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18 17:19:4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社會經濟中的主導性因素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統計學在現代社會經濟中得到廣泛地運用的發展，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和手段。統計學與社會經濟存在著密切聯系。本文通過分析統計學與社會經濟之間的相互關系，從而將統計學更好地運用到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
【關鍵詞】
統計學； 社會經濟； 關系
1 統計學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
統計學在社會經濟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 為收集經濟數據提供必要的方法
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必須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建立經濟數量模型，開展定量分析。因此首先有必要收集必要的經濟數據。經濟統計學給出了各種經濟統計指標的科學定義和計算口徑，給出了具體收集各種指標的方法和途徑。離開了統計學的支撐，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能夠真實反映客觀世界的經濟數據。
1.2 為總結和提煉客觀經濟現象的數量變動規律提供方法
社會經濟的個別現象受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了相當多的偶然因素，只有通過統計的大量觀察法，才能從偶然中發現必然，總結出現象變動的數量特征。微觀經濟學中著名的恩格爾曲線（Engel’s curve）與宏觀經濟學中的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 ，就是通過統計觀察發現數量特征的典型事例。
1.3 為檢驗經濟學理論的真實性和完善程度提供方法論基礎
任何經濟理論都只是相對真理，只能在特定的歷史階段較好地解釋某些經濟現實。因此需要人們利用經濟數據去檢驗這些理論是否能夠與實際情況相符。這種分析被稱為實證分析。實證分析所獲得的新知識常常為實質性學科的研究開辟新的領域，例如消費函數。
2 社會經濟統計研究成果的評價標準
美國著名統計學家Tukey1962年發表了題為“數據分析的未來”的長篇文章，論及對數理統計研究的評價標準。對分析數據工作有無直接作用。是否發明了新的統計方法或者將一些統計方法組合應用于新的領域。對分析數據工作有無間接作用。雖然未發明新的統計方法，但就學科的理論框架進行了有益的探討，為學科的發展、揭示新的方向或思路，或開辟新的研究分支和領域。如費歇在1921年發表的題為《理論統計學的數學基礎》和1925年發表的題為《點估計理論》的文章，雖則并末提出新的統計方法，但其中所提出的概念和理論框架，主導了以后許多年的數理統計學的研究思路影響延續至今。成果的數學水平。解決或推進有統計學背景的數學問題方面有獨到和創新之處。
對于社會經濟統計研究來說，衡量社會經濟統計研究成果也可以有類似的三個標準：
第一，經濟學標準。通過對經濟數據的分析，發現了新的經濟規律，或者是很好地論證和說明了某種經濟現象發展的趨勢和數量變動規律。
第二，對經濟數據分析工作的直接作用。提出了新的經濟指標及其核算方法、發明了新的分析方法或者是將產生于其他領域的方法成功地應用于經濟社會領域，或者是巧妙地結合運用已有的方法等等。
第三，對經濟數據分析工作的間接作用。雖然未提出新的方法，但就學科的理論框架進行有益的探討，為學科的發展、揭示新的方向或思路，或開辟新的研究分支和領域。關于大統計學科的討論等等，經濟統計領域大國民核算體系的提出等等也屬于類似的工作。
長期以來，我國的數理統計學界，采用發展純數學的方法去發展統計學，特別是在成果評價方面，重理論輕實用。這種“政策導向”使許多數理統計學者對實用問題不感興趣。研究內容流于空疏，無補于實際。
我國的經濟統計學界沒有很好地將現代統計方法應用于社會經濟領域，去得到一些非統計專業的經濟學者難以得到的很有參考價值的定量分析結論。因此，難于獲得社會的支持。使學科發展的“良性循環”無法形成。相當一部分經濟統計學論文的統計特色不夠鮮明，不會江統計學深入運用到社會經濟領域。與經濟學其他學科的研究沒有明顯的區別。個別論文甚至只有文字的論述或數學公式的推導，而很少統計方法與統計數據的應用。
3 統計學在社會經濟領域中的正確運用
3.1 堅持統計學的正確方向
對社會經濟進行研究時，需要應用通用的統計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要密切結合有關經濟理論，建立和完善以有關經濟現象為對象的特定的統計方法。因此，搞經濟統計時不能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經濟理論，而應該從我國國情出發，要密切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將研究適合經濟領域特有的統計方法作為研究的重點，同時積極參與重大社會經濟問題的研究，發揮經濟統計學的作用。
3.2 經濟研究最重要的是經濟思想而不是數學公式
不能以數學水平的高低來衡量經濟學家的水平，也不能以運用數學的多少和它的難易程度來作為評判經濟學論文質量高低的標準。我們在對社會經濟進行深入研究時，不能將簡單問題復雜化，不注意問題的實質和方法的適用條件，片面追求復雜的方法和復雜的模型。我們應該找的最佳的方法和手段來解決復雜問題。
3.3 重視社會經濟思想的運用
在肯定數學在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時，需要指出：經濟學不是數學。在經濟研究中，經濟思想是最重要的，數學和計量方法只是體現和執行經濟想法的工具。經濟學的主要領域是靠經濟學知識而不是數學取勝。
【參考文獻】
[1]陳希孺：數理統計學及其與社會經濟統計學的關系[J].中國統計，2001年第7期。
[2]余明江：統計學基本理論問題的再認識[J].商業經濟與管理，2002年第1期。
關鍵詞:高等教育;學科結構;經濟發展;協調;指標體系
本文得到兩個課題的資助:(1)河北省教育科學研究“十一五”規劃課題:“經濟發展與高等教育學科結構關系的模型構建及實證研究”(項目編號:O8020116);(2)唐山師范學院院內科研基金項目:“中國大學生滿意度測評模型及應用研究――基于客戶滿意理論的分析”(項目編號:06C02)
中圖分類號:G52文獻標識碼:A
高等教育學科結構主要是指一所高校乃至一個區域所有高校內各種具體的學科專業所構成的比例關系和方式,包括不同科類高校和學科、專業數量、布點以及相互之間聯系等。高等教育有三大職能: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學科結構是承載它們的一個平臺,反映了科學技術發展和知識進步所形成的學科劃分,關系到國民經濟和上層建筑各部門智力資源結構,同時高等教育的學科結構是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狀況最直接的反映和體現?！笆濉逼陂g,我國明確高等教育發展的重點之一是調整學科結構。而學科結構調整的主要動力,既來自高等教育的內部,也來自高等教育的外部,特別是社會經濟發展對高等教育的迫切需要。對于地方高等教育而言,其學科專業調整應在遵循高等教育辦學規律的基礎上,基于自身的辦學定位,服務面向地方社會區域經濟。明確學科結構調整思路和建設目標,并通過對調整后的專業課程體系構建和課程建設,使培養的人才能夠適應經濟社會的需要,這是提高高校人才培養質量和就業率的根本舉措之一,也是擺在高等教育管理者面前的一項十分重要而迫切的任務。在今天,伴隨各地區高校自主招生、學科調整、專業設置面向地區經濟發展的條件下,科學地協調經濟與教育發展關系,優化高等教育學科結構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高等教育學科結構與經濟發展協調評價指標體系功能及構建原則
1、高等教育學科結構與經濟發展協調評價指標體系功能。衡量高等教育學科結構、經濟發展程度的指標多,關系復雜,特性差異大。高等教育學科結構與經濟發展協調評價指標體系需要具備以下幾個功能:
(1)描述功能。即能夠較深刻、客觀地動態反映高等教育、經濟各領域、各環節、各因素的現狀。通過這些指標既可表征高等教育、經濟子系統內部各因素的對比關系,又可反映高等教育學科結構和經濟發展兩者關系;既有橫截面指標,又有反映動態變化的動態指標;既有高等教育學科結構與經濟發展綜合性指標,又有經濟分項指標;既有學科結構、經濟各自系統內部協調水平的指標,又有兩者之間協調水平作為整體的功能狀態。
(2)一定的解釋功能。這種協調發展指標體系不僅能測量出兩者協調的程度,而且還應提供可以幫助判斷原因的指標。
(3)評價、預測功能。反映指標體系對我們認識已知和前瞻未知具有雙重作用。前者反映在通過經濟、教育子系統各自內部指標評價系統是否優化,以歷史指標評價現在和將來發展的基礎;通過反映經濟、教育外部聯系的中介性指標刻畫兩者在發展過程中外部關系是否協調。后者反映在可以利用歷史、現狀指標在近一階段內動態變化特點輪廓性地預見未來高等教育、經濟各自發展趨勢及協調趨勢,從而為制定對策提供依據。
(4)預警功能。這是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最主要的功能。體現在通過本國、本區域及國際上高等教育學科結構與經濟協調發展的規律研究,找出影響協調發展的主要因素以及相應的數量關系,制定符合實際的指標閾值,作為教育經濟嚴重失調的數量界限及時對決策層發出預警。
2、高等教育學科結構與經濟發展協調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原則。有效的評價一個地區高等教育學科結構與經濟發展協調程度,關鍵在于選擇恰當而全面的指標。在具體選取評價指標時,僅采用一個單項指標或某幾個指標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主觀性;而采取的統計指標過多,又會在具體評價時存在操作上的困難。為此,我們在選擇高等教育學科結構與經濟發展協調程度評價指標時要遵循一定的原則。
(1)針對性原則。高等教育學科結構與經濟發展協調評價指標體系必須針對社會經濟及高等教育學科結構的特點,兼顧兩者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保證選出指標體系的可行性及代表性。
(2)科學性原則?？茖W性原則就是要求高等教育學科結構與經濟發展協調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必須遵循高等教育學科結構調整的基本理論和自身特點,指標的定義、分類、范圍、數據收集、計算方法、權重確定等都要真實、規范、有科學的依據,同時要注意所選指標的穩定性和相關性,要使指標體系成為一個有機的統一體。
(3)導向性原則。高等教育學科結構與經濟發展協調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是為了評價兩者的協調程度,繼而找出兩者間存在的問題,尋求可操作的對策。因此,指標體系的建立應在全面性的基礎上,盡可能選擇具有足夠代表性的綜合指標和專業指標,以便比較準確、簡潔地表述經濟發展和高等教育學科結構協調的狀況,引導人們找出今后努力的方向。
(4)可行性原則。雖然從理論的角度,可以設計出一個較為理想的指標體系,但在實踐中,要考慮到數據采集的難易程度,應盡可能采用量化的指標,以便于操作,避免人為因素影響評價的結果。
(5)可比性原則。為了做到同一地區在時間維度上以及不同地區在空間維度上指標的可比性,高等教育學科結構和經濟發展協調評價指標應使用國際上普遍通用的概念、名稱和計算方法,并在時間上保持指標的相對穩定性,以保證歷史資料的可比性。時間維度上的縱向動態可比反映所評價地區在經濟發展和學科結構協調上的變化趨勢和速度;空間維度上的橫向靜態可比反映所評價不同地區經濟與高等教育學科結構協調性差距。
(6)簡明性原則。高等教育學科結構和經濟發展協調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若面面俱到則可以設計出成百個指標,具體評價時操作起來十分困難。因此,指標的選擇應盡量做到用較少的指標反映目標中關鍵問題,且數據易于收集、針對性高、操作性強。
二、高等教育學科結構與經濟發展協調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本文主要是結合高等教育學科結構和經濟發展的具體特點,將兩者的協調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新興專業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新興專業是指應社會及市場的迅猛發展而設置的,具有良好就業前景,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才需要的專業。新興專業與經濟發展的協調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學科結構與經濟發展的協調程度;二是主導產業相關專業與經濟發展的協調。主導產業是指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上,本身成長性很高、并具有很高的創新率,能迅速引入技術創新,對一定階段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轉換具有重大的關鍵性導向作用和推動作用,對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帶動性和擴散性的產業。高等教育需要優先為主導產業輸送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通過對主導產業相關學科專業與經濟發展協調的考察,也能反映學科結構與經濟發展的協調程度。
遵循上述原則,本文設計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表1)
1、新興專業比率。新興專業比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等教育適應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的程度。計算公式為:
新興專業比率=×100%
2、新興專業在校生比率。該指標反映的是區域高等教育新興專業培養學生數量在全部在校學生中的比重。該比率上升意味著高等教育及時調整學科結構,適應社會需求。計算公式為:
新興專業在校生比率=×100%
3、新興專業在校生增長率。高校為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會不斷地提高新興專業招生數量,該指標反映的是區域高等教育新興專業培養學生數量增長情況。該比率是速度指標,上升意味著高等教育能更快地適應社會需求。計算公式為:
新興專業在校生增長率=
×100%
4、新興專業經費比率。該指標反映高等教育用于新興專業的經費占總經費的比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等教育對新興專業的重視程度,也就反映了高等教育學科結構適應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能力。計算公式為:
新興專業經費比率=×100%
5、新興專業經費增長率。該指標反映新增專業經費增長的情況。該指標值愈大,高等教育滿足社會經濟發展變化愈及時。計算公式為:
新興專業經費增長率=
×100%
6、區域主導產業人才供給率。該指標反映區域主導產業在發展過程中人力資源得到保障的程度。計算公式為:
區域主導產業人才供給率=×100%
7、主導產業相關專業高職稱教師比率。該指標反映主導產業相關專業教師中,副教授和教授的比率。能夠在一定程度反映師資配置的合理程度。計算公式為:
主導產業相關專業教授率=×100%
(作者單位:唐山師范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舒楊.高校學科專業結構調整與人才培養[J].廣西社會科學,2003.4.
【論文摘要】民間非正規金融機構在農村已形成巨大的力量，但由于非正規金融機構存在市場化程度低等缺陷，我國的農村金融制度改革與創新是一種必然，它將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
對于我國農村金融制度的創新問題，國內理論界大致形成兩大思路，一種是堅持政府主導，充分運用現有農村金融的組織體系、存量規模，對之進行必要整合與功能創新，使之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農村經濟結構，充分發揮其在金融體系與農村經濟體系當中雙重主力作用；另一種觀點是要注重發揮“非正規金融”在農村金融制度創新過程中的作用，由于非正規金融與農業、農村、農民具有天然的親和力，其制度安排及其形式更為農戶所樂意接受，這種金融活動更容易嵌入農村經濟的各個層面與過程當中，從而形成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內生因素，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后由農村金融活動的主體——農民來決定最終選擇什么樣的金融上層建筑。
整體上看，持第一種觀點的學者占據主流地位。從我國目前正在實施的農村金融改革過程來看，實際上也體現的是第一種觀點的思路。通過前面的分析得知，我國的農村金融制度改革與創新選擇第一種思路具有客觀必然性，這不僅僅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整體布局的要求，也是充分發揮金融功能，促使小農經濟走向開放，與社會化大生產相互交融的要求。誠然，非正規金融在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目前東南沿海一代的民間經濟能夠在全國率先走過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昔日的非正規金融活動是做出了貢獻的。然而，相對于存量巨大、覆蓋面廣泛的正規金融而言，非正規金融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因而，重視非正規金融在創新當中的作用不能等同于非正規金融取代正規金融的作用。
因此，如何發揮政府主導之下農村金融創新的效率，實現改革的預期目標，就成為問題的一個關鍵。眾所周知，目前我國農村金融的市場化程度很低，而且資本高度稀缺，若采取類似于城市經濟當中“國有股減持”方式將政府對農村金融產權控制力度削弱或取消，放手由市場調節農村金融服務的供給與需求，其后果將是不堪設想的。因此，在政府主導框架之內，通過制度供給的方式激勵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的創新將是一個必然的選擇。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建設新農村的過程當中，政府的一個重要歷史使命就是要不斷弱化千百年來我國農村經濟當中業已形成的“超穩態”的小農經濟結構而不是保留它或者固化它。這也是政府主導之下農村金融創新所要實現的目標之一。
而難點在于，如何保證政府主導創新過程的充分理性，如何克服政府主導創新決策成本過大的問題。在我國二重結構(1996)的社會制度之下，社會的運行過程直接體現為“官”與“民”的對立。這種社會結構的優勢在于政府的意圖能夠迅速地傳遞到社會下層。在現實生活當中，這種運作特征體現為，一旦某個問題引起政府的高度關注，該問題就會立刻進入“解決”的程序當中。然而，這種社會結構的效率要依托于一個全能型的政府以及政府必須事事過問，一旦對某件事情“關注”不夠，就會導致制度安排嚴重滯后，同理，政府調查研究不夠深入，掌握信息不夠全面，其決策也會造成制度供給的扭曲。目前，我國正在實施過程當中的有關農村金融改革的措施就正在面臨這一問題困擾。
一、PERD系統及區域PERD協調發展模式
(一)PERD系統
PERD系統是指以人口(P)、環境(E)、資源(R)與發展(D)四個問題為中心，由形成PERD問題的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并在一個具體的區域內復合而形成的一個緊密聯系的統一體。研究解決PERD問題，不能孤立地研究某一方面問題，而應將人口、環境、資源與發展四個問題及其形成的因素，結合不同的地域，系統地納入一個統一的框架內進行全面的研究，局部的問題納入全局中協調解決，共同達到協調發展的目的。例如：我們研究人口數量時，只有把人口數量與區域環境、資源、經濟和社會發展，及人口本身的年齡結構、性別結構、文化構成等問題聯系起來，人口數量的分析才具有現實意義。當人口數量與上述因素之間的關系協調時，人口數量就不是―個大問題；反之，如果它們之間的關系不協調，人口問題就成了―個重大問題。
(二)區域PERD協調發展模式
1．區域PERD協調發展模式。區域PERD發展模式是指在一定空間和一段時期內，人口、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系統發展的總的方式。區域PERD協調發展模式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人口增長模式：人口總規模維持在資源、環境與經濟的承載能力之內；勞動適齡人口增長與社會勞動力的需求相適應；老年人口的比重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保持人口增長過程的穩定性；人口生育政策與政策實施的可行性相適應等。(2)環境保護模式：保持區域生態環境向良性循環方向轉化。(3)資源利用模式：資源更新速度與資源利用規模和速度相協調；保持生物資源的多樣性等。(4)經濟與社會發展模式：經濟增長速度與滿足人民需要和增強區域綜合實力相適應；宏觀經濟結構與區域資源結構、環境結構、經濟發展階段相協調；主導產區突出、區域經濟競爭力加強；社會文化、教育、衛生、體育等事業的發展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等。(5)區域開發模式：保持區域發展空間結構的優化，工業、農業、交通、城市等合理布局，并且它們之間在功能關系上相互協調。(6)時間推進模式：保證區域PERD協調發展在時間發展階段上的循序漸進。
2．合理選擇區域發展模式。影響區域發展的因素很多，而且也存在著明顯的地域差別。不同區域的協調發展模式由于區域PERD的狀況不同而千差萬別。PERD問題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系統，任何一個因素的變動必定影響其他因素的變動。另外，在區域發展實踐中，發展模式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融共同發生作用的。所以我們應根據區域PERD發展的客觀實際，合理選擇區域發展模式，并根據事物的動態變化及時轉換發展模式，從而在總體上引導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二、區域PERD協調發展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評價指標體系是指由若干個相互聯系的評價指標組成的有機整體，它可以全面、系統、科學和準確地反映一定時期內區域PERD多個側面的變化特征和發展規律。評價指標體系作為一個系統，其結構和組成要素的科學組合會直接影響系統功能的發揮。區域PERD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必須要對其結構和評價指標的組合進行科學研究，才能建立一套科學的區域PERD綜合評價體系。
(一)構建區域PERD協調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應遵循的原則
1．科學性原則。指標的設計應該科學，指標的選取應該符合區域PERD評價的需要。區域PERD協調發展模式既是一個理論上探討的問題，同時也是實踐中的問題，涉及PERD的相關指標的定義、計算方法等不能離開PERD及其相關概念的基本理論，每一個指標的名稱、定義、解釋、計算方法、分類等要講究科學性和規范性。
2．全面性和系統性原則。全面性是指標的選擇應盡可能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分析對象的全貌。系統性是指標體系中的各指標間要具有一定的內在聯系，而不是雜亂無章的羅列。影響區域PERD的因素很多，這些因素構成了一個綜合的系統。它是一個多層次的動態系統，對區域PERD的認識和評價應遵循相應的全面性和系統性原則：(1)區域PERD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必須充分體現區域PERD的各個方面及其之間的關系，從PERD的全過程出發，全面反映影響PERD的各種因素，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區域PERD的全貌，盡力滿足為客觀地評價區域PERD現狀所提出的全面性要求。要充分考慮到不同區域之間的差異和PERD不同子系統之間的聯系，既要有反映不同區域PERD差異的指標，也要有反映子系統聯系的指標，以保持指標體系之間的完整性和全面性。(2)區域PERD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必須重視PERD因素的系統結構關系，要將人口、資源、環境與發展四個問題及其形成的因素，結合不同的區域聯系起來，系統地納入一個統一的框架內加以系統研究，以滿足客觀評價區域PERD的系統性要求。
3．簡潔有效原則。指標體系并不是包含的指標越多就越全面。在設計指標體系時，要根據實際情況力求精簡，要盡可能地篩選并刪除一些可有可無的指標。
4．敏感性原則。在構建指標體系時要注意指標的敏感性。指標應能比較敏感地反映分析對象的變化，有些指標雖然在理論上講是合理的，但由于客觀環境或條件發生了變化，或受到某些因素的制約，往往不能顯示出客觀事物的實際狀況。
5．可行性原則。指標的選擇要注意可行性。指標的設置要有利于資料的取得，即選取指標時應該兼顧全面性和數據的易得性兩方面因素。盡可能利用現存的各種統計數據，選擇主要的、基本的、有代表性的綜合指標作為量化的計算指標。
6．動態性和穩定性相結合原則。指標的選擇要堅持動態性和穩定性相結合。既要有反映目前的指標，也要有反映變化的動態指標。對區域PERD的認識和評價是一個動態過程，隨著相關因素的變化和發展，各個評價因素所發揮的作用會增強或減弱。由于人口、資源、環境與發展的大環境存在著不確定性，因此其評價體系應遵循動態原則。如發生重大的政策、技術、社會、經濟等其他變化，區域PERD的評價體系也應隨時作出相應的調整。但是指標體系應該在一定的時間內保持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
以便于對比分析區域PERD的發展變動狀況。
7．定性與定量相結合原則。定性評價是采取經驗判斷與觀察的方法，其評價結果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不確定性和主觀性。定量評價是采用量化的方法，其評價結果往往帶有局限性，評價不容易深入。將定性和定量評價相結合，可以彌補各自的不足，達到較好的評價效果，從而建立科學的區域PERD評價體系。任何事物都具有質的規定性和量的規定性，但對于一些在目前認識水平下難以量化且意義重大的問題，可以用定性指標來描述。
(二)區域PERD協調發展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成框架
1．區域PERD協調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框架。每一個評價指標都可以從一個側面評價區域PERD的變化狀況，但由于各個評價指標的類型、性質不同，其評價的功能也不同。因此，要形成對區域PERD的綜合評價，必須通過評價體系對評價指標進行科學組合，發揮其整體的評價功能。建立指標體系，常用的一種方法就是首先將目標分成具體的目標層和準則層，然后再細分成更小的、可以建立指標的小系統，通過對這些小系統建立指標，從而確立整個指標體系(見圖1)。
2．區域PERD協調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的內容。區域PERD協調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的內容包括三個層次：(1)人口、資源、環境、社會經濟與外部系統五個方面的指標體系；(2)五個方面的指標體系交互作用形成24個方面的子指標體系；(3)24個方面的子指標體系的每一單個指標。
(1)人口系統指標。1)PP人口系統內部結構指標：人口數，勞動適齡人口數，老齡人口比例，學齡人口比例，育齡婦女文化程度，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人口性別比例等。2)PE人口環境系統指標：環保事業從業人員數等。3)PR人121資源系統指標：從事地質普查及各種資源勘探的勞動力數量，水利業從業人員數等。4)PD人口社會經濟系統指標：各行業勞動力人數(如：農林牧漁業、工業、建筑業、金融保險業、房地產公共服務業等行業的勞動力人數)；各產業勞動力人數等。5)PO人121外部系統指標：勞動力輸出數量及構成等。
(2)環境系統指標。1)鄖環境系統內部結構指標：生態環境狀況，大氣質量水平，水環境質量水平和固體廢棄物堆放量等。2)EP環境人口系統指標：各種人均環境指標，如人均綠地面積、城市人均綜合用地等。3)ER環境資源系統指標：環境對資源的損害指標，如地下水污染、海洋污染、海水入侵面積、耕地鹽堿化面積和開采礦產塌陷地面積等。4)ED環境社會經濟系統指標：單位環保資金效益指標。5)EO環境外部系統指標：各種污染物輸出等。
(3)資源系統指標。1)RR資源系統內部結構指標：各種資源儲量及構成，各種資源利用率等。如水資源總量、水資源利用率、耕地面積、土地利用率、煤炭儲量、石油儲量和森林資源量等。2)RP資源人口系統指標：各種人均資源指標。如：人均耕地、人均煤炭資源量、人均森林資源量、人均水資源量、人均石油資源量和人均其他礦產資源量等。3)RE資源環境系統指標：環境使用資源量指標，如環境用水量等。4)RD資源社會經濟系統指標：資源可供社會經濟用量。如可供工業用水量、可供農業用水量、煤炭資源年開發量、石油年開采量和天然氣年開采量等。5)RO資源外部系統指標：各種資源輸出指標。
(4)社會經濟系統指標。1)DD社會經濟系統內部結構指標：歷年三次產業結構比重，工業部門結構，主導產業所占比重，區域競爭力，國民收入使用額，積累率，經濟發展速度，資金產值率，資金利稅率和經濟發展過程的波動狀況等。2)DP社會經濟人口系統指標：各種人均社會經濟指標。如人均GDP、人均鋼鐵產量、人均糧食產量、人均石油產量、人均棉花產量、人均主要工業品產量、人均服務設施擁有量、人均服務人員擁有人數、城市居民消費水平和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等。3)DE社會經濟環境系統指標：環保資金投入量，廢水排放總量，廢氣排放總量，固體廢棄物排放總量，萬元產值廢水排放量，萬元產值廢氣排放量和萬元產值固體廢棄物排放量等。4)DR社會經濟資源系統指標：地質勘探資金投入量，各種礦產資源探明儲量增量等。5)D0社會經濟外部系統指標：資金輸出，各種產品輸出數量及構成等。
(5)外部系統指標。1)OE外部系統環境系統指標：各種外部污染物流入量及構成等。2)OR外部系統資源系統指標：各種外部資源的輸入量及構成等。3)OD外部系統社會經濟系統指標：外部資金輸入數量等。4)OP系統環境人口系統指標：外部勞動力輸入量及構成等。
3．區域PERD協調發展的綜合評價方法。綜合評價方法也稱多變量綜合評價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將多個指標轉化為一個能夠反映綜合情況的指標來進行評價。在評價過程中，一般要根據指標的重要性進行加權處理。評價結果是以指數或分值的形式表示被評價單位的“綜合狀況”。
綜合評價的步驟：(1)確定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這是進行綜合評價的基礎和依據，也是綜合評價科學性的關鍵。指標的選擇方法有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兩類。定性方法中常用的、效果較好的方法是專家評判法。專家評判法是通過研討會或征詢意見的方式，集各位專家的智力優勢和經驗來選擇指標。定量方法有試算法和通過相關系數并借助于系統聚類法來對指標進行選擇。不管使用哪一種方法，都要根據理論和經驗及指標在歷史資料中的表現加以確定。在指標選擇余地較大時，要從類似的指標中刪除個性不太強的指標，以簡化指標體系，減少分析過程中的計算工作量。(2)搜集指標數據，并對不同計量單位的指標數值進行同度量處理，以消除量綱的影響。消除量綱的方法目前常用的有相對化處理、函數化處理和標準化處理三種方法。(3)根據指標的重要性確定其權重。指標權重的確定方法有定性賦權的專家評判法、定量賦權的指標比較法和比率標度法等。實際中常常將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結合運用來確定各指標的權重。(4)對經過加工處理后的指標值進行匯總，計算綜合評價指數或綜合評價分值。另外，若對多個區域同時評價，可根據綜合評價指數或綜合評價分值的大小進行排序。
評價指標
在構建指標體系時，必須遵循以下原則［9～11］：①科學性。評價指標概念必須明確，既要立足于現有的基礎和條件，又要避免指標間的重疊；②系統性。水資源緊缺問題是集自然、社會、經濟于一體的復合系統，所選指標應涵蓋研究問題所涉及的各個方面，能全面綜合地反映缺水問題；③可操作性。評價指標原則上從現有統計指標中產生，少量需重新統計的指標應具有可測性和可比性，且易于量化；④層次性。指標體系應根據評價需要和功能的不同層次而設置，并將指標分類，使指標體系結構清晰，便于應用。根據上述原則，參考現有成果［2］并結合江蘇省的實際情況選取社會經濟類、供需類、用水類及水環境類4個一級指標和16個二級指標進行評價。社會經濟類指標主要反映人口及工農業發展對水資源緊缺產生的影響，供需類指標主要反映供水能力及供需平衡狀況的影響，用水類指標反映用水管理與節水水平的影響，水環境類指標則反映水污染因素對水資源緊缺程度的影響。評價指標及其計算公式（表略）
模糊綜合評價
在模糊綜合評價中，需先確定各級指標的權重和隸屬度，再根據模糊數學中多因子二級評判法，先綜合評價所有二級指標，再對4個一級指標進行評價，最后根據最大隸屬度原則確定某一區域水資源緊缺的主導因素。指標權重采用專家評分法確定各指標的權重分配。4個一級指標中，反映水資源供需關系的指標與其他指標各占50％權重。社會經濟、用水類指標和水環境的權重分別為0．20、0．20和0．10。社會經濟類指標中，人口密度和人均GDP最能反映水資源對區域人口和經濟發展的支撐能力，其權重為0．20，耕地率和灌溉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區域農業用水的保障程度，其權重為0．15，其他3項為0．10。供需類指標中，缺水率直接反映水資源緊缺程度，其權重為0．50，人均供水量和需水模數權重分別為0．30、0．20。其余類別指標中的各項指標均相同。指標隸屬度指標隸屬度是表征評價指標隸屬于水資源緊缺的程度，取值在0～1之間，確定方法靈活。采用專家評分法，雖有一定的主觀性，但反映了大量的經驗積累。根據水資源緊缺程度將隸屬度分為5級，其分級標準（表略）評判計算江蘇省相關指標統計根據江蘇省2010年各項指標統計數據（表4）確定2010年水資源緊缺程度評價指標的隸屬度，相關指標的計算評判分二級進行，第一級綜合評判公式為：（式略）（1）式中，Dp為p水平年評價區域的第一級評判結果；Ai為第i個一級指標權重矩陣（i＝1，2，3，4）；Bj為第j項二級指標權重矩陣（j＝1，2，…，16）；Cjp為p水平年第j項二級指標隸屬度矩陣。第二級評判按各一級指標分類計算公式為（式略）式中，Eip為p水平年第i個一級指標評判結果。根據式（1）、（2）可獲得江蘇省2010年水資源緊缺的隸屬度（表略）
評價結果分析
水資源緊缺程度綜合分析水資源緊缺程度根據評價指標綜合隸屬度Dp的大小分為不緊缺（式略）各項指標分類分析（1）社會經濟類。指標的緊缺隸屬度達0．82，是水資源緊缺產生的重要因素。說明江蘇省人口密集、經濟發達，對水資源需求量大，協調好水資源開發利用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2）供需類。指標的緊缺隸屬度為0．42，屬于輕微緊缺，說明江蘇省現狀供水能力還不能完全滿足社會發展的要求，尤其是蘇北地區水資源貧乏，需依靠調水工程建設來解決水源問題。（3）用水類。指標的緊缺隸屬度為0．35，屬于輕微緊缺，說明在提高用水效率和節水水平方面尚存在一定潛力。（4）水環境類。指標的緊缺隸屬度達0．70，屬于嚴重緊缺，說明水污染因素對水資源緊缺程度有很大影響，即某些經濟發達地區為水質型缺水。
會計環境與會計價值關系密切，會計環境分為文化會計環境和非文化會計環境，然而在對會計價值諸多研究中，人們更多的是研究會計價值與文化環境間的關聯性，往往會忽視非文化環境因素對會計價值產生的影響。本文旨在探析非文化會計環境因素對會計價值的影響，進而豐富會計價值體系框架，促進國際會計協調和經濟一體化。
【關鍵詞】
非文化會計環境；會計價值；Gray（1988）模型
0 引言
會計環境指的是影響會計系統的外部因素，它主要分為文化會計環境和非文化會計環境。就對會計價值的影響而言，非文化環境是其重要的外在動因，主要包括政治環境、經濟環境以及法律環境，這些環境通過相互作用影響著會計價值，而且一定意義上非文化環境因素決定著會計價值的發展路徑。本文主要探究往往被人們忽視的非文化環境因素對會計價值的影響，進而豐富會計價值體系框架。
1 對Gary（1988）模型的認識
Gary（1988）模型為會計價值建構了基本理論模型，在隨后的二十余年里得到了應用，為會計環境對會計價值影響的大量研究提供了一個基本的分析框架。雖然Gary（1988）模型是將Hofstede（1980）文化模型開創性的運用于會計價值研究中，但是在諸多的實際研究中，往往會忽視非文化會計環境對會計價值的影響，多是將焦點放在文化因素和一個或多個Gary（1988）模型會計價值的相關性考察方面。目前，僅有少數的學者對非文化會計環境因素對會計價值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實際上卻難以形成系統性。鑒于此，本文嘗試考察非文化環境因素與Gary（1988）會計價值的相關性，分別從政治因素、經濟因素、法律淵源等方面探究非文化會計環境因素與Gary（1988）模型會計價值的相關性。借助這一次探究，進一步豐富Gary（1988）會計價值影響因素的理論框架，為未來理論和實證研究提供更多指導依據。
2 會計環境的變化
哲學中有談到：世界是發展著的世界，任何事物都處于不斷地發展中，自然界是變化發展的，人類社會也是不斷發展的，人的認識也是不斷發展的，一成不變的事物是沒有的。同樣地，會計環境也是順應時代的發展在不斷的變化的。在傳統的會計中，會計環境主要指的是一些比較特殊的情況和客觀歷史條件，然而當人類進入現代化社會時，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而導致會計環境也相應地發生著變化，可將其分為外部環境因素和內部環境因素，正如事物的影響因素是多面的而并非一面的。其中內部因素包括會計人員的價值觀念和素質、會計工作手法、管理模式等會計系統內部的各種客觀條件和狀況；外部環境因素主要包括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經濟因素、法律因素等會計系統外部的各種條件和狀況。
3 探析非文化會計環境因素對會計價值的具體影響
3.1政治環境因素對會計價值的影響
會計價值往往反映著一個國家的政治觀點和政治目標，可以說會計價值的發展和運行實質上就是一個政治過程，任何一個國家的會計價值必然都是這個國家政治的要求和體現。政治環境因素主要包括兩種，一種是政治意識形態，一種是政治組織體制，它們對會計價值的影響都是比較明顯的。政治意識形態主要有三種，分別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其中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是兩種相反的政治意識形態，而民族主義所代表的范圍較廣，本文主要從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兩方面進行分析。
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相比較而言，社會主義更多的是對國家政權的強調，政府通過宏觀調控對企業、市場等方面進行管理和監督。而自由主義恰恰與其相反，它更為強調國家的不干預政策，提倡自由的市場經濟發展，在這種環境下的會計價值則比較傾向于少法律、多靈活的控制，而社會主義下的會計價值則偏向法律控制的價值取向。但是自由主義導致市場經濟過高的靈活性，容易造成企業和個人對利益的追求，這并非是最好的。近幾年，政治意識形態與會計的相關性受到了會計學者的相當關注，由于各國的政治環境有所區別，最終導致其會計價值也就有所不同。
3.2 法律環境因素對會計價值的影響
會計價值不僅會受到政治環境因素的影響，也會由于法律環境的不同，造成會計價值有著重大的差異。法律淵源包括兩種，一種是成文法，一種則是普通法。普通法相較于成文法更為靈活，它是以會計實務為基礎的，普通法所具有的靈活性與會計價值中的是相符合的。與此相反，成文法中法律條文所包含的要求不但數量多而且內容較為詳細，在大陸法系中，會計原則及其相關制度都會被納入法律的范疇，從而體現法律控制、統一性的價值，使得個人相對國家政府權力的優先權不足。相比較而言，普通法國家穩健性的程度要高于成文法，普通法的國家則相對透明。
3.3 經濟環境因素對會計價值的影響
如果說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對會計價值有著重要且深遠的影響，那么經濟因素對會計價值的影響則是最直接的，因為經濟環境中所包括的每一個因素都會作用于會計價值，社會經濟對會計價值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本文主要探析經濟因素中影響較為重要的經濟體制和融資系統對會計價值的影響。
經濟體制對會計價值的影響。
比較經濟學理論認為，一個國家采用何種方式進行資源配置主要取決于這個國家的經濟體制，從而使以促進社會經濟資源有效、合理分配未最終目標的會計系統必定會受到該國家經濟體制的影響。不同國家的經濟體制具體運行的過程是不同的，有些國家是以計劃機制為主導，信息以指令為主要內容；而有些國家則是以市場機制為主導，信息以價格為主要內容，在市場經濟中，每一個信息接受者享有平等的權利，為投資者提供精確、可靠地會計信息是會計的主要功能，便于其做出更好的決策，由此可見市場經濟更適合穩健主義價值。
融資系統對會計價值的影響
融資系統可分為債權融資系統和股權融資系統，它也屬于會計價值重要的經濟因素。在股權融資系統下，處于主導地位的是個人投資以及機構投資，他們能夠對自己的持股數量隨時地進行調整，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在債券融資系統下，占據主導地位的是銀行、政府投資，他們無法對自己的持股數量進行隨時調整，法律控制強度較大。由此帶來的差異，對一個國家會計價值的形成和發展有著直接影響。
4 結語
綜上所述，非文化會計環境因素對會計價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相關學者在對會計價值進行探究時應考慮全面，不斷豐富會計價值體系框架，促進國際會計協調和經濟一體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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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法價值效益公正定位
經濟法是在社會化大生產和壟斷的背景下，由于市場調節機制缺陷的日益明顯，市場失靈現象迭出而產生的，它是國家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的產物。美國法學家龐德說：“在法律史的各個經典時期，無論在古代或近代里，對價值準則的論證、批判或合乎邏輯的適用，都曾是法學家們的主要活動。”[1]經濟法價值的定位問題是經濟全球化時代經濟法立法、司法所亟待解決的一個全新課題。本文試圖從我國經濟法學基本理論出發，分析和論證經濟法價值的定位，認為經濟法的價值應定位于“效益———公正”，社會整體效益兼顧社會總體公正是經濟法價值的脈絡。
一、價值——法的價值——經濟法的價值
價值，本是一個經濟學概念，馬克思認為，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然而其應用范疇已超出了它的原有領域。一直以來，“價值”一詞都在一種很寬泛而又很模糊不清的意義上被學者們所使用著?，F在看來比較大眾化的觀點是客體對主體的滿足程度，它反映了客體呈現給主體的客觀屬性，包含了主體對客體的評價。價值的前提是人的需要，沒有人的需要，價值就不可能得以體現，就沒有價值問題。
法律價值是法律對社會主體的需要和利益的滿足，即法律社會主體生存和發展所具有的積極作用和意義。有學者給法的價值這樣定義：法的價值是以法與人的關系為基礎的，法對于人所具有的意義，是法對于人的需要的滿足。筆者對這種定義不敢茍同，但認為有其可取性，因為它突出了法存在的根本要義。從法理學來講，法的價值，是關于法的目標、理想或主要功能作用的抽象，是法律科學的基本范疇之一。法律價值是一個動態的社會歷史范疇，同時又是一個多層次、多元的體系。平等、公平、正義、安全秩序和效益等都是法律的價值目標。在所有這些價值目標中，效益與公正（即公平和正義）具有重要的地位。經濟效益是效益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體現，它反映了一個社會的生產力狀況，決定了一個社會現代化程度的高低。社會公正反映了社會評價水平的發展狀況和民眾利益的滿足程度的高低，它同樣是判定社會現代化水平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經濟法的價值又是什么？學者們見仁見智。歸結起來主要有兩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即，“效率說”與“公平說”?！靶收f”認為經濟法應以社會本位為其原則，將個體的個別行為放在整個經濟運行和效率中考察和評價，從保證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總體利益和效益需要去分配權利義務，構筑行為模式，經濟法的根本價值就是實現對社會經濟運行總體利益和效益的保護[2].“公平說”認為經濟法應以社會公平作為其主導價值，社會公平應涵蓋的內容包括競爭公平、分配公平以及根據不同主體具體情況對權利義務作體現差別的分配[3].針對以上兩種觀點，筆者認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并沒有完整具體而又科學地闡明經濟法價值的真正內涵。經濟法價值的特殊性是由經濟法在法體系中的特殊本質屬性決定的。經濟法在法體系中的調整任務涉及經濟領域和經濟生活，其內容是經濟性的，其價值亦重在經濟性；同時經濟法是適應經濟和市場社會化的迫切要求，為解決社會化引起的矛盾和沖突而應運而生的。所以經濟法又是社會性之法，經濟法的價值關注社會性。經濟性和社會性是經濟法價值的突出屬性。社會整體效益兼顧社會總體公正就構成了經濟法價值鏈的中心環節。
毫無疑問，每一理智的交易主體在進行的各種經濟活動中，都不可能不考慮效率，但是，交易主體進行交易以及政府干預經濟的價值取向并不能等同于規范這些行為的法律的價值取向。在法律領域，普通的效率取向應視為法律規制的原因，而不能視為法律規制的目的。對經濟合理性的追求必須考慮社會政治、倫理、歷史傳統、風俗習慣、社會信仰等各方面的承受力及它們之間的和諧度，而不能單純以經濟的合理性即效率作為其主導價值。社會公平包括諸多方面，但并不是每一種公平都是經濟法的價值追求，如分配公平。更何況在經濟法的諸多價值中，不同時期和不同條件下，經濟法的價值是有不同側重的。認為社會公平是經濟法的唯一價值追求不免有失偏頗。所以，我們認為經濟法價值是以社會本質為基本價值取向，從確保社會經濟運行的社會整體效益并兼顧社會總體公正需要去分配權力和義務，構筑經濟行為模式，實現社會總體效益的提高和利益分配的總體平衡。
加強對經濟法價值的定位研究是適應WTO基本法律規則的客觀需要。加入WTO，意味著我國的政府體制、企業體制與經濟運行機制的全面轉軌。我國必須加快國內經濟、政治改革的進程，重新調整國家與企業、政府與市場、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盡快使我國的經濟運行體制與規則與WTO規則為代表的市場經濟體制與規則相適應、相銜接。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根據“逐步開放中國市場”和“按國際經濟規則辦事”的承諾，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主流，真正與國際經濟規則接軌。加入WTO既是一個世界性的經濟問題，同時又是一個國際性的法律問題。就法律角度而言，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不等于法律全球化，因為各國的立法畢竟屬于國家行為，所謂建立“世界法”的設想是不現實的；但是，另一方面，WTO規則及其他國際條約深刻地影響到各國的法律，現在僅僅站在本國平面考慮法律制度的架構（特別是經濟方面的法制）遠遠不能適應歷史發展的潮流。我們應當立足“國”情，順應“世”情，改進和完善中國的經濟法律制度。要瞄準國際通行規則和先進標準，逐步修訂或者制定有關經濟法律。為此，在現時代的經濟法的立法中，將經濟法的價值定位于社會整體效益與社會總體公正是合乎WTO基本法律精神，實現經濟立法的國際接軌的客觀要求。
二、經濟法的主導價值：社會整體效益
1.社會整體效益與經濟法的自然鏈結
所謂效益的整體性，是指法律把個別主體行為的評價視角從行為主體延展到整個社會。換言之，即將個別主體行為置于整個社會利益中加以認識而得到的肯定的評價。在傳統的私有權神圣的法律理念的支配下，法律對個別主體的財產權及其派生的行為保護過于寬泛，以至于較少考慮個別主體的外部性，亦不理會個別主體損害資源的財產權濫用行為。然而，在社會整體利益至上的情況下，這些個別主體行為則被法律給予否定評價，受到限制或被糾正。在前一種情況下，就個別主體而言，也往往是有效益的，但整個社會則可能出現效益下降的趨勢。在后一種情況下，個體效益雖受到了遏制，但社會整體效益卻在上升。
社會整體效益為價值取向是經濟法自身的要求。不過對“社會整體效益”在界定上存在著分差，即，其中的社會整體是本國范圍或是指的是全人類。但是如果將“整體效益”局限于一國的范圍之內，將其視為一國利益是比較狹隘的。目前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現實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都要求其價值追求突破國界，由追求一國之整體利益發展為全球全人類的整體利益。誠然，法律是國家意志的體現，法律發生效力的范圍是有地域的局限性，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律只能追求一國之利益，只能追求統治者的利益。世界各國雖然都有自己的國情，但也有許多共性的東西，它們也面臨許多全球性的課題亟待解決。因此，經濟法必須把追求一國之整體利益與追求全球整體利益、全人類整體利益結合起來，從而實現與國際接軌。
經濟法是構筑在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而市場經濟的最高原則就是效益的最優化，即經濟的最大量增長，社會財富的最大值增加，因此經濟法最主要的價值目標就是效益，經濟法注重效益價值目標的追求。但是，這里的“效益”只具有總體意義，而不具有個體意義。經濟法是國家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對經濟運行進行干預和調控、規制和管理的法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經濟法體系的完善。為此，經濟法價值的定位就成為重中之重。社會整體效益優先必成為經濟法的主導價值。
首先，經濟法作為國家經濟調節之法，它為資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了保障。經濟法律規則的無障礙運行體現了效益的存在。這是因為：（1）法律的內在本質中體現著對效益的追求。法律的價值目標之一是建立良好的秩序，良好的秩序必然帶來效益。經濟法是經濟和市場社會化的產物，是為克服市場障礙與缺陷，調整國家合理干預經濟而產生，就是要建立和維護良好的社會經濟運行秩序。我們知道，在良好的秩序狀態下，不同主體對利益的追求各自遵循一定的規則，偶然性和不可預測因素被排斥，社會達到整體的和諧一致，從而易于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實現效益。反之，無序狀態必然導致低效益。效益是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講求效益是進步社會的最起碼要求。（2）法律所確立的規范體系為實現效益奠定了客觀基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同的經濟主體有著不同的利益，其全部經濟活動旨在實現效益，而對效益的追求導致了不正當的競爭、壟斷等非效益現象的發生。為了保證效益的實現，就必須把對效益的追求融入經濟法律規范當中。正是由于法律規范的強制約束力，才使不同經濟主體對效益的追求有序化，從而實現效益，也就實現了經濟法價值。（3）法律的目的、作用中蘊含著效益。人們創設法律不為別的，為的只是使人們的行為服從社會的整體利益。法律不能僅是公平有序地分“蛋糕”，而且要求能夠促進“蛋糕”的生產，使人們能分得更多的“蛋糕”。邊沁曾指出：“法律不能命令個人尋求富裕，它們所能做的只是創造條件以刺激人們去努力占有更多的財富?！盵4]經濟法是為提高社會經濟效益服務，確認最有效益的經濟運行模式，確保社會經濟的持續、穩定和協調發展，有力地激起各經濟主體提高經濟效益，創造更多財富的愿望，并為經濟效益的提高掃清了障礙。任何社會制度下，人們都追求社會財富的極大豐富。而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提高經濟效益，效益作為法律的價值目標，體現了人類社會前進的歷史大趨勢，反映了人們創設法律的初衷。
市場經濟社會是高效運轉的社會，對法律的維護尤其是對經濟法律的維護更需要現代化的物質手段。效益，從最根本的意義上來講，體現了社會宏觀模式中的利益追求，它與創設法律的初衷是相吻合的。經濟法創設的初衷就是通過規制政府干預經濟克服和彌補市場調節機制的失靈，營造高效的社會經濟運行機制。高效的社會運行機制下，社會主體的需要和利益可以多層次地得到很好的滿足，法律的規范與制約作用也就自然而然地實現了。
2.社會整體效益有別于個體效益
人們曾經認為個體效益與社會整體效益是一致的，個體效益的最大實現就可促進社會整體效益的最大化。這種思想的代表人物是亞當·斯密和邊沁。傳統民商法的個人本位和意思自治即基于這種理論而來。其價值取向是充分保證個體效益的實現，而對社會整體效益的維護則是間接的，它主要是通過調整個體效益之間的沖突來實現個體效益與社會整體效益的平衡。這在市場經濟初期是行之有效的。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壟斷的出現，個體效益與社會整體效益的矛盾日漸尖銳，個體效益的最大實現有時是以犧牲社會整體效益為代價的。面對市場失靈，傳統民商法作了一些修正。但由于民法規范多是任意性規范，其調整方法的自治性及個人本位的價值取向決定了它難以實現社會整體效益，于是一個新興的法律部門——經濟法便應運而生了。經濟法自產生之日起，就以社會整體效益作為自己的價值取向，以補充民商法之不足。經濟法的社會整體效益取向與民法的個體效益價值取向是不同的。
第一，經濟法把對經濟主體行為的評價視角從自身延展到整個社會，也就是說，經濟主體追求效益的行為，必須置于社會整體效益之中來認識和評價。只有符合社會整體效益的行為，才能得到肯定。比如，根據經濟法，壟斷阻礙科技進步，損害消費者的利益，然而依民商法看來，一個經濟主體走向壟斷的每一步，都是在個體效益最大化驅動下合理又合法的行為。對于社會整體效益的損害，民商法的“無形之手”表現出了無能為力。經濟法從社會整體利益的視角對壟斷作了否定，以“有形之手”限制壟斷。需要指出的是，經濟法以社會整體效益為重，但并非把此目標絕對化，甚至像計劃經濟體制下以社會利益或國家利益涵蓋一切，扼殺犧牲經濟個體效益。經濟法和民法共同調整市場經濟，意味著社會整體效益與個體效益是可以妥協和折衷的。為了社會整體效益，個體效益是應該被限制或否定的。但是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社會整體效益都重要得絕對優于個體效益，只有個體效益在危及社會整體效益時才可以適用“社會整體效益優于個體效益”的原則。
第二，經濟法從社會整體效益的需要出發，實現社會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這主要是通過經濟法的一些強制性規范來規制經濟生活，重新確立經濟主體的行為模式，界定經濟個體活動領域和行為方向。經濟法借助法律機制的調整作用，把社會經濟運行的整體效益目標寓于經濟主體的個別活動中，使經濟主體在選擇自身活動內容或方式時，充分注意到個體目標與社會目標保持相互銜接的要求。這種銜接水平越高，就越能得到法律的肯定與保護，經濟主體的個體效益也就越高。經濟法的這種調整機制，使得經濟主體原先一味追求個體效益的行為，盡可能地與社會整體效益目標保持協調一致，結果是兩者都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發展。需要指出的是，政府通過經濟法對經濟生活的直接管理，應遵循“適當干預”的原則，即這種介入必須在法律授權范圍內。
3.經濟法價值追求“社會整體效益最大化”
社會效益最大化對作為經濟的終極性價值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成立的。即經濟法追求的是社會整體效益，并將其作為自己最直接的追求。不過，對經濟法價值的這一定位，并沒有否認其他法律部門對社會利益的追求。事實上，法律的實質就是安排各種利益的制度。但是，不同時期不同利益需求，造就了不同的法律部門，并決定了其特有的調整手段和方法。對個體利益的保護需求產生了以自由協調為主要調整方式的民商法，對國家利益的需求產生了以命令——服從為主要模式的行政法。而經濟法保護的是整體上的社會效益。另外，直接追求社會效益，是經濟法價值的獨到之處。同樣，我們并不是說其他法律忽視了社會的最大效益，而在于說明各個法律部門的直接的著眼點不一樣。比如刑法它最直接的追求是恢復社會正義，在它的這個追求之下當然是有助于社會效益的；比如行政法、民商法，它們在實現各自的價值的時候也是有利于社會效益的。大多數的法學家已經認可經濟效益是法尤其是經濟法的價值之一，但是當我們將效益作為經濟法的目的性價值來考察時，就必須認識到我們所探討的效益觀點是一種社會效益觀。社會效益相對于經濟效益而言，其內涵更為深刻與廣泛。經濟效益通過成本———收益分析而反映出來，而經濟法的效益觀所追求的社會效益，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經濟成果最大化，同時更是宏觀經濟成果、長遠利益以及人文等眾多因素的優化與發展。微觀的和經濟的成果只是社會效益的組成部分之一。
4.社會整體效益：經濟法的主導價值
隨著20世紀六、七十年代對法律的經濟分析的興起，使效益開始作為一種價值目標導入法律———導入法律意識、法學理論和法律制度。效益目標的出現，給傳統的法律價值目標帶來強有力的沖擊，并有可能取代正義或公平在某一部門法律中成為主導地位的價值，即效率居先。因此，效益或公平哪一個居于主導地位并非恒定不變，其取決于一定歷史時期內某一部門法律所應發揮的特定功能。效益成為法律的主要價值目標之一為我們探討經濟法的價值目標提供了理論前提，使我們可以擺脫傳統法哲學思維的桎梏，將視點置放于效益與公平之雙重目標及其相互比較上。毋庸諱言，效益和公平的統一是包括經濟法在內的所有法律追求的目標，然而，許多情況下追求兩者統一往往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這就要求經濟法在整體上要有所側重，即確立經濟法的主導價值。效益無疑要成為經濟法的主導價值，是經濟法價值的基石。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存在著傳統民商法無力解決的諸如交易成本過巨、市場失效、外部不經濟等問題，使得市場運行無法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因而要求國家行使其調控和規制經濟的職能，以減少交易費用，克服市場失靈。現代市場經濟因此成為宏觀調控和市場微觀調節的有機結合，是社會化商品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的一般方式。這種思想最初是以經濟政策表現出來的，但由于經濟政策缺乏強制執行力，故最終必然要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確定，以彌補民商法之不足，于是，一個與以往法律部門都不同的新興法律部門———經濟法便應運而生了。因此，從經濟法的誕生來看，糾正市場之不足，解決單純依靠市場機制無法實現市場的“帕累托效率”問題，一開始就是經濟法所追求的主要目標。
筆者認為，效益的整體性是經濟法區別于民商法的根本所在。民商法追求的價值目標雖也是效益，但截然不同的是，民商法追求和促進的效益是個體的、微觀的。按照亞當·斯密之觀點，個人追求會最終實現社會的整體效益，因此，民商法把基點定在個體效益上。然而，如前文所述，由于市場自身所固有的缺陷，單純依靠市場機制并不能實現整個社會的“帕累托最優”。
從經濟法法律體系的構成來看，經濟法主要由市場規制方面的法律規范和宏觀調控方面的法律規范兩部分組織。市場規制法著力解決的是市場運行過程中對競爭的阻礙，例如壟斷和不正當競爭。限制壟斷和反對不正當競爭是市場規制法的主要功能，其目的是促進競爭。而市場經濟無疑是以競爭為核心的，競爭機制的健全與否從根本上關系著市場運行的效率之高低，因此，競爭機制既是效益機制，促進競爭即是促進市場運行的效率。同樣，宏觀調控法亦是旨在為市場經濟創造良好的運行環境，使市場主體有所遵循，減少內部和外部不經濟帶來的交易成本，協調個體的營利性和社會公益性的矛盾，從而使社會經濟有序、有效地發展。
由上可見，經濟法在當代的歷史使命決定了經濟法只能以效益作為追求的主導價值目標。
三、社會總體公正：經濟法的保障性價值
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興起，隨后在西方各國廣泛傳播的經濟分析法學，要求對各項法律制度進行嚴格的效益分析，認為只有帶來最大效益的法律才是應該的。效益成為法律權利義務分配的惟一標準。它主張效益優先，公平居于次要地位，就容易將人們導向片面追求經濟高速增長而犧牲公平的歧途，導致“有增長無發展”的惡果。故我們認為經濟法的價值定位還必須兼顧社會的總體公正，即公平和正義。
1.公平
公平是一個運用極為廣泛而內涵極其復雜的概念，一般認為，公平有下列幾種不同含義：其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社會成員政治和經濟地位平等；其二是機會公平，即在競爭中“大家處于同一條起跑線上”；其三是分配公平，即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分配正義，這是指每個人按自己付出的資源投入的大小獲得相應的收益；其四是結果公平，是指社會成員個人收入分配結果的適度平等?，F代經濟法賦予公平以更豐富的含義，其內容包括機會公平與結果公平。
作為經濟法價值的公平應從兩個層面上理解和把握。首先，經濟公平指的是機會均等和規則公正。從這一點講，公平和效益不是一對矛盾，而是公平決定效益，效益是公平的必然結果。因為公平的規則和合理的制度，可以使人們形成有效的預期，增加或減少各種投入，降低生產成本，帶來規模效益。其次，從更深的層次講，公平指收入分配公正。這是對收入分配的尺度標準而言的，即等量勞動獲得等量報酬，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平，投入生產要素多者不能獲得較多利潤，投入少者反倒獲得較多利潤，那么，勞動、技術、資本、土地就不可能被更多地投入，社會資源就不可能得到充分有效地配置。
經濟法價值的內容是由價值主體的主觀需要與客體的功能屬性相互作用而決定的。對經濟法價值內容的理論抽象應當從經濟法產生的客觀條件中去尋找。“經濟法產生于國家不再任由純粹司法保護自由競爭，而尋求通過法律規范以其社會學的運動法則來控制自由競爭的時候”[5].國家之所以不能任由純粹司法保護自由競爭，在于自由競爭的任意發展導致了市場的失靈，市場的失靈使市場機制失去了其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因而降低了經濟運行的整體效率。所以，當不受限制的自由競爭導致市場的公平競爭規則慘遭破壞，進而影響經濟發展的時候，國家必然要出面干預經濟，為了用法律的方式控制國家的不當干預，經濟法便產生了，很顯然，經濟法就是以追求經濟公平為主導價值而出現的。
經濟公平理論在經濟法中的顯現。公平理論集中體現在各個國家的市場規制法中，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主要立法目的就是為了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為了調動市場主體行為的自由性，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美國形成了包括財產法、合同法及反不正當競爭法和保護消費者權益法等一系列規范市場秩序的法律。1993年9月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立法目的，就是為了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鼓勵和保護公平競爭，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保護消費者和經營者的合法權益。除此之外，我國的反暴利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得稅法等，也自始至終貫穿著公平的理念。
經濟法所追求的公平，是社會整體利益的公平。它強調人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必須對全社會的經濟發展而不只是對個別人的特定利益承擔義務。在經濟法看來，某個體經濟行為即便并不造成特定的損害后果，但卻對整個社會經濟存在危害時，該行為就是不公平的。經濟法規范依靠國家干預這種市場外因素的介入來矯正，用民法標準進行衡量也許是無可厚非的方式。所以，在經濟法看來，經濟巨人與經濟侏儒之間起點的不公平是不合理的，經濟法要運用市場外力量積極限制這種力量對比差異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經濟法總是以個體經濟活動與社會總體經濟的對比效果為參照，來評價公平價值的實現。因此，經濟法是以對社會公平的維護為其公平價值的核心，公平是經濟法的宗旨性價值。而正義同樣是經濟法價值的宗旨。
2.正義
正義作為一種社會觀念和社會準則，在社會意識中十分廣泛而深刻，一直引導著法的發展。正義是法的先導。法的正義是通過分配權利、義務以確立正義。當然這種正義只是法律規范意義上的法的正義，而不是社會實在意義上的正義。法的正義是否能轉化為社會現實，它既要取決于法所確認的正義本身的性質、內容，也取決于法的正義得以實現的條件、手段、方式、途徑等。
在經濟法中，正義的價值取向具體化為對正義的經濟制度和經濟結構的追求，亦即實質正義的追求。這種正義在于實現社會范圍的實質性、社會性的正義和公平，是一種追求最大多數社會成員之福祉的正義觀。國家通過對公平的競爭機制的引導和建立，及對處理被管理的生產、流通、消費等領域的參與及調控，形成社會經濟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合理的相互制約的關系，既為市場經濟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又保障經濟收益的公平和社會分配的公平，從而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法律環境。
正義作為法律的價值目標之一，歷來為人們所向往。實現社會正義是千百年來人們孜孜以求的美好愿望。尤其是當代西方新價值論法學的代表人羅爾斯的《正義論》問世以后，他“主張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6].對正義問題的關注更是成為焦點所在。其實，正義與效益之間也存在矛盾。效益以利己性傾向為動因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關注的是個體利益，正義則呼吁人們從只顧自己利益的私欲中解放出來，關注他人和群體的利益，二者從不同的出發點作用于同一對象，自然會產生矛盾。正義要求給人更多的自由，但人們對自由享受是以消費現有社會資源為代價的。人們享受的自由愈多，可供作為生產成本的社會資源就越少，創造出來的社會財富也因之減少。人們都渴求自己的重大利益和需要能受到堅強的保護，都希望用安全感來消除內心的恐懼，然而過于安全會抑制或妨礙人類社會的發展。一個待遇優厚的失業保障福利制度會使人們感到生活有保障，可是這個福利制度會降低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和失業者的就業積極性，阻礙社會經濟效益的提高；一個案子四審終審無疑比兩審終審更令當事人感到安全可靠，可這是以犧牲法院的辦案效率和當事人的人力物力為代價的。相反，重效益人們所享受的自由和安全程度將降低，正義和效益是相互制約的，既然正義和效益是一對矛盾，就不能只是彼此對立，還會有彼此統一。一個不講求效益的社會不是一個正義的社會，因為它失去了實施正義的物質基礎，沒有可使用的物質力量來發展甚至維護人們的自由和安全。一個不正義的社會也不可能是一個發展的社會，因為它會產生兩極分化，加劇社會矛盾，使社會陷入停滯、崩潰的狀態。所以，法律保護正義雖然抑制了一定的效益，但這是為了實現更大的效益；法律保護效益雖然犧牲了一定的正義，但這是為了實現更大的正義。
正義和效益是法律價值目標中兩個相輔相成、不可分離的要素。法律中所凝結的安全和秩序要素為效益的實現奠定了基礎，法律中所凝結的平等要素體現了效益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而法律中所凝結的正義要素則起到了保障效益實現的作用。正義保證社會的穩定，效益推動社會的發展，而安全和秩序則為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提供了保障服務。因此，法律所追求的效益應當是安全、秩序、平等和正義的和諧統一，正義體現出經濟法價值的宗旨。
四、結束語
經濟法作為政府直接作用于市場經濟的法，從經濟角度而言，以社會整體效益為目標；從法律角度而言，以公平為宗旨，兼顧社會整體效益與公平，實現兩者的統一。對經濟法價值的認識，其實也是一個持續不斷的論辯、試錯、糾偏的過程。但是，在經濟法中是否真的存在我們在上面討論的種種價值，我們是否可以找到這些價值存在的“價值證據”，其效力如同證明電磁存在的“觀察證據”那樣令人確信無疑？法律價值的選擇具有辯證歷史性，法律價值的具體內容彼此有互補和依存性，價值體系本身的位階又不是凝固的，而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法律運轉環節或不同的環境條件下會相應地做出各異的價值選擇與組合。因此，對經濟法價值的認識也不應該是凝固的。因此，經濟法作為政府直接作用于市場經濟的法，從經濟角度而言，以社會整體效益為目標；從法律角度而言，以公平為宗旨，兼顧社會整體效益與公平，實現兩者的統一。
注釋：
[1]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法律的任務》，商務印書館1984年中譯本，第55頁。
[2]李中圣：《經濟法：政府管理經濟的法律》載《吉林大學學報》（社科版）1994年第1期。
[3]魯籬：《經濟法價值初論》載《現代法學》1994年第4期。
[4][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頁。
關鍵詞：休閑體育產業；現狀；問題；發展前瞻
中圖分類號：G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5-0-02
1970年，聯合國在布魯塞爾召開了國際閑暇會議，會議通過了著名的《休閑》。這對于尊重人類追求快樂自由等自我發展的權利、提高人們的生活品質、促進休閑活動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助推作用。在這一背景下，曾經的競技體育項目順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而衍生出了休閑的功能，在體育活動理念、活動形式等方面實現了重要的擴展或轉換，休閑體育逐漸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逐漸形成了龐大的休閑體育產業?？梢灶A測，隨著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休閑體育產業必將在促進人類自我價值實現和國民經濟發展中做出更為巨大的貢獻。
一、我國休閑體育產業發展階段劃分
休閑體育產業的產生和發展得益于社會經濟的進步，而休閑體育產業一經產生，就會逐漸形成一種意識層面的休閑體育文化，這種文化會不斷地引導和提升人們的參與熱情，從而形成一種休閑體育產業的自我強化和發展機制。此時，休閑體育產業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社會經濟產生積極作用，二者的關系是互為呼應、相輔相成的。本文根據三者在不同時期的特征，將休閑體育產業的發展歷程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休閑體育產業的萌芽階段。社會經濟對休閑體育產業單向度的拉動作用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征，在此階段，社會經濟發展速度較快，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尚未達到3000美元這個帶有消費結構轉折意義的水平，休閑體育文化尚未行成，休閑體育作為一個產業還十分幼稚，其存在和發展必須有社會經濟的涵養和拉動，而它在整個經濟系統中的作用微不足道。
第二階段，休閑體育產業的探索發展階段。在此階段，社會經濟繼續高速發展，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3000美元，但休閑體育產業仍然不夠成熟，在它的運行示范下，休閑體育文化逐漸形成并開始發揮引導作用，此時的休閑體育產業受到文化因素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雙引擎推動而迅速發展，它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意義明顯但不巨大，可以說是添磚加瓦，但還算不上支柱頂梁。
第三階段，休閑體育產業的成熟階段。在此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5000美元，休閑體育文化已經非常流行，并對休閑體育產業產生強有力的推動力，休閑體育產業的自我強化發展機制得以形成。此時，曾經作為休閑體育產業另一推動引擎的社會經濟的作用主要轉化為對產業發展平衡的維持，而休閑體育產業卻已經成長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在經濟運行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按照此劃分，本文認為我國休閑體育產業目前尚處于整個發展歷程的第二階段。首先，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近幾年來中國經濟依然保持高速的增長，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33.5萬億元，按現行匯率計算，約合4.92萬億美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8.7%，全國人均GDP已超過3000美元。其次，休閑體育產業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還比較有限。據悉，美國體育產業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率占11%，而我國體育產業的貢獻率卻只有0.7%，僅為美國貢獻率的1/16，顯然，還存在著巨大的發展空間。
二、當前我國休閑體育產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由于我國休閑體育產業起步較晚，目前尚處于探索發展階段，這一方面蘊含了廣闊的發展前景，同時也意味著諸多的現實問題。
1.在體制層面存在著管辦不分的問題
休閑體育作為國民經濟體系中的一個產業，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公司是產業投資和運營的主體，而政府作為“守夜人”，只能是加強行業管理和提供服務，只有這樣才能促進休閑體育產業的健康發展。然而，由于我國在建國后較長一段時期里一直將體育作為一項社會公共事業來發展，在投入、運營和管理方面都是政府在一手操辦，這種舊體制由于“路徑依賴”的作用而延續到現在，這給休閑體育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阻礙。
2.在產業發展的投融資體系方面尚不健全
在休閑體育產業內部，一個具有高成長性的企業必須獲得源源不斷的資金投入，保持資金鏈的良性循環才能求得生存和發展。雖然近些年來隨著國家經濟的轉型和發展，休閑體育產業融資渠道有所拓寬，例如高速發展的體育彩票業就已經成為了休閑體育產業的重要融資渠道，個別企業(如中體產業)的成功上市也表明中國休閑體育產業已經開始進行資本運作的嘗試。但從整體而言，目前我國休閑體育產業的融資體系并不健全，融資渠道較為狹窄。一方面，由于我國休閑體育產業蛻變于國家計劃經濟下的社會公益事業，國家資本在資本構成中占主體地位的狀況沒能徹底改變，這是一個與體制問題相伴而生的問題；另一方面，由于我國休閑體育產業仍處于探索發展階段，所以投資風險較大，出于規避風險的考慮，其他社會資本和風險資本在進入時會選擇較為謹慎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