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19 16:19:46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學的啟發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論文關鍵詞：啟發式教學，教學方法，西方經濟學
教學方法是教學活動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傳統的課堂教學，一般只重視知識傳授和記憶，而忽視全面素質提高，只把學生看成是灌輸知識的容器，而未把學生當作學習的真正主人。而現代啟發式教學是傳統教學的繼承和發展，它以學生的生理、心理特征和教學的實際為基礎，以培養具有創造性和開拓精神的、適應現代化社會的智能型人才為目標。經濟學教學是經濟學思維的教學，隨著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如何引導學生參與到教學過程中來，特別是如何讓大學生學會學習，已成為當今課程改革關注的要點之一，也是“素質教育”的主要目標。啟發式教學是我國傳統教育思想的精髓，是一切優秀教學方法的指導思想，是實施素質教育的最佳途徑和有效方式。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啟發式教學雖源遠流長卻成熟遲緩，理論上的厚積卻在實踐中難以薄發，實踐上難以找到規范性的操作。盡管啟發式教學的真理性和魅力，人們無不稱頌、提倡和憧憬，然而和其相悖的注入式教育仍然存在，甚至仍大量地占據教壇，阻礙著教育教學過程的人本化和優化。
一、啟發式教學的界定
啟發式教學是教師根據教學目標和教材的實際，從學生的知識基礎、心理特點和接受能力出發，通過教與學的互動作用，發揮雙方的積極性和各自的特殊作用，充分調動學生的主動性、創造性，在教師的啟發誘導下，引導學生按科學的方法去主動學習，積極思考，從而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一種教學思想。我們在教學實踐中體會到，將啟發式教學思想貫穿于教學活動全過程，根據教學目的、學科特點、教學摘要意義。
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創造才能，形成學生的健全人格才是啟發式教學之根本所在。在原有的教育、教學條件下，學生的學習偏重于機械記憶，淺層次理解和簡單運用，僅僅立足于被動地接受教師所傳授的知識，這種方式不利于學生創造精神和創造才能的培養。我們必須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充分挖掘學生潛力，培養其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這也是現實對我們提出的要求，更是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必然選擇。
二、啟發式教學法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應用的內涵
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啟發式教學的基本特征首先表現為:教師的引導作用和學生積極性的有機結合。在教學的初始階段，教師要“扶”著學生走，在中間階段教學方法，教師要“引”著學生走，在最后階段，教師只需“跟”著學生走即可。學生在啟發式教學中的作用，也是從積極努力跟著教師學，慢慢過渡到自己主動鉆研，獨立探索，甚至達到有所創新的層面。“教學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教師教學生學的機械過程，而是一個充滿了師生思想情感碰撞與交流的過程。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不應該是單純知識的傳授者，而應是學生有效學習的促進者，學生潛能的發現者和培養者。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采取各種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調動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引導學生獨立思考，探索知識，從而發揮潛能，培養能力。具體而言，啟發式教學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主要內涵如下：
一、學生興趣的啟發
興趣是學習最重要的動力，不僅在一開始接觸經濟學理論時要創設情景，激發學習興趣，變好奇為興趣，就是在學習中途，在學生遇到不斷產生的各種程度的不同障礙、因難，甚至挫折時，更需要進一步激發學生的學習語言興趣。當然還要培養一定的意志，使意志作用于克服矛盾之中。引起興趣不是盲目地為引起興趣而引發的，主要是為了發掘學習中的新問題。
二、學生想象力的啟發
西方經濟學學習的過程離不開想象，想象力的培養與開拓和應用是西方經濟學教育重要的內容之一。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通過靈活運用各學科的知識、進行探究性、綜合性的教學活動，有意識地挖掘和培養學生的想象力，才能夠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西方經濟學的教學內容中存在著大量的數學模型，從經濟假設到抽象化的數學模型，需要思維加工過程，為此要讓學生通過發揮自己的想象力來理解那些抽象的經濟學模型。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要鼓勵學生敢想、勤思、獨創，并采取措施保護想象的火花。
三、學生創造性思維和創造能力的啟發
創新是西方經濟學教學的核心精神，學術貴在創新。課堂教學在培養學生的創造意識，對學生創造思維的養成和促進學生創造能力的發展等方面，有著獨特作用。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創造性思維，就是用心地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培養他們的創新意識；細心地點撥引導，培養他們的創新精神；積極鼓勵質疑問難，培養他們創新能力；采用不同方式啟發、引導求異，逆向思維，因勢利導，啟發大膽想象，培養他們創造性思維。
四、學生實踐能力的啟發
啟發式教學把發展學生思維，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作為教學的核心內容。它突出思維過程，展現思維策略。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標是要培養學生具有運用數量分析方法和現代技術手段進行社會經濟調查、經濟分析和實際操控能力。學生通過系統地學習經濟學基本理論和相關知識，了解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掌握數量分析方法，把握經濟學研究的前沿動態。西方經濟學的教學要訓練學生關注現實經濟運行、研判宏觀經濟大勢、分析現實經濟問題的綜合能力。此外，還要鼓勵學生利用大四之前的三個暑假到社會中進行調研和實踐，并撰寫出與實習單位相結合的、能夠幫助實習單位解決實際問題的經濟學論文。
三、啟發式教學法的主要工具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應用
一、運用提問法。培養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鍛煉思維能力和表達能力提問法是教師在學生已有知識的基礎上，通過師生相互對話，使學生鞏固舊的知識、獲得新的知識的教學方法。這一方法經常表現為課堂提問方式。教學中要善于巧設問題，引導學生質疑問難，課堂講授時間有限，但課外時間無窮。因此，在有限的課堂教學中要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讓學生有興趣地去學習經濟理論，理解經濟現象，有效建立起經濟理論和實際經濟問題之間的關系，讓學生有進一步學習的沖動。
在課堂上，要經常性地布置探索性問題，如最近的經濟運行的情況是怎樣，目前的金融危機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有效地控制目前我國的通貨膨脹水平等等。通過這些思索性的問題建立起經濟理論和實際經濟問題之間的關系，進一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使其利用更多課外時間去查閱相關資料，研究相關問題，進一步促進經濟學知識的學習。興趣是最好的老師，課堂上最關鍵的也是讓學生產生學習的興趣。
二是采用案例教學法。經濟學案例種類繁多，其組織方式也多種多樣。在教學過程中，可根據課堂教學的內容和目標選擇編寫相應的案例類型，然后選擇適宜的方式進行案例教學。在案例的選擇上既可以選擇現實經濟學案例，也可以選擇實驗經濟學案例。當然，在應用現實經濟學案例時可盡量采用本土化案例，例如在學習“供給和需求理論的應用——價格干預機制”時，可引入我國曾實行的糧食保護價制度進行分析和驗證；在介紹“機會成本”概念時，可讓學生計算自己上大學的機會成本。另外，我們也可以采用實驗經濟學案例來驗證某些重要的基本概念、抽象的理論術語和動態的邏輯推導等知識。
三是采用游戲教學法。游戲教學法是指由教師和學生共同來完成課堂教學的過程，在教學過程中，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使學生通過自己參與來認識規律，總結規律。這里以經濟學中的博弈論章節教學為例，比如在講博弈論的合作與競爭時．就可以和全班同學一起來完成“海盜抓黃豆”實驗。對學生進行隨機的分組，五人一組，由這5個學生分別擔任5個海盜的角色，教師擔任法官。故事講述5個海盜即將被處死刑。法官愿意給他們一個機會。從100個黃豆中隨意抓取，最多可以全抓教學方法，最少可以不抓，可以和別人抓的一樣多。最終，抓的最多的和最少的要被處死。由學生運用理智思考進行判斷得失，從而做出選擇。思考思路是這樣的：第一個人選20個，首先他不用擔心他會是最少的(不包含所有人都拿20個的情況)，因為除非所有人都拿20個，這樣就一樣多，只要有人拿的多于20個，就必定有人拿的少于20個，因為總共只有100個。接下來他要擔心有沒有可能會是最多的，因為題目的條件是可以不必把所有黃豆分光，可能會存在剩下4人拿的都小于20。接著要討論：第一個人選了20，第二人會選小于20的數字嗎？首先可以排除第二個人不能選擇18及18以下的數字，因為這樣的話，后面的人只要選擇19第二個人就必死，第二個人有可能選19嗎？也不大可能，因為第二個人選19的話，后面的人不可能選大于20或小于19的數字，因為這樣的話會成為最大或最小而被處死(比如第3個人如果選21，第四第五只要選20第3個人就成最大而被處死)，因此如果第二個人選19，后面的人要么選19，要么選20，可是這樣一來就分出最大最小了，最小19最大20，全部處死，因此第二個人也不能選19。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第二個人也只能選20。同理，第三個人、第四個人、第五個人也都只能選20 。最后的結果就是：所有的人都選擇20。實驗結束，請學生自己來分析實驗過程中自己的思考過程，大多數同學在行為過程的實施中便理解了博弈論中體現的人的理性的重要性。
四、運用發現法。發現法是在教師的啟發指導下學生通過獨立思考，積極探索，創造性地解決問題并獲取知識和發展能力的教學方法。教育家布魯納說過：“應該讓學生親自把事物整理就緒，使自己成為發現者。”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標是要將學生培養成為每天運用經濟學原理去觀察和理解世界的人。要培養學生的發現能力，教學當中就不能太多依賴數學公式，而是要貼近生活。課堂上，我們可以引導學生思考以下經濟現象：世界上為什么沒有免費的午餐？為什么我們要保護老虎和鯨魚而不是母雞？是因為稀缺原理。為什么超市里各個收銀臺前排的隊都差不多長？人們的這種自發行為源于理性經濟人原理。學習經濟學的好處之一就是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做出決定，提高決策質量。比如說如何運用成本收益原理去安排每一天的生活呢？一個理性的人只有在預期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時才會去做某件事。對于玩電腦游戲，收益和成本又如何？人們每天面對的可能不是去決定是否該從事某項活動，而是如何把握它的度的問題。邊際效應遞減規律告訴我們如果最后一分鐘玩游戲獲得收益小于這一分鐘付出的成本，游戲就應該馬上終止。學生們都面臨著大學畢業后選擇方向的問題，如何在出國、國內讀研和就業之間做出選擇呢？先計算一下出國留學的顯性成本是多少，隱性成本又包括哪些？如何確定出國留學的機會成本？出國留學的收益又是多少？一個簡單的成本收益原理卻可以解決這么重大的問題。如何解讀貨幣政策呢？可以啟發學生思考為什么在發達國家，改變實際利率就在能很大程度上影響居民的儲蓄，但在中國卻效果甚微？因為中國人儲蓄不僅僅有經濟因素也有心理上的因素。如果政府想降低高儲蓄率應該采取哪些措施呢？從經濟因素人手，根據激勵原理降低儲蓄的回報，并采取措施鼓勵消費。同時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解除儲蓄的心理因素。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國的央行，是依據什么來制定貨幣政策的呢？總之，培養學生的發現能力就是要鼓勵學生像經濟學家那樣去思考和解決間題。
參考文獻：
[1]張學龍.大學專業課開展啟發式教學的探討[J]. 中國成人教育,2007（2）:139.
[2]王英姿，耿香玲.經濟學教學中案例的選擇與教學初探[J]. 常熟理工學院學報（教育科學版），2007 （6）：99-101.
[3]黃秀猛.芻議商務經濟學教學與培養經濟學自然主義者[J]. 經濟師，2007（12）：140.
[4]高良.啟發式教學探析[D].北京：首都師范大學，2004.16-17
內容提要: 學科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必須是針對學科研究對象中最廣泛最普遍現象的最簡單、最抽象的本質規定，它與 歷史 的起點是辯證統一的。照此原則所確定的邏輯起點包含了對學科理論體系的規定性。環境損害是環境法學邏輯起點的必然選擇，它對環境法學理論體系的規定性在以往的環境法學研究中已初見端倪，以后將更加充分地表現出來。
任何理論研究都應該有自己的邏輯起點，任何一個成熟的理論體系都有自己合理的邏輯起點，環境法學研究及其理論體系也不能例外。像其他許多學科一樣，環境法學圍繞研究對象形成眾多范疇，如何在這些范疇中確定學科的邏輯起點，對環境法學學科的構建和完善具有重大影響。本文旨在嘗試尋找環境法學的邏輯起點。
一、確定一門學科邏輯起點的原則及邏輯起點的意義
學科的邏輯起點不是可以隨意選定的。正如霍布斯所言，“一門 科學 的起點，不可能是我們從圓圈中選擇的任意點?！彼赋?“在一片懷疑的陰霾中露出的一線理性之光，指引我們走向豁然開朗的境界，那么它就是我們探討的出發點，就是我們消除懷疑的過程中尋找的指路明燈。”[1]霍布斯所說的“指引我們走向豁然開朗境界”的“指路明燈”就是一定“學科的起點”。那么，我們又怎樣才能找到那可以“指引我們走向豁然開朗境界”的“指路明燈”呢？
黑格爾首次在其《邏輯學》中辟專節論述了學科的邏輯起點問題。（黑格爾在其《邏輯學》中專門論述“必須用什么作科學的開端”。他所稱的“開端”就是“邏輯起點”(參見:黑格爾.邏輯學，上卷[m].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51—65;黑格爾.邏輯學[m].梁志學，譯.人民出版社，2002:50，167—170.)。）從黑格爾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把“純有”確定為 哲學 的邏輯起點所遵循的基本原則，通過對他的相關論證的分析我們可以對邏輯起點在學科理論體系構建中的作用有更深刻的認識。黑格爾認為，確定學科邏輯起點首先應該遵循的原則就是，邏輯起點必須是直接與間接統一的、最抽象的、最簡單的范疇。邏輯起點必須是“絕對的”，或者說是“抽象的”，它“不可以任何東西為前提，必須不以任何東西為中介”，不能以其他什么對象為“根據”。因此，它也“不能對他物有所規定”，它本身“不能包含任何內容”，因為“內容之類的東西會是與不同之物的區別和相互關系，從而就會是一種中介。”[2]邏輯起點“不能是一個具體物，不能是在本身以內包含著一種關系那樣的東西”，所以，邏輯起點本身在他的“單純的、未充實的直接性中，必須被當作一個不可拆分的東西”[2]61。其次，黑格爾認為，邏輯起點與歷史起點是相一致的?！斑壿嬂砟?發展 的不同階段采取了先后相繼出現的哲學體系的形態”，哲學內容的歷史展開與純邏輯理念的辯證展開都是從抽象到具體，一方面有“一致性”，另一方面又有“分歧”。他認為，“邏輯學的開端與真正的哲學史的開端是相同的”，在“愛利亞學派的哲學里”，更確切地說是在“巴門尼德的哲學里”，就“看到了這個開端”[3]。因此，黑格爾認為歷史的起點與邏輯的起點二者相一致，只要能夠確定哲學史的開端，就可以確定整個哲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黑格爾認為，邏輯起點在一定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他看來，邏輯起點就是整個理論體系得以建立的基礎和根據，它決定了其后的整個學科理論體系。邏輯起點本身“應當是全部科學的根據”[2]54，“最初的東西又同樣是根據，而最后的東西又同樣是演繹出來的東西”。按照他的理解，“從最初的東西出發，經過正確的推論，而到最后的東西”，“離開端而前進，應當看作只不過是開端的進一步規定”，所以“開端的東西仍然是一切后繼者的基礎并不因后繼者而消滅。前進并不在于緊緊推演出一個他物，或過渡為一個真正的他物;———而且只要這種過渡一發生，這種前進也便同樣又把自己揚棄了，所以哲學的開端，在一切后繼的發展中，都是當前現在的、自己保持的基礎，是完全長留在以后規定的內部的東西”[2]56。因此，“開端既不是什么任意的和暫時承認的東西，也不是隨便出現和姑且假定的東西，而是后來它本身表明了把它作為開端，是做得對的”[2]57。由“開端”開始的邏輯的“前進”，即從邏輯起點出發去一步一步地構建起一定學科理論體系大廈，結果是由起點決定的。這便決定了一定理論體系的完整性和可反復驗證性。在黑格爾看來，“對于科學說來，重要的東西倒并不很在乎有一個純粹的直接物作為開端，而在乎科學的整體本身是一個圓圈，在這個圓圈中，最初的也將是最后的東西，最后的也將是最初的東西”[2]56?！扒斑M就是回溯到根據，回溯到原始的和真正的東西?！盵2]55既然“科學向前運動的路線”是“一個圓圈”[2]56－57，邏輯起點不是一經釋放就無法回收的太空碎片，這就從邏輯上向我們提出了慎重確定邏輯起點的要求。
黑格爾把“純有”作為哲學的邏輯起點，他的“圓圈”觀雖然具有唯心主義的神秘色彩和片面性，但其辯證法思想卻為馬克思所繼承。馬克思在確定《資本論》的邏輯起點時批判地吸收了黑格爾關于邏輯起點理論中的合理因素。他把商品作為《資本論》的邏輯起點。（對馬克思的選擇與黑格爾哲學之間的關系，列寧有深刻的認識。他說“不鉆研和不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特別是它的第一章”。(見:列寧.列寧全集: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91.)）
從馬克思的相關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在確定邏輯起點所遵循的原則以及邏輯起點的意義上唯物辯證法對黑格爾唯心辯證法的揚棄。對于確定邏輯起點所應遵循的原則，馬克思與黑格爾持相同的觀點。他認為，邏輯起點必須是整個研究對象中最簡單、最普遍的東西，也就是通過對客體的具體分析所達到的最簡單、最抽象的規定。他指出:“對資產階級社會來說，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價值形式，就是 經濟 的細胞形式?！盵4]“商品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的最一般的和最不發達的形式”[5]，“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正因為如此，馬克思的研究才從分析“商品”開始[5]47。馬克思還進一步闡述了以一定邏輯起點為中心的“思維行程”。他在《〈 政治 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明確區分了政治經濟學的兩種方法或兩條道路:“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盵6]對于科學理論體系的建構，馬克思主張從抽象到具體，而不是從具體到抽象。所以，抽象思維法則中認識的邏輯過程可概括為:從感性具體到抽象規定再到理性具體。這一過程實際上分為前后相繼的兩個邏輯行程或兩條道路。第一條道路是從感性具體到抽象規定。在這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這個邏輯行程的使命通常是從本學科領域細胞形態或元素形式的感性現象出發，舍棄掉它們各自所具有的一切個別的、特殊的或偶然的屬性，只抽出它們的一般本質，形成抽象概念，目的是將所抽出來的東西用概念的形式鞏固下來。認識的第二條道路是從抽象規定到理性具體，它以第一條道路的終點為自己的起點。在這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的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處在認識的第一條道路終點和第二條道路起點的概念，就是有關學科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此外，馬克思還賦予邏輯與歷史相一致原則以新的含義。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文中論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時指出:“經濟范疇出現的順序同它們在邏輯發展中的順序也是一樣的”，邏輯的發展“是跟隨著現實的發展”的。“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的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只不過不是對現實的具體歷史的“ 自然 歷史的描述”，而是“經過修正的”，“按照現實的歷史進程本身的 規律 修正的”。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個要素可以在他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7]。歷史是在先的，在邏輯順序上一般也是在先的。（當然，這樣說并不等于承認邏輯的起點必然是研究對象的歷史起點。）
至于邏輯起點的意義，馬克思也認為邏輯起點決定著整個理論體系的構建，并且決定著理論體系的終點。不同的是，馬克思是用矛盾與發展的觀點來看這種決定的。邏輯起點包含著研究對象及其整個發展過程中一切矛盾的胚芽，因而從它出發，可以達到對研究對象的本質認識，經過一系列中介，能夠逐步從抽象上升為具體，從而形成整個理論體系。商品包含了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矛盾的“萌芽”，通過分析這個“最簡單的現象”，也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細胞”可以“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8]。此外，馬克思在論及資本流通(循環)時說:“循環的性質中包含著這樣的情況:每一點同時表現為起點和終點，并且只有在它表現為終點的時候，它才表現為起點?！盵9]從起點的個別(具體)到終點的個別(具體)，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是經過一系列的過渡、轉化，其過程呈現為螺旋線而不是簡單的圓圈。一個過程的終點同時又是另一個過程的起點。這體現了他對黑格爾“封閉圓圈”的揚棄。
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學術實踐為我們思考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提供了指導和經驗。他們讓我們懂得邏輯起點必須是學科研究對象中最廣泛最普遍現象的最簡單最抽象的本質規定，它與歷史的起點之間是辯證統一的。按照這兩項原則確定的邏輯起點包含了對學科理論體系的規定性，決定了學科的理論體系，包括它的邏輯終點。
二、環境損害:環境法學邏輯起點的必然選擇
“要找出哲學中的開端，是一樁困難的事”[2]51，而環境法學邏輯起點的確定更不是一項輕而易舉的工作。這并不是指環境法學邏輯起點的確定必然會遇到在其他科學體系邏輯起點選擇上通常會遇到的困難，而是說環境法學的不成熟決定了其邏輯起點的確立需要費更多的周折。一方面，作為環境法學研究對象的環境法是 法律 家族中的后生晚輩，其成長歷程剛剛開始，還沒有來得及充分展示自己，以至于人們一時還不能準確把握它的本質以及其他重要的屬性。這影響了環境法學的創建，使人們無法從這個對象中搜尋到足夠多的對確立環境法學邏輯起點有幫助的信息。另一方面，處于初創中的環境法學在一些基本理論問題上常常受先發法學學科（我們這里所說的先發學科指的是在以往幾個世紀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以民法學為骨干，以法 理學 為統帥的法學學科。即使僅從發生時代的先后而言，他們相對于環境法學都是先發的。）的影響，學科的獨立性還不明顯，使我們為之尋找邏輯起點的這個學科對象的輪廓還顯得不夠清晰。
盡管如此，在盡可能地擺脫先發法學學科的影響，對年輕的環境法作了縱向的和橫向的認真審視之后，我們還是可以窺見那以環境法為基本研究對象的環境法學的邏輯起點。
環境法與其它部門法一樣，都是用來調整社會關系的，只不過法律家族中的這個新成員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有些特殊，它調整的是人們在修復、保護和改善環境的過程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以“環境”為必要中介而結成的社會關系。這與民法等法律部門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有根本的差別。也許會有人拿其他社會關系與環境的相關性來否定環境社會關系的特殊性，比如在民法上的相鄰關系就常常包含某種“環境”因素。然而，這種反駁對于積極探索的意義是有限的。我們知道，環境法所關心的環境不是某個個人房前屋后的環境，而是帶有人類共同性特征的自然環境。（顯著的事例是，臭氧層空洞的出現和擴大不是張家的環境問題，不是李家的環境問題，而是人類共同的環境問題。）這一點可以成為區分民法與環境法的一個界限。不過，說明這一點并不重要，重要是，作為環境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媒介的環境是處于非正常狀態下的環境。水污染、大氣污染、土壤污染、放射性污染、基因污染、酸雨、沙漠化、臭氧層破壞、全球變暖等就是對這種非正常狀態的典型。從發生的角度一眼就可看出，環境法是由于不正常的環境的出現而引發的一個新的法律部門。非常明顯，如果環境一直處于良好狀態，就像早期農耕時代那樣，就不會有環境法的產生。從環境法的實施或運行的角度來看，它是調整由環境的不正常引發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環境正常情況下人們之間的財產關系、家庭關系、行政隸屬關系等在傳統的財產法、家庭法、行政法等之下早已安排妥當了。
有一個在今天為人們所十分熟悉的詞匯可以用來說明環境法調整的社會關系都是以非正常的環境為媒介的社會關系，這個詞就是環境問題。在現有的能夠體現環境法學理論體系的著作中，我們不難發現它們都以分析“環境問題”作為各自所構建的環境法學理論體系的開端。例如，金瑞林主編的《環境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的第一章第三節論述的是“環境問題”、汪勁著的《
三、作為邏輯起點的環境損害對環境法學理論體系的決定作用
環境損害本身已經蘊含著環境法學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的萌芽，從環境損害出發可以確立環境法學的若干基本范疇，建立環境法學的基本觀點，構建起環境法學的完整理論體系。以環境損害為起點構建的這個理論體系可以擺脫以往環境法學研究中的諸如“拆借”其它學科的理論觀點之類的困局。
從環境問題影響到人們的生產與生活開始，人們就探尋各種應對和解決環境問題的策略與方法。正是在探尋解決環境問題的 法律 手段的認識實踐過程中，環境法本身“ 自然 ”地經歷了三個前后相繼的 發展 階段，即污染防治法時期、環境保全法時期和循環型社會法時期。在第一個階段中，人們面對環境污染和破壞，采取一些末端治理的措施;在第二個階段中，人們認識到末端治理不能夠有效保護環境，便轉而把眼光移向人類環境行為的源頭，采取預防性措施。第三個階段是一個剛開始的嶄新階段，是“引導社會尊重自然，謀求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階段。此一階段環境法的主要特點有:注意到人類是自然的組成部分，以生態文明為基本理念，以環境友好為基本態度，以與自然和諧相處為價值取向;以環境承載力為平衡環境保護和 經濟 發展二者關系的基本依據和環境友好的底線;從生態的高度看待環境，保護環境，承認環境保護的優先地位;以保護生態為環境保護的重要任務，重視生態功能的保護與恢復;以環境保護為基本任務，注意運用規劃、宏觀經濟調控手段實現環保目的;按照物質閉路循環的構想，促進降低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14]。無論是污染防治型環境法，還是旨在謀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環境法，其所關心和解決的主要矛盾都是 現代 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矛盾，簡單說就是人類行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循環型社會法階段的環境法已經很明顯地在揭示了這一點。這一矛盾是全人類共同面對的，而不是某個人或某個群體為一方的矛盾。如果能有效地解決這一矛盾，整個人類就能夠與外部自然和諧相處，從而獲得人類自身繁榮發達的基本條件。這是全部環境保護努力，同時也是環境法的主要任務和基本追求。環境法學應當圍繞如何用法律的手段來妥善合理地解決人類與自然的矛盾展開研究，加工自己的基本范疇，鋪陳自己的理論體系。環境法學理論體系應當成為如何用法律手段解決人類與自然矛盾的理論說明。
環境損害已經蘊含了人類與自然矛盾的“萌芽”。這種萌芽的不斷發育展現的是三對基本矛盾，即人類的現代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之間的矛盾、人類個體與人類整體之間的矛盾、人類個體之間的矛盾。如果說環境法制建設走過的路已經加載了人類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矛盾的路標，那么，這對矛盾是由人類對環境“外加”的損害引發的，不是大自然的運動、變化造成的。（如果說大自然的某種異常運動可以帶來，事實上也常常帶來人類的生產生活的不便，那么，這類不和諧不是法律所能解決的，從而也就不是環境法的任務。）環境法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須幫助人類克服這對矛盾，而環境法學應當對如何克服這對矛盾拿出辦法，提供理論解說。
人類對環境“外加”的損害往往都是人類行為共同作用的結果，比如，酸雨是由許許多多 企業 、個人向空中排放二氧化硫之類氣體共同作用的結果。環境損害是施加給人類集體的損害，而造成這種損害的，也就是“共同作用”的源頭卻是個體行為，在酸雨損害的個案中就是具體的企業或者個人排放含硫氣體的行為。這里包含著人類個體和人類整體的矛盾。如果以人類整體利益為取舍的標準，環境法的任務便是為了防止或醫治人類環境的損害去制止或限制人類個體的危害環境的行為。環境法學應當是對這種禁止或者限制提供合理性說明或提供更便捷的禁止或限制手段的科
學。
人類的環境行為，包括企業行為和個人生活中的利用環境的行為，一般來說，在主觀上不存在加害的故意，這些行為在人類文明發展的 歷史 上原本都是正當的，甚至是被處于統治地位的道德所推崇的。然而，人類今天所遭遇的環境損害卻主要是由這種正當的行為引起的。如何讓這種正當的行為不至于釀成人類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矛盾，不至于構成對人類整體利益的危害呢？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必然包含的內容是如何處理人類個體之間的矛盾。首先，人類不可能也不應該停止一切環境行為，因為個體的人和人們組成的群體的存在和發展離不開自然環境，以實施一定的環境行為為必要條件。在這個基本前提之下，人類可以做出的選擇只能是設法調整人類不同個體之間的關系?？梢哉f人類個體之間的矛盾的解決是全部環境問題能否最后得到解決的關鍵，是有效防止環境損害，從而實現“公眾環境利益”的關鍵。今天的環境法學就應當擔當起從理論上解決不同個體如何利用環境的問題的任務。
從環境損害出發，環境法學可以逐漸確立若干基本范疇，形成環境法學的范疇體系。目前的環境法制建設實踐和環境法學理論研究已經向我們提供了一系列的法律概念，如污染防治、排污總量控制、排污許可、環境退化、生態破壞、環境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環境監測、環境信息公開、清潔生產、延伸生產者責任等等。它們都是圍繞環境保護中的、同時也就是環境法學所面對的主要矛盾展開的。污染防治、排污總量控制、排污許可、環境退化、生態破壞等都是在已經發生和將要發生環境損害的情況下設置的治理或者預防的制度，或對已經發生和將要發生的環境損害的描述，這些概念反映的就是這類用來應對已然的和有發生之虞的環境損害的制度和措施。環境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環境監測、環境信息公開、清潔生產、延伸生產者責任等，作為制度都不是在完全沒有環境損害的情況下的無病，而是為防范、減輕環境損害而為人類所發明的防治之法。這些概念雖然不一定都能進入基本范疇的行列，但它們都可以成為環境法學范疇體系中的成員。環境法學研究的當前和今后任務之一就是從這些概念以及其他我們沒有提到的概念中“遴選”出對構建環境法學理論體系具有基石作用的基本范疇，使環境法學的范疇體系更加完整。
環境損害決定了環境法學理論體系是一個應對性的學理體系。環境損害對這個體系的決定已經有所表現，在以后的環境法學發展中還將進一步地表現出來。從近年來的環境法學研究情況看，以環境損害為邏輯起點的環境法學理論體系已經展現了它的部分輪廓或某些局部特征:
第一，以環境承載力為基礎性判斷，以循環型社會為路徑，以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為基本目標。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踐表明，作為人類生存和發展之載體的環境具有一定的承受限度，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不應超過這一限度，否則就會造成包括環境損害在內的一系列損害后果。環境承載能力的客觀局限性必然使傳統的線性發展模式受到挑戰，并要求人類使之向循環型社會發展模式轉變。環境法必須把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當成自己的基本目標。簡單的污染防治法、簡單的資源保護法，或者它們的簡單的結合，或者再加上一些學者所說的生態保護法等，無法實現這樣的目的。按照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這一目標的要求，環境法的調整領域應更為寬闊，但它也不能變成把其他行政事務都包攬的“法律雜燴”[15]。
第二，以 科學 發展觀為指導思想。循環型社會的發展模式是可持續發展理念的體現，它使人類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建立在環境資源可持續供給的基礎之上，力求把人類活動對環境的不利影響減到最低限度，最大限度地防止環境損害的發生。這與我國“十一五”規劃綱要所提出的“立足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推動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是相契合的。科學發展一定是正視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矛盾的發展。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應當致力于解決環境損害問題，通過謀求克服環境損害的辦法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
第三，以義務為本位，以預防為基本原則。環境損害的累積與環境的惡化造成傳統法律所確立的權利義務模式的動搖。要防止為公眾利益所“系”的環境損害的發生，或醫治已經發生的環境損害、恢復公眾受損的環境利益，顯然不能指望實際上對環境損害的發生負有無法推卸責任的個人權利，不能指望給這種權利提供庇護的法。環境法不再是權利授予法，而是義務配置法。（關于環境法應以義務為本位的觀點可參見徐祥民.從全球視野看環境法的本位[g]//呂忠梅，徐祥民.環境資源法學論叢: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22．）由于環境損害后果一般都難以恢復，甚至具有不可逆性，所以，對環境損害必須立足預防。以預防原則作為環境法的基本原則已經是國內外環境法學界的共識。
第四，以普遍承擔環境責任，兼顧環境正義為處理不同主體之間關系的基本原則。環境損害帶來的是人類環境利益的損害，在這種損害中，每一個人都是受害者，同時又常常都是致害者。比如對全球變暖。在同一環境下的人們對環境損害往往都負有責任。保護環境，同時也就是保護共同的環境利益，是每一個人都應承擔的責任。但是，責任的普遍性并不意味著責任的平均分擔。對環境保護的責任應當是一種有區別的責任。這不僅是因為不同的主體對環境施加的影響不同，從而對引起環境損害的責任不同，還因為不同主體所具備的保護環境的條件(比如技術條件、財力條件、所處地理位置條件等)各不相同。讓條件不同的人承擔相同的責任是不合正義的。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國際環境法上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同我們這里所說的普遍責任與環境正義兼顧是一致的。
注釋:
[1]霍布斯.論公民[m].應星，馮克利，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4.
[2]黑格爾.邏輯學:上卷[m].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54.
[3]黑格爾.邏輯學[m].梁志學，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68－169.
[4]馬克思.資本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9.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3.
[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33.
[8]列寧.列寧選集: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13.
[9]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52.
[10]徐祥民.環境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2.
關鍵詞：大學生；就業歧視；法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D912.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9-0095-03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我國的高校畢業生的就業面臨考驗。大學生們不僅受到就業機會有限的巨大壓力，還要面對就業歧視大量存在的現實。就業歧視現象侵犯了大學生的平等權，對社會和諧產生了不利的影響，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學者們分析這一問題多從社會學角度，我們將采用法經濟學的方法進行分析，需要提出的是我們主要采用的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有關理論。
一、大學生就業歧視成因的法經濟學分析
企業作為理性經濟人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通常決定了其招聘的取舍。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家們就認為人類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面，我們可以稱之為經濟人。新古典經濟學正是假定人是追求財富最大化的經濟人，但這種理論只是講人類追求財富的最大化，而現實中人們往往還追求非財富的最大化，因而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這種假定進行了批判并作出修正，“諾思把諸如利他主義、意識形態和自愿負擔約束等其他非財富最大化行為引入個人預期效用函數，從而建立了更加復雜的、更接近現實的人類行為模型；非財富最大化動機往往具有集體行為偏好，人們往往要在財富和非財富價值之間進行權衡?！盵1]制度的存在意義之一就是禁止人們的機會主義行為。雖然社會道義要求企業對大學生一視同仁，但是企業畢竟受利益的驅動，招聘誰決定于誰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例如情形比較嚴重的男女性別歧視。女大學生就業受到歧視，原因在于男女生的諸多差異造成用人單位不同的成本收益，雇傭男生其成本會低一些，收益會高一些，雇傭女生則往往會相反。雇傭女生增加的成本表現在一是女生投入工作的時間相對男生少一些。因為社會傳統，女士要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大量的家庭事務影響到女士投入工作的時間，當然這也是我們照顧女生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在工作方面對女士提出同樣嚴格的要求是不公平的。二是女性往往比男性早退休，這樣女性給用人單位創造的收益往往少一些，同時女性的壽命比男性長，用人單位為此要付出更多退休金等。再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女性生育給用人單位造成了一定的負擔。女生工作一段時間后，就會到了生育年齡，其懷孕階段，工作狀況要受到一定的影響。在生育和哺育階段，即使女性脫離工作崗位，用人單位仍然要負擔工資及其他福利。因為上述種種原因，用人單位更喜歡招聘男生。
人的有限理性和交易費用的存在導致某些用人單位簡單的選擇方式。用人單位簡單地用性別、地域等簡單的標準將一些大學生排除在外，而不仔細考察，不拘一格選拔人才，這種做法跟人的理性有限有關，人的有限理性導致交易成本的存在。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即人們對各種可選方案完全了解，無所不知地最大化他們的既定目標。新制度經濟學家否定了這一假設，用“有限理性”的概念代替了“完全理性”概念。“有限理性”概念最早由西蒙提出，是指決策者在認識方面要受到知識和計算能力兩方面的限制。交易費用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威廉姆森繼承了這一概念，他認為思維是一種稀缺資源，思維的專業化必然產生經濟的結果，由此導致理性的有限性。人之所以只具有有限理性，主要是人往往只能獲得有限的信息，而信息之所以有限，則是因為獲取信息是需要成本的?！巴耆硇浴笔侵笇λ锌蛇x擇的方案進行了充分的了解，但這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因為獲取不同方案的信息所需要的資源和時間卻十分稀缺和昂貴，所以不可能無休止的收集信息。信息成本是使人從一無所知到無所不知的成本，而極少有交易者可以承擔起這種成本，正是因為這種成本的高昂，所以我們不得不保持一定程度的無知。在獲得信息問題上還存在一個信息悖論，因為人們在獲得信息之前不可能了解獲得某類信息的預期成本和收益，所以不可能從尚未到手的知識中獲得最大化的凈收益。新制度經濟學用“有限理性”代替“完全理性”使其理論更具有了解釋力。交易成本或說交易費用是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交易成本概念源于1937年科斯發表的關于企業的論文。他認為企業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交易成本的存在，企業將一部分外在成本內在化，從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一般是指進行交易所需的信息成本、談判成本、監督執行成本等各種成本的總稱。寬泛的交易成本概念還包括制度建立、改變、自身運行的費用。本文只在一般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新古典經濟學假設交易是零成本的，并在這種假設下進行成本收益分析。新制度經濟學擯棄了這一不符合現實的假設，認為交易成本是存在的，而且有時是巨大的，影響著主體作出決策；在原先零交易成本環境下可以實現的市場均衡在正交易成本環境之下將無法實現；在零交易成本下產權制度或說法律制度是無關緊要的，但在正成本交易下則變得至關重要，交易成本的存在是產權制度或說法律制度產生的原因。因為用人單位了解一個人的實際工作能力需要一定的時間和費用，這些時間和費用就是交易成本，用人企業往往傾向于采用低成本的簡單排斥的方式來選擇人員。
二、大學生就業歧視對策的法經濟學分析
如果要解決大學生就業歧視的問題，不能單靠社會公義的宣傳，要靠實際的法律制度。除了運用道德這種內在制度還要依靠法律這種外在制度。制度框架的拓展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一項重要內容。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制度是一種行為規則，這些規則有助于我們防止難于預見的行為，也可以避免機會主義。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把制度分為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內在制度是從人類經驗中演化出來的，它體現著過去曾有益于人類的各種解決辦法。其例子即有習慣、倫理規范、良好禮貌和商業習俗，也有盎格魯——撒克遜社會中的自然法。違反內在制度通常會受到共同體成員的非正式懲罰?！盵2]從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定義中我們可以得出道德屬于內在制度。很多例子可以證明這一點，比如要講真話這個例子。這種道德的起源與說謊會給人誤導，增加別人的成本和破壞信任有關。勿講假話是通過將說謊違規的人排除在社會交往之外這種方式實現的，這是一種非正式的但并不是沒有效果的方式。內在制度可以分為非正式的內在制度和正式的內在制度，其標準是遵守監督情況和違規懲罰方式。非正式內在制度不會受到特定組織的懲罰，但是會受到非正式的懲戒。屬于非正式內在制度的有習慣、風俗和道德。比如在中國市場上用“斤”這種計量單位來進行交易，這是人們長期形成的習慣，人們出于一種自利的動機會自覺的遵守這種規則；因為人們不遵守這一規則，就可能造成交易的不便，影響其收益，這是一種非正式的懲罰。正式的內在規則與非正式的內在規則不同，他們是通過正式的方式進行強制的，雖然這種規則也是經驗產生的。如足球比賽的規則就是一種非正式的內在規則，這種規則不是通過國家機關來執行的，其執行是靠足球協會。一個俱樂部如果違反相關規則，就會受到足球協會的懲罰，甚至逐出競賽?？梢娺@種規則的懲罰的方式與執行方式是相當正式的。內在制度可以促進人們合作，減少成本，減少機會主義，促進人們準確預期，有助于一個社會的良性運轉。以講誠信這一美德為例，如果人們普遍講誠信，人們就可以放心的合作，而不用投入大量的成本去了解對方是否值得信賴，這樣社會的交易成本就比較低。相反，如果社會上很少人講誠信，大家就會不得不在合作前投入大量的成本去調查對方的誠信和能力，這樣合作的成本就會很高，而且沒有效率，因為了解會耗費大量的時間。外在制度是指被特定的組織設計出來并依靠強制力來適用于社會的規則。這種規則是從上而下適用的，它的設立和執行都需要一批人員，這些人員通過法定的程序獲得行為的合法性。法律是最典型的外在制度，它通過有權的組織和人員創設出來，并以強制力為后盾。法律是通過強制的方式施加到社會的，通常通過警察、監獄和法院等暴力機關來強制實施。
與內在制度相比，外在制度具有以下優勢：一是外在制度的正式懲罰方式更具有威懾力。內在制度的懲罰方式是不設層次的，沒有多少懲罰的種類，往往是一種懲罰方式，只是懲罰的輕重有別。而且因為懲罰的實施是自發的，所以很容易逃避，這樣就導致內在制度的威懾力很有限。外在制度就不同，它由公權力具有者制定，并通過國家強制力實施。因為有警察、法院、檢察院、監獄、軍隊等強制工具，違反者通常會被這些機構和人員追究責任。與內在制度不同，外在制度是有層次的，如刑罰可以分為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等類別，可以針對不同的犯罪情形做輕重不同的處罰。顯然，外在制度的懲罰方式更具有威懾力，可以督促人們更好的遵守社會規則，促進社會的良性運轉。二是外在制度的懲罰更具有確定性。因為違反內在制度受到的是一種自發的懲罰，這種懲罰就難免會有失平等或公平?，F實中某一明星做了有違道德的事情，往往因為其原來很受大眾的喜愛而受到較弱的譴責，而類似的事情如果發生在普通人身上，可能受到的輿論壓力就要大得多。也就是說內在制度的懲罰難免帶有偏見和傾向。而外在制度則不同，其處罰往往更具公平性。外在制度往往有一套制約和監督機制保證這種公平性。例如審級制度，如果當事人對下級法院的判決不服，可以向上級法院，通過這種多次的審判實現當事人受到公平的對待。再就是嚴格的程序也降低了偏見對審判的影響。三是外在制度更具明確性。內在制度如道德、習慣、風俗等往往含義比較模糊，缺乏明確的表述，因此其理解往往各不相同.外在制度則通常不存在這一問題。因為其是通過特定的組織機構或特定的高素質人員通過嚴格的程序創制出來的，大多情況下具有文字形式，而且有專門解釋這些規則的機構和人員，這就使這些外在制度很容易被了解，從而減輕了大眾獲取信息的負擔。例如一個商人到某地去經商，當地有特殊的交易風俗和交易習慣，如果他不了解，他就很難去和當地的人們進行交易，而了解風俗習慣這些沒有文字記錄的規則并不是件簡單的事情，需要耗費不少時間。如果這些風俗習慣被制定為成文法，這位商人就可以很輕松的了解當地的交易規則，這樣交易的成本就降低了。不容忽視的是這種明確的規則不易被任意解釋，從而降低了交易的風險。四是外在制度更能促進合作，避免囚徒困境。如果有第三方的保證，合同更容易達成。外在制度制定出來后，會有相應的機構而且往往是國家機構負責實施，這些國家機構就成了第三方，由國家機構充當第三方，通常更令人信賴，因而會促進合同的達成，避免了雙方都受損的囚徒困境。五是外在制度可以防止排外和歧視。內在制度通常在熟人社會里能夠很好的發揮作用。在一個熟人圈里，大家彼此比較了解，了解別人的能力狀況和信用狀況，這樣交易的信息成本并不高。如果一個人違反了內在制度，因為在這個熟人社會里，信息流通很快且流通的成本很低，那么他將受到這個熟人圈子的排斥，這就形成了一種威懾。這種例子并不少見，如中世紀在阿姆斯特丹、佛羅倫薩、威尼斯、紐倫堡等地的商人。因為大家比較熟悉，交易成本不高，因而大量交易可以促成。但是這個熟人網絡人數是比較少的，如果人數很多，大家難以熟悉，內在規則就難以發揮作用了。因此，這個熟人網絡在達到一定規模后，會排斥其他人員。因為這個原因，單靠內在規則不能無限度的促進經濟的發展。而外在制度能防止歧視與排外，保障所有進入市場的人員得到公平競爭的機會。因而外在制度可以促進經濟規模的擴大，持續促進經濟的發展。
基于外在制度的優勢，所以我們要進行適量的立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一是明確和擴大就業歧視范圍。二是明確規定法律責任和救濟方式。三是在舉證責任方面，實施舉證責任倒置。四是設置專門的反就業歧視機構。強化對弱勢群體的保護。五是強化社會保障。在當前情況下，用人單位聘任少數民族學生、殘疾人學生、女生等群體需要支出更多的成本，這些成本是由用人單位負擔的，這樣會導致用人單位不傾向于招聘這些群體，如果招聘了也有可能給予相對較低的工資待遇。面對這樣一種情況，最合理的解決辦法是由政府承擔用人單位的成本。如解決歧視女大學生的問題，就必須強化生育保障制度。應該適當增加生育險的保障力度，依據用人單位女工作人員的數量給予足夠的補貼，這些補貼由國家財政負擔。當然這會增加政府的負擔，目前政府財政狀況良好，應該不是問題。補貼可以逐步增加，直到充抵掉用人單位多支出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用人單位聘用女大學生對其利潤最大化不構成損害，又可以得到招聘公平的名聲，必然會杜絕歧視。
參考文獻：
關鍵詞：顯微鏡；七年級學生；學習興趣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七年級學生好奇心強，探究興趣濃，但動手能力差、生活經驗不足，缺乏對事物本質的細致探究精神。要想激發七年級學生學習生物學興趣，用好顯微鏡、開好頭顯得尤為重要。
一、用好顯微鏡的意義
（一）激發七年級學生學習生物學興趣的需要
蘇教版生物學七年級新教材一般在開學第二周即安排“顯微鏡的使用”相關教學內容，這正是培養七年級學生對生物學感興趣的關鍵時期。
又到了新學年開學第二周，按照教學安排，我們進入了顯微鏡相關教學內容，為了能讓學生在進入實驗室之前對顯微鏡有一些感性認識，我準備用一定的時間進行相關指導。我讓班長到實驗室領了一臺顯微鏡放到班上以備上課用。上課的時候，我發現顯微鏡放到班上以后，學生沒有對它“進行探究”，原來什么樣，現在還是什么樣。上課的時候，我對同學們說：“這是什么箱子啊，里裝的是什么呀？”大家一起說道“顯微鏡”，有一個女生卻說：“百寶箱”，引得班上其他同學大笑，這是我萬萬沒想到的。但多年的教學經驗告訴我，這是一個很好的“生成”教育機會，我略加思索，說道：“同學們，這里面裝的是顯微鏡，但它也是一個“百寶箱”“萬花筒”，也可以說是“魔術箱”，因為在我們打開這個箱子認識和學會了使用顯微鏡以后，它將為我們打開探究生物微觀結構的大門，看到你所看不到的世界，在顯微鏡下你將看到神奇的生物世界，它會將我們領進一片神奇的世界。來，讓我們用掌聲感謝這位同學。老師從來沒有這么想過，只是把顯微鏡當做教學的工具，一種沒有生命的、冷冰冰的實驗器材，今天這位同學的想法讓我對顯微鏡有了新認識，她的想法賦予了顯微鏡“生命”，她的想法激起了我們用顯微鏡探究生物世界的興趣，就讓我們一起打開“魔術箱”，開始今天的探究之旅。
（二）提高全體學生生物科學素養，倡導探究性學習的需要
生物科學經歷了從現象到本質、從定性到定量的發展過程，生物學教學應提高全體學生生物科學素養、倡導探究性學習。
生物學課程標準“第二部分 課程目標”明確提出培養學生初步具有生物學實驗操作的基本技能、一定的科學探究和實踐能力，正確使用顯微鏡等生物學實驗中常用的儀器和用具，具備一定的實驗操作能力，這就為用好顯微鏡找到了理論支撐。
（三）終身學習的需要
顯微鏡是初中生物學學習中最重要的觀察工具，在整個七年級生物學教學中，顯微鏡的使用貫穿始終，對學生認知和理解微觀結構與功能具有重要作用，或者說對于某些學生來說，用好顯微鏡甚至是一輩子的事。顯微鏡規范操作對于培養七年級學生規范操作的自覺性、嚴謹細致耐心的實驗態度、開發探究精神、愛護器材用具等良好習慣具有重要意義，為終身致力于生物學學習的學生奠定基礎。
二、如何用好顯微鏡
（一）教師放手，學生動手
我們的老師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害怕上實驗課，未進實驗室之前，把種種不利情況考慮再三，最后退避三舍。我們的老師怕這個怕那個、怕出各種狀況，學生進實驗室后動都不能動，像機器人一樣，完全按程序和指令來操作和使用顯微鏡，一點學習探究的主動性、積極性都得不到，還怎樣談顯微鏡的使用，還談什么激發學習興趣和科學探究。在對學生進行規范操作培訓之后，教師可以放手讓學生進行操作、探究，但要加強巡視指導。
（二）選擇合適的教學方法、觀察對象
常見的顯微鏡使用教學方法有：先通過課件進行理論指導，然后再進入實驗室；對照顯微鏡實物示范規范使用指導；學生先自主學習，進入實驗室后，師生共同探究顯微鏡的規范使用，及時糾正使用偏差；每種方法有各自的優缺點，當然應根據學情等進行不同選擇。七年級學生還具有許多小學生的特點：對活的、能動的對象感興趣，所以可根據七年級學生的特點，在第一次用顯微鏡進行觀察時，可以觀察池塘中的一滴水，改變課本中的觀察對象，激發學生學習探究興趣，從而做到循序漸進。
（三）拓展第二課堂
為了用好顯微鏡，激發七年級學生學習生物學的興趣，光靠幾節課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因此，我們有必要拓展第二課堂――開放實驗室，讓學生有更多的時間和顯微鏡進行“親密接觸”去探究。七年級學生課余時間多，興趣容易培養，這是內部因素；國家投入加大，標準實驗室的建設在增加，這是外部有利因素；現在幾乎所有學校都配有實驗員，許多還進行過專門培訓，這是對學生進行規范指導的有利因素，當然我們生物學教師更要積極參加第二課堂活動。
現在各校都注重班級文化建設：放一些書、張貼一些照片、制作一些展板。班級中放顯微鏡，學生隨時隨地進行訓練、觀察、探究，這難道不是一種班級文化建設嗎？當然要想使這項活動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一定要選操作規范、樂意為其他同學服務、管理能力強的同學來管理和輔導。
三、反思
生物學教學要想真正“突出重圍”，就必須從生物學自身特點中尋找突破點，緊緊圍繞生物學課程標準，教師要勇于實踐，敢于創新，找到最佳的切入點，找到最好的方法，把握學生學習心理的基礎，充分發揮教學機智和教學藝術，使生物學教學達到知識性和趣味性的和諧統一，從而達到激發學生學習生物學的興趣。
一、《管子》經濟思想的邏輯基礎
《管子》在具體經濟政策中，創造性提出了以人為本、本末并舉、解放生產、鹽鐵官營、市場干預、財政政策、奢靡消費等重要舉措，這些舉措的成功實施充分依托了自利主義的個人行為和宏觀調控的國家行為?！胺蚍踩酥?，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程，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強調“趨利避害”乃為人之常情，明確了相當于現代經濟學中提到的“理性人”的前提假設，具有明顯的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色彩。
他還談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并在具體實踐中充分貫穿了這一觀點，強調即使是實施國家宏觀調控，也要遵循客觀經濟規律，發揮好經濟個體的自主行為，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因勢利導，進而實現預期的經濟目標。因此，可以說自利主義正是《管子》經濟思想和理論一個重要的邏輯基礎。
二、以人為本的富民強國思想
《管子》特別強調百姓休養生息之于富民強國的重要意義，從正反方面提出了以農為本、開墾荒地、愛惜民力、輕徭簡賦、勤儉節約、安土重遷、藏富于民等重要的民本思想。譬如“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處在一個農業文明社會，他極為明智地提出了提高農民的社會地位，推廣普及科學的農耕技術，注重農田的開辟，從而擴大農業生產的政策主張。“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眾、使民勞，則民力竭”、“纖嗇省用，以備饑饉”，提出要愛惜勞動力，并反對對生產資料和勞動成果的無端浪費?！懊裎阌喾e者，其禁不能止……則危亡隨其后矣”，以及“無事則歸之于民”，提出要讓百姓有余糧，主張國家無事的時候就藏富于民，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按嘿x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提出要適時向農民提供貸款或必需之農具，避免“大賈蓄家”趁機對他們進行巧取豪奪。
生產力是一個國家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從《管子》一系列的舉措可以看出，他在促進農業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上，采取了具有鮮明的注重鞏固根本、注重發展生產特征的供給主義主張。在當今的時代，我們繁榮和發展市場經濟，增強經濟實力，同樣需要對市場主體采取這樣“保育式”的扶持政策，比如，降低市場進入壁壘，減少行業壟斷，擴大中小企業主體數量，樹立更多的行業品牌，保護知識產權，規范市場競爭，降低土地和資金成本，等等。
三、輕重治理的均衡思想
《管子》強調實施國家宏觀調控、開展動態管理的重要作用，提出要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市場買賣、國家舉債等方式，有效調劑市場余缺、平衡物價、穩定幣值，暢通經濟發展活力。“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分之”、“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這些觀點要求把各種閑置和囤積起來的資源充分流通起來，達到資源優化配置的目的。“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有余則輕之，故君子斂之以輕；民不足的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等，主張要利用貨幣政策和市場手段，推動實現供需平衡，并且“衡無數也，橫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闡明了宏觀管理的時效性、連續性，以及經濟運行的動態平衡。
輕重管理的均衡思想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他提到的“物賤傷農，錢賤傷賈”，管子深刻地認識到了物價和幣值之間對應關系。他建議，當出現“谷賤傷農”的情況時，就增加財政購買和貨幣發行，以市場價格收儲一部分糧食，同時，伴隨著政府購買的增加、市場供應的減少以及貨幣發行的增多，糧價因之得到提高。當糧價過高時，為防止出現大商人通過壟斷來哄抬價格、小商人因物價過高而銷量減退的問題，國家就應該增加糧食的供應，并回籠一部分貨幣，這樣便實現了一種供需平衡方面的調和。同時，在低買高賣的過程中，政府也能夠獲得一定的財政收入。
四、奢靡消費的需求刺激思想
奢靡消費的需求刺激思想，是管子經濟思想的一個重要創舉，管子在一次與齊桓公的對話中提到，在帝堯的時候“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耕以自養，以其余應良天子，故平”，意思是說那時地廣人稀，耕地也足夠自足自給，并有余糧可以上繳國家，因此無需官府，百姓也能安居樂業。而到了周朝“地重人載，毀弊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即：人口增多，土地相對稀缺而昂貴，百姓生活貧困而食養不足，但若能大力發展工商業，則有利于促進農產品的市場化，進而刺激農產品生產，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這段對話揭示了從單純強調擴大生產轉向生產供給與市場需求兩者并重的現實根據。
刺激需求是有條件的，他講“天子臧珠玉，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臧布帛”，不然的話，強者智者占有和操縱珠玉，使貴重的物品降價、輕賤的物品漲價，很多人就會因之不得生計，這從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間的關系說明了通貨膨脹的問題。當奢侈品占用了大量社會資金時，用于購買必需品的貨幣數量就會相應減少，導致糧食等必需品價格下降，使農民的利益受到傷害。所以，《管子》的奢靡消費思想提出之初就先做了消費階層的劃分，只要求在顯貴大富階層提倡奢靡消費，因為顯貴大富階層多余的貨幣本來就不該追逐糧食等必需品，而用于奢靡消費，可以避免對必需品市場的沖擊。同時，提倡奢靡消費有利于增加社會就業，比如“巨棺槨，所以起木工；多衣衾，所以起女工”，實現從富有人家到貧困百姓的財富轉移。貧困百姓拿著這筆收入，增加的是對必需品的消費，屬于必需品市場需求的合理增長，有利于刺激生產，且不會造成必需品價格的過分波動。
《管子》的奢靡消費思想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財富的轉移支付。當前，區域發展不均衡，群眾收入不均衡問題依然存在，我們可以運用財政的轉移支付功能，實現對各種不均衡問題的有效調節。
五、結構治理的雙向互補思想
《管子》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發展的辨證思維，比如，有的政策出臺貌似是矛盾的、對抗性的，有的甚至是方向相反的，但是他能夠在結構治理過程中找到一種結合點，使沖突的兩個政策，成為重要的互補關系。比如，“知侈儉則百用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即：過于節儉，就會抑制生產的發展和財富的創造，反之，過于奢侈又會危及國家經濟基礎，惟有將二者有機結合，才能促進經濟的長遠發展和良性循環。
這其中的關鍵就是結構治理思想，建立結構框架，進而進行結構性調整，這是提高政策針對性和時效性的重要法寶。比如奢靡消費就是有效解決消費結構問題方式之一。如果我們的消費刺激政策忽視了消費結構，就會出現很多偏頗。試想，如果我們只是強調在最大范圍刺激消費，就容易產生以下問題：一是全面擴大消費，會不會導致資源的大量浪費？二是會不會導致物價的上漲和貨幣的超發？三是會不會導致財富兩極分化的問題更加嚴重？四是會不會使原本消費結構更加扭曲，部分領域的經濟泡沫更加膨脹？等等，與之相反，結構性綜合治理卻可以做到有保有壓，把短期管理和長期管理充分結合起來，形成強強互補。
如今科技進步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從現在到2020年，我國處于人均gdp從1000美元向3000美元發展的一個非常關鍵的階段。經驗表明，處于這一時期的國家和地區可能出現兩種發展前景，一種是重視引進、消化、吸收上積累自身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能力，最終實現自主技術創新，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社會進步，順利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如韓國、臺灣；一種是滿足于技術引進的短平快、拼資源、拼勞力和資本依賴，不重視技術能力的開發，導致經濟徘徊不前，甚至社會動蕩不安，如南美一些國家。在這樣的環境下，通過實證的方法研究中國的基礎科學研究、技術進步以及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具有一定的意義。
1 科技與經濟發展
科學技術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作用可以追溯到李斯特[1] 的研究：“每個國家的現在是建立在以前的發現、發明的改進、完善和應用基礎之上的，這些構成了現在社會人類可資利用的智力資產，而每個國家現在的生產率和它能夠獲得和使用的智力資產以及增加這些智力資產的能力密切相關”；“不存在與物理、機械、化學、數學、工業設計等科學無關的工業；在科學研究中也沒有任何發現、發明和過程不會對工業和生產產生任何作用，因此在制造業發達的國家里，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般也很普及。”
縱觀發達國家的發展軌跡，不難發現英國的崛起依靠的是紡織、煉鐵、航運以及水力等工業部門生產技術的革命，美國的發展則是依靠石油、鋼鐵和電力等主導產業部門生產技術的進步，德國19世紀末化學工業部門的發展則是第一個以科學研究為基礎實現追趕的工業部門[2]。narin等的研究表明，近年美國的公共科學研究和產業發展之間的聯系不斷增強，最近oecd的一份報告也指出“在知識社會中，產業發展和科技進步之間的關系在不斷強化”[3]。
創新是連接科技與經濟的重要因素，對于20世紀末的后來者來說，他們沒有機會在新的產業中進行重大創新追趕甚至超越發達國家，而只能沿著發達國家的技術路徑進行模仿和學習。dosi[4] 等通過對比研究韓國、臺灣與巴西、墨西哥的追趕過程發現，60年代的韓國、臺灣還落后于巴西和墨西哥，然而90年代他們成功的追上了發達國家，而后者卻仍停留在發展中國家的行列。rapini研究發現韓國和臺灣的發展中存在以下明顯的特征：科學產出和技術產出之間高度相關，其科學水平和技術能力是同步增強的；同時經濟增長和科技產出之間也存在高度的相關性。他們并不是如逆向的線性模型（注：指一些學者推斷發展中國家的科技與經濟發展有別于發達國家“基礎科學資源配置—技術進步—經濟發展”的模式，而是呈現“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基礎科學發展”的逆線性模式。） 所說，等到經濟發展了才去增加科技的投入，在他們追趕的最初階段就已經非常重視科技資源的分配。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bell和pavitt[5] 的研究指出，考慮到技術創造和變革中的知識需求，現代社會生產能力和技術能力之間的差距無法自動逾越，因此單純依靠外來的技術建立大規模的工廠并不能提高技術引進國的技術能力，積極的學習對于克服后發劣勢非常重要，起步階段模仿的作用非常大。cimoli和dosi[6] 指出，把技術引進和學習結合起來后，從模仿到創新只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模仿的效果和內在的技術能力有關，起步階段和追趕過程中都需要一個較強的技術吸收能力。
2 基礎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
中國的傳統文化里有技術而無科學，中國古代的發明大多為技術而非科學，真正的科學觀念沒有深入人心，而我們常說的科技一詞很容易使人們忽視科學與技術的區別。嚴格來講，科學和技術是兩個不同的研究主體。按照國家創新系統的理論，一般來說大學和研究機構負責科學研究，而企業專注于技術開發。區分科學與技術對我們研究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問題有很大幫助，因為在發達國家中科學與技術之間的相互作用較好，在成為科學強國的同時也成為技術開發的強國和經濟強國，這種情況在發展中國家卻不成立。由于起步階段科學技術非常落后，急欲發展經濟的發展中國家大多數對技術相當的重視，基礎科學研究則更多的是和關系國家經濟軍事安全的學科聯系在一起，對和產業技術開發密切相關的基礎科學研究支持不足。
pavitt[7] 在研究“為何基礎研究對于經濟發展很重要”時指出，基礎研究越來越重要不僅是因為它是技術進步的直接來源，而且它是對科技人員的一種很好的科學訓練，可以提高其科研技能，同時科學成果也常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應用。rosenberg[8] 在討論企業緣何從事基礎研究時指出，基礎研究是進入信息網絡的“入場券”，正如cohen和levinthal[9] 討論研發的兩面性(創新和學習)時所說的這是一種開發吸收能力的有效方式。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在發展的最初階段科學研究的主要作用在于創新過程中的學習，隨著一個國家的發展和進步，r&d過程中學習和創新的程度會有所變化。
除了增強技術吸收能力以外，科學研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還扮演了另外幾個重要角色：
(1)科學研究相當于一個“探測儀”，的科學研究可以探測國外科學研究的進展以及可資利用的科技資源，可以檢測到對本國經濟發展可能有用的新技術。因此，即使在暫時無法介入的行業中保持一定科學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2)國家的科研能力的提高是產業發展的支持和保證，它為進入和發展關鍵產業提供必要的知識。perez和soete[10] 指出，公共的科學研究降低了新興行業的進入門檻，是抓住機會窗口進行追趕的必要條件。(3)科學知識和增長之間還存在更加微妙和復雜的關系，如科學進展改善了國民的健康狀況。(4)現在的技術創新主要產生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引進和模仿必須考慮技術在新的環境中(國家發展階段、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人口結構等)的適應性而進行改進，在一個技術發展越來越依靠科學的時代，這個技術改進過程包含了更多的科學內涵。
對于科學和技術的關系，不同的學者得出不同的結論。rosenberg認為科學是外生的，技術領先于科學；klevorick等則指出，基礎科學研究為產業的技術創新提供了“技術機會”。因此，企業非常重視追蹤大學和科學機構的研究進展。當然對于不同的工業部門來說，基礎研究提高技術創新能力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事實上在知識經濟社會中，技術發展越來越依賴于科學的發展，技術范式的變革由科學推動的作用更加明顯。而技術的發展對于促進科學研究的作用也日益顯著。nelson和rosenberg認為科學和技術之間存在強烈的相互作用，科學研究既是技術發展的“先導”，同時又是技術發展的“追隨者”?？茖W的技術化和技術的科學化發展趨勢，使科學進步與技術進步互為前提，互相推動，促進了科學技術連續體的形成。
科學和技術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要，但其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具有不同的特征。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停滯和低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就是科學和技術之間不能協調發展。bernardes和albuquerque[11] 對120國家的實證研究表明，經濟水平越發達，科學向技術轉化的轉化效率越高。
3 實證研究
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都表明科學技術對經濟發展貢獻顯著，而眾多國家的實踐經驗也很好的驗證了這個結論。然而在我國到底科學技術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這種促進作用的潛力還有多大，我們通過何種方式可以更大的挖掘這種潛力促進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這是我們感興趣的問題。從前人的理論研究可以看出，科學和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這種促進作用又不是一種簡單的確定性函數關系，而且我國人口眾多，各地區發展水平差異很大。我們希望通過對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連續的樣本數據進行分析，發現隱含在數據背后的統計關系。
3. 1 數據收集和處理
我們選擇了中國除香港、臺灣、澳門、重慶(在所選時間段內，行政劃分有所變動，造成各項數據統計口徑的不一致，故沒有入選)外的30個省(市、自治區)1992-2002年間發表的人均國際科技論文數量(以后簡稱人均論文，用pp表示)、人均國內授權專利數量(以后簡稱人均專利，用pt表示)以及人均gdp(用gdp表示)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注：由于筆者數據搜集的條件所限，這里的數據為1992-1994，1997和1999，2000-2002三個時間段共8個年份的數據。數據來源為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國際科技論文(ei，sci，istp三大檢索系統收錄)用來衡量基礎科學研究水平，科技論文是一個最為常用的表征基礎科學研究水平的指標，然而由于國內發表的科技論文水平和質量參差不齊，我們選擇國外三大檢索收錄的科技論文數作為衡量指標，它代表了該地區高水平的科學產出，是眾多衡量指標中較為滿意的一個。某一地區的技術水平用人均專利產出來衡量，這也是衡量產業技術能力的一個最常用指標[12]。人均gdp則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最為方便的指標，考慮到通貨膨脹和價格變動的影響，我們用工業品出廠指數(1985=100)對人均gdp數據進行了平減。當然，科學、技術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這三個指標無法反映出三者關系的全貌，但作為科學研究的探索，無疑可以為我們提供非常有益的參考。
3. 2 基于panel data的固定效應模型
本文的研究范圍為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水平，因此是基于“省份-時間”的數據組合，建立固定效應影響的模型進行估計。30個省的資料基本上反映了中國科學、技術與經濟問題的全貌，然而不同省之間由于經濟、科技實力又存在著區域差異，固定效應模型可以較好地反映這種差異。此模型與單獨的截面數據模型或時間序列模型相比，不但可以描述某一時期樣本數據的規律，還可以觀察隨著時間產生的變化，更好的捕捉科學和技術交互作用的影響?；谝陨蠑祿?，我們用最小二乘虛擬變量模型(lsdv)建立了下面這個一般的線性panel data模型：
gdp[，it]=eα[，i]+β[，1]pp[，it]+β[，2]pt[，it]+μ[，it]
i=1，2…30，t=1，2…8
其中gdp[，it]，pp[，it]和pt[，it]是第i個省在1992-2002年間第t年的人均gdp，人均國際科技論文和人均國內授權專利觀測值向量；μ[，it]是隨機干擾項8×1向量；e是8×1單位向量，α[，i]是待估計參數，它反映了不同省份之間的個體影響。在應用eviews3.0軟件的分析中，我們采用了white一致性標準差和協方差以減少由于截面數據造成的異方差影響，回歸結果見表1。
表1 無交叉項的回歸結果 自變量 因變量gdp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pp 0.016352 0.006262 2.611031 0.0095
pt 0.134681 0.019732 6.825603 0.0000
pp×pt fixed
effect(略)
r-squared 0.888487 mean 0.234298
adjusted dependent var
r-squared 0.871867 s. d. 0.164200
s. e. of dependent var
regression 0.058777 sum squared 0.718575
resid
f-statistic 1657.250 durbin- 1.642963
watson stat
prob 0.000000
(f-statistic)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調整后的r[2]等于0.8885，表明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dw值為1.6429，根據判定法殘差序列基本不存在自相關，從整體上講該模型的效果不錯。
從回歸結果來分析，科學水平和技術水平的提高均會顯著地促進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然而基礎科學研究和技術進步對于經濟發展的貢獻存在很大的差異。人均科學論文每增加1個百分點，地區的人均gdp可上升0.016個百分點；人均擁有的授權專利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該地區的人均gdp可上升0.134個百分點，由此可見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要遠遠大于基礎科學研究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分析原因，主要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技術引進和二次創新獲得成功的，基礎科學研究能力還很薄弱，由基礎科學研究開始進行技術創新進而產業化的源頭重大創新能力在大部分領域中還不具備。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雖然科學和技術是兩個緊密聯系的主體，但基礎科學研究和產業技術能力二者是不同的主體完成的，基礎科學研究水平到技術能力的建立不是自動發生的。國外的經驗表明科學和技術水平相互促進和提高，科學和技術的良好互動可以進一步促進經濟水平的提高；反之，很可能會阻礙經濟的健康發展，這種情況在科技實力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中較為常見。因此我們對模型進行了修正，考慮了科學和技術相互作用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修正后的模型為：
gdp[，it]=eα[，i]+β[，1]pp[，it]+β[，2]pt[，it]+β[，3]pp[，it]×pt[，it]+μ[，it]
i=1，2…30 t=1，2…8
其中pp[，it]×pt[，it]反映了科學和技術的相互作用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其他各項含義同模型1?；貧w結果見表2。 表2 有交叉項的回歸結果 自變量 因變量gdp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pp 0.069491 0.011837 5.870763 0.0000
pt 0.135956 0.017232 7.889929 0.0000
pp×pt -0.012114 0.002327 -5.205433 0.0000
fixed effect
(略)
r-squared 0.912233 mean 0.234298
adjusted dependent var
r-squared 0.898665 s. d. 0.164200
s. e. of dependent var
regression 0.052270 sum squared 0.565559
resid
f-statistic 1075.756 durbin- 2.092203
watson stat
prob 0.000000
(f-statistic)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修正后的模型調整后的r[2]為0.8986，表明模型的擬合效果優于模型1；dw值為2.0922，根據判定法殘差序列不存在自相關。各方面來看，模型2都更好地反映了數據間的關系。
對比兩個模型的回歸結果我們發現，在模型2中考慮了交叉項的影響之后，回歸的結果和模型1產生了很大的變化。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有所增強，人均授權專利的系數從0.1347上升到0.1359，即人均擁有的授權專利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該地區的人均gdp可上升0.1359個百分點。人均科技論文的系數變化很大，從0.0164變為0.0695，新增交叉項的系數為-0.012，這說明在模型1中由于沒有考慮科學和技術的相互作用影響，明顯的低估了基礎科學研究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產生這個結果的原因是，在我國科學和技術的相互作用機制不夠健全，在一定的技術水平下，基礎科學研究水平的提高反而影響了經濟水平的進步。
以上的實證結果表明，中國科學與技術的相互作用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與經典的理論不符，與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亦不一致。造成這個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的基礎科學研究以高校和政府的研究機構為主體，財政撥款始終是基礎科學研究資金的主要來源，科學資源分配制度也不盡完善，造成長期以來基礎科學研究與產業技術發展脫節，與經濟發展脫節。因此，基礎科學研究的提高消耗了社會的科技資源，卻沒有對社會的經濟發展產生相應的貢獻。改進這一狀況，從短期來講就要促進企業和科研機構之間的交流合作，促進基礎科學和產業技術的相互作用關系；從長期來看，則要繼續推進科技管理體制的完善。
此外從實踐上來看，我國企業的規模較小、技術水平較低，大多數企業是依靠引進-模仿的方式建立最初的技術能力。雖然經過了近年來的迅速發展，大多數企業仍不具備自主研究開發核心技術的能力；我國的工業尤其是制造業總體基礎較弱，不可能采取一步到位的發展路子。我國近幾年的成功實踐也是由于成功地實現了適合我國國情的“引進——改進——創新”的二次創新過程，更注重硬件設備和生產線的引進，長期不能形成自主的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而只能完成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組裝、制造等環節。中國的企業雖然已經進入產業鏈條，但是處于低附加值的環節。但是那些成功實現追趕和跨越的國家經驗之一就是，他們更注重引進專利、技術許可證等軟技術，較少引進生產線等硬件設施；注重引進國外處于研究開發階段后期、尚未商業化的技術，這樣能使他們快速形成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走上自主創新之路。在日益開放的國際環境下，我們有更多的途徑和方式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科技成果。但是，僅僅依靠引進技術是無法滿足我國自身發展對科技的需求的。實踐一再證明，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技術創新能力是買不來的。中國科技進步必須牢牢建立在自主創新的基礎之上，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資源，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4 結論和建議
從上述研究可以看出，總體上來說我國各省(市、自治區)的科學、技術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遠遠大于基礎科學研究所起的作用?；A科學研究有待于和產業技術發展進而和經濟發展更緊密地結合起來，而技術進步需要和基礎科學研究相結合，完成從二次創新到一次創新地轉變，形成自主創新能力。具體分析30省市的數據可知多數省市的科學研究、技術能力以及經濟發展還停留在一個比較初級的階段，三者的和諧發展將有助于我國科學技術和經濟實力的進一步提高。從理論分析的角度看，較為理想的情形是基礎科學和技術進步緊密的結合起來，二者對經濟發展起到直接的促進作用，同時二者的相互作用對經濟發展也起到非常重要的正面影響。面對現狀，我們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改變：
(1)在保證科技財政投入總量的基礎上，建立合理的科技管理決策機制，完善科技資源分配制度，改革科技成果評價制度。我國科技管理體制改革進展較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科學技術的生產和轉化有其自身的特點，科學技術的基礎性和公益性決定了科學研究機構不能像企業那樣成為自負盈虧的主體。因此探索構建適合我國的科技發展戰略、政策及其組織結構和運行機制成為一個關系科技和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
【關鍵詞】國民經濟 科學發展 民生理念
新時期，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理念，又提高到了一個新水平。順應各族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國民經濟緊緊抓住發展和民生兩大主題，在又好又快發展中，特別重視社會建設和民生問題，豐富和突顯了科學發展的民生理念。
經濟發展根本目的上：突出“民富”和“共富”
近年來，國民經濟堅持“又好又快”發展的理念，在經濟總量增加、經濟穩定持續快速增長的前提下，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城鄉居民收入快速增長。但社會財富分配中存在的兩大問題仍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一是收入分配格局中，國家和企業分配偏多，居民分配偏少。據國家統計數據，2005～2009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2005年的17.11%提高到2009年的20.12%，而城鄉居民總收入占GDP的比重從2005年的44.97％逐步下降為2009年的42.15％?？梢?，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僅沒有提高，反而呈逐年下降之勢。在國家、企業、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國家和企業分配偏多、城鄉居民分配偏少的局面沒有改變。
二是社會群體間收入分配差距懸殊。首先，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統計數據顯示，2006～2009年間的城鄉居民收入之比仍呈上升之勢，始終在3.2倍以上波動上升，比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2.5倍左右有顯著攀升。雖然，2010年是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人均純收入年增長率達14.9%，然而，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僅為5919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達19109元，城鎮居民收入為農村居民收入的近3.23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狀況仍沒有明顯改變。其次，不同社會群體之間收入差距懸殊。統計數據顯示，城鎮居民高收入戶收入是低收入戶收入的3.5倍左右（如果將那些無法統計的不規范收入計算在內，城鎮居民內部收入差距會更大），農村居民高收入戶收入是低收入戶收入的7倍以上，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居民內部不同等級收入戶的收入差距顯著。數據表明，目前城鄉和社會各階層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依然很大，縮小收入差距的任務還十分艱巨。
民富、共富是社會主義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國富民窮”、收入分配懸殊都不符合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及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根本目的。新時期，要基于民富共富是目的、國富是手段的關系，致力于促進由國富向民富和共富轉變，通過健全收入分配調節體系和調整國家、企業、個人間的分配關系，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明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扭轉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趨勢，讓經濟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這就將國富與民富、共富目標統一起來，將增加國民經濟總量與“還富于民”和共同富裕結合起來，將重視財富分配提高到與國民經濟增長同等重要的地位，突出“藏富于民”和共同富裕的理想。
經濟發展速度上：突顯民生方向和民生基礎
國富是民富和共同富裕的基礎，增加經濟總量、保持國民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仍是硬道理。解決當前經濟發展中面臨的矛盾和問題的關鍵在于發展。但發展太快會使經濟面臨巨大風險，發展太慢就等于沒有發展，一時發展既不利于化解現實經濟發展中的各種矛盾，還可能激化這些矛盾。在這里，適度的快速度對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鑒于當前國民經濟發展速度過快、經濟過熱以及就業壓力較大的實際，未來5年，我國經濟增長預期目標調低為7%，比前幾年為防止經濟過熱和應對世界金融危機所提出7.5%的年均增速減了0.5%，比近幾年11%的實際增速低了4%。新時期國民經濟發展目標速度的變化，反映了我國力轉多年來經濟快速增長態勢、協調人口與資源環境矛盾、健全收入分配格局、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決心。但與此同時，在我國目前經濟總量進一步增加、經濟發展基數增大的情況下，7%仍然是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這既有繼續應對世界金融危機影響的考慮，又有滿足擴大就業需求的思考，還有對分配物質基礎的考量?？傊?，國民經濟年均增長速度的變化，突出了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好”與“快”的統一，既明確了民生方向，又強調了民生的物質基礎，突顯了保障和改善民生。
經濟發展結構上：突顯促增長、保民生
經濟結構是國家經濟的核心和根本。從我國經濟運行看，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結構、分配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等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成為約束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重要瓶頸。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必須優化經濟結構。
近年來，我國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面雖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績，但投資仍是經濟增長的第一拉動力，服務業產值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單位產值的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差距仍然較大。①面對國際國內經濟環境對調整經濟結構形成的巨大壓力，要順應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的要求，繼續以調整經濟結構作為主攻方向，致力于分配結構、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和區域結構調整，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構建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投資、出口、消費協調拉動轉變，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向依靠科學技術、勞動者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轉變。
新時期把經濟結構調整作為重要任務，既著眼于增強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可持續性和內生動力，又著眼于進一步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既著眼于調結構、促轉型、增后勁，又著眼于保增長、保穩定、保民生，其民生主題是非常鮮明的。
經濟協調發展和成果共享途徑上：切實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基本公共服務具有多重經濟效應。它不僅影響當前生產，而且制約生產進一步發展的潛力；不僅影響收入分配結果和收入水平提高，而且制約消費水平和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數?；竟卜盏亩喾N經濟效應使之與增加經濟總量、促進落后地區發展、縮小收入差距、實現民富和共富目標緊密聯系在一起，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民生狀況改善的重要因素。正因如此，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成為協調區域和城鄉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以及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必由之路。
通過不斷努力，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取得了巨大成效：城鄉免費義務教育全面實施，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實現了全覆蓋，失業、醫療、養老等基本保險覆蓋面不斷擴大，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公共就業服務和保障性住房供給能力不斷增強，基本實現縣縣有文化館圖書館、鄉鄉有綜合文化站，廣播電視覆蓋全部行政村和20戶以上已通電的自然村。但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仍存在不能滿足社會需求、城鄉和區域之間差異巨大、困難群體和低收入群體基本公共服務權益還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等問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還需付出巨大努力。
順應經濟發展和促進民生改善的要求，新時期應聚焦于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和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著力完善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住房保障等制度安排，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責，提高政府保障能力，努力創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式，從經濟協調發展和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的途徑上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
經濟發展方式上：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經濟發展方式不僅作用于短期經濟發展，而且嚴重制約著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和當前重大民生目標實現。雖然我國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經濟發展方式并未根本轉變，資源環境壓力巨大、經濟結構性矛盾突出、科學技術創新能力不強、收入差距懸殊、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數量龐大、農村基礎薄弱和發展滯后、內需嚴重不足等問題，使國民經濟仍面臨轉變發展方式的嚴峻挑戰。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期、改革發展的攻堅期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順應基本國情和新的世界形勢，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為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的緊迫而又重大的戰略任務。要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努力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實質進展。
新時期要明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經濟發展的主線和主攻方向，緊緊圍繞經濟增長和民生改善兩大主題，將經濟發展動力置于擴大內需、創新科技和深化改革開放上，把轉變發展方式的著力點放在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上，既努力解決經濟發展的持久動力和增強競爭力問題，又努力縮小收入差距、擴大第三產業比重、實現人與環境統一，從而突出經濟發展的協調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突顯國富、民富和共富的物質基礎，彰顯民富和共富的民生理念。（作者單位：四川農業大學政治學院）
Abstract： Enterprise college is a joint college established by college and enterprise on the basi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group to realize the mutual benefit.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whole process and whole staff.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college，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ilemma of enterprise college and the solution.
關鍵詞： 企業學院；困境分析；解決實踐
Key words： enterprise college；dilemma analysis；solution practice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7）01-0199-02
0 引言
在現今強調畢業生實踐能力的環境下，高校也同企業間積極開展聯合，通過多方面的深入合作建設企業學院。同傳統的校企合作不同，企業學院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校企間聯合的更為緊密，能夠在實現人才培養的同時最大程度發展雙方特色。而在企業學院開展當中，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問題，對實際學院開展效果產生了一定的不利影響，需要及時做好問題的把握與解決。
1 面臨的困境
1.1 綜合效益不明顯
在企業學院中，其利益驅動力由經濟、人才以及邊際幾方面效益組成，而在現今企業學院發展中，綜合效益疲軟情況較為突出，并因此對學院未來發展產生影響：第一，人才效益方面，雖然做好人才的培訓是企業學院開展的重點目標，而在市場經濟社會當中，畢業生就業并非僅僅是校企雙方的意愿，校企契約也不會對畢業生的崗位選擇進行左右。人才效益的穩定性缺失，將對企業學院建設積極性產生較大影響；第二，經濟效益方面，企業學院在建設當中投入較大，如果企業實力較弱，將根本無力承擔，并因此對中小企業的參與度產生了限制。同時，辦學也是一項公益性事業，并不以盈利為目的，這就使得很多企業在投入之后短期效益以及直接受益非常小，或者根本不存在經濟利益，在同企業利潤追求產生矛盾的基礎上對企業的參與主動性產生影響；第三，邊際效益方面，雙方實現企業學院的建立的目的，即要優先獲得高素質人才，但在目前很多學院中，校企雙方的合作也僅僅局限在學生培養方面，而在工藝技能轉變、聯合體建立方面還存在較多的不足。
1.2 運轉機制欠缺
運轉機制也是企業學院發展當中存在的一項主要問題，其主要表現在：第一，溝通機制不健全。雖然校企雙方都派人員參加到企業學院的管理層以及理事會等，但在數量以及人員配比上卻存在著不夠對稱的情況，義務以及權利劃分不均衡情況較為嚴重，且存在議論事機制不完善的情況。由于管理體制方面差異的存在，企業學院同其他院相比往往不在一個體制當中，很可能因該種“孤島”情況的存在使其難以解決辦學當中的問題，校企合理效應不明顯；第二，補償機制未建立。在企業學院建設中，一般都是由企業實現資金的注入，學校實現技術以及資產的投入，如果效益不好，學校方面不會損失什么固定資產，但企業卻存在得不到補償的情況。在該種企業利益無法獲得良好保護的情況下，中小企業將望而卻步，大型企業也可能存在得不到行業支持的情況；第三，缺少制約機制。制約機制體現在運轉后果的約定以及運作行為約束這幾方面。以行政任命的領導層，在具體工作業績方面往往會存在缺少制約以及監督的情況，在沒有形成較強憂患意識的情況下使管理方式存在粗放特征。而高校方面，則會因行政化辦學傾向的存在導致改革具有較為隨意的特點，忽視市場驅動以及產業規律。
1.3 政策存在缺位
在我國，企業學院還處于探索階段，遠遠沒有到達成熟期，在具體實踐當中存在缺少良好參照、經驗模式以及指導準則問題。根據公共產品理論，教育也屬于公共產品范圍當中，即需要以公共政策的方式進行解決。而在公共政策角度，目前還缺少良好的政策環境以及具有約束力的法律體系建設，如職業資格證書授予制度、運轉效益補償政策、企業投入的稅收抵沖政策、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法律義務規定等，學院層面，內部制度以及內部政策方面也存在諸多不完善的地方，并因此對工作開展效果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
2 企業學院發展策略
2.1 促進利益共享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和高校都是具有獨立特征的主體，資源共享只是其合作形式，并不是原動力，兩方開展合作的重要動力是利益層面的共享。因此，實現互惠共贏則成為了校企雙方實現企業學院建設的重要基礎，即將利益作為核心推動力的基礎上實現雙方技術以及資源的集合，在有效形成合作效益的基礎上對以往活力不足以及形式單一的情況進行消除。對此，就需要能夠從以下方面入手：第一，要對以往的合作理念積極轉變，在對雙方利益方面合理訴求承認的基礎上做好企業方面經濟效益的兼顧，在將利益作為合作動力的基礎上將資源共享以及思路實現向利益共享的轉變；第二，要做好雙方優勢以及資源的科學分析，對不同效益預期進行充分論證，在做好利益結合點以及利益點把握的基礎上做好辦學契約完善，在做好辦學行為規范的基礎上做好雙方回報以及產權方式的界定，在做好企業投入風險反彈的基礎上對其利益層面訴求進行滿足；第三，要加強管理創新，在學院建設當中全程堅持相互協作以及全程參與，形成利益生成保證的機制以及體制，根據企業需求做好招生計劃確定，并根據技能要求以及課程內容確定教學方式，在形成利益共同體的基礎上促進長遠發展，堅決杜絕短期行為的發生。
2.2 追求綜合效益
要想實現企業學院的健康發展，也要將以往的單一效益實現向綜合效益的轉變：第一，加強技術合作。要想獲得綜合效益，必須認真做好技術方面的合作。當前，我國很多企業的研發機構比重較低，甚至有企業存在沒有人員參與研發活動的情況。同其相比，高校具有技術、人才集中的優勢，對此，不僅要成為企業相關資源的提供者，也需要成為促進企業發展的動力，在同企業做好技術合作平臺建設的基礎上做好聯合團隊組建，在幫助企業做好相關產品、工藝開發的基礎上做好技術難題解決，在實現科研成果轉化的基礎上逐漸形成創收一體、教學一體的運行機制，更好的滿足企業在技術層面的需求；第二，擴展人才效益。要做好校企生三者間的三方契約，確保這類學生在進入企業就業、畢業證書獲得、資格證書獲得等方面的優先權，確保企業人才效益。不僅如此，也需要為企業技術人員以及職工培訓提供良好條件資源，在使培訓職工、專業教師、技術骨干培養相結合的基礎上將高校形成技術人員的發展平臺。同時，也要積極促進高校教師來到企業，通過“雙師型”專業團隊的建設進一步提升合作效益；第三，推進多元合作。積極優化學院主辦模式，即在實現辦學開放性提升的基礎上引入多家大企業加盟，或在擴充中小企業進入到渠道的基礎上按需組合，以此形成多個利益主體。在學院建設中，校企需要共同做好專業教材以及精品課程的開發，積極申請財政支持項目以及科研課題，即形成多元化的合作方式。
2.3 實現文化跨越
文化是企業學院建設中不可缺少的一項內容：第一，要積極做好跨文化培訓活動開展。通過該方式的應用，能夠有效避免文化沖突的發生。通過培訓，則能夠使雙方在做好對方文化了解的基礎上實現文化差異感知，在對校企文化對接價值產生認識的基礎上形成趨同確認的注意力以及興趣。同時，要積極引導校企雙方人員實現原有文化屬性的突破，即在合作當中不斷適應不同的決策風格以及不同人際關系的把握，在對兩種文化平衡點、共同點把握的基礎上形成良好的文化、心理契約；第二，構建人文文化。在企業學院建設中，需要對企業文化元素積極引進，在建筑、形象設計、產品以及設施等層面體現雙主體特色，不斷實現校企兩種文化的多角度結合。同時，要積極做好團隊意識的提升，在給予企業人員勞動、智慧最大尊重的基礎上聆聽、吸納意見，在形成新型師徒、同伴關系的基礎上形成具有特色的制度以及物質文化；第三，建立對接系統。通過“共同成長”理念的樹立，做好積極管理、領導方式的建立，通過經濟、非經濟激勵措施的應用給予雙方足夠的關懷以及信任，在做好相關人員內在需求滿足的基礎上使企業學院人員形成更高的成就感以及歸屬感。以徐州建筑職業技術學院的龍信學院為例，龍信集團每年投入近10萬元設立龍信獎學金獎勵學習成績和綜合表現優異的學生，對符合學校貧困生條件的學生給予龍信助學金。同時，學校開辟專門空間，展示龍信企業形象，校企共同投入200余萬元建設實驗實訓場所。同時規定了校企雙方回報方面動力機制的建設，更好的促進學院發展與人才獲得。
2.4 實現制度創新
企業學院是現代企業同職業教育的綜合體，還處于一個發展階段，需要以制度的積極創新消除不同方面存在的壁壘：國家層面，要通過融資、職稱、保障、經費以及平臺制度體系的建立將企業納入到教育體系當中，在對高校自主辦學權進行提升的基礎上做好各自權利以及義務的明確，在形成校企合作約束力的基礎上實現雙方積極性的調動，以此使校企合作成為高校管理制度當中的重點組成部分。同時，要積極強化政府投入、調控以及規劃方面職能，做好校企合作相關要素的提供，在實現分類指導、分組管理的基礎上實現外部管理體制完善，不斷降低體制成本；學校層面，要積極建立起能夠促進學院發展的政策體系，建立科學的溝通協調機制，使企業在與各方的合作和交流過程中具有更多的話語權，且制度化形式進行溝通和磋商，還能夠大大提高合作管理的效率。
3 結束語
企業學院是現今實現人才培養的重要方式，對于我國技術人才的培養以及就業環境改善都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在上文中，我們對企業學院困境分析及解決方式進行了一定的研究，需要雙方能夠把握重點，以科學方式的應用共同實現企業學院的優化建設。
參考文獻：
[1]陳顯明.重慶科技學院校企深度合作實現雙贏發展[J].教育與職業，2013（22）：44-46.
[2]茍興功.重慶城市管理職業學院共建企業學院創新校企合作模式[J].教育與職業，2013（16）：111-112.
[3]劉合群，尚娜娜.職業教育公益性視域下校企合作深度融合研究[J].職業技術教育，2011（25）：99-100.
[4]倪勇.高職院校校企深度合作的路徑研究[J].中國高教研究，2011（03）：72-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