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16 17:13:56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低碳經濟政策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低碳經濟 財政政策 庇古稅
中圖分類號：F7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973（2012）001-151-02
2003年英國首相布萊爾發表的題為《我們能源之未來：創建低碳經濟》（Our Energy 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首次提出了低碳經濟（Low-carbon Economy）概念。
作為率先崛起的發展中大國，中國正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和轉型期，發展低碳經濟有益于緩解對石油等能源的依賴，降低碳排放量，減少環境污染，從而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益和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本文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發展低碳經濟的理論依據，并針對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現狀，提出相關的財政政策建議。
1 基于庇古稅理論，減少企業碳排放量的稅收政策
產品具有外部性，表現為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的不一致。在沒有外部性時，私人成本就是生產或消費一件物品所引起的全部成本。當存在正外部性時，由于某一廠商增大碳排放量，導致另一廠商為了維持原有產量，必須增加一定的成本支出（如安裝減排設施），這就是外部邊際成本。私人邊際成本與外部邊際成本之和就是社會邊際成本。
假如完全競爭廠商的私人邊際收益為PMR，私人邊際成本為PMC，社會邊際成本為SMC，由于廠商增大碳排放量所引起的外部邊際成本為XC，那么，SMC=PMC+XC，這種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偏離可以用圖1表示。
圖1（a）和（b）的區別在于：在完全競爭條件下，代表性廠商的私人收益PMR與需求曲線是重合的，并且是水平的；在不完全競爭下，代表性廠商的私人邊際收益PMR處在需求曲線之下，并且是向右下方傾斜的。在沒有環境污染時，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廠商的產量決策按照PMC=PMR的原則確定，即e1點所決定的產量Q1水平下。由于廠商增大碳排放量導致了XC的外部成本，使邊際成本曲線由PMC移向SMC。這時，從社會的角度看，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產量決定應按照SMC=SMR的原則來確定，即圖1的e2點所決定的產量Q2。可見，由于負外部性的存在，使完全競爭廠商按利潤最大化原則確定的產量Q1與按社會福利最大化原則確定的產量Q2的嚴重偏離。（Q1-Q2）的產量就是企業增大碳排放的低效率產出。這部分產出既不符合效率最優的原則，又不符合社會公平原則。
基于上述情況，需要針對企業的碳排放量征稅，以減少企業碳排放量，發展低碳經濟。具體分析如下：
圖2與圖3分別是完全競爭條件下和不完全競爭條件的征稅模型。（a）圖用來表示供求均衡的變化，（b）圖用來表示定產決策的變化。圖2與圖3的唯一區別在于代表性廠商的邊際收益曲線（PMR）的斜率。在完全競爭條件下，代表性廠商的邊際收益曲線落在需求曲線下方，并且是向右下方傾斜的。由于征稅，邊際損害成本（MDC）事實上由廠商以付稅的方式支付。由于廠商考慮到稅收并因此而衡量損害成本后，廠商的產量決定發生了變化，即由原來的q0（根據PMR=PMC的原則而定）減少到q1（根據PMR=SMR的原則而定）。廠商產量的減少導致整個行業的均衡價格發生變化，即由p0上升到p1。在新的均衡價格p1處，生產者和消費者支付的貨幣數量足以抵補全部資源成本和廠商造成的損害成本。q1數量的產出是有效率的。值得注意的是，行業供給曲線就是單個廠商邊際成本曲線的總和，這意味著行業供給曲線向左上方移動，抬高了均衡價格。
并且，
2 基于政府轉移支付、政府支出等財政補貼政策，發展低碳經濟
發展低碳經濟的政府補貼一般表現為多種形式，如設立可再生能源生產企業時的資金支持，產出環節的成本補貼（有時亦被稱作價格補貼）以及消費環節對消費者的補貼等等。
作為發展低碳經濟的主要途徑之一，新能源的開發利用具有鮮明的正外部性特征，但在現實中，常規能源的環境污染等外部成本并未計入其產品最終的成本核算；相反，可再生能源在產生社會性環境益處的同時，其高額的初始成本卻由個別企業承擔，從而在市場競爭中，兩種外部性效應的鮮明對比使得可再生能源產業往往居于劣勢，影響了資源的最優配置。因此，國家作為社會利益的代表，對可再生能源生產和消費提供政府補貼是必要的。
政府補貼實際上是新能源價格形成機制的有益補充。新能源價格機制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價格的激勵機制，國家利用價格杠桿推動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充分地實現激勵作用，從而引導資金流向剛起步的新能源產業，鼓勵企業投入、參與；(2)價格行為的規范機制，國家通過規制不正當價格行為，從而有效地發揮價格合理配置資源的功能、保護經營者與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發展新能源最終是為了節約甚至替代傳統能源并降低碳排放量，發展低碳經濟，從而保護環境。因此，新能源通常是負載于一定的技術之上，以不同的產品形式體現，并轉化為一定的經濟效益，周而復始，形成良性循環。實踐中，如利用一定的技術通過新能源發電，從而產生了風電、太陽能發電、生物質發電、地熱發電等，而由于這些發電的技術手段不同，因此它們最終以商品形式表現出來的價格也就有所不同。然而價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客觀規律，在政治經濟學領域，所謂價格即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由于部門之間的競爭和利潤的平均化，商品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商品價格隨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動，圍繞生產價格上下波動。那么在其中，有學者對市場作出了精到的評價，即“在價格理論中，競爭市場的平衡被設想在這樣一種時候出現：很多各自推進他們自己利益的人相互讓步，以便他們能最好地一起讓步得到他們最想要的回報。”
價格主要由成本、稅、費以及利潤空間組成，其中，相關的稅、費由國家制定，同種產品在生產企業無特殊稅費優惠政策的情況下，可假定此種產品的價格將直接決定于成本。因此，在不考慮其他因素與變量的條件下，成本的高低與市場需求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價格的形成。
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需求法則不容忽視，一般情況下，當市場價格上升時，需求數量會下降；而當市場價格下降時，則需求的數量會增加。以常規能源為例，尤其是用于生產能源的自然資源，由于受到“市場失靈”的影響，通常無法形成有效的競爭。如石油、天然氣等一些可能具備不動產特征的資源，在缺乏政府監管時，這些特征妨礙了一定的市場供應。而電力和天然氣輸送的其他行業的結構決定了公司具有對消費者施加市場支配的力量。當市場中缺乏競爭時，政府可以通過干預來彌補市場失靈，恢復有序的市場競爭。
新再生能源所遭遇的境地卻恰恰相反，例如，太陽能發電與風電相比，它的成本較高，成本問題成為了制約太陽能發電推進的最大制約因素。新能源的發展所面臨的是技術的相對滯后、成本較高、市場競爭不充分，這使得從事新能源生產與經營的主體不僅缺乏發展的內在動力，更缺乏市場發展所帶來的正效應。如果僅依價值規律調整，則生產主體入不敷出、消費主體也無力承受，市場培育更無從談起，因此，為了最終能夠實現以市場調節進行資源配置的目標，政府補貼實屬必要。
3 基于產權理論的低碳經濟政策
3.1 產權理論
產權是指由物的存在及關于它們的使用所引起的人們之間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產權安排明確了每個人相應于物時的行為規范，每個人都必須遵守他與他人之間的關系，或承擔不遵守這種關系的成本。它的一個主要功能是引導人們實現將外部性內在化的激勵，產權界定不清是產生“外部性”和“搭便車”的主要根源。在產權經濟學家看來，權利無非是一種社會活動，其目的是確定規章制度，降低社會的交易費用，從而改善資源配置和福利分配，促進經濟增長。如果能建立起一種有效的產權制度，使產權從低效率人的手中轉移到高效率人手中，那么整個社會的效率就會大大提高。這種有效的產權制度建立的關鍵是解決產權明晰、交易費用和產權保護問題。
3.2 碳排放交易的產權理論
科斯認為在處理外部性問題中的庇古傳統是不夠的或者在某種程度上是錯誤的，市場失靈是與產權緊密相聯的，社會最優化的實現依賴產權的分配與界定。基于這種理論的排污權交易（或可交易許可證TEP）有助于消除環境“公共物品”外部性特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效率。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排污權交易項目就是基于《京都議定書》跨國間的碳排放交易，根據議定書溫室氣體減排“三機制”，即聯合履行(Joint Implemented, JI)、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和“碳減排”貿易(E-missionTrade, ET)。率先履行減排義務的發達國家允許采取以下減排方式：兩個發達國家之間可以進行排放額度買賣的“排放權交易”，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減排溫室氣體。歐盟排放交易系統在2005年1月1日正式掛牌營運，為現今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配額型交易市場，涵蓋超過12000個固定源，約占歐盟25國全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5%。另據國際性的非盈利組織氣候集團(the climate Group)報告《贏余：低碳經濟的成長》(In the Black: The Growth of the Low Carbon Economy)指出，2006年全球碳交易項目總金額高達300億美元。
參考文獻：
[1] 張坤民.低碳世界中的中國:地位、挑戰與戰略[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8,18(3):1-7.
關鍵詞：低碳經濟；黑龍江省；工業結構調整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18-0127-04
一、計量經濟模型的建立
表1 變量說明表
我們建立多元回歸計量經濟模型：
lnYit=β0+β1lnXi1+β2lnXi2+β3lnXi3+Xi4+Xi5+Xi6+uit
其中，變量Y代表黑龍江省工業部門二氧化碳排放總量；變量X1經濟規模可以用工業增加值總量來衡量；變量X2代表功業產業結構可以用輕重工業結構變化來衡量；變量X3代表黑龍江省工業行業技術進步，用大中型工業企業的研發費用支出來度量表示；變量X4代表黑龍江省工業行業能源消費結構，用石油、天然氣的消費占總能源消費的份額，用來表示能源消費結構；變量X5代表對外開放水平——貿易出口結構，用高耗能產品出口比例度量。
二、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簡介
1.數據來源及整理。需要整理的數據包括：黑龍江省工業增加值總量，黑龍江省輕重工業的比例以及黑龍江省輕重工業能源消費量數據。工業增加值總量、輕重工業的比例數據搜集，可以直接采用《黑龍江省統計年鑒》、《黑龍江省能源統計年鑒》上的數據。我們選取了比較有代表性的行業：輕工業以提供生活消費品和制作手工工具的工業為主，重工業以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物質技術基礎的主要生產資料的工業為主。其他影響因素的數據，包括對外開放水平和工業行業內部產權結構的數據。
2.研究方法簡介。在時間序列中常會發現兩個變量存在一種長期穩定關系，把這種長期穩定關系稱為“協整關系”。傳統的協整分析方法是通過對序列差分將其轉化為平穩序列，得出其中的線性均衡關系，這種協整關系可稱為線性協整，線性協整的建模理論是從實際的數據生成過程出發，在非平穩序列中尋找可能存在的長期線性均衡關系，以建立序列的結構模型從而反映序列的運行機制。該理論的提出對于用非平穩經濟變量建立計量經濟模型以及檢驗這些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且其應用也遠遠超出了對線性回歸的診斷。在許多情況下，經濟理論告訴我們兩個變量應該是協整的，對協整性的檢驗也就是對經濟理論正確與否的檢驗。
三、計量回歸過程、結果檢驗及結論
（一）變量的時間序列趨勢圖
（二）變量的單位根檢驗
由于我們的變量是時間序列數據，如果直接進行回歸可能會造成偽回歸，所以進行回歸前，先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如果是平穩的，則可以直接進行回歸，如果不是平穩的就需要對變量組進行協整檢驗。
我們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來確定變量的單整階數。為了避免數據的劇烈波動，我們對所有變量進行對數化處理。變量的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2、表3）：
通過上面的單位根檢驗可以看出，7個變量都是不平穩的，但經過一階差分滯后都變成了平穩的，所以7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可以對這個變量組進行協整檢驗。
（三）變量的協整檢驗
我們通過E-G兩步法（Engle 和Granger）對變量組進行協整檢驗，首先估計一個以lny為被解釋變量，lnx1、lnx2、lnx3、lnx4、lnx5、lnx6為解釋變量的回歸方程。然后保存殘差并且檢驗殘差的平穩性，如果殘差是平穩的，則說明幾個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也就是長期均衡關系。而回歸方程也就是協整方程。
通過協整分析，我們得到的回歸方程如下：
lnYit=15.1671+0.3167lnXi1+0.4804lnXi2-1.4188lnXi3-0.3701lnXi4+
（0.892811）（2.234466）（1.698201）（-0.614684）（-4.151025）
0.4699lnXi5+0.7455lnXi6
（2.694155）（4.163876）
我們對上面回歸方程的殘差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見表5）：
從上面的殘差的單位根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殘差是平穩的，因此我們說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而回歸方程就是協整方程。
（四）實證分析結論
1.工業經濟總量變化始終是促使碳排放總量增長的最主要因素。變量X1代表的是經濟規模，我們用用工業增加值總量來衡量。在回歸方程中X1在取對數后的系數為0.316，且t統計量在5%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F統計量整體顯著。這表明了黑龍江省工業增加值總量的增加客觀上對黑龍江省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起到了促進作用。
2.產業結構對碳排放總量變化的貢獻值也為正。這說明產業結構變化也是促使碳排放總量增加的因素。變量X2代表工業內部的結構水平，可以用輕重工業結構變化來衡量。方程中X2在取對數后的系數為0.4804，且t統計量在5%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F統計量整體顯著。這表明了黑龍江省的重化工業結構導致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斷增加。
3.效率因素是促使碳排放總量降低的原因。X3，X4對碳排放的影響都是為負的。變量X3代表黑龍江省工業行業技術進步，用大中型工業企業的研發費用支出來度量表示；但是X3對碳排放的影響t檢驗顯著水平并不明顯，這首先說明X3對碳排放影響具有一定的影響。其次，將研發費用支出用來度量工業行業技術進步的準確程度有待提高，但總體上可以說明工業企業的研發費用支出對降低碳排放量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變量X4代表黑龍江省工業行業能源消費結構: 用石油、天然氣的消費占總能源消費的份額，用來表示能源消費結構。X4對碳排放的影響是顯著為負的，X4每增加1%，則y減少0.37%，且t統計量在1%的水平下顯著。這表明了黑龍江省以石油、天然氣的消費占總能源消費的份額越高的話，對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大有好處。
4.高耗能產品出口比例越高是影響黑龍江省碳排放量高的因素。變量X5代表對外開放水平——貿易出口結構：用高耗能產品出口比例度量；同時在計算反映貿易出口結構的高耗能產品出口比例這一指標。其系數為0.4669，t統計量在1%的水平極為顯著，且F統計量聯合顯著，表明了用高耗能產品出口比例越高的話是影響黑龍江省碳排放量高的因素。變量X6代表工業行業內部產權結構：用行業內部的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所占比例度量表示，其系數為0.7445，t統計量在1%的水平極為顯著，且F統計量聯合顯著，表明了固定資產所占比例越高的話是影響黑龍江省碳排放量高的因素。
四、實現黑龍江省工業結構調整的對策
1.合理控制重化工業的增加值及發展規模。降低整個工業增加值中高能源強度工業行業的比重，有助于降低全工業行業能源消耗強度和二氧化碳排排放量。因此，黑龍江省要加快工業行業內部結構的調整，尤其是輕重工業結構的合理調整、不斷扶持低能源消耗的工業行業發展，適度控制高能源消耗的工業行業過快增長，為實現工業節能降耗的目標作準備。
2.通過低碳技術創新轉變能源消費結構。低碳技術研發、推廣和應用是解決能源危機、優化能源消費結構和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性因素。黑龍江省作為能源的生產與消費的大省，低碳技術儲備并不充足，現實的情況是缺乏核心技術、缺少研究低碳技術的專門類人才、自主創新能力比較弱。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低碳技術創新體系、開展節能技術創新活動、低碳研發技術，比如清潔煤技術（IGCC）和二氧化碳捕捉及儲存技術（CCS）等等；研究、工業節能與減排、循環經濟、資源回收、環保設備、節能材料、新能源汽車、節能建筑等新型發展技術等已經迫在眉睫。
3.加大研究與開發（R&D）投入支出。黑龍江省應該逐年加大R&D投資的數量并要嚴格審核其質量。具體的做法包括：加大對科技創新項目及參與人員的獎勵力度；不斷深化創新體制機制的改革，通過與市場的結合，拓寬研究開發的力度，激活并加深對現有科技資源推廣和應用、實現高新技術和實用技術向現實的轉化流程逐漸縮短；加大高等院校的交流與合作、促進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加快形成一批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業；同時以工業企業為研究與開發、知識和技術創新的主體，加快高新技術的成果轉化率與生產結合率，實現碳排放的降低。
4.促進產業關聯性強的工業園區建設。空間的優化組合，也是實現工業技術節能減排的重要途徑。通過工業園區的建設、發展，促進循環經濟模式在工業領域的廣泛應用，將有利于提高資源、能源利用效率。不斷加強對黑龍江省哈大齊工業走廊的發展建設，要積極研究制定地區循環經濟發展方案，在生產、流通和消費過程中，重視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提高能源資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根據產業發展布局和結構調整要求，通過產業關聯、資源關聯、環保關聯的工業園區建設，實施產業聚集、優化組合，實現資源、能源的綜合利用、循環使用，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
5.改變以煤炭為支柱的能源消耗結構。要不斷提高對石油和天然氣的開發和利用，同時通過積極開發新能源。新能源一般是指在新技術基礎上加以開發利用的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陽能、生物質能、水能、風能、地熱能、波浪能、洋流能和潮汐能，以及海洋表面與深層之間的熱循環等；此外，還有氫能、沼氣、酒精、甲醇等，而已經廣泛利用的煤炭、石油、天然氣、水能、核電等能源，稱為常規能源。隨著常規能源的有限性以及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以環保和可再生為特征的新能源越來越得到各國的重視。發展新型的清潔能源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6.合理調整工業產品出口結構。降低高能源強度行業的出口額在工業出口總額中的比重，有利于降低高能源強度行業的能源強度，而進口商品結構變化對工業能源強度沒有顯著影響。因此，應該優化黑龍江省工業的出口商品結構，提高低能源強度行業的出口額在整個出口額中的比重，這將對降低中國工業能源強度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 薛進軍.低碳經濟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5.
[3] 柴方營，于洪賢.黑龍江省低碳經濟發展對策研究[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1:6.
[4] 蔣金荷，徐波.能源強度分解方法綜合評價和中國能源的實證分析[G]//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政策與模擬重點研究室.經濟政策
與模擬研究報告.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9.
[5] 牛文元.持續發展導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
關鍵詞：低碳經濟；財政政策；低碳稅收；綠色采購
金融危機后，許多國家把發展新能源、低碳產業作為重振經濟的重要驅動力，并成為各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環節。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階段，面臨巨大的資源需求和環境壓力，需盡快轉變發展模式，加快低碳經濟發展。低碳經濟既是世界潮流，也是中國社會關注的焦點。而這一經濟模式的運作需要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加以保障，其中財政政策是極為重要的手段之一。
一 、低碳經濟的內涵
“低碳經濟”理念最早見諸2003 年英國首相布萊爾發表的《能源白皮書》：“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低碳經濟是通過更少的自然資源消耗和更少的環境污染，獲得更多的經濟產出；低碳經濟是一場涉及生產模式、生活方式、消費方式、價值觀念和國家權益的全球性革命 [1]。是人類社會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進步。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對社會經濟與物質需求的無止境追求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嚴重地破壞了環境。人類對能源的渴求、對生態環境的索取大大的超越了地球的承載能力。優化生態環境，確保能源、環境、經濟三大系統的和諧發展，從而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是低碳經濟旨在解決的問題。
二、中國發展低碳經濟面臨的主要困難
中國人口眾多、氣候條件復雜、生態環境脆弱，是最易遭受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國家之一。應對氣候變化走低碳經濟的道路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從中國實際情況看，向低碳經濟轉型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短期內中國發展低碳經濟還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 [2]。
1.能源需求加速增長，以煤為主的不合理能源結構難以改變。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以煤為主要能源的國家之一，“富煤、少氣、缺油”的資源條件，決定了中國能源結構以煤為主的不可再生能源比重過大，核電和可再生能源（太陽能、風能、電熱能、潮汐能、生物質能等）發電比重小。加之中國正處于快速發展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過程中，電力、運輸車輛、建材、鋼鐵、有色金屬、機械電子等產品已轉化為對能源的巨大需求。從2000—2007年，中國能源消費量年均增加1.8億噸標準煤，2007年達到26.56億噸標準煤。到2020年中國能源需求量將達到50億噸標準煤以上。這都使得低碳能源資源的選擇有限。
2.產業結構不合理，節能減排和其他發展目標尚未實現統籌、協調發展。中國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耗能低、污染少的第三產業發展滯后、比重偏低，經濟增長過于依賴第二產業，特別是重化工業，致使產業結構不合理。為此中央政府要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適度控制經濟增長速度，促進結構轉變，實現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而有些地方政府為了單純追逐GDP增長，對節能減排不重視，從而加劇了高耗能、高排放產業的增長速度，使得中國產業結構調整進展緩慢，低碳經濟發展形勢不容樂觀。
3.節能減排的市場化手段與經濟性措施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低碳經濟的核心是能源效率和清潔能源結構問題，關鍵是低碳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和制度創新。盡管中國相關的主管部門曾制定并出臺了一些與低碳技術研發有關的優惠政策，但是與節能減排所需的大量資金投入相比，政府財政性資金投入嚴重不足 [3]。中國在低碳技術研發方面還面臨許多困難。一方面，缺乏完整、有效的政策支持體系；另一方面，節能減排方面的工作進展緩慢。
一、我國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主要財政政策
最近幾年來，我國出臺了很多關于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其主要內容體現在以下兩點。
（一）節能環保產業的財政支持政策
政府為了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制定了一系列支持節能環保產業發展的財政政策。一是加大對節能技術改造中財政獎勵資金的投入，獎勵資金的額度是按照項目工程中節能技術改造以后，在實踐中取得的節能量以及根據有關規定的標準確定的，這種財政政策有利于增加節能技術改造的動力，帶動低碳經濟發展。二是鼓勵節能產品的研發以及惠民，比如說一些高效的節能照明產品的研發與使用，不僅減少了居民用電額度，也降低了能源的浪費。三是加大對再生節能材料利用時的補助，比如說，國家增強對于再生節能建筑材料在再生產過程中的補助，對這部分企業貸款貼息，或實行相應的獎勵政策。
（二）可再生能源的財政支持政策
該政策主要是針對太陽能、風能、地熱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而言的，旨在通過財政政策的引導，進一步優化我國的能源結構，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如對“金太陽”工程實行財政上的補貼；國家對“太陽能屋頂計劃”的財政支持；對風力發電工程設置專項的財政資金；對秸稈循環利用實行的財政補助；對節能汽車或者新能源汽車在推廣使用環節的財政補助政策等。
二、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體系存在的問題
為促進低碳經濟發展制定的一系列財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產業結構的轉變以及調整，帶動了我國能源的利用率，推動了我國能源結構的優化。但是，從發展低碳經濟這一總體目標而言，目前的財政政策仍然存在著很多的問題。首先，財政支持的投入力度不高，針對性不強，國家要想大力發展低碳經濟，要面對的首要問題便是經濟結構調整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問題，但是由于國家對于節能環保技術以及新能源研發與利用技術方面的財政資金支持力度仍然較低，缺乏穩定性和長期性，所以財政政策對低碳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因此，國家還需要結合低碳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進一步加大財政投入與支持的力度，以便使低碳經濟處于一個長期穩定的發展環境之中。其次，現在的財政政策很多缺乏市場機制的有效引導，我國目前沒有形成以市場機制為主導的財政政策體系，有關資金與擔保方面的市場引導機制不夠健全，這就容易造成財政政策的制定脫離低碳經濟發展的市場需求，造成財政資金利用率偏低、針對性不強等方面的問題。此外，我國目前也沒有形成比較完善的市場節能服務體系，這都不利于財政政策發揮應有的作用。再次，在財政資金的管理上還存在一定的漏洞，國家為了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投入了大量的財政專項資金，但是因為資金管理的組織機構不健全，資金管理制度的建設相對滯后，所以在財政專項資金的管理以及行政審批等環節存在很多的漏洞，導致資金利用效率低，甚至存在專項資金挪用的現象，導致很多節能工程無法正常的運轉。
三、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建議
（一）規范財政資金的投入與管理
為了進一步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需要進一步健全財政資金的投入與管理。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對財政資金的投入力度，這是促進低碳經濟發展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在對低碳經濟的財政投入中，應該重視有關節能減排、開發清潔高效能源、改造低碳技術等方面的資金投入，進而為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穩定的資金投入，從而為低碳經濟的穩定發展提供長期的資金保障。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強有關低碳經濟專項資金的管理，保證資金合理的使用，提高財政資金的利用效率，從而促進低碳經濟持續發展。此外，政府還要明確財政資金支持的重點領域，不斷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從而推動節能減排工作的進行。如加強科技創新方面的扶持力度，多開發一些低碳技術，優化能源利用結構，支持一些低耗能以及清潔能源企業的發展；要重視一些污水管理、新能源開發、環保等方面的工程建設，推動原有的大型企業以及建筑節能方面的技術改造等。
（二）完善財政補貼細則，引導企業發展低碳經濟
利用國家財政補貼機制，引導企業大力發展低碳經濟，是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有效方式。所以，各地必須針對當地的實際，進一步完善財政補貼的具體細則。一是要利用財政方面的補貼，給予企業有關環境治理費用以及稀缺資源保護費用方面的補貼，從而引導企業加強對環境的保護以及對資源的節約；二是對于一些開發使用清潔能源、對廢物實行回收再利用的企業，進行貸款貼息；三是對自覺進行污水、排放氣體治理的企業，在其貸款利率、還貸條件等方面給予政策上的優惠；四是對使用的清潔能源要進行價格上的補貼；五是對企業能源、節能減排等技術方面的改造給予補貼。除此之外，利用國家財政補貼，引導地方政府在公交、私人汽車、出租車等汽車領域積極推廣清潔能源以及節能汽車，也能起到有效的促進作用。
（三）健全與之相關的財稅制度
針對目前我國環境保護以及節能減排的實際狀況，應該加大對現行稅收制度的調整以及完善，形成對財政政策的有效補充。對此，要積極研究制定有關環境方面的稅收政策，實行環境稅與碳稅等新型的稅種，保證環境資源有償使用，達到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的目的。第一，要對那些使用之后會造成環境污染的產品征收消費稅，并且提高這些產品的稅收征收標準，以資源的稀缺程度來制定產品的單位稅額。對那些不可再生資源并且稀缺性較大的產品要提高征稅比例，以此來提高對于這些能源的利用效率，避免資源的浪費。第二，要開征碳稅，碳稅的征收不僅有利于資源的節約使用，提高利用效率，也能夠減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以免加劇溫室效應。
（四）制定能源價格財政補償機制
為了實現能源的高效利用，我國應該把能源直接引入市場機制，并且根據市場中的價格規律以及市場的供需狀況，對能源的價格進行有機的調節，最終讓環境的成本能夠在市場的價格中反映出來，建立起一個系統的完整的能源價格體系。伴隨著能源價格體系的建立，政府部門要進一步建立起科學的有關能源成本的核算體系，使煤炭、電力、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的定價機制更加完善，讓其可以及時準確地反映出國際市場中的價格變化情況，以及在國內市場中能源的供求平衡狀況。在此基礎之上，國家要進一步完善能源價格的財政補償機制，即通過財政政策上的優化，鼓勵開發與優先使用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當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價格過高時，要實施財政補償，減少劣質煤、劣質油等污染物排放量大的能源，以促進我國能源結構的不斷優化，更好地服務于低碳經濟的長遠發展。
四、結語
一、國外發展低碳經濟的主要財政政策工具
（一）財政措施
1.稅收
發達國家采取各種稅收手段對高碳資源或高碳產品征稅，以抑制其下游的消費量。從而實現低碳減排，其中最直接的政策工具是CO2稅（碳稅）。世界上直接開征與實行碳稅的國家和地區以北歐居多，一些國家間接征收的碳稅包含在能源稅、環境稅或其他稅種內。
丹麥20世紀70年代已開征能源消費稅，但征稅對象只包括家庭和非增值稅納稅企業。1992年對企業和家庭正式征收碳稅，對汽油、天然氣和生物燃料以外的所有CO2排放行為征稅。其初始的稅率較低，政府對部分企業采取稅收優惠或稅收返還，后經多次上調。1996年，開征了包括CO2稅、SO2稅和能源稅的新稅種。
荷蘭1988年對燃料開征環境稅，收入專門用于與環境有關的公共支出：1990年開征碳稅，隸屬于環境稅的一個科目。1992年開征能源/碳稅（比例各為50%），碳稅征稅范圍覆蓋所有能源，電力通過對燃料的征稅而間接納稅，碳稅收入納入一般預算管理。1996年開征資源管理稅，征稅范圍包括原油、柴油、液化石油氣、天然氣和電力，主要征稅對象是家庭和小型能源消費者：資源管理稅適用累進稅率：大型能源消費者主要通過自愿減排協議計劃降低CO2排放：稅收征繳通過能源稅單征收，資金從能源公司轉到政府賬戶：社會組織、教育組織和非營利組織可以得到最高為應納稅金50%的稅收返還。
芬蘭1990年開征碳稅，征收范圍是礦物燃料；計稅基礎是含碳量。開始征收時稅率很低，之后逐漸增加。1994年調高了能源稅稅率，大部分能源征收燃料稅，其中一部分是混合的能源/碳稅。
瑞典1991年開征碳稅，征稅范圍包括所有燃料油（電力部門使用的部分給予豁免），征稅對象包括進口者、生產者和儲存者。稅率根據燃料含碳量的不同而有區別。1994年后指數化稅率實行，以保持真實稅率不變。
挪威1991年開征碳稅，征稅范圍是汽油、礦物油和天然氣（1992年擴展到煤和焦炭）。開征后稅率由低到高調整；對航空、海上運輸部門和電力部門（水力發電）給予稅收豁免。
德國1999年開征生態稅，對摩托車燃料、輕質燃料油、天然氣和電力征稅，2000年擴展到重質燃料油。開征后對摩托車燃料油和電力的稅率有所提高。稅收收入投入到養老基金。
瑞士2000年開征碳稅，開征基于1999年頒布的《C02法》，最高稅率是210瑞士法郎（約相當于160US$/tCO2）。
英國2001年開征氣候變化稅。對銷往企業和公共部門的電力、煤、天然氣和液化石油氣征稅，對熱電聯產單位的油類耗費和發電以及可再生能源免稅，根據產品含碳量不同適用不同的稅率。氣候變化稅制遵循稅收中性原則，是一種適用于工業、商業、農業和公共部門的能源稅。
美國2006年開征碳稅，對發電廠排放的溫室氣體征稅。2006年科羅拉多州的大學城圓石市起首通過碳稅法規。碳稅收入用于提高能源效率以及改用替代燃料等方面。
加拿大2008年基于魁北克省公布的年度財政預算案，對所有燃料開征碳稅。
日本2007年開征全球變暖對策稅。該稅種具有如下特點：稅率低起點、差異化，逐步遞增；對環保型產業減稅，而對損害環境的行為征稅：多減免與配套：社會關注與參與。2011年由環境稅獨立稅改為石油煤炭稅附加稅。2012年10月1日起開征環境稅，由使用化石燃料的各電力公司和燃氣公司支付。
2.財政支出
歐盟的碳稅收入一般是定向使用或專款專用，財政支出主要用于激勵市場主體節能減排與低碳化發展。英國將氣候變化稅收入主要撥付給服務公益的“碳基金”、投資節能環保項目的補貼、填補調低比例交納的國民保險金等。“碳基金”的職責一是排除企業在低碳生產模式轉變過程中所面臨的經濟、技術和管理障礙，幫助企業和公共機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二是對具有市場前景的低碳技術進行商業投資。拓寬低碳技術市場：三是通過信息傳播和咨詢活動。助推企業和公共部門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向社會大眾、企業、投資人和政府提供低碳經濟發展相關的大量有價值的資訊。“碳基金”資金管理實行企業運作模式，比以總體稅收為來源的財政支出方式對低碳技術的經濟性、成熟度、系統性以及社會總效用的提高更有效。德國通過國家公共財政對新能源產業創新進行扶持，培育了“Q-cell”等創新型企業。
日本在低碳化財政支出方面，增加政府財政預算，投資低碳型基礎設施建設、節能技術研發，對民用住宅、辦公大樓、學校、公共基礎設施等實施導入太陽能發電、綠色家電等節能改造，對節能家電及電動汽車的消費、企業引進先進能源設備進行補貼，并對家庭和企業的減排實施補貼：還輔以實行環保積分制度，鼓勵國民購買節能產品。
次貸危機后奧巴馬政府重塑美國經濟實力的一大措施是綠色革命。其低碳化財政投資方向主要集中于低碳型社會基礎設施及節能改造設備、低碳技術（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研發等：其財政補貼（助）的對象是州政府能源高效化、節能項目、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以及氫氣燃料電池的開發商、大學、科研機構、企業的可再生能源研發、購買節能家電商品的個人、大量銷售最佳節能電氣的零售商等。
（二）財政信用措施
日本對投資節能環保的企業提供無息財政貸款：美國對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以及氫氣燃料電池的開發商除提供上述的財政補貼外，還提供融資擔保：歐盟政府不僅對節能減排項目進行直接財政補貼低息貸款外，還利用擔保基金、循環基金以及風險基金等作為杠桿工具，引導社會資本參與各種能效項目、新能源項目的開發。英國財政部通過“減排基金”，對與財政部申請并簽訂減排協議的企業給予一定數量的無息貸款，用于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
（三）自動穩定器與相機抉擇的穩定器
1.政府采購的調整
綠色采購歷史悠久的歐盟國家政府為推動政府綠色采購開發了一系列的指導性文件和工具包。德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對可再生能源采用固定價格收購，政府提供補貼，強制性規定電力公司以高價購買利用可再生能源開發的電力。德國1979年設立了環保標志制度以讓政府機構優先采購環保標志商品，通過《循環經濟和廢棄物處置法》規定政府機構要使用有耐用性、可再利用性等特點的環境友好型商品以及服務。采取固定價格收購可再生能源產業產品。2004年歐盟委員會的《政府綠色采購手冊》將環境準則納入政府采購模式。制約并激勵供應商，帶動并營造綠色消費市場。英國政府2006年公布的《采購的未來》規定政府要優先采購可持續的產品。
2.累進稅、稅收優惠與減免、稅率與稅收起征點調整等
前已述及，國外一些國家為發展低碳經濟開征的稅種（如荷蘭的資源管理稅）適用累進稅率，以限制奢侈浪費、約束過度消費需求，引導消費者理性消費。
歐盟國家普遍實施了綠色稅制改革，相繼開征有利于控制碳排放量、保護環境的新稅種。調整原有稅制中不利于低碳化的相關規定，對節能環保實行多種形式的稅收優惠，從“誰污染、誰付費”向“誰環保、誰受益”轉變，以取得財政收入與資源配置的“雙重紅利”。
英國開征的包括氣候變化稅在內的環境稅收針對特定技術部門及使用低碳能源的企業實施優惠政策。美國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生產和利用給予稅收優惠抵免：對新節能住宅、商用節能建筑、提高住宅能效利用的設備等給予稅收優惠抵免以提高能源效率：對購買節能環保型機動車允許在計征州稅和聯邦消費稅時提高扣除額、延長最低選擇稅的減免等，擴大對家庭節能投資的減稅額度，以鼓勵節能：對替代能源開發利用、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研究開發費用等給予稅收抵免、直接減免等優惠。芬蘭、美國等對企業進行廢棄物再利用給予稅收抵免、減免稅等優惠。荷蘭、美國、芬蘭、德國規定了環境稅稅收減免項目和環境稅返還項目，對增加環保、節能的投資給予稅收抵免、減免稅等優惠。德國、日本等國家是對企業購置或制造用于防治污染或廢物處理的設備給予加速折舊。
二、國外“低碳革命”財政政策工具的經驗
（一）開征碳稅或其他綠色稅種、收入預算管理與稅收中性
國外實行碳稅或其他綠色稅過程中具有一些共性，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其一，工業化先行。實行碳稅時已完成工業化，并且國民收入已經達到發達國家標準。
其二，稅率因勢利導。基本以碳含量作為碳稅計稅依據，基于實際國情設計碳稅稅率，制定相關稅收優惠，逐步加強政策力度，并將碳稅收入納入一般預算管理。
其三，稅收中性。征稅使社會所付出的代價以稅款為限，盡可能不給納稅人或社會帶來其他的額外損失或負擔，避免干擾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避免稅收超越市場機制而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因素。歐盟的一些國家初征碳稅時，通過減少其他稅種的稅負，以及合理使用環境稅收入以使總體稅負不變，并爭取“雙重紅利”。例如，德國等國家在碳稅征收的同時降低勞動所得適用稅率，通過將碳稅收入投入到養老基金減少了個人和企業的繳費水平，由此也拉動了就業。
其四，生產環節征稅。為了減少征管成本、保障稅額的有效征收，各國或各地區的碳稅都建立在已有的稅制體系基礎上。
（二）財政支出區別補貼生產者與消費者
為推動低碳相關產業的發展，上述各國普遍施行低碳補貼――對于直接由最終需求決定產業興衰的低碳下游產業（如汽車、家電、房地產等），通常對消費者提供低碳補貼：而為鼓勵產品相對同質化的中游產業（如電力等）創新或采用節能降耗的新技術、新工藝，則主要對生產者進行補貼。“區別補貼”作為一種擴張性財政政策工具，在宏觀經濟低迷時期，發揮了防止經濟衰退、尋找新經濟增長點的功效。
（三）財政信用正面激勵、扶持與稅制設定逆向約束、規制相兼
上述各國激勵或扶持低碳技術創新的主要財政支出方式是直接撥款、補貼和政府綠色采購以及財政（無息或貼息）貸款，并通過減稅、免稅、退稅、特別折舊和投資作為成本抵扣等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低碳化生產與消費。
與正面激勵、扶持并舉的是逆向約束、規制。其方式主要是通過開征某些稅種（如碳稅、能源稅、碳關稅等）提高生產或消費成本、設定較高稅率或累進稅率等給納稅人施壓。據估計，征收能源稅和碳稅對減少能源消費的貢獻為10%：而碳關稅的開征有利于防止碳排放由發達國家向欠發達國家轉移。
（四）政府引導社會參與，相機抉擇創新各種財政政策工具
上述各國政府注重對節能減排、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等低碳化產業的財政投入和政策支持，由此帶動社會資金的投入，并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政府管制和創新的政策工具（如碳排放交易、碳基金、碳預算等）手段引導低碳革命。
（五）財政政策工具協同其他配套政策工具
低碳化的政策多種多樣，政策工具的施行從來不是單一的，而是配套協同的。與英國氣候變化稅配套的政策有“碳審計”、“碳預算”等。美國實行碳定價政策，并建立全面的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排放權交易體制、制定“政府節能采購指南葉旨導選擇能源效率高的產品、對在國際貿易中能源消耗量大的商品生產部門提供退款或退稅以平衡因排放權交易所帶來的成本增加，還制定了向低碳經濟轉型的法律框架《2009年美國綠色能源與安全保障法案》。日本的碳稅實踐具有“范圍廣、附加稅方式、稅率起點低與差異化、多減免與配套、全民負擔與參與”的特色，創設了再商品化與公害防治設備特別折舊制度，2008年開始施行CO，排放可視化管理制度和CO，排放量交易機制，并推行“碳抵消”制度和“碳足跡”制度。
商品房調控與保障房政策具對沖效應
政府遏制地產價格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市場化的房地產開發投資放緩，而另一方面，本輪調控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加大土地供應，推進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因而將促進保障性住房投資大幅增長，這兩者對房地產投資的正負面影響存在一定的抵消。
微觀上看，影響商品房投資與保障性住房投資的機理有所不同。商品房投資的變動主要取決于利潤空間和銀行信貸的支持情況，對于房地產企業來說，只要有合適的利潤率，企業就會開工建設，由此帶動房地產投資的增長；而銀行信貸的變動也會影響行業的投資。保障性住房投資更多是政府主導，因此其開工投資主要取決于實際供地的面積以及財政的支持力度。
首先來分析商品房的投資情況，考慮企業開發投資周期，我們采用房地價剪刀差（房價指數減去前一年地價指數）來衡量房地產企業的盈利狀況，結果表明2004年土地招拍掛制度改革后，房地價剪刀差能夠較好地解釋房地產投資的波動。2008年三季度開始，房價大幅下跌使得其與地價剪刀差出現逆轉，這直接導致了當期房地產投資的下滑，而進入2009年三季度，房地價剪刀差迅速轉正回升，拉動房地產投資快速恢復。銀行信貸同樣是影響房地產投資的重要因素，2009年商品房開發貸款同比增長38%，信貸擴張成為房地產投資增長的重要因素。彈性分析表明，房地產投資對房地價剪刀差和信貸增速的彈性分別為0.378和1.127。
如果房價調整回2009年三季度水平，2010年商品房投資將回落至13.1%。保守估計，2010年全國保障性住房投資將增長130%。從地方政府的執行情況看，2010年一季度，山西省保障性住房共完成投資3.8億元，而一季度全省房地產開發投資40.6億元，保障性住房投資占比約為9%。從另一個層面看，保障性住房的結構上，經濟適用房占比約20%，而經濟適用房投資占總房地產投資比重約為2%。因此綜合判斷，2010年保障性住房投資占總房地產投資的比重將達到10%。
在房價回落至2009年三季度的中性假設下，2010年全年房地產投資增速約為19%，其中保障性住房投資的貢獻率達到35%，貢獻房地產投資6.5個百分點。
經濟二次探底可能性不大
房地產作為我國的支柱產業，其投資變動一方面直接影響固定資產投資并帶來GDP的變動，另一方面還影響上游鋼鐵、水泥以及下游機械、家具家電等行業，對GDP增長帶來間接影響。
估算房地產投資對經濟和行業影響的關鍵是分析綜合影響系數。這里我們采用最新版的投入產出表（2007版，2009年底公布）進行分析。結果表明，房地產投資增長1個百分點，將拉動采掘業、制造業、公用事業和服務業分別增長0.13、1.11、0.17和0.65個百分點，對GDP的綜合影響系數約為2.11。這意味著，房地產投資每增加1元，GDP增加2.11元（或房地產投資每變動1%，GDP將變動0.17%）。綜合商品房投資增速下降以及保障性住房投資增加的效果，在中性情形下，2010年房價回落至2009年三季度水平，這將使2010年GDP增速回落至10%左右，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
地產調控對上游行業影響最大
關鍵詞：低碳經濟；財稅政策；金融支持；協同發展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038（2016）12-0163-02
從19世紀的工業革命爆發至今，人類社會發展的步伐突飛猛進。然而，人們在創收經濟效益和改善物質水平的同時，也因諸多竭澤而漁的破壞行為而遭到了大自然的報復，一系列環境問題引發的危機向我們敲響了警鐘，如何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兼顧環境保護，已然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戰略中的首要議題。對此，在21世紀初，由西方發達國家率先提出了發展低碳經濟的概念。低碳經濟是一種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核心理念的經濟發展模式，該模式的提出旨在緩解全球氣候變暖和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其核心方法是依靠科技創新手段來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同時降低碳排放量，從而構建以清潔能源為導向的生產和消費結構。作為一種新型的經濟發展概念，低碳經濟戰略的實施不僅符合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目標，而且對于促進經濟方式轉變和優化產業結構也大有裨益，將對我國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1低碳經濟的發展現狀
低碳經濟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正式出現，到了2003年在英國的白皮書就被當作一個正式概念提了出來，到了2008年美國的金融危機把低碳經濟這一發展模式推向了世人面前，于此低碳經濟正式地開始發展起來。二氧化碳的過量排放是造成全球氣溫變暖的主要原因，節能減排是我們人類生存發展的必然選擇，這一時代背景下觸發了在能源利用與經濟發展領域的大變革，使得低碳經濟的理念應運而生。按照當前國際通行的定義，低碳經濟是人類通過技術手段和制度設計的方式方法來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從而有效地遏制全球氣候變暖，減少各種自然災害的發生與生態環境的惡化，保障人類的生存安全；低碳經濟是一種發展理念與一種發展模式，它是通過控制碳排放，以達到有效平衡生物圈的目標；低碳經濟的實質是實現能源的高效利用與綠色GDP，并大力開發清潔能源；低碳經濟的核心技術與能源技術開發，減排技術創新以及產業結構與制度的創新等都有關聯[1]。
2財稅政策與金融支持的協同效應
在社會主義市場化經濟的發展戰略中，財稅政策和金融手段二者可謂相輔相成，相依相存。好的財政政策需要通過靈活多變的金融手段進一步落實，而金融手段也唯有在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財稅政策框架內實施，才能得到有效地規整與監控，從而確保其有序健康地發展。二者的協同效應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以財政政策約束金融手段。財稅政策與金融支持的協同運作是指全面發揮出政府與市場的作用，即加強金融、財政以及稅收等多項政策協調與配合，使多項政策合力，從而提高政策效能，最大限度地實現目標。（2）運用信貸政策促進融資。財稅政策的扶持是企業堅定跟進并克服種種現實問題的保障手段，可以實現政策扶持的效果，但財政方面投入非常有限，僅依靠有限的財政資金支持很難共同實現政府的預期目標，而金融支持方面，銀行信貸投入也面臨種種風險，這是因為低碳經濟與傳統產業相比擁有許多不確定因素，再加上市場的認定與節能減排效果的有效性，其投入的積極性并不是很高。（3）通過財政稅收政策優化金融市場結構。政府與市場的職責所在，根據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運用法律法規、稅收、財政補貼、信貸、轉移支付、資本市場、排放交易等相關手段措施，來調節或者影響市場主體的行為；并注重財稅政策的激勵作用，以金融，財政，稅收等多項政策有機協同配合，發揮出多項政策合力的作用。
3將財稅政策與金融支持的協同效應用于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
（1）財稅補貼和信貸融資對低碳環保事業的利好政策。財政補貼可以直接增加從事低碳產業的企業的收益情況，而且方式多變靈活，針對性較強，激勵作用也比較突出明顯。財政補貼可以采取價格補貼、投資補貼、虧損補貼等多種具體方式，支持新能源、新技術、新材料為代表的低碳產業的發展。預算撥款能夠直接促進發展低碳產業的作用，在財政預算當中，“碳預算”是將節能技術研發，提高效能以及支持低碳產業與綠色產業發展，直接納入財政預算之中，通過設立專項資金，明確資金額度和增長幅度，建立了財政專項資金合理投入的穩定性與長效性，并保證節能減排和可再生能源開發的必要支出，直接促進低碳產業長久的發展。（2）政府部門對節能環保科研項目的扶持。政府的低碳采購制度在發展低碳經濟中具備社會引導性與間接激勵性。中央專項轉移支付對經濟落后地區淘汰的落后產能具備財政支持與財政鼓勵的作用。中央政府設立節能減排轉移支付專項資金，可以最大化的提高保護生態環境，防治污染的新技術的開發與應用。稅收優惠政策可以直接鼓勵與支持企業積極主動地發展低碳產業。發展低碳經濟的核心是減少能源消耗與污染物的排放，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其關鍵問題是要進行技術進步及創新。貸款貼息在企業發展低碳產業中起著具大的作用。貸款貼息指的是財政給予能效投資項目的貸款利息補貼，貼息主要是針對企業的節能減排項目貸款施行的，貸款貼息的方式對相關領域技術創新進行支持，可以有效地降低市場主體能源投資與開發的具體成本的支出，從而達到鼓勵全社會主動減排節能的目的。（3）通過綠色稅收來優化企業產業結構。財稅政策在低碳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主要分為兩方面：①根據發展中存在市場失靈急需低碳產品；②財稅政策及其配套機制能夠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低碳經濟是在環境保護和改善的基礎上降低對自然資源的依賴，實現低碳發展，而如今大氣環境和水、森林等自然資源包括使用可再生能源供給的一些公共設施都屬于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在這種屬性下大多數的公共物品的效益都是外在化的，因此會產生由外在性引起的市場失靈現象，在這方面政府可通過選擇低碳產品，在供給公共物品中鼓勵低碳經濟發展。在現代市場經濟運行中，金融行業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它可借助低碳經濟的發展進而壯大自己：①應該全面發揮銀行的信息媒介與信用創造功能；②可以充分全面發揮銀行業獨特的篩選功能；③可以發揮資本市場與保險業對低碳行業的投資保護支持等輔助作用。（4）通過私營金融信貸服務為中小型環保企業融資。我國是世界上目前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碳減排交易市場，同時也是最大的低碳經濟項目需求方，每年排放出的溫室氣體達到15000萬~22500萬t之間，這預示著我國低碳金融市場的交易額可高達130億元人民幣，這勢必將催生出許多新生產業，以及配套產業，這都將給金融業創造巨大的盈利空間，有助于提高金融行業的經濟與社會效益。企業要發展低碳經濟，得到金融行業的支持是關鍵，對商業銀行來說，發展低碳經濟的金融支持帶來的即是巨大的業務量，又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機遇。在低碳經濟發展和金融業競爭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中國境內銀行將業務重心放在貸款業務上這樣的盈利結構不利于銀行的可持續發展，都在致力于戰略性轉型。根據我國目前的現狀來看，金融業同質化競爭現象比較嚴重，金融產品創新能力嚴重不足，而低碳經濟發展則需要金融業在產品服務上的創新，在客觀上要求金融業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為金融業本身提供了創新發展的良好機遇。金融業作為我國特殊的經濟行業決定了其在為社會創造信用，提供資金積累和保障經濟安全的同時也應該在其業務方向上傾向了綠色環保產業，以提高金融業的社會責任感，配合國家支持低碳經濟的發展，促使節能減排與環境保護等舉措有效地開展開來。
4結束語
綜上所述，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促進低碳發展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必然趨勢，它即符合市場需求，也符合經濟利益。在此基礎上，財稅政策與金融對低碳經濟大發展起著關鍵的支持作用。將財稅政策與金融支持有機的結合起來，實現多項政策協同配合運作，共同促進低碳經濟在我國的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鄭良海，侯英.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財稅政策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2012，03：141~145.
[2]任勤.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財稅政策與金融支持的協同研究[J].理論與改革，2012，04：91~94.
[3]《發展低碳經濟的財稅政策研究》課題組，劉尚希，魏躍華，余麗生，張學誕，邢麗，李銘.發展低碳經濟的財稅政策研究[J].財會研究，2011，12：6~14.
[4]郭福春.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金融支持體系研究[D].武漢大學，2011.
關鍵詞：低碳經濟； 法律措施；稅收政策；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有效途徑來應對氣候變化，受到了大多數國家的重視。用政策和法律來調整社會關系的行為規范，可以引導規范，激勵和保障低碳經濟的發展。對現有的低碳經濟相關的立法和政策進行全面檢討，并探索出問題加以改進，建立立法和政策框架體系具有重要的作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滿足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義務。
一、低碳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分析
所謂的“低碳”是指較低（更低）的溫室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人類提出低碳來應對氣候危機，尤其是在上世紀末通過的《京都議定書》，發達國家要率先量化減排模式。中國盡管不需要承擔減排責任，但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溫室氣體排放大國，正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來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總量。然而，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重很大。此外，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決定了我們的控制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所面臨的特殊困難。中國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在2006年的比例是64%，而除中國外的其他國家，這個數字只有21。 42%。這意味著，中國的碳排放總量將繼續增長。 2010年12月，中國政府提出在2020年每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碳排放量較2006年下降了42 – 46%，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將作為約束性指標和之后的第十二個五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長期長遠的規劃。低碳經濟的發展在我們的國家毫不拖延地。這一點上同志從戰略的角度來看，中國將進一步把應對氣候變化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并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如采取加強節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并指出了未來的低碳經濟發展與低碳經濟的發展方向。
二、低碳經濟產業的法律措施分析
（一）產業結構不合理，需要加快經濟結構調整，來減少對環境資源壓力和就業壓力，這也制約著提高國民整體素質和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特別是節能減排，對調整經濟結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2005年12月，國務院下發了《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發展決定》。于2007年6月，國務院了《全面節能減排工作方案》中首次明確“十一五”期間淘汰落后產能的地區，分年度計劃來實行。 在2008年的《加快服務業快速發展的幾點意見》中提出了低碳稅收減免服務，到2011年低碳經濟的總量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比2006年增加了4個百分點，并在關鍵領域，薄弱環節和發展新的產業政策，在2008年，國務院頒布的實施意見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的一些政策措施》，初步建立了支持加快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體系。
（二）低碳產業的合法存在
中國的低碳經濟立法在最初的試探性階段，確定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是在戰略層面，并建立適當的機制使其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加快了發展低碳經濟方面的立法工作。第一個宏觀的經濟概念來確定低碳經濟的發展，在“十二五”中規劃了相關產業的發展規劃和相關發展目標。在實踐中，雖然許多城市有地方的低碳計劃，但兩者在了解低碳，具體的操作方案有不同的側重點。因此需要盡快建立發展低碳經濟的指導政策，提供戰略指導來促進國家低碳經濟的發展和實踐。
三、 法律的互相配套與協調
（一）加強稅收政策，用稅收政策來限制經濟發展中的碳排放和高能耗。這樣不但能提高能源效率而且還能對發展新能源產生激勵措施。前者對高碳排放如在英國的碳稅征收政策。后者對于低碳排放如稅收抵免，退稅，加速折舊和其他優惠。優惠的對象包括特定的技術或含有特定技術的商品， 在荷蘭，55%的年度節能設備的投資成本會從采購的利潤中扣除。在1991年，荷蘭推出的加速折舊的環境投資規劃，使企業能夠使用環保設備加速折舊。對于前者，國家也正在醞釀制定環境稅或碳稅和資源稅的改革，同時也正在進行中。對于后者，也體現在2008年頒布企業所得稅法中。
（二）政府補貼和政府采購制度，政府采購時要選擇“低碳”。也就是說，政府購買和使用的產品和服務要滿足認證標準的低碳行為。綠色政府采購制度將最終能夠培育和發展環保市場，促進環保和節能市場的增長。另外由政府補貼。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政府補貼以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以促進市場的發展，并形成發揮其重要作用，如在低碳技術的研究和商業用途的低碳技術和設備方面，一低碳為主的產品都應該使用補貼。
結束語：
在傳統的“高碳”模式向低碳經濟模式發展轉型中，法律和政策的功能和作用也越來越明顯。加強立法政策發展低碳經濟建設，不僅使發展低碳經濟進入健康有序的軌道，但也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對世界經濟健康發展的決心。并有效履行了應對氣候變化和國際公約責任和義務。（作者單位：吉林省延邊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1]王家誠 . 借鑒國外經驗發展我國低碳經濟 [J] . 當代石油石化，2010，（3）.11
[2]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 中國的能源狀況與政策 [D] .2007，（ 12 ）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