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20 14:58:16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社區治理的主要特征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對現代學校制度的粗淺認識
1、概念
“現代”是一個動態的、標準不斷調整完善的、在絕對時間上沒有固定起點和終點的一個過程、一個時代。自社會化大生產形成以后，相當多的人們總是習慣于將自己所在的時代稱為“現代”。
現代學校制度是指能夠適應新時代經濟和社會的基本要求，以現代教育觀念為指導，學校依法民主、自主管理，能夠促進學生、教職工、學校、學校所在社區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一套完整的制度體系。
2.內涵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提出，“適應中國國情和時代要求，建設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現代學校制度，構建政府、學校、社會之間新型關系”
“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是現代學校制度的四個主要特征，或者是現代學校制度的四根支柱。依法辦學對其他三個方面起著統領作用，既要求政府要依法行政，又要求學校要依法治校，社會要依法參與、依法監督。學校的各種治理要以法律為依據，以法治思維和法制方式實施，一切在法律的框架內行事。
3．路徑
建設現代學校制度，包括健全和完善學校內外部治理體系。
外部治理體系也就是學校的外部環境和宏觀制度背景，關鍵是要進一步理順政府、社會和學校的互動關系。三方主體明確職能，準確定位，切實承擔好該承擔的責任。簡單說，知道自己該干啥，干好自己該干的，配合別人干好該干的，既相互支持又不過多干涉。（附圖）
重點是理順政校關系，實行管辦評分離。政府轉變職能，簡政放權。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無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職能，承擔起該承擔的權力和責任。從目前法律法規看，政府對學校的義務和權力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學校建設、經費保障、人力資源配置、貫徹教育方針。
當然，作為學校，最應該著力的是建立健全內部治理體系，包括內部治理結構、學校章程建設以及配套的制度體系建設。（我將在后面結合試點工作詳談）
總之，通過現代學校制度建設，擴大政府教育統籌權和學校辦學自主權，完善學校內部治理結構，形成政府宏觀管理，學校自主辦學、社會廣泛參與、職能邊界清晰、多元主體共治的發展格局。
4.特征
大家注意：現代學校制度強調 學校治理而不是學校管理。“從管理到治理，改變的不是一個字，而是對傳統的學校教育管理理論及實踐模式的創新、超越和發展，是一種本質意義的變革和升華。”
那么治理與管理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從下面圖表可略見端倪。
管理
治理
主體單一-----上級領導
主體多元：校領導、教職工、學生、家長。。。。。
金字塔式結構
多層級 自上而下 垂直管理
扁平式結構
層級少 多向度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同級）
權力集中 人治色彩濃
權力分散 依法治理
剛性命令多
重控制約束
民主參與
重溝通協商
管理者責任大 包攬多
人人有責 共治共享
封閉 被動
開放 內生動力
完成任務
達成目標
二、學校法人治理結構試點工作的體會
2015年16年，我參與了學校法人治理結構改革試點工作。何謂學校法人治理？根據我國目前法律的規定，學校被定位為事業單位，屬于事業單位法人。學校法人治理結構是對學校各個利益相關者的權利配置的過程，實質上也是一種權力制衡。制衡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保障學校的獨立法人地位，保障學校的自主辦學。
工作目標：以實現學校辦學宗旨為目標，實行舉辦權與管理權分離，建立和完善學校理事會、管理層和監督機構，形成決策、執行、監督相對分離、相互制約的學校法人治理結構，強化學校公益屬性，提升辦學質量和效益。
基本原則：堅持解放思想，創新學校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堅持政事分開和管辦分離，落實學校法人自主權；堅持強化學校的公益屬性，建立社會參與、主體多元的監督機制；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黨管干部的原則，加強和改善黨對學校的領導。
工作程序：建立學校法人治理結構，即學校決策機構（理事會）、監督機構（監事會）和執行機構（學校行政班子），形成新型的現代組織管理體系。制定學校章程，完善監督管理機制和內部管理制度，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具體工作：
（一）建立學校決策機構，成立學校理事會。（由區政府代表、副局長、校長、書記、工會主席、教師代表、家長代表、社區代表和知名人士11人組成，副局長任理事長，校長為執行理事）（理事會每年召開兩次會議，聽取學校工作匯報，審議通過學校工作計劃和發展中的大事）。
（二） 組建學校執行機構，完善學校管理層。（原學校班子）
（三）明確學校監督機構，形成校內校外監督體系。（黨支部、工會和家委會監督）
（四）合理制定學校章程，成為學校管理的綱領性文件。
（五） 完善監督管理機制，拓展社會公眾參與渠道。
（六）逐步建立和完善現代學校內部管理制度。
學校治理初步做到決策權、日常管理權和監督權的“三權分立”，并且形成五大機制，即民主決策機制、管理責任機制（可操作、可監控和可問責）、監督制衡機制、參與合作機制和平等競爭機制。
民主決策機制: 重大事項由理事會、教代會集體決策，適當吸收開明的社區人士、有“參政議政能力”的學生家長等參與決策，通過民主、集中辯證統一的過程，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來，完成對于重大事項的決策。
管理責任機制: 學校日常管理各崗位職責明確，有具體、明確、可操作、可監督、可問責的《崗位責任制》。
監督制衡機制: 理事會、管理層、監事會肩負不同職能，相互支持配合又彼此制約，學校行政、支部、工會、家委會各負其責，彼此監督，密切配合。特別是涉及群眾利益和學校發展的大事要事，各方共同協商，教職工全程參與，監事會全程監督，確保了公開公正公平。
參與合作機制 : 通過制度建設，激勵、引導教職工、學生家長、社區人士積極主動地參與學校的管理；倡導學生當好小主人，實行自主管理；學校與社區、家庭密切合作，取長補短，互相支持。
關鍵詞：“村居型”社區；多元共治；社區治理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13-0098-02
一、問題的提出
城市社區是城市社會和空間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城市的基本細胞和城市發展的縮影。自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社區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首先，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促使原來城郊的地域變成城區范圍，城市的人口向城區集聚，城市社區的數量和規模隨之增加；其次，改革開放的深入，社區內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更趨完整，社區的現代化水平上了新臺階。然而，城市經濟體制的變革和城區地域面積的擴張，引發了城郊地區居民職業結構與生存方式的主要指標向城市社區轉型，由此產生了城市社區與農村社區的并存，在城郊存在著一個個自然村落。這種村落在基本素質上仍缺乏城市社區的內涵特征，我們稱之為“村居型”社區。
20世紀90年代，中國政府主管部門正式提出了社區制建設的思路，社區建設才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議題。城市社區研究也才大規模地展開。不過，這時研究大都從宏觀上闡述城市社區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其治理對策，研究者已逐步注意到城市社區建設的動力機制和治理模式；但是由于尚未對社區結構做出深入的描述和分析，缺乏理論研究和深入思考，更不用說對“村居型”社區研究進行探討。在我看來，缺乏對當代經驗的研究正是社區治理論難以進一步深化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引起我對城市社區治理微觀研究的極度追究，“村居型”社區正是作為城市社區治理中“另類”進入筆者的視野。
二、個案概況
本研究選取北京市海淀區甲街道丙社區作為個案。丙社區隸屬于甲街道乙村管轄，1998年底撤鄉建街道，隨著農轉非居民的不斷增多和村民數量的減少，出于管理的需要，2000年5月組建丙社區，但新建社區沒有任何經濟基礎，人、財、物缺乏，基于這種實際情況，實行“以村帶居”的管理體制：村黨總支與社區黨支部是垂直領導關系，社區居民委員會主任由村屬公司經理兼任。社區資金主要由丁村投入，社區經濟和政府均由乙村負責考核。社區由大屯和小屯兩大部分組成，其總戶數669戶（常住戶299戶、農業戶121、非農業戶211戶）；總人口2 476人，常住人口694人（村民身份263人、居民身份405人）；暫住人口1 782人，現有轄區單位11個。該社區的主要特征是：
1.地處城鄉結合部，地域廣闊，村居民混合，80%的家庭既有村民又有居民，“一張床上睡著兩種人”。社區內成員的異質化不斷增加，流動人口較多，暫住人口是常住人口的2.6倍。
2.絕大多數居民原本是本地村民，因農轉非變成居民，具有相同的地域歷史、相同的習慣行為、相同的社會習俗、相同的思想信念和意識形態，因而具有相同的心理基礎。
3.具有優越的地理優勢，毗鄰北京市第一路，是北京市北大門的“窗口”。
4.具有龐大的人力資源和較好的土地開發利用潛力。
三、社區內外各權力主體的治理方式
1.社區居委會——政府的“腿”。丙社區居委會既是法定意義上的社區治理組織，又是社區內法定的資源最豐富、最有權力的社會組織，但其權力和資源卻呈現弱化狀態，組織性質一直處于異化，盡管如此，在社區事務管理上也仍有其一席之地。
社區居委會接受街道辦事處和村委會的雙重“指導”，其經費來自村，業務關系則主要在街道。街道辦事處通過各科室和社區居委會的干部一起管理社區內的各種事務，完成各項行政任務。社區“上管天下地理，下管雞毛蒜皮，內管油鹽柴米，外管斗毆扯皮”；“上邊千條線，下邊一根針”。社區居委會一直充當著政府的“腿”，成為辦事處的附屬，因為它沒有街道辦事處的行政權，也缺少可支配的經濟資源，得到居民認同度也不高，它的主要利益在于完成街道辦事處交給的各項管理任務。因此，它對街道辦事處存在著行政上的依賴，對于擁有巨大經濟資源的村也“畢恭畢敬”。
社區的這種境地一方面反映了國家權力難以滲透到城市基層社會，只能借助社區居委會這種組織形式對城市基層實行管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區居委會權力、財力、人力資源能力的匱乏。
2.村委會——半行政半自治的利益共同體。乙村是村委會建制，實行村民自治，基地域板塊上被劃分為三個農業園和一個工業園，即農業一、二、三公司和工業公司。盡管《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委會為自治組織，但實際上成了準行政組織，接受辦事處的領導和指導，村委會下設科室和所屬公司都是科層式管理，同社區一樣，村委會日常行政工作主要是完成街道辦事處交給的各項任務，接受街道辦事處檢查、驗收。
3.街道辦事處——準政府機構。街道辦事處是準政府機構，代表著城區政府對村和社區實施領導，擁有巨大的法定權威，對村和社區治理機制有著決定性的影響。甲街道辦事處不是一級政府，其部門設置卻已經涵蓋了城市基層政府的基本職能。作為城區政府代表，擁有包括政治、行政、經濟三個方面的資源。政治上的資源主要是街道黨工委的政治力量，這種力量對社區實際事務的影響不太大。街道辦事處最大的資源是巨大而廣泛的行政權力，為了履行其行政管理職能，往往不惜超越行政權力的邊界，而這種地界往往不會受到社會的明顯排斥。除此之外，街道辦事處還擁有巨大的財政收入，由于地處城鄉結合部，土地資源增值，外資的注入，房地產價格的攀升，城區外遷企業的落戶等都給街道財政巨大的經濟來源，足以維持其行政職能的有效運轉。
可見，辦事處的組織機構、巨大的經濟力量、在轄區“住民”中的權威都是辦事處進行村和社區事務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
四、社區內外各權力主體的交易合作與爭奪沖突
1.社區居委會與街道辦事處。根據《居委會組織法》規定，城市社區居委會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街道辦事處作為區政府派出機構是行政性組織，代表基層政府行使行政強制權。社區居委會接受街道辦事處工作指導，但在實行政治運作過程中，社區居委會成了街道辦事處的一個準行政組織，承擔了本應由政府承擔的任務，做的工作絕大部分是辦事處下派的行政任務。
盡管如此，街道辦事處對于社區居委會完成街道下派的各項工作任務仍不十分滿意。街道辦事處認為，“社區居委會辦事不得力，怕得罪人” ，“有利益就跑得快，無利則不賣力，應付了事”。而社區居委會對街道辦事處的領導作風和工作方式多有抱怨，認為“辦事處有利自己干，無利則踢給居委會”，“天天要報表、指標”，“居委會一無財權，二無處罰權，叫我們怎么開展工作”，“只給政策不給費用，我們怎么能給居民提供服務”，“又不體諒居委會工作的難處”，街道辦事處工作“搞假動作，不深入實際”。
2.社區居委會與村委會。目前，在丙社區居委會成員的心目中，其上級領導是村委會，雖然平時也跟街道辦事處打交道。丙社區居委會所獲的資源不管是財力、人力、權力，還是心理的依托感，都來源于和傾向于村落。在保持乙村組織機構不變的情況下，在行政村的地域內建立社區，每個組織中既有村民，又有居民。在村級組織與社區組織的關系上，按照區和街道的規定，村委會與社區居委會是平行、協調、互助的關系，丙社區的經濟和政府目標考核由乙村負責，社區丙監督和評定乙村兩委會的思想政治工作，從而造成了兩者之間的張力。
村委會認為，“街道辦事處只給政權，不給費用，社區的投入和硬軟件的提供憑什么由我們負責？”“既然村委會和社區是平行關系，考核應由街道干，社區也無權評定村委會工作”，“聯防聯治應由社區自己搞，村委會沒有義務保證社區的社會治安”。社區居委會則抱怨村委會只投資于村的公共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環境衛生不管，外來常住人口、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工作應由村委會管。而且由于村居民混合的特點，村委會只管純村民，社區只管純居民引發對大量農轉非居民的管理出現空檔，造成村委會和居委會的矛盾沖突。
3.村委會與街道辦事處。從法律上講，村委會是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街道辦事處是行政性組織，是政府的派出機構，二者不應該有行政上的隸屬關系。但實際上，村委會作為一個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性質并不純粹，很大程度上它仍然具有半行政性質，這樣，街道辦事處和村委會形成了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
首先，街道辦事處出讓一部分的社會管理權能給村委會，作為交換，村委會則負責管理對象的費用，這種做法對于街道來說，既降低了工作強度，又節省了管理費用；對于村委會來說，獲得行政管理權，則得以在村務中爭取更大主動，可以求得自身權益的最大保障。
其次，街道傾向于使用行政壓力迫使村委會幫助完成其日常管理任務并使村委會分擔盡量多的管理費用來減輕財政的壓力。丙社區居委會用房，資金投入街道都以行政命令方式要求村委會提供。向村民收取的各種行政收費一般來說也直接向村委會索要。
再次，在村委會方面，村委會一直致力于化解自上而下的行政強制力，贏得更大的生存空間。比如街道在治安、計生問題上就會要求村委會協助，并先跟村委會打招呼，涉及村民利益都先征求村委會意見，并要求其協助解決。村委會也對街道下屬社區居委會進行人為滲透，丙社區主任是村農業三公司經理即為一例。
關鍵詞 社區參與 政治參與 經濟參與 文化參與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z.2015.07.071
Study of Urba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 Case Study of Chengdu City
ZHOU Yanyan， YANG Shijing
（School of Law，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Abstract Broa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features of a socialist harmonious community. The survey found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Chengdu residen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s not high， in which the participation of cultur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affairs better than the participat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conomic participation， is the main organization involved i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compared wit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residents community involvement higher willingness to appear out of synchronization.
Key word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conomical participation; cultural participation
當前，四川省城市化進程中出現了新型城鎮化的趨勢，新型城鎮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社會主義和諧社區建設是其重要內容。和諧社區的建設需要社區各利益主體的積極參與，不斷滿足居民在物質、文化、精神、環境等方面的要求，從而促進社區各項事業的發展。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居民的社區參與呈現與以往不同的特點和問題，常出現居民社區參與行為與政治經濟發展不同步的現象，從而制約了自身發展及其與當地經濟社會的良性互動發展。因此，在新形勢下研究居民社區參與問題十分有必要，有利于客觀公正地揭示這一社會行動，從而提高居民社區參與行為的范圍與層次，有利于社區的和諧發展和新型城鎮化的順利進行。
1 研究的出發點
本文的調查對象是成都市城市社區居民，采用多階段配額抽樣的方法抽取出3個區、6個社區的居民。調查于2015年1月3～7日進行，共發放問卷650份，回收641份，其中有效問卷631份，回收率和有效回收率分別為98.6%、97.1%，達到既定的要求。對回收的資料，進行整理、編碼、錄入和糾錯工作，并運用SPSS軟件對資料數據進行描述性的統計分析。
在631名被調查者中，性別上，男性占59%、女性占41%;年齡上，青年（18～34歲）、中年（35～55歲）占絕大多數（91.1%），少年（18歲以下）、老年（55歲以上）則很少;受教育程度上，大專及以上、高中/中專/技校、初中、小學及以下者的人數比率依次為31.1%、28.7%、23%、17%。
2 成都市社區居民參與的現狀
所謂社區參與，是指社區居民作為社區管理主體和客體，參加社區公共活動或事務，影響社區公共權力運行，維護自身權益，增進社區福利的行為和過程。本文主要從社區居民的政治參與、經濟參與、文化參與、社會事務參與四個方面，對其社區參與的行為與意愿進行考察。
2.1 社區參與行為
居民的社區參與行為首先表現在有無參與具體社區活動方面，調查結果（見表1）顯示：被調查者的各種社區參與行為都處于中等水平，由高到低排列分別是：文化參與（55.1%）、經濟參與（50.2%）、社會事務參與（45.8%）和政治參與（44.2%）。
在有社區參與行為者中，詳細考察其政治參與、經濟參與、文化參與、社會事務參與四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政治參與方面，參與“選舉”者的人數比率較高，超過70.5%;參與“社區居民大會”者的比率也超過三分之一;而參與“黨的方針政策等學習”、“黨的方針政策等宣傳”、“發展黨員活動”者的比率較低，均占14%左右。第二，經濟參與方面，參與“社區企業經營”、“項目招標”、“土地征用”者的人數比率均超過四分之一;參與“社區發展規劃征集”者的比率也超過五分之一;參與“房地產開發”、“社區集資”者的比率相對較低，均占14%左右。第三，文化參與方面，參與“節日慶典活動”者的人數比率較高，超過57%;參與“文娛活動組織”、“文藝節目公演”者的比率均占43.5%左右;參與“文體興趣小組活動”者的比率相對稍低，不足30%。第四，社會事務參與方面，參與“醫療衛生活動”、“社會保障活動”者的人數比率較高，均占58.5%;參與“環境保護與治理活動”者的比率亦占近45%;參與“教育培訓活動”、“基礎設施建設活動”者的比率接近，均占32.5%左右;而參與“社區治安維護活動”者的比率相對較低，不足五分之一。
進一步了解居民社區參與的方式，調查結果（見表1）可知：政治參與方面，“組織參與”者的人數比率最高，占近48%，比“兩者結合”的高8.5%;“個人參與”者的比率較低，僅占13%。經濟參與方面，“組織參與”者的比率較高，超過44%;“個人參與”、“兩者結合”的比率相對稍低，均占28%左右。文化參與方面，“組織參與”者的比率最高，超過41%，比“兩者結合”的高6%;“個人參與”者的比率相對稍低，不足23.5%。社會事務參與方面，“組織參與”、“兩者結合”者的比率接近，均占39%左右;“個人參與”者的比率相對較低，占22%。
2.2 社區參與意愿
居民的社區參與意愿主要體現在參與社區活動行為傾向的強度上，調查結果（見表2）顯示：政治參與意愿方面，“愿意”（包括非常愿意和比較愿意，下同）參與社區活動者居多，人數比率占近67%;表示“一般”的也占近四分之一;而“不愿意”（包括不太愿意和很不愿意，下同）者的比率很低，不足9%。經濟參與方面，絕大多數人表示“愿意”，人數比率超過80%;表示“一般”的比率相對較低，不足17%;“不愿意”者的比率更低，不足4%。文化參與方面，“愿意”（包括非常愿意和比較愿意，下同）參與者的人數比率較高，占近75%;其次是表示“一般”的，人數比率超過22%;“不愿意”者的比率非常低，不足3%。社會事務參與方面，絕大多數人“愿意”參與相關活動，人數比率占78%;表示“一般”的比率相對較低，不足14%;而“不愿意”者的比率更低，不足9%。
3 小結與思考
綜合分析上文內容可以發現：第一，成都市居民社區參與行為的總體情況不甚理想，曾參與社區活動者不足半數，參與程度不高，四種社區參與類型按參與度由高到低排列依次是：文化參與（55.1%）、經濟參與（50.2%）、社會事務參與（45.8%）、政治參與（44.2%）。居民社區參與的主要內容有“節日慶典活動”、“選舉”、“醫療衛生活動”、“社會保障活動”、“文娛活動組織”、“文藝節目公演”、“環境保護與治理”，可見其文化參與和社會事務參與度相對較高，而政治參與和經濟參與度相對較低。居民社區參與的主要方式是“組織參與”和“組織與個人參與結合”，尤其是組織參與發揮了較大效力，而“個人參與”則有待于進一步提倡與加強。第二，成都市居民社區參與意愿的總體情況良好，絕大多數人表示愿意參與社區活動，參與意愿較高，四種社區參與類型按參與意愿由高到低排列依次是：經濟參與、社會事務參與、文化參與、政治參與。可見，居民的社區參與意愿與行為并不一致，尚存在很大提升空間，工作的重點應是加強居民的社區政治參與和經濟參與。
本文通過實證調查，初步考察了成都市城市社區居民的社區參與基本情況，得出了一些有意義的研究結論。但同時也存在不足，受到經費、人力等客觀條件的限制，調查的范圍不夠廣、樣本量不夠大、抽樣方法不夠規范，這些都影響到結論的科學性與普遍性，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完善。
項目來源：四川省教育廳一般項目“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社區參與研究――以成都市為例”（項目編號14SB0047）
參考文獻
[1] 梁金鳳.廣州市民社區參與現狀與對策研究[J].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4（3）：66-68.
一、課程產生的背景和基礎
1.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轉型為學校公民教育提供了條件。公民教育是現代民主政治的伴生物。中國民主與法治的發展為公民教育提供了廣闊的政治空間。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中國“開始改革國家取代社會的全能政府治理模式，政府在原則上放棄了對社會經濟運行的全過程進行嚴格控制的權力，而僅僅運用法律來規范市場，運用必要的計劃手段和宏觀政策對市場進行調控，允許市場主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按照市場經濟的方式進行活動。這樣，一個相對自主的、不受公共權力控制干預的社會空間產生了”[1]。公民社會的產生為公民教育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也為學校公民教育發展提供了踐行的主體。
2.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為學校公民教育提供了有利時機。全國范圍實施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是我國教育改革的核心，改變了過去只強調知識掌握的學校教育，重視與學生生活經驗密切聯系的教學內容，將學校與社會聯系起來，擴大了學生的視野，重視學生自主人格的培養，是培養合格公民的教育變革。具體來說，新課程培養目標提出了培養合格公民的時代要求:“具有社會主義民主法制意識，遵守國家法律和社會公德;逐步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具有社會責任感，努力為人民服務;具有初步的創新精神、實踐能力、科學和人文素養以及環境意識。”[2]
3.社區服務活動中的公民教育因素分析。首先，社區是社會的縮影，為公民教育提供了實施的情境。“在影響個體品德發展的諸因素中，社區被認為是影響個體品德發展最復雜、最難以控制的社會環境。”“兒童生活在何種社區，就意味著將接受何種性質、何種類型的環境影響。” [3]其次，社區服務實踐活動具有主體參與性、實踐性、生成性、互動性、綜合性等特征，隨著學生參加活動，這些活動特性也會對學生產生影響。再次，社區服務活動涉及人、自然和社會等領域，而這些領域涵蓋公民教育的全部內容領域。最后，學生是活動的主體，活動中具有和成年公民相類似的民主活動形式。
4.國外相關成功經驗――美國服務學習。美國1993年的服務行動這樣定義“服務學習”:“服務學習指的是一種方法，通過學校和社區的合作，將提供給社區的服務與課程聯系起來，學生參與到有組織的服務行動中以滿足社會需求并培養社會責任感，同時在其中獲得知識技能，提高與同伴和其他社會成員合作分析、評價及解決問題的能力。”[4]服務學習在公民教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服務學習有助于增強公民意識、提高公民技能;服務學習為學生成為民主社會主動積極的參與者提供了機會，參加了服務學習的學生，多年以后能更多地參加社會服務機構，更多地參與投票等政治活動，認為自己有能力對外界產生影響;服務學習增強了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總的來說，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轉型和教育領域的課程改革為課程的建立提供了背景;社區服務活動本身具有有利于公民教育的相關因素，是課程存在的理論前提;國外的相關學習方法為課程建設提供了實踐經驗。
二、課程性質與特點
公民教育社區服務活動課程是指學生作為公民，在教師的指導下，走出教室，進入實際的社區情境，開展力所能及的社區服務活動，滿足社區的實際需要，養成服務精神，同時在服務中運用所學知識技能，并在活動中獲得新知識、新技能，通過活動理解民主的意義，增長公民知識，形成公民技能和養成公民品質，成為負責任的新公民。
公民教育社區服務活動具有以下特點:1.注重課程整合。首先，公民教育社區服務活動課程整合了“服務學生學習”和“服務社區”。在活動中，學生可以利用所學的知識和技能服務社區，同時在活動中學到新的知識和技能。此外，服務活動能滿足社區的真實需要。其次，公民教育社區服務活動是一門整合了自然、社會、他人以及自我關系的綜合性實踐課程。公民教育的原義是自然、社會和人的關系的和諧教育。社區服務實踐活動的內容既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也涉及人與他人、社會的關系。2.強調學校與社區的關系。社區是學校師生在其中生活、學習、活動、交往的區域，社區是社會的縮影。服務社區目的是使學生關注社區中的問題，并學會綜合地運用所學知識加以解決，使學生在服務社區的過程中學會合作、交往，懂得理解、尊重，形成群體意識和歸屬感，增強公民服務意識和責任意識，學會民主參與技能，養成公民品質。3.強化服務活動在公民資格生成中的作用。形成服務倫理是民主社會的主要特征，服務精神的養成是公民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4.重視學生民主生活體驗。公民教育社區服務活動強調活動過程中學生的親歷親為，要求學生積極參與到各項活動中去，體驗和感受生活，發展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鍛煉合作能力，獲得民主生活體驗。
三、課程內容
公民意識是公民對其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自我認知，體現為公民對其權利和義務的心理認同與理性自覺。黨的十七大在關于“擴大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論述中提出:加強公民意識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的理念。這表明，加強公民意識教育已成為當代中國擴大人民民主、弘揚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一項重要內容。作為教育主體的學校教育應主動承擔公民意識教育的責任，探索公民教育的理論和實踐。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中的新型課程形態――社區服務實踐活動課程涉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他人、人與自我的關系等內容，涵蓋了公民意識教育的全部領域，利用社區服務實踐活動的內容，我們可以更好地實施公民意識教育。
公民教育社區服務活動課程中的公民意識教育包括以下內容:1.主體意識。綜合實踐活動的課程性質要求課程的組織和實施要突出學生的主體，將學生的需要、動機和興趣置于核心地位，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在活動中發展主體性。2.權利義務意識。課程在實施時重視學生權利意識的培養，改變了學生在以往教學中的從屬地位。此外，學生通過參加社區公共事務管理，了解自己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增強了義務意識。3.民主參與意識。課程中的師生關系不是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關系，整個活動過程就是學生體驗民主生活和積極參與社區服務活動的學習過程。4.道德意識教育。學生通過參加公民教育社區服務實踐活動，了解社區的概況和社區公民應遵守的日常道德規范，學會關心他人，幫助弱勢群體，維護社會良好的道德風氣，養成良好的公民品質和價值觀。5.規則意識。公民教育社區服務活動讓學生自主參與實踐活動，學會與同學、他人的相處，了解小組活動或集體活動的規則，并按照組織規則開展活動。此外，通過與社區相關機構（法院、公安等）的接觸，了解社會公共機構的辦事規則，接受相關法律法規教育。6.生態意識。社區服務實踐活動將學校教育的視域擴大到自然和社會，擴充了學校教育的內容，把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以及生態保護作為重點。社區服務中的環境保護活動，可以培養學生的生態意識。
四、課程目標
1.“服務”學生學習。本課程是一種有組織的服務經驗集合，由學校開發，學校和社區一起協調活動。社區服務實踐活動將學校課程融入服務活動之中，讓學生在真實的生活情境中應用所學知識和技能，或給學生提供固定的時間，讓學生針對活動中的所見所聞，進行思考、討論和寫作。另外，在活動中，學生獲得新的知識技能和豐富的生命體驗，發展關心他人的情感。
2.“服務”社區和社會。社區服務實踐活動是“服務”和“學習”的結合，除了服務學生的學習，它還能滿足社區的真實需要。它有利于學生增強服務意識，形成積極健康的情感體驗和充實進取的生活態度，有助于學生珍視生命，熱愛生活，保持蓬勃朝氣和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體驗服務他人與社會的充實與愉悅。這對于深化學生的生存體驗，舒展學生的個性，全面提升學生的精神境界具有獨特價值。
3.“服務”公民教育。“個人生活于社區之中，‘社區精神’也必然內在于人心之中。因此，為社區做點什么、使社區更美好，是學生個性發展的內在要求。成為一個好公民與成為一個好學生，二者不可分割。具有服務精神和公民素養，既是個性發展亦是民主社會的要求。設立‘社區服務和社會實踐’乃至整個綜合實踐活動絕非權宜之計，而是現代民主教育的內在要求。”[5]公民教育社區服務活動的公民教育功能可以分為顯和隱。顯首先是指活動的過程中公民知識技能的運用、內化以及適當的公民行為，直至活動后公民知識、技能的增長，公民品質、價值觀的養成;其次，學生通過在服務社區中形成服務倫理，根據杜威的相關理論，服務他人、自然和社會是民主社會的主要特征，離開了服務倫理，民主社會將不復存在。隱是指社區環境和社區中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對學生社會性和公民資格形成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
五、課程的組織與實施
1.活動準備。首先，研究學校的各項資源。在組織開展活動前，學校要了解自己擁有的人力資源和財力資源。 其次，分析社區的需求。學校附近的社區或學生所居住的社區是開展服務實踐活動的場所。再次，讓學生了解活動的理念與實施過程。因為學生在從事真正有價值的工作時，學習的效果更好。活動與真實世界越接近，學生為真實世界所作的準備越充分。同時讓學生了解服務的方法、服務所需的知識和技能以及活動要求。最后，選定服務主題。根據學校所能提供的資源、社區的需求和學生的意愿和能力，由學生個人或集體來確定活動的主題，使學生選擇的主題與學科內容結合，采取合科或單科的方式開展活動。
2.活動方案設計。活動方案設計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確定服務活動目的和目標。 制定服務活動計劃首先必須確定整個項目所要達到的目的和目標。目的和目標最好由教師、學生和社區機構三者共同商定。2.確定服務活動項目與所學課程和課程標準的關系。在服務活動中，可以采用兩種方法來體現課程標準:一種是先確定必須達到的標準，然后根據標準來設定計劃;另一種是先設計項目，然后與課程標準對照，選擇與項目相符合的標準。3.教師、社區人士與學生共同參與。制定計劃要由社區人員、教師和班級中的學生共同參與，以便社區團體、機構以及學校方面做出安排。
3.活動實施。行動和反思是服務活動中不可分割的、相輔相成的組成部分，其在服務活動中呈現循環往復的關系:反思――行動――反思。行動是指在實踐中運用社區服務活動的相關理論研究結果。反思應該在活動過程中定期進行，讓學生在可以安排的時間里深層次地理解服務的經驗。反思的核心問題是服務和促進學生個體發展的方式。
4.活動評價。對公民教育服務實踐活動的過程與結果進行評價和總結非常重要。服務活動的評價可以采取兩種方式:一種是側重過程的評價，也稱形成性評價，主要目的是檢驗服務活動計劃實施過程的優缺點以及學習參與者的表現。另一種是結果評價，也稱總結性評價，主要是服務活動的成果作為評價對象，以檢驗服務活動的實施結果是否符合原先的目標，提出建議，作為制定后續計劃的參考。[6]
公民教育社區服務活動課程是借鑒國內外的公民教育理論和經驗，嘗試利用綜合實踐活動課程四大板塊之一的社區服務實踐活動，將公民教育的理念融入這一課程的目標、內容、實施和評價之中，以主題活動的形式體現公民教育的主要內容――公民意識教育，將它打造為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背景下的公民教育課程。它適應了國際公民教育趨勢和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背景，也彌補了我國社會課只重視知識傳授，而不注重行為訓練的弊端，從而嘗試建設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中的公民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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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民參與度不高
調查發現：居委會不僅是社區成員在遇到生活問題或困難時重要的求助對象，也是居民社區參與的主要途徑，70％以上的居民是通過居委會反映社區生活方面的事情和意見，而且居委會本身在社區參與中發揮著重要的動員、組織作用。［2］目前，作為居民自治管理組織居委會，本應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基層組織，如促進鄰里友誼，預防犯罪和災害，豐富社區文化生活，保障社區市容環境衛生等，卻過多地承擔了政府的行政職能、市場組織的職能和社會事業單位的專業職能，變成了一個依附于街道辦事處的、功能混淆重疊的全能主義組織。[3]其本位的自治職能反而較弱。同時，因為缺乏必要的渠道與制度保障，居民對居委會既不了解也不關心，對居委會的了解甚至僅限于開證明、辦理低保；參與社區管理較少，對社區缺乏認同感與歸屬感。
（二）非營利組織與營利組織介入社區管理混亂
營利組織與非營利組織介入社區管理混亂，企業或團體的素質、能力參差不齊，一些組織自我規范性不夠，自律性不強，缺失完善的監管機制，社會監督缺位，導致一些違法亂紀現象出現。例如物業管理中存在收費標準、管理標準不統一以及管理和服務普遍不到位等，而且，還有些物業公司對轄區居委會的管理不配合，增大了社區管理的難度。例如駐社區企業，往往擁有豐富的資源，可以提升社區管理層次，但很少履行自身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企業認為，參與社區管理要出錢出力而對其發展無多大關聯，往往以各種借口拒絕配合社區工作。社區存在的很多問題需要企業配合共同解決，但社區對于企業沒有任何約束機制，社區管理被動。
（三）地方政府部門職責不明
社區內的市、區屬機關和企事業單位職能相互混淆，且往往各自為政，越位缺位現象普遍。街道辦事處（鄉鎮政府）處在區（縣）政府與社區管理的核心，但職能不明確，承擔了過多的綜合管理職能，導致其政府職能向居委會轉移。地方政府各部門與社區職能錯位，沒有形成協調的、系統的、職能明確的管理體制，導致居委會“行政化”。居委會“行政化”意味著它對城市基層社會的代表性不足，與居委會行政管理功能的上升相對應的是它的自治功能下降，居委會在一定程度上疏遠了居民，不能獲得一個居民自治組織本應獲得的支持。［4］其化解基層社會矛盾的能力將會大大降低。我國1982年憲法和1989年《居民委員會組織法》明確規定了城市居民委員會的自治性質，是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自治組織。
二、城鎮社區管理困境的主要原因
（一）居民“免費搭車”心理
社區管理所提供的服務屬于公共產品，而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非競爭性，即社區服務的提供與改善，受益對象不存在利益沖突，所產生的利益不能為某個人或某些人所專有，要將一些人排斥在消費過程之外。非排他性，指任何個人即使不對社區管理付費、付出勞動，也能同樣享用。這就使得很多居民產生“免費搭車”心理。同時，我國城鎮社區管理過多地關注物質建設，忽略了人的建設，社區內干部素質參差不齊，人力資源開發不夠，使得社區居民自助、互助不夠；對社區管理參與不足；社區的凝聚力不大，無法實現對社區發展的支持、協助與合作。
（二）對營利與非營利組織缺乏制度化監管
目前，地方政府與社區組織沒有為營利與非營利組織創造寬松的職業環境。政務公開透明度不高，沒有完善的參與機制，居民對社區規劃、建設和管理上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和管理權很弱。制度不完善，使營利與非營利組織介入社區管理混亂。且一些社會組織是在政府管理部門培育和推動下產生的，很難擁有獨立的意志和活動，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于政府交辦的工作上。例如，以行業管理為主要特征的各類協會性組織、服務性組織,如社區業主委員會、社區服務中心和社區志愿者組織等。例如駐社區企業，驅利性是其基本特點。只有讓企業意識到參與社區管理的重要性并能實際獲利，才能獲得企業支持。但企業與社區之間往往缺乏良性互動，企業較少參與社區管理，有時甚至違背社區管理制度。
（三）地方政府部門職能缺乏法律依據
我國目前實行的社區管理是區街兩級政府、三級管理體制，其行政色彩太濃，缺乏公眾參與機制。街道辦事處（鄉鎮政府）在社區管理中的職能不明確，行政、執法、街道經濟發展等各項任務都下放到街道辦事處（鄉鎮政府），使它從一級基層政權的派出機構逐步演變為一個集行政管理、社區管理與服務為一身的綜合性機構。尤其在城市，社區內的市、區屬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存在職能相互交叉，與街道辦事處的關系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據，越位缺位現象普遍。街道辦（鄉鎮政府）在職責過多的情況下部分職能轉移向居民委員會，結果導致了居委會的“行政化”，居委會應有的自治管理功能卻日益萎縮。
三、改進城鎮社區管理的路徑選擇
（一）居民自治全員化
居民是社區的主體，居民自治能使居民在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管理中發展和諧的人際關系，加強對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在此基礎上，有利于引導居民政治參與，促進政府政策制定和執行的合法化，增進政府與公民之間相互了解和信任。居民的政治參與大多是從解決日常生活中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問題入手的。通過引導居民參與社區管理，能有效提高居民的參政意識與參政能力。因此，以解決生活問題為切入點,如社區環境的改善,古跡建筑的保存,地方生活文化的展現等，引導居民政治參與，增進地方特有產業、合作事業的開發與文化內涵的提高。而居民參與社區活動最主要的動力源泉是受自身利益的驅動。因此實現公、私利益相互嵌套，才能使居民產生參與社區管理的動力。而且，一般而言，社區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供給好壞與居民對社區認同歸屬心理強弱成正比。為此，社區應根據居民的需求，引入相關文化團體、購買相應的文化產品、添置應有的文化設施。具體的運作應該是，首先規定財政預算在文化生活方面支出的具體金額，然后公開向外招標。組織業主委員會甚至聘請相關專家對競標團體進行各項考核調查。結合居民意見，引入最合適的文化團體、文化產品。其內容的選擇應以興趣性與普遍性并存為設計方向，走高水準、易普及的道路。社區應建立完整的制度，確保機構、人員、經費、場地、制度和工作到位，形成各類社區服務團體、各類文藝組織等，全面承擔起開發社區就業、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服務、倒閉國企職工社會化服務、城鄉低保和優撫、文化娛樂等事務性工作的職能，從源頭上化解各類社會矛盾。對于困難群眾，居委會主導、地方政府出資，進行免費就業培訓或給予創業政策支持。同時，應在政府引導下暢通居民參與平臺，建立社區志愿網絡。既滿足社區成員的多樣化需求，又把社區中分散的個人聯合起來使他們融入社區管理生活，使每一個居民都成為社區管理中的積極主動因素。建立社區志愿服務網絡，一是加大宣傳力度，使社區居民普遍樹立自助互助意識，在活動中構建新型鄰里關系。一項調查顯示，在城市40%的人不熟悉自己的鄰居。可以通過發放鄰里親情卡、舉辦談心會開通博客群等方式將分散的居民聯合起來，建立和諧友好的鄰里關系，形成自發的自我服務、自我管理機制。二是志愿服務與居民生活緊密結合，使之成為居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三是公開居委會政務、財務、服務等內容，健全居民參與制度、監督系統，通過網絡、意見箱、聽證會等及時的傾聽民意，使得國家的財政投入用在最需要的地方。［5］四是加強社區管理隊伍的建設和培育。社區管理會不斷地遇到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對干部隊伍應加強新事務、新知識的學習培訓，以便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發展居民自治是發展和諧城鎮的中心任務與重要手段，是社會管理重心下移的關鍵。它使社會矛盾治理關口前移，治理主體和格局從一元走向多元、從政府走向民間,形成官民協作共治框架；實現政府管理與社區自治互補、行政資源與社會資源整合、政府力量與社會力量互動的政府和社會共同治理結構。
（二）非營利與營利組織監管全面化
通過健全制度，分類管理，激勵與約束并存的方式，使社會組織規范化、協調化、高效化運作，切實解除各社會組織之間職能不清造成的服務“盲點”，形成地方政府、社區、非營利與營利組織之間的良性互動，使這類組織在社區中發揮出重要作用。在堅持業務主管單位和登記管理機關雙重管理體制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應根據實際情況，取消其進入社區的政策，從財政、稅收、準入登記等方面對其提供政策及資金上的支持。通過政策導向和項目競標及過程管理等形式，引導更多優秀的非營利與營利組織參與社區管理服務活動。通過激勵制度推動社會組織廣泛深入開展社區服務，尤其是非公募基金會、非社會意識形態和非政治敏感性的民辦非企業單位等慈善類、公益類的社會組織等，實現社會性事務的成功轉接。例如，通過加大對社會服務項目的投入推動行業協會、民辦學校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等“志愿性”和“公益性”民間團體發展。建立評估指標；明確怎么監管，完善監管的方式和監管渠道，使社區組織進入有規可循、有制度可依。[7]對于商會或行業協會這類組織，要以引導自律性建設為主，逐步提高這類組織自我約束、自我發展能力。目前，最容易與社區管理產生矛盾的是物業管理，直接影響居民生活質量，而物業企業的良莠不齊是造成沖突的重要原因。因此，地方政府可采取市場招標的方式引導品牌物業管理進駐小區。在競標的過程中，讓業主委員會根據自身需要選聘出最合適的物業企業。建立詳盡的規則制度明確其社會角色與具體職責，規范物業管理行業行為，提升社區管理的檔次和水平。
關鍵詞：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結構與因素
一、問題的提出
自1980年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Bourdieu）（1997）{1}正式提出了“社會資本”這一概念，并從集體層面給出了社會資本的界定，即認為“社會資本是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體，那些資源是同對某種持久性的網絡的占有密不可分的，這一網絡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認的，而且是一種體制化關系的網絡。換句話說，這一網絡是同某個團體的會員制相聯系的，它從集體性擁有的資本的角度為每個會員提供支持，提供為他們贏得聲望的‘憑證’，而對于聲望則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理解……”。自此之后，學界對社會資本這一概念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其中，第一次從社區層面對社會資本及功效進行研究的是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羅伯特?D?普特南（Robert D.Putnam）（1995）{2}，他通過對意大利的南北部的比較研究，指出：“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以及網絡，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的效率。” 在此定義中，普特南強調的是集體行為或組織行為的重要性，強調信任、規范和網絡的重要性。從此之后，社會資本被廣泛用于解釋經濟發展、經濟治理等諸多問題。福山等人研究發現，社會資本存量多的社區更能夠應對貧困，解決爭端，促進就業，提高組織效率，促進社區經濟發展（Fukuyama，1996{3}；Narayan，1999{4}；Woolcock，1998{5}）。我國學者在研究中也注意到在社區治理中，社會資本可以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維持社會秩序，增強社會凝聚力，同時指出社會資本的總理和分布決定了社區認同感、凝聚力以及社區治理的績效（王思斌，2000）{6}。正是社會資本的強大解釋力使它在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多個領域中都被廣泛的運用，但與此同時，也使得社會資本的定義及其測量變得極為復雜甚至混亂（趙延東，2006）{7}。因此，學者們從各自的經驗研究出發對如何測量集體層次的社會資本進行了探討。普特南（2001）{8}指出應該從社會信任、公民參與的網絡和互惠規范以及成功的合作等方面對社會資本進行測量。林南（2001）{9}在總結前人經驗和自己構建的社會資本模型的基礎上將社會資本視為網絡資產來測量，他認為可以從被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以及個體的網絡位置兩個要素來測量社會資本。但更多的學者對社會資本進行測量的是使用8維度法、7維度法、6維度法和5維度法。8維度法有按照對社區的參與、社會背景中的能動性、信任和安全感、鄰居間的聯系、家庭與朋友的聯系、差異化的承受力、生活價值、工作聯系等進行測量（Paul Bullen、Jenny Onyx，1997）{10}，但這種測量方法實際上將社會資本等同于社會關系，因此他們的測量結果很難真正反映社會資本的真實情況；Kawachi等（2004）{11}通過回顧33篇文獻發現，測量社會資本的維度至少有8個，即信任、參與社團和組織、社會支持、自愿活動/志愿主義、互惠、非正式社交活動、社區凝聚力、社區歸屬感；Desilva（2006）{12}綜合分析了28篇文章后，建議社會資本的測量應包括8個主要維度，它們分別是信任、社會凝聚力、社區歸屬感、參與社團、社會網絡、社會支持、參與公共事務以及家庭社會資本；我國學者桂勇，黃榮貴（2008）{13}確立了8維度的社區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并以上海的城市社區作為研究單位，對8維度測量指標進行了檢驗，最終提取了地方性社會網絡、社區歸屬感、社區凝聚力、非地方性社交、志愿主義、互惠與一般性信任和社區信任7個因子、29個項目；姜楠（2009）{14}提出了從信任與團結、團體、網絡、社區凝聚、社區參與、信息交流、社區安全、政治參與8個方面對單位型社區社會資本進行測量，并且對城市單位型社區與非單位型社區的社會資本進行了比較分析。7維度法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納拉揚和普里切特（2005）{15}，他們從村莊層面上考察了坦桑尼亞農村的社會資本與村莊經濟之間的聯系，提出衡量農村社會資本的7個指標，具體包括：參與社團、一般規范、和睦相處、日常社交、鄰里聯系、志愿主義、信任。國內學者多用5維度法和6維度法對社區社會資本進行測量，林聚任等（2005）{16}從社會風氣觀、公共參與、處世之道、信任安全感和關系網絡五個方面分析了山東省農村社會資本的狀況；賈先文（2010）{17}提出應該從信任、網絡、志愿主義、社區歸宿感和社區凝聚力5個維度測量農村社會資本。裴志軍（2010）{18}認為應該從普遍信任、規范信任、正式網絡、非正式網絡、共同愿景與社會支持6個維度測量農村社會資本。謝治菊，譚洪波（2011）{19}提出了從社區參與、社區歸宿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6個維度測量農村社會資本。此外，Harpham（2007）{20}也認為社會資本應該包括6大維度，即網絡、社會支持、信任、社會支持、互惠和非正式社會控制。
通過對已有文獻的系統梳理，我們發現大多數研究者運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分別提出了測量社區社會資本的指標，通過經驗研究對這些指標進行了檢驗，從而形成了較有代表性的測量社區社會資本維度，但引起我們思考的問題是：第一，何謂社區社會資本？社區作為一個共同體，應該有其基本的組成元素，那么社會資本作為影響社區發展的非常重要的變量，其組成結構又是什么？是由哪些因素構成的？如果不回答這一問題，測量指標的建構將會失去其針對性和操作性。第二，現有研究過多地關注了社會資本測量指標的構建、檢驗和模型的建立，卻忽視了對社區社會資本真實狀況的研究，這突出表現在缺乏關于農村社區與城市社區社會資本狀況的比較研究，不同地區農村社會資本狀況的比較研究更是空白，更沒有關于少數民族村落與漢族村落社會資本的比較研究。因此，我們不僅要問為什么要建構這些指標，其作用何在？測量城市社區社會資本的指標能否直接用來測量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第三，現有研究建構了多種測量社會資本的指標，但并沒有指出這些指標受社區中哪些因素的影響，似乎這些指標就是決定社區社會資本的最終因素，從而預設了一個前提假設，即社區的信任、社區參與、社區歸宿感、合作規范、互惠、共享等因素是以前置變量或者自變量存在的，也就是說，這些指標本身不受其它因素的影響。但大量的事實證明，不同類型社區中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和社區的參與狀況是不同的，因此，經驗告訴我們學者們用來測量社會資本的這些指標僅僅只是中介變量，其本身也是受其它因素影響的，那么，到底又是哪些因素會影響到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和社區的參與呢？從現有研究中顯然難以找出令人滿意的答案。
社會資本不僅具有經濟學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學的意義。也就是說，社會資本不僅可以用來解釋經濟增長，同樣可以用來解釋政治穩定等現象。社會資本這一范式可以幫助我們考察轉型期的政府績效、社區的效率與社會活力。但是，社會資本作為產生于西方社會的概念范式，用來研究中國社會現實問題時，首先要結合中國的社會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和人們采取行動的習慣特質，給出一個本土化的概念界定。首先，社會資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關的一系列態度和價值觀構成的，其關鍵是使人們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觀的世界觀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會資本的主要特征體現在那些將朋友、家庭、社區、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聯系起來的人格網絡；第三，社會資本是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一種特性，它有助于推動社會行動和搞定事情。尤其是在農村，因血緣、地緣等因素而構成的關系網絡，是中國農村社會資本的主要表現形式，可以說，中國的農村社會有著豐富的社會資本存量。為此，本文認為社區社會資本就是存在于特定共同體之中的以信任、互惠、合作、共享和社區歸屬為主要表征的參與網絡，是透過社區居民對于信任、互惠、合作、共享等一系列態度和價值觀及其行動展現出來的。但是，國內外已有的關于社區層面社會資本的研究多集中于對城市社區社會資本的狀況、測量指標、對社區建設的影響，較少對農村社區社會資本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更缺乏對不同地區社會資本的比較研究。故此，本文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以農村社區作為研究對象，以期客觀地呈現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實際狀況。本文運用問卷調查的方法，進入山東、陜西、甘肅、寧夏進行了為期2個月的調查，獲取了由2201個戶主組成的數據庫，對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內在結構進行了探索性研究，描述了社區社會資本的現狀，并對相關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定量的分析。
二、研究設計
1. 結構測量指標
為了搞清楚一個國家、一個組織、一個社區甚至是一個個人的社會資本存量的多少，國內外學者運用了很多變量對其進行了測量和分析。從現有的文獻來看，目前國內外基本上存在著針對個體層次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和集體層次社會資本測量方法。如通過提名生成法、位置生成法來測量個人擁有的社會資本量；通過信任、公共參與、社會聯結和社會規范來測量集體（社區、組織等）所擁有的社會資本量。本文主要分析的是社區社會資本方面，主要是對謝治菊、譚洪波（2011）提出的從社區參與、社區歸宿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的6維度測量法進行了修正。考慮到村民的行為受到價值取向的影響，行動主體的行為以集體為取向，將會更多地將自己置于社區人的層面從他者的角度參與社區活動，即“一般社區參與”。反之，如果行動主體的行為以個體為取向，則將會更多地從個體利益角度參與社區活動，以期獲得社區人的合法資源，即“特殊社區參與”。為此，我們將原來“社區參與”維度細分為“一般社區參與”和“特殊社區參與”兩個維度；同時，考慮到“信任”維度和“差序格局”的人際關系結構相聯系，從而使中國人所信任的人群中既包括家屬、親戚和家族成員，也會包括一些與自己具有擬親屬關系的其他外人。因此，在中國人所信任的人群中，與“己”越近，則關系越親密，信任感越強。因此，中國人根據雙方之間的人際關系所確定的有選擇傾向性的相互信任即特殊信任，與根據有關人性的基本觀念信仰所確定的對人的信任即普遍信任，而對于體制內人員的信任即制度信任。根據這一原則我們將“信任”維度細分為“制度信任”、“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三個維度。
之所以選取謝治菊等提出的6維度為測量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基礎，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第一，他們提出的測量指標是針對“農村的‘熟人社會’特征，村民們之間關系比較簡單，村民們的‘信任、社區參與、互惠、共享、合作、社區歸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農村社區的社會資本水平”（謝治菊、譚洪波，2011）；第二，在比較了國內關于社區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之后，我們發現他們提出的6維度法其信度是最高的，其中四個維度的信度系數高達0.9，只有互惠、信任兩個維度的信度系數在0.7以上。因此，可以成為測量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一個很好的工具。第三，他們提出的這六個維度，既考慮了國內外學術界關于中觀層面社會資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同時也關照到了國內社區社會資本的測量維度，還考慮到了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特殊性。其中，“社區參與”、“社區歸屬感” 、“互惠”、“信任”指標主要借鑒了國內外社區社會資本研究中的相關維度；“合作”、“共享”指標則是充分考慮到了農村社會村民間互動的基本邏輯。雖然是“在集體層面界定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但是考慮到個體層面的指標具有自身的優勢”（Harpham，2007），“也更加切合社會資本的理論含義，而且在實踐中也更加可行”（桂勇、黃榮貴，2008）。因此，關于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變量值，我們仍然在“是村落內個體層面（村民）進行測量的，然后由村民的變量值匯總、平均而成社區社會資本的指標，而不是直接收集有關社區的特征指標”（裴志軍，2010））。為了準確測量村民的態度，采用了李克特5點量表法，每個變量均設計了“非常同意、同意、無所謂、不同意、很不同意”5個答案，并分別賦值1～5分。但考慮到我們的調查地點東西部農村地區的實際情況，在制定量表時，我們對具體的測量指標進行了修改，形成了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具體操作化如下：
（1）社區參與：指社區居民自愿自覺地參與社區內的各項事務和各種活動的過程。根據我們對調查地山東、陜西、甘肅和寧夏所在的31個村子實際情況的了解，這些村從未舉行過“義務為老年人和殘疾人服務的活動”，也從未舉行過“義務獻血活動”，也沒有任何的協會組織。此外，除了一些正式的生命儀禮或主要節日，農民很少會和親戚、朋友一起聚餐。為此，我們將測量指標由原來的13個減少到了9個。“特殊社區參與”維度的指標有：“我積極參加村干部選舉”、“經常參與村里的秧歌隊或其他文化活動”、“我愿意參與資助村里比我更窮的人”和“我與鄰居或村民之間經常互訪”；“一般社區參與”維度的指標有：“我愿意為村級文化建設繳納費用”、“會免費為村級事務出工出力”、“主動關心村級事務”、“無償為村級事務獻計獻策”、“愿意免費承擔村里的衛生監督員”。
（2）社區歸屬感：指社區居民把自己歸入某一地域人群集合體的心理狀態。在操作化過程中，考慮到“我們村的大部分村民都愿意參與村級事務”這一指標屬于社區參與維度，同時，這是一個對別人的行為作出評價的態度選項，放在這里不合適，為此，我們取消掉了這一指標，操作化為：我們村的發展對我很重要、我喜歡我所在的社區、我關心我們村的事務、為了村容村貌不會亂丟垃圾、我們村會越來越好。
（3）合作：指個人與個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為達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種聯合行動方式。對于這一維度的測量指標，只是將社會中介組織中養鵝協會用農民專業合作組織作了代替。操作化為：與其他村民有生意上的往來、與本村村委會有生意或項目合作、與企業（如房地產公司、工廠等）有租賃協議、與政府有經濟行為的合作、與社會中介組織（如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有合作。
（4）共享：共享即分享，既將一件物品或者信息的使用權或知情權與其他人共同擁有。操作化為：有好吃的食物會分給鄰居與其他村民、買了農耕用具會免費讓鄰居使用、知道打折或優惠的信息會告訴自己認識的人。
（5）互惠：指互相給對方恩惠或者好處。操作化為4個測量指標：農忙時常與其他村民互換活路、紅白喜事時常與其他村民相互幫忙、鄰居間互相回報、村民需要幫忙會不計報酬的幫助他。
（6）信任：信任是建立在雙方共同生活，具有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之上的，以情感內容和因素為維度的一方對另一方表示出的一種相信的主觀態度。考慮到“信任”維度和“差序格局”的人際關系結構相聯系，在中國人所信任的人群中，與“己”越近，則關系越親密，信任感越強。為此，我們將“信任”維度系分為“制度信任”、“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三個維度。除了基于血緣和地緣關系的特殊信任之外，目前，農村還存在著對于領導、政府、媒體、警察、法院和法官和醫生的制度化信任（趙延東，2006），及對于陌生人和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普遍化信任。“制度信任”維度的測量指標有：“相信村領導”、“相信政府”、“相信國內媒體上的新聞”、“相信警察、法院和法官”、“相信醫生”；“熟人信任”維度的測量指標有：“相信家人說的話”、“相信自己三代以內的近親”、“外出時可以把家門鑰匙交給鄰居保管”、“看信或寫信遇到問題時會請村里識字的人幫忙”；“普遍信任”維度的測量指標有：“我相信市場上的商人/買賣人不會欺騙消費者”“我會幫助向自己求助的陌生人”、“社會上的大多數人是可信的”。
2. 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來自于2011年1月至2012年3月在山東、陜西、甘肅和寧夏四個省31個自然村，重點考慮的是自然村作為村落共同體保留著村落內習慣、民俗、歷史、傳統及社會信任的整體性（裴志軍，2010）進行的大規模入戶問卷調查。我們選取了山東省各市縣20個自然村；陜西省的渭南蒲城縣和銅川市印臺區各1個漢族村落；甘肅省靖遠縣1個漢族村落；寧夏回族自治區8個村落（回漢雜居村3個、純回族村2個（其中1個是移民村）、純漢民村3個）作為調查地點。為了獲取村莊作為整體的社會資本狀況，在山東、寧夏、甘肅分別選取了1個村子進行了整體調查，在其他28個村落，先獲取自然村戶主的名單，然后按照村落農戶的比例隨機抽取戶主作為調查對象，每個村共訪問了30～185個戶主，由于搬遷、外出打工、年齡太高、拒絕訪問等原因，最終我們得到的數據集包含2201個戶主組成的樣本，樣本的基本統計特征見下表（表1）。之所以選擇這四個地方是基于以下幾點考慮：第一，從經濟發展來看，山東省的整體經濟狀況能代表東部地區，陜西、甘肅和寧夏基本能代表西部省份，體現出了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同水平。第二，從民族構成來看，有純漢族村落（如山東省的大部分村落）、回漢雜居村落和純回族村落（以寧夏的樣本為代表）；第三，從村落類型來看，有原來的傳統村落，有移民村落，和“合村并居”后形成的新的小區；第四，我們的調查員由社會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和本科生構成，本次調查所選取的村莊均為調查員的家鄉，由于調查員本身就是村莊的一員，調查員的這種參與者的身份，既能保證調查的順利進行，同時也能夠獲得真實的資料。
（1）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因子結構
首先，我們對前述的6維度38項社區社會資本指標進行了相關關系的矩陣分析，結果發現“我愿意為村級文化建設繳納費用”與其它指標的相關系數只有一個在0.4以上，其它均在0.3以下；“我愿意參與資助村里比我更窮的人”和“我與鄰居或村民之間經常互訪（互相走動）”與其它指標的相關系數只有一個為0.369，其它均小于0.3；“為了村容村貌，我不會亂丟垃圾”與其它指標的相關系數沒有大于0.3的；“我相信市場上的商人、買賣人不會欺騙消費者”與其它指標的相關系數只有一項為0.328。為此，在進一步的因子分析中予以剔除。
接下來，我們運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對剩余的33項農村社區社會資本指標進行了主成分法分析，采用方差極大化方法對因子負荷進行正交旋轉，結果見碎石圖（圖1）。從圖1中可以看到，有9個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分別用F1、F2、F3、F4、F5、F6、F7、F8和F9來表示。從表2可以看到，所有指標的共同度（公因子方差）除“我們村會越來越好”（0.438）、“鄰居給了我好處，我也會給他好處”（0.419）和“村民需要幫忙，我會不計報酬地幫助他”（0.402）以外，都達到0.5以上。9個新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62.1%。KMO檢驗值為0.861，巴特利特球體檢驗值達到26 061.624（p=0.000
“與其他村民有生意上的往來”、“與本村或其他村的村委會有生意或合作項目”、“與鄉政府或縣政府有經濟行為的合作”、“與企業（如房地產公司＼工廠等）有租賃協議”、“與社會中介組織（如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有合作”5項指標對F1的負荷值最高，分別達到了0.757、0.824、0.920、0.916和0.856，說明此5項指標很好地代表了F1。這5項指標都反映了村民與不同主體有經濟上的往來。因此我們將F1命名為“合作”因子。
“有好吃的食物，我會分給鄰居與村民”、“我家買了農耕用具（小四輪），會免費讓鄰居使用”、“知道打折或優惠的信息，會告訴我認識的人”、“農忙時，常常與其他村民互換活路”4項指標對F2的負荷值最高，分別達到了0.740、0.783、0.712和0.658。這4項指標反映了鄰里之間對食物、農具、信息等的分享程度，我們將此因子命名為“共享”。
“紅白喜事時，常常與其他村民互相幫助”、“鄰居給了我好處，我也會給他好處”、“村民需要幫忙，我會不計報酬地幫助他”3項指標對F3負荷值最高，分別達到了0.503、0.531和0.507。這3項指標表達了鄰里之間的相互報償，我們將此因子命名為“互惠”。
“積極參加村干部選舉”和“經常參與村里的秧歌隊或其他協會的活動”這2項因子對F4負荷值最高，分別達到了0.823和0.619。這2項指標更多反映了村民完全是為了實現個人的某種訴求或發揮某種特長而參社區活動，我們將此因子命名為“特殊社區參與”。
“會免費為村級事務出工出力”、“我會主動關心村級事務”、“會無償為村級事務獻計獻策”、“愿意免費承擔村里的衛生監督員”這4項指標對F5負荷值最高，分別達到了0.538、0.715、0.777、0.684。這4項指標更多表達了村民對于社區公共事務（如社區發展、社區衛生等）的關心，是從社區公共人的角度參與到社區日常事務之中的，我們將此因子命名為“一般社區參與”。
F6對應著“我們村的發展對我很重要”、“喜歡我所在的農村社區”、“關心我們村的村級事務”和“我們村會越來越好”，其負荷值分別為0.713、0.775、0.568和0.548。這4項指標均反映出了村民對自己所生活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故我們將此因子命名為“社區歸屬感”。
F7對應著“相信我家人說的話”、“相信我的親戚（三代以內的近親）”、“外出時，可以把家門的鑰匙交給鄰居保管”、“看信或寫信遇到問題時會請村里識字的人幫忙”，其因子負荷值分別為0.667、0.649、0.711和0.769。這4項指標反映出了村民對于家人、親戚、鄰居等的信任程度，我們將此因子命名為“熟人信任”。
F8對應著“相信村領導”、“相信政府”、“相信國內媒體上的新聞”、“相信警察、法官/法院”、“相信醫生”，其負荷值分別為0.651、0.763、0.520、0.765和0.667。這5項指標表達了村民對于政府、體制內從業人員的信任程度，我們將此因子命名為“制度信任”（參見表2）。
F9對應著“社會上的大多數是基本可信的”和“陌生人向我求助，我會幫助他”2項指標，其負荷值分別是0.736和0.683。反映出了村民對于陌生人和社會上的不確定主體的信任程度，我們將此因子命名為“普遍信任”。
（2）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現狀
社區社會資本整體狀況以9個因子的方差貢獻率為權數，按標準分轉換為1～100之間的數值，9個新因子也作了同樣的轉換，數據表明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整體狀況水平偏低（Mean=40.09，S.D=13.48），其中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參與、一般參與、社區歸屬感、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程度分別為52.59（S.D=20.99）、42.83（S.D=12.40） 38.57（S.D=10.28 ）、25.37（S.D=6.99）、 26.70（S.D=7.38）、29.22（S.D=6.67）、56.88（S.D=10.25）、23.23（S.D=7.27） 、16.05（S.D=3.34）。這一結果表明，農村社區保持著很高的熟人信任和合作，其次為共享和互惠，再其次為社區歸屬感、一般社區參與、特殊社區參與和制度信任，而普遍信任程度最低，并且合作的差異性最大，普遍信任的離散性最小。
（3）影響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因素分析
為了進一步探討影響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狀況的具體因素，我們將、居住類型、民族、所在地區、年齡、家庭年打工收入、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等7個變量分別引入總體社會資本狀況及其各因子的線性回歸方程（見表2）。此外，我們還分析了性別、是否黨員、受教育程度、戶口等因素的影響，但都無統計顯著性，在最后模型中未予考慮。為了簡明起見，表2只報告了最后模型的計算結果。
從表2第10列可以看到，自變量對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總體狀況的解釋力達到了顯著水平（R2=0.024，p=0.005
從具體變量的影響作用來看，對社區社會資本的回歸系數為-0.008（p>0.05），說明無的村莊比有的村莊其社區社會資本更低，但是這種差異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度，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對社區社會資本狀況并未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從對具體因子的影響來看，對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參與、一般參與、社區歸屬、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43（p
居住類型對社區社會資本的回歸系數為0.090（p0.05）、-0.110（p
民族對社區社會資本的回歸系數為-0.024（p>0.05），說明有少數民族聚居的村莊比漢族聚居的村落其社區社會資本更低，但是這種差異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度，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民族對社區社會資本狀況并未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從具體因子來看，民族對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參與、一般參與、社區歸屬、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61（p0.05）、0.095（p0.05）、0.061（p0.05）、0.135（p0.05）和-0.023（p>0.05）。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漢族聚居的村落在共享、互惠、一般參與、社區歸屬、熟人信任、制度信任方面分別高0.031分、0.095分、0.061分、0.021分、0.135分和0.013分，在合作、特殊參與和普遍信任方面分別低0.161分、0.002分和0.023分。其中民族對共享、特殊參與、社區歸屬、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影響未達到顯著水平，說明漢族聚居村落在合作、互惠、一般參與、熟人信任方面顯著高于少數民族聚居村落，而在其它方面卻顯著低于少數民族聚居村落。
所在地區對社區社會資本的回歸系數為0.056（p>0.05），說明東部地區（如山東）的村莊比西部地區（如陜甘寧）的村莊其社區社會資本要高，但是這種差異并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度，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所在地區對社區社會資本狀況并未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從具體因子來看，社區所在地對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參與、一般參與、社區歸屬、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314（p0.05）、-0.340（p
年齡對社區社會資本的回歸系數為0.016（p>0.05），說明60歲以下人口占主體的村莊其社會資本要高于60歲以上人口占主體的村莊，但是這種差異并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度，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村莊人口年齡對社區社會資本狀況并未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從具體因子來看，村莊人口年齡對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參與、一般參與、社區歸屬、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74（p0.05）、-0.008（p0.05）、-0.054（p0.05）、-0.020（p>0.05）、-0.006（p>0.05）和-0.040（p
家庭年打工收入對社區社會資本的回歸系數為-0.022（p>0.05），說明家庭年打工收入在2萬元以上的村莊比家庭年打工收入在2萬元以下的村莊其社區社會資本要低，但是這種差異并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度，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家庭年打工收入對社區社會資本并未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從具體因子來看，家庭年打工收入對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參與、一般參與、社區歸屬、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50（p
最后，從人均受教育年限來看，人均受教育年限對社區社會資本的回歸系數為-0.072（p0.05）、0.042（p>0.05）、-0.090（p0.05）和-0.003（p>0.05）。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均受教育年限在5年以上的村莊比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莊在共享、社區歸屬、制度信任方面分別高0.002分、0.042分和0.049分，在合作、互惠、特殊參與、一般參與、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分別低0.100分、0.087分、0.029分、0.053分、0.090分和0.003分。其中人均受教育年限對合作、互惠、熟人信任的影響達到顯著水平，說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上的村莊在合作、互惠、熟人信任方面顯著高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莊，而在其它方面卻顯著低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莊。
四、結論與討論
從上述統計結果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初步結論：
1. 農村社區社會資本存量由9因子構成
統計分析結果顯示，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存量在結構上由9個因子組成：合作、共享、互惠、 特殊社區參與、一般社區參與、 社區歸屬感、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如前所述，國內外關于社區社會資本測量的探討，我們發現這些測量維度都離不開“網絡”、“信任”、“參與”、“互惠”、“合作”、“共享”等指標，且當前學者們都是基于集體層面測量社區社會資本，我們結合以上學者（趙延東，2006；桂勇、黃榮貴，2008；裴志軍，2010）的觀點，主要是對謝治菊、譚洪波（2011）提出的從社區參與、社區歸宿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的6維度測量法進行了修正。我們將原來“社區參與”維度細分為“一般社區參與”和“特殊社區參與”兩個維度，將“信任”維度細分為“制度信任”、“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三個維度，從而形成了測量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九種結構維度。
2. 影響村莊社會資本狀況的因素
本研究發現，村莊的自然特征和人口變量對村莊社會資本狀況產生了顯著的影響。第一，有無的村莊在合作、共享、特殊參與、一般參與、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差異明顯，表現為有的村莊在合作、共享、特殊參與、一般參與、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顯著高于無的村莊。第二，不同民族的村莊在合作、互惠、一般參與、熟人信任方面差異明顯，表現為漢族村落在合作、互惠、一般參與、熟人信任方面顯著高于少數民族村落，而在其它方面漢族村落卻顯著低于少數民族村落。第三，不同地區的村莊在合作、共享、互惠、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差異明顯，表現為東部地區（如山東）的村莊在合作、共享、互惠、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顯著高于西部地區（如陜甘寧）的村莊，而在特殊參與、一般參與和社區歸屬方面卻顯著低于西部地區的村莊。第四，不同年齡占主體的村莊在合作、互惠、一般參與和普遍信任方面差異顯著，表現為60歲以下人口占主體的村莊在合作、互惠、一般參與和普遍信任方面顯著高于60歲以上占主體的村莊，而在共享、特殊參與、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其它方面卻顯著低于60歲以上人口占主體的村莊。第五，家庭年打工收入不同的村莊在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參與、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差異顯著，表現為家庭年打工收入2萬元以上的村莊在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參與和普遍信任方面顯著高于家庭年打工收入2萬元以下的村莊，而在一般參與、社區歸屬和制度信任方面卻顯著低于家庭年打工收入2萬元以下的村莊。第六，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同的村莊在合作、互惠、熟人信任方面差異顯著，表現為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上的村莊在合作、互惠、熟人信任方面顯著高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莊，而在其它方面卻顯著低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莊。
3. 農村社區社會資本偏低的原因
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整體狀況水平偏低，農村社區保持著很高的熟人信任和合作，其次為共享和互惠，再其次為社區歸屬感、一般社區參與、特殊社區參與和制度信任，而普遍信任程度最低。農村社區社會資本的整體狀況偏低，可能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差序格局”的社會關系結構。中國傳統社會的人際關系是以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為基礎形成了“差序格局”的鄉土社會基層結構。“差序格局”形象地概括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的特點，“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系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系的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差序格局”這個概念揭示了中國社會的人際關系是以己為中心、逐漸向外推移的，表明了自己和他人關系的親疏遠近。由此，受“差序格局”社會關系結構的影響，在鄉村社會有著很高的熟人信任和合作，但對于外人卻存在著普遍的不信任。
第二，村莊缺乏自組織。德國理論物理學家H.Haken認為，從組織的進化形式來看，可以把組織分為兩類：他組織和自組織。如果一個系統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組織，就是他組織；如果不存在外部指令，系統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種規則，各盡其責而又協調地自動地形成有序結構，就是自組織。農村社會社區缺乏這種村民自發形成的自組織，沒有村民興趣小組，沒有秧歌隊，也沒有什么能組織活動的協會。自組織的缺乏使村民沒有足夠的資源和條件去進行社區參與，也沒有機會去進行各種經濟類的合作，這就導致了人際關系的逐漸瓦解，村民社區歸屬感減弱，村民之間的互惠和共享行為也逐漸減少，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出現危機。而有的村莊一般能夠形成組織（如寧夏地區的伊斯蘭教組織），所以村民的同質性增強，相互之間的交往增多，在合作、共享、參與和信任上更能夠達成一致，社會資本存量相對無的村莊要高一些。
第三，村莊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農村社區治理方式仍是從上至下的，村級事務由上級通知或由各級村干部討論決定，最后下達村民，實現村莊治理。2006年我國政府提出要把建設服務型政府作為政府變革的新目標，強調還政于民，多元社會主體對社會公共生活進行共同治理{23}，但在村莊治理中能真正在村級事務中說得上話的村民不多，大多數村民都不了解村莊治理是如何實現的。村民在意識上比較愿意參加村級事務，但是在現在的村民選舉和村級事務中能聽到村民群眾的聲音比較少，村民自己覺得自己人微言輕，認為自己即使參加了選舉或村級事務自己的建議也不容易被采納，心愿也不會得到滿足。所以在涉及民利的參與方面表現出不積極的一面{24}。
第四，社會流動改變了村民的生活面向{25}。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流動空間的出現，導致大規模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頻繁流動，由此帶來了人們生活面向的改變。農村青年勞動力的致富觀念已經有很大改變，大多數人渴望新的致富途徑，{26}村里的年輕人基本上都是以外出打工為主，尤其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認為當農民“沒錢途”，他們得以維持生活的資源基本是從城市通過勞動換來的，再加之近幾年用工荒的出現，使農村務工人員在城市有了討價還價的權利，更增強了他們繼續留在城市的打算。為此，他們很少過問也基本不會參與村莊的事情，從而導致社區歸屬感，社會區參與的降低。同時，隨著大量青壯年流入城市務工，村里留下來的基本就只有老人和孩子了。由于年齡和體力的關系，他們很少去關注村莊事務。從而導致村莊社會資本整體狀況偏低。當代社會經濟發展迅速，社會流動加快，村民不再局限于在一塊土地上種地為生，農村社區原有的因血緣關系、地緣關系而形成的人際關系網絡出現松動{27}，越來越多的村民因業緣關系、趣緣關系而形成新的人際關系網絡。
注 釋：
{1}布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包亞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2頁。
{2}{8}（英）羅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王列、賴海榕譯，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5頁。
{3}Fukuyama，Francis.“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NY：Free Press，1996.
{4}Narayan.D.“Bonds and Bridges Social Capital and Poverty”，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167.the World Bank，Washington，DC1999.
{5}Woolcock.M.“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 an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is and policy frame work”. Theory and Society，1998，Vol 27.
{6}王思斌：《體制改革中的城市社區建設的理論分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
{7}趙延東：《測量西部城鄉居民的社會資本》，《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
{9}“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s the Keynote Address at the XIX International Sunbelt Social Network Conference”，Charleston，South Carolina，February 18-21，1999. Contact the author at nanlin@duk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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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學校發展;求真文化;學生成長需求
中圖分類號：G4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9094（2015）10A-0020-05
“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這句話是對我校辦學理念的最好詮釋。不同的歷史時期，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和社會需求，促使我們不斷地思考：我們為什么要辦學？教育到底是為了什么？我們要辦一所怎樣的學校？孩子們需要怎樣的教育和學校？我們的學校是理想中的學校嗎？我們的學校和孩子心目中的學校還有多遠？近60年來，一附小人在這條求真的辦學道路上且思且行，探索實踐，逐步走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辦學道路。
一、求真的內涵追尋：讓教育回到原點
“真”的內涵。《新華字典》解釋：本性、本原。真是真實存在著的客觀物質及其運動，是不以人的意識和意志為轉移的外部現實世界。真也不單指外部現實世界的本質規律，應指由本質與現象、規律和結構、形式統一組成的客觀物質世界。求真就是探求事物的本原，追尋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與“求實”、“求是”意思相近。
真善美是人生的追求。弄清真的內涵，還必須厘清真善美之間的關系。西方代表性的理解是根據康德哲學做出的判斷：即科學追求的是“真”，宗教和哲學追求的是“善”，藝術和文學追求的是“美”。而中國傳統關于真善美的論述，主要受儒家思想影響，多從道德角度闡述。真，即“道中之道”，指客觀存在的事物與真理;善者，“原人之初也”，即“人之初，性本善”;美，即見真行善也，主要指德行高尚。在真善美的關系中，真是基礎，是本源。沒有真，便沒有善，更不會有美，強調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求真并不排斥求善、求美。
在我們看來，真既指世界的本源，更指相應的科學知識，也包含事物的客觀規律，是一切認識活動的基礎。因此，對于學校教育來說，求真就是尊重教育規律，特別是尊重人的獨特性、差異性及其成長需要，發揮受教育者的主體性，關注社會發展、時代變革等諸多外在客體因素，實施全面而有個性的教育，為人生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這才是教育的本質。學校辦學就是要辦“真教育”。但是，現實中，學校教育受到許多外在因素的影響，偏離教育本質的現象時有發生。“讓教育回到原點”成為了許多有識之士的共識。回到教育原點就是落實教育的本質，追尋教育的本真，真正擔負起立德樹人的使命。
以“成事成人”為基本內涵的求真文化是學校多年辦學實踐的傳承與文化概括。“求真”成了學校工作的立足點和出發點，“成事成人”成為了學校工作的價值參照。我們努力通過學校的整體性變革，不斷探索教育教學的規律和人的成長規律，促進教師、學生的主動成長，追求“求真知、做真師、育真人”的辦學理想。
求真知。學校教育的首要使命就是教人求知。當今社會知識爆炸，如何讓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獲得有效的知識，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應當思考的問題。從培養學生素質的角度來說，要注重知識的傳授，更要注重獲取知識的能力的培養;從知識的角度來說，要重視陳述性知識，更要重視程序性知識;從課程目標來看，還要重視學生情感態度價值觀的養成教育。一句話，應當教給學生終身有用的東西，并培養學生主動求知的意識和能力，做信息時代知識的主人。
做真師。梁漱溟說，“教育應當著眼一個人的全部生活，而領著他走人生的大路，于身體的活潑，心理的樸實為至要”。尊重學生成長規律全面認識學生是促進學生發展的前提：學生是發展的人，學生是獨特的人，學生是獨立的人，學生是生活中的人。我們更加強調學情分析，分析學生的學習困難、潛在基礎、能力提升點以及后續學習的契合點等等，做到每一課有一個清晰而又可落實的教學目標。
育真人。我們結合小學生的年齡特點和成長規律，變革了學校德育工作的目標、內容和形式，變德育工作為學生工作，把兒童成長需要、社會生活實際、社會責任與擔當、綜合實踐活動作為學生工作的主要元素，主動適應社會轉型時期教育工作的使命和要求，培養具有完整生命特征的主動健康發展的人。
二、求真的實踐探索：讓師生全面而有個性地發展
（一）以創建鸞娃文化為抓手，努力構建學生主動發展的成長文化
學生工作要把學生成長需要作為立足點和出發點。我校根據特有的地域文化，結合近30年學習活動的經驗，逐步形成了以“翔宇鸞娃”為標識的學生成長文化。
鸞娃文化的內涵。淮安是總理的故鄉。，字翔宇，乳名大鸞，12歲之前在淮安度過了他難忘的童年。我們以“弘揚恩來精神，爭做翔宇鸞娃”為目標，塑造鸞娃形象，創生校園文化生態，整體構建學生工作內容框架，培養學生“明理健行、志存高遠、腳踏實地、自信陽光、真誠友好、智慧勇敢”的獨特精神風貌，體現了時代要求、地方特色和一附小特有的辦學追求。
成長需要是鸞娃文化的核心。我們圍繞學生校園生活，整體規劃設計教育活動，努力實現育人價值的獨特性、內容設計的序列性和豐富性、活動參與的全員性，促進每一個學生的主動健康發展。全校學生活動冠名“翔宇鸞娃”，同一主題下依照學生年段差異及發展特點，重心下移，賦予每個年級策劃學生活動的自，實現學生活動的豐富多彩：一年級：神氣小鸞娃;二年級：能干小鸞娃;三年級：聰明小鸞娃;四年級：智慧小鸞娃（明確目標，明辨是非）;五年級：健康鸞娃;六年級：陽光鸞娃。校園生活形成五大板塊：崗位實踐、校園節日、儀式慶典、綜合實踐活動、主題班隊活動。校園讀書節、科技節、英語節、體育節、藝術節時間安排錯落有致，依據學生成長的時間節點，適時開展入學典禮、入隊儀式、十歲儀式、畢業典禮、升旗儀式等，強化儀式的育人價值。教育活動的張弛有度，豐富多彩，保證了教育的效果。
自主管理是鸞娃文化的重點。沒有自主便沒有能力的提升和獨立人格的養成。崗位建設是學生自我管理的主要形式。學校為學生搭建了多樣鍛煉平臺，設立了校級、年級、班級不同層級的崗位，分為自我管理崗、自我服務崗、自我體驗崗等，形成了人人有崗、崗位輪換、崗位升級的崗位建設機制。僅大隊部就創設了“娃娃校長”崗、文明禮儀崗、路隊監督崗、環保志愿崗、衛生監督崗、升旗儀式主持人崗等，定期進行崗位輪換。《翔宇鸞娃報》及鸞娃電視臺，從主編、記者、美編，到主持人、攝影攝像，全部由學生承擔。小崗位成了鍛煉學生能力、展示學生才干的大舞臺。
自信陽光是鸞娃文化的特征。慧于中而形于外。我們把文明禮貌、自信陽光作為對學生的顯性要求，落實在平時的教育中。一是強化常規教育，按照學生一日常規，對路隊、課間、集會、出行等，提出明確要求，周周評比，納入文明班級考核，與五星鸞娃評比掛鉤。二是編制《鸞娃手冊》，通過知識競賽、情景辨析、提升價值認識，督促導行。三是拓寬評價渠道，引入家長評價、同伴評價，加強過程監督，努力展現一附小學生良好的精神風貌。四是環境熏陶，鸞娃文化墻、鸞娃作品秀、鸞娃風采錄、鸞娃俱樂部等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學生的健康成長。
（二）以打造本真課堂為支點，努力構建主動發展的課程文化
長期以來的教育改革實踐，大多是在“教什么”和“怎么教”上做文章。在追尋教育本質的過程中，我們更多地思考“為什么教”，即教育價值追求的問題。教育應以培養學生成人為追求。教師不只是“經師”，還應是“人師”。課堂應當是學生主動生長的地方。
多樣化課程培育綜合素質。一附小圍繞學生的真發展，構建了以國家課程為核心的必修本真課程，以學生崗位鍛煉、自主實踐、校園節日活動、社團活動為主的向善課程，以器樂進課堂、鸞娃合唱團、鸞娃電視臺、金娃娃藝術團、乒乓球、航模等藝體內容為主的尚美課程。我們把學校的所有教育教學活動納入課程來規劃與管理，體現了課程的豐富性、全員性和全程性。我們積極開發校本課程，豐富課程內容，“數學思維體操”、“課外閱讀推薦書目”、“古詩情韻”、“我們上學啦”、“形形的橋”、“美術與手工”等都是我校特有的校本課程。特色課程注意了普及與提高相結合。為培育學生的藝術修養，我們開設了“器樂進課堂”，有五種樂器可供選擇，全校學生畢業時均可學會三種以上樂器。在人人都會的基礎上，還組建多個器樂隊，促進學生向更高處發展。目前學校外聘專業教師12名，各種特色項目近20個，有近500名學生參與各種提高項目的學習。而成立于2005年的金娃娃藝術團，則為學生提供專業舞蹈訓練。學校建有專業的場地設備，聘請國家級名師執教，給予相應的條件保障。10年來共培養舞蹈專門人才2000多名，在全國、省級大賽中獲獎近百項。
自主探究引領學習過程。近年來，一附小以本真課堂建設為抓手，努力探索以“五還”、“教結構用結構”[1]為主要內涵的自主學習課堂，以課程資源的科學合理轉化與運用為主要特征的靈動課堂，以三維目標有效達成為主要特征的高效課堂，形成了生動的課堂教學局面。教學中強調學生作為主體的靜思默想、合作探究和自主選擇，把核心知識、思維品質、積極體驗作為課堂的核心追求，從而形成了本真課堂的教學特色。本真課堂是以深度的教學研究為基礎的，我們以整體性文本解讀和現實性的學生建構為主要內容，拉長教學研究的長度（將教學內容放在六年甚至更長學成跨度來考量與規劃），拓展研究的寬度（將生活指導、文化熏染、課外閱讀等融入其中），提升研究的厚度（以學生視角對三維目標進行判斷與分析，確定每節課的提升點與著力點），從而保證了課堂教學的效度、溫度和適度。
新常規規范學習行為。學習常規是在長期的學習過程中形成的自動化了的學習規范，良好的課堂學習規范有利于形成學生學習的自覺性、主動性，有利于形成學習策略，提高學習效率，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傳統的教學常規主要指向按時上下課、執行課表、開足課程等，很少觸及課堂的實際教學和學習行為，因而對課堂學習沒有顯著的幫助。近年來，我們明確提出“讓課堂新常規帶來課堂新面貌”、“新常規引領學習新品質”，按照“前置性學習、自主性探究、合作質疑、延展性學習”四個維度，把讀書、思考、練習等“聽說讀寫”方面的具體要求融入其中，不同年級呈現梯度要求，在每一位師生心中建立起了自主學習課堂的新圖景，提升了課堂教學的品質。
（三）以資源有效整合為重點，努力構建主動發展的開放文化
管理思想變革。依據現代學校管理理論，我們在學校內部形成了具有扁平化特征的新型管理結構，建立了層次與系統之間積極、雙向、有效互動的創生式運行機制，倡導以“成人與成事”為核心的管理價值理念，拓展每一位學校領導、教師實現發展和展現智慧、才能的空間。
成人成事成為學校各項工作的出發點。成人與成事關涉學校的一切工作，尤其是對教育活動設計、管理制度變革的價值判斷。在成人成事的關系中，成人是根本目標，成事是階段目標，我們追求“在成事中成人”、“用成事促成人”。這樣，我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有了清晰的價值導向。
內部資源整合。以往，學校工作大多在“課堂教學、德育活動、后勤保障”三個相對固定的區域內開展，教學工作井然有序，德育工作豐富活潑，后勤保障則退到幕后，三個領域相對封閉，各有各的規律。為此，我們改變自上而下的行政式管理，強化部門之間的分工與合作，變革了部門的職能。突出課程、研究與發展在學校轉型變革中的地位，變教務處為課程教學部、教科室為教師發展部、德育處為學生發展部、總務處為后勤服務部等，各部門圍繞學科課程、活動課程、服務課程、環境課程進行建設，開展研究，初步形成了圍繞課程研究、立足師生發展的合作共贏的運行機制。
管理重心下移。把制度的制定與執行權真正交給老師，才能真正實現科學民主管理。在修訂完善學校規章制度的過程中，我們把促進師生主動健康發展作為基本原則，廣泛吸納教師參與，制定草案后，再放到年級征求老師意見，最后成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比如《教職工考勤制度》的修訂，老師們提出，鑒于老師工作的特殊性，下班延時是常有的事情，可以考慮每月只有1―2次遲到的不作處理;對于經常請假，甚至動不動就請長假的，不僅要扣除工資，年終績效獎勵也要相應地扣除;出勤考核由級部主任負責，如有弄虛作假，應當加倍處罰;設立全勤獎，對一學期沒有請假的，要給予一定的獎勵，等等。由于是老師們自己提出的意見，個別人即便有意見，也只能服從。這樣的制度就起到了“規范人、激勵人、發展人”的目的。
敞開校門辦學。在一個開放的社會里，學校發展無法置身世外。它既要引領社會進步，同時又要適應社會需求;既要堅守教育理想信念，又要回應家長關切;既要考慮學生的整體發展，還要考慮學生個體的個性需求。因此以開放的心態，去面對復雜多樣的社會需求，將成為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特別是校長的基本要求。
我校除了傳統的通過校長接待日、家長委員會、校長信箱、網絡平臺暢通家校溝通渠道外，還充分挖掘家長資源，邀請家長參與學校的教育教學和管理工作。家長成為了學生成長的引領者、教育資源的提供者。學生在他們的帶領下開始了豐富多彩的社團生活，走進了工廠、社區、敬老院和紀念館等德育基地、柳樹灣紅領巾勞動實踐基地等傳統校外實踐基地。家長還成為了特色課程的教育者。學校聘請部分有一技之長的家長走進校園，請法官講法制教育、交警講交通安全、物理老師講大氣壓力實驗、科技工作者講飛碟、攝影家講專業攝影等等。他們豐富的專業知識，大量一手的資料，圖文并茂的講解，有效地拓寬了學生的視野和學習渠道，得到家長的稱贊和學生們的歡迎。
三、求真的發展愿景：讓師生充分而自由地發展
作為一所有近60年辦學歷史的優質學校，如何保持辦學品質、辦出特色是校長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經過對學校歷史、現狀以及教育發展趨勢的研討分析，我校在求真思想的引領下，圍繞人的“充分而自由”的發展，初步確立了“全面而有個性”、“優質而有特色”的發展方向。“全面而有個性”就是在學生全面發展的基礎上，尊重學生的個性需求，形成本校獨特的辦學特色。所謂“優質而有特色”就是在保證質量底線的基礎上，努力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學校文化和師生精神風貌。我們的求真發展愿景是：
從學校管理走向學校治理。從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體現了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教育治理的要義是從傳統的垂直、相對封閉的管理走向多元主體參與的公共治理，通過參與、對話、談判、協商等集體選擇行動，共同參與教育公共事務管理，共同提供教育服務，并共同承擔相應責任。治理的目的在于形成以學生發展為本、面向學校教育實際、積極回應內外環境變化、促使教育自主發展的新型公共服務體系。[2]目前，學校的開放程度非常有限，需要我們不斷做出探索。其一，學校內部開放，即向全體教師、全體學生開放，重心進一步下移并確保下移質量，激發師生參與學校治理的主動性;其二，學校外部開放，即向學生家長和社會開放，自覺接受家長和社會的監督，同時主動轉化外部各類教育資源，為學生的健康發展服務。
從相互競爭走向教育合作。目前的學校管理，大多借鑒了企業管理方式，競爭意味較濃。未來社會更加強調合作，誰學會了合作，誰才會贏得競爭。因此，學會合作不僅要成為學校的行為選擇，也要成為學生成長的重要元素。在學校內部，要變“成功”為“成長”，變“競賽”為“展示”，變“一元”為“多元”，變“選拔”為“推薦”，努力促使學生在更大范圍、更多平臺呈現獨特的成長狀態。在學校外部，學校要成為社區的一部分，社區把學校當成自己的學校，資源共享，人員互通，形成合力。學校與學校之間則是發展共同體，管理互通，教學交流日益頻繁，學生不僅能夠走班，甚至可以走校，真正實現人的充分而自由的發展。為此，我們將會主動參與區域共同體的建設，發揮優質學校在區域教育均衡發展中的作用。
從特色項目走向特色學校。創建特色項目是創建特色學校的必由之路。我們理解的特色學校不是人無我有，也不是人有我優，而是通過學生自主的課程選擇，實現學生充分而自由的發展。目前我校已經形成了一些特色項目，取得了一些成績，但距離“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理想還有一段距離。在向特色學校發展的道路上，我們將不斷豐富和完善求真內涵，用求真文化統領學校發展。我們期望，每一個兒童都能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自主選擇課程，每一個項目都有專業教師引領，學生在學習小組或研究小組中學習，教師真正成為平等中的首席。
從傳統教學走向數學化教學。信息化社會已經悄然來臨，未來的學校必然要適應信息化社會的發展要求，培養學生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基本素質。我們的數字化教育愿景是：以數字技術為主要平臺的現代設備廣泛運用，網絡設備進課堂、到桌面，教師隨時可以利用網絡資源進行課堂教學，學生也可以直接利用網絡開展學習活動。微格教室、電子書包、智能監控、無線網絡遍布校園，學校的每一個場域都處在數字化環境之中。基于教師教研與培訓的資源庫強大而有效，遠程教育廣泛運用，遠程教研成為常態，以縱向評價為主的教師、學生發展評價更具針對性和個性化，真正實現優質資源共享，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益和教育教學質量。
“求真”作為我校的辦學理念，其內涵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個需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內涵并不斷創造新形式、提升新品質的動態發展過程。求真文化也必將成為我們對教育的永恒追求。
參考文獻：
本文從非盈利性組織的內涵和特點說起，對我國社區化社會保障的形成進行了闡述，并對非盈利性組織參與社區化社會保障工作的必要性進行了簡要分析，最后總結出了幾點建設意義。
關鍵詞：
非盈利組織；社區化社會保障；參與
社會保障制度的良好實施不僅與一個國家體制的完善相關，更是一個國家文明昌盛的體現。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和政府機構改革的深入，非盈利組織不斷成長，它是社區化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載體和依托，對社會保障有重要的影響。
一、非盈利組織的內涵和特點
社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使現今社會逐漸分化成政府、市場和非盈利三個領域，他們對應的組織載體分別是政府組織、市場組織和非盈利組織。非盈利組織是社會成員之間基于共同的興趣愛好組織在一起，共同參與和支持社會公益事業的社會團體。它存在的目的不是盈利，而是致力于社會公益服務，滿足社會民眾的需要，處理個人及公眾關心和關注的各種社會性問題，救助弱勢群體，增進社會和諧與文明。非盈利組織通常有四個特點：一是非盈利性，即不以盈利為目的。事實上，非盈利組織也是盈利的，不同的是，他們不以經營性活動為主業，不把盈利作為利潤進行自我分配，而是把它們用于與組織的目標一致的公益項目，服務于社會，尤其注重對弱勢群體的服務。二是非政府性，它沒有行政級別，是完全獨立于政府之外的組織，屬于民間組織，實行民間管理，可以接受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但政府不能以此進行干涉。三是組織性和自治性，指它作為獨立的組織形態，不依賴于其他組織，依據法律法規建立，有自己正式的規章制度，具有獨立的決策權和自我管理能力，可以獨立自主開展工作，在內部管理和對外工作中都是自治自主的。四是志愿性，這是非盈利組織重要的精神資源和主要的動力源泉。非盈利組織的成員自愿接受一定程度的時間和資源的捐獻，他們作為志愿者參與并開展社會工作，自愿為他人服務。
二、社區化社會保障的概述
社會保障是國家和社會依法建立的一種國民收入再分配的的生活保障系統，一般來說，社會保障由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等組成。其保障的對象是社會全體成員，通過從生育、疾病、工傷事故、失業、養老直至死亡這一生命過程實施各種保障措施，幫助他們擺脫生存危機，改善和增進他們的福利，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皆有所養”，為社會經濟生活提供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社區是指以一定規范和制度將個人、群體、組織結合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社區組織是社區基本組成部分，由于每個社區中各組織之間的互動關系、聯結方式以及它們與社區環境的關系不同，使得每個社區形成不同的結構，各有特點。社區化社會保障的制度就是根據因地制宜的原則以及我國歷史傳統和現實狀況提出的，以社區作為依托、以社區居民為主要保障對象的社會保障體系。其主要特征是保持統一制度下的社區特色，由當地政府、企業部門和非盈利部門針對本社區出現的問題進行社會保障。這一特色給予社區很大的自由空間，讓社區可以自行調配各種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自然形成由當地政府部門、企業部門和非盈利部門共同參與的協同合作機制，協調本社區的社會保障供求關系，滿足社區的需求。
三、非盈利組織參與社區化社會保障的必要性
社會保障的實施，既不是簡單的政府行為，也不是單純的商業保險活動，它是各類社會形態共同參與的過程。在整個社會保障過程中，政府、市場、非盈利組織有機結合，通力協作。政府站制定法律法規，實施宏觀領導，制定規劃。市場主要致力于經濟發展。非盈利組織則作為社會保障建設的具體組織者和實施者，鏈接政府與廣大民眾，在政府和市場無法協調的領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我國原有的社會保障一直由國家承辦，但由于財力、人員有限以及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體制的存在，在實施過程中，保障范圍無法做法全面，很多需要保障的對象沒有得到惠及，一些農村和偏遠地區，除了一些特殊人群及民政保障對象外，其他的民眾需要自己來承擔社保費用。而壟斷的經營特性，使其沒有競爭意識，造成了服務質量較低的現象。所以，單純依靠政府來實施社會保障就會產生一定程度上的失效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引入新的力量來協作完成。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市場在增加資本、配置資源、服務社會等方面承擔了部分的職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市場的本質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與自身利益有矛盾的時候，會選擇保全利益、放棄阻礙自身發展的因素，因此，有時候弱勢群體和產業的權益并不能很好的得到保障。因為政府無力、市場無效問題的存在，非盈利組織在社會保障中的作用凸顯出來，它彌補了由于政府和市場缺陷而造成的社會保障缺失和不到位的問題。
四、非盈利組織參與社區化社會保障中的意義
第一，非盈利組織可以提高社會保障服務效率與服務質量。非盈利組織具有非政府性、自治性與公益性的特點，獨立于政府體系之外，形式主義和官僚作風程度低，做事更靈活、專業、高效，更具使命感，可以重新梳理和激活原先社會保障中的缺漏和盲區，靈活、及時根據不同的形勢做出快速的調整和應對。這些特點，使非盈利組織在提供社會保障服務時既可以節約成本，更迅速完成目標，同時可以完善服務項目，規范服務行為，提高服務質量。而且非盈利組織參與社會保障，也可以促進政府和企業的職能轉變，推動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非盈利組織的靈活性也給服務領域開發創新帶來了更多的可能。第二，非盈利組織根源于基層，更有利于弱勢群體救助。非盈利組織發源于民間，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成員來源于社會保障的社區基層組織，并且組織也要求工作人員深入基層，了解和掌握實際情況。非盈利組織最大的特點是貼近人民群眾，他們植根于基層，有利于掌握因社會公共物品供應不足、信息不對稱、分配機制失衡等因素而造成的基本生活難以保障的的弱勢群體的現實狀況，能夠直接地開展社會救助、福利服務等工作，改善弱勢群體的生存環境，保障底層人民的最低生活要求。非盈利組織的靈活性又使工作人員可以根據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調整保障方案，提供有針對性的保障服務，更有利于救助工作的進行。第三，非盈利組織可以整合社會力量，為民眾參與社會保障搭建平臺。社會保障是一項龐大而持續的工程。目前，社會保障部門在協助政府做好各項保障工作中，由于任務繁雜、人手不足，已經顯現出精力不足，時間對接不上的問題。而對于非盈利組織來說，為了實現自己的使命與宗旨，不受政府或市場的干擾，他們一般會組織大量的志愿者來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積極投身到社會保障服務的隊伍中去。這樣既能整合社會力量去完成社會保障工作這項大工程，又能讓民眾自身參與到社會保障的過程中去，實現自身的社會價值，增強社會責任感。在一定意義上，非盈利組織既是社會保障工作施行的主要力量，也為更多的社會成員參與社會保障提供了平臺，有力地整合了社會力量，增強了社會凝聚力。
五、結語
我國的非盈利組織廣泛存在于各個社區中，應充分發揮其在社區化社會保障中的積極作用，推動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和發展，對于他們發展中面臨的問題，要積極給予幫助和解決，使其能最大程度上幫助我國社會保障事業不斷進步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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