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23 16:53:3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危機特征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投資；消費；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近年來消費與投資比例失衡問題日益突出，消費在GDP中的占比逐年下降，至2010年僅為46.98%， 2003年~2010年投資占比連續八年超過40%。
根據國內一些學者的研究，我國消費率的合理區間是61%~65% ，投資率的合理區間相應為35%~38%（吳忠群，2002），按照這個標準判斷我國投資率已經長時間超出了合理范圍。其次，從我國建國后經濟發展歷史上看，共有三個歷史時期投資率超過40%，分別是1959年，1993年~1995年，2003年~2010年，在前兩個歷史時期，當投資率超過40%后，均導致了隨后經濟收縮，因而最近連續八年投資率超過40%也顯示我國經濟失衡問題嚴重，經濟存在運行不穩定的風險。再次，從當前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來看，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后，我國外貿需求大幅波動，導致經濟出現大幅波動，進一步凸現了投資消費失衡的問題。
一、 文獻綜述
國內有眾多學者研究投資消費失衡問題，主要的觀點有：一是我國國民經濟增長結構失衡的直接原因是國民儲蓄率過高（程選等，2008）；二是農村人口巨大、城市化水平低、人口撫養比低的人口結構，決定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出口導向”和“高投資、低消費”的特點（姚洋，2009）；三是“投資驅動和出口拉動”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導致“兩高一低”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龔敏等，2009）；四是當前由固定資產投資和凈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其根源是現行收入分配機制中存在扭曲（汪同三，2007）。
1. 國民儲蓄率過高。程選（2008）分析認為宏觀經濟恒等式（GDP=C+I+CA）背后隱含的國民消費-投資決策決定了高儲蓄，根據儲蓄與投資、出口的關系（S=I+CA），高儲蓄又必然決定了高投資、高順差。并指出資源品價格長期被壓低、環境污染負外部性、社保制度不完善、金融資本市場發育不足、收入分配格局以及政府轉型緩慢、居民擁有資產占比小、“低匯率安排”等六個因素導致了國民消費―投資決策的高儲蓄。上述觀點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商榷：一是S=I+CA反映的宏觀經濟運行結果，并不是宏觀經濟運行機制，儲蓄并非單方面決定投資、順差，相反投資、順差的實現制約著儲蓄的形成；二是程選列舉的六個因素并非并列關系，因素5（我國財產制度安排）是因素1（資源品價格長期壓低）的原因，并導致因素四（收入分配格局）這一結果，因而這三個因素可歸并為一個因素；三是程選認為金融市場發育不足主要通過流動性約束、財富效應等因素影響消費者的儲蓄，而筆者認為金融市場發育不足導致資金要素價格扭曲，進而影響了投資、消費格局。
2. 我國的人口結構。姚洋（2009）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的特點與中國人口結構是緊密相關的。一是人口結構決定了中國的勞動力供給非常充裕，二是中國的計劃生育使人口撫養比下降得很快。這兩個人口特征導致我國經濟呈現高儲蓄、高投資的特征。筆者認為人口因素只是影響國民經濟增長模式的一個因素。除人口因素外，資源品價格長期壓低、環境污染負外部成本沒有內部化、金融市場資金要素價格扭曲等因素都影響我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基本因素。
3. 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龔敏等（2009）認為我國利用低要素成本優勢實現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是導致“兩高一低”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由于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基于低要素成本，因而在收入分配方面向資本收益和政府傾斜。而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主導地方經濟建設是導致要素價格扭曲的根源。筆者認為，我國利用低要素成本優勢吸引投資的粗放型經濟增長始于改革開放初期，但是“高投資、低消費”的經濟增長特征在2001年~2010年期間形成并日益顯著。因此龔敏等只正確分析了粗放型經濟增長的內因，缺乏對外因影響的分析。而恰恰是2001年起我國加入WTO以及人民幣相對貶值的外因變化， 為粗放型經濟增長提供了市場空間，并造成了“高投資、低消費”的經濟特征。
4. 收入分配機制存在扭曲。汪同三（2007）認為我國現階段分配機制不完善造成企業高利潤，高利潤高回報是企業擴大再生產的原始驅動，實現的高利潤又為下一輪投資提供了資金來源，從而形成了“高利潤――高投資――高利潤”的循環。并認為分配機制不完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工人成本被人為壓低；二是行政行業壟斷導致利潤的相對集中；三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對“三資企業”提供優惠條件。筆者認同汪同三關于“高利潤-高投資-高利潤”的經濟運行機制，但不認同其關于要素價格扭曲的論證：一是從2004年開始在“珠三角”出現的“民工荒”表明我國勞動力價格形成機制是市場供求決定的，勞動力要素報酬低是人口結構因素決定，而不是人為壓低的結果；二是與上游及壟斷行業獲取了高利潤相反，經過筆者分析發現水、電、天然氣、石油化工四個部門利潤占工業部門利潤比重，1990年~1999年的平均值為17.52%，2000年~2008年平均值為8.07%，甚至在2008年四部門共虧損342.01億元，由于政府在水、電、石油、天然氣、土地價格等領域進行價格干預，降低了下游產業的生產成本，造成了下游產業的粗放式發展。
二、 投資、消費失衡的影響因素和作用機制
上述學者在“高投資、低消費”的因素分析、作用機制等方面可以互為補充，從中不難得出造成我國投資消費失衡的“七個因素、三種機制”，從而可以得出我國“高投資、低消費”為特征的經濟增長方式是多種要素通過多種機制發揮作用共同造成的。
1. 七個影響因素。
（1）我國人口結構特征。我國人口結構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我國農村人口巨大，農村勞動力持續向大中城市轉移，1978年~2009年我國農村人口占比從89.36%下降到了53.41%。勞動力市場長期處于無限供給階段（邵曉，2009），這導致勞動要素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難以取得較高的報酬分額。二是撫養比持續逐年下降，從1982年的62.60%下降到2009年的36.89%。人口負擔比較輕，有較多的經濟剩余可以轉化為儲蓄。
（2）資源能源價格機制不合理。我國一些主要的資源能源產品（如：水、天然氣、石油、電力等）屬于政府干預定價，導致這些資源能源產品價格不能反映資源能源產品的稀缺水平。通過對工業行業利潤構成進行分析可以看出，中游企業（包括水、天然氣、石油、煉焦、核燃料、電力供應企業）在工業行業利潤中的占比逐年降低，1990年~1999年的利潤率的平均值為17.52%，2000年~2008年利潤率的平均值為8.07%，在2008年虧損達342.01億元。此外，在土地要素方面，政府部門為了招商引資，以低價格投入到工業用途，降低了企業生產成本，擴大了企業的盈利空間。
（3）金融市場的資金要素價格扭曲。我國金融市場發育不足，主要表現在：一是間接融資占主體；二是資本市場層次不豐富。這導致居民部門金融投資的主要形式為居民儲蓄，同時由于我國信貸利率沒有市場化，資金要素價格扭曲嚴重，資金要素的收益分配上利于企業部門。通過對1992年~2007年現金流量表（實物）計算可以發現，居民部門金融投資占企業部門資本形成額平均占比為45.36%，而居民部門獲得利息、紅利收入占企業部門初次分配收入比率逐年下降，從1992年的26.5%下降到了2008年的9.09%。
（4）環境污染外部成本沒有內部化。由于我國環境保護的相關法律及管理所是不健全，環境污染的外部性成本沒有內部化，企業粗放式擴張給環境造成了相當嚴重的破壞，但沒有全部承擔相應的成本。2010年環境狀況公報指出：全國開展酸雨監測的494個城市(縣)中，出現酸雨的城市占50.4%，酸雨程度嚴重或較重的城市占21.6%；近岸海域水質總體為輕度污染，四類和劣四類海水比例為23.2%；地表水污染較重， 七大水系中的五大水系受到不同程度污染。
（5）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我國正逐步建立覆蓋城鄉的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到2010年末，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參保人數分別達到25 707萬人、43 263萬人、13 376萬人、16 161萬人和12 336萬人，但從目前的覆蓋范圍來說還遠遠不夠。由于原有的社會保障體制已經打破，個人的社會福利以及生老病死等不再由企業全部承擔，但是新的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居民在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等方面的負擔加重，這大大降低了社會居民的消費意愿，加強了儲蓄傾向。
（6）外貿環境更加開放。2001年我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根據WTO的基本原則，關稅、貿易限額等壁壘大幅消除，我國企業更加深入的參與到國際分工，而我國企業的比較優勢主要體現在勞動力、資源、環境、資金要素成本低等方面，貿易環境的改變使得勞動密集型、資源消耗型、環境污染型等粗放式發展的產業向我國大量轉移。
（7）匯率制度導致人民幣匯率相對貶值。1994年我國建立起以市場供求關系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由5.76:1一次性貶值到8.67:1的水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長期保持在8.3:1左右的水平而未做調整，匯率制度日漸僵化。2004年以后，隨著我國外貿順差迅速擴大和外匯儲備的大幅增加，人民幣面臨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2005年7月，我國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此后，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大幅增加對美元匯率整體呈現升值狀態。到2011年6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至6.54:1，相對于匯改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了32.57%。但由于美元在2001年至今基本處于貶值通道，美元指數2001年7月最高位為121點，2008年3月美元指數低點為70.68點，貶值幅度為41.59%。至2011年6月美元指數為72.67，貶值幅度為39.94%。所以人民幣對于非美元貨幣處于貶值中，這促使我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價格低廉，增強了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優勢。
2. 三個作用機制。
（1）國民經濟初次分配機制。我國人口結構特征（農村人口占比高）、資源能源價格機制不合理、金融市場發育不足、環境污染外部成本沒有內部化四個因素，形成了國民經濟初次分配向企業傾斜的內在機制。這一內在分配機制導致以下結果：一是企業部門“高利潤、高投資”，一方面較大的盈利空間激勵企業進行投資，另一方面高盈利為企業的高投資提供了資金來源，從而形成了企業部門“高投資――高利潤――高投資”的循環；二是企業部門高利潤帶動政府收入較快增長，由于政府部門的平均消費傾向要低于居民部門，2001年~2008年政府部門平均消費傾性為0.63，而居民部門平均消費傾向為0.67，這進一步加劇了我國經濟增長“高投資、高儲蓄”的特征。
（2）居民部門消費―儲蓄選擇機制。我國撫養比下降的人口特征、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兩個因素導致社會居民消費-儲蓄選擇時傾向于儲蓄。（1）撫養比下降意味著人口負擔較輕，有較多的經濟剩余可以消費和儲蓄。（2）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導致社會居民在養老、醫療等方面負擔過重，使社會居民進一步強化儲蓄意愿。兩個因素通過影響社會居民消費-儲蓄的行為選擇，形成了居民部門“高儲蓄、低消費”的行為特征。
（3）外貿發展的阻斷機制。消費是投資及生產的目的，投資形成的產出能否在市場實現或出清，受制于由消費決定的市場需求的大小。在相對封閉的經濟運行環境中，當投資增長過度超越消費增長導致投資與消費失衡時，就會引發產品積壓和價格調整，導致投資增長率下降，從而恢復消費、投資的平衡關系。而在開放的經濟環境中，投資不再僅僅受制于國內的消費需求，而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世界市場的需求。劉瑞翔等（2011）研究表明，1987年~2007年我國經濟增長對最終需求的依存結構發生了本質變化， 對國內消費的依存度從1987年57%下降到2007年的35.5%，對出口的依存度從1987年的11%上升到2007年的32%。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及近年來人民幣相對于非美元貨幣貶值導致我國外貿快速發展，這阻斷了封閉環境下消費投資平衡恢復機制，造成2003年~2010年連續八年投資占GDP比更是超過40%。
綜上所述，我國經濟發展“高投資、低消費”的特征，是人口結構、資源能源價格機制、金融市場、環境污染外部成本沒有內部化、社會保障制度、外貿環境、匯率制度七個因素，通過國民經濟初次分配、居民部門消費―儲蓄選擇、外貿發展阻斷機制三個路徑共同發揮作用造成的。
三、 轉變“高投資、低消費經濟發展模式”的政策建議
1. 深化四個方面的經濟體制改革。一是深化資源能源價格改革。推進水、電、成品油、天然氣、土地等資源能源產品的價格體制改革，使資源能源品價格能體現其稀缺價值。二是建立環境污染外部性內部化機制。建立健全環境的產權制度，發展排放權交易市場，通過市場競價提高企業污染環境的代價。三是深化金融市場改革。發展直接融資，形成信息透明、融資渠道暢通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促進金融市場競爭，發揮利率的資金價格信號作用。四是改革匯率制度。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擴大人民幣跨境結算，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逐步實現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定價。
2.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增加財政對社會保障投入，將資源能源價格改革中取得經濟租金收入、稅收收入主要用于社會保障方面，擴大社會保障范圍，提高社會保障福利水平，建立健全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廣覆蓋、保基本、分層次、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
3. 積極研究和應對人口結構特征的變化。我國的人口特征正發生轉變，農村向城市轉移的適齡勞動人口數量正逐步減少，同時我國正向老齡化社會邁進。因此應積極研究人口變動趨勢，降低新生兒缺陷發生率，積極利用老年人力資源，促進婦女全面發展，進一步完善計劃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4. 爭取寬松的外貿環境。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外貿環境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外貿需求大幅波動，貿易摩擦不斷增多，人民幣持續升值，這些都在不斷惡化企業的經營環境。我國應該積極爭取寬松的外貿環境，擴大和深化開放，促進對外投資，發展區域貿易自由區，為經濟體制改革在時間和空間上爭取有利的條件，促進我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在平穩的環境中進行。
5. 保持經濟穩定運行，把握經濟體制改革的時機。目前我國外貿形勢不樂觀，而經濟轉型要求繼續深化資源能源、環境、金融市場、外匯制度、社會保障等領域的改革，這勢必對企業進一步造成經營壓力。因此需要把握好經濟體制改革的時機，要避免外部貿易環境惡化和經濟體制深化改革共同疊加造成宏觀經濟波動，同時應出臺與經濟轉型配套的稅收政策、產業政策，形成產業升級、新興產業等新的投資增長點，盡可能爭取經濟轉型過程中宏觀經濟穩定運行。
參考文獻：
1. 吳忠群.中國經濟增長中消費和投資的確定.中國社會科學,2002,（3）.
2．程選,羅云毅.消費、儲蓄關系狀態判別與“三駕馬車”的協調拉動.改革,2008,（8）.
3．姚洋.中國發展模式與當前經濟危機.重慶工商大學學報（西部論壇）,2009，（7）.
4．龔敏,李文溥.論擴大內需政策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東南學術,2009，（1）.
5．汪同三,蔡躍洲.投資、凈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深層次原因――從收入分配視角的分析.東北大學學報,2007，（1）.
6．邵曉.我國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有沒有結束.經濟學動態,2009，（5）.
7．劉瑞翔,安同良.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與轉換展望――基于最終需求角度的分析.經濟研究,2011，（7）.
關鍵詞：常規醫療行為；義務
《執業醫師法》是執業醫師準入制度的基本法律規范，它規定醫師在注冊的執業范圍內，可以進行醫學診查、疾病調查、醫學處置、出具相應的醫學證明文件，選擇合理的醫療、預防、保健方案的行為，這些行為一般被稱作常規醫療行為。我國的《執業醫師法》將上述常規醫療行為規定為醫師的權利，但是，無論是在勞動法律關系中還是在醫患法律關系中常規醫療行為都體現出義務的特征，而不具備權利的屬性。
1在勞動法律關系中“常規醫療行為”是醫師的職責而非權利。
1.1一個自然人通過執業醫師資格考試后，受聘于醫療機構和注冊，就與所在醫療機構之間建立起了被管理和管理的勞動法律關系。醫療機構都規定了醫師從事診療活動所應當遵守的原則，并且規定了醫師在執業過程中必須做什么和怎樣做。醫師從事醫療常規的一切行為都要符合醫療機構的規定，如果醫師違反了醫療機構的相關規定，則要接受處分或處罰。由此可見，在勞動法律關系中醫師的“常規醫療行為”是職責，不具有權利的任何特征。
2在醫患法律關系中“常規醫療行為”是醫師的義務而非權利。
2.1患者一旦掛號或就診，就與醫療機構成立了醫療合同關系。根據法律的規定和醫療合同的要求，患者有權要求醫務人員向其提供符合法律規定的科學合理的醫療服務，醫師也必須按照法律規定并根據醫學科學的要求向患者提供合格的醫療服務，如果提供醫療服務不正確的，醫師一定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2.2在醫患法律關系中，醫師必須對患者施行醫學診查、疾病調查、醫學處置、給其出具醫學證明文件以及選擇合理的醫療預防保健方案，醫師在這一過程中付出辛勤的勞動，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服務患者，為患者解除病痛，使其早日恢復健康，因此醫患法律關系中的患者方是“常規醫療行為”的實際受益者。
3.常規醫療行為符合法理學意義上的義務特征
在醫患法律關系中，法律明確規定了常規醫療行為的內容。醫師在診療活動中必須遵守法律的規定施行醫學診查、疾病調查、醫學處置、出具相應醫學證明以及選擇合理的醫療，預防、保健方案等行為，其行為必須符合醫療操作規程的要求及醫療衛生法律法規和各項規章制度，醫師實施 “常規醫療行為”無論是程序上還是內容上都受到法律的約束和限制。
首先是醫師在診療活動中沒有權利根據自己的意愿去選擇為或不為，醫師的整個診療活動都必須依照法律的規定和醫學科學的原則來進行，對患者有利并且符合法律規范規定的醫師就必須作為，對患者不利并且不符合法律規定的醫師絕對不可以為。
其次是沒有放棄的權利，根據法律的規定，權利是可以放棄的，但是醫師卻不能放棄這些“權利”，患者與醫院之間的醫療服務合同一旦成立，執業醫師就必須向患者提供符合法律規定的并且符合醫學科學原理的對患者恢復健康有利的醫療服務，也就是必須向患者提供常規醫療行為規定的內容。如果不正確及時的實施常規醫療行為就有可能給患者造成不良后果，醫師就要承擔法律上的責任。顯然這與法律規定的“權利”的特征相違背。只有不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才需要承擔法律責任。
4正確理解和把握上述特征，對于構建和諧醫患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4.1執業醫師在診療過程中，必須樹立以患者為本位的思想，將“常規醫療行為”作為義務來履行，按照患者合法合理的意思表示來提供醫療常規行為，而不是把它作為權利來行使。如果醫師根據自己的主觀意愿隨意行事，堅持向患者提供其不愿意接受的醫療常規行為，勢必構成對患者權利的侵犯，不僅不利于構建和諧的醫患關系，而且可能會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4.2雖然《執業醫師法》將常規醫療行為表述為權利，但是如果醫師在醫患法律關系中真正把“常規醫療行為”當做權利來行使，必將觸犯法律規范的規定，不僅影響和諧醫患關系的建立，而且還要承擔法律責任，基于此醫師只能將常規醫療行為作為自身的工作職責和法律義務來履行。因此，常規醫療行為只能作為醫師的義務而非權利。
綜上所述，《執業醫師法》所規定的醫學診查、疾病調查、醫學處置、出具醫學證明文件以及選擇合理的醫療、預防、保健方案等行為，是醫師勞動義務的表現形式。在勞動法律關系中，它是醫師的職責。在醫患法律關系中，它不僅是而且僅僅是醫師的義務。
參考文獻：
論文摘要：特許經營作為一種新型的、特殊的營銷方式，其核心問題就是對無形財產的特許推廣。因受許人的受許業務受特許人的支配和控制，極易引發指定購買、搭售、聯合定價、獨占經營、限制轉售價格等一些限制競爭行為。為規制這些限制競爭行為，我國應借鑒歐盟立法模式，在反壟斷法中規定規制的重點，嚴格規定其“適用除外”的條件。
特許經營企業在其運作過程中，必然會產生諸種法律關系，導致多重法律后果，其中私法領域的問題，如主體之間的合同糾紛、知識產權糾紛等，可在現有法律框架內得到解決；但從經濟法的角度考察，特許經營還關乎整個市場的競爭秩序與競爭自由，與前者相比，這些競爭法方面的問題更具有全面性與基礎性，然而，遺憾的是這一問題并未引起立法與司法的高度重視，其某些限制競爭的行為得不到有效規制。
一、特許經營的概念及其含義
對特許經營概念的表述盡管各國存有差異，但其主旨基本相同，如：在美國，最早的特許經營法——美國加利福尼亞州1970年《特許權投資法》表述為：“特許經營是兩個主體之間默示或明示的、口頭或書面的合同或協議，根據這一合同或協議，被授權人的經營按照與授權人的商標、服務標記、商號、店牌字型、廣告或表明授權人或其分支機構的其他商業符號的實質性聯系的計劃或機制從事經營。被授權人須直接或間接地向授權人交付特許權使用費。”它強調特許經營是以特許權的授予為基礎的合同關系。在日本，社團法人特許連鎖協會將特許經營表述為“企業(特許人)與其他企業(受許人)之間締結合同，使用自己的商標、服務標記、商號及其它成為營業象征的標識，將在統一品牌下進行商品銷售或其它經營的權利給予對方；另一方面，作為報償，被特許人支付一定的報酬并投入必要的資金，在特許人的指導及援助下進行營業”，強調受許人取得特許權須向特許人支付相應的對價，且其經營要受特許人業務上的支配和控制，兩者之間形成持續關系。《關于EC羅馬條約總括適用除外規則》(CommissionRegulation4087／88)稱“所謂特許經營，是商標、商號、店名、有益的商業模式、設計、著作權、經營訣竅或者有關專利的工業所有權或者是知識產權的組合，它意味著向最終消費者銷售商品或為了提供服務而進行開發。”這一表述著重強調了特許經營的核心是特許人對其知識產權組合的應用推廣。在我國，485號國務院令公布的《商業特許經營管理條例》中規定，“商業特許經營是指擁有注冊商標、企業標志、專利、專有技術等經營資源的企業，以合同形式將其擁有的經營資源許可其他經營者使用。被特許人按照合同約定在統一的經營模式下開展經營，并向特許人支付特許經營費用的經營活動。”突出了特許經營雙方的權利和義務。
特許經營是指特許人將其擁有許可權的商標、商號、專利和專有技術、經營方式和服務模式等，通過合同形式授予受許人使用，受許人按照特許人維護網絡同一性的要求使用相關的無形財產、繳納一定的費用，并獨立承擔法律義務和責任的經營模式。這一定義既表明了特許人基于特許經營合同而對受許人享有的管理控制權，又體現了受許人對其特許人的無形財產擁有合理的使用權，并具有如下含義：
(一)特許經營的核心是對特許人無形財產的特許推廣。特許權從本質上說是一種使用許可權，但就特許經營而言，它只能是特許人保留無形財產使用權的非獨占許可，第三人能否再被特許需由特許人與受許人商定。一般而言，由于特許人授予受許人在一定時期一定區域內使用其有權特許的無形財產，且要求受許人的業務要受特許人支配和控制，因此，受許人往往在特定時期特定區域享有獨占的特許權，并排除特許人的自己使用。其次，特許經營所特許的權利是一種組合式的知識產權。盡管這些權利主要由商標、商號、商業秘密、專利權、專有權等組成，但也包括特定產品來源、經營理念、服務風格、業務培訓等獨特資源，且又不是它們的簡單相加，而是各種知識產權的有機結合。由于這種權利已超出法律上的知識產權的概念，且又無法被學理上的知識產權概念所包含，已構成一種嶄新的權利，故此，筆者稱之為無形財產。
(二)特許經營雙方當事人是獨立的法律主體。特許人與受許人是具有獨立法律地位的不同經營者，它們之間既無參股、控股關系，又無母子、分支經營的隸屬關系。盡管受許人的業務要受特許人的支配和制約，但受許人必須用其自有資金對其經營進行實質性開發和維護，并獨立擁有其業務及經營成果，尤其是在財產上作為獨立的資產所有人，保持人格的獨立，自行承擔風險和責任。特許人既不享有受許人資產上的所有權、也不享有其具體經營業務的決策權及其經營成果的控制權，在法律上分屬兩個獨立的法律人格，是相互獨立的法律主體。
(三)特許經營是一種以特許權的授予為基礎的合同關系。特許人與受許人以特許經營協議為紐帶，并以此維系雙方的加盟關系，加盟合作雙方的權利、義務完全由特許經營協議約定。按照特許經營協議，受許人只有在取得特許人特別授權的情況下，才具有特許經營業務的資格，特許人需授予受許人在一定期間、一定區域內獨家使用其商號、商標或服務項目等權利，并提供開展經營活動所需的必要信息、技術知識和訓練。
(四)受許人的特許業務受特許人的支配和控制。在特許經營中，受許人雖是獨立的法律主體，但由于連鎖經營模式的特點，其經營業務只享有相對獨立性，受許人須根據特許經營協議的約定，按照特許人規定的條件、經營模式和經營規則開展經營，尤其在市場計劃、經營范圍、折扣方案等方面，要受到特許人的直接支配和控制，特許人有權對受許人的特許經營業務進行監督、檢查和指導。
二、特許經營中的主要限制競爭行為
由于特許經營是特許人向受許人提供一套與該產品或者服務有關的、特殊的無形資產并予推廣，因此，就特許人而言，特許經營對其更具有市場獨占性。一方面，這種獨占性是為了維護經營網絡的同一性和特許人的聲譽，是合法的，無需進行規制；但另一方面，如果特許人濫用壟斷地位實施限制貿易或者限制競爭行為，就進入了反壟斷法的規制范疇。
(一)指定購買與搭售。在特許經營中，特許人為維持其統一品牌形象或保持其產品質量，往往對加盟店裝飾設計、裝飾所用材料、商品陳列設計和生產過程中所用原料等有嚴格規定，受許人沒有選擇余地只能接受，這就為特許人指定購買或搭售商品提供了機會。這種搭售或指定購買如果是為了保證產品或服務的質量和穩定性，節約成本和開支，確保消費安全，且屬一定配套產品或服務，則不應列入禁止之列。但是，如果特許人利用特許權的授予與否，強制受許人在獲得特許權之后接受其所采購的或指定的貨物，或者通過搭售加強特許人在市場上的支配地位，則構成了指定購買與搭售的不正當競爭行為。
(二)聯合定價。聯合定價通常表現為幾個同類產品的廠商以協議、安排通謀或協同行動方式來共同固定或提高其產品或服務的價格水平。根據美國法律，如果特許人向受許人建議某種商品的價格為5美元，隨后幾個受許人商定價格為5．98美元，并促使特許人同意以此價格作為其建議價，則受許人間的行為即構成“橫向聯合定價”，特許人與受許人間則構成“縱向聯合定價”。如果這種聯合定價行為是基于相互間的價格協議，則構成了價格壟斷，構成了非法的限制競爭行為。
(三)獨占經營。在特許經營中，受許人享有在一定時期一定地域內經營的權利，這種權利往往不被賦予其他廠商，因而稱之為獨占經營或排他性經營。獨占經營本身屬廠商的一種經營策略，不應受法律規制，但在特許經營中，由于特許人與受許人雙方力量失衡往往會產生阻礙競爭的“獨占經營”——壟斷，即：受許人占有某種絕對優勢，在足以容納若干受許人的地域內要求特許人授予其“獨占經營”，以排斥其他人的申請，獲取高額壟斷利潤，亦或由于特許人與受許人間的特殊關系(如受許人許以較高特許費)，當其他符合條件的第三人申請特許經營時，特許人不授予其特許權，即構成了限制競爭的“獨占經營”。
(四)限制轉售價格。限制轉售價格是指一方當事人責成另一方當事人只能以固定的價格出售有關商品的協議及其相應行為。包括：(1)出賣之一方(主要系生產者，但也可能為銷售者)對交易相對人向第三人銷售之價格(即轉售價格)以各種方式加以限制或約定之行為。(2)出賣之一方非僅對于交易相對人限制或約定轉售價格，更要求其對于向其購買者再為出售時之銷售價格(即再轉售價格)亦予以約束或限制之行為。限制轉售價格從本質上是一種間接聯合定價，在性質上應視為垂直聯合行為。這種行為不僅因阻礙了零售機構間的價格競爭，從而不利于整個市場的競爭，而且也因經營更為有效的零售商不能將其高效率帶來的好處擴展至消費者，使其忍受固定的較高價格，而為各國立法所禁止。
(五)回授。回授是指在知識產權許可協議中，被許可人同意將其對許可人技術所作的改進再許可給許可人使用。回授協議在某些情況下具有積極意義，特別是非獨占性回授。特許經營合同中常常包含此類條款。回授條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促進競爭的積極因素，但當回授條款實質上影響了受許人從事研究開發工作的積極性，從而削弱創新市場中的競爭，對競爭產生負面效果時，則構成了限制競爭行為。由于受許人是在特許使用專利技術的基礎上發展出新的技術，該技術凝結了受許人的智慧，但該新技術價值的體現又與原專利技術無法分開，因此，為保護特許人利益，受許人只能在一定范圍內實施該技術并給特許人以一定經濟補償，或將該技術以合理的價格轉讓給特許人，但均需雙方在平等基礎上協商一致。若在特許經營合同中強制性地規定受許人將新技術回授給特許人或其指定的企業，勢必會造成特許人的技術壟斷，進而造成行業壟斷，則為非法限制競爭行為。
(六)特許經營合同終結后已公開商業秘密的使用。在特許經營合同期限內，特許人為維護其利益，對受許人設定使用商業秘密的限制條件，應為法律所允許。但是，在有些情況下，特許人卻往往借口維護其自身利益，要求受許人在合同期滿后，并在商業秘密已經公開的情況下亦不得使用，則這種限制阻礙了市場主體問的公平競爭，構成了非法限制競爭行為，不應為法律所允許，但未公開的商業秘密不再此限，因為，該商業秘密要受《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保護。
三、對特許經營中限制競爭行為的法律規制的立法建議
迄今為止，我國還沒有一部調整特許經營法律關系的專門性法規，盡管特許人與受許人間的糾紛可以參照國務院公布的《商業特許經營管理條例》或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通則》、《合同法》、《商標法》、《專利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中有關保護知識產權的法條作出裁判，但就特許經營中的諸多反壟斷問題，上述法律卻不能予以有效調整。
(一)加強特許經營立法，做好立法模式選擇。關于特許經營的立法模式，主要有美國的和歐盟兩種。美國的模式主要是從宏觀上對特許經營作原則性規定，具體的案件認定由法官裁量。而歐盟除了在《歐盟條約》對此給予原則性規定外，還制訂了專門適用于特許經營合同的4087／88號法規，該法規對特許經營合同中的各種限制競爭行為的反壟斷法效力問題作出了具體規定。比較而言，歐盟的立法模式既有原則性規定又有適用上的確定性，既增強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可執行性，又簡化了執法程序，降低了執法成本由于我國現行立法深受歐洲大陸法國家的影響，就此而言，在特許經營立法模式選擇上，歐盟模式對我國具有更好的借鑒意義。我國將來有關特許經營的立法，可以考慮建立以《民法典》為基本法、《反壟斷法》為特別法，并制定有關特許經營的專門性單行條例這樣一種多層次、立體式的網絡狀法律保護體系，對特許經營加以更好的調整。
在未制定專門的特許經營法之前，也可以借鑒歐盟的做法，可以將特許經營合同規定在正在起草的民法典中，具體內容應當包括一般規定、當事人權利義務、合同無效情形等方面內容，同時，對特許經營中的各種限制競爭行為的反壟斷法效力作出具體的規定。
關鍵詞：農村；微觀經濟組織；自組織；演化途徑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9-0063-02
20世紀70年代以來，科學前沿出現的“耗散結構理論”“混沌理論”“分形理論”等理論，一般被稱為自組織理論。
自組織系統無須外界指令而能自行組織、自行演化，自主地從無序走向有序。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也存在著與自組織系統性質完全相反的另一類系統，它不能自行演化，即不能自主地從無序走向有序，而只能在外界指令的推動下被動地從無序走向有序，這類系統被稱為“他組織系統”。
一、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自組織特征
自組織系統理論認為，一個系統成為自組織系統，需要具備的特征包括非平衡性、非線性、漲落性、協同性等。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演變過程表明，農村微觀經濟組織也具備自組織特征。
(一)非平衡性
非平衡性是自組織形成的前提。“耗散結構論”創始人普利高津認為：“非平衡是有序之源。一個系統從無序走向有序，必須處于非平衡態。處于平衡狀態下的系統是孤立的、混亂無序的。”要判斷這一條件是否滿足，就要研究系統的各組成要素之間是否均勻一致，各要素之間的差異越大，系統離開平衡態就越遠。
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非平衡性表現在，制度的供求關系不均衡。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誕生或是由農民制度需求推動，或是由于政府制度供給引導，很少出現二者同步的情況。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多年后，政府的相關法律才出臺。
(二)非線性
“走向自組織的體系必須是一個非線性體系。如果體系是一個線性體系，那它根本被排除了出現有序結構的可能性。”為了使一個系統具有非線性，那么其組成要素間必須相互獨立且存在著相當的差異；它們的數量必須大于等于二，各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必須大于等于三。
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非線性，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構成要素中，農民占多數，彼此之間相互獨立，還包括各級管理者，數量遠大于三。高度統一的計劃體制類似于“他系統”，政府作為強有力的外界干預并沒有使之高效、有序的運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規定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組織結構，包括成員大會(權力機構)，監事或者監事會，理事長(本社的法定代表人)和理事會經理和財務會計人員(理事長聘任)。這些人員之間具有一定的獨立性。
(三)漲落性
普利高津指出：“漲落決定全局的結果”，“通過漲落達到有序”。所謂漲落就是指對系統的結構和功能的隨機擾動，這種擾動對系統的結構和功能的穩定性產生重要的影響。在遠離平衡態時，漲落的作用往往很大，它通過破壞系統的原有的結構和功能。從而推動系統向有序結構進化。
對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隨機擾動因素，包括與政府推動，市場經濟風險，農民自身的需求等諸多因素。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在創建初期都能帶動農民的積極性，但經過一段時間通常出現組織效率下滑的情形。然后被一種新的組織代替。在政府強力推動和農民積極配合下，在全國形成。取代后，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發展處于低谷。隨著市場經濟對農業影響的強化，農民意識到聯合起來抵御市場風險的必要性，于是農村微觀經濟組織又逐漸發展起來。
(四)協同性
系統內外大量的漲落的存在使系統走向有序有了可能，但必須在系統內各個要素都達到協同，真正的有序結構才能形成。
制度的供求關系一般是在農民強烈需求的推動或政府強勢推動下達到均衡。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發展證實了這一點。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復興，首先是農民需求導致的結果，隨后政府提供了制度供給，通過相關法律加以規范。
市場經濟是以自組織運行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形態。場經濟是以市場為基礎性資源配置手段的經濟形態，而由于市場自身特點使得其具有鮮明的自組織性特征，其主要表現為：市場作為一個復雜的系統，存在著資源分布，各子系統發育程度和市場中供需關系的非平衡性；存在非單一的多樣性的市場體系和市場主體在進行經營決策時的非線；存在著體現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的各種漲落；各個組成要素存在著各種方式的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協同性。
二、農村微觀經濟組織演化的自組織特征
建國以來，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演化進程所體現的特征與系統自組織演化規律有高度的相似性。
一般而言，系統自組織演化的途徑有三種：
(1)經過“臨界”狀態的突變途徑
其中，經過“臨界”狀態突變途徑的自組織演化過程最引人注目。例如，在“臨界”狀態下即系統經過“臨界點”時，系統突變前的狀態與突變后的狀態變得無法區分，此時，系統的狀態是極不穩定的，系統突變前的狀態與突變后的狀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織纏繞在一起。
(2)不經過“臨界”狀態的突變途徑
不經過“臨界”狀態的突變途徑相對簡單。在系統演化的微觀圖景中，系統突變前的狀態與突變后的狀態是可以區分的。在演化早期，系統以突變前的狀態為主要狀態，而突變后的狀態是以一種“晶核”的形式含在系統突變前的狀態中的；而后，系統的這種“晶核”(即突變后的狀態)愈益發展，最終變為系統的占據支配地位的狀態。在第一種演化途徑中，突變的是系統的某些關鍵性演化性質，系統的整體狀態并未突變；而在第二種演化途徑中，突變的是系統的整體狀態，系統的某些關鍵性演化性質并未突變。
(3)漸變途徑
自組織的漸變以改進、完善現有系統為主要目標，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緩慢地進化。它通常只對一兩個組織構成要素進行調整，其變革的過程比較穩定，波動也比較小。
綜合上述三種途徑，自組織系統理論所刻畫的系統演化可以概括為：在開放的、遠離平衡的和有外部物質、能量、信息的非特定輸入／輸出的條件下，系統以其內部子系統之間的非線性相互作用為動力即以其子系統之間的競爭和協同為動力，同時受到內、外漲落的隨機啟動，產生出集體運動的協同效應，其協同關聯所產生的“序參量”(即集體運動的基本模式)又進一步支配了系統內各個子系統的競爭與協同，從而使系統走入循環、交叉作用并關聯于放大的循環鏈圈之中。
建國以來，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演化進程在不同時期，體現了上述三種演變途徑。有時為了減少創新的阻力和
風險，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演化經歷了很長的時間。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漸變型組織創新使改革的過程拉得很長，將所有變革的內容分散在幾個階段中，逐步實現最終目標。創新后的組織是在原來組織的基礎上一點點的漸進演化而來，從某種程度上說，創新后的組織只在局部進行了創新。但在涉及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關鍵問題上，如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等重大問題上，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演變往往遵循突變途徑。
圖中，點A和B是臨界點。點A前后的變化說明，1949年解放后，我國農村的微觀經濟組織特征發生了深刻變化，土地私有逐漸演變為土地集體所有和土地公有。在計劃經濟背景下，個體生產逐漸演變為集體生產。
點B前后的變化說明，1978年后，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我國農村的微觀經濟組織特征發生深刻變化，開始面向市場經濟組織生產。
點A和B之間的小幅變化，是我國農村的微觀經濟組織漸變過程。例如，互助組演變為初級社，高級社演變為等。
1978年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面臨的市場風險越來越大。聯合起來抵御市場風險是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誕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從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演化進程可以看出，外部條件特別是政府引導在組織的演化進程中起了主導作用。改革開放后，農民的抵御市場風險的制度需求對微觀經濟組織的演化起了主導作用。
三、政策含義
［關鍵詞］政府科技管理；特點；定位；北京市
［中圖分類號］F204；D0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8-0015-03
1 新時期北京市政府科技管理面臨的新形勢
1.1 國際形勢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已成為全世界的共識。當前的國際競爭歸根結底是科技競爭,西方國家經濟增長80%以上是通過技術進步獲得,爭取技術上的優勢成為各國經濟競爭的主流。經濟全球化浪潮,使得國際競爭正演變為以創新為基礎的區域競爭。隨著區域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競爭的加劇,區域創新能力已成為地區經濟獲取競爭優勢的決定因素。
北京市作為首都,作為我國技術創新的中心,在北京圈的建設、創新型國家建設和國際科技競爭中,應發揮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新的競爭態勢特別是科技領域的國際經濟競爭加劇,要求政府廣泛參與推動決定國家競爭力的科技發展。國際上許多國家科技發展的經驗表明,科技管理就是生產力,科技管理能力和水平體現了一國的核心競爭力。
1.2 北京市自身的機遇與挑戰
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其標志有三：一是北京市已經基本完成了從生產型城市向服務型城市的轉變；二是北京市已經基本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并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三是北京市正在從傳統經濟的區域經濟中心向全國的新經濟中心轉變。這一切導致科技要素的作用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上,也對科技環境、科技能力尤其是政府科技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建設“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綠色北京”和建設創新型城市的新形勢下,北京市科技發展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良好機遇。作為積極推進國際化建設的北京,如何面對技術創新國際化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根據新的競爭態勢重新審視首都作為國家科技核心的歷史責任,進而推動北京市的發展,對北京市政府科技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戰。
2 北京市政府科技管理的特點
北京市是全國文化、政治的中心,擁有眾多的研究機構、高校和大型企業,科技資源非常豐富,特別是一些關系著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技術領域和重要環節,關系到整個國家的戰略性科技資源,都大量聚集在北京,使得北京的科技資源和科技發展呈現出獨有的特點和規律。
2.1 中央科技資源在北京占較大比例
由于北京的很多資源為中央所有,所以很多中央的科技資源和北京市自有的科技資源出現重疊。這部分的科技資源很難明確的區分是隸屬于北京市還是歸中央所有。有些地處北京的科技資源其服務對象不僅僅局限在北京范圍內,可能會擴展到全國。中央的科技資源占北京科技資源的較大比例,中央經費大多用在北京的央屬大院和科研所中。同時,中央院所代表國家技術的最高水平、代表科技最高水平的也多是央屬企業。
2.2 北京區域科技的輻射性
北京的科技發展的一個比較明顯的特點就是區域科技資源的全國輻射性。作為全國科技的中心,北京地區聚集了大量的高校和科研院所,這些機構服務的物理位置雖然在北京,但是其服務范圍卻面向全國各地。同時,北京的一些大中型企業也在京建立了自己的研發基地,其社會效用輻射到全國。所以,北京科技資源的戰略意義從社會角度看是非常明顯的。
2.3 科技與現代服務業緊密結合
現代經濟中,服務業已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和現代化的重要標志。現代服務業具有投資少、消耗低、污染小、效益高等特點,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新型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對于北京市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落實科學的發展觀,切實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實現首都經濟發展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的統一,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北京科技資源與現代服務業的聯系非常的緊密,很多新型現代服務業態的出現都是建立在高新技術產業基礎之上的。
3 北京市政府科技管理的目標和原則
在國際競爭和北京市發展需要的背景下,北京市政府科技管理同樣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北京作為首都,也是全國的科技中心,其科技發展必須要有“大首都”的責任意識；另一方面,北京城市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又需要科技發展作為重要支撐。因此,北京政府科技管理的定位必須服從全國的科技中心發展和北京城市科技發展及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使政府干預科技活動、進行科技管理更具有效率。
3.1 北京市政府科技管理的目標
根據公共物品理論,科技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市場機制下不能有效提供,需要政府的干預。政府干預科技活動的目標是政府科技管理定位的前提因素之一。政府干預科技活動的主要目的是彌補市場機制在配置科技資源方面的缺陷,并與市場機制有機結合。具體而言,政府科技管理就是要提供科技活動中所需要的公共物品或者組織公共物品的提供。同時培育創新環境,形成以大學、科研單位和企業為主體的創新力量,為私人科技物品的提供創造條件。在公共科技產品、準公共科技產品、私人科技產品三個層次上分別確定政府科技管理的目標、領域和手段。同時,結合北京科技發展和科技管理的獨特特點構建完善的北京政府科技管理體系。
3.2 北京市政府科技管理的原則
在探討北京市政府科技管理的定位之前有必要確定北京市政府科技管理的原則。北京市政府進行科技管理必須明確下述原則：政府干預科技活動并不是代替市場在科技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而是為了彌補市場的缺陷。在市場可以充分發揮作用的科技領域,政府應該減少甚至取消干預,在市場難以發揮作用或者市場效率低下的科技領域,政府應該加強干預。政府干預科技活動應該強調有限干預、理性干預,減少隨意干預,避免政府失靈,提高政府干預科技活動的效率。
具體而言,北京市政府科技管理的原則概括為：“重市場”、“重服務”、“重社會”、“重效率”、“重創新”。包括：
第一,“重市場”――為科技管理中的市場失靈提供“有限的科技管理”。在政府科技管理過程中既要彌補市場的不足,也要避免政府失靈的產生。培育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和科技創新主體。
第二,“重服務”――使科技管理真正服務于大眾的科技需求,促使科技發展惠及民生。同時,還必須處理好北京與國家科技資源之間的關系,為國家在京科技部門和科技活動提供服務。
第三,“重社會”――從以往單純關注科技對GDP的貢獻,逐步轉變為利用科技進步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第四,“重效率”――不僅要加強和優化財政科技投入,還要關注科技投入的效率,即是否真正促進了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
第五,“重創新”――管理創新是創新精神的體現,也是“創新型城市”及“科技北京”建設的內在要求。政府科技管理應該將創新精神貫穿始終,從過去的管理“慣性”中走出來。
4 北京市政府科技管理的職能定位
一般而言,那些純公共物品和準公共物品性質的科技領域是政府科技活動的基本范圍。但是,由于科技發展階段不同,純公共科技和準公共科技領域所包含的內容也會有所不同,政府介入科技活動的方式和程度也應有所不同。由于目前我國整體科技能力較差,各種類型科技領域中的科技活動和科技產品都表現出明顯的外部性,供給機制沒有健全,供給主體缺失,使得即便是私人領域的科技產品僅僅靠市場的力量也難以有效供給。因此,北京市政府科技管理在純公共科技領域、準公共科技領域和私人科技領域都應有所介入,只是介入的程度有所不同。 4.1 全面支持純公共科技領域
純公共科技領域的科技產品,其本質是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包括：基礎科學研究、科學普及,部分共性技術、競爭前技術研究,國防、減災、科技基礎設施等。在上述純公共科技領域,政府是科技需求、供給的樞紐。有時直接充當了需求決定者、消費者的角色；也有的情況,作為社會的代表,扮演著需求決定者、消費者乃至供給者的角色。因此，在純公共科技領域對外部性的克服,其關鍵在于政府的作為。政府是各方利益關系的紐帶,更是社會與公眾的代表。因此，在純公共科技領域需要政府的全面支持和有效管理。
對于北京市現階段來講,有兩個方面的科技活動需要政府全面支持：第一,知識創新領域。知識創新應該作為北京科技發展的首要目標,而以基礎研究為主的知識創新屬于純公共科技的范疇,在北京具有明顯的公共物品屬性,是自主創新的重要支撐。第二,科技普及。“科技北京”理念要求政府進行科技普及,全面提高人的科學素養,科技普及具有戰略性、基礎性和外部性特征。
4.2 深度扶持準公共科技領域
準公共科技領域的科技活動和科技產品具有部分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在其產品提供過程中具有外部性,會出現“搭便車”,致使市場中的個人或企業沒有動力去投資。政府有必要深度扶持準公共科技領域的科技活動,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來組織和投資,準公共科技領域還存在一定的私人贏利空間,應該引入多重投資方式與政府投資并存。
現階段北京的準公共科技性質突出的領域有以下幾類：第一,產業共性技術、關鍵技術領域。這些領域存在企業層面無力承擔,而科研院所改制后存在供給缺位。第二,關系民生的公益性技術,如公共環境、公共衛生等。第三,具有生產的弱競爭性和消費的弱選擇性的公共服務：如技術擴散、專業技術服務等。上述許多科技領域由于具有較大外部性,又使得準公共科技的范圍相對擴大。因此,政府在準公共科技領域需要發揮主導作用,應該深度支持準公共科技領域的科技活動。
4.3 適度干預私人科技領域
一般而言,私人科技領域的科技產品具有排他性和競爭性,屬于私人物品,私人科技領域的活動首先應該由市場機制進行調節,企業作為私人科技產品的提供主體應發揮主導作用。但是,不容忽視的是,科技發展的階段性以及市場機制的健全程度同樣會影響某些私人科技領域的科技活動和科技產品的提供。如目前北京大企業的發展主要依靠國家,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科技創新任務較重。由于科技創新的風險性和外部性存在,使得中小企業提供私人科技產品的能力有限。因此,在某些私人科技領域也需要政府的適度干預,如設立大企業科研基金、扶持中小科技型企業政策等。 5 結 論
綜上所述,面對全球化的科技競爭和我國科技發展以及北京市科技發展的要求,北京市要依靠自身的特點,明確北京市政府科技管理的目標、原則和定位,結合北京科技發展和科技管理的特點構建北京市政府科技管理體系。由于目前我國和北京市的整體科技能力較差,各種類型科技領域中的科技活動和科技產品都表現出明顯的外部性,供給機制沒有健全,供給主體缺失,使得即便是私人領域的科技產品僅僅靠市場的力量也難以有效供給,因此,北京市政府的科技管理在純公共科技領域、準公共科技領域和私人科技領域都應有所介入,只是介入的程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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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宮頸 微偏腺癌 免疫組織化學法
資料與方法
1980～2006年婦科手術切除的宮頸微偏腺癌20例，年齡28～50歲，均為已婚婦女，其中1例為Peutz-Jeghers綜合征，20例均以陰道不規則出血而就診，組織學涂片大致正常，其中3例為ASCUS，1例為未明原因的細胞。
方法：對全部微偏腺癌切片進行復閱并做免疫組化CEA+KI-67。
結果
對宮頸微偏腺癌，HE切片鏡下觀察組織學特點：有向宮頸壁深部浸潤的腺體超過8mm,并有狀突起突入管腔，宮頸大血管周圍或神經周圍及近漿膜面可見深陷的非典型增生的腺體、扭曲、畸形，有的腺腔螺旋盤錯，有的引發間質纖維組織反應性增生，偶見核分裂，大多細胞核位于基底，核仁不顯，異型性很小，有的細胞形態完全正常。免疫組化染色，統計學處理結果提示：微偏性腺癌組與宮頸腺上皮輕度增生組，微偏腺癌組與對照組的CEA、KI-67相差非常顯著（P
討論
腫瘤中心部位出現大血管常是診斷宮頸微偏腺癌的線索，尤其是冰凍切片時。但也要注意特殊情況，我院20例宮頸微偏腺癌，其中有1例在冰凍切片時腫瘤中心部位未找到大血管，患者28歲，后根據浸潤深度超過8mm，術中又做了髂內1枚淋巴結直徑2.5mm,見到轉移灶，確診為微偏腺癌，做了全子宮+雙附件及盆腔淋巴結清掃。從瘤細胞的異常程度看：宮頸內膜的腺體外形多樣，大小也不一致，小而規則形狀，大而不整形者均可見到，細胞形態看上去可完全正常，也可呈腺癌者。從瘤細胞成分看：腺體大都被覆有單層柱狀黏液生成細胞，除了大小形狀外，它們與正常的宮頸腺上皮無異，即便在轉移灶，瘤細胞形態看上去也正常。
鑒別診斷：①彌漫性宮頸內膜的腺體層狀增生：該病偶見于子宮切除標本，大小中等，分布均勻分化極好的宮頸內膜腺體分布于宮頸壁的內1/3，與其深層間質之間分界清楚。②良性宮頸腺肌瘤：分化極好的宮頸內膜腺體間分布有大量的平滑肌細胞。
微偏腺癌的病變形態雖然溫和，但在病變早期即可出現深浸潤和淋巴結轉移，對陰道不規則出血的患者，絕不放過，一定及時找到出血的原因，使微偏腺癌得到早期診斷和治療，以防漏診。
關鍵詞：全美大學體育協會；競技體育；總收入；總支出；體育津貼
中圖分類號：G811.2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2076（2016）04-0032-07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athletic departments is influenced by both NCAA provisions constraints and financial incentives. The research selects a panel of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data of 221 NCAA Division I athletic departments over the period of 2006-2013. Revenue data is divided into six categories： ticket sales， student fees， school funds， contributions， rights and licensing， and other revenue. Expenditure data is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scholarships， coaching staff， building and grounds， and other expenditures， and econometric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 of their behavior and to dissect its internal facto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Increased expenditures for coaches induced by increased total revenue are many times than the direct expenditures for athletes， which further expanded in automatic qualifying conferences. 2） Ticket sal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revenue stream in explaining increases in total expenditures， particularly for BowlChampionship Series （BCS） or automatic qualifying （AQ） conferences schools. 3） Increasing revenue for ticket sales and contributions reduces the athletic subsidy of BCS or AQ schools. 4） Changing conferences increases total revenue and total expenditures in BCS and AQ schools. 5） Compared to school without a football team， both total revenue and total expenditures increase in school with a football team， which reflected mainly by ticket sales in revenue categories and scholarships in expenditure categories. Huge revenue brought by the rapid of athletics sports of NCAA gradually influenced the economic behavior of athletic departments. Stadium upgrades and supplemental facilities had created "arms race"， while little of that money has gone to player compensation， which substantially and severely distorted the labor market for collegiate athletes.
Key words： 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athletics； total expenditures； total revenue； athletic subsidy
前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體育產業從無到有，而高校體育賽事產業作為中國體育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體育產業能否健康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在中國一直是公益事業，但并不代表高校體育賽事不能盈利。目前大學生體育市場已經十分龐大，雖然中國高校體育賽事經營中還存在諸如大學生體育協會經營管理不到位、管理者思想停步不前、資金投入較少、缺乏專業的高校體育賽事經營管理人才、賽事市場化運作與商業推廣條件不夠等等諸多問題。而其中各個高校運動隊的財政收支狀況又是其中的核心問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對先進國家特別是美國 NCAA 各體育部門的經濟行為進行分析，探討收支之間的動態關系，解析經營性收入、津貼和支出之間的規律，為國內高校體育部門的經濟行為優化提供參考和依據。
全美大學體育協會（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NCAA）是由美國千百所大學和學院參與結盟的一個協會，其主要活動是每年舉辦的各種體育項目聯賽。NCAA將所屬大學分成第一、第二和第三共3個級別，進行橄欖球、籃球等球類聯賽以及田徑、體操等其他項目的比賽。NCAA賽事是美國大學生學習之余最重要的盛會之一。
不同于商業企業首選追求利潤的做法，NCAA成立的初衷就受到業余性和營利性之間的矛盾沖擊。絕大多數情況下，從競技體育角度追求經濟收益和從學術聲譽角度追求學生發展，這兩者可以并存，不存在很大的沖突。如獲得獎學金的橄欖球運動員僅需要支付很低的學費就可以通過4年的大學學習后可以獲得學位，同時還可以為所在的大學創造很高的經濟收益。然而，經濟收益與大學生運動員的業余性和學術發展相沖突。西弗吉尼亞大學脫離大東聯盟后加入大12聯盟，加劇了大學生運動員在平衡經濟利益和學術利益方面的壓力。更換聯盟使得旅途時間顯著增加，他們離聯盟內最近的對手――愛荷華州立大學還相距870英里，需要花費幾天的路途，再加上全國性周末直播賽事的增加，使得大學生運動員花費在路途上的時間增加，這不得不犧牲上課的時間。
盡管NCAA始終強調業余性和保護學術水平是其主要的目標，但是經濟利益和學術發展之間的矛盾問題一直存在，特別是在能夠產生巨額收入的男子橄欖球項目中尤為突出，因為他們需要為其他的非盈利性項目提供經費資助。大學體育相關的收入已經開始影響到NCAA大學的經濟行為，使得更換聯盟導致收入增加的誘惑壓倒了對學術水平的關注，2010-2013年期間共有13所大學更換了橄欖球聯盟。因此，本研究旨在分析NCAA第一級別大學體育部門的經濟行為特征，其中重點研究了體育部門如何應對總收入的變化，以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為國內高校體育部門收支管理提供參考依據。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全美大學體育協會（NCAA）大多數會員單位每年定期在其官網：http：///公布年度總財務報告。本研究通過登陸NCAA官網和通過筆者留美同學向個別高校電話索取等方式，選取2006-2013年NCAA第一級別大學或學院體育部門的收入和支出數據作為研究對象。由于私立大學不需要公開收入和支出報告和部分公立大學保密大學體育收入和支出數據，最終共有221所大學的數據納入分析，占所有第一級別大學的比例為91.6%。由于并非每一所大學每年都參與到NCAA第一級別聯賽中，所以總收入和總支出之間存在不平衡情況。
收入的數據被劃分為以下六種類型：票務銷售、學生費用、學校經費、出資捐贈、版權許可和其他收入。其中票務銷售是允許參與體育賽事的銷售收入；學生費用是向學生征收的用于支持大學體育發展的費用；學校經費是大學或學院對體育發展的直接或間接的財政支持；出資捐贈是除了票務銷售以外的經費捐贈，如校友對體育發展的捐贈；版權許可是來自于媒體版權、贊助商、加盟許可、廣告、商標和特許使用權費；其他收入指的是其他任何額外的收入來源，如聯賽或碗賽的收入等。總收入是上述六部分的總和。
支出數據被劃分為以下四種類型：獎學金、教練團隊、場館場地和其他支出。其中獎學金是體育助學金，是大學生運動員的直接收入；教練團隊支出，包括教練團隊的工資、獎金和福利。場館場地支出是硬件設計及其維護的所有費用；剩余所有支出，如聯盟會費和交通費等，都歸入其他支出。總支出是上述四部分的總和。
由于橄欖球是NCAA最受歡迎的項目，通常是某一所大學收入最高，甚至是唯一賺錢的項目。NCAA橄欖球主要賽事為碗系列賽（Bowl Championship series，BCS），最重量級的比賽包括四大碗賽和全國冠軍賽。BCS聯盟分為冠軍賽分部（Football Championship Subdivision，FCS）和碗賽分部（Football Bowl Subdivision，FBS），包括11個第一級別的大學聯盟，其中的美國競技聯盟，大西洋海岸聯盟，大十聯盟，大十二聯盟，太平洋十二校聯盟和東南聯盟是最頂級的6大分區聯盟，統稱為自動獲得參賽資格（Automatic Qualifying，AQ）聯盟，其聯賽冠軍可以自動獲得參加四大碗賽和全國冠軍賽的資格。美國聯盟、中部聯盟、西部山地聯盟、陽光地帶聯盟和獨立學校是5個非自動獲取參賽資格聯盟，需要在BSC排名系統中達到一定條件才可以參加最重量級的比賽。
為了分析橄欖球項目對大學體育經濟行為的影響，分別在四個大學組別中進行了分析，包括：1）所有大學組，2）參加BCS大學組，3）不參加BCS大學組，4）AQ聯盟大學組，各組大學的數量分別為221，100，121和54所。當將有無橄欖球項目作為二進制變量納入模型進行分析時，由于所有BCS和AQ聯盟大學都擁有橄欖球項目，因此僅需計算了所有大學和非BCS大學這兩個組別的結果。
1.2 研究方法
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計進行計量經濟學模型分析，通過Hausman檢驗將學校效應和時間效應納入分析。采用穩健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s，RSE）來減少更換聯盟和時間的特異性干擾，將顯著性水平定為P
票務銷售收入的增加是導致總支出增加最重要的因素。BSC、AQ聯盟大學的票務銷售收入高于非BSC聯盟大學，因為他們有能力吸引更多的觀眾參與體育賽事。而非BCS聯盟大學由于參與體育賽事的人數較少[1]，使得他們更加依賴于其他類型收入，詳見表2。擁有橄欖球項目的高校的總支出同樣增加。
競技體育是大多數NCAA大學體育收入和支出的主要渠道。隨著媒體版權和商業許可等方面的收入越來越高，大學為了保持競爭力的總支出也不斷增加，如何從財政上支持各自的體育部門，以及這些經費應該如何正確地被使用是重要的議題。NCAA大學在一個獨特的限制條件和獎勵措施下進行經營。體育部門在聲明追求商業利潤不是其主要目的和不向大學生運動員支付薪酬的同時，又通過票務銷售、出資捐贈和體育津貼等途徑，同時在私立和公立市場進行經濟活動。
由于大學的整體聲譽和學術水平相對穩定，使得近年來大學在場館場地和相關配套設施方面展開了“軍備競賽”[2]，詳見表4。因為體育部門追求的是除了經濟收入外，更重要的是比賽的勝利――獲勝和冠軍，這一特點使得大學生運動員的競爭始終存在。獲勝和冠軍對所在的大學還具有其他積極的外部影響[3]。如橄欖球項目的勝利，特別是來自于高排名大學和私立大學的球隊，顯著地增加了申請入學者的數量和質量[4]。體育賽事方面的成功可以顯著增加出資捐贈的收入等[5]。
2.2 NCAA大學體育部門總收入的變化對不同類型支出的影響
在所有大學中，總收入與獎學金支出、教練團隊支出顯著相關。總收入每增加1美元使得獎學金支出增加0.02美元，而教練團隊支出增加0.16美元。在AQ聯盟大學和BCS聯盟高校組別中，同樣只有獎學金支出和教練團隊支出和總收入之間顯著相關。AQ聯盟大學中，總收入每增加1美元使得獎學金支出僅增加0.01美元，而教練團隊支出增加0.11美元；BCS聯盟大學的總收入每增加1美元，獎學金支出增加0.02美元，而教練團隊支出增加0.14美元。非BCS聯盟大學中，總收入每增加1美元，使得獎學金支出和教練團隊支出同樣增加0.10美元，場館場地支出增加0.07美元，其他支出增加0.14美元，詳見表3。
有無橄欖球項目對上述影響的結果類似。在所有大學中，總收入與獎學金支出、教練團隊支出之間呈顯著正相關，總收入每增加1美元使得獎學金支出和教練團隊支出分別增加了0.02和0.15美元。擁有橄欖球項目的大學平均每年需要多支出920萬美元的獎學金。在非BCS聯盟大學中，各類型支出與總收入均存在顯著正相關，與基礎模型相似。總收入每增加1美元使得獎學金支出相應增加了0.10美元，教練團隊支出增加0.09美元，場館場地支出增加0.05美元，其他支出增加0.12美元。擁有橄欖球的非BCS聯盟大學每年在獎學金方面多支出747萬美元，在其他支出方面多花費1 117萬美元。
當所有大學的體育總收入增加時，教練團隊支出增加達到運動員直接支出增加的8倍，其中運動員支出以獎學金的形式給予發放，而在AQ聯盟大學中，這種差距增加到了11倍。在非BCS聯盟大學中，總收入增加導致運動員支出與教練員的支出增加相同，原因可能在于：1）非BCS聯盟大學在獲得收入方面相對非常困難，如不能參與碗賽和聯賽，不能獲得媒體合同，因此限制了教練團隊支出的額度；2）非BSC聯盟大學的教練員很有可能未獲得過很大的成功，因此他們對于薪酬的要求不可能超出在BSC聯盟大學工作的教練，特別是AQ聯盟大學的教練，使得非BSC聯盟高校教練員的教練支出較低。擁有橄欖球項目的大學平均每年需要多支出920萬美元的獎學金，原因與橄欖球是正式比賽需要最多數量運動員參與的項目，NCAA需要為第一級別的FBS和FCS大學分別提供多達85項和63項的獎學金。
此外，各個學校收入增加的同時也紛紛把加強硬件方面的投入，對場館進行維修改造和升級換代，原因可能是由于：1）擴大學校影響，把場館作為對外宣傳的名片；2）為招募更為優秀的運動員提供砝碼，實現軟硬件的良性循環。表4為例舉NCAA第一級別大學體育硬件資源的更新和升級情況。
2.3 NCAA大學體育部門各類型收入的變化對總支出的影響
在各大學組別中，票務銷售、學生費用與總支出之間均呈顯著正相關。票務銷售收入每增加1美元，使總支出增加0.48～0.90美元；學生費用每增加1美元使總支出增加0.16～1.09美元；學校經費收入和出資捐贈收入每增加1美元分別導致非BSC聯盟大學的總支出增加了0.46美元和0.01美元，詳見表5。
有無橄欖球項目對上述影響的結果類似。在所有大學中，票務銷售收入每增加1美元使得總支出增加0.95美元，學生費用收入每增加1美元使得總支出增加0.22美元。擁有橄欖球項目的高校每年的總支出約多出228萬美元。在非BCS聯盟大學中，票務銷售收入每增加1美元使得總支出增加0.62美元，學生費用收入每增加1美元使得總支出增加0.67美元，學校經費收入每增加1美元使得總支出增加0.50美元。擁有橄欖球項目的高校每年的總支出約多出212萬美元。
2.4 NCAA大學體育部門各類型收入的變化對體育津貼的影響
票務銷售收入、出資捐贈收入與體育津貼之間均存在顯著相關。票務銷售收入每增加1美元，使得所有高校、AQ聯盟大學和BCS聯盟大學的體育津貼分別減少了0.22，0.11和0.23美元，但是非BSC聯盟大學增加了0.64美元。出資捐贈收入每增加1美元，使得AQ聯盟大學和BCS聯盟大學的體育津貼均減少了0.01美元，而非BSC聯盟大學和所有大學分別增加了0.15美元，詳見表6。
有無橄欖球項目對上述影響的結果類似。盡管擁有橄欖球項目的非BCS聯盟大學的體育津貼支出多出543萬美元，但是并沒有一項收入類型與體育津貼之間存在顯著相關；在所有大學中，擁有橄欖球項目的大學在體育津貼方面多投入548萬美元，其中票務銷售收入每增加1美元，使得體育津貼減少0.21美元。
NCAA的每所大學及其體育部門都擁有自身的市場活動，這一性質為追求收入增加提供了動力，但其經濟行為都必須遵守NCAA指導方針，使得大學競技體育集競技性和市場局限性于一體[6]。2006-2011年間，體育部門的總收入增加了414萬美元，增長了27.82%。收入的增加使得大學在對體育部門的經費資助方面面臨著多種選擇。第一個選擇是減少體育津貼，體育津貼每年約為880萬美元，其中主要由專項用于體育發展的學生費用構成。因此，減少體育津貼可能會導致學生教育經費的降低。而另外一種選擇是大學可以利用增加的收入來資助額外的支出。Niskanen在1971年提出的經濟學模式中將大學作為經費贊助者，將體育部門作為一個辦事機構，為了每年花掉所有的收入，并在未來的幾年內持續獲得更多的經費，體育部門需要不斷開拓信息優勢[7]。Wycoff等詳述了前者的模式，指出體育部門會偏向于使可自由支配的開支達到最大化[8]。Hoffer等對此作了進一步補充，指出體育部門同樣也發生租用生產要素的情況，偏向于過度地提高工資水平，而不是增加勞動量[9]。然而，NCAA對大學體育部門的經濟行為具有獨特嚴格的要求，通過限制大學生運動員的薪酬水平來禁止體育部門出現這種傾向[10]。最明顯的是，大學生運動員必須是業余性質的，能夠接受沒有報酬，而不是通過獲得工資來支付上大學的費用。相關條款嚴重扭曲了大學生運動員勞動力市場。當運動員為學校帶來了額外的收入時，大學不能通過給予更多的工資來獎勵運動員，也不能夠通過薪酬手段在市場中展開競爭，這一情況迫使體育部門只能依靠為大學生運動員提供非現金形式的優勢來相互競爭。
隨著學費及相關費用的增加，學生、管理者和立法者都很關心體育津貼的多少。本研究所選取的年份內未給予體育部門津貼的高校僅有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和內布拉斯加林肯大學。最多的體育津貼是來自于內華達州立拉斯維加斯大學于2010年投入的35876萬美元，其中BCS或者AQ聯盟大學中最多的運動員津貼是羅格斯大學在2011年投入的29125萬美元，期間有3個年度是體育津貼投入最多的高校。票務銷售收入的增加導致了體育津貼的減少，但出資捐贈收入和其他類型收入與體育津貼之間不存在顯著相關，原因可能與這兩項收入的標準差很大有關。相比較其他類型收入，他們不固定而且波動很大，可靠性差，大學不會依賴于它們來資助競技體育工作。運營橄欖球項目的大學更需要投入更多的體育津貼。
2.5 大學更換聯盟對總收入和總支出的影響
更換聯盟僅僅導致BCS和AQ聯盟大學的總收入和總支出增加。更換聯盟后，BSC大學每年的總收入增加了828萬美元，總支出則增加了654萬美元；AQ聯盟大學的總收入增加了1 573萬美元，總支出增加了1 316萬美元，詳見表7。
自2011年起，將財政作為主要考慮因素從而更換聯盟的高校數量日益增加。2006-2011年間共有23所大學更換了所屬聯盟，其中僅包括6所BCS和3所AQ大學，所以本部分結果僅僅作為近似值來評價更換聯盟對總收支的影響。BCS和AQ大學更換聯盟會同時增加總收入和總支出，證實了大學做出更換聯盟決定的財政動機。
3 結論與展望
3.1 結論
全美大學體育協會（NCAA）是全美乃至全球最大也是發展最好、最健全的大學體育協會，本研究通過對其第一級別大學體育部門經濟行為特征的分析得出如下結論：1）總收入增加導致教練團隊支出的增加遠遠高出運動員直接支出的增加，這種差距在頂級聯盟大學中進一步被拉大。2）票務銷售收入的增加是導致總支出增加最重要的因素。3）票務銷售和出資捐贈的增加會導致頂級聯盟大學體育津貼的減少。4）更改聯盟導致頂級聯盟大學的總收入和總支出呈現大幅度的增加。5）擁有橄欖球項目使得大學的總收入和總支出相應增加，在支出方面主要導致獎學金支出的增加，在收入方面主要導致票務銷售收入的增加。由于國別和體制的原因美國高校體育部門在經濟行為上有更大的自主性，頂級聯盟大學借橄欖球等項目的發展和更改聯盟等方式使其票務銷售、出資捐贈、總收入大幅度增加，但由于支出方式的特殊性，總收入的增加會導致大學體育津貼的減少也就是學校對體育的投入減少，這雖然有利于降低學校的財政支出，但同時又會造成學生費用減少即用于教育的經費減少，這會帶來經濟效益與大學生運動員業余性和學術發展之間的沖突。并且隨著學費及相關費用的增加，學生、管理者、立法者都更關心這一費用的變化。
3.2 展望
綜觀美國大學體育協會第一級別大學體育部門經濟行為特征，雖然與我國高校體育部門經濟行為特征有著本質的區別，但對解決我國高校競技體育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對高校體育賽事產業未來發展方向的指引都有著重要的啟示：1）中國高等教育一直是公益事業，中國高校體育部門經濟來源幾乎完全依靠學校和國家財政撥款，部分高校能獲得一定程度的贊助和捐贈，但沒有票務收入，更不可能向學生收取用于大學體育發展的費用，因而自主性較差，經濟實力較弱。但這并不代表高校體育賽事不能盈利，相反我國高校體育比賽和競技體育事業的發展還并不弱，我國擁有275所高水平運動隊布點校，擁有近千只不同項目的高水平運動代表隊。不同項目的全國高校聯賽開展得如火如荼，又特別是CUBA和CUBL籃球聯賽的開展，兩項賽事不僅擁有良好的社會聲譽，而且建立了成熟的市場，具有固定而且龐大的觀眾群體。借當前全國體育產業改革春風，能否在這些聯賽中嘗試進行票務銷售，以取得一定的收入來彌補學校投入不足。2）橄欖球并非我國高校的熱門體育項目，但足球卻是我國當前的國家戰略，如何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投入，加強賽事化運作和商業推廣，以期成為未來我國高校體育賽事產業的龍頭。3）加大校企聯合，各項目全國冠軍代表隊和區域強隊可采取冠名、出售版權等形式獲得企業贊助，如北大女子籃球隊、天津財大女子籃球隊和青海師大女子籃球隊就是典型范例。4）挖掘資源，廣開捐贈之路，如華僑大學前男子籃球隊連續三年蟬聯CUBA全國總冠軍的成功經驗。5）進一步加大我國高校體育賽事和經費管理，堅持高校競技體育業余性和非營利性方針，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確保大學生運動員學業和學術水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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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網絡虛擬市場中同樣存在著各種不正當競爭行為，由于網絡經濟的特殊性，使得該領域的法律規制更為復雜。本文在介紹網絡不正當競爭行為典型表現形態的基礎上，主要分析了在網絡環境下法律規制的特殊性，并就其體系完善提出了建議。
一、網絡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表現形式
所謂不正當競爭．是指經營者采取不正當手段爭取交易機會，損害其他經營者合法權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行為。利用互聯網為工具，其中許多不正當競爭手段在網絡空間有了新的表現形式。具體來講主要有以下幾大類：
1壟斷經營。在域名注冊市場，少數獨占機構利用控制服務器與數據中心的地位，阻礙其他競爭者進入的不正當競爭現象一度非常嚴重。
2．侵犯商標權及商業混同行為。網絡環境下侵犯商標權及商業混同行為主要表現在將他人的注冊商標尤其是馳名商標注冊為域名，利用他人商標的知名度進行不正當競爭。
3．域名糾紛。網絡域名爭議是近年來最新，最突出、法律規制最為復雜的網絡糾紛類型之一，這是伴隨著國際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而出現的，其中與不正當競爭行為聯系最密切的領域當屬域名搶注。
4侵犯他人商業秘密。電子郵件的普及、國際信息網的運用與電子商務的開展使得商業秘密時時處于岌岌可危的狀態之中，而且通過網絡侵害商業秘密的后果往往更為嚴重。
5利用網絡技術措施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網絡技術是互聯網發展的基礎和支撐，新型的網絡技術也會被不當利用進行不正當競爭，其中鏈接就是被經常使用的一種技術手段。
二、網絡不正當競爭行為法律規制的特殊性
互聯網本身的特性決定了網絡不正當競爭行為法律規制上的特殊性，在涉及網絡著作權、商標權、域名等侵權糾紛中，由于現有法律對網絡環境下侵權行為的界定并不十分清楚，因而在解決網絡經濟中不正當競爭糾紛的過程中有以下幾個問題需要注意：
1規制主體。《反不正當競爭法》只規制于經營者的行為，即從事商品經營或者營利的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從該法的規定來看．還包括與不正當競爭行為有關的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對于經營者的界定．我們認為在網絡環境中其范圍不應過窄，宜從行為角度而非主體角度進行判斷這是與互聯網大眾化帶來的利用普遍化相關聯的。網上從事經營行為的主體許多并無法定經營資格，但其不正當競爭行為對其他經營砉以及社會經濟秩序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往往更為嚴重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凡是在網上從事營利性活動的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都可以被認定為經營砉。
2規制范圍。網絡經濟中經營方式的特殊性決定了相關當事人之間關系的特殊性，網絡服務商經營者(包括傳統經營者與網絡經營者)，訪問用戶，消費者之間形成了錯綜復雜的關系，因而網絡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也更為復雜，也就是說反不正當競爭法在網絡經濟中規制的行為范圍更為廣闊。互聯網上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制的地域范圍，至少在兩種情況下的行政機關和法院可以行使管轄權：一是網站或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的注冊登記所在地，二是實施侵權行為或原告發現侵權內容的網絡服務器計算機終端設備所在地。
3責任承擔。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不正當競爭行為應承擔相應民事責任行政責任甚至刑事責任。該法第20條規定了民事責任損害賠償額的計算方式．即被侵害的經營者的損失或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因侵權所獲得的利潤，并應承擔被侵害的經營者因調查該不正當競爭行為所支付的合理費用，這一規定對網絡環境下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所致損害賠償同樣適用。為了更加有效地制止各種不正當競爭行為．便利于司法審判，應當確定法定的賠償額，根據侵權人的主觀惡意．影響范圍．危害程度等在一定范圍內靈活規制。
三、我國反不正當競爭立法在網絡環境下的完善
由于我國現行立法尚未對網絡經濟中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加以直接、特別規定，在制止網上不正當競爭行為的過程中，已產生了現實法律不能滿足網絡發展需要的矛盾。在此僅就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在網絡環境下的完善提出幾點建議：
1．盡快修改《反不正當競爭法》．對該法列舉的部分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擴大解釋，增加法律的可操作性。同時明確網絡環境下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性質．增強”一般條款”的效力以擴大適用范圍，保持法律的穩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