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16 17:13:4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社會學創立的歷史條件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知識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相對主義
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簡稱SSK)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以其激進的社會建構論主張迅速產生了國際性影響。屬于SSK流派的有愛丁堡學派、巴斯學派、巴黎學派等。一般來說，愛丁堡學派是SSK流派中發展最為成熟、最具有代表性的學派。科學知識究竟是由什么決定的?是由自然界決定的，還是由社會決定的?按傳統的看法，自然界對于自然科學知識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中實證主義者認為來自自然界的經驗事實和邏輯規則決定自然科學知識；反映論者認為自然科學知識是對自然界的反映。而社會建構論者則否定或貶低自然界的作用，夸大社會因素的作用，認為自然科學知識是科學界內外的人們社會交往的產物，科學知識是由人們社會性地構造出來的，在這一構造過程中，自然界并不起什么作用。社會建構主義確實把對知識社會性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本文就科學知識社會學產生的思想淵源、理論來源和社會背景進行探析。
一、SSK產生的思想淵源
知識社會學是隨著社會學的出現而產生的。“知識社會學”這一概念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舍勒首先提出來的，知識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確立于20世紀20年代。知識社會學的先驅是先后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幾位大師，首先應該追溯的是馬：克思。馬克思認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意識的存在方式，以及對意識來說某個東西的存在方式，這就是知識。知識是意識的唯一行動……知識是意識的唯一的、對象性的關系。”顯然，馬克思的這一表述是“知識社會決定論”的由來。著名知識社會學赫克曼對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評價：馬克思為知識社會學給出一條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識都是由社會決定的。著名科學社會學家默頓也給出這樣的評價：是知識社會學的風暴中心。
從19世紀到20世紀60年代，對知識社會學的發展有重要貢獻的所有人都對把自然科學列入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范圍的可能性持有異義，其中一個突出的表現是知識社會學和科學社會學的長期脫節。啟蒙運動將人類整個知識體系劃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純粹知識，即科學技術知識(科學知識)，它根本不受社會因素的影響，故具有客觀性和普遍性；另一類是非純粹知識(如宗教、意識形態等)，它明顯地受社會歷史和環境因素的影響，具有突出的相對性和局限性。這被稱為“知識二分法”。自近代科學革命以來，科學及科學知識便以其效用性、嚴密性、權威性而在人類社會中占據了越來越突出的、甚至是無與倫比的地位。尤其是在科學主義者看來，科學幾乎是全能的和有益無害的。正是由于這種科學觀，傳統的社會學家也賦予了科學的特殊的地位，傳統知識社會學不去關注對科學知識的研究，僅僅限于非純粹知識的研究，如知識社會學研究早期代表、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他繼承了馬克思的“思想的社會決定”的思想，也從社會角度把思想解釋為一種反映在宗教、合作機構等集體表現之中的集體現象。他認為知識是同社會秩序的需要聯系在一起的，由于這種需要才從社會聚合的基本原則中產生出構成集體表征結構的精神范疇。但是關于科學知識能否進行社會學研究時，迪爾凱姆認為，有關科學的社會學研究是可能的，但這一研究比對其他的學術活動領域的研究有較為有限的形式。原則上，我們可以說明社會發展如何帶動了科學的出現，我們可以研究科學共同體是否具有某些與眾不同的特征，能夠使科學方法制度化，而完全排除偏見、成見和學術歪曲；我們也可以分析科學專家的少數派觀點如何被高度分化的社會中的其他方面的人所接受。但是，我們難以對科學知識提供社會學的解釋，因此就其內容而言它是真實科學的，是獨立于社會環境的。
對知識社會學的形成與發展作出長期努力的德社會學家馬克斯·舍勒受的影響，超越了實證主義的傳統思維方式，在社會存在與意識的互動關系基礎上，認為科學的世界觀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絕對客體”。舍勒的突出貢獻在于：他對自然科學知識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戰，對兩種文化之間的歧視現象表示出了強烈不滿，這為日后科學知識社會的興起奠定了思想基礎。
關鍵詞：傳播學 方法論 定量研究方法
一、傳播學的產生
自從人類文明以來，信息的傳播并沒有被當做一種專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只能追溯到19世紀的工業革命。從照相術、電報、電話、電影的發明和普及，傳播科技的快速發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和對世界的感知。人的關系相當程度上變成了如何使用新傳媒的問題。至20世紀初的西方國家，大眾報刊和電影已經高度普及，作為新的電子媒介的廣播事業也迅速發展，使得許多社會科學家關注信息與傳播問題，并從各自的學科背景出發研究這些問題。
基于以上條件，傳播學形成于20世紀初至40年代的美國。但相對于其他國家，傳播學形成于美國有其自身的社會歷史條件，一是美國是世界上傳播事業最發達的國家，為媒介和傳播研究提供給了最合適的環境和社會條件；二是在1933年德國納粹黨執政后，大批歐洲學者為躲避法西斯迫害而逃亡到美國，推動了美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和繁榮。其間有四位學者的研究和學術活動對傳播學的創立產生了直接影響，被稱為傳播學四大奠基人，分別是拉斯韋爾、盧因、霍夫蘭和拉扎斯菲爾德。
從傳播學的創立至今已有百余年的歷史，由于學者們的研究方法論和學術立場不同，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流派。傳統意義上的兩大學派，即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由于在研究目的等方面的不同導致了研究方法論的區別。
二、傳播學經驗學派方法論
經驗學派，是主要以經驗性方法來考察社會現象的社會學科流派，它與主要以思辨性方法考察社會現象的流派相區別，出現于19世紀中后期，在現代社會科學中有著廣泛的應用，尤其指以美國學者為代表的主流傳播學。
經驗性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則是：（1）研究程序應具有客觀性和可重復性，用于調查和分析的方法和技術不能隨意更變，以便為其他學者提供驗證的手段；（2）社會科學家的首要目標，是收集和提供關于理論假設的無可爭議的科學數據和材料；（3）通過公開的學術討論，建構關于社會現象的一般理論模式或“定理”。
三、傳播學批判學派方法論
批判學派形成于60年代以后,是在社會科學的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下，以歐洲學者為主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學派。法蘭克福學派學者一開始，就對美國傳播學的實用主義和實證主義態度抱有批判態度。
在批判學派看來，經驗性研究方法有很大問題，學者們僅僅對“數據”感興趣，把數據看做是“科學的本質”，社會理論只不過是“從數據的整理中抽象出來的東西”，這就導致了批判學派與經驗學派在研究方法論上采用的手段不同。值得一提的是，二者之間區別還在于研究目的的不同上，批判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為了解決現實中具有燃眉之急的社會或經濟問題，而是為了研究現代社會的一般趨勢以及個人的基本價值，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大眾傳播的社會作用。
總的來說，批判學派在方法論上以思辨為主，反對實證主義態度。批判學派的研究重點是將傳播現象置于所處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中進行宏觀研究,強調傳播研究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不可分割。批判學派多采用人文主義、定性分析的方法,試圖深層次地揭示傳播行為的本質，但由于缺少必要的定量分析,主觀隨意性較大,常帶有形而上的玄虛特征,甚至是唯心主義的成分。不過，批判學派并不一般地排斥經驗調查和量化研究，辯證分析和經驗調查相結合的方法，也已為不少批判學者所采用。
四、應用角度下傳播學定量研究方法
1.傳播學定量研究的特點及研究方法
傳播學定量研究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定量研究方法是一樣的，作為定量研究，其對象是客觀的、獨立于研究者之外的某種客觀存在物。定量研究者認為，其研究對象可以像解剖麻雀一樣被分成幾個部分，通過這些組成部分的觀察可以獲得整體的認識,同時，該研究方法認為所有人基本上都是相似的,定量研究者的目的在于發現人類行為的一般規律，并對各種環境中的事物作出帶有普遍性的解釋,換言之，定量研究致力于拓展廣度。因此，傳播學定量研究有規律性、實踐性、經驗性、解釋性和認知性等特點。
從應用的角度來說，調查研究是傳播學傳播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其應用十分廣泛，種類繁多。不管是哪一類調查，都要根據課題的性質和需要選擇適當的調查方法。對象范圍較小的可采用全員調查法，范圍較大的可采用抽樣調查法，涉及訊息內容的可采用內容分析法，涉及人的認知或心理變化的，可采用控制實驗法。當然，根據實際情況不同，有些方法可以同時并用。
2.抽樣調查法
抽樣調查是從調查對象總體中抽選出部分樣本，以這部分樣本作為對象實施的調查，其結果可用于推論對象總體。在大眾傳播學研究中，調查對象往往面積大、范圍廣，通常采用抽樣調查的方法。抽樣調查會伴隨著一定的樣本誤差，但經過一定的統計學修正和處理，其正確性一般認為不次于全員調查。根據調研人員主觀介入的有無，抽樣方法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有意抽樣（非概率抽樣），另一種是隨機抽樣（概率抽樣）。有意抽樣多用于實例研究或特殊題目的調查，而隨機抽樣則是現代最普遍、最常用的方法。
3.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作為傳播學調查研究的一種實證方法，有其特定的含義。美國學者貝雷爾森在1952年曾為內容分析下的定義是“內容分析，是一種對明示的傳播內容進行客觀、系統和定量描述的調查方法。”
內容分析法是一種對傳播內容進行客觀、系統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具有客觀、方便、經濟等優點。內容分析的種類可歸納為：實用語義分析，語義分析和符號載體分析。內容分析的研究模式有推理模式和比較模式兩類。
4.控制實驗法
在傳播學中，控制實驗也是一種常用的方法，這種方法伴隨著對實驗對象、實驗環境和條件的嚴格限定和控制，所以稱為控制實驗，主要用于測試特定的信息刺激或環境條件與人的特定心理或行為反應類型之間的因果關系。
控制實驗法的特點在于第一，研究對象較少。調查法一般都是對數量龐大的調查對象進行大量的觀察和訪問，其研究對象往往被稱為“大樣本”。而實驗法則主要是探求少數變量與傳播效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其研究對象通常只有數十人，因而是“小樣本”。第二，研究環境是在實驗室人為的環境中。而調查法的則是在廣泛的社會環境中進行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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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用系統論的科學研究方法，拓展婚姻家庭法學理論的宏觀視野，拔高婚姻家庭法學研究的理論基點
早在數年之前，系統論方法已被引入法學研究中，并取得良好的理論成效和法律控制的實踐效益，但婚姻家庭法學未能適時把握，表現出遲到的缺憾。所以當今日該方法在其他法學部門已不足為新之時，婚姻家庭法學不得不進行補課；而且就婚姻家庭法學的本身特點來看，這一方法更具獨到的價值和意義。
每個婚姻關系、家庭關系及親屬關系都是一個復雜、動態的系統，這種分散化的系統在社會中全面輻射、鋪開、形成一個龐大的社會網絡結構。同時，它又是整個社會系統的分系統，以社會整體系統為背景和存在條件，并和社會系統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分系統交互作用和影響。因此，婚姻家庭絕不是獨立于社會的封閉體，從沒有超歷史、超社會的婚姻家庭。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婚姻和家庭。婚姻家庭的根本屬性是其社會性，決定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依存于一定的社會結構，服從于社會的經濟基礎，受控于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風俗習慣、文化觀念等上層建筑。婚姻家庭的性質、形式、內容、功能、發展、變遷，在根本上歸決于社會各系統的力量和作用。人類社會每一次變革，每向前邁進一步，都不可避免地給婚姻家庭提出新的要求，灌注新的內容，賦予新的形式，強化新的功能，更換新的觀念。同時，婚姻家庭作為社會的分系統，也是能動的、積極的，時刻對社會各系統給予強大的反作用。
據此，婚姻家庭法學不能將婚姻家庭作為孤立的現象，而應以系統論的科學方法，將視野投入復雜、變動而宏大的社會系統中，透過錯綜復雜的歷史條件和社會背景，把握婚姻家庭與社會各能動要素之間的辯證關系和作用規律，為婚姻家庭在社會系統中定質、定位、定量，從而為婚姻家庭法制建設和法律控制提供宏觀的、高層次的理論指導。
將婚姻家庭置于社會大系統研究，剖析這一社會因子與各個社會分系統之間交互聯系和作用的整體效應及功能耦合與沖突，揭示婚姻家庭發展、變異、演化所依托的社會機制及其相對獨立的運行規律，并非是僅僅停留在歷史哲學的層面上，更重要、更有意義的是將婚姻家庭置于現實社會系統中，對各種作用于婚姻家庭的現實社會力量進行全面透視，確定婚姻家庭在社會走向21世紀的現代化進程中的方位，把握處于變革，流動中的各種社會機制在婚姻家庭領域所引起的正負效應及婚姻家庭的能動反應。這是一個博大精深、游離不定的研究視角，也是婚姻家庭法學突破狹隘思路，跨上新臺階，走向現代科學之林的基本而關鍵的理論命題。這一研究的價值目標有兩個：一是不能簡單徘徊于確認和記錄具體社會現象的水平上，而應從現象中揭示婚姻家庭與各社會系統間深層聯系和作用規律，透過外在的偶然性找出內在的必然性，達到從記載社會現象進而極科學地分析社會現象。二是不僅要科學解釋、分析社會現實，而且要運用掌握的規律，探索實施社會控制的最佳對策，以期通過對策施控，保證婚姻家庭與各社會因素相互聯系、交互作用的功能耦合和正常運行，從而促進和達到社會整體系統的均衡協調。這是婚姻家庭法學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也是其價值意義的實質所在。
從社會系統角度對婚姻家庭進行研究，其中心議題是婚姻家庭與社會現代化。但現代化是對社會的一種綜合抽象的界定，通過經濟、政治、文化、生活方式、國民素質等社會實體來表現。因此，婚姻家庭法學應將宏觀的理論視角投向以下幾個方面：（1）婚姻家庭與自然環境；（2）婚姻家庭與生產力水平；（3）婚姻家庭與商品經濟；（4）婚姻家庭與社會文化；（5）婚姻家庭與社會結構；（6）婚姻家庭與社會民主化；（7）婚姻家庭與生活方式；（8）婚姻家庭與人的素質；（9）婚姻家庭與科學技術；（10）婚姻家庭與社會規范；（11）婚姻家庭與社會倫理；（12）婚姻家庭與“一國兩制”；（13）婚姻家庭與對外開放。研究這些問題，應注意到它們是構成現代化社會有機整體的能動要素，共存于現實社會中，互相制約，互相滲透，沒有絕對的分界；婚姻家庭交織在它們共同作用的網絡中，形成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運行規律。婚姻家庭法學只有首先對這些宏觀論題予以研究和解決，才能將本學科根植于中國社會改革開放、提高生產力水平、發展市場經濟、實現高度文明和民主的現代化坐標系上，為婚姻家庭法學在新的時代走出困境，全面引導和控制婚姻家庭變革作出定向選擇。
二、深入微觀領域，運用新的理論方法，研究婚姻家庭的內在機制，構建婚姻家庭法學的微觀理論模式，為法律控制確立本位選擇方向
婚姻家庭法的調整對象是人類的兩性關系和血緣關系，這是一種特殊的社會關系。其特殊性就是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人的個體需要與人類社會需要的矛盾兼容一體。可以說，婚姻家庭是人類的原始動物性與社會性、個體需要與社會要求的一種不可調和而又必須調和的產物。調和的結果，是社會為兩性關系和血緣關系確立一種范式，引導或強制人們在這個范式中滿足其自然需要和社會需要，超越范式，則應遭受懲罰。這個范式最集中、最明確、最嚴格的表現形式就是婚姻家庭法。由此，婚姻家庭法的價值重心選擇有三種可能，一是以人的自然需要和個體利益為確認和保護重心的個體本位；二是以社會需要和社會利益為中心的社會本位；三是將個體需要與社會需要合為一體，協調兼顧。
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決定了婚姻家庭法價值選擇的雙重性：一方面，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條件，極大地滿足社會成員個體需要的追求與滿足，保障個體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求個體服從社會，建立穩定和諧的社會秩序，保障社會整體利益，促進社會進步與發展。這兩方面決定了婚姻家庭法確認和保護的本位主體有兩個，一是社會，二是個人。從而，婚姻家庭法學在微觀層次上的研究應把握兩大支點，一是研究在婚姻家庭中自然的人和社會的人，弄清個體需要或利益的構成要素及運行要素及運行變化規律，為法律誘導、保護和限制個體利益提供優化模式；二是研究婚姻家庭中的社會利益機制，為保證最大限度地實現婚姻家庭所承受的社會利益提供優化模式。
新的支點，不能憑空捏造，而應有新的理論內容和方法來充實構建。為此，我們應在基本方法論的指導下，容納新思潮，開放方法論，運用行為科學和價值論的原理、方法，將婚姻家庭法學引入行為法學和價值法學的新視野。
婚姻家庭法學的行為法學取向重在研究婚姻家庭關系中的行為機制，揭示行為的運行規律，為婚姻家庭法調控婚姻家庭關系，建立一般的、規范化的行為模式提供實證經驗和構想。
法律對社會的控制，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實際上主要是對各種社會行為的規范和調控。通過法律手段，設定人們追求一定利益，滿足一定需要的行為模式，建立和維護理想的社會秩序。反過來，社會秩序的建立，法律規范的社會化，又必須通過人的行為來實現。因此，對行為的研究，應作為婚姻家庭法學的重要課題。
人的行為是一個復雜、動態的系統，涵蓋豐富的內容。人無論是在社會關系中，還是在法律關系中，既是被主體化的客體，又是被客體化的主體。其一切行為，一方面具有自然的、社會的、環境的、歷史的、文化的等多種客體化的內容，表現一種身不由己的必然性選擇；另一方面，在其客體化過程中，又有自身生理的、心理的、價值觀的等多重主體化內容。這兩方面導致了社會中人的行為的共同傾向性和個體差異性，從而決定了法律控制和調整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因此，婚姻家庭法學對人們在婚姻家庭中的行為進行研究，首先要把握兩個基本點：第一，透過婚姻家庭關系的各種表現形式，把握決定和制約人的婚姻家庭行為的客觀機制，揭示自然環境、歷史文化、社會生活條件等客觀力量作用于人的行為的規律，理解在婚姻家庭關系中，每個人并不是單一的主體，而是被客體化了的主體，認識人們在婚姻家庭關系中各種行為選擇的受動性；從而明確婚姻家庭法要有效施控，權利、義務要真正落實到人們的行為，必須首先從影響人的行為的客觀力量著手，培植良好的法律環境。第二，透過婚姻家庭關系的一般模式，把握人的婚姻家庭行為的主觀能動機制，揭示其主體性特質。這種主體性特質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主體的生理、心理、文化素質、品德修養、價值觀、社會角色等特定化因素。它們既決定著人們對客觀外在條件的認識，又決定著人們的行為選擇、行為過程及對行為的把握和控制。二是主體行為賴以發生和追求的需要、目的、動機等動力機制，這是人們的婚姻家庭行為的必備要素。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人的需要。需要是行為的內驅力，是每個人求得生理和心理諸方面平衡要求的反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同一個人在不同階段、不同環境、不同地位、不同角色下有不同的需要，由此決定了行為的差異性和變動性。需要的產生與滿足，是行為主體與外界的互動過程，這一過程可表現為刺激——需要——動機——行為——目標——滿足狀況。可見，人的行為總是因需要而開始，因需要的滿足而告終；舊的需要實現了，又會產生新的需要，開始新的行為。所以說，需要在人的行為動力機制中，是一個中心環節，貫穿行為始終。我們研究婚姻家庭關系，分析人們的婚姻家庭行為，決不可忽視人的需要這一內在規定性。
婚姻家庭法學要正確把握這兩個基本要點，必須運用行為科學的原理和方法，以人們在婚姻家庭中的人的內在需要及其與社會相協調的行為選擇為重點，系統研究和解決以下七個方面的問題：（1）人們在婚姻家庭中的行為受到哪些客觀因素的影響，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對行為施以作用；（2）決定和制約人婚姻家庭行為的生理機制和內隱心理狀態；（3）人的價值觀、文化素質、品德修養、社會職業角色等個性化因素對行為的影響；（4）人們依存或反映于婚姻家庭的客觀需要，剖析需要的共同性、差異性、層次性、變動性及需要產生與滿足的運行規律，弄清影響需要產生和實現的外在力量與內在因素，揭示與需要伴生的行為動機和目的；（5）人們反映在婚姻家庭中的各種需要的對象資源狀況、獲取資源的機會、追求和滿足需要的行為耗費；（6）婚姻家庭中各種行為表現方式的運行模式和規律；（7）研究現實生活中人們的實際行為與婚姻家庭法所需求的行為之間存在的差異性，揭示其根源，提出縫合差異的有效對策或模式。
婚姻家庭法學通過對上述諸方面的科學研究，方可為婚姻家庭法預測、激勵和積極控制個體行為，調整婚姻家庭關系提供多方面的導向：一是為婚姻家庭法施控于影響人們行為的社會環境因素提供導向；二是為法律設定統一的規范化行為模式提供導向；三是為法律誘導、確認和保護人們的正常、健康、合理的需要提供導向；四是為法律強化統一的價值觀，培養正確、積極的法制心理提供導向；五是為法律激勵、誘導人們的積極的行為動機、目的提供導向；六是為法律分配滿足需要的對象資源，明確行為耗費提供導向。由此，即可保證婚姻家庭法有明確的著力點和控制方向，從而有效地激勵人們的積極行為，約束人們的消極行為，創立積極的法律秩序，最大限度地實現法律所體現的社會利益和社會目標。
婚姻家庭法學的價值法學取向要求運用價值論的原理和方法，深刻剖析婚姻家庭和婚姻家庭法學在現實社會中的價值意義和價值取舍，揭示其功能作用，為其在社會中能最大限度地發揮顯現的、潛隱的正向價值，消除負向功能提供理論指導。
首先，婚姻家庭法學應對婚姻家庭法確認和調整的對象——婚姻、家庭、親屬的價值功能給予科學的揭示。
在人類發展史上，當多種歷史道路擺在人們的面前時，人們往往擇其與人類當時最大利益相一致、相協調的方向前進。人類的兩性關系、血緣關系從原始的動物界分離出來，經過群婚制、對偶婚制，最終確立了一夫一妻制婚姻和個體家庭形式。這一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也是人類從自發到自覺的價值認識和選擇過程。
現代意義的婚姻家庭自從進入階級社會以后，伴隨著社會的更替、演進，其形式、結構、內容不斷發生變異，價值和功能亦不斷淘汰、更新、充實。不同社會、不同時代的統治者，總是運用各種社會力量，賦予婚姻家庭不同的形式和內容，強化婚姻家庭對其社會統治有利的價值功能，使婚姻家庭與之賴以存在的社會和時代保持最大限度的適應性。
婚姻家庭法對婚姻家庭的價值研究，主要把握兩個方面：
其一，婚姻家庭從產生開始，至今一直沿襲固有的、自然的、基本的價值。這是婚姻家庭基于其內在性能和自然規律而普遍共存于人類社會的功能，反映了人類社會得以存在、發展的基本要求。但是，在歷史上，婚姻家庭的這種基本價值并未得到科學的揭示和理性的把握，而是被宗教歧解和統治階級的偽道德歪曲，在人們愚昧無知的條件下以不可遏制的力量自發地發生作用。今天，盡管科學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打破了宗教神話和剝削階級的偽善，但許多人對婚姻家庭基本價值的認識還處于愚昧、偏執的狀態。婚姻家庭法學應承認這種歷史和現實，高舉科學和理性的旗幟，引導立法、引導社會走向正確的認識，從而使婚姻家庭的基本價值在人們的自覺意識和理性把握下發揮出來。
其二，婚姻家庭在現實社會中的價值。在我國現實社會中，婚姻作為兩性結合的社會形式，家庭作為一定范圍親屬所組成的社會共同體，一方面繼續保留其自然價值和職能，以滿足人類個體和社會共同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又迎納了新時代、新社會所要求的職能內容，以適應或促進社會的發展、變化，顯示社會主義婚姻家庭的進步性、獨特性。由此，婚姻家庭作為現實社會的客觀實體，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價值地位，這正是婚姻家庭法、婚姻家庭制度確認、保護、調整婚姻家庭關系的必要所在，也是婚姻家庭法確立調控模式，施展控制力量應予把握、遵循的基本方向。
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現實社會對婚姻家庭的應然性價值要求與婚姻家庭實際展現的社會功能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一是因為社會的婚姻家庭質量不高，不能發揮正常的、應有的價值，有的反而對社會起到了消極作用；二是由于婚姻家庭自身的歷史延續性，往往將陳舊過時的功能潛隱到新的社會時空，附生于新的結構和形式，影響新的價值體系的建立；三是由于婚姻家庭的相對穩定性，使其價值、結構、功能不能及時轉換、更新，適應不了社會發展、變化的需要；四是由于社會的原因，未能創造必要的環境，提供有效的途徑以保證婚姻家庭價值的實現和功能的發揮。為此，婚姻家庭法學應深入研究婚姻家庭的價值規定性，揭示現實社會中其應然價值與實際功能發揮的差距及其根源，為婚姻家庭法有效誘導和確認婚姻家庭的正向價值，調整婚姻家庭的結構、形式，創造社會環境，保證婚姻家庭適應并促進社會發展、進步，提供科學指導。
其次，婚姻家庭法學應對婚姻家庭法進行價值剖析，揭示婚姻家庭法應該持有的價值選擇方位和多重功能，從我國現行婚姻家庭法的立法指導思想、立法技術、體系、條文內容及法律運行、操作機制、效果等各個方面進行全面深刻的價值評判和檢討、驗證其：（1）是否切實反映了現代婚姻家庭的內在要求和規律，符合婚姻家庭價值和功能的實際運行和發揮；（2）是否充分體現了社會大多數成員反映在婚姻家庭里的需要和利益；（3）是否符合社會走向法制化的總體目標和基本要求及技術性要求；（4）是否準確預測、適應和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據此，即可為完善婚姻家庭立法，健全婚姻家庭法的運行、操作機制，真正加強婚姻家庭領域的法制建設，提出科學化、合理化的建議。
三、運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婚姻家庭法在社會化過程中的運行、流動、轉換規律，把握婚姻家庭法與社會各方面的雙向互動關系，開辟婚姻家庭法社會學的新天地
婚姻家庭法不是獨立于社會的一個法規體系，它深嵌于社會母體，是社會和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內容、形式、功能、效果等諸方面并非完全呈現于法典條文，而是深隱在社會母體；在其社會化過程中，因不同社會背景、社會力量的作用，不斷發生變異、演化。此即社會因法律的影響而變化，法律也同樣會因為社會的影響而變形。同時，婚姻家庭法亦不是靜止的規則體系，在形式上它表現為具有明確性、穩定性的規范條文，實質上則是由活生生的制度中活生生的人所進行的多方面活動。法律走向社會，實現社會化，必須依靠一定主體的操作和全體社會成員的遵行，這是法律的運行、流動、變異、轉化。其結果，便使運行中的法律制度的現實結構和其原始規范結構發生巨大差異。
因此，婚姻家庭法學對婚姻家庭法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歷史哲學、價值哲學和邏輯推理的靜態方面，更不能囿于單純的規范注釋性分析，而應突破傳統的法學研究定勢，將目光投向社會中的法和“行動中的法”，在法律社會化和社會法律化的雙向互動中確定研究方位，抓住研究課題，變換研究視角，把握婚姻家庭法的社會機制和運行機制。為此，婚姻家庭法學應順應中國法學逐漸向法社會學邁進的走勢，利用婚姻家庭問題為法學和社會學所共同重視的得天獨厚條件，汲取社會學的營養，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觀點、方法，充實其研究范圍，填補其理論空白，消除其理論盲區，創建婚姻家庭法社會學。
婚姻家庭法社會學對婚姻家庭法的研究，應反映出三個基本要求：
其一，要有廣闊的研究視野，從廣度和深度上調整和擴大視角，把握三個研究方向。一是以廣闊的社會為背景，將視角投入作為法律基礎的社會土壤上，研究婚姻家庭法的社會環境，把握社會諸因素對婚姻家庭法的影響，揭示婚姻家庭法與社會變革、發展之間的互動辯證關系，實現法社會學通過法研究社會，通過社會研究法的基本邏輯。二是以“行動中的法”為重點，解析說明婚姻家庭法在現實社會的各種正式的與非正式的、理想的與現實的、合理的與不合理的操作、運行、流動、變異狀態，研究其運行規律，尋找法律運行中潛存的因果鏈條和復雜的相關變數，弄清其規范結構與運行的現實結構的差距，把握法制建設的薄弱環節及改進方向。三是從抽象的概括法的作用轉向從現實生活中研究婚姻家庭法的實際功能，把握婚姻家庭法的社會實效。
其二，要運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進行綜合性研究：從哲學那里獲得理性原則和邏輯推理的方法，從社會學那里獲得廣闊的視角和社會實證調查研究的方法，從統計學那里獲得統計與定量研究的方法，從文化人類學那里獲得對社會觀念和文化價值的研究方法，從倫理學中獲得行為價值取向和非強制性規范的內涵，從心理學那里獲得人們的行為心理規律，等等。所有這些再加法學所內涵的特有原則和規律，即可為婚姻家庭法學構建新的理論模型，充實豐富的概念和命題，提供靈活多樣的研究方法和技術性方法。
［關鍵詞］社會工程；社會工程創新；社會主義新農村
［中圖分類號］C91―03；S―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07）10－0018－02
社會工程是人們改造社會、調整社會關系、協調社會運行的實踐活動過程。[1]社會工程創新是以新的社會工程理念、新的社會工程規劃、新的社會工程設計、新的社會工程評估體系改造社會、調整社會關系、協調社會運行的實踐活動過程。社會工程創新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
一、社會工程的基本界定
社會工程的概念和思想方法早在19世紀就已經萌芽。社會學家孔德提出把研究自然界的科學方法應用于研究人類社會，這種社會學方法論思想被認為是社會工程思想的前期萌芽。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1922年就使用過“社會工程”一詞。羅斯科?龐德也幾乎同時在《法哲學引論》中使用了這個概念。[2]卡爾?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對“社會工程”、“社會工程師”、“社會工程態度”、“社會工藝”等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并說：“社會工程的任務是設計各種社會建構以及改造和運用已有的社會建構。”[3]戴維?米勒這位卡爾?波普爾思想研究專家在《開放的思想和社會》中對卡爾?波普爾的“社會技術”和“社會工程”等思想進行了深入的闡釋和發揮。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在1966年開始設立社會工程學專業，這在世界上尚屬首次。
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社會工程”概念：“社會科學要從社會科學走到社會技術，就像自然科學走到工程技術一樣，應用社會科學，要像工程師設計一個新的建筑一樣，科學地設計和改造我們的客觀世界。”社會工程是“改造社會、建設社會和管理社會的科學，它的一個目的，就是把社會科學和其他科學結合起來，這是一門實際的技術。”[4]他希望用“社會工程”這個新的科學方法，制定國民經濟總體方案、經濟計劃，設計經濟體制。著名學者王宏波教授等也較早地研究了“社會工程”問題。21世紀的社會發展和科學發展更加復雜化與綜合化，更加需要社會工程學的進一步發展。這兩位學者把“社會工程”范疇理解成人們研究社會的方法、建構社會的活動、規劃和設計社會的發展藍圖、選擇和創新社會決策模式的方法論。我們把“社會工程”概括為社會主體人以社會科學理論為前提，以社會技術為中介，與“物理工程”或“自然工程”相對應的人們改造社會世界、調整社會關系、協調社會運行的實踐活動過程。
第一，社會工程是實踐活動。社會工程不是純粹的思想（盡管思想本身也是活動），而是現實的可以感知、可以操作的實踐活動。
第二，社會工程又不是一般的實踐活動，或者說并不是所有的實踐活動都是社會工程。比如走路、吃飯、交友、唱歌等都是活動，但我們確實很難說這些活動也是社會工程。
第三，社會工程是人們改造、調整、協調社會、社會關系、社會運行的實踐活動，或者說只有指涉社會關系領域的實踐活動才可能成為社會工程，而指涉自然領域的工程，如“長江三峽工程”、“黃河小浪底工程”等雖然也是工程活動，但不是我們所要研究的社會工程。
第四，社會工程是指那些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指涉整個社會（或者整個地區）范圍、對國計民生具有重大影響的改造社會、調整社會關系、協調社會運行的實踐活動。換言之，那些“小范圍”和“小系統”的實踐活動，如一個企業、一個學校、一個社區、一個機構的“改造、調整和協調”活動很難說是社會工程。
第五，社會工程，特別是現代社會工程是在一定社會理論思想支配下，以具有一定科學理性的社會技術為中介進行的人們改造社會、調整社會關系、協調社會運行的實踐活動。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一定的社會科學理論為邏輯前提，沒有比較科學的社會技術作中介，那個所謂社會工程不過是盲目的實踐活動。社會工程只有植根于人類社會，服務人類社會，才能成為現實的社會工程，才能被稱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工程。弄清社會工程的本質，是我們研究社會工程創新的根本依據。
二、社會工程創新的基本內涵
從人類社會持續發展的意義上看，社會工程創新是社會持續創造性活動的過程，具有一般性特征和一般性實現途徑。從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意義上看，社會工程創新又具有階段性的特征和時代條件下具體的實現方式。社會工程創新是人類謀求對社會結構中各主要構成要素進行結構性和功能性升級的實踐活動，是對社會體制的變革過程，其本質在于社會工程創新的對象化，其核心是突破和更新社會要素的結構、創造和升級社會要素的功能，以實現社會的總體發展。
社會工程創新具有超越性、前瞻性、選擇性和開放性。社會工程創新是人類改造社會的實踐活動的一種重要形式。人類的生活是全面豐富的，因而人類的實踐也是多方面的，既有改造自然的活動即生產實踐，也有改造社會關系的活動，如階級斗爭、社會改革等；同時也有創造精神文化、進行科學實驗的活動，概括起來就是我們常說的生產實踐、調整社會關系的實踐、科學實驗等三大類型。這三大類型的社會工程創新在對象領域和主要功能上有所區別，同時它們又在統一、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對社會構成要素的整體升級，推動著社會進步和人類的全面發展。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三種社會工程創新的劃分只是大體上根據創新實踐的對象領域作出基本類型劃分，并不是說在現實中我們就能夠非常明確地把某種形式簡單的進行分類。實際上，現實中社會工程創新的形式是復雜多樣的，各種形式之間也是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的。
目前我國已進入工業化，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由農業轉變為非農產業，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非農產業。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當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速，國民經濟發展到工業對農業反哺期時，如果及時加強農業、反哺農業，整個國民經濟就會協調健康發展，順利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新農村建設是一個龐大的社會工程，是一個涵蓋整個農村深化改革、促進農村發展的宏偉目標，它不僅注重改善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和居住環境，改變村容村貌，而且注重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不僅強調政府的支持和引導，而且注重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強調在符合農民意愿的基礎上穩步推進；不僅立足于解決當前突出問題，而且長遠謀劃，提出要建立新農村建設的長期保障體制和機制；不僅重視在經濟上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而且重視在政治上尊重農民的民利，強調繼續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建設；不僅強調立足于促進農村和農業自身的改革與發展，而且重視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社會工程創新是社會持續創造性的活動，具有重大的意義。
三、社會工程創新對新農村建設的方法論意義
1．社會工程創新要求調整農村社會生產生活方式。新農村的社會工程創新建設要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首先，農村經濟發展是建設新農村的物質基礎。發展農村經濟，必須以農民增收為核心，以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為重點，加快現代農業建設步伐。加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就是用先進的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先進的組織形式經營農業，用先進的管理理念指導農業。把確保國家糧食安全與推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結合起來，優化農業區域布局，優化農產品品種結構，發揮比較優勢，推動農業集約化、規模化和專業化生產，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推進農業服務組織和機制創新，鼓勵和引導農民發展各類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新農村社會工程建設必須以人為本。在建設新農村的社會工程過程中，把培育新型農民當作一項根本措施來抓，提高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和致富能力。其次，形成統籌城鄉發展的新格局，使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決策落到實處，增加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主要包括：加強農村道路、水利、通訊、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村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加強農村社會保障、社會安全體系建設。
2．社會工程創新要求新農村建設體現和諧社會需要。早在19世紀40年代初期，年輕的馬克思就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明確指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他又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質”。當然，這些思想，在馬克思以后的相當多的著述中都有發揮、發展和完善。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馬克思的視野中，人本來就是也永遠應當是根本，此外，一切都變得沒有意義。社會生活、社會工程都是人為了人又由人自己設計、規劃、進行的。特別是像社會工程這樣的具有明確的目的歸宿、明確的目標指向、明確的社會技術、明確的評估標準等這樣的特殊社會實踐活動，其出發點和落腳點只能是人本身及人類社會的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愿望，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所在。它要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要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要處理好城市發展與農村發展的關系。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處理好城鄉之間的關系。農村為城市發展提供必需的農副產品、原材料、土地、勞動力和商品市場。沒有農村的發展和農民的富裕，城市經濟必然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農民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沒有農村的發展就談不上實現小康社會。目前，城鄉差距拉大，不僅制約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嚴重制約著城市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應當采取有力措施，促進城鄉資源互動，堅持城鄉統籌。
3．社會工程創新要求實現農村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是“需要發展”和“限制發展”的統一，既要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要限制當代人去滿足當代的需要的統一。具體地說，“發展”是為滿足當代人的需要而發展，“限制”是為滿足后代人的需要而“限制”，“可持續發展”中的“可持續”是對“發展”的限制、規范和約束。可持續發展的本質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既要實現經濟增長，又要保護生態環境、保護自然資源。如何在改變自然生態、資源環境的同時，又適度地保護自然生態、資源環境，如何在兩者之間選擇一個“度”，并在“度”的范圍內去改變和保護自然生態、資源環境就自然成了一個難題。在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事實上很難做到“發展”與“可持續”、“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當代人的發展與后代人權利的真正并重。從社會工程的觀點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社會工程，核心是實現工農、城鄉之間的協調發展，保障現代化、工業化、城鎮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參考文獻：
[1]田鵬穎．社會工程哲學引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4．
[2]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1）[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50．
一、倫理學是科學嗎
人類學問原來只有一門愛智之學，即廣義哲學。在亞里士多德時代，盡管愛智之學的內部有了不同學科的劃分，出現了“分科之學”意義上的不同“科學”，但它們還是都生長在廣義哲學的名下和懷抱之中。近代以降，隨著一門門具體科學的發育成熟，脫離哲學，自立門戶，人類學問開始有了科學和人文學的真正分野。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這兩大類人文學則以狹義哲學即形而上學意義的哲學和文學、藝術為典型。那么，在這樣的人類學科體系中，以道德問題為研宄對象的倫理學位置何在?屬于哪種性質的學科?
近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成功和迅猛發展，一種將科學視為人類理性的全部，又將理性視為人類精神的全部的“科學主義”愈演愈烈。受這種科學崇拜輿論的影響，許多倫理學家大都樂意堂而皇之地將倫理學稱之為一門科學。其實，倫理學從來不是一門純科學，既不是純粹的自然科學，也不是純粹的社會科學。
任何一門具體的科學，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只是負責向人提供關于其學科客體或研宄對象的知識而己，從不再由此涉論主體之人，也不據此直接為人的實踐提供任何建議。所以我們無論是在數學、物理學、化學還是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的教科書中，都看不到這樣的內容。倫理學則不然，雖然它也負責向人們提供關于道德本身的各種知識，但它更看重的是，還要在此基礎上進而通過構建合乎時代要求的道德規范，直接為當代人的實踐提供指導，告訴他們應當如何待人如何修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亞里士多德說，倫理學“這門科學的目的不是知識而是實踐”[|]6。
倫理學之所以能為人的實踐提供指導，歸根結底，在于倫理學的核心問題是價值問題。眾所周知，倫理學的基本對象是道德，而道德作為處理人間事務的規范，乃是人為的價值規定，它既對人的作為進行指引和約束，又是判斷人之作為的善惡評價標準。此其一。其二，倫理學不僅要運用道德規范對人的實際關系、實際活動和選擇意向作善惡評判和價值導向，而且還要對各種實有的道德規范本身進行好壞優劣的價值評判與取舍，以便設計整合出符合時代要求的應有的道德規范體系。最后，不論是對各種道德規范進行評判取舍，還是對所有應有的道德規范進行分層、排序、整合、統攝，以使之不相互沖突，達到一律，都只能依據最高價值即終極價值或至善作為最高評判標準來進行，是故倫理學還必然要努力尋找并確立終極價值或至善。由此可見，價值問題就像一根主軸那樣貫穿于倫理學研宄的始終。
與之不同，科學只研宄事實問題。事實問題與價值問題有質的區別。事實總是已經存在或發生的事情，價值則是人賦予事物的好壞意義，而不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東西。是故事實問題都是“實然性”問題，是問對象是什么?有什么?為什么?價值問題則屬“應然性”問題，是問對象是好是壞?是善是惡?以及人對對象應當如何?不應如何?對“對象是什么?有什么?為什么?”的提問，只能用已有的相關事實來做出回答。而對“對象是好是壞?是善是惡?”和“人應對對象如何?”這樣的問題作答光憑已有的相關事實就無濟于事，最終只能通過設定一定的價值標準來作判斷。而這種人為設定的價值標準，自然也不是那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正因科學只研宄事實問題而不討論價值問題，也不直接對人提供“應然”即“應當如何”的意見與指導，所以能做并負責做這些事的倫理學并不屬于科學。
其實，科學與倫理學之間的這種差異早有人察覺。西季威克說：倫理學“特殊而基本的目標是確定應當如何行為，而不是確定目前如何、已經如何和將來如何行為”，所以“我寧愿將倫理學稱為一種研宄而不是一門科學因為人們普遍認為：一門科學的研宄題材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是實存的。，，[2]25一26也指出，倫理學“其闡定標準，而據以評判各人之行事，畀以善惡是非之名，則非自然科學之所具矣”。
倫理學既然不屬于科學，就只能屬于人文學。確切說，它是屬于人文學中的哲學。哲學的基本理論由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三個部分組成。本體論探討存在的本源，認識論探討認識存在的方法，價值論探討存在的意義。存在的一般意義由“價值”或“好壞”這種最基本的詞語表述，存在的特殊意義則分別由“利弊”、“善惡”、“美丑”這樣的價值詞表述。其中，“美丑”是從存在的形式上表述存在的意義，“利弊”是對事物性存在之意義的表述，“善惡”是對人事性存在之意義的表述。因而以研宄人事即道德規范與行為、人品之善惡價值為核心問題的倫理學，就是奠基于哲學價值論之上的哲學分支學科。正因如此，中外倫理思想史中的各種倫理學理論，無不是由哲學家創立，而這些倫理學理論又無不被稱之為哲學理論。正因倫理學具有研宄價值問題并直接向人提供“應當如何”的意見與指導的特點，決定了這門學問的基本性質是哲學而不是科學。
倫理學除了因有應然問題的研宄而與科學相區別之外，即便在實然問題研宄方面也與科學有一定的區別，這就更進一步地說明了倫理學不是科學。這個區別就是科學只研宄可經驗到的實然問題或經驗性實然問題，而不研宄難以經驗到的實然問題或非經驗性實然問題。所謂“經驗性實然問題”，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被研宄的客體可以通過觀察、實驗、調查等實證方式而確定其確實存在;二是對這個客體“是什么?有什么?為什么?”的回答，也建立在觀察、實驗、調查的實證基礎之上。反之，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這兩個條件的實然問題就是所謂的“非經驗性實然問題”。舉例來說，“煤是什么?有什么性質?為什么能燃燒?”之類屬于經驗性實然問題。而“世界的本元是什么?”“社會的本質是什么?”之類，則屬非經驗性實然問題。不難理喻，對煤只要通過化學實驗分析其分子結構，就能正確回答煤是什么?有什么性質?為什么能燃燒?但“世界的本元”并不像“煤”那樣，是一個人們已經經驗到的客觀事實，而只是推想出來的一種可能的存在。
既然如此，人們也就不可能對這個不確定的存在通過觀察、實驗、調查等實證方式說出它是什么?有什么?為什么?在“社會的本質是什么”這個提問中，“社會”倒是人們已然經驗到的事實，可“社會的本質”仍不是僅通過觀察、實驗、調查就能經驗或揭示的。由此推廣可說，所有的非經驗性實然問題均有難以用經驗去實證的特點，所以它們也不屬于只能用經驗事實回答問題的科學研宄范疇而成為哲學所研宄的“形而上”問題。在倫理學中，有關道德的本體論追問，即有關道德的起源、本質、演化、結構、類型、功能等等是什么的追問，基本上都屬于難以單純用經驗事實去予以回答的非經驗性實然問題。宄其原委，一則在于長期以來連“道德宄竟是什么”都存在爭議而不是清楚的經驗事實，遑論對道德的更進一步追問能僅憑經驗事實給出?二則在于道德是一種非實體性存在，看不見，摸不著。如是，存在于道德內部的本質、結構、功能之類就更無法通過觀察、實驗或調查的方式予以揭示。
正因倫理學與科學還存在這樣的差異，所以亞里士多德當初在創立倫理學時就已指出，科學是以不變的或必然的事物為題材，并尋求題材中有充分確定性的東西。而實踐哲學及倫理學的題材則是不確定的或變動的，因而也只能期望獲得同題材相適合的確定性[4]7。
對于“倫理學不是科學”這樣的結論，可能許多從事倫理學專業學習和專業研宄的人都會感到沮喪、自卑，然而這完全是不必要的。因為科學從來都不是萬能的，而哲學作為科學之外的另一種智慧，就是負責研宄科學所不能研宄或無法問津的那些問題。
不過話又說回來，說“倫理學不是科學”，只是強調倫理學在學科屬性上不屬于科學，而不是說倫理學與科學隔絕無緣。事實上倫理學除了有價值問題和非經驗性實然問題的研宄，也有對經驗性實然問題的研宄。這就使倫理學也與科學相通，包含有一些科學的成分，具有一定的科學性。
倫理學的經驗性實然問題大致出現在如下三種情況中。一是倫理學要想回答“某個地區或某個民族的道德風尚是怎樣的”問題，就必須深入到該地區或該民族中去進行客觀的社會觀察和社會調查，最后憑借經觀察或調查所得到的足夠的經驗事實來做出回答。而對某個國家隨時展而出現的社會道德狀況的變化進行描述，也要如此。二是倫理學在對某個行為或某個事件進行善惡評價或道德評價之前，需要先搞清楚有關該行為或該事件發生的實際情況、真實過程及具體背景;在為人的各種道德選擇提供“應當如何”的指導時，也需要先弄清引發該道德選擇的具體處境或境遇宄竟是怎樣的。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基本上也只能以通過社會觀察或社會調查所得的經驗事實為依據。
三是因果關系是典型的經驗性事實問題而倫理學中也有因果關系問題。當倫理學要對這些因果關系進行真假值的判斷時，必須憑觀察或調查所得的經驗事實來說話。比如“衣食足則知榮辱”、“飽暖生欲”、“過高的道德要求會傷害人的活力”、“只有同社會賞罰同構的道德指令才是有效的”等命題，就都是一些含有道德意蘊的因果關系命題。而要想知道它們一孰真孰假?顯然只有通過廣泛搜集歷史和現實一的相關經驗事實加以歸納，才能得出正確的結一論。就“衣食足則知榮辱”這個因果判斷而言，一如果搜集歸納到的經驗事實與該判斷相符，則一該因果判斷為真，反之則為假。
通過以上可知倫理學所研宄的道德問題既有屬于哲學問題的價值問題和非經驗性實然問題，也有屬于科學問題的經驗性實然問題，而其中的價值問題又是倫理學的核心問題。這就說明，倫理學這門學問，兼有哲學與科學的二重性，是哲學性為主，科學性為輔的哲學分支學科。
二、如何把握倫理學的方法
倫理學在研宄道德問題，構建倫理理論時，與所有其他學科開展自己的研宄一樣，也必須依賴于一定的方法。倫理學兼有哲學為主科學為輔的二重性表明，哲學的方法與科學的方法在倫理學的研宄中均不可偏廢。其實，更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正因倫理學在研宄中既要使用哲學的方法，又要使用科學的方法，才使倫理學具有哲學與科學的二重性。
無論科學還是哲學，其具體方法都不止一種，而是很多種。那么，被倫理學所用的哲學方法和科學方法又是哪些?對這個問題泛泛而論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必須分析來說。
在學術研宄中，方法是研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工具。這意味著，一方面，方法為問題服務，問題決定方法。即對于不同性質或類型的問題，需用不同性質或類型的方法來進行研宄。
這是因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找不到能適用于一切問題的萬能方法。另一方面，問題也受制于方法，方法也決定著問題的解決方式和結果。即對同樣問題的研宄，若采用的方法不同，就會得到不同的結論。學術問題與學術方法間的這種密切相關性表明，對于倫理學所用方法的說明，可以以道德問題的分類為線索來展開。
需要倫理學研宄的道德問題非常之多，這一些問題隨著倫理學內部研宄分工的出現，己經一分別被道德哲學、規范倫理學、元倫理學、描述一倫理學、部門倫理學、道德文化學、倫理史學這一些倫理學的二級分支學科所瓜分。因此，道德問題的分類，實際上也就是倫理學二級學科研宄對象的分類。于是倫理學研宄不同類型道德問題的具體方法，也就分別存在于它的每個二級學科之中。
在倫理學下一級分支中，道德哲學負責研宄道德的起源、本質、特點、演變、結構、類型、功能等等道德本體論問題。道德本體論問題屬于單純憑搜集歸納事實材料難以回答的實然性問題，因而只能用哲學的理性思辨方法進行研宄。這是一種與科學的經驗實證大相徑庭的方法，它不是從經驗事實出發，也不依賴于對經驗事實的歸納得出結論，而是通過構建一些基本的概念、范疇或原理去對所要研宄的對象與問題進行規定、分析、劃分、解釋、整合、推論。從倫理思想史上看，用于回答道德本體論問題的理性思辨方法基本上有三類，即自然主義的方法、神秘主義的方法和理性主義的方法。自然主義包括性善論、性惡論、快樂主義、情感主義、功利主義、進化論、實用主義等等，其方法特征是從人的自然屬性出發，解釋道德的起源、本質、特點。神秘主義包括各種宗教神學和非宗教有神論，其方法特征是用某種超驗的非人可及的神圣，如神、天、天道等，解釋道德的起源、本質、特點。理性主義自蘇格拉底始，以柏拉圖和黑格爾為典型代表，在倫理學方面的方法特征是以理性、靈魂、理念、絕對精神之類精神范疇展開對道德的解釋。這三種方法盡管都對道德本體論問題給出了自己的回答，然其結論均不能令人滿意。道德乃是人類實踐產物的基本事實提醒我們，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對道德本體論問題給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我們還得運用馬克思創立的實踐唯物主義方法，從人的實踐及其動機即需求出發去解釋道德的起源、本質、特點、類型、結構、功能，并根據實踐主體的變化和社會歷史條件尤其是物質生產關系的變化去解釋道德的歷史演化與進步。
規范倫理學負責研宄人的行為、品質和與之相應的道德規范，這些問題由于一方面關乎對人的行為、品質的善惡評價，另一方面關乎對道德規范本身的優劣評估與合理性預設，因而在實質上均屬價值問題，也只能用哲學價值論的方法來加以研宄。不論是對行為、品質進行善惡評價，還是對道德規范本身進行優劣評估與合理預設，都要依據一定的價值標準。于是如何確立價值標準也便成為這里的關鍵。以往倫理學對此問題的解決，歸根結底，不外功利主義的方法和道義論的方法這兩種。功利主義的方法重實際結果，以快樂、功利、幸福等為判斷善惡的標準，并將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作為最高價值標準。道義論的方法重抽象原則，以道德律令為判斷善惡的標準，并以道德律令能否普遍化作為判斷其優劣的標準。
應該說，這兩種方法都為規范倫理學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可各自的缺陷也明顯存在。功利主義的主要缺陷是對功利和幸福的解釋太過籠統，以致無法區分各種具體價值的大小;道義論的主要缺陷則是存在倒本為末，將道德律令作為人的目的的傾向。后來各種改良的功利主義與道義論也沒能徹底化解這些缺陷。創始人雖然沒有對規范倫理學的價值問題做過專門研宄，但其秉承人類歷史上的人道主義傳統，通過對人的類本質及其異化、復歸的歷史過程的揭示而提出的最高價值原則，即“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有望幫我們找到更好的方法，這個方法應該能讓功利與道義達至統一，從而既保留功利主義方法與道義論方法的原有優長，又使二者的原有缺陷得以克服。
元倫理學負責研宄道德詞匯、道德判斷、道德推理等道德語言問題，要對道德語言的由來、性質、類型、功能、意義和邏輯關系提供說明。由于道德語言形式多樣，變化多端，本身就是不確定的題材，決定了要想進而深入其內部把握其內在規定性，亦非理性思辨的哲學方法莫屬。元倫理學是20世紀初才出現的倫理學分支學科，先后有直覺主義和邏輯實證主義兩大流派。這些流派雖在推定道德語言的功能、意義時均存在嚴重失誤，但它們所普遍采用的語言分析法在分析道德語言的性質、類型，指明道德判斷不是事實判斷時，還是卓有成效的。因而語言分析法在今天的道德語言研宄中，仍可以繼續為我們所用。語言分析法的基本方式是，通過發現不同語言的差異來為不同的語言定性，進而推論它們的其他特征。與語言分析法相似，語言學中的詞源法和語用法，因在說明道德語言的由來和意蘊方面特別有效，也是我們研宄道德語言所不可或缺的方法。
描述倫理學是倫理學與社會學在當代結合的產物，負責向人們描述一個區域、一個民族、一個群體的整體道德風貌。描述不能憑哲學的理性思辨，只能用事實說話，這就必須使用科學的經驗實證方法。具體說來，它的基本程序是這樣的：先通過觀察、調查、問卷、走訪、座談、實驗、作品分析、個案分析和參與其中親身體驗、內省等心理學和社會學的方法獲取大量與特定研宄對象相關的經驗材料，再在此基礎上運用科學歸納法進行總結，最終勾勒出該特定對象的整體道德風貌。
部門倫理學，亦稱應用倫理學，負責對存在于人類各實踐領域的具體道德問題做分門別類的研宄。這樣的研宄以往只局限于家庭道德和職業道德的領域，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經濟倫理學、醫學倫理學、科技倫理學、政治倫理學、法律倫理學的相繼出現，部門倫理學有了迅猛的拓展，到了今天，幾乎己經沒有哪個人類實踐領域不在部門倫理學的關照之下。部門倫理學之所以也被稱為應用倫理學，在于它是運用理論倫理學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來研宄各種具體道德問題。因而部門倫理學本身并沒有另外的方法，在研宄中主要是按問題的性質而選用倫理學及其他倫理學分支學科的一般方法。若涉及的是難以經驗的實然性問題，如“道德與經濟、政治、科技的關系是怎樣的”之類，就用道德哲學的理性思辨法;若涉及的是可經驗的實然性問題，如“導致誠信普遍失落的原因是什么”，就用描述倫理學的經驗實證法;若涉及的是應然性問題，如“是否應當克隆人”之類，就用規范倫理學的價值評價法。
道德文化學，或倫理文化學這樣的術語，始見于1980年代，是最新近的倫理學二級學科。道德文化學負責將道德放在特定文化的背景下做總體研宄，大致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揭示特定文化中的道德規范體系之內涵、結構、價值取向與個性特征;二是揭示道德規范體系在特定文化中的地位、作用與構建方式、運作方式;最后則是在前兩種研究的基礎上，對不同文化中的道德文化進行比較評價。其中，前兩種研究屬于對業己存在的事實的描述，基本上可用描述倫理學的方法來進行。第三種研究所涉及的“比較”，要用科學比較法，即通過對比找出不同道德文化之差異、特征。而“評價”則屬價值研究，需要采用規范倫理學的價值評價法來評估不同道德文化的長短優劣。
倫理史學，負責研究人類倫理思想史和人一類道德生活史。對人類倫理思想史的研究，是一要清理人類己有的各種倫理學說，以為倫理學一理論在當代的發展提供思想資源。這種清理，一屬于對思想的反思，需在客觀解讀文本的基礎一上運用哲學的辯證分析法進行，以區分出其中一的精華與糟粕。對人類道德生活史的研究，是要以文字的形式再現歷史不同時期中的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道德生活原貌，以為當代的道德建設與道德生活提供各種歷史經驗的參照。由于“再現”屬于對以往事實的描述，自然也要采用描述倫理學所使用的科學的經驗實證法。只不過在取材方面對歷史經驗的取材與對現實經驗的取材有所不同，“再現”的取材，主要是運用考古學和文獻學的方法，從口傳歷史、田野調查、各種歷史實物和包括雅俗文本在內的各種歷史文字資料中提取所需素材。
倫理學不僅根據道德問題的性質與類型來選擇方法，在需要的時候，也可以從多個角度，運用多種方法來研究同一個具體的特定對象。
比較音樂學的產生與研究對象
民族音樂學最初被稱為比較音樂學。比較音樂學的名稱是進入20世紀后首先在德國開始使用的，英文為“Comparative Musicology”，其實比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歐洲音樂研究最早在17世紀就開始了，但是這一學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樂學的范疇、方法和目的》和亞歷山大約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階》為標志的。其研究對象是歐洲以外的種族、民族的音樂文化，正如薩克斯所定義的異國文化的音樂。這一學科的建立和研究對象的確立是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場有著密切關系的。首先，比較音樂學的產生和發展與歐洲殖民主義的興起和擴張有密切的聯系。以18世紀為開端，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繼跨入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進入這些地區的西方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文化學家首先向外部世界開啟了這些非歐國家民族的傳統文化之門。他們用西方學者的觀點和方法試圖了解、認識和把握這些國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們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將這些相異于歐洲文化，不被歐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諸于眾，加之古典進化論學派和馬克思、恩克斯對于人類進化和原始社會經濟的科學認識，至19世紀60—70年代，民族學作為一門科學在歐洲和美國產生并興起，Enthnology一詞1830年首先由法國人讓·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學、人類學學會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來。比較音樂學則是在民族音樂學進入80—90年代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時應運而生的。這一時期的歐美出現了一支受過專業訓練的民族學隊伍，開展了世界范圍的、有目的的民族學田野調查工作，異國的民間藝術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與此同時，歐美的許多城市建立起了人類學和民族學的博物館，收藏了許多非歐洲的樂器和有關的音樂文物與手稿，記錄亞洲、非洲、美洲民族音樂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們對于非歐洲地區音樂文化的注意力進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愛迪生發明了留聲機，對無文字非歐民族音樂的研究產生了無法估量的推動作用。在這些基礎上，比較音樂學這門學科在民族學諸多研究的影響下，應強烈而廣泛的社會和時代需求產生了。英國語言學家兼物理學家和數學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歐洲學者為比較音樂學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由此可見，比較音樂學研究的異國音樂文化是相對于當時殖民者的主體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對于起初參與比較音樂學研究的這些歐洲學者自身的文化體系而言的。相對于其原本歐洲音樂文化知識體系的未知領域就成了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異國音樂文化=非歐洲音樂文化，即形成了歐洲文化特別是歐洲城市藝術音樂文化相對于非歐洲音樂文化的比較研究。實質上是一種以歐洲整體作為一個中心以歐洲大民族為立場而進行的研究。
隨著學科的不斷發展，整個人類文化研究的進步和不同種族的非歐洲國家的學者對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參與，比較音樂學的研究環境和立場出現了變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對象也出現了擴大和性質的變化，最初的比較音樂學的名稱被民族音樂學所代替。
比較音樂學到民族音樂學的確立
我們不得不承認，音樂的發展往往是在別的學科帶動下進行的，在創作方面，西方城市藝術音樂的派別經常是步文學、美術之后塵，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產生，在學術研究方面，史學、比較學、民族學的發展都深深地影響和引導著其對應的音樂學的學科發展。比較音樂學的建立受到民族學研究的影響，并在民族學發展的影響下最終成為了民族音樂學。
進入20世紀后，民族學產生了眾多學派，提出了不少新觀點。傳播學派是20世紀40年代在歐洲民族學界影響較大的一個學派，這一學派的先驅——德國學者拉策爾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體的地理環境中，同時重視各民族自身的歷史條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義的代表人物馬列諾夫斯基認為每種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要重視當前生活與現狀的研究，反對殖民者對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涉；美國波阿斯學派又稱文化相對主義學派提出了文化標準是相對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進行比較等觀點和理論思想。這些立場、觀點和理論我們都可以在比較音樂學的研究中找到其對應的影子。特別是波阿斯為代表的美國學派的興起，使得二戰后的比較音樂學有了較大的發展，即在重視非歐洲民族音樂研究的同時，開始重視對本民族音樂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種文化價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較、反對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使得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對象的相對基礎，即歐洲整體作為一個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礎動搖了，突破了比較音樂學研究的非歐洲音樂的局限，對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較提出了質疑。
同時，美國人類學家開始認為人類學的種種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應該更多地用來探究其自身所屬的文化，從而使美國人類學家開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國的自身文化。與此同時，其中一部分人類學家開始帶著這種思想積極地參與民族音樂的田野采錄工作，而這在歐洲比較音樂學領域是不多見的。美國人類學家的參與雖由于本身音樂能力的限制，無法將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種思想趨向，但這種思想趨向卻使比較音樂學的研究發生了很大變化。它使得美國的一些音樂家從音樂界轉入人類學界，一些人類學家去研究音樂行為(并從技術上分析)，同時還帶動了這一思想趨向在歐洲研究機構的出現。
這一切的結果是，二戰以后幾乎所有的比較音樂學者都開始把注意力轉向現存的自然民族音樂的人類學研究方向。于是，比較音樂學的研究范圍和立場發生了質的變化，從地理性民族和歐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轉向了文化相對論，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樂文化平等的立場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樂文化。于是，比較音樂學在研究對象和立場發生巨大變化和沒有進行更多比較的情況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樂學這一名稱。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前葉，中國、日本和東歐學者對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參與，對于這一學科的轉型也起到了比較大的作用。他們在美國開始重視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開始了對其本民族音樂文化的研究。實事求是地說，最初美國學者對本土音樂文化的研究還不如這些國家學者來得純正，畢竟美國的學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歐洲國家的移民或后裔，他們的文化體系和觀點和歐洲同出一轍，而他們對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熱衷于北美大陸印第安民族音樂的探根溯源，從某種角度上說，屬于一種異民族音樂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對本土文化的研究觀點及其后來的發展，對突破歐洲中心論是極為重要的。而在這之前，的確有不少學者真正作了對本土音樂文化的研究。在東方比較音樂學研究中，中國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東西樂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東方民族之音樂》和1934年的《中國音樂史》，日本的田邊尚雄于1936年創立了東洋音樂學會，1948年著《東方的樂器及其歷史》；匈牙利作曲家、音樂家巴托克和音樂學家柯達依分別于1906年和1905年開始對匈牙利的民歌進行收集研究，并分別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論匈牙利民間音樂》。雖然他們仍是用比較音樂學的觀點和方法對本土音樂文化進行研究，力圖從東、西方音樂的比較中得到某些結論，尚屬比較音樂學的范疇，但是他們參與研究的這一行為本身，和他們自身的非歐洲特質和立場已經使比較音樂學的研究發生了立場上的變化，雖然和美國學者的指導思想不同，卻起到了異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較音樂學研究的異國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樂學的建立。二戰后，荷蘭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這個術語代替Comparative Musicology，首先被美國人所接受并固定下來。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樂學》問世，這一學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各家學說的分析及思考
自從比較音樂學因研究對象的變化而更名為民族音樂學以來，學術界就如何劃界才屬民族音樂學領域進行了不少討論，有趣的是，這種討論尚未終結而社會的發展卻使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對象不斷在拓展，民俗音樂和伴隨著產業化社會而迅猛發展的大眾音樂已無可爭議地成為了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對象。所以，如何來劃定民族音樂學研究的領域更加成為一個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
首先我們來看看各家各派的觀點。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樂學》的開頭就闡明了自己的觀點：
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包括從所謂未開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種族、民族的音樂，研究所有類別的非西洋藝術音樂。民族音樂還把外來音樂的傳入現象，即不同性質的音樂要素相結合而產生的影響這類社會學方面的問題也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西洋的藝術音樂以及通俗音樂不包括在這個領域之內。[1]
梅里亞姆在他的《民族音樂學的研究》中認為，“民族音樂學的目的和著眼點與其他學科的目的和著眼點并沒有什么明顯不同”，“它的特殊之處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認為有必要使人類學與音樂學這兩類資料相結合這一點上”，并強調“民族音樂學通常是由音樂和民族學這兩個不同的部分組成，可以認為它的主要任務并不是強調任何一方，而是采用雙方都考慮進去這種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為一體”，提出“對文化中的音樂的研究”[2]。有人便據此認為民族音樂學就是研究所有的音樂文化，可以替代音樂學成為一個沒有邊緣的音樂學科。筆者認為這是不正確的。梅里亞姆在談到民族音樂學者的工作的第一個階段時闡明：“資料的收集，一般意味著對歐洲美國以外的地區進行實地調查。”[2]這句話應代表著他對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或者說是著眼點的看法。
涅特爾在《什么叫民族音樂學》中對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對象進行了分類，他認為這門學科“主要探討三類音樂，第一類有關無文字社會的音樂(music of nonliterate)，第二類亞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種種音樂，即中國、日本、爪哇、巴厘島、西南亞、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語系諸國家(和地區)的音樂文化，第三類是民俗音樂(folk music)可定義為，在上述亞洲高級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來傳承的音樂。”[3]
美國學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樂學導論》中則就美國的具體情況對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對象作了較為具體的闡述，他不僅提到了對美國以外的異國文化的研究、美國本土土著音樂的研究、民俗音樂的研究，還涉獵了新興的電子音樂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蟲樂隊[4]，但同樣回避了歐洲城市藝術音樂。
以上是歐洲和美國學者的看法，20世紀中后期興起的以日本學者為代表的東方民族音樂學家們以他們不同的文化歷史背景和視角逐漸為世界民族音樂學界所注目，他們對這一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學者岸邊成雄先生認為：“比較音樂學成為民族音樂學主要是學者們對自然民族的研究，后來又加入了東方高文化民族的藝術音樂。”[5]山口修先生則認為“民族音樂學就是認識民族音樂的各種方法中的一種，即學術性的認識法”[6]，也就是說民族音樂學的認識研究對象是民族音樂，他對民族音樂加以定義：“民族音樂則是作為各個民族集體所擁有的龐大文化事項中的一個項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樂是主要以'音'作為表現媒介體的象征性行為的產物之一種。”[6]在中國，從1979年民族音樂學這一學科引進以來，就開始了對這一學科研究對象的爭論。基于中國音樂學的特殊情況，這種爭議也有其特殊性。從1980年到1988年，爭議的核心是“民族音樂學”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間音樂”的問題。后來，王耀華先生、杜亞雄先生將中國傳統音樂加以梳理，得出結論：傳統音樂包括民間音樂、宮廷音樂、文人音樂、宗教音樂[7]。中國民族音樂包括我國的傳統音樂和新音樂[8]。而趙宋光先生和趙fēng@①先生則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來表達中國民族音樂研究，即漢民族與中國境內的各民族的華夏音樂。黃翔鵬先生認為“這一學科就是中國傳統音樂研究”，并強調“用民族學、人類學、地理學、民俗學來討論問題，不可避免涉及到音樂形態的差異”[9]。
近來，很多學者又認為沒有音樂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樂學要與音樂學整合，研究所有的音樂和音樂有關系的東西。有人則提出民族音樂學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類學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樂就是民族音樂學，并且應該更名為音樂文化人類學。同時，人們在對研究對象進行爭議的過程中，也不斷提出新的研究立場和方法，如70年代開始的文化視野看待音樂研究、重視人文性，90年代開始的全球視野，都對這一學科的范疇和定義作了相應的討論。
綜上所述，我們首先可以認定民族音樂學作為一門學科無論在世界上，還是中國都是已經確立并真實存在的。而作為一門完善學科一定有其確定的、與其他學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對象是相輔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對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適應的研究對象，它們同時決定著一個學科的特殊性、獨立性，如同哲學、美學、歷史學、人類學各有其獨特的研究方法和與之相應的研究領域。民族音樂學是一門民族學和音樂學相結合的學科，也正如梅里亞姆所強調的“民族音樂學通常是由音樂和民族學這兩個不同的部分組成，可以認為它的主要任務并不是強調任何一方，而是采用雙方都考慮進去這種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為一體”[10]。所以，要用文化的視角、人類學的方法來研究民族音樂學，用文化視野、全球視野進行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民族音樂學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這些認識都是正確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樂學有這樣的特殊的方法，才定義了它的研究領域和對象，即適合用這些方法去研究的對象和領域。所以，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不是無限寬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劃定的。
無論民族音樂學的學者們怎樣爭論，最終都要落實到民族音樂學家們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們看到在中國和日本等非歐國家，很多學者致力于本民族音樂的研究，也有很多學者涉獵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樂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對西亞音樂的研究、中國的杜亞雄先生對匈牙利音樂的研究、王耀華先生對日本琉球音樂的研究、羅藝峰先生對東南亞音樂的研究、陳自明先生對南亞音樂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來看，用國別、洲別甚至民族之別來劃定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對象并不可取，僅研究本國的傳統音樂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樂學的研究領域。
既然學者們早已開始用一種全球化的視野進行著全球性的民族音樂文化的研究，那么我們就應該把所有民族的音樂文化平等的擺在我們面前進行研究概括。筆者很認同山口修先生對于民族音樂的定義，即：民族音樂是主要以“音”作為表現媒介體的象征性行為的產物之一種。也就是說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對象應該是以音為特征存在的文化。這里有兩個要點，一是“音”，無論要研究它是什么樣，還是為什么是這個樣，無論它是一樣樂器還是一個儀式，無論是強調文化背景、群體還是個體，都要首先有音樂這個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與之有關進行衍展的。二是存在，無論你要追根溯源還是要展望未來，無論用歷時性方法還是共時性方法，都要有一種音樂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將它呈現出來，再進行挖掘。當然也有用歷時性的方法從前往后進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與之有關的對應的音樂現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實，這一總結是和這一學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的方法可以說是這一學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獨立于其他音樂學學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個民族音樂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沒有一個民族音樂學學者可以在圖書館里完成他的課題。那么，可以并適合進行田野工作的音樂文化，即以音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對象。 明確了這一點有利于更好地運用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法，有針對性的進行民族音樂學的研究。這一點尤其值得亞洲、非洲等非歐民族的民族音樂學學者注意。因為，這些國家的民族音樂學研究屬于引進學科，與西方接軌時不免要遇到視角立場的變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沖擊，如，西方把對非本土音樂的研究都歸為民族音樂學類，而在非西方國家則不能這樣做，中國的歐洲音樂史研究學者肯定不同意將自己的研究對象劃歸民族音樂學研究范疇，而且也不適合這樣做。還有，這些國家有著悠久的音樂歷史，但是大多記譜法不發達，成為表現于文字的啞音樂史，而這些啞音樂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譜，使其包含的領域與西方的音樂史很不相同——不是音樂家、作品的歷史，對于它的研究與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這個領域時，這些國家的民族音樂學工作者們不應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樂學學者對西方音樂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記譜法的普及運用較早、較成熟，大部分藝術音樂史上的作品都可以還原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傳，符合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對象條件，只要從民族學的新角度，運用民族學的新方法進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歷史學研究的結果，如對貝多芬的民族音樂學研究。但很難想象中國民族音樂學者對萬寶常、李延年的研究會達到如此效果。民族音樂學家眼里西方的音樂文化無非是有樂譜記錄的音樂文化和無樂譜記錄的音樂文化——被歸為口傳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適合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認為民族音樂學就是研究一切音樂文化的論調也不足為奇。但是很多象中國一樣具有豐富的啞音樂文化的國家的學者，要對這一論調有清醒的認識，在對本國音樂文化進行研究時應更好地認識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的特殊性，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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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P梅里亞姆著.俞人豪譯，金文達校.民族音樂學的研究[A].民族音樂學譯文集[ 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206.
字庫未存字注釋：
關鍵詞：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體育；概念；法律保護
中圖分類號：G 80-054 文章編號：1009-783X（2017）01-0132-05 文獻標志碼：A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2003年10月頒布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非物質文化遺產”隨之正式成為官方術語和操作概念，在人類文化遺產的范疇中開辟了一個嶄新的領域[”。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下文簡稱“體育非遺”）生動地呈現了各民族人民的生產習俗、生活風貌和，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人類社會的歷史遺存，更是民族文化中豐厚的精神養料，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但長期以來，由于人為和非人為因素，世界各國體育非遺不斷遭到損毀，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速發展，這一現象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偏遠落后的地區，一些體育非遺項目已經消失或瀕臨滅絕。學界對“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應時而興、亟待解決的課題進行了探索，圍繞這一領域所取得的成果已非常豐碩。鑒于此，本文從概念與內涵、價值、保護、傳承和發展5個方面對體育非遺研究進行梳理，以期為進一步推進相關研究建言獻策。
1.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進展
1.1關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與內涵的研究
對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與內涵的探討，學界基本遵循了一致的解釋路徑，認為體育非遺是“體育”與“非物質文化遺產”2個概念的交織，該類別文化遺產必須同時滿足“體育”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要素；但基于語言和文化背景的差異，國內外學者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和“體育”概念與內涵的解讀不盡相同，至今沒有形成共識。體育非遺尚存在概念與內涵不清、類別歸屬不明的現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一些具有體育屬性的項目，例如維吾爾族達瓦孜、塔吉克族鷹舞等，其類別歸屬傳統體育、雜技、民俗還是民族舞蹈難以準確定位。
李鳳梅認為體育非遺可以理解為被某一區域人口或固定群體主要用于健身、娛樂、祭祀、競技等目的所遺存的各種身體活動形式和知識，以及與之相關的實物、器具和文化空間。彭金城認為體育非遺是世代傳承、體現傳統體育非物質文化的形式及相對應的文化空間，包括傳統體育技術、動作要領、表演藝術、文化精神等內容。實際上，體育非遺最核心的內涵不是外在的物質表現形式，而是文化持有者在表演和創作過程中含有的特殊內蘊和技藝。從承載主體“文化持有者”的角度來看，體育非遺是“活”的，因而對體育非遺概念與內涵的認識應該是動態的，它隨著時間和實踐的綿延不斷誕生出新的內涵。
1.2關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的研究
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主要包括文化價值、歷史價值、精神價值、科學價值、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目前，相關研究集中于文化價值、教育價值和經濟價值等方面。孫健等以傳統蹴鞠運動為研究對象，研究認為傳統蹴鞠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軟實力”主要表現為文化的自信力與凝聚力、溝通力與協調力、傳播力和感召力。李成銀等認為，武術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主要在于維護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促進民族文化認同、增強社會凝聚力。馬磊認為，河南省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民族傳統體育歷史價值獨特、文化價值內涵豐富、文化傳承的原生態性突出、現實意義重大。
通過整理相關資料可以看出，體育非遺價值研究正處于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中。第一，針對體育非遺價值的研究還處于較為分散的狀態，尚未形成系統，研究時應當從多角度、不同層面，根據不同需求進行具體研究。第二，缺乏對體育非遺價值多樣性與關聯性的研究。在探討體育非遺價值時，我們應該從主體和客體2方面加以考察，不僅要認真研究體育非遺本身，而且要認真地研究體育非遺背后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
1.3關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研究
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項艱巨復雜的文化工程，要求不同領域的學者和保護工作者結合自身專長，從不同的視角對其進行深入思考和探索。目前，體育非遺保護研究主要集中于保護主體、保護內容、保護方式、保護成效評價等方面。白晉湘針對體育非遺保護的有限性，從分級保護體系、法制保護機制、博物館、數據庫、文化持有者、文化空間等方面提出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路徑選擇。萬義認為體育非遺保護需摒棄“原生態體育”的保守理念，厘清保護對象與保護邊界，樹立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觀，注重各生態系統間的動態平衡。張春燕從法律保護的視角對民族傳統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現狀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總結體育非遺法律保護中存在的問題。袁育霞認為將武術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其保護與發展提供良機，并基于此提出武術的保護策略。
近年來，圍繞體育非遺保護的研究非常活躍，部分學者力主“原生態”地保護體育非遺，這種“原汁原味、回歸本源”的主張在現實生活中難以實現；因為所謂的“原生態”是相對而言的，刻意追求理想中絕對的“原生態”只會是勞而無益，必須以發展變遷的觀點考察體育非遺的原生態、本真性。事實上，體育非遺保護的真諦不在于“原生態”“非物質”或是“物質”，而在于“非物質“物質”之間人的生活態度。
1.4關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研究
體育非遺傳承研究涉及傳承項目、分布區域、歷史淵源、基本內容、傳承譜系、基本特征、瀕危狀況、主要價值等多個方面，主要集中于體育非遺傳承現狀、體育非遺傳承原則、體育非遺傳承制度和體育非遺傳承路徑。牛芳等以徽州嬉魚燈活動為個案，對徽州民俗體育非遺傳承特性、傳承危機進行研究，提出相應的傳承策略。張慶武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角度探討華佗五禽戲傳承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認為應完善華佗五禽戲管理體制、增加經費投入、加強教育傳承和傳承人保護等。王書彥等從制度角度入手，對體育非遺傳承人的認定存在申報審核制度難以規避地方不當利益、傳承人評審標準模糊等問題進行探討。
從以上對體育非遺傳承的研究可以看出，學者們基本采用了“經世致用”為主導的學術研究范式。“經世致用”的宗旨在于密切關注社會問題，敢于面對社會問題，致力于濟世安民。近年來，體育非遺的研究表現出尚實務實的特點，有效地促進了體育非遺傳承工作的順利進行，并根據非遺面臨的困境進行了合理引導；但相關成果以定性研究為主，得出的結論難免帶有主觀性，對一些重點問題關注度不高，例如體育非遺的群體傳承、教育傳承等方面研究不夠深人。
1.5關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的研究
對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的正確理解應是具有良好的造血功能，并具備自身的特色。具體來講，就是要求文化持有者“向內求深度，向外求廣度”，向內求深度是指要保持體育非遺自身的文化特質，尋求文化自覺，向外求發展是指開拓視野，不斷學習和吸收先進的內容。目前，體育非遺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體育非遺發展現狀、體育非遺發展訴求、體育非遺發展路徑、體育非遺發展前景等方面。蘇雄針對粵西民族傳統體育發展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加大教育投入、發揮媒體作用、保護民族傳統體育環境等建議。楊建營等介紹了浙東內家拳發展概況，認為要厘清內家拳保護、傳承與發展等環節之間的聯系和區別，以使該系統工程的工作得到有序開展。郭玉成從傳統武術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文化發展等方面，總結相關研究成果，認為傳統武術的發展應有別于西方體育，走“文化回歸”的特色之路。
從以上文獻可以看出，人們從不同視角對體育非遺發展進行了探析，為體育非遺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持；但此類研究多是理論上的應然性內容，與體育非遺運行實踐中的實然尚有差距。第一，在體育非遺自身發展方面，研究人員沒有充分尊重傳承群體在內的大眾自我選擇，缺乏與他們展開有效的溝通，相關學術成果與傳承群體、地方民眾的認同度相差甚遠，使體育非遺發展研究成為高級理論的低級運用。第二，缺少實證研究。“思考”“構想”和“建議”的思辨式研究偏多，基于田野調查的實證研究不足，尤其是細致入微的成功個案研究十分缺乏。
2.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綜述
2.1國外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起步較早且脈絡清晰
美國、歐洲、日本等在體育非遺領域的研究已有數十年的歷史，歷經多年發展，其理論體系與實踐經驗都較為成熟。相關體育非遺研究，主要來源于《國際博物館》（Museum Intemational）、《國際遺產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非物質遺產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anaible Heritage）等。
在體育非遺理論的建構與探討方面，美國起步較早，研究成果較為顯著的機構包括史密森尼民俗和文化遺產中心、美國民俗中心、國家藝術贊助基金等。始于1967年從事傳統知識及藝術的研究、展覽與保護工作的史密森尼民俗節就是由前者舉辦，創立之初非常重視學術性研究和地域文化權利的體現。為方便文化持有者以自己的方式宣傳獨特的文化，史密森尼民俗節所有的體育非遺活動都安排在國家廣場的草地上或臨時搭建的舞臺上，使得文化持有者和包括體育非遺學者在內的參觀者在較為輕松的活動氣氛中面對面直接交流。與文化持有者之間的平等對話，保證了訪談的高效，提升了研究者對體育非遺的認識深度。史密森尼民俗和文化遺產中心主任K.Richard認為，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實行中的分離和各自領域的分隔削弱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實踐的有效性。R Nettleford針對體育非遺遷移現象，分析在遷移中造成的遺產流失、衰亡原因，提出了相應的解決路徑。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登錄制度起源于歐洲，有關體育非遺理論保護與傳承的經驗性研究在歐洲也較為成熟。波恩大學、烏爾姆大學等高校嘗試將體育非遺項目納入學校體育活動，為體育非遺研究注入了活化劑。值得借鑒的是德國學者在研究體育非遺項目時，往往選擇很小的事件和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然后就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探尋事物的發展規律。例如L Kong教授從個案的實證出發，運用田野調查法從不同角度闡述文化全球化對體育非遺的危害，各民族應從自身實際出發，促使本民族文化適應新時代的要求。追根溯源，歐洲體育非遺保護與研究工作的成功得益于“文化遺產日”的設立。每年9月的第3個周末，40多個歐洲國家的居民舉家出動，朝圣般地參觀文化遺產，增強了民眾保護體育非遺的意識。
經^數十年探索，日本等在體育非遺傳承研究方面，已經形成相對成熟的理論體系。有日本學者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在于重視傳承人的技能本身，由于傳統體育技能等具有“無形”特點而難以把握，因而傳承人也被包括在無形文化遺產的范疇。學者M.Shimada認為，日本Soma-Nomaoi（相馬野馬追）的成功傳承主要得益于控制機制的規范化，在保護傳承人、保存項目形式的同時對項目內容進行了必要的調整。
盤點國外體育非遺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1）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理論的建構與探討；2）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理論的宣傳與管理研究；3）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理論的歷時性、建議性與反思性研究；4）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理論保護與傳承的經驗性研究。
2.2國內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逐漸成形但關注不夠
隨著體育文化的廣泛傳播和體育產業化進程的加速，體育越來越受到相關學科的廣泛關注，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視角審視傳統體育隨之成為中國體育研究的一個獨特領域。目前，國內已有諸多學者從不同研究視角對體育非遺相關問題進行探討：從研究理論視角出發，例如社會學、人類學、藝術學、法律保護的角度；從研究層次上看，主要有宏觀、中觀和微觀研究；從研究視角的維度，可以分為多維視角和單一視角等。根據具體問題，研究者通常會選擇適宜的研究視角。
宏觀層面的體育非遺研究是從全社會或整個國家的視角出發，以―些宏大的、整體的體育非遺理論問題為研究對象，強調包容性、概括性和整體性，比如《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我國傳統體育文化保護》、《論非物質文化遺產與體育文化的傳承》等，分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傳統體育文化之間的關系，探討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對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的啟示。也有學者嘗試將民族傳統體育發展、民俗體育文化的保護置于非物質文化遺產視角下進行研究，例如《非物質文化遺產視角下我國少數民族民俗體育文化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視野下的民族傳統體育發展》。王曉在其論文《非物質文化遺產視野下民族傳統體育保護的若干思考》、牛愛軍等在其論文《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民族傳統體育研究中若干問題的思考――兼與王曉同志商榷》中針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空間”、民族傳統體育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類別歸屬等問題進行了探討，激發了廣大學者對民族傳統體育保護的關注。
中觀層面的體育非遺研究一般是以局部區域、某一民族或某一項目群的體育非遺為研究對象，例如《貴州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傳承和發展》、《我國朝鮮族傳統體育的發展現狀及對策研究》和《傳統武術：我們最大宗最珍貴的瀕危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后者出自程大力教授之筆，是中國真正意義上以非物質文化遺產視角研究傳統體育的開山之作，截至2016年3月6日，被引267次，在2 682篇非物質文化遺產類核心期刊論文中被引頻次穩居前三。中觀研究是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兩者之間聯系的紐帶，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宏觀層面的體育非遺研究只有借助于中觀研究，經過中間過渡才能在微觀中得到良好體現；微觀層面的體育非遺研究也必須經過中觀驗證，才能具有宏觀推廣的價值。
微觀層面的體育非遺研究是以對某一項目、單個因素或最小體育非遺單位集合體進行的具體研究。研究者采用微觀研究，其目的在于對具體的體育非遺項目進行更為詳細的解析和定位，例如《靈的皈依與身的證驗――河北永年縣故城村梅花拳調查》、《維吾爾族傳統體育項目達瓦孜的傳承與變遷》等。或是通過個案進行細致翔實的研究，對某一個或多個典型案例進行描述、分析和反思，例如《農村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困境及其救贖――以鹽城地區義豐龍舞及樓王蓮湘為個案》等。由于微觀研究的個案研究是針對具體的體育非遺問題，研究的代表性和解釋力不足以成為行之有效的推廣模式。
綜上所述，目前，我國體育非遺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從單一角度思考問題的研究居多，從整體上系統思考體育非遺問題的研究較少（例如，研究過程中將宏觀研究、中觀研究、微觀研究三者融合，相互補益）；其二，歷時性研究和建議性研究較為常見，反思性研究明顯不足；其三，缺乏長期深入的田野調查和個案研究，難以把握相關項目的發展歷程、社會結構和影響因素。
3.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展望
3.1完善田野調查方法，形成研究的時空張力
自英國現代人類學代表人物Haddon首次運用田野調查以來，該研究方法歷經完善與規范，逐漸成為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重要調查方法。體育非遺研究借鑒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至今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對其理解和運用還不夠深入。第一，研究人員在使用具體方法時對田野調查的共時性存在誤讀，把進入實地之前所整理的文獻資料當成調查的參照，反復印證前人成果，缺少實地調查的探索發現。第二，部分學者將體育非遺田野調查研究的性質定位為定性研究，研究中使用的資料收集方式拘泥于定性方式，較少考慮到定量的方式（例如樣本抽樣調查等）。第三，部分研究的田野調查時間不足一個農業周期或牧業周期，難以真正了解一種文化現象。基于此，在資料收集和分析方面，廣泛采取定性與定量相結合、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研究范式；在調查研究的視角上，將宏觀、中觀與微觀研究相結合，以確保調查對象的信度和效度；在田野調查過程中，要形成研究人員與調查對象之間的時空張力，切實保證研究的真實性。
3.2法律保護與教育傳承并行，延伸實證研究廣度
通過法律手段保護體育非遺是最為有效的保護方式，但國際上關于非遺保護方面的正規法律并不多見。我國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于2011年2月頒布，總體來看，體育非遺的法律保護方面還存在諸多不足，須待進一步完善。在法律保護過程中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問題所在，通過實證檢驗，揭示在體育非遺法律保護中各種內外因素對其產生不同影響的深層次原因和原理。體育非遺教育傳承既是一種發展，又是一種對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對培養年輕一代集體意識、文化認同、民族自尊等具有特殊優勢，能引發人們對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的再認識，被視為現代社會保護體育非遺的一種有效方式。要實現體育非遺教育傳承的突圍與跨越，就必須打破民間與學校文化主體間“身份有別”的觀念，實現體育非遺資源對流，優化課堂的文化空間；因此，強化教育傳承實證研究，把踐中積累的研究成果應用于具體實踐，將是體育非遺研究者的一項重要任務。
3.3擴展研究的主位視角，提高文化持有者參與度
體育非遺承載的主體是文化持有者，充分尊重文化持有者對自我文化的認同態度或真實情感是體育非遺保護與傳承的“第―要義”。在具體實踐過程中，政府、經營者和文化持有者之間的博弈關系使得處于弱勢的文化持有者的權益難以得到保障，話語權遭受剝奪，其主動參與度較低。而缺乏文化持有者的積極參與，所有體育非遺工作都會徒勞無功，因此，要擴展研究的主位視角，促進政府、經營者和文化持有者換位思考，滿足體育非遺持有者的利益訴求，提高他們的參與度。首先，必須把體育非遺研究中受到冷落的文化持有者邀請回來，與他們展開有效的溝通，將體育非遺、發生情景和文化持有者構成一個動態系統進行研究；其次，尊重文化持有者的主人地位，逐步引導他們客觀地看待自身傳統和生活方式，傳承體育文化精華；再次，借助政府和媒體的力量，宣傳體育非遺的原真性文化內涵，樹立文化持有者的民族自信心。
3.4闡釋體育非遺本體理論，加強不同學科整合
體育非遺形式多樣，內涵豐富，闡釋體育非遺本體理論是學界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研究者應發掘已有研究優勢，全面分析體育非遺的概念、內涵、特征、價值和分類體系，為構建體育非遺理論體系進行積極的探索。體育非遺研究涉及到體育學、文化學、民俗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多種學科，需要整合多學科的理論知識和研究方法，加強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與整合。為保證多學科綜合研究卓有成效，需做到以下3點：第一，鑒于不同學科擁有獨特的理論體系和適用范圍，多學科綜合的體育非遺研究必須兼顧各學科的特點，在此基礎上對相關學科進行融會貫通。第二，不能生搬硬套相關學科的研究結論，只有在不同學科的共同點上找到可以互補的前提，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多學科的有機整合。第三，跨學科研究中嚴謹對待每一條資料，充當使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基礎資料得到相關學科的相互印證。
進入信息時代以后，媒體集團化與媒介整合趨勢相呼應。在大眾傳媒領域，跨媒體、跨行業、跨國界資本滲透和企業兼并，組合成超級傳媒集團；在媒介之間，由于共同采取新的數碼技術，加強了相互溝通、轉化、融合的趨勢，因而形成大眾傳媒之間整合匯流的整體潮流。中國電視傳媒產業發展至今，不僅出現許多創新理念，追求創新的融合，而且伴隨北京奧運會經濟的勃興，伴隨上海世博會籌備工作的全面出擊，呈現出數字化中國電視傳媒市場新格局。因而，站在全球性轉型期看中國電視媒介業的發展，特別是探討多元媒介融合背景下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的發展策略，是具有重要的理論和應用價值的，對迅速提升中國大眾傳媒數字化傳播手段、推進中國電視傳媒的融合與創新，加強中國電視傳媒產業發展的競爭效力具有現實和歷史意義。
在數字化迅速發展的今天，中國電視主持傳播與和諧的審美文化建構正面臨著世界電視主持傳播多元發展的沖擊，迫切需要形成系統的、深層的理論體系的引領，以提高中國電視主持傳播的發展速度及世界性傳播效率。我們知道，傳播是“人類關系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機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通過空間傳達它們和通過時間保存它們的手段” ，[1] 信息傳播的手段和載體的進化始終是其發展的主旋律。作為現代工業文明產物的電視，如今已經成為影響力最為廣泛的一種大眾傳播媒介。進入21世紀后，席卷全球的信息革命大有加速之勢，經歷了數碼基因置換的電視無論性能還是功能都有了質的飛躍，形成多媒體化——便于相互轉換的多媒體平臺，因而，電視主持傳播也就處于多元媒介整合傳播背景之下。
2008年，我們迎來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浪潮的興起和媒介市場化與產業化發展方向的確立，電視節目主持傳播也正逐步進入戰略競爭時代。那些在戰略思路和實踐方面超前于一般電視節目主持傳播媒介的媒介將在未來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而那些在戰略管理方面滯后的媒介將被淘汰出局！所以說“今天已經開始的新傳播競爭時代的特點在于，傳播渠道的擁有和掌控能力對于傳媒產業核心競爭力形成的貢獻將越來越小，而傳播內容的原創能力及內容資源的集成配置能力，以及對于銷售終端的掌控能力、終端服務鏈產業鏈價值鏈的擴張能力卻越來越成為形成傳媒產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2]
新的時代，新的技術，促使我們對電視傳播者、電視傳播內容、電視傳播媒介特別是對電視主持傳播具有新的思考。從傳播學視角而言，“我們研究傳播時，我們也研究人——研究人與人的關系以及與他們所屬的集團、組織和社會的關系；研究他們怎樣相互影響；受影響，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別人和受別人教；娛樂別人和受到娛樂。要了解人類傳播，我們必須了解人是怎樣相互建立起聯系的。”[3]，所以，在實踐中，作為電視節目主持傳播，大多“以個體行為出現，代表群體觀念，以有聲語言為主干或主線駕馭節目進程，直接面對受眾，平等地進行傳播的人”[4]。一方面，從電視節目制作的整體流程來看，有前期的節目策劃，主要是由主創人員：制片人、導演（編導）、撰稿等參與進行，待節目進入攝制前，導演再將節目的整體風格和要求等交待給主持人，主持人在理解、把握節目精髓后進入其演繹的創作，發揮其作為節目呈現、傳播整體媒介中一個元素的作用；而有的主創隊伍也將主持人納入其中，共同商定傳播媒介——電視節目的宗旨，節目的性質定位， 節目的傳播范疇，節目的傳播時空（時長）、節目的傳播內容，節目的傳播形式，節目的傳播風格，以及主持人風格、主持人語言、主持人行為、主持人服飾、主持傳播環境等的審美定位，可以肯定地說：這才是電視節目主持傳播存在的真正意義，才能夠有效發揮主持人作為節目呈現、傳播整體媒介中一個元素的功能和作用。值得說明的是：本文所持觀點，是把電視節目主持人定位于“是電視節目呈現、電視節目傳播整體媒介中一個元素，無論電視節目主持人占節目傳播內容的比重有多少，他或他們都是作為節目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既是電視節目傳播的主體，又是電視節目傳播的媒介” ；另一方面，在電視節目制作過程進入錄制或直播狀態時，主創人員通力合作，在確定的策劃書、串聯稿的基礎上，創造性將其融入電視節目的內容、形式、風格之中，將節目的程序包括作為節目元素的主持人的行為語言，創造性呈現于傳播載體——電視節目的鏡頭、畫面、音樂、音響等形式中。因而，電視節目的制作過程，需要全體創作人員把握、處理節目的審美意境和審美效果，特別注重將多媒體技術與藝術數字化整合，豐富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的表現內涵，更加凸顯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的多元化，這是現時代對電視節目的要求。那么，多元媒介融合背景下，電視節目主持傳播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該實施怎樣的發展策略呢？
第一、建立共同的規范：實現電視傳媒產業全球傳播
西方傳播學始于20世紀20年代，興盛于40年代。信息論、系統論和控制論也在40年代作為思想方法指導了傳播學者，將信息、控制、反饋和系統等概念引入傳播研究，從而給電視節目主持人的出現、傳播奠定了理論基礎。
首先，作為節目主持人身份出現的，是由廣播開其先河。據介紹，早在1928年荷蘭對外廣播就舉辦過一個名為《快樂的電臺》的節目。節目主持人艾迪勒達茲“可算得上歷史最為悠久、最富個人獨特風格的國際廣播節目主持人了。他主持的這個節目除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停播以外，一直播出到1969年他退休時為止”[5]，——世界上第一個廣播節目主持人誕生了！隨即節目主持人便在世界各地發展開來。
電視節目主持傳播是伴隨其廣播電視傳媒業的進程而得到開發的。美國廣播電臺新聞廣播員、記者主持的節目早在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就開始了，如漢斯馮卡爾登邦就曾在慕尼黑危機的20天里“在紐約市他的‘第九播音室’里，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歐洲記者張羅支撐，分析新聞報道，并且主持分析和評論節目。他把希特勒激烈的講話，翻譯給美國聽眾，并且預測針對事態發展政府會采取什么外交措施。”后來他成為全美廣播公司的首席政治評論員主持并分析新聞20年。[6]
1936年11月2日，英國廣播公司（BBC）在亞歷山大宮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定時播出黑白電視節目，成為世界上最早進行正式電視廣播的公司。從1936年至今，英國以豐厚的文化底蘊和獨有的特色處于全球電視業的領先地位和影響。到了四十年代，美國的科學技術和經濟迅速發展，電視行業也相應得到較為充分的發揮。值得關注的是，1948年美國全國能夠接收電視節目的城市有23座，電視機的總數也達到了100萬臺，全國正式批準經營的電視臺有41家，同時還有300余家電視臺提出了申請。這就使電視傳播日益具有大眾化的特點，從而促進了廣大電視觀眾的審美思維，提高了審美欲求的力度。隨之而來的，即迫使電視工作者不斷強化審美創作的爆發力，創辦更能吸引觀眾的節目，電視節目主持人也就在這個歷史條件下誕生了。1948年6月，有兩個具有開創意義的綜藝節目呈現在美國電視屏幕上，這就是《明星劇場》和《城市中受歡迎的人》，從而兩位不同凡響的主持人應運而生：彌爾頓伯爾勒以天才絕倫的表演才華獨領；埃德沙利文以獨具慧眼發現新星成為一代娛樂節目主持人之王。但是，對電視節目主持人從理論上加以界說卻是由唐休伊特第一次提出的。
1952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編導唐休伊特第一次在總統大選報道中設置新聞節目主持人。當時，他用ANCHOR表述節目主持人這一稱謂，特指像接力賽跑最后一棒的運動員一樣的人，能夠將不同特點、不同側面的報道組織到一起，形成一個整體——既系統又全面，應該具有ANCHOR那種最快的速度和沖刺力，不但能承上啟下，而且在關鍵時刻能親自上陣完成使命。此后，在英文中有用PRE-SENTER，MODERATOR和HOST來表示，來界說電視節目主持人，如PRESENTER意為展示者，MODERATOR意為緩和、調節的人、仲裁人或協調人，這常指游戲、競賽、討論、辯論等類型節目的主持者；而HOST則意為主人，多用來稱謂在綜藝表演節目和明星訪談節目中的人，他們以主人的身份出現在節目中，調控著節目的節奏、氣氛和演進。[7]從而使節目主持人逐漸興起，特別是60年代電視新聞節目由主持人代替了播音員：美國三大電視網的早間新聞、午間新聞和晚間新聞節目的播音員全部換上了主持人，[8]美國便出現了一些有影響的電視明星主持人。
在70年代初，西方許多國家如加拿大、英國、法國、西德、意大利、日本等國家都仿效美國，推出各自的節目主持人，當然風格就有各自的民族特點、地域特點。例如在英國，一些名牌欄目以中年主持居多，如：英國晚間新聞節目，以中年男性主持為主，加入女性也以中年主持為主，而且以雙景區或多景區變化播報方式，主持人站立或坐式變化、合理搭配，吸引廣大受眾的眼球。
而在中國，電視從1958年誕生，全國電視節目的播出一直沿用電視播音員的形式，二十多年，人們的審美思維處于一種單一的、停滯的狀態，由于歷史的局限，時代的局限，使電視事業的發展步履艱難。直到1981年7月，中國中央電視臺在趙忠祥主持的《北京中小學生智力競賽》節目中首次打出“節目主持人”一詞開了我國電視節目主持人之先河，但并沒有引起人們太大的注意，不過可以證明人們的審美意識開始有所改變。發展到1983年中央電視臺《為您服務》欄目才正式地第一次推出固定欄目電視節目主持人。
從此，全國各家電視臺陸續仿效，發展速度比較快。直至1988年下半年，中央電視臺首次舉辦“如意杯”電視節目主持人大賽，全國22個電視臺就有61位專業主持人參加，有1100多位業余主持人參加北京地區的選拔賽，這就意味著中國電視傳播形式順應了世界潮流，找到了電視傳播形式的最佳手段，并意味著中國電視節目主持傳播效率的急劇提高，從而給電視節目主持傳播業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活力，電視節目主持傳播便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而迅速崛起。幾十年來，我國電視節目主持傳播與西方電視節目主持傳播齊頭并進，通過相互借鑒或模仿，基本形成世界性電視節目主持傳播模式。特別是如今電視的衛星傳播，數字化、網絡化傳輸技術的廣泛應用，使世界各國的電視節目主持傳播建立共同的規范成為可能，進而對文化國際化、信息世界化、經濟全球化加大了傳播力度實現電視傳媒產業全球傳播。
第二，建立世界性網絡平臺、軟件的平臺，互通有無。
隨著信息技術與衛星技術的高度發展，為了在多媒體時代中，保持自身在世界廣播電視領域中的地位，世界各國電視媒體都在積極進行自身建設。
英國首先采取保持領先地位的措施是：1995年9月27日，英國廣播公司的五套全國性廣播節目已全部改用數字技術播出，各廣播電視業大力研發、開發數字音、頻道廣播技術。英國政府明確要求各家電視臺在2006——2010年停止模擬播出，必須實現數字化播出。在英國《早餐新聞》主持人的運用上實現多樣化，兩個主要主持人出場播送提要，然后由另一個景區的新聞主持人播報具體內容。當播報體育新聞和經濟新聞時，體育新聞主持人和經濟新聞主持人坐在兩個總主持人左右播報，輪到時，進入鏡頭。報道手段采取了主演播室——事件現場——事件相關畫面三者之間的組合報道，大量雙視窗的運用強化了新聞報道者與新聞事件的接近感，使觀眾 更有親臨現場的感覺。對于重點新聞事件則采取訪談類形式進行，一是把嘉賓請入演播室和主持人共同完成，一是以雙視窗異地對話形式完成，中間可以插入相關新聞背景畫面，保持對話同期聲或使用解說。本節目還追求工作日與周日不同風格進行：工作日的演播室較為正規、工整，有兩個演播區——主演播區都由男女中年主持人擔綱，風格嚴肅而不失幽默可親。另一個新聞播報區由一個新聞主持人擔任，轉場經常是由兩方主持人直接交流。主持人演播室訪談主要在主演播室完成或通過大屏幕完成。周日的演播室則由英國廣播公司著名新聞主持人福羅斯特（Frost）主持，演播室被布置成家庭客廳的形式，兩個沙發成為兩個景區的播報場所。主持人風格穩重風趣，與暖色調的演播室相配，增強了與觀眾的平等交流的感覺。[9]
不僅如此，英國的各家電視機構和制作公司從20世紀90年代還開始大力進軍國際市場，在海外辦臺或輸出電視節目，占據語言的優勢，加之制作精良原因（如英國廣播公司的紀錄片、專題片），英國電視節目非常受歡迎，主要銷售的國家和地區有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西班牙、意大利、斯堪的那維亞半島、西歐、東歐、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拉丁美洲、亞洲等，幾乎遍及世界，它是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電視節目出口國。1998年誕生于英國，而在全球大受歡迎的益智類游戲節目《誰想成為百萬富翁》，從1999年8月引進到美國，便在美國觀眾中掀起了一股知識競賽熱潮，該節目主持人是具有個人魅力的羅吉斯費爾賓，他在節目中總是那樣沉穩、友善，富有涵養，他能善于調動場上的緊張氣氛，同時又能在緊張的比賽氣氛中給人以放松的感覺，因而創下了有史以來收視率最高的游戲節目記錄。我國中央電視臺的《開心辭典》、《幸運52》等電視節目的創造，不乏受其影響，而且佳績不匪，王小丫、李詠等主持人也贏得了廣大受眾的喜愛，在電視節目主持傳播領域得到廣泛認可。
英國在開發新的節目形態的同時，也加大引進力度，如原產于荷蘭的野外生存節目《大哥大》、以及大量的美國財經、娛樂頻道，諸如音樂頻道（MTV）、名人傳記頻道（Biography Channelel）、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CNBC）、迪斯尼的3個頻道（Disney Channel+1、Disney、Playhouse Disney Disney Toon）和國家地理雜志頻道（National Geographic）。英國電視節目以及時、詳盡的時事和新聞報道作為BBC競爭的拳頭產品，《大全景》（Panorama）、《早餐新聞》（Breakfast）和著名主持人大衛福羅斯特主持的周日特別新聞雜志類節目享益英倫。
人類文明的發展與信息的傳播密不可分，傳播的手段、傳播的渠道已經成為決定時代特征、全球化趨向乃至文明進程的關鍵性因素。歷史的動力使中國電視傳媒產業進入了數字化信息時代，同時也使中國電視傳媒產業卷入了全球化的世界經濟潮流。電視媒介的功能主要是對信息的傳播，所以電視節目主持傳播需要建立數字化信息交流平臺，借助網絡的平臺，借助軟件的平臺，互通有無，建立完善的中國電視節目主持傳播機制，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進而提升中國電視節目主持媒介傳播的全球競爭力，從而產生國際化效應。
所以，創建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網絡，會使各大傳媒之間的創新理念和信息得到迅速的交流和傳遞，會使具有不同媒介優勢的傳媒機構之間的資源和能力交流互補，從而促進中國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的逐漸相互認同，但這種主持傳播認同應是在不同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的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基礎上的認同；因為這種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的吸收不是融合為一種超越所有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的單一體，而應是各個電視節目主持傳播個體吸取其他電視節目主持傳播價值的多元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的共處。
所以，創建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網絡，保持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的多樣性對中國電視傳媒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但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的融合也不應是強勢傳媒個體取代弱勢傳媒個體，而應是不同電視節目主持傳播之間的相互尊重與相互理解、平等生存與共同發展。
同時，電視節目主持傳播媒介之間，既存在多樣性和差異性，又具有同一性和共同性，各個電視節目主持傳播媒介形態和傳媒體系中都有某些適合中國電視傳媒產業并為中國電視傳媒產業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的發展也依賴中國電視傳媒業不斷創造文明的共識來維系。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的全球化、網絡化，意味著信息資源的全球性流通與全球性共享，信息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與應用，已日益顯示出其所具有的促進社會發展的力量，尤其是互聯網的出現，既意味著媒介化生存與媒介化社會的到來，把握機遇，正視挑戰，數字化信息時代，電視節目主持傳播具有的廣闊發展前景。
在21世紀全球傳播與發展加大多元化和豐富多彩化的階段，電視節目主持作為電視傳媒中比較重要的、具有國際影響范疇角色，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當然，不同國度，具有不同的發展基礎和潛力。中國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的機遇和挑戰并存，要在競爭中得到有利地位，并保持自己的特色，就必須在了解全球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的發展歷史與現狀的基礎上，充分了解當今的電視傳媒產業潮流，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先進的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理念和運行機制。
第三，整合電視傳媒優勢：充分數字化、知識化與可視化
有人稱今天的世界是“傳媒的世界”，今天的傳媒也是“世界的傳媒”。這種現象的出現實際上是數碼技術在大眾傳播領域廣泛運用的結果。人類從來沒有感
覺到傳媒技術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于它能極大地改變和影響現代人的生活。電視節目主持人作為傳播者是雙重身份：一是有個性的傳播主體；二是具有媒介身份的傳播主體。因而，電視節目主持傳播就與電視的傳播技術和手段緊密相連。
電視藝術作為現代社會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娛樂手段，進入21世紀后便納入IT（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術體系之中，實現信息化、數碼化。因為電視藝術是一種建立在現代科技基礎上的藝術，幾乎每一次科技層面上的創新與突破都對電視藝術的表現力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從無聲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從全屏到寬屏，從模擬到數字化的發明與普及，極大地豐富了電視藝術的表現力。
可以說，整個電視發展史就是如何把視聽動像盡量少失真地傳送到盡可能遠的地方的歷史。傳統的模擬電視正是因為無法實現高保真地播送音像信號而即將被數碼電視取代。電視信號從模擬到數碼的轉換，大大拓展了其功能，使其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數碼電視（Digital Television，簡稱DTV）是指完全使用數碼信號的電視，電視的全數碼化是個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從數碼攝像機到節目制作、節目播出——信號的發射播送以及終端用戶接收后的信號處理，全都是以數碼信號的形式進行運作。從1988年在漢城奧運會上日本制式的HDTV衛星廣播的成功，到1998年美國DTV中的HDTV的正式開播，數碼電視便在世界范圍普遍研發、開拓。首先在節目制作上實現數碼化：運用數碼攝像機拍攝，運用非線性編輯（nonlinear editing）系統剪輯。特別是數碼時代，數位廣播電視的發展，從無限廣播電視，到共用天線電視（CATV：community antenna television）、衛星廣播電視，再到有線電視、車用行動電視，乃至手持電視等，多媒體的傳播使數碼內容多樣性、豐富性，加之二維、三維動漫與特效合成等高尖端數碼技術的廣泛運用，為廣播電視真實與虛擬的創造性整合呈現提供了新的機遇和挑戰。人們說需求是發明之母，語言的出現、文字的發明、造紙與印刷術的信息革命，以及19世紀電磁現象的發現、電磁理論的創立與應用，使人們相繼發明了電報、電話、無線廣播和電視。而1946年電子計算機的問世和對各行各業的滲透則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生存態勢和生存質量。為此，除了廣播、電視主持人外，又有網絡主持人、虛擬主持人等，使廣播電視主持在數碼化基礎上呈現計算機化、網絡化、多媒體化的新格局。廣播、電視主持人優勢，便在與其他傳播媒介的競爭中得到認同，同時，也就在多元媒介整合傳播下形成互動，從而開拓出一種工程性的共同運營平臺，為電視節目主持傳播增添了現時代新的內涵。
可以肯定地說，電視創造了一種迅速而又逼真、生動可感的、及時影響社會的傳播方式。而電視節目主持傳播則是電視節目系統中最具表現力的部分，也是最受老百姓歡迎的、投入審美視聽最多的部分。電視節目主持傳播與一般藝術傳播不同，受電視這個大眾傳播媒介的特性影響，它具有強烈的娛樂性、通俗性、社會性、大眾性，具有高度融合各門類藝術精華的綜合美。特別是在電視主持的熒屏上，我們隨時能夠看到主持人在繪畫（色彩）、音樂（節奏）、雕塑（造型）、語言文字等多元媒介的環境中，在其相貌、形體、服飾、表情等豐富的審美內涵顯現中，呈現出多元的美。
為整合世界電視傳媒優勢，加大數字化、知識化與可視化的電視節目主持傳播力度，中國中央電視臺目前正在向制作、播出全面數字化邁進。增加高標清兼容播出系統，實現全臺IT域首當其沖，包括新聞制播系統、綜合制作系統，總控系統、播出系統、媒體資產管理系統、媒體交換平臺系統，網絡系統、存儲系統和數據中心等系統的整體監測等，同時實現立體聲節目制播，建立非線性混合制作島，這是一個全高清、全文件化的電視節目網絡化后期制作系統，因而，對電視節目主持傳播提出了新的挑戰，如何應對和適應這些千變萬化、紛繁迅增的電視制作平臺？如何才能在這高端的數字化平臺上以更快的速度去捕捉、選擇、傳播更多、更精的信息？這是中國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理應積極思考和盡早解決的問題。
到如今，我國大中電視臺基本實現數碼化，衛星轉播也全部實現數碼化。實現了數碼化的電視無論畫質或是功能上都會有質的跨越，電影能達到的標準，DTV也能實現，而且能以更低的成本完成任務。于是，影視藝術創作就共同走上信息化之路：一方面，充分運用軟件的數碼化，也就是在影視創作中大量應用CG（Computer Graphics，計算機圖形學或電腦繪圖）等IT手段，CG引入影視創作后其近乎無所不能的視覺表現力對傳統影視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特別是影響了電影的未來走向；另一方面，硬件的數碼化使電影從制作到放映全流程揚棄膠片而改用電子數碼音像設備，這與電視數碼化殊途同歸。因而，電視節目制作運用圖象處理（image processing）對客觀原本存在的物象進行數碼加工處理，應用CGI（Computer-Generated Imagery）計算機生成圖象，充分發揮電視人的想象建構新的審美時空，以二維動畫（2D animation）或三維動畫（3D animation）創建虛擬世界，使傳統手段根本無法實現的場景得到大量呈現。由此，作為電視節目主持傳播主體，必然得力于電視的數碼化表現手段，得力于多媒體的呈現方式烘托，從而使電視節目主持傳播實現虛擬化創作成為可能。例如英國廣播公司的《福羅斯特早間新聞》的片頭設計，就明顯突出了主持人在節目中的偶像地位：主持人做思考狀，走動。智者的感覺。語調平穩，交流感覺。長體的F（飛行狀的藝術體）與地球組成標志。節奏歡快但隆重的音樂背景。主持人側面特寫鏡頭，疊化頭像雕塑、厚重的堆起的書籍，是知識和智慧的象征。多個國家的象征性建筑物。淡化的節目名稱與多幅背景畫面疊加。加之長者型的大衛福羅斯特在主演播區那穩重、不溫不火的幽默、戴著花鏡，以聊天的方式介紹新聞和與嘉賓交談，反映出來的深厚的閱歷，淵博的知識，可親的形象，形成整個節目的主要風格，其本身的人格特色和魅力非常明顯。再由大衛福羅斯特引出年輕的新聞播報員，形式上除了采取常見的新聞播報方式外，還采用一些小技巧，如到了報摘環節，新聞主持人便拿著報紙念，同時鏡頭跟進，展現內容，或在節目中間和最后，新聞主持人拿出幾封觀眾對新聞大事看法的電子郵件來讀，既增強了節目直播性和與觀眾的交流，又鍛煉了年輕主持人，在舒緩、輕松中進行主持。
電視信號從模擬（analog）到數碼（digital）的轉換可以說是場翻天覆地的革命，數碼電視（Digital Television，簡稱 DTV）， 是指完全使用數碼信號的電視。在電視的全數碼化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中，從電視節目制作部分的數碼化，使用標準清晰度電視（Standard Definition Television，簡稱SDTV），實現國際間節目交換標準；再發展到高清晰電視（High Definition Television ，簡稱 HDTV）的廣播標準，從而使電視標準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清晰度高出一倍。廣播電視實現全流程數碼化后將進一步走向信息化，亦即將與互聯網、通信網整合。目前，在中國臺灣已經全面實現無線數位電視，其高畫質影像，高品質環繞音響，每頻道同時播出高清晰畫質的節目，使DTVC室內無線接收、車載移動接收普及，預計2008年大陸內地也持續發展，廣泛應用，逐漸實現HDTV的傳播系統。因而作為電視節目主持傳播在其中的整合作用就顯得猶為重要。
21世紀的電視節目主持人是社會文化中的特殊傳播群體，是在多元媒介融合背景下的電視節目主持傳播，他（她）既是傳播者，又是把關人，這是其他任何傳播者都不具備的優越性，其專業化、精細化、程式化涵待開拓研究。
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的本質是電視主持活動的根本性質，是節目主持活動組成要素之間的、內在的、穩定的聯系。電視節目主持傳播是節目呈現的一個必要元素，是節目整體的一部分。電視節目作為電視臺（或社會上制作節目的機構）為播出或交換而錄制的表達某一完整內容的可供人們感知和理解的視聽作品，是電視傳播內容、形式相結合的基本單位，電視節目主持傳播則是對電視節目傳播內容、形式空間距離的掌控和感受。從而體現出電視節目主持的規律性，即是電視主持活動中內在的專業化要求的諸方面的聯系與沖突的客觀法則和必然趨勢，只有按照主持規律主持的，才能提高主持效果，達到預期目的。主持是一種傳播手段，是主持個體的傳播行為。所以說，隨著全球化的到來和網絡的普遍使用，數碼技術的普及，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的網絡化開發，必然遵循信息傳播的規律：如“協同合作規律、雙向傳播規律、信息共享規律、守規合境規律、適時適量規律”等[10]。因而，各國電視節目主持傳播可以平等地分享共同的傳播空間、分享共有的信息資源、分享彌合社會鴻溝與發展差距的權利與利益；在相互依存中，相互尊重和理解充滿差異與變化的多樣性傳播文化，在數字化、網絡化傳播帶給我們的互通、互融、互濟、互動中，共同為人類社會創造和諧美好的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的世界！
總之，經濟全球化加強了資源競爭的范圍和程度。電視節目主持傳播是構成電視傳播活動的主要空間載體之一，電視節目主持傳播策略的科學性，是電視傳媒業增強競爭力的關鍵。生態位理論認為每一個生物物種在長期的生存競爭中都擁有一個適合自身生存空間的位置，即生態位。電視節目主持傳播是一個復雜生態系統，其生態位具有多維特征，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內以可利用的信息資源為基礎，在多元媒介融合系統中確定自身位置，實現自身功能和角色的發揮。
[注釋]
1、這是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庫利在其著作《社會組織》中對“傳播”下的定義，轉引自[美]威爾伯施拉姆、威廉波特：《傳播學概論》，第3頁，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
2、喻國明：《“渠道霸權”時代的終結——兼論未來傳媒競爭的新趨勢》，《當代傳播》，2004年第6期。
3、[美]威爾伯施拉姆、威廉波特：《傳播學概論》，第3頁，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
4、趙玉明、王福順：《廣播電視詞典》，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頁。
5、參見《中國應用電視學》。
6、陸錫初著，《節目主持人概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7頁。
7、古月，《國際廣播節目形式的演變》，刊于《新聞廣播研究》，1986年第3期
8、引自《美國新聞史》，第537頁，新華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