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05 16: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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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危機;國際傳遞;路徑
中圖分類號:F830.9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3544(2009)04-0032-03
一、引言
隨著金融全球化與自由化的不斷發展,金融危機頻頻爆發并表現出極強的國際傳遞性。IMF研究顯示, 僅1975~1997年,53個被研究的國家就經歷了158次貨幣危機和54次銀行業危機 [1] 。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的大背景下,近20年來發生的金融危機都很快從爆發危機的國家和地區蔓延到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表現出極強的國際傳遞性,而且目前金融危機的跨國傳遞性要強于20世紀90年代(Didier,2008)。1992~1993年歐洲貨幣體系危機、1994~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機、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 2007年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這些危機都在區域或全球迅速傳遞,影響到全球金融市場。 金融全球化使全球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聯系更加緊密,同時金融創新和信息技術使金融風險通過杠桿操作放大并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市場。
金融危機國際傳遞簡單說就是金融危機在國際間的傳遞和影響,由于經濟全球化導致各個國家和地區的金融市場聯系越來越緊密,使得一國發生金融危機會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產生影響, 引起他國和地區金融市場不穩定乃至危機。金融全球化使危機國際傳遞路徑相互交織在一起并且界限越來越模糊,金融危機國際傳遞機制越來越復雜。研究金融危機傳遞路徑有助于危機的防范和治理,對于一國在對外開放中保持金融穩定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基本面決定的金融危機國際傳遞路徑
基本面決定的金融危機國際傳遞,是由于實體經濟和金融聯系導致的危機傳遞,強調國家之間的經濟基本面相互依賴,主要包括共同沖擊、貿易聯系和競爭性貶值、金融聯系渠道等。
(一)季風效應――共同沖擊
如果存在同一種外部原因(或許是不知道的原因)沖擊導致幾個國家和地區同時或相繼遭受投機性沖擊壓力,這種由于共同沖擊產生的金融危機國際傳遞被稱為“季風效應”(Monsoonal Effects) [2] 。共同沖擊主要是通過引起相關國家資產價格和資本流動的共同協動, 從而使危機傳遞。 如:1992~1993年歐洲貨幣體系危機與德國利率的上升有很大關系;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時美國利率變動對拉美國家資本流動有很大影響;1995~1996年美元的堅挺(日元對美元的持續貶值) 削弱了東亞國家的出口;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對全球主要金融市場產生了很大影響。
(二)貿易溢出效應和競爭性貶值
貿易溢出效應是指一國發生的金融危機惡化了與其有直接或間接貿易聯系國家的基本面,從而這些國家更易遭受金融沖擊,以致發生金融危機。貿易溢出效應是通過“價格效應”和“收入效應”來實現危機傳遞的。價格效應是指危機發源國的貨幣貶值, 將會提高該國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該國在貿易伙伴關系國家的出口量會增加, 進口量會減少,同時會影響在第三國市場的貿易競爭對手的出口產品價格競爭力,導致這些國家出口量下降,常引致貨幣貶值,易遭受投機沖擊而發生貨幣危機,也會導致“競爭性貶值”。金融危機被傳遞國家,出于自身經濟利益考慮,做出的政策選擇大多是選擇本幣貶值,緩解危機對本國的直接沖擊,并盡可能地以貶值手段把危機破壞作用轉嫁出去。這種貶值具有內在的自我實現機制,危機導致一國又一國貨幣貶值,并隨之傳遞。收入效應是指一國發生金融危機,經濟金融市場動蕩,國民收入下降,其進口減少,貿易伙伴國收入也隨之下降,引致該國對危機發源國和其貿易伙伴國的進口減少,通過進口下降傳遞,各國收入下降,再次體現為進口縮減,這樣金融危機就不斷在國際間傳遞和強化。
國際貿易對金融危機傳遞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一國發生危機,其各貿易國采取的理性策略就是相繼實施貨幣貶值,再加上國際投資者對這一貶值趨勢的理性預期而采取投機攻擊, 金融危機就從發源國傳遞到各國。 危機發源國與傳遞國貿易關系越緊密,危機傳遞的可能性越大。
(三)金融關聯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發達,全球性資本流動金額已經遠遠超過商品貿易額,使各類金融交易的供求和價格的波動性增強,金融關聯成為金融危機國際傳遞的主要渠道。
1.金融溢出效應。金融溢出效應是指一個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造成其市場流動性不足,迫使金融中介清算其在其他國家市場上的金融資產,從而通過直接投資、銀行貸款或資本市場渠道導致與其有密切金融關聯的市場流動性不足。流動性的共同運動最能夠深入反映金融危機國際傳遞路徑 [3] 。一國發生金融危機,金融溢出效應會使金融機構紛紛出售高風險資產以維持流動性, 一次小的沖擊就可能導致流動性危機(如Sakho,2006[4] ,Allen&Gale,2004[5] ,Diamond&Rajan,2005)。一國出現金融危機時,在此國有投資頭寸的國際投資者通常會根據資產組合理論調整投資組合以降低風險,賣出那些與危機發源國資產有關聯的資產,導致相關國家資本外逃和流動性不足。金融機構出售資產保證流動性,會導致資產價格下降, 這又使金融機構按市價計算的資產價值下降,為了平衡資產負債只能出售更多的資產,這又會帶來進一步的降價和資產賣出,形成惡性循環。在金融機構經營全球化背景下,一個國家發生危機,就會因為一次小的流動性沖擊而導致大范圍的流動性危機國際傳遞,從而使金融危機發生國際傳遞。
2.共同貸款者效應。共同貸款者,是指向各國提供資金的同一個資金供給國家或跨國銀行。 金融危機國際傳遞與“共同貸款者”緊密相關(Kaminsky&Reinhart,1998 [6] )。假設一個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共同貸款者就會通過收縮對其他國家的貸款以降低風險,調整資產組合以達到資本金充足率和保證金要求,如果被收縮貸款國缺乏足夠的國際儲備,則很難應付國際資本大規模外流所造成的沖擊。研究表明,在20世紀90年生的墨西哥危機、亞洲危機和俄羅斯危機中,“共同貸款者效應”是解釋金融危機國際傳遞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Rijckeghem&Weder,1999 [7] )。最近Arvai(2009) [8] 等以“共同貸款者” 理論解釋了次貸危機后危機向新興歐洲國家的傳遞,認為新興歐洲國家對共同貸款者依賴越大,危機就越容易在區域內傳遞。
3. 金融機構關聯。 經濟全球化使全球金融市場上的金融機構之間相互持有資產和存款,它們是相互聯系和相互依存的關系。經濟運行正常時,金融機構流動性都很充足,危機發生時,一些機構會由于各種原因而面臨流動性不足,如果整個市場的超額流動性供給與超額流動性需求的缺口較大,會通過“溢出效應”引發各個金融機構追求流動性, 導致整個市場的短期流動性不足并加速危機蔓延。金融機構間少量關鍵的關聯會比大量的不重要的關聯更容易產生金融危機國際傳遞,Pritsker(2000) [9] 認為金融危機通過銀行關聯傳遞的程度與不同國家間銀行的連接方式有關。假定國際金融市場上有多個跨國銀行, 分別位于不同的國家, 它們之間有兩種連接方式:一種是每家跨國銀行都只在另一家銀行存款,另一種是在所有其他跨國銀行分散存款,兩種方式中每家銀行的總存款量相同。第一種連接方式與第二種相比,它使得金融體系更脆弱,更易遭受危機國際傳遞,一家銀行的倒閉會引發金融機構間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危機的國際傳遞。
三、 非基本面原因導致的危機國際傳遞路徑
非基本面導致的金融危機國際傳遞,是指危機傳遞與觀察到的宏觀基本面變化無關,而是因為投資者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行為,主要涵蓋不可用基礎因素變化解釋危機傳遞的其他原因:凈傳染、信息不對稱、投資組合變化等。
(一)凈傳染效應
“凈傳染(pure contagion)”是指一國金融危機造成另一國經濟基礎之外的其他因素如預期和信心等的改變,而導致另一國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增加(Masson,1998)。一國金融危機并沒有惡化另一國的經濟基礎,而是危機發生后投資者對其他類似國家的心理預期變化,以及投資者信心及情緒的變化導致危機國際傳遞,誘因是金融恐慌、羊群效應、信心危機等,危機國際傳遞與實體經濟無直接聯系。金融工具的創新和通信技術的發達以及全球化使國際金融市場高度相關,目前金融危機越來越多的是以“凈傳染”形式在國際間傳遞。
1. 相似性導致預期改變。 由于認為一些國家存在宏觀經濟基礎、政治經濟政策和文化背景的相似性,一國發生危機會導致投資者心理預期和信心改變,導致危機向與其有各種相似性的國家傳遞。 投資者一旦改變對相似國家的預期,會拋出這些國家的貨幣、證券,或者退出這些市場,產生“凈傳染”,導致危機的擴散。正如Kindleberger(1978)所說,“金融市場之間的心理關聯程度要比套利、貨幣沖動和中央銀行之間的合作更強烈”。
2. 羊群效應。金融創新和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資本可以在國際間瞬間轉移。市場一旦出現利空消息,立即就會產生心理恐慌,使得投資者對所有市場重新評估,極易產生“羊群效應”,出現資本盲動。心理預期發生改變時,個體會模仿其他行為主體的行為, 依靠公共信息而放棄個人信息,產生從眾行為的集體無意識。Borensztein&Gelos(2003) [10] 認為,投資者特別是基金經理的聲譽取決于其資產組合與市場資產組合平均回報的相對比較,如果模仿其他投資者,追隨大眾是個體理性的,結果個體理性產生“羊群行為”的集體不理性,導致金融波動和傳遞。
(二)信息不對稱
導致金融危機國際傳遞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備(Castiglionesi,2007 [11] ),信息不對稱導致危機的蔓延和羊群效應(Calvo&Mendoza,2000 [12] )。受到信息不對稱及信息加工能力的限制,投資者很難區分有著某些相似性國家的不同。在搜集信息成本較高或缺乏信息的情況下,一個國家遭受沖擊或金融危機,會使投資者對其他相似國家產生相同的預期。對于投資者而言,當他得知某一國家正遭受金融沖擊或危機的時候,會立即抽走他在其他那些有著相同特點的國家的資金。即使某一投資者正確地認識到這兩個國家的不同情況,但在其他投資者都抽走資金時,其理性的做法仍然只能是盡快地抽走自己的資金。這樣信息不對稱可能會造成危機的自我實現。
(三)投資組合變化
投資組合在不同的國家間被分散化和杠桿操作,影響不同市場的資產價格, 通過跨市場再平衡造成波動的傳遞。即使國家之間沒有直接相似的共同宏觀經濟風險,投資者通過調整他們的投資組合均攤宏觀經濟風險,仍會把沖擊從一個市場傳遞到另一個市場。 當一次不利的沖擊其實只影響一種資產時,在資產組合多樣化和杠桿操作條件下,一個投資者最佳的辦法是減少所有的風險資產倉位, 這就會帶來資產價格的普遍下跌。因此,危機時期危機國與被危機傳遞影響國家之間資產價格相關性都明顯提高(Calvo&Reinhart,1996 [13] ;Baig&Goldfajn,1998 [14] )。經驗數據表明,共同基金收益差額更多來自于投資地區差別而非投資證券種類差別。既定收益下減少分散投資風險, 就要降低資產之間的相關度,而投資的區域差別比證券種類差別更能分散風險。以跨地區原則分散投資時, 投資者會把與某個爆發危機國經濟基礎、經濟政策、文明和政治體制等相似的國家歸為一類,形成這些國家也發生金融危機的預期,這樣投資者就會減持這些國家的資產,把資金轉移到母國或其他國家,使原本與危機發生國本無直接經濟聯系、也沒有金融風險的國家,產生動蕩和金融不穩定。一國發生危機,使資產“擇優而棲”逃避風險,促使其他國家金融資產價格的急劇下跌,金融市場趨于崩潰,金融危機相繼爆發(Pericoli&Sbracia,2001 [15] )。
四、結束語
由于金融創新不斷產生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同時世界金融市場聯系愈來愈緊密,幾種金融危機國際傳遞路徑會相互交織在一起共同發揮作用, 使危機國際傳遞機制越來越復雜,界限越來越模糊,多種路徑都相互影響和促進,而且與基本面無關的原因的重要性不斷提升。總結金融危機國際傳遞的路徑變化規律, 一是金融關聯相對于貿易關聯越來越重要,二是非接觸性傳遞特征越來越明顯,金融危機國際傳遞更多是因為非基本面的因素引發的, 比如投資者預期改變、 信息動搖、羊群效應等。在金融危機國際傳遞過程中,一國金融危機傳遞到另一國往往發生在一夜之間,金融危機在國際間傳遞越來越迅速。同時,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機國際傳遞影響的范圍也越來越廣泛。
經濟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是一柄雙刃劍,頻繁爆發和快速國際傳遞的金融危機就是其不利影響之一。金融危機國際傳遞問題,不但關乎全球的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更關乎一國的金融安全和金融穩定。因此在金融創新、加快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急需對金融危機國際傳遞的深入研究,以減少其負面影響,維持金融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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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aul Masson. Contagion:Monsoonal Effects,Spillovers,and Jumps Between Multiple Equilibria. IMF Working Paper,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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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astiglionesi,F. Financial contagion and the role of the central bank[J]. Journal of Bnaking and Finance,31(1),2007.
[12]Calvo,G&E,Mendoza. Rational contag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securities marke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1(1),2000.
[13]Calvo&Reinhart. Capital inflows to Latin America: is there evidence of contagion effects? IMF Working Paper,1996.
金融危機不是直接對行業產生沖擊,而是通過不同的機制傳導到實體經濟中。目前國內學者普遍將金融危機對行業運行產生影響的機制歸納為三類:金融機制(張曉晶,2009;薛熠,2010;康力,2014)、國際貿易機制(范恒森,2001;安輝,2004;張曉晶,2009;康力,2014)、預期機制(嚴丹屏,2003;陳波,2013)。危機通過金融機制影響行業的發展是從兩方面來進行的。一是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受危機波及而日益惡化(王義中,2011),伴隨著信息的不對稱不斷加劇(Calvo,1999),對本國行業提供的流動性支持因此受到約束(Chudik,2009;TongandWei,2011)。另外,受制于金融恐慌所帶來的不確定,本國企業發展所依賴的外商直接投資面臨撤離風險,進而沖擊國內行業發展(AdrianandShin,2010,BrunnermeierandPeder-sen,2009,Borio,2009;Tirole,2010)。有學者也認為貿易聯系是金融危機影響行業運行的一個重要路徑(Claessens,2012)。傳統的貿易理論將需求和相對價格視為影響貿易的兩個重要因素。國民的財富收入受危機沖擊會減少對商品的需求;匯率和物價是衡量貿易商品相對比較優勢的重要指標,他們在危機發生的過程中波動明顯增大(Ehrmann,2010;Frankel,2012),匯率的變化又加重了國際游資對本國匯率的投機型沖擊,這進一步加劇進出口行業所面臨的競爭壓力(GerlachandSmats,1994)。同時,為應對危機,國內的貨幣政策(如量化寬松)會刺激利率的下行,出口廠商的數量仍可能會因此而上升(陳波,2013)。對于金融危機的傳導,另外一個重要渠道是來自于預期的傳染機制。人們對信息的獲得及合理解釋是形成預期的一個重要途徑(嚴丹屏,2003;陳波,2013)。人們的過度樂觀或悲觀情緒、對自我信念的懷疑導致了從眾心理以及社會傳染效應,無疑助長了房地產泡沫的形成。在全球化及互聯網如此發達的今天,這種悲觀的預期更容易通過各種渠道進行國際之間的傳導,導致企業和消費者信心匱乏(Shiller,2008)。綜上,關于金融危機對實體企業的傳導機制和渠道見圖2。目前關于金融危機對行業影響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對具體行業的分析中。牛寶俊(2000)認為東南亞危機導致了我國農產品出口的大幅下降并增加了出口市場的競爭激烈程度。任峰(2009)認為建筑裝飾業因房地產業而受到影響,但行業整體市場需求仍較旺盛。梁佳麗(2008)基于微觀的視角分析認為美國次貸危機加速了中國股市的調整與改革并同時增加了房地產下行的風險。李文虎(2009)從行業市場整合、產業結構和布局等角度分析了美國次貸危機對鉛鋅行業帶來的影響和機遇。陸佳微(2013)主要從出口量、外部需求和價格三個角度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機給鋼鐵行業帶來的影響,并提出從宏觀調控、新市場開辟、產業結構調整和經營管理等方面來作好應對措施。關于兩次危機對行業影響的對比分析較少,王會強(2010)定量分析了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他認為亞洲金融危機是通過收入、價格和匯率三個傳導途徑對我國出口行業造成較大的影響;而美國次貸危機則主要通過收入和價格這兩個傳導途徑對出口產生影響。總的來說,目前對此問題的研究主要出現三種缺陷。(1)關于金融危機對行業的影響分析側重于個別行業,且這種分析帶有作者的主觀因素在里面,缺乏實證的研究。(2)將經濟中大部分行業規整研究的情況較少,個別學者雖有所研究但也只是進行初步描述性分析。(3)對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的研究仍側重于對兩次危機的背景、成因和傳導機制等方面的比較分析,缺少這兩次危機對各個行業的影響的綜合研究。
二、金融危機及其傳導渠道分析
(一)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背景、進程及影響
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東南亞國家由于擁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國際貿易交流變得更順暢,再加上外商投資熱情的高漲等因素,他們出口大幅提升,由此帶動了經濟的高速發展。在1990—1996年間,馬來西亞的年出口額增長均達到了18%,泰國為16%。出口的商品也由傳統的原料商品轉向高技術產品,如汽車、半導體等。這些高速增長為后來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埋下了種子。投資爆發、產能過剩、債務危機皆成為危機最終爆發的主要原因。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初始階段表現為貨幣危機,各國的匯率制度在這次危機中首先被打破。由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行業的繁榮帶動了進口快速增長,進口的大幅擴張也逐漸使得泰國的經常項目出現赤字情況,赤字規模達到了GDP的8.1%。此時國際投機機構看到了時機已成熟,便紛紛大舉進入泰銖市場大量拋售泰銖。為維持固定的匯率制度,泰國央行不斷地動用美元儲備進行對沖。由于外匯儲備有限,終于在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已經實施13年的固定匯率制度,泰國的貨幣危機由此全面爆發。由于東南亞國家的情況普遍與泰國相似,當泰銖出現大幅貶值時,其他東南亞國家紛紛出現貨幣危機。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過相繼放棄了對本國貨幣的干預,其貨幣紛紛出現大幅貶值,由此,亞洲金融危機全面爆發。隨后地處東亞北部的中國臺灣和韓國的貨幣受到嚴重攻擊,中國臺灣在1997年10月份宣布不再將新臺幣匯率固定,韓國隨后在11月份放棄了對韓元的管制,并同時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予救助。中國香港也受到這次危機的波及,當東南亞的國家的貨幣制度被打垮后,國際資本炒家紛紛盯住了港元,開始對其大肆進攻,港元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由于備有充足的外匯以及香港政府采取的果斷措施,港元承受了打擊,維持了有效匯率制度。但是影響并沒有減輕跡象,東南亞國家的這次金融危機迅速傳播到全球市場,日元股市大幅下跌,數家銀行和證券公司倒閉,日元兌美元匯率也持續走低;金融危機很快在1998年傳到俄羅斯,9月2日,盧布貶值70%,這使俄羅斯股市、匯市急劇下跌,引發后來的俄羅斯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也給歐美市場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對世界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尤其東南亞國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擊,最明顯的表現是各國經濟水平出現嚴重的下滑。在亞洲各個國家(地區)中尤其以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韓國受到影響最大(見表1)。除了對以上經濟體宏觀經濟造成了很大的打擊之外,金融危機還嚴重破壞各個國家的金融市場,各國的股市表現紛紛受挫,尤以韓國、馬來西亞和印尼受影響最大。
(二)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背景、進程及影響
21世紀初期,美國互聯網泡沫破滅。從2001年到2005年,美聯儲開啟連續降息的步伐。而2000年左右互聯網泡沫破滅,2001年“911事件”發生以及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成為這一“低息”時代來臨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房地產市場迎來了長達近10年的繁榮,甚而提出“0首付”的概念。然而繁榮也蘊含了危機,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并引發全球金融危機。有學者指責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用一個泡沫(互聯網泡沫)替代了另外一個泡沫(房地產泡沫),從而誘發了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狂潮。無論這次金融危機的最根本原因在何處,顯而易見的是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成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對于深層次的原因不同學者表達了不一致的觀點,主要包括對風險的錯誤定價,新的金融結構使得各種衍生產品不斷增長和擴張而帶來巨大風險,經濟的全球化、經理人的過渡貪婪,信用評級機構的推波助瀾。而在泡沫破滅之時,也正是信用機構進一步將全球經濟推向深淵。金融市場創新的放開使得在過去的10年出現了形式多樣的證券化,各種衍生品種類不斷增加,如各種債務抵押債券工具和擔保抵押貸款等。這種創新最開始是在美國,但很快擴展到了歐洲和海外。其主要手段是銀行將住宅抵押貸款通過證券化打包然后分發給其他非金融機構,因此住宅抵押貸款就脫離了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這就導致了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資產非中介化。各大銀行也與SIVs(結構性投資工具)建立密切聯系,雖然很大程度上各大銀行并不直接擁有SIVs,但卻是其最主要的支持者。事后發現,SIVs也最終成為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導火索。這些行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監管套利所導致。商業銀行持有或有負債從而成為整個資本市場的最后貸款人,而當這種最后貸款人遇到問題時,與其直接聯系的其他金融機構必然受到影響。如當時的貝爾斯登對沖基金在陷入麻煩之后曾一度牽連到巴黎國民銀行等。正是這種衍生品的不斷創新以及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的過度貪婪使得次貸危機最終爆發。全球性金融危機最早是源于房地產泡沫的破滅。2008年9月,房利美和房地美股價暴跌而被政府接管,與此同時雷曼兄弟破產。2008年9月21日華爾街投資銀行作為一個歷史名詞而消失。在21世紀的今天,經濟全球化給各國帶來經濟上的發展和便利時,也必然有其短處。所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全球性金融危機從華爾街蔓延到了全世界。美國華爾街的投行應聲破產倒閉的同時,也牽一發而動全身感染到全球經濟體。在2008年最后的幾個月里,全球產出和貿易迎來了暴跌。此次危機影響至深,使得各國政府相應的救市政策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反饋效果。由于出口需求的下降,更低的商品價格和更嚴格的外部融資約束,2009年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速度大幅放緩。經歷漫長的恢復期之后,發達國家的經濟終于在近年出現一定好轉,而新興國家的整體經濟形勢卻不容樂觀,甚至有學者提出后危機時代的一個重要表現則在新興經濟市場。
(三)金融危機對我國行業的傳導渠道分析
相當多的文獻論述了金融危機通過貿易的機制對我國實體經濟產生了影響。如裴平(2009)和金碚(2011)等均認為,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由于工業始終處于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工業當中制造業占比最大,而我國制造業外向度高,受國際市場價格和需求變化的影響大。經戴覓和茅銳(2015)測算發現,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凈出口對GDP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從2005—2007年的18.8%降至2008—2012年的-6.2%,因而國內行業的發展焦點從國外市場轉向國內。就貿易這一機制,本文選擇了資產價格渠道和財富收入渠道。金融機制方面,陳波(2013)認為得益于本國貨幣政策的支持,發源于外部的金融危機并不會造成本國金融機構流動性緊縮風險,反而是危機發生國(如美國)的金融機構由于資產負債惡化從而導致信貸緊縮撤出海外資本。綜合第二部分論述中國行業的外資利用實際情況,本文選取金融機制中的國際資本流動渠道,另外本文不考慮預期傳導機制。1.國際資本流動渠道由于中國經濟的強勁表現,各國的投資機構或跨國公司紛紛將目光鎖定中國市場,他們將大量的資金投入到中國經濟建設中,各個行業也因充足的資金而獲得了快速的發展,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力。然而一旦金融危機爆發,這些跨國機構會迅速意識到投資國經濟景氣的不明朗,便紛紛撤資。這種撤資行為一般分為兩種情況:如果被投資國是金融危機直接受害國,則外商投資者因其糟糕的國內經濟形勢撤出大量的資金;如果被投資國受到金融危機影響較輕時,由于會考慮到經濟的傳染效應,為安全起見這些機構也會撤出先前的資金。圖3描述的是中國在1996—2012年的實際利用外資情況。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直到1998年中國的實際外資利用還是增長的,但增幅減緩。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實際外資利用在1998年出現了負的增長。隨后的近10年中,一直處于波動的情形中。由于2007年爆發了次貸危機并迅速演化成后來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的實際外資利用額在2009年出現較大的跌幅,并在隨后的兩年里出現震蕩變化。從圖中很明顯地看到實際外資利用對于金融危機有時滯效應,并且中國難逃這兩次危機的影響。2.價格渠道價格是另外一個影響進出口的因素,這里的價格包括匯率和出口商品的價格。匯率能夠直接影響一個國家的進出口水平,具體而言如果一國貨幣出現貶值則會使得本國的商品以外幣表現的價格競相下降,和外國商品相比該國的商品更便宜,這會刺激該國的出口。在亞洲金融爆發時期,各東南亞國家紛紛放棄固定的匯率制度,導致各國貨幣普遍出現貶值,中國因此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宣稱人民幣不貶值,這必然會影響到出口量。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迅速實施了量化寬松政策,美聯儲將大量的貨幣投入市場,此時中國由于前幾年出現高的通脹,中國央行一直保持了緊縮的貨幣政策,兩種因素加速了人民幣的升值預期,中國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大量的外貿企業在那個時候出現倒閉。出口商品的價格顯然也是影響一個國家出口的重要因素。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危機受害國將自己的貨幣貶值會導致出口商品出現普遍下跌的可能,而中國出口商品結構和東南亞國家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從而加劇了中國外貿企業的競爭壓力。在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期,由于美元的貶值導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下跌,這雖降低了國內出口商的生產成本,但同時也降低出口利潤,從這個角度看,金融危機給出口商品帶來的復雜性增加。3.財富收入渠道影響貿易的第三個因素是財富收入,也即國外需求渠道。收入是決定消費的重要因素,當居民收入增長時必然會拿出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費。危機爆發后,受影響的國家經濟活動出現下滑,價格下降,居民的財富收入開始減少,這導致了對商品的需求量的減少,由此波及與該國密切聯系的貿易國的出口。歐盟、美國、東盟、韓國等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傳統貿易伙伴,金融危機的爆發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造成重大破壞,民眾的收入普遍下滑,經濟萎縮,對外需求也出現大幅下滑。圖4描述的是兩次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主要的貿易伙伴國的居民收入情況。從圖中我們明顯可以看出這兩次危機給各國帶來的影響。1997年之前各國居民收入均表現平穩增長,尤其是東南亞國家表現強勁,收入增長均在5%以上。但當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居民收入便開始出現負增長,尤其在1998年最為嚴重,而在這些國家中又以印尼受影響最大,美國和德國則受影響的程度不明顯。很多國家居民收入從1999年后逐漸恢復增長。在2007年之前,各國居民收入處于一個穩定的增長期,但隨后的次貸危機拖累各國居民收入,美國首先從2007年開始就出現居民收入下滑跡象,各國在2009年受危機影響的程度最嚴重,在2010年以后慢慢復蘇。在圖4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從居民收入這個角度,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的廣度要大于亞洲金融危機,但影響的深度卻沒有亞洲危機的大。
三、兩次金融危機對中國行業影響的比較分析
(一)亞洲金融危機對行業的影響
圖5描述的是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中國主要行業增加值實際增速。①從行業增加值這個角度來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行業影響是有差異的。具體而言,制造業和金融業受到影響最為明顯;而住宿餐飲業、建筑業和房地產業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影響程度不深且都能較快地從危機中恢復出來;批發零售業在危機時期一直保持平穩增速,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不明顯;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行業在整個危機表現出了較快的增速;農林牧漁業由于影響其因素較多,此次受到危機影響程度具有不確定性。
(二)全球金融危機對行業的影響
圖6描述的是全球金融危機時期中國主要行業增加值實際增速。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給中國行業帶來的影響不管是在程度上還是范圍上都比上一次亞洲金融危機要大。具體來說,制造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和金融業受這次金融危機影響都較為明顯,其中尤以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金融業最為嚴重。住宿餐飲業也受到影響,但程度較輕。房地產業、農林牧漁業由于影響因素復雜,因而這次危機帶來的影響不確定。
(三)兩次金融危機對行業影響的差異性及其原因
論文摘要:本文概述了本次金融危機的形成,并對金融危機形成的原因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并簡要的抒發了自己的觀點。
現在我們正面臨著一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全世界的股市和樓市在一瞬間蒸發掉一半以上,并且仍舊在下滑,大量的世界級的金融機構破產或者轉型;金融市場風聲鶴唳,銀行惜貸如金,流動性陷于干涸。世界經濟已經出現“硬著陸”的跡象。各國經濟在短時間內出現巨大的滑坡。數據統計,美國第三季度增速也下滑GDP負增長0.3%,英國負增長0.5%,德國負增長0.5%,中國經濟第三季度增速也下滑到十位數以下。大部分的經濟體在第三季度的小幅下降將在第四季度轉化為大幅萎縮,下降程度可能達到第三季度的數倍以上。
經濟危機發自于金融危機。對于產生這次金融危機的原因,一致的共識是美國的次貸危機形成的。因為在美國,貸款非常普遍,房子、汽車、信用卡、電話單等,都有信貸,有信貸記錄被視為是信用的記錄證明。其原因可歸結為:第一,基本信貸原則喪失。按照國際慣例,購房按揭貸款一般要20%—30%的首付然后按月還本付息。美國的次級貸款實現零首付,半年內無需還本付息,5年內只付息不還本,甚至允許購房者降房價增值部分再次向銀行抵押貸款。次級貸款的對象沒有還貸能力,放貸銀行違背了今本的信貸原則;第二,金融衍生產品產生的過度泡沫,與大量的金融衍生品的出現相伴隨的風險,資產證券化這一衍生工具,在本次次貸危機形成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第三,監管缺失,美聯儲鼓勵金融創新,衍生工具可以分散風險,對金融衍生工具缺乏了應用的監管;第四,美國經濟體系出現問題,美國的基本經濟基礎是高債務經濟,是全民債務經濟,向全世界借債來支持高消費水平;第五,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世界金融體系為一個由不受約束的美元所主導的體系,美國的雙赤字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美元的地位,2006年美國的赤字已達其GDP的6%左右。以格林斯潘為首的美國貨幣當局,在長時期內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支持美國經濟的發展,加上松弛的金融監管,鼓勵發展衍生工具,支持了虛榮的繁榮。結果世界金融體系內流動性泛濫,虛擬資產大量積累。金融危機的發展和擴散暴露了美國金融監管機制本身的缺陷,作為一個金融管制較為寬松的國家,美國政府介入危機的遲緩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危機的擴散。市場穩定有序的基礎是法制和監管,建立在這個之上的一些市場運行的基本規則和制度,是一個健康的金融體系賴以生存的基石。
美國作為此次金融危機的“發起者”,既是金融危機的傳播源又是傳染者,任何國家,地區甚至是個人都被卷入此次金融危機當中。美國通過貿易、貨幣和金融等多種直接或間接渠道,在把本國金融危機傳播分散給世界各國或地區的同時,也加速或是刺激了各國金融泡沫的破滅,造成了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可以說只要美國金融危機不消除,其危害就會借助于美國特有的傳播途徑,不斷向世界各國傳播擴散,不斷引發各國金融問題,經濟問題,在某種意義上來講,對于美國金融危機的救助既是對美國金融危機救助,也等于救助全球金融危機,也是從源頭上救助金融危機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因此,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救助應以救助美國金融危機為重點之一,解決好美國金融危機,就可以從根源上避免全球金融危機的進一步傳播。救助美國金融危機可以從三個角度考慮:第一,維持本國貨幣匯率穩定,既可以有效的穩定國際金融市場,也有利于美國通過匯率政策調整國際收支;第二,承擔美國金融危機帶來的有價證券損失,包括繼續持有美國債券(權)不拋售、持有美國外匯儲備不大量拋售,保持國際儲備量與結構的相對穩定,一方面可以不減少甚至增加美國可調動救市資金,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美國金融市場之一步動蕩;第三,繼續注資購進美國不良債券(權),增加美國資本流動性與對企業的救助力度。
局域金融危機的爆發不會引起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以及經濟蕭條,而美國金融危機之所以能將各國卷入全球金融危機的“深淵”,主要源于不合理的國際金融體制以及美國的特殊經濟政治地位,對于美國金融危機的救助只是一時之計,并不能從根源上消除全國金融危機的隱患。所以各國在對全球金融危機積極救助的同時,也在大力開展國際合作,協商和談判,希望建立起一個公平公正科學合理的新的國際金融體系。
金融危機爆發后,社會各界一方面忙著原罪,而在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中,矛頭直接指向會計準則,認為第157號美國會計準則要求金融產品按照“公允價值”計量是金融危機罪魁禍首。即找出罪魁禍首;另一方面積極尋找應對危機的舉措。在前一方面,人們從次貸危機追溯到衍生金融產品,追溯到市場及市場信用;在后一方面,政府開始“國家干預”,替代失靈的自由市場。在這一過程中,令會計界人士沒有想到的是,金融危機也扯上了會計:公允價值成了金融危機的原兇之一;會計也成了金融危機的救“市”主。公允價值計量與金融危機的相關性,成了金融界與會計界在危機拯救中的一個爭議熱點。在金融危機蔓延過程中,美國一些銀行家、金融業人士和國會議員將矛頭指向了第157號美國會計準則。他們認為,該準則關于金融產品按照公允價值計量的規定,在金融危機中起到了發生器與助推器作用,即在市場大幅下跌和定價功能缺失的情況下,公允價值計量導致金融機構按市價大幅減計資產,使虧損增加,資本充足率下降,引起市場加大資產拋售力度,進而形成“價格下跌-資產減計-恐慌性拋售-價格進一步下跌”的惡性循環,推動并加速惡化了金融危機。他們并認為,失靈的市場常常意味著沒有什么價格可以讓金融機構作為基準來“盯住”,如果金融機構不必按市值計量其金融資產,金融危機就會消退。
參考文獻
Abstract: The article compares the subprime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emerging markets in their performanc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order to find their common reasons and put forward some effective crisis-proof measures for our financial development.
關鍵詞: 次貸危機;新興市場;金融危機
Key words: subprime crisis;emerging markets;financial crisis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03-0156-02
0 引言
2007年3月,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將全球經濟拖入衰退浪潮[1]。本文試圖對次貸危機與新興市場金融危機進行對比,以找出其共性所在,為我國金融體系的發展和危機防范提出一定的建議。
1 危機表現及其后果的比較分析
1.1 次貸危機 2007年3月13日,新世紀金融宣布破產。當日,道瓊斯30股價指數暴跌242.66點,全球股市隨之下挫。7月,標普降低次級抵押貸款債券的評級,相應投資機構爆出巨額虧損。第四季度,花旗與美林的虧損額均達98億美元,而瑞銀虧損高達114億美元。2008年3月14日,華爾街五大投行之一的貝爾斯登由于流動性嚴重惡化,股價重挫45.88%,美聯儲決定提供應急資金,這是經濟大蕭條以來,美聯儲第一次向非商業銀行提供應急資金。同時,全球股市劇烈震蕩下行。雖然緊急降息和央行聯手注資給股市帶來了短期反彈,但股市整體已進入下降通道。2007年全年道瓊斯600指數比上年下跌0.17%,是繼2002年大跌32%后首度收陰。美元指數也進一步走低,由此造成了黃金、原油等各類商品期貨價格攀升,特別是能源、貴金屬和農產品的商品期貨上漲最為顯著,引發了全球通脹浪潮。
實體經濟方面,07年12月美國失業率增至5.0%,為O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制造業活動指數下降至47.7,為03年4月以來的最低點。同時,歐元區也調低了2008年的經濟增長預期,從2007年的2.2%降為1.8%,這也是歐元區成立以來的最低經濟增速。
1.2 新興市場金融危機
1.2.1 東南亞金融危機 20世紀90年代,東南亞各國都加快了市場化進程,經濟發展迅猛,吸引了大量外資流入。1996年,美元的升值和美國利率的上調造成了東南亞的金融危機,這次金融危機首先從泰國開始,受美國方面的影響泰國貿易迅速萎縮,泰國國內的金融市場出現問題,并導致了全國的政治動蕩,大量的外資企業宣布退出泰國市場,最終造成泰國股市的崩盤。而就在這時候,國際對沖基金開始對泰銖進行攻擊,泰國政府無計可施,泰銖貶值嚴重,宣布金融危機爆發。這次金融危機很快就影響到了東南亞其他國家,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國都受到了巨大的影響,股市下跌,大量的金融機構倒閉,東南亞經濟衰退。這次金融危機的波及范圍很廣,我國的臺灣和香港地區以及東亞其他國家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金融危機帶來的巨大壓力 [2]。
1.2.2 俄羅斯金融危機 俄羅斯從1992年經濟全面轉型之后,經濟狀況一直不理想,深受經濟衰退的影響。就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后,俄羅斯連續爆發了兩次金融危機,分別在1997年10月和1998年5月。金融危機首先影響到的是俄羅斯的貨幣市場和證券市場,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了俄羅斯國債的集體大規模外逃,大約占到了俄羅斯國債總額的1/3,匯率和股市相繼受挫,整個俄羅斯的金融體系和經濟狀況幾乎呈癱瘓的狀態。1998年,8月份,政府對盧布不再控制,決定讓其自由浮動,并決定了單方面對內債和一部分外債進行延期償付,導致金融危機全面爆發。
1.2.3 阿根廷金融危機 1998年下半年,受國際金融形勢動蕩的影響,阿根廷經濟形勢惡化,開始了長達四年的衰退。2001年第四季度,受長期衰退困擾及金融和財政形勢惡化的沖擊,經濟大幅下滑,陷入危機。危機引發了市場恐慌,導致大量資本外逃和銀行擠兌。政府被迫實行了限制居民提款和限制資金外流等管制措施,引爆了蓄勢已久的社會不滿情緒,出現嚴重的政治混亂,國家陷入了以經濟持續惡化、社會動蕩不安和政治混亂為特征的全面危機。金融系統癱瘓,銀行業陷入破產邊緣;生產大幅萎縮,經濟繼13個季度持續衰退后于2002年一季度跌到谷底;失業率上升到25%以上;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危機還引發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及民眾對政治家的信任危機。
1.2.4 越南金融危機 2008年6月5日,胡志明股指從2007年的1170點巨挫至390.08點。CPI連續7個月高于兩位數,5月份更是創下13年新高,攀升到25.2%。其中,食品價格漲幅居首,達到42.4%。截至5月30日,越南盾兌美元貶值27%,而且幾乎每天都會貶值5~7個百分點,這加大了越南當局穩定匯率的難度。樓市方面,河內房價下跌了20%,而胡志明市的跌幅達到50%。即便如此,其住宅價格依然維持在每平20兆越南盾(人民幣8500元左右),商務樓則每平40兆越南盾(人民幣17000元以上)。
2 危機成因的比較分析
2.1 次貸危機 次貸危機深層次的根源,主要有如下方面[3]:
①從宏觀上講,國際和國內的流動性過剩為這次金融危機埋下了隱患。在過去的5年中,各國的低利率政策造成世界性的流動性過剩,較低的資金成本壓低了美國國內住宅的抵押貸款利率,降低了貸款成本,經濟繁榮使居民收入大幅上升,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了對住宅的強勁需求,抬高了房價。
②次級抵押貸款產品設計上存在固有的缺陷。次級抵押貸款產品主要是基于房價的上漲和低利率上的,在房市很火的時候,銀行就能夠靠此得到非常高的利潤還不用害怕風險;但是,如果房市比較低迷,利率上升,這樣會無形中增大客戶的負擔,一旦這種負擔超過了其實際能夠承受的壓力,就會造成違約事件大幅度增加,最終導致金融危機的出現。
③管理機制的缺陷加大了危機爆發的可能性。政府把對次級貸債券的評估和監督責任完全拋給私人債券評級機構,結果這些機構采用的評級標準并不十分真實可靠。當次級抵押貸款被打包成債券銷售給投資者時,債券投資者無法確切了解次級貸款申請人的真實支付能力,危機風險加大。
2.2 新興市場金融危機
2.2.1 前三次新興市場危機的共同原因 東南亞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和阿根廷金融危機共同的原因如下[2]:①資本賬戶余額:三次危機爆發的共同標志都是國際游資的突然逆轉。大量的國際資本流動,極易滋生泡沫經濟,削弱了宏觀經濟基礎。中國和印度能在東南亞危機中幸免于難的重要原因就是資本管制減少了投機性攻擊的可能。②外債/GDP:巨額的外債負擔是導致三次金融危機的最明顯原因。所有危機國在危機前都有一個快速或持續、且數額巨大的外債形成過程。從債務形成開始到后續階段,這些資本流入總是包含著高比例的短期債權。這些債務的波動性極強,一旦有風吹草動,債權人就會中止已到期債務或者對未到期債務不再展期,造成債務國的流動性不足,引發危機。③金融自由化程度:金融自由化使得每個國家之間的經濟交流越來越多,但也為金融危機的傳播提供了條件,從而使得金融危機影響的范圍和程度都被擴大。另外,作為金融自由化的產物,資本賬戶的自由化同樣也使得國際經濟在面對金融危機的時候更加脆弱。④金融監管缺位:與外國非制造短期資本進入對應,東盟國家對本國金融也采取放手發展的方式,允許金融機構數目急劇擴張,取消企業的貸款限額,銀行體系監管不嚴,大量貸款被投入到房地產項目,加之部分國家政治上的腐敗,給危機的發生埋下了隱患。另一方面,各國的金融監管又十分脆弱。據統計,在1987年~1997年的10年中,銀行貸款逐年增加,而貸款損失準備卻在逐年減少。
2.2.2 越南金融危機的成因 2000年以來,越南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也積累了大量的風險。表面上看,此次危機的主要是輸入型通貨膨脹造成的,其根源則是內憂外患的雙重結果。2008年上半年,紐約市場原油期貨價格就上漲了38.54%。作為石油輸入國的越南無法自主制定能源價格,國際油價的飆升使國內財政承受巨大壓力。盡管是世界第二的大米輸出國,世界糧價的高速上漲加速了其出口增長,但也帶動國內糧價上漲,成為國內CPI居高不下的元兇。同時,越南在2006年加入WTO后,就開始放開資本項目的外資直接投資。外資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上限放寬到49%。直接投資擴大了越南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流入房地產、股市的組合投資則通過推高資產價格反過來又推高了商品服務價格。從內部而言,越南國內的投資過高,2002-2006年投資占GDP比例依次為33.2%、35.4%、35.5%、35.6%和35.7%;高投資導致其進口增長過快,從2002年以來經常項目一直是逆差,且逆差額從2002年的5.98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67.22億美元,占GDP比重從1.7%上升到9.6%,而1997年泰國爆發危機時,其經常項目逆差占GDP比例才6.5%。
另一方面,越南同泰國、俄羅斯和阿根廷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越南盾在資本賬戶下不能自由兌換;其次,越南外匯儲備超出了3個月的警戒線;再次,越南的外債/GDP的比率約為30%,遠低于100%的警戒線;最后,越南的貿易伙伴除菲律賓外均有貿易盈余。這使越南金融危機的傳染性相對較弱[4]。
3 啟示
美國這次金融危機帶有向全球轉嫁的性質,給各國經濟帶來巨大沖擊和挑戰。金融危機的爆發讓我們深刻認識到,即使像歐美這樣發達的金融市場,同樣可能發生嚴重的市場失靈。雖然我國尚未發生金融危機,但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誘發金融危機的因素卻是不爭的事實。在金融開放已成為趨勢的當前,從其他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中汲取經驗,防范金融危機并且增強自身抵御能力就更為重要。在未來中國金融自由化、金融證券化和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有效監管和謹慎開放是此次金融危機給我們的最大啟示[4]:
①慎恰當地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把握好金融開放的速度;
②在鼓勵金融創新和衍生工具發展的同時,要嚴格加強監管;
③適當調整貨幣和財政政策,既要在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衰退的大潮中尋求經濟增長,又要嚴密控制高速增長引發的通脹壓力;
④謹慎而積極地處置對外金融投資。
參考文獻:
[1]胡星.從次貸危機到全球金融危機:警示與反思.社科縱橫. 2009,1.
[2]楊德權,劉■.新興市場金融危機傳染誘因的實證研究.價值工程,2006,(11).
關鍵詞:金融危機;中國經濟;資產管理
2007年美國房價下跌引發了次貸危機并且慢慢轉化為金融危機,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陷入了嚴重的財務危機并宣布申請破產保護后,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并且開始向實體經濟蔓延,全球經濟急劇衰退。而此次的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的影響是具有兩面性的,既帶來了挑戰,也帶來了機遇。
一、金融危機給我國的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這次金融危機席卷了全球,給全球經濟當然也包括我國經濟帶來了極大的沖擊,給各個方面都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1.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造成了直接的打擊。我國最近幾年的對外貿易一直保持著很高的增長率,但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國的外貿出口已經出現衰退,原因之一是因為美國等發達國家一直是我國的主要出口對象,而金融危機造成了這些國家經濟的下滑和衰退,使其對外需求下降,直接影響了我國的出口貿易。
2.對我國的企業發展也造成了不利的影響。因為我國的主要出口國都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進而減少了進口量,我國的出口量也隨之減少,造成了很多出口加工企業訂單減少,存貨增多,資金嚴重短缺,很多中小企業因此破產或面臨破產的威脅。金融危機也已經影響到了一些原材料期貨市場的資金供求和美元的貨幣價值,從而造成了很多原材料價格的大幅波動,我國的原材料大都依賴于進口,對于一些依靠加工進口原材料為生的的企業來說,價格的劇烈波動對其的影響顯而易見。
3.對我國的投資以及投機市場也有很大的的影響。在全球金融危機的環境下,存在太多潛在的風險和不確定的因素,再加上國際金融市場流動性異常緊張,勢必會影響國內和國際投資者對我國的投資,也會造成很多在我國已經投放的資金撤離國內市場。
4.對我國的消費造成了一定的影響。由于國內外經濟環境整體下滑,企業效益不佳,個人收入降低等原因,再加上我國消費者對于未來經濟形勢的顧慮,造成了整體消費水平的下降,特別是住房和汽車等的大額消費降低。
二、金融危機給我國的經濟帶來的機遇
經濟是一把雙刃劍,這次金融危機給我國帶來挑戰的同時,也帶來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
1.對改變我國主要靠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帶來了機遇。長期以來,我國主要靠出口和投資的高速增長來拉動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而金融危機使國外需求降低,國內消費水平下降,投資大量減少,這樣的環境中以往的增長模式難以見效,我國必須擴大國內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
2.對我國淘汰舊的產業,優化經濟結構帶來了機遇。我國的經濟結構一直存在著不合理的地方,國家也已經采取措施進行調整,金融危機的到來打亂了正常的調整步伐,而那些受到金融危機重創的產業恰恰是需要調整的舊的產業,金融危機的沖擊給我國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帶來了機遇。
3.對于企業進行并購和創新技術,提高我國產品的質量和國際競爭力帶來了機遇。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很多國內和國外的優勢企業股票嚴重縮水,經營困難,面臨倒閉破產,我國企業應該抓住這一機遇,選擇合適的企業進行并購,利用其先進的技術提高自己產品的競爭力。
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嚴重的沖擊,我國雖不能獨善其身,卻也在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的宏觀調控措施下,最大程度的避免了其所帶來的直接沖擊,我們更要從此次金融危機的引發原因等方面得出有利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啟示和教訓。
第一,要對房地產業的風險做充分的分析和重視。美國的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嚴重后果提醒我們,房地產價格全面下跌所帶來的危害與其他行業相比要嚴重的多,在我國房地產方面的投資和貸款也占很大的比例,因此,國家應該把穩定房地產市場作為宏觀調控的目的之一。
第二,從我國的國情出發,還是應該大力推進金融創新,并且加強監管的力度。美國金融體系中存在的監管缺失或監管漏洞也是引發危機的原因之一,這次金融危機的教訓告訴我們,在發揮金融創新分散風險、提高金融機構效率的同時,要加強相應的監管力度,做相應的風險分析,制定合理的應對政策。
第三,適當加快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的出口企業遭受了嚴重的打擊,除了轉型別無選擇,中央也提出要把中國的“出口拉動型”經濟轉變為“內需拉動型”經濟,還必須提高國內需求的增長,以此帶動我國經濟的增長,各個企業也要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創造好的品牌。
總的說來,這次金融危機雖然給我過經濟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也同時帶來了更大的機遇,而我國的經濟發展態勢和基本面總體運行良好,我國應從這次的金融危機中吸取經驗教訓,深化改革,加強監管,提高應對金融危機的能力,使我國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參考文獻: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1]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于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世紀末的20年里,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源于德國統一后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后,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后,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2]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于雙重制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松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蕩。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蕩,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3]。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采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蕩乃至金融危機。由于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蕩,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20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于70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于60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后凈賺15億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占70%~80%,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后的40多天內,外資撤走100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5]。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并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根據IMF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為3萬億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2006年末,僅全球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就達1.43萬億美元,比1996年末增長約6倍。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豐富,從最初的“賣空+杠桿”策略(市場中性基金),發展成為單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驅動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興市場型、并購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種投資策略。其風險特征也呈現多樣化趨勢,既有高風險、高收益的宏觀對沖基金,也有低風險但收益相對穩定的市場中性基金。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最顯著特征是國際間的過剩資本流動造成了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巨額的國際貨幣資本必然要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獵取利潤。
國際游資為什么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6]。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夸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夸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后,國際直接投資(FDI)為什么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
四、中國預防攻擊性金融危機之策
在中國股市由狂飆到暴跌和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火爆到等待觀望以后,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進入由繁榮向危機過渡的轉折點?中國會不會爆發金融危機?從經濟表象來看,在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表現為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等;從經濟本質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產業結構調整滯后、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出現這些現象和問題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內部因素的作用。
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特征較為明顯,首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時期,次級債危機使得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而歐盟、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持續增長。其次,美元的發行泛濫導致美元對歐元和人民幣持續貶值,致使其他國家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國際游資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美國為了振興經濟采取降低利息的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也在快速貶值。
中國從2005年開始出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達到3%,境外資本流入后往往會兌換成人民幣再放貸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貸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準貸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幣升值預期是5%的話,那么國際游資的回報就接近13%。如果國際游資不是采取放貸形式,而是直接投資中國房地產或股票,其收益率會更高,2007年投資中國房地產的利潤不低于30%,該年度上證指數上漲了96.7%。
關鍵詞:國際資本流動 國際金融危機 應對策略
國際資本流動是指資本在國際范圍內的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流動,可以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資本帳戶反映,資本流動分資本流入和資本流出兩種情況。國際資本流動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見的有國際直接投資、國際融資和國際負債三種。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的國際流動日益活躍,成為許多重大經濟事件背后的關鍵影響因素,這同國際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有著密切關系。這些情況其實也不外乎一種非常簡單的需求與供給的平衡關系。從需求角度來看,一是發達國家的老齡人口增加推動了養老金規模的逐步擴大,國際資本市場成為其投資和獲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場所;二是中產階層人口增加,他們的經濟實力強,對投資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為獲取更高投資收益而承擔更高的風險,于是,其收入積蓄從傳統的銀行儲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場,從而推動了共同基金的迅速發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場的管制從80年代中期以來逐漸放松,客觀上推動了國際資本市場,特別是衍生金融產品市場的快速發展。
國際資本市場的現狀
資本市場的組成不外乎兩個方面:市場的參與者和市場上的產品。20年前,商業銀行構成了整個金融市場的主體部分,而今天,盡管銀行類機構仍然是清算體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從資產規模來看已經遠遠低于投資類機構,如養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國際資本市場的參與者和產品兩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經大大豐富,從組成模式來看當前的國際資本市場呈現出一種部分之間相互聯系緊密的格局,也就是說網絡化。在這種日益凸現的網絡化趨勢中,一個重要的現象引起人們的高度警惕,這就是一些傳統的風險監測和管理手段受到嚴峻的挑戰,特別是所謂的對銀行8%最低資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現在看來并不“充分”,因為銀行僅僅有8%的“墊底資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資本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后果就是:實際生產部門所面臨的一些困境對銀行領域的“波及效應”被網絡大大放大了。另外一個因素:電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斷更新帶來了更復雜的資本流動形式和更大的市場波動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資本市場的資本流動速度。更多的資金以短期獲利為目的,導致市場波動性不斷增加。70年代因為石油危機導致全球發生債務危機時,如果人們對當時全球各個分割的市場之間的連鎖反應(chain reaction)還有驚詫的話,那么,在21世紀,如果由于全球資本市場體系中的某一個市場發生問題而導致整個體系陷入危機,估計大家不會再驚詫了。因為全球經濟和金融一體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沒有哪一個市場會在全球危機的狀態下而再獨善其身。
導致國際資本市場資本流動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還在于進入90年代以來開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國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應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資本流動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場上的金融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
對于中國而言,雖然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場規模很小,但已經能夠非常明顯地感覺到外部市場變化的波及效應。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介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資本流動壁壘和保護墻將逐步減少直到最終消失,這些波動的影響將變得更為直接和明顯。所以國際資本流動可能引發的問題從現在起就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國際金融危機及其成因
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資本市場對推動全球經濟發展,促進資本和技術在各個地區之間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隨之而來的波動和因此而導致的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網絡化和信息化的國際資本流動以全球金融市場的急劇動蕩為主要特征,金融資產價格波幅之大,傳播范圍之廣,為前所未見,這種劇烈的波動及其附帶的擴散效應就是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
國際金融危機一般有3種表現形式。貨幣危機指一國貨幣在外匯市場面臨大規模的拋壓,從而導致該種貨幣的急劇貶值,或者迫使貨幣當局花費大量的外匯儲備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維護現行匯率;外債危機是指一國不能履約償還到期對外債務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門的債務和政府債務;銀行危機是指由于對銀行體系喪失信心導致個人和公司大量從銀行提取存款的擠兌現象。
國際金融危機離中國并不遠。從歷史上看,上個世紀末是金融危機多發時期:從最早的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再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機。其中以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最具備國際金融危機的特點,當然破壞力也最具全球性質。
作為現代經濟的血液傳導輸送系統,國際資本市場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關注。亞洲金融危機及其觸發的全球范圍的市場動蕩不安給世界經濟造成巨大的破壞,直到今天其影響仍在繼續,這足以說明國際資本流動而引發的金融危機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對它的成因以及對策的研究是關系到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穩定和發展的重大問題。
國際金融危機的成因如果簡單的列舉,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經濟過熱導致生產過剩;貿易收支巨額逆差;外資的過度流入;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和不當的匯率水平;過早的金融開放。但是在實際中這些因素往往是綜合起來起作用的。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子來具體分析就不難看出,是內部和外部的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結果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總爆發。具體的原因可以歸結如下:
經濟發展過熱,結構不合理,資源效益不佳。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從70年代開始相繼起飛,增長很快。但長年的高速增長也積累了嚴重的結構問題,這些國家都注重于推動經濟的新一輪的增長,忽略了對結構問題的解決。
“地產泡沫”破裂后造成銀行壞帳呆帳嚴重。東南亞各國在過去十幾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間房地產價格暴漲,吸引銀行向房地產大量投資,銀行呆帳的增加大大影響了東南亞金融體系的穩定,在危機之前一些金融機構已經瀕臨破產。
從外部看,其它資本市場,如日本股市的復蘇和美元的持續走強,都使得一部分原來流入東南亞的外資撤離,構成了對這些亞洲國家貨幣的強大壓力。在這種形勢下,巨額國際資本的高流動性和高投機性終于攪起了這場空前的金融動蕩。
國際金融危機具有廣泛和巨大的影響。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子,它對各國都產生了程度不同的負面影響。由于在進行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中國政府的調控和管理得當,那次亞洲金融危機并沒有對中國造成直接影響。但是不管如何,我國仍然感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種種間接影響。
我國防范未來金融危機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減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國際經濟仍然在為成功擺脫衰退回歸繁榮而努力。另一方面國際資本市場的波動性和不可預測性仍然存在,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國家金融、經濟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對于成功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直接波及的中國而言,分析其產生原因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同時如何抓住機遇調整結構制訂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機也是我國金融業今后發展的重要課題。
筆者認為,我國防范和化解未來金融危機的策略可以歸結如下:
防范金融風險的最佳途徑是優化本國經濟結構,強化本國經濟。各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發展中國家只有優化國內經濟結構,才能真正改善長期國際收支的狀況,確實保護自身不受國際資本流動無常變化的影響。
有計劃有步驟的開放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項目對外開放要慎之又慎。發展中國家追求經濟快速發展,為了吸引外資流入,往往在條件不具備或者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貿然實行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殊不知當允許國外資金自由流入本國時,同樣也必須允許自由流出。當國際游資流入時,如果運用不當將使本國經濟陷入困難,如果一有風吹草動,大量資金外流時本國將面臨對外支付的困難。因此我國今后資本項目實行自由兌換應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條件比較充分時再實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
中國的開放必須是在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條件下的開放。國家經濟安全是在世界經濟越來越融合的情況下很多國家必須考慮的問題。國家經濟安全是指大國、小國共同地融在一個大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它們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來越一體化的世界經濟風浪沖擊的能力也是不一樣的,這種保衛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國的經濟安全度。經濟安全的保衛需要本國一整套的系統,既要開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進出口資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國的企業、政府和銀行人員的經營能力與發達國家拉平,有在管理、經營、投資各方面和發達國家同等素質的人才、系統、制度。
開放金融市場要做好準備和試點,應該采取謹慎的步驟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認識到我國與發達國家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國的情況不能與發達國家進行簡單對比。發達國家在實現資本自由流動方面也經歷了若干歷程。發達國家的資本自由流動是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完善程度和金融監管水平相適應的。同時,也是金融創新和技術進步的產物。我國由于市場基礎和市場規范還很不完善,金融監管水平也需要在開放中的動態博弈中逐步提高,對于資本自由流動這把雙刃劍,在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包藏著巨大風險,因此在目前我國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讓資本自由流動。但是資本全球化、資本自由流動是大勢所趨,因此在目前我們就應該積極進行準備,有步驟地有計劃地實現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的調整,為中國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資本市場打下堅實的基礎。
為了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融入全球化市場是歷史的必然。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既享受國際資本市場和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種種好處,又同時防范和化解由此產生的金融危機風險就成為中國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關注的重大問題,它給中國金融機構、中央銀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許多政策上的挑戰。對此,只有未雨綢繆早作準備才是應對挑戰的正確策略。通過制定正確的政策措施,筆者相信中國一定能夠健康、順利地實現經濟的更大發展。
參考資料:
1.姜波克,《國際金融新編》第三版,August, 2001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 經濟復蘇 區域差異
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經濟運行的整體情況
2008年全球經濟遭遇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的嚴重肆虐,這場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甚至更深層次的影響了世界政治格局。而隨著經濟觸底反彈,全球經濟逐漸步入復蘇軌道,在過去的時間里,全球經濟大體上都經歷了一個GDP增長的“V”形變化。目前,我們越來越傾向于用“后金融危機時代”來描述當前的國際及國內經濟形勢。
在全球經濟復蘇的道路上,中國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國為促進世界經濟復蘇貢獻了巨大力量。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2009年中國順利完成了經濟增長“保八”的目標,成為世界各國效仿、學習的榜樣。從GDP增速來看,且不管全球大部分國家的GDP增速絕對低于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2008年第1季度我國GDP增速為10.6%,持續下降到2009年第1季度的6.1%,然后持續上升到2010年第1季度的11.9%,中國經濟在過去的一年時間中經歷了典型的“V”形變化。目前,全球各地雖然早已脫離金融危機的嚴重直接影響,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后續影響并沒遠走,其影子影響依然存留在現今世界多個國家,各國的各項產業也都處于調整與復蘇時期,因此我們仍有必要回過頭來對在剛剛經歷了金融危機后的國家進行一次較為深刻的認識和分析。
后金融危機時代經濟復蘇的區域差異
此次金融危機主要通過進出口傳導機制由東向西對我國經濟尤其是工業生產造成嚴重沖擊,呈現出東強西弱的顯著特征,因此本文使用GIS地理信息技術將選取指標圖形化以形象說明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大陸地區經濟復蘇的區域差異,其中選取的指標包括:GDP復蘇能力、工業復蘇能力、固定資產投資復蘇能力、社零復蘇能力、出口復蘇能力。同時通過與金融危機肆虐各省市時各相應指標受損值在圖上的區域差異比較,對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大陸地區經濟復蘇的不同區域差異進行較為深入的分析。
(一)GDP復蘇能力的區域差異
2010年第1季度我國大陸地區絕大部分省市的GDP增速都突破了10%(GDP增速為8.9%),增速最快的海南省達到25.1%。相比2009年第1季度的GDP增速后從圖1中可以發現,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大陸各省市GDP復蘇能力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塊狀分布特征:山西以27.5%的復蘇速度一枝獨秀,高高在上;復蘇次之的是處于10.3%-19.69%之間的西部三省甘肅、寧夏、重慶,以及東部三省浙江、海南、上海;復蘇能力處于2.5%-10.29%之間的18個省市則覆蓋東中西部,尤其東部片區較為密集;復蘇能力最小的區域則集中在西部的、廣西、內蒙、貴州四省以及中部湖南,東部的天津。
(二)工業復蘇能力的區域差異
2010年第1季度我國大陸地區絕大部分省市的工業增加值都以兩位數的正速度在增長,增速最快的山西省達到了39.8%。從圖2可看出,2010年第1季度大陸地區各省市的工業復蘇能力在圖上呈現較為明顯的塊狀分布:工業復蘇能力最大的區域僅有山西62.2%,對照反映在圖1中的白色部分;復蘇能力次之處于20.00%-40.40%的區域集中于我國大陸地區中間地帶的甘肅、寧夏、陜西、重慶、河南一片及東部的上海和浙江;復蘇能力在5.10%-19.99之間的區域則分布較廣,主要集中于三大片區-北部的東北三省、內蒙、河北、山東等地,南部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廣西、福建、海南等地,以及西部的新疆、青海、四川、云南一線;復蘇能力最小的區域則是西部的和貴州兩省。
(三)固定資產投資復蘇能力的區域差異
后金融危機時期全國各地區經濟逐步復蘇,危機前期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在拉動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效應也逐步顯現。從圖3看出,固定資產投資復蘇能力所呈現出的分布特征與GDP和工業有所不同,帶狀分布特征不如工業增加值增幅變化的帶狀分布明顯。北京復蘇能力最強,較之上年GDP增速復蘇了54.10%;復蘇能力在1.2%-30.27%之間的區域主要集中在華東華南的幾大省市以及山西和湖北等八個省市;全國其他地區均呈現出負增長,復蘇能力在1.19%- -24.03%之間的區域主要集中在西部的陜、甘、寧、川、渝、藏等省市,華南的湘、贛、桂、瓊,華北的津、冀、內蒙古,東北的吉林以及華東的安徽等16個省市;復蘇能力最小的區域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新、青、貴、滇以及東北的黑、遼,復蘇能力處在-30.28%--24.04%之間。
(四)社零復蘇能力的區域差異
2010年第1季度我國各地區的社會零售額總額較去年同期波動幅度不大,從圖4可知,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大陸各省市社零復蘇能力總體上表現出內陸小沿海大的區域特征。社會零售復蘇能力出現最大負值,達到-9.50%;復蘇能力處于
-2.70%-0.01%之間的區域,包括華北-西北的陜西、甘肅、青海、內蒙古、山西、河北、天津,中部的河南、湖北、安徽、湖南、江西,東北三省以及云南、海南等17省市;全國其他地區均呈現出正復蘇能力,復蘇能力處于0.01%-1.59%的區域為西南的四川、重慶、貴州、廣西四省,以及散布在全國的新疆、寧夏、山東三省;復蘇能力最強勁的區域為北京、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六省市,復蘇能力處于1.60%-5.70%之間。
(五)出口復蘇能力的區域差異
隨著金融危機消退,我國經濟率先突圍,尤其是出口經濟得到迅速提升。從圖5可以看出出口復蘇能力表現出的塊狀或條狀分布不如工業和社零的分布明顯,但仍呈現出一定的特征。出口復蘇最快的是西部的甘肅、青海和片區以及中部的山西;復蘇能力次之的區域包括東部的吉林-福建的東部沿海一線省份、中部的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四省、西部的廣西、云南、重慶、內蒙、寧夏、陜西六省市;復蘇能力處于-4.18%-42.29%的區域則分散呈三角形勢,東北的黑龍江、西北的新疆以及南部的海南和廣東;而復蘇能力處于負值-50.70%--4.19%的區域則僅有貴州一省,其出口增速同比變化達到-50.7%,也是2010年第1季度我國大陸地區唯一一個出口總額增速呈負增長的省份。
后金融危機時代區域復蘇差異的原因分析
通過以上的圖形和數據綜合分析不難發現,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的經濟復蘇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究其背后的原因,是經濟成熟度、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或是地區的產業結構特征?值得我們一一分析。
(一)GDP復蘇區域差異的原因分析
GDP復蘇能力從-3.7%-27.5%跨越了31.2個百分點,這與我國經濟大環境整體好轉、各省市經濟基礎不一、企業創新能力不同等密切相關。山西以27.5%的GDP復蘇能力獨領,是因為山西煤炭能源基地經濟底子雄厚、產業基礎扎實。GDP復蘇能力次之的區域中甘肅、寧夏、重慶主要得力于關中—天水經濟區、成渝經濟區內部的協作發展,較好的承接了東部的產業轉移;東部的上海和浙江經濟成熟度處于較高水平,金融危機中逐步轉移傳統產業,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是我國實行經濟轉型的典型代表;海南則主要是因為打造國際旅游島所帶來的旅游業飛躍。GDP復蘇能力處于2.5%-10.29%之間的大部分省市正處于探索發展方式轉型時期,經濟增長效用并沒有得到快速顯現,只是逐步回到了金融危機之前的正常增長速度。GDP復蘇能力最低的天津、湖南和內蒙有特殊原因,而貴州和兩省產業結構較為單一,在新一輪承接產業轉移過程中因其區位劣勢、經濟基礎較差等原因難以大規模招商引資發展地區經濟。
(二)工業復蘇區域差異的原因分析
工業復蘇能力從1.4%-62.2%跨越了60.8個百分點,變化差異較大,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國家投資拉動和政策支撐,與去年同期基數較低分不開。山西工業以62.2%的復蘇能力傲視群雄,歸因于整體經濟大環境好轉,政府加大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扶持力度,全省工業產品價格逐步上漲,加上市場需求旺盛,產品銷量前景看好,使得全省工業迅速增長。工業復蘇能力次之的甘肅、寧夏、陜西、重慶、河南幾省工業增幅較大與其戰略地位提升,劃定新的經濟區刺激經濟發展密切相關;而上海和浙江則得益于金融危機后迅速進行產業轉型,發展新型工業,上海世博會帶來的工業發展契機也不容小視。復蘇能力處于5.10%-19.99%的三大片區中東北三省及東部沿海的福建、廣東等地在經歷金融危機后傳統工業發展勢頭逐步回升,新型產業開始逐步興起;西部和中部各省主要因為獲得政府較多優惠政策后區域之間內部協作加強,承接國際產業和我國東部的轉移產業較為成功;海南省則受益于國際旅游島的打造從而拉動一批新型工業、食品加工業、旅游產品加工業等的快速發展。工業復蘇能力最小的一方面由于自身工業發展基礎相對薄弱,另一方面上年該指標基數較大,導致增幅空間較小;貴州省遭遇特大干旱,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已相當不錯。
(三)固定資產投資復蘇區域差異的原因分析
固定資產投資復蘇能力從-41.2%-54.1%跨越了95.3個百分點,變化比較大,主要歸因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規范地方投融資平臺會使其融資受到一定抑制,政策性投資增長的效應會有所減弱,產能過剩矛盾凸現也會抑制投資增長。北京市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復蘇能力最強歸因于北京市上年同期基數較低且受2010年第1季度中央房地產開發大項目,房地產企業土地購置費大幅度增加,中央投資增速快于地方投資增速影響,致使全市第1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高位開局。魯、蘇、滬、浙、閩、粵六個沿海省市及晉、鄂兩省份固定資產投資復蘇能力次之,原因在于國家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八省份繼續得到了國債項目的支持,進一步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推進重大項目及中央擴大投資項目建設;微觀方面,金融危機過后,八省市投資環境進一步得到改善,對外制造業投資受出口復蘇帶動有所加速,民間投資表現活躍,新開工項目和規模實現“雙增”,為后續投資增長奠定了堅實基礎。
(四)社零復蘇區域差異的原因分析
社零復蘇能力從-9.50%-5.70%僅跨越了15.2個百分點,是跨越幅度最小的指標,源于后金融危機時代來臨國內經濟復蘇路徑加快,居民消費水平基本趨于穩定。社會零售品復蘇能力最大的區域為北京、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六省市,復蘇能力在1.60%-5.70%之間;西南的四川、重慶、貴州、廣西四省,以及散布在全國的新疆、寧夏、山東三省等區域復蘇能力處于0.01%-1.59%之間,呈現出正增長趨勢,其原因是受燃油價格上漲和汽車消費需求上升因素影響,該區域消費需求保持強勁態勢,城鎮化進程加快,服務消費進入快速增長的黃金期 。社零復蘇較慢是由于受季節性和節假日密集等因素的影響,住宿業零售額增速下滑,再加上去年同期基數較高(全國最高,達到27.5%);復蘇能力在-2.70%--0.01%之間的區域則主要因為云南省受干旱、北部大部分地區受低溫雨雪天氣等影響較大,與天氣密切相關的食品消費價格明顯上漲,致使部分居民在收入并未大幅增長的前提下采取適度緊縮消費行為,從而抑制了消費的快速增長,減緩了社會零售品增長幅度。
(五)出口復蘇區域差異的原因分析
出口復蘇能力從-50.7%-135.3%跨越了186個百分點,是跨越幅度最大的指標,歸因于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經濟穩定增長的拉動力由2009年的主要依靠投資轉向消費、投資、出口均衡拉動,推行經濟增長方式由投資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和出口導向型轉變。受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及電價和原材料價格上漲等因素發熱影響,導致國內生產成本不斷提高,貴州省化肥、磷礦石、烤煙等重點商品出口在國外市場上失去了競爭的優勢,生產企業基本處于停產狀態,導致該省出口復蘇能力最小。其他地區出口則出現不同幅度正復蘇,其中復蘇最快的地區為甘、藏、青、晉四省市自治區,分別達到135.30、126.20、116.40以及114.50個百分點。究其原因在于國外市場需求回暖并逐步恢復到常態。具體分析來看:一是2009年全國各地區出口受金融危機影響巨大,除川、貴、贛三省市外其他地區出口較之2008年第1季度均出現較大幅度的負增長,因此較之2010年第1季度出口增速相對而言基數較小,回升空間巨大;二是危機后隨著全球經濟的逐步復蘇,國內各省市企業出口訂單迅速增加,出口預期逐步轉好;三是隨著歐美國家經濟及消費者市場信心逐漸恢復,經過一年多的國際消費市場的萎縮,國外市場需求將在更大程度上呈現剛性需求拉動,同時國內各省市出口企業不斷采取提高產品附加值、努力優化產品結構、積極研發自主品牌、轉化出口貿易方式等措施也是出口產品逐步走高的因素。
結論
文章通過從GDP復蘇能力、工業復蘇能力、固定資產投資復蘇能力、社零復蘇能力、出口復蘇能力五個方面來對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經濟發展所出現的區域差異及差異背后的原因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和分析研究。不難發現,從這五個方面都能找到金融危機當中留下的影子和金融危機過后各地區盡力發展擺脫其影響的努力。而這其中尤其是關于工業和社會零售額這兩個方面所呈現的區域差異最為明顯,主要原因在于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仍是工業這一模塊。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在最大程度方面受到壓制和打擊的是工業,而能夠在短時間內讓國家和各地區通過加大民生投入、刺激居民消費來達到大力發展經濟的因素就是社會零售能力,一般來說金融危機后某個地區若是能在較大程度上來刺激其居民消費和民生工程發展等就能在較短時間內將金融危機的影響稍微降低。
某種程度上來說,此次發軔于美國的金融危機使得我們必須及時總結和反思中國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中國發展的具體國情出發,在經濟全球化日益緊密的背景下,要在產業結構升級、金融管理模式、政府監管、金融體系建設等方面做出更加成熟的轉變和發展,以此來加固自身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的發展。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