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20 14:58:1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全球貿易治理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后危機時代的全球治理
后危機時代的發展主要是由于2008年經融危機爆發后，世界各國之間逐漸開始對其國家內部的經濟結構和自由貿易結構等進行研究的調整，從而從根本上將國家經濟發展及貿易限制策略進項改進，以期對國家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從而應對經融危機。由此全球經濟治理逐漸步入一個保護主義浪潮中。根據歐盟國加對其內部經濟保護主義措施的改進，我們不難看出，在經融危機爆發后首先各國之間機內相對獨立的內部保護狀態。隨著各國之間不斷的對國內經濟發展政策進行調整，2010年之后各國開始建立各種自由貿易交往，以期通過國際間的貿易往來促進各國之間經濟的發展，從而從整體對全球進行治理，此時全球逐漸步入一個自由發展的經濟浪潮中。根據各國之間相關自由貿易的法律法規中對其國家內部的自由貿易開放政策進行改進，能夠有效的促進市場經濟的逐漸進步和發展。但是在此過程中，國際上對其自由貿易的總體經濟效益的發展仍然具有自我保護意識［2］。根據國際經濟發展數據中對個國家理性世界貿易交往來看，通過國家與國家之間簽訂雙邊、區域、全球性自由貿易協定來促進自由市場的建立，從而對全球進行治療。根據當前全球經濟發展中自由貿易及國際經濟治理中來看，當前國際市場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開始以長期邁向發展為治理目標。“貿易與發展”是全球進步的主要研究主題，如何能夠對各國之間的經濟進行共同性貿易往來，從而帶動世界經濟的逐漸發展，從總體水平上對全球物質觀念和國際貿易秩序進行研究，是當前全球自由發展的市場發展的長遠趨勢及目標［3］。因此，在后危機時代全球治理中主要以貿易和發展共存為主要治理方式和治理目標。
二、后危機時代的國際經濟法發展
法制的發展是維護世界經濟發展的基礎，在后危機這一特殊的經濟時期，全球性質的經濟發展，是每個國家發展的主要依據。國際經濟法的建立與國際經濟組織結構的發展均離不開世界國家發展現狀及新興市場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地位關系。以中國經濟發展為例，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因此，在其經濟法建立過程中一般以國家經濟長期權衡結構為基礎，從而根據國際經濟情況對本國內部經濟法進行調整［4］。但是，由于后危機時代是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危機，各國之間應該針對其在市場中的不同主導地位對其內部經濟結構和法律進行調整。根據不用時期國際經濟法的發展過程進行研究，發現其主要是從原有的放松管制，到現階段的平衡投資者利益，逐漸進行改進。2009年國際證監會相繼出臺一系列相關當前全球治理中國際經濟法，并且在2010年明確的頒布《增強國際金融標準實施的框架》，在此條例中對后危機時代國際金融監管的標準進行整合，并且在2010年11月通過了《巴賽爾協議III》，各國家在國際峰會上進行研究和協商逐漸對國際經濟法進行進一步完善，以適應當前后危機時代國際之間的經濟發展，對各個貿易國進行利益的維護，促進全球市場經濟的長遠發展［5］。
三、總結
在屠新泉看來，中國入世發出了一個確定的重要信號，那就是中國接受現行的這一套國際經濟治理的規則，同時還會繼續推動市場化的改革。正是因為“做好自己”，中國在過去15年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尊重，這也是中國未來在全球治理平臺上發揮更大作用、有更大聲音的基石。
入世加快中國改革開放進程
“中國加入WTO是中國改革開放中標志性的事情，加快了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確保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權利，具有里程碑意義”。屠新泉認為，加入WTO給中國的經濟、貿易發展提供了更大的機遇，中國逐漸融入全球價值鏈，成為了全球價值鏈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同時，入世還推動了國內改革，為國內市場經濟的發展、資源的有效配置、勞動力更積極的參與以及政府行為的更加規范都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考察。“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和明確，無疑極大地激發了中國經濟的活力”。
全球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的經濟地位，也讓中國“全球經濟規則提出者或倡議者的角色和作用越來越明顯”。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國首次成為峰會主席國的G20杭州峰會。
“這標志著中國在世界經濟當中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世界也都承認中國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龍頭”。這一場在家鄉召開的峰會讓屠新泉更多了一份自豪。
屠新泉認為，世界經濟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處于一個比較長時間的低迷期，全球都在尋找經濟增長動力，而中國被寄予了厚望，“不僅是希望更進一步發揮中國在經濟增長當中主要貢獻者的作用，同時也希望中國作為東道國提出促進經濟增長的方案?！?/p>
對于G20杭州峰會提出的“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主題及相關研討，屠新泉表示，面對目前全球經濟面臨的問題，的確需要培養新的經濟增長的動力，促進貿易投資的增長。最重要的是要繼續保持全球化的動力，明確堅定地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堅定地反對去全球化。針對全球化中的問題，要采取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更多地強調包容性，讓更多的人參與并在全球化中得到更平衡、均衡的分配。
WTO成員需要更開放地接受企業及社會的聲音
2011年，屠新泉在WTO秘書處做了3個月的訪問學者，這段經歷非常寶貴，讓他更加了解WTO的工作機制，“相對于其他國際組織，WTO秘書處的人員比較少，是非常繁忙的”。
而據他的觀察，目前在WTO有不少代表團前方代表和后方產業部門之間存在溝通障礙。WTO談判主要是由各國的WTO使團來談的，但使團人員比較有限。而且，談判需要反映國內產業訴求，但談判代表團的成員長期駐外，對國內的情況了解有局限。
另一個問題是企業界的參與相對不足。屠新泉認為，WTO很重視這個問題，也采取了諸如開放日、工作論壇等方式來促進企業更好地參與WTO規則的討論，但還不夠。他建議，WTO可以提出一些機制上的倡議，推動WTO成員更開放地接受來自企業界以及社會的聲音，使貿易政策的制定更好地考慮各方面的利益，這也是克服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的重要方式。
如何把國內企業、行業組織調動起來更積極地參與國際競爭，這是中國一直面臨的難題。屠新泉表示，政府和企業建立更加直接、日常化的信息溝通和交流體制，對于調動行業組織、企業參與決策非常重要。
“在這方面還是比較迫切的，希望盡快地在制度上有所創新和突破”。而在建立溝通渠道和機制時，屠新泉認為，還應該聽到更多來自民營企業或者中小企業的聲音，把它們的利益反映到我國貿易政策制定和貿易談判中。
中國在全球治理中要發揮更大作用
對于未來中國如何利用入世15年積累的經驗更好地參與全球治理，屠新泉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認為，我國在全球治理平臺上要發揮更大作用、有更大的聲音，第一是做好自己?！爸袊谑澜缟系穆曇粼絹碓綇?，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尊重，就是因為我們做得越來越好。不管是經濟發展質量還是速度，都決定了中國的影響力。未來，中國需要進一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創新能力，發展更先進的產業，才能參與全球貿易規則的制定”。
影響經濟格式重構的主要因素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的不斷提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順應國際產業分工轉移的趨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經濟發展道路和模式，逐漸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過往二十年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增速一直高于發達國家，使得其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不斷進步。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GDP占全球的比重從2007年的43.7%上升到2009年的46.2%，出口總額占比從33.8%上升到34.5%。特別地，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中國的GDP總量目前已經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受到危機的沖擊較大，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由于全球化程度不深，受到的沖擊較小，從而得以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IMF猜測，2010年全球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率將達7.1%，不但遠遠高于發達國家3%的經濟增長率，也高于5%的世界經濟增長率。隨著危機期間實施的刺激政策退出、物價上漲壓力加大，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固然面臨經濟潛伏增速下降的壓力，但是仍將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發達國家的復蘇步伐固然可能進一步加快，但是也將難以恢復至危機前的水平。
從長期趨勢來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的不斷提升，使得其與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格式的地位對比正在逐步發生變化。IMF猜測，2013年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將超過發達國家。各國經濟總量的這種變化將對世界經濟格式重構產生重要影響，反映在新興市場國家這邊，就是開始謀取獲得國際經濟價值鏈的更高份額；反映在發達國家這邊，就是對部分發展較快的新興市場國家戒心日重，并要求后者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
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為了實現本國的經濟增長，再一次揮動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旗，全球貿易已經呈現下降趨勢，2009年全球商品貿易占GDP的比重下降到40.95%，遠低于危機前53.04%的水平，也低于近10年來的均勻水平。
2009年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的7870億美元經濟刺激方案中包含“只買美國貨”的條款，同時美國提出重振制造業、進步出口來解決其自身巨大的貿易逆差和經濟失衡題目，貿易壁壘成為其促進出口的重要手段。法國總統薩科齊提出“假如封閉工廠也要封閉國外的工廠，保證國內的汽車工人的就業”，而意大利則發出了“意大利人吃意大利食品”的號召。除了這些傳統的貿易保護手段外，一些國家還采用了規避制裁和把貿易保護主義公道化的措施，其中包括以低碳技術為壁壘工具的“綠色壁壘”、“技術壁壘” 。由貿易壁壘引起的貿易摩擦在各經濟體之間以及經濟體內部不斷加劇，2010年前10個月中國遭遇的貿易摩擦達到16起，其中不僅有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反傾銷案，還有來自印度、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的貿易壁壘。因此貿易保護主義也是影響全球經濟格式重構的重要因素。
低碳理念逐步深進人心
近年來人類活動導致大氣層中的溫室氣體不斷增多，天氣變熱題目十分嚴重，削減溫室氣體排放數目已成為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盡管世界各國在達成新的碳減排協議上行動維艱，但碳排放必須減少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人類經濟活動本質上是一個碳水化合物消耗和轉化的過程，碳減排必將對全球經濟產生深刻影響。本次金融危機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進一步熟悉到了碳減排和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性，將發展低碳產業和碳減排提到了戰略議程。美國提出在未來三年要將太陽能、風能、生物能等新能源產量進步一倍，到2012年新能源發電量將占總發電量的10%， 2025年要占到25%。在未來十年，美國還將投資1500億美元發展新能源和替換能源。2009年4月，歐盟通過了《天氣行動和可再生能源一攬子計劃》，而英國政府提出，計劃在2020年條件供1000億美元建7000座風力發電機。德國則提出，計劃在2020年前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就業規模超過傳統的汽車產業。此外，世界各國也在紛紛調整和重新審閱本國的核電發展計劃，一些國家已經制定了新的核電站建設計劃。
低碳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業的支持，同時低碳經濟發展所導致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調整，以及經濟發展模式、生活模式和消費模式的變革，必將會導致國際金融業發生結構性變革，由傳統金融走向碳金融。碳金融旨在限制溫室氣體排放，一旦碳排放指標和碳減排額度被確定和分配，各國的國際收支平衡、碳貿易摩擦、匯率題目、碳減排配額及其分配題目等都會高度與碳關稅的征收高度聯系起來，碳排放權將可能成為未來重建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秩序的基礎性因素。因此低碳經濟和碳金融的發展，也是影響全球經濟格式重構的重要因素。
但是在低碳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并不對等：發達國家已經完成產業化布局，碳排放量呈下降趨勢，在節能減排技術上擁有盡對領先上風，在根據全球天氣談判確定的世界新體系中必將進一步強化其主導地位，并且從長遠來看，碳交易市場及碳金融市場的不斷擴大，為發達國家主導世界格式增加了一個新平臺；發展中國家巨大的經濟發展要求、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對發達國家高碳產業的承接，使得發展中國家面臨碳排放量不斷上升與承擔減排責任的雙重壓力，在新的世界分工格式和碳交易市場體系中處于不利地位，其長期經濟增長潛力面臨中樞下移的風險（經濟潛伏增長中樞指在充分就業情況下的經濟增長速度）。因此新興市場國家在發展低碳經濟的過程中，也將面臨著極大的挑戰。
世界經濟治理機制變革將一波三折
隨著各國經濟實力對比的變化，世界經濟治理機制也出現變革跡象。一方面，“實力決定地位，地位決定影響”。隨著經濟實力的上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治理體系中要求更多的發言權和話語權。另一方面，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這三大二戰后成立的多邊經濟協調機構的缺陷和困境越加凸顯，國際社會目前正在積極推動世界經濟治理機制變革，試圖通過改進和改善已有框架，形成兼顧效率和公平的世界經濟治理機制。G20已經代替傳統的G8成為國際經濟協調與合作的主要平臺，在G20框架下，新興經濟體的投票權和發言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進步（2010年4月下旬，世行通過了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投票權的改革方案，后者投票權上升了3.13個百分點，至47.19%。IMF也通過決議，2012年之前將份額向發展中國家轉移6個百分點，將歐盟國家在執行董事會中的8個席位讓出兩個給發展中國家），世界經濟治理機制進進變革期，將對全球經濟格式重構產生重要影響。
但是世界經濟治理機制的變革不會一帆風順。經濟的全球化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結構來發展經濟、應對挑戰，世界經濟治理機制變革注定將一波三折。WTO 多哈回合談判多年來難達成果，2009年召開的哥本哈根世界天氣大會固然有55國提交了減排承諾，但沒有達成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2010年召開的坎昆大會終極未能完成“巴厘路線圖”的談判。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發達國家試圖混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責任區別，不按照承諾中的條款采取行動，這與聯合國“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背道而馳，導致世界經濟治理機制調整面臨較大風險。
中國經濟增長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根據國際組織測算，中國是二十國集團全面增長戰略的最大貢獻者之一。這樣的貢獻，源自中國自身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措施。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勢頭，每年增量相當于貢獻了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經濟規模。
中國經濟經過調整，增長質量會更高，發展前景會更好，這對世界是新的機遇。中國外交部長表示，主席通過出席兩個峰會，引導了G20和APEC發展方向，增進了同有關國家友好關系，展現了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對推動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以及G20和APEC長遠發展，都將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APEC成立以來，旨在通過推動自由開放的貿易投資，深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強經濟技術合作，改善商業環境，以建立一個充滿活力、和諧共贏的亞太大家庭。本屆APEC以“打造包容性經濟，建設更美好世界”為主題，延續了2014年APEC“北京共識”，繼續推動亞太共識，共促亞太繁榮。
強調，要平等參與、充分協商，最大程度增強自由貿易安排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提高亞太開放型經濟水平、維護多邊貿易體制。今年馬尼拉APEC峰會繼續就推動路線圖的實施展開討論，并提出爭取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亞太自貿區聯合戰略研究工作報告。值得注意的是，亞太自貿區也是亞太地區內包容性最強的貿易框架，推動亞太自貿區不僅有助于亞太地區經濟發展，而且可以為多邊貿易體制提供新動力。
當前，引領中國發展的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個發展理念”，其實，這就是一種包容性發展，與安塔利亞G20峰會的主題相吻合。G20峰會上，主席也結合中國的“十三五”規劃建議，深入介紹了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政策舉措。這展現了中國的自信，也為世界經濟增強了發展信心，由此所提出的“中國方案”更是切中要害。我們相信，“中國方案”必將為全球經濟治理注入強勁動力。
“在經濟領域，世界各國仍然各自為政，缺乏實質性合作。提出加強各國宏觀政策溝通協調的建議恰逢其時?！敝袊鐣茖W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紅說，“歐盟、日本一直推動量化寬松政策，導致歐元、日元持續貶值，如果協調失效導致各國相繼推動本幣貶值，將會發生最糟糕的局面。明年中國將擔任二十國集團主席國，相信中國將在加強各國溝通協調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p>
2001年12月11日，經過15年談判，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為適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商務部(原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世界貿易組織司于2000年11月組建。
商務部世貿司作為中國政府唯一一個全方位針對世貿組織的合作窗口，一方面向世貿組織及時宣傳和通報中國的貿易政策和貿易踐，另一方面也把世貿規則、國際慣例以及涉及世貿組織的各項事務介紹到國內。
在迎接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十周年的日子里，世貿司的工作十分忙碌并廣受關注。作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重要參與者，他們如何看待中國入世十年來對多邊貿易體制的貢獻，如何看待全球貿易體制的未來，就這些問題，商務部世貿司司長柴小林接受了本刊記者專訪。
多年參與世貿組織談判的柴小林，性格開朗熱情。盡管談判往往是艱苦而漫長的，但和柴小林共事的同事們，聽到最多的是她的笑聲。這種笑聲既表達了中國貿易官員面對復雜貿易談判充滿自信的精神，也表達了對中國未來開放和發展的憧憬。
中國在多邊貿易體制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WTO經濟導刊》：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十周年之際，各種紀念活動非常多。此前，曾有人認為世貿組織開始漸漸淡出了中國人的視線，您對此怎么看?
柴小林：的確，對于世貿組織在中國的影響，不少人心存疑慮。前些天，世貿組織總干事的前顧問就流露出這樣的擔心――世貿組織在中國的影響是否正在逐漸消失?我想，此次中國迎接和紀念加入世貿組織十周年的各種活動應該能夠打消他的疑慮。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十周年的紀念活動，12月11日將成為迎接和紀念活動的。以紀念活動為契機，中國將認真總結十年來的成績和經驗，在中國形成擴大開放的共識，對外表示中國堅定改革開放不動搖，繼續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與世界現互利共贏的決心。
《WTO經濟導刊》：十年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場景還歷歷在目。十年過去，大家都非常關心該如何認識中國入世之后所發生的變化以及中國在世貿組織所發揮的作用。
柴小林：對于中國入世十年來所發生的變化，大家有目共睹。總理在110屆廣交會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十周年高層論壇開幕式致辭中說，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現了三個重大變化，中國的面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國的對外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的國際地位發生了重大變化。而這三個重大變化對中國在世貿組織中發揮作用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中國是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的世貿組織，從而改變了多邊貿易體制當中的力量對比，使其代表性更加完整，更加平衡，特別是十年后，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貿易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共同提高了在世界貿易額中的占比。
十年來，中國切履行了作為發展中大國的責任。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認真履行市場開放的承諾，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大規模清理法律法規，并按照世貿組織規則出臺貿易政策和措施，大大改善了中國的投資和貿易環境，現了自身發展，惠及了其他成員。同時，中國積極、全面參與了世貿組織三大領域的各項工作，在多邊貿易體制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十年磨一劍。十年來，中國現了最好最快的發展，促進了與其他成員的互利共贏，并在積極參與世貿組織事務中，現了從“新成員”到成熟成員角色的轉換，成為被各方認可的負責的伙伴。
中國積極、全面參與世貿組織三大領域工作
《WTO經濟導刊》：您剛才提到中國積極、全面參與了世貿組織三大領域的各項工作，能具體介紹一下這方面情況嗎?
柴小林：第一、積極參加多哈回合談判。中國在多哈回合談判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提出100多項提案，并將做出與自身能力相符的開放承諾，參與多邊貿易規則的制定和完善，確保談判的結果能夠幫助發展中成員，特別是最不發達成員有效融人世界經濟，享受貿易自由化的成果，現發展。
第二、認真接受貿易政策審議。作為世界排名前四位的世貿組織成員之一，中國接受了三次貿易政策審議，回答成員關于中國貿易政策措施的問題達3500多條，增加貿易政策的透明度，確保相關政策與世貿組織規則的一致陛。
第三、合理利用爭端解決機制。中國積極利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維護中國企業的利益，妥善處理與其他成員的貿易摩擦，為現可持續發展營造公平的外部環境。
世貿組織的重要作用是使各國在透明和可預測的環境中公平競爭
《WTO經濟導刊》：2001年，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同時。旨在進一步現貿易自由化的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多哈回合同時啟動。同樣是十年過去了，多哈回合談判依然面臨失敗的危機。中國如何看待多邊貿易體制的作用?
柴小林：歷經風雨的多邊貿易體制走過了60年的路程，推進了全球市場持續開放，2001年啟動的多哈回合談判旨在現貿易進一步自由化，如果成功將為世界帶來新增收益3000億-5000億美元。同時，應該看到的是，多邊貿易體制的重要性不僅僅是促進各成員開放市場，更重要的是為個成員之間開展貿易制定了一整套行為規則，使得各國能夠在透明和可預測的環境中公平競爭。2008年秋季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再次證明了多邊貿易規則的作用，全球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貿易保護主義。就中國而言，如果不是多邊規則給予中國有效的保護，中國遭受的貿易保護主義將要嚴重得多。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
《WYO經濟導刊》：您認為世貿組織及其成員該如何維護和完善多邊貿易體制?
柴小林：世貿組織的發展需要與時俱進。世貿組織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并為世界經濟治理的三大支柱，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載體。當前，經濟危機促進全球經濟和貿易進行重大調整。世界和地區形勢發生了新變化、呈現出新特點，需要我們深刻認識、“重新定位”、準確把握未來。
世界經濟格局變化需要有新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與之相適應。在拯救面臨失敗危險的多哈回合談判過程中，一些成員對談判方式產生質疑，認為是“協商一致”的原則阻礙了談判取得突破；對多哈回合議題提出質疑，認為十年過去，當初設立的議題已經不符合21世紀的現，要增加所謂的新議題，如氣候變化，匯率管理、糧食安全、能源危機等等。 面對各種觀點，世貿組織及其成員應該對如何維護和完善多邊貿易體制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不能“矯枉過正”，應該保留多邊貿易體制的特殊和專業性，與其他組織應該形成優勢互補，不能越俎代庖。
面對未來，世界貿易組織既有傳承多邊貿易體制基本原則的歷史使命，又有改革創新與時俱進的現重任。在完善全球治理體制的進程中，世貿組織的根本任務仍應該是協調各國貿易政策、平衡國際貿易關系、減少貿易摩擦、反對保護主義，在推動建立更加平等、更加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以及普惠、共贏的多邊貿易體制方面有所建樹，現世界經濟平衡、包容、可持續、創新、安全增長。從這個角度講，世貿組織首要的任務是要在尊重發展授權和十年談判成果的基礎上盡快完成多哈回合談判，以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信譽。
中國在世貿組織中已由新成員進入核心決策圈
《WTO經濟導刊》：對于中國在多邊貿易體制中的作用，各方非常關注。中國對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將如何發揮重要作用?
柴小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十年來，現了最好最快發展，在全球治理當中的影響迅速增強，領域持續拓寬。在世貿組織中，中國僅用十年時間，就從～名新成員成功進入了制定國際貿易規則的核心決策圈。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十年，我們在全面參與世貿組織三大領域的工作中積累了經驗。因此，我們應當從以往的依附和適應，在今天逐步轉為維護和引導，更為自信、積極、主動地行進一步開放戰略，從而帶動、促進多邊貿易體制的深化和完善，為中國發展大計助力。
中國將堅持開放不動搖，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更高層次上推進對外開放，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以開放促發展、促改革、促創新，繼續履行所做承諾和應盡義務。中國將推動國際經濟體制改革，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更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制，在國際經濟組織中發揮更大作用。
會議經過延時談判，取得了以下四項主要成果：一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首次承諾全面取消農產品出口補貼，并就出口融資支持、棉花、國際糧食援助等方面達成了新的多邊紀律。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羅伯托?阿澤維多表示，本次會議關于農業出口競爭達成的承諾可謂世貿組織成立20年來在農業領域達成的最為重要的成果。
二是達成了近18年來世界貿易組織首個關稅減讓協議――《信息技術協定》擴圍協議，涉及國際貿易額1.3萬億美元。該協議是信息技術貿易19年來達成的最大的關稅減讓。這項協議在會議舉行期間的12月17日達成，世界貿易組織與包括中國在內的53個成員簽署了一項協議，取消201項資訊科技產品的進口關稅。在未來最長七年內，這些產品的關稅都要被取消。根據世貿組織的數字，這些產品的貿易額將占全球貿易額的8%左右。
三是在優惠原產地規則、服務豁免等方面切實給予最不發達國家優惠待遇。四是正式批準阿富汗和利比里亞加入世貿組織。本屆會議世貿組織迎來了利比里亞和阿富汗兩名新成員，它們的加入讓世貿組織成員擴容至164個，結構變得更加多元。
【關鍵詞】 生物燃料 全球變化 多邊 治理框架
各國政府均認同生物燃料是一種有潛力的化石燃料替代選擇，其產業發展與減緩氣候變化、繁榮農村經濟、緩解全球和國家能源安全的聯系已促動了主要國家在領域紛紛展開行動。但是，產量和貿易的迅速膨脹引起了許多環境和社會經濟問題的爭論。因此，檢討生物燃料產業發展的本質，探尋治理途徑時不待我。
1. 生物燃料產業擴張：一種新的全球性變化
全球生物燃料生產從2000年到2009年已經翻了20倍，生產國從巴西一枝獨秀擴展至美國、歐盟、中國等主要農業國，儼然成為了新能源產業中最具潛力、最重要的化石能源替代產品。盡管這番蓬勃景象一方面歸功于生產效率的提高，原料作物種植擴張也“功不可沒”，有越來越多的作物用于該產業生產。產業擴張帶來了以下巨大影響：
1.1由生物燃料產業擴張引起的生態變化
對環境的影響是復雜的：生物燃料替代化石燃料、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是快速擴張的根本動力。但是，仍要對生物燃料整個生命周期排放做出全面評估。比如，原料作物的生產使用化肥、殺蟲劑，最后就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同時消耗化石燃料。機器化大生產帶來更多甲烷氣體，而甲烷對全球變暖的作用遠遠大于二氧化碳。另外，土地使用目的的轉變可能導致大量的溫室氣體排放。因此，關于排放平衡必須考慮整個生命周期。
單一種植原料作物帶來生物多樣性喪失、土壤質量下降、給水資源質量帶來沖擊，即使大多數作物可依靠降雨生長，但是當提高生產率成為優先選擇的話，灌溉則會成為首選。最后，生物燃料生產有外來物種侵害原有生態的風險。
1.2由生物燃料產業擴張引起的社會經濟變化
對農村經濟的影響體現在包括國家、區域和全球的各個層面：
國家對該產業利潤的保證使大量投資涌入種植業，尤其是以農業為主要支撐的發展中國家。這就促使農民成為農業工人，喪失對土地的傳統控制權。雖然產業擴張確實增加了農村人口就業機會，但是勞動條件卻不盡人意，勞動安全難以保證。
除了對農村本地的影響，生物燃料生產也打亂了糧食生產和供應。因為主要糧食作物既可以供人食用也可成為生產原料，因此全球糧食價格隨需求大增而屢創新高。生產者雖可從中獲利，但那些農村和城市的低收入者無法負擔充足食物費用，惡化了全球糧食安全狀態。
1.3由生物燃料產業擴張引起的南北關系變化
發展中國家相對發達國家可獲土地數量較高、原料價格較低、勞動力成本低廉，被認為是最有潛力生產生物燃料。主要消費者卻是發達國家，即便全球產量不斷提高也無法滿足發達國家的消費目標，進口需求便產生了。于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簽訂了許多相關貿易協定。這種供求關系的發生本應帶來全球雙贏局面，但是發展中國家生產大規模擴張卻給自身帶來了巨大挑戰，包括森林退化、土地沖突、傳統耕種方式的遺失等等。
發展中國家是該產業發展負面影響的主要承受者，但卻沒有充分機會參與全球治理議程。即使參與，也只是該國的大企業，而不是那些受實際影響的大多數人，這無疑增加了北方對南方國家的控制力。
2. 生物燃料治理框架現狀與評價
2.1生物燃料治理現狀
國家、區域、國際已出現了應對生物燃料影響并促進其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和治理結構。
2.1.1國家生物燃料治理議程：以主要生產國為例
隨著氣候變化成為全球議程中的重大問題，許多國家構建了可再生能源戰略，其中就包括生物燃料。使用生物燃料不僅能替代化石燃料和提高能源安全，更重要的是還可以擴大農產品的出路和收益。在此促動下，各國普遍采用的政策是頒布燃料混合國家命令、稅收豁免、對農民或生產者直接支付、對進口產品適用關稅壁壘。除此之外，主要生產國美國和巴西面對負面影響，也采取了有限的政策調整。
美國玉米業已飽受詬病，尤其是玉米乙醇生產：減排水平低；超大型農業公司的控制使小生產經營者無利可圖；由于美國是世界玉米的主要供應者，對生物燃料的加大投入引起全球大宗食品的價格動蕩。即便是這樣，美國仍然一再提高燃料使用比例，要求到2017年生物燃料替代汽油消費達到20%，對加工商提供每加侖0.51美元的補貼，對進口燃料乙醇適用每加侖0.54美元的進口關稅。雖然，新能源計劃提倡木質纖維素乙醇技術的發展，但是美國近期對生物燃料的需求增長仍不可避免從傳統生產中獲得。
巴西是世界第二大生物燃料生產國。甘蔗乙醇轉化率比玉米乙醇高。但種植園的迅猛擴張對亞馬遜森林造成了負面影響；甘蔗乙醇的生產對水需求量較大；單一種植擴張也帶來了嚴重的土地沖突。但巴西政府仍決定每年新建25個甘蔗乙醇生產廠。盡管計劃逐年有所微調，但傳統大型甘蔗生產仍然占據主要地位。
由此可見，可持續關注在美巴兩國并不是最優先考慮事項。但是生物燃料凈進口國和地區卻對生產的可持續性進行了更為積極的應對，主要體現在歐盟及成員國。
2.1.2區域生物燃料治理議程
歐盟生物燃料治理分為成員國個別要求和歐盟共同要求。就成員國而言，英國和荷蘭生物燃料標準最為典型，因此將從英、荷、歐三個方面分析區域治理工具。
生物燃料可持續性爭議包括減緩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保護，水、土壤、空氣保護，土地所有權保護，勞工標準，社會經濟發展和糧食安全7個方面。
關于減緩氣候變化，三者要求類似：首先都禁止將高碳封存土地用于原料作物的種植。英國要求溫室氣體減排至少為40%，每年增加5%，但性質是建議式的；荷蘭規定了最低30%的強制減排，到2017年逐步增加到80%-90%；歐盟強制性要求將最低減排量提高到35%。
關于生物多樣性，荷蘭和歐盟都禁止將具有高生物多樣性區域用于生物燃料生產；英國禁止生產毀損以上區域即允許合法生產。荷蘭要求要遠離高生物多樣性區域5公里以上。
關于水、土壤和空氣保護，三者具有區別。英國要求沒有土壤退化、污染或水資源耗盡或空氣污染。荷蘭要求實行最佳保護實踐；遵守《斯德哥爾摩農藥使用公約》或國內法；禁止生產焚燒。歐盟除了就國家保護措施進行年度報告外，無具體要求。
關于土地所有權，英國要求對土地權和當地社會關系沒有負面影響。荷蘭要求在土地原始使用者同意下謹慎使用土地；尊重原主人傳統制度。歐盟僅要求進行年度報告。
關于勞工標準，英國要求對勞工權利和工作關系沒有負面影響。荷蘭要求遵守《普遍人權宣言》和關于跨國公司及社會政策的國際勞工原則。歐盟除了就《國際勞工公約》的國家授權和執行進行年度報告外，沒有具體的要求。
關于社會經濟發展，英國和歐盟僅要求就此履行年度報告義務。荷蘭要求生物燃料生產必須利于當地繁榮；要求就生產影響當地人口和利于當地經濟發展進行報告。
關于糧食安全，英國僅要求檢測對糧食價格的間接影響。荷蘭和歐盟除了就土地使用改變形式、土地和糧食價格影響進行報告外沒有具體要求。
只有滿足上述標準的產品才能計入歐盟2020年運輸領域可再生能源10%的強制性目標，進而才會獲得市場準入好處和稅收豁免、直接支付等利益。歐盟在證明產品是否符合標準的問題上采取靈活做法，即權力下放到歐委會認可的自愿性生物燃料認證制度，認可時效為五年?？梢?，就世界最大的生物燃料進口市場的準入而言，得到具有資格的認證制度的認證是關鍵。截止2011年7月，有2BSvs、Bonsucro、Greenergy、ISCC、RBSA、RSB、RTRS七個生物燃料認證制度得到了歐委會的認可，此外還有18個認證機會等待歐委會的批準。
2.1.3國際生物燃料治理議程
和生物燃料多少相關的國際協定在各個領域早已出現，例如氣候、能源領域。目前雖沒有針對全球生物燃料挑戰專門國際協定，但國際社會已開始以以下形式展開努力：
首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聯合國能源機制（UN-Energy interagency），在其報告和研究中均已提出生物燃料問題。但是，他們的行動大多僅局限于分析和建議，并沒有就其各自的領域達成國際協定。國際能源署（IEA）以及經合組織（OECD）發揮了更為積極的作用，通過IEA生物能源部的第40工作組為生物燃料貿易認證構建了可持續性標準。
其次，新近建立的論壇和伙伴關系開始在生物燃料全球可持續發展嶄露頭角。最為典型的就是2005年發起的全球可再生能源伙伴關系。該制度目的是促進可再生能源的繼續發展和商業化，支持更廣泛的、符合成本效益的生物質和生物能源發展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生物燃料國際貿易大幅增加，2007年巴西、美國、中國、歐委會等建立了國際生物燃料論壇。
最后就是專門針對生物燃料可持續性問題成立的、新的國際倡議，采取的形式是多利益攸關方組成的圓桌會議，討論和構建可持續性環境和社會經濟標準。但覆蓋產品范圍各有不同，例如責任大豆圓桌會議以及意圖進行普遍適用的可持續生物燃料圓桌會議（RSB）。
2.2對目前治理框架的評價
隨著全球生物燃料貿易的提高，作為主要進口者的歐盟國家生物燃料治理議程對市場準入和不同可持續性產品的競爭力影響在逐步提高，甚至成為了全球治理生物燃料的風向標。但是，從歐盟和成員的可持續性標準來看，主要局限于對生態環境的要求；像是當地經濟發展、公平正義以及糧食安全等與發展中國家緊密相關的社會經濟問題關注不夠。而間接土地使用轉化問題也被忽略掉，甚至都不存在報告制度。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標準既適用于外國生產者也適用于歐盟國家，但制定決策時卻沒有主要供應國——發展中國家的參與，也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觀點和他們的關注沒有得到體現。
似乎國際治理議程給參與性帶來了一些新的變化，但也有自身弱點：
首先，不同國際生物燃料治理議程仍局限在自己業務范圍內處理環境和社會經濟影響。國家合作多集中于研究和技術發展，而不是應對擴張帶來的更為嚴重的糧食安全影響。
其次，通過給當地提供能源生產和供給的方式來促進當地發展，這種生物燃料發展的替代模式幾乎被這些治理議程所忽略，即他們主要以生物燃料貿易為預設前提而展開談判。
第三，有些國際議程如IEA、OECD具有明顯的發達國家傾向，當然會以它們的能源需求為優先考慮，因而主要關注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為導向的生產，而不是發展中國家的當地需求。而全球生物能源伙伴關系也代表主要國家團體利益。甚至像RSB由多利益有關方組成的圓桌會議也不對稱地給來自工業部門和發達國家的參與者更多的關注和投票權。21位RSB發起委員中僅有5位來自發展中國家，而這5位代表中有3位代表了像巴西的甘蔗聯盟這樣的工業團體利益。很明顯利益受到主要影響的大多數人并沒有能充分表達意見。
最后，現有的國際行動沒有形成多層次、協調統一、相互支持、相互影響的治理方式。許多國際倡議或國際行動雖然博興，但十分分散，關注自己覆蓋的爭議領域，并在其框架下的國家行動仍被符合本國利益的議程所主導。這種情形實際導致生物燃料問題仍然是“無治理領域”，試想有各自利益的國家和企業一旦發生紛爭，將如何公正、合理的解決爭議？
3. 新多邊生物燃料治理框架愿景
3.1建立新多邊生物燃料治理框架的原因
目前生物燃料治理制度無論從國內還是從國際層面都無法滿足治理需求，建立新多邊治理框架的迫切需求和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該產業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均具有重要的全球要素和關聯?？稍偕茉刺娲剂暇褪怯伞堵摵蠂鴼夂蜃兓蚣芄s》促動的。化石燃料的可用竭性是一個全球難題，而動蕩的國際關系又是國家追求能源安全的巨大障礙。生物燃料農業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又是由發達國家的消費目標促發的出口繁榮所驅動的。以上每個環節都具有“全球烙印”。
第二，生物燃料生產帶來的環境影響是無法依靠個別國家得以解決的。該產業對氣候變化、對水等自然資源的需求以及對土地使用改變的累積作用都具有明顯的全球關聯。
第三，個別國家解決生物燃料擴張帶來的社會經濟影響能力有限，比如對農產品市場和全球糧食安全的影響。
第四，生物燃料的爭論從一開始出現就具有南北關系的特性，是以一方的主要社會、政治和環境利益為代價而使另一方獲利的問題。
第五，關于生物燃料生產存在許多相互沖突的觀點和看法，因此不僅需要有效的治理框架，更需要體現公平、合法性、責任性、代表性的統一治理制度。
以上各個方面均體現了建立全球生物燃料治理框架的必要性，但這里的全球性并不意味著所有國家都就此進行談判，但至少是一個與現有治理框架不同且能夠反映生物燃料產業核問題的不同視角，能通過多邊平臺包括國家和非國家參與者構建的負責而合法的方式進行治理和調控。那么，這種新多邊治理框架究竟應該具備怎樣的條件和內核呢？
3.2新多邊生物燃料治理框架的建構
3.2.1多邊生物燃料治理框架應具備的基本特征：多部門、多層次和多參與者治理
生物燃料產業發展并不僅是一種能源戰略，它和糧食、農業、貿易、氣候和生態保護等多方面都具有重大關聯，而這些領域都有各自的政策制度。因此氣候談判、可再生能源議程、全球貿易和農業發展、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戰略均涉及到了生物燃料問題。以上不同領域的各自政策必須避免沖突、尋求協調，這就需要多部門協調來應對生物燃料治理。
其次，生物燃料治理需要多層次協調。如果沒有國家、當地政府以及當地生產者的協助多邊框架很難成功，這也是目前國際相關治理制度的欠缺。這種協調既要體現在國際政策的成功執行上，比如認證計劃的實施，也要體現在不同層面的規制活動上。
第三，不同參與者和平行決策體系間的協調也是必要的。這會減少重復勞動、避免政策沖突，比如生物燃料治理政策和WTO規則之間的沖突，多參與者治理意味著允許各種主體使用有效參與資源。
3.2.2新多邊生物燃料治理框架的制度設計：趨利避害
雖然需要進一步協調不同產業部門、參與者和治理層次，但是何種制度設計才能最好發揮功能卻是一個大問題。從實現的可能性出發，有兩種路徑可以選擇：
第一種，在某一類寬泛的領域建設治理制度，能源和農業領域可供選擇。
在能源領域探討生物燃料治理制度的優勢是能夠很容易地將該問題并入可再生能源政策；能夠讓業界對照其他生物能源對液態生物燃料做出評估。弱點是由于目前與能源相關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本身就十分分散，加之聯合國相關機制治理權力也十分有限，新建立的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IRENA）固然令人欣慰，但是像巴西、中國等這些主要生產國尚未加入，因此治理很難從全球能源制度中獲得有益的制度支持；加之，如果國家將生物燃料單純看作是國家能源安全問題，由于敏感性，將會使多邊談判變得異常艱難；最后由于生物燃料是由許多作物提煉而來，因此對農業部門的影響也舉足輕重，將其作為能源問題處理自然會導致對糧食安全、農村地區和土地政策的影響關注不夠。
在農業領域處理生物燃料問題最大的優勢是可以借助FAO現有的各種制度；可使業界更加關注糧食和農村發展問題；也會從國際農業協定中最終獲利。但是國際農業貿易談判頻頻陷入僵局，這必將阻礙該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也會割裂生物燃料與可再生能源政策的聯系。
第二種不同的制度設計路徑就是將生物燃料作為獨立的焦點問題進行制度設計，而此種方式根據所設計的制度框架以生物燃料問題的一個方面還是多個方面為治理對象分為單一框架和復合并行框架。不論是單一政策框架還是符合政策框架同樣各具優、缺點：
在有效性方面，復合型平行框架更有利于不同政策工具的創新、彼此競爭和實踐檢驗；在公平性和權力分配方面，復合平行框架更易于禁止權力集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發展中國家在決策中的影響力。缺點就是遵守和執行成本較高。
而單一框架由于設定的制度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局限性，因此遵守和執行成本較低；所設定的單一規則更容易和像WTO這樣的現有國際規則協調一致；也更易于吸收多參與者的集中關注并利用他們可提供的資源。缺點是過分支持某類參與者的風險過高；靈活性和調節性較差；由于會吸引更多的參與者，因此達成一致意見就更為困難。
綜上，新多邊生物燃料治理框架是一個開放性議題，只有把握住合理合法內核，比較各種選擇路徑的優缺點，在實踐中逐步探索。
參考文獻：
[1] Patrick Lamers. International Bioenergy
Trade-A Review of Past Developments in the Liquid Biofuel Market[J].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1（11）：2655-2676.
[2] Thomas Vogelpohl. The Institutional sus-
tainability of Public-private Governance Arrangements-the Case of EU Biofuels Sustainability Regulation[C].The Lund Conference on Earth System Governance， Berlin 2012.
關鍵詞：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動能中國治理方案逆全球化
一、“一帶一路”取得重要進展
“一帶一路”建設三年來，從無到有、由點及面，進度和效果超出預期。目前，已經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表達了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支持和參與意愿，有30多個國家（地區）和中國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協議，有20多個國家（地區）和中國開展了國際產能合作，一批有影響力的標志性項目也正在落地。作為世界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帶一路”為目前面臨挑戰的經濟全球化提供了重要支撐，為世界經濟增長與復蘇提供了動力。
與TPP和TTIP不同，中國方案核心競爭力有三：
合作機制靈活務實?！耙粠б宦贰笔浅h，不需另起爐灶。依托現有平臺和機制，與沿線國家開展經濟合作。合作可長期可短期，可雙邊可多邊，不拘泥于形式，只要有故事了，有劇本了，就開始講，開始唱，在路邊唱，還是搭臺子唱不限，項目不分大小，國家不分貧富強弱，體現了“一帶一路”開放平等靈活務實的合作精神。從項目選擇看，規劃先行，既考慮到技術先進性也考慮項目的可承受力，減少盲目性。
實質重于形式。不預設議題，不預先搭臺，關注彼此核心利益和訴求，在現實中挖掘合作項目，解決實際問題。TPP先搭好臺，形式在先。美國治理模式有主摹⑸舷?、琴Y柚分，制度本身隱藏了強者對資源的掠奪。TPP范式有門檻，有門第觀念，時常戴有色眼鏡，形式上就會屏蔽掉發展中國家亟需合作的某些議題，也忽視了美國不同階層的核心利益和訴求，孕育了其內部不平等非均衡土壤。逆全球化的根源國內國際都源自利益結構失衡。
國家信用。中國秉持親誠惠容的理念開展國際合作，為全球化注入一股清流，對“逆全球化”起到了抑制作用，累積了中國國家信用，提升了競爭力和號召力。回顧全球經濟治理的歷史軌跡，起主導作用的國家，尤其是作為領頭羊的國家，必須有良好的國家信用，沒有國家信用無從談號召力。此外，擔當領頭羊的國家的政策預期要有穩定性，除了考慮自身利益，還要關注和平衡悠關方利益。世界是通的，獨行快，眾行遠。全球化提供公共產品有可能富裕更多人，但要看誰主導，如何推動。“逆全球化”反的就是把全球配置資源轉變成了富裕少數人的全球化?！耙粠б宦贰睂嵤虑笫墙鉀Q發展問題，成為一張中國國家名片。
二、“一帶一路”持續釋放國際合作動能
“一帶一路”通過資本和產能走出去，打破亞太地區，尤其是周邊地區貿易的隔離和碎片化傾向，重塑貿易市場和生產網絡，填補全球貿易規則的缺失部分。
中國作為世界經濟增長引擎的態勢未變。中國經濟占世界經濟比重不斷上升。根據世行數據，按照2010年美元不變價計算，1979―201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經濟的比重由12%提高到93%，年均提高03個百分點；“十二五”期間年均提高05個百分點。按照當年價格計算，2015年我國占世界經濟比重達148%，同年美國、日本、印度占世界經濟比重分別為244%、56%、28%。2016年10月世行預測數，2016我國占世界經濟比重為151%，同年，美國、日本和印度占世界經濟比重分別為247%、55%、29%。中國內需不斷擴大和升級為世界提供廣闊市場?！笆濉睍r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有望提高30%左右，現行標準下的貧困人口將實現全部脫貧。2015年，我國較高收入人群占城鎮人口的20%，總人數超過15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達1萬美元左右，這部分人的總消費能力相當于多個中等國家之和，他們的購買力投放到哪里，就會帶動市場繁榮。“十三五”期間，我國累計貨物貿易進口規模有望達到9萬億美元，服務貿易進口規模將超過2萬億美元。2020年，中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規模巨大且日臻成熟的市場將為世界帶來前所未有的商機。目前，“一帶一路”國家占我國對外投資的比重只有13%，據測算，我國在“一帶一路”國家未來十年總投資規模有望達到16萬億美元，未來25年內有望達到35萬億美元，占對外投資比重達70%。以中高速平穩健康發展的中國經濟仍將是推動21世紀世界經濟持續增長的強勁動力。
中國實力轉化為國際貿易增長體系的雛形正在形成。貿易投資圈。“一帶一路”區域國家經濟增長對跨境貿易的依賴程度較高，2012年達到345%，遠高于同期243%的全球平均水平。根據世行數據計算，1990-2013年間，全球貿易、跨境直接投資年均增長速度為78%和97%，而“一帶一路”65個國家同期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31%和165%；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后的2010-2013年間，“一帶一路”對外貿易、外資凈流入年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6個百分點和34個百分點。預計未來十年，“一帶一路”出口規模占比有望提升至1/3左右，成為中國的主要貿易和投資伙伴。產業轉移圈。我國工業門類齊全，產業技術水平呈梯次結構，可以匹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同發展階段、技術水平、資金承受力等需求。未來5年，我國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和資本密集型行業有望依次轉移到“一帶一路”周邊及沿線國家，帶動沿線國家產業升級和工業化水平提升，構筑以我國為首的區域生產網絡，打破貿易隔離和市場碎片化現狀，促進區內貿易和經濟增長，提升合作水平。立體發展圈?！耙粠б宦贰苯ㄔO將形成一批縱橫交錯、互相連接的沿海、沿江、沿邊的戰略大通道，以外部通道建設加快內部各主要經濟區塊聯系和整合，加快我國西部地區同長三角、珠三角（含港澳）、環渤海和東南亞地區的連通，將西部地區、珠三角和東南亞地區橫向地連在一起，以跨境大通道、大市場、大流通促進區域貿易合作，打造一批重要物流鏈和關鍵節點，推動形成具有跨國境要素集成能力、市場輻射能力的區域產業發展新布局。
中國已經是國際經貿規則重構的重要成員之一。近年來，多邊、諸邊和區域貿易協定談判如火如荼。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取得了“巴厘一攬子協定”的可喜成果。服務貿易協定、信息技術協定和政府采購協定發起并推動了具體領域的貿易自由化。TPP、TTIP和RCEP等巨型貿易協定出現，反應了21世紀國際經貿規則高標準發展態勢。更多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價值鏈合作，使得各類貿易談判的首要議題還是貿易促進增長問題，制定包容性貿易規則，形成多個層次和多種類型的貿易協定談判將是未來推進貿易一體化的方向。正在進行的中美BIT、中歐BIT談判，均是具有全球意義的國際經貿談判。中國發起建立的亞投行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及人民幣納入IMF的SDR籃子，反映了中國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金融規則重構的努力。中國積極支持東盟主導的RCEP，積極推進亞太自貿區進程，已簽協議的自貿區13個，正在談判的自貿區9個，正在研究的自貿區6個，在全球治理上積極作為。“一帶一路”不限于沿線的65個國家，也不限于WTO成員，開放的國際合作平臺順應經濟發展現實，有利于提升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弱小國家和中小企業在全球貿易和投資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為非WTO成員參與國際合作提供了新的機遇。
順勢而為必有作為。英國脫歐和特朗普上臺，令TPP和TTIP受阻，歐美推動的國際合作在1-2年內可能遇冷，美國范式的全球治理體系面臨挑戰，但全球化大勢不會逆轉。特朗普推行貿易保護性措施雖然可能是臨時的，且有針對性的，但也給中國支持的RCEP、積極推動的亞太自貿區帶來不確定性。相反，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協商，而非一定談判，謀求包容均衡發展，將挖掘項目發現需求的過程，做成了民心相通、增進信任的暖心工程，具有吸引力和可持續性。
三、“一帶一路”正在踐行中國治理方案
面對當前的國際合作形勢，“一帶一路”貴在速度，成在質量，實在民間。鼓勵地方政府和企業先行?！耙粠б宦贰币ǔ梢粋€個面包工程，還需要有一套基于尊重多方法律文化基礎上的行之有效的爭端解決制度，確保正向累積中國國家形象和國家信用。建議及早研究在中國杭州設立由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國際爭端解決機構，填補多邊機制空白。
平等協商，加強戰略對接。一是跟蹤研究區域大國發展戰略走勢。特朗普政府收縮美國在全球多邊機制中的作用留出了真空區，區域大國在地區如何發揮作用尚待觀察。地區小國內部穩定變數增多。小國適應了美國治下的和平，對如何自治和適應新的國際環境存在恐慌，國內穩定將面臨挑戰。二是構建雙邊為主、多邊為輔的政府間交流機制，注重充分發揮現有的雙邊機制作用，國內各部門應有組織地與沿線國家相關部門對接，推動合作項目實施。三是對合作意愿較強的國家，可共同成立“一帶一路”建設合作規劃編制小組，簽署雙邊合作備忘錄或協議，確定合作領域、項目、投資主體等內容，建設一批示范項目。四是注重新老機制協調。充分利用并協調好上合組織、金磚國家機制、中國與東盟“10+1”、RCEP等機制，協商“一帶一路”下的雙邊、區域、多邊合作框架，總結實踐經驗及合作特色。
合作共建，提升產業競爭力。在“一帶一路”背景下，產能轉移更多著眼于更低端的周邊發展中國家，產能承接著眼于新興國家，產能協同與產業創新著眼于發達國家。有進有出可以避免美國在上一輪全球化中制造業空心化，就業率下降衍生出的逆全球化傾向。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業合作，就是將中國制造、中國建造、中國服務的本地化，推動裝備制造產業鏈走出去。一些缺少法律的國家，幫助制定法律也是合作的重要內容。建立完善服務支撐體系十分必要。一是強化投行、信托、企業管理、法律、審計、咨詢與調查等商務服務業對企業走出去支持力度。二是搭建信息服務平臺，將“一帶一路”做成親民暖心工程?！耙粠б宦贰辈皇俏鞣娇鐕镜募兇獾莫毩⒌纳虡I行為，也不是傳統的國家援助。需要各界人員廣泛參與，信息服務十分重要。三是利用全球華人網絡，儲備國際化人才，搭好“人橋”。保護好海外華人參與“一帶一路”的積極性。將臺胞和臺企納入領事保護，并做出特別安排。
優化環境，扶持中小企業成長。中小企業是經濟增長，就業和科技創新的生力軍。APEC地區95%的企業為中小企業，總計雇傭了當地80%的勞動力，占全部國民生產總值的30%―60%和整個出口的35%，為APEC各經濟體做出了重要貢獻。一是重視信息分享。建議設立或保持公開的中小企業專用的信息在線網站，以便利中小企業通過該網站獲取利用FTA等相關信息。二是建立商務人員培訓機制，為提高中小企業利用FTA提供傳導機制。從中國已經簽訂的FTA的運行效果看，FTA優惠條款利用率低的問題相當突出。三是建立中小企業委員會。協助各成員國的中小企業有效利用簽署協議的商業機會。交流和討論各成員國的經驗和最佳做法。四是創新金融支持方式，優化金融服務，為中小企業走出去加油促燃。針對合作區、外向型產業集群、上下游產業鏈、商圈等開發批量貸款、授信保障等專屬金融產品。鼓勵有條件的地方設立專項資金。制定差別化信貸政策。試點利用跨境人民幣貸款支持中小企業融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