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18 17:32:3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本文采用《麗水統計年鑒2012》的數據，運用主成分分析測度麗水市各地區經濟發展潛力。研究表明，麗水市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潛力存在明顯的空間異質性：蓮都區發展潛力最強；縉云縣、青田縣、龍泉市、松陽縣、云和縣、遂昌縣為處于中間水平；松陽縣、云和縣、遂昌縣慶元縣、景寧縣發展潛力較差。
【關鍵詞】
主成分分析；經濟發展潛力
麗水市是浙江省轄地級市，位于該省西南部、南鄰福建，古稱處州，始名于589年（隋文帝開皇九年），是浙西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全市總面積1729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11.70萬，是浙江省面積最大而人口最稀少的地區。下轄蓮都區及景寧畬族自治縣、縉云、青田、遂昌、云和、慶元、松陽七縣，代管縣級龍泉市。
地區經濟發展潛力能反映一個地區社會經濟系統的發展水平，也是評價一個地區社會經濟系統發展狀況的重要指標。由于麗水市各地區經濟規模、經濟結構、經濟發展質量、可持續發展等方面還存在著差異，對各地區經濟綜合實力進行客觀評價，可以為麗水市今后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提供決策依據。因此，本文首先以麗水市為基本空間單元收集區域發展影響因素，在此基礎上通過主成分分析，提取并分析各主因子的空間分布狀況，在此基礎上進行以下處理主因子得分綜合，得到區域空間發展潛力。
一、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種考察多個變量間相關性的多元統計方法，由皮爾遜首先提出并使用，之后經眾多統計學家不懈努力逐步發展和成熟起來。主成分分析是將原來眾多具有一定相關性的指標，重新組合成一組新的互相無關的綜合指標來代替原來的指標。
在建立縣城單元評價指標選擇的基礎上，運用主成分分析方法（PCA），提取影響縣域鄉鎮地域空間差異的主因子。對各縣城的綜合實力進行評價。
本文選取2011年麗水市13項反映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統計指標，分別為鎮域戶籍人口、縣域暫住人口、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比例、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比例、財政收入、工業產值、農業產值、農民人均收入、旅游收入、鎮域面積、建成區綠化覆蓋面積、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醫院衛生院床位數。
運用統計分析軟件stata對對數據進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作為公共因子，得到方差最大正交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特征值、貢獻率和累計貢獻率。特征值大于1的前三個公因子的累計貢獻率超過80%，可見提取三個因子后，它們反映了原始變量的大部分信息。
二、主因子得分及空間分布
根據因子荷載矩陣分析主因子含義，并根據因子得分系數矩陣，計算各鄉鎮主因子得分，分析各主因子的空間分布特征。
從表1可知：第一主因子主要解釋鎮域戶籍人口、鎮域暫住人口、財政收入、工業產值、農業產值、農民人均收入、旅游收入、建成區綠化面積及醫院衛生院床位數等指標，可命名為社會經濟發展因子。空間分布值排名為蓮都區、縉云縣、青田縣、松陽縣、龍泉市、云和縣、遂昌縣、慶元縣、景寧縣。
第二主因子主要解釋鎮域面積、第一產業就業比例，可命名為傳統產業因子。其值排名為遂昌縣、龍泉市、青田縣、蓮都區、景寧縣、縉云縣、慶元縣、松陽縣、云和縣。
第三主因子主要解釋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比例、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可以名為現代服務業發展因子。其值排名為蓮都區、縉云縣、云和縣、松陽縣、龍泉市、慶元縣、青田縣、景寧縣、遂昌縣。
三、發展潛力評估
依據主因子得分乘以貢獻率權重得到的發展潛力是基于現狀的發展潛力或空間格局。其結果如下表：
從表2的得分和排名可以看出：麗水市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較為明顯。蓮都區是麗水市綜合發展潛力最強，以絕對的優勢名列第一；縉云縣、青田縣、龍泉市、松陽縣、云和縣、遂昌縣為處于中間水平，松陽縣、云和縣、遂昌縣慶元縣、景寧縣發展條件較差。
參考文獻：
[1]張吉獻.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河南省各城市綜合實力評價[J].河南科學，2009（01）
關鍵詞：DEA；低碳經濟；聚類分析；收斂檢驗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2）11-0085-05
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about the Level of Low-Carbon Economy Develop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DONG Feng， LONG Ru-yin
（School of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Abstract： This paper is firstly based on the accurat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aboutthe level of the low-carbon economy development currently.Firstly Author makes low-carbon economy development index by means of DEA to measurethe level of regional 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results show Southern Jiangsu is the best， Central Jiangsu is in the second， and Northern Jiangsu is the last.Then， based on the 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 author analyzes the level of regional low-carbon economy development in Jiangsu. The clustering results indicate that better development area of low-carbon economic include Wuxi， Changzhou， Suzhou， Nantong， Yancheng and Suqian. The Convergence test indicates that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become larger.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sis shows the impact direc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the 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 is positive， and the impact direction of the energy intensity （unit GDP energy consumption） to the 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 is negative.
Key words： DEA； low-carbon economy； clustering analysis； convergence test
低碳經濟的提法最早源自于2003年英國的能源白皮書《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目前國際上對于低碳經濟的公認定義為人類通過技術手段和制度設計，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遏制全球氣候變暖，從而減少由此帶來的各類自然災害的發生和生態環境的惡化，保護人類的生存安全[1]。景躍軍和刁巍楊通過對東北地區低碳經濟發展路徑的研究發現東北地區碳減排成本與能源排放強度、能源消費結構和能源利用效率高度相關[2]；劉鴻淵和孫麗麗以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為基礎，從中觀層面分析了低碳經濟在異質性地區的生成條件和微觀基礎[3]；Zhou等從生產理論的角度，綜合考慮能源、資本、勞動力等相關要素，利用環境生產技術和Malmquist 生產率指數比較了18個OECD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績效[4]；王群偉等利用動態變化的 Malmquist 指數測度了 1996～2007 年我國 28 個省區市二氧化碳的排放績效，并借助收斂理論和面板數據回歸模型分析區域差異及影響因素[5]；Dong等構造了連續Malmquist–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SMLI）用其測算考慮技術可變性的環境敏感生產率[6]；胡宗義和劉亦文用動態CGE模型來模擬分析低碳經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產出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發展低碳經濟對我國各產業影響不盡相同，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經濟的發展，但會導致企業削減就業崗位[7]。
關于江蘇低碳經濟的研究不是很多，主要有以下幾篇代表性文獻，聶銳等利用環境負荷模型與脫鉤理論， 對江蘇未來中長期的經濟發展、能源需求與二氧化碳排放進行了情景分析， 并結合當前的環境政策， 對三種情景下主要指標的參數和結果進行了設計與分析[8]；趙榮欽和黃賢金采用2003～2007年江蘇能源消費和土地利用等數據，通過構建能源消費的碳排放模型對江蘇能源消費碳排放進行了核算[9]；張秀梅等對江蘇1996～2007年的碳排放效應及時空格局進行了分析，得出江蘇全省碳排放量、地均碳排放強度和地均建設用地碳排放都呈現蘇南大于蘇中大于蘇北的分布格局的結論[10]；劉慧等通過設定基準情景（BAU）、低碳經濟政策情景（LES）、推進低碳發展的國際合作與技術轉移情景（ICS）三種政策情景對江蘇未來中長期能源需求與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進行分析[11]。
自從我國政府在哥本哈根年會上提出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相較2005年降低40%～45%目標后，國內外學者對于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問題的研究越來越多，大家的一致意見是低碳經濟是實現碳減排目標、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唯一路徑，并從碳排放績效、因素分解、情景模擬等角度進行了分析。對江蘇碳排放的研究更多集中于江蘇全省，缺乏對13地級市及蘇南、蘇中、蘇北三大經濟區域二氧化碳排放和低碳經濟發展狀況的系統梳理分析。制定低碳經濟發展戰略和實施路徑首先要建立在對當前低碳經濟發展狀況的正確測評和認識的基礎之上，本文正是基于這一現實，先以IPCC碳排放系數計算方法準確測算江蘇各區域二氧化碳排放數據，然后用DEA方法設計低碳經濟發展指數對江蘇各區域低碳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聚類分析、收斂性檢驗和影響因素分析。
一、江蘇區域二氧化碳排放測算及現狀分析
《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將最終能源消費劃分為9類，分別為煤炭、汽油、柴油、天然氣、煤油、燃料油、原油、電力和焦炭，國內二氧化碳排放計算一般計算公式為：
C=∑iaiEi （1）
其中ai為IPCC提供的各種能源碳排放系數，Ei為終端能源消費量（標準煤）。本文沒有將電力作為終端能源放入碳排放總量計算中，原因在于IPCC確定的電力碳排放系數為發電所導致的碳排放，我國2008年火力發電占總發電量的80.48%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0》電力平衡表相關數據計算得到。 ，火力發電所用能源絕大部分為煤炭，各區域所消耗的電力可以分為自發電和買入電，自發電所消耗的煤炭已經在最終煤炭消耗中計算，買入電由于發電所產生的碳排放并不在本區域，而水電、核電等清潔能源碳排放系數為0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中國可持續發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R].2003。 ，所以如果在碳排放總量計算中再加入電力會造成重復計算問題，而且重復的比率相當高，所以本文在最終能源消費中沒有考慮電力，各區域八種最終能源消費量數據來自各地級市統計年鑒，碳排放系數采用IPCC數據。
根據式（1）計算的江蘇全省和三大經濟區域蘇南包括南京、無錫、常州、蘇州、鎮江；蘇中包括南通、揚州、泰州；蘇北包括徐州、連云港、淮安、鹽城、宿遷。 2001～2009年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圖如下：
2001～2009年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年均增長速度蘇南為10.7%、蘇中為9.2%、蘇北為11.8%，三大經濟區域及全省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緩慢，在有些年份還出現反彈增長，2001年三大區域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從高到低排位為蘇南、蘇中、蘇北，2009年的排位為蘇北、蘇南、蘇中，9年間蘇南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由2.52噸/萬元下降為2.00噸/萬元，蘇中由2.35噸/萬元下降為1.77噸/萬元，蘇北下降幅度很小。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一直是蘇南最高，蘇北最低，與經濟發展水平呈高度正相關，2001～2009年三大經濟區域及全省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增長都比較迅速，蘇南增長1.07倍、蘇中增長1.04倍、蘇北增長1.32倍。
二、江蘇區域低碳經濟發展水平測度
（一）研究方法與指標
DEA（Date Envelopment Analysis 數據包絡分析）是研究同類型決策單元相對效率的常用方法之一。1957年Farrell在研究英國農業生產力中首先提出數據包絡思想，1978年運籌學家Rhode、Cooper和Chames正式提出了這一相對效率的研究方法[12]。
假設有n個受評估單元，每個評估單元共有m種投入要素xij，共有s種產出yir，則決策單元O的相對效率衡量指標ho（u，v）可以表示為：
max ho（u，v）=∑sr=1uryor∑mj=1vjxoj
s.t. ∑sr=1uryor∑mj=1vjxoj≤1
∑ni=1λi=1 （2）
本文基于上述DEA模型設計低碳經濟發展指數，投入產出共四個指標，分別如下：
（1）GDP
GDP數據來自各地級市統計年鑒，根據GDP平減指數轉換為2000年價格。
（2）資本存量
張軍等[13]采用永續盤存法來估計各個省和全國的資本存量，計算公式為：
Kt=Kt-1（1-α）+It （3）
其中Kt為基期資本存量、Kt-1為上期資本存量、It為本年度固定資產投資總額、α為固定資本折舊率，本文沿用張軍的思想方法估算江蘇13個地級市的資本存量。方法為用各地級市GDP與江蘇全省GDP之比乘以張軍所測算的江蘇省2000年資本存量估算出各地級市2000年基期資本存量，然后根據式（3）算出各地級市2001～2007年資本存量，其中α根據張軍研究結論取9.6%。各地級市固定資本投資總額數據來自各地級市統計年鑒，所得資本存量數據根據GDP平減指數統一轉換為2000年價格。
（3）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取各地級市年末從業人數。
（4）二氧化碳排放總量
二氧化碳排放總量計算方法見“江蘇區域二氧化碳排放測算及現狀分析”。
（二）低碳經濟發展指數計算結果
本文所設計的低碳經濟發展指數投入變量為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產出變量為GDP，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既可以作為投入指標也可以取倒數作為非期望產出指標，通過規劃求解，可以得到江蘇13地級市及蘇南、蘇中、蘇北三大經濟區域2001～2009低碳經濟發展指數，結果見表1。
從結果來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分別作為投入和非期望產出得出的江蘇區域低碳經濟發展指數差別不大，本文主要以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作為投入來進行分析。從全省范圍來看：除2009年外，江蘇低碳經濟發展指數是逐年下降的，2001年為0.966，2009年為0.83，由于當時沒有2010年的相關數據，本文無從了解在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大會后我國各級政府日益重視碳排放問題背景下江蘇2010年的低碳經濟發展指數是否有所提高。
就區域來看，比較9年平均值和絕大部分年份，蘇南低碳經濟發展指數最高、蘇中其次、蘇北最低，這種排位與三大區域的經濟實力相對應，根據區域低碳經濟發展指數平均值排名前三個城市分別是蘇州、鹽城和無錫，其中兩個位于蘇南，一個位于蘇北，平均值排名后三個城市分別是連云港、淮安、南京，其中兩個位于蘇北、一個位于蘇南。鹽城低碳經濟發展指數較高與其工業化和人民生活水平較低有關，鹽城2009年第二產業比重只有48.2%，遠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人均GDP為25553元，排在江蘇13個地級市第10位，較低的工業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減少了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從而提高了低碳經濟發展指數。蘇南低碳經濟發展指數在三大區域最高，而位于蘇南的南京低碳經濟發展指數位于江蘇全省倒數第三位令人意外，但是分析單位GDP 二氧化炭排放量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數據就會理解本文所設計的區域低碳經濟發展指數的合理性和準確性，南京2009年單位GDP 二氧化炭排放量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3個地級市中都排第2位，而低碳經濟發展指數排第2位的鹽城單位GDP 二氧化炭排放量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3個地級市都排在第12位。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會增加二氧化碳排放，但是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和提高能源效率可以提高碳排放效率從而提升低碳經濟發展指數，同處蘇南的蘇州和無錫為南京作出了榜樣。
依據DEA方法的BCC模型將區域低碳經濟發展指數分解為純技術效率指數和規模效率指數，結果見表2。
表2顯示了江蘇及各區域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指數的分布情況。蘇南和全省純技術效率為1，比較9年平均值，純技術效率蘇南最高、蘇北最低，規模效率相反蘇北最高、蘇南最低。純技術效率為1或接近1，而規模效率小于1時，這說明被評價單元本身的技術效率而言沒有投入需要減少、沒有產出需要增加，被評價單元的綜合效率沒有達到有效（即1），是因為規模、投入、產出不相匹配，需要增加規模或減少規模，規模效率與我國的產業結構、工業結構、能源消費結構都有很大關系。
三、江蘇區域低碳經濟發展水平分析
（一）聚類分析
根據上文得到的江蘇13地級市2001～2009年低碳經濟發展指數進行聚類分析，聚類樹形（圖4）。
按照聚類分析結果將江蘇13地級市分為三類，其中低碳經濟發展較好地區為無錫、常州、蘇州、南通、鹽城、宿遷；低碳經濟發展居中地區為揚州、鎮江、泰州；低碳經濟發展較差地區為南京、徐州、連云港、淮安。從中可以看出低碳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級市還是集中在經濟發展水平較好的蘇南地區。
（二）收斂性分析
技術創新理論認為一種新技術滲透到新市場，必然經歷發明、創新和擴散三個階段[14]，如果落后地區能夠吸收和學習先進地區的技術，這樣技術知識的擴散效應會使落后地區獲益，因為技術的模仿總比創新成本高，因此當落后地區比先進地區在技術學習上處于更有利位置時，兩地經濟增長就會出現收斂的趨勢[15]。利用收斂理論檢驗江蘇13地級市低碳經濟發展指數是否有收斂趨同的趨勢。
借助Barro和Sala-i-matin[16]的研究成果，本文設計的β收斂公式如下：
lnEEit-lnEEi0T=C+βlnEEi0+ε （4）
其中lnEEi0表示期初相關指數（低碳經濟發展指數、純技術效率指數、規模效率指數）自然對數值，lnEEit表示第t期相關指數自然對數值，T表示時間跨度。如果β
收斂檢驗表明：低碳經濟發展指數、純技術效率指數、規模效率指數均不存在收斂，表明江蘇13個地級市2001～2009年的低碳經濟發展存在不均衡現象，各市低碳經濟發展存在差異變大趨勢。
（三）影響因素分析
前文分析了江蘇低碳經濟發展指數及組成，但是并未對指數變動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本部分以低碳經濟發展指數作為因變量，引進相關影響因素作為自變量進行分析。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數據可得性，本文從經濟發展、經濟結構、能源效率三個方面考察各因素對資源型城市轉型績效的影響，表4給出了相關影響因素變量的定義及說明。
從式（5）可以看出：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對江蘇低碳經濟發展指數的影響為正方向，能源強度對江蘇低碳經濟發展指數的影響為負方向，即人均GDP和第三產業比重越高，江蘇低碳經濟發展指數越高，能源強度（單位GDP能耗）越高，江蘇低碳經濟發展指數越低。這些結果都符合本文的理論預期，經濟發達地區由于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碳排放效率較高，低碳經濟發展水平也較高；第三產業單位GDP二氧化炭排放量遠低于第二產業，積極發展第三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是實施低碳經濟的必由之路；高能源強度帶來的必然是高碳排放和較低的低碳經濟發展指數。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利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設計低碳經濟發展指數對江蘇各區域低碳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度，投入指標為資本存量、人力資本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產出指標為GDP，測評結果顯示三大經濟區域蘇南低碳經濟發展最好、蘇中其次、蘇北最低，13地級市低碳經濟發展前三名為蘇州、鹽城和無錫。利用低碳經濟發展指數的聚類分析結果表明低碳經濟發展較好地區為無錫、常州、蘇州、南通、鹽城、宿遷。低碳經濟發展指數收斂分析表明各區域低碳經濟發展存在差異變大趨勢，影響因素分析表明經濟發展和第三產業比重對低碳經濟發展指數影響方向為正，而能源強度對低碳經濟發展指數影響方向為負。
結合分析結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議：（1）積極調整產業結構，發展現代服務業。第三產業單位能耗低、碳排放低，同時第三產業比重的提高也是經濟發展、轉型的重要標志，發達國家第三產業比重都在2/3以上，我國2010年底也只有43%。據測算，服務業單位增加值能耗僅為工業單位能耗的1/7，碳密度只有能源行業碳密度的1/10左右，發展現代服務業既能提升產業層次、優化三大產業比例，又能降低單位GDP碳排放量。（2）調整能源結構，積極開發新能源。江蘇可再生資源較為豐富，地熱資源地勢優越地區面積占全省總面積的38%，開發后全部資源量折合標準煤量達到56億噸；風場資源量居全國第七，可開發量約2100萬千瓦；全省森林覆蓋率達到16.9%，濕地面積占全省面積的21.5%，灘涂面積占全國總面積的1/4，這些可再生資源為江蘇發展低碳經濟提供了有利的現實條件。（3）政府要建立相應的管理體制，給予政策支持，為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制度、法律保障，支持企業發展先進技術，鼓勵企業對低碳技術進行引進和自主研發。（4）企業應抓住低碳產業轉型升級的機遇，重視低碳技術更新和自主知識產權研發，將能源消耗列入企業預算，實行節能計劃，以市場為導向，以技術為支撐，謀取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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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 經濟發展水平 評價體系 層次分析法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8-0150-03
引言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① 全國各地區的經濟面貌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由于各自經濟發展起點和地理環境等方面的原因，中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差異。對于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而言，如何真實反映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已經成為經濟研究的重點。
中國目前主要應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對中國及中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進行評價，其核心指標是GDP。但是經濟總量并不能完全概括經濟發展的內涵，因而在衡量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上GDP法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真實反映區域經濟發展差異。
本文將應用層次分析法從經濟發展內涵出發建立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該評價體系能更為全面、真實的反映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并且通過對2008年統計數據的實證研究，得到中國各地區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同時，以評價得分為依據，對中國31個地區經濟發展類型和階段進行分類，并從中得到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特點。
一、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的建立
（一）評價體系的理論基礎
為評價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本文將利用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構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該方法主要依據決策者的主觀判斷，對決策進行量化描述，較多應用于結構復雜且指標不易量化的評價問題。由于經濟發展內容廣泛且不易從單一指標度量，因此本文將應用此方法，從經濟總量、經濟結構、制度水平、創新水平等四個方面進行構建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
1.經濟總量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體現，也是國際上較為公認的經濟發展度量指標，因此在我們的評價體系中，包含這一指標。這里度量經濟總量沿用現在國際主流標準，即地區生產總值（GDP）。
2.根據經濟增長結構理論，經濟結構變化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比如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消費結構和分配結構等方面的變化不僅是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同時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表現。其中產業結構主要體現地區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就業結構用來說明地區勞動力需求大小，消費結構用來體現地區居民消費能力和市場潛力，分配結構則用來衡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3.制度對經濟發展發揮重要作用，特別是可以有效保護產權的制度不但可以促進有效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投資，而且可以進一步促進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發展。自1978年，中國的經濟制度在所有制、市場和開放水平等方面均發生了顛覆性變化，因此我們必須將經濟發展與制度聯系起來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一個標準。
4.經濟增長與發展離不開技術進步和創新能力，并且根據Krugerman（1993） 和Young （1995）的研究，技術進步恰恰是很多新型產業國家經濟發展和能否持續獲得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因此，為了衡量不同地區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我們將創新能力作為一個主要的經濟指標，而創新能力的獲得恰恰源于對人才的培養和對科研的投入。
（二）評價體系的建立
根據以上對于評價體系的理論描述，主要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指標及計算公式（如表1所示）。
目標層A：以經濟發展水平為核心，逐層構架系統的，有層次、有邏輯的評價體系。
子目標層B（4個）：是在整體上把握體現經濟發展水平的四大方面，即經濟總量水平、經濟結構水平、制度水平和創新水平，從定性角度對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整體的把握。
過渡層C（11個）：在四大準則的基礎上，對各個準則進行擴展，更詳細的概括出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使得整個評價體系更全面和系統，連接定性指標與定量指標。
指標層D（15個）：以11個要素為基準，指標層采用具體化可測的指標數據，使指標體系從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進行轉變，使評價體系更具有說服力。
（三）評價結果的形成
形成該評價體系評價結果的主要步驟依次是構建判別矩陣并通過一致性檢驗、得出15個指標層指標權重、無量綱化31個省份2008年原始數據以及利用公式得出評價結果。
1.根據層次分析法構建判別矩陣。層次分析法的判別矩陣是根據九級標度①將本層次要素Ai和Aj相對于上一層次的要素Ck（k=1…m）按重要程度進行兩兩比較構造而成。同時，判別矩陣必須通過一致性檢驗，② 即CI0.1，則說明判別矩陣未通過一致性檢驗，必須調整判別矩陣的標度。
2.確定指標權重。根據通過一致性檢驗的判別矩陣，利用YAAHP層次分析法計算軟件，得出指標層15個指標的權重。
3.對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得出評價結果。由于需要用不同性質的指標來反映評價對象的不同側面和特征，因此指標體系中有定量指標、定性指標、絕對指標（數額）和相對指標（比率）。為了能夠在指標間建立起統一的計算、比較準則，需要將所有的指標進行轉化和無量綱化處理，使指標轉變為與權重表達相同的以百分數表示的無量綱的相對指標，進而進行加總處理。
具體的無量綱化的方法是標準化方法，即處理后的各指標的標準差為1，均值為0，使得處理后的數據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不與指標權重產生重疊。應用公式③得出最終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結果。
二、實證結果及分析
對中國2008年31個地區15個指標層數據運用SAS軟件進行標準化處理后結合注釋①中的公式得到中國31個地區（除港、澳、臺）的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結果[6]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9》、《中國貿易外經統計年鑒2009》、《中國工業統計年鑒2009》、《中國經濟貿易年鑒2009》、《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2009》）。
（一）評價結果有效性檢驗
作為重要的發展指標，人均GDP一般被用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本部分為了評價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是否有效，將人均GDP和此評分結果做相關性檢驗，若相關系數達到0.5以上，且P值小于0.01，則說明，該評價體系的評價結果是有效的。
運用SAS對此評價體系的評價分數和人均GDP數據的標準化后并進行相關性檢驗，得到相關系數R=0.5842，P值=
0.000559
（二）評價結果分析
根據得分結果，可簡單的將中國31個地區分為五部分：①第一部分（得分1~1.5）為廣東、江蘇；第二部分（得分0.5~1）為山東、浙江、上海；第三部分（得分0~0.5）為福建、北京、河南、河北、遼寧、湖南；第四部分（得分-0.5~0）為湖北、天津、四川、廣西、安徽、云南、重慶、山西、江西、貴州、內蒙古、黑龍江、新疆、吉林、山西、甘肅、寧夏、海南；第五部分（-1~-0.5）為青海、。
從分類結果上看，中國各區域經濟發展存在明顯差距，經濟發展最強的廣州和最差的之間相差了2.5分。同時，經濟較發達（得分大于0.5）地區僅占全國的16.13%，經濟不發達地區得分小于-0.5）僅有兩個，占總數的6.5%。中國60%地區經濟發展具有較大潛力（評分結果介于-0.5~0之間），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會對中國整體經濟發展發揮重大作用。
結論與討論
利用層次分析法建立經濟發展評價體系，使定性的問題定量化，過渡自然。建立該評價體系的數學方法為運籌學的層次分析法，簡稱AHP。該分析方法是將難于選擇的定性問題，通過建立較主觀的判別矩陣得出各指標的權重，即重要程度，再與進行無量綱化（標準化）后的指標數據進行加權得出評價結果。在這個過程中，判別矩陣的一致性檢驗和不同單位級的無量綱化（標準化）保證了評價結果的準確性。
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具有一定的應用價值。該評價體系從四大方面，15個指標對經濟發展整體進行描述，使得評價結果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再者，可以通過對15個指標數據的深度分析，得出自身在經濟發展中的優勢和劣勢，制定符合自身經濟發展特點的政策，進而揚長避短，經濟取得更好的發展。
但是，由于層次分析法的基礎是較為主觀的判別矩陣，所以該評價體系的評價結果也存在一定的主觀性，不能達到完全的客觀。若想該評價體系具有更廣泛的說服力，就必須使得判別矩陣的主觀性削弱，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構造判別矩陣時，廣泛聽取專家的意見獲得大部分人的認可。若能克服掉主觀性對于指標權重的影響，那么該評價體系會取得更大的發展，可以進一步的應用到各省對于未來經濟發展政策的設計，投資方向的選擇和對各省各地市經濟發展水平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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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發達國家；欠發達地區；金融支持經驗
發達國家根據在本國各地區經濟發展差異不斷擴大的趨勢，采取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和傾斜性金融支持政策，解決了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和貧富差距的問題。同時，對促進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金融支持方面，總結了較好的經驗和教訓，提高了經濟發展水平。盡管國外不同國家的金融管理體制和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性，但發達國家對欠發達地區金融支持的經驗對我國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和強化金融支持功能提供了有利的研究基礎。要改革我國金融管理體制和經濟發展體制，要在堅持適應性、合理性、有效性的原則下，結合國外欠發達地區金融發展的的經驗，無疑是在我國各個區域經濟發展差異不斷擴大的背景下，提高欠發達地區金融發展水平，促進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水平，縮小貧富差距，完善我國金融管理體制，保證全國政治穩定及和諧社會事業的順利完成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發達國家對經濟欠發達地區金融支持經驗
美國和日本在世界上是屬于經濟較發達的國家。根據國內的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的原因，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采取了相關的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金融支持政策。本文主要介紹美國和日本對欠發達地區的金融支持經驗。
（一）美國對欠發達地區金融支持的經驗
美國的經濟欠發達地區主要分布在美國的西部和南部。從歷史來看，美國20世紀中期開始，為了縮小各個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采取了一系列的金融支持措施來推動經濟落后地區經濟的發展。美國對促進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經驗可以總結以下幾個方面；
1.制定出一系列的法律法規
美國為了改善欠發達地區的經濟情況，主要針對農業和經濟開發制定出相關的法律及法規，并不斷建立和完善。農業經濟發展方面，先后出臺了宅地法、土地法，草原植樹法和農村發展法等相關法律及法規。欠發達地區經濟開發和礦產開發方面，田納西流域開發法，地區再開發法、經濟機會均等法、社區再投資法、公共工程與經濟開發法、人力訓練與發展法、阿巴拉契亞區域開發法等法規先后出臺。使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和開發的相關法律及法規在不斷完善中發展，對促進經濟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提供了長期較穩定發展的保證，并通過對各種經濟手段加以嚴格規范和控制，從而確保給予該地區在經濟開發過程中的自由公平競爭的環境，為合理的資本流動提供了制度平臺。
2.采取了傾斜欠發達地區的金融調控政策
對經濟發展差異的地區采取傾斜性的金融宏觀調控政策是非常必要的。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采取適合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需要的政策是欠發達地區經濟和金融發展的現實需要。美國對經濟欠發達地區采取了差異性的金融調控政策。傾斜性的金融調控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對經濟欠發達地區金融機構要求相對較低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備付金率、貼現率，對金融機構設置較低的資本金要求等。以上對欠發達地區金融機構傾斜性的金融調控政策對經濟欠發達地區金融發展事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針對性的對經濟欠發達地區采取的金融調控政策背景下，保證了對經濟欠發達地區需要信貸資金的穩定性。解決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需要的資金，有利于促進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緩解民族矛盾和提高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
3.在欠發達地區建立了比較完善的金融支持體系
美國采取相應的有效措施，不斷完善了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金融支持體系。從中央銀行分行角度來說，聯邦銀行可以根據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來制定適合其發展的傾斜性貨幣政策；從商業性金融機構來說，已有大量的地方商業銀行對經濟欠發達地區提供優惠信貸資金；同時在相關法律的執行過程中，保證了穩定的優惠信貸資金的供給；對政策性的金融機構來說，美國為了促進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建立了多種政策性金融機構，譬如，聯邦土地銀行農場電氣化管理局、農業信貸局以及農作物保險機構等政策性農業信貸機構。這些政策性金融機構為發展欠發達地區經濟和一些基礎設施建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如1933-1968年期間，美國南部地區商品信貸公司235億美元的抵押貸款對美國南部農業發展投入了巨額資金[1]，刺激了美國南部地區的農業現代化與機械化進程，同時促進了農業的產業結構，然而，使美國南部地區已成為了在美國重要農牧商品的生產基地。
4.合理引導私人資本，促進欠發達地區的經濟開發
由于開發經濟欠發達地區需要大量的資金，只依靠政府撥款是遠遠無法滿足經濟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需要的資金。因此還需要借助依靠不同渠道的私人資本投入，才能會盡最大可能的解決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需要的資金需求。美國聯邦政府實施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計劃的過程中吸引私人投資采取了有效的政策。第一、增加了公共投資，目的就是給私人投資者提供長期的就業機會和便利，加強私人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欠發達地區水利、交通、公共衛生及設施、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基礎建設；第二，采取優惠信貸的形式吸引私人投資者和發達地區的高素質人口向經濟欠發達地區靠攏，創造了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環境；第三，制定一系列的經濟措施和金融政策，吸引國內外私人投資流向欠發達地區。美國采取以上政策與措施在大范圍地豐富了市場的投資主體，使經濟增長格局多元化，為美國的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飛速增長提供了必要的基礎與保障。
（二）日本對欠發達地區金融支持經驗
日本在20世紀中期以來，在東京、名古屋和大阪為中心的地區以及地理上相隔很遠的低收入的邊緣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差異呈現較明顯。日本為了解決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問題，采取了許多金融支持措施。日本對欠發達地區金融支持的經驗可以總結以下幾個方面；
1.建立健全的金融支持法令
對經濟欠發達地區，采取國家干預的模式，制定金融支持法令是對欠發達地區金融發展具有非常的現實意義。全國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各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必然要求不同的金融支持政策的制定。日本在制定全國性的金融支持法令的同時，還比較注重制定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金融支持法令。對欠發達地區的金融支持法令制定的重視不僅在工業發展方面，還在農林發展方面，對金融支持法令還做到靜態制定和動態調整，提出了明確的制定目標以及相應的實現辦法，從而為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做出了法律制度方面的奠基。
2.制定完善的金融支持計劃
在健全的法律法規的制約和保障下，日本制定了較為系統的金融支持計劃[2]，對發達地區實行“綜合規劃，分期實施”的開發辦法[3]。這些計劃具有明確的目標和期限，具有連貫性和重點開發性質，并使各個期的開發目標與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狀況和諧適應發展。這樣不僅方便了開發主體及時檢驗開發效果，為所遇到的問題采取合理的措施，還便于計劃的制定者對特定時期的經濟發展要求制定新的開發目標和具體舉措，同時對前一次制定的計劃進行及時總結、補充和修正。
3.建立完善的政策性金融機構體系
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增加政策性金融機構是提高弱勢群體收入水平，解決金融供求矛盾的必要性措施。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機構種類繁多、分工精細，相應的體系也比較完善，政策性銀行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對大企業，如日本的輸入、輸出銀行負責向進出口企業提供相應的金融支持；公庫的融資對象以中小型企業、農林漁業和一般民眾，具有較明顯的社會福利色彩；公團則是以政府名義，將民間的資本投向社會公共事業作為資金贊助；而事業團是為了特定的行政目的而設置的。這些政策性的金融機構的設置，無論對于經濟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來說，都在各自領域為所在地區的工業、農業以及貿易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4.采取多樣化的籌資方式
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資金需要的猛增，必然要求增加籌借資金途徑的多樣化，沒有大量的資金來源，難以滿足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需要。日本在開發欠發達地區的過程中，采取了不同方式的籌資手段。第一，通過借助國家財政補助，向欠發達地區進行大量的資金投入及不斷增長；第二，為欠發達地區通過政策性金融機構發放低利率貸款的方式籌集大量資金；第三，通過采取不同措施提高儲蓄率從而吸收大量的民間閑置資金的方式進行籌集開發資金；第四，通過以成立農民群眾共同組織吸收農家的閑散資金的形式來為欠發達地區的農業發展提供大量資金；第五，通過頒布相關的法律條例規定，部分欠發達地區可以發行特殊債券為欠發達地區籌集資金。
二、國外金融支持經驗對我國欠發達地區金融發展的啟示
國外發達國家對欠發達地區的金融支持經驗，對促進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效果較明顯，也是政府干預金融業務的結果。采取金融支持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開發和發展欠發達地區，縮小各國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發達國家對欠發達地區金融支持的大部分經驗具有相同性的特點。主要是創造支持欠發達地區金融支持的法律環境，實現投入資金主體的多樣化，金融調控政策差異性，完善金融結構等方面采取優惠政策的特點。這些經驗，緩解我國欠發達地區金融支持功能不斷弱化的趨勢，實現當地金融結構優化、增強金融管理體制、提高經濟發展水平、縮小區域發展差異和貧富差距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加快建立欠發達地區開發和經濟發展相關法規的步伐
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有關的法律和法規處于缺乏的狀態，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的制定帶有隨意性和非連續性的特點[4]。因此，有必要加快建立適合欠發達地區金融支持政策有關的法律體系的步伐。只有把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異提高到國家法制建設的高度，才能使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有充分的法律保障。也是欠發達地區經濟開發和促進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保證，同時也是完善我國法律體系和改善金融服務功能的前提條件。根據我國各個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呈不斷擴大的趨勢下，結合中央十八的的精神，促進針對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和經濟開發有關的法律法規建設，根據欠發達地區資源優勢，礦產資源豐富和民族特色產業方面的的特點，制定發展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具體計劃。同時確定金融支持法令和制定金融支持的計劃等手段，創造對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金融支持政策的法律環境。
（二）對欠發達地區采取傾斜性的金融調控政策
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和金融發展水平不斷擴大的背景下，改變全國統一金融發展政策，針對欠發達地區采取傾斜性的調控政策是很有必要的。因為，欠發達地區在經濟發展環境和金融發展滯后的狀態下，統一的金融發展政策不利于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因此，對欠發達地區金融機構要求區別性的法定存款準備金，備付金，貼現率，資本金等的最低要求，有利于改善欠發達地區金融服務功能。同時商業性金融機構提供優惠信貸資金，建立多種政策性金融機構來增加政策性信貸資金的投入，對促進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在我國金融政策的統一性，無差異性的缺點也不斷完善。目前經濟發展滯后的地區，金融服務功能也呈弱化的趨勢，是增加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和貧富差距的主要因素
（三）完善欠發達地區的金融支持體系。
根據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實際情況，采取建立完整的金融支持體系是非常有必要的，貨幣政策上采取傾斜的政策的同時，商業性金融機構增加優惠貸款的比例，同時結合欠發達地區的實際情況，建立多種商業性和政策性金融機構來解決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需求。這種政策的實施有利于改變目前欠發達地區商業性金融機構金融服務功能弱化，信貸資金外流嚴重和政策性金融機構功能的提高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有利于調整欠發達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對促進農業產業化，提高農業發展水平的意義重大。
（四）對欠發達地區采取多樣化籌資的方式
發達國家具體采取的國家財政補助方式，政策性金融提供資金，利用農民閑置資金，為欠發達地區籌借資金發行特種債券的形式解決資金等措施，結合欠發達地區的實際情況，政策性金融提供金融服務的能力不足，在合理引導私人資本、社會資金和國外資金對欠發達地區籌集資金不足的狀態下，采取有效金融支持政策，增加銀行機構優惠信貸資金投入，籌集民間資本，發行特別債券和吸引外資的多種籌集資金途徑，解決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只有保證大量的資金來源，才能順利完成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創造對社會穩定有利的環境。
三、結論
國外各個地區金融發展水平差異的不斷擴大是金融發展自由化理論的結果，各個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化程度有差異的情況下，根據金融自由化的發展模式，無法充分實現經濟發展金融支持的功能，同時金融發展對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在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差異不斷擴大的背景下，政府有必要合理干預調節金融發展水平，既制定相關法律，采取傾斜性的金融宏觀調控政策，籌集資金的多樣化等措施，充分發揮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功能，解決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的問題。國外對欠發達地區政府干預金融發展采取的一系列對策，是金融約束理論的主要體現。一個國家的內部及各個區域的資源優勢、自然條件、經濟發展條件、居民收入水平、文化因素、金融生態環境等一些列問題直接影響金融發展水平。在現代金融模式下，各個國家第一產業和中小企業是屬于弱勢群體，金融業自然排斥欠發達地區的弱勢群體，影響經濟發展，引起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需要資金的難度。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都離不開銀行信貸的支持，在國內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必然影響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不管是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根據國內各個區域的特殊性的基礎上，為了提高全國經濟發展水平有必要采取有效地金融支持措施來推動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另外，銀行業特殊的經營方式必然排斥欠發達地區的弱勢群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金流向經濟效益好的項目或地區。根據這種資金的流向，如果國家不采取有效措施，不進行控制，是無法制止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社會矛盾惡化的局面。
國家經濟發展差異性趨勢，必然影響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的水平。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環境必然影響金融發展水平，沒有國家的干預和健全的法律體系的保證，很難改變欠發達地區金融機構排斥弱勢群體的狀況和金融服務功能不斷弱化的趨勢。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環境的改善，促進經濟發展水平，只能充分發揮政府主導地位，建立完善的法律體系，投資環境的改善，增加國家財政的補助、增加優惠銀行信貸資金的投入，私人資本的參與，社會資金的籌借，利用適當國外資金等方面采取針對性，差異性，優惠性，傾斜性的大量工作，才能達到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目的。這種優惠政策的背景下，才能解決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的問題，提高經濟發展水平，解決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和貧富差距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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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實證分析
當前國際公認的唯一反映經濟總量(總產出)的綜合性指標是地區生產總值(GDP)，所以仍把GDP作為評價經濟發展的首要指標［4］;由于當前經濟發展要更關注經濟增長的效率及協調性，為此采用了人均GDP;經濟規模不僅要體現產出的大小，同時也要從基礎設施的水平、人們的總體消費水平這一層面來反映，為此采用地區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來體現地區的基礎設施水平，用地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來體現一個地區的總體消費水平。(2)產業結構。指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關系以及三次產業內部各個行業之間的比例關系，分為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為此采用第一產業地區生產總值，第二產業地區生產總值，第三產業地區生產總值來反映產業結構。(3)人民生活。反映地區居民的生活水平，由于我國居民分為了城鎮和農村兩個大部分，為此采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這兩個指標來反映居民生活水平。(4)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地區經濟發展是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是地區經濟發展綜合評價的一個重要方面。可持續發展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及實現經濟增長與資源利用、污染防治、生態維護間的協調性等內容，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采用城市園林綠地面積、工業廢水排放達標量這兩項指標。因此，選取的11個指標分別為X1-地區生產總值，X2-人均GDP，X3-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X4-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X5-第一產業地區生產總值，X6-第二產業地區生產總值，X7-第三產業地區生產總值，X8-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X9-農村人均年純收入，X10-城市園林綠地面積，X11-工業廢水排放達標量。數據選取與處理為了綜合評價我國各省市、自治區經濟發展水平，利用建立的一套綜合指標體系，采用2010年各省市、自治區相應指標樣本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利用SPSS軟件，運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計算出各省市、自治區經濟發展綜合排名［5］。分析結果前兩個主成分解釋了全部方差的91．135%，即包含原始數據的信息總量達到了91．135%，這說明前兩個主成分代表原來的11個指標評價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有足夠的把握。
結論及建議
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很大差異。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排名中，東部地區11省市中除海南以外，其他各省市都排在了前11名內，而中西部地區的排名則相對靠后，特別是西部地區大部分省市、自治區的排名都比較靠后，這個結果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客觀情況相一致，反映出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實形勢。經濟發展水平不僅考慮到了當前的實際情況，同時也將未來的發展能力考慮其中，北京、上海等地區的當前發展情況數一數二，但長遠考慮其可持續發展能力不如江蘇、浙江等地區。近年來，通過各方面的不斷努力，我國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速有了明顯的提高，但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絕對差距還是相當大，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還是很突出。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在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市場化程度等方面的差距仍然在不斷拉大;很多地區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以破壞環境、大量消耗資源為代價的，這種經濟增長模式不利于地區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一些落后地區在發展過程中不積極主動地尋求高效的發展模式，而是被動地依賴國家政策支持，如果單純地靠這種模式發展，地區的經濟很難達到較好的水平。
作者：羅丹 單位：重慶工商大學
關鍵詞：經濟發展 指標體系 熵值法 路徑依賴
一、引言
我國經過了長達20年的經濟發展“大穩定”之后進入了經濟發展的“平庸時代”，即中國進入了經濟發展新常態。在經濟新常態最主要的特征體現在由于要素供給不足、資源配置的效率低下和創新能力后勁不足等原因所導致的我國經濟發展的結構性減速。世界三大評價機構之一惠譽在2012年的數據中表示，中國經濟發展的數據顯示已經進入了“新常態”增長，在“新常態”下，我們需要轉變以前的經濟的發展觀念和增長方式以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新”特點。在新的經濟發展態勢下，很多學者已經意識到以往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已經不再適用于衡量我國經濟發展質量，因此我國學者們紛紛從不同的領域角度出發試圖構建適用于我國現實情況的全面、綜合的指標體系。
從區域的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全海娟從區域的角度出發為其協調可持續發展構建了包含有社會、經濟、環境、人口、科技等在內的綜合性指標體系，并以長江三角洲為實證研究對象將其經濟協調發展做了全面系統質量評價。李答民從增長、結構、關系、制度和可持續發展五個方面刻畫了區域的經濟發展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并建立相對應的模型對區域的經濟發展質量進行數據分析。考慮到我國目前日益嚴峻的資源和環境問題所導致的經濟發展瓶頸，陳德全等以浙江地區為研究對象，為其構建了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唐保國從經濟聯系、分工、差距、要素協調和整體效率等五個方面構建了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從我國經濟發展全局的角度來看，李麗莎區分了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兩個容易混淆的經濟名詞，并創造性地將經濟發展質量評價指標系統劃分成數量子系統與質量質量子系統，提出了一個構建指標體系嶄新的視角。王茂禎與馮之浚在我國現階段循環經濟基礎上，設置了包含9 個一級指標、52 個二級指標的循環經濟創新評價體系并對全社會和各地循環經濟創新狀況進行總體的定量判斷。在新常態背景下，GDP已經不能成為衡量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陳孟婷通過使用主成分分析得出一個綜合指標作為GDP的替代指標，更能全面的反映出國家或是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潘文硯從縱向和橫向采用多種評價模型對中國低碳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多維評價，結果證明我國的低碳經濟存在顯著地地區異質性。
本文以我國的省域為研究的地理單位，將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劃分成經濟、社會、科技和環境四個子系統，采用熵值法為各個指標賦予權重并將我國各省份地區的2014年的經濟發展水平計算和排序。
二、指標體系的構建與實證研究
（一）數據來源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的評價數據采用的是2014年中國除之外的30各省市地區的相關數據，數據來源為各省區市的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年鑒》等。
（二）指標體系的內容
我國疆域遼闊，地區之間存在著顯著地異質性，本文試圖建立一套能夠普遍適用于各個省市地區同時能夠反應出該地區經濟發展的內涵，因此考慮到每個省市地區發展的差異性以及指標體系的全面性，本文從經濟、社會、科技和環境四個方面來刻畫省域地區的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具體指標體系內容如表1所示：
（三）計算指標權重
首先，數據非負數化處理：設置權重使用熵值法時無須進行標準化但是需要進行非負數化處理，因為負數是無法進行對數處理。處理方式如式1所示：
（四）指標權重賦值
將除外的中國30個省市地區的指標數據帶入權重，計算出各個省市地區的經濟發展的評價值并對其進行排序，所得結果依次是江蘇、廣東、浙江、山東、上海、湖南、天津、河南、湖北、安徽、北京、遼寧、福建、重慶、河北、四川、江西、吉林、廣西、陜西、山西、甘肅、內蒙古、黑龍江、云南、新疆、貴州、海南、寧夏、青海。根據每個省市的評價得分將30個省市劃分成三個層次，分別是高（H）、中（M）、低（L）三個層次，其中每個階段的省市地區如圖1所示
從圖1中我們可以看出，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聚集在東部沿海地區，中部地區的省份如四川、湖南、湖北等城市的經濟發展為中等水平，而西部地區以及部分交界省份如廣西、云南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從空間分布上來看，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顯著地路徑依賴，東部地區的省份經濟發展水平普遍較高，而東中部地區經濟發展速度則較為低緩，可見經濟發展存在著顯著地溢出效應，本地區經濟發展狀況與相鄰省份地區的發展情況相互影響。從評價得分的情況來看，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呈現東向西逐漸降低趨勢，得分最高的是江蘇省的15627629.65，得分最低的是青海省的12635.77，由此可見各個省份經濟發展存在著顯著差異，因此在制定經濟發展決策的時候需要因地制宜。
三、結束語
本文從社會、經濟、環境和科技四個方面構建了經濟評價的綜合指標體系，對我國除外的30各省市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進行了綜合評價，得出我國的經濟發展呈現出了東高西低的態勢且差異較大，同時經濟發展狀況還存在著顯著地路徑依賴。由此可知，西部地區應該將發展的重心放在經濟建設方面，加快經濟發展的步伐盡量縮小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差異，同時中東部地區在發展經濟時也要注重環境的保護以及科技創新，增強本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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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旅游經濟；社會網絡分析；江西
一、引言
社會網絡分析法自從20世紀的30代開始出現后，長期用于社會網絡結構和社會關系的研究中[1]，隨后在情報學、經濟學等方面得到延伸發展。由于旅游經濟由復雜的系統要素構成，社會網絡法對其有很強的適應性，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社會網絡分析法運用到了旅游當中研究，并逐漸得到重視，也有某些學者認為其是研究旅游的絕好方法[2]。
目前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法在旅游中的研究雖然并沒有完全成熟，但是發展迅速，并已取得了許多的相應的研究成果。Pavlovich通過對新西蘭維特摩洞穴景區的研究，分析了目的地發展要素網絡演變及其服務設施的演變[3]；。國內的學者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法研究旅游的時間要晚于國外，但是發展迅速。楊興柱等人，利用社會網絡分析法，結合南京市個景點間的實際情況研究了其旅游流的網絡結構特征[4]。江西省的旅游經濟網絡結構的研究較少，本文則嘗試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對江西省旅游經濟網絡結構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初步研究，以為江西省旅游積極的健康快速發展提供新的視角。
二、數據與方法
（一）研究區域概況
江西省轄區內有11個地級市，分別是南昌市、九江市、宜春市、上饒市、景德鎮市、鷹潭市、撫州市、萍鄉市、新余市、吉安市、贛州市。區域內風景秀麗，人文底蘊豐厚，旅游資源豐富。
（二）數據來源
各地級市的旅游收入與旅游人次均來自2014年《江西省統計年鑒》。由于省內旅游活動主要是以公路為主，因此這里的城市間到達的距離以公路旅程為主，最短公路交通距離數據來源于2015年4月百度地圖。
（三）旅游經濟網絡指標選取
旅游經濟網絡結構分析指標包括單個節點和整體網絡兩個結構指標。單個節點結構可以分為節點中心度和結構洞兩個二級指標，整體網絡結構可以分為網絡密度、網絡中心度、核心邊緣等幾個二級指標。本文主要是從宏觀的角度進行分析，因此選取相關的中心度、核心邊緣作為研究指標。
1.中心度分析
通過中心度分析可以衡量某一旅游地在旅游網絡中的功能重要性。常用的中心度測度的指標有：程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間中心度。程度中心度程即連接某一城市旅游地與另外的城市旅游地之間的聯系量，其中心度越高，越居于中心位置；接近中心度指某一個城市旅游目的地與其它城市旅游目的地之間測地距和的倒數，值越大，聯系越緊密；中間中心度是衡量某一城市旅游目的地對網絡內其它城市旅游目的地的控制與依賴程度。
2.核心―邊緣分析
核心―邊緣指標反映了某一旅游地在旅游網絡中位置的重要性，可以判斷出哪些地方處在核心位置，哪些地方處在邊緣位置。
三、結果分析
（一）中心度分析
在UCIENT軟件的支持下計算得出江西省旅游經濟網絡結構數據。通過分析可以得出南昌市的程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間中心度都是最高的，說明其在整個江西省旅游經濟網絡中處在核心位置。上饒、吉安、九江的程度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較高，說明這些地區在江西省旅游經濟網絡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吉安、宜春兩地區市的中間中心度也較高，說明這兩個地方作為中介的功能性較強。其余地區的程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間中心度水平都較低，說明這些地區在江西省旅游經濟網絡中處在不利地位。
（二）核心―邊緣分析
通過核心―邊緣分析能夠識別判斷出核心和邊緣兩種類型的城市。結果分析得出：在江西省旅游網絡結構中處在核心位置的是南昌市、景德鎮市、九江市、吉安市、宜春市、上饒市；處在邊緣位置的是萍鄉市、新余市、鷹潭市、贛州市、撫州市。
四、影響因素分析
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受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旅游資源稟賦、旅游交通通達度、旅游地經濟發展水平等三方面。
（一）旅游資源稟賦
高知名度、具有特色的、豐富的旅游資源對旅游者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是旅游地旅游經濟發展的基礎。某一地區旅游業的發展也會帶動周邊地區旅游業的發展，因此在旅游經濟網絡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江西省目前有6處國家5A級旅游景區，64處國家4A級旅游景區。吉安、上饒、九江三地在整個江西省旅游經濟網絡中占有重要位置，分別源于其境內的井岡山、三清山、婺源、廬山等知名度高的景區存在。
（二）旅游交通
旅游交通是旅游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也是某一地與其它地區旅游經濟聯系的橋梁。旅游交通越發達，其與其它地區聯系越緊密，在旅游經濟網絡中越重要。江西省交通網絡整體較為發達如（圖3），但是部分城市交通相對不發達，加上距離相隔較遠，聯系不緊密。南昌在整個江西省旅游經濟網絡結構的中心地位則是源于其發達的旅游交通；撫州在江西省旅游經濟網絡中處于邊緣地位，交通則有很大的影響。
（三）地區經濟發展水平
旅游經濟的發展既是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依賴地區經濟的發展。地區經濟發展為旅游經濟發展提供如：住宿、餐飲等旅游接待設施，進而會影響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南昌、九江的旅游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在整個旅游經濟網絡中占有重要地位，部分原因是源于此。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利用社會網絡分析法從宏觀的層面分析了江西省旅游經濟網絡結構及其影響因素，有利于明確江西省各地級市在整個江西省旅游網絡中的地位角色，以為江西省旅游經濟的協調持續發展提供新的視角。
通過對江西省旅游經濟網絡結構的分析得出江西省旅游經濟聯系，除了部分地區聯系緊密，整體網絡聯系不是很緊密；南昌、吉安、九江、上饒在江西省旅游經濟網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宜春、景德鎮、鷹潭在江西省旅游經濟網絡結構中處在中間地位；贛州、新余、撫州、萍鄉在整個江西省旅游經濟網絡結構中地位較弱。旅游資源稟賦、旅游交通、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江西省各地級市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也是影響各地區間旅游經濟聯系的重要因素。
參考文獻：
[1]Freeman LC.The Development ofSocial Network Analysis：AStudyin the Sociology ofScience[M].Vancouver，BC：Empirical Press，2004.
[2]Scott N，Baggio R，work Analysis and Tourism：FromTheory to Practice[M].New York，USA：Channel ViewPublications，2008.222.
關鍵詞：農產品，流通體制，統一市場，收入差距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成就巨大，但同時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在不斷拉大，地區間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拉大，這是與改革開放的初衷相背離的。黨的十六大曾提出，在新世紀的頭20年，我國要建設全面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為達到這一目標，必須著重解決“三農”問題。論文參考網。而解決“三農”問題的癥結之一，就是如何使東、中、西部農民的收入差距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不斷縮小，使城鄉人們的收入差距不斷縮小。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培育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
第一，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培育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可以有效地縮小地區間的發展水平。
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遜曾提出過“要素價格均衡理論”，這個理論是指在沒有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各地由于要素稟賦結構的不同，存在各不相同的比較優勢。如果各地都能夠按照自己的比較優勢來決定產業結構，而后再通過統一的產品市場進行地區間的產品交換，那么，不同地區勞動者的收入就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逐漸趨同。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則可能成為拉動另一地區經濟發展的動力。論文參考網。例如，我國的東部地區相對于中、西部來說，人多地少，經濟發展水平和工資水平較高，那么，糧食這種土地相對密集的農作物在東部地區就不具有比較優勢。如果有了完善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東部地區就會逐漸減少糧食生產的比重，因為生產糧食對他們來說越來越不劃算。東部所需的糧食等各種農產品可以通過向糧食生產有比較優勢的中部地區購買來解決。由此造成的糧食市場價格的上升，所需糧食數量的增加，使中部地區生產糧食的農民從中受益，東部地區經濟的發展自然就成為中部地區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的拉動力。與此同時，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水平越高，就會更多的向具有資源比較優勢的西部地區購買資源密集性產品，并推動這些產品的價格上漲，從而也成為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的拉動力。隨著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擴散效應不斷增強，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水平不斷接近，農民的收入差距就會不斷縮小。
第二，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培育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可以有效地促進生產要素的流動。
地區間的產品交易離不開交通、運輸、倉儲、信息、資金等成本，因而，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們收入差距的縮小還必須依賴各種生產要素的流動，特別是勞動力要素的流動。隨著經濟的發展，東部地區的勞動力和其他資源會越來越短缺，在健全、完善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下，中、西部的各種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會向就業機會相對較多的東部發達地區流動。這些人外出打工、創業，一方面為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積累了資金、知識、信息和人才，另一方面，又使沒有外出打工而留守原籍的那一部分勞動力有了更多的土地資源，使他們也具有了為自己創造更多收入的條件。
第三，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培育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可以有效履行我國加入WTO的承諾，更充分地利用國內資源。
我國已經是WTO的正式成員國，在開放市場等方面應當無條件地遵守自己的承諾，信守WTO的各種原則和規定。論文參考網。非歧視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是WTO的兩項重要原則，如果我們不能通過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加快培育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不僅不符合WTO的原則和我們自己所做出的承諾，而且發展較快的東部地區有可能拋開中、西部地區而與國外企業開展分工合作。例如從國外市場購買糧食等土地密集性產品和資源密集性產品。若果真如此，我國的中、西部地區則難以從東部的經濟發展中獲得拉動力，東、中、西部地區間的發展差距有可能進一步拉大，這是我們所不愿意看到的。
第四，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培育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有利于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規律要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主要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的責任和能力的削弱。相反，通過規范各職能部門的工作，培育一個健全完善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為億萬農民創造一個能夠真正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將會使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大大提高，調控的內容大大的豐富。當國民經濟的運行更多地依賴市場而不是“市長”時，政府才有可能從日常瑣碎的事務中解脫出來，致力于研究和解決宏觀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同時，在市場機制比較健全和完善時，經濟的運行主要依賴于市場規則，過去那種由政府部門掌握資源或項目審批權來制約或控制經濟運行的狀況將不復存在。而某些部門或個人通過暗箱操作獲取自身利益乃至產生腐敗的根源將被根除。
毋庸諱言，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市場體系還很不健全，雖然經過30多年的改革，目前仍然存在不少問題。如各地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形形的地方保護主義等等。因此，繼續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培育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需要政府所做的工作還很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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