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11 17:17:2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網絡暴力相關案例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關系網絡
地下經濟
信息
信任
違規傾向
一、問題的提出
原子化個人、追求自我利益和理性計算是古典經濟學對經濟活動的基本假設（Smith，1979）。而波蘭尼（Polyani，1944）認為，經濟活動嵌入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其行為、方式和結果均受制于特定的社會關系。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1984）在太平洋島嶼上的考察則展示了當地經濟活動是怎樣基于庫拉圈開展的。不過，波蘭尼認為，隨著現代化的到來，經濟會脫嵌于社會，開始獨立運作。
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85）否定了所謂純粹自由市場的存在。他指出，因為關系網絡既是經濟活動開展必不可缺的要素，又能產生相應的規制力量，即便在完善的市場經濟中，因為信息不足、信任缺失和潛在違規的問題，經濟活動依然需要依附于一定的社會關系網絡。許多實證研究也依此探討關系網絡與經濟行為之間的關系。例如，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73，1974）和邊燕杰（Bian，1997）探討了關系在勞動力市場中的作用，雖然他們基于美中不同案例得出了“弱關系”假設和“強關系”假設看似相反的結論，但本質上都證明了關系網絡的重要作用。伍茲（Uzzi，1999）通過對芝加哥地區銀行業的研究，探討了嵌入型和疏離型關系網絡對中小企業與銀行借貸關系的影響。英格拉姆和羅伯茨（Ingram and Roberts，2000）通過對悉尼酒店經理之間朋友關系網絡的研究指出，私人關系也有利于增加經濟績效。李樹和（Li，2003）提出一個經濟交易中關系治理的理論模型，指出關系治理中交易雙方靠互相信任、聲譽和對未來交易的期待防止違規行為的發生，保證交易的完成。有研究者認為，中國市場就是一張關系巨網，將所有經濟行為籠罩其中（Su and Littlefield，2001）。但關系網絡未必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阻礙，反而是促進中國經濟前進的重要動力（Chan，2000；Keister，2001）。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則主要有兩個領域，一是用關系網絡（家族網絡和與政府、國企官員的私人關系）解釋中國民營經濟的興起、發展和局限；二是關注關系網絡對勞動力市場的作用（參見：桂勇等，2002；陳立旭，2007；李孔岳，2007；陸益龍，2011）。
在嵌入理論中，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85）強調變動中的社會關系（ongoing systems of social relations），指出關系網絡不能被固化成某一個背景要素。關系網絡與經濟活動不斷互動，行為受關系網絡的制約，關系網絡又被具體行為影響，雙方緊密相關，互相形塑，不斷變化。依據嵌入理論，漢密爾頓（Hamilton，2006）指出，中國商業實踐的主體就是構建不斷變化的關系網絡。符平（2011）在對惠鎮石灰市場的研究中分析了私人關系網絡如何促成當地的石灰市場形成穩定交易和市場秩序，曾國權（2011）則對關系動態過程的研究框架進行了系統的論述。
由此可知，在研究中不能僅將關系網絡視作前提，而是要從嵌入的視角去考察經濟活動與關系網絡的動態過程。但因為方法的限制，定量研究和宏觀論述不但很難描述出微觀的動態過程，而且可能會踏入另一個誤區，即將關系網絡視為先天存在的。事實上，關系網絡往往產生于具體經濟活動的過程中，沒有經濟活動，很多關系網絡就不會存在，兩者互為因果。定量分析或宏觀論述在結果上可以回答關系網絡是否影響了經濟績效，卻無法解釋關系網絡從何而來，如何演化，如何改變了具體的經濟行為，以及變動中的關系網絡怎樣與變動中的經濟活動互相塑造。通過對微觀案例的深入分析或許能回答這些問題。
現有研究大多探討的是關系網絡在合法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在合法的經濟活動中，除了關系網絡之外，還有一整套正式制度規范其活動。但地下經濟恰是以非正式制度為前提，關系網絡的作用就會更加凸顯。因此，研究地下經濟或許能更清晰探查到關系網絡的產生、嵌入、作用和變化。本文的研究對象上海市火車站自行車黑市（簡稱“火車站黑市”，下同）活動即屬于地下經濟的一種。
地下經濟涵蓋了三種類型的經濟活動：未統計的有益經濟，借合法經營形式謀取非法收入的經濟活動及無視和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非法經營和黑市交易活動（萬安培，1994：14），火車站黑市顯然屬于第三種。問題是，在非正式制度條件下，火車站黑市的交易活動如何開展，交易活動所需要的信息和信任如何獲得，黑市內部是否會有能約束行為人的潛在違規？
現在系統回答這一問題的常見思路是將地下經濟與有組織地犯罪聯系起來（彭崢嶸，2002）。大多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研究，同時也探討其在地下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唐曉容，2003；徐興俊、陳慶彬，2006；陳柏峰，2008）。研究認為，黑社會化對地下經濟活動有三個好處：第一，建立秩序。經濟活動需要秩序，而地下經濟存在的前提是無視國家法律，因此必須通過其他途徑建立新的秩序。黑社會性質組織依靠暴力強制，可以帶來秩序，減少違規。第二，降低風險。黑社會性質組織有更多的經濟和其他資源，可以更好地傳遞信息，尋求庇護，應對國家的威脅，拓展生存空間。第三，提高收益。組織化可以讓地下經濟規模經營和分工合作，提高利潤水平。
貝克爾（Becket，1968）開創的犯罪經濟學將犯罪視為一種經濟活動，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根本目的，其行為選擇取決于犯罪者（或潛在犯罪者）與國家和社會之間就收益、成本和懲罰等進行的長期博弈。而黑社會化意味著地下經濟的行為人可以通過構建組織，保證信息的流通和信任的建立，降低外在國家治理的風險和內部的潛在違規風險，這也符合新制度經濟學的假設。
但就本研究的案例而言，黑社會化卻未必是可行的研究路徑。首先，黑社會化的前提是暴力壟斷，但地下經濟未必一定能產生暴力壟斷，特別是那些本身就不太涉及暴力的地下經濟活動。第二，國家威脅是地下經濟必須應對的難題，但問題是黑社會化未必能降低來自國家的威脅。事實上，黑社會化很多時候不但不能降低，反而更可能使自己成為政府的靶子。蒂利（Tilly，1975）指出，黑社會只可能長期存在于國家權力虛弱的地區，在國家權力強大的地區，黑社會性質組織定將遭到嚴厲打擊。而在中國，特別是本案例所在的上海，足夠強大的國家權力是不能容忍黑社會性質組織長期存在的。
不具備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條件，又是什么機制在促進火車站黑市的運作，提供必需的信息和信任，并約束行為人的潛在違規可能？關系網絡是可能的答案。在既沒有國家的正式制度，也沒有黑社會化組織的火車站黑市，經濟活動得以開展是基于關系網絡提供的信息和信任，并約束了行為人的潛在違規傾向。
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85）指出，即使僅有關系網絡而沒有組織，也能確保經濟活動的正常運轉。諾斯也不得不承認，“在大多數經濟史中的交換形式，都具有人格化交易的特征……并且交易費用很低”（North，1990：46）。國內的一些實證研究也探討了在沒有正式組織和制度的情況下，地下經濟活動在關系網絡作用下的運轉情況。項飚（2000）對“浙江村”十余年發展歷程的研究指出，非法的地下經濟之所以能以“非現代”的手段在現代經濟秩序中存活并有活力，是因為它扎根于一定的關系網絡中。他用“關系叢”描述這種網絡，指出“關系叢”不僅能產生信任，促進經濟活動展開，同時也能形成足夠的規制力量，防止違規行為發生。“浙江村”經濟運作的前提就是“關系叢”的不斷再生產。唐麗（2003）則研究了一個地方性假煙市場是如何基于親戚和朋友間的關系網絡產生并運作的，探討了關系網絡的產生和變化，并分析了它規范參與者行為的作用。
總的來看，對關系網絡在地下經濟運作的個案研究還不多，許多有意義和具有獨特性的機制還沒有被揭示出來。例如，在以上研究中，老鄉朋友的關系網絡在地下經濟活動發生前就早已存在，在地下經濟活動發生后嵌入其中。而在火車站黑市的地下經濟活動發生前，黑車販子間并沒有存在相應的關系網絡，那么這里的關系網絡又是如何產生的？換句話說，黑車販子們是如何去構建他們的關系網絡，而在關系網絡產生后，它又如何嵌入火車站黑市的交易活動？在交易活動不斷發生的情況下，關系網絡的形態又發生哪些新的變化并進一步塑造火車站黑市合適的交易活動？這些都是本文討論的問題。
二、研究對象與調查概述
本文是基于2004—2008年對上海火車站自行車黑市1的田野調查，筆者以買家身份進行觀察和訪談。由于黑車交易中接洽、看貨和交易在空問上的不同位置（見圖1）以及一些調查策略的運用，筆者有大量時間對黑車販子的活動進行觀察和訪談。在初期調查并沒有明確的框架，主要是圍繞怎樣賣車、車為何越賣越貴以及現場發生的一些事情進行訪問。訪談記錄將火車站黑市編碼為H，不同受訪者按數字1、2、3、4編號。
（一）位置及環境
火車站黑市位于上海火車站上海站北廣場附近，黑車販子的主要活動范圍是北廣場東北角，即交通路從地鐵上海站站出口處至大統路隧道一帶；黑車多存放在太陽山路、交通路與大統路、長興路交叉的舊弄堂中（見圖1）。這個地方是老上海所謂的“下只角”，屬于舊城改造的重點區域，人口密度大，流動人口多，社會秩序較亂，違法活動多發。在整個火車站周邊乃至更遠一點的恒豐北路等地，很多人從事倒賣車票、賣假發票、和盜竊等違法犯罪活動，盜賣自行車只是其中之一。
警察到這一區域巡邏時，黑車販子就會離開，并至少在半個小時內不再出來。不過巡邏次數不多，這是因為閘北區車站派出所警力不足，轄區內違法活動多發，盜賣黑車與其他活動相比屬于對社會秩序影響較小的，在警方的容忍范圍內。重要的節假日或“嚴打”期間，警方會加強巡邏，這時黑車販子就會全天暫停活動，偶爾晚上才會出來。另外，上海警方在2001年和2007年分別組織過兩次大規模打擊自行車盜賣活動的行動，在那期間，黑車市場的活動低潮了數月之久。
（二）行業狀況
火車站黑市有淡旺季之分，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是淡季，因為“警察、買家都在上班”，周末則是旺季；每年的9—10月是旺季，因為“學生開學”，1—2月是淡季，因為“天冷和過年”。旺季時，黑車販子大多會整天在黑市中尋覓買家，淡季時，可能只有一半甚至更少的時間在活動。黑市的大部分黑車是從偷車賊手中收購的，也有一部分是黑車販子自己偷的。這里銷售的黑車大多是知名品牌，雜牌少，舊車少。
“我只賣捷安特，來買的也是沖著我們這好車多來的。那些破牌子，質量太差，你騎你知道，兩天就到處響，我從來不收。”（H3訪談記錄，2005.10.7.）。
這里最常見的品牌是捷安特，美利達（Merida）次之，差一點的品牌也有，但至少也是國內知名品牌，例如喜得盛、鳳凰、永久等，更差的品牌很少有。主要售賣的車型有捷安特公路系列的Speeder-x、Speeder。lx、Speeder一1，山地系列的ATX660、ATX670、ATX680、Pop、Hawk、Spider等，城市休閑系列的Master.1、Master-2、Hunter-1、Hunter-2、Khan等。
只賣好車與黑市定位有關，火車站黑市在上海市自行車黑車流轉中只是一個小部分，不同品牌、不同新舊程度的黑車有不同的流向。圖2是根據調查資料繪制的上海市自行車盜竊、中轉和銷贓的流程圖，能較清晰地表明其中關系。
（三）黑車販子構成
經常出沒的黑車販子大約有六七十人，主要包括三類人：第一類是年齡較大的本地人，一般四五十歲，大多是下崗職工；第二類也是本地人，大約二三十歲，大多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混”，有一些有過服刑或勞教的經歷，因而很難正規就業，所以就來賣黑車了；第三類人是外地來滬人員，這類人年齡跨度較大。黑車販子或者家在火車站附近或者租住在此處，他們的住房及附近的弄堂也是他們用來窩贓和銷贓的主要場所。他們絕大多數都是男性，也有極少數女性和丈夫一起販賣黑車。少數人在販賣黑車前就是同鄉或朋友關系，多數人在進入黑市前不認識。
三、關系網絡：隱藏在“義氣”之下的利益
賣黑車是火車站黑市的核心活動。本部分要討論的是，在關系網絡作用下，賣黑車的活動呈現出什么特征，為什么關系網絡會嵌入黑市的交易活動，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它又是如何隨著黑市的成長而形成和演化？
（一）黑車交易的流程
火車站黑市并不是一個整體的黑車售賣組織，黑車販子之間互不統屬，大多是由親朋或夫妻關系形成的兩三人小團體進行收車、倉儲和賣車的活動，但也有人是單干。整個市場上，這樣的小團體或個人大概有二三十個，從這點看，火車站黑市類似于完全競爭市場。
表面上看，黑車交易的步驟和普通的商品交易沒有區別，都包括三個步驟：接洽一看貨一交易。不同的是接洽、看貨和交易在空間上處于不同的區域。如圖1所示，交通路從地鐵出口到大統路隧道過街天橋間的狹長地帶為接洽區，看貨區域包括大統路隧道北側、以東的棚戶區和隧道南端出口。看貨的同時，如果買家對自行車滿意，則會談價錢，有時會在原地談，談好后，買家付完錢就可以現場交貨；也有可能先由其他黑車販子把車帶走，黑車販子帶買家去另一處談價錢，談妥后再將車取出完成交易。
（二）中介與黑車交易
實際上，黑車交易在接洽和看貨之間還存在一個中介環節，在這個環節之后，買家才會被負責接洽的黑車販子轉給另一個黑車販子。中介并不是專職的，每一個黑車販子都有可能承擔中介職能，但中介會參與到多數黑車交易中，并決定哪個黑車販子去賣車。外號“小胖子，，的黑車販子H2就是火車站黑市中主要的中介之一。
H2臉上總是帶著笑，看上去比較和善，不像有的黑車販子一臉兇相。他普通話較好，說話語速較快，聲音大，干脆利落。H2一般都待在交通路位于大統路隧道過街天橋西側5米左右的地方，這是從接洽區到看貨區的必經之路（見圖1）。當負責接洽的黑車販子帶著買家走來時，H2會迎上去，與接洽人和買家交談幾句，目的是弄清買家想買什么車。如果接洽的黑車販子手上剛好有買家想要的貨，H2就不再說什么，任由買家和接洽人去看貨。但如果接洽人并沒有買家想要的車，接洽人一般就會離開，將買家交給H2，H2會帶著買家去找某個有貨的黑車販子，找到后，他就會回到之前的地方。有時候他也會帶買家去看自己的貨。
令人困惑的是，兩個黑車販子往往不是一伙的，也就是說買家買走的自行車和接洽的黑車販子并無關系，他自己的貨物并沒有賣出去。H2也一樣，他的中介行為絕大多數都與自己賣車無關。
我們不是一起的，都是自己賣自己的車，錢放自己口袋里。帶你來的那小子（接洽人）也有車要賣，小胖子也是靠賣車賺錢。
（H4訪談記錄，2005.11.5.）
接洽人和中介也不能從賣出車的黑車販子手中獲得任何傭金收入。不用給錢，給錢他也不好意思收。拉客的（接洽人）也不用給。要是這么一筆筆給的話，我自己就白干了，一個車才賺幾個錢？
（H4訪談記錄，2005.11.5.）
接洽人和中介人為什么會有這種看起來完全不利己的行為，受訪者大多用“朋友關系”或“義氣”來解釋。
不要總是錢錢錢的，大家都是朋友，都在一個地方討生活，做事要顧著朋友，你把客人介紹給朋友，你怎么能覺得吃虧了呢？你們這些大學生，這年頭都被學校那一套給教壞了，什么都是錢錢錢。我跟你講，以后到社會上，靠的是朋友，講的是義氣。
（H4訪談記錄，2005.11.5.）
在這里，“朋友”和“義氣”已經初步顯現了自行車黑市交易活動中存在的關系網絡以及它對經濟行為的影響。但“義氣”還只是關系網絡的表象，并不能真正解釋黑車販子的行為。黑車販子實際上并沒有為“義氣”付出利益，因為接洽人雖然在某時失去了買家，但在另一時間，他又會從其他黑車販子那里得到買家。而對中介來說，中介的優勢能讓他們優先給自己安排買家。
你說的也對，不講錢也不行。他做這些自己好處不少的，這小子（筆者注：指H2）精著呢，經常把人領去買自己的車，他賣掉的比我們要多。當然了，他多拿點也是應該的，這個也算是他的工錢，親兄弟明算賬。至于拉人的嘛，今天你把買主介紹給別人，明天別人碰見了合適的買主也會介紹給你，誰都虧不了。
（H4訪談記錄，2005.11.5.）
（三）關系網絡的作用
包括中介環節的黑車交易流程表明，黑車販子中間存在一種互質的關系網絡。在其作用下，黑車市場的交易活動從個人各自接洽和各自銷售，變成輪換出去尋找買家（一定時段內只有兩三個人），找到潛在買家后，中介人再根據買家的需求介紹給不同的黑車販子。
在這個過程中，互助是基本原則，一個黑車販子既會給別的黑車販子介紹買家，也會獲得去接洽的黑車販子帶來的買家。但這種互惠關系并不是對等的，付出方一般不能從得到方獲得相等的回報。但只要交易事件足夠多，付出和獲得一般會基本均衡。也就是說，通過關系網絡，每個人都向群體提供資源，群體對獲得的資源進行整理，再提供給每個人。
但按照一般市場理論，存在多個參與者的自行車黑市應該被視作一個完全競爭市場，原子化個人、追求自我利益和理性計算是其根本前提，競爭應是基本規則。他們應該展開廣泛的競爭，為搶買家不遺余力，而不應該互助。在互助過程中，因為中間環節的增加，黑車販子明顯付出了更多的時間成本，而直接與自己找到的買家交易，成本更低也更簡單快捷。那么，他們為什么舍近求遠，選擇表面上看上去費時費力的交易方式？
要解釋這種現象，必須從黑車販子所處的社會環境和經營條件人手。首先，黑車交易與自行車專賣不同，后者貨源充足，型號齊全，能滿足買家的購車需求，而前者由于貨源不穩定和安全的雙重原因，單個黑車販子手中只會存幾輛車。這樣一來，就經常遇到無法滿足買家需求的情況，介紹給別人則是一個可取的選擇。
我們最早都是自己去找客人，但一般走過去幾百個人，才會有一個是來買車的。這個人想買的車我剛好有的可能性也就三、四成，而且看了也不一定買。運氣不好的話，一天做不成生意是常事。
（H5訪談記錄，2006.5.20.）
（把買家介紹給別人）大家都該這么做。當然了，買家想買的車，要是你剛好有，那當然賣自己的了。要是人家要的你沒有，那你不介紹給別人？你自己也賺不到鈔票，人家會再去找別人買，還不一樣。那還不如你主動介紹過去，還落個人情。（H18訪談記錄，2006.10.7.）
但是，為什么不采取收傭金介紹生意的方式呢？因為收傭金在操作上很難，也不利于被黑車販子視為“義氣”的關系網絡的維持和再生產。而互助則既能生產“義氣”，還能解決交易費用無法計算的問題。
這個算不清，生意沒做成怎么辦？而且收多少呢？400塊的車收30不多，100塊的車給別人30，還掙錢嗎？錢這玩意算不清，而且算著算著就有矛盾了。所以，要講錢，但不能多講，講多了義氣就沒了。要多講義氣，講義氣好，大家好朋友，互相介紹，誰都虧不了。
（H18訪談記錄，2006.10.7.）
第二，每個黑車販子都需要買家，如果不按現有流程，而是每個人都親自接洽找買家，就會有很多人在一個地方同時接洽買家的情況，這很有可能會引起內部沖突，影響到所有人的利益。
我們最開始的時候，也確實是都在外面找人（買家），但是很不好。一來，大家你搶我搶的，會壞關系。二來，價錢也不好，都想賣出去，就得壓價。而且，一大群人擁上去，想買的人都要被嚇跑了。
（H5訪談記錄，2006.5.20.）
第三，由于社會危害不大、警力有限和法律規定等多種原因，警方對販賣黑車保持一定的容忍，這也是販賣黑車活動能持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販賣黑車也不能觸犯警方的底線，否則必然招來嚴厲的打擊。
干這個是違法的，我們心里都清楚。但火車站這兒，干什么的沒有？說起來，我們還真算是良民了，也就是為了混口飯吃。所以，警察會來查，會趕（我們），但一般也不大會抓，他們要管的事太多了，我們根本不重要。但你也不能太囂張，要是總是幾十號人堵在哪里，那路才幾米寬，那警察肯定得來呀。像現在這樣，總共就兩三個人在這，看著和別處也沒什么區別，警察就不會來了。
（H2訪談記錄，2006.6.4.）
因此，由于以上需要，關系網絡在火車站黑市產生并嵌入到經濟活動中，達到了建立秩序、降低風險和提高收益的三個目標。
（四）“拉關系”和“講義氣”
關系網絡又是如何產生的。項飚（2000）研究的“浙江村”中絕大多數人都來自溫州永嘉，甚至是同鄉同村；唐麗（2003）研究的關系網絡本就是村落熟人社會的一部分。這些研究都強調了一點，即地下經濟活動中的關系網絡是原有關系的復制和發展。
問題是，如果本來沒有關系，也能發展出關系網絡嗎？在本案例中，某些黑車販子也是親朋關系，但這并不能構建出整個火車站黑市的關系網絡。火車站黑市本身不是熟人社區，全部黑車販子的來源復雜，絕大多數之前并不認識，即使本地人之間，也僅是臉熟。
我不是本地人，搞這個（賣黑車）才在這里借的房子。我們最早（90年代）做的這些人，基本都不認識。他們有幾個本地的以前認識，但也不熟。（H5訪談記錄，2006.5.20.）
我和xx（兩人都是住在附近的本地人）以前也就是見面打個招呼，（以前工作的）廠子不一樣，談不上交情。（H4訪談記錄，2006.6.13）
事實上，大多數黑車販子是在進入黑市活動后才逐漸相互認識，他們的關系網絡是依靠“拉關系”和“講義氣”形成的。之所以要拉關系，是因為關系網絡和經濟活動往往是一體兩面，密不可分的，就如漢密爾頓（Hamilton，2006）強調的，構建關系是中國商業實踐的基本特征，沒有關系，很多經濟活動就無法開展。
后來在一起做生意，既然在一起，就總該拉拉關系，互相有個照應。見面打打招呼，你不認識的，多打幾次招呼也會認識，互相幫點小忙就很自然了。混社會一定要多認識人。（H5訪談記錄，2006.5.20.）
“拉關系”包含很多細節，大體可分為三步：一是見面打招呼聊幾句，有時是與生意相關的事，有時是不相關的事，如家庭、孩子和經歷等；二是遇到警察或居委會檢查時互相通風報信；三是進一步互相介紹買家和貨源。第一步是從不認識到認識，認識和不認識的差別巨大，不認識不交流，根本不可能有信息傳遞；第二步和第三步就是黑車販子說的“講義氣”。需注意的是，義氣是“講”出來的，不講就沒有義氣。
你主動介紹過去（買家），（別人介紹買家給你的事）總會輪到你的。在社會上討生活，大家要互相幫忙。你跟我講義氣，我跟你講義氣，大家講義氣，大家好兄弟。（H18訪談記錄，2006.10.7.）
本案例中關系網絡的產生是因為經濟活動的需要，它最初始于“拉關系”，但僅僅靠“拉關系”并不夠，因為在經濟活動中，關系網絡能夠存在的關鍵是有一套利益紐帶機制。如何建立這種機制？在中國，一般認為關系管理的基礎主要是血緣、地緣以及代表其文化表象的儒家文化（項飚，2000；唐麗，2003；曾國權，2011）。關系管理的目的是服務經濟活動，是經濟活動得以開展的必要條件，但兩者在時空上往往是分離的。因而，就必須先有關系，并通過關系讓對方有利益，才能開展經濟活動。這也是親友同鄉關系重要的原因，即它們能提前為經濟活動準備好關系網絡。
但本案例的獨特之處是經濟活動在先，關系網絡在后。不僅經濟活動依賴關系網絡，關系網絡的構建同樣依賴經濟活動。具體而言，“講義氣”具有雙重屬性，對交易信息提供者來說，這是關系管理；對信息接收者來說，這是經濟活動。每一個黑車販子既是信息提供者，也是信息接收者。因而，在“講義氣”過程中，關系管理和經濟活動是統一的。黑車販子并不需要先有親友同鄉的關系網絡，也不需要刻意地去開展關系管理活動。只要存在黑車交易，“講義氣”就會自然而然地展開。
講義氣其實很方便，天天在這里做事，只要人拎得清4，不要拎不清，總會講義氣的。（H18訪談記錄，2006.10.7.）
沒有黑車交易，也就無法“講義氣”，也沒“講義氣”的必要。在本案例中，經濟活動是關系網絡構建的根本條件，其活動的范圍也是關系網絡的外在界限，并與前文所述的黑車交易方式共享同一套機制。
這里的“講義氣”的另一個特點是，它并不強調某兩個或幾個人之間的“義氣”，而是整個關系網絡的“義氣”。因為黑市交易中起作用的是整個網絡，交易信息可能來自于群體中的任何人，僅僅同一兩個人講義氣并不能獲得足夠的信息。黑市交易的需要促使他們要對整個關系網絡有較均勻的信息貢獻，并且在某種程度上避免和特定個人過好。
四、關系網絡的演化：卡特爾協議的誕生
在火車站黑市中，關系網絡與黑市交易活動的演化并不只是共同加強。當兩者的互動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關系網絡會使黑市經濟活動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本案例中，這種根本性的變化就是有關收購和銷售的卡特爾協議的產生。
充分的信任和信息是卡特爾產生和運轉的基本條件。在火車站黑市中，隨著交易活動的不斷發生，黑車販子之間的信任不斷累積，關系網絡因此也更加緊密，信息傳遞的渠道也更加流暢。黑市活動使關系網絡不斷強化，關系網絡在這一過程中又不斷加強著黑市活動，但當達到某一臨界點時，卡特爾協議就誕生了。這種協議包括收購（以及經營范圍劃分）和銷售兩個部分，它使黑車販子從上到下的經營模式都發生了巨變，造成了火車站黑市從自由市場向壟斷市場的巨大轉變。
（一）劃定經營范圍與收購互助
在火車站黑市中，每一個黑車販子都有固定的經營范圍。一個黑車販子不會既有捷安特的公路車，又有捷安特的山地車；或既有美利達的城市休閑車，又有其他品牌的女式車。
因為黑車販子的數目大于車輛種類，因此同一類型可能有好幾個黑車販子經營，但同一個黑車販子只會經營一類車。
劃定經營范圍的好處在于：第一，可以將每個黑車販子固定在一個有限的經營范圍內，減少競爭；第二，提高黑車販子的專業水平。自行車知識十分繁雜，僅捷安特公司旗下就有上百個自行車型號，而關于剎車、變速、減震的知識則更加復雜，掌握一定的專業知識對于黑車販子賣車、特別是賣出好價錢十分重要。但全面掌握這些知識對文化程度不高的黑車販子來說是很困難的。劃定經營范圍可以使黑車販子需要了解的知識大大減少，只關注自己經營范圍內的車輛類別；第三，有利于中介的工作。如果黑車販子的經營種類總是變化，中介就很難根據其存貨情況做出安排，劃定了經營范圍之后，這就不是問題了。
據受訪者回憶，大約在2002年之前并不存在劃定經營范圍的問題，因為黑車販子的貨源是偷車賊，偷車賊不可能按訂單盜竊，只能是碰到什么車偷什么車，黑車販子也只能是偷車賊偷了什么車就收什么車，所以那時他們收購的車型很多但不固定。
其實我早就知道專收一種車比較好做，但沒辦法，收到什么車又不是你能決定的。（H13訪談記錄，2007.5.14.）
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有其他因素介入。比如，雖然單個偷車賊的貨源不穩定，但如果將眾多偷車賊的貨源疊加在一起，貨源就相對穩定了，各種車型的數量就變得可控。因此，多個黑車販子可以聯手買下多個偷車賊的全部貨源，再分門別類將貨源分給不同人。
通過關系網絡可以將所有黑車販子的購買力整合在一起，而交易活動不斷增多會促使關系網絡日益緊密，最終形成收購互助模式。具體過程大致如下：偷車賊找到某個黑車販子，如果他帶來的車可能不是這個黑車販子想要的，他就會把偷車賊帶給具備相關經營范圍的人，如果那人不在（這種情況很常見），他就會替其收車。因為大多數偷車賊和黑車販子有著較穩定的合作關系，所以代收車后，可以暫時不付款，由相關黑車販子下一次和偷車賊直接結清。這種模式其實是互惠銷售模式的翻版，不過它產生的要晚一些。因為代收模式、交易一方的不在場以及延遲性，需要更多的信任和信息。同時，本身也偷車的黑車販子，如果偷到的不是他經營范圍內的車，大多數時候，他也會將車轉給相應的黑車販子。
經營范圍的形成沒有什么規律。H4是因為“有段時間老做捷安特山地車的生意，后來自己也就固定了。”（H4訪談記錄，2006.4.2.）。H2之所以賣高檔車，是因為“這小子聰明，好車賺的多”（H11訪談記錄，2006.4.2.）。H20之所以經營其他品牌的車，是因為“好車都讓那幫人弄走了”（H20訪談記錄，2005.10.7.）。
（二）價格同盟
在調查中，一個讓筆者十分困惑的現象是，至少在2005年7月之前，對同一車型，不同黑車販子的報價一般都是有差別的，只要多向幾個黑車販子詢價，再討價還價，就能獲得更低報價，常用的砍價語是“某某才賣多少，你怎么賣這么貴”。而在這之后，黑車的售價逐漸上升（在2005年初，170-180元可以買到一輛幾乎全新的Speed-x，但到2006年初，一輛接近全新的Speed-x至少要價250元），同時講價變得越來越難，黑車販子往往寧可不做生意，也不接受降價，而詢問不同的黑車販子，得到的報價常常是驚人得一致。
這顯然是某種卡特爾的銷售協議。最初同一區域中黑車販子多，買家少，因此買家會詢問不同的黑車販子，充分利用他們的競爭關系獲得降價，黑車販子們的利潤水平因而會降低。但有了卡特爾的銷售同盟后，市場的局面就不是單個買家選擇多個黑車販子，而是多個買家面對一個整體的卡特爾銷售聯盟。黑車販子在交易中的劣勢被扭轉，并在一定程度上占據了優勢，除非買家不在這里買車（但黑車的價格還是相對低廉的），否則必須接受卡特爾的新價格。
2006年，黑車販子們對主流車型的定價（括號內的價格是2005年初的，并且具體成交價格波動幅度大）是：捷安特Speed-x不低于250元（170—220元），捷安特Speed-ix不低于300元（200—250元），捷安特ATX660不低于250元（150—200元），捷安特Master-1不低于200元（150元左右）。這個價格是黑車販子在交易中的底價6，他們不會低于這個價格賣車。當然，在銷售過程中，依然允許殺價，但這已不是競爭造成的真實降價，而應被視作一種常見的迎合買家心理的營銷手段。
圖3顯示了在關系網絡的作用下，火車站黑市經營活動的變化歷程。
（三）消解卡特爾的解體危機
卡特爾協議能提高黑車販子的群體收益，但對個人而言，違反卡特爾協議卻能帶來更高的收益，因為假定其他成員的價格都不變，一個成員偷偷降低價格將會獲得額外的巨大好處。但如果每個成員都這樣做，市場價格必然下降，卡特爾提價的努力將瓦解。
卡特爾的危機包括兩個困境：一是逐利帶來的欺騙動機，即在理性人假設下，每個成員都會不擇手段地追求最大利益；二是信息不充分的囚徒困境，即每個成員都不知道別的成員是否違規，因此為了保護自身利益，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先違規。具體到本案例，對黑車販子來說，最好的情況是，別人遵守規則，維護價格水平，而自己降價并大量售出自行車。這樣一來，限價的努力必然會失敗，時間長了，信任將蕩然無存，關系網絡本身也會被摧毀。所以，必須要盡可能杜絕違規行為，才能保證關系網絡的存續，也才能保證黑市的正常運轉。那么，面臨潛在的違規風險，關系網絡會制造怎樣的規范和機制去約束違規行為，以避免利益共同體的解體？
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85）指出，關系網絡可以使信息充分傳遞，通過友誼、威懾、暗示等在網絡中形成“小偷的誠信”（honoramong thieves）。波特茲（Portes，1993：1325）提出“強制信任”（enforceable trust）概念，強調在緊密團結的群體中，人們會把集體的規則置于個人的眼前利益之上；理由有兩點：一是人們相信這會帶來長遠的利益，知道集體制約對個人將帶來好處；二是如果做了集體不允許的事，違規者將被驅逐。
根據上述理論可知，防止違規的基礎包括三部分：信息、信任和懲罰，它們之間是互相關聯的。首先，緊密的關系網絡可以使信息充分傳遞，每個人關于他人行動的信息是充分的，不會因為信息匱乏產生“囚徒困境”。火車站黑市空間狹小，黑車販子之間有緊密的聯系。對某一黑車販子來說，他的貨源大多是別的黑車販子幫忙收購的，他的買家是別人介紹來了，而在交易的過程中，大多數時候都會有別的黑車販子站在旁邊見證他與買家的交易過程7，因此，其他人清楚他的所有交易信息，同樣，他也清楚別人的交易信息。信息的充分傳播使他們很難違規。
其次，信任也在關系網絡中不斷累積，在互惠的交易模式下，每一次成功的交易活動都會為黑車販子們提供更多的相互信任，“義氣”會越“講”越多，人們越來越相信別人不會違規，因而自己為了共同利益也不會違規，卡特爾的秩序會越來越牢固。
最后，關系網絡具有對違規行為的懲罰機制——驅逐出關系網絡，并因此能夠對潛在的違規傾向產生足夠威懾。在合法市場中，即使被逐出了卡特爾，企業依然能自己銷售，企業違規的潛在損失在可以接受的范圍內。而在火車站黑市中，卡特爾協議和互助網絡是一體的，脫離互助網絡，黑車販子就很難生存。因為黑車販子的整個交易活動要依靠關系網絡才能開展，脫離了關系網絡的黑車販子將面臨找不到買家的困境。火車站是上海市有名的黑車市場，會有買家專門來買黑車，警方也因為當地環境的原因不會特別嚴厲地打擊售賣黑車的行為。但在其他不具有這種條件的地方，尋找買家的困難和來自警方的威脅都會大大增加。對黑車販子來說，首要的問題不是贏得利潤，而是確保自身安全。因此，逐出關系網絡的懲罰實質上不僅僅包含經濟意義，更關乎生存。
有天我運氣特別好。那天我在外面找客人，連續碰到好幾個剛好都是買賽車的，我就直接領他們去看了，而且都賣掉了。那一段時間，基本都是我在做生意，頇我平常干好幾天的了，別人差不多都沒做成生意。開始我挺開心的，想著今天賺了不少。后來，xx碰見我的時候和我說：“生意不錯啊，挺高興的嘛”，陰陽怪氣的，我一想不對，后來又來了幾個客人，我問都沒問，就直接領給小胖子了，他愛（介紹）給誰給誰。因為我再賣下去，人可能就得罪了。別人會想，我經常把人介紹給你，你小子卻把客人都拉給自己，太不地道了。以后可能就不幫我，要是大家都這么想，我就混不下去了。（H4訪談記錄，2006.10.21.）
不過，黑車販子的違規行為還是存在的。有人告訴過筆者一個買低價車的方法：“如果價壓不下來，和他（黑車販子）熟的話，那就不要買，直接走。走了之后，你不要再從老地方（接洽的地方）過去，直接去住的地方找他，不要讓別人（其他黑車販子）看見，這個時候多說說，他就愿意低價賣給你了。”筆者依此嘗試并成功過。這種違規行為的發生方式證明了關系網絡的作用：第一，不降價是集體行為，是一種卡特爾式的價格同盟，而同時個體的違規行為也存在；第二，由于關系網絡的作用，信息傳遞非常充分，買家第一次來的時候，所有信息都是網絡內共享的，只能等到熟悉的買家偷偷來找他，保證信息不被他人知曉，才能降價；第三，懲罰措施也存在，能發揮作用（雖也有漏洞，但沒有任何制度可以做到沒有漏洞）。在筆者的實際嘗試中，黑車販子反復確認我去找他沒有被人看見，反復叮囑我不要和別人說。
（四）關系網絡的結構特征
還有一個問題是，卡特爾協議的誕生是否會使關系網絡向組織演化，也即是否在火車站黑市中會產生具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
從目前來看，答案是否定的。從理論上講，關系網絡與組織最大的區別是，組織的內部結構是集權和等級化的，資源向上聚集，命令向下。而關系網絡中雖然人的作用比較重要，但沒有集權和等級。就本案例而言，火車站黑市并沒有形成集權的等級組織，依然是非集權的網絡結構。
我們可以通過對處于黑車交易網絡的核心位置的中介的實際社會地位的分析找到原因。首先，暴力和經濟資源的壟斷是集權等級組織的基本特征。雖然對“小胖子”H2這樣的中介來說，對經營活動的安排是權力的一種體現，但是獲得權力是因為獲得了他人的認同，而不是因為積累了足夠的暴力和經濟資源。
也沒誰選他（小胖子）出來做這個事（中介），我也不記得是什么時候了。開始是他自己比較積極，主要是他腦子好使，記性好，誰有什么車他基本都知道，也能說，和大家都比較熟，他在那兒，有人領買主來，他就總上去問，問完了會給個建議，說誰誰誰有車。弄的還不錯，都能照顧到，所以大家就比較信他。久而久之，就成現在這樣了。（H11訪談記錄，2006.10.15.）
即使H2能夠安排大量的交易行為，他權力行使的基礎也還是信任，他對經營活動的安排不是決定經營活動，而只是建議和提供信息（誰有車）及行動策略。相關的黑車販子收到他提供的交易信息，如果認可，則可以付諸行動，如果不認可，則可完全置之不理。
我們不是非得聽他的，都聽他的，好處就讓他全占了。這小子精的很，其實他那么積極，說白了還不是為了給自己多弄幾個錢嘛，當然他膽子大，東西（黑車）是比我們多。但要有個度，有一次，他把人（買家）都給自己拉去了，一天自己賣出去好多輛，我們卻沒落到什么。后來幾天，我，還有那xx和XXX，拉到了客人，我們就自己找人賣，理都沒理他。（H8訪談記錄，2006.9.2.）
其次，中介并不固定。雖然H2是火車站黑市主要的中介，但他大多只是周末在，平常并不出現，因為“出去做生意了”（出去偷車了）。在他不在的時候，市場還需要繼續運轉，會自動產生另外的中介。成為中介的門檻非常低，歸結起來就是兩點：“記性好”和“懂平衡，方方面面都能照顧到”。更進一步講，中介的環節不可少，但中介的角色卻并非必不可少，只要中介的功能發揮即可。筆者觀察發現，即使沒有特定的中介，接洽人也可以通過帶著買家多找幾個黑車販子，找到買家需要的車于，只是會多花一些時間而已。
最后，中介并不具有比交易網絡中其他成員更高的聲望。稱謂往往能體現一個人的地位，尊敬的稱謂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某個人在群體內具有高位。“小胖子”是H2的外號，這個外號雖然描述他的身體再貼切不過，但從其同伴口中說出時顯然不帶有敬意，而更多的是戲謔和詼諧。在訪談中，受訪者經常用“這小子”、“那小子”之類的詞指代“小胖子”。黑車販子對“小胖子”的評價也大多都是“這小子壞的很”、“精的很”之類的話，夠壞和夠精在地下社會中應當算是某種程度的褒義詞，不是畏懼和尊敬。
五、結論
以宏觀論述或定量分析為主的研究難以避免的是會將關系網絡固化為背景條件，不能體現出關系網絡與經濟活動互動的動態過程，這在一定程度違背了格蘭諾維特提出“變動中的社會關系”的研究初衷。因此，研究關系網絡更重要的在于揭示其互動過程的因果機制。
本文試圖通過對關鍵案例的研究解決這一問題，前面揭示了火車站黑市的關系網絡和黑市交易的互動和變遷。此處則嘗試更系統地探討其中的因果機制。本文研究發現，經濟活動在火車站黑市中面臨三個障礙：信息不足、信任缺乏和潛在的違規傾向，這也是自由市場的一般問題，同時它還面臨警方威脅（安全）和交易困難（收購和銷售兩方面）兩個特殊問題。這五個因素是火車站黑市在具體運作中必須解決的，而變動中的關系網絡既是關鍵的變量，也是解決問題的機制。而現有研究大多將其列為自變量甚至是背景，因變量則是地下經濟活動的方式，兩者互為因果。
從邏輯上看，最初的黑市活動并不存在關系網絡，但五個負面因素都存在。為消除負面因素，黑車販子最早開展的是“拉關系”（處于同一地理空間的經濟活動則為“拉關系”提供必要條件），構建起最初的關系網絡。“拉關系”的直接作用是信息和信任，一方面，相互間可以傳遞信息；另一方面，通過認識和傳遞信息的積累，其信任會比不認識時多。當關系網絡產生后，“講義氣”成為關系網絡真正形成的關鍵，具有關系管理和經濟活動的雙重屬性：一方面，它為黑市活動建立起了互惠的交易模式，另一方面，只要互惠的交易模式不斷運作，“義氣”就會不斷地被再生產，關系網絡也會因此日益緊密，信息傳遞也會更順暢，讓信任繼續累積。當發展到一個臨界點時，關系網絡就會開始進一步的演化，在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產生卡特爾協議。形成卡特爾的前提是有緊密的關系網絡提供的充分信任和信息，從而實現收購互助和價格同盟。而此時，欺騙和違規的潛在威脅也開始凸顯（實際上它貫穿市場始終，但在此時最凸顯）。但這一風險被關系網絡有效降低到可控的范圍，一是因為關系網絡使信息異常充分，并產生了“強制信任”，二是因為關系網絡擁有強力的懲罰措施——違規者逐出，這一措施之所以有效，除了交易困難使黑車販子必須依賴關系網絡外，警方威脅因素也發揮了關鍵作用。經濟利益可以使黑車販子產生違規沖動，但在安全面前，他也必須三思而行。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敘述并不是目的論式的，而僅是對發生事件的抽象表述，黑車販子并不先存在這一套邏輯并依此開展行動，其先后順序也只是大致的，在實際中可能相互交織。
從火車站黑市不會黑社會化的角度探討經濟活動與關系網絡的相互塑造，一個常見的邏輯是，地下經濟活動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溫床。如果不考慮黑社會化的政治意義，而僅從經濟角度看，黑社會化實際是組織化，組織的作用是通過內部科層制結構以降低外部市場的交易費用（Coase，1937；Williamson，1975，1981；Williamson and Quchi，1981）。在火車站黑市，黑社會化意味著科層制取代關系網絡，但它能降低交易費用嗎？答案是否定的，科層制并不適合火車站黑市所面臨的市場環境和交易方式，因而黑市經濟活動的特征和需要會杜絕關系網絡黑社會化的可能。
具體而言，第一，火車站黑市交易活動的關鍵是大量的中介行為。但科層制結構對內部中介活動的定價是非常困難的，但沒有定價就不能進行利益分配（Eccles，1981），而關系網絡可以避免這一問題。
第二，黑車交易需要信息的快速流動，但科層制有可能讓信息傳遞的效率降低（Granovetter，1985）。在本案例中，如果按照科層制的方式，買家信息必須先向上匯報，再由分配者向下分配，信息傳遞將更加耗時，并且會受分配者不在場的制約。而在關系網絡狀況下，不需要特定的路徑和個人，任何兩個或多個黑車販子之間都能及時傳遞信息。
第三，科層制可能使監督更困難，從而降低信任和增加潛在違規（Granovetter，1985）。本文分析認為，由于關系網絡中信息的充分流動，幾乎所有交易信息都是群體共享的，人人都是監督者，因而監督非常容易，違規的難度很大，信任也因此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上。但如果按照科層制的方式，監督只來自于上級，上級的信息又是不充分的，那么下級的違規行為就會增加。
第四，黑社會的實質是對暴力和經濟資源的壟斷，依靠經濟資源供養暴力，依靠暴力保護非法經濟活動（Block，1975；陳柏峰，2008），但在本案例中，黑車交易并不需要暴力保護，相反，如果有了暴力，它的風險反而會更大。一方面，依照現在的法律規定，盜賣自行車甚至算不上治安案件，但組織黑社會性質組織就是重大刑事犯罪了；另一方面，暴力壟斷需要分工，一部分人負責經濟活動，一部分人負責暴力，用經濟活動的收益去支付暴力的價格。一個黑車販子每月收入約為3000元，在上海僅比溫飽水平略高，他們沒有多余的收益可以用來暴力支出。
關鍵詞： 網絡 青少年 侵犯行為 暴力游戲
一、暴力游戲對青少年侵犯行為的影響
青少年可以從網絡中獲得更多的知識。網絡給青少年的生活帶來了一定的改變，這種改變是有利有弊的。暴力游戲對青少年的社會適應性產生了消極影響。
這種影響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提供和傳播了侵犯行為的方式和類型。許多案例說明，一些青少年實施的暴力犯罪，是模仿了一些傳媒中顯示的侵犯方法。有的甚至是看到或聽到的攻擊方法的簡單重復。
2.喚醒個體意識中的攻擊沖動有時當某個人遇到挫折后，心理上雖然產生了攻擊沖動，但由于他律與自律機制的作用。這種沖動沒有通過攻擊行為表現出來，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被轉移或消退。
3.減弱個體對侵犯行為的敏感度。一些研究說明，暴力信息減弱了人們對侵犯行為的情緒敏感性，從而使人們對生活中出現的暴力現象熟視無睹，麻木不仁。對暴力型犯罪起到了鼓勵的作用。
4.對問題的解決方式產生錯覺，大多數的成年人都知道對暴力信息要持分析和批評態度。但是，青少年還做不到這點，他們把暴力游戲與現實混同起來，從而導致他們對社會現實產生錯誤的認識，形成錯誤的行為反應方式，當遇到類似的情境時，他們也會付諸暴力。
二、暴力游戲引發青少年侵犯行為的心理分析
在分析暴力游戲為何會使青少年侵犯行為增加之前，我們首先應當明確青少年為什么會喜愛暴力游戲。
（一）青少年酷愛暴力游戲的原因
青少年酷愛暴力游戲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暴力游戲本身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青少年的特殊心理階段使青少年更容易癡迷暴力游戲。
1.暴力游戲的新異性容易引起青少年的注意和選擇。青少年喜愛暴力游戲與暴力游戲本身的特點是密不可分的。第一，互聯網技術水平迅速發展，多媒體和三維技術在網絡游戲中得到運用，使游戲的畫面越來越逼真。游戲軟件的開發者也越來越多，競爭使他們對游戲的內容越加注意，他們對游戲進行了進一步的完善。第二，網絡上的游戲資源極其豐富。現在可以通過“聯機”進行游戲，從傳統游戲的人與電腦的互動變為雙方各操縱一臺計算機，還可以組成團隊，扮演不同的角色，進行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也不再受空間距離的限制，在進行游戲的同時可以與其他地域的人交流，進行游戲中設置的交易，修煉武功，進行升級等。內容更為豐富。暴力游戲的互動參與性助長了青少年對暴力游戲的熱衷程度。
2.青少年處于特殊的心理發展階段也是他們喜愛網絡游戲的一個原因。這個時期的青少年個體發展出現了種種矛盾現象，使之成為了青少年喜愛暴力游戲的有利條件。青少年心理發展水平與生理發展水平不協調，使他們處在一種不平衡的狀態，引起種種心理發展上的矛盾。如反抗性與依賴性共存，封閉性與開放性的矛盾，勇敢與怯懦共存的諸多矛盾影響下使青少年理想與現實產生距離。處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好幻想，但脫離實際看不到現實與幻想之間的距離。網絡游戲的出現為他們的這種心理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渠道。部分青少年之所以沉湎于電子游戲，是因為在玩網絡游戲的過程中，個體始終存在一種“自居”作用，即在游戲的過程中把自己想象成為游戲中具有超強本領的英雄人物，最終能通過努力完成偉大的使命，以此獲得成就感。他們通過操縱游戲可以得到一種強烈的滿足感和。同時他們也通過玩游戲來宣泄和釋放激烈的競爭帶來的壓抑感。
（二）暴力游戲引發青少年侵犯行為的心理機制
1.侵犯行為是可以習得的在社會學習理論觀點中，班杜拉認為侵犯行為是可以習得的，他認為大多侵犯行為都是通過有意或無意的觀察獲得的。班杜拉在1961年進行了一項“目睹侵犯行為”的實驗。實驗者讓一組兒童觀看成人對充氣塑料娃娃的攻擊行為（拳打、腳踢、口罵）然后讓他們單獨玩這些娃娃，以觀察其行為表現；讓另一組兒童觀看成人平靜地玩同樣的，毫無攻擊行為，然后也讓他們單獨玩這些娃娃，以觀察其行為表現，然后實驗者將兩組兒童的行為表現加以比較。研究結果表明，實驗組兒童的侵犯行為要比對照組多12倍以上，這一實驗結果證實了班杜拉的假設：侵犯行為是習得的，不是先天的。
2.社會環境對侵犯行為的誘發19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的暴力犯罪問題非常嚴重，美國政府成立了一個“暴力起因與防范委員會”，格伯納等人的這一研究被稱為“培養分析”。“培養分析”研究的目標有兩個：一是分析電視畫面上的兇手和暴力內容與社會犯罪之間的關系，二是考察這些內容對人們認識社會現實的影響，從第一個方面說，格伯納等人研究發現的電視暴力的內容對青少年犯罪具有“誘發效果”。第二個方面，格伯納等人的研究也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即電視節目中充斥的暴力內容增大了人們對于現實社會的環境的危險程度的判斷。例如，盡管在當時美國社會生活中人們遭遇或卷入暴力事件的概率在1%以下，但許多人認為這種可能在10%以上，而且電視接觸量越大，這種傾向也就越明顯。
暴力游戲的參與使青少年侵犯行為增加已得到很明確的證實。我們應當采取必要的措施來減少青少年的侵犯行為。對于青少年而言，暴力游戲引起的侵犯行為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我們只有從根本上認清這個問題并加以分析，才能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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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被稱為“橡皮擦法”的法令將于2015年1月1日正式生效，此類法令在世界上尚屬首部，旨在避免未成年人因為年少無知的網絡行為，在未來可能給他們工作和生活帶來的麻煩。
體現善法 善于寬容
在美國，有關網絡言論的法律有兩個基本點：一是保障網絡表達的自由，二是網民必須為自己的言論負責，兩者相輔相成。早在1978年，美國佛羅里達州就率先通過了《電腦犯罪法》。隨后，美國共有47個州相繼頒布了相關的電腦犯罪法令。聯邦各部門和各州先后提出了130項法案，1981年還成立了全美電腦安全中心。198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禁止利用電腦犯罪法》。1987年，國會又通過一項議案，批準成立國家電腦安全技術中心，并制定了《電腦犯罪法》。
自1991年處理首例網絡謠言侵權案以來，美國已制定《禁止利用電腦犯罪法》、《通訊正當行為法》等法規，對包括謠言在內的網絡傳播加以規制。在州一級，紐約、馬里蘭、得克薩斯、威斯康星等45個州也立法對網絡傳播予以規制。近年來，美國司法部門對網上造謠的懲處有加重趨勢。2006年，美國一名女子因在網上被他人散布謠言污蔑，對方誹謗罪，獲賠1130美元。2010年，馬里蘭州一名少女因被他人在“臉譜”上造謠性侮辱而自殺，肇事者被判處緩刑或社區勞動。
面對美國司法對網絡不當表達后果懲罰的力度，應該如何保障未成年人在網絡上的權利呢？怎樣去處理未成年人因確實缺乏對自身行為足夠正確的認知能力犯下的錯誤？未成年人保護組織很早就開始在探討這個重要的問題。近年在美國發生的數起少女因不雅照曝光而自殺的事件中，肇事者大都為未成年人，更引發了美國社會的關注。
例如美國紐約斯塔滕島15歲高中女生費利西亞·加西亞，跟校內四名美式足球員玩5P后，發現自己的短片在同學間瘋傳，因被羞辱為，后在地鐵站內跳路軌自殺身亡。警方性罪行小組已對案件展開調查。加西亞早前和同學開派對，事后跟四名未滿18歲的男生玩5P，但有人未經她同意，就拍下片段。
再如，佛羅里達州萊克蘭市的12歲初中女孩麗貝卡·塞德威克表面上和同齡人沒有什么區別，但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在網絡世界里飽受折磨，痛苦不堪。在麗貝卡的某社交網站個人頁面上，類似“你應該喝漂白劑去死”“沒人喜歡你”“你應該自殺”等惡意攻擊她的留言層出不窮。而這些大多出自她的兩名12歲和14歲的女同學之手。2013年9月10日，不堪承受巨大精神壓力的麗貝卡，爬到學校附近的一座廢棄水泥廠的頂層，縱身跳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案發之后，兩名在網絡上欺凌麗貝卡的女孩被當地警方拘留。但由于她們均未成年，在法律規定的21天拘留期滿后都被釋放了。當地警方表示，佛羅里達州沒有關于網絡暴力的具體處罰規定。
自動反省 利于成長
在美國，基本上每個人都有一個網絡社交賬戶。由于在網絡上發言時面對的不是真實的人，甚至很多時候發言者可以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這讓一些人在語言表達方面非常隨意。然而，就是這種隨意的語言，可能已經構成了對他人的騷擾，觸犯了法律。據美國媒體報道，有超過1/4的美國未成年人曾遭受過類似的網絡暴力。
很多美國法律人士認為，欺凌者之所以有恃無恐，主要是沒有具體法律的約束。網絡法律師卡爾·明斯稱：“如果家長有槍，孩子拿槍殺了人，家長要為此負責。但是，家長卻不需要為（子女對他人實施的）網絡暴力負責”，因為“這很難界定。有些留言也許你認為是騷擾，但其他人不覺得是”。
雖然在美國將近半數的州均有涉及網絡暴力的條文，量刑也由三個月到十幾年不等，但這些條款太過籠統，很難針對具體個案解決問題。針對這一現實，卡爾·明斯表示，每個州都應該使關于網絡暴力的法律更加明確并細化，進而解決網絡暴力對社會的侵害。
一些推動“橡皮擦法”的人士指出，在目前這個新興網絡社交工具無處不在的時代里，未成年人常常在自我反思之前就已先自我展現，喜歡把聚會上狂歡作樂的場景甚至一些不恰當、不合適的個人信息或過激言論貼到網上去。而這些內容的迅速傳播往往又會在事后使未成年人遭受巨大的心理壓力，甚至帶來其他附帶的惡性效應。這些錯誤可能伴隨孩子的一生，不管走到哪兒其網絡痕跡都會跟著他們。
雖然未成年人由于確實缺乏對自身行為的認知能力，上傳過不雅照，或者發表過不當言論，但是不少人在對相關案例進行學習之后，或者事后通過自我反思，能夠認識到先前行為的不當。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為“年少無知”的未成年人提供一個自我改正、知錯就改的機會，變事后豁免為事先寬容，是一件體現善法善于寬容的善舉。
加州通過的“橡皮擦法”規定，針對未成年人在社交網站上公布的內容，包括圖片、消息或博文，如果未成年人要求刪除，則社交網站應當刪除指定信息，而且社交網站負有向未成年人提示此項權利的義務。由于該法案給了這些孩子知錯就改的機會，因此體現了政府對未成年人不當行為的寬容。事實上，擦掉上網痕跡，徹底刪除不雅圖片和不當言論，才是對權利人的真正保護。如果未成年人成熟起來，能自動反省，主動把不良記錄“擦去”，對于他們自己和社會都有好處，是皆大歡喜的事情。
重視弱勢 堅持正義
“橡皮擦法”由州參議院主席達瑞爾·斯坦貝格發起，其同樣禁止了向青少年群體收集用于營銷和廣告產品/服務的信息，包括酒精、煙草以及文身之類的推銷。后經“常識媒體”（Common Sense Media）總裁兼創始人詹姆斯·斯泰耶推動，并最終成型。
“常識媒體”是2003年在舊金山成立的一個非營利組織，旨在確保家長在這個媒體和技術時代成為影響孩子生活的主要力量。該組織聲稱將幫助家長和其他社會人士教會孩子們怎樣利用媒體而不是被媒體利用，將監督媒體使之起到應有的作用。
時至今日，“常識媒體”已成為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媒體監管和網絡安全組織。根據年齡適宜性來為媒體（包括電影、電子游戲、書籍、網站、音樂、電視）評級，運用從美國主要權威機構研究的標準來決定什么樣的內容適宜什么年齡的兒童。評級“顏色”等級有綠色、黃色、紅色和灰色。其中綠色表示內容適宜相應年齡的孩子；黃色有一些對相應年齡孩子不恰當的內容；紅色則警告內容不適宜相應年齡孩子；灰色表明該作品不是為孩子制作的，但可能有些東西孩子想看、想聽或想玩。在“為什么評級”欄，“常識媒體”列舉出了內容的特殊考慮，包括積極面和消極面這兩方面及深度分析信息。在“家長應知道什么”欄，“常識媒體”有一段對家長的簡短指導語。
毋庸置疑，“橡皮擦法”的使用范圍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僅適用于加利福尼亞州境內的未成年人，而且刪除內容僅限于自行的信息，對于他人貼出的自己的圖片和相關信息無法刪除。如果信息在首發者要求刪除前已經在互聯網的其他地方被復制或被重新，那么法案也無法保證該信息能夠從每個網頁上刪除。盡管該規定要求網站運營商移動受請求的尷尬內容，但并沒有要求把青少年的數據從服務器中刪除。雖然“橡皮擦法”不盡完善，但是在保護未成年人的立法方面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2016年11月，教育部等九部門印發《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意見》指出：要積極預防學生欺凌和暴力；依法依規處置學生欺凌和暴力事件，保護遭受欺凌和暴力學生身心安全，強化教育懲戒威懾作用，并實施科學有效的追蹤輔導；要加強部門統籌協調，形成政府統一領導、相關部門齊抓共管、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工作合力，依法落實家長監護責任，加強平安文明校園建設，提高學校治理水平，推進依法依規治校，建設無欺凌和暴力的平安文明校園，切實形成防治學生欺凌和暴力的工作合力。
新聞背景
2016年兩會期間，多名兩會代表提出應出臺反校園暴力法，校園暴力事件成為兩會熱議的話題。一年間，校園暴力事件一波接一波地闖入公眾的視野。2016年1月，山東德州某初中一短發女生被打視頻在網絡上傳播。視頻中，施暴的長發女生一直扇該短發女生耳光，一邊打一邊吼：“會說話嗎？”整個過程中，多名同齡孩子圍觀，并拍下視頻；被打者一直都沒有說話，也沒有還手。安徽馬鞍山某中學的兩名男生以打人為樂，腳踹掌摑另一男生，并不時爆出粗口，另有學生用手機拍攝，不時發出笑聲。2月，湖北孝感某鎮學區通報，該區管轄內學校發生一起校園暴力事件，打人者羅某和被打者蘭某曾經是同學，聽說蘭某說其壞話，已經休學的羅某放學后在沒有教師的教室質問毆打蘭某，并強迫另一學生拍下視頻。4月，重慶某中學的一名學生在學校天臺被打，幾個打人者身著同一服裝，還有人在旁邊拍攝視頻，后被值周領導制止。5月，山東日照某中學內，一學生在廁所內被另外一名身體強壯的男生毆打，旁邊站著十幾個穿著校服圍觀的同學……
2016年11月1日，教育部、中央綜治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全國婦聯聯合印發《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該《意見》分積極有效預防學生欺凌和暴力、依法依規處置學生欺凌和暴力事件、切實形成防治學生欺凌和暴力的工作合力3部分11條。
《意見》出臺后不久，北京市中關村二小霸凌事件引起人們的關注，并在網絡上持續發酵。海淀區教委在關于“中關村二小學生受傷害事件”的回應中稱：孩子是家庭的未來，也是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孩子的身心健康不僅是家長所期盼的，更是教育行政部門工作的重中之重。海淀區教育系統將認真貫徹落實教育部等九部門《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確保不再發生校園傷害事件，確保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我們將增強全體教育工作者的責任意識、擔當意識。下一步，我們將與專業部門合作研究制定海淀區中小學生校園欺凌和暴力防范工作方案，加強學校教職員工的培訓與指導，與全社會有識之士一起，共同關愛孩子的身心健康，保護好孩子幼小的心靈，引導孩子正確做人、做事，形成正確的價值觀，為每一個孩子的健康成長共同努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
2016年12月8日，安徽省靈璧縣司法局組織普法志愿者深入靈璧縣廣志外國語學校開展《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宣講活動。普法講師團成員馬林所長首先向廣大師生解讀了《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他用鮮活的案例和通俗易懂的語言讓廣大學生懂得了中小學生應當知曉的基本法律知識和行為底線，消除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的錯誤認識，要求廣大學生提高對欺凌和暴力行為嚴重性的認識，增強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普法講師團成員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張老師根據《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的要求，用現場互動、提問、游戲等形式對廣大學生進行了心理輔導，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和積極心理品質。廣志外國語學校葛校長表示，將盡快制訂防治學生欺凌和暴力的工作制度，并將其納入學校安全工作統籌考慮，健全應急處置預案，防止學生欺凌和暴力事件的發生。
小米手機、雕爺牛腩、黃太吉等案例的成功，在業內掀起了社會化網絡營銷的熱潮。一時間，人人必談傳統行業與互聯網的結合。我認為，這跟前幾年中國企業言必稱“定位”一樣，企業主只看到王老吉的成功，但未必聽得懂“定位”，最終導致人人談定位，卻幾乎看不到新的成功案例，大家當初對定位的追求就是“葉公好龍”。
今天的“社會化網絡營銷”，大體亦可作如是觀。如果搞不清三個基本的概念：利潤、內容和渠道。“社會化網絡營銷”的風靡，無非又是一場自說自話的喧囂與躁動。
利潤是一個尺度，它度量企業為消費者創造的價值是否高于其使用資源的社會成本。從這個角度看，利潤本身就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最重要的指標。而評論企業贏利能力的強弱有三個指標：企業有沒有能力應對不確定性，企業有沒有能力創新，企業是不是比別人更值得信任？
特別是第三點，它反映了品牌的價值——企業對市場秩序的維護。因為消費者愿意多花錢買信得過的產品。他不需要討價還價，節省了交易成本，實現了品牌溢價。溢價的本質，就是企業對市場秩序的維護。
但是，如果一個社會的制度缺陷比較嚴重，那利潤可能就不是考核企業行為的最佳指標。比如毒牛奶、蘇丹紅、地溝油。過去信息不發達，很多無良企業利用暴力的不實宣傳（加上無良媒體的推波助瀾），誤導了消費者，導致很多企業獲得了本不該獲得的利潤。
這才是“社會化網絡營銷”的根本和精髓。它意味著消費者開始獲得更強的話語權和主導權，用市場的力量讓企業回到自身的立足之本——創造顧客。脫離這一點亂談“社會化營銷”，無異于癡人說夢、緣木求魚。
內容跟企業的定位息息相關。“中國好聲音”的成功=7%的實際內容（選手聲音）+55%的形式內容（賽制及評委轉身）+38%的強勢渠道傳播（浙江衛視、優酷等一線互聯網平臺）。那7%就相當于“定位”，55%就是圍繞定位延伸出來的延展和自證。它們共同構成了“內容”，只不過與傳統內容相比，它更強調社交黏度，必須把娛樂、貼心服務和推廣信息整合地恰如其分。
但僅僅這樣還不夠，還要確保你說話的聲音夠“大”夠“勾人”，這就需要強勢的傳播渠道。都說小米、雕爺牛腩、黃太吉是零廣告成本，事實上它們只是零傳播渠道成本——這正是社會化網絡營銷吸引人的地方，它能放大那62%的份額，減少這38%的份額。但這也是把雙刃劍，檢驗的是企業名實是否一致，從而讓利潤真正成為衡量企業成功與否的最佳標準。
總之，理解社會化網絡營銷要從道與術兩方面入手。從術的方面，要重回“內容為王”，但要對企業自身、社會結構和傳播路徑等因素的充分掌握，有針對性地制訂營銷策略；從道的方面，就是回到利潤的本源和企業的基本任務——創造顧客，從而避免社會化網絡營銷的利刃反傷自己。
在韓國，2002年就開始推行網絡實名制，也是最早推行實名制的國家，目前到底取得了哪些效果?被網絡炒得紛紛揚揚的《崔真實法》又是怎么一回事?帶著這些問題，記者走進了韓國聯合通訊社北京分社，專訪了趙誠大社長。
《網絡傳播》：韓國影壇皇后崔真實自殺事件在韓國社會掀起了軒然大波，韓國政府和部分國民都認為網絡謠言是該事件的元兇，作為韓國主流媒體的資深新聞人，您如何看這件事?
趙誠大：在韓國我屬于年紀比較大的，對網絡的話題我不太在行。我贊成網絡謠言是該事件的元兇，但不是全部，其中還有別的隱情。崔真實和他前夫趙成民離婚后心里原本就很痛苦，自殺前兩個月又聽說，趙成民告訴別人他和崔真實在一起感覺很不舒服，與現在的妻子生活得很幸福，這使她的心靈再次受到傷害，這時網絡又傳出她放貸給安在煥，導致安在煥自殺，這樣的消息對她來說簡直是雪上加霜，所產生的殺傷力就可想而知了。
在韓國，網民普遍年輕化，缺乏分辨能力和自律能力，特別是一些小學生和中學生，他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倫理道德，很多網上行為都是好奇或者湊熱鬧，只要是公眾人物的消息，無需分辨，瘋狂傳播，因此名人生存的壓力很大，一不小心就會掉進網絡陷阱。所以我支持網絡實名制，但我更加贊成通過教育來不斷提高網民的自身素養，增強網民的倫理道德意識和自律能力。
《網絡傳播》：韓國是互聯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寬帶普及率很高，政府對網絡管理也相當重視，2002年就開始推行網絡實名制。2007年，頒布實施了《信息通信網法》，規定在網上發表言論的網民必須提供自己的身份證號。但這一切收效似乎并不明顯，網絡謠言直接或間接導致韓國藝人自殺的案例不止崔真實一個，您認為最根本的問題出在哪里?
趙誠大：這是因為韓國人的內心世界相對比較封閉，而韓國的媒體又很發達，互聯網的快速普及，傳統媒體的商業化，為了吸引受眾，保證公司利益，媒體會無所顧忌地炒作名人的隱私，無限放大他們的所作所為，甚至連他們自殺的方式也成了媒體瘋狂爆料的素材，其實這很不人道。藝人們總是生活在眾目睽睽之中，他們表面上很風光，但內心并不快樂。
另一個原因是國家的教育導向也有問題，過分注重名利。藝人們在從藝的道路上“成名”是他們追求的最高境界，有影響力的藝人一旦頭上的光環失去了，人的整個精神支柱就垮掉了。所以韓國眾多藝人的自殺也折射出目前韓國社會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網絡傳播》：據韓國媒體報道，崔真實自殺事件發生后，警察廳動用了900名網警集中管控，對在網上散布虛假信息并習慣性發“惡帖”的網民拘留審查。韓國政府和執政黨積極著手修訂關于互聯網弊端的法律。韓國通訊委員準備向國會提出《信息通信網法修正案》，韓國媒體將其稱為《崔真實法》。您是否贊成這樣的舉措?
趙誠大：首先我反對將其稱為《崔真實法》，這樣會對她的家人和后代留下永遠的傷痛。這會導致崔真實的孩子經常想起媽媽的自殺，這很殘忍。對她的親人是再次傷害。
修改法律的事政府正在收集各方面的意見，不會這么快，至少也得一兩年。因為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是防止相關部門濫用權力，二是有可能侵犯到別人的隱私權。所以在修改一部法律的時候要充分考慮到它的利弊。
《網絡傳播》：你們的網絡實名制目前是一種自愿行為，還是必須按相關法律制度實名上網?
趙誠大：規定要求實名上網，但目前還不能完全做到，匿名上網仍然是人們的首選。
《網絡傳播》：您認為網絡實名制能真正阻止網絡犯罪嗎?
趙誠大：網絡實名制可以起到一些約束的作用，但完全阻止網絡犯罪是不可能的。韓國這幾年一直在推行實名制，但網絡謠言，惡帖仍然滿天飛。網民的素質是不可能一下子提高的，要通過教育，不斷地誘導，使他們逐步增強倫理道德意識。
《網絡傳播》：在奧運火炬傳遞和汶川地震期間韓國有些網民在網絡上發“惡帖”中傷中國人，您怎么看?
趙誠大：我很蒙羞啊!這些網民太年輕，不懂事理。他們覺得自己的同伴寫了“惡帖”罵中國，很快樂，于是就跟著起哄，其實他們是一群不懂事理的孩子。但是教育又是一項慢長工程，急是沒有用的。相信通過努力，韓國的年輕網民也會慢慢成熟起來的。
《網絡傳播》：對于導致崔真實自殺的網絡謠言的源頭，某證券公司女職員白某有何懲罰?
趙誠大：因為沒有相關的法律來處罰她，但崔真實的親屬明確表示不會寬恕她，目前她已經受到了良心的譴責，從單位辭職，離家出走了。
《網絡傳播》：韓國在野黨反對政府和執政黨修訂互聯網法律，認為網上污蔑罪等是企圖阻止對權力進行正當地批判的“反燭光法案”，破壞言論自由。這是大國家黨利用崔真實自殺事件制定的一種戰略。您是否贊成這種說法?
趙誠大：這是因為在野黨――及社會公民有時會舉著點燃的蠟燭舉行示威游行，他們擔心執政黨――大國家黨會利用崔真實事件修改法律，濫用政治權力，并借此機會限制他們的示威游行。這也有些道理。
關鍵詞 校園暴力 中小學生 教育
中圖分類號：G47 文獻標識碼：A
1校園暴力定義
關于校園暴力的定義國內外目前還沒有統一的界定，1996年世界衛生大會從醫學的角度對校園暴力做出了定義：蓄意運用軀體的力量或權利，對自身、他人、群體或社會進行威脅或傷害，造成或極有可能造成損傷、死亡、精神傷害、發育障礙或權利剝奪的行為。簡而言之，和在校師生直接有關的暴力行為，都可以界定為校園暴力。由于校園暴力主要發生在中小學校園，因此在這里我們主要敘述的是中小學中學生與學生之間的暴力、欺凌行為。
2校園暴力產生的原因
2.1家庭原因
由于我國目前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期，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社會上產生各種紛繁復雜的觀念，家長在各種矛盾與利益的選擇中容易產生急功近利的價值觀，對待孩子的不良行為秉持“棍棒之下出孝子”的觀念，而長期處于暴力環境下成長的孩子，其生理和心理都會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國內有調查顯示，當家庭中出現親密伴侶暴力時，兒童更容易出現焦慮、抑郁、睡眠障礙、攻擊等適應方面的問題。而兒童一旦出現適應方面的問題，就可能引發問題行為。國內學者李濤等發現，兒童社會適應的不良通常表現為外化問題行為和內化問題行為。外化問題行為主要包括攻擊、違紀、多動等違道德和行為規范的行為；內化問題行為主要表現為焦慮、抑郁等發生在個體內部的消極情緒問題。
2.2暴力傳媒的影響
如今的社會快速發展，新的傳媒方式正在不斷滋長。生長于新世紀時期的青少年，不可避免的會受到新興媒介的影響，這些新興媒介主要包括電視和網絡游戲等。由于電視電影節目良莠不齊，處于青少年時期的兒童，自我控制能力以及認知能力并沒有發展完全，因此觀看這些電視暴力的青少年，容易受到這些節目的替代強化，將自己代入電視節目，容易幻想自己就是電視中的暴力人物，潛移默化地在現實生活中產生攻擊行為。而相較于電影電視中的角色，電子游戲中游戲者可憑自己的喜好選擇角色屬于直接強化，即游戲者如果表現出攻擊性就會得到獎賞，這種對暴力的直接參與強化了攻擊行為，將使攻擊行為增加。因此網絡暴力游戲是誘發青少年暴力行為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2.3學校原因
在當今應試教育背景下，學校輕德育重智育，一昧地教書卻忽略了育人。缺乏生命教育及法制教育，使學生只注重成績，忽視自己道德建設。而學校對于校園欺凌事件的不作橐彩塹賈灤T氨┝ο窒舐漚不止的原因之一。在校園暴力事件發生后，有些學校為了維護政績形象，秉持“家丑不外傳”的觀念，對校園暴力行為進行低調處理，將欺凌行為簡單的定義為學生之間的小打小鬧，因此不但不為受害學生討回公道，還積極做受害學生家長做思想工作，希望他們能不追究到底。有很多受害學生和家長由于不想招惹更多麻煩，往往選擇接受道歉或者隱忍轉校，對施暴者的追究往往也不了了之，這無疑會縱容和強化施暴者“恃強凌弱”的思維和行為。
2.4政府原因
由于我國現有的教育法律體系及相關政策，沒有形成有效而又明確的依據來認定“校園欺凌”事件，使得對“校園欺凌”事件的處理經常會不了了之。而受《未成年保護法》的影響，未成年人犯罪基本上都會從輕處理，或是由家長帶回去教育。因此當校園暴力事件發生的時候，由于沒有明確保護暴力受害者的法律，以及由于對未成年犯罪的寬大處理，使得施暴者可以肆意妄為而不用擔心法律的懲罰。特別是對于處于十四歲以下的兒童，由于無責任能力，因此在違法犯罪后不會被判刑，只是讓家長領回家教育。這使得很多受害者家長在沒有有效方法避免孩子遭受校園暴力的情況下，會鼓勵孩子采用以暴制暴的方式來對待校園暴力，而這種方式無疑造成了一種惡性循環，使校園暴力愈演愈烈。
3校園暴力的防治
3.1家庭方面
家庭是孩子成長的港灣，卻也是孩子問題產生的根源。有研究表明，青少年情緒特征及其控制機制與家庭教育方式存在密切聯系，父母采取懲罰嚴厲、拒絕否認、過分干涉等負性養育方式越多，其子女有更高的憤怒情緒，并容易在特定情境中向外表達。因此家長應該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念，采取科學的教育方法，對待孩子的不良行為進行耐心引導而不是拳打腳踢。平時要注重于孩子進行交流，關心孩子成長，了解孩子的興趣、愛好和性格，對待孩子所遇到的困擾能及時知曉，與孩子保持溝通，尊重孩子的主體性，建立民主化家庭。而對待家庭內部親密伴侶之間的暴力問題，可采取系統家庭治療，系統家庭治療對改善青少年家庭環境、減少青少年家庭內的暴力行為有協助作用。有利于緩解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營造良好的家庭氛圍，促進孩子的健康成長。
3.2媒介方面
人際關系對青少年建立自我認同感、培養社會支持體系和應對壓力具有重要作用。在人際交往中受挫的青少年更容易受到電視媒體和電子游戲誘惑，試圖使用虛擬世界作為替代來緩解現實中的社交問題。青少年學生很多是在現實生活中抑郁不得志，找不到自己的價值，與同學關系緊張淡漠才沉迷網絡。因此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使他們能夠發現自己的價值，在與同學交往中體驗樂趣意義，能夠有效緩解青少年對網絡游戲的依賴。而對于一些沉迷網絡游戲不能立即抵制誘惑的青少年，應該讓他們多接觸親社會視頻游戲。通過親社會這一游戲使其遠離暴力游戲世界，在潛移默化中將親社會行為納入自己的意識，減少暴力行為。已有研究顯示，親社會視頻游戲會促進青少年的親社會行為，同時減少青少年的攻擊。
3.3學校方面
學校應該定期督促班主任對學生開展校園欺凌主題班會，讓學生明白欺凌行為的界定與后果，并且可通過小品、角色扮演等方式，使學生體驗欺凌者與被欺凌者的內心感受。定期開展生命教育和法制教育，使學生熱愛生命，敬重生命，同時能夠懂法、守法、用法。建立健全學校心理輔導機構，并將學校心理輔導機構介紹給學生，使學生有心理問題的時候，能找到地方去解決。班主任及任課老師應與學生多加接觸，留心有異常情緒的學生，及時的給他們心理幫助和輔導。同時應防患于未然，加強學生的自我保護、自我防范方面的意識，教給學生對遇到暴力事件時，正確的處理方法，使學生在真正遇到問題時不至于孤立無援。由于缺乏自信的孩子更容易卷入暴力事件，因此應該在學校教育時注重對孩子進行自信心及社交能力訓練，使他們能夠對自己產生自信與同學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
3.4政府方面
政府應該盡快建立校園安全立法工作，完善校園暴力立法行為。健全暴力行為懲治制度，讓欺凌者受到應有的懲罰，才能有效地鼓勵那些被欺凌的孩子起來反抗。同時政府可以建立工讀學校，對那些有暴力行為，不適合在普通學校就讀但是不至于送入少管所的青少年，送入工讀學校就讀。在工讀學校應該進行常規的學校教育，使處于學習黃金期的青少年不至于荒廢學業，同時建立職業教育，讓青少年在工x學校里學會一技之長，這樣以后進入社會，能有自食其力的能力找到自己的價值，不至于無所事事。更要進行法制教育，讓青少年能夠真正的懂法、守法、用法，明確法律的界限。
4小結
校園暴力的頻發，我們不能集中于哪一方面的過錯，也不能忽視每一個方面的原因。對校園暴力的杜絕與預防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工作，只要社會各方齊心協力，就能共同為孩子創造一個良好的氛圍，還孩子一個清平世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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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校學生；管理模式；創新探究
一、高校學生管理工作中面臨的問題
（一）學生管理模式單調
現在，社會上很多的高校的教學和管理模式太單調，沒有豐富形式，這既沒有妥善的結合現在大學生的成長要求和個性特點，在實際開展教學和管理工作的時候，又會被現在的應試思想所影響，產生一些不合適的規定規范。近幾年來，隨著社會不斷發展時代不斷進步，社會上也在不斷的提高對于人才的要求。所以，如果高校不能引起對管理模式的重視，不能針對這種情況進行合理的創新，那么就會對人才的培養造成影響。
（二）面對網絡環境下的很多挑戰
現在互聯網和計算機技術發展迅速，這讓高校的學生管理工作面臨許多的挑戰。從學生的層面看，通過互聯網可以豐富大學生的學習內容和課余時間，變得多姿多彩，拓寬大學生的眼界視野，影響學生思想觀念的形成。但是，網絡是具有隱秘性的，這種特點會讓一些素質低下的人在網絡中散播不良的信息，對學生造成影響，進而阻礙了高校的學生管理工作。
（三）學校只重視學生的成績
在很多的高校，有一些學生可能考試成績并不理想，但是在實踐操作上能力很高，社交能力很好，由于受到應試教育思想的影響，很多的教師都是依靠成績去判定一個學生是否優秀，很容易偏愛學習成績好的人，并不重視那些實踐能力好成績不是很理想的人。
（四）學校風氣不好，學生積極性不高
有部分高校是提倡自主學習，但是學生對這個自主的度把握的不是很好，在平時上完課后沒有及時的去復習，去發掘其中的深層含義，反而去上網或者在宿舍玩手機等，教師在完成書本上的知識講授后也沒有對學生進行引導，不注重去深入學習。尤其是在考試方面，教師可能只選擇考試的重點內容講述，然后讓學生背，并不重視學生的思考培養，這樣的學校氛圍和環境，就會使得學生懶惰，逐漸失去學習的積極性。
二、高校學生管理模式的創新方法
（一）改變學校的管理理念，注重以人為本
如果高校要想提高自己的學生管理工作的水平，學校的負責人和教師就需要梳理一種意識，即為自身服務。不管是在平時正常教學課程中，還是在學生空閑娛樂時間中，相關學校工作人員都要盡量給學生一些去實踐操作的機會，讓學生的動手時間能力和工作能力能夠獲得一定水平的提高。另外，教育者在工作中要充分的發揮自己的價值，既要在平時教學中教給學生許多專業知識和技巧，還要關注學生的生活情況，在學生有問題的時候提供幫助，能夠做到從學生的角度去看待他們，讓學生真正的感受到來自學校和教師的關心，從而能夠熱愛學校熱愛學習，有信心去適應未來的可能面臨的種種情況。
（二）對學生加強網絡形式教育
在目前的高校學生管理工作中，需要重點考慮的就是對學生加強網絡使用教育。近幾年來，我們時常能通過新聞報道和網絡，知道很多關于網絡犯罪的現象，因為大學生的心智發展還不是很成熟，不能正確的辨別，因此需要教育者去指導他們怎樣合理的使用網絡，這是教育者的責任。首先，高校可以開設和網絡和網絡道德法律法規有關的選修課，讓學生在課堂中得到相關知識，能夠樹立自己的法律意識，提高道德素質。其次，在平時的教學中，教育者可以給學生分享一些真實的案例，通過案例去引導學生正確的使用網絡，約束自己的行為，努力的提高大學生的辨別能力，能夠進行自我保護。最后，對于校園網絡，相關工作人員需要不斷進行改善優化，根據社會上的問題去網絡進行檢查，如果在管理工作中發現一些不良現象，比如散播謠言、傳播黃、暴力信息等，要對此進行妥善處理，可以通過司法部門對于有不良行為的人嚴肅處理。
（三）建立學分制度管理學生
現在新課程改革不斷深入，我國很多的高校開始關注大學生的個性發展、尊重他們之間的差異，開始進行建立學分制度去加強管理工作。首先，建立學分制度可以很好的整合學校的教學信息資料，能夠讓學校的信息資料使用率提高，發揮自身價值，還能提升現在大學生的自主學習意識和創新的能力。其次，在課程改革的要求下，課堂的主體已經轉換為學生，如果學校可以針對學生的興趣和能力來對選修課程進行開發，滿足學生的需求，那么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就會提高，就會愿意主動學習，選擇自己喜歡的課程，這樣就能豐富學生的知識，提高教學的質量。最后，針對那些成績良好并且滿足畢業標準的學生，高校可以為他們爭取一些實踐的機會，比如和當地一些優秀的公司進行合作，給大學生提供好的實習資源和機會，讓學生的工作能力在一定程度獲得提高，不斷進行經驗積累。
結語
總而言之，需要有效的對高校學生管理模式進行創新，注重因材施教。現在，社會要求高等教育進行轉型，傳統的管理模式不能適應時代要求和社會趨勢，暴露了很多的問題和不足。所以，我們需要重視管理模式的創新，提升學校的教學質量，培養優秀的人才，能夠有效的結合學生的理論知識和實踐能力，進行創新性探究。
參考文獻：
[1]徐坤勇.高校學生管理工作面臨的問題及對策[J].現代閱讀(教育版),201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