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17 17:50:4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藝術美學思想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1 中國美學思想的發展
美學思想的發展歷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久遠而古老的年代，但它又是年輕的，因為它真正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時間還不足300年。又因處于蓬勃發展期，學術界并未形成統一觀點，而是百花齊放，各成一派。人皆有之是愛美之心，誕生了作為天地萬物之靈的人類后，這世界便出現了各種形態與不同領域的美。有了美就需要審美的意識、能力與經驗，這個過程是不斷經過深入而細致的探索、思考，進而歸納總結出來的。
中國的美學思想可追溯到先秦，相比西方大概早了300年。在西周末年，周太使靈感閃動，和諧美的思想誕生，從此中國美學熠熠生輝。可以說中國的美學智慧誕生于儒家、道家美學，成熟于禪宗美學。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美學思想更是當中的精髓之一[1]。其美學思想集中表現在“以仁釋禮”、“美與善的統一”與“樂以忘憂”等方面，提出“吾與點也的自由境界，文質彬彬，然后為君子”的觀點。道家代表老子崇尚自然之美與靜為美，以無為勝有為，提出“靜勝躁，寒勝熱。清靜為天下正”的美學觀點。相比于古希臘先哲提出的美學思想，他們觀點早了100多年。
儒家美學思想從先秦發展到兩漢，逐漸偏重于善而輕視美。到魏晉南北朝，中國美學思想并未受到崇佛觀點的影響，出現諸如歐洲中世紀美學思想發展被神學制約的問題。這時侯，美在各種思想中占據了重要地位，美學也開始與玄學、佛學相結合，隨后逐漸由重善輕美演變成重美輕善。隋唐中葉，新的美學思想誕生，即是禪宗美學的出現。佛學追求自由不被束縛的禪宗思想，區別于莊子“自由即游”的觀點，禪宗強調“自由即覺”，也就是所謂用心感悟的境界，“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之知用外矣”（郭象《齊物論注》）。自此，中國美學從求實轉向空靈。
到明朝中后期，中國美學思想不再是先秦兩漢時期當做倫理學進行形而上學的探討，也越過了南北朝時期的心理審美期。此時的美學思想在資產階級經濟、文化、思想的影響下，開始出現人文主義，美學思想帶有浪漫主義色彩，傾向自然之美，講究獨創性并重視考察審美需求，不再一味追求實用性與功利性。中國美學思想開始吸收西方美學觀點是在之后，而促進近代美學真正意義上的發展，要歸功于當時的北大校長先生，他重視和倡導美學教育，讓中國美學發展成為一門具有獨立形態的學科。
2 中國園林藝術展現的美學思想
2.1 傾心自然美
“尚用”可說是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文藝最具特點的觀點，而老、莊代表的道家文藝觀是“貴真”。莊子提出的這個觀點繼承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老子崇尚自然，他認為高超的藝術境界是“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不需要加以修飾令其失真。莊子深受老子這種文藝自然觀的影響，提出“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莊子.天道》）的美學觀念，他認為“樸素”就是“大美”，即是未加以人工修飾雕琢的，純天然的、未造作的才是最美的。
這種美學思想的形成，使中國藝術特別講究自然，中國園林藝術也因此遵循“崇尚自然”與“不煩人工之事，自成天然之趣”的設計原則。所以中國園林并不是簡單的模擬自然，而是在有限的空間里充分開發自然資源，再經過思考、分析，探索出合適的設計方案，將園林中的山水、植物與建筑有機融合，再現自然之美。這種創造手法，雖經過人工提煉，但并不有損自然之美，因為它不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相反的，它強調人的審美心理與自然的契合，這種自然之美與人工美結合的創作會更自然與協調，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比如說園林中的假山就是真山的“濃縮版”，真山的峰、巒、谷、嶺，甚至懸崖峭壁都可以惟妙惟肖地展現在假山上。這種園林的構圖和堆疊藝術是對實體山面貌的抽象化概括。審美大家李漁認為疊山的原則是講究園林的藝術情調，能體現文人的恬淡情懷。
中國園林中的水體也是會考慮到園林內的地勢和水源條件，將大自然界中的河流、湖泊、海、溪、澗、泉、池進行藝術提煉，設計出與自然基本一致，無違和感的風景。園林中的花草樹木大多保持自然原貌，多種常綠的植物，如翠竹與蒼松。植物往往是叢植或群植，看似隨意卻是與周圍的山水、建筑參差錯落，相得益彰，“雖由人作，宛自天開”。
2.2 追求意境美
中國園林藝術風格與文化、精神息息相關，常常將個人的內心情感或是思想融入到園林藝術中。中國美學是成熟于禪宗美學的，自然--內在--超越是禪宗心性學說的內涵，具體表現在園林藝術中，就是在青山碧水中體驗禪味，從紅花綠樹中感悟禪境，再由禪境升華到園林的“意境”，達到個人精神自由與生命的超越[2]。
中國園林注重情景交融，“一切景語皆情語”。它的美不在于空間上物質實體，而是強調山水草木、橋梁建筑表現的情趣或是引發的情感，也就是曲徑通幽處的淡然、寧靜的意境才是園林所要真正表現的。中國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常把園林當做心靈的棲息之處，尤其是仕途失意之際，喜歡尋找園林這樣一個可以靜靜冥想的地方。他們在園林里可以親近大自然，感悟花草樹木的生命，達到物我合一的意境。
園林藝術對人的內心情感很重要，“景無情不發，情無景不生”。“悟”過才能獲取意境，欣賞者需在特定的景觀中才能體悟到人生境界。中國園林藝術在進行空間或時間設計時，注重營造出園林的空靈氛圍。如揚州個園，就宛如一幅山水畫，畫中各個景物相互映襯，交相映錯，散落的小院、石橋、疊山，再加上處處飛舞的蜂蝶和歡唱的鳥兒，和諧之美點到人心。面對此美景，引發人的遐想，心靈體驗到一種無所羈絆的適宜、寧靜的心緒。
2.3 講究虛實、含蓄
中國園林藝術有繼承中國古代山水畫的創作原理，山水畫講究留白，也就是讓人對畫面的有無產生聯想。園林藝術作為一種空間藝術，“虛”即是表現“有無”，園林的空間是隨著人的心境不同而變化的，它是靠心靈去感悟的。園林的室內與室外、亭臺樓閣、林蔭小道、院子窗欞、花草樹木，所有的景物都錯落有致，互相映襯，整個園林就是一個整體。在實與虛、靜與動、顯與藏中彼此消長，交相輝映，營造出中國園林“虛實相濟”的意蘊。
中國園林藝術講究含蓄、虛幻，即是文學領域上所謂的“境生象外”，也就是“景有盡而意無窮”，其中的奧妙正是藏而不露、求景外之意，使人們置身其景之中產生不可窮盡的幻想[3]。如獅子林中假山的設計藝術，假山上有山峰、石筍，石筍上又有垂蘿。假山石縫中長著樹木，山道蜿蜒曲折，看似無路，卻發現在路的盡頭出現一座橋或是一個山洞，簡直就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給人一種迷離、虛幻的神秘樂趣。中國園林在空間上表現出來的不斷循環，峰回路轉，追求的就是含蓄的境界，借鑒的是繪畫與文學的含蓄藝術，以求得大小、虛實與遠近相結合，進而將對立的元素統一成渾然一體的園景。
3 結語
總而言之，中國古典園林以自然、含蓄、淡泊為美，尤其是講究契合人內心的情感。中國園林有著“東方園林之母”之稱，它的婉約靈巧、隨勢賦形、藏而不漏，富有中國園林藝術特色。園林設計師理應以此為傲，在繼承與挖掘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精華的基礎上，結合現代藝術美，創作出自然美與生活美相融合的、具有獨特意境的園林。
參考文獻
1 姜小麗，尹正茂.淺析孔子美學思想[J].淮南師院學報，2011（6）
承啟中國藝術傳統以儒家學說為主導，兼及道家、佛家之說形成的結構主體。道家突顯在哲學方面，其反對制約，講究無為而治、道法自然，注重自然與心靈的結合。“道”是萬事萬物的本源與總規律，可謂是虛靜無畏，無處不在，無處不有。
中國傳統文化以道儒兩家為基底，徐復觀指出：“中國文化中的藝術精神，窮究到底，只是由孔子和莊子所顯出的兩個典型。”①但兩者修養基礎上的超越對象和屬性不盡相同，儒家所謂“天道遠，人道邇”注重人道和現實的理性精神，道家則“復歸于樸”、“道法自然”以天道超越人道，莊子是純粹的自然精神，即在虛、靜、明的心。這是藝術價值之根源，也更能代表中國藝術精神。前者是“仁”“德”的轉化，后者則是無為自由的藝術人生。藝術的創作是成立于人與自然之間的接觸線上，而偉大的藝術品常表現為人物兩忘、主客合一的境界。文化根源的心，不脫離現實。由心而來的理想，必融合于現實現世生活之中。
徐復觀論“莊”與“老莊”時常并稱，認為莊子思想是老子思想的再發展，“中國藝術精神”換言之則可謂“老莊藝術精神”。莊子的藝術觀照要求真境現前，前后際斷，物化后孤立的知覺，把自己與想象都從時間空間中割斷，美地觀照是忘物，忘己，忘知，以虛靜之心照物的。“我國的藝術精神，則主要由莊子的人性論所啟發出來的。”②莊子的人性論更好的把握在“心性”結構，即“體道”的心理體驗活動。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東西，就像是作者心境的寫意，把心融入物，提取出神，放在畫布上，人與自然的統一，是畫家一種微妙的獨有的表達。道家思想對中國藝術影響超越了儒家和佛家思想，乃至諸子百家。畫家顧愷之、吳道子、張彥遠等均不同程度受道家思想的影響，道是萬物生成的本原，道無形無象，體現在藝術作品中就是鮮活的生命。繪畫藝術的創作，離不開意象創造活動，而意象的創造是心物關系上發生的人的精神活動，最終目標在于表現，繪畫藝術畢竟是要創作藝術品的。我國的繪畫是要把自然物的形相得以成立的神、靈、玄，通過某種形相而將其畫了出來。所以，最高的畫境不是模寫對象，而是以自己的精神創造對象。這種最高的精神追求突出表現在我國山水畫當中，“澄懷觀道”、“靜雅虛懷”、“含道映物”、“造乎自然”發乎本原的靈性，天人融一，復歸本真，虛靜心懷，氣韻與意境相貫穿，亦是中國山水畫的靈魂和主旨。宗炳《畫山水序》云：“圣人含道映物，賢者澄懷味像。至于山水，質有而趣靈。”王微的《敘畫》中：“辱顏光祿書，以圖畫非止藝行，成（誠）當與《易》象同體。”《文心雕龍·明詩》曾云：“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北宋是我國歷朝歷代道教盛行之際，宋徽宗尊信道教，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圣祖降臨”、“天書下降”等事件無不揭示著道教的盛行，徽宗將道教列為科舉考試的內容，改僧為道，設道官，建道學。將道釋繪畫尊為十門之首，以“淡而無為”作為當時美的標準。徽宗酷愛藝術，在位時將畫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國歷史上最高的位置，成立翰林書畫院
徽宗的花鳥畫可稱之為“仙境繪畫”，李裴在《宋徽宗的美學思想評析》中評價趙佶花鳥畫特點時寫到：“他最為世人稱道的花鳥畫體現著一個有著宗教思想背景的藝術家對‘自然’的崇尚。在對自然物的描畫中贊美，表達著對擺脫物欲，逍遙于自然的向往。而對‘自然’的崇尚正是道教的美學原則，也是北宋藝術的總體風格。”③徽宗的《芙蓉錦雞圖》、《池塘秋晚圖》等精品均體現了他注重自然意境，崇尚道家美學的思想。他稱贊花鳥畫有著“粉飾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觀眾目，協和氣焉”的功能。道教把龜鶴作為特殊的審美符號，《瑞鶴圖卷》則是宋徽宗以鶴為主題強化自然物象的審美特征所創作的作品，一種對生命靈性的抒發與追求，在他看來祥瑞之物的工筆花鳥畫是道教神仙思想的體現，是為國家百姓祈福的一種形式。
莊子為求得精神上之自由解放，自然而然地達到了近代之所謂藝術精神的境域。但他并非為了創造或觀賞藝術品而作此反省，而系為了他針對當時大變動的時代所發出的安頓自己、成就自己的要求。因之，此精神之落實，當然是他自身人格的徹底藝術化。中國傳承文化博大精深，文明智慧源遠流長，我們在繼承與發展中要以開放的心靈摒棄門戶之見，彰顯現代與傳統的大仁大智。正如牟宗三弟子蔡仁厚所言：“風會之來，豪杰呼應。天下有道，必歸于儒。歸于儒，不是歸于作為一家一派的儒，而是歸于道，歸于大中至正的時中大道。”
注釋：
①②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M].上海：東華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③李裴.宋徽宗的美學思想評析[J].宗教學研究，2004（03）.
參考文獻：
[1]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關鍵詞：王佐良； 翻譯美學； 審美主體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273（2008）04－0050－04
引言
一代學問大家王佐良先生的研究涉及文化、文學、翻譯、比較文學等多個不同領域，在每一個領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先生關于翻譯的論述既有宏觀闡述，又有微觀剖析，是一筆豐厚的精神財富。后人曾試圖從各個角度陳述先生在翻譯的造詣并解讀先生的翻譯思想，如分析先生的譯者觀、翻譯標準觀、文體觀和文化觀等對今人的借鑒作用，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一來并沒有窮盡對王佐良先生翻譯思想的闡釋，二來論證并不很成體系。筆者發現，劉宓慶著《翻譯美學導論》中的一些概念為我們闡發王佐良先生的翻譯思想提供了新的角度，或許從美學角度切入，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作為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的王佐良先生。
1. 翻譯美學和王佐良的翻譯思想
何為“翻譯美學”？《翻譯美學導論》并沒有給出定義。劉宓慶認為漢語本身就反映出一種審美傾向和審美情趣，漢語的表達和理解本就是審美的過程：“在中國人的語言觀中，語言功能與審美判斷是密不可分的”（2005：i），“中國人總是努力將美直感化，直覺化、使之融入生活、融入自然、尤其是融入自我。這種努力也反映在漢語中”（vii）。在此論證基礎上，劉宓慶得出結論：“翻譯美學是中國譯學的基本特色之一”（2005：xvi），“中國傳統譯論從理論命題到方法論都與哲學――美學緊密相連”。
至少從翻譯角度而論，王佐良先生的治學方式和研究成果無不體現著哲學――美學觀照，完全可以從翻譯美學的角度來分析。先生的著述文章道理深刻，文字卻通俗曉暢、優美干凈。先生關注如何解決翻譯操作中所遇到的實際問題，其理論總結自豐富的實踐經驗，“要很精練，不是很玄，能對以后的翻譯工作起指導作用”（1989：33）。先生的思路與眼界是國際化的，但是話語方式卻是傳統的，娓娓道來、平易近人、舉重若輕、引人入勝。
王佐良先生有關翻譯理論方面的論著有三：《翻譯：思考與試筆》（1989），《論新開端：文學與翻譯研究集》（1991）和《論詩的翻譯》（1992）。從這幾本專著可見，先生有關翻譯的文章主要為：《詞義、文體、翻譯》、《嚴復的用心》、《答客問：關于文學翻譯》、《譯彭斯的再思》、《翻譯中的文化比較》、《翻譯與文化繁榮》、《譯詩和寫詩之間――讀戴望舒詩集》、《新時期的翻譯觀》、《穆旦的由來與歸宿》、《談詩人譯詩》、《我為什么要譯詩》、《以詩譯詩，甘苦自知》、《漢語譯者和美國詩風》、《另一面鏡子：英美人怎樣翻譯外國詩》、《一個莎劇翻譯家的歷程》、《一首哲理詩及其翻譯》、“Two Early Translators”、“Translation Standard in China: A Survey”等。值得一提的還有《翻譯：思考與試筆》中的訪談錄《土耳其掛毯的反面》和試筆部分的引言《一個業余翻譯者的回顧》兩篇文章，雖不是正規的論文，卻也都反映了先生的翻譯思想。
這些文章論述面非常廣，談到對譯者素質的要求、對翻譯標準的理解，談到文體學、文化比較和翻譯的關系等，看似龐雜。我們認為，從翻譯美學中“審美主體”這個角度來統籌把握，具綱舉目張之效，不僅有助于整體把握王佐良先生的翻譯思想，也能因其翔實豐富的論述推動翻譯美學的建設。
2. 王佐良的翻譯美學思想
王佐良先生的翻譯美學思想主要體現于他對審美主體的論述。翻譯過程中，審美主體是譯者，客體是原文。翻譯審美主體則一方面受制于原文，受制于雙語間的文化差異和譯者作者間存在的時空差，另一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主觀能動性（劉宓慶，2005：169-195）。劉宓慶將譯者的主觀能動性總結為“情”、“知”、“才”、“志”四個方面，我們就從這四點來解讀王佐良先生的翻譯思想。
2.1 譯者之“情”
劉宓慶將譯者之“情”定義為“審美情感”，指原文的情感蘊涵和譯者的情感感應（2005：174）。賞析、把握原文之美并不只是靠語言知識分析原文，還需要譯者的情感介入，需要譯者動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去感受、體悟、想像原文所述，然后才能具體訴諸譯筆，任何一件譯作都必然“在一定程度上留下譯者自己的心跡和才情”。
王佐良先生很重視譯者之“情”，重視譯者“情”對翻譯的參與。先生的觀點具體說來就是：譯者選擇原文時必須慎重，應選擇那些自己喜歡而且也適合自己的作品，這是忠實再現原文的基本保證。
先生從正反兩個方面來例證這一點。正面的例子是查良錚翻譯的現代主義作品，戴望舒翻譯的波特萊爾，先生自己翻譯的彭斯詩歌等，反面的例子列舉在《漢語譯者與美國詩風》這篇文章中。先生發現，最典型的美國詩是最難翻譯的，而且確實也是余光中、林以亮、張愛玲等譯者沒有翻好的，因為詩中反映出的“節奏、口氣、回響、言外之意是美國現代生活里產生的，是美國現代文化的一部分”，而在深受漢語詩歌傳統影響的譯者讀來，“往往會覺得這類詩算不了詩”（1997：518）。情感上既不認同，素養上又有所欠缺――譯者本人不掌握“有土壤氣息的口語體漢語”――很自然他們翻譯不好這一類詩歌。先生認為這樣的詩應該留待后人來翻，留給既喜歡這種詩風，又能夠以豪放的、口語體的漢語來表達這類詩歌的譯者。
2.2 譯者之“知”
劉宓慶認為，譯者如何判斷、解讀原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譯者的知識，見地、洞察力、經歷以及視野等（2005：182）。劉氏認識到了“知”的重要性，但很遺憾其論證有所欠缺，只是以陶淵明《責子》詩英譯文中的誤譯和錯譯來說明譯者“知”的重要性。而從“知”的角度來梳理王佐良先生的譯論則可以發現，先生的論證豐富、深刻而全面，正好填補了劉氏此處論證的不足，更具有指導意義和可操作性。
從王佐良先生的論述中我們發現，譯者之“知”事實上參與翻譯流程的每一個環節。
第一個環節，是指譯者要能清醒地選擇原文。一是要選擇自己喜歡的，這才能孜孜以求不悔不倦；一是要選擇“與他自己的風格相近的作品”（1989：73）。能夠什么樣的原文適合自己，這是譯者之“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先生論卞之琳之翻譯莎士比亞四大悲劇，就是“不貪大求全，而是根據本身的條件縮小范圍，集中精力。這是一個明智的選擇”（2005：167）。
第二個環節還是在動筆之前，是指譯者應該不斷優化自己的知識結構，要能夠準確判斷翻譯時可以去哪里尋求幫助。
王佐良先生始終認為，好的翻譯出自好的研究，而好的譯者必然在他所翻譯的這個領域成了研究大家，如先生認為卞之琳評價西方現代派詩是“有發言權”的，因為他在這一領域有著幾十年的經營（2005：161），而卞之琳又因其在格律詩翻譯方面多年的經驗，翻譯出了國內最好的《哈姆雷特》譯本（167-173）。
要做好研究，還得知道如何進行研究。先生告訴我們，文體學等現代語言學的知識可以幫助譯者理解語言的運用，版本校勘學可以幫助譯者選擇好的原本，文學批評可以幫助譯者透徹理解原文，而文學史可以幫助譯者全方位地了解“作家所處時代的特點，作家在某一文學傳統里的地位，以及與他同時的其他作家、出版商與讀者的情況”（1989：16）等等。王佐良先生有關英語文體學和語言風格方面的研究，是國內系統研究英語文體學的開山之作，先生是國內最早把文體研究和翻譯結合在一起進行論述的學者（王意等，2001：8）。我們今天看上述議論可能會覺得平淡無奇，在三十年前卻是反映了先生的遠見卓識和洞察力。三十年來翻譯理論和其他社會科學理論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先生此論的精神實質卻仍然適用，依然具有相當的指導意義，不同的只是今天的譯者可以借助更多的幫助，擁有了更多微觀精確的分析工具。
第三個環節指動筆之前要確定合理的翻譯策略，“適合就是一切”（1989：15）。所謂適合是譯文的語言適合原文。為了做到這一點，應“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淺如之，口氣如之，文體如之”（1989：3），并“盡可能地順譯”。無論是翻譯古代作品，如彌爾頓的《失樂園》，還是翻譯方言作品，如彭斯的詩歌，都應該找到一種適合的語言，時間和地域特色不要太強，而這“需要譯者有絕好的判斷力”（2005：198），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知”。
第四個環節是指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要重視保留原文所表達的形象，更要能夠敏銳地注意到原文和譯文表達方式間所蘊涵的形象差異。先生多次論述到“比喻”的翻譯，指導思想是盡量直譯，要保留比喻原有的新鮮和氣勢（1989：72）。“保留新鮮和氣勢”的要求說來容易，但是如何準確判斷原文的氣勢，以及譯文的新鮮度和氣勢度，則確實有賴于“知”了。先生在好幾篇文章中談到彭斯《一朵紅紅的玫瑰》中“Till all the seas gone dry,my dear / And the rocks melt with the sun”兩行的翻譯，說原文是新鮮的，但是漢語對應的“海枯石爛”反而是陳詞濫調。權衡之下，先生將之譯為“一直到四海枯竭，親愛的，/ 到太陽把巖石燒化”。
第五個環節，同樣關注的是翻譯過程，是指譯者必須敏銳注意到語言背后的文化現象。先生指出，譯者面對的是兩大片文化，“不了解語言當中的社會文化，誰也無法真正掌握語言”（1989：18）。
第六個環節，講的是譯文初稿完成后，譯者要關注譯文的整體效果，“應使整篇譯文在總的效果上與原作一致”，為了實現“全局的連貫性”，細節上可以作出相應調整，“或須突出，或當省略，或應變動，總之要同全局的情調或氣氛一致”（1989：79）。
第七個環節，為了使譯作更好，譯者成稿后要善于和其他人溝通，善于從合適的人那里獲取所需要的幫助。先生舉例說自己翻譯《談讀書》時，多虧得到《世界文學》編輯部朱海觀的潤色，而翻譯《雷雨》，也多虧一位英國友人的通讀、潤色和幫助。如果說前六個環節的“知”是指譯者“自知”，最后一個環節則指譯者要“知他”，善于判斷他人的能力，也善于判斷他人的意見。
上述七個環節，每一個都對譯者的知識結構、洞察力、乃至膽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3 譯者之“才”
所謂譯者之“才”，包括語言分析能力、審美判斷能力、語文表達和修辭能力（劉宓慶：186-194）。同樣，王佐良先生對于“才”的論述也具有很強的指導性和可操作性。
先生首先強調譯者要具有良好的表達功底。先生要求學翻譯的人經常練筆，要求能夠“把一個動作的程序、一個事件的原因和結果，一個主張的根據和主要論點等等敘述清楚，有頭有尾，步驟分明，而又要言不煩，文字干凈”（1989：4）。這要求看似簡單，實則“極不容易”。練好了這樣的基本功，自然也就能夠表達清楚原文所說的事和情。
這一觀點進一步引申，就得出了先生所主張的詩人譯詩和以詩譯詩的觀點。先生歷來強調“譯詩須象詩”，所謂“象詩”，就是要“忠實傳達原詩的內容、意境、情調；格律要大致如原詩，語言要設法接近原作，要保持其原有的新鮮或銳利，特別是形象要直譯（陳國華，2001：232），先生認為，具備詩才的人才有可能勝任做詩歌翻譯。詩人譯詩的好處之一是保證譯文象詩；詩人譯詩的好處之二是詩人本人能從翻譯中得到滋養，推動、促進自己的創作，翻譯和創作相輔相成。
其次強調譯者要認真仔細地研究原作。不僅要能展開作品的外部研究，善于從其他方面得到幫助，如上文已述之文學批評、文學史等，而且更要對作品本身仔細琢磨推敲。為此，先生也提供了一些分析語言的工具，如詞義學和文體學。他從詞義學已經取得的成果入手，告訴我們“意義是復雜的”（1989：9），詞的意義不完全是字典意義，而是受制于上下文和作者意圖，翻譯時還需要考慮詞匯所能引起的聯想意義等；在先生寫作時，文體學依然是“一門年輕的學科”，他選取文體學的幾個能有益于翻譯的概念來闡釋，說語言運用要適合社會場合；說作者運用語言時常有不同變異，而這些變異都是有目的的，翻譯時應注意再現。我們注意到，三十年來語言學研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僅談對翻譯有直接幫助的，就有語用學、語篇語言學、文體學等多種具體分類，就是文體學本身的發展也蔚為可觀。我們可以說，今天的譯者要研究、分析原文的語言，已經擁有了很多套不同的工具，每一套的切入角度不同，但都能夠提供切實有效的幫助。
最后，先生強調實踐的重要性，強調經驗的積累。要靠大量的翻譯實踐來提高譯者之“才”，是譯者自己要孜孜不倦地琢磨、比對譯文和原文，“甘苦自知”（1989：16）、積累經驗。例如卞之琳在翻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前就已經在翻譯格律詩方面做了多年積累，所以能夠較為得心應手地“用五頓一行的漢語詩來譯莎士比亞的五音步、抑揚格的無韻白體詩”（2005：167）。
2.4 譯者之“志”
所謂志，指“為學的毅力”（劉宓慶：195），也就是說譯者要甘于做學問做翻譯，樂于做學問做翻譯。任何事要想持之以恒，必然得有精神上的持續動力，王佐良先生的翻譯思想中，也論述到支持著譯者的這種精神動力。
翻譯，具有強大的社會功用，大則推動社會的變革，小則帶來新的文學因素。先生多次在文章中贊美嚴復和林紓等先驅者，稱他們以譯書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發展。他還說，“大量的翻譯實踐為四化建設作出了貢獻，也豐富了我們的文化生活”（1989：27），“翻譯對提高我們這個國家在國外的名聲，直接作出了貢獻”（同上：28）。先生解釋自己為什么翻譯詩，說是因為“希望自己所譯對于我國的詩歌創作有點幫助”（1997：491），能夠以自己的譯筆為中國詩人帶來些可資借鑒的東西。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就是譯者之“志”。
3. 意義及局限
劉宓慶關于審美主體“情、知、才、志”的論述為我們梳理王佐良先生的翻譯思想提供了一種角度和一種可能，與此同時，先生的翻譯思想也豐富并深化了劉宓慶的翻譯審美主體論，并為翻譯實踐提供了操作的依據。從美學視角來分析王佐良先生的翻譯思想是一種頗為有益的嘗試。
當然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王佐良先生的翻譯思想并不局限于翻譯美學，他還論述過譯者應考慮讀者反應，考慮到翻譯的目的和目標讀者因素，考慮到不同文體應該確立不同的翻譯標準，也論述到“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原因”對譯者和對翻譯的限制，指出“一個國家的社會文化本身的情況決定了外來成分的或榮或枯”（1989：24）等，這些都是當時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論述，也是翻譯美學角度無法涵蓋的，這是本研究的一個局限。
本研究還有另一個更難克服的局限：后人研究王佐良先生，總是難免囿于各自的學科背景，總是試圖從某一角度去得出“一孔之見”，而先生當年治學時關注的本是一個渾然的整體，于先生本人，文學、翻譯或比較文學等各“學科”并不如我們這般涇渭分明，而是相互滲透、相互促進、不可割裂的，背后有一以貫之的精神總旨、個人情趣以及知識儲備。正如李偉民所指出的，王佐良先生的莎學研究中“顯示出一種詩和詩人的氣質”，明確表示出一個中國學者的特點（2001：207-208），先生的翻譯思想也是如此。對于先生來說，文學研究為翻譯做了積淀，比較文學視野為翻譯指了方向，詩人氣質和詩人才情決定選擇什么樣的原文來翻譯，知識和情趣背景都是共通互融的。認識到這一局限有兩個積極的意義，一是在研究王佐良、卞之琳這樣的學問大家時應該注意廣泛閱讀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之上力爭采用一種整合的視角；一是我們應該向這些大家學習如何治學，真正承載起他們的期盼，推動我國的學術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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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思想政治課教學媒體中應用教學藝術和技巧,能夠有效優化了教學過程,更好發揮多媒體輔助教學的輔助作用,有效提高教學效果。本文從如何在創設教學情景、拓展課堂內容、培養學生理解和創新能力三環節,將其他學科知識藝術性的整合應用于政治教學的技巧進行探索,并結合中學思想政治教學實踐舉出實例。
教學媒體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直接或間接地向學生傳遞信息的物質手段或工具。在國外,教學媒體是眾多教學材料的總稱。在思想政治課教學過程中,離開了一定的媒體,教學就無法進行。通常教學媒體可以分為傳統教學媒體和現代教學媒體,隨著知識經濟和信息化社會的到來,現代教學媒體即多媒體技術的應用越來越廣泛。現代教學媒體在思想政治教學過程中的重要價值被概括為“五E”:生動(Enliven)、豐富(Enrich)、強調(Emphasize)、鼓勵(Encourage)和延伸(Extend)。在思想政治課教學過程中,教學媒體演示一般要經理預先演示——心理準備——展示媒體——指導觀察——提示要點——反饋控制等階段,這一程序運行也可以用創設教學情景、拓展課堂內容、培養學生理解和創新能力三環節來概括。
一、創設教學情景的媒體應用藝術技巧
教學媒體應用是受教學目標和教學內容所制約和為之服務的,由此出發,教學媒體的最佳作用點應是:新課導入,激發動機;提供事實,形成表象;揭示規律,強化重點;創設情景,突破難點;提供示范,加強練習;總結歸納,升華認識。創設情境,是指在教學時教師根據教學內容,提供一種具體的生活情境,讓學生設身處地的感受,使學生樂學。從教育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學生課堂學習的心理流向是按照非規則的正弦曲線發展的。課堂教學效率的高低,主要取決于學生的學習興趣是否濃厚、情緒是否高漲、注意是否集中、感知是否清晰、思維是否亢奮等。因此,從學生心理流向來看,教學媒體的最佳展示時機應該是學生學習興趣淡化或思維抑制之時。這樣才能促進課堂教學從無序向有序發展。
例如,在高中哲學常識《要從整體上把握事物的聯系》內容的教學中,給學生放映兩種不同畫面:
A畫面:天鵝拍打著翅膀拼命往天上拉,梭子魚擺動著尾巴使勁朝水里鉆,蝦舞動著雙鉗用力往后面拖。結果船在無奈的樂聲中一動也不動(背景色彩沉悶)。
B畫面:天鵝、梭子魚和蝦都奮力朝前拉。結果船在快樂的樂聲中動起來了(背景色彩明快)。
學生感受到兩種截然不同、反差鮮明的效果,學生很容易從感性上總結出"辦事一定要齊心協力"的,進一步提示學生進行理性思考--體現了整體和部分之間什么樣的關系。合適的教學情境帶來學生情感的興奮,提供一種可貴的教學契機,抓住這一契機教學,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二、拓展課堂內容的媒體應用藝術技巧
心理學研究表明,客觀刺激物在具有強烈性、新異性、變化性、和對比性等特點時才能引發人們的充分注意。現代教育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學習過程中,視覺和聽覺是最主要的信息接受器官,二者同時受到高強度的刺激,其接受量占學習信息總量的94%;單一感官受到刺激或二者所受刺激較弱,則信息接受量約占總量的50%左右。因此在教學媒體的選擇和應用中要主次分明,媒體的選擇要具有變化性,引導學生不知疲倦地探索學習、 接受訓練;同時,媒體的選擇要有藝術性,教學媒體的運用要和諧自然,從整體布局到局部某個圖形的選取、顏色及聲音的搭配等都有美學蘊含其中,不可機械拼湊粗制濫造。
例如,在高中哲學常識《自然界的存在和發展是客觀的》內容的教學中,要了解宇宙的存在和發展是客觀的,啟發學生探討宇宙開發和保護宇宙環境的創造性思維。教學時,采用下面的幾步:
A在《行星組曲》的音樂下,播放剪輯的宇宙星系AVI,展示神密、迷人的宇宙空間。讓學生獲得美感,產生學習興趣。
B展示從DISCOVER(發現頻道)截取的有關宇宙和地球演化過程的影象資料。使學生對科學家經過長時間探索和研究得到的對宇宙起源的知識有形象的了解和認識。
C展示一些歷史遺跡上保留的關于人類對宇宙和自身起源探索和思考的圖片,包括我國的詩經故事和西方的圣經故事等。
D引導學生思考宇宙的起源學說中哪種是正確的。
以上教學過程,拋棄了繁瑣的講解,寓講于"演",寓講于"思",使學生通過自己的觀察和思考認識到宇宙的存在和發展是客觀的,從而擯棄唯心的宇宙觀建立唯物的宇宙觀,提高主動思考探究的意識,使 "傳道、解惑"得到優化。
三、培養學生理解和創新能力的媒體應用藝術技巧
教學媒體能提供生動、直觀的視聽信息,教師既要通過演示發揮媒體的優勢,又要充分發揮詞語的作用,使演示與講解有機結合起來,通過講解把直觀與抽象、視聽與思考相結合,引導學生在充分感知的基礎上,對直觀材料進行思維加工,以形成概念,把握本質和規律,加速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升華過程。同時培養學生的理解和創新能力。
同樣在上例的教學中,教師可以增加以下環節更加增強學生對宇宙探索的興趣。
E顯示原蘇聯、美國宇宙探測的相關圖片和我國"神州"號飛船的圖片。
F在屏幕上逐次"畫"出以下畫面:嫦娥奔月"阿波羅"登月航天飛機、航天站"神州"號飛船。讓學生自然體會人類對宇宙一步步的探測。
G顯示歷次實驗不成功的宇宙探測資料。
H再出示神秘的宇宙,讓學生觀察、思考宇宙探測給宇宙帶來新成員的同時,宇宙空間還有哪些變化。
【摘要】在中國美學史上，由于魏晉六朝這一時期是中國的美學思想大轉折的關鍵，這一時代的詩歌繪畫都對以后的藝術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對于美學史的研究往往就跳過了對先秦和漢代的美學思想的研究而直接從魏晉六朝開始。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到漢代，曾存在過豐富的美學思想，并且這些思想與六朝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這些都能從出土的文物器具和古代的文獻資料中得以驗證。他們將美的理解傾注于被塑造的物體，即工藝品、古代文獻上，從而得到美與工藝、文學相結合的成就。
【關鍵詞】美學；先秦；工藝美術；古代哲學；文學
一、學習中國美學思想時需把握的特點
討論美學思想學習的特點前我們要先明確一點，即美學與美學思想是不同的，朱光潛在其晚年著作《美學拾穗集》里,作出了這樣一種用語上的區分:“美學”與“美學思想”。他認為, 1750 年鮑姆加登的《美學》這本書出版,“美學”才成為一門獨立科學, 而“美學思想”卻與“人類歷史一樣的古老”。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美學作為學科的時間并不很長久，但美學思想卻一直都存在，無論是魏晉六朝時代的詩歌、繪畫還是書法，比如謝靈運、顧愷之、王羲之等人的作品，對于后世藝術的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啟示作用。而這個時代所醞釀的各種藝術理論，如鐘嶸的《詩品》、陸機的《文賦》等都為后世的文學、繪畫理論奠定了基礎。正因如此，過去對于美學思想的研究就從魏晉六朝開始。而先秦兩漢時的美學思想則并不為大多數人所熟悉。其實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到漢代這段時間里，美學思想也曾如花朵般靜靜綻放過，并且這些思想有著自身獨特的魅力，影響著后世。因此，為了對中國的美學思想有更全面與深刻的了解，我們在學習美學思想的時候就要注意兩個特點：第一，中國歷史上，美學思想不僅僅是存在于哲學作品中，而且歷代的詩人、建筑學家、畫家……所留下的各種理論中也都有豐富的美學思想。這樣就要求我們在學習美學思想時要開闊眼界，廣泛涉獵，搜尋更豐富的材料來分析研究；第二，各門傳統藝術，比如繪畫、詩文、戲劇、建筑等各自都有自己的獨特體系，而且各門藝術間相互影響，有時候甚至會相互包含。因此，在學習美學思想時要充分認識到各門藝術之間的相同之處和相通之處。只有這樣才能讓中國美學思想研究的難處變為它的優越之處，并且賦予這一研究更特殊的意趣。
二、先秦時期的工藝美術及其中體現的美學思想
中國有著五千多年的悠久歷史，若論造物工藝甚至可以追溯到距今數十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那時由于生活的需要，人類對各類的石、骨、角進行加工制作，并在這一過程中在腦子里逐漸形成了成熟的器物形態，形成了造型的觀念。
先秦時期的雕刻藝術充分展示了古人對于美的追求。如廣東省曲江縣馬壩鎮石峽遺址出土的幾件玉琮，其中一件就是在簡單的轉動軸上機械操作得來的，這證明當時的人類已有了簡單的玉飾鉆孔打磨的技藝了，并且對于玉飾的造型有所考慮，盡管只是處于極簡的形態。到了商周時代玉器的制作則不僅是只考慮其用途，其外形也更加精美，如河南殷商婦好墓中出土的755 件玉器，有各種禮器、柄形器及配飾等，其中多是平雕、圓雕的動物、人物，形象生動，線條流暢。
先秦時代的陶器制作也是藝術與美學的巧妙結合。人們在打磨光滑的陶坯上以天然礦物顏料描繪，再經高溫煅燒，經過這般制作紋飾色彩愈加鮮艷，與器物的造型形成高度統一，從而達到了美化裝飾的效果。原始陶器的造型并沒有很大的突破，直到快輪工藝的出現，陶器的造型才發生了重大變化。如龍山文化黑陶中的“蛋殼陶杯”，造型挺拔規整，器壁勻薄。這一時期的陶器造型技藝均是原始審美進一步發展的體現，因為人們不僅表現了高度的技巧，同時還表現了他們自身的藝術構思以及對美的理想追求。陶器在商代后的發展，又出現了貴族專供的高級陶器，如白陶，是由高嶺土燒制而成的，扣之有聲，色澤皎潔，代表著當時制陶工藝的最高水平，也是我國瓷器的前身。在這些陶器的制作中，工匠們從技術結構的設計到外形的設計都必須達到合理、美觀，這就要求他們要充分發揮自己的思維藝術使得作品既要體現出工藝美、形式美，又要具備時代的特色。因此在先秦陶器制作工藝中，美學思想始終貫穿其中，美與生活在工藝文化中相互結合，相互發展。
青銅器是先秦時期人們的又一重要發明，主要是利用采冶或鑄造的方法制作。青銅禮器的制作在商代可以說是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如1939 年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做工極其考究。《周禮·考工記》中記載：“六分其金，而錫居其一，謂之鐘鼎之齊（劑）。”即鑄造鐘鼎一類的器物，銅與錫的比例應為6 : 1( 銅占85 .7% ，錫占14 . 3% ) ，這樣可使器物呈橙黃色，比較美觀，并且可以敲擊出美妙的音響。由此可見，古人在青銅器的制作中，首先考慮的是其造型、色彩是否符合審美，然后在此基礎之上追求更高的理想即創造新技法力求使青銅器的敲擊聲響亦達美境。
先秦時期雖無明確美學思想提出，但每個人、每件工藝作品都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推動著社會的進步、觀念的發展、新作品的創作。而通過對各種新作品的外形、原料、合理性的考慮，工匠們在先秦工藝作品中不斷融合了文化的精髓以及審美的觀念，從而使每件作品都成為了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的藝術品。
三、古代哲學文學及其中體現的美學思想
中國古代人民不僅在創造新式器具上展示了高超的技藝，在哲學文學方面也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與體驗。在先秦時期就有許多著名的哲學家，他們在自己的人生哲理中不可或缺的都有探討關于美的問題，談到對藝術的理解。其中道家學派的代表莊子、儒家學派的代表孔子和孟子，以及先秦著作《淮南子》《禮記》等都提出了各自對于藝術及美的個性理解，比如孔子善用繪畫來比喻禮，用雕刻來比喻教育。當然中國哲人的思想中體現的美學思想與西方哲學中的美學有著相當大的懸殊，中國古人慣以自身的生活與自然結合的體驗而得出哲理，而西方人則非親身感受，而是根據已有的經驗規則利用嚴密的邏輯來演繹推導出觀念與哲學體系。在先秦諸子哲文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國古人的哲學思想中有著與自然相契合的渾然天成的大氣之美，即美學中的“自得”思想。從美學的角度看，“自得”意味著審美體驗的超越前人，不依藩籬，更意味著個性的獨立，破除已為僵硬外殼的既成模式。當這種自得思想被先秦諸子百家所吸收后，表現出來的就是兩種觀點，第一種是孔子之類的“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此類尊重藝術尊重美，尋求禮樂的本質和根源，于自然之中體驗大道而得真理。另一類則是墨子、莊子之類的“非樂”、“見獨”思想，他們對于藝術與美持有的是一種否定、批判的態度，認為對于藝術與美的追求是物質欲望的表現，應該堅持精神的樸素與升華。但是一言以蔽之，無論是尊重美和藝術，積極探尋美，還是持否定批判的態度，都為先秦時期中國美學思想的發展提供了動力，對后世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
四、總結
中國歷史的劃分使得中國美學的研究呈現出階段性，先秦時期中國雖未正式出現美學的分類，但美學思想已然萌發。諸子百家常用藝術作比喻來闡釋自己的哲學思想，與此同時，他們的思想對后世的藝術創作也有很大的影響。在工藝品中所表現的無論是《考工記》中所形容的錯彩鏤金、雕繢滿眼的一種狀態，還是魏晉六朝之后“初發芙蓉”以素為美的理想追求，都是中國古人對美的感悟與理解。乃至后世其與文學、繪畫等藝術形式重疊交織共同演變發展出今時中國的獨特美學思想。可見，先秦時期的工藝美術與哲學、文學是中國美學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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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巧用多媒體創設情境導入新課
導入新課，是新授課的第一步，“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在課的起始階段，迅速集中學生的注意力，把他們帶進特定的學習情境中，激發起學生濃厚的學習興趣和強烈的求知欲望，對一堂課教學的成敗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運用電教媒體導入新課，可以有效地開啟學生思維的閘門，使學生在輕松、活潑的良好氛圍中自主、積極地學習，增強了學生探索知識的欲望，從而產生學習數學的興趣。
在引入《相似的圖形》時，用多媒體課件創設情境，先讓學生觀察現實中一些相似的圖形，如金字塔、布上的花紋，五星紅旗等，然后問學生你可以從中得到什么信息？學生通過討論后，再進一步將一個圖形放大或者縮小，這樣使學生都全神貫注地進行學習。同時也提高了教學效率。
二、運用多媒體有助于突出重點、突破難點，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
傳統的教學往往在突出教學重點、突破教學難點問題上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即使如此，學生仍然感觸不深，容易疲勞，從而導致厭學的負面心態。學生掌握知識，一般從感知開始，數學知識中的某些抽象內容，如概念是教學中的重點，更是學習的難點，光憑教師口頭講解，學生不易理解。這時如果運用多媒體輔助教學，就可以把抽象的知識變得形象具體，而且動靜結合、聲色兼備，調動學生各種感官協同作用，解決了教師難以講清、學生難以聽懂的內容，從而有效地實現精講，突出重點、突破難點。例如，教學《相似的圖形》時，重點是能夠判斷已知圖形是否相似，多媒體課件可以將引入新課時的那些圖形用線條抽象化，或者將同一個圖形進行放大和縮小后再抽象化為點和線，這樣就能讓學生更直觀地得到：相似圖形是把原來的圖像放大或者縮小。難點是會畫簡單的相似圖形，可以讓學生用作圖工具自己動手畫之外，教師可以通過多媒體展示自己畫相似圖形的技巧。這樣運用多媒體既吸引學生的興趣又使重難點輕易地被突破，大大提高了教學效率，而且鍛煉了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提高了學生創新思維能力。
三、 運用多媒體分層練習
利用多媒體教學可以更好地因材施教，因為它可以為每一名學生提供各不相同的學習環境，以適應不同學生在不同階段的發展要求。教師可以將整體教學和個別輔導有機地結合起來，實現因材施教，比較自由充分地發揮個性，不至于因為照顧后進生放慢速度而使優生吃不飽，也不至于因為照顧優生加快速度或加大難度而使后進生吃不消，優生和差生的主動性、積極性都被調動起來。優生從被動等待中解放出來，差生從被動壓抑中解放出來。數學教學課堂呈現出多邊互動、輕松愉快、生動活潑的場面，每個學生都在自覺地尋求知識，發展自己。
如教學《相似的圖形》一課時，利用多媒體課件展示多組練習題。為了使不同程度的學生可做不同的選擇，將練習題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辨識相似圖形題，第二種是畫簡單的相似圖形題，這樣優生很快就做完辨識相似圖形題，然后再動手去畫簡單相似圖形，而畫簡單相似圖形又可以多做幾個，完成得好的也可以利用多媒體為全班同學展示。這樣充分發揮學生的聰明才智，讓不同的學生得到不同的發展，使學生樂意并有更多精力投入數學學習活動中去。
四、運用多媒體及時反饋教學信息
多媒體可以實現對學生課堂練習的及時反饋，一方面滿足了學生急于了解自己學習效果的愿望，提高了學生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使教師及時掌握學生的反饋信息，在做下一步教學決策時更加主動。多媒體技術輔助教學能“當堂反饋，及時補救”，不讓錯誤傳入下一堂課，解決了傳統教學不能解決的問題，有利于糾正錯誤，不讓錯誤在頭腦里“過夜”。教師能及時了解學生的學習，有利于安排和適時擬定對后進生的補救措施。這樣利用多媒體手段在課堂內實現形成性檢測，及時獲得學生對學習掌握程度的信息，當堂鞏固，當堂矯正。筆者在利用多媒體教學《相似的圖形》時發現可以提高課堂效率，能充分考慮到學生的遺漏點，及時補救。
[關鍵詞] 環孢霉素；他克莫司；腎移植；高血脂
[中圖分類號] R699.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4721（2011）02（c）-016-03
Effects of tacrolimus instead of CsA which was used in patients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on serum lipids
GUO Kai, LIU Xuhua, ZHU Minghui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Zhengzhou 45000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Study on effects of tacrolimus instead of CsA which was used in patients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on serum lipids and renal fun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41 patients received renal transplantation as research subjects in our hospital including 21 males and 20 females and the mean age was (38.2±22.5) years. Because of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sA in patients with the emergence of some side effects, these patients were treated by FK506 instead of CsA and more than 1 year follow-up and monitored of serum creatinine, SCr, blood urea nitrogen, blood lipids and other biochemical changes. Results: Most subjects affected by significantly lower blood lipid levels, including 12 patients had apparently normal lipid levels and creatinine and urea nitrogen clearance of most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
[Key words] CsA; Tacrolimus; Renal transplantation; Hyperlipidemia
在應用環孢霉素 A（CsA）時代，腎移植術后的存活率已顯著提高，但是影響移植腎長期存活率腎移植患者術后的生活質量愈來愈受到移植界的關注，服用免疫抑制劑CsA后患者出現了諸如腎毒性、高血壓、高血脂等一系列不良反應。本研究旨在觀察將 CsA 換成以他克莫司（FK506）為基礎的免疫抑制方案對患者腎功能、血脂、血壓等指標的影響，探討 FK506替代CsA治療后的臨床效果。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以 2008年5月～ 2009年10月在鄭州人民醫院接受同種異體腎移植術后的 41例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 21 例，女20例，平均（38.2±22.5）歲。術后均采用 CsA、霉酚酸酯（MMF）及潑尼松（Pred） 三聯免疫抑制方案，移植時間10～52個月，平均26個月，血清肌酐（SCr）水平為134.3～232.7 mol/L。有33例患者血脂異常，17例血壓>150/100mmHg。
1.2 方法
停服CsA的同時，增加MMF劑量至750 mg，2次/d，2 d后加服FK506。服用劑量的一般標準：0.10～0.15 mg/kg，隨后根據血藥濃度調整藥物劑量。患者血脂異常評定標準參考我國血脂異常防治建議[1]，TG、TC、HDL、LDL 4項中有1項或以上異常就定為血脂異常，其中以TG≥1.7 mmol/L、TC≥5.2 mmol/L、LDL-C≥3.1 mmol/L、HDL-C≤1.0 mmol/L為界限。
1.3 觀察項目
術后1個月每周隨訪1次，情況穩定，則延長至2周1次，時間為1年。①腎功能：測定血尿素氮（BUN）、SCr；②血脂：測定空腹12 h全血血脂，包括總膽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LDL）、高密度脂蛋白（HDL）；③FK506血藥濃度：第1個月每周測 1次，第 2個月每 2周測 1次，以后每月測 1次；觀察空腹血糖、尿量、血Cr 的波動幅度。
1.4 統計學方法
計數資料組內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計量資料采用χ2檢驗。
2 結果
替代治療12個月后大部分患者毒副作用消失或減輕。41例患者改用免疫抑制劑FK506后均未出現腎毒性或急性排斥反應。平均血清BUN濃度從（11.49±5.90） mmol/L降到（10.07±5.21） mmol/L；SCr水平從（183.5±82.2） mol/L 降到（154.7±60.4） mol/L，SCr和BUN清除率明顯改善（P
3 討論
高脂血癥是腎移植術后使用鈣調素抑制劑等藥物時的常見現象，主要以高膽固醇血癥和高三酰甘油血癥為主；而且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這種現象與慢性移植腎失功能有重大關系。Jrdan（1994）的動物實驗表明，高脂血癥是內膜損傷的加速因子，加速了腎臟疾病的發展，氧化的LDL也可以直接損傷腎小球系膜細胞及引起血管內皮細胞功能異常，最終導致腎小球硬化。動物實驗已證明，免疫介導的損傷與高脂血癥間有協同作用，可引起慢性血管性排斥反應。
目前器官移植領域中廣泛應用的主要免疫抑制劑是CsA 和 FK506，其發揮免疫抑制作用的機制為它們分別與細胞內的 CsA 或 FK結合蛋白結合，雖然二者分子結構完全不同，而且是分別與細胞內不同的免疫親和素相結合，但卻形成了具有相似生物活性的復合物。CsA 和 FK506 作為一種分子膠將該復合物與細胞內的神經鈣蛋白黏合在一起，從而阻斷神經鈣蛋白的生物活性，使細胞內鈣依賴性信息通道傳導受阻，導致白細胞介素-2合成減少，最終抑制了由 IL-2 介導的 T細胞活化過程[2]。此外， FK506增強HMG-CoA還原酶的活性，促進膽固醇的轉運，抑制卵磷脂膽固醇脂酰基轉移酶與脂蛋白的活性，減少脂質的降解[3]。體外研究表明,CsA通過抑制2α-羧化酶的活性及膽汁酸的合成，使膽固醇通過腸道排出減少，血中水平增加；對單獨接受CsA治療的非器官移植患者的研究發現，LDL-膽固醇升高與CsA有密切關系。CsA增加肝臟脂酶活性，降低脂蛋白脂酶的活性，從而使VLDL與LDL的清除減少；CsA是脂溶性藥物，在血漿中的轉運主要依賴于HDL和LDL顆粒，CsA與LDL結合后可使LDL清除受限，使血中LDL-濃度增加；CsA還可減少激素清除并增強其升高血脂的作用。而 FK506能有效地降低高血壓和高血脂的發病率，這些都有利于腎功能的改善[4-6]。本研究認為 FK506延緩慢性移植腎腎病腎功能衰竭進程的機制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①環孢素未能抑制任何導致慢性排斥的因素，長期使用CsA可導致高血壓和高血脂，增加心血管并發癥的發生率，切換成FK506后，很可能解除了CsA 潛在的毒副作用，從而更好地維持或改善腎小球濾過率。②動物試驗表明，FK506對細胞因子及其生長因子的作用不同于CsA，CsA和FK506對IL-2及其受體L-2 R、L-4、L-6和L-10有很強的抑制作用，但 FK506對 IL-10 的抑制作用比CsA更強。本研究發現，FK506替換CsA治療后可以明顯減少患者服用高血壓藥物的劑量。而以FK506為基礎治療方案的患者組由于腎血管阻力上升不明顯，所以高血壓發生率較低，因此對高血壓藥物的需求減少。另外本文還發現替換治療可以降低血脂水平，減少降脂藥物的應用，這是由于FK506對于脂質代謝過程的影響作用遠小于CsA[7-10]。本文認為這是與CsA和FK506兩者的作用機制有關，與CsA不同的是，FK506可以抑制TGF-β的表達，而TGF-β可促進纖維蛋白形成和平滑肌細胞生成，這些都是與移植物慢性排斥反應有關的因素。因此，應用FK506代替治療可以明顯的改善患者服用CsA所出現的毒副作用。FK506作為一種強有力的免疫抑制劑應用于臨床的時間并不長，但它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已逐漸被大家所認可。在臨床過程中，經常能遇到應用CsA的患者由于血脂異常，血壓過高以及牙齦增生諸如此類的毒副作用，應用藥物不能有效控制，只好通過減少 CsA 的用量來解決，而往往這樣的患者極易發生排斥反應。通過該研究，筆者認為上述患者可將 CsA替換成 FK506 可能將收到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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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討心肺復蘇后大鼠血清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NSE）的變化、大腦皮層病理改變及烏司他丁的干預作用。方法：成年雄性SD大鼠120只，隨機分為假手術對照組、復蘇組、烏司他丁組（藥物組），每組按氣管切開后（對照組）或自主循環恢復（ROSC）后（復蘇組、藥物組）0.5、3、6、12 h和24 h分為5個亞組（n=8）。復蘇組和藥物組采用窒息致大鼠心臟驟停和心肺復蘇模型，藥物組于ROSC后2 min內經頸動脈推注烏司他丁（100 000 U/kg）。對照組僅行麻醉、氣管切開和血管穿刺。各組分別于各時間點取血和組織標本，以ELISA法檢測血清NSE濃度，光鏡下觀察大腦皮層的病理改變。結果：與對照組比較，復蘇組和藥物組ROSC后各亞組各時間點血清NSE含量明顯升高（P
【關鍵詞】 心肺復蘇；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烏司他丁；腦損傷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erum concentration of neuron-specific enolase (NSE) and the histopathological changes of cerebral cortex in asphyxia rats with bolus ulinastatin for injection afte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male adult SD rats were randomly pided into 3 groups: sham-operation control group， CPR group and Ulinastatin group. Each group was pided into 5 subgroups (n =8) by various intervals (at 0.5，3，6，12，24 h after tracheotomy in control group or after ROSC in CPR group and ulinastatin group). Asphyxiation cardiac arrest and CPR model was used in CPR group and Ulinastatin group，with bolus ulinastatin for Injection 100 000 U/kg via arteria carotis within 2 min after ROSC. Anaesthesia，tracheotomy and vascular centesis were performed in rats without asphyxiation in sham-operation group. Samples were taken at each intervals of subgroups. Serum levels of NSE were measured with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cortex were observed under light microscope. Results ：The serum levels of NSE elevated significantly after ROSC in CPR group and ulinastatin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Key words: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neuron-specific enolase；ulinastatin；cerebral injury
神經元特異性烯醇酶(neuron specific enolase，NSE)是神經元損傷的敏感性指標，具有高度特異性。有研究表明血清NSE水平與心臟驟停后腦損傷程度密切相關，可作為評價腦損傷程度及預后的早期敏感指標[1-3]。烏司他丁（ulinastatin，UTI）能減輕炎癥反應，清除氧自由基，對腦損傷具有保護作用[4]。本實驗采用窒息型大鼠心肺復蘇（CPR）模型，觀察了大鼠CPR后血清NSE蛋白及腦組織病理改變及烏司他丁的干預作用，以進一步明確烏司他丁對CPR后腦損傷的保護作用及其機制。
1 材料和方法
1.1 實驗動物及分組 成年雄性SD大鼠120只（由溫州醫學院實驗動物中心提供），體重300～400 g，平均（355.3±23.1）g，隨機分為假手術對照組、復蘇組、藥物組，再分別按氣管切開后（對照組）或自主循環恢復（ROSC）后（復蘇組、藥物組）0.5、3、6、12、24 h分為5個亞組，每個亞組8只。術前禁食12 h，自由飲水。
1.2 大鼠心肺復蘇模型制作及處理 采用窒息法并加以改進建立大鼠心肺復蘇模型[5]。以5%水合氯醛0.35 g/kg腹腔注射誘導麻醉繼以0.1 g·kg-1·h-1補充麻醉。實驗參數設計和記錄均參照復蘇實驗研究的Utstein模式[6]。復蘇組和藥物組于呼氣末夾閉氣管插管，待大鼠心跳停止（心電圖呈室顫、停搏或電機械分離，頸動脈平均動脈壓60 mmHg并持續10 min以上判斷為ROSC。藥物組在ROSC后2 min 內經頸動脈推注烏司他丁（廣東天普生化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19990134）100 000 U/kg，復蘇組推注等量生理鹽水。對照組動物僅行麻醉和氣管插管、血管穿刺，不進行夾管窒息及CPR。空調控制室溫23～26 ℃。各組大鼠體重、水合氯醛麻醉用量、基線血壓、腎上腺素用量等參數比較，差異均無顯著性(均P >0.05)。
1.3 血清NSE蛋白含量測定 按各分組時間點取大鼠頸動脈血2 mL，靜置后離心（4 000 r/min，10 min），取上清液于EP管，置于－70 ℃冰箱保存，待測。采用ELISA法測定血清NSE蛋白濃度，試劑盒購自美國USCNLIFE公司，測定步驟嚴格按試劑盒操作說明進行。
1.4 大腦枕葉皮層組織病理觀察 各時間點取血后大鼠活去腦，取左側枕葉皮層約5 mm×5 mm大小組織塊，置于10%福爾馬林中固定24 h后，脫水、包埋，常規石蠟切片，片厚4μm，HE染色，脫水，封片后光鏡觀察并照相。
1.5 統計學處理方法 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方差齊性用Levene檢驗。
2 結果
2.1 各組血清NSE蛋白含量變化 與對照組比較，復蘇組和藥物組ROSC后0.5 h起血清NSE蛋白含量即開始升高，至24 h各時間點一直呈持續上升趨勢，差異均有顯著性（P
2.2 大腦枕葉皮層組織病理改變 光鏡下，對照組神經元及膠質細胞大小正常，形態結構清晰，錐體細胞突起明顯，細胞內結構清晰（見圖1a）；復蘇組ROSC后12 h神經元固縮、深染，細胞內結構不清，細胞周圍空隙明顯增大，膠質細胞周圍間隙擴大，空泡樣改變，血管周圍間隙擴大（見圖1b）；藥物組ROSC后12 h腦組織病理改變要輕于復蘇組，神經元大小基本正常，形態及細胞內結構模糊，膠質細胞輕度水腫，細胞和血管周圍空隙有增大（見圖1c）。
3 討論
近年來，隨著心肺復蘇技術的進步和藥物的不斷更新，心肺復蘇的成功率有所提高，但最終的出院生存率仍然為2%～14%，主要原因是心肺驟停后所引起的腦損害。心肺復蘇的本質就是全身組織器官的缺血再灌注損傷，而腦組織對缺血低氧最敏感。心肺驟停后血流中斷啟動了腦損害，循環恢復后腦組織又經歷了無復流期、反應性充血期、延遲性低灌注期，這是腦缺血低氧損害的最重要階段，此期可持續2～12 h[7]。本實驗見光鏡下ROSC 12 h后皮層神經元固縮、深染，細胞內結構不清，細胞周圍空隙明顯增大，膠質細胞周圍間隙擴大，空泡樣改變，血管周圍間隙擴大，提示ROSC 12 h腦組織損傷達到一高峰。
NSE是糖酵解過程中烯醇化酶的同工酶，特異性分布于神經元及神經內分泌細胞中，是神經元的特異性標志物。正常情況下，腦脊液和血清中有少量的NSE存在。當腦缺血、低氧、中毒或創傷時，神經細胞膜的完整性受到破壞，且血腦屏障的通透性增加，NSE蛋白會泄漏到血清或腦脊液中，含量出現明顯變化。研究表明，血清NSE水平同腦脊液NSE水平存在高度相關性，故檢測血清NSE可確切反映腦組織的損傷程度[8]，且可用作評價CPR后腦損傷的早期診斷指標[9]，并可預測心肺復蘇患者腦損傷程度[10]以及出院生存率和神經功能恢復情況[11-12]。本實驗觀察到ROSC 0.5 h后血清NSE濃度明顯升高，3、6、12、24 h持續升高，提示ROSC 0.5 h后神經元細胞已有破壞，隨著再灌注時間的推移，神經元損傷增多，釋放NSE進入外周血亦隨之增多。此外，從變化趨勢看，ROSC后0.5 h，NSE蛋白在血清中的含量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增高，病理切片上神經細胞損傷的情況也逐漸加重，但血清學的變化更為敏感。因此，血清NSE蛋白的動態變化可以較好地反映出神經細胞損傷情況。
烏司他丁是一種廣譜的水解酶抑制劑，能抑制炎癥遞質的過度釋放，清除氧自由基，減輕再灌注損傷，半衰期為40 min，給藥后6 h給藥量的24%從尿中排泄。我們已研究證明，烏司他丁可以通過調節腫瘤壞死因子(TNF-α)、白細胞介素(IL-6、IL-10)等炎性細胞因子的水平對大鼠心肺腦復蘇后腦損傷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13]。本實驗研究顯示，藥物組血清NSE ROSC后6、12、24 h較復蘇組顯著減低，光鏡示，與復蘇組比較，藥物組ROSC后12 h皮層神經元及神經膠質細胞，細胞及血管間隙變窄，提示烏司他丁可能通過穩定細胞及微粒體膜，清除氧自由基，減輕血腦屏障通透性，降低血清NSE水平，減輕缺血低氧對腦組織的損害。ROSC后24 h復蘇組與藥物組大腦枕葉皮層組織病理改變差別不明顯，考慮與烏司他丁半衰期有關，但最適宜的給藥時間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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