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18 17:32:4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增長的要素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林業要素林業經濟增長概況與對策
一、林業要素投入的基本概況
林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近年來過度開墾和放牧導致了北方一些地區草原沙漠化和林草稀疏。為了林業的可持續發展，林業部門加強了相關政策的制定并且加大了對林業要素的投入。
1．勞動力數量的變化
在林業建設初期，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動資源。至林業產業發展的中期，隨著科技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林業的可控能力變強，所需的人工也隨之產生了變化，由最初的主要依賴人力轉變為“半人工半自動化”的現代林業工作模式，這種工作模式極度適用于現代林業的發展需求。同時產業結構的變化，使其節省的勞動力自由流向社會中更缺乏勞動資源的其他產業，為我國的經濟產業結構優化提供了勞動力方面的優化條件。對于林業經濟來說，勞動力數量的變化也代表著林業產業中科技水平的變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林業科技進步的一種體現。
2．產業管理方式的變化
經過不斷的發展，林業的經濟管理系統不斷完善并趨于現代化，同時林業的產業總值也隨之產生了變化。隨著國家管理力度和扶持力度的不斷增強，林業產業的總產值在持續增長，通過這種增長變化，傳統的林業管理方式已經不能滿足于現代化林業生產的基本需求。經過現代新型林業管理模式的革新，當代的林業工程建設更加趨于科學化管理，林業的發展也能夠按照科學的階段規劃逐漸推進，完成不同階段的不同任務需求。這樣的管理方式也帶動了林業經濟的發展，是現代化林業產業管理模式合理化的重要體現。
3．林業面積增加的變化
隨著林業產業要素投入的增加，我國的林業產業面積也不斷增加。其中一些大型企業的公益行為也為我國的造林面積增長貢獻了力量，如阿里巴巴的螞蟻森林等，市場上的經濟型企業對于我國林業發展的無私幫助，形成了一定規模的植被面積，對我國的環境綠化有著重要的意義。通過近年來的合理規劃造林工程等手段，使我國的經濟性林業產業不斷的發展，充分發揮了森林植被對于自然環境和生態經濟的促進作用。西北地區的戈壁與沙漠，其植樹造林的作用更加明顯，近年來西北沙漠地帶發展的紅杉產業取得了一些成績，西北沙漠中紅杉能夠有效的實現防風固沙，同時能夠為西北沙漠重新固水起到基礎性的強化作用，這也是林業為我國實現“綠色增土”的階段性勝利。
二、促進林業經濟發展的相關對策
1．加大基礎資金的投入力度
相關部門應加大對林業產業基礎資金的投入力度。林業產業的資金儲備是其發展的根本保障，也是其科技發展的基本需求。政府部門保持對林業經濟扶持政策的同時，應對林業產業的融資渠道也合理的放寬，以吸引民間資金流入，這樣能為民間資本進入林業產業提供基礎性的助力。民間資本的流入能使社會更加重視林業產業的發展，為林業經濟帶來一定的收益。政府相關部門對于林業企業也要有實質上的幫扶，例如在稅收上有一定的優惠政策等，這也是提升林業整體經濟水平的重要舉措，更為林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宏觀調控的優化整合。
2．強化科研技術的創新力度
林業企事業單位應該加強對科研技術的創新力度，培養創新型林業人才，對一些落后且低效的技術予以淘汰。在林業經濟發展中，科技是企業進步的象征，也是企業在市場中提高自身競爭力的基本核心，為了能夠提高企業的科研技術創新力度，科研部門應對林業產業給予一定的幫助。林業經濟的發展關系到我國國土環境和生態保護，國家要對此產業有不同程度的科研項目扶持，對在林業領域有突出貢獻的科研機構與人才國家應予以鼓勵及資助，政府與企業應積極的將林業科研成果轉化為社會生產力，并實現其科研技術的生產價值。
[關鍵詞]經濟增長；要素投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要素貢獻
[中圖分類號]F22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08)03-0043-05
[收稿日期]2008-04-17
[基金項目]2006年山東省教育廳基金項目(J06W08)。
[作者簡介]尉雪波，男，山東萊陽人，山東財政學院統計與數理學院教授，研究方向：宏觀經濟統計分析；謝海艷，女，山東菏澤人，山東財政學院統計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張冰，女，山東棗莊人，山東財政學院統計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根據經濟學理論，在要素稀缺并且不能完全替代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受要素投入量及其均衡關系制約，要素投入與經濟增長間有著直接的關系。就山東省來說，近年來經濟增長迅速，那么，影響其經濟增長的要素投入有哪些，它們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有多大?本文借鑒相關理論如西方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以及國內外實踐經驗，運用有關統計學、計量經濟學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法、嶺回歸估計、多元回歸方法等，建立了相應的經濟增長模型，對山東省經濟增長的現狀、原因，特別是各種要素投入在山東省經濟增長中發揮的作用進行了分析，提出了加快其經濟增長的合理化建議。
一、區域要素投入的經濟增長模型
(一)區域經濟增長模型包含的要素投入及指標選取
借鑒經濟增長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的有關理論，結合區域經濟增長的實際，本文認為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要素主要有：
[關鍵詞]要素跨區域流動；區域經濟波動位勢；經濟波動周期；均衡產出水平
一般說來，由于區域經濟的增長和波動與區域內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區域間貨物、服務及要素交換所產生的外部作用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因而為推動與促進區域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現階段展開對要素跨區域流動對區域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分析，無疑是有著相當的必要性與現實意義的。
一、區域間勞動力和技術要素的順向流動推動了區域經濟波動位勢提高
(一)勞動力由中西部向東部地區的流動有助于增強雙方的經濟增長動力
作為一個典型的人口過剩和城鄉差異顯著的發展中的大國，我國的基本國情非常接近于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兩部門模型的基本假設；同時，我國又是一個區域差異非常顯著的國家，在這里，傳統的鄉村部門在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結構中仍占據著很大的比重，而相對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則聚居了全國絕大多數的現代城市部門，因此，這種地區間部門結構的差異又使得二元假設不僅適用于部門分析，且也同樣適應于地區分析。既然如此，分析中我們也就采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兩部門模型和AD－As模型相結合的理論框架來具體探討我國勞動力跨區域流動對區域經濟增長及波動的影響。此外，為了易于表述并進而使理論分析更具邏輯性，我們這里同樣又把分析對象簡化為相對發達的東部區域和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區域。
為此，我們首先舍掉資本、技術等方面的生產要素，并假設各區域經濟發展只取決于一種生產要素――勞動，各區域的勞動力供給曲線便是該區域經濟的總供給曲線。其次是假設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區域具有無限的勞動力供給能力，而相對發達的東部地區則不具備勞動力的無限供給能力。這樣，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供給彈性將無窮大，勞動力供給曲線即總供給曲線將會是一條水平線；同時，東部地區的勞動力價格將高于中西部地區，而且從中西部地區流入東部地區的勞動力所獲得的凈收益也會大于其在原籍就業的凈收益。最后，我們又假定勞動力跨區域就業，但其家庭所在地和勞動力最終的歸宿地不發生變化；這樣，流入東部地區的勞動力收益就會回流到中西部地區。顯然，以上假設又是基本符合我國現階段區域收入水平差異特征和勞動力跨區域流動的具體特點的。在以上假設的基礎上，勞動力由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的流動對雙方產出水平的影響也就可以按如下的過程來展開：(1)勞動力由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的轉移將導致東部地區總供給曲線向下移動；而在需求曲線穩定的情況下，又將會使東部地區在更低的均衡價格水平上實現更大的均衡產出規模。(2)由于中西部地區具有無限的勞動力供給能力，因此其勞動力流出也就并不影響其供給曲線。然而，由于流入東部地區的勞動力所獲得的凈收益要遠大于其在原籍就業可能獲得的凈收益，因此，在東部就業的中西部勞動力所獲得的收益的回流便將會提高中西部地區的收入水平和擴大中西部地區的總需求；這樣，中西部地區的總需求曲線便向外移動并最終使中西部地區在相同的均衡價格水平上實現更大的總產出規模。
勞動力跨區域流動對中西部地區和東部地區均衡產出水平的影響機制示意圖見圖1。從圖1中可以看出，對東部地區而言，由于中西部地區勞動力的流入，東部地區勞動力供給(總供給)曲線便將從初始位置S0移動到S1，相應地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點也將由E0移到E1點；同時，均衡產出水平將由Y0提高到Y1。盡管由于理論上的勞動力價格下降會導致本地勞動力的收益減少，但是考慮到其廠商的收益增加量大于本地勞動者收益的減少量，因此，整個東部地區從勞動力跨區域流動中所獲得的凈收益便會是圖中的四邊形E00E1AB的面積。對中西部地區而言，由于本區域具有無限的勞動力供給能力，因此，本區域的勞動力供給曲線(總供給曲線)便為一條水平線，并且向東部地區輸出勞動力又并不影響本區域的供給曲線；而輸出勞動力所獲得的收益回流又將提高本區域的實際收入水平并進而使本區域的總需求曲線從D'0移到了D'1，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點從E'0移到了E'1點，均衡產出水平則由Y'0擴大到了Y'1。這樣，通過勞動力輸出，中西部地區便將會獲得四邊形E'0E'1B'A面積的凈收益增量。顯然，從總體上看，勞動力由相對落后但勞動力資源豐裕的中西部地區向經濟相對發達但勞動力資源相對短缺的東部地區流動，不僅有利于提高雙方的均衡產出水平，且也有利于增強雙方的經濟增長動力。
(二)技術要素由東部向中西部地區的擴散也有利于促進雙方的經濟增長
依據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技術要素流動一般而言是對所有參與技術要素流動區域的經濟增長均有著自己的正面的促進作用的。實踐中隨著我國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技術要素跨區域流動規模的擴大，對每個區域現存的每一項技術而言，其所對應的經濟規模和資本存量均顯然是擴大了；從而每個區域又有可能獲得知識技術傳播和經濟一體化程度提高所帶來的規模收益遞增效益，并最終促進了各區域、乃至是全國經濟增長水平的提高。
對于作為技術要素凈輸出區域的東部地區而言，短期內，技術要素的凈輸出將確定無疑地有利于其經濟增長；而長期內的長期效益則具有著某種不確定性。之所以如此，原因主要在于技術知識的輸出并不會改變輸出區域的技術要素存量，同時，在短期內技術要素的流出又不僅不會產生供給能力的衰退效應，且反而會因技術轉讓收入增加而導致輸出區域的需求擴張趨勢和進而拉動輸出區域的經濟擴張。事實上，從純理論思辯的層面考慮，技術輸出對輸出區域經濟發展的長期影響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一方面，先進區域的技術輸出有可能導致技術輸出方的競爭力增強并進而形成對技術輸出區域經濟增長的阻礙效應；另一方面，由于技術轉移通常與產業轉移相伴隨，因此，先進區域的技術輸出也有可能
會加速本區域已喪失了比較優勢的相對落后產業的外遷速度和使本區域的資源更迅速地向新興的產業集中，并最終加速本區域的產業結構高級化進程和進一步增強本區域的競爭力及經濟增長動力。不過，與純理論分析有所區別的是，到目前為止，實踐中不僅沒有哪一種理論能嚴格地證明技術輸出必然會導致大國或大區域的衰退，而且也無可靠的實證記錄能支持這樣的結論。不僅如此，如果再考慮到本文的研究對象在經濟理論本身中又屬于典型的短期問題，因此，我們的基本判斷便是：至少從需求擴張的角度上看，技術要素由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的凈轉移是有利于東部地區的經濟擴張和有利于提高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波動位勢的。
對作為技術要素凈輸入區的中西部地區而言，技術要素的凈流入將會增強其生產潛力，并進而又表現為提高其經濟的波動區位。盡管技術進步對區域經濟及社會發展的具體影響及整體影響均比較復雜；然而僅從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看，一切技術進步的共同作用又均將表現為：“對于任意給定的一組投入，所得到的產出將比原來增長”。
至此，我們即可將技術要素從創新能力相對較強的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凈轉移對區域經濟增長與波動的影響簡要地概括如下：區域間技術要素的順向流動有利于增強雙方的經濟增長動力，但對技術輸入輸出區域的具體影響進程和機制卻不同。對東部地區而言，技術凈輸出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將更多地表現為要素拉動，其作用機制為：技術輸出―收入增加―需求擴張―經濟擴張。對于中西部地區而言，技術凈輸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將更多地表現為供給能力的增強，其作用機制為：技術輸入―技術水平提高―供給能力增強―經濟擴張動力增強(見圖2)。
二、區域間資本要素的逆向流動加劇了區域經濟波動位勢差距的擴大趨勢
區域間資本的逆向流動主要是指資本由相對豐裕的區域流向資本相對稀缺的地區。實踐中對于原本就相對落后和資本稀缺的中西部地區而言，資本凈輸出將會使區域內的資本密集型產業與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力雙雙下降并進而削弱了區域經濟的增長動力。之所以會如此，關鍵性的原因即在于：在暫不考慮區域自身資本積累增加影響的情況下，資本的凈流出將進一步降低中西部地區原本就偏低的資本――勞動比率和導致單位勞動產出能力的下降，并進而在加劇就業不充分狀況的基礎上最終削弱本區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力。不僅如此，資本的凈流出還使得區域內原本稀缺的資本更加稀缺、資本替代勞動力的機會成本進一步提高，從而又抑制住了中西部地區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提高產業結構層次的能力。不過，對經濟相對發達的東部地區而言，資本凈流入則增加了區域內的資本供給量和降低了資本的相對價格；結果，區域間相比較，不僅使得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條件更為優越，而且產業競爭力也必將會更強。此外，資本的凈流入，也提高了東部地區的資本――勞動比率，并進而又在增強單位勞動產出能力的基礎上，相對地提高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力。
從改革開放以來的階段性特征上看，我國東部和中西部地區之間的資本流動及其地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更符合區域經濟發展的極化理論、尤其是符合繆爾達爾提出的“循環積累因果關系論”。具體說來即是：在區域的某一發展階段，由于規模效益、外部就業、壟斷以及寡頭市場結構的存在，資本傾向于向發展基礎條件優越的區域集中；而聚集優勢的形成和發達區域經濟的擴張，又會在提高發達地區未來利潤預期的基礎上導致投資的進一步增加；在發達區域內部資本供給不能滿足資本需求的情況下，相對落后區域的資本又將流向發達區域，這樣一來又勢必會強化發達地區的擴張傾向以及加劇落后區域的衰退趨勢。事實也的確如此。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資本要素從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的流動，就既源于“循環積累因果關系”，且又無形中強化了“循環積累因果關系”，以至于資本要素從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地區的后果便是使率先發展的地區發展得更快以及相對落后地區發展得更慢。這一點表現在經濟增長方面，也即為相對發達的東部地區增長速度更快，而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增長速度變得更慢；同時，區域間經濟發展波動的位勢差距也呈現出擴大趨勢，區域發展差距也會在既有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的擴大。
三、生產要素跨區域流動規模擴大以及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的提升，既增強了區域經濟增長與經濟波動間的關聯性。也降低了經濟波動強度和同步性
(一)生產要素跨區域流動規模擴大促進了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提高
一般而言，生產要素跨區域流動規模的擴大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間是存在著較為明顯的互為因果關系的：一方面，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擴大資源配置的范圍和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生產要素跨區域流動規模的擴大又構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客觀物質基礎及推動力量。事實上，只有區域間生產要素的流動規模擴大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及各產業部門、企業等中觀和微觀經濟體在更大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的愿望才能落到實處。不僅如此，跨區域要素流動規模擴大現象的客觀存在又進一步增強了破除不合理區域經濟分割的現狀并進而為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注入了新的動力。
具體說來，要素跨區域流動規模的擴大對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的兩個方面：一是有利于區域產業分工深化和使區域經濟在產業結構層次上建立起更為緊密的相互依存關系。之所以如此，關鍵性的原因就在于：區域經濟分工不僅可以使各地具有比較優勢的資源能得到充分利用并進而有助于提高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增進區域經濟福利，而且這樣的一種分工深化還可以產生規模經濟和集聚經濟效益并進而有助于范圍經濟的形成。盡管如此，區域分工深化又是要求相應的條件作支撐的，那就是：區域經濟必須要是開放的，否則，各區域就只能保持“大而全，小而全”的自給自足狀態并進而喪失分工所包含的經濟利益。二是要素跨區域流動規模的擴大還可以經由貿易創造過程而進一步強化區域間的貿易聯系。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國內區域間要素流動規模的擴大首先將直接促進國內區域經濟的一體化，而國內區域經濟發展一體化水平的提高，又將會通過貿易創造效應而形成進一步促進區域經濟發展一體化的正反饋效應并進而最終形成要素跨區域流動規模擴大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之間的循環促進過程。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提高，既分散了區域經濟擴張或收縮的沖擊強度，且也強化了區域經濟波動周期的延長及強度下降的趨勢
迄今為止，研究經濟周期波動的理論主要有“有效需求不足論”與“技術創新決定論”。兩種理論學說相比較，無論是從哪一種出發，區域間貿易和要素流動規模的擴大均有利于“熨平”經濟周期，也即是有利于使區域經濟波動表現出
周期長度延長和強度下降之趨勢。表現在：首先，無論是哪一種理論體系，區域間貿易和要素流動規模的擴大均在事實上起到了稀釋區域性供給與需求沖擊強度并進而“熨平”經濟周期的作用。原因在于：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較高的前提下，一個區域的供給或需求擴張(收縮)將會由本區域和其他區域共同的需求或供給擴張(收縮)來加以支撐與平衡。實踐中，如果我們把供給或需求波動對經濟平穩運行的沖擊強度定義為供給或需求波動量對經濟總產出量的比值的話，那么也便有：供給(需求)波動對經濟總量波動的沖擊強度＝供給(需求)波動量／經濟總量。這一公式的經濟學含義便是：在區域經濟相對封閉的條件下可能形成的一次強烈經濟周期，在區域一體化程度較高的情況下，其通常會退化為一次輕微的經濟波動，并進而使相關區域的經濟波動周期延長以及經濟波動長度的縮短。其次，從技術創新決定論的角度上看，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提高同樣能起到稀釋與分散技術創新對經濟運行沖擊的作用并進而又起到了穩定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尤其是區域間技術要素流動規模的擴大還在事實上導致了技術創新生命周期的延長，從而也在穩定區域經濟方面起到了減震器的作用。
(三)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的提高還增強了區域經濟增長與波動間的內在關聯性及減弱了波動的同步性
實踐中要素流動規模擴大對區域間經濟波動關聯性增強的影響，首先在于其直接為經濟波動的跨區域傳導提供了一條新的通道，其次是在于其通過貿易創造效應刺激了區域間貿易規模的擴大并進而又間接地疏通了經濟波動跨區域傳導的區際貿易通道。
為使論述更具邏輯性，我們這里只考慮東部與中西部兩個區域之間要素流動對經濟波動跨區域傳導的具體影響。假設東部地區經濟首先出現擴張傾向，那么東部地區對生產要素的需求擴張并進而又會導致要素價格產生上漲傾向。在要素自由流動的情況下，中西部地區的生產要素將更多地流向東部地區(或者也可表現為東部地區的生產要素較少地流向中西部地區)，其結果是中西部地區的生產要素價格也會隨之產生上漲趨勢。在中西部地區存在閑置資源的情況下，中西部的要素價格上漲又將會吸引更多的要素投入使用，從而又使中西部地區經濟也產生擴張趨勢并最終形成東部和中西部經濟次第擴張、但卻又是不同步擴張的現象。而在中西部地區沒有閑置資源的情況下，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當期供給擴張能力又將會受到限制，同時，區域經濟波動的同步性也將會更弱。從我國的具體情況上看，區域間經濟波動的關聯性增強仍將持續發展，但區域經濟發展同步性減弱的趨勢卻不可能無限延續。原因在于：中西部區域存在閑置資源的可能性要遠遠大于不存在閑置資源的可能性，因此，中西部地區經濟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通過動員閑置資源來增強供給能力并進而跟進動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勢頭。退一步講，縱然是中西部地區沒有閑置資源的假設成立，我國特有的勞動力跨區域流動的特點也足以使中西部地區能快速跟上東部地區的擴張勢頭。
四、一般性結論
20世紀80年代中期興起的以羅默(romer)、盧卡斯(lucas)等人為代表的新經濟增長理論，為這個難題找到了答案。他們認為，索洛的經濟增長模型忽視了生產要素的異質性以及它們在質量上的變化，所以無法衡量資本的溢出效應。實際上，相同數量的生產要素投入不一定能帶來同等的產出，因為所投入的生產要素質量并不相同。產出的增長率應等于生產要素數量增長率與生產要素質量增長率之和。他們認為推動經濟長期增長的技術因素實際上是內生決定的，所以新興的經濟增長理論被稱為“內生經濟增長理論”。
一、模型的建立
本文擬建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將索洛經濟增長模型中的勞動力和資本兩個生產要素做了進一步的細分，根據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又分出了勞動力質量要素和資本質量要素。
(一)勞動力質量要素
阿羅(allow)最早用邊干邊學模型(learning-ly-doing)來解釋勞動力質量的提高。他利用飛機制造的生產率改進的例子來分析，認為技術和知識都是在生產過程中積累下來的，是傳統經濟活動的副產品。羅默借用了阿羅的分析框架建立模型，假設知識的創造就是投資的副產品，而技術是由知識積累決定的。所以在羅默的模型中，技術是由經濟體內生得到的，它，與資本和勞動力共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羅默認為，企業在增加投資的同時也學會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產，而且由于知識溢出效應的存在，可以克服資本要素邊際報酬遞減，推動經濟的長期增長。
本文沿襲了阿羅和羅默的建模思路，并假設在生產過程中勞動力質量得到了提高，而這個過程的實現需要企業的投資。在企業增加其資本存量的過程中，也同時增加了知識的存量。本文還假設每個企業的知識都是公共品，任何其他企業都可以無償獲得，這就是說一個企業的投資會帶來整個社會勞動力質量的提高。所以，勞動力質量要素的增長率與總的資本存量的增長率成比例。根據上面的兩個假設，可以得到勞動力質量(lq)與資本存量(k)的函數關系，即：
lq＝kφ
(1)
式中，φ為資本對勞動力質量的影響系數，在資本存量中，投入到教育和研發等方面的資本比重越高，φ越大。
(二)資本質量要素
在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中，人們的研究普遍集中在勞動力質量上，關于資本質量的研究文獻相對較少。內爾森(nelson)在他的經濟增長模型中首先提到了資本質量的概念，他認為新資本投資促進的技術改進將增加經濟增長率對于資本要素增長的彈性。內爾森在他的模型中假設不同時間投入的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不同的。他還提出了質量權數的概念，認為新投入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要大于以前投入的資本，其質量權數較大。資本的使用時間越長，它對于經濟增長貢獻的權數就越小。最后，內爾森通過推導得出結論，由于存在資本質量的提高，所以資本對于經濟增長的彈性要超過其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但是，內爾森只是在理論上推導出這一結論，并沒有在他的論文中通過實際的數據擬合得到確切的資本對產出的彈性系數。
本文建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參考了內爾森的建模思路，在模型中加入了資本質量要素。模型假設新投入的資本要比以前投入的資本有更高的質量，資本的質量與資本存量的平均使用時間成反比。根據推導可以證明(限于篇幅，推導過程略)，資本存量的平均使用時間與資本存量的增長率成反比例關系。所以，在本文的模型中用資本存量的增長率(k／k)來表示資本質量(kq)。
(三)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的建立
綜合上面的兩個假設，本文在索洛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加入了勞動力質量要素和資本質量要素，所構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的表達式為：
式中，y表示總產出；a表示中性技術變化；kq表示資本質量；k表示資本數量；lq表示勞動力質量。l表示勞動力數量；α表示勞動力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相對份額；β表示資本質量對產出的影響系數；φ為資本存量對勞動力質量的影響系數。
不同于原有的索洛模型，本文的模型把索洛模型中的技術分解為中性技術變化(a)、資本質量（kq)和勞動力質量(lq)等三個生產要素的乘積，而其中的資本質量(kq)和勞動力質量(lq)是由經濟體自身內生出來的，所以本文建立的模型是一個內生經濟增長模型。
二、模型的估計
(一)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選取中、美、日三國1994年第1季度-2004年第1季度的宏觀經濟季度數據，分別估計各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的參數。此外，資本存量的數據根據式(3)累積計算得到。
式中，kt表示當期資本存量；kt-1表示前一期資本存量；δ表示固定資本折舊率；it表示當期投資。本文設定三個國家的年固定資本折舊率為5%。
在進行模型估計之前，首先對總產出、資本存量和勞動力進行標準化，沒定2000年平均值為100，以統一各變量的量綱。
(二)模型估計
首先，對式(2)的左右兩邊取對數，得到：
由于是已知的，所以可以將式(4)右邊αlog(l)移項到等號左邊，并令k／k≈log(kt)-log(kt-1)。這樣我們分別用中、美、日三國的數據對{log(y)-αlog(l)}、{log[log(kt)-log(kt-1)]}和{log(k)}三個變量做回歸，由于中國和日本的部分數據沒有進行季節性調整，所以在回歸過程中分別加入了季節性啞變量seasona11，seasona12，seasona13來加以調整。
中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為：
估計方程的標準誤差為：0.0403864；
擬合優度r2為：0.985833；
f統計量為：f(5，38)＝528.9[0.000]；
對數似然估計統計量為：81.9995。
美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為：
估計方程的標準誤差為：0.00447219；
擬合優度r2為：0.996404；
f統計量為：f(2，41)＝5680[0.000]；
對數似然估計統計量為：177.155。
日本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為：
估計方程的標準誤差為：0.0138921；
擬合優度r2為：0.849841；
f統計量為：f(3，40)＝75.46[0.000]
對數似然估計統計量為：127.827。
上面的結果顯示，本文建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在代入中、美、日三國的實際數據進行分析后，都得到了較好的擬合，估計出來的各參數都處在模型所規定的范圍內。
三、比較分析中美日三國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根據方程估計得到的結果，我們可以把產出按要素性質的不同進行分解，以觀測各生產；要素對各國經濟增長的貢獻。
從資本質量要素的變化看，如圖1左上圖所示，中國在2000年以前資本質量持續降低，而與此同時，美國的資本質量在持續提高。但從2001年開始，這個趨勢呈完全反向變化，中國的資本質量在不斷提高，而美國的資本質量卻有所下降，直到2003年下半年美國的資本質量才有小幅的改善。但從總體來說，在觀察期的11年里，美國的資本質量小幅提高，中國則略有下降。而在這11年期間，日本的資本質量卻是持續地下降。
從資本數量要素的變化看，如圖1右上圖所示，中國的資本數量要素在觀察期有顯著的增幅，而美國和日本的資本數量要素變化則相對平緩。
從勞動力質量要素的變化看，如圖1左下圖所示，中國的增幅仍然是最明顯的，但其增長幅度明顯落后于資本數量要素。而美國和日本兩國的勞動力質量要素提高要略大于資本數量的提高。這一結論從式(5)、式(6)、式(7)式的系數上可以得到證明，三個國家勞動力質量的指數αφ，只有中國小于資本數量的指數，而美日兩國則明顯要高于本國資本數量的指數。
從勞動力數量要素的變化看，如圖1右下圖所示，三個國家的波動都很平穩，日本的勞動力數量要素略有廠降。
如表1所示，1994-2004年，中、美、日三國的年平均同比增長率分別為10.03%，3.12%和1.23%。在各國的產出份額中勞動力數量要素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別為52.40%，74.02%和79.17%，但是勞動力數量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卻遠遠低于它在產出中所占的份額，美國勞動力數量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最高為27.65%，中國為6.18%。盡管日本的勞動力數量要素在產出中的份額是三個國家中最高的，但它對日本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卻為-0.26%。從這組數據顯示，日本的人口老齡化在1994-2004年成為抑制日本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三個國家中，美國的人口結構是最好的，所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是最高的；中國也正在面臨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勞動力數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很小并呈下降趨勢，如表2所示，1994-1999年的平均貢獻率為7.33%，2000-2004年的平均貢獻率就已經下降到5.18%。
從表1可以看出，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率最高的是資本數量要素，它的平均貢獻率為64.58%，遠遠高于美國的29.77%和日本的38.07%。但是，如表2所示，我國在1994-1999年資本數量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79.05%，而進入21世紀以后該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已下降到52.02%。
與中國不同，發達國家美國和日本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于勞動力質量要素的貢獻。如表1所示，美國的勞動力質量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3.5%，日本高達67.95%，中國為27.66%。但中國勞動力質量要素的實際增長率為2.77%，要高于日本的0.84%和美國的1.04%，勞動力質量的提高也是促進我國現今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其貢獻率僅次于資本數量要素。
從表1還可以看出，資本質量要素對中美兩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明顯，其貢獻率分別為-2.28%和7.72%；但對日本經濟增長的影響卻很顯著，在觀察期內資本質量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2.63%，這是造成日本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蕭條的最主要原因。
如果把資本質量要素、資本數量要素、勞動力質量要素和勞動力數量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加總起來，中國達到了96.13%，美國達到了98.64%，日本達到了83.2%。可見本文建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解釋了中、美、日三國大部分的經濟增長，只有日本還有大約16.8%的經濟增長沒有在模型中得到反映，這需要在今后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根據前面的分析，中國在1994-2004年經濟的快速增長主要來自于資本數量的提高和勞動力質量的改善。受我國人口逐漸老齡化趨勢的影響，勞動力數量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相對減弱，并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20世紀90年代后期受我國持續通貨緊縮的影響，資本存量的增速出現遞減，從而造成我國資本存量的平均使用年限的提高和資本質量的小幅下滑，這種局面在2000年后已得到改善，但可以預見，資本質量因素在短期內仍不會成為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依據本文建立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并結合美日兩國經濟增長的經驗，要保持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要保持我國投資的平穩增長。從日本的模型可以觀察到，日本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此期間國內產業投資空洞化，新增資本在資本存量中的比例逐年遞減，造成其資本存量的平均使用年限提高，國內的資本質量下降。要避免這種局面的發生就應該合理分配投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鼓勵發展高科技產業和新興產業，不斷創造新的投資增長點。
其次，要注重勞動力質量的提高。在當前，我國國民收入中勞動力份額占的比重遠遠小于美日兩國，這主要是因為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均國民收入還遠落后于發達國家，產業結構仍然以勞動密集型工業為主。但是，隨著我國資本投入的不斷增加，資本數量要素的邊際報酬逐漸遞減，這種局面將逐漸被打破。而隨著我國老齡化的到來，勞動力將不再成為相對豐富的資源。可以預測，在未來，我國勞動力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a)將會不斷提高。可以預見，在未來，資本數量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會減弱，勞動力質量要素將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要保持我國經濟長期平穩增長，就要增加資本在改善勞動力質量方面的投入，不斷提高中等、高等教育人數在我國人口中的比重，有效轉變我國的產業結構，逐漸推進勞動密集型工業向資本密集型工業的轉型。
[關鍵詞]資本；勞動力；對外開放度；要素貢獻度
[中圖分類號]F207/ F1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3）20-0017-02
1選題背景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2011年4月28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總人口為13.7億人。 這些人口都是中國潛在的勞動力資源。中國的資源豐富，但是為什么卻還是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經濟實力不如西方發達國家的原因是否是因為要素貢獻度不同？中國內部的區域差異是否也是區域要素貢獻度差異造成的？那么，怎樣才可以合理開發并利用中國內部的資源實現中國的發展？本文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探索以上這些問題的答案。
2模型選擇
本文將選擇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數，建立經濟增長與各因素增長之間的數量關系。在資本、勞動力的基礎上，引入對外開放度來建立經濟增長模型。
Y=A（t）K αL βI γ
其中，Y代表GDP，K代表資源存量，指數α代表資本的產出彈性，也就是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L代表勞動的投入，指數β代表勞動的產出彈性，也就是勞動力的貢獻度； I代表制度要素，γ代表對外開放度的產出彈性，也就是對外開放要素的貢獻度；A代表模型中未包含的技術要素、制度要素、集聚要素等其他要素。
2.1數據分析
（1）中美要素貢獻度比較
對中美兩國的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中可以看出，資本對于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都比較高，中國略高于美國，但相差不大；勞動力對于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遠遠高于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進出口貿易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長的貢獻度要遠遠高于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中國與美國相比，資本和對外貿易都是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都是優勢；而人口資源豐富的中國，勞動力的利用上卻存在較大的劣勢。在美國α+β+γ>1，說明規模報酬遞增，而在中國α+β+γ
（2）東西部要素貢獻度比較
對東西部地區的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如下表：
從表2中可以看出，資本對于東部地區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比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貢獻度要高，但是兩者差距并不大；勞動力對于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高于對東部地區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兩者差距比較大；對外貿易（對外開放度）對于東部地區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高于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貢獻度。資本和對外開放度是東部經濟增長的優勢，勞動力是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優勢。無論對于東部地區還是西部地區α+β+γ>1，規模報酬遞增，這說明加大對于生產要素的投入對經濟增長有拉動作用。
（3）各時期東西部地區要素貢獻度比較
分成三個時期、分東西部得出的要素貢獻度結果如表3：
從資本貢獻度的角度來看，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運動趨勢相同，在2003―2006年都增加，在2007―2010年都降低了。起初資本對于西部地區的貢獻度與東部地區的資本貢獻度基本持平，但是在2007―2010年，資本對于西部的貢獻度高于對東部的貢獻度。
從勞動力貢獻度的角度來看，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運動趨勢相同，在2003―2006年都降低了，在2007―2010年回升。起初勞動力對于西部地區的貢獻度遠遠高于東部地區，在2007―2010年，勞動力對兩者的貢獻度相差不大，東部地區比起1999―2002年增加了，西部地區比起1999―2002年減少了。
對外開放程度對于東部和西部地區的貢獻度都是先減后增，在2007―2010年對外開放度對東部地區的貢獻度高于了對西部地區的貢獻度。
值得說明的是，資本、勞動力和對外開放對東西部地區經濟增長貢獻度的影響呈相同的趨勢，這說明，這三個時期的變化是由國家總體的政策導向而決定的，而國家政策也可以改變既定的貢獻度大小與結構。本文將對外貿易程度作為對外開放度并未包括國外資本的投資，西部地區在西部大開發后，雖然對外貿易并未給西部地區帶來經濟增長的動力，但國外資本對于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做出了較大的貢獻。
3建議
通過上述中外對比，國內東西部地區的對比，在進行中國的區域開發時，可以遵循以下建議：
3.1繼續發揮資本的作用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國內的東部地區還是西部地區，資本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都比較大。資本無論是投入到東部地區還是投入到西部地區都是對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做出比較顯著的貢獻。因此，在調節中國內部的區際貧困差距，實現均衡發展時，可以利用政策工具，以資本作為載體，進行合理分配，進而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
3.2繼續發揮對外貿易的作用
對外貿易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盡管由于全球的金融危機，造成了對外貿易暫時的衰落，但是對外貿易依然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東部地區一直與太平洋沿岸國家有著較為密切的貿易聯系，發展的比較早，為東部地區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而在西部地區貿易發展的比較晚，主要是與周邊接壤的欠發達地區進行貿易，為了實現對外貿易對于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更多的貢獻，應該加深西部地區與周邊國家的貿易廣度與深度，更好地發揮對外貿易對于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3.3要進一步開發人力資源，提高人力資源的貢獻度
在中美的要素貢獻度比較中，可以發現，中國人口資源是優勢，而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卻遠遠低于美國。在中國，對人力資源的開發與管理開始的比較晚，直到近幾年才得到重視。中國不缺少人才，也不缺少勞動力資源，只是對其的管理與利用，還不能完全使得“人盡其才”。因此，要進一步開發人力資源，加強對人力資源的管理。同時，東西部地區的勞動力應相互轉移，使勞動力資源結構進一步合理化，從而提高勞動力在經濟建設中的參與度。總之，通過各種方法，要將勞動力劣勢提升為勞動力優勢，使中國人口問題不再是問題，而成為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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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均衡經濟增長科學發展觀要素稟賦
三年以來,人民幣匯率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我國政府在三年多的時間里一直頂住國際上的巨大壓力,堅持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幣匯率從原來的1美元兌8.27人民幣升值為1美元兌8.11人民幣,同時人民幣不再單純釘住美元,而是改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圍內圍繞1:8.11進行浮動。
然而,人民幣小幅升值盡管在短期內緩解了升值的壓力,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它在不遠的將來仍然會浮現出來,這是由經濟增長差異的內在規律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也就意味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民幣匯率會一直是困擾我國經濟的一個重大問題,那么人民幣匯率調整是否是必要的,它與科學發展觀是否有內在的聯系?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要理解匯率調整的影響,后者與政策調控的目標息息相關。
一、我國政策調控的目標
我國是個大國,人民幣升值與否應該以是否有利于我國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實現科學發展觀、是否有利于實現工業化、是否有利于宏觀經濟穩定為指針,既不能因國際壓力而使人民幣升值,也不應因國際上的政治壓力和金融投機壓力而維持現狀。匯率制度改革和匯率水平調整會導致我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并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后者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它們是由我國經濟的基本因素決定的,因此匯率改革和調整的進程必須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相適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一再強調,匯率調整“要按照內部改革的邏輯和內部需要解決的問題的壓力,來設計我們所要進行的改革,不管是稅收、利率還是匯率”,正是這個意思。
經濟增長、價格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是政策調控的四大目標。由于存在著內在的沖突,它們不可能同時實現。經濟增長的階段不同、國情不同、形式不同都會影響政府對這些目標的偏好。當價格穩定更重要,當局就會偏好能夠控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工具,如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當充分就業更重要,當局就會偏好能夠促進就業的政策工具,如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當外部均衡相對于內部均衡更重要,這大體上只存在于那些規模比較小的經濟體中,此時外部均衡實現與否是內部均衡實現與否的先決條件,這種情況下政府就會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經濟增長的要求壓倒其他目標,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工具和選擇就成為政府的首選,如二戰后日本和韓國成功實施的產業政策。
由于政策目標之間的關系異常復雜,需要根據具體國情和經濟增長的具體階段對政策目標的選擇進行具體分析。那么,我國的政策目標是什么呢?
我國的首要任務是實現經濟的現代化,而現代化某種意義上就是工業化,實際上如果沒有工業化,那么經濟增長就缺乏堅實的基礎。首先,工業化具有規模效應,而只有當經濟增長具備相當規模的時候,占人口絕大部分的人群才會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其次,工業化是其它產業產生的基礎和發展的動力。盡管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第二產業也即工業和建筑業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例越來越小,但它們無一例外是以發達的工業為基礎的。沒有發達的工業,人們的收入水平就會偏低,自然不會出現對服務業的需求;第三,工業化對其它產業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因為工業會為其它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先進的設備,也會解放更多的工業人口和農業人口,他們會投身于第三產業,也會形成新的產業,這些都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經濟增長不是絕對的,而是有條件的、受限制的。經濟增長的第一個限制條件是通貨膨脹,如果經濟增長的速度過快,它必然會催生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會破壞長期經濟增長的基礎。
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這種關系在我國也是存在的,超過資源承受能力的經濟增長往往引起通貨膨脹,而要控制通貨膨脹就要部分地犧牲經濟增長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貨膨脹都造成了相當程度的經濟動蕩,不得不采取嚴厲的措施制止通脹的惡化以維護經濟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長。因此,經濟增長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貨膨脹的增長。
經濟增長的第二個限制條件是就業率。盡管各國政府都追求充分就業,但充分就業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定義和比率,在不同的國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國勞動力規模龐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盡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權利是政府不得不時時刻刻掛在心上的事情。顯然,沒有經濟增長,也就沒有就業。為了使就業率維持在某個水平上,就需要經濟增長達到一定的水平。這也就同時決定了經濟增長的下限,即使就業維持在某個水平之上的增長。
通貨膨脹和就業是政策必須兼顧的兩個目標,盡管有時候政策會偏向于其中的一個,但同時卻不能不同時考慮另外一個,即如果為了控制通貨膨脹造成的失業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會引發社會問題;反之亦然,即如果為了促進就業而造成了惡性的通貨膨脹,就會形成不穩定的預期,影響經濟的長期增長。
由通貨膨脹率決定的經濟增長的上限和由失業率決定的經濟增長的下限會構成一個閉區間,可以將處于這個區間內的經濟增長定義為均衡經濟增長。當經濟處于均衡增長狀態,既不會導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也不會導致經濟衰退和大規模失業,這就是均衡的含義所在,它是平穩的經濟增長,是在比較長的時期內能夠持續的經濟增長。均衡經濟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的模式與要素稟賦是一致的,因為只有與要素稟賦相一致,經濟增長才會是最集約、付出成本最小的。經濟增長也才既不會催生通貨膨脹,也不會導致高失業率,它既能保證經濟增長的速度,也能保證經濟增長的質量,從而是可持續的。從這個角度講,均衡經濟增長就是與科學發展觀相一致的經濟增長。
當然,經濟增長會改變要素稟賦,經濟增長的方式應該隨著要素稟賦的變遷而改變。均衡經濟增長不但是與要素稟賦相適應的經濟增長,而且應該是隨著要素稟賦變遷而變化的經濟增長,這也就是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經濟增長。
將經濟增長與價格以及就業聯系起來并非是我們的首創,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費爾普斯(1967)就分別獨立地提出了自然失業率的概念,這實際上是限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后來,莫迪利亞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貨膨脹或者不使通貨膨脹趨于惡化的失業率,它同樣是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我們提出的均衡經濟增長與自然失業率和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既有相同之處也有區別。相同之處在于都結合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來規定經濟增長,即經濟增長都是有條件的受到限制的經濟增長。區別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不但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還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下限,這是根據我國國情對經典的自然失業率和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理論的發展;二是價格和就業不再完全是一體的,而是分別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和下限,這樣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線斜率變化的影響,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選擇更靈活。
二、匯率調整有利于科學發展觀的實現
在開放經濟下,要素的供需不僅僅由國內要素的價格所決定,還會受到匯率的影響。匯率是決定國內外要素相對價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匯率水平下,國內外要素的相對價格是大不一樣的。由于均衡經濟增長是一個區間,與經濟基本面(我們稱它為要素稟賦)相對應的最合適的匯率水平必定也是一個區間,并且是有限的區間,這個區間對應的匯率可以定義為均衡匯率。如果現實世界中的匯率處于區間內,那它就是與經濟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離的;如果它處于區間之外,那么匯率就與經濟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離的;距離區間越遠,偏離程度越大,國內外要素價格的差異也就越大。國內外要素價格的偏離,就會出現對要素進行套匯的空間,對國內外要素的需求就會出現差異。
要素稟賦是不斷變化的,象我國這種處于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要素稟賦變化得尤其劇烈而快速。
經濟增長初期,由于資本等要素相對稀缺,勞動力和資源是相對豐裕的,為吸引資本、技術、知識等經濟增長必需的要素的一個可行的選擇是低估本幣,以外幣計價的本國勞動和資源的價格相對便宜,這就會吸引其它要素進入本國,也會促進本國資源的利用,這種經濟增長是由最初的要素稟賦決定的。
經濟增長的過程同時也是改變要素稟賦的過程。經濟增長會降低資本、技術和組織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時提高資源的稀缺性。這種相對變化必然會改變不同要素包括資本、勞動力、科學技術和資源等的相對比價,也只有要素的相對比價隨著要素稟賦的變遷而變化,它才能使資源實現最優配置。
然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是相對穩定的,其調整必然會滯后于要素稟賦的變遷,這就會使國內外要素的價格出現偏離,這種偏離就產生了對要素套匯的空間。當本國要素價格偏低,本國資源是套匯的對象,會導致對本國資源的過度利用,并導致經濟的過熱;當本國要素價格偏高,外國資源是套匯的對象,本國經濟又會陷入蕭條。這就意味著,匯率的不適當定值是宏觀經濟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國自2002年以來的經濟過熱是國內要素價格偏低的結果,其傳導機制有兩種:(1)將低估資源用于出口的機制。當資源價格低估,將資源用于生產貿易品出口到國際市場上就會因要素價格的低估而享有價格優勢,這必然會促進貿易品部門的發展,也會促進出口的增加,結果會出現持續的貿易順差。(2)FDI對資源進行套匯的機制。由于資源價格是低估的,FDI就會積極流入本國以對資源進行套匯,尤其會大量進入貿易品部門,因為這可以對資源價格低估進行雙重的套匯。這兩種機制的共同結果是對國內資源的過度使用,這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從而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背道而馳。
匯率調整可以矯正要素價格和要素稟賦之間的關系,使要素價格能夠反映要素稟賦的現狀,使要素稟賦能夠得到最有效最集約地利用。具體說來,如果匯率不根據要素稟賦的變遷而調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現在卻很稀缺的資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的差異,就會受到過度使用,未來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進口目前正在過度使用的資源,這必然會危及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相反,以前由于資本相對缺乏而不能滿足的需求,如專利和科學技術在匯率不進行調整的情況下,它們的人民幣價格必然會較高,這就需要花費較多的資源才能換得回來,這對于科學技術的利用從而經濟結構升級是不利的。顯然,匯率調整是使要素價格與要素稟賦相適應從而使各種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條件,從而也是實現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方面。
或許有人認為,匯率低估會使我國的貿易順差增大,這就相當于持有更多的對國外資源的要求權,可以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原材料,以此保證我國經濟增長所需資源的供給。然而,現實情況并非如此,因為市場經濟體系下,經濟主體必然是以利潤為導向的,人民幣匯率低估的必然結果是我國資源的價格低于國際市場上同類資源的價格,這就會產生套匯的空間,是不同于對貨幣性資產套匯的對實物性資產的套匯,這種套匯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貿易品部門,因為成本是用人民幣計價,而銷售價格卻可以用外幣如美元計價,這里面除了由市場決定的平均利潤外,還有不同貨幣計價產生的套匯利潤,這必然會導致對本國資源的濫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國際市場上的資源維持經濟增長。
由此可以推論,并不是任何類型的貿易順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從而能夠促進科學發展觀實現的貿易順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類型的匯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夠提高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從而能夠促進科學發展觀實現的匯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匯率低估不利于經濟可持續增長時,就要選擇匯率升值,通過匯率調整促進科學發展觀的實現。
三、人民幣升值的影響與政策建議
我國的貿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較高的,一直穩定在40%左右,這就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升值主要通過對進出口部門的沖擊影響我國經濟,而這種沖擊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門。因為我國對進口品的需求彈性比較小,而外國對我國出口品的需求彈性卻比較大,匯率小幅度升值對進口的影響要小于對出口的影響。
筆者事前曾經就人民幣匯率變動對進出口部門尤其是出口部門的沖擊作了小范圍調研。比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幣升值盡管會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內不會造成根本性影響。由此可見,盡管匯率升值對出口的影響要大于對進口的影響,但2%的升值是我國出口部門能夠承受的。然而,他們又都表示,盡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匯率浮動卻是他們難以承受的,因為我國缺少成熟的外匯市場,也缺少相應的避險工具,匯率波動讓他們很難鎖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鎖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確定的。
顯然,匯率制度由原先釘住美元改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并允許在較大的范圍內進行浮動對出口商的影響要遠大于2%升值的影響。以前,中央銀行承擔了全部的匯率風險,企業可以集中精力做好產品和市場開發。現在,中央銀行將一部分匯率風險分散給了企業,這盡管對于長遠的人民幣外匯市場的建立有積極意義,但企業在目前的情況下卻很難通過遠期交易鎖定生產成本,因此會時刻面臨著匯率變動的沖擊。這種沖擊并不會因為匯率波動幅度較小而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企業經營的績效是按照“年”這個單位來計算的,但匯率波動卻時刻都在發生著,企業經營的績效是按“年”這個單位來計算的,但匯率波動卻時刻都在發生著,企業經營的成本也就時刻在變,如果企業總是在高點買入而在低賣出,那累積起來的損失也是非常可觀的。因此,企業就不可能完全不顧匯率波動而只關心經營、開發和銷售這些實際事務,還要關心貨幣事務。
我國現代化的關鍵是生產能力的形成,這又必須依靠企業的壯大。匯率升值盡管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但匯率波動顯然不利于企業經營。由于未來20年是我國經濟現代化的關鍵時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沖銷匯率波動的影響,從而為企業成長創造一個平穩的貨幣環境,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是我國面臨的重大課題。
首先,為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實現更集約的經濟增長,促進科學發展觀的實現,要靈活利用匯率工具。具體而言,就是在時機成熟時主動小幅升值,同時輔之以利率小幅調整的貨幣政策,使人民幣匯率在經濟的穩定增長過程中穩定地升值。匯率升值不是壞事,它是對有效率經濟增長的褒獎,匯率貶值才是對低效增長和不增長的懲罰。
其次,要致力于建設一個有一定深度和廣度的外匯市場。所謂深度,就是市場規模應該足夠大,不是一般規模的資金就能控制、操縱得了的,這樣才有利于匯率穩定;所謂廣度,就是市場覆蓋面要足夠廣,交易主體是多元化的,只有這樣,預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當預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種程度上互相抵消時,預期才可能是穩定的,它對經濟的沖擊也才會最小(李天棟等,2004,2005)。有一定廣度和深度的外匯市場是企業能夠避險的必要條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設,只有當金融工具是多樣化的,既能覆蓋即期交易,也能覆蓋遠期交易時,企業才能通過外匯市場進行避險(李天棟等,2004)。其中,遠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為它是鎖定成本、規避匯率風險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其它股份制銀行如招商銀行都可以進行遠期交易,但是,目前的問題是品種單一、市場規模小,當然,企業缺乏相關意識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盡管匯率制度改革對企業有許多負面影響,但卻能夠促使企業更多地關注匯率風險,也有利于外匯市場、交易主體和金融工具的培育。當然,企業也會有一個逐步適應的過程,政府一方面要實行積極而穩定的匯率政策,避免匯率劇烈波動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要著力創造能夠平滑匯率波動的外匯市場和金融工具。只有這樣,企業才能夠適應匯率升值和波動的影響,也才能保障現代化的實現。
四、結論
本文結合我國國情提出政策目標是實現均衡經濟增長的觀點,它是與科學發展觀相適應的經濟增長。然后,本文分析了匯率調整與均衡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論是匯率升值能夠促進均衡經濟增長,從而有利于科學發展觀的實現。最后,本文分析了匯率及其制度調整的影響,并在政策搭配和制度建設方面提出了應對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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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自主創新 經濟增長 全要素生產率
一、我國經濟增長狀況分析
我國經濟在經過多年的迅速發展后，其高速增長能否得以持續的問題越來越凸顯。為探析實現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途徑，本文首先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基本狀況進行分析。
1、我國經濟增長的總量分析
我國的經濟增長在自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里取得了驚人的成績。以1978年到2005年的數據計算，我國經濟總量GDP從1978年的3645.2億元達到了2007年的246619億元，按照實際價格折算后增長了近12倍；總人口增長了1.36倍，勞動力人口增長了1.89倍，人均GDP則增長了8.82倍（該數據根據《中國統計年鑒》計算獲得）。這一成就的取得為世人所公認和驚嘆，但是同時由于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隨著我國經濟總量的不斷擴大，經濟持續增長的難度將越來越大。
對照我國經濟增長的基本事實與經濟學家Kaldor所總結的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基本事實，可以發現我國的經濟增長與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多數狀況是相符的。這一方面說明我國經濟增長的事實并不是像少數經濟學者所說的“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不可信的，中國經濟增長的數據是有很大的虛假成分的”；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的經濟增長在基本方面是符合經濟增長規律的。
2、我國經濟增長對資本要素、勞動要素投入的依賴
經測算，我國的資本產出率、投資率一直保持相對穩定的數據和Kaldor所總結的事實相符，但是這個相符的數據也需要我們進行仔細解讀。例如，雖然我國的投資率在經濟增長中保持相對穩定，但是我國的投資率和發達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投資率仍然有很大的差別：我國的投資率穩定在40%，而西方發達國家的投資率則一般穩定在20%-30%，數據的穩定性質雖然一樣，但是數據的取值不同。這一數據隱含著一個結論：我國的經濟增長依賴于資本的積累與投入，而這種方式的經濟增長在經濟增長理論中被證明是不可能長期持續的。
研究表明，在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中，資本和勞動的要素貢獻占了很大的份額，而全要素生產率TFP的份額相對較小。對中國經濟增長源泉進行開創性研究的Chow（1993）的研究表明，1952―198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資本積累。Chow（2002）發現1952―1978年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TFP）保持不變，1978年以后TFP以大約每年2.7%的速度增長，1978―1998年資本、勞動、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為62%、10%、28%；1952―1998年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70%。Wang和Yao（2003）加入了人力資本因素后，發現在改革前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負的；在1978―1999 年間TFP 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了25.4%；而1953―1999年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僅為0.2%。張軍（2003）的研究表明，1953―1998年期間TFP的貢獻率為13.9%，其中1953―1978年TFP的貢獻率居然為-3.9%，1979―1998年期間TFP的貢獻率為28.9%。由此可見，我國經濟的增長具有依賴資本、勞動等要素投入的重要特征。
二、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問題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的增長，經濟總量如此巨大，經濟的增長能夠健康持續地進行嗎？經濟學中，有一類和經濟增長相關的因素被稱作經濟增長的制約因素，指的是從根本上阻礙或抑制國家經濟發展與增長的因素。經濟增長的限制因素包括資源與環境方面的因素及社會方面的因素，前者主要是自然方面的因素與地理環境方面的因素，而后者主要指人口、文化傳統與制度方面的因素。
就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況而言，有幾個因素被經濟學者公認為對我國經濟增長起限制作用，而且其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制約作用是非常強烈的。我國經濟增長的限制因素包括：人口的飛速增長給經濟增長帶來巨大的壓力；土地資源的開發利用狀況沒有給我國經濟增長以更大的空間；水資源的開發利用令人擔憂；當然還有對經濟增長起著重要戰略作用、我國經濟增長非常依賴的能源和礦產資源，這些都對我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提出了巨大的挑戰。
我國政府已經認識到這些經濟增長的限制因素對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潛在巨大壓力，因此，就我國礦產資源狀況和能源狀況分別于2003年和2007年了相關問題的白皮書，明確了我國未來的礦產資源和能源的發展戰略。從這些發展戰略中，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到對自主創新的關鍵性依賴。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我國政府所制定的使我國經濟增長擺脫對資源的限制（盡管現在這些限制因素對經濟增長的限制作用可能還不明顯）的戰略措施，無論是提高資源產出率還是提高資源重復使用率，或者是探明更多新資源、采用替代資源等等，實際上都要依賴科技創新與技術進步。創新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毋庸質疑的。而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科技創新與技術進步在很大程度上都只能從根本上依賴于自主創新。
三、自主創新是我國經濟實現長期穩定增長的根本途徑
經濟理論表明，實現經濟長期增長的途徑在于技術進步，而技術進步又可以通過借助技術引進、技術擴散和技術模仿來實現。可是對于我國而言，實現經濟增長的途徑只能是依賴自主創新。
首先，長期通過技術引進的途徑實現技術進步對于我國而言是不可行的。我國很長時間以來一直希望實施“市場換技術”的策略能夠奏效，但是事實是市場也許能換到技術，但是換不到我們想要的技術。另外，依賴外商投資實現技術擴散從而實現技術進步也是不可行的。這么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一再表明，發達國家始終對我國保持著技術上的“封鎖”，不可能向我國擴散我們未來發展所需要的尖端技術。以下幾方面的原因決定了我國必須進行自主創新。
1、發達國家對技術實施封鎖，不讓我國獲得相關技術
為保持技術壟斷地位而獲取壟斷利潤，發達國家不愿意將技術轉移給我國；為保持技術領先的優勢，保證國家安全（尤其對和國防相關的技術），發達國家防范將先進技術轉移給我國；或者發達國家僅僅是因為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而封鎖技術。總之，不管是什么原因，發達國家有他們認為足夠的理由不讓我國獲得相關技術，這一點已經得到了證實。
2、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對我國不一定適用
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在很多方面是針對他們的國情而研發的，而實際上每個國家面對的環境都不同，所以，我國即使能夠引進所有的技術，也未必能找到解決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所切實需要的技術。而且當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時就越是這樣，因為這時可供使用的針對每個國家都適用的技術資源已經很少了，剩下的一大類資源都是各個國家針對自身狀況和特點所研發的技術。這一點從高速鐵路技術的例子中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來：雖然日本、德國、法國都有高速鐵路技術，但是這些技術都是他們針對本國國情所研發的，技術差異巨大，不論我國引進哪個國家的高速鐵路技術，都有一個適應和改造的問題，最終還是要依靠自主研發，顯然越到最后越不可能有國家能夠提供適合中國的更先進的高速鐵路技術。
3、我國的特殊國情與悖論
多數發達國家面對的國情是勞動力相對短缺而資本相對充足，所以其發展的技術更多的是勞動節約型技術。而我國則正好相反，顯然更希望擁有資本節約型技術，這也是我國不得不進行自主創新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同時這也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悖論：我國一方面需要資本節約型的技術，一方面又要進行自主創新，而一般認為自主研發與創新本身就是一項非資本節約型的活動。在此對這個問題不做深入的討論。
4、技術模仿在本質上仍是自主創新的一種
首先，由于我國遭到西方發達國家嚴密的技術封鎖，技術模仿的可能性很小。其次，可能在很多領域根本就沒有適合我國模仿的對象。再者，隨著我國技術水平的發展，一方面可供模仿的技術越來越少，另一方面越高端的技術（或是越晚出現的技術）也越難以模仿。因此，我國要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唯一的途徑就是實行自主創新。
前面的分析建立在對我國經濟增長相關事實分析的基礎上，運用經濟理論對相關事實進行分析與判斷，得出如下結論：我國以往的經濟增長更多的是依賴于要素的積累，而不是創新產生的技術進步，這種經濟增長是難以持續的；未來我國的經濟增長應該更多地依賴創新產生的技術進步，而不是要素的積累；雖然產生創新的途徑包括技術擴散（溢出）、技術模仿和自主創新，但是對于我國的經濟增長狀況而言，未來保持經濟持續增長唯一可行的途徑在于自主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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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增長；二元結構；可持續
中圖分類號：F120.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1-0004-02
關于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是近年來國內經濟學界爭論的熱點問題之一。很多研究嘗試用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方法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來源，以此判斷中國現有經濟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提出未來經濟增長模式的改革建議。關于現在的經濟發展模式，主要有兩種觀點，鄭玉歆（1999）等認為，經濟增長方式具有階段性規律，現階段投資對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階段，不能超越這個階段談論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投資帶動經濟增長會出現一系列的問題。蔡（2007）從勞動力供給方面探討了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問題。本文將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框架內，從勞動、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探討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必要性和具體措施。
一、二元經濟結構下的勞動力供給
劉易斯首先研究了發展中國家典型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下的經濟增長問題。他把一國經濟分成兩個部門，即傳統經濟部門和現代經濟部門。由于傳統部門的存在，現代部門在擴大和增長過程中，只要提供稍微高于傳統部門的工資便可以實現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同時由于現代部門的積累和資本相對于勞動力的有力分配，使得現代部門逐漸擴大。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是以維持生計的工資源源不斷地提供勞動力的傳統經濟部門；另一方面是由積累率制約的不斷擴張的現代經濟部門，直到現代經濟部門的發展把傳統部門的勞動力消耗殆盡，二元經濟結構才會消失，而勞動力無限供給結束的點被稱為劉易斯轉折點。
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國家，作為傳統部門集中的農村與作為現代部門集中的城市發展水平有很多的差距，城鄉分割和地區分割的跡象仍十分明顯。微觀機制上的嚴重缺陷和資源配置的無效率導致中國經濟雖然取得了高速的增長，但是經歷了巨大的波動。在改革開放時期，根據林毅夫的比較優勢理論，充分利用中國的勞動力數量巨大的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吸收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促進了勞動力的轉移。在這個時期中國的人口撫養比下降的人口結構特征；一方面保證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勞動力充分供給，另一方面提高了資本積累率，由此形成的這種人口紅利，通過資源配置機制的改革得以釋放，并且通過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得以實現，從而延緩了資本報酬遞減的過程。中國在勞動力的質量和價格上體現出來的資源比較優勢，通過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地位而得到發揮，國際勞務市場使得中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能夠得到有效配置。
二、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
在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中，投資一直是主導因素，資本形成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已有資料表明，在1978―2008年間，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直穩定在56.2%。在一國工業化過程中，投資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是一個發展過程。羅斯托在其《經濟成長的階段》一書中把經濟增長分為五個階段：傳統社會為發動創造前提條件階段發動階段向成熟推進階段高額群眾消費階段。
按照他的發展階段論，中國正處在向成熟推進階段，投資對國民收入的增長是必不可少的。鄭玉歆（1999）認為，要素投入作為增長來源的相對重要性是隨發展階段變化的。在發達國家，技術進步是增長的主要來源，而在低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對增長的貢獻較小。發達國家在其工業化時期也曾經歷過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要素積累的階段。只是在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后，這種增長方式才發生了改變。從上面的分析可知，中國的投資還處于資本深化階段，我們用新古典增長理論來說明。
在索羅增長模型中，資本積累方程為：Δk=sy-（n+δ）k，Δk為人均資本增長率，s為儲蓄率，y人均產量，n人口增長率，δ資本折舊率，一定量的人均儲蓄必須用于裝備新工人，每個工人占有的資本為k，用于這一用途的儲蓄為nk，同時一定量的人均儲蓄用于替換這就是資本，這一用途的儲蓄為δk，（n+δ）k是資本的廣化，因此上式表示，資本深化=人均儲蓄-資本廣化。當Δk=0時，經濟達到穩態。蔡（2007）認為中國的人口增長率一直在下降，即n在減小。中國的儲蓄率從1996―2007年從36%～51%，即s在上升，一般來說折舊率不會發生太多變化，因此中國還處在資本的深化階段，在沒有達到穩態時，資本存量的增加也會使人均收入得到增長（如上圖所示），假設中國前期處于穩態增長，資本存量為k*1，現在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儲蓄率的上升，使得s1y移動到s2y，（n1+δ）移動到（n2+δ），達到新的穩態資本存量k*2，在此過程中，資本的增加不僅使總產出增加，而且人均收入也會增長。
雖然在現階段，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仍十分巨大，但是單純依靠投資帶動經濟增長會遇到經濟條件的限制，要求我們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1）中國的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造成了經濟結構的失衡，投資形成的過剩的生產能力在本國內需啟動不了的情況下，只能依賴出口，加大了中國經濟風險。（2）中國的生產要素成本優勢的消失，以前中國利用豐富勞動力和國家價格管制造成的工資和利息低廉的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今后的改革會加大企業的生產成本，企業的利潤將來自于創新，來源于生產率的提高。（3）環境壓力增大，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國際對氣候的關注，以前較低的環境成本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將不再出現。中國提出的可持續發展要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就要求我們要改變過去的不斷消耗資源對環境的破壞。（4）資源限制，由于中國的工業制成品附加值不高，每單位GDP 所消耗的資源是發達國家的幾倍，所以對于基礎能源和礦產資源的需求增加，而中國的人均擁有的自然資源十分有限，加上國家對于能源價格的提高，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將面臨巨大的挑戰。
三、全要素生產率及變化因素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即使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被考慮進來，全要素生產率（TFP）仍然構成了人均GDP水平與增長率的跨國差異的主要部分（Easterly and Levine，2001）。已經有一些研究指出：物質資本和無形資本不能解釋今日各國間巨大的收入差異，儲蓄率也僅有有限的重要性，全要素生產率（TFP）才是最重要的，要想理解國家間巨大的收入差異，必須有一個關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的模型（Prescott，1998）。
由于數據的度量和對全要素的定義不同導致了不同的結論，林毅夫、任若恩（2007）在《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相關爭論的再探討》這篇文章中對全要素生產率作了詳細的探討，全要素生產率絕不等同于技術進步，所謂技術進步包括與資本融合在一起的和不包括資本投入的兩類，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所測定的僅是不包括資本投入的技術進步。鄭玉歆（1999）、易綱（2003）在考察東亞經濟增長模式中指出，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有很大的不同，不能忽視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階段性規律。由于對資本度量中包含了人力資本投資，他們認為，中國經濟在現階段靠投資帶動經濟增長是一個階段性規律。鄭京海（2008）指出，盡管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測度出現了較大的分歧，但是通過已有資料的分析，中國近年來的經濟增長越來越靠投資推動，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將使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因此中國經濟發展必須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依靠要素投入轉變到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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