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06 17:05:0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地域文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材料包括硬質和植物材料2種。硬質材料的使用，應遵循就地取材的原則，充分利用場地材料的質地、色彩、形狀等特性。使園林景觀與周圍環境充分融合。地方材料的選用不僅可以創造出具有濃郁地域文化特色的景觀，還起到了降低建設成本的作用。植物材料的選用，應以鄉土樹種為主，不僅可以減少成本，植物的成活率也有保證，還可彰顯地域特色。除此之外，還應注意視覺效果。首先草灌喬相結合，形成錯落有致的立體景觀效果。其次，樹形與色彩的搭配，要突出季相變化，做到四季有景。
2地域性風景園林的設計實踐
2．1項目概況和規劃目標
芙蓉湖旅游區位于重慶市武隆縣城東南部，地處烏江與芙蓉江交匯地帶，為苗族、土家族、仡佬族的聚集地，具有濃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整個場地形成“三面環山一面傍水”的盆地地貌景觀，且場地南北兩側各有一條山溪流過，形成了山環水抱虎踞龍盤之勢(圖1)。周圍的山體起伏較大，規劃區用地為西高東低的緩坡地勢(圖2)。芙蓉湖旅游區由巴渝風情鎮、溫情土家寨、激情苗寨、怡情仡佬寨、詩情農耕園、濕地公園休閑區構成，它既體現了場地天然的山水優勢，又與當地濃郁的民族風情相結合，在景區的設計中把地域文化很好的體現出來。芙蓉湖旅游區的規劃目標為:在規劃中充分挖掘“山、水、田、林、民俗村莊”等旅游資源，注重旅游開發與生態環境的協調。將傳統文化在現代景觀的營造中加以繼承和發展，在尊重民俗文化的前提下打造新的文化。
2.2總體規劃布局及功能分區
2．2．1總體規劃布局
本規劃在總體布局上未采用城市規劃中常見的連片發展的城鎮布局樣式，而是采用我國古代聚落“田+林+莊”的空間形式。通過農田、綠地將規劃區內的土地分隔開來，形成以巴渝風情鎮為核心，以土家族、苗族、仡佬族民俗文化村為重點的4個功能組團。其中將苗族民俗文化村布局在基地左側，而土家族世世代代有喜水的特點，故將其布局在基地右側更靠近山溪的地方，仡佬族的祖先稱他們是天上來的民族，將其布局在基地的緩坡的最高部，寓意最接近天的地方，以商業為主的巴渝風情鎮，布局在緩坡的最低處，通過環形道路又將各個組團之間連接貫通。該組團方式既沒有破壞規劃區內的生態環境，還豐富了景觀層次和內容(圖3)。
2．2．2功能分區
本規劃根據用地功能及風貌特征，共劃分了6個特色片區(圖4)。1)巴渝風情鎮。該片區中以巴渝文化為主題，在位于巴渝風情鎮碼頭處，設置一組碼頭文化的縮影景觀。主要通過纖夫主題雕塑以及印刻在地面鋪裝上的纖夫足跡和川江號子，向游客展示碼頭文化的歷史滄桑。這組纖夫主題的景觀設計，既豐富了景觀的文化性和趣味性，又為游客留下了無限的遐想空間［1］。2)溫情土家寨。以土家族文化為主題的土家族民俗文化園，利用園區基地南部河流兩側的地形高差進行分臺處理和種植花卉植物，形成層層花田。并于河流之中分段修建景觀性攔水壩，提高水位，增加靜水面積，形成水面倒影效果。在河流之上還設置了濱水棧道，架設了景觀廊橋，形成了別具一格的花溪景觀。3)激情苗寨。苗人素有對楓樹的崇拜，他們把楓樹視為苗族的族標。因為苗人世代信奉楓樹對其庇佑，故將紅楓紀念林設計在苗族風情區入口處的大面積開敞緩坡地帶，潺潺的河水從旁邊流過，苗族村落散布在其周圍。人們置身于高聳入云的楓樹林下，仿佛感受到楓樹正在向其講述著苗族悠久而神秘的歷史。另外利用園區基地地形高差，采用“蓄水成瀑”的方式，形成了水幕墻景觀，將苗族歷史上5次遷徙的歷史鐫刻在幕墻之上，讓游客在觀景的同時了解苗族歷史［1］。4)怡情仡佬寨。仡佬族是以竹為圖騰的民族，而竹在我國傳統意義上又是高雅的象征。本規劃利用這一文化現象，將其定位為以文化藝術和養生為主題。利用仡佬族民俗文化村周邊的農田，以仡佬族的族花百合花為基礎花種在配以郁金香等花卉植物種植，形成一片花的海洋。在花田周邊搭建的藝術家客棧與花田景觀共同構成了一幅“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田園生活畫卷。5)詩情農耕園。以田園風光為特色的農耕園內種植不同的農作物，形成五彩梯田景觀，在梯田中矗立瞭望塔，讓游客可以登高一睹梯田盛景。除此之外，于農田之中，設置木棧道，既可以近距離接近作物，又不會破壞到作物的生長，游客漫步之上，穿梭于農田之間，在欣賞田園美景的同時，還能聆聽到自然界的鳥語蟲鳴。6)濕地公園休閑區。以浪漫沙洲為主題，以情侶文化為基調。本規劃以苗族廣為流傳的《小龍女與召贊》唯美動人的愛情傳說故事作印子，通過在濕地公園的小島之上設置龍女與召贊的愛情主題雕塑，并在園內規劃情人路、情人樹等文化景觀，將其打造成象征永恒愛情的文化之洲［1］。
2．3規劃內容
2．3．1景觀組織
景觀組織分為“兩軸”和“兩帶”。“兩軸”:東西向貫穿田園風光帶，并連接仡佬寨和巴渝風情鎮的人文景觀軸;南北向貫穿巴渝風情鎮的生活景觀軸。“兩帶”:依托規劃區內主要河流形成的南北2條濱水觀光休閑帶(圖5)［5］。
2．3．2植物規劃
在對原有植被的處理上，以保留為主，在不破壞原有生態環境的基礎上，對景區植物進行適度改造。根據每一功能區風格的不同，對基調樹種的選擇應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除此之外，應選用季相特征明顯的喬灌木，以創造出層次豐富的景觀效果。所選樹種以本土易活樹種為佳。
2．3．3建筑規劃
1)村落建筑風貌片區。在建筑單體設計中，地域性高于民族性。不同民族在同一區域內其建筑風格大體一致。因此，該片區建筑以渝東南傳統干欄式木構建筑風格為主，建筑色彩上以灰頂為主，屋身保留木本色。在此基礎上，土家族和苗族建筑突出吊腳樓建筑特色。苗族建筑融入牛角形的特色裝飾符號和突出“豆安息”的建筑構件特點(圖6)。仡佬族則以干欄式建筑為主，體現樸素的建筑特點，簡化門窗的裝飾構件，在檐口處增加具有仡佬族風格的波浪紋符號構件［6］。2)巴渝風情鎮風貌片區。該片區的建筑以白墻灰瓦、大坡頂穿斗結構的巴渝傳統民居建筑風格為主，強化吊腳樓建筑形式(圖7)。
2．3．4水系規劃
除了規劃濕地、池塘、水梯田等大型水景和噴泉景觀、跌水景觀外，還通過引水穿寨的方式，形成豐富的景觀網絡，并將淺底、窄道引導的細流不斷流淌于人行尺度的空間中來，形成具有特色的水街空間，創造了富有生氣的街道景觀。
3小結
元素解構是指根據自身的需求，把傳統景觀符號中不同體系、時代和地域的一些單體符號按一定規律或隨機地加以組合，形成一個新的體系，代表某種新的含義。對地域文化符號的解構,就是在本土文化元素的基礎上，對元素進行分裂、片斷化、不完整化和持續變化的創作手法，使原有的視覺元素產生新的形象與新的語義符號。元素解構打破了原有結構的整體性,強調結構的不穩定性和不斷變化的特性。對地域文化符號的解構與重新整合體現出樸拙、大氣的文化內涵以及強烈而渾樸的生命本質,加之動感豐富的空間構架,形成全新的空間語境。保留文化符號的某些肌理,通過對元素符號的重新解構,使人們在感受設計創新的同時也領會到符號背后的文化內涵。元素解構的設計手法為醫院公共藝術設計提供了新的空間表述方式，從而使地域文化具有了全新的視覺面貌。如杭州市下沙醫院門診大廳背景墻上的不銹鋼浮雕取材自被譽為“天下奇觀”的洶涌壯觀的錢江潮，既提示人們，醫院位于被譽為浙江“母親河”的浙江省第一大河錢塘江邊，更提示人們要以“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的勇敢精神面對病痛，又告知人們要以“世人歷險應如此，忍耐平夷在后頭”的堅毅精神戰勝病魔。在錢江潮的浪花中還加入了C、H、O、N、P這五種構筑生物體的基礎元素，豐富了浮雕的文化內涵。
二、夸張變形
以當代的藝術手法,將元素意象加以夸張放大,產生具有震撼力的效果，夸張的目的是為了突出事物的本質特征,是在某種限度和原則指導下的夸大和強調。在設計中,夸張往往是對符號的提煉、分裂與變形處理,無論是尺度、形狀,還是材料、色彩等形式要素,都在原有的基礎上融進了新的內容和含義并加以強化,使之成為一種新的象征符號,以此引起人們的共鳴，這種夸大的結果使人明白作品的“形”所強調的意義。如杭州市下沙醫院住院廳背景墻石材浮雕“富春山居”意境清和，悠閑自在，寧靜致遠，取材于元朝書畫家黃公望以杭州富春江為背景所創作的、被稱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的《富春山居圖》。
三、借代手法
將地域文化元素中的局部、片段按照今天人們的審美情趣投射到當代醫院公共藝術設計中,使其帶有傳統的文化信碼,這樣設計出來的公共藝術作品能起到新舊溝通的作用,并獲得良好的視覺效果。西溪濕地是位于杭州市區西部的城市中次生濕地，生態資源豐富、自然景觀質樸、文化積淀深厚，曾與西湖、西泠并稱為杭州“三西”，也是目前國內第一個集城市濕地、農耕濕地、文化濕地于一體的國家濕地公園。濕地內河流眾多，水渚密布，植被繁多，生長著形形的水生植物，如睡蓮、莼菜、菖蒲、野慈菇等。杭州市西溪醫院門診大廳背景墻上的石材浮雕取材自醫院所在地——西溪濕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水生植物睡蓮，有著矜持超脫、芳華四溢、迎著朝氣、拋去暮氣的意境。杭州市下沙醫院門診大廳的挑臺陽角選用具有杭州地域歷史文化氣息的“良渚玉琮”造型，通過現代手法演繹，使空間凸顯杭州地域特性。
四、場景再現
場景再現就是把歷史事件或傳說中的部分場景通過畫面的形式直接體現出來。這樣能使人們聯想起某一時代的生活、某個地域特定的傳統景觀，使人們對地域文化的理解更加具體和感性。如杭州市下沙醫院在電梯廳、候診區、門診和病區過道等公共空間陳設以杭州運河和余杭塘棲、富陽龍門、桐廬深奧、建德新葉等江南古鎮村為題材的馬克筆畫、風景油畫和石材浮雕等，將江南古鎮村的滄桑之美、江南園林的婉約靈動之美展現出來，帶給人們清美的視覺享受。
五、結束語
地域基礎撫州市，古為臨川故郡，學術界稱之為臨川文化區域，是聞名遐邇的“才子之鄉”，這里哺育了王安石、曾鞏、湯顯祖等光耀千古的文化巨擘。在醫學領域中，宋明時代的江西十大名醫，撫州市就有7位。可見，撫州市歷史文化底蘊和中醫藥文化底蘊都十分深厚。2008年，學校就確定把對臨川文化、旴江醫學的傳承與發展作為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切入點，大膽地嘗試將臨川文化、中醫藥文化與人文素質教育緊密結合起來，對臨川文化、旴江醫學、“建昌幫”炮制工藝技術進行探究，從而形成了人文教育的優勢載體，突破了拓展教學的瓶頸。發展基礎“臨川文化建設”工程已成為撫州市政府全力打造的撫州市十二五規劃中文化建設的重點工程。其中，“臨川名人園”建設、傳承和發展“建昌幫”中藥業文化已列入市政府文化產業大發展的重點項目。學校把臨川文化、旴江醫學“、建昌幫”中藥業文化引入校園文化建設，符合撫州市文化建設戰略，充分體現了高職高專院校服務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職能。
地域文化教育的總體構思
2011年學校制訂的《意見》提出：把握中醫藥文化建設規律，創新中醫藥文化載體，解讀中醫經典，加強中醫藥研究，挖掘中醫文化特色；與社會媒體合作，開設中醫藥科普專版、專欄、專題，組織中醫藥科普講座，加強對醫學生中醫藥知識、文化的系統化宣傳，弘揚中醫“仁者愛人”、“大醫精誠”的人文傳統；傳承旴江醫學“尚學、著書、尊醫”的優良傳統；以“建昌幫”中藥飲片為主業，加大中藥研發力度，把學校打造成為旴江醫學的研究基地和中醫藥文化的產業基地，積極申報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規劃的“全國中醫藥文化基地”。《意見》提出，要健全學校臨川文化研究所職能制度，加強臨川文化研究，科學利用臨川文化優秀成果對學生開展人文素質教育。學校把地域文化引進校園，通過學校教育，讓學生認知臨川文化，了解民族瑰寶；傳承“建昌幫”中藥業文化，學會中藥工藝技能；弘揚并發展家鄉文化，使學生在情感、態度和價值觀上產生共鳴。課堂教學體系的構建學校人文素質教育教學主題是構建和諧課堂，培養人文精神。首先是落實課堂主陣地，狠抓課堂教學，以學生探究、師生互動為主，并輔以交流式、展覽式、觀摩式、講座式教學，建立起臨川文化、“建昌幫”傳統炮制技術的教學平臺。其次是整合學科教學、專業教學，將人文素質教育落實于課堂教學之中，制訂具體的教學要求和評價方法。充分利用語文、英語、體育、思想政治、心理等公共基礎課程教學，發揮人文素質教育的無痕效應。學校利用臨川文化資源，規劃開設了醫護生人文素質、護患溝通、護士人文修養、醫學倫理學課程，以傳授人文基礎知識，培養人文精神。在中醫、中藥等專業課程教學中發掘旴江醫學、“建昌幫”中藥業中豐富的人文精神內涵，有選擇、有計劃地組織學生進行人文知識探究，讓學生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去感受臨川文化、中醫藥文化的魅力。建立“三元學堂”，以精品課堂、專題辯論、名人邀約、時尚播報等形式對學生進行臨川文化、中醫藥文化、大學文化知識的教育，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實踐教育平臺的構建學校強調實踐課程中人文素質的培養，所以學校與市文化局合作將王安石紀念館和湯顯祖紀念館設為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基地；創建了富中藥廠作為學生學習“建昌幫”中藥技術基地；創辦了江西中醫藥高等學校附屬中醫院，為學生提供實踐基地；成立了“建昌幫”炮制技術研究所，確定“建昌幫”炮制技術特色項目為重點研究項目，利用地方資源和學校傳統優勢，使“建昌幫”炮制技藝得以弘揚發展。臨川文化知識的探究對臨川文化知識的探究，各系部根據現有基礎，確立了探究小課題：了解臨川文化的發展歷史，臨川文化名人、臨川文化的分類。組織學生實地考查、參觀臨川名人園、王安石紀念館、湯顯祖紀念館；開展臨川文化知識競賽，開設臨川文化講座，讓學生在實踐活動中將臨川文化知識得以內化。“建昌幫”炮制技術的培養為培養學生的中藥炮制技術，學校確立了各學年階段學生操作技能的具體要求，并開展傳統“建昌幫”飲片切制技能操作比賽。憑借“建昌幫”傳統文化資源的優勢，課內課外雙管齊下，通過對實踐環節的開發和學習渠道的拓展，引導學生學習“建昌幫”傳統中藥文化的相關知識和技能，讓學生在實踐和探索中傳承家鄉文化，弘揚民族精神，提高人文素養。師資隊伍建設師資隊伍建設是學校落實“建昌幫”炮制技術項目和培育學生人文素質教育活動的有力保證。學校通過校本培訓、校本教研、以老帶新等形式，全面提升全體教師的育人意識和育人能力，形成教研、科研、德育隊伍的合力，形成各有特長和風格的教師骨干群體。在實際工作中，學校鼓勵教師取長補短，發展自己，形成獨特的教學風格，樹立“科研為先”意識。人文科研工作是醫藥學類高職高專院校的薄弱環節，卻又是學校人文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深入開展以地域文化為目標的教科研活動，可以使教師看到自己的不足，明確人文教育教學是教師發展的共同基礎，從而促進自己的發展。教師教科研意識的日益濃厚，能夠有效地在教師群體中構筑共同的文化價值觀，久而久之，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就會積淀成學校文化。
城市空間發展的過程實際上是一種城市生長的過程，體現為城市結構及形態演變的空間演化特征——聚焦地域文化性的設計建構領域，尤其應側重文脈的梳理，即關注城市與其文化背景的關系、局部與整體之間的對話與內在聯系；此外，正如阿爾多.羅西在其1966年發表的《城市建筑學》中所強調的：傳統的建筑形式、場所和空間在城市發展及其形態結構形成的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決定作用——城市空間擴展過程中建筑、街區、社會文化與事件等所構成的肌理表現，構成了城市發展特征的重要分析方面。同時，在追求多元城市發展目標的過程中，聚焦政策力、市場力以及社會力的合力作用對空間發展的導向和調控，借助于特色環境的承載與塑造、觸媒空間的驅動與催化等，則有利于激發區域空間和功能的良性循環，促進形成空間發展良好的協調和聯動機制，清晰城市特征、強化本土特色。
2、載體：人的生活方式
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無論是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結構變化、體制更新、信息與交往的擴大等，都必然對在原經濟方式基礎上所建立起來的各種社會關系造成沖擊，引起人們價值觀念的激烈碰撞，進而影響生活方式、帶來社會關系的調整和重構。而地域文化性以人們的生活方式為中介得以體現和傳承，促使我們將與人們生活方式相關的權利、安全、健康、公共活動等社會要素內容納入進來，密切關聯傳統基礎、本土格局來對城市空間發展進行一種動態性的過程建構。當當代文明世界里充斥著利潤追逐、環境污染、資源浪費，并進而加劇貧困與階層分化，是否享有基本適宜的環境權利便成為地域文化性延續的關鍵所在，而對一定地域的人的活動體系、空間環境進行結構體系上的調節是一種有效舉措。安全、健康則與城市的密度、可達性等因素密切關聯，是地域文化資源利用、環境及設施建設狀況的反映，構成了影響人們生活環境質量的重要方面。此外，當游覽公園成為一種普遍的公共休閑活動，當體育場館成為日常休閑運動場所，當鄉村旅游融入生態體驗模式公共活動及交往越來越與人們生活的經濟條件、人文背景聯系在一起，并往往與公共設施、公共空間、場所建構等密切關聯。
3、感知：城市品牌形象
城市作為一種地域性的空間存在，隨著其不斷生長發展，自身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地理條件、功能和形象特質等，因此城市品牌形象具有自身的地域文化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品牌形象與地域文化性的結合往往體現為一個復雜的動態過程，內含本土與外來、傳統與現在、理論與實踐的多元碰撞與交融。作為一種巨大的無形資產，城市品牌形象往往借助于城市的個性與差異、感知與識別體系、城市事件與體驗活動等主旨表現，來向人們傳遞一個城市的地域文化特色與精神內涵，呈現對城市持續發展、增強競爭力的關鍵作用。其中，城市的個性往往構成城市進行差異化競爭的基礎，有利于獨特城市意象的打造，而“城市物質空間的特色化規劃和建設是地方感誕生的基礎要素”（張中華等，2012）；感知與識別往往與標志建筑物、城市天際線、公共環境等符號系統與體現方式相結合；城市事件與體驗活動則可以有效地促進城市環境的優化、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提升城市活力與知名度。
4、結語
生態環境的保護好壞與人的認識程度息息相關，安吉今天良好的生態環境，與前人強烈的生態保護意識良好的自治能力和自主意識緊密相聯。在講解過程中，應善于尋找古今認識的結合點，特別是今人與館主認識的結合點。通過對吳昌碩生平資料的挖掘，可以發現吳昌碩不僅是藝術上的大師，也是生態環境保護的支持和行動者。在1885年，吳昌碩(當時名為吳俊卿)得知家鄉要擬定禁止砍伐森林樹木、以保護環境的“村規民約”后，與其他幾位村民制定嚴禁砍伐林木以保護環境的村規民約，并共同出資，在人員聚集的村東關帝廟立碑以告村人。碑文中寫道：“凡山脈水口及一切公所關系等處概不許明拌暗砍，并暨有時或被水倒風撓，亦歸公用，不得爭取以為己有。如有貪圖漁利仍蹈前轍者，鳴公究治，決不徇情”這樣就把歷史與現實、古人（館主）與今人聯系起來了，對普通觀眾來說就能達到既認識了館主又加深了館主家鄉自然風貌的印象。
二、基于館主生存時代的地方歷史知識素養
名人紀念館作為第二課堂和終身教育學校，向社會大眾，特別是青少年傳播歷史文化知識，培養和提高他們的思想道德和歷史文化素質。名人生平陳列，既是名人的成長養成史，同時又是一段地方史。因此，優秀講解員必須擁有地方歷史知識素養和運用。吳昌碩生存的時代，是中國近代最為動蕩的時代，歷經、天平天國、封建王朝滅亡、、軍閥混戰等時期。吳昌碩在家鄉的時期主要是他青少年時代，吳昌碩的青少年時代，親身經歷了正史中被稱為“庚申之難”的戰爭的驚濤駭浪，為躲避戰亂，有五年的逃難流浪生涯，在戰爭中他失去了除父親外的幾乎所有的親人，留下了很深的戰爭創傷。平定之后，吳昌碩在三十一歲那年撰寫、書刻《鄣吳義冢碑記》，義冢碑記記載了吳昌碩的家鄉在太平軍戰爭之后2千多人的大村僅剩25人，故土廢墟，人口凋敝的慘狀，這一段歷史不僅給了他個人一生以深刻的影響，鍛煉了堅忍心志和剛毅人格，通過對他這一時期生平的研究，也可窺見整個安吉在天平天國運動中的遭遇，《鄣吳義冢碑記》是戰爭造成人口銳減的是一份寶貴的佐證史料，成了研究太平軍在安吉的活動的重要的史料實物，這場戰爭直接導致了現代安吉的人口格局，成為移民大縣。根據縣志記載，1860年前后，戰爭嚴重波及原安吉、孝豐兩縣。戰亂及瘟疫、饑餓等原因，造成本地人口的銳減。其時安吉縣人口損失率96%，而孝豐縣高達97．5%。1871年后，清廷實施“招墾”“招佃”政策。河南、湖北、安徽和本省寧、紹、溫、臺等地鄉民先后遷入。從清咸豐、同治之后大規模的移民潮，到民國期間不間斷的移民，致使如今的安吉人上溯祖輩，絕大多數皆為外來歷史移民。歷史移民文化的影響，形成了如今安吉民間習俗的差異性和鄉土文化的多樣化。多種移民文化的傳承和融入，使安吉各地的鄉土文化、民間習俗呈多樣化態勢。不同的移民后裔，在生產習俗、人生禮俗、飲食習慣等方面至今還或多或少表現出某種差異。至于在民間歌舞、地方戲曲等文藝活動方面，移民傳承的地方差異更為明顯。據2006年浙江省“民俗民間文化遺傳”普查結果，安吉共有各類民俗民間文化樣式119項，將近占整個湖州市總量的二分之一，僅首批民間舞蹈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就達28項。安吉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數量和質量名列湖州市前茅。所以講解員有了對歷史知識的掌握，就可以把個人史與地方史串聯起來了，使觀眾（游客）能收獲更多的地方文化知識。
三、基于館主創作材料源泉的地域特色文化知識素養
（一）地域氣候差異與地區建筑形式差異從建筑地域學角度分析，適應氣候的建筑更能適應它的環境和文脈，更具有地域特性。我國各民族地區由于所處的氣候環境各不相同，形成了不同的民居建筑形式，房屋的外形與結構都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我國北方平原面積大，年降水量不大，冬季寒冷，保暖性是民居建筑首先要考慮的問題。所以，民居多為土墻、泥頂，壘磚筑墻，墻體厚實。房頂坡度很小，幾乎為平頂，既可以節省建筑材料，又可以用來做曬場。房屋不高，空間緊湊，窗戶小，而且只有前窗。北方民居的外觀看起來端莊厚重。房屋內則設有火炕，炕與灶相連，爐灶一般建在房屋中間，便于保溫取暖。例如，我國陜西地區流行房屋半邊蓋的民居建筑形式，即后墻高大密實而無窗，這與西北地區的嚴寒氣候是相適應的。西北黃土高原地區，干燥少雨，黃土厚積堅固，故其居室掘穴為窯，成排的窯洞與漫漫的黃土融為一體，蒼茫而古樸。［6］8-11南方夏季氣候炎熱且多雨，民居建筑的墻多用較薄的磚砌成，屋頂則用茅草或瓦蓋成，坡度大，房檐較寬，這樣可以防止雨水滲漏，減輕太陽曝曬。房屋高度大，門窗大，而且多有后窗，有利于通風、散熱。江南水鄉地區，湖泊縱橫，星羅棋布，故居室傍水而筑，小橋流水，恬靜柔美。南方冬季沒有北方寒冷，但較潮濕。民居室內用床不用炕，這樣可以達到防潮的目的。
（二）地域日照差異與地區建筑布局差異我國南北日照差異較大，不同地區人們為了適應當地氣候，形成了不同的建筑布局特征。南方一般日照充分，氣候炎熱多雨。為了通風，南方建筑總是選擇最有利于通風的建筑布局形式。如我國西南彝族、傣族的民居多采用單元結構的民居組合形式。單元式結構的房屋就是住房、倉庫、畜圈等連在一起的一棟房子。一層建筑通常是長條形，一端住人，另一端安置牲畜等。兩層建筑一般上層住人下層圈養牲畜或儲存谷物等。三層建筑一般底層用作廚房、畜圈，二層為儲存室，三層住人。單元結構的民居多為獨家居住，但也有多家居住的。我國福建地區的客家人，將許多單元式結構的房子建在一起形成圓形土樓，以達到增進團結，共同防衛的目的。我國北方日照較弱，為了充分吸收太陽的熱能，總是盡可能選擇將房屋平鋪式的布置在平面上。北方的四合院就是這種建筑布局的典型。四合院采用院落式民居組合形式，其形式一般為住房、倉庫、畜圈等彼此分離而相距不遠，周圍用圍墻相接，形成獨家獨戶的民居建筑。北方四合院一般正房朝南，東西兩邊為廂房，門向院內開，南面是墻。四合院的轉角互不相連，廂房不遮正房，以便盡可能地獲得太陽照射。四合院中的支隔窗、簾架門、天棚、火灶等都可適應我國北方夏熱冬寒的氣候。另外，受中國人含蓄內向的性格特征的影響，院落式民居建筑一般回廊相連，圍墻環抱，圍墻成為主要景觀。如北方四合院，進門便是影壁，可擋住行人的視線，過了影壁還有二門，既垂花門。垂花門之后才是四合院的核心——內院。
二、南北差異視閥下的中國傳統建筑類型
（一）地域地勢差異與地區民居建筑差異特定地域的自然條件與人文環境對民居建筑的影響相對明顯，反映出不同地區的風土與文化。民居建筑結構簡單、造價低廉，往往在建造過程中因地制宜、因材取材，建造過程中總是盡量從本地條件出發，努力與本地的日照、氣溫、地勢、物產乃至當地民風民俗相適應，因此具有濃郁的地域特色。我國南北地域文化差異對南北方民居建筑的影響深遠，南北民居建筑具有顯著差異。北方地勢平坦開闊，但日照較弱，受這一地勢影響，北方民居一般坐北朝南，以抵御風寒。如北京的四合院多為坐北朝南，且大門多處于東南角，有紫氣東來、壽比南山之隱喻。宅院中軸線以倒座、垂花門、正房、后罩房組成南北主軸，正房以坐北向南為貴，長輩住上房，兒孫輩依輩分不同而住不同的房，形成明顯的上下、長幼的倫常秩序，暗合北京作為的天地君親師的宗法觀念。我國南方山地丘陵起伏，地勢不如北方平坦開闊，但日照充分。受這一地勢影響，南方山地民居往往依山而建，山脈逶迤而房屋朝向亦變，不限于坐北朝南，方位觀相對較弱。如云南大理地處由南向北的橫斷山脈，西靠蒼山，東鄰洱海，常年主導風向是西南風，因此居住在大理的白族人民，其房屋朝向一般為坐西向東。這樣的住所有比較開闊的視野，但也能達到風不進門的目的。江南民居其平面尺度一般較縱向尺度小，頂部僅留小尺度的天井口，這樣就可以在庭院及建筑內部留下較多陰涼。
（二）地域宏觀背景差異與地區園林建筑差異我國園林建筑按區域可分為北方園林和南方園林，南、北園林在建筑形式、植被、要素、社會背景等方面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與我國南方和北方不同的社會背景、氣候特征、植被特色有著密切關系。首先，從社會背景角度看，建筑是“石頭的史書”、“凝固的歷史”，特定時代的建筑總是在敘述時代的歷史與文化內涵，詮釋著那個時代的政治、社會、風俗民情等。我國古代王朝的都城多在北方，因此北方多富麗堂皇、氣勢恢宏的皇家園林。皇家園林具有多重功能，可供皇帝和貴族居住、游玩，也可進行各種政務、宗教活動。園內多建有神仙島和瓊樓玉宇，以求國泰民安和長生不老。在南方，園林多為文人出身的士大夫所造的私家園林。造園的立意構思多出于詩文，再配以寓意高雅的楹聯和匾額，透溢出濃厚的書卷氣息和文人情趣。建筑物大都臨水或迎面敞開，以供飲娛樂，以便潛讀欣賞。其次，從氣候特征上看，我國北方園林嚴實、封閉，少空透，多單元開窗，以保持室內溫暖，抵御嚴寒。而南方園林建筑則層次分明，內外貫通，多敞口，可使空氣流通順暢。最后，從植被特征上看，由于北方全年獲得的太陽輻射少于南方，樹木花草的凋零時間長于南方，所以園林植被多選常青的松柏，再配以紅柱、牡丹、海棠等花卉，色彩對比鮮明，顯得絢麗奪目。而南方園林則草木種類豐富，四季繁花似錦，描繪出一片姹紫嫣紅的繽紛景象。
（三）地域資源差異與地區佛教建筑差異佛教建筑是我國建筑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佛教建筑呈現出南方多佛寺，北方多石窟的差異。這種差異也是與我國南北地域資源差異相適應。我國南方土壤深厚，植被茂盛，不便開鑿，因此多建佛寺于南方。另外，受佛教文化中“無我”和“超脫”的出世觀的支配，佛寺大多建在山水幽美的風景勝地。我國四大佛教名山中的三座都在南方。除了因為我國唐宋以后文化重心南移外，還因為南方氣候溫暖濕潤，風景勝于北方。“山行本無雨，空翠濕人衣”的感覺只有在四川盆地的峨眉山才能體驗到。“天河掛綠水，秀出九芙蓉”的美景只有在九華山才能觀賞到。古木參天，海天一體的玄奧氛圍只有在普陀山才能感受到。我國北方多晴朗天氣，山體風化層薄，植被稀疏，巖石，便于開鑿，所以佛教建筑多為石窟寺。石窟寺工程浩大，需要巨額的建筑資金。北方地區靠近首都，易于獲取皇室贊助，有利于石窟寺的建造和普及。大同云岡和洛陽龍門兩大石窟的建造都直接受惠于北魏皇室的支持。北魏皇室的都城先在大同，后遷至洛陽。石窟寺的出現地區與我國佛教文化的傳播路線是一致的，即沿著絲綢之路，由西向東，由北向南。石窟寺的建造適應了佛教在我國傳播和發展的需要。我國南北佛教建筑的差異也適應了我國佛理的發展。北方佛學“重禪法，尚修行”，因此不惜工本，開窟造佛。南方佛學重視探究義理，所以構建木結構的佛寺，用以開壇講經。
三、結語
論文關鍵詞：地域文化精神，建筑性格，歷史
現代建筑中“以人為本”已逝去，過多地去討論功能空間人性化也已成了多余，因為這些東西在浪滔之后已經深深賦予建筑本身。中國加入世貿后，給建筑創作帶來了新的機遇，也帶來了新的挑戰，世界經濟的全球化，使地域化的問題也日益突出。
1地域文化精神
1．1地域文化的內涵
爾今，在當代建筑理論出現頻率最高的字眼莫過于“地域性”和“文化性”，其實簡單地說這兩者本身就是統一的概念，本不需要將它割裂開來分析又分析。一句話，地域差異只談文化差異。在特定的地域氣候和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文化是多元化的，是符合當時當地民族特性的，因此，長期以來，必然形成特定地域的特定文化，這樣的結果就會產生不同的地域和民族在生活方式、審美標準和價值取向上是不盡相同的，建筑文化也是普遍遵循這個規律的。
1．2地域文化的外延
既是文化就會屬于精神文明的范疇，地域文化也是如此，看不見摸不著，又實實在在存在于每個人的心里，本身具有抽象性，因此，人們只能去理解它，體會它。
從更深層來談，“文化”是為人們所接受且深深影響著人們行為的，單就廣泛的人群而言，建筑審美也會因地域文化的差異而有所不同。為什么有些建筑是“公認”優秀的，這不僅僅靠建筑界人士就可以評判定位，最主要的還靠群眾，尤其是那些每天抬頭可看見或者與之密切聯系的人們。
有人不禁會問：那他們對其有何標準呢?其實在每個人的心中都會有一種審美觀念，一種不是與生俱來但又需要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蘊的精神，會“指引”著他們，“影響”著他們。另一方面，建筑是服務于群眾的，因此，優秀的建筑必然需要與“人群”產生共鳴，能夠在精神上引起他們的感悟，激發他們一tl,靈深處的情感。因此，優秀的建筑同樣應該具備一種地域文化精神。這就是地域文化外延，既存在于人們心底，又表達在建筑中的一種精神。
2建筑性格
通常在談論一個人的時候，常常會說他是否有性格，有怎樣的性格，或靦腆或大方，或開朗或沉悶。建筑也同樣具有人的這些特征，或富有情感，或冷若冰霜。
建筑性格與建筑個性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建筑個性是講求另類，構思新穎大膽，而建筑性格主要是說它內在的本質，有內涵、有品質，能夠給人親切感和深厚韻味的。然而這些正是當代身邊建筑最缺乏的東西。
對于每個建筑作品，當他能夠完整地實現矗立在你眼前的時候，它就可以擁有語言了，與周圍的人群產生交流，是否能為人們所認可接受，那就看它的性格是否與人們的性格一致。
3地域文化精神與建筑性格
3．1感悟
中國的木構架的幾千年的演變發展，在世人堪稱是神化，而延續到今天，它卻成了在眾多建筑師看來是“落后產物”的敷生物種而妄自菲薄起來。更有些建筑師以為拼湊幾個天井蓋幾個大屋頂就使建筑具有了民族性、地域性。這些簡單、庸俗的東西，就這樣充斥著人們的生活。
很熟悉的日本文化，它的發展多是借鑒于中國，作為代表其建筑特點的“神化”建筑，以木構架和兩坡懸山為特征，具有洗練簡約的優雅的灑脫；再看日本的“枯山水坪庭”，也是將中國禪宗和中國造園藝術精神揉合，形成了獨特的風格。上海金茂大廈是美國人設計的，汲取了中國古塔的神韻，不是簡單的模仿，沒有玻璃瓦，沒有風鈴但整個建筑卻十分具有中國文化的神韻。
所有這些例子，都足以使那些標榜“地域性”、“文化性”的仿古或復古建筑相形見拙。
3．2呼喚
經濟全球化帶來巨大經濟財富，同時也失去了許多寶貴的文化財富。西方文化的滲透和wto的加入，外來的建筑文化更是充斥著整個建筑市場，“國家歌劇院”、“國家電視臺”、“鳥巢體育中心”，以北京為首的，本是中國政治文化中心和歷史名城，現在竟成了國外“知名”建筑師們的試驗基地與練兵場。不禁會問，我國的本土建筑師哪去了?
其實就在身邊，在低頭，在沉默，殊不知還是這塊土地，還是這些文化，就是無限智慧與力量的源泉，也正是抵制這些外來不良文化的有力武器，也正是發揚光大中華優秀文化的最佳時機。然而還是沒有人敢站出來，只因為他們身上缺少了一樣東西、一種精神——地域文化精神。
摘要：近些年來，民族文學花苑里姚黃魏紫、奇葩斗妍，呈現出一片生機勃勃的春色。藏族詩人格桑多杰的作品，猶如這爛漫春色里一株閃爍民族特色異彩的青藏金蓮花，引起了大家的關注和喜愛。他的詩歌與地域文化有著深厚的淵源，地理所處的山川河流對詩人來說，不僅僅是物質的、自然的存在，而是可以與之交流，與之呼應，與之相伴的生命存在，在這個開闊、遼遠的地理坐標上，詩人自由自在地渲瀉著情感，深情率真地表達著思想。從而，在談論“文化”、“民族性”、“文學的民族特色”這些話題時，我們便不會再迷失在空論的云霧中，因為絢麗多彩的地域文化給了我們無比豐富的啟迪。
關鍵詞：地域文學；格桑多杰；詩歌；地域文化；民族性
在被稱為“世界屋脊”的雪域高原上，有一種民族以勤勞與智慧譜寫了關于歷史的光輝業績，用熱誠和純樸唱響了一個時代的天籟之音，這便是藏民族。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以頑強不息的生活意志和無以倫比的高尚品格創造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和燦爛的文明，為世人展示了獨特的人文內涵與無窮的精神魅力。正是這些豐富而多樣的自然和人力資源滋養了許許多多優秀的藏族詩人，使雪域高原這一片浩繁之地以她神奇與高遠成為一個詩性的土地，藏族詩人格桑多杰就是從這片土地走來并全身心感受這片土地的一朵奇葩。
格桑多杰是當代詩壇上成長起來的藏民族優秀的詩人，是青藏高原這片詩性土地上的民族歌者。詩人高平曾在格桑多杰研討會上提出：藏族第一代四大詩人中，唯有格桑多杰能夠高高舉起當代藏族熱烈、真誠、明朗的現實主義詩歌的旗幟。他以自由體的寫作形式用漢語將藏民族豐富多彩的文化、源遠流長的歷史展示于世人，為世人再現了雪域風貌、藏人的生活和一個時代的社會變遷軌跡，證實了藏族文學用漢語表達本民族詩意的可能。在他的詩歌中，我們時而能夠聆聽到他高唱生活、高唱社會的一首首充滿熱情、充盈真情的贊歌，時而能夠感受到他對精神家園的無比熱愛、民族文化的深情傳達。他用個人的民族情感純真質樸地向世人展示了一個民族在時代、環境、種族的環環包圍、層層接軌的一座座里程碑，描繪了詩人在藏鄉情緣中有著民族特色的一幅幅色彩斑斕的生活畫卷。
地域文學是一股獨立于“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諸多“社會問題文學”潮流之外的一大巨潮。它以格外淳厚的文化意蘊，格外動人的審美情致而為人稱頌。別林斯基說過：“在任何意義上，文學都是民族意識、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實”。隨著全球化勢力的逼近，當現代化大潮正沖刷著傳統文化的記憶時，地域文學以它挺身弘揚民族文化精魂的姿態，捍衛了記憶的尊嚴。面臨當下物欲橫流、物質消費膨脹的局勢，當種種脫離實際的空論迷惑著人們時，地域文學以它殊異的民族特色顯示了理性的力量。它不僅是民族文化豐富性的證明，也是在外來文化思潮沖擊下民族文化回歸的象征。
從小文化環境的熏陶和對民族文化的用心體會以及廣闊的生活實踐的錘煉，使得詩人格桑多杰深得藏文化樂天無私、胸襟磊落的精髓，成為情動于衷的生活歌者。誠如作者在詩集《牧笛悠悠》的后記中所說的：“美好的生活就是詩，這種詩在我胸懷里化成了永不枯竭的泉”。于是，他采擷高聳的雪山、遼闊的草原、清澈的湖水、石砌的堡寨、噴香的酥油奶茶、醇厚的青稞酒等作為詩歌的意象，唯美地展示了藏民族地域文化的斑斕景觀。藏民族的地域風采在他的筆下妙不可言地得到了很好的顯現。我們能夠感知到詩歌中天人合一的境界。
格桑多杰的詩歌與地域文化有著深厚的淵源，地理所外的山川河流如三江源、可可西里、瑪積山、昆侖山等對詩人來說，不僅是描繪山川風物、四時風貌的自然景觀，更是體現民族化、大眾化的如民風民俗、方言土語、傳說掌故等的人文景觀。地域文化的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使他的詩歌具有了藏民族文化的氛圍。引領人們到離天最近的地方去解讀藏民族的剽悍、樸實、勤勞，去感受藏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地域風情。誠如著名詩人邵燕祥在為格桑多杰的詩集《牧笛悠悠》寫的《代序》中說的那樣：“我沒有到過青海，我也不認識格桑多杰，我讀著這本詩稿，正是這位沒有見過面但似曾相識的果洛州藏族兄弟，以他時而雄渾、時而幽婉的歌聲，引我走到民昆侖山下、江河源頭······我相信，我可以不再通過翻譯，就能聽懂你們的歌，你們的生活，你們的心音，”這就是對格桑多杰的最真率的評價。他為青海作家和詩人提供了重要的文學標本，對青海作家和詩人攀登文學高峰，具有重要的引領和支撐作用。
在藏民族不斷遷徙變化的歷史中，地域文化超越時代的局限，經受時間的磨洗，昭示著文化的永恒生命力，這使地域文化顯然具有更長久的意義——它是民族性的證明，是文明史的證明。同時，它以斑斕的色調，別致的風韻在藏民族文化的圣殿中占據一個醒目的位置。 因此，我相信，在地域文化的豐富多彩中蘊含著藏族傳統文化多元化的基因，在民間文化的生機勃勃中涌動著重鑄民族魂的熱能。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藏族詩人格桑多杰在歷史的前沿中站在雪域高原這片詩性的土地不乏對時代、對民族的一種感召的力量，民族情懷使他在詩歌哄鬧的當下，執著地追求生命的源泉。這種力量，這種執著便是民族的精神文化所賦予的切實內涵，這種情懷的涌動，這種源泉的滋生，正是民族魂熱能的重鑄。無論是討論民族性問題、文化問題還是文學的民族特色，都無法回避地域文化的課題。當我們習慣用諸如蒙昧、自私或勤勞、智慧之類泛泛之論去批判或是弘揚民族的劣根性或是優秀品質的時候，常常被一些空洞的理念播弄，而當留心于地域文化的豐富燦爛時，便有這樣的啟迪：無比豐富的地域文化現象拒絕泛泛之論的偏狹判決，以自己無窮的魅力昭示著民族文化的奧秘。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