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15 17: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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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產 水平 價值 價格
中圖分類號：F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2）03-283-03
人們對商品價格的形成有了不少的爭論，有“供求決定價格”的理論、勞動價值決定價格的理論、壟斷價格理論、完全競爭價格理論、邊際效用價格理論等，但爭論中都存在著不能用某種理論完全、完美地解釋商品價格的形成，這就需要我們繼續做一些探討和交流。下面筆者從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人們生產創造財富的社會平均能力）對價格的影響來進行討論，看看能否有些新發現。
一、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對價格存在著影響
比如我們吃的疏菜，上世紀80年代每市斤幾分錢、一兩角錢，發展到今天已上升為一元、兩元甚至幾元錢；再比如我們吃的大米，上世紀80年代每市斤幾角錢，發展到今天已上升到每市斤兩三元錢。改革開放以來，市場供給充裕。不存在市場供求緊張的矛盾，市場也沒有發現壟斷，生產力不斷發展大幅度提高了勞動效率，為什么會漲價呢？這說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對價格有影響。當然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并不是每個具體商品總是價格上漲的趨勢，這要決定于生產某一具體商品的社會生產力（生產某一具體商品的社會平均能力）的發展水平與整體社會的社會生產力（一個國家或一個區域為整體單元的綜合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相對差別。所以人們會在實際生活中看到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有的商品價格呈現上漲趨勢、有的商品價格呈現平穩趨勢，而有的商品價格呈現下降趨勢。
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是如何影響價格的
一是由于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為了不斷提高國家的綜合實力和人們的生活水平，這是世界各國努力發展生產力的一個基本目的。二是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提高必然擴大商品的生產，多生產的商品又必須通過市場擴大人們的消費需求來實現交換，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具有社會性的客觀要求。以上兩條就決定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成果具有社會共享性的原則。
不論是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還是擴大市場消費需求都要增加人們的錢袋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增加人們的錢袋子呢？解鈴還需系鈴人，只有通過市場調節價格這個主渠道來實現。
以上說明：（1）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一定會通過市場調節價格來增加人們的錢袋子――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社會的供求；（2）生產商品的社會生產力（社會從事生產該商品的人力和物力的配制）一定要適應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的矛盾是影響商品價格的主要矛盾；（3）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是產生商品和影響商品價格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比如某一名理發師給男士理發，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世紀80年代每人次價格0.5元錢，到90年代每人每次價格1.5元，而現在已提高到每人每次10元。為什么理發師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而提高理發價格呢？他會回答你，社會發展了，人們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我的收入也應該提高了。再比如，某商品的社會生產力不適應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要求時該商品價格就會波動，當生產某商品的社會生產力不能滿足社會要求時價格就上漲，反之就下降，這就是人們常提到的社會生產結構不均衡所帶來的供求矛盾。
三、影響價格的因素或現象
除上述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影響價格因素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影響價格的因素還很多，但各自對價格的影響都有不同的途徑、不同的作用和程度。
1.勞動價值是影響商品價格的一個重要因素。勞動者人是創造價值最具有活力（即具有主觀能動性）、最具有積極性的一個要素；勞動價值對商品價格的影響主要是通過生產商品中所耗費的勞動價值量的多少來決定的。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的報酬支付一般都與商品交換具有相對的事前性，甚至還具有一定的剛性；如工資一般按月支付，每月工資一般不與企業經營成果存在事后性，不論企業經營是贏是虧都必須按時發給職工工資。這就說明勞動價值還以勞動者工資的形式直接通過商品的成本影響其價格。
勞動價值在商品價格中的影響作用是在于調動勞動者積極性、創造性、主動性，激勵勞動者發展生產力，為滿足人們日溢增長的需要創造更多的財富。
勞動價值決定價格理論的缺陷在于只強調勞動創造價值的絕對性，而沒有考慮勞動價值具有勞動與生產資料結合的相對性、歷史繼承性、發展性（比如同一個勞動者駕馬車和開汽車，不是同一水平的生產力，能用同一勞動價值單位計算嗎？再如同一個勞動者分別使用一臺普通機器和一臺專用機器生產同一零件，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一樣，消耗的費用一樣，零件的精度不同，商品的價值能一樣嗎），也沒有考慮市場經濟中外因通過內因引起商品價格的變化作用。
生產商品過程中勞動者人具有主觀能動性――即主動要素，生產資料具有相對的歷史性、客觀存在性――即客觀要素。客觀決定主觀（比如石器時代決定著石器時代的生產力，大機器大工業化決定著現代的生產力）、主觀又反作用于客觀（勞動者人創造發明又推動著生產資料的不斷豐富和發展），主觀要素和客觀要素統一結合起來才是生產力――并且這一結合是具有擴大性和發展性的結合；先進的生產資料決定著先進的生產力，有先進的生產力才能生產更多或更高價值商品，比如一位農民把一塊地分成大小相同的A、B兩塊地種值小麥搞試驗，A地種20元的老種子，B地種25元的新種子，結果A地收了400斤，B地收了600斤，同一勞動者付出同樣的勞動而創造了不同的價值，多創造的價值是勞動者創造還是多投入了5元錢的生產資料帶來的呢？說明生產資料（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新品種、新裝備）在再生產中發揮著重要積極作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也進一步說明了勞動價值具有勞動與生產資料結合的相對性、發展性。正是這個原因才會出現同一個勞動者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企業、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國家工作相同時間所體現的價值不同，而報酬也不相同；正是這一原因，企業的技術秘密、知識產權、高精端設備的保密限制等等也隨之而出，不發達地區的勞動者向發達地區流動。
2.競爭是影響商品價格的一個因素。競爭是市場經濟的一種機制，競爭是市場經濟的發動機，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最大活力，沒有競爭發展就要停滯，但競爭同時又是一把雙刃劍，有利也有害。一種是市場競爭機制激勵生產者通過提高商品質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等影響價格變化，這是有利的一面；另一種是市場競爭機制驅動生產者通過不正當手段破壞擾亂市場環境來影響商品價格，這是不利的一面。競爭影響價格的表現主要有：市場銷售商直接通過打商品價格戰的形式影響價格、通過壟斷手段控制或操縱市場影響價格、通過提高產品質量或降低成本等――即依靠發展企業生產力水平影響價格、通過炒作哄抬物價影響價格等等。
市場適度競爭是有利于市場健康發展的，但“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不擇手段、投機取巧、爾虞我詐、違法違規等過度競爭則是有害于市場健康的。市場經濟中出現的反壟斷、反傾銷、反投機、市場法規法律及一系列市場監管機制都是為了營造一個健康的市場環境，維護有效的健康競爭。競爭只有通過人才、技術、質量、管理、成本等――即依靠發展生產力的競爭才是健康有效的。
競爭價格理論的缺陷主要是只看到了現象而沒有看到本質，競爭是市場經濟的一種機制，是影響價格的一個外因，只能通過決定商品價格的內因而起作用。比如投機商以次充好，只是通過欺騙的手段，讓顧客在不知情、錯把次品商品當作質量好的商品所固有的價值所決定的價格購買而已；又如壟斷也不過只是通過控制商品生產唯一或主導市場手段，是利用市場經濟中生產商品的社會生產力一定要適應整體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要求這一規律，通過破壞和擾亂市場環境來達到改變外因的目的，再由外因通過內因引起商品價格的上漲。
3.供求關系是影響價格的一個因素。供求決定價格理論反映了市場供需矛盾對價格的影響作用，解釋了價格隨著市場供求矛盾的變化而引起波動。供求影響價格變化的特點是波動，其作用就是在于直觀地反映了市場需要什么和供需雙方的市場狀況（供大于求還是供小于求），這一反映能夠指導人們多生產什么和少生產什么。供求理論說明了市場經濟能夠通過價格的波動而自發調節優化配制生產資源的作用，強調了市場經濟的完全自由性。
供求價格理論的缺陷主要是只看到了價格變化的表面現象而沒有看到本質，甚至把外因與內因相對立起來，不承認勞動價值對價格的影響。市場供求變化關系是市場經濟交換商品過程中（商品的價值必須通過市場交換才能實現商品的價值）的一種客觀現象，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著市場的供求――供求是一個影響商品價格的外因條件，外因只能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4.信息是影響價格的一個因素。在商品社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當今信息發達的社會，信息對商品的價格影響不可排除。信息影響價格的主要表現有廣告宣傳、散布市場謠言、經濟運行報告、形勢預測、市場行情等等。
市場經濟中掌握信息量的多少對每個人來說是千差萬別的，這對于商品交易過程中的雙方在具體交易中形成的價格是有很大影響的。比如一個懂上網的消費者購買一只中歐互轉電氣插頭，在網上查得價格從十幾元到20多元，這個消費者去某商店購買時和店主搞價，最后59元買了三只；而另一位不懂上網的消費者，不了解信息，同樣在這個商店買同一插頭，結果和店主搞價，最后以40元買了一只。邊際效用價格理論就是利用了市場經濟社會中人們各自掌握社會商品信息量的差別的存在，所以邊際效用價格理論可以歸納到信息對價格的影響。
信息和邊際效用對價格的影響具有人的主觀反映性、時間的階段性、具體商品交換的個別性，不能反映經濟發展的價格總趨勢，這是其表現的一個特點。作為邊際效用價格理論的缺陷同樣是只看到了現象，沒有看到本質。商品交換中人們對商品及市場信息的了解程度是主觀判定價格的關鍵，邊際效用影響價格的實質是信息通過人的主觀判定差異表現的，仍屬商品本身之外的因素，對價格的影響只能是外因通過內因起變化，主觀并不能決定客觀。
5.政策調控是影響價格的因素。國家通過稅收、貨幣、產業扶持、結構調整等政策調控的手段都會直接或間接引起市場價格的變化。比如國家要求節能降耗收取能源費，為了限制資源過度消耗收取資源費等等都會直接影響商品的價格；再比如對一些行業通過操控市場、操控價格等謀取暴利，擾亂市場秩序的，國家也可通過一些法律法規進行干預（比如當前我國的限購房政策就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調控價格水平。政策能夠影響價格也是體現在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原因。
企業的決策對價格同樣有影響，比如某企業要進行清庫或是轉產調整等原因，往往會急于資本回籠，大幅降價，甚至商品價格會大大低于其成本價。
影響商品價格的因素很多，筆者不再一一列舉。
四、商品價格的形成
研究商品價格的形成，應從以下幾方面開始。
1.商品價格是什么？商品價格是以商品價值為基礎通過市場交換轉化為貨幣的表現形式。
2.商品的價值作用是什么？人類社會一開始并沒有商品這個概念，隨著人在勞動中不斷實踐和發展，生產工具的變革，生產力發展提高，人們生產勞動成果有了相對的富裕，這種富裕成果的實物交換――即商品交換，商品的交換必然要有一把度量的尺子――即商品價值。從人類發展歷史來看，商品及商品的價值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商品的價值也應具有這樣兩個最基本的作用：一是商品的價值在商品交換過程中充當尺度或參照作用；二是商品價值要體現社會生產力發展（勞動者人的發展、生產資料的發展）的客觀要求。
3.充當決定商品價值量的條件和單位是什么？首先能夠充當決定商品價值的單位必須體現商品價值的兩個基本作用，其次能夠運算并表達兩個基本作用。
我們先討論試用勞動價值量充當決定商品價值量的單位。當用勞動價值量充當決定商品價值單位時有以下不符合要求：一是勞動不是生產商品的唯一要素，不能全面反映商品的價值，勞動價值只能反映勞動者生存和發展的要求，并不能反映生產資料的擴大、優勝劣汰和發展的要求；二是人的勞動價值、生產資料的價值都是由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生產商品所耗費人的勞動價值和生產資料的價值是構成商品價值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生產商品耗費的社會生產力的量（社會生產商品平均必要耗費的生產力的量）才是決定商品價值的尺度。
通過討論我們會發現，只有生產商品所需耗費的社會必要生產力的量能夠充當決定商品價值量的單位。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生產力的量等于耗費的生產者人的社會平均費用與耗費的生產資料的社會平均費用總和。
4.商品價值的計算。商品的抽象價值是指假定市場環境健康、供求基本平衡、不考慮商品內在的具體差別因素條件下商品平均價值，商品的抽象價值等于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平均必要生產力的量乘整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系數――即商品的社會平均成本W1乘以系數K1（K1=1+社會平均利潤率）。具體商品的具體價值取決于影響商品價格的內因差別――即質量、功能、性能等技術含量決定的系數K2（在健康的市場環境下、在供求平衡條件下商品的價格與商品價值之比），具體商品的具體價值可表示為W1?K1?K2。
由商品價值的計算公式得出一個結論：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生產力的量和商品內在差別這個內因在整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這個外因的作用下形成的，商品的價值是由外因和內因共同決定的。
5.商品的價格。從上述的討論來看影響商品價格的因素雖然很多，但歸納起來就兩種，一種是商品自身所有的內因，另一種是市場內作用于商品的外因。
影響商品價格的內因是生產商品過程耗費的人的勞動和生產資料及其商品內在差別――即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生產力的量和生產商品的具體生產力差別在商品中的內在繼承。
影響商品價格的外因是除了商品內在所包含的社會生產力的量和商品內在差別以外的其他因素，它對商品價格的影響系數用K3（在供求平衡，無外因影響時，系數等于1）表示。
通過以上的討論，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商品的交換價格是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生產力的量和商品內在差別這個內因在市場中通過影響價格的諸外因作用下形成的，商品的價格是由內因和諸外因共同決定的。商品的價格W0可用公式表示為W0=W1?K1?K2?K3。在市場環境健康時、供求平衡時K3系數為1，這時商品的價格交換基本是等價交換；在開放的市場、完全自由的市場中商品的價格受市場多種因素的作用將圍繞其價值發生波動；商品的價值是相對的，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變化而變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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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夯實基礎建設，構建社會管理創新網絡
八五七農場位于黑龍江省密山市境內，地處完達山南麓，小興凱湖北岸，風光優美、土質肥沃。轄區總面積85萬畝，其中耕地54萬畝，下轄10個管理區2個社區和10個場直企事業單位，轄區常住人口1.8萬人，暫住人口3000余人。隨著小城鎮建設的飛速發展，社情日趨復雜。農場建立了八五七社會管理服務中心，推行“一站式”服務。結合實際情況，按照方便管理、就近一體的原則，農場把各管理區的保安員及公安分局的社區民警聘請為綜治協管員；把轄區劃分為4格（10個管理區為一格，2個社區各為一格，場直企事業單位為一格），將轄區企事業單位，居民小區，公共場所等全部納入網格化管理，實行綜治協管員專人服務管理，實現了管理全覆蓋。
為確保社會管理創新工作取得實效，農場成立了由農場黨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為組長、各綜治成員單位為成員的社會管理創新領導小組。小組與各管理區、社區、企事業單位構成社會管理創新工作網絡組織。社會管理創新領導小組、綜治協管員職責、調解流程、出租屋管理工作流程、租賃管理規定以及協管員的績能功效和考勤考核等相關制度職責進行完善，定期檢查、考核，實現責、權、利明確。農場加大信息主導工作，加強網站建設。建立“民情網站”——八五七農場網站，對百姓生產生活進行全方位、深層次地服務，并通過建立八五七派出所網上警務室及857貼吧，拓寬群眾訴求渠道，搭建對話平臺，對群眾反映的涉及民生安危的問題及時處理回復。加強信息平臺建設，組織全場45個單位、部門的相關人員進行了信息化平臺的培訓及推廣。整合資源,形成全面覆蓋、高效靈敏的社會管理信息網絡,增強社會綜合治理能力。
二、結合三優文明創建，構建社會管理的原動力
創建優質服務、優美環境、優良秩序的三優文明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也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在內涵上的不斷擴展。八五七農場先后獲得全國文明單位、全國文化工作先進單位、國家級生態示范區、黑龍江100個最值得去的地方、十佳宜居農墾城等殊榮。近年來，農場從整治環境入手，不斷鞏固“三優”文明創建成果。去冬今春，已累計完成綠色通道工程12公里300畝、“見縫插綠”工程500畝、居住區綠化8萬平方米，大樹進城4000余株。實施夜晚景觀亮化工程，確保重點街路設施完好率達到99%以上，亮燈率達到98%以上。
農場持續開展了文明素養培育工程。在全場開展“學習道德楷模、爭當文明公民”主題活動，大力弘揚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農場文明辦選樹了科技致富、先進企業家、學雷鋒道德模范等先進典型；與朝陽社區聯合開展“星級樓棟”評比、“文明小區”創建等活動，倡導宣揚傳統文化、禮儀知識、文明修養；積極倡導關愛行動，弘揚雷鋒精神，開展環保、幫困、助殘等志愿服務活動，動員和組織社會各方面力量加入到志愿者隊伍中來。目前，一支支“懂文化、會技術、有能力、樂于助人”的志愿服務隊伍活躍在農場大街小巷。朝陽社區黨員志愿者服務隊由物業、城管、環衛、計生四支黨員服務隊組成，設立了服務熱線電話，年均為居民提供便民服務上萬件。在青少年中開展了系統的“以德育教育促法制教育”法制教育工程。做好青少年維權工作，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培養他們遵紀守法、立志讀書、回報社會的思想品質。
針對農場以前因轄區店面多，牌匾懸掛雜亂等實際情況，農場規范門面及經營秩序，創建風格化商業街。共投入資金500萬元，外聘裝潢公司進行統一設計、安裝，安裝面積達3000余平方。并充分聽取商戶意見，達到統一、個性、協調、美觀“四贏”效果。
三、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管理的“調處器”
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必須以維護穩定為出發點，建立健全矛盾糾紛排查調處長效機制。農場建立健全完善了矛盾糾紛排查機制，做到管理區每周排查一次，農場每半月排查一次，及時發現問題，及時反饋信息，及時采取應對措施，將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進一步加強矛盾糾紛源頭預防工作，建立完善社會風險評估預警機制，將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作為重大決策、項目、事項出臺的前置程序和必要條件，防止因為決策不當引發社會矛盾。今年共對2起案件進行了風險評估，成功率達100%。推進“大調解”及“三調聯動”工作體系，建立農場、管理區（社區）兩級調解組織網絡，農場共有調解員107人。依托農場辦和司法分局建立調訪中心、社會管理服務中心，調解了多起疑難復雜糾紛，避免了多起越級訪和集體訪。建立特殊人群常態化管理機制，構建社區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平臺。農場公安分局建立了“流動人口服務站”，指派正式民警進行管理。對農場的暫住人口和外來務工人員建立健全實有人口動態管理機制、流動人口流入地與流出地雙向管理協作機制和“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管人”的服務管理新模式，并將其全部納入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信息系統。
四、實施民生幸福工程，構建優質公共服務體系
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必須高度關注改善民生工作，重視民生制度的頂層設計和長遠建設，切實就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實施職工共同富裕工程。2011年起，農場廣泛開展“1+10”職工共同富裕行動，用真情、動真格、使真勁，幫低收入戶選項目、配資金、做服務，不斷提高低收入和困難職工家庭經濟收入，按照動態標準保持年度零貧困戶目標。實施居民社會保障工程。按時足額兌現各項社會保險待遇和最低生活保障。繼續鞏固醫療保險工作成果，確保社會保險覆蓋面達到100%.養老金社會化發放100%，連續10年實現了墾區提出的養老金社會化發放“不欠一人，不欠一分”的工作目標。加強“愛心超市”建設，為生活困難家庭按期發放生活必需品。實施“創業帶就業”工程。農場為弱勢群體提供創業培訓服務。將轄區內的各類弱勢群體進行細化分類。結合弱勢群體能夠自身條件，有針對性地開展各項培訓，為弱勢群體實現自我價值找到了一條全新的道路。2011年參加培訓的學員達到100余人。實施文化惠民悅民工程。農場注重健全公共文化設施，打造10分鐘“文化”圈。投資5500余萬元正建1萬余平方米文體中心；投資300余萬元在文化休閑廣場上新安裝LED全彩顯示屏。2012年，農場將投建圖書館，使人均公共藏書達到20冊以上。2011年，注冊成立了完達山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太極、秧歌、健身操等9大協會組織活動開展的紅紅火火。與中華詩詞第一縣——望奎縣文化局實施共建；與大慶市金豐集團共享社區物業管理理念，大慶精神走進八五七；與俄羅斯畫家開展藝術交流活動，俄羅斯民族藝術與北大荒文化精神共鳴互動等。實施公共衛生服務提質工程。新建6900平方米職工醫院，完善高水平基本醫療服務，打造值得信賴的公共衛生園區。實施生活污水處理工程。完善日處理污水量1000噸的污水處理中心并投入使用。實施職工養老保障工程。對新建敬老院占地面積19000平方米，擁有三棟現代化賓館式綜合樓和一個水上公園。實行賓館式管理，親情式服務，為老人營造溫暖舒適的家。
五、破解難點，激發社會管理的活力
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必須解決機制不順、機制不活、合理不足的問題，推動社會管理有單一的行政主體向多元主體轉變，引導社會各個方面積極參與社會管理和服務。農場將其作為干部考核范疇。對場部朝陽社區進行改制，已建成“民生公共服務站”一個，并著手建立兩個居民委員會，開展便民利民服務。
一、深化培養模式改革，構建開放多元的人才培養體系，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輸送更多高質量應用型人才
轉型發展的核心是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地方高校在轉型發展過程中，要牢固樹立產業發展的前瞻性思維，以需求、就業為導向，面向地方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面向一線、面向職場，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創新人才培養體系，提高人才培養質量。
實踐中，學校將課程內容與職業標準對接，整合了專業主干課程，拓展和豐富了模塊課程，將課程中“概念化、陳舊化、空洞化”的內容向“問題化、前沿化、務實化”內容進行了轉變，構建了適應職業領域和技術崗位要求的課程體系；強化實踐育人，校企聯合修訂了人才培養方案和實施計劃，將職業能力、素質的培養要求一一分解到各個教學環節中，把需要在企業中完成的培養工作轉移到了學校人才培養的實際環節中落實；以信息化為基礎，加強了教學模式改革，引進多門慕課，加大力度建設了微課和資源共享課程，鼓勵教師進行翻轉課堂教學改革；建設了智能教室，改造了傳統課堂設施結構布局，使課堂環境更加有利于師生研討交流互動；構建了致用（虛擬）學院，著力開展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建立了大學生創新創業示范基地；大力推進校企合作的提質升級，建設“行業學院”，組建了“黑龍江工程學院―龍建國際工程管理學院”，建設了“黑龍江工程學院―中興通訊ICT學院”產教融合基地，使培養的人才更加符合行業企業需求。
二、以專業認證為契機，全面修訂人才培養標準，不斷適應全球化背景下現代行業企業對人才的新要求
為了實現向應用技術大學轉型發展，更好地培養符合經濟全球化發展要求、符合區域產業結構特點的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學校開展了工程教育專業認證試點，以此為契機全面修訂人才培養標準。目前，學校測繪工程專業、土木工程專業相繼通過工程教育專業認證，學校成為黑龍江省首個通過工程教育專業認證的地方本科院校。
學校按照教育部“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有關要求和7個卓越計劃試點專業發展實際，制定了專業認證推進計劃和工作方案，并以測繪工程專業為引領示范，著眼測繪學科發展趨勢和區域產業結構特點，分析崗位能力要素，以提高學生職業能力為主線，聯合修訂了簡稱“3326的培養標準結構”（即3類知識、 3項基本技能、2項綜合能力、6種素質），明確了培養目標、畢業要求、課程體系之間的矩陣關系。新的專業標準準確地把握了測繪專業人才需要具備的核心能力和綜合素質，適應了全球化背景下現代行業企業對專業人才的要求。
三、加強學科專業建設，提升與區域產業發展的吻合度
地方本科院校在轉型發展過程中，一定要隨著產業結構的變革而不斷優化調整學科專業結構，使優勢學科專業群與產業鏈緊密對接，提升學科專業與區域產業發展的吻合度。
學校圍繞我省以高端裝備制造、資源精深加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重要支撐的產業新格局，立足學校優勢學科群，打造特色專業鏈，不斷實現專業布局向“精而特的質量凸顯效應”轉型。目前，學校專業總數達到54個，涵蓋工管理文經法藝等7個學科門類，構建了“以工科為主體，以經濟管理、人文藝術為兩翼”的學科專業布局。同時，學校面向地方經濟和交通、測繪等行業需求，主動適應地方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調整學科結構，提升了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符合度。2015年，學校成為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與黑龍江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以此為牽動，進一步凝練了測繪科學與技術、機械工程、計算機科學與技術、電子科學與技術等學科的國防特色，形成了面向地方、行業產業和國防科技工業發展需求，具有學校特色的學科體系。
四、擴大開放度，深化產教融合，著力提高服務龍江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和水平
作為后發大學，社會影響力和競爭力不僅體現在教學和科研成果上，更體現在對區域發展的參與度與服務能力上。在轉型發展過程中，擴大開放度，服務地方是培育辦學特色、打造核心競爭力的主要依托，是提升學校辦學水平的支撐點和生長點。
社會治理，說到底是對人的管理和服務，要真正使社會治理創新“接上地氣”，增強對群眾訴求的回應能力，就應當從群眾路線入手，強化群眾參與理念，健全群眾參與體制機制，使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貫穿到社會治理工作的始終。堅持將黨的群眾路線與社會治理有機結合，是有效地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的關鍵所在。
著眼加強社會協同，持續發動群眾，探索創新社會治理新模式。社會治理的目的是為了使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在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充分發揮作用，真正做到當家作主。在社會治理中貫徹群眾路線，就是要求政府將滿足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最高標準，就是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從群眾的反映中發現社會治理中存在的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針和政策；就是要了解和掌握群眾需求和利益，總結提煉群眾的意見，形成社會治理的具體措施，并外化于群眾的自覺行動。為加強社會協同，持續發動群眾，克拉瑪依區以構建“網格為主、條塊結合、梯次管理、逐級負責”工作格局為導向，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網多責、一格多員”網格化精細管理的社會治理新模式，不斷探索并建立健全社區管理服務、綜治、法治、社會矛盾化解等長效工作制度，從而引導和保障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積極發揮人民群眾的參與熱情和創造力，不斷提升社會治理水平。
著眼夯實基層基礎，堅持服務群眾，不斷提升社會治理服務水平。社會的復雜性決定了社會治理的艱巨性，加強社會治理體制創新和貫徹群眾路線的戰略重點，就是要著力服務好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其本質和核心就是“為人民服務”。這就要求，政府要轉變觀念，由管理者的角色向服務者的角色轉變，真正做到把人民群眾贊成不贊成、滿意不滿意、支持不支持作為社會治理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創新服務群眾方式，寓社會治理于服務之中，從而實現社會治理方式的根本轉變。“五百”工作機制是克拉瑪依區在創新社會治理體制中的有益探索，其著力從關注百姓身邊的小事做起，進一步推進社會治理重心下移，使機關干部和社區工作者更加深入居民、深入實際，實現信息在一線掌握、呼聲在一線傾聽、政策在一線落實、問題在一線解決、工作在一線檢驗，極大地夯實了服務治理基礎，提升了新形勢下社會治理與服務工作的細致化、具體化和可操作化水平。
著眼運用現代科技，真誠貼近群眾，不斷破解社會治理新課題。現代科技對于社會治理的核心價值和作用，在于促使政府的體制機制、管理結構和運行流程發生轉變，目的是使人民群眾獲取政府的服務更加簡潔，使政府的服務和管理更加高效。因此，要創新社會治理運行機制，充分發揮其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履行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中的重要作用，加強信息資源整合共享，建立全面覆蓋、動態跟蹤、聯通共享、功能齊全的社會治理綜合信息系統，構建社會治理信息化應用平臺。
[關鍵詞]基層政府；治理能力框架；治理對策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4-068-02
我國行政組織體系底層的基層政府，是我國最廣大地域范圍的社會事務的直接管理者，既要執行上級政府的決策，又要實施具體行政行為處理社會公共事務，還要在這個過程中通過良好的公共行政治理地方促進地方發展維護轄區居民利益，基層政府治理能力直接影響到我國現代公共服務政府建設的實現程度，因此必須對基層政府治理能力進行解析。
一、我國基層政府治理能力現狀分析
（一）治理水平整體發展加速
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深化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尤其是近年來明確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的目標推進了基層政府治理水平的加速發展。從治理理念來看，基層政府歷經了從“政治控制型”的管制理念到“經濟主導型”的經濟導向再到“管理服務型”的治理價值觀，基層政府在維護轄區穩定、發展地方經濟同時也凸顯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來實現轄區良好治理的理念，將單一的提升經濟總量增長取向變革為服務社會和民眾的治理發展導向。
（二）資源配置使用力度加大
治理理念的發展和汲取資源能力的強化形成治理資源的配置和使用優化的前提條件，實際上基層政府在上級政府重視基層基礎設施建設和民生實際問題解決的政策意圖下，加大了將資源配置并投入使用于治理領域的力度，反映在社會公共服務事業建設力度加大，以衛生醫療事業為例具體見表3，表中數據均來源于2012國家衛生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從表中數據可知，國家投入基層衛生醫療事業的資源力度是不斷加大的，基層醫療機構的數量持續增加，投入人力資源總量也對應增大，農村基礎衛生事業建設成效顯著，農村醫療保障覆蓋面和支持力度是在不斷加大。基層教育方面經費配置使用也持續增加，九年制義務教育已基本覆蓋全國基層，超過1.3億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免交學雜費和教科書費，3千多萬農村寄宿制學生免除住宿費，近1.8億學生接受國家教育經費資助。
（三）基層治理存在結構缺陷
從治理產品和服務供給總量來看，現在還無法完全滿足廣大基層群眾的實際社會生活需要。如新農村養老保險還未能覆蓋許多區域的基層群眾，全國人口65%的鄉鎮居民擁有衛生資源整體上僅占全國人口35%的城市居民擁有衛生資源的50%左右，2011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當年基金支出1710.2億元，補償受益人次13.15，平均每人次受益額130元，但人均籌資額246.2億元，離滿足基層民眾需求還存在明顯差距。
從區域層面來看，治理水平還存在明顯區域差異，具體表現在城鄉基層治理水平差異和地區發展治理水平差異。從城鄉差異來看，鄉村基層治理服務種類與質量與城鎮基層治理存在明顯差距，以醫療費用為例，2011年人均衛生費用城市居民2695.1元，鄉村居民871.6元，全國人均水平為1801.22元，而同期人均純收入城市水平超過鄉村水平3倍。從區域發展差異來看，經濟發達省份治理服務水平明顯優于欠發達地區，東部沿海區域由于縣域經濟較為發達，基層政府能夠更充裕的提供公共服務，而中西部則由于資金匱乏以及地理條件限制制約整體治理水平。
從基層內部治理支出來看，存在明顯的結構無效率，重視與鄉鎮官員政績直接相關的公共服務，如道路建設、電信網絡，忽視與農民生活良好發展密切相關的如教育、衛生、以及農業生產必須的科技服務和農田水利設施供給。在治理行為效率來看，基層政府過于注重自身治理主體地位，傾向于對公共事務進行大包大攬式的管理。另外基于基層工作人員的職業管理機制不健全，治理意識和能力普遍存在不足，因而基層工作人員治理工作開展和預期目標之間往往存在較大差距。
四、基層政府治理能力建設對策
（一）強化基層現代治理理念
在以人為本和執政為民的政策理念下，地方政府必須強化現代地方治理理念，樹立政府應該通過為轄區民眾提供良好公共服務和優質公共產品從而實現地方良好治理的意識。首先基層政府要改變權力本位和治理中將手段取代目標的錯誤認識，形成基層群眾需求導向的服務意識；其次在行政行為中樹立依法行政和權責一致的觀念，在依法治國要求下培養承擔公共職務是通過處置具體公共事務享有公共權力并承擔相應行政責任的職權責一致的權力使用觀，落實崗位責任制；在政府組織文化層面，突出政府行為的服務公共利益主導意識，堅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行政倫理取向，并且必須落實到具體的民眾個體權利層面。在具體公共事務治理層面，提倡廉潔行政的道德風氣，有意識的界定政府治理權力范圍，并且轉變政府單一治理權威的認識。在治理方式上，改變管控命令的縱向權力傳遞思維模式，減少強制干預行為，建立購買、協商談判與合作的橫向交流互動權力運作理念，在多元治理主體協同作用的認識加大柔性治理工具使用力度。
（二）優化基層政府治理職能
在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時代背景下進一步優化基層政府職能，實現基層政府治理職能的完善。明確基層政府在基層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合理劃分治理事務范圍和授予相應的治理權，將基層治理作為基層政府職能的核心，凸顯社會治理服務職能核心地位。其次從立法層面依法合理設置基層政府社會治理范圍，如基層醫療、初中等教育、社會保障等，治理職能范圍一旦確定即具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對于設立的基層政府治理職能要依法提供穩定的財政保障，公共預算要適度向基層傾斜，并加大向基層治理領域的投入和轉移支付，并且形成法制規范下的常態化撥款。在行政體制內部要對基層政府進行合理授權，在合理界定的事權范圍內要賦予對等的財政權和人事權，加大中央財政向經濟落后地區的財政支付轉移力度并明確限定適用于基層治理領域。基層政府自身要在凸顯治理職能的基礎上精簡政府機構，在經濟發展上大幅減少對企業經營的直接干預，通過規范市場環境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來促進經濟發展，在社會發展上加大直接支持力度。
（三）構建資源汲取多元渠道
在現階段必須改變過度依賴財政撥款的局面，構建包含公共財政支付、企業參與經營和公民社會協作的資源汲取多元渠道。上級政府要加大對基層政府用于社會治理的公共財政總量，基于基層政府承擔的公共事務治理權科學、合理的確定財政專項資金比例和分配標準，并嚴格監督和激勵基層政府將財政資源重點投入治理職能范圍，實現基層政府治理財政支出均衡的目標。基層政府要依據轄區實際情況，發揮自身特色優勢強化資源汲取能力，在市場經濟層面，減少對直接經營活動的資源投入，通過規范市場環境和培育特色產業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提升資源集聚總量，在招商引資中通過整體市場環境吸引適合地方特色的企業投資，規范并且通過合同外包、支付購買或者系統激勵制度建設吸引企業參與對公益事業的投資，在企業增收的同時也推動地方公益事業的發展。
（四）規范治理資源配置使用
為實現基層政府對轄區的有效治理，必須規范資源在治理領域的配置和使用，首先是促進基層政府體制由管理向服務的轉變，將工作重心轉入具體的科學、教育、衛生醫療、社會福利等民眾服務方面，形成治理機構集中、運轉高效的基層小政府，建立通暢的雙向互動民眾治理需求表達機制。在真實準確把握民眾需求基礎上確定治理服務的項目種類，對于治理實施的過程和資源投入量都要及時在公共服務平臺上公開，治理過程中要邀請各利益相關方參與并聽取各方面意見。在配置資源時尤其要合理劃分政府作為組織自身存在所需要的資源和投入治理服務的資源界限，既不能忽視政府自身所需的特定利益，也不能由政府過度控制資源用于組織利益而損耗公共治理投入。在資源整體分配時，要公開透明資源分配原則、程序、措施和相關責任人，依據法律規定優先保證資源投入于公共利益領域，在這個原則下合理兼顧政府組織自身利益，形成重點突出、均勻連續的資源配置格局，避免資源配置的碎片化和部門利益化。
（五）健全治理監督考核體系
為確保基層政府治理的有效實施，必須健全基層治理監督考核體系。加強監督力度應該從體制外和體制內監督兩方面采取措施。在體制外監督層面，首先要加大民主政治建設力度，賦予網絡傳媒對政府質疑和問責更大的空間，進一步推進基層自治建設，增加民眾在治理服務決策的作用力度，提升民眾對行政決策和公務員的制約力度。在體制內監督層面，強化人大對政府治理的質詢和預算控制權，將預算權交由人大公開議論表決，并依據民意實行對基層政府治理的制度常態化質詢。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治理環境；企業特征；董事會獨立性；股權結構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10)04-0096-05
一、研究背景和意義
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除了對股東負責，還必須對社會承擔責任，一般包括遵守商業道德、保護勞工權利、保護環境、發展慈善事業、捐助公益事業、保護弱勢群體等方面。在建設和諧社會的宏觀環境下，企業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主體，理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需求和要求都日益提高。相應地，理論研究應該擴展到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Corpo－rate Social Disclosure)是企業提供用以解除其社會責任的信息的過程，是管理層用來與外部社會進行溝通以影響其對于企業的看法的一種手段。企業在進行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過程中，一般會提供關于企業活動、企業目標和公眾形象的信息，這些信息涉及環境、社區、員工和消費者等諸多方面問題。
為了提高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質量和數量，有必要分析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雖然國外已經開展了多年的研究，但很多結論并不一致，且研究對象多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然而，不同的社會經濟環境對信息的要求有所不同，尤其我國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外部治理環境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同時，有必要將股權結構、董事會獨立性等企業內部治理結構變量納入考察因素。另外，研究經驗表明，企業規模等企業特征變量也有著重要影響。因此，本文重點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上，依據以上幾個方面探討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可能的影響因素，以期為改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狀況提供指導。
二、文獻回顧
究竟哪些因素對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有重要影響，一直是學者們努力探求的問題。在企業財務績效方面，得出財務績效有積極影響的研究遠遠多于有消極影響或沒有影響的研究。其次，在企業規模方面，Patten(1991)以美國企業的年報為研究對象，證明了企業規模確實對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有顯著影響。另外，針對特定行業，Jenkins和Yakovleva(2006)發現規模大的采掘企業披露了更多的社會和環境績效、健康安全及道德等方面的信息。再者，企業管理層改善對利益相關者關系的積極主動性越高。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就越高忉。Gildea(1994)發現顧客是具有社會責任信息需求的，他們希望了解企業員工待遇、環境影響和社會投入等問題。
我國的相關研究中，規范研究占了絕大部分，實證研究起步較晚。陳玉清和馬麗麗(2005)通過構建了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貢獻指標體系，發現市場對企業社會責任貢獻信息的反應不明顯。該研究的樣本數量較多，并采用相對數指標，結論可比性增強。但指標構建缺乏對非會計基礎型披露信息的分析。沈洪濤等(2006)以1999～2003年我國石化塑行業上市公司年報為研究對象，發現樣本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在《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出臺后有了明顯改善。之后，他又對企業特征與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關系開展了實證分析。另外，李正和向銳(2007)通過對上市公司年度報告進行了指數評分，發現我國企業不同方面的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水平存在較大差別。
由此可知，我國考察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影響因素的文章并不多，而國外研究也很少以宏觀的視角去探索差異背后社會政治經濟環境所造成的影響。充分地挖掘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成為目前迫切的研究課題。
三、研究變量與假設
(一)因變量一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指數
本文編制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指數(CSDI)作為因變量，用以衡量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水平。并利用“內容分析法”搜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數據。內容分析法是依據已選擇的標準將一份文件的文本或內容進行分類和評分。雖然已有的實證研究所用的信息分類有一定程度上的差異，但大多是基于Ernst & Ernst(1976)或Guthrie和Mathews(1985)的研究。本文同樣參考了他們的研究并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將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內容分為五個類別：資源與環境、員工、社會參與、產品與服務和其他相關利益者。
CSDI確定過程如下：首先，把公司所披露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分為五個類別，并賦予相同的權重。其次，把每個類別分為定性和定量描述，各賦予相同分值1分，如有相應的信息披露，則加1分；最后得各類得分，再以該得分除以可能最高分10分，就是CSDI，其最大值為1，最小值為O。
(二)治理環境
政治經濟理論指出不能孤立地研究經濟領域，政治和社會環境都會影響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經濟和制度因素決定契約、監管和信息中介是否能夠加速信息流，并降低信息不對稱。文章采用樊綱、王小魯(2006)公布的“中國各地區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作為替代變量，主要從市場化總體進程(文中代碼為MDI)、政府治理水平(GM，即政府與市場關系)、產品市場發育程度(PM)、要素市場發育程度(FM)以及中介發育和法治水平(RL)幾個方面考察治理環境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影響。
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推進，來自市場秩序的制衡和市場競爭的壓力日益增長，對企業信息披露要求越來越高。政府治理水平的改善，意味著將市場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和政府職能的有效履行相結合。企業需要向廣大利益相關者證明其正當性，將積極披露社會責任信息。
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發育程度越高，產品與要素價格由市場決定的程度會越高，市場國際化程度也會增加。企業需要盡力獲得各種競爭優勢資源，有必要通過披露社會責任信息。開展形象營銷，積極地與投資者和債權人交流信息，改善利益相關者關系；而國外更健全的相關制度會為我國企業與機構提供借鑒與督促。
另外，市場中介的發展可以減輕獲取信息和監督公司管理者的成本，降低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并且La Porta et al(1998)認為法律制度環境比較健全的國家，其會計準則通常在及時性和透明性方面要求比較高C16]。雖然我國各地區適用統一的法律，但執法效率存在差異。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F假設：
H1：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與市場化進程正相關。
H2：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與政府治理水
平正相關。
H3：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與產品市場發育程度正相關。
H4：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與要素市場發育程度正相關。
H5：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與中介發育和法治水平正相關。
(三)企業特征
1 企業規模(SIZE)。通常企業的規模越大，企業利益相關者也更加多元化大規模的企業受到公眾和政府更多的關注，因此更傾向于采取措施以減少政治成本。本文使用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來衡量企業規模，并提出假設：
H6：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和企業規模正相關。
2 盈利狀況(ROA)。Hooghiemstra(2000)發現社會績效高的企業會披露更多的社會責任信息，這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自我贊美”的印跡[18]。本文用總資產凈利潤率(凈利潤／總資產平均余額)來反映企業的盈利狀況，并提出假設：
H7：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與盈利狀況正相關。
3 財務杠桿(LEV)。企業財務杠桿率越高，需要披露更多的信息以滿足債權人的信息需求。也往往將利益相關者注意力轉移到財務結構以外的方面。本文用財務杠桿率(普通股每股利潤變動率／息稅前利潤變動率)反映財務杠桿作用的大小，同時假設：
H8：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與公司財務杠桿率正相關。
4 股東獲利能力(PS)。已有研究者們發現社會責任信息某些方面的內容對投資者是十分重要的。這可能促使企業管理層披露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本文采用市銷率(每股價格／每股銷售收入)衡量股東獲利能力，并提出假設：
H9：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與股東獲利能力正相關。
5 企業成長性(DC)。成長性強的企業將有限的資源投入生產和擴張會產生較高的收益，即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機會成本較高。管理層可能預期成本高于收益，披露意愿較小；但如果管理層認為披露社會責任信息可以獲得競爭優勢資源，并產生高于成本的收益，則披露意愿較強。因此，暫不能確定其影響方向，本文用資本保值增值率(所有者權益的期末總額與期初總額之比)衡量企業成長性，假設如下：
H10：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與企業成長性相關。
6 行業類別(IND)。企業提供信息往往會受到其所屬行業的特征的影響，如產品類別、行業規則和競爭程度等方面。另外，行業主導企業的態度和行為也會產生影響。因此本文設置行業啞變量[取石化塑行業(OCP)為基準行業；行業為食品飲料業(FAB)時值取1，否為0；行業為電煤水行業(CEW)時值取1，否為，并假設：
H11：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會受到行業類別的影響。
(四)董事會獨立性
董事會治理水平是其獨立性的增函數，而獨立董事數量(IDS，企業董事中獨立董事的人數)會極大地影響其獨立性。Chen和Jaggi(2000)發現獨立董事比例高的企業信息披露也比較全面。另外獨立董事大多接受高水平的教育，社會意識往往更強，會重視相關信息的披露。其次，董事會獨立性還受到董事會領導結構的影響。如Forker(1992)發現二職合一與自愿披露信息顯著負相關。本文針對董事長和總經理的兩職合一與否(DUAL)，設置虛擬變量，董事長和總經理是同一人時值取1，否為O，并提出假設：
H12：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與獨立董事人數正相關。
H13：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合一的企業，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較低。
(五)股權結構
非流通國有股權在中國上市公司中占有很大比例，第一大股東性質(NTOP)可能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產生影響。現實也表明國有企業確實承擔了政府的多重目標。另外，較高的股權集中度使得大股東有條件與管理層合謀，掠奪企業資源。相應地，管理層會減少社會責任等自愿性信息披露以降低風險，本文將第一大股東性質設置為虛擬變量，當第一大股東為國有股時取1，否為0；采用Herfind－ahl指數(企業前3位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平方和)作為股權集中度指標(OC)，并提出如下假設：
H16：第一大股東性質為國有股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有正面的作用。
H15：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與股權集中度負相關。
四、研究樣本和數據
本文選取2003～2005年上海證券交易所的食品、飲料業(簡稱食品飲料業)，石油、化學、塑膠、塑料業(石化塑行業)和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電煤水行業)A股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本研究將注意力集中在三個具有重大社會影響并履行關鍵社會職責的行業，使研究更具針對性。
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數據是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公布的年報手工收集。治理環境數據根據樊綱和王小魯(2006)編制的各地區市場化進程數據及其子數據構建而成。其他財務數據均來自國泰安數據庫。扣除金融類企業以及年報等公開報告不全的公司得到研究樣本372家。
五、實證檢驗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本文先對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以發現數據的基本特征和規律，并為下一步方法的選擇提供參考。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指數的均值為0.324，樣本期內我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整體較低。而市場化進程總體評分兩極值相差較大，我國地區間的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此外，參考Cooke(1998)的處理方法，本文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將它們都轉化為正態得分，從而滿足普通最小二乘法的要求。
(二)相關分析
為了初步檢驗前面的假設，并判別變量間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我們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指數(CSDI)和各自變量進行Pearson相關分析，結果如表2。可以看出，CSDI在1％的顯著水平下與市場化總體進程、政府治理水平、產品市場發育程度、要素市場發育程度、中介組織發育與法治水平、企業盈利能力正相關，在5％的顯著水平下與企業發展能力正相關，與股東獲利能力負相關。其他幾個變量和CSDI之間沒有顯著相關關系。由于這并沒有控制其他解釋變量的作用，因此本文將進一步開展多元回歸分析。需指出的是，觀察相關系數可以發現，衡量治理環境的五個變量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關系。為了避免共線性問題，采取對治理環境的五個變量分別回歸。至于其它自變量，雖然部分自變量之間表現出一定相關性，但相關系數都不大，可以不考慮共線性問題。
(三)多元回歸分析
1 模型建立
根據研究假設以及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等初步分析結果，為了更清楚地了解各項治理環境變量
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影響，也為了消除治理環境變量五項指標之間的共線性，我們構建以下五個回歸模型。
2 回歸分析
利用SPSS軟件，將CSDI與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各個解釋變量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擬合，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對于模型1，可決系數R2的修正值為0.195，F值為8.480，其他四個模型可決系數和F值也都相差不大。五個模型的顯著性概率P值都遠遠小于0.001，五個回歸方程整體上都是顯著的。就單個變量來看，治理環境五個變量都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與CSDI正相關。企業規模與CSDI顯著正相關，并且在模型3中顯著性水平最高，在1％的水平上顯著。企業盈利狀況也與CSDI顯著正相關，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在另兩個模型中也在5％的水平上顯著。股東獲利能力與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顯著負相關，并且除了在模型2中在5％的水平上顯著外，在其他模型中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獨立董事人數變量在模型1和模型2中與CSDI顯著負相關。對于行業啞變量，五個模型的P值都小于0.05，行業類別確實對CSDI有顯著影響。另外，當企業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合一時，或是第一大股東性質為國有股時，企業傾向于披露更多的社會責任信息，但影響并不顯著。而財務杠桿、企業成長能力和股權集中度對CSDI呈不顯著的負面影響。在有顯著影響的解釋變量中，除了股東獲利能力和獨立董事人數分別與假設H9和假設H12預期的方向相反外，其他解釋變量符合各自的預期。
最后，為保證數據的有效性和研究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進行了穩定性檢驗，經過變量替換與不同檢驗方法的嘗試，結論并無顯著變化，因此，基本可以推斷本文所得出的模型和結論是穩健有效的。
六、研究結論與局限
山西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胡蘇平：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和水平，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我們要采取有力措施，唱響主旋律，打好主動仗，切實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和水平。
一要把好導向。導向是靈魂，是關鍵。我們要堅持以正面宣傳為主，牢牢把握正確輿論導向，加強創意策劃，延伸宣傳半徑，努力形成正面宣傳的大合唱。二要改進創新。管住了不等于管好了，內容正確不等于效果就好。我們要下大力氣創新欄目節目內容，改進表達方式，切實增強正面宣傳的親和力、感染力、說服力。三要建強陣地。陣地強才能傳得出去、落得下去、深得進去。我們要加大資源整合力度，加快推進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的融合發展，努力打造一批具有旺盛活力和強大競爭力的傳播主體。四要建好隊伍。隊伍強才能工作強。我們要認真落實黨管媒體原則和政治家辦報、辦刊、辦臺、辦新聞網站的要求，確保各級各類媒體牢牢掌握在忠于黨和人民的人手里。五要健全制度。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和長期性。我們要進一步健全互聯網管理體制和工作聯動機制、社會熱點問題引導和突發公共事件報道工作機制等，加快形成互聯網管理的政策法規體系，確保各級各類媒體始終堅持正確輿論導向。
吉林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莊嚴：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當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和水平，要求黨的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把系統掌握基本理論作為看家本領。
為什么必須用“看家”？是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是真理與價值的有機統一。的價值理想是為大多數人謀利益，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是“改變世界”的思想理論武器，具有強大的道義力量、理論力量和實踐力量，為無產階級政黨站得高、行得遠、走得穩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指明前進方向，也提供了看家本領。
領導干部如何提升“看家”本領？作為執政的骨干力量，領導干部必須始終堅持的理論宗旨，堅定理想信念；始終堅持的思想路線，做到實事求是；始終堅持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走群眾路線，不斷深化為民務實清廉的價值追求；始終堅持學風，提高執政能力；始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在改革中求主動、在創新中占先機，把“看家本領”落實在執政實踐中。
江蘇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王燕文：提高輿論引導能力是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面。當前，牢牢掌握輿論工作主動權主導權，關鍵是改進創新。
創新構建調控體系。把握媒體變化發展新趨勢、輿論生成演變新特點，健全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的體制機制。強化新聞與政策解讀，建立重要輿情溝通共享、效果評估通報等制度。
創新打造主流媒體。加快傳統主流媒體在內容、技術、工作平臺、傳播終端、人才和管理上與新興媒體全面融合，積極推進全媒體、一體化發展，建設新型主流媒體。
創新發展網絡運用。轉變傳統媒體新聞信息上網傳播的方式，實施政務微博微信全覆蓋工程，探索建立網上黨群組織，構建覆蓋廣泛的網絡信息內容傳播體系。
創新改進手段方法。樹立現代傳播理念，注重對象化、分眾化、互動化傳播，把握好輿論引導的時度效。提高引導藝術，善于“把遠的拉近，把硬的說軟，把虛的靠實”，在講故事中感染人、打動人，讓正面宣傳有機融入日常工作生活，潛移默化、潤物無聲。
安徽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曹征海：我們要強化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重視和加強輿論引導工作，不斷提高能力水平。
要圍繞“兩個鞏固”加強輿論引導。持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宣傳教育，加強對重大思想理論問題的辨析引導，筑牢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根基。
要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加強輿論引導。著眼五位一體總布局和黨的建設各方面，聚焦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部署，把體現黨的主張與反映人民心聲統一起來，把堅持正確導向與通達社情民意統一起來，唱響主旋律、激發正能量。
要圍繞培育和踐行核心價值觀加強輿論引導。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到日常宣傳和專題宣傳之中，利用一切宣傳教育資源、一切傳播手段和渠道，開展貼近性、對象化、接地氣宣傳教育，推動形成人人參與、人人實踐的生動局面。
要圍繞提高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加強輿論引導。堅持黨管媒體原則，牢牢掌控宣傳思想陣地，把握時、度、效要求，切實改進社會熱點問題引導、突發公共事件報道和輿論監督，更好地內聚力量、外樹形象。
河南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趙素萍：著力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和水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于推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深遠意義。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和水平的固本工程。河南省委作出推進文明河南建設的決策部署，把它作為實現“五位一體”協調發展的重要舉措，列入河南省委經濟社會發展總體布局。
文明河南建設，主要內容包括道德建設、法治建設、誠信建設、服務型機關建設四個方面。工作措施是：抓宣傳教育，增進人們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知認同；抓實踐活動，豐富人們投身道德實踐的載體平臺；抓制度建設，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政策導向；抓教育治理，解決道德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
我們的目標是，用5年左右的時間，實現行業道德規范普遍建立，公民文明習慣廣泛形成；法治成為全省人民的共同意識，遵紀守法成為全省人民的自覺行為；誠信建設長足進步，基本建成覆蓋全省的社會信用體系；機關工作人員宗旨意識和服務意識牢固樹立，政風行風建設得到進一步加強，為實現中原崛起奠定更加堅實的思想道德基礎。
重慶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燕平：貫徹落實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精神，著眼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和水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鍵是要強化三種思維。
一要強化戰略思維。著力抓思想理論建設這個基石工程，夯實理論武裝，深化研究闡釋，排除雜音噪音。著力抓話語權提升這個基礎工程，建強傳播體系，改進話語體系，搶占時機、道義、表達制高點。著力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個基業工程，確保“三個倡導”家喻戶曉、人人踐行。
二要強化創新思維。繼承傳統，深入推進各項工作體制機制、內容形式、方法手段創新。吸收外來，廣泛借鑒發達國家的新思想、新經驗，為我所用。緊跟時代，善于運用新科技、新載體，創造新的形式手段，解決好有想法沒辦法的問題。
三要強化底線思維。堅持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弘揚主旋律，凝聚正能量，確保正確導向這一生命線不出問題。實行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做實文化惠民工程，確保服務民生這一根本點不出問題。建強隊伍，管好陣地，善于發聲，敢于亮劍，確保意識形態安全這一要害處不出問題。
哈爾濱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張麗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地方宣傳部門關鍵是要大膽的管好、有效的用好、科學的建好媒體。
大膽管好媒體就是要旗幟鮮明地堅持黨管媒體的原則，在管班子、管隊伍、管導向上“三管”齊下。要在思想、理念、制度、機制上，確保建設一支敢擔當、能擔當、會擔當，有理想、有專業、有追求的新聞編采隊伍。導向問題是靈魂問題。要激勵媒體唱響主旋律，傳遞正能量，激發社會團結向上的力量。
有效用好媒體就是要務實創新地占領輿論制高點，通過媒體及時傳遞黨和政府的聲音、主張，快速回應人民關切。隨著人們價值觀念日益多元、利益訴求逐漸分化，不斷改進創新輿論引導方式是我們的課題。因此用好媒體，不僅是要在“用”字上下功夫，還要在“好”字上有創新。
科學建好媒體就是要做強做大傳統主流媒體、勇于進軍占領新興媒體。宣傳部門要在政策、機制、技術等層面上引導、鼓勵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搭建新平臺、運用新形式，實現主流意識形態在新媒體上的有效傳播和廣泛覆蓋。
廈門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葉重耕：“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和水平，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這一觀點，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了我們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認識，也對我們如何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
關鍵詞： 公司治理環境；控制權；現金持有量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1003-7217(2011)05-0049-05
一、引言
企業現金持有量水平決策是一項重要的財務決策，現金持有量的大小影響著企業的財務狀況以及經營水平。Miller & Orr(1966)、Mulligan(1997)認為公司現金持有水平主要決定于現金短缺的邊際成本；Opler et al (1999)通過權衡模型和融資優序模型研究了企業現金持有水平。近年來，隨著公司治理研究的不斷深入，許多學者在考察公司治理機制優化對企業業績影響的同時，也開始考察公司治理對公司現金持有決策的影響。但自Jonson, La porta, Lopez-de-Silance和Shleifer提出控股股東的“利益侵占”觀點以來，控股股東的行為以及控制權的問題日益受到關注。本文主要考慮在不同公司治理環境下，重點討論控股股東的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分離對公司現金持有量的影響程度。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La Port(1998)開創了制度環境對現金持有量的影響的研究之先河［1］，其研究結果表明國家制度和公司治理環境對財務政策會產生重要影響［2］。Dittmar(2003)考察了投資者保護政策對公司現金持有水平的影響，結果表明投資者保護強的國家其公司現金持有水平高于投資者保護弱的國家的公司［4］。Harford(1999)研究的結果與Dittman的研究正好相反［3］。我國學者張人驥（2005）的研究結果表明，在我國具有較好的股東保護政策的公司，企業的現金持有量相對較少［5］。顯然，好的公司治理環境可以有效地控制控股股東和管理層的投機行為，控股股東在使用現金時會受到更多的監督。此外，國有企業相對于民營企業，經營目標除了獲取利潤之外還有社會目標如社會保障、就業、社會穩定等，為了實現這些目的，國有企業需要且能夠控制更多的資源，所以現金持有量較高。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公司治理環境與上市公司現金持有量為正相關關系；
假設2：與私營企業相比，公司治理環境對國有企業現金持有量的正向影響較弱。
理論認為，公司的控股股東會利用自己控制性地位以損害小股東的利益為代價攫取大量的控制權私利。Shleifer和Vishny(1997)、Claessens,Djankov和Lang(1997)指出由于中小股東無法分享企業的控制權，從而導致控股股東有機會進行利益侵占。Bebchuck et al (2000)指出這種侵占主要通過金字塔式持股、交叉持股以及雙重股份結構來實現。Wolfenzen(1999)認為控股股東會通過關聯方交易、轉移定價、資產重組等“隧道行為”獲取私人價值。當終極股東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的分離程度越高時，企業持有現金越多，控股股東的侵占結果導致更嚴重的沖突。但是，無論控股股東通過何種方式侵占上市公司的利益，上市公司是否有足夠的現金是控股股東能否實現其控制權私利的重要前提（李增泉，2004）。同時，控股股東的所有權性質不同，對其影響也存在差異（徐曉東、陳小悅，2003）。在我國，很多上市公司特別是國有上市公司是母公司的優質資產注入而形成的，因此公司上市后，國有股東這只“攫取之手”會侵占和挪用上市公司的資金（王化成、胡國柳，2004）。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私有控股股東的公司對資金的占用比國有控股公司低（王鵬、周黎安，2006）。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財經理論與實踐(雙月刊)2011年第5期2011年第5期(總第173期) 黃 蕾:公司治理環境、控制權和現金流權分離與現金持有量價值基于我國上市公司的實證分析
假設3：終極控股股東的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分離程度越大，企業現金持有量越低;
假設4：相對于國有終極控股股東，私營企業的終極控股股東的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偏離度越大會導致企業現金持有的水平更低。
Dyck和Zingales(2003)的實證研究表明，企業的投資者保護越高，控股股東憑借其控制權所獲取的私有利益越少。王俊秋和張奇峰（2007）對我國上市公司的企業進行研究也發現，當企業的現金流權和控制權的分離度與企業控股股東的利益侵占為正相關關系，并且較高的法治水平能夠阻止控股股東的侵占行為。實際上，如果治理環境對投資者能夠起到很好的保護，在某種程度上會提高控股股東對公司利益侵占的成本，最終會遏制控制權和現金流權分離所導致控股股東的侵占行為。因此，公司治理環境的改善在一國公司治理中就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治理環境的改善不僅在總體上對控制權和現金流權偏離度與公司現金持有量存在影響，同時在不同性質的公司中表現也不一致［7］。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5：治理環境的改善會緩解控制權和現金流權偏離度與公司現金持有量負相關關系；
假設6：與私營上市公司相比，治理環境的改善對緩解控制權和現金流權偏離度與公司現金持有量負相關關系在國有上市公司中更不明顯。
三、研究樣本與變量定義
（一）研究樣本
選取在滬、深股市發行的2006~2009年的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并根據以下原則進行篩選：（1）剔除所有的ST、PT公司；（2）剔除金融保險行業企業；（3）剔除配股、增發、發行可轉債的公司，避免融資行為對現金持有水平的影響；（4）剔除數據缺失的樣本；（5）為了消除極值的影響，采用1%及99%的Winsorize方法（縮尾方法）剔除了位于0~1%與99%~100%之間的極端值。根據以上標準，本研究樣本量為1103家，使用國泰安研究服務中心CSMAR中國上市公司財務報表數據庫，部分數據來源于中國證券網與色諾芬CCER數據庫，治理環境數據來自于樊綱和王小魯編制的各地區市場化進程數據及其子數據庫。
（二）變量定義與模型
1．被解釋變量。
根據國內外相關的研究文獻，本文用貨幣資金和短期投資量總和與本期總資產的比值作為現金持有量水平（并各自進行自然對數化處理）。
2．解釋變量。
根據La Porta,Lopez-de-Silance,Shleifer和Vishny對控股股東控制權和現金流權的定義，用控股股東的總控制權與現金流權的比率來表示。本文根據樊綱和王小魯（2007）［7］的研究，將各地區市場化進程的相對指數作為衡量企業市場治理環境的變量，將法制制度環境的平均得分作為法治治理環境。
3.控制變量。
本文參考楊興全，張照南（2010）［9］的研究，以公司規模（ Size）、公司的負債水平（Leverage）、公司的成長性（Growth）、股利支付啞變量(Dividend)、資本支出（ZBZ）、營業現金流量（Cashflow）、凈營運資本（NWC）作為控制變量。 所有變量設置與說明見表1。根據樣本內國有與私營上市公司的情況及上述變量選擇，建立如下回歸模型：
控制權與現金流權的偏離度
V/C，終極控股股東的控制權用控制鏈中持股比例最低的來表示，如果有多條控制鏈的將所有控制鏈中的最小持股比例加總；終極控股股東的現金流權是將控制鏈中的各持股比例相乘來表示，如果有多條控制鏈，則將各控制鏈的計算得到的現金流權相加。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治理環境、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偏離度、現金持有量的檢驗
表2是對企業治理環境、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偏離度、現金持有量的統計描述。從表2中可以看出現金持有量的均值為0.227,最大值為0.851,最小值0.002,說明我國上市公司現金持有水平較高,不同公司的現金持有水平差別較大。在治理環境指數方面,不同性質的公司治理的數值差異顯著，正是這種差異導致了公司治理和財務決策上的不同,造成公司現金持有量的差異。控股股東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偏離度變量均值為2.120，最大值為10.284，最小值為0.913，說明我國上市公司控股股東控制權與現金流權之間的偏離度較高。企業的市場治理環境指數均值為5.977，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10.101和1.159，法治治理環境指數均值為5.776，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10.613和1.412。表3的實證結果進一步說明了國家的治理環境程度越高，企業的現金持有水平也越高；控股股東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偏離度越大，現金持有水平越低。
（二）隨著公司治理環境的改善，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偏離度對現金持有量的影響
表4的實證結果表明了公司治理環境、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偏離度以及現金持有量之間的關系，應用模型（1）進行回歸，回歸（1）表明市場治理環境與公司現金持有量之間為正相關關系，其通過顯著水平為5%的檢驗，回歸（2）表示法治治理環境與公司現金持有量為通過5%顯著性水平下的正相關。這說明總體來說當公司治理環境較好時，控股股東與管理層就沒有那么多機會持有現金進行利益轉移，相對來說企業持有現金的水平就提高了。回歸（3）是在前兩個模型的基礎上加入了V/C變量之后的回歸結果，股東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偏離度和現金持有量在5%水平上顯著負相關，這意味著終極控股股東控制權與現金流權一致的上市公司現金持有水平也較高。
為了進一步證實治理環境改善對控制權與現金流權的偏離度和現金持有量之間關系的影響作用，本文在模型中加入治理環境與偏離度的交叉項，表5中的模型表明變量V/C的系數為負，交叉項系數為正且通過顯著性為5%的檢驗。
（三）不同公司治理環境改善，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分離度與現金持有量之間的關系
與其他文獻一致將治理環境指數高于中位數的地區定義為治理環境好的樣本，反之為治理環境差的樣本，表6為不同治理環境下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偏離度對現金持有量的影響，結果表明在治理環境好的樣本中，市場治理水平以及法治治理水平分別和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分離度為負相關關系，但是沒有通過檢驗；在治理環境差的樣本中，市場治理水平與控制權和現金流權分離度的相關系數為-0.221，并通過顯著性水平為10%的檢驗，法治治理水平和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分離度的相關系數為-0.011，并通過顯著性水平為5%的檢驗，由此可見，好的治理環境對控股股東的侵害行為具有監督作用，從而有效地保護了中小股東的利益。
（四）在不同性質條件下，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分離度與現金持有量之間的關系
在表7中本文將企業按性質分為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分別進行治理環境與現金持有量的分組檢驗，實證結果表明,在國有企業中，市場化治理指數和法治治理指數對現金持有量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12和0.013，分別通過顯著性水平為10%和5%的檢驗，私營企業中市場化治理和法治治理指數對現金持有量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55和0.135，均通過檢驗；無論是從相關系數還是從顯著性水平來看，與國有企業相比，私營企業中治理環境對現金持有量的影響更明顯。
五、研究結論
本文以上市公司的現金持有量為研究對象，從公司治理環境的改善、控制權與現金流權的偏離度的角度，進行了公司治理環境改善前后以及不同性質現金持有量的比較分析，系統地考察了公司治理環境、控制權與現金流權的偏離度、現金持有量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1）治理環境與現金持有量水平為正相關關系；（2）控制權與現金流權的偏離度與現金持有量之間為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但是治理環境的改善可以減輕這種負向關系；（3）本文根據產權性質的不同，將上市公司分為國有和私營兩種，實證結果表明分組檢驗中治理環境和上市公司現金持有量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在私營企業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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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楊興全，張照南.治理環境、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分離及現金持有量我國民營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審計與經濟研究，2010,(1）：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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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Environment, the Separation Degree of Governance Control and Cash Flow Control, and Cash Holding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Listed Firms in China
HUANG Lei
（Accounting School，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Jiangxi 330103,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