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07 18: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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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匯市場；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文章編號：1003－4625(2010)02－0051－04 中圖分類號：F822.1 文獻標識碼：A
國務院《關于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明確提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總體目標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由此可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礎之一是到2020年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
貨幣的國際化需要貨幣發行國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擁有足夠的流動性，從而使投資和交易更為便捷，同時也需要該國的金融市場擁有充足的風險管理和對沖工具，這樣貨幣的結算、交易和儲備功能才能發揮出來。由于貨幣的貿易需求、交易需求和風險管理需求是貨幣最主要的需求，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又在國際外匯市場上反映出來。本文在簡單介紹人民幣外匯市場發展現狀后，介紹和分析人民幣在今后十幾年國際化到一定程度時外匯市場及其主要產品應該具有的規模。本文結構如下：第一部分簡單介紹人民幣外匯市場的現狀及其國際比較，第二部分預測到2020年時中國外匯市場，外匯即期、遠期和掉期市場應該達到的規模；第三部分介紹外匯市場風險管控工具和場所的提供；第四部分介紹“筑壩建閘”，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的監控的重要性；第五部分總結。
一、人民幣在國際外匯市場的地位及其比較
外匯市場主要以柜臺交易為主，因此不能獲得準確的年度數據。全球關于外匯市場最具權威的數據是國際清算銀行每三年公布的當年4月的日均數據，目前可以獲得的最新數據是2007年數據。表1給出了1992年到2007年國際外匯市場上主要貨幣的日均成交金額占比分布。由于每筆外匯交易中涉及兩種貨幣，所以每年各貨幣比例的總和為200％，據此我們可以計算出全球四大主要國家儲備貨幣在外匯市場交易中的總份額，我們可以看到，2001年該比重高達8成左右，2007年持續下降到77.4％；如果加上瑞士法郎，五大國際貨幣占全球外匯市場的份額從2001年85.0％下降到了2007年的80.8％。
從表1中可以看出，2007年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市場的交易占比僅僅為0.25％，這與該年我國GDP全球占比6.2％極不相稱，說明我國外匯市場的發展仍處于初級階段，與人民幣國際化的要求還有相當大的距離。表2給出了2007年世界主要貨幣外匯全球交易占比和相應的國家或地區GDP全球占比情況。從表2可以看出，除歐元外其他4種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外匯交易量占全球交易量的比重皆超過了其相應的GDP比重，瑞士法郎全球外匯交易量占比更超過其GDP全球占比的325％。
從表2還可以看出，7種主要國家和地區貨幣中除加元外，這些國家或地區的貨幣在外匯市場上的成交額占比皆顯著超過了其GDP的全球占比，其幣甚至超出其GDP全球占比的350％，為7種貨幣之首，顯示出了香港作為地區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新加坡元外匯交易／GDP占比為216.7％，略微低于澳元的223.3％，表明澳元和新幣在亞太地區地位突出。7國貨幣外匯交易總量占比／GDP占比高于5種主要國際貨幣，說明近年來該7種貨幣外匯市場發展迅速。
從表2還可以看出，世界上6個主要發展中國家貨幣的外匯交易量全球占比均低于其GDP全球占比。表2最后一行“后4幣”指表1中最后4種貨幣，也就是國際媒體通常稱為“金磚四國”的4種貨幣，2007年該4種貨幣外匯交易總額僅占全球外匯交易總額的1.2％，比4國同年GDP總量的全球占比低12個百分點。從外匯交易占比與GDP占比之間的比率來看，表2中全球18個主要貨幣中人民幣最低，僅為4.0％，不到倒數第二巴西雷亞爾8.3％的一半，僅略微超過印度盧比15.9％的四分之一，不到墨西哥比索的十分之一。
這些數字表明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不僅與發達國家和地區有著巨大的距離，而且與其他主要發展中國家仍然有著顯著的距離。要到2020年把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我們還有相當巨大的任務要完成。
二、2020年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及相應外匯市場發展需求
沒有活躍的外匯市場，那么貨幣的結算、交易以及儲備的功能都將難以充分發揮。雖然我們可以確認到2020年人民幣會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之一，但我們卻難以準確計算出屆時人民幣占國際儲備的比例。本文我們用2020年人民幣在國際外匯市場占比與中國GDP世界占比比率的合理假設來估算屆時人民幣外匯市場的規模。
(一)主要假設
表2給出的2007年18種貨幣在全球外匯市場占比與其GDP占比的比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不同貨幣相對于其經濟規模的國際化程度。我們根據到2020年人民幣在國際外匯市場占比與中國GDP世界占比比率的合理假設來估算屆時人民幣外匯市場及其主要市場的規模和相應的年均增長率。
從2004年到2008年，中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4.0％上升到了7.2％，年均上升0.64個百分點。假設從2009年到2020年中國經濟世界占比年均增長0.5％，那么到2020年中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的比重應該在12％左右。利用國際清算銀行每三年的全球外匯市場統計數據，我們可以計算出從1989年到2001年、1992年到2004年和1995年到2007年的三個12年內國際外匯市場年均增長率分別為6.1％、7.2％和8.6％。2004年到2007年國際外匯市場杠桿過高和投機性過強，增長率顯著超過之前任何一個三年的時間段，而金融危機的沖擊一定會對國際外匯市場的發展產生一定的調整作用，所以我們假設從2007年到2020年國際外匯市場年均增長率保持在1992年到2004年7.2％的水平較為合適，這樣我們可以容易地計算出2020年4月全球外匯市場日均成交金額為7.9萬億美元。假設從2007年到2020年，人民幣占全球外匯比例與中國經濟占世界比重的比例在30％到110％之間，那么可以根據如上合理假設計算出2020年人民幣外匯市場的總規模以及從2007年至2020年13年間應該達到的年均增長率。表3給出了相應的結果。
(二)主要結果
表3顯示，即使到2020年，人民幣占全球外匯比例與中國經濟占世界比重的比率僅為30％(相當于2007年韓國的水平，見表2)，那么到2020年，人
民幣外匯市場的規模也將超過70萬億美元，從2007年到2020年，外匯市場年均增長率應該為30.4％；如果到2020年人民幣占全球外匯比例與中國經濟占世界比重的比例能夠達到50％(比2007年墨西哥的比例高出近10％的水平)，那么到2020年，人民幣外匯市場的規模將接近120萬億美元，從2007年到2020年，外匯市場年均增長率應該為35.6％。如上兩種假設條件下，相應的人民幣外匯交易占比將超過瑞士法郎僅次于英鎊，排名第五，介于國際儲備貨幣的邊沿。
如果到2020年人民幣占全球外匯比例與中國經濟占世界比重的比率能夠達到70％(相當于表2中2007年歐元的水平，因為歐元的國際化程度還沒有充分發揮)，那么到2020年，人民幣外匯市場的規模將超過160萬億美元，從2007年到2020年，外匯市場年均增長率應該為39.2％，相應的人民幣外匯交易占比將超過日元水平僅次于歐元，排名第三，成為主要的國際貨幣之一。因此，從2007年到2020年的13年時間內，如果人民幣占全球外匯比例與中國經濟占世界比重的比例達到30％到70％的水平，那么外匯市場的年均增長率應該介于30％到40％之間。
(三)風險管控工具和場所的提供
風險對沖已經成為國際金融業交易的重要需求之一。上文我們著重介紹了傳統的外匯風險管理工具，即外匯遠期和互換。其他市場的風險管理工具包括基于利率、股票和商品及其指數的各類遠期、互換、期權、互換期權等，其中有些產品，如信用違約掉期，確實對金融危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其他一些產品在金融危機之前的幾年內由于投機性過高也曾導致交易過度活躍的問題出現。但是場內衍生產品，即交易所交易的金融期貨和期權在金融危機前后全球范圍內卻沒有發生任何嚴重問題。表明場內衍生產品的市場功能和風險防范能力還是無可否認的。
由于不同市場參與者對市場的判斷常常在程度上會出現差異，甚至在方向上都可能出現不同，這樣，這些市場參與者就會通過場內期貨或者期權來對沖他們所面臨的風險，從而使風險可以通過這些風險管理工具在市場參與者之間“分散”或者“分配”。任何現貨市場反映的只是即期的供求關系，而對未來的供求關系難以很好反映。期貨市場反映各類市場未來的供求關系，市場參與者通過用資金“投票”確定未來價格、匯率、利率等市場因素，是市場經濟和金融市場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他任何機制也難以提供更好的此類市場信息。同時，期權市場反應各類市場另外一種未來的信息，市場參與者通過用資金“投票”確定未來一定時間內價格、匯率、利率等市場因素的不定性，該種信息是包括期貨市場在內的其他任何市場也不能提供的。這些信息對風險管理必不可少。所以，期貨和期權是金融市場發展必不可少的產品。
經過了十幾年的探討和實踐，我國商品期貨市場有了可喜的成就。2008年全國商品期貨成交金額首次超過70萬億元，相當于同年我國GDP的239.2％，對商品市場套期保值提供了很好的場所。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國重要的商品期貨如原油期貨和金融期貨仍然缺位，股票指數期貨、利率期貨和股票期貨這些國際市場上常見的金融產品在我國仍然沒有登場，各類期權更是缺位。為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逐步推進，這些市場也應該逐步推出并逐漸完善。
(四)“筑壩建閘”――跨境資金流動的監控
對1960年到2007年之間181個國家跨境資本流動的實證研究(Reinhart and Reinhart，2008)表明，跨境資本“首先流入新興國家，然后逆轉、撤出，給這些國家帶來了艱難的調整。”東南亞金融危機時期國際資金流動對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沖擊仍然歷歷在目，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情況更是如此。余永定(2009)曾指出，“如果人民幣國際化、資本自由流出，由于市場很小，國內資本市場將很容易受到國際市場影響”，“資本市場還是不夠發達，金融深化程度太淺、市場容量太小，經不起資金流入流出的巨大沖擊。”
早在2008年5月，金融危機還沒有爆發之前，副總理就明確指出“改進外匯管理方式，完善外匯管理的法律法規，強化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監管”(2008年陸家嘴論壇主題演講)。總理在2009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要求“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測和管理，維護金融穩定和安全。”采用人民幣進出口貿易結算后，跨境資金流動又多了一個新的渠道，而且今后資本項目每放開一個領域，跨境資金流動同樣也會增加一個渠道。在今后一個相對較長的時間內，中國資本項目將逐漸實現開放，此時如果跨境資金流動的監控沒有到位，這種放開的渠道將對未放開的渠道形成一定的替代作用，使還未開放的資本項目的管制效果下降。我們必須在這些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從而做好相應的應對準備，而且還要準備好相應的應急措施，從而使我國金融體系以至宏觀經濟少受外來因素的沖擊。
跨境資金流動的監控體系是一個涉及面相當廣泛的系統。在當前積極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之初，對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跨境資金如何流入和流出中國的方式、方法及其相應的流動規模進行深入、系統和扎實的研究非常必要。這是因為如果對新的渠道開通之前的情況都做不到心中有數，防范到位，那么在更多的流動渠道開通之后，問題勢必更加復雜，防范也一定會更加困難。
三、小結
2015年恰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每五年一次的特別提款權（SDR）定值審查之年，本次審查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人民幣是否能被納入到SDR貨幣籃子之中。SDR作為IMF于 1969年創立的一種國際儲備資產，其作用不僅限于補充IMF成員國的官方外匯儲備，同時也是IMF和其他國際組織的記賬單位。人民幣加入SDR不僅有利于擴大SDR貨幣籃子的代表性，還能有效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然而，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之路卻一波三折，早在2010年SDR進行審查時，IMF執行董事會就已經對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的提議進行了審議，但是最終執董會還是做出了將人民幣排除在SDR貨幣籃子之外的決定，其理由是盡管中國的出口份額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人民幣仍不符合“可自由使用貨幣”的標準。
SDR“可自由使用貨幣”標準
根據IMF分別于2010年10月和2011年9月的《SDR定值審查方法綜述》和《SDR貨幣籃子評選標準》，SDR貨幣籃子評選標準由兩部分組成。一是要求貨幣發行國或貨幣聯盟截至修訂評選條款生效日期之前的五年間出口貨物和服務的總額位居前列。IMF在2000年的SDR定值審查中，根據過去五年間的出口數據，選擇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四個商品和服務出口國（貨幣聯盟）的貨幣作為SDR籃子的備選貨幣。二是該貨幣要滿足IMF定義的“可自由使用貨幣”標準，只有備選貨幣同時滿足“可自由使用貨幣”標準才能入選SDR貨幣籃子。
根據《IMF組織協定》第30條第f款規定，“可自由使用貨幣”是指被基金組織指定的一成員國貨幣，該貨幣事實上在國際交易支付中被廣泛使用和在主要外匯市場上被廣泛交易。一國貨幣是否達到“可自由使用貨幣”標準，在實踐中完全由IMF執行董事會決定。雖然IMF執行董事會從未正式公開批準哪些指標能夠用于評估一國貨幣是否是“可自由使用貨幣”，也從未明確“可自由使用貨幣”的種類限制，但是IMF研究人員探尋衡量“可自由使用貨幣”指標的努力從未停止。早在1977年IMF就已經提出，一方面使用國際商品和服務貿易中的結算幣種份額及資本交易中的計價貨幣份額來評估一國貨幣的廣泛使用程度；另一方面使用世界主要外匯交易市場的交易量、遠期交易市場的存續、外匯買入和賣出之間的價差來評估一國貨幣的廣泛交易程度。
IMF執行董事會在1978年依據這些標準將德國馬克、法國法郎、日元、英鎊和美元認定為“可自由使用貨幣”。同時，IMF2010年10月的《SDR定值審查方法綜述》披露，執董會也正是依據此標準，在2010年的SDR定值審查中認為人民幣在國際儲備中的份額、銀行國際負債中的份額、國際債券交易中的份額和全球外匯交易中的份額四個指標方面沒有達到國際交易結算中的廣泛使用程度以及在全球外匯交易市場的廣泛交易程度，從而認定人民幣沒有滿足“可自由使用貨幣”的標準，最終拒絕了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的提議。在其后的《SDR貨幣籃子評選標準》報告中，IMF相關部門正式建議使用上述四個指標評價一國貨幣是否是“可自由使用貨幣”。因此，這四個指標事實上代表了“可自由使用貨幣”的評價指標。
目前人民幣滿足“可自由使用貨幣”的程度
1996年人民幣實現經常項目下可兌換，到2015年資本項下已實現可兌換和部分可兌換的子項占90%，不可兌換的子項主要集中在非居民參與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信托市場和衍生工具交易方面。隨著上海、廣東、天津、福建自貿區的設立，區內人民幣運用已接近完全可兌換。但從IMF的四項評選指標看，人民幣滿足評選標準的情況有些參差不齊。
一是人民幣在國際儲備中的份額。外匯儲備是指一國為應付國際支付的需要，由其中央銀行及其他政府機構所集中掌握的外匯資產，當前世界各國持有的外匯資產主要以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等SDR籃子貨幣計價的資產為主。從IMF的COFER數據庫公布的2014年數據來看，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在國際儲備中的份額分別為62.9%、22.2%、3.8%和4.0%，人民幣沒有單獨進行統計，被劃入到“其他貨幣”一欄，而“其他貨幣”所占份額僅為3.1%，由此可見以人民幣計價的外匯儲備占全球外匯儲備的份額遠低于美元和歐元，也低于英鎊和日元。
二是人民幣在銀行國際負債中的份額。銀行負債是指商業銀行由于授信而承擔的將以資產償付的債務，存款是最為核心的銀行負債業務，同業存放、同業拆入、向中央銀行借款及債券融資也是重要的負債業務。銀行的國際負債既包括本地居民對本國銀行的外幣債權，也包括本地居民對外國銀行的以任何幣種計價的債權。從國際清算銀行的IBP數據庫提供的2014年數據來看，以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計價的負債在銀行國際負債中的份額分別為47.4%、29.4%、5.5%和2.7%，人民幣同樣被劃入到“其他貨幣”一欄，具體份額不得而知。但從“其他貨幣”所占份額為6.9%來看，以人民幣計價的銀行國際負債份額仍遠低于美元和歐元，但存在接近甚至高于英鎊和日元的可能。
三是人民幣在國際債券交易中的份額。債券市場是最重要的國際金融市場，以各種貨幣計價的債券占全部國際債券的份額也是衡量一國貨幣廣泛使用程度的重要指標。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定義，國際債券既包括非居民發行的以本國貨幣計價的債券、票據及其他貨幣市場工具，也包括本國居民發行的以外幣計價的債券、票據及其他貨幣市場工具，還包括本國居民發行的以本國貨幣計價但募集資金的使用對象是非居民的債券、票據及其他貨幣市場工具。根據國際清算銀行2014年末的國際債券統計數據來看，以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計價的國際債券在全部國際債券中的份額分別為41.1%、40.4%、9.6%和2.0%，相比之下，雖然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債券和票據業務發展迅速，但所占份額依然很低，2014年末僅為0.5%，居全球第8位。
四是人民幣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份額。外匯交易規模可以全面反映一國貨幣的國際廣泛交易程度。近年來，人民幣外匯市場快速發展，根據國際清算銀行每三年一次的中央銀行調查數據來看，人民幣日均交易量占全球外匯交易的份額從2004年的不足0.1%增加到2013年的1.1%，世界排名躍居第9位。但相對而言，人民幣與世界主要貨幣仍有很大差距，2013年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日均交易量占全球外匯交易的份額分別為43.5%、16.7%、11.5%和5.9%。
SDR“可自由使用貨幣”評選標準的合理性
IMF自2000年起正式引入“可自由使用貨幣”標準，并據此在2010年SDR的定值審查中，將人民幣排除于SDR貨幣籃子之外。2011年10月，IMF執行董事會討論了SDR貨幣籃子擴大評選的可能事項，但大多數執行董事仍認為現行的SDR籃子貨幣評選標準依然適合有效。這就意味著，如果按照現行的SDR籃子貨幣評選標準，人民幣在今年的SDR定值審查中，很大程度上仍將與SDR貨幣籃子失之交臂。但是“可自由使用貨幣”作為一種標準，無論是標準本身還是用于衡量標準的各種指標，其準確性和合理性都值得商榷。
SDR現行貨幣籃子評選標準有違其設計初衷。SDR作為一種國際儲備資產，其必須是安全的、值得信賴的。傳統上，任何一種主權信用貨幣發行國要給予外國貨幣當局安全感和信任感，必須依靠其持續的貿易順差。經常賬戶順差長期累積就形成國家債權。但是，當前的SDR貨幣籃子沒有體現出儲備資產應當具有的債權國標準。美國和英國長期以來一直處于經常賬戶逆差，究其原因在于，隨著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流動和國際金融市場的飛速發展，經常賬戶差額已經不能再單獨決定一國貨幣的對外價值，出口能力也不再是為主權貨幣背書的唯一力量。國際金融危機的事實證明，忽略經常賬戶重要性、以債務國貨幣充當儲備資產的做法，對國際貨幣發行國以至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都可能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因此，SDR貨幣籃子應該回歸充當儲備資產的設計初衷，應當繼續以使用商品和服務的出口額替代“可自由使用貨幣”作為SDR籃子貨幣的決定性篩選標準。此外，IMF研究人員在《SDR貨幣籃子評選標準》中也提出了“儲備資產”標準可作為“可自由使用貨幣”標準的一種可能的替代標準，以便更好地反映SDR作為儲備資產的性質。
“可自由使用”不等同于資本賬戶完全開放。IMF執董會在1978年將德國馬克、法國法郎、日元、英鎊和美元認定為“可自由使用貨幣”，但從衡量資本賬戶開放程度的Chin-Ito指數可以看出，英國、法國和日本在1978年并未實現資本賬戶的完全開放。英國和法國分別在1983年和1994年才真正實現資本賬戶的完全開放，日本在1983年實現了資本賬戶完全開放，但在1995到1999年又恢復了部分資本管制（見表）。因此，資本賬戶開放程度雖然與貨幣的“可自由使用”相關，但卻并不構成“可自由使用貨幣”的核心標準，更不能將貨幣的“可自由使用”等同于資本賬戶完全開放。如果不能有效糾正這些執行偏差，人民幣很可能重蹈2010年的SDR定值檢查覆轍。
部分衡量“可自由使用貨幣”的指標準確性存疑。實踐中，由于一些國家或經濟體并未向IMF和世界銀行等經濟組織報送數據，導致相關經濟數據披露并不完整，缺乏代表性和準確性，從而導致衡量一國貨幣是否是“可自由使用貨幣”的一些指標準確性存疑，這些問題在IMF的COFER數據庫以及國際清算銀行的IBP數據庫中表現得尤為明顯。IMF的COFER數據庫僅統計參加COFER項目的成員國外匯儲備數據，即“可分配儲備資產”，不統計未參加COFER統計項目的成員國外匯儲備數據，即“未分配儲備資產”。長期以來，“未分配儲備資產”占IMF全部成員國官方持有外匯儲備資產的比例一直持續增長，這就導致以人民幣計價的儲備資產份額可能被低估。此外，國際清算銀行自1977年起銀行的國際資產和負債數據，但是截至2014年底，全世界只有44個國家和地區向國際清算銀行報送銀行數據，包括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其中有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但不包括中國大陸。因此，對于一國貨幣在銀行國際負債中的份額，其準確性存在很大的疑問。
認真準備，推動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
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對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促進我國金融業開放具有重要意義，積極推動人民幣入選SDR貨幣籃子已經成為我國社會各界的普遍共識。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的快速發展，中國已躍居世界第二大商品和服務貿易出口經濟體，早已滿足SDR貨幣籃子評選的第一個標準。在第二個評選標準方面，雖然人民幣在國際債券市場和全球外匯日均交易量方面取得了較大進步，但與SDR籃子貨幣相比，人民幣在“可自由使用貨幣”指標方面仍存在著很大差距。因此，IMF在今年的SDR定值審查中，如果依然采用現行的SDR貨幣籃子評選標準，人民幣很有可能在SDR貨幣籃子調整中再次落選。
但是必須充分認識到，如果人民幣在2015年再次錯失進入SDR貨幣籃子的機會，其原因并不完全在于人民幣本身，現行SDR籃子貨幣評選標準的合理性也亟需重新進行審視。有理由相信，隨著當前人民幣國際化的快速推進，人民幣成為SDR籃子貨幣不是“能否”的問題，而是時間問題。為此，在今年的SDR定值審查中，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做好準備工作，切實推動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
一是要充分正視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可能遇到的困難。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必然帶來SDR籃子中原有4種貨幣權重的下降以及對原籃子貨幣發行國利益的沖擊，因此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來自這些國家或經濟體的阻力。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不僅是事關人民幣國際化的經濟問題，同時也是涉及IMF成員國相互博弈的政治問題，所以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非人民銀行一己之力所能完成，需政治、外交、財政等部門的通力合作。
二是要探討現行SDR貨幣籃子評選標準的合理性，積極推動現行評選標準及其評估指標的修改，謀求有利于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的評選條件。積極與IMF、BIS協商，提供人民幣在國際貿易、清算交易等市場數據，爭取國際組織提供人民幣在全球國際儲備、銀行國際負債中的份額，準確評價人民幣的國際化水平。結合人民幣國際化的強勁勢頭，推動IMF執董會修訂評選標準，爭取人民幣在2015年SDR貨幣籃子調整中入圍。即便不能如愿，也為下一輪評選打好基礎。
即在記賬清算的情況下，無論是通過對外投資還是擴大進口等方式轉化為國際儲備的貨幣，表面上看其貨幣會流出國境（這也是目前從實務界到學術界普遍使用的說法），但由于并沒有貨幣實物（現鈔）的真正轉移，而只是通過清算銀行以增減債權債務的記賬方式進行清算，轉移了貨幣的所有權和支配權。從貨幣持有者（如清算銀行）角度看，其持有的資金（流動性）總量并沒有因此而減少（只是由內債轉變成外債），但卻由此增加了外匯儲備國家的流動性，特別是在該國中央銀行購買這些外匯并相應投放本國貨幣的情況下表現更為突出。因此，從全球整體結果看，就形成了“外匯儲備自動倍增流動性”的效應。
例如，美國甲企業向中國乙企業投資（或進口）1百萬美元，并不是將1百萬美元現鈔從美國運送到中國。現在的清算方式是：甲企業通知其開戶銀行A，通過乙企業的開戶銀行C辦理匯款，則A銀行扣減甲企業存款，相應增加C銀行在本行的存款，而C銀行則按照通知，增加自己在A銀行的存款，相應增加乙企業的存款，并通知乙企業款項收妥，清算完成。這樣，A銀行資產負債沒有減少，C銀行卻因此增加了1百萬美元資產負債。
擁有外儲不等于真正持有了美元
正因為記賬清算體系的存在，使得對外開放的國家，無論是接受國外投資，或是因為投資擴大推動出口增加，其獲得的外匯并沒有從貨幣發行國真正流入本國，而是從一開始就表現為其在貨幣發行國的債權。因此，全球外匯儲備越多，全球流動性就越是以其倍數方式擴張。在全球化加快發展，全球投資和貿易不平衡不斷加劇，外匯儲備總額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必然造成全球流動性，特別是儲備貨幣發行國流動性過剩乃至泛濫，并由此進一步引發更多問題（有些問題一直沒有得到人們的認識和重視，有的甚至與直觀結果相悖）。例如：
2010年底全球外匯儲備約9.7萬億美元（2001年僅為2.05萬億美元），其中超過62%是美元，而美元儲備中絕大多數頭寸都滯留在美國，這就是為什么直觀看美國在2001年之后大量美元外流，其外債規模隨之迅速擴大，但美國的資金實力并沒有遭到削弱，華爾街仍能擁有如此巨大的資金規模和金融影響力的根本原因。正因為全世界的美元絕大部分都滯留在美國，使美國聚集了全球最大的資金規模，吸引和推動了美國債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投資銀行、咨詢公司和評級公司等方面的發展，這些因素又進一步鞏固和增強了美國的金融霸主地位和國際影響力。
同時這也就解釋了很多人難以理解的、似乎有些玄乎（有人認為是國際貨幣體系的“悖論”）的現象：
一方面發達國家大量向發展中國家投資或進口，支持其經濟發展。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卻又大量購買發達國家的債務（如中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造成資金回流，似乎是貧窮國家在救濟富裕國家。實際上，在記賬清算體系下，這些貨幣只是轉移了所有權，并沒有轉移持有者，貨幣本身并沒有發生真正的流出、流回。
外儲越多相應投放的本幣就越多
正是由于美國的金融機構，特別是做國際清算業務的大型商業銀行，其資金來源已經過多地依賴金融機構存款，特別是國際同業的存款（所以其貸存比普遍很低），而由于金融機構的風險敏感度遠遠超出一般企業和個人，在這種情況下，一旦金融市場出現危機信號，美國金融機構很容易遭受來自于其他金融機構，特別是國際金融機構的擠兌，引發嚴重的金融危機。
2007年美國規模并不是很大的次級按揭貸款問題最終引發嚴重的金融危機，正是對這種狀況的很好詮釋：2008年9月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后，美國一般性存款（企業和個人的存款）并沒有發生大規模擠兌現象，但卻發生了金融機構，特別是國際金融機構的大規模擠兌，他們將大量資金轉向國債投資或轉存美聯儲，結果使1個月和3個月期的國債一度出現負利率現象，并推動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到2009年1月末就比2008年8月末擴大了一倍以上，進而迫使美聯儲采取非傳統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直接購買金融機構資產，擴大流動性投放以緩解金融機構流動性枯竭問題。
今年表現差勁的外貿也有改善，連續多月大幅下跌的進出口貿易止跌回升。受惠商品及食品價格上升，11月消費物價指數上升2.7%，擺脫通縮威脅。
不過外匯儲備卻令人擔憂，11月外匯儲備減少691億美元至僅3萬億美元左右，是今年1月以來最大減幅。雖然中國仍然是全球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但流失率之大，令國家財經官員擔心，要出招穩定外匯儲備。
由2001年到2014年，中國外匯儲備大幅上升。外貿盈余加上大額海外直接投資，外貿儲備每年增幅超過2，000億美元，至2014年中國外匯儲備達到破紀錄的3.99萬億美元。當時中央采取措施降低外匯儲備，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增加海外投資，提出一帶一路。中國企業在海外融資籌集得到的資金，不準匯入國內。同期人民幣匯率大幅上升，至2014年初，人民幣兌美元升至最高的6.05。
貨幣貶值加快儲備流失 由去年起中國外匯儲備大幅流失，最高峰達到每月1千億美元。
2007年開始，中央決定提高工人工資，以提高工業檔次。中國失去廉價勞工優勢，低級加工和勞工密集產業流失至低工資國家，例如印尼、越南及孟加拉等。中國企業配合國家政策走出去，近十年國企投資在非洲基建的金額達到數百億美元。
一方面外貿盈余減少，另一方面國內資金投資海外，中國外匯儲備在2014年達到高峰后持續減少。同時只升不跌的人民幣也轉勢，由長升轉為下跌。美元近幾年維持強勢，利率由零回升，美元匯率由90點升至最近的101點。
企業爭相海外并購
為維持中國貨品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人民幣跟隨非美元貨幣貶值。去年8月外匯管理局于三天內將人民幣匯率下調2，400點子，自此人民幣匯率持續下跌。
財富基金(SovereignWealthFunds，SWFs)’又稱基金，與私人財富相對應，是指一國或地區政府通過特定稅收與預算分配、不可再生自然資源收入和國際收支盈余等方式積累形成的，由政府控制與支配的，通常以外幣形式持有的公共財富。到目前為止，國際社會并沒有對財富基金的定義形成共識。IMF認為財富基金是一種基于許多宏觀經濟目標而建立的政府所有的基金，通常靠投資于長期海外的外匯資產轉移形成。
財富基金機構對它的定義為：一種國家所有的投資基金，通常由股票、債券、房地產或其它金融工具所組成的金融資產，外匯資產為其提供資金。這些外匯資產包括，國際收支盈余，官方外幣運作，私有化收入，財政盈余以及商品出口收入。摩根士丹利的StephenJen認為：財富基金有5個特征，即性、很高的外幣暴露、無負債、高風險容忍度、長期投資。美國財政部對其的定義為：一種由外匯資產融資的政府投資工具，它(SWFs)管理那些從貨幣當局(中央銀行和財政部的儲備相關職能)的官方儲備中分離出來的那部分資產。
在現實中，目前沒有哪個國家的類似基金取名為財富基金，有的叫投資公司，有的叫控股公司，有的甚至叫養老基金。因此，財富基金是一類活躍在國際社會里的以國家或地區為所有者的投資基金的總稱。盡管各支基金在投資管理、投資渠道、資產來源等方面都有不同。在本文中，筆者所指的財富基金應具有以下方面的共同特征，即所有權歸政府所有、資產來自擁有國的巨額外匯儲備或自然資源出口、無負債、致力于長期投資，杠桿化較低、追求可容忍風險下的收益最大化。
二、當前的規模
截止到2009年8月，全球已有約40個國家或地區設立了自己的財富基金，總規模約為3.7萬億美元，倫敦國際金融服務協會(IFSL)(2009)認為總規模為3.9萬億美元，新建立的財富基金抵消了原有的財富基金的投資損失。但需要指出的是，該數據也只是一個估計值，其原因在于許多財富基金的不透明性。
目前全球財富基金的分布具有下列特點：①半數以上的財富基金都來源于自然資源，尤其是石油收入；②資產集中度較高，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一國就擁有4支大型或超大型的基金；③財富基金的主體以一國的中央政府居多，地方政府只占少數；④從設立財富基金的經濟體性質來看，既有發達經濟體也有新興市場經濟體，但以新興市場經濟體居多。來源于石油等自然資源的財富基金占據了數量和規模上的絕對優勢。
三、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
當今財富基金主要集中于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石油出口國，歸其原因，可發現絕不是偶然，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合理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今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包括：
第一，匯率制度缺陷。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美元同黃金掛鉤，其它貨幣與美元掛鉤。這樣的制度安排對除所有國家的貨幣都有約束，各國不能隨意采取匯率政策以調節本國宏觀經濟。在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下，對發達國家而言，浮動匯率取代了固定匯率。很多時候，一國貨幣匯率并不是根據一國經濟和貿易發展情況來確定的，各國央行經常根據自身的需要和利益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競爭性貶值或競爭性升值的情況時有發生，匯率的決定并不完全是市場決定的結果。
第二，國際儲備主要依賴于外匯儲備。在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下，一國的儲備資產包括貨幣用黃金、特別提款權(SDR)、成員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儲備頭寸和外匯儲備。其中，特別提款權和儲備頭寸是IMF按照一定的份額比例分配給成員國的，但IMF并沒有根據世界經濟金融運行的現實對這兩種國際儲備資產進行適當調整。有約90％的份額屬于外匯儲備。因此，增加外匯成為一國增加國際儲備的主要手段。
第三，外匯儲備幣種以美元為主。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宣告了美元作為全球基礎貨幣地位的崩潰，歐元誕生以后，有分析家認為歐元會對美元的地位形成挑戰。但從近幾年的實際情況看并非如此，美元在外匯儲備中的優勢仍然十分明顯，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始終維持在2／3左右。
炒匯有一個標準的名稱，叫“外匯保證金交易”。和股市不一樣，外匯市場是全球性的，所以也更透明和公平。除此之外，它還有三大特點：第一，匯價的每日波動范圍不會像股市那么大，所以回報相對而言也不會那么高，但風險相對較小。第二，全球外匯市場交易最頻繁、匯率變動最多的時候，恰逢北京時間的20時至24時。在這個時間范圍內，我們中國的投資者可以有充裕的時間投入到交易當中。第三，外匯的投資起點不高。只要投入250美元（折合人民幣約1500元），你就可以用電腦接通互聯網，自由交易了。
炒外匯并不神秘，它不僅適合專業人士，也不排斥我們普通老百姓。如果你掌握了必備的知識，還有正確的心態，再加上合理運用，說不定你就能在當前頗不平靜的經濟形勢中多賺些錢。當然，對于新手來說，有一些準則還是應當堅持的。
首先，要多關心政治經濟形勢。圈內人有句話說得很形象，叫“這年頭炒外匯的不關心時事，那就和散財童子沒什么區別”。這句話似乎比較偏頗，但還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為匯率的變化主要是由經濟形勢的變化決定的。在不同的國家，由于面臨不同的發展要求，實施了不同的經濟政策，在經濟運行上也呈現了不同的特點。在某個臨界點，該國能源、大宗農產品、金融股價、巨頭公司都會表現出不一樣的運營狀態，因而會有多元化的發展趨勢。這個時候，新手就要有自己獨立的判斷，基本理清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因素。這方面，新手尤其應關注GDP、CPI、RPI、UE等經濟數據的走向和趨勢。同時，也不可忽視政治因素的影響。特別是那些強人政治國家，由于政治需要，相應的貨幣匯率會發生較大變化。這一點，更值得關心。
其次，從一開始就得去除“賭徒”心態。以賭博心態去炒外匯，要不虧都很難。為什么，說到底，還是和擋不住誘惑有關。與現實生活一樣，外匯市場也處處都是誘惑。只是由于外匯市場的利益性，所以外匯市場的誘惑來得更直接，前景似乎更動人——在這里，每天看到漲停的一些貨幣是一點都不稀奇的事情。但如果受到誘惑影響，盲目進行運氣比拼，那十之八九都不會在外匯市場取得好結果，畢竟哪有那種隨便買隨便就能賺錢，或者情緒受“大流”影響，你買我也買、你拋我也拋，大家都盈利、無一人損失的道理呢？說穿了，外匯也是資本市場的產物，所以炒外匯也是一門技術活。但對于新手來說，過多地集中于鉆研道式理論、蠟燭線等較為深奧的分析工具，顯然是不合適的。何況，從過去到現在，都沒有人敢保證哪個工具是百分百靈驗的。所以，對于新手來說，最好是從分析經濟、政治形勢的基本面開始，然后多熟悉交易規則。此外，為了更好地培養正常心態和基本炒匯方法，筆者強烈建議新手通過模擬炒匯軟件進行試炒匯。
一、世界金融一體化挑戰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所遵循的基本原則
維持和推動多邊貨幣自由兌換是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原則。這也充分體現在IMF的宗旨之中。IMF雖然經歷了三次修改，且其生效以來的成員國與活動范圍也有了很大的改變，但基金組織的基本宗旨仍維持不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第一條的規定，基金組織的宗旨為：(1)為會員國在國際貨幣問題進行磋商和協作提供所需的機構，促進國際貨幣合作；(2)促進國際貿易的擴大與均衡發展，實現高水平的就業和增長，以此作為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3)促進成員國匯率的穩定和有秩序的匯率安排，以此避免競爭性的貨幣貶值；(4)為會員國經常易建立一個多邊支付和匯總制度，并設法消除妨礙國際貿易發展的外匯控制；(5)在有充分保障的條件下，向成員國提供暫時的融通資金，使其不必采取有損于本國或國際繁榮的措施來糾正國際收支的不平衡；(6)爭取縮短成員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持續時間，并減輕其不平衡程度。
根據IMF有關年報文件的概括，基金組織的根本目標是在成員國之間進行貨幣政策協調并監督成員國的貨幣政策，使其在國際貨幣金融活動中遵守一定的行為準則，以最大限度地實現成員國匯率的穩定、有秩序的外匯安排、避免競爭性貨幣貶值和保持國際交易之匯兌自由。
20世紀80-90年代中期，IMF 100多個成員國基本上實現了經常項目的自由兌換，并準備進一步推進全面的資本項目自由兌換。但是，世界金融一體化背景下，日前嚴重的投機活動、頻頻發生的金融危機等問題并未引起國際貨幣體系的相當重視。最終，1997年7月以來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演變成一場世界范圍的金融危機。受此影響，一種有悖于國際貨幣體系原則的現象出現了：一些原來已實現資本項目自由兌換的國家，如馬來西亞、智利等，在遭受嚴重的金融危機沖擊后，又重新實話了資本項目的管制，一些發達國家也對短期資本流動采取了某些限制措施，一定程度上在偏離IMF與國際貨幣體系所要達到的目標。
二、世界金融一體化挑戰現行貨幣體系多種匯率制度安排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之下，各國推行了多種匯率制度，IMF所總結的八種匯率制度，確實一定程度上適應了多樣化的國家層次與經濟發展水平。不過，在世界金融市場一體化背景下，外匯交易規模日益擴大，目前日交易額已近2萬億美元，幾乎等同于全球外匯儲備總額，外匯交易與貿易和投資的相關性越來越小，各種短期資金流動和衍生交易已成為決定和影響匯率的最重要因素。同時，現行匯率制度假設匯率浮動會對國際收支產生自動調節作用并將其決定權完全交由各國自行確定，自主管理，缺乏應有的國際監督與協調機制。同時，從各國實行浮動匯率的實際經驗來看，浮動匯率制度本身有貶值的趨向，加之未受到有效監督，這一趨向更為明顯。這也與國際貨幣體系所追求的物價穩定目標相悖。因此，多種匯率制度安排之下的匯率扭曲和無規則的波動成為常見現象，并成為危機頻繁爆發的重要原因。
在這種多種匯率制度安排的體系之下，首先是浮動匯率制度本身的缺陷。在一戰之前，各國執行的是固定匯率制度。在那個時候，主張浮動匯率可以有效協調各國經濟運轉是不可想象的。主張浮動匯率最有力的理由是：浮動匯率讓國內有自主決定貨幣政策的自由，可以任意改變貨幣供應量或利率來刺激經濟，或者通過匯率的變化來對付貿易收支或國際收支不平衡。但歷史一再證明浮動匯率不具有這樣的功能。相反，浮動匯率無一例外地總是導致通貨膨脹、匯率動蕩和經濟波動。然而，由于世界上絕大多數決策者（尤其是美國、歐洲、日本、IMF和世界銀行的決策者）相信浮動匯率可以有效協調世界經濟運轉，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就永遠提不上議事日程。然而，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動蕩卻永遠成為世界經濟最主要的不確定性因素。例如，1999年到2002年IMF成員改變匯率制度多達78次，其中放棄自由浮動的為27次，僅2001年和2002年就分別有10個發展中國家和8個新興市場國家從自由浮動轉向無區間的管理浮動，自由浮動的成員從1999年的48個減少到2003年的36個。
三、世界金融一體化挑戰信用本位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性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實行的是美元與黃金并重的雙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全球步入了浮動匯率時代，1978年，IMF成員國達成協議，宣布實行黃金非貨幣化，由此開始，步入到了現代信用貨幣本位時代，實行的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多元化國際儲備體系。對于這種貨幣體系，雖然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特里芬難題”。但是，這種貨幣體系，使得儲備貨幣國家在幾乎毫無保留的情形下可以大量向世界傾銷其貨幣，并進而產生出以金融創新面目出現的數量更為宏大的衍生金融資產，形成金融危機的誘因。
長期以來，這種多元化的信用本位制下，美元一直居于中心地位，很容易形成美元霸權：世界各國越是需要美元，美元的地位越高，則美元可能享受較大的國際收支逆差，尤其是經常項目逆差，并保持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例如，2003年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的684%。全球外匯交易68%是關于美元的，全球的貿易結算68%是通過美元進行的。
美元的特殊地位與美元霸權，使得美國可以從中獲取巨大福利：
1．獲取“鑄幣稅”
在何帆（2004）看來，美國獲取的鑄幣稅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外國居民持有的美元，二是其他國家中央銀行和投資者持有的大量美國國債。由于美元的霸權地位，美國可以為其國債支付較低的利率，這種利差也可以算作是鑄幣稅的一部分。美國經濟學家Frankel曾經對此進行了較為保守地估計，美國每年借助美元霸權向全世界征收的鑄幣稅達到120億美元[1]。此外，由于其他國家中央銀行和投資者也持有大量美國國債，美國得以大力推行赤字政策，這也是鑄幣稅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鑄幣稅帶來的豐厚收益使美國大量進口的同時卻無需等量出口。
2．享受“無淚赤字(tearless deficit)”
世界需要美國通過貿易逆差以輸出美元來提供交易手段或清償能力。美國可以拿著源源不絕的用印刷機印出來的美元到世界各地進行采購，擴大國內的預算赤字和貿易赤字，被高估了的美元價值使得美國不但將其他國家生產的最優良的商品集中于美國，而且從中獲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這也即所謂的“無淚赤字”。
日本學者吉元川忠（2000）曾經對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日美貿易關系進行了研究，他認為，日本是將自己貿易順差所產生的剩余資金注入到美國，美國則利用這些資金維持市場繁榮和日本商品的進口，這又反過來刺激了日本貿易順差的膨脹。說得極端一些的話，日本用自己的錢買自己的產品，并把這種現象當成了貿易順差。當前，中國也購買了多達1800億美元的美國債券，克魯格曼(2003)強調，這是美國支持其貿易赤字的主要方式之一。考慮到2003年，美方統計數據表明中美貿易之間，美方赤字高達1240億美元，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也差不多在重復當年日本一樣的故事。
3．轉嫁風險
其他國家所持有的大量美元儲備，承擔了巨大的貶值風險。美國政府可以通過將美元貶值的方法，使它事實上免除大量債務。早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美國就曾通過美元貶值變相減少海外債務。當前，亞洲各國持有約2萬億美元外國儲備，其中，中國大陸外匯儲備到2005年6月底達到7110億美元，約60%為美元儲備。鑒于2002年以來美元已持續貶值，則亞洲各國面臨的潛在損失是巨大的。正因為如此，有學者指出，美元貶值是陰謀，在轉嫁國內經濟風險，在變相獲取亞洲國家的經濟成就（謝國忠，2004）。美元貶值減少了美國的外債的同時，還可一定程度上刺激出口以減少貿易逆差。
4．用貨幣影響他國政策
美元的獨特地位使得美國事實上成為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和匯率的決策部門，美國可以通過美元波動來影響他國幣值波動獲取福利。比如，1985年，在美國主導下，通過了“廣場協議”強迫日元升值。當前，美國又不斷以貿易不平衡為借口，向人民幣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
四、世界金融一體化之下頻繁的投機活動挑戰IMF穩定匯率的能力
匯率監督是IMF的一項重要職能。IMF實行匯率監督的根本目的是保證有秩序的匯況安排和匯率體系的穩定，消除不利于國際貿易發展的外匯管制，避免成員國操縱匯率或采取歧視性的匯率政策以謀取不公平的競爭利益。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國際貨幣體系從此進入浮動匯率時代，其后的牙買加體系確定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缺陷也逐漸暴露出來。匯率經常變動且變動幅度劇大，即使是美元，其匯率的變動幅度也大得驚人，1998年7月，美元兌日元曾達到90年代的最高峰1：147，但到1999年10月，其兌換比價接近1：102。2002年，歐元與美元的最低兌換比例達到1：0.82，而其后受美元大幅度貶值影響，2005年歐元兌換比例一度高達1：1.42。匯率的劇烈波動，為投機者提供了外匯投機的溫床，導致國際游資的大量流動，造成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不安，使一國金融資產的價值與價格的偏離的幅度加大。
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金融一體化的發展，一方面通過國際信用的乘數效應，使游資(Hot Money)成倍增長（據估計，目前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游資多達8萬多億美元）；另一方面，世界金融一體化的特征使游資生存的國際環境更具投機性。它們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投機性強，流動性快，傾向性明顯。在其沖擊下，金融市場尤其是新興市場的脆弱性暴露無遺。當大量游資短期內集中侵入本國匯市時，往往高估東道國貨幣，從而不利于東道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導致經常項目的失衡；當大量游資逃離東道國時，又會使東道國貨幣急劇貶值，誘發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及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當前的日交易量巨大的外匯市場上，僅僅從穩定匯率的角度看，各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已經很難單獨依靠自身的力量來有效干預。以1997－98年之間的香港為例，危機之前雖然其經濟結構較為合理，外匯儲備充足，外債幾乎沒有，卻依然遭受到了投機者的狙擊。即便是外匯儲備量最大的國家日本，1999年9月以來，為抑制日元不斷升值的趨勢，在外匯市場上賣出日元，買進了價值100億美元，仍沒能阻擋日元的升值趨勢，日元兌美元的匯率達到40個月來的最高點。可見，在當前的無序的匯率體系之下，不但有利于投機活動，而且極容易人為地制造投機機會、投機活動，進而導致金融動蕩。于是，金融界期望IMF這樣的超國家性質的國際機構在維護匯率和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希望建立某種機制，以對日益泛濫的國際游資進行有效的監管，對猖獗的國際投機活動進行某種必要的監管。
五、世界金融一體化挑戰IMF監管與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
在世界金融一體化背景之下，各國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各國金融市場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增加，金融體系中出現的任何差錯都會涉及到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即所謂的“伙伴風險”在不斷增大。進入90年代以來，世界金融風波接連不斷，如1992年席卷歐共體各成員國的歐洲貨幣危機，1994年日本出現的住宅金融專業公司巨額不良資產危機，1994年年底爆發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7月開始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由此而引起了全球性金融危機，不斷顯示了國際金融領域的“伙伴風險”以及有效監管的失控和乏力。1998年、2000年又相繼爆發了俄羅斯金融危機和阿根廷金融危機。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所執行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國際收支的調節政策和國際儲備的管理營運，各國的金融波動，都將對其他國家產生較大的影響。為此，需要一個超國家性的組織從全球范圍內協調各國的經濟政策。
由此看來，為維護世界金融體系的安全，如何加強金融監管、防范金融風險，如何化解金融風險的國際傳遞效應，應提到IMF的議事日程上。
關鍵詞：外匯儲備 增長 外匯管理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明顯加快，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外匯儲備作為一個國家國力的象征也得到了快速發展。如此巨量的外匯儲備在充分顯示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多現實問題與煩惱，進而引發業界激烈爭論。
一、我國外匯儲備現狀
2006年2月，我國外匯儲備超過日本成為第一儲備大國。2007年年末外匯儲備較2006年末增加了4619億美元，達到15282億美元。截至2010年末，我國外匯儲備額達到28473億美元。2011年3月，我國外匯儲備正式突破3萬億美元大關，達30447萬億美元。6月新增外匯占款為490.85億元，較5月份的234.31億元繼續增長。2011年末我國外匯儲備較2011年三季度末凈減少206億美元，是近期我國外匯儲備首次出現季度凈減少現象。2012年6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3.24萬億美元，相較3月末的3.305萬億美元下降650億。這是自2011年4季度之后，我國外匯儲備再次出現季度負增長。
二、高額外匯儲備的影響
（一）保持高額外匯儲備的有利之處
巨額的外匯儲備無疑是一筆豐盛財富。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保持充足的外匯儲備對于確保國際清償能力、提高風險應對能力、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較為充裕的外匯儲備有利于維護我國經濟金融安全。近年來，充裕的外匯儲備為國家干預外匯市場，穩定人民幣匯率，增強抵御國際金融風險的能力，確保國家經濟安全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其次，充足的外匯儲備便于企業對外開展經濟交往活動。在外匯儲備較為充裕的情況下，企業用匯、購匯需求得到充分滿足。如企業對外投資，只要在經濟上可行，就可以用人民幣購匯投資，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充足的資金保障；企業進口、外債等對外支付也同樣能得到保障和滿足。
再次，外匯儲備經營收益可增加民生支出。外匯管理部門的職責是在管理好風險的前提下，確保外匯儲備資產保值增值。外匯儲備經營收益并入人民銀行大賬，人民銀行依法將央行凈利潤全部上繳財政，增加了用于民生支出的財政資金的可使用量，實際上也對國民福利的改善做出了貢獻。
（二）過度的外匯儲備會給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消極影響
作為發行貨幣的儲備物，央行的外匯儲備并不是越多越好，因為外匯儲備越多，相應投放的貨幣就會越多，而過多投放貨幣，就容易引發通貨膨脹和嚴重的貨幣貶值，進而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了控制貨幣供應量，央行不得不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發行央票的方式回籠資金。這樣就導致央行貨幣政策陷入困境：一方面，為抑制人民幣升值過快而不斷購匯，相應擴大貨幣投放；另一方面，為防止通貨膨脹又不得不采取措施予以對沖，大量回籠貨幣造成資金閑置。一方面，貨幣過多，面對通脹，理應較大幅度提高利率水平；另一方面，如果較大幅度提高利率，有可能吸引更多國際資金流入中國并帶來新問題。這就迫使中央銀行使用利率工具時慎之又慎。
此外，巨額外匯儲備也蘊涵著其它弊端。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導致大量“套利性”外匯資本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境內；基礎貨幣投放和外匯占款增大，制約了貨幣政策的運用和效應；高額外匯儲備并不經濟，降低了資金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外匯儲備成本，內債與外債大幅增加；增大了儲備風險；使國家儲備資產面臨巨大的匯率風險和利率風險；失去了國際貨幣基會組織的優惠貸款。
三、對我國高額外匯儲備進行有效管理的對策建議
安全、流動、增值——這三個詞可以說是外匯儲備經營管理的“金科玉律”。
外匯儲備的安全性處于重要地位。我國一直堅持多元化、長期性和戰略性來保障外匯儲備安全。多元化，就是通常說的“所有的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里”，既會投資不同的幣種，又會在同一幣種下投資不同的資產，是一種分散化的資產配置原則。長期性，是指確定外匯資產配置結構時，會綜合考慮各種資產的風險收益特性、市場發展趨勢等長期因素。戰略性，是指確定貨幣結構時，還會綜合考慮我國國際收支結構和對外支付需要，以及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的發展趨勢等宏觀性或戰略性因素，目的是維護大局穩定，也就有利于保障外匯儲備對外投資的安全。
外匯儲備資產還需要保持充分的流動性。因為國家外儲不僅要滿足一般對外支付需求，如進口國內需要的物資或技術、支持企業“走出去”等，還要在資本可能出現快速流出、貨幣面臨較大壓力的情況下，發揮保障國家經濟金融穩定安全的“定海神針”的作用。因此，任何國家的外匯儲備都不會大規模地投資波動性大、市場容量小、流動性差的資產。
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全球外匯儲備規模的不斷增長，外匯儲備的功能也在不斷拓展和豐富，世界各國對它的經營管理已逐漸由被動變為主動、由保守變為進取，增值的目標也應運而生。
為了實現國際儲備“安全、流動、增值”三原則，應注意以下幾方面：
（一）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要多元化
我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過于單一，主要還是以美元資產為主。美元將以緩慢的速度溫和貶值。美元的貶值預期將使我們以美元為主要組成部分的外匯儲備遭受資本損失，這構成了我們在儲備增量中減持美元的基本動機。我國必須逐步實現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多元化，逐步減少美元儲備比重，增持歐元、日元以及韓元、澳元、新加坡元等，藉以實現外匯儲備的多幣種配置。
（二）開拓多元化外匯經營渠道，分散投資風險
目前我國的外匯儲備多為美國國債、住房抵押貸款擔保證券和高投資級別的公司債券等，這些債券資產雖然具有較高的安全性和良好的流動性，但其提供的收益率普遍偏低。中國外匯管理當局應逐漸提高股權、企業債在資產組合中的比重，適度降低國債、機構債在資產組合中的比重，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外匯儲備的整體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進一步分散風險。
（三）積極建立能源、金屬與其他大宗商品市場的儲備
目前這類資源處于至少10年來的低位，投資價值明顯上升。例如，盡管美國在次貸危機中損失慘重，但美國仍在利用目前的原油市場低迷時期大舉囤油。相比之下，中國的原油和大宗商品進口量卻在下降，因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以合理成本建立資源儲備的必要性，利用時機以較低成本建立能源與大宗商品儲備。
（四）采取多種措施，“藏匯于民”
適當加大“藏匯于民”的政策力度，這是化解外匯儲備過多的重要措施之一。國家可利用市場化手段降低過多的或是結構不合理的外匯儲備，讓企業、機構和個人更多地持有并進入外匯市場。把部分外匯儲備“轉化”為企業運營的資本和居民的儲蓄，這不但會增加企業、單位和個人的財富，而且還會促進他們積極、主動地采取措施經營持有的資產規避市場風險。
（五）審慎執行走出去戰略
在國際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支持社保基金、商業銀行和工商企業等實體投資于國內外企業股權。我國政府應該出臺相關政策，通過對一系列申報“走出去”的企業進行審核，為缺乏資金但具有良好發展前景、在可預見的未來能產生經濟效益的成長型企業，通過調撥一定外匯儲備，幫助這些企業在國際市場進行投資辦廠；通過兼并購買、控股國際產業鏈中的企業降低企業成本，擴大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同時加強對境內企業走出去進行風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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