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17 15:03:30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思想發展史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四川“十二五”“一圈、兩帶、三區”的布局構想
區域經濟發展的現實格局,是政府引導和市場牽動的綜合結果。要提高政府引導市場形成合理的區域發展格局的能力,必須認真審視國際、國內發展形勢,立足發揮區域優勢,促進區域聯動發展,站在更高的平臺,以更為寬廣的視野謀劃四川“十二五”區域經濟布局框架。“一圈、兩帶、三區”的區域經濟發展與布局構想,意在促進特殊區域發展超常規發展,抓兩頭帶中間,形成“分工合作、各展所長、內聚外拓、協調聯動”的區域差異化發展格局。
(一)一圈:成都一小時經濟圈
成都一小時經濟圈是指以成都市為中心,通過高速公路與成都緊密相連,以放射性的高速公路經濟帶為支撐所形成的四川經濟發展核心區,是依托“成都―德陽―綿陽”、“成都―樂山”、“成都―雅安”、“成都―遂寧”、“成都―資陽”、“成都―眉山”六條高速公路發展軸聚合而成的城市群。成都一小時經濟圈是集聚―重組―增生―輻射經濟要素的動力機,是四川經濟社會發展的龍頭,是西部經濟高地的內核。
“一圈”地區是我國城鎮最密集的地區之一,經濟發展水平高。“十一五”期間,“一圈”地區水、陸、空聯運破解內陸地區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成本制約的基礎和條件不斷完善;不同城市的特色優勢產業互補性強,以開發區、工業園為載體,以提升產業集群集聚規模和質量為主要內容的產業合作不斷推進;成都―德陽―綿陽、成都―雅安、成都―眉山―資陽等城市以區域規劃和區域政策融合為媒介的城市抱團發展能力不斷提升,打造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第四極的條件日益成熟,對國家經濟發展安全的保障功能逐步增強。相對于東部發達地區,“一圈”地區經濟規模還不大,區域經濟密度還不高,輻射帶動其他區域發展的能力還不強。
(二)兩帶:長江上游經濟帶、嘉陵江經濟帶
“兩帶”是指依托內河航運、沿江高速公路而發展的流域經濟帶,由長江上游經濟帶和嘉陵江經濟帶組成。長江上游經濟帶由瀘州―樂山―宜賓構成,自貢、內江以長江上游經濟帶為媒介,融入以上海為龍頭、重慶為龍尾的長江經濟帶。嘉陵江經濟帶由廣元―南充―廣安―達州構成。兩條沿江經濟帶承接成都一小時經濟圈的輻射,積極化解內陸地區加工制造業發展的交通成本劣勢,是舒展成都一小時經濟圈聚集的經濟能量的通道,是成都一小時經濟圈和四川外部經濟空間交換經濟能量的傳動軸。
“兩帶”地區自然資源富集,支撐新型工業化的資源優勢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后發優勢明顯;雖然具有流域開發的良好基礎,但由于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集聚資本、技術、人才等經濟要素的能力不強,產業發展層次不高,流域綜合開發的程度不高,流域經濟帶遠未形成。另一方面,“兩帶”地區既是西部地區重要的經濟空間,又是重要的生態地區,構建我國經濟發展的生態屏障,以及復雜的空間屬性對“兩帶”地區的生產力布局,對協調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雙重任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三區:攀西資源富集區、甘―阿民族地區、廣―巴革命老區
攀西地區擁有世界上儲量最豐富的釩鈦資源,是我國重要的鋼鐵基地和國家戰略資源集約開發基地。攀西資源富集區工業化總體水平相對較高,但區域內部發展不平衡,戰略資源的開發效益不高,資源浪費嚴重,面臨的生態環境約束日漸凸顯。在“十二五”乃至更長的時期內,攀西資源富集區將是四川搶占經濟發展制高點的重要陣地,是四川經濟發展、西部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地。
甘孜―阿壩民族地區是重要的生態資源富集區,同時也是生態重要地區和生態脆弱地區,是關系整個藏區安定的戰略重地。甘孜―阿壩民族地區資金、技術、人才匱乏,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后,但承載著我國藏區經濟社會發展示范區的功能。廣元―巴中革命老區是傳承革命傳統的空間載體,生態環境承載力較強,是四川建設生態文明示范區的重要載體。廣元―巴中革命老區工業化水平相對較低,以生態現代化統領區域現代化建設,實現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躍遷的后發優勢明顯。
二、“一圈、兩帶、三區”的布局依據及布局特點
“一圈、兩帶、三區”是在繼承和發展五大經濟區“十一五”布局與發展成果的基礎上,從優化西部經濟高地動力結構的角度,提出的一種布局構想。
(一)“一圈、兩帶、三區”的布局依據
西部經濟高地是統籌省內區域發展的結果,其功能既取決于省域經濟發展規模與發展質量,也取決于省域內部區域分工合作所釋放的輻射帶動西部其他地區經濟發展能力。從驅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屬性看,“一圈、兩帶、三區”分別承擔經濟能量的動力機、傳動機和工作機的功能,動力機、傳動機和工作機協調配合,促進四川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最終鑄就西部經濟高地。
“一圈、兩帶、三區”的總體布局框架內,“一圈”聚合,形成西部地區規模最大、經濟能量最強、發展潛力最大的城市群,承擔驅動全省、乃至整個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釋放經濟能量的發動機功能,奠定四川提高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的經濟基礎。兩帶承接“一圈”經濟輻射,竭力向外延伸拓展發展空間,形成西部經濟高地的支撐軸,承擔“一圈”與“三區”、“一圈”與省外經濟體之間的經濟能量傳動機功能,夯實四川提高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的物質保障。
“一圈”加快發展,不斷釋放經濟能量;“兩帶”不斷完善傳遞經濟能量的基礎和條件,提升優化配置經濟要素的功能;“一圈”、“兩帶”耦合,形成四川內聚外拓的“只”字形經濟體,鑄就西部經濟高地的基本骨架。“只”字形經濟體是落實國家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點空間,是以新型工業化、工業生態化提升工業文明層次,推進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躍遷,促進工業化和生態文明建設協同發展的示范區。
“三區”環繞“只”字形經濟體,主動接受經濟輻射,提升區域發展水平,為“只”字形經濟體構筑對外開放的橋頭堡,鑄就展示經濟高地發展成就的平臺。資源富集區與“只”字形經濟體之間以信息、技術、資本等要素為紐帶,形成聯動發展的格局,有效融入“只”字形經濟體的發展。民族地區和革命老區一方面接受“只”字形經濟體的經濟能量,另一方面向“只”字形經濟體注入生態能量,是四川以生態現代化引領區域現代化建設,實現從工業文明的初級階段直接向生態文明跨越的示范區。
(二)“一圈、兩帶、三區”的布局特點
第一,統籌兼顧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效率與公平。“一圈”地區加快發展,不斷釋放經濟能量,提高經濟輻射能力,重在保證省域經濟發展的效率;“只”字形經濟體不斷提高經濟發展成就的積累水平,重在夯實推進區域發展公平的經濟基礎;對民族地區、革命老區的扶持,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確保民族地區和革命老區的民眾能夠享受與省內其他地區民眾大致相當的基本公共服務,直接體現區域發展公平。
第二,按照區域空間功能聚類。“一圈”地區是西部地區重要的經濟空間,發展經濟是其主體功能。“兩帶”地區肩負經濟發展和生態建設雙重功能,是保障我國生態安全的戰略重地,科學布局生產力,優化經濟空間和生態空間的組合結構,實現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建設的雙贏是區域發展的落腳點。“攀西資源富集區”是生態空間內的國家戰略資源富集區,資源開發和生態建設不可或缺,推進資源集約、高效開發,嚴格控制資源開發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推進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成為區域發展的重點。民族地區和革命老區是西部地區重要的生態空間,生態環境保育是其主體功能。
第三,避免同質區域對區域政策的惡性競爭。“一圈、兩帶、三區”的布局,繼承了五大經濟區打破行政區劃束縛組織區域經濟運行的積極成果,同時依據空間功能,將發展水平存在明顯差異的地區聚合為一類政策區,避免發展基礎、發展條件、發展路徑相似的行政區對區域政策的惡性競爭。“一圈”地區的區域政策,重在促進城市群的形成和發展。“兩帶”地區的區域政策,重在完善流域開發的條件,促進流域經濟帶的形成和發展。攀西資源富集區的區域政策,重在促進國家戰略資源集約、節約、高效開發與利用,嚴格資源開發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民族地區和革命老區的區域政策,重在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提高生態保育的水平與質量。
三、“一圈、兩帶、三區”的發展重點
(一)“只”字形經濟體的發展重點
“只”字形經濟體是引領西部發展的航標。經濟體內,成都市是聚合成都一小時經濟圈內各城市的晶核,是驅動“只”字形經濟體進行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的發動機,是成都一小時經濟圈能否實現內聚外拓,科學發展的關鍵。“十二五”期間,成都市一是要實現“創新驅動”、“結構調整帶動”市域經濟發展,二是城鄉共融互動發展提升城鄉統籌的層次和水平,三是創新要素擴散關聯帶動經濟圈發展。成都一小時經濟圈要進一步完善城市群內部基礎設施,加大不同城市間產業發展的互補協調力度,增強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內聚力。為此,一是通過大規模的要素集聚拉動經濟發展,二是通過頻繁的要素流動聚合區域發展,三是在大規模、高頻率的結構重組中優化經濟發展,四是圈內的城市聚合推動區域經濟一體發展。沿江經濟帶一是要以交通為重點的基礎設施建設驅動區域發展環境及發展條件優化,二是不斷提高區域經濟自主發展能力,不斷釋放區域經濟發展活力,三是不斷強化成都一小時經濟圈外拓的通道功能,對內、對外的經濟能量傳動功能,以及資源優化配置功能。
(二)“三區”的發展重點
“三區”是四川建設西部經濟高地的重要支撐。我國是全球釩鈦資源的主要產地,理應在釩鈦資源定價、釩鈦資源開發利用等方面掌握主動權。攀西資源富集區要控制資源開采節奏和開采總量,著力提高資源綜合開發效益,扭轉釩鈦資源定價、釩鈦資源開發利用受制于人的被動局面,力爭在釩鈦資源定價上掌握一定的主動權。“十二五”期間,攀西資源富集區要以資源集約、高效、綜合利用帶動區域發展,全面提升對我國藏區穩定、藏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示范功能;革命老區要進一步提升其紅色文化傳承功能,民族地區和革命老區要以生態現代化為突破口,全面提升區域現代化水平,成為以生態現代化驅動區域現代化的示范區。
該問題已經越來越引起諸多學者和官員的重視。不過大量的文獻檢索表明，國內以往的研究大多將道路交通活動造成的負面影響僅局限于機動車的污染、資源的消耗，而不包括居民心理承受程度以及經濟對環境損失的補償。此外，建議和對策也多停留于道路交通系統對環境的影響及其預防、治理等方面，沒有從政策分析的角度探討政府如何對交通環境系統和交通活動強度進行協調和制約。同時現有交通規劃的評價僅限于對路網密度、道路面積率等這些網絡幾何指標的評價，缺乏對人的舒適度、安全度、環境噪聲、震動、大氣污染等健康方面的指標評價。因此本文試圖從道路交通造成健康危害人手，運用新公共管理理論對此進行分析和探討，并從戰略框架、技術路徑等不同層面提出一些具體政策建議。
一、問題的緣起
道路交通對健康造成的危害主要有交通事故、尾氣污染、機動車噪音及振動等。在諸多危害中，又以交通事故為首。道路交通傷害是一個重要但又常常被忽視的公共衛生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經濟問題。道路交通傷害不僅給全球和國家的經濟帶來損失，而且給家庭帶來重大傷害。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在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中，15―44歲年齡組占一半以上，73％死者為男性，該年齡段正是創造財富最多的時期，當他們因車禍死亡或殘疾時，其家庭將會發生嚴重的經濟問題。這些因道路交通傷害造成殘疾而失去收入能力的家庭，還需承擔照顧這些傷殘家庭成員的額外花費，因此不得不變賣大部分財產，有些家庭甚至陷入長期債務之中。經濟損失估算不僅應包括直接損失，還應考慮間接損失。直接損失應包括衛生保健和康復費用，間接的損失應包括家務損失、幸存者損失和提供護理損失以及親屬的收入損失等。
圖1表明，1990―2002年的13年間，我國道路交通四項指標事故次數、死亡人數、受傷人數、直接經濟損失分別增長了3．09、2．22、3．62、9．16倍，年平均增長率為9．86％、6．87％、11．33％、20．27％，增幅非常驚人。近年來，雖然我國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情況有所好轉，但形勢仍十分嚴峻。2000年我國的道路交通傷害導致損失1260萬潛在生產壽命年，估計價值為125億美元，幾乎相當于每年衛生經費預算的4倍。2002年我國共發生773137起交通事故，平均每分鐘就有149起交通事故發生。因交通事故死亡109381人，平均不到5分鐘就有1人喪生于交通事故；562074人因交通事故受傷，平均每分鐘就有1．07人受傷。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33．24億元，間接損失更是無法估量。
除了交通事故外，據環境監測部門報告，我國的大多數城市城區主要污染源已由工業污染轉為機動車尾氣污染。汽車尾氣排放的主要污染物為一氧化碳(CO)、碳氫化合物(HC)、氮氧化物(NOx)、鉛(Pb)等，對人體造成了一定的傷害，造成感覺、反應、理解、記憶力等機能障礙，重者危害血液循環系統，導致生命危險當人們長期接觸低濃度的一氧化碳時，會引起頭暈、頭痛。此外交通車輛所產生的煙塵(尾氣煙塵和道路揚塵)排放量也已成為城市大氣的主要污染源。
目前我國城市主要道路兩側的噪聲污染不斷加劇，交通噪聲源排名城市噪聲聲源的第二，僅次于生活噪聲源。全國80％以上大城市交通干線噪聲超標(大于70分貝)，嚴重影響了居民休息和教育、文化活動。機動車引起的噪聲和振動主要有以下原因：機動車動力系統引起的噪聲和振動、機動車的車廂和貨物及配件在行使中的碰撞和摩擦、輪胎與路面接觸噪聲、機動車的喇叭聲。噪聲可以引起耳部的不適，如耳鳴、耳痛、聽力損傷，使工作效率降低。噪聲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子，噪聲會加速心臟衰老，增加心肌梗塞的發病率。在平均70分貝的噪聲中長期生活的人，可使其他心肌梗塞發病率增長30％左右，特別是夜間噪音會使發病率更高。噪聲還可以引起如視力、神經系統功能紊亂，精神障礙、內分泌紊亂甚至事故率升高。噪聲對兒童身心健康危害更大。
當前，我國城市交通發展正處于轉折階段，在洶涌的城市化和機動車私有化浪潮的沖擊下，城市道路交通設施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尾氣污染、交通事故等問題嚴重影響著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并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社會危害。
二、努力形成面向健康的城市道路交通發展模式
我國應主動學習和借鑒先進國家的成功做法，吸取一些國家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不協調發展的教訓，提高對道路交通健康危害的認識，積極克服以往道路交通發展模式的弊病，努力形成面向健康的城市道路交通發展模式。
1、我國傳統城市道路交通發展模式存在的弊病
(1)普遍存在“車本位”的現象。我國的道路交通規劃將道路交通規劃的對象等同于機動車交通，而不是人與貨物的交通；把步行和自行車交通方式視為道路交通不相關的問題，導致一些地段交通事故頻發。
自由行走是人類身心健康的基本要求，但是城市機動化的日益增長使人們步行變得又慢又危險。在以車為主的城市交通規劃中，每一個為機動車交通改善道路而設計的方案都使步行者的境況更壞。在快速城市化過程中，人們發現人行道變狹，街角被割光，交通安全島被取消了，道路被拓寬了，“禁止行人”的柵欄四處林立。行人除在指定的由交通信號燈控制的地方可以穿過馬路外，不準在其他地方穿過馬路；為此一些甚至在馬路中心線上設立了密集的鐵障。智能交通管理僅著眼于成功保障車流連綿不斷，卻不為行人配備紅綠燈信號裝置。步行者被迫從地下隧道或高高的過街天橋上穿行。在許多城市出現道路越來越寬，高架橋越來越多，過馬路越來越難，逛街環境越來越小的現象。此外，新建道路設施不新增人行道，行人過街綠燈信號時間很短。一些城市允許機動車輛在人行道上或道旁停放，甚至可以在人行道上行駛，使步行者更加不方便和危險。
(2)以單一交通便捷需求為目標。傳統的道路交通規劃主要以滿足單一的交通便捷需求為目標，沒有考慮交通發展對資源、能源和環境影響。以“限小”為例。盡管從1996年國務院辦公廳就發出通知，限令各地取消對微型車的種種限制，之后幾乎每年都有國務院有關部委要求各地不得限制小排量汽車。2004年年底，國家發展改革委又出臺了一份《節能中長期專項規劃》，提到“取消一切不合理的限制低油耗、小排量、低排放汽車使用和運營的規定”。2005年6月份，國務院總理在建設節約型社會大會上，特別明確指出“要取消一切不合理的限制低油耗、小排量、低排放汽車使用和運營的規定”。然而，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在內全國22個省區
市的84個城市以緩解交通擁堵塞等為由，仍對一些節能環保型小排量汽車采取交通管理限制措施。這些措施客觀上加劇了城市空氣污染。此外，現有交通規劃的評價僅限于對路網密度、道路面積率等這些網絡幾何指標的評價，缺乏對交通的健康的評價，如對人的舒適度、安全度、環境噪聲、震動、大氣污染等項指標的評價。
(3)我國城市道路交通發展規劃以單一部門為執行主體。我國城市道路交通發展過程中通常以交通部門為單一主體，沒有建立由城市規劃、建設、交通管理、公用事業、環境保護等多部門組成的協調機構。因此在執行過程中，城市交通部門及相關部門往往各自為政，很難發揮協調效應。同時城市政府在實施過程也沒有充分考慮和尊重群眾的意見，未對交通規劃進行嚴格的論證和分析，以兼顧步行者、私家車擁有者等不同群體的利益。
此外，一些城市政府把城市交通發展作為政績形象工程，也是傳統城市交通發展模式存在弊端的集中表現。
2、面向健康的城市道路交通發展模式內涵
國外關于健康與道路交通發展模式研究，主要散見于健康城市項目等以及交通運輸可持續發展等探討，如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出版的《預防道路交通傷害世界報告》，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的《交通運輸可持續發展報告》等。
本文在參考國內外一些文獻的基礎上，提出面向健康的道路交通發展模式應該具有以下內涵：
其一，以人為本，充分考慮人的可達到性、舒適性、安全性，而不僅僅追求路面的暢通。
其二，減少意外傷害、有利體育鍛煉、減少誘發心臟病和支氣管疾病的空氣污染、有助于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出行，進而增進教育、就業等公平。
其三，立足于環保，以節約能源、提高交通效率為出發點，能夠以最少的社會成本實現最大的交通效率；滿足城市環境、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要求。
其四，與城市環境相互協調，與城市的土地使用模式相適應，多種交通方式共存、優勢互補。
總之，未來的道路交通發展規劃不應停留在設計一些道路和交通設施來運送預測的客貨量，而應和相關部門一起努力使人們借助交通用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好的享受。這才是城市道路交通規劃中最大的成就。
三、面向健康的道路交通的發展對策
1、確立道路交通發展過程的價值取向――以人為本、重視健康
城市以人為本理念不僅體現在為城市居民提供快捷、低價的交通服務，而且應關注公眾的身心健康。因此在制定道路交通發展項目的相關政策時，一方面應把環境影響評價作為判定道路交通政策和工程建設的先決條件之一，積極推進交通戰略環境影響評價(SEA)技術。另一方面需確定政策中的價值取向――以人為本、兼顧健康，即著重考慮公眾的身體健康。具體而言，它包含兩方面的含義。其一在相關政策制定過程中，將健康的可及性作為必要指標納入可行性分析。健康的可及性可細分為縱向方面和橫向方面。縱向方面即不同的階層在道路交通發展過程中，都可以獲得相對應的服務，不同類型的人群都可以得到相對應的交通需求。橫向方面即具有同樣交通服務需求的人得到相同的待遇。在這過程中，需要注意由于健康、交通涉及的因素非常復雜，因此在總體設計過程中應以最小代價獲得最大的收益。其二在相關政策制定過程中，注意考慮到健康公平性。健康狀況的公平性，是指不同收入、種族、性別的人群應當具有同樣或類似的健康水平。各健康指標如患病率、嬰兒死亡率、孕產婦率，期望壽命等的分布在不同人群中應該無顯著差異。因此在具體交通建設過程中，政府應減少政策導致的健康危害和不公平性。
2、形成以政府為主導，以企業、非營利性組織為聯盟的政策執行主體
面向健康的道路交通發展模式不僅是一個涉及范圍較廣的運動，也是一個長期的運動，僅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很難完成的。因此在強調政府是道路交通建設主力軍的同時，應建立包括政府機構在內的各類組織和社會成員參與其間的組織框架。在具體執行過程中，政府管理機構也應從以往的“分而治之”轉變到“合而治之”，構建能承擔多重任務的網絡式組織單元，以有效解決涉及多重領域的道路交通發展，從而避免以往傳統模式中一個部門處理一個問題，在面對多重屬性的問題時常常出現“管理重疊”或“管理真空”的混亂局面。
在具體執行過程中，政府應將市場機制導人道路交通發展，并與企業建立伙伴關系。此外還可以通過一些方式使企業更加積極地、持久地投身到這場運動中，成為政府的永久伙伴，分擔政府的一些責任和精力。同時政府應該鼓勵強調道德秩序、人的良心和相互信任的非營利性組織成為道路交通建設的重要力量。
在我國，個人在解決公共問題所起到的作用一直都受到忽視，但是面向健康的道路交通建設的特有屬性使個人的作用被前所未有地擴大。公眾對道路交通的參與不同于對一般活動的參與，也不是簡單的環境保護；積極參與將意味著更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出行質量和生活質量。因此在具體實踐過程中，一方面人們要轉變思想和觀念，提高交通與環境意識，另一方面應積極使用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善的交通方式。
3、構建有益健康的綠色交通體系
政府應采取加強道路交通法規建設、發揮科學技術、完善資金籌措機制、健全價格等運行機制以及其他措施構建有益健康的綠色交通體系。
首先充分重視步行交通和自行車交通。應切實注重加強步行交通規劃，強化步行交通管理，道路與各種建筑設施中要留足步行區，設置必要的隔離設施。在市中心商業繁華的地區開辟步行街區，對交通既可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也帶來步行街區商業的繁榮，以及城市環境景觀效果的改善。同時規劃需盡可能提供不同形式的步行空間，通過建設地下、地面和空中人行步道系統，形成安全、方便的人車分流系統化步行網絡。
自行車交通是有利于健康、環保的交通方式。近年來自行車交通在歐洲城市的出行比例呈上升趨勢，德國慕尼黑的自行車出行比例甚至高達12％。我國是自行車大國，更應該在規劃中予以充分考慮和科學設計，應在不同的城市功能區內組織全方位的自行車交通網，必要時可以建立自行車交通路網間的聯系，并用高效的公交走廊承擔跨區域的交通出行任務，使自行車成為功能區域換乘的工具，最終實現自行車與公共交通協調發展。
4、優先發展公共交通系統 大力提倡環保型交通工具
集約化運輸的公共交通承擔的運輸份額越大，人均交通污染就越低，交通污染總量就越小，造成的健康危害也越小。因此優先和大力發展公共交通既是提高交通效率的需要，也是實現面向健康的道路交通發展的必由之路。在具體實踐過程中，應逐步完善快速公交、普通公交、市郊火車、小汽車、自行車步行相互配合的綜合系統，同時輔以不同類型的公交車站設計，即管式車站、大型公交站和傳統車站以及先進管理系統。
同時適當限制低道路利用率的交通方式的發展，如
小汽車和摩托車，實施道路擁擠收費措施，用價格杠桿調節交通行為，使機動車尤其是私人機動車支付其相應的社會成本，如對空氣品質的破壞與公眾健康的損害、道路建設與維修費用、交通肇事損失等，以體現健康的公平性原則。
此外，應嚴格的機動車尾氣排放標準，控制各種尾氣排放超標的交通工具進入城區，對不合格車輛，強制安裝高效節能尾氣凈化器。進一步鼓勵和發展使用清潔清潔燃料的機動車。淘汰燃油助動車和殘廢人專用燃油車，限制污染排放大的摩托車，推廣使用小排量，輕型化和環保型能源的新車種。在一些大城市強調使用清潔能源為動力的軌道交通，并且不斷改善機車性能；發展高新技術的有軌、無軌電車等。
5、一體化的交通規劃與城市土地利用規劃
高密度的人口需要具有高運輸能力的專用交通線路的運送，而高容量的交通網絡也需要沿線一定的交通需求以保證系統運營的效益，正是基于這個思想，道路交通系統應將三個要素即土地利用、道路系統和公共交通的關系作為公交系統乃至整個綜合交通系統發展的基礎。具體而言，實現交通系統的轉變有賴于城市土地利用方式的轉變。政府應改變城市單一中心的布局結構，形成多中心(衛星城鎮、分散組團)集約化土地資源利用的空間。各中心應成為具有綜合、具有較充分的就業機會、具有良好的生活服務設施且獨立性相對較強的現代化功能，擯棄城市功能發展單一，工作、居住、娛樂各居一端的弊病，減少跨區域通生成量、縮短出行距離。各中心功能區內以步行、自行車交通為主，中心與中心之間的聯系以快速公交為主。同時調整土地使用方式，使步行、公共運輸系統與城市服務系統有機結合，將交通量大的單位和設施(學校、區域性圖書館等)安排在公交樞紐站點附近，方便人們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把商業服務設施與步行系統結合，有利于導向步行方式，使其向緊湊型都市發展，使包括交通在內的基礎設施發揮最大效應，最大限度減少交通的能源消耗。
此外，各種交通方式之間的銜接換乘是體現道路交通一體化觀念的核心。在規劃過程中應注意各種交通方式之間的換乘和銜接，使市民在各種交通方式中的轉換步行距離控制在合適范圍，從而減少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在方便性上的差距，體現公共交通的便捷。同時應注重停車換乘(Park+Ride)體系的規劃和設計，即通過個體交通至停車換乘樞紐公共交通(小轎車及摩托車、自行車的停放換乘)，逐漸形成城市市區與郊區交通一體化。
關鍵詞 志愿精神 慈善 思想淵源 發展差異
2008年對于志愿精神在中國的傳播發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這一年中，中國接連發生了兩件大事，四川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奧運會、殘奧會，都有為數眾多的志愿者參與其中。廣大的志愿者的實際行動和感人事跡，博得了國人乃至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和認可，引發了社會對志愿精神極大的關注。但現代志愿精神產生于西方社會，要使其在中國獲得更好的發展，有必要對志愿精神的思想淵源和發展差異進行梳理，以便在借鑒和融合的基礎上實現本土化的突破。
1 中西方志愿精神的思想淵源
志愿精神成型于近代社會，是現代人類社會文明的產物，但作為志愿精神直接思想淵源的慈善思想卻是古已有之，這也成為現代志愿精神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礎。
西方社會中的慈善思想和基督教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基督教教義中的“博愛”思想認為，所有信徒都是上帝的兒女，因此信徒之間都應當以兄弟姐妹的關系相處，要求信徒能夠拋棄對物質的追逐，崇尚一種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不分男女，不分貴賤都是兄弟”的“愛”，即能夠拋開身份地位的高低以及關系的親疏遠近，以樂善好施的態度對待他人，最終將其外化成為一種行為準則，自覺地對他人施以幫助和關愛。基督教之所以要求如此的“博愛”，源自于其教義中的“原罪說”，即“人生而有罪”，人一出生便是上帝的罪人，為了能夠洗刷罪惡，滌蕩靈魂，就需要信奉上帝，而上帝要求“我賜予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因此，基督教信徒需要自覺地以崇高、無私的愛心去幫助他人，以此來避免在末日審判時被投入地獄，實現自我救贖。由此可以看出，基督教所提倡的“博愛”更多是出于宗教的訴求而非倫理道德的規范，所以，可以將西方社會中的志愿精神視為一種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慈善志愿”，帶有比較強烈的宗教色彩。
在我國古代社會，慈善思想同樣也有著悠久的歷史，雖然眾多思想流派對于慈善思想的闡述各有不同，但是都蘊含著造福民眾以及救世救人的思想觀念。“仁”是儒家文化中極為重要的內容，它要求人在增強道德修養的基礎上實現“仁者愛人”，并將“仁愛”從內在的情感升華為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時的倫理道德標準。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礎上提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人之天性，促使人們產生互愛互助的慈善行動。道家文化也對慈善思想有重要的論述。老子提出“天道無常，常與善人”，認為“道”是萬事萬物的根本所在，人的善與惡也包含其中，善行可以得福，惡行就要遭禍。道家學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莊子提出“得道升天”的觀點，要求人們多行善事，進而積累德行以得善終。除了儒家和道家，墨家的“兼愛非攻”和佛教的“因緣業報說”等也包含著豐富的慈善思想，均對我國古代的慈善文化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2 志愿精神在中西方發展的差異
通過對中國和西方國家傳統文化的研究可以看出，在中西方社會中都存在與志愿精神相關的文化根源，但是這種文化根源在不同的地區卻出現了不同的發展態勢。中國社會中為何沒有形成成型的現代志愿精神呢？在當前我國需要大力弘揚和發展志愿精神的背景下，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筆者認為，志愿精神之所以在西方國家中的發展要比在中國的發展更完善，主要源于以下兩個方面的因素：（1）宗教因素在志愿精神發展中的作用；（2）中西方對社會管理的差別。
首先，雖然在中國和西方國家中都存在慈善思想這一志愿精神的文化根源，甚至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關于慈善思想闡述和探討比西方更加深入和豐富，但是“仁者愛人”、“得道升天”、“兼愛非攻”等慈善思想多是將“善”作為一種社會倫理道德標準，要求人們通過對自身的約束來實現的，而即使個體沒有做到，也不會因此而遭受過多的現實損失，可以說并不具有普遍強制性。反觀西方社會，由于國家統治者的積極推崇，基督教等宗教因素已經深深植入個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影響力巨大，而行善助人雖然也是一種社會倫理道德，也體現人性向善的一面，但更成為宗教信徒的一項基本義務，具有一定的強制性。而且，與中國傳統文化中主流的儒家文化所提出的“人之初，性本善”的思想不同，西方宗教對于人性的認識是人性本惡，宗教的“原罪說”、“贖罪說”將人們從一降生就定性為“惡”和“罪”，信徒只有時刻懷著博愛之心，關愛幫助他人才能彌補已有的罪惡，死后靈魂才能進入天堂而不是投入地獄，這種對于來世受苦的畏懼感也促使基督教信徒主動地、積極地行善，這也就使得慈善思想以及慈善服務得到了更加充分的發展，為現代志愿精神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其次，導致志愿精神在中西方發展差異的另一個因素是對社會管理的差別。縱觀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奴隸制社會以及封建社會長達幾千年，而且在這一很長的歷史時期中，中國社會一直處于高度集權的社會管理體制之中，歷代統治者為了加強統治，都對社會實施嚴格的管制。即使到了以后，雖然了統治階級，實現了人民民主，但是為了適應計劃經濟體制的要求，權力仍是高度集中，從社會公共服務到社會公共事業，仍然基本是由政府部門包攬，公眾參與公共服務和公共事業的意識和積極性受到了極大的抑制，能夠直接體現和弘揚志愿精神的志愿服務活動也因此難以實現有效的發展。而在西方國家中，經歷的封建社會時間相對較短，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時間較早，而且在社會中一直存在著民主精神，政府對社會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國民意愿的影響，再加上宗教組織對志愿服務活動的支持，因而起步較早，發展也較為完善，這也就使得現代志愿精神成型于西方社會，而且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3 志愿精神在中國的發展展望
[關鍵詞]構想思維 高校教師 專業發展
[作者簡介]謝志新(1969-)，女，山東招遠人，浙江農林大學人事處副處長，助理研究員，碩士，主要從事教師教育研究。(浙江杭州 311300)
[基金項目]本文系2009年度浙江農林大學高教研究項目“高校教師專業發展與政策研究”(項目編號：200904)和2007年度浙江省教育廳科研項目“基于構想思維的普通高校教師專業發展戰略研究”(項目編號：20070949)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圖分類號]G6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2)(08-0065-02
當前對高校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師入職前后的培養和培訓、學校制度建設和教師個人內在需求方面，較少關注外界因素對高校教師這一職業群體專業發展的巨大影響。事實上，有些外界因素不為一所院校或一個地區所控制，它可能演化為一種思潮或態勢，對高校教師的專業吸引力、專業技能、專業水平及專業發展驅動力等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到整個群體專業發展程度。
構想是種假想，用來設計出我們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機遇和威脅的一種思考，并且在做長期和短期的戰略決策時仔細衡量機遇和威脅。構想思維既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態勢，是一個平臺，使松散的思想組成對話，使選擇變得更為清晰。構想思維有三條最基本的原則：長遠目光、外向擴展思維、多維思維。構想思維能夠幫助人們和組織機構安排和建構他們對長遠未來的思考。運用構想思維對高校教師專業發展未來面臨的外部環境做出情景分析，盡可能去分析那些外界的不可控因素，選出其中重要的兩個維度假想情景，把教師的專業發展與外界環境變化緊密聯系起來，模擬外部因素可能發生的四種交叉情景，能啟發高校對未來教師專業發展的戰略思考。
一、未來影響高校教師專業發展的幾個主要外部因素
1.宏觀環境。我國正處于由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教育特征和各種教育要素隨之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經費和物質投入劇增，管理體制民主化和多樣化，主導思想趨向強調教育的內在價值。可以說，社會發展對教育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刻的，從資金、硬件投入到意識形態、教育內容，都發生著根本的變化，學生和教師這兩個教育要素也隨之發生變化。學生的廣泛性和平等性從無到有，并日趨增強，教師職業的專門化已是必然趨勢。
2.市場環境。高校作為人才輸出端，始終處于隨著市場需求變化而不斷調整的過程中，培養的人才不僅要求具有扎實的理論基礎和必備的實踐經驗，還要有創新意識和能力。高校人才培養目標、專業和學科建設、課程開發與設計將發生變革，未來高校教師的能力要求和專業發展將面臨嚴峻挑戰。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我國高等學校的數量和類型還會增加，政府投入也會逐步加大，將會進入一個持續快速發展階段。學校會更關注受教育者，學生擇校、擇專業的自由度增加，高校提供給學生的課程會更豐富，專業和課程能根據學生的需求而不斷調整。這些市場環境因素將會對教師專業化發展產生直接影響。
3.競爭環境。學校定位將存在著不同的風險，會給教師專業發展帶來更多機會和競爭。根據丹尼爾?若雷等人的研究，每種類型的高校都將在一個由“資源”“院校哲學”“風險”構建的三維模式當中。以“資源大小基礎”為橫坐標，以院校哲學是“消費者導向”或“提供者導向”為縱坐標，可以形成高、中、低三個不同的風險區。
“提供者導向”即院校遵循更為傳統的學術方式(內部驅動)對知識的生產和傳播進行部署，給教師提供資源，讓他們擁有最大限度的學術自由來從事教學和研究。那些高層次的研究型大學院校哲學屬于“提供者導向”。“消費者導向”即院校遵循這樣一種路線，它們對市場的需要有更多的認識，并依據市場要求來設計進程和課程。多數地方性院校哲學屬于“消費者導向”。風險最低的是“資源大基礎”和“消費者導向”的學校(三區)，風險最高的是“資源小基礎”和“提供者導向”(一區)。所以，未來的高校在資源上將展開競爭。競爭主要有以下四種：(1)國際化趨勢產生的競爭。隨著我國教育市場的開放，世界更多的名校到我國招生，對優質生源的爭奪更加激烈。(2)同級別高校的競爭，差異性不顯著的高校在專業、課程、師資上競爭激烈，學校風險增大。(3)新興高校和民辦高校對傳統公立高校的競爭，由于新興高校和民辦高校的機制更加靈活，市場反應速度更快，消費者導向更加明顯，辦學成本比較低，競爭集中在生源和師資。(4)優質課程的競爭。高校的一些課程將有可能由某些專業公司承包，這些公司在課程的研發、師資的聘用上更占優勢，教學效果得到社會廣泛認可，這將對傳統高校的課程產生沖擊。
4.教育對象的變化。隨著信息化發展，知識型社會的構建，知識的創造和傳播不再被壟斷，終身學習將成為一種深入人心的理念。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認為，終身學習是一種貫穿人們終身的自覺的、持續的學習理念，而不是把人生初期的專門教育階段的結束視為學習的完成。根據丹尼爾?若雷等人的看法，一個主要變化就是從“學生”到“學習者”的變化。當學生接受教育、順從高校施教的傳統時，是被動的，不是知識的創造者而是研究結果的接受者。學習者與“學生”不同，學習者主動決定他們需要學習什么領域的知識，要求高校提供一種新的、不同的教育方式；能夠充分利用教育領域的競爭來達到其目標。未來將無法用傳統方式來教這些學習者，尤其是當終身學習者和非傳統學習者人數增加時更是如此。教育對象的根本變化是在學習型社會的到來、高校辦學自及優質生源的獲得基礎上產生。
二、未來高校教師專業發展面臨的四種可能情景
未來影響高校教師專業發展最直接、最重要的兩個外部因素是：教育對象的變化和競爭環境的風險。如果把學習者變化作為橫坐標，競爭環境風險高低作為縱坐標，和高校教師的專業發展聯系在一起可以得到四種不同的預期情景(見下圖)。
第一種情景：(1)院校擁有豐富的資源基礎，硬件條件好，資金雄厚，財務運行良好。教師待遇優厚，社會聲譽好，對海內外優秀人才有吸引力，整體素質高。教師專業發展資金來源廣，得到各類基金、項目、人才支持。(2)院校哲學基于消費者導向，學校對市場需求有清晰和準確的認識和預見，能夠鼓勵學生根據興趣選擇專業和課程，依據市場要求來設計專業和課程。教師能夠主動而出色地設計課程，勝任教學，充分滿足學生的選擇需要。(3)終身學習理念在社會盛行，學生能夠根據自己的愛好選擇專業和課程，有明確的學習目標，主動尋求他們所需要的知識，有較強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優秀的素質。教師能夠提供豐富的課程、知識及新的教育教學方法和傳播方式，幫助學生建構新
知識。(4)院校之間特色凸顯，競爭大，優秀生源和師資的競爭尤其激烈，高校教師具有更強的專業知識、技能和研究深度，教師之間的合作與競爭并存，個體對自身專業發展要求高，內部驅動力強。
第二種情景：(1)院校資源基礎弱，硬件條件不足，資金短缺，教師待遇偏低或者收入差異大，引進和招聘優秀人才困難，對海內外優秀人才吸引力不強。(2)院校哲學是基于提供者導向，院校遵循更為傳統的學術方式(內部驅動)對知識的生產和傳播進行部署，盡可能地給教師提供資源，讓他們擁有最大限度的學術自由來從事教學和研究。對于研究基礎好的院校來說，學術積淀較厚，可維持較長的一段時間，但研究層次較低的院校，已經面臨生存危機。學校對市場需求不太關注或不敏感，按計劃模式，學生選擇專業和課程機會少。學校專業和課程不能滿足“學習者”的需求。學生就業率下降，造成優質生源流失的潛在威脅。教師專業發展主要依靠學校提供的資源，個體需要和學校提供資源短缺矛盾突出。(3)終身學習理念盛行，學生有明確的學習目標，主動尋求所需知識，有較強的獨立思考能力。一部分專業和教師能提供必要課程、知識、新的教育教學方法和傳播方式，幫助學生建構新知識。還有一部分教師教學內容和方法保守，墨守成規，以灌輸知識為主，不能滿足“學習者”需求，面臨不被認可的狀況。(4)院校之間特色不突出，競爭加劇，師資流失較為嚴重，教師個體專業發展內部驅動力不足。
第三種情景：(1)院校資源基礎弱，硬件條件不足，資金短缺，教師待遇偏低，引進和招聘優秀人才進入教師隊伍困難，對海內外優秀人才吸引力不強。(2)院校哲學是基于提供者導向，院校遵循更為傳統的學術方式(內部驅動)對知識的生產和傳播進行部署，盡可能地給教師提供資源，讓他們擁有最大限度的學術自由來從事教學和研究。對于研究基礎好的院校來說，學術積淀較厚，還可以維持較長的一段時間，但是對研究層次較低的院校而言，已經面臨生存危機。學校對市場需求不太關注或不敏感，按照計劃模式，學生選擇專業和課程機會少，不能滿足學生需求。學生就業率下降，優質生源流失的潛在威脅增加。教師專業發展主要依靠學校提供的資源和個體的自覺性，專業水平差距拉大。(3)大多數學生被動地接收知識。高校教師依舊照本宣科，以講授式授課為主，注重知識的傳播，忽略幫助學生建構新的知識。高校教師專業發展程度停留在傳統和保守的階段。(4)同級院校之間特色不突出，競爭力不強，來自社會專業部門的課程培訓沖擊高校，優質師資流失較為嚴重，教師對自身專業發展內部驅動力不足。
第四種情景：(1)院校資源基礎厚，硬件條件好，資金充沛，教師待遇較高，比較能吸引優秀人才。(2)院校哲學是基于消費者導向，依據市場要求來設計進程和課程。學校對市場需求關注，專業和課程設置富有吸引力。這類院校往往以教學為主，教師教學水平較高。(3)生源質量偏低，大多數學生還是被動地接受知識，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樣的知識和如何獲得自己需要的知識。教師能夠提供豐富的課程、知識及新的教育教學方法和傳播方式，幫助學生建構新知識。(4)社區學院、網絡大學等一些新型高校出現，潛在的競爭已經形成，但教師面對現有的被動學習的學生，自我滿足感增強，可能對自身專業發展內部驅動力不足。
三、高校教師專業發展的情景分析
在未來5～10年，高校根據院校層次、院校競爭風險高低和學生角色變化來看，不同類型的高校可能出現不同情景。
1.背景分析。從我國高校發展歷程看，高等教育起步晚，正處在精英化向大眾化轉變的階段，到2020年有望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2010年，高等教育在學人數達到3000萬人左右，毛入學率達到25％左右，到2020年，高等教育在學人數達到3700萬人左右，毛入學率達到40％左右，與發達國家普及比例還有相當的差距。從地域間發展看，經濟發展不均衡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依然存在，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差距大。高校的資源基礎普遍不強，財政投入比例不高，院校哲學依然存在計劃經濟的痕跡，遵從傳統，以提供者導向為主。從高校所屬性上看，絕大多數高校隸屬于國家或地方政府，學校具有高度的趨同性和統一性，辦學自受到一定限制，招生模式和學生選擇專業的自由度有限，學生學習依然以被動式為主。這一背景下，教師專業發展仍處于比較被動的狀態，個體的專業發展憑借著自覺性或外部壓力進行。
2.情景分析。第一種情景是最為理想的愿景，也是所有高校追求的目標，并且最先在國內一流高校得到實現。“學習者”是伴隨著學習型社會和終身學習理念產生的，尤其在經濟文化發達地區，快步進人信息社會形態，高等教育不再是終端教育，更多的“學習者”抱著明確的學習目標來，他們對教師和課程是挑剔的，教學將發生革命性的變革。網絡課程很快普及，課程將隨著“學習者”實際需求不斷更新，課堂上以互動為主，教學不再是單一的講授式，更多地建立在一種討論和建構上，鼓勵學生大膽求異，選擇度和自由度更大。這類高校成為學習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和民間投入大量的資源，學校的硬件條件得到極大的改善，吸引了大批優秀的學生和很多知名學者來校任教，學術氛圍濃厚，與國際知名大學差距縮小，教學者和學習者都抱有積極的態度，學校活力增強。這一情景當中的教師專業發展速度快，專業化水平高，科研教學能力隨著教師職業吸引力的增大而不斷提升，隨著市場和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學校不斷更新專業和課程內容，教師課程設計和開發能力增強，教師群體合作密切，個體專業發展意識強烈，內部驅動力強。
第二種情景可能出現在層次較高，但是辦學經費不足的院校。這些院校有著深厚的研究基礎，遵循傳統的學術方式對知識的生產和傳播，教師專業水平較高，但是隨著市場競爭和辦學經費短缺，生源質量下降，學校存在優秀人才流失，年輕教師專業發展動力不足的危機。
第三種情景是最為糟糕的情景，也是高校要竭力避免的。那些身處欠發達地區和辦學資金短缺的各類院校，包括一些計劃經濟體制下得到政策發展起來的老牌院校，學校資源主要依賴不多的政府撥款或學費收入，引進優秀師資困難。學校仍以講授理論為主，固守傳統知識傳播，方法陳舊，知識更新慢，缺乏應對市場調整專業和課程的意識和能力，學校競爭環境風險大。學校忽視學生學習主動性，學生缺失選擇專業和課程的機會，很多時候處于被安排狀態，即使學習管理制度嚴格，很難從內在機制上激活學生學習主動性。教師專業發展處于外在因素影響下的被動狀態，一般比較安于現狀，個體的專業發展動力弱。
第四種情景可能出現在那些處于經濟發達地區的新興院校，面向市場設置專業和課程，政府投資增加或學費收入較高，生源充足，辦學資金充裕，但是院校層次偏低，生源質量不高，這將直接制約教師專業發展的內在驅動力。
[參考文獻]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厲以寧著，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2.《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厲以寧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
4.《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1
5.《關于經濟問題的通信》，厲以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經濟漫談錄》，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7.《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厲以寧著，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
8.《經濟·文化與發展》，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6
9.《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
10.《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厲以寧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2.《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
14.《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
15．《轉型發展理論》，厲以寧著，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
內容提要：
2006年是實施“十一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是深入學習貫徹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和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機遇期，也是集團公司在百億基礎上實現更快更好發展、完成強企富民戰略目標的關鍵年。為確保這些目標的實現，努力提升科學的發展境界，以科學發展觀來統領企業各項工作是經濟再上新臺階的重要思想保證。
我們礦要落實科學發展觀，最重要的就是領導干部和管理干部迫切需要轉變增長觀念，創新增長模式，對科學發展的境界要上新臺階。要不斷深化對提升科學發展境界的認識，協調好當期發展與持續發展、本部發展與異地創業、戰略與策略、經濟發展與提高職工生活質量“四種”關系，切實把科學發展觀貫穿經濟發展的全過程、落實到經濟發展的各個環節，推動經濟發展真正轉入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把龐莊礦建成寬裕型和諧新礦區，坐穩集團公司第一方陣。
一、協調好當期發展和持續發展的關系
目前，國內一些煤炭企業，為了追求短期經濟效益，大力實施“殺雞取卵”式的毀滅性開采，令人痛心疾首。據報道，山西省煤炭平均資源回收率只有40％左右，而開采技術落后的鄉鎮煤礦的回收率僅為10％－20％，每挖一噸煤要消耗5－10噸資源，這就意味著在低回收率的生產條件下，煤炭產量越多，浪費就越嚴重。這就是只顧追求當期發展而忽視持續發展的一個典型的縮影。筆者認為，可以采取三個方面措施，解決好當期發展和持續發展的關系。一是加強對資源補償費的改革，由現在資源補償費按產量征收改革為按資源消耗量征收。二是調整資源稅征收辦法，按資源回收率確定相應的收稅標準，資源回收率越低，資源稅越高；或用回收率除稅率計算收稅標準，從稅收上促使企業提高回收率。三是建立資源浪費“問責制”，將資源消耗、環境破壞等指標納入對企業的考核和評價體系，并配以嚴格的獎懲制度規范其生產經營行為，提高煤炭開采的“門檻”。
二、協調好本部發展與異地創業的關系
面對2006年我礦年產300萬噸，外向經營、勞務收入7000萬元的奮斗目標，任務十分艱巨，形勢異常嚴峻。礦黨政一班人，不等不靠，因時而變，順勢而上，全力推進“固本外擴”戰略。對內，多輪驅動激發內部潛力。一是深化實固本發展方略，提升企業核心競爭能力。二是大膽進行薄煤層等一些難采煤層的開采技術攻關，保證產量穩定。三是堅持減人提效、減頭減面、降本增效，優化人力配合、設備等資源，不斷提高煤炭生產集約化水平。四是大力推行內部市場化管理，積極試行采掘項目部管理模式。對外，多路并舉拓展外部市場。一是充分利用合作辦礦、自主創業等多種形式，鼓勵、引導和支持職工創新業、干部創事業、能人辦公司，使艱苦創業、全員創業、自主創業成為企業新時期的顯著特征。二是充分利用我礦的品牌和資源優勢，開展異地購煤、洗選加工等工作，努力培育企業新的經濟增長點。三是積極加快“一托一”礦井接續的實施步伐，千方百計為本部管理人員尋求、搭建異地創業的廣闊舞臺。四是強化外出創業發展的安全管理，突出通防重點，深化“三違”治理，確保安全生產。五是積極組織機電、地質、測量、安裝、拆除等方面的專業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組建服務隊伍，到異地進行創收。
三、協調好戰略與策略的關系
礦黨政一班人，注重搞好發展的戰略和策略的協調，做到領導力量投放、資源分配、組織結構、執行計劃、企業文化與戰略相適應；站在對事業高度負責、對職工高度負責的高度，及時調整不符合科學發展的決策和行為。為增強某井領導力量，每月堅持安排兩名礦領導坐陣某某井，與井領導一班人帶領職工，攻關鍵、渡難關，使全井產量迅速提升，一舉跨入了百萬噸礦井行列。適時調整外出創業發展的策略，對已有的幾個異地創業項目部該整合的整合，進行撤并整合，做到有進有退。積極尋求信譽好、資源充足、安全風險小的合作伙伴，加強與國有大礦合作，創出徐礦品牌，追求創業的最佳效益。
摘要：制度是維系一個組織正常運行的基礎，一個好的制度可以促進社會或組織向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但如果社會和組織內的實際執行者思維方式與制度背離，勢必會脫離制度的有效規范，從而嚴重阻礙事物的正常發展，甚至會產生許多影響深遠的惡果。本文以我國憲法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兩個最根本的制度即自然資源和土地國有或集體所有，堅持按勞分配的分配制度為例，闡述社會大眾的思維方式與制度背離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關鍵詞：經濟學方法論；思維方式；制度；背離；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一切使用土地的組織和個人必須合理地利用土地。”憲法對土地所有和分配制度都作了比較明確的規定，但在實際運行中，無論是管理者和被管理1者都無視這一基本制度，讓許多順理成章的事情無法正常運行，嚴重影響經濟社會發展。
一、思維方式與制度背離的現象
在我國實際生活中，普通百姓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學習理解存在不準確，不深入，絕大部分還是沿襲傳統的認識，按照民間約定俗成的慣例在工作和生活，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錯把國有或集體所有理解為私人所有。按照《憲法》規定，自然資源和土地屬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使用者只有使用權或經營權，而且對國有或集體所有的土地和自然資源根據用途分別明確有具體的使用或承包經營時間年限，這些規定或道理，無論是管理者、被管理者或普通群眾都是應當知道或實際知道的，但在經濟社會發展和實際運行中，具體到不同的地點或區域，國有的自然資源或土地，被實際使用或承包經營者將其看成為自己的私有財產，根據個人喜好隨意定價或有償非法轉讓，特別是在國家公益事業或產業發展中需要依法征用土地和自然資源時，實際使用或承包經營者忽視對土地和自然資源的有償使用或承包經營權，處處以所有人的姿態漫天要價，以獲得高于土地和自然資源使用或承包經營的利益，致使國家或集體的公共利益受損。其實，國有或集體所有的土地和自然資源無論是用于公益設施還是產業發展，除了投資人獲得相關收益外，還包括廣大群眾的利益，因為，用于公益設施可以直接服務于普通大眾，用于產業發展可以帶來稅收，政府利用稅收發展教育、醫療、交通等民生事業，可以間接服務于普通大眾。由于社會大眾思維方式與相關制度的背離，容易使經濟社會發展受某個人或某一群體的錯誤思維干擾甚至被導向制度的反面，從而削弱制度的規范效用，影響或阻礙社會經濟快速發展。
（二）錯把按勞分配理解為政府保障兜底。按照《憲法》規定，我國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這充分說明個人取得財富，必須付出實實在在的勞動，這種勞動可以是智力的，也可以是體力的，但必須付出勞動，才可能取得收益，只是收益的多少與投入的有效勞動密切相關。政府目前實行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彌補市場機制缺陷、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的“安全網”、“穩定器”，是加強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同時，又是在鼓勵競爭，追求效率的同時，維護社會公平的重要措施。社會保障的核心功能主要是保證無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種意外災害的公民能夠維持生存，保障勞動者在年老、失業、患病、工傷、生育時的基本生活不受影響，從維護人權的角度出發，保障人的基本生命權得到尊重和保護。但在經濟社會發展和實際生活中，部分居民把政府的社會保障看成理所應當，鉆政策的空子，甚至以生活無法保障為由索取不勞而獲的利益，這是對按勞分配政策本質的歪曲理解和錯誤認識，是按勞分配政策在錯誤思維背離制度設計情況下的社會扭曲反映。
（三）錯把使用權和經營權轉讓理解為所有權轉讓。按照《憲法》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規定：“所有權人對自己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也就是說，公民的合法財產可以依法處分。但在經濟社會發展和實際生活中，普通居民對所有權的理解十分粗淺，有的故意裝糊涂，非法將本不屬于自己的財產有償轉讓，這種現象最突出的體現在農村。由于受交通影響，許多偏遠地區的居民希望能在靠近交通方便的區域居住，這種需求十分巨大。同時，交通方便區域的居民，由于進城務工、從事公職等離開了原居住區域，宅基地和承包經營的土地、山林閑置，一方面有需求，一方面有供給，在錯誤思維的支配下，私下土地、宅基地交易市場形成，從而造成土地承包經營的混亂。當遇到高速公路、鐵路、城市建設、工業等項目建設時，多個主體在利益動機驅使下，錯把使用權和經營權轉讓理解為所有權轉讓，提出許多非法無理的要求，影響工程進度，給國家經濟造成損失，這是明顯的所有權思維方式背離制度規范。
二、思維方式與制度背離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一）影響國有或集體財產收益的公平分配。思維方式與制度背離，對經濟社會發展影響的第一個要素突出的表現在國有或集體所有的財產收益無法達到公平分配，出現一夜暴富和國家社會保障風險增加。比如：房屋拆遷和土地征用，補給土地使用或經營者的，應該是土地使用或經營的收益，土地本身的價值應該由所有人獲得。但實際工作中，使用或經營土地者在錯誤思維的影響下，無限放大土地的收益和延長承包經營的時間，造成一夜暴富。國家不僅要付出多的成本，而且同一個地域的其他居民不僅無法獲得收益，還要承受一夜暴富對當地物價影響的其他支出。更難于控制的是由于一夜暴富，錢來的太容易，有的開始從事黃、賭、毒等違法或影響社會公德的事情，短時間花光補償所得，造成生活無法為繼，國家還要承擔失地保障額外的風險和社會不穩定帶來的其他影響。
（二）影響社會就業和人力資源開發。按勞分配是社會穩定的十分重要的制度根基，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人力資源成本評價的標準，有利于促進社會財富增長、推進科技創新和提升社會分工合作的水平，也是一個社會進步與否的衡量標準。如果按勞分配的制度被錯誤思維裹挾，帶來的直接后果主要包括以下幾點：一是一部分人不愿意就業，指望國家的最低生活保障或家庭的供養；二是對自己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沒有正確的評估，對工作挑三揀四，對工資提出超出自己實際能力的要求；三是在工資期望的牽引下，不斷的跳槽和尋找新的就業機會，造成就業人員的頻繁流動；四是社會一方面大量缺人，另一方面又大量人員失業，造成人力資源市場的倒掛；五是推高人力資源成本，影響實體經濟發展。諸如這些現象的出現，使得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源開發和就業無法反映社會的真實情況，對教育等其他方面產生影響，阻礙社會就業和人力資源開發。
（三）影響國有或集體財產的保值增值。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一方面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如果思維方式背離制度設計，又阻礙經濟社會發展，不利于國有和集體財產的保值增值。自然資源和土地國有，這是國家和集體的一筆寶貴財富，如果經營得當，可以無限累加財富，同時也是最穩定的國家稅源基礎，可以有效保障國家不斷的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比如：城市國有土地，如果保持有償使用，國家可以穩定城市稅源。農村集體土地，如果使用得當，通過發展生產，可以源源不斷的帶來財富。但在經濟社會發展和實際生活中，一方面我們會看見農村大量田地的拋荒，另一方面又看見許多農產品企業面臨土地流轉的壓力和困境，同時國家還要對拋荒土地付出農業補貼成本，這種政府和企業都含無奈的“冤大頭”的現狀，不僅使集體土地無法產生效益，實現增值，國家還要蒙受損失，嚴重阻礙國有或集體財產保值增值。
三、破解思維方式與制度背離影響經濟發展的對策
（一）調整國家的稅收政策。思維方式與制度背離不是說制度本身有問題，而是對制度實際保障的配套政策必須設計科學。制度其實大家都知道，實行過程中為什么會受思維方式的影響，關鍵是落實制度的體制機制必須科學可行，促使相關人員不會產生與制度相背離的思維方式，即使產生了相關思維方式，也無法取得相關收益。筆者認為，必須改革現有的稅收政策，建立具有社會主義法理基礎的新稅收政策。筆者建議，建立“國土資源和國土空間利用稅”，此稅收在城市可以通過房產、頻率、空間使用等多種途徑收取，提供穩定可靠的稅源，同時也可以破解房產稅難收和國有土地使用時間限制難題，也可以促使房地產市場回歸正常。農村同樣可以征收“國土資源和國土空間利用稅”，可以通過有效利用農村集體土地，通過發展產業、頻率使用等途徑收取。也許有人會說，這樣不利于農牧業發展，解決這一困難很容易，國家可以出臺促進農牧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凡是實際投入農林牧魚等生產的，國家可以免征“國土資源和國土空間利用稅”，如果是拋荒地，必須按章納稅，促使集體土地承包經營者考慮稅收成本，讓土地產生實際效益。如果有稅收杠桿調節，農村土地流轉市場就會趨于正常，土地流轉也會容易許多，有利于農村土地集約經營和合理利用，消除國家取消農業稅政策讓部分土地拋荒的負面影響。
關鍵詞：REITs；聯信精瑞；發展方向
中圖分類號：F27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2-00-01
一、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概述
根據MBA智庫百科的解釋，房地產投資信托（REITs）定義為“有多個受托人作為管理者，并持有可轉換的收益股份所組成的非公司組織”。
二、“聯信精瑞房地產私募股權基金型信托計劃”的試點推出及其存在的問題
2007年聯華信托推出我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REITs產品——“聯信精瑞房地產私募股權基金型信托計劃”，該產品的特征如下表所示：
表1 聯華信托在2007年8月推出的
“聯信精瑞房地產私募股權基金型信托計劃”①
結合該產品和我國REITs的現狀，得出我國REITs產品存在以下問題：
（1）以私募為主，風險大
我國REITs如果采用私募方式，則無疑加大了投資者的風險。在現有的框架下，我國對公募有詳細的法規來進行規范，風險較小。
（2）基金的期限較短。房地產行業的投資周期較長，聯信精瑞基金的期限只有5年，其結果往往會出現低收益或盲目投資高風險的情況。
（3）流動性風險。我國規定每份信托計劃合同數不超過200份②，因此信托投資公司只有通過提高每份合同的資金數額來實現。而我國REITs產品僅限于信托憑證轉讓，且只能在規定的平臺上轉讓，因此流動性風險較大。
（4）受托機構盲目承諾預期收益率。《信托法》規定：“所有信托產品不得向購買人承諾收益率”。“聯信精瑞房地產私募股權基金型信托計劃”規定“優先固定級的預期收益率為每年10%，而普通受益權預期受益則在每年20%以上”，這給受托機構很大的經營壓力。
（5）財務風險。我國現有房地產投資信托采用典型的“香港模式”，開發商利用該資金直接進行投資房地產，具有較大的財務風險。
（6）信托投資公司收益與風險不匹配。聯信精瑞投資的對象為固定收益類資產，投資者承擔的風險較小（大部分有法人擔保和資產抵押），而受托人的管理費極少，如聯信精瑞的管理費率為1.5%。
（7）準入門檻依然過高。“聯信精瑞”基金規定“認購金額，自然人投資人不少于300萬元，機構不少于100萬元”，只有少數有能力的自然人和機構才能進入。
（8）投資區域性較強。我國REITs集中于東部經濟發達區域，如聯信精瑞的投資區域為“長江三角洲城市圈、珠江三角洲城市圈、環渤海城市圈、其他地區省會級城市和計劃單列市”，這極其不利于中西部房地產行業的融資問題。
三、我國REITs發展方向
（1）運營模式
由于公司型存在基金經理與股東信息不對稱、雙重納稅（公司所得稅和股東分紅個人所得稅）等問題，因此建議在現有階段，應以契約型為主。
（2）法規建設
現有的“一法兩規”顯然不能適應REITs的發展，建立專門的《房地產投資信托法》，對REITs工商登記、稅收、會計、信息披露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完善稅法，避免重復納稅。
（3）投資方向、融資來源
應主要投向于房地產開發、購置、出租等權益型資產，盡量少的投資于貸款業務。
融資上合理確定權益型資產和債務資產的比例，借鑒一些亞洲國家規定負債不超過總資產的35%。融資方式上，應以公募為主，降低單個投資者的投資風險。
（4）信息披露與監管。加強信息披露，對重要信息要在銀監會、證監會等機構上公布，受社會公眾的監督。銀監會、證監會也要加強監管。
（5）基金規模與期限。期限應以10到15年為主，契合房地產投資周期長，回收時間長的特點。規模不宜太大，規模太大對信托的管理人員要求較高，對相關部門的監管也帶來一定的難度；規模太小則不利于分散投資組合，降低非系統風險。
REITs在西方已經發展了50余年了，我國REITs才剛剛起步。2007年我國第一個REITs產品的推出折射出我國REITs發展存在的問題，有必要結合國情對REITs的發展做出細致的規劃，這樣我國的房地產投資信托才能健康迅速的發展！
注釋：
①參見：聯華信托產品之聯信精瑞基金模式詳解.第一財經日報，2008.
②《信托投資公司資金信托管理暫行辦法》第六條規定“信托投資公司集合管理、運用、處分信托資金時，接受委托人的資金信托合同不得超過200份（含200份）”
參考文獻：
[1]陳赤.中國信托創新研究：基于信托功能視角的分析[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9：316-337.
[2]吳世亮，黃冬萍.中國信托業與信托市場[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0：97-118.
[3]張興.房地產投資信托運營[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