型人才參與租賃企業管理運作。在企業自身增強競爭力，抵抗風險同時，政府也應建立租賃信用保障制度，比如租賃保險，擔保等，從外部加強租賃企業風險承受能力，保護租賃業穩定、健康發展。
（三）加強立法，實現行業規范管理
目前，我國租賃行業是多頭上級管理，下級租賃企業各自為政，缺乏統一的管理和協調；法規建設上，還沒有專門的租賃法規，租賃機構同時受不同部門頒布的規章制度約束，沒有權威性，統一的行業規范。國家應盡快組建租賃行業管理部門，頒布租賃法規加強統一管理，規范租賃業的發展。
關鍵詞:公共管理要素市場化
關于公共管理要素說
公共管理的要素,它與公共管理的資源是有一定區別的。從一般意義上講,“要素是構成事物的必要因素”,它既非物質的亦非心靈的,是社會中唯一的存在,是一種“中立”的東西。所謂公共管理要素,就是構成公共管理的必要因素,離開公共管理要素,公共管理工作就無從開展。公共管理要素包括公共管理權力、公共管理資源、公共管理素質和公共管理環境。
公共管理權力
公共管理權力,是指公共管理主體在某一個領域或某一方面所擁有的行使組織、計劃、指揮、監督、調控等職能的權力或權限。公共管理權限的行使標志著某一公共管理主體有了公共管理權力的要素,這種權力需要社會的授予或承認,不是所有的人或者所有的組織想有就能擁有的。我們這里所講的公共管理權力主要是通過社會授予的管理權力,因為,它是很重要的公共管理主體爭奪的稀缺資源。在傳統的體制下,公共管理權力作為最重要的公共管理要素幾乎都是由政府壟斷的,其他公共組織一般都不具有公共管理權力。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隨著公共管理主體的多元化,作為公共管理第一要素的公共管理權力也向政府以外的其他公共管理組織分散。
公共管理權力是公共管理的第一要素,對公共管理組織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公共管理活動中的無形資產,這種公共管理權力有時候是所有的人或所有的組織隨便可以擁有的(例如,上面我們講到的不求回報的治理公共廁所和不求回報的打掃公共衛生)。但是,擁有控制授予權的公共管理要素和需要得到回報的公共管理要素卻不是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組織想要擁有就可以擁有的。一般地講,擁有一定的控制授予權的公共管理權力屬于政府,例如國家機器、國際間的公共事務、國家的發展計劃、對國家整體上的管理等都需要納稅人支付成本的公共管理權力等;而擁有一定的管理回報的公共管理權力,是由包括政府在內的相對特殊的公共管理組織所擁有,例如公共水域的治理權力、提供社會勞動保障的權力等。
公共管理資源
公共管理資源是公共管理的有形要素,它是公共管理主體進行公共管理活動的最基礎的條件和最基本的要素。在公共管理活動中公共管理權力要素與公共管理資源要素在側重點上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的情況。
一是對于政府公共管理主體來說,應當特別注重于公共管理權力這一特殊要素,許多重大問題都是通過權力來配置公共資源或者通過權力來約束其他公共管理組織、私人組織、市場的行為的。
二是對于完全生產有形公共產品的公共管理主體來說,當他們擁有了生產這種有形公共產品的權力以后,他們在公共管理要素方面所花的所有精力就是獲取公共管理所需要的公共管理資源。公共管理資源是這類公共管理組織生存與發展的最根本性的要素,也是這種公共管理組織生存的命脈。
三是對于介于政府與完全生產有形公共產品中間的公共產品主體來說,擁有公共管理權力與公共管理資源兩種要素是一樣重要的。在現實社會中,這樣的公共管理組織無論在生產公共產品過程中還是在組織生存發展方面都沒有上述兩種公共管理組織自主和主動。
公共管理素質
公共管理的素質也是公共管理重要要素之一。在一個公共管理組織內部,一方面構成公共管理主體的每一個人的綜合素質是非常重要的,它是這個公共管理組織綜合素質好壞的基石;另一方面,即使公共組織內部的所有的成員綜合素質非常好,但不一定要這個公共管理組織的綜合素質就非常好。這是因為,作為單項的公共管理主體的每個人的要素,必須通過科學的、合理的配置,才能使整個組織的綜合素質達到最好。
公共管理環境
除了上述內容之外,公共管理要素還包括公共管理環境。創造良好的公共管理環境對于公共管理組織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公共管理的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內部環境是可控性公共管理環境,外部環境是不可控環境。與其他企業組織一樣,現代公共管理組織重視公共管理環境是公共管理的重要要素內容。
我國公共要素的政府壟斷現象與特征
我國公共管理要素的配置特征
建國以來,我國公共管理要素的配置基本特征是,政府擁有所有的公共管理要素。表現為政府壟斷了公共管理的所有權力,即一切由政府說了算;政府壟斷了所有的公共管理資源,一切物質資料的占有權、分配權、處置權都是政府的,政府對社會的一切公共產品的提供都是大包大攬的供給式;政府擁有完全意義上的公共管理要素的配置權,包括社會的一切勞動及其勞動人員都是政府所有、政府支配的;由此而產生的公共管理的環境也是政府全面考慮的。因此,與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一樣,公共管理要素的配置特征是高度集中、高度計劃的,有是政府統一所有、統一支配的。
我國公共管理要素配置的弊端
首先是公共管理的應變能力差。公共產品的要素越是集中在政府手中,由于提供公共產品的渠道過于單一,公共產品的提供數量就越少,供不應求的現象就越嚴重,一些政府部門和政府工作人員的特殊福利越高。
其次,淡化了政府的管理職能。由于控制公共管理要素實際上是控制了公共管理的有形產品,在現實社會中是比較實惠的。所以說,沖淡了政府集中精力為社會提供無形產品(如國防、外交等)的根本職能。政府應該管的事管不好,不該管的事管得過多,形成了政府的低效率,從而造成了社會經濟發展的低效率。
再次,提供了政府腐敗溫床。當公共管理走向社會化時,政府可以充分利用所掌握的要素創造控制收益權力,社會其他公共部門為了獲得相應的公共管理要素,利用經濟的手段與政府作交易,一些政府部門和少數政府工作人員借助于手中的權利收受賄賂。因此,客觀上為政府腐敗提供了可能。
另外,難以與國際接軌。在加入WTO之后,我國公共管理的轉型問題已經非常嚴峻,在許多方面不能與世界各國接軌,造成了公共管理的被動局面。
公共管理要素的市場化途徑
具體的說,公共資源的市場化途徑具體包括:
公務員的市場化
公共管理資源首先是人力資源,從現實出發,我國公共管理人力資源的市場化主要是公務員隊伍的市場化。因為,政府以外的其他公共管理主體實際上就是從市場化開始的。因此,研究公共管理人力資源的市場化實際上就是公務員隊伍的市場化。
公務員隊伍市場化是現代公共管理的必然趨勢。一方面通過公務員隊伍市場化壓縮已經膨脹了的政府機構,減少政府工作人員;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公務員隊伍市場化,引入競爭機制,形成一個能者上、庸者下,能進能出的公務員管理制度。只有通過公務員隊伍市場化,才能真正提高公務員的綜合素質,政府才能在多元化的公共管理體制下強化自己的功能。
公務員市場化的另一含義是,可以使不同的公共管理主體有機會站在平等、公平的基礎上爭奪人力資源。在公共管理市場化發展時,政府對公務員的壟斷對于其他公共組織來說,似乎不大公正。因此,當公務員市場化以后,政府的公務員隊伍有可能在不同的公共管理組織之間流動,每個公務員可以根據自己的價值趨向選擇自己喜歡的職業,從而推動其他方面的公共管理的發展。對于其他公共管理組織在人力資源的競爭上也是一個公平化的途徑。
公共管理資金的市場化
公共管理資金的市場化問題不僅是制度建設問題,而且是公共管理主體之間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競爭的問題。公共管理資金市場化,對社會來說可以起到下列方面的作用:
第一,強制性地壓縮政府機構和政府工作人員。公共管理資金市場化,對于無所事事的政府公共管理機構來說,實際上是一種“釜斧底抽薪”,斷了養活他們的財源,他們就會主動走向市場通過競爭來養活自己。同時,也可以通過市場檢驗公共產品的有用性,對于市場來說需要的公共產品即使政府不提供資金,也可以通過合理的交換取得生產這種公共產品的組織所需要的成本和合理的利潤。
第二,建立、培育籌資者隊伍。推行公共管理資金的市場化,使得包括政府在內的公共組織失去了“天然”的資金來源,而一旦社會有公共管理與公共產品生產服務的要求時,就會因社會的需要而出現一批專業化的籌資者隊伍,從另一角度上培育了要素市場,對整個公共管理與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一個促進。
第三,推動社會民主的發展。公共管理資金市場化,就會使政府的強制性公共管理徹底廢除,民眾在公共管理方面的自主性增強。只有把公共管理的資金推向市場,才能有公民自主、自愿的公共管理,也才能使不同的公共管理主體與其他社會公眾有進一步的民主。
第四,進一步豐富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供給。當把公共管理所需要的資金推向市場后,對于不同的公共管理主體來說,必須考慮資金使用成本問題了,在降低或控制資金使用成本的前提下,才能有相應的微利收入來進一步發展公共組織。
其他資源的市場化
公共管理資源的市場化是一個體系,除了上述主要方面外,還有公共管理物質資源的市場化,公共管理的科學技術資源的市場化,以及公共管理要素資源的市場化,公共管理信息資源的市場化,等等。
總之,人們應當按照市場經濟體制與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來設計公共管理要素市場化。正確、合理、高效的公共管理要素市場化體系,是建立現代公共管理制度的基石,從一定意義上講,制度建設是發展公共管理事業的根本問題。只有通過公共管理要素的市場化,才能降低公共管理活動中的交易成本。
參考文獻:
1.張夢中.美國公共行政(管理)歷史淵源與重要價值取向.麥克斯韋爾學院副院長梅爾戈特博士訪談錄[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