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04 16: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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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0日，奧利弗?哈特與本特?霍姆斯特羅姆憑借“在契約理論方面的貢獻”共同獲得2016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
契約理論循著古典契約理論―新古典契約理論―現代契約理論的發展脈絡演化至今。眾所周知，現代契約理論也稱作現代企業理論，公認的開山鼻祖是科斯。
現代契約理論從交易行為的角度解釋企業，將企業看作是個人間交易產權的一種合作組織，由一系列契約聯結而成，企業行為是所有企業內部成員博弈的結果。該理論有兩個主要分支，即交易成本理論和委托―理論，前者著眼于企業與市場的關系以及不完全契約下的企業所有權安排；后者則側重于分析企業內部組織結構及企業成員之間的委托―關系。兩種理論的共同特點是都強調企業的契約性、契約的不完備性及由此導致的所有權和激勵問題的重要性。哈特的主要貢獻在前一方面，霍姆斯特羅姆的貢獻則在后一方面。
科斯的貢獻在于提出了為什么會有企業、為什么需要科層式組織。而哈特與霍姆斯特羅姆包括之前獲得諾獎的莫里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經濟學人，則進一步研究了在科層式組織中契約如何定義、科層式組織如何完善等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科斯所創立的新制度經濟學及其門徒再次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組委會的垂青，進而引起全球經濟學家及普通人的關注。
不完全契約理論及哈特的貢獻
傳統觀點認為，契約一旦規定了雙方的權利和義務，這些權利和義務便是有利于激勵長期投資的。標準的契約理論假定契約是完全的，契約的設計以及監督實施都是沒有成本的。
然而現實中的契約是不完全的。契約的不完全、不完備會導致事前的最優契約歸于失敗。由于契約的不完全，所以事前的專用性投資便無法寫入契約。一旦自然狀態實現，在這種具有雙邊鎖定特征的談判過程中，投資方就面臨被對方“敲竹杠”或攫取“可占用性準租金”的風險，即投資者投資的邊際收益中有一部分被對方分享了。由于預期到這種敲竹杠行為，投資者在事前就會選擇投資不足或者做出無效的專用性投資。
經濟學家們正是在研究如何最大程度地減少由于契約不完全所導致的效率損失中，逐漸發展起不完全契約理論。而不完全契約與完全契約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不事先規定各種或然狀態下的權利和責任，而主張在自然狀態實現后通過談判來解決，因而重心就落在對于事前的權利（包括再談判權利）進行機制設計或制度安排；后者則在事前規定了各種或然狀態下當事人的權利和責任，因此問題的中心就是事后的監督。
作為現代契約理論的一個分支，不完全契約理論主要由交易成本理論、激勵理論和產權理論組成?，F代契約理論考慮的核心問題有兩個：一是不對稱信息下的收入轉移；二是不同風險態度的當事人之間的風險分擔。兩個核心問題正是不完全契約理論聚焦所在。
第一個發現契約不完全的經濟學家極有可能是科斯。他在開創性的《企業的性質》（1937年）一文中指出：“由于預測的困難，關于商品或勞務供給的契約期限越長，那么對買方來說，明確規定對方該干什么就越不可能，也越不合適?！?/p>
哈特則從三個方面較為全面地解釋了合約的不完全性：第一，在復雜的、十分不可預測的世界中，人們很難想得太遠，并為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都做出計劃。第二，即使能夠做出單個計劃，締約各方也很難就這些計劃達成協議，因為他們很難找到一種共同的語言來描述各種情況和行為。對于這些，過去的經驗也提供不了多大幫助。第三，即使各方可以對將來進行計劃和協商，他們也很難用下面這樣的方式將計劃寫下來：在出現糾紛的時候，外部權威，比如說法院，能夠明確這些計劃是什么意思并加以強制執行。
簡單概括哈特上述三點：一是因當事人的有限理性而使預見成本較高；二是因當事雙方語言溝通的障礙特別是對書面語言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締約成本；三是由第三方“可觀察但不可證實”所造成的證實成本。
不完全契約理論正是以合約的不完全性為研究起點，以產權或（剩余）控制權的最佳配置為研究目的。它是分析企業理論和公司治理結構中控制權的配置對激勵和信息獲得的影響的最重要分析工具。不完全契約理論認為，由于人們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交易事項的不確定性，使得明晰所有的特殊權利的成本過高。因此，擬定完全契約是不可能的，不完全契約必然是經常存在的。
由于不完全契約的存在，所有權就無法以傳統產權理論那樣以資產這一通常的術語來界定。因為在契約中，可預見、可實施的權利對資源配置并不重要，關鍵是對那些契約中未提及的資產的控制權，即剩余控制權。因此，對一項資產的所有者而言，最為關鍵的是對該資產剩余權利的擁有。據此，哈特等人將所有權定義為擁有剩余控制權或事后的控制決策權。在哈特等人看來，當契約不完全時，將剩余控制權配置給投資決策中相對重要的一方是有效率的。
在此，有必要區分特定權利與剩余權利。特定權利就是指在合約中被明確規定的權利，而沒有被明確規定的權利就是剩余權利。不完全契約理論主張：企業與市場的區別不是由剩余收入索取權的分布決定，而是由剩余控制權的分布決定。市場意味著剩余控制權在交易雙方是對稱分布的，而企業意味著剩余控制權的非對稱分布。當兩個經濟行為主體進入一種交易關系，財產被用來創造收入，而要在契約中列出所有關于財產的特殊權利的費用極為高昂時，最經濟的做法就是一方兼并另一方，即一方購買另一方的剩余控制權，術語稱一體化。但是“剩余權利對購買方來說是一種收益，對另一方卻是一種損失，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激勵機制的扭曲。因此，一種有效率的剩余權利的配置必須是購買者激勵上所獲得的收益能夠充分彌補售出者激勵上的損失”。由此可知，投資行為最重要的一方應當取得剩余權利的所有權。
不完全契約理論又被稱為GHM理論或GHM模型，由格羅斯曼和哈特（1986）、哈特和莫爾（1990）等共同創立。GHM模型直接承繼自科斯、威廉姆森等開創的交易費用理論，并對其進行了批判性發展。其中，1986年的模型主要是解決資產一體化問題，1990年的模型發展成為一個資產所有權模型。
哈特等人進一步指出，剩余控制權直接來源于對物質資產的所有權，相當于所有權。一個人擁有的資產越多，外部選擇權越多，剩余控制權就越大；談判力越強，得到的剩余越多，事前的專用性投資激勵就越強。由于剩余控制權于契約雙方而言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得到剩余控制權的一方固然增加了投資激勵，但失去的一方卻因此減少了投資激勵，所以社會最優的投資激勵不可能實現。這就是一體化帶來的收益和成本。GHM模型認為，應該通過資產所有權或者剩余控制權的配置，確保在次優條件下實現最大化總剩余的最佳所有權結構，這就要求把所有權安排給投資重要的一方或者不可或缺的一方。因而，剩余控制權天然地歸非人力資本所有。在契約不完全的環境中物質資本所有權就是權力的基礎，而且對物質資產所有權的擁有將導致對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控制，因此企業也就是由它所擁有或控制的非人力資本所規定。哈特等人這種對物質資產所有權的擁有將導致對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控制的觀念，深刻地洞悉了組織權力的來源，相對于以前的理論而言是進步。然而，現實世界還存在著擁有更多物質資產卻并不意味更多投資激勵的現象，有時權力不僅僅來源于物質資產。這是哈特等人資本強權觀和資本至上觀方面存在的問題。
哈特與莫爾（2006，2008）還提出了一種與傳統契約理論相融合的互補性觀點：契約為交易關系提供了一個參照點。在他們的模型中，一方交易當事人的履約行為是從契約承諾中獲得的權利感受的函數。交易雙方既可以簽訂柔性契約，允許當事人對事后不確定性作出適應性調整，也可以在事前簽訂一項與未來結果密切相關、當事人對未來的任何結果都不會感到失望的剛性契約。前者有可能由于一方粗糙履約的投機行為造成無謂的損失，而后者正是降低這種無謂損失的方法，當然這也會降低柔性契約可能帶來的好處。因此，他們提出了當事人在柔性契約和剛性契約之間進行權衡的觀點，為長期契約提供了基礎，同時闡明了為什么事先確定價格，允許雇傭者選擇任務的雇傭型模型是最優的。
簡單對不完全契約理論做一個總結性評論。
GHM模型用一階方法和博弈論建立了一個嚴密的形式化分析框架，為不完全契約的研究開辟了全新天地，這一貢獻是巨大的。然而它的分析環境過于簡化，相對于科斯和威廉姆森創立的交易成本理論而言是一種退步。如何在同一個分析框架下考察有資產的資本家和無資產的經理人及工人，從而建立一個科層理論，這是一個挑戰。另外，以GHM模型為代表的不完全契約理論一方面假定當事人在某種程度上只具有有限理性，另一方面又假定當事人具有計算未來成本和收益的動態規劃能力，這種對理性程度的“曖昧”假設遭到經濟學界的批評。為規避這種曖昧的有限理性假設，同時為了內生化契約的不完全性，哈特和莫爾（2004）將契約分為“緊的”和“松的”兩類，似乎又向完全契約的理論靠近了一步。
對不完全契約理論的核心概念“剩余控制權”的定義也存在爭議，它有時表示“剩余權利”（格勞斯曼和哈特，1986），有時又以“全部權利”的面目出現。作為一個組織理論，不完全契約理論如何解決這個核心概念的歧義問題，同時賦予其連續的性質以便拓展到更為現實和復雜的科層分析之中，又是一項挑戰。市場和官僚機構可以被認為是分別對應于完全契約和不完全契約的兩種極端的治理結構，不完全契約理論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反市場的理論研究。
總體而言，不完全契約理論在完全契約的理論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和把握，增強了契約理論的整體解釋力。其對控制權、組織邊界、組織結構、金融契約、法律執行以及政治制度的解釋，為我們打開了認識世界的另一扇門，其研究方法亦正越來越成為企業理論、公司金融、公司治理等領域的基礎工具。
完全契約理論及霍姆斯特羅姆的貢獻
委托―理論是過去40多年現代契約理論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它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因一些經濟學家不滿阿羅―德布魯體系中的企業“黑箱”理論，而深入研究企業內部信息不對稱和激勵問題發展而來，創始人包括威爾森、薩平頓、羅斯等學者，也包括獲得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霍姆斯特羅姆和哈特。
委托―理論的核心是解決在利益相沖突和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委托人人的激勵問題，即問題。作為制度經濟學契約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該理論主要研究的委托關系指一個或多個行為主體根據一種明示或隱含的契約，指定、雇傭另一些行為主體為其服務，同時授予后者一定的決策權力，并根據后者提供的服務數量和質量對其支付相應的報酬。授權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權者就是人。簡言之，委托―理論主張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企業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權，而將經營權利讓渡。經過多年的發展，委托―理論已由傳統的雙邊委托理論發展出多人理論、共同理論和多任務理論。該理論也早已成為現代公司治理的邏輯起點。
委托―理論遵循的是以“經濟人”假設為核心的新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以委托人和之間利益相互沖突、委托人和人之間信息不對稱兩個基本假設為前提。由于利益沖突和信息不對稱的存在，委托人必須設計某種契約或者機制，誘導人選擇適于委托人利益的最優努力水平。
委托―理論遵循如下基本分析邏輯：委托人為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將其所擁有（控制）資源的某些決策權授予人，并要求人提供有利于委托人利益的服務或行為。人亦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經濟人。在利益不一致和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人在行使委托人授予的資源決策權時可能會將自己的利益置于委托人利益之上，進而損害委托人的利益，即產生問題。由于問題的存在，委托人就必須建立一套有效的制衡機制（契約）來規范、約束并激勵人的行為，減少問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更好地保障自身利益。
早期委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單一委托人、單一人、單一事物的雙邊委托問題。雙邊委托是所有委托類型中最抽象最理想的研究形式，也是其他理論的基礎?；裟匪固亓_姆（1971）的模型給出的基本結論是：在信息不對稱情形下最優解為：（1）委托人無法觀察或控制人的努力，蘊含著一個重要的效率損失，即在滿足激勵相容約束與參與約束條件下的結果是“次優”，無法像在信息對稱情況下，達到帕累托最優；（2）權衡最優契約效率和對人的激勵兩個相互沖突的目標，并作出決定，且人必須承受風險。
多人理論、共同人理論、多任務人理論是雙邊委托理論的擴展形式。霍姆斯特羅姆對多人理論和多任務人理論有著重要貢獻。
總的來說，委托―理論作為西方經濟學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豐富了現代經濟理論，為我們分析現實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分析框架，并被廣泛運用于經濟和社會各領域。當下中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時期，許多經濟社會問題通過委托―理論得到了很好的解釋。但在運用該理論時，須充分注意委托―理論的前提假設及其所適用的條件。在實踐中，不能簡單地用現有的委托―理論模型去分析，更不能直接套用委托―理論的結論，而應該是運用其分析問題的思路與方法，對中國現實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得出符合國情的結論，以便更好地解決現實問題。
張五常對契約理論的貢獻
哈特因不完全契約理論獲得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國內一些經濟學家就為華裔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鳴不平，認為哈特的不完全契約理論“借鑒”了張五常教授關于合約結構的思想，哈特是用數學的語言詮釋了張五常的思想。誰先誰后、誰借鑒誰等學術考據不是本文討論的范疇，但也毋須諱言，對于這位在華裔經濟學家中幾乎是唯一有可能獲得諾獎的學者的支持，輿論中不乏民族主義情緒。在此，不妨回顧一下張五常的合約理論（張五常稱契約理論為合約理論）。
張五常對現代契約理論的研究，以《分成租佃論》為肇端。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他從分成制度入手研究了合約的選擇與風險規避及交易費用的關系問題。20世紀80年代，又從分析企業的合約性質開始，深入地研究了合約的本質以及交易費用的關系，并系統地形成其合約理論。張五常的合約理論就是對合約的局限條件的研究，是關于產權界定及交易費用對簽訂合約如何形成影響的研究。
在張五常看來，在現代社會中合約的存在與選擇，都是在一定的局限條件下資源有效運行的結果（市場的合約是以私有產權為局限的）。而市場價格機制則是減少資源消散最為合適的方式，任何其他方式都會造成大于其機制運行下的租值消散的情況。根據張五常的“租值消散”定律，如果要使經濟增長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須減少在競爭情況下的資源浪費。要做到這一點，社會就要制定競爭規則來約束人們的行為。這些競爭規則就是約束人們行為的產權制度。張五常將約束人們行為的規則分為三類：以規制來限制財產的使用；以“人”本身為界定權利的單位或以等級來分配權利；以資源或物質本身來作為界定權利的單位。而物質或資源的衡量標準又是以市場價格機制為基礎的。
但市場價格的運作不是無成本的?？扑乖谄洹镀髽I的性質》里提出了交易費用問題，也就是張五常所說的租值消散，即市場價格的運作成本。科斯主張，為了減少這種租值消散，以企業組織代替市場價格機制。但是張五常認為科斯關于“企業代替市場”的觀點是不完全的。人們在交易中對合約安排的選擇只是一種合約安排代替另一種合約安排，而不是一種企業代替一種市場。正是在這意義上，在私產局限下，一種企業組織制度的安排就是一種合約安排的形式，企業組織的選擇本質上就是合約的選擇。合約安排的本質在于如何在局限條件下把租值消散最小化，所以，對不同的合約安排的選擇也就決定了交易費用的高低，決定了社會經濟發展快慢及資源配置效率。
科斯在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儀式上的演講中多次提到張五常是新制度經濟學主要的貢獻者。而合約理論是張五常對現代經濟理論貢獻最大的方面，也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就現代契約理論而言，張五常無疑是最為主要的創始人之一。
總結
微觀經濟學研究方面，從科斯開始是一個重大轉折。
在科斯以前，微觀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是市場。企業在新古典經濟學眼里只是“黑箱”，即把企業當成一個生產函數、一種投入與產出的關系，在市場和技術的約束下純粹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基本分析單位。故而，在“前科斯時代”，經濟學家并不分析企業的內部結構。
自科斯以降，微觀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才開始從市場拓展到企業。新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特與霍姆斯特羅姆的契約研究便是延續并深入了科斯所開拓的這片研究領域。
企業內部的問題，從更廣義上講，是組織問題、科層等級制問題，并不屬于市場研究的范疇。在市場中，作為市場主體的個人或企業，各方地位平等，誰也不能指揮誰。但是在科層組織內部，第一要義就是下級對上級的服從，即對權威的服從，這是在市場上所沒有的。所謂企業內部的契約，即是此種科層等級制意義上的上下級關系，規定在一定時間、一定范圍內，下級要無條件地服從上級的權威。這是市場契約與組織契約的本質不同。
哈特與霍姆斯特羅姆（包括之前獲得諾獎的莫里斯、威廉姆森等人）就是在科斯的基礎上深入研究企業?？扑沟呢暙I在于提出了為什么會有企業、為什么需要科層式組織。而哈特等人則進一步研究了科層式組織中契約是如何定義的。不完全契約的服從僅限于一定范圍，但范圍又無法在事前定義清楚，這就意味著雙方都有鉆空子的機會。哈特的不完全契約理論研究的就是如何把鉆空子的機會主義行為壓縮到最低限度。故而哈特等人的貢獻即在于如何完善科層式組織。
這一研究方向與19世紀的古典經濟學專注于研究市場有著重大差別。人類社會的關系無外乎兩種：平等關系與隸屬關系。平等關系的研究（市場）到了馬歇爾時代，已經研究得差不多了。而科斯明確指出了人類社會不平等關系之企業內部的隸屬關系、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哈特等人則是進一步深入研究了這種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年獲得諾貝經濟學獎的哈特與霍姆斯特羅姆是在科斯開拓的這片學術領地上深耕細作，算得上科斯的門徒，當然還包括之前的莫里斯、威廉姆森、梯若爾等新制度經濟學人。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梢哉f，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紤]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耙淮擞幸淮说臍v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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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轉型發展理論》，厲以寧著，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
內容提要：
關鍵詞：互動媒體 西方經濟學 教學設計 方法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6）09-244-02
一、前言
經濟學是一門實踐性與理論性很強的綜合性課程，其作為大學財經類專業學生必修的一門公共基礎課，在整個教學階段占據著很重要的地位。由于西方經濟學的課程體系及知識結構十分龐大，因此導致學生學習無味、中途放棄甚至厭學等普遍性教學問題成為我國高校教學的突出性題。在此形勢下，不斷提高各大高校西方經濟學的教學質量及培養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和積極性、創造性，探索一種既符合時展規律又符合師生教學規律的教學方法迫在眉睫。
特別是在信息化技術飛速發展的背景下，互動媒體技術也深入、廣泛在高校教學課堂中使用。但是，這種深度教學一般只在高校的PPT課堂教學中使用，因此定位不準確及設計制作突出性和目的性不強等問題，使PPT教學媒體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互聯網媒體輔助教學模式，不但不能全面提高高校課堂教學的有效性，反而嚴重影響了教學質量的提高?；诟咝Ｎ鞣浇洕鷮W課程教學枯燥、知識理論復雜、學生互動參與程度低等特點，作為西方經濟學教學的教師，需要立足于高校實際，充分結合學生的學習特點及成長規律，采用一種科學的教學方式將課堂、書本中抽象的理論知識轉化為生動、淺顯的知識內容，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效率，促進我國高校教學事業不斷發展。
二、互動媒體下的教學優勢分析
其實，互動媒體這一概念最早出現于英文字母“Multimedia”，即多媒體。隨著我國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及多媒體技術的不斷進步，高校課堂教學逐步全面實現了信息化和網絡化?；用襟w的本質屬性就是信息的友好交互及不同交互對象之間的信息展示，通過遠程技術可實現信息資源共享。盡管在當前互聯網技術及信息技術的支撐下，我國高校課堂教學基本實現了數字化及網絡化和信息化，但是在信息的雙向交互及信息傳播過程中，師生之間的互動性不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教師單方在傳遞信息，學生只能被動接受信息。所以，面對主流形勢下的信息溝通與人機交互實踐，要想讓信息技術和多媒體技術在雙向信息交流中發揮最充分的作用，必須通過“人”這一最核心的交互主體，采用一種新型的教學方式進行課堂教學設計。不僅要使教學媒介服務于教學過程，還要使教學對象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教學媒介。
而互動媒體下的研討式教學方案設計的核心，就在于通過具體的科學教學交互活動安排，從而使師生充分利用數據互動媒體設備與信息資源，以此促進學生學習能力不斷提升。具體而言，從互動媒體支撐下的課堂教學設計目的來看，其已突破了傳統封閉式及單向性教學模式，使教學計劃和教學目標更加明確。
三、互動媒體下的西方經濟學教學設計方法
（一）西方經濟學教學的整體設計方法
西方經濟學教學實踐的整體設計方法主要是在互動媒體環境下對教學總體方案進行科學設計。通過教學活動的整體優化設計，從而使學生明確教學目標，進而結合相關的教學課題去設計所需要及必須經歷的教學情境。在此交互設計過程中，通過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能夠使學生在課堂教學之前全面熟悉所有教學流程，因此使教學的任務更加明確，使教學的目的指向性更強，更有利于學生在后續教學實踐環節展示自己的專業才能。在此過程中，通過教學情境預設，為師生之間情感交流及課堂教學群體之間的經驗分享提供了良好的渠道。通過教學情境設計，旨在促進師生之間及學生與教師之間進行經驗分享與交流，同時為共同制動教學目標、計劃及優化教學流程提供了良好的實踐機會。如下圖為互動媒體下的西方經濟學教學方案總體設計構架：
（二）西方經濟學教學中交互的媒介設計
交互學習中核心是師生，基礎是媒介。因此，交互媒介工具設計需要進一步明確師生之間應該使用哪一種互動媒體及哪一種課堂教學的信息展示工具更為合適，同時要結合教學特點及學生的個性化差異，選擇恰當的信息交流和溝通工具及行為管理評價工具。信息展示工具的功能，在于使學習者能夠以恰當的身份及方式去接觸和介入、加工、甚至內化教學信息內容。因此，從這一層面而言，信息溝通工具設計，其主要目的是強化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責任意識，使之能夠以教學主體的身份積極參與到教學實踐環節始終，從而構建師生之間的良好交互體系。這就要求在互動媒體設計過程中，選擇具體的信息通信工具及信息共享工具和師生、學生與學生之間協同學習的工具。與此同時，需要科學選擇教學管理評價工具，通過不斷優化設計，能夠對互動媒體教學過程中的教學效果進行積極評價，從中找到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具體問題，并結合學生的學習反饋建議，對教學方案進行不斷調整。
（三）西方經濟學教學中交互的內容設計
交互內容是學習者在整個教學過程中，通過結合教學信息資源，從而對教學中所涉及到的信息資源目標內容、支撐內容、交互規則等進行科學設計。針對具體的教學目標與任務，互動媒體下的交互內容設計，首先需要學習者充分了解教學的目的，從而從中獲取自己所需要的相關教學資源與信息，并逐步提升其學習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對于設計者而言，首先需要對交互性學習中的學習資源類型、學習資源具體來源及學習資源的獲取途徑進行科學歸類總結，以此充分發揮學習資源在互動媒體下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重大作用。
在此過程中，學習者需針對學習效果進行自我評價，從而設計相關的支撐學習內容，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培養學生實踐創新能力及自我獨立能力。與此同時，教師需在教學內容設計過程中，給予學生科學的指導和建議。除此之外，師生在教學互動過程中，要對相關的活動進行風險控制評估，并提供相關的可供參考借鑒的（包括行動操作手冊以及教學互動方案指南在內的）交互規格說明。在教學內容設計過程中，要突出學生的核心作用，使學生盡快融入到學習過程中，以評促教。
（四）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交互設計方法
互動媒體下的西方經濟學教學設計，師生交互設計是重點。而人際交流與溝通的核心依然是師生雙方。在教學過程中，重點要突出學生的的學習認知能力，注重學生知識技能的獲取及知識理論體系的構建和情感交流態度的變化記錄等。在互動媒體環境下，教師與學生共處于同一個教學維度中，因此互動媒體可發揮其良好的交互性作用，這種多維性的交互既可以是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交互，同時也可以是師生之間的交互，甚至是學生與互動媒體之間的交互等，從而構建一個基于“人――機――人”的信息交互傳播鏈條。
（五）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交互設計方法
學習者之間的交互設計主要是基于不同學習差異個體之間的交互性學習探索實踐方式。基于教學活動的整體設計安排，可使不同學習者之間進行合作交互及競爭交互，甚至可在不同學習者之間進行角色的深度交互等。因此，從上述師生交互模式設計分析中可知，其實質上是一種學生主體與學習客體之間的交互性學習模式，而學習者之間的交互設計，從設計目的來看，其本質上是不同學習主體之間，為了同一個學習目標而達成共同學習意愿，從而通過小組角色互換、研討甚至爭論，從而不斷培養學生學習主動能力的學習模式。因此，基于學生之間的互動媒體教學設計，有助于不同學習團隊之間進行溝通、展示和匯報。從而以差異為前提、以個性為核心、以共性為目標，在相互溝通交流中達成統一的學習共識。
四、互動媒體下西方經濟學教學的優化策略――研討式教學法
基于上述互動分析，本文為了設計一種更加契合互動性學習特征的教學方案，創新性地引入了研討式教學法。這種教學方法的主要特征是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作用，從而構建的一種基于師生之間共同交互性學習的教學模式。這種教學方法能夠將教師的教學任務與科研工作有機結合，從而端正學生的學習態度，使學生養成獨立學習的良好習慣，以此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創造性。因此，研討性教學方法改變了傳統教學模式中學生被動接受知識理論的學習局面，更有利于知識的傳播及學生學習思維能力的培養。具體而言，其具有互動性及探究性、靈活性、自主性等特征。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需按照以下策略科學實施。
（一）優化課前準備工作
為了盡可能避免教師自發性及盲目性等不切實際的教學，從而導致學生學習效率不高等情況出現，在研討式教學過程中，教師首先需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做到“三備”，備學生、備主題及備教材。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除了要全面了解學生在既往學習過程中是否學習過與西方經濟學相關聯的課程，同時明確其對具體知識點的掌握情況外，在此過程中還需了解學生是否具有主動獨立去圖書館以及利用網絡資源查找相關學習資料，從而提煉自己觀點的能力，教師可通過網絡調查問卷形式或紙質問卷形式了解學生的基本情況，提升教學的針對性。
其次，針對教學具體內容選擇合適的教學主題。在確定教學研討的課堂主題時，教師需要充分把握不同教學資源之間的橫向及縱向聯系，從而使網絡平臺中海量的信息資源成為學生學習的重要資源。
除此之外，教師要合理選擇符合教學實際的教學參考書目。
在學生的課外學習時間，學生可以通過查閱教師指定的西方經濟學課外讀本或者雜質、媒體、APP甚至財經類公共賬號等，不斷拓展自己的眼界及知R遷移能力、顯示問題分析能力和海量信息檢索和識別能力等。在研討式學習過程中，教師要發揮引路者的作用，積極引導學生通過閱讀及比較和借鑒等方式，加強生活實際與經濟學理論之間的聯系。在此信息檢索與利用過程中，經濟學界知名人士的微博、微信、博客及校園論壇，還有網絡平臺中的各大門戶網站、校內圖書館電子資源、紙質資源等都要盡可能成為延伸學生學習鏈條的新領域，但教師需給出學生具體的參考意見，以免學生盲目學習。
（二）重視過程的考核導向
當前高校西方經濟學教學的最大弊端就是教師不愿將日常研討性教學的學習情況納入課程的最終績效考核中。因此，導致學生搭便車的僥幸心理存在。在研討式教學模式下，教學過程中引入課程考核環節，教師可結合學生的教學模塊設置相應的考核指標，使學生參與的每一項活動及每一個環節都能有效納入到教學質量考評過程中。與傳統的終期教學考評模式相比，研討式教學更加系統化和科學化，教師可于互動媒體平臺中設置各個環節的考核日期截止時間，從而督促學生強化自我考評意識。
（三）重視軟硬件的投入
如前所述，研討式教學模式總體而言利大于弊，但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僅花費時間長，而且研討式教學更加適合于學生的小班教學，因此在這種環境下進行教學，師生之間可以展開更加頻繁的交流。對此，在西方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教師需要以互動媒體為核心，充分完善高校的教學硬件設施與軟件設施，從而加大對高校文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平衡硬件設施及互動媒體資源設備在高校教學體系中的數量。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互動媒體支撐下的西方經濟學教學，有助于學生在經濟學教學課堂中與教師及教學設備進行友好交互，從而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促進高校西方經濟學教學體系不斷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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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知識管理 融合 傘式媒介結構 整合式人才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 A
數字傳播時代，傳媒最本質的變化就是數字化，技術邏輯的推進引發了媒介內涵的拓展，我們所稱謂的媒介不再是狹義的大眾媒介，而是指廣義的電子通訊科技，即各種借助于數字技術為依托的新媒介如網絡媒介、手機媒介、移動視頻媒介等。媒介經營管理學科教育的發展是伴隨著傳媒市場產業化進程不斷推進的。數字傳播時代，媒介形態的變遷必然導致我們為之進行人才貯備的媒介經營管理學教育經歷從內涵演進到市場定位再到融合式人才培育等各個層面的全面顛覆。因而，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有必要對媒介經營管理教育學科進行“無理由”論證，研究其本質，對其價值前提再審視，從而探尋大媒介教育觀下融合式人才培育模式與實現路徑。
一、媒介經營管理教育的“元理由”論證及其價值前提
一門教育課程之所以能夠作為獨立的學科立世，其邏輯起點和現實前提就是它必須擁有明確的學科內涵、豐富的學科內容、獨特的學科規律與準確的研究對象。
1.反思：媒介經營管理教育的本源探悉
作為邏輯和現實起點，媒介經營管理學的概念界定與學科歸屬仍然是國內學界最大的難題。“媒介管理”、“媒介經營管理”、“傳媒經濟”、“媒體經濟”，紛至沓來的學科概念和缺乏定論的學科范式研究充斥著傳媒學界，這種現實與目益勃興的傳媒市場、傳媒變革極不相稱。從世界媒介經營管理學的發展百年歷史來看，表現出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逐步為新聞界主導，因為它是直接為新聞傳媒服務的，同時新聞傳媒業的復雜性和特殊性令經濟學家望而卻步。二是堅持以經濟學理論為支撐，研究經濟問題必須在經濟學的范式內展開。2004年到2006年，中國大陸掀起關于學科理論研究的兩次，并先后出現了“經濟學派”和“新聞傳播學派”。
針對“經濟學派”和“新聞傳播學派”兩種觀點的不相上下，學者們把有關媒介經營管理學的研究歸為四種取向：
(1)經濟學取向。經濟學派認為傳媒經濟學是經濟學下屬的應用學科，代表者與觀點是趙曙光、史宇鵬的《媒介經濟學――一個急速變革行業的原理和實踐》。
(2)管理學取向。管理學派把傳媒經濟學列入管理學的范疇，主張從宏觀戰略層面上探討傳媒經濟現象和傳媒運作。如喻國明、張小爭的《傳媒競爭力――產業價值鏈與模式》，邵培仁、陳兵的《媒介戰略管理》等。
(3)傳播學取向。主張以傳播學為主導，認為只有從應用傳播學的角度去分析傳媒現象，才能保證傳媒經濟的科學性，才能科學回答或解決媒介活動中的各種現象和問題。
(4)交叉取向。不少學者主張把媒介經營管理學科視為一種交叉學科，如趙化勇在《電視媒介經濟學》中提到：電視媒介經濟學是屬于新聞傳播學與經濟學交叉的產物。
四種取向代表著傳媒經濟研究的不同思維與學科定位，雖然。我們認同一門學科教育從雛形到成熟必然要經歷眾多學者的千錘百煉，觀點的意見市場越豐富昭示著學科愈加強勁的生命力與研究價值。但是我們也堅信一門課程能成為獨立的學科存在，就是基于其獨特的研究視角，能解決社會生活中的現實問題。在高校中開設媒介經營管理教育課程正是為培養適合傳媒營運的各類人才服務，如果一個學科缺乏核心的學術概念，沒有嚴謹的研究對象，明確的研究范式與進路，人才培養如何定位?課程設置如何安排?學界的研究必須符合業界的現實需求才是我們探討媒介經營管理教育的最大價值點。正如陳中原所說“傳媒經濟學的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面臨一個新的歷史機遇和挑戰，網絡帶動媒體沖破了時空限制，傳統意義上的區域市場不存在，所有媒介基本上都面向同一個市場――全球市場，而且提供多媒體產品，在傳媒技術革命的推動下，傳媒經濟學即將爆放理論革命”
2.回歸知識管理：為媒介經營管理教育正名的研究
對一門學科本源的探究，終極目的是為探討這門學科對社會貢獻的意義和價值，長期以來有關媒介經營管理學的經濟學取向，管理學取向、傳播學取向三足鼎立，難以形成眾望所歸，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導致人們對媒介經營管理教育是不是一個獨立學科的質疑。當我們無法對一門學科教育的進路和范式基礎形成主流傾向時，我們是否可以換一種思考路徑：從媒介經營管理學教育的另一端――為社會培養的人才需求模式上，通過考量學科的定位、課程設置，學生的價值實現等方面推導媒介經營管理教育的本質屬性。
本著這樣的思維路徑，我們以為在數字傳播時代，媒介經營管理教育應該選擇“知識管理”作為自己定位與深入研究的進路，媒介經營管理的本源應該是知識管理教育。媒介是生產并傳播知識的機構和一種產業，知識管理的實質就是將知識作為資源進行開發和利用。將知識管理作為其本源取向，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
其一：從學科培養的人才取向來看，媒介經營管理教育培養的是懂經營、擅策劃，能夠嫻熟掌握傳媒運作流程的管理型人才。這樣的培養取向要求我們應該將學科教育的進路歸在“管理學”門下。而有關傳媒產業運作、商品定價、促銷等經濟學的分析能力又要求在管理學科的范疇內開設經濟學相關課程，這就解決了傳媒經濟學中經濟學與管理學如何占位的問題。
其二，從媒介經營管理學研究的對象來看，其研究的主體是傳媒組織的效率選擇，而知識管理的核心是如何培養學習型的組織，提高組織生產的有效性，學科培養的取向與學科本源定位的有機契合，要求我們在管理學科的歸屬下，具體從知識管理的進路研究媒介經營管理學。
我們認定知識管理取向是媒介經營管理教育的進路，還因為在數字傳播時代，它能夠滿足三大價值前提：
一是大媒介教育觀?！底謧鞑r代，媒介的內涵空前擴展，傳統的大眾傳媒不僅可以借助新媒體，延伸出新的媒介形態，如手機報、數字電視、網絡視頻等。同時大眾傳媒還通過數字化平臺實現與電信業、信息業之間的產業融合。正如美國學者凱文?曼尼的《大媒體潮》所描述“傳媒業不分領哦全面競爭的現象，一切傳統大眾傳媒業、電信業、信息(網絡業)都將統合到一種新產業之下，這個新產業就是大媒體業。”。由大媒介到大媒介教育觀，建立大媒介教育理念是時展的必然，大媒介教育觀的核心就是以各種媒介形態包括傳統的四大媒體、新興媒體、數字媒體等媒介組織作為自己的研究范疇，擺脫目前學界關于媒介經營管理教育視野僅限在四大傳統媒體的片面，培養懂數字技術，懂市場運作，又具有商業敏銳的經營管理人才。在數字傳播時代，對人才能
力的要求更高，復合性、交叉性的人才素質是必備，同時又有一定的技術能力。所以，為滿足多媒體運營下的傳媒經營，人才貯備必須提升到知識管理的語境下。
二是融媒經濟。媒介融合時代，傳媒最大的改變是將不同介質的媒介交融形成新的傳播載體，媒介市場從多元走向一體化――數字化媒介大平臺；媒介消費者的消費對象從單一走向多元，傳媒組織的收益無法依憑單一媒介效益衡量，適合新型媒介市場的“融合媒介”應運而生。知識管理作為管理學的延伸學科，誕生于技術拓進的背景下，組織的管理與運營能夠在技術平臺上實現統一的資源調配，通過信息共享，從而達到運營成本的最優化。這些學科特點正好能滿足在融媒經濟時代，傳媒的產品生產到運營的有效實現。所以，融媒經濟要求媒介經營管理教育必須借助知識管理的理論學說。
三是大規模共享。媒介融合的終極形態是建立在數字平臺上的多媒體運營，在數字技術催生下，大規模的內容生產成為可能，同時出現了規?；膬热菹M需求，在專業化分工條件下可以帶來更大規模效益的作用機制，而這一切實現的前提就是技術。而知識管理學研究的就是如何將技術作為一種可控資本進行管理，營造人人都可以平等和普遍地獲取知識的公共平臺，從而實現大規模的知識共享，多媒體運營要求與知識管理學科的內在特質是不謀而合的。
所以，我們認定在數字時代，媒介經營管理學教育的“元理由”應該是知識資本管理，而且學科的層級設定應該本科教育起步，拓深至研究生和博士生。
二、“傘式”媒介形態對人才教育的新需求
1.媒介經營管理教育的現實景觀
有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傳媒業者中諳熟媒介經營管理的人才不到1％。目前全國主要新聞院系多數開設有媒介經營管理方面的課程，同時一些著名院校還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如人民大學傳媒經濟研究所，清華大學媒介經營與管理中心、復旦大學媒體管理中心、武漢大學媒體發展研究中心。雖然媒介經營管理專業現在在中國大陸已經開設了博士點，并成為新聞傳播學下屬的二級學科，但是長期以來其學科設置的大部分是基于新聞傳播。我們選取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等幾個有代表性院校的學科建設情況，以考證媒介經營管理教育的現實景況。從下表中我們可以看出，“新聞事業管理”已經作為新聞學本科必修課納入教育部大綱，媒介經營管理教育主要開設在碩士和博士階段，傳媒經濟學、媒介經營管理、媒體研究學科的名稱沒有統一，而且從培養方案來看主要偏重于四大傳統媒體，這樣的學科設置肯定無法滿足在融媒時代傳媒市場對人才的需求與供給。
2.“傘式”媒介形態對管理人才的新需求
融媒時代。數字技術的標準化打破了各類媒介內容生產之間的壁壘，內容生產獨立出來成為一個產業鏈上的上游集群，通過各類渠道分配到各類終端，打破了“豎條式”的媒介結構，彌合出一個統一、集成的數字內容平臺，形成新的“傘式”媒介產業鏈結構。這種新的“傘式”結構鏈對內容生產帶來的直接變革是團隊作業取代了單一媒介新聞記者所進行的信息生產與加工傳輸，團隊成果不為某一個載體所獨有，載體的使用完全以新聞傳播的整體效果最優為月標。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講，這是一套復雜的網狀組織結構的管理，每一套新聞產品都對應所有的媒介，每一個媒介都能在成套的新聞產品中獲得最適合自己的那一部分。
因此，媒介的組織結構發生如此變化，為傳媒組織培養、輸送人才，進行人才儲備和教育的媒介經營管理學，必定要與時俱進，進行相應地從教學理念到人才培養模式的系列化調整。正如中國人民大學蔡雯教授所說：“融媒時代。媒介需要兩種新型人才：一是能夠在多媒體集團中進行整合傳播策劃的高層次管理人才；二是能夠運用多種技術工具的全能型記者、編輯。第一類管理人才不同于傳統媒體的管理者，他們必須是精通各類媒介的專家，知道技術發展為新聞傳播所提供的可能性，知道如何運用這些技術使新聞內容得到更好的表現”。因此，懂新聞傳播流程、懂技術、懂管理而且擅長策劃是這種人才的必備素質。這種”整合式“管理人才的培養一方面來源于實踐工作，在實際中磨練而成，另一方面。也需要我們媒介經營管理學科教育轉化教育理念、調整課程設置，為學生適應實際傳媒市場作好必備的知識儲備。
(1)整合式人才培養模式與實現路徑
整合式人才不同與以往媒介經營管理教育重在培養復合式人才的教育理念，后者是要求多項技能的疊加，而前者要求是能力的整合。它要求從事“傘式”媒介形態運作與管理的各類人才，首先必須掌握一定的信息技術，對多媒體數字傳媒平臺上的信息生產、儲存、傳輸、知識共享的流程與經營擁有足夠的知識儲備。因此，以知識管理為核心的媒介經營管理教育必須在新的市場需求下，順應時代要求，重新規劃自己的教育模式。
(2)以知識管理為核心的課程設置
經濟學和傳播學的相關原理依然是媒介經營管理學教育中課程設置的基礎，我們應該在大一大二學年開設傳播學概論、新聞學概論、產業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市場營銷學、制度經濟學等基礎學科，作為媒介經營管理專業的知識塔基。
而融媒時代，直線式的、單向的媒介形態已經為傘式結構所取代，在多媒體平臺上對信息內容的生產與管理的整合能力成為傳媒產業鏈的核心，而這一切需要知識管理學科的相關理論做支持。因此，為適應融媒時代媒介產業發展的新變化，我們必定要增設知識管理課程為新時代媒介經營管理教育的核心課程。知識管理可分為人力資源管理和信息資源管理兩個方面，知識管理要求把信息與信息、信息與活動、信息與人連接起來，實現知識共享，運用集體的智慧和創新能力以贏得競爭優勢。在大三，大四的學習中，我們應該開設數據庫原理、數據庫結構、網頁設計與網站建設、智能、知識挖掘等技術性課程。
而建立在知識管理基礎上的媒介經營管理最終是為傳媒企業管理服務的，所以在核心課程的設置中還必須開設管理學概論、組織戰略與行為學、企業戰略管理、項月管理、企業資源計劃等必修課程。
同時還必須要求未來的管理人員熟悉國情與政策理論，這樣便形成以傳播學、經濟學為基礎的、以知識管理與企業管理為核心的、以政治、文學為邊緣的知識結構應運而生。
媒介經營管理教育人才培養大致有兩種：一類是具有市場開拓意識，懂傳媒運作流程，知曉多媒體實務操作的應用型人才。這類人才可以由本科生或研究生來承擔。傳媒需要的另一種人才是有一定媒介運營經驗的，懂多媒體戰略決策的高層次管理人員，也就是在傳媒細分市場有專長、或者懂得整體運營設計的高級管理者，或是擅長資本運作的專業人才，對于他們的培養應該是理論加實踐的綜合成果。一方面我們開設媒介經濟學、媒體管理這樣的深層次、專業化的博士、乃至博士后教育，培養學生的深層次思考與科研能力，如文廣傳媒已經開設博士后方向，為自己進行人才儲備；另一方面，走向社會，與媒介實體聯合開辦傳媒職業經理人培訓教育，培養cKO(知識管理總監)。因此，只有建立多層級的人才培養模式才能滿足媒介多元化時代的市場需求。具體的實現路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思考：
學科交叉培養：即鼓勵第二學位教育，讓經濟管理學專業的學生進入媒介領域，讓新聞學專業的學者選修經濟學與管理學實現學科融合。在本科階段創辦“2+2”模式，既在本科教育前兩年進行經濟學和管理學的通識化教育，讓新聞傳播學、經濟學、管理學的學子互相選課，后兩年再根據學生的興趣、愛好進行選擇進入各自的學科領域。
在職培養模式：媒介經營管理教育是一門實務操作性很強的學科，單一的課堂式教育無法滿足數字傳播時代，多元化人才的需求，所以，應該在現行的人才培養模式中增加在職培養，通過在職教育，為媒介機構的各類人員提供再培育，再提升的機會平臺。
【關鍵詞】證券投資基金；精準營銷；風險控制
投資人的理性程度與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的贖回風險大小有著重要的關系，我國是很有代表性的新興市場，投資人的理性投資意識、投資方法都還尚未普遍形成，為何投資證券投資基金以及如何投資證券投資基金也還沒有形成普遍的正確認識，因而我國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市場的贖回風險問題尤其值得注意。
一、雙向選擇困難――贖回風險的來源
1．信息泛濫導致投資人在證券投資基金選擇上的“理性漠視”。信息是投資者選擇的依據，包括宏觀環境信息及單只證券投資基金的微觀信息。由于現代信息社會的特點，信息來源極其多樣，信息的易得性是伴隨著信息量的爆炸性增長而增長的，信息獲取成本的降低同時意味著信息篩選成本的增加，這種成本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時間與精力上的消耗，而基金誕生本身就是要克服普通投資者投資時所遇到的這種問題，因而也是基金產品本身受歡迎與否的一大重要因素，然而在眾多基金中篩選出適合自己的基金同在股票市場上選擇股票一樣耗費時間和精力時，基金產品本身（作為眾多投資工具的一種）的優勢已經打折扣了；另一方面，信息量和易得性的增加導致的另一個問題是信息價值問題，膚淺的評論、脫離實際的空談甚至根本錯誤的觀點充斥整個輿論界的時候尤其需要投資人自己獨立的判斷，而獨立的判斷則需要廣泛的專業知識、需要花時間的研究和從性格角度上的獨立意識，而這恰巧是現階段普通投資人所欠缺的，也正是證券投資基金存在的另一個價值，然而由于信息甄別的困難這一價值也難以發揮。所以普通投資者會基于一種“理性漠視”（rational ignorance）理所當然的認為他所掌握的現有信息并不是全部信息，基于現有信息的資產配置決策（將自己的多少資產以銀行儲蓄形式存在、多少資產投資于證券投資基金）并不是最優決策，而基于尚未掌握的信息所做出的決策很有可能與現有決策相沖突，因而從根本上否定處理信息并基于已掌握的信息來挑選合適自己投資風格的證券投資基金這一資產配置決策的有效性和必要性。而證券投資基金的存在本身是基于現資組合理論的，現資組合理論則是基于這樣一個假設，投資者本身是理性的，作為理性的投資者理應根據自己的投資風格和外界信息判斷自己投資于何種證券投資基金。探討至此便出現了一個操作層面的矛盾――作為普通投資人無法找到自己合適的證券投資基金而作為基金管理公司同樣也沒有辦法鎖定自己的目標客戶群體。下面的論述將更深入的探討這個問題。
2．由于“逆向選擇”證券投資基金經理很難擺脫營銷和目標客戶選擇上的被動地位。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是由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一個問題，是指交易一方如果能夠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同時會使另一方受損），則該方傾向于簽訂協議以進行交易。逆向選擇問題是證券投資基金業的一大威脅。那么，逆向選擇問題是怎樣在證券投資基金營銷中體現的呢？如果證券投資基金經理為了“沖規模”進行主動營銷，通過營銷人員的努力，將會有更多的投資人投資于該基金，基金規模在推廣運動結束后將會有提升，但是從投資人結構來看，通過促銷方法獲得的新投資人往往不是基金經理所理想的具有專業知識和良好投資理念的人，因為這類人往往主動尋找自己合適的投資渠道，也就是說，是他們選擇基金，而不是基金選擇他們。相反，促銷所吸引的往往都是缺乏專業知識和投資理念并且易被廣告所吸引的那一類。也就是說基金促銷活動在需求傳遞效果上對這類投資者最為顯著，基金的主動營銷最先吸引的也就是該類投資人，在缺乏固定投資理念支持下這類投資人在意識到也許這只證券投資基金并不適合自己的時候便會撤退出場。而證券投資基金往往在逆向選擇上無法提供有效的規避機制，因此處于被動地位，任何主動的營銷手段都會招致逆向選擇問題而其傷害又是裸的。由于很難采取主動營銷，證券投資基金經理在選擇自己所中意的目標投資者時也會處于被動地位，想要使自己的投資人群體都符合證券投資基金資產配置要求很困難。
綜上所述，由于多種不利因素的存在將導致普通投資者與證券投資基金經理間雙向選擇的困難，進而增加了基金的贖回風險。這一問題雖然很難從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自身機制設計上有效解決，但是從市場營銷學的角度來說，該問題實際上是目標市場確定和營銷過程控制問題，在基于正確的營銷理念運用正確的營銷原理和具體方法，雙向選擇困難的問題還是可以得到較好的解決的。
二、基于精準營銷理念實現證券投資基金的穩定運行
（一）精準營銷理念概述
精準營銷（Precision Marketing）是建立在精準定位的基礎上，依托現代技術手段，建立非傳統的客戶溝通服務體系，實現企業可度量的低成本擴張。這個含義具體來說有三個層面來構成：第一，明確的營銷思想，確定相對穩定的營銷戰略，包括營銷對象等；第二，精準營銷要求將營銷管理的各個要素轉化為可以量化的參數以作為實現精準的手段；第三，精準營銷依靠已量化的要素及相互間內在關系進行營銷決策。精準營銷在理念層面上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量化”――傳統營銷手段一大弱點在于市場定位的分析和應用手段只能是“定性”的，精準營銷就是要依托數據挖掘技術、數據庫管理等手段將營銷因素量化以求實現可以精準度量精準控制。
（二）證券投資基金的精準營銷手段
1．投資者效用評分模型。在營銷戰略相對穩定的基礎上，可以對證券投資基金精準營銷方法進行研究――確定變量并構造關系。要考察證券投資基金運行的穩定性狀況，我們所要關心的是投資者什么時候會做出買入決策、什么時候會跨越贖回費障礙做出退出決策，在實際中促使投資人做出以上兩種決定的因素很多，因此需要在沒有過多損失的條件下進行適度的抽象，在這里使用許多金融理論者及CFA所廣泛應用的一種投資者效用評分模型。首先應做以下假設：（1）投資人自身財務狀況穩定。（2）投資人理性程度不變。（3）風險狀況相同的證券投資基金所帶來的投資回報相同?，F引入投資者效用評分模型：
其中U為投資者效用，E(R)為某項投資的收益期望值， 為一約定俗成的系數，A為投資者風險厭惡系數，為該項投資工具的風險衡量參數，即其收益的方差。
2．R指數的構造。首先給投資者風險厭惡系數A設定一個合理的范圍，在此引入經濟學中常用于衡量消費者（此處即為投資人）效用水平的序數效用法。序數效用理論認為，因為“效用”是主觀的，很難賦予一個具體的值，然而在實際的消費者行為分析中，并不要求衡量具體的效用是多少，而只是要求消費者能依據自己的偏好給不同的商品組合的效用排列出一個順序即可?，F在回到消費者效用評分模型中，為了分析投資人什么時候會做出退出決策――我們可以將根據模型求出的投資人效用U進行排序并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使投資人選擇繼續持有證券投資基金的效用水平集合、第二類是使投資人選擇“用腳投票”的效用水平集合，U=0為投資人決策臨界點。當U=0時，正的預期收益剛好被負的風險值與風險厭惡系數的乘積所抵消，投資人將認為沒有必要作出任何決策。因此，可見，維持投資者持有證券投資基金意愿所必需的最低收益數值上等于 Aσ2，在基金經理的角度設想在何種期望收益之下將導致“相當規?！钡耐顿Y人“用腳投票”而導致巨額贖回，作為基金經理，利用分析人員和自己的經驗確定一個底線收益σ2，作為證券投資基金目標投資人的最低要求回報，投資組合的方差為 ，所要求的標準風險厭惡系數為A。令U=0，則E(r)1= Aσ2，A= ，然而此時的A值往往不是整數，為了便于考量，將A乘以固定乘數IER而整數化以得出標準風險厭惡系數Astd：
這樣就得到了一個證券投資基金經理所需要的精確的風險厭惡系數，可以Astd為中心左減右加若干整數來描述所有證券投資基金投資人風險厭惡程度，上面將Astd定為2，那么可以將所有投資人的風險厭惡程度分為3級，并賦予相應的風險厭惡系數：A1=2、A2=4、A3=6，A1表示最為激進的投資者、A3表示最為保守的投資者。相應的，我們就可以得出每種類型的投資人的投資人決策臨界點，即求出U=0時每類投資人的預期收益，當已實現收益低于某個級別的預期收益時，該級別及風險厭惡系數大于該級別風險厭惡系數的投資者便會選擇撤場。
設期末已實現收益為R。當R Aσ2時，投資者繼續持有該證券投資基金，當R< Aσ2時，投資者將拋售，最終的衡量標準是期末已實現收益R，它將決定下一期投資者是否繼續持有該投資組合?？梢园阉闯墒呛饬孔C券投資基金運行穩定性的一個參數。σ2是證券投資基金經理所確定的投資組合的特征值，是證券投資基金經理在制定投資戰略后確定投資組合中已經確定下來的。風險厭惡系數A是投資人所特有的變量，A越大，證明投資者越討厭風險，相對而言對預期收益的要求也越高。為了簡化分析過程，我們以上的投資者分級為三級（實際操作中當然分級越細越好）：極端厭惡風險者，A=6；溫和風險厭惡者，A=4；風險忽略者，A=2。那么，當U=0時：極端厭惡風險者的預期回報Er1=3σ2，溫和厭惡風險者的預期回報Er2=2σ2，風險忽略者的預期回報Er3=σ2，這時，我們假設期末實現收益為R，當R3σ2時，證明投資組合的業績不錯，三類投資者都沒有理由撤出；當2σ2R3σ2時，極端厭惡風險者認為相對于其承受的風險而言，真實回報R太小以至于效用為負，該類投資者會果斷撤出，另外兩類投資者仍將選擇繼續持有。
設極端厭惡風險者所持有的證券投資基金份額為n，證券投資基金份額總規模為N。那么將會有 的投資人撤出?？梢姡C券投資基金基于風險厭惡程度的投資者結構將會對證券投資基金運行穩定與否產生重要影響，上例中，如果極端風險厭惡者證券投資基金持有數超過10%，即會構成巨額贖回，將面臨從監管到輿論到基金投資管理的重大壓力。更一般的，利用風險厭惡系數A將投資者分為s級，即風險厭惡系數A∈[1,s]，各級投資者所持有的證券投資基金份額為n1，n2，…ni，…ns；證券投資基金總規模為N，令期末實現收益R= iσ2（i ∈[1,s]）、贖回比率為D，那么D= ×100%，當D≥10%時，證券投資基金將被巨額贖回。但是當D被確定下來的時候贖回就已經發生了，我們所要關心的是在實際贖回發生之前我們是否能夠進行有效的預測，為了能在證券投資基金運行過程中就及時發現證券投資基金的投資人風險厭惡結構所存在的風險，我們可以將風險厭惡等級在Astd以上的投資人所持有的證券投資基金份額總數（n）與基金份額總規模（N）進行對比并指數化，得出正常情況下投資人集體中會有多少人可能會對在一定風險下所產生的收益不滿而產生贖回風險，即，取風險指數R，則R= ×100，這樣，就有了一個在證券投資基金運行過程中就可以實時衡量衡量證券投資基金贖回風險的觀測指標。
3．對風險厭惡系數A的進一步討論。因為風險厭惡系數A是每個投資者所特有的值，受很多因素影響，但是從證券投資基金經理的角度出發，A值是綜合投資者本身各種因素的結果，更關心每個投資者A值具體是多少，而無需分析A值背后的構成因素。A值的獲得，需要從營銷的過程管理中解決――設計一套問卷，通過投資者的反饋來建立基于風險厭惡程度的證券投資基金投資人特征數據庫。在市場營銷過程管理上，根據問卷中投資者所獲分數來劃分不同的風險厭惡等級并賦予相應的風險厭惡系數A，得分越低，A值越高。這樣就可以讓投資人的風險厭惡系數與證券投資基金經理所設定的Astd相聯系，并以Astd為基準向左右兩端確定一個風險厭惡范圍。然而，完全理性的投資者是不存在的，要想通過一次測試便可獲知投資者自身都不是很明確的風險厭惡程度值是不現實的，所以，客戶經理們在日常工作中在精準營銷理念指導之下的一大任務就是在與投資人溝通的過程中去發現投資人真實風險厭惡程度與數據庫中的偏差并隨時調整。在確定所有投資人A值之后，R指數便可以應用來實時指示證券投資基金投資者結構穩定狀況了。
利用R指數指示投資人結構，利用市場營銷過程管理控制證券投資基金運行風險：一方面努力維護與目標投資人的客戶關系，另一方面同時積極對非目標投資人進行投資人教育，將其持有的證券投資基金頭寸維持在合理水平上。同時，值得再次強調的是，證券投資基金的市場營銷遠不只是把證券投資基金推銷給投資人這一簡單工作，而是牽扯到證券投資基金運行穩定和持續盈利的一項意義重大而且運作復雜的系統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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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本質；讀書；創業；考證；社團活動
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3.143
1 引言
目前大學里面各專業課的老師，反映最多的問題就是現在的大學生不愿意讀書，要么沒有興趣讀書，要么沒有時間讀書。經常是，大學生上課要么請假參加各種社團活動，要么去聽各種證書的培訓班，更有甚者直接請假去創業。即使在教室也是心不在焉，上課時間玩手機、上網。大學階段本應該是學習、讀書和積累知識的最佳時期，那么為什么出現了學生不愿意讀書，不愿意聽課，反而愿意參加各類社團活動或者樂于創業。
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業”的政策感召下，無論是大學的老師還是學生，都認為大學階段可以鼓勵學生創業或者多開設創新創業的課程。殊不知創新創業是一種理念，這種類似于“企業家精神”的東西不是后天培養或學習出來的，而是與生俱來的。各種社團活動也是占用了學生大量的學習時間，為了完成學分或者為了爭取獎學金，大學生往往參加各種社團，如創業協會、經濟學會、新雷鋒青年志愿者協會等；此外，他（她）們還參加校院兩級的學生會，熱心于學生會各部委的一些事務性或學生活動。以W大學為例，一個學校就有大大小小的社團60余個，還有部委齊全的校院兩級學生會。那么，大學階段我們到底該做什么？讀書、創業抑或參加社團活動。針對這一問題，目前主要有哪些觀點？為什么大學階段應該閱讀經典書籍？
2 主要觀點評價
目前，針對大學生在大學期間該如何選擇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種代表性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大學相比于高中自由，可以選擇進入學生會或者什么社團、組織之類，在里面做干部，即使不做干部，信息也會比其他同學靈通，能力也得到一些鍛煉。因此，在大一進校后，同學們就紛紛競選班干部、班長、學生會干部等，最留心的不是有什么學術講座、有那些經典的專業書籍需要閱讀，而是學校什么時候搞什么活動、什么時候有什么競選，諸此類。因此，從大一開始就不斷忙碌，但是關鍵點其實已經南轅北轍。這是典型的功利主義的大學觀，誤導了大學生，改變了他（她）們進入大學的初衷。同時，扭曲了成立大學社團的本意，把社團變成了利益的角逐場。大學社團本來是提供交流知識和鍛煉能力的地方，但是這種功利主義的入團動機，使得社團變成了收集信息、“爭權奪利”的地點，鍛煉的往往不是學習的能力，而是收集干部選拔、黨員申請等信息的能力。因為在這個階段，大學生最關心的就是何時入黨、能否成為學生干部等事情，這些往往與推優、綜合成績評定直接相關。進校的手冊上已經寫明，參加活動、當任干部，可以獲得獎勵加分，這分值遠勝于考試成績，會直接影響到你的獎學金評定。實際上，此時輔導員的作用特別關鍵，他（她）們實際上就是學生的榜樣和標桿。然而令人嘆息的是，輔導員也是功利的，追逐行政上的晉升機會是其理性選擇，因為相比于讀博士、搞科研、評教授，這種途徑既快捷又省成本。如何實現職位晉升？在晉升錦標賽的大背景下，多搞活動、搞好活動、提升活動的知名度，就是每個輔導員努力的方向。這種榜樣的力量，也使得學生特別熱衷于活動，特別希望通過活動被輔導員、被領導注意，因為他（她）們之間也在進行著屬于自己的晉升錦標賽。
另一種觀點認為，大學階段就應該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考取各種證書上，大一階段就可以收集各種信息，鼓勵同學們去了解和關注與可能的就業方向有關的各類證書。而且，各種所謂的經驗交流會也多有人堅持這種觀點，認為大學應該規劃好自己未來從事的職業，想著你以后將要從事什么工作，在大學階段就應該努力將與之有關的證書拿下，理由是畢業招聘會上各用人單位往往需要你提供一些證明能力的證書，如英語四六級證書、計算機等級證書、會計從業資格證、普通話證書等。并不否認，可能會有一些用人單位在面試時需要你提供一些證書，因為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用人單位無法知道你的能力高低，最后只能以你的證書多少、考取證書的難度來判定你的能力。但是，考取證書越多，只能說明你的考試能力越，證書往往不能與能力劃等號。走上社會，進入工作崗位，最重要的是你的知識儲備、思辨能力和持續學習能力，因為前兩者會讓你對同樣的問題看得更深、看得更透，能夠在紛繁復雜的觀點下不會迷失方向，更不會人云亦云?？既∽C書只能證明你具備一定的持續學習能力，但是不能證明你有雄厚的知識儲備和高超的邏輯思辨能力。這也就是很多同學畢業時證書很多，看似非常優秀，但進入工作崗位后，表現平平、發展潛力不足的本質所在，因為大學時期的積累不夠、知識儲備不夠、邏輯思辨能力訓練不夠。
再一種觀點認為，大學階段應該培養創新思維和創業能力，主動學習各類與創業有關的課程，為畢業后的創業打下基礎，甚至可以在大學階段就進行創業。這種觀點實際上契合了當下國務院提出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業”的政策口號，試圖摒棄“大學畢業就應該尋找工作”的傳統觀點，鼓勵更多的學子畢業后嘗試自己當老板，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實現更高的人生價值。那么如何培養學生的創業能力，他（她）們開出的政策藥方是，一方面高校應該多開設各類創業課程，如領導力、創業學、投資戰略管理等，同時請創業成功人士深入課堂與學生面對面，講授創業的成功經驗；另一方面大學還應該鼓勵學生在校期間嘗試創業，如開設淘寶店、參與跳蚤市場建設等。實際上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人才培養理念。大學之本在于學習知識，為人生的長遠發展打好根基；大學之末在于走向社會，接受社會大課堂新的教育和檢驗。試想，如果進行創業，高中或者初中畢業即可，為何需要等到大學再來創業。大學階段即使學習了創業知識，這種知識也是過去式或者理論式的，難以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即使大學階段創業成功了，未來也將是低層次的、短視的，因為沒有厚重的知識積淀和學理支撐。這也就是為什么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還需要到大學讀MBA或EMBA，接受再教育或繼續學習的原因。筆者的觀點是，創業何時都不晚，但是錯過大學這一學習知識的黃金期，終將后悔晚矣，懊惱終生。
3 大學階段學生為什么不讀書
大學之核心要務為讀書、學習，努力為未來積累無窮的財富。閱讀本領域的經典書目，一是了解理論的由來以及學科的發展軌跡，即解決知事物來龍去脈之目的；二是加深對本專業課程知識點的理解，因為教材的核心理論就是起源于經典原著。但是，目前讓筆者最為困惑的是，為什么大學生大多不讀書或者不愿意讀書，把讀書會上的讀書筆記匯報看成了一種負擔，以各種理由推遲或推脫。分析這一問題，還需要從理解偏差、環境變異、輿論導向等方面進行深入分析。
就理解偏差而言。進入大學之前，老師一再灌輸的思想就是，高中階段學習困難一些，好好努力進入大學就輕松了。這樣學生們以為進入大學就是進入天堂了，開始放松或放縱自己，在各種誘惑面前迷失了方向，沉迷于網絡游戲，成為了課堂上的“低頭族”、課下的“懇談族”。可見，大家都忘記或者誤解了大學的本質。大學不同于高中，正如《大學》一書所言“大學之于博學，博學之于大學”，意指利用自己的業余時間，廣泛的涉獵各種知識，做到由大而博，由博而精。先生對大學的理解是“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在1917年就職北大的演講上，他又提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說明大學是求真理、做學問的地方，絕非休閑之所、功利之地。大學生對大學的理解偏差，自然也就導致學生的行動偏離。
就環境變異而言。浮躁的社會環境，金錢拜物教主義、庸俗的享樂主義盛行于校園，改變了簡單、安靜的大學環境。受浮躁的社會環境影響，大學生難以堅持坐冷板凳，出現了手機控、電腦控、游戲控，無法靜下心來每天閱讀經典；再加上受課程密集安排、各種社團活動等因素影響，使得本就難以平復的心更難以回歸書本。金錢拜物教主義更是把學生單純的心靈擊得粉碎。家長和學生在進入大學前，就挑選未來收入高、就業難度小的專業，即使未能如愿，在進入大學之后也會通過轉專業、輔修第二專業等方式擠入入門專業，期望謀求未來的高薪。因此考證潮也就在所難免，各種考證輔導班進入學校，充斥著整個校園；另外，在大學階段的兼職、創業也是非常普遍，一些人認為上大學的最終目的還是掙錢，早謀劃、早創業也就早掌握未來的掙錢或謀生的技能。因此金錢拜物教主義，拉開了學生與經典書本之間的距離。庸俗的享樂主義，誤導了大學生，使得他（她）們存在彌補過去損失的心理，認為中學階段尤其是高中階段的學習太苦，現在進入大學里可以放松一下，應該把中學階段所受的苦通過大學階段的放縱彌補回來，沉迷于游戲、沉迷于娛樂活動、沉迷于集體的聚會等就是這些大學生的理性選擇了。
就輿論導向而言。目前，讀書無用論充斥著整個社會，尤其是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受這種觀點的影響更大。因為農村父母看到最多的就是其他家庭子女打工的現金收入，相比較自己孩子上大學的花銷以及未來就業的不確定性，自然會衍生出心理的差異和不平衡，這種心理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部分學生就堅持讀書無用論，在大學階段就不專心學習各種知識，認為書本上皆是理論，往往不切實際，對理論知識產生抵觸情緒，導致他（她）們不愿意讀經典書籍。
4 回歸大學本質：大學生應該讀書
筆者認為，大學就是老師與學生研究和探討高深學問的地方，大學生在大學階段最主要的事就是讀書，這才是大學的本質以及大學階段的第一要務，其他事情都只是為了豐富大學生活，切忌本末倒置。
首先，大學階段讀書是為了實現與老師研究和探討高深學問。以經濟學專業為例，本專業開設的《經濟學原理》、《政治經濟學》、《中級微觀經濟學》、《中級宏觀經濟學》等課程，僅僅讓你掌握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如果想要知道經濟學的來龍去脈必須要通讀經典，從《國富論》開始讀起，因為亞當?斯密是古典經濟學的鼻祖。當然這還遠遠不夠，還需要閱讀《經濟學原理》、《經濟分析史》等書籍，了解古典經濟學的演變以及經濟思想的變遷；此外，馬克思的《資本論》（一、二、三卷）可謂是曠世之作，對于政治濟學相關原理的把握尤為關鍵。如果再想了解宏觀經濟學的起源以及為什么會有凱恩斯革命，就需要研讀凱恩斯的《通論》以及斯洛東的《Modern Macroeconomics：its origins，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e》等等。這些書籍看似深奧，其實只要花工夫都是可以讀出韻味、讀出真諦。也只有讀懂了這些經典的原著，才知道經濟學的由來，才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看得更遠，這樣你才有資格與老師坐而論道。因此如果大學生在大學階段不讀書，如何能夠與老師探究學術問題，何談經邦濟世，更甚者何談上過大學。
其次，大學階段讀書是為未來積淀知識和能量。
正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句話說的不是讀書能讓你未來多么富有、多么的風流，實際上道出的是讀書的能量，是知識在不久的將來會產生巨大的作用。其實大學階段是讀書、治學、積累知識的最好時光，用黃金期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因為一旦走上工作崗位，工作上的事情、家庭的瑣事、經濟上的壓力，都會讓你筋疲力盡，根本無法專心讀書，這樣你的視野、境界、對于問題的把握程度都將無法提升，可能就停留在高中階段，往往會人云亦云，沒有自己獨到的觀點和看法。而且，經典的書籍之所以稱為經典，是因為大家都推薦閱讀，是因為有獨特的地方，其實最核心的在于它是前人畢生的精華，是前人多年對專業、對人生、對生活的感悟。如果你讀懂了它，就是在與智者對話、與本領域的曠世大師在對話。如果你理解了它，你就吸收了前人多年的精華，擁有了非普通人所達到的境界和視野。那么可想而知，大學畢業后你不僅會有能力自信，更重要的是具有理論自信，你的前程將不可限量。
最后，大學階段讀書是為了不辱大學這片讀書治學之地。大學是象牙塔，是讀書治學的神圣之地。為什么將大學比作象牙塔，一是她不是輕易所能進入，為人之精英者才能踏入之地，因此大學里面不僅有大樓還有大師；二是她高高在上，只有經過艱苦的、持之以恒的攀登才可以達到塔之巔峰，在高校擴招之前，農村孩子實現鯉魚跳龍門的精彩一躍就是考取大學；三是它乃安靜、神圣之地，不容許外界無端涉入和踐踏。如何與大師對話，如何成為人之精英，上大學、讀經典、交流讀書心得，就是最好的途徑。大學容不得行政式的“晉升錦標賽”，更容不得社會上讀書無用論的觀點滲入，還要堅決抵制庸俗主義、享樂主義盛行。大學就是大學，是引領社會思潮的發源地，而非迎合所謂就業導向的庸俗人才培養觀。職業技術學院就是以就業為導向，但是可悲的是，大家最終還是難以給予這類學校培養出來的畢業生高度評價。因為我們都很清楚，沒有深厚的文化積淀、沒有大師的大學，不會是讀書治學的神圣之地，也培養出來有靈魂、有思想、有見底、有潛力的高水平大學生。
關鍵詞 農村強勢成員；影響力；農村公共產品
作者簡介：焦少飛，男，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西安710127
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一直處于制度外供給狀態。農村稅費改革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并未得到更新，而且由于基層財政困難加劇，許多基層政府成為“空心政府”，即政府機構雖然繼續存在，但已經缺乏必要的能力來實現某些既定的公共目標。這種情況下，農民自我提供某些公共產品成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重要途徑。實踐中，自我供給的模式不外乎兩種：個人單獨提供和眾人聯合提供。后者涉及集體行動問題。筆者在觀察和調查時發現，在聯合提供公共產品時，有的成功了，有的則失敗了。本文以聯合提供公共產品的集體行動為切入點，試圖對影響集體行動成敗的因素做出分析。通過引入強勢成員概念，本文認為，與沒有強勢成員存在的情況相比，強勢成員的存在有利于集體行動的成功，進而有利于小集團公共產品供給水平的提高。”
一、相關文獻的述評
科斯認為，只要交易成本為零，并且當事人雙方的談判是自愿的，則通過自愿談判來解決外部性引起的爭端，其結果必定是有效的。這就是科斯定理中的“有效性”命題。根據“有效性”命題，不依靠政府，社會成員以自愿談判的方式，可以解決外部性問題，進而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但“有效性”命題要成立必須解決兩方面的問題：(1)交易成本問題。如果缺乏有效的交易手段、交易工具與交易方式，高昂的交易成本將使得許多談判無法發生。在公共產品的供給過程中，交易成本隨著參與談判的人數的增加而增加，從而嚴重影響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2)集體行動問題。奧爾森(1965)從集體行動的角度分析，認為群體中可能存在的“搭便車”行為，使得“自愿談判”非常困難，從而公共產品的供給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低效的。[1]
就目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而言，基層政府“空心化”使得其供給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農民自愿談判解決，這其間就面臨著交易成本問題和集體行動問題。為了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的集體行動進行分析，本文首先簡要介紹奧爾森關于集體行動的基本理論及已有擴展。
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分析小集團時認為，個人愿意提供邊際單位集體物品的充分必要條件為：Fi≥dC／dVg，即個體的收益占總收益的比重(Fi)大于或等于最后一單位集體物品的供給成本(dC)占它給集團所帶來收益(dVg)的比例。所以，在奧爾森那里，Fi在決定個體成員的行動上起著關鍵作用。奧爾森認為Fi，是集團成員數量(N)和個體成員規模(Si)的函數，即
其中Si指的是個體“從一定水平的集體物品供給中的獲益程度”。按照奧爾森的分析，集體行動是很難達成的，即使是小集團，其公共產品的供給往往在達到最優水平之前就停止了。
但經驗表明，小集團中存在著某種克服“搭便車”的機制，由此導致的集體公共物品的供給水平要超過奧爾森模型所允許的水平。為此，經濟學家從不同角度對奧爾森的理論進行了擴展。諾斯(1981)試圖從意識形態的角度解決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問題。他認為，一個成功的意識形態必須克服“搭便車”問題，其目的在于促進個人不再按簡單的成本、收益計算來行動。[2]黃少卿、余暉(2005)引入聲譽機制，解釋了為什么中等規模集團可以實現提供集體物品的集體行動。他們認為，如果一個集團能夠給成員提供較大的聲譽收益，那么集團成員愿意承擔集體物品供給成本的可能性越大。[3]朱林可(2005)建立了榜樣示范機制模型，他認為人們的搭便車行為是相互依賴的，搭便車的人越多，則人們的“搭便車”傾向就越強，反之亦然。[4]榜樣示范機制起作用的前提是至少要有一個帶頭人，而這個帶頭人本身不是由其他榜樣帶動的，對于帶頭人存在著諸如榮譽、追求自我實現等激勵機制。
上述理論擴展均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但它們要么沒有考慮成員間的交互影響，要么在分析交互影響時，沒有建立一個具體框架分析其間可能存在的組織問題。在上述研究基礎上，本文試圖從擴展的異質性假設人手，引入強勢成員概念，建立一個簡單的模型，分析農村強勢成員對集體行動的影響。
二、基本模型
(一)概念的引入與討論
本文將集團規模大小和成員差異化程度作為區分集團的兩個維度。顯然，奧爾森集中分析的是集團規模對集體行動的影響。奧爾森(1965)認為“規模是決定對個體利益自發、理性的追求是否會導致有利于集體行動的行為的決定性因素”。集團規模越大，個體越多，個體所占的份額就越小，個人所受激勵就越小，團體的公共產品的供給量就越遠離最優水平。
集團的另一維度是成員間的差異化程度――異質性。②從集體行動的角度考慮，異質性應包含兩層次的含義：其一是個體成員規模的大?。黄涠浅蓡T影響力的大小。如果用方差。表示成員差異化程度，則公共產品的供給水平Q可表示為成員數量N和σ的函數，即Q＝Q(N，σ)。從本文第二部分的介紹可以看出，奧爾森在分析集體行動時，僅簡要分析了第一個層次。他認為個體成員規模的大小決定著個人從公共產品中獲益的“份額”，在個體份額接近的團體中，公共產品的供給水平要低于個體份額差異較大的團體。因為在個體規模差異大的團體中，大成員從同一公共產品中所獲得的效用要高于小成員，③因此大成員有提供公共晶的激勵。由于成員規模的大小不涉及成員之間的相互影響，這里的分析對象仍是原子化的個人。在社會成員原子化條件下，一方面，成員間的社會聯系薄弱；另一方面，在謀求利益時，是以個人而非群體的形式行動。因此，如果僅分析成員規模的大小，必然得出公共產品低水平供給甚至無法供給的結論。
異質性更為重要的一面是成員影響力的大小。影響力即影響其他成員的能力。這里的影響力是從行動的角度去定義的，而不是指成員間簡單的交互影響。所謂簡單交互影響可以用下面的情形描述：如果甲是一個具有影響力的成員，則在集體行動過程中，甲對集團內其他成員的影響僅是間接的，甲沒有有意識的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去影響其他成員，尤其是沒有將自己的影響力作為組織、協調集體行動的手段。奧爾森曾分析了成員間的簡單交互影響，在那里，大成員就公共產品的供給向小成員發出“威脅”――“如果你不提供……我就要減
少供給量”。[1](53)另外，成員間的示范作用也是成員間簡單交互影響的體現。
影響力取決于個人擁有的能力、聲譽和社會資本以及個人的主觀努力程度。影響力與成員規模有一定的聯系，大規模成員在集團中一般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而具有影響力的成員往往具備一定的規模。具有影響力的成員還可以發揮行動的作用。本文將農村中擁有影響力的成員稱為農村強勢成員。
(二)模型分析
奧爾森(1965)指出，在較小規模的集團中，很少有某個成員有動力單獨提供公共產品；同時，一旦要提供公共品，單個成員的機會主義行為將對其他成員產生較大影響。這樣的集團要獲得公共產品，“一個正式組織甚至一個非正式的協議……是必不可少的”。[1]在這里，他實際上已經意識到了集體行動過程中可能存在的組織問題。為了分析集體行動中的組織過程，通過引入強勢成員概念，我們有以下命題：
命題1：強勢成員將通過行動，來提高其個人影響力，進而獲得相關收益。
設E代表強勢成員行動的努力程度，且0＜E＜1；Y代表強勢成員的收益；I代表影響力，它是強勢成員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種手段，影響力積累得越多，將在其他方面獲得越多的額外收益。
收益Y包括強勢成員從公共產品中獲得的直接收益，以及憑借影響力所獲得其它物質和非物質收益(如社會地位、心理滿足等)。為了集中分析影響力對
由(2)式可得一階條件：E=g2。即強勢成員的最優努力程度與個人對收益的偏好有關。其邏輯是：如果強勢成員對個人收益Y存在偏好，那么，為了獲得個人收益，強勢成員必須提高自己的影響力I，這就要求其提高行動的努力程度E。這在客觀上實現了強勢成員的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激勵相容。⑤
在農村中，作為一種獲得收益的手段，強勢成員所獲得的影響力是一種專用性品牌資產，具有極強的地域性，一旦離開了其所依存的某一村落場域，其專用性品牌資產的價值就會大大降低。因此，強勢成員必須通過行動使得其與其他成員之間的非正式契約安排保持穩定和持久――在這種非正式契約安排中強勢成員擁有聲譽、威望等權威性價值分配。
命題2：強勢成員的個人影響力與公共產品的產出存在正相關關系。
假設公共產品的產出Q由下列函數給定：
所以，強勢成員擁有的影響力對公共產品的產出水平有正面的影響。
我們可以對命題2進行一些有益的拓展。并有以下推論：
推論1：由強勢成員在公共產品的供給過程中發揮組織作用，能夠節約集體行動過程中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是人與人打交道時所發生的成本，包括事前發生的為達成契約而發生的成本和事后發生的監督貫徹該契約發生的成本。一個組織要求有人去組織它，所有組織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在成員同質的條件下，原子化成員之間溝通困難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溝通，將他們組織起來要求付出高昂的組織成本，由此導致集體行動難以達成。由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對于能否將外部性內部化進而解決公共品供給至關重要，所以，尋找合理的制度安排以降低交易成本就成為一個關鍵問題，這也是科斯定理的引申之意。
在農村中，成員之間存在著很高的交易頻率，因此尋找一種合宜的契約安排以節約交易費用是經濟的。在聯合提供公共產品的集體行動中，強勢成員是作為一種節約交易費用的手段而出現的。在長期的交往過程中，一些成員發現某一成員具有良好的個人品質、擁有較高的能力或社會資本，于是，成員之間逐漸形成一種非正式的契約安排，賦予該成員某些權威性價值，由其組織、協調集體行動。這樣的契約安排有利于節約集體內部的交易成本。從聲譽效應機制的角度講，強勢成員的聲譽對以強勢成員為核心的交易關系的長期穩定提供了保障，所有其他成員都愿意與強勢成員簽訂契約、愿意服從其具有權威性的組織動員。于是起到了降低集團內部交易成本的作用。
推論2：強勢成員的存在有利于減輕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其他成員的搭便車傾向。
搭便車是指某些人或團體在不付出任何成本的情況下，從別人那里獲得收益的行為。雖然農村社會的特性本身決定了農村成員的搭便車傾向會受到一定的約束，但村莊成員作為分散經營的小生產者，在自我決策時難免存在搭便車傾向。如果在集體行動中引入強勢成員，搭便車傾向將受到有效約束。(1948)在分析差序結構時曾指出，在村莊中以每一家為中心所形成的“街坊”的范圍，依著中心的勢力厚薄而定，有勢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5]在農村內部，強勢成員往往依靠其個人能力以及諸如宗族勢力等社會資本，具有權威性價值分配，影響力頗廣。村莊凝聚力的維持，也與強勢成員的存在密切相關。這樣，在集體行動過程中，強勢成員的存在就有利于降低其他成員的機會主義傾向。
可以利用圖1對上述模型進行簡明的概括。圖中通過引入影響力，強勢成員將愿意組織公共產品的供給。在組織過程中，其個人的影響力得到積累，這將降低其今后行動的成本，從而形成一個動態的良性循環。
通過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結論：在考慮交易費用和搭便車的情況下，通過引入強勢成員，可以較好地解決小集團集體行動問題。從而，與沒有強勢成員存在的情況相比，強勢成員的存在，有利于提高小集團公共品的供給水平。
三、政策含義
(1948)指出，在社會變遷時期，農村需要一些能提得出辦法、有能力組織新的試驗、能獲得人們信任的人，這種人可以支配跟從他的群眾。將這些人稱為“文化英雄”，將其間發生的權力稱為“時勢權力”。他進一步指出，在一個落后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這種權力表現得最清楚。
目前，農村中以經濟和文化網絡為基礎的各類強勢成員迅速成長，并在農村公共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們擁有或者可以調動比一般村民更多的稀缺資源，并利用這些資源取得了某一方面的成功，進而為農村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農村強勢成員的影響力不僅來源于經濟地位，也來源于個人品質、聲譽、威望、宗族勢力、組織公共事務的能力等。研究表明，農村強勢成員在帶領村民致富、發展農村公共事業等方面發揮著組織領導、技術服務和經營管理等作用。[6]
“十一五”規劃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改善農民生活條件，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加大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從外部條件上講，這要求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強化
政府對農村的公共服務；從內部因素講，可以充分發揮村莊中強勢成員在農村集體行動中的作用。有鑒于此，政府應該采取措施保護農村強勢成員的成長，充分發揮其在集體行動中的積極作用，并建立有效的制度安排，避免農村內部強勢成員之間的負和博弈。
注 釋：
①集團是一種帶有目的性的團體，是一種有機的團結。習慣上將本文所分析的對象稱為集體，是因為人們在一起生活而形成的一種機械的團結。但當(部分)成員面臨集體行動時，可以將其作為一個集團來分析。本文中集團和集體的概念是通用的。
②按照系統論的觀點，“非平衡是有序之源”，這是普遭規律。非平衡即有差異。此可作如下推論：集團中成員的差異化意味著某種程度的非平衡狀態的存在，只有這種非平衡狀態的存在才有可能使一些集體行動產生自發解。值得指出的是，同質性假定是主流微觀經濟學的假定之一，這一假定造成主流微觀經濟理論與現實脫節，解釋能力削弱。實際上，對異質性的考量在西方經濟學說史上時有出現，而且往往成為理論創新的突破點。例如，壟斷競爭理論的創立就是考慮到企業異質性的結果。
③由于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一旦公共產品被提供，每個成員將享用同一公共產品份額。所以，本文用效用來測度個體成員的收益。奧爾森所構造的“份額”概念似乎不符合公共晶的特性，雖然分析的結論是相同的。
④該模型參照了馮曲、張軍等人的研究。與之不同的是，本文分析的是影響力，它不同于企業內部的行政權威；而且，本文研究的是影響力在集體行動中的作用；最后，本文將交易成本引入模型。參見馮曲：《權威、權威組織與效率》，《世界經濟文匯》，2002年第5期，第33-34頁。張軍、王祺：《權威、企業績效與國有企業改革》，《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第107―110頁。
⑤奧爾森也注意到了非物質因素的影響，但這些因素在他那里只是作為選擇性激勵手段。參見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上海三聯書店和上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8頁。
主要參考文獻：
[1][美]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美]道格拉斯?C?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黃少卿，余暉．民間商會的集體行動機制[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5(4)．
[4]朱林可．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問題和行業協會，2005年經濟學年會人選論文．
知識經濟是繼高度發達的經濟之后新的經濟形態。工業經濟是以材料、能源等為主要的物的因素居主導地位，產品生產主要是集成資源。21世紀知識經濟的到來，人的知識（智力）成為最關鍵的居于主導地位的因素，人們開始認識到：人盡其才（能）是物盡其用的基礎。產品生產不再主要是集成資源，而主要是集成知識（智力）。產品的知識（智力）含量越高，價值越大。可見由工業經濟轉變為知識經濟，從生產要素看，主要是由資源依賴型經濟轉變為知識（智力）依賴型經濟。由此而形成的知識經濟管理上的基本特征，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管理特征從物本管理向人本、智本管理。
物本管理把人作為單純的管理對象和生產操作的工具，最多把人看作是“經濟動物”，而把盡可能提高生產效率作為管理工作追求的首要目標。因而物本管理，是一種單純以效率和物質利益為中心的管理。
從管理發展史看，20世紀初期，泰羅創立的管理就是典型的物本管理。因為泰羅基于“經濟人”（Economic man）假設，把工人看作是機器設備的附屬品，他倡導的“時間”、“動作研究”就是使人依附于機器，把人性物化，把人也當作物來管理。因而泰羅創立的科學管理，實質上是一種非人性化的物本管理。
物本管理遵循物質運動的客觀，使它具有明顯的確定性、可定量化、可優化等特點。
20世紀30年代以后，隨著人際關系、行為科學等的形成與發展，人們開始認識到把人看作是只會打工掙錢、養家糊口的單純的“經濟人”，未免太簡單化了。除了經濟因素外，還必須充分考慮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社會等方面的因素，于是有“人本管理”思想的萌芽。到20世紀中葉以后人本管理的思想在理論上更趨成熟，在實踐上也較廣為流行。
人本管理強調人在管理中的主體性，并認為人的存在，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精神存在，即人不能沒有物質生活，更不能沒有精神生活，這是人區別于一般動物的根本出發點。因而認為：不能把管理看作是單純的物質技術過程，而應更重視它的社會文化層面。據此，人本管理認為，管理者首先不應把人看作是單純的“經濟人”，而應如實地把人看作是“社會人”（social man）以至“文化人”（叫cultural man），從而在尊重人的人格獨立與個人尊嚴的前提下，確立人在生產經營中的主體地位。
由此可見，人本管理與物本管理有質的不同，“以人為本”的管理系統是復雜的社會系統，所涉及的人的心理、社會層面、豐富的感情世界以及復雜的人際關系，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和不確定性，是難以用精確的數據來表現的。這是人本管理的重大特點。
隨著21世紀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人們進一步認識到人本的關鍵在于人的智力。由此而形成了比一般所說的“人本管理”更高一個層次的以人的智力為核心的“智本管理”，它是一種以盡最大可能促進“知識創新”為中心任務的管理，是“人本管理”的進一步深化和提高。
（二）管理思維從科學思維方式向人文思維方式轉變。
1.科學思維方式與人文思維方式的對比?？茖W思維（理性思維，或稱邏輯思維、抽象思維）（注：關于理性思維或稱邏輯思維、抽象思維與形象（直覺）思維和靈感（頓悟）思維的劃分及其有關的闡述，可參見錢學森《關于思維科學》一文，載錢學森主編《關于思維科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具有推理嚴謹、定量嚴密等特點。“精確定量”是“科學語言”的基本特征。
思維是人腦的機能活動?？茖W思維是一種鏈條式、環環相扣的遞進式的思維方式。它是近代在科學的研究、探索中形成發展起來的，因而通稱為科學思維。人類要改造世界，首先要認識世界。認識（Cognition）是人的大腦對客觀現實世界的感知，感知形成觀念（Conception），是以語言為其表現形式（有發達的語言系統，是人不同于一般動物的重要標志）。因此，從認識論看，語言是認識的工具?！翱茖W語言”是自然科學家認識“物的世界”的重要工具。“精確定量”是“科學語言”是基本特征。因為自然科學向來被稱為精密科學，其“精密”之處就在于：可以借助于嚴密的定量分析，得出相應的結論。可見，“科學語言”是“科學思維”的外殼。
人文思維包含形象（直覺）思維和靈感（頓悟）思維（注：關于理性思維或稱邏輯思維、抽象思維與形象（直覺）思維和靈感（頓悟）思維的劃分及其有關的闡述，可參見錢學森《關于思維科學》一文，載錢學森主編《關于思維科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人文思維不同于科學思維，因為它研究的“人文世界”不同于“物的世界”，它涉及“精神世界”（mental world）不具物質實體的許多復雜多變的方方面面，如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倫理等，這些都是難于甚至無法直接從量上進行把握的。因而對于它們，并不追求條分縷析地進行刻畫，而是著眼于對象的整體特征，寓理于形象，通過慎思明辨，綜合、權衡，達到對研究對象整體性的質的把握，這是人文思維與科學思維的重大差別。與此相聯系，“人文語言”，作為人文思維的外在形式，是以“思辨定性”為其基本特征。
同自然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常用的科學思維方式稱“科學思維”相對應，人文、社會科學家在學術研究中常用的人文思維方式也可稱之為“思維”。藝術思維不同于科學思維，在于后者的精確度大，前者的自由度大。但藝術家藝術思維進行創作實踐，也要嚴格遵循局部服從整體的原則。也就是：藝術作品既要有生動的細節上的描述，更強調系統整體性的把握；細節的描繪，服從和服務于整體性主題的體現。如黃河大合唱，許多音符組合起來，能唱出黃河奔騰澎湃整體的雄偉氣勢，才算是成功的作品；又如畫家作“登泰山圖”，可以從許許多多方面、方向取景，最終要能體現出“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宏偉氣勢，才能算作是成功的作品。藝術家是如此，管家也應是這樣。
2.運用不同的思維方式，研究不同類型的管理。物本管理遵循物質運動的客觀規律。因而以物為本的管理系統，要求管理人員運用以“精確定量”為基本特征的“科學思維”，深入到生產經營的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去認識、分析、研究相關，從中取得一些規律性的認識，并采用數量化進行描述。數量方法的核心是建立數學模型，并通過求解數學模型引出基本結論，并可編成嚴密的程序，用機來模擬再現。
人（智）本管理不同于物本管理，在于人（智）本管理的核心因素是人。按照行為科學理論，人總有自己的需要和追求，有自己的感情和意志。人的行為總是在一定的思想觀念的指導下進行的，具有主動性、創造性的特點，因而在人（智）本管理中，人的因素、精神因素和文化因素總是起主導作用的。與此相適應，人（智）本管理認為，不可能從員工的屈從中得到真正的創造力，因而要求管理人員運用以“思辨定性”為基本特征的自由度較大的“人文思維”，深入到人的心理、社會層面和豐富的感情世界去認識、分析、研究相關問題，力求從員工對自己行為的自主性和人際關系的和諧性出發，來充分調動廣大員工個人和各種組織群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和當代管理大師Peter Drucker（彼得·德魯克）把管理視為一種“自由藝術”（Management as Liberal Art）（注：[美]彼得·德魯克著：《管理宗師德魯克文選》（版），機械工業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而不是刻板的機械性的工作的見解相一致的。
由此可見，即使今天的電腦技術已經高度發展了，歸根到底，它還只是一個“數字相關系統”，是不能直接用來分析、處理人的“精神世界”的相關問題的。因為人的“精神世界”的問題，是屬于“人文層面”的問題，已超出了現有信息技術的作用范圍，需要用“人文觀”而不是“技術觀”為指導來進行分析、研究和處理。在這里，人文思維、藝術思維的運用，是起主導作用的。
（三）管理決策目標從“最優化”向“滿意性”轉變。
一般都認為，管理首先要決策，決策是領導者、管理者的首要職能。由此可見，管理決策在整個管理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主導作用。
從現代決策理論的發展，可以看到，同“物本管理”相適應的管理決策，決策目標遵循“最優化”準則，要求決策者從“客觀的理性”（objective rationality）出發，尋求在一定條件下目標函數唯一的“最優解”（Optimal solution）。為此，就要求建立復雜的數學模型，進行嚴密的數量分析，從而把決策模式的重心放在分析性的技術方法上。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美]赫伯特·西蒙教授對這一決策模式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這樣做“為的是產生那些非常動人的數學模型，用來表示簡化的世界。在這方面，近年來人們已經提出了疑問，懷疑那些假說是否與人類行為的事實相距過遠，以至根據那些假設所得出的理論同我們所處現實狀況已經不再有什么關系了”（注：[美]赫伯特·西蒙著：《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作者為中譯本寫的“前言”。楊礫、徐立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也可以這樣說，“最優化準則僅僅存在于邏輯推理中，沒有實踐價值”（注：袁寶華主編：《企業管理全書》（上），企業管理出版，1984年2月第1版。）。
隨著現代管理從“物本管理”向“人（智）本管理”轉變，決策目標以“滿意性準則”取代“最優化準則”就成為的必然。
現代管理大師西蒙教授提出的以“有限理性”與“令人滿意”準則取代微觀經濟學原來奉行的“完全理性”與“最大化原則”，是其決策理論的核心理論。其優越性，正如西蒙教授所說：“我認為，我提出的‘尋求滿意的人’這一模型同那種‘尋求最優的人’的古典概念相比，在有關經濟行為的經驗研究中獲得了多得多的支持”（注：[美]赫伯特·西蒙著：《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作者為中譯本寫的“前言”。楊礫、徐立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遵循滿意性準則進行決策，適當地應用數學模型進行定量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問題是不能把它強調過了頭，不能見物不見人，把定量分析推向極端。以數學模型的定量分析為基礎，決策者要善于運用自己的學識、經驗和直觀判斷能力對模型輸出的結果進行全面的分析和評價，以實現決策者的智慧和推斷同定量模型的解析相結合，借以獲得更深刻、更全面的認識。在社會經濟系統中，人的因素總是居于主導地位的。決策的層次越高、涉及面越廣、情況越復雜，戰略性、非規范性、不確定性越強，決策人員和決策支持人員的遠見卓識和非凡的洞察力及由此而形成的高屋建瓴式的綜合判斷就越帶根本性。
二、管理的新特點
管理會計是融管理和會計于一體的一個專門領域，是企業信息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是決策支持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其特性自然是依管理的特性為轉移，并隨著管理特性的發展而發展。
與上述知識經濟管理上的基本特征相適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管理會計呈現的新特點，可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管理會計新方法論的開創。
適應知識經濟時代“智本管理”的要求，以及基于對管理特性的新認識，管理會計應遵循藝術規律，開創出認識上的新的方法論。新的方法論，可歸結為：三個“重于”、三個“并重”。（注：余緒纓：“管理特性的轉變歷程與知識經濟條件下管理會計的人文化趨向”，《財會通訊》，2001年第10期。）
三個“重于”是指：（1）“衡量”（measuring）重于“計算”（counting），正如管理大師Peter Drucker（德魯克）所說，在管理上“我們需要的是進行衡量，而不是計算”（We need to measure，not count）（注[美]彼得·德魯克著：《現代管理宗師德魯克文選》（英文版），機械工業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2）認知性（cognition）重于精確性（precision）：認知性重在整體的質的把握，精確性重在細節的量的描述。（3）悟性重于理性：是上述第2點的進一步概括：重整體的質的把握，屬藝術思維；重細節的量的描述，屬科學思維，藝術思維重悟性；科學思維重理性。
強調這一點，有什么實際意義呢？例如：關于顧客滿意程度消長變化的分析，并不是完全靠計算就能直接掌握的，深層次的問題要靠“悟”——“悟”出在深層次起作用的企業的經營思想上的方向性問題，認真進行改進，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對顧客滿意程度造成負面的種種因素。
三個“并重”是指：（1）量化與非量化并重（對可以量化的因素進行量化，難于量化的因素不強求量化，可以用其他形式如文字說明等進行反映）。（2）量化的各種形式并重：如考核成績，100分制是一種量化形式，五分制是另一種量化形式。五分制是把學習成績分成3個檔次。按百分制，認為得76分的人比得75分的學得好一些，是很牽強的。按五分制，認為得80分的人比得70分的學得好一些，更符合客觀實際，因為80分和70分屬于不同檔次。（3）量化的各種形式中，貨幣計量與非貨幣計量并重：也就是不把貨幣計量定于一尊，在管理活動中，許多因素從深層次看，是不能或不宜于進行貨幣計量的。如成員之間的協作配合情況、生產安全情況、員工對工作的滿意程度……，是不能完全采用貨幣計量形式的。
上述認識上的新方法論及其在管理會計中的應用，蘊含著人的因素、精神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其中的主導作用。
（二）決策支持模式從觀向人文觀轉變。
管理師，作為決策支持系統中的參謀人員，主要從事決策的工作，為決策系統中的決策者正確有效地進行決策提供咨詢服務。適應“管理決策”的要求，決策支持在不同的決策模式下具有不同的特點：
根植于“物本管理”的管理決策，決策目標遵循“最優化準則”，要求運用以“精確的定量”為基本特征的“科學語言”，尋求目標函數在一定條件下的“最優解”。與此相適應，決策支持系統中的參謀人員要把工作的重點放在：根據所研究的具體特點，對有關資料進行加工、改制，找出存在于有關變量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建立相應的數學模型，即借助于模型，對所研究的對象進行嚴密的定量描述，以掌握有關變量之間的相關性；進而把數學模型和最優化（技術）結合起來，確定有關變量在一定條件下的最優數量關系，為決策者最終尋求決策目標的“最優解”提供依據?？梢姡阎攸c放在性的技術方法上，是這一決策支持模式的重要特點。
根植于“人本（智）管理”的管理決策，決策目標以“滿意性準則”取代“最優化準則”。“滿意性準則”是一種自由度較大的準則，它主要不要求“精確定量”，而要求“思辨定性”。因而要求作為決策支持系統參謀人員的管理會計師，圍繞決策目標，擬訂多種可供選擇的方案，并通過相關人員生動活潑地、獨立自主地自由發表意見，對多個備選方案進行分析、論證，權衡利害、比較得失；再以此為基礎，進行綜合分析，幫助決策系統中的決策者擇善而從，做出滿意的選擇，最終得到決策目標的“滿意解”。
在現實生活中，遵循滿意性準則進行決策，更重視決策人員和決策支持人員的智能與判斷，是符合當代的潮流的。因為正如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所說：“不管后資本主義機信息處理技術如何先進，它不能取代管理者的決策行為，只能是一種管理工具。”（注：[美]彼得·德魯克著：《管理宗師德魯克文選》（版），機械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先進的信息處理技術既不可能取代決策行為，自然也不可能取代決策咨詢，因為決策咨詢是整個決策程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意味著：已經把整個決策程序推進到一個層次更深、境界更高的發展階段。
（三）為“知識創新”服務的管理會計新體系的創建。
1.“知識創新”的人文基礎。前已指出，“智本管理”是一種以盡最大可能促進“知識創新”為中心任務的管理，是“人本管理”的進一步深化和提高。
怎樣才能有效地促進知識創新？進入21世紀的知識經濟，經濟的發展、財富的增長，更有賴于人的創造力的自由、充分的發揮。而人的創造力的自由發揮，又以人的各種基本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為前提，以人作為人能享有本身應有的尊嚴和價值為前提。這就要求形成一種機制，以促進人的人本立場、主體意識和人性智慧的回歸，從而為知識經濟不斷向前發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礎。
更具體地說，知識是高度個人化的、深藏在人的大腦中的精神財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強制（如通過上級的發號施令）把它挖掘出來的。而通過知識類型的轉變，實現知識創新，則是一個知識社會化、共享化過程，只有在認識一致、感情共鳴、價值取向相同的基礎上，讓人們自覺地形成樂于奉獻的精神——“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的精神，才有可能實現。為此，就必須在內部實行產業民主，使員工和經理人員處于平等地位，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參與權、知情權，把人本主義、民主管理的思想貫穿于企業管理過程的始終，使企業真正成為民主的、人性化的組織，才有可能從人的內心深處激發每個人的主人翁責任感，并在組織與成員、成員與成員之間形成一種“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共同理念。這是促使每個人頭腦中的知識寶庫能轉化為企業取之不盡的創造源泉的微觀基礎和條件。
2.創建為“知識創新”服務的管理會計新體系。如前所說，“知識創新”是一個社會過程。也就是新知識一般不是某個人單獨創造的，而是在一個組織內通過團隊（一個群體）中的各個成員共享知識而產生。知識創新的關鍵，是要發掘員工頭腦中潛在的想法、直覺和靈感，并綜合起來加以運用，最終轉化成對企業整體有價值的知識。在這里，碰到的最困難的問題在于：一個人的知識有顯性與隱性之分，顯性知識具有規范化、系統化的特點，易于同企業內其他成員溝通和共享；而隱性知識是高度個人化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知識，難于同企業內其他成員溝通和共享。所以知識創新，是以隱性知識為起點，并通過知識類型的轉變而實現。顯性、隱性兩種知識類型，可以形成如下四種形式的轉變：①從隱性知識到隱性知識；②從顯性知識到顯性知識；③從隱性知識到顯性知識；④從顯性知識到隱性知識。（注：較詳細的論述，請參見[日]野中郁次郎著：《知識創新型企業》一文，載彼得·F·德魯克等著：《知識管理》，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從以上知識類型四種形式的轉變，可以看到：知識資源不同于物質資源的一個重大特點，在于知識資源并不會因為由更多人分享而減少，反而會增加，即一個人的知識同別人分享了，別人受益，自己也無損。
設計一種指標多樣化的瞬時信息卡，掌握企業各成員四種形式的知識轉變。如前所說，隱性知識是無形的，是深藏在人的頭腦中既看不見、也摸不著的。而知識類型的轉變是發生在人的內心深處的活動，怎樣運用信息卡來掌握各個人知識類型的轉變呢？對于這個問題，我的總的思路是：知識類型轉變的過程的確是無法捉摸的內心活動，但知識類型轉變的結果卻是有蹤跡可尋的。有跡可尋，就可以為人所掌握。那么，是怎樣有跡可尋呢？假如有一個極其高明的面包師（注：較詳細的論述，請參見[日]野中郁次郎著：《知識創新型企業》一文，載彼得·F·德魯克等著《知識管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他擁有一種與其他面包師不同的訣竅，他做出的面包有一種特殊的深受消費者喜愛的風味，其他的人無法模仿，他自己也無法用明確的、系統的方式進行表述，說出一個所以然來。所以，他的這種訣竅，是作為一種隱性知識存在。后來另一成員向他拜師學藝，他言傳身教，學徒也有所領會，手藝有很大提高，做出的面包也很受歡迎，但學徒也無法明確表述其中的奧妙，這種手藝對學徒來說，也還是一種隱性知識。這就意味著：原來一個人的隱性知識轉變成了兩個人的隱性知識，表現為從隱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轉變；再經過較長期的實踐，師、徒雙方或其中的一方，認識上出現了一個飛躍（思想上豁然貫通了），可以把所擁有的訣竅明確、系統地表述出來，寫出完整的、可操作性面包制作方案，甚至可據以生產出特種類型的面包機。這樣，就實現了從隱性知識向顯性知識的轉變。
以上兩個階段轉變，怎樣有跡可尋呢？我認為：轉變的結果是有跡可尋的。其中第一階段知識類型的轉變，表現為由師傅一人的隱性知識轉變為師徒二人的隱性知識。對這一轉變的成果進行差量分析：設師傅授徒時仍然照常進行生產操作，其產出品（面包）的產量、產值可以存而不論；產出差量表現在學徒學藝取得的新知識會融入到他制作的產出品（面包）上，相應地表現為產量，產值的增加。其中第二階段知識類型的轉變，表現為除了師、徒二人仍擁有原來的隱性知識而照常生產的產出品可以存而不論外，產出的差量表現為隱性知識顯性化而形成的一項新的面包制作方案，這是一項新增的無形資產（因為可按規定程序取得專利權）。
可見，知識創新的成果，可以用為企業形成的產出增量來表現。但這里所說的“產出”，應從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可以是物質層面的，也可以是精神層面的，不能局限于上例中所說的有形的物質的“產品”和“資產”的產出。對知識創新成果（表現為產出）作廣泛意義上的理解，對生產性企業整體來說，可以考慮以下一些方面：在生產成果上表現為產量增加、產品質量改進，新品種的投產等；在生產條件上表現為生產安全情況的改進，生產彈性程度的提高，適時制與全面質量管理的實施更有成效等；在生產儲備上表現為開發、人才開發、產品開發等的超前性提高等；在企業內部的人際關系上表現為生產經營各個環節之間、成員與成員之間協作配合情況的改進等；在企業與外界的關系上表現為顧客滿意程度、銷協作配合、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履行情況的改進等。
由此可見，通過上述各個方面的消長變化來反映以“產出”表現的知識創新的成果，說明知識作為一種無形的精神財富，是可以滲透、融入到企業生產經營的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的。從這里，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基本認識：企業生產經營的作業鏈、行為鏈，同時表現為知識鏈、價值鏈。也就是在完成各項作業的行為中，新知識的融入，導致凝聚在所完成的作業上價值的增加，而產品作為各作業的總集成，各有關作業上價值的增加，自然也會凝集在最終產品上，表現為產品總價值相應地增加。由此可以看到企業生產經營的作業鏈、行為鏈、知識鏈和價值鏈的統一。它充分說明：在知識經濟條件下，對生產性企業來說，知識創新是企業整體價值增加最重要的源泉。
上述多樣化的指標體系可按企業內部各個組成單位的工作任務，各有側重地納入各個組成單位的“瞬時信息卡”、并可參照我國20世紀50年代曾廣泛實施過的“班組核算”的做法，由各個組成單位以一定的基數為底數，自行逐日按人進行差量反映（反映在原有基數上新發生的增減變動情況），然后，由管理會計師定期（周或旬）進行綜合性的分析研究，借以全面掌握知識創新在整個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上的具體體現。由此而形成的核算體系，可以視為為創建直接服務于“知識創新”的管理會計新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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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彼得·德魯克著：《現代管理宗師德魯克文選》（英文版），機械工業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2.[美]赫伯特。西蒙著：《現代決策的基石》，楊礫、徐立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
3.余緒纓“管理特性的轉變歷程與知識經濟條件下管理會計的人文化趨向”，《財會通訊》，200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