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07 17:19:4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啟蒙文學的特征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現代大眾傳媒對現代文學的強勢介入要通過大眾傳媒的觀念對中國現代文學觀念的形成所產生的影響表現出來。這種影響首先表現在國民的啟蒙性上，無論是新文學的文化啟蒙還是市民文學的道德啟蒙，中國現代文學有別于古代文學的重要特征就是強烈的社會批評和國民教育的價值觀念。文學創作是啟蒙國民的啟蒙書，作為社會輿論的一個組成部分，現代文學的文學觀念與主流媒體的輿論導向是一致的。現代文學創作的基本思維是眼前的現實社會，這與大眾傳媒記載實施、傳播信息的核心一脈相承，這也就決定了大眾傳媒的寫實性、新聞性的問題特色。作家們的思維可能完全是將文學創作看作是大眾傳媒，其創作思維都帶有明顯的借鑒大眾傳媒的痕跡。中國現代文學以其平民性為重要特征，突出地表現在平民生活的描寫和白話文體的運用。平民性為大眾傳媒的生存提供了重要的群眾基礎。
2、現代大眾傳媒對文學創作的傳播形式的影響。
文學創作早已形成產業，既然如此，就必然與作家產生契約關系。于是，專門以創作文學為生的職業作家應運而生。職業作家的出現對無疑對文學創作傳播方式構成了深遠影響，現代傳媒代表著相對獨立的公共輿論，它給作家們相對獨立的人格空間。在傳媒手段完全市場化的前提下，作家完全可以根據自身對社會和人生的看法盡情表達態度。中國現代文學作家們能夠從各自的文化立場和做人的標準對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批評，沒有相對獨立的現代大眾傳媒根本不可能。現代職業作家把文學創作當作生存和發展的手段，就必然讓創作適應于市場的需求，其中所產生的強烈的創作動力是不言而喻的。
在市場的逼迫下，作家們為了能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拼命提高個人寫作的質量，以求讓自己的文學作品占據更大的同行市場，市場直接影響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格局。另外，職業作家作為自由寫作者，有著較為獨立的思想個性和文學表達方式，但又離不開大眾媒體的存在，大眾媒體所形成的風格又反過來制約著它周圍作家們的思想觀念。大眾傳媒有如此重要之地位，中國現代文學作家對其重視程度也是相當的，沒有它，作品就無法傳播，何以談起創造經濟效益。
3、現代大眾傳媒對文學創作的表現形態的影響。
大眾傳媒給現代文學增添了很多新的問題，這些問題實質上就是新聞化了的文學變體。如通訊報告、雜文和報告文學都是典型的社會新聞的文學化文體。除此之外，書評、影評等也成了現代文學散文門類新的品種。這些新文體隨著現代大眾傳媒一起誕生，一些作家以其優秀的作品為這些新文體增添了更多的文學因素，當作家們要借助大眾媒體表現自己的文學作品時，就必然要對大眾傳媒的一些形式進行文學化的變革。
就審美特質而言，自然精神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意義重大，它不但使得本民族文學最重要的道家自然精神資源延續了下來，而且使得特別富有文學性的酒神自然精神在中國現代文學中重放異彩，即使是女性自然精神和后自然精神也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花園。
一 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觀念的起源
現代性的起源無疑是18世紀啟蒙運動風起云涌的西歐。在筆者看來，現代性方案的根本理念有幾個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在線性時間觀上建立起了一種持續進步的世界觀念。馬泰·卡林內斯庫曾說：“只有在一種特定的時間意識本文由收集整理，即線性不可逆的、無法阻止地流逝的歷史性時間意識的框架中，現代性這個概念才能被構想出來。”的確，在人類歷史初期的那種混沌式的時間觀或者像古希臘那種循環的時間觀中，現代性的概念都無法生成；而且，尤其得強調的是這種線性時間還被賦予了不斷進步的確定方向與價值意味；第二，人的主體性觀念的確立。有論者曾指出，“現代性的本質在于：人上升為主體，世界則淪為客體。”按照尤爾根·哈貝馬斯的分析，“主體性”主要有四個含義，即個體主義、批判的權利、行為的自主和唯心哲學本身，而說到底就是對理性的充分強調；第三，世俗化方向的確定。這種世俗化自然是發生在超世秩序淪喪，以及現世秩序無限制的泛濫之中，現代社會的整體導向就是功利算計與本能欲望的盛行。
這種現代性方案從18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盛行了兩百多年，造成了我們這個世界翻天覆地的變化，它的成績是不可忽視的，但是其危機也是不容忽視的。現代性危機在現代性自身的分化中表現得很清楚，卡林內斯庫曾指出，從19世紀前半期開始，兩種現代性就開始沖突了，一種是資產階級的現代性概念，它相信進步的學說，相信科學技術造福于人類的可能性，對時間的關切、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義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還有實用主義崇拜行動與成功的定向等；而另一種現代性，卻從浪漫派的開端就傾向于激進的反資產階級態度，它厭惡中產階級的價值標準，并通過多樣的手段來表達這種厭惡，從反叛、無政府、天啟主義直至自我流放等。當然，現代性更根本的危機恐怕還是它的意義危機，它通過對進步、人的理性以及世俗化的強調勾銷了超越性的意義，從而為自身的虛無主義奠定了牢靠的基礎。這也就使得我們不得不嚴正地思索現代性本身的界限問題。
二 中國現代文學對自然精神的選擇
中國現代文學對自然精神的選擇就是在這種現代性語境中展開的。
首先，針對現代性對時間之維的無限制的強調，自然精神卻強調了空間之維。我們在前面就已經指出，現代性這個概念只有在線性的不斷進步地時間觀上才有可能，其實，現代性在論證自己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時都是無限制地從未來時間中征得精神資源。利奧塔就曾指出：“在傳統文化中如宗教人類學所表明的，知識是根據起源、根據事物生成的最初時刻而被加以合法化的。與神話不同，作為現代性特征的元敘事根據未來而不是過去來對知識加以合法化。”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啟蒙理性、歷史理性對時間的強調都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受啟蒙理性、歷史理性支配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例如，五四時期的啟蒙主義文學作品，新時期初期的啟蒙主義文學作品以及十七年文學等，其內在的敘事與抒情模式都是在光明與黑暗、新與舊、現代與傳統之間展開的，時間上的未來是與光明、趨新、現代等聯系在一起，而過去則常常是黑暗、陳舊、傳統的代名詞。在這種現代性敘事中，世界展示出來的是在線性時間上的單質的、單維的、趨新的世界。這體現出來的無疑是現代中國人高度的現代性焦慮，是對時間的崇拜意識。在這種現代性焦慮中，許多中國現代作家甚至可以輕而易舉地把空間加以時間化。例如，五四時期受魯迅影響的以王魯彥、許欽文、蹇先艾等為代表的鄉土文學，在《菊英的出嫁》、《鼻涕阿二》、《水葬》等作品中，空間意識是沒有自足價值的，這些空間所承載著的人與事全都得在時間維度上表明自己早已喪失了存在的理由，是與過去的陳腐、落后相連的，是完全應該舍棄的。然而，自然精神卻在追求現代性的中國現代文學主流作品之外展開了空間這一維度。最早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可能是周作人，他在《地方與文藝》、《舊夢》等文章中就曾提到中國現代文學應該注意地方性、地方色彩等問題。此后，自然精神所支配的作家中，地域色彩幾乎成了他們首要的標志。例如，廢名之于湖北黃梅，沈從文之于湖南湘西，汪曾祺之于江蘇高郵，莫言、張煒之于山東膠東半島，張承志之于西北黃土高原等，這種地域色彩的呈現并不是簡單的審美風貌問題，而是關涉到現代性語境中對空間的重視問題。例如，在廢名的小說中，時間意識是極其淡化的，人物生活環境常常是古今莫辨，其間呈現出的時間往往是停滯的、亙古如一的、循環的、非進化的、非價值的。沈從文《邊城》這樣的作品中，同樣強調的是空間、地域，而時間則是模糊不清的。至于張煒的《九月寓言》就更是如此，那個海邊小村作為一個空間存在十分清晰，可是故事發生的時間背景卻茫昧不明。莫言的《紅高粱家族》等小說雖有明確的時間背景，但是作者通過倒敘、插敘等不同的敘述方式完全瓦解了線性進步的時間意識，呈現出的還是被酒神式的生命美景充滿了的空間場景。張承志筆下那些黃土高原上回教徒的生命圖景更是徹底瓦解了現代性的時間觀念。此外如母神崇拜對廣闊大地的強調、后女性自然精神對女性感性心理空間地強調、后自然精神對個體的肉身空間地強調，無不是在現代性的時間崇拜之外展示出了空間的重要性。
其次，在現代性語境中，就人的存在而言，自然精神特別地強調了人的感性存在乃至非理性存在之維，強調了人的肉體存在，人的自然性。就現代性而言，無論是對客觀的外在自然的統治還是對內在自然的壓抑，都是通過高度的理性化達成的，理性化成了現代性的又一根本標志。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啟蒙理性與歷史理性標舉的都是理性化旗幟，在它對人的現代塑造與想象中，理性之維乃是至關重要的。對人的理性存在之維地強調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最明顯特征之一。這種理性化傾向也使得啟蒙理性、歷史理性所支配的文學以及其所塑造的人物在審美風貌、價值意向上都呈現出鮮明的同質化傾向，因為理性在設定價值時無疑是傾向于抽象的、同質的。
此外，現代性的總體傾向是世俗化，而世俗化說到底就是功利原則至上，在現代性的各個層面上。例如，科學理性對大自然的征服利用，社會制度的科層化與合理化，市場經濟的交換原則與利潤最大原則等，無不是被功利原則主宰著的。在現代性方案里的啟蒙理性與歷史理性之中，功利原則也是一個核心原則。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功利原則首先表現在相應的文學觀中。例如，啟蒙主義文學觀很明確地把文學視為改造社會、改造國民性的現實工具之一，而歷史理性支配的文學觀則是強調文學為階級斗爭服務、為政治服務等的工具效果。落實到文學作品所表現的價值觀上，無論是啟蒙理性還是歷史理性最后都把現實功利的獲得作為目的，這種現實功利可以包括民族國家的富強、物質財富的豐裕等。然而，自然精神卻在這種世俗化、功利化原則之外張揚起另一種審美精神。道教自然精神不以功利的眼光打量世界，專注于悠然自在的自然感性生命形態。受道家自然精神影響的作家筆下的世界往往是自足自在的世界，它不需要經過理性或者精神的判別。自然精神支撐起的這種審美精神是現代性方案所推崇的功利主義、享樂主義的真正對抗者。自然精神對審美精神地張揚無疑是彌足珍貴的批判與補充，具有不可忽視的現代性意義。
在中國現代文學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中，對現實世界的時間之維、對人的存在地理性之維的過分強調；對現代世界的世俗化、功利化原則過分推崇等都會導致一定程度的惡果。而針對這種欠缺，自然精神對現實世界的空間之維、人存在的感性乃至非理性之維、現代世界的審美精神等張揚的必然性與重要性也就昭然若揭了。
關鍵詞:浪漫主義;起源相似;曲折發展;同中求異
中圖分類號:G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0)08-0015-01
一、起源上的相似性
西方浪漫主義文學誕生于與古典主義美學的斗爭中,浪漫主義文學家的創作氣質表現為反對古典主義的因襲陳規、壓制個性解放和絕對的創作自由。浪漫主義文學的鼎盛時代是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時期,18世紀末至19世紀30年代的歐洲,革命和戰爭頻繁,社會的不平等,使人們感到法國大革命后確立的資本主義制度遠不如啟蒙思想家描繪的那樣美好。社會各階層特別是知識分子,對啟蒙思想家設想的“理性王國”深感失望,努力尋找新的精神寄托,這種社會情緒反映在文學創作領域就產生了浪漫主義文學。
反觀中國,浪漫主義在中國歷來就有。中國浪漫主義文學思潮萌芽于20世紀初,“五四”達到。20年代西方文藝思潮的廣泛涌入和反帝反封建的社會要求給浪漫主義提供了自由生長的溫床。像法國革命一樣,摧毀了一個龐大的封建王朝,從而使延續了數千年之久的傳統社會秩序最終解體。這一重要的歷史過程使得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歷史處境與一些西方浪漫主義者不無相似,都置身于傳統秩序解體和資本主義來臨的時代。
二、曲折發展中的同中有異、異中趨同
盡管中西浪漫主義的發生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但不同的社會、政治情形使得中西浪漫主義在主題創作上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第一階段,以郭沫若《女神》與郁達夫《沉淪》為代表,樹立起了浪漫主義在中國運演的兩種不同的范式,與西方浪漫主義思潮具有相似性又有相當大的懸殊,相似性體現在呈現出抒發內心的主觀理想,創造神奇的藝術境界;懸殊體現在文藝表現上,則是極端的張揚自我,而放逐了一切形式規范,蔑視任何藝術技巧。
1925年的“五卅”使浪漫主義思潮在“方向轉換的途中”呈現出兩種不同的分化趨向:最主流的是尋找聯盟,與革命與現實主義相結合;另一類則主動退守邊緣,如沈從文、廢名。這是浪漫主義在中國發展的第二階段,這個時期的浪漫主義與西方浪漫主義重在自然的抒寫、心靈的解放,藝術的純美方面達到了共鳴。
三、西方浪漫主義創作的精致與中國浪漫主義學習借鑒的淺薄
浪漫主義文學以強調文學的目的在于表現理想和希望,以強調自然來突出文學應偏重于抒發個體的主觀感受和情緒。以強調想象來突出文學的隱喻性、表現性和夸張、奇特的藝術表現方式。
首先從抒情特征來看,西方浪漫主義所強調的不是一般的抒情而是個人主義的抒情,而中國新文學受到了西方浪漫主義的影響,注重感情的主觀性、直接性,注重個人色彩。
其次,五四時期作家與西方浪漫主義作家對想象內涵的理解有很大差距;西方浪漫主義作家所說的“想象”具有普遍的形而上學的價值,它帶有某種神秘性和超然性。西方浪漫派的大部分作品中,那些超越形式的繁復的想象與作家對情感張力與內斂的把握相融合,往往使得作品呈現出一種獨特的美感,從而使西方浪漫主義的創作更貼近純藝術的層面。而在大多數“五四”作家手里“想象”只作為謀篇布局的組合能力或創造藝術世界的一種方式,與西方浪漫主義作家處在不同的哲學與心理層面上。
四、地位及影響相差懸殊
中國浪漫主義的范圍僅限于文學,而西方浪漫主義思潮幾乎波及文學藝術的所有領域,包括音樂、繪畫建筑等都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而且中國不像西方浪漫派那樣擁有一批經典之作。中西浪漫主義思潮的成就相差懸殊的原因,首先是中西浪漫主義者由于文化背景和所處時代的不同,對創作采取了不盡相同的態度,19世紀歐洲文藝界的現實是對各種文學流派與多種多樣的表現手法給予了最大限度的容忍,以及極大的興趣和積極的提倡。
其次,中國的新文學帶有更多的功利性和無法擺脫的責任感,因而無法使文學從自身存在的角度發展壯大。所以中國的浪漫主義最終被整合與放逐,退守邊緣。
綜上所述,中國新文學的浪漫主義并不是一種浪漫主義的典型形態,它不像歐洲18世紀末19世紀前葉的浪漫主義發育的那樣完全,幾乎呈現出浪漫主義全部鮮明的特征,它缺少熱情的夸張,偶然性的情等特定的時代環境和我們民族的氣質以及所受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使新文學的浪漫主義與現實生活貼的很近。也使得中國的浪漫主義具有與西方浪漫主義截然不同的特征。
參考文獻:
關鍵詞：出版史；出版文化；思想史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推出了美國學者理查德B.謝爾（Richard B. Sher）的專著《啟蒙與出版：蘇格蘭作家和18世紀英國、愛爾蘭、美國的出版商》。該書以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的書籍出版史為中心，生動地展示了出版與啟蒙之間的互動關系。
謝爾采用實證的方法考察了115位蘇格蘭作家在1746年到1800年間出版的360本著作，包括作者的身份、第一版的出版商、版式、卷數、價格、暢銷程度、再版情況、作者得到報酬的數目和方式等。通過查閱大量珍稀版本的圖書和未經出版的手稿，謝爾詳盡地勾勒了蘇格蘭啟蒙運動書籍出版與傳播的文化迷宮，并通過詳實的數據和有趣的私人信件展示了倫敦─愛丁堡出版軸心和都柏林費城的重印如何推動蘇格蘭啟蒙運動成為一種國際現象，并對歐洲和美洲都產生深遠影響。
閱讀這部獨特的出版史，為我們更好地思考出版人的文化角色、探討出版史和文化史的關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鑒。該書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聚焦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獨特性
“在歐洲啟蒙運動這場氣勢恢宏的交響演奏中，蘇格蘭以其獨特的音色受到世人矚目”。①由于其特殊的歷史境遇和地域特征，蘇格蘭啟蒙學者在分享科學、寬容、民主、進步等普遍價值觀念的同時，表現出鮮明的民族性格，其科學和文學書籍的生產也充滿了民族文化的意義。
長期以來，蘇格蘭一直是一個地理上位于歐洲邊緣、經濟落后的弱小國家。《1707聯合法案》打開了蘇格蘭的經濟困局，卻使之喪失了獨立國家的政治地位。對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來說，聯盟一直是個揮之不去的問題。他們在堅持自己蘇格蘭身份的同時，對英格蘭人的輕慢格外敏感。“面對民族的一系列損失和劣勢，還有與英格蘭的政治、社會、文化聯盟的可能性，休謨圈子中的蘇格蘭文人進行了一種有自我意識的嘗試，通過在智力上取得成就，來給他們自己和蘇格蘭民族帶來名聲和聲譽。”②而書籍正是實現這個夢想的翅膀。
首先，蘇格蘭文人集團利用出版物強化個人合作和社會凝聚性。亞歷山大?布羅迪和謝爾都注意到，雖然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分散在各個領域，不同學派之間存在巨大分歧，但其整體性和高度的社會性是不可忽視的特征。高水平的學術社團和密切的出版聯系是重要的凝聚因素。生活在格拉斯哥、愛丁堡和阿伯丁的啟蒙知識分子生活在一個緊密的學術圈子里，“由于蘇格蘭文人之間的密切關系，他們常常為彼此的出版計劃提供幫助，有時是進行直接的合作。”③作者們投入了大量精力去編輯、修訂和重印彼此的作品。約瑟夫?布萊克將亞當?斯密的論文編輯成《哲學論文集》，休?布萊爾出版約翰?洛根的遺作《傳道書》，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其次，文人們經常利用出版媒介互相贊揚，并盡可能大聲地宣傳蘇格蘭作為文學和學術中心的新地位。例如托馬斯?里德在《人類理智能力研究》獻詞中為18世紀的蘇格蘭描繪了這樣一幅理想化的圖景， “在那里文人群體成員以平靜而愉快的態度討論問題，使用互諒互讓的哲學話語來澄清和改進他們的原理并且互相尊重。”④共同的理想和事業遮蓋了他們之間的差異，競爭和分歧進一步刺激而非抑制啟蒙出版文化的發展。他們彼此團結和相互支持，為愛丁堡贏得“大不列顛雅典”的美譽。
第三，將作者身份塑造為民族現象。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指出：作者是話語實踐復雜運作的產物，作者形象及其含義在不同歷史時期會因文化傳統和話語形構的改變而改變。現代版權制度和現代文學批評以一種復雜的運作方式構建了作者形象。那么，蘇格蘭啟蒙運動成熟時期的出版文化是如何塑造作者身份和形象的呢？
謝爾考察了蘇格蘭啟蒙作家的署名情況。他發現，這一時期的書籍扉頁上經常用學位、頭銜和職位來標識作者，通過這種身份證明來提高作者的權威并強化其蘇格蘭民族身份。如亞當?斯密在世時出版了多個版本的《道德情操論》，第一版（1759）和第二版（1761）中，斯密名字的后綴是“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國富論》的第四版（1784）扉頁上補充了“愛丁堡皇家學會會員”“國王陛下的一位蘇格蘭海關專員”這兩個身份。
“這種署名方式讓作者與自己祖國的機構發生聯系，說明了蘇格蘭啟蒙運動的作者認識到自己來自蘇格蘭的重要性，以及轉而反映了他們的蘇格蘭身份會被讀者認識的程度。讀者對作品的評價不僅影響了他們對作者的認識，而且影響了對該作者所屬的機構和國家的看法。”⑤通過把作者身份塑造為民族現象，蘇格蘭啟蒙書籍把蘇格蘭文人看作一個集體的存在，從而賦予其民族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上的意義。政治上失去獨立地位的蘇格蘭，要在文化上與英格蘭一爭高下，出版正是文化較量的武器。
二、重新定義出版人的文化角色
出版人是唯利是圖的生意人，還是文化事業的推動者？文化追求與市場意識可否融于一身？美國文化史學者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在《啟蒙運動的生意》一書中考察了《百科全書》的出版、印刷及傳播的生意鏈后寫道：“啟蒙運動……首先存在于哲學家的沉思中，其次則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機中。”⑥他生動地描繪了以夏爾?約瑟夫?龐庫克為代表的出版商如何在利潤的驅動下將啟蒙思想帶出哲人的書房而深入到社會的縫隙并最終推動了一場運動。雖然他們隨意刪改原作的內容，賄賂欺詐，卻在無意間成為推動啟蒙運動的活躍分子。
謝爾稱贊達恩頓對《百科全書》書籍史的論述開辟了書籍史研究的先河，成為探討啟蒙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順著相似的思路，謝爾考察了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期的出版發展歷程及其與啟蒙運動的互動關系。他們的研究提醒我們，啟蒙運動絕不僅僅是思想家書齋之中的獨白。在思想物化成書籍并進一步推動社會變革的過程中，出版和圖書貿易滲入到歷史的肌理之中，成為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力量。
與達恩頓筆下的龐庫克不同的是，謝爾發現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出版商有著獨特的文化追求和文化自覺。在愛國熱情和民族志向的推動下，蘇格蘭啟蒙出版事業不再是單純的商業行為，而是具有了內在的文化屬性。蘇格蘭啟蒙時期的出版人文化角色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出版人構成嚴肅寫作背后的力量。讀過英國文學史的讀者應該不會忘記塞繆爾?約翰遜博士那篇柔中有剛的《致切斯特菲爾德伯爵書》。在約翰遜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伯爵從未提供過“任何幫助的行動、任何鼓勵的言語或者表示贊同的姿態。”當《英語詞典》編撰完成即將成為經典時，他搶先發表文章暗示自己是贊助人，被約翰遜一口回絕。
約翰遜的傳記作者詹姆斯?包斯維爾（James Boswell）發現，蘇格蘭出版商安德魯?米勒和威廉?斯特拉恩是與約翰遜簽訂“文學勞動合同”的最主要的人。約翰遜認為“書商是文學的贊助人，他們確實通過那部字典最終獲得了相當多的利潤，但是這項耗費巨大的工程能夠冒險開始并且終于堅持完成，這要歸功于書商，他們也不能確定出版這部字典一定不會虧本”。⑦約翰遜的例子說明貴族模式開始轉變為資產階級或現代的商業模式。出版者構成了嚴肅寫作背后的推動力量，他們敢于承擔風險，發起大規模的出版計劃。大衛?休謨的《英格蘭史》就是漢密爾頓出版公司在1754年冒險嘗試的一個宏大的蘇格蘭民族出版項目。漢密爾頓自己都稱之為一個非常大膽的，甚至是魯莽的計劃。為了保證在倫敦的銷路，漢密爾頓特意在倫敦開設一家臨時店鋪。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市場前景同樣不被看好。然而，這兩部著作都成為了無法超越的經典。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出版人作為文學贊助人還承擔著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橋梁角色，他們判斷和甄別優秀的作品，對讀者起到引導作用；而對市場和公眾反響的判斷上，他們又先于作者，給作者經濟上的支持。
第二，出版人為作者和文人提供個人服務和社交支持。以18世紀后半葉愛丁堡最著名書商威廉?克里奇為例，他的書店是著名的文人聚會場所，蘇格蘭文人定期在那里聚會和互相結交。克里奇擅長吸引蘇格蘭文人群體的成員，培養他們成長為作者。過去由貴族贊助人向作者提供社會支撐體系，現在由富裕的出版商承擔。畢業于愛丁堡大學的克里奇視科學為啟蒙的推動力量，積極地出版他覺得有價值的科學作品，如布豐的《自然史》和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范本《蘇格蘭統計報告》。出于對啟蒙理念的認同和促進蘇格蘭民族進步的理想，克里奇甘愿冒財政風險出版促進啟蒙運動的作品。
謝爾認為，雖然出版人提供的慷慨版稅提升了文學和學術作品的價格，但并未取代貴族的贊助和支持。“那個時代的特征是贊助和市場相結合的體制”。⑧被稱為“蘇格蘭啟蒙之父”的阿蓋爾公爵三世本身就是一位業余科學家、改良家和植物學家，他利用手中的權力給他認可的知識分子提供學校的職位或政府的公職和退休金，使其擁有穩定的寫作環境，不完全靠出版行業的資助。經濟上的獨立使作者不必完全屈從市場要求，出版時不以盈利為唯一目的。這個特點使得“穩定性”和“學術性”成為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基調，也使蘇格蘭啟蒙作品常帶有專業和教導的色彩。
三、以出版史介入思想史
一般來講，思想史學者主要關注思想的承襲和流變。提到蘇格蘭啟蒙運動，學者們首先關注的是哈奇森的《論美與德性觀念的根源》、里德的《按常識原理探究人類心靈》、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大衛?休謨的《人性論》等深刻影響今天經濟和倫理生活的經典著作。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不少學者探討過1760年至1840年蘇格蘭哲學在德國和法國的接受，并與大陸啟蒙運動思想相互融合的過程。⑨學術界也涌現大批文獻探討美國建國先賢的蘇格蘭思想淵源。然而，哲人的沉思是如何走出書齋推動歷史的呢？
謝爾以出版史介入思想史，通過蘇格蘭啟蒙書籍的出版模式和重印情況來探討作者與書商的活動如何使啟蒙思想廣為傳播，并使蘇格蘭文人共和國名揚天下。“出版史不僅僅是文獻學和版本學，當我們從更廣闊的視野來考察書籍的歷史，就能理解印刷品中的文字作為歷史中的一種能量所具有的效能。”⑩透過謝爾對倫敦―愛丁堡出版軸心的形成和瓦解過程的考察，讀者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什么18世紀后半期在蘇格蘭這個小地方產生了大智慧，又為何在19世紀走向衰落；都柏林和費城的重印又是怎樣為蘇格蘭啟蒙思想插上翅膀，推動了歐洲的啟蒙運動并對美國制憲產生深遠影響。
“如果沒有出版業的變革，我們所知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就是難以想象的，反之亦然。”k謝爾認為，蘇格蘭啟蒙運動在18世紀中期經歷了一個“騰飛”，與打造倫敦─愛丁堡出版軸心的五位出版商密不可分。他們分別是早年移居倫敦的蘇格蘭書商安德魯?米勒和威廉?斯特拉恩；還有對蘇格蘭民族感情強烈認同的愛丁堡出版商漢密爾頓、巴爾福和金凱德。他們全部出生在蘇格蘭，青少年時期就相互認識，米勒、金凱德、斯特拉恩都曾是蘇格蘭著名書商麥克尤恩的學徒。他們在那個時期建立的友誼減弱了個體和區域競爭，并為后來的合作鋪平了道路。
謝爾稱米勒和斯特拉恩為愛國出版商，他們在倫敦獲得財富和名望后，積極培養和支持蘇格蘭作者，為其優秀作品支付慷慨的稿酬并打開倫敦市場。“我們永遠無法知道，有多少蘇格蘭人受到他的鼓舞而成為作者，也不知道有多少原稿由于他的參與而成為流行和盈利的巨著，如果沒有米勒，它們可能默默無聞或者作為地方出版物被埋沒。”l18世紀中期開始，米勒在出版蘇格蘭作者重要作品時，開始與蘇格蘭的出版同行合作并逐漸演變成一種重要的出版模式，如亞當?斯密的經典作品《道德情操論》就是由金凱德在愛丁堡、米勒在倫敦出版的。出版同盟有利于分散成本、拓寬銷路、提升文學和學術作品的價格，培養和支持蘇格蘭作者。他們合作的基礎是共通的理念、共有的利益和私人之間的情誼。然而，他們的晚輩合伙人之間卻沒有建立起這樣的友誼和信任，在書籍出版樣式、時機、利潤分配等方面，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爭執和沖突，彼此的信任和合作紐帶逐步瓦解，蘇格蘭啟蒙書籍出版的黃金時代一去不返。
謝爾進一步分析了都柏林和費城的重印對蘇格蘭啟蒙思想傳播的推動作用。當時的愛爾蘭沒有版權法律，那里的書商能夠不受限制地重印英國作品。每當倫敦和愛丁堡推出暢銷新書，都柏林迅速以更小的尺寸、更低的價格進行大量的重印，再銷往英格蘭、歐洲大陸和美國。謝爾認為，他們雖是文化的盜用者，卻在傳播啟蒙作品方面成為連接大西洋兩岸的紐帶。18世紀末，許多蘇格蘭和愛爾蘭書商移民到美國，開始在費城、波士頓和紐約復制愛爾蘭的重印業，蘇格蘭啟蒙作品依然位于中心地位，對美國制憲和高等教育產生了深刻而復雜的影響。如果沒有都柏林和費城的重印，蘇格蘭啟蒙思想很可能曇花一現，難以產生持久的影響和新的生命力。
究竟是印刷業影響了歷史，還是歷史影響了印刷業？這個問題沒有一個簡單明了的答案。出版業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是整個歐洲啟蒙運動的共有特征。啟蒙運動對理性的肯定激發了人們求知的欲望，閱讀市場的形成使出版和圖書貿易成為有利可圖的產業。然而，不同的歷史境遇賦予各個民族不同的啟蒙主題，其圖書出版和貿易也帶上鮮明的民族烙印。在德法等歐陸國家，啟蒙是以理性之光驅散宗教和專制的陰霾，發生在“光榮革命”之后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則是要建立一個文明的秩序社會，實現自由和富裕。而在晚清時代的中國，對西學著作引進與傳播的主題是救亡圖存。m
在蘇格蘭啟蒙運動個案中，啟蒙與出版繁榮是互利共生的關系。雄心勃勃的出版商在愛國熱情與創業精神的驅動下促進啟蒙書籍的出版和傳播。蘇格蘭著名出版商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積極認同啟蒙理念，深信科學知識和文化藝術對開啟民智、建立自由富強社會的作用，因此他們的出版動機常常超出利潤的范疇，使得經典的科學和哲學作品得以出版。同時，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在傳播知識、啟迪民智，促進民族進步的使命感下源源不斷地向出版商輸送高質量的智力成果，為出版業提供豐厚的利潤和持久的動力。這一點在與愛爾蘭圖書貿易進行對比后顯得更加突出。愛爾蘭由于沒有著名的本地作家，其出版業只能以重印英格蘭和蘇格蘭作者的作品為主。當英國的版權法律在1801年擴展到愛爾蘭后，愛爾蘭重印業無以為繼。
總之，謝爾用詳實的數據令人信服地分析了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期出版文化與思想運動的關系，生動地呈現了常常為人們所忽視的從思想到書籍的過程，為我們認識出版人的文化角色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借鑒。
（炎萍，河南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本文系2013年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項目“后現代語境下西方文學倫理學研究”（項目編號：2013-ZD-086）的成果。
注釋：
ai亞歷山大?布羅迪編. 蘇格蘭啟蒙運動[C]. 賈寧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0：149，298.
bcdeghkl理查德B. 謝爾. 啟蒙與出版：蘇格蘭作家和18世紀英國、愛爾蘭、美國的出版商[M]. 啟蒙編譯所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47，138，147，164，210，218，662，307.
f 羅伯特?達恩頓. 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M]. 北京：三聯書店， 2006：3.
關鍵詞：藝術；啟蒙教育；意義
中圖分類號：G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4）12-0244-01
藝術具有形象性，情感性，思想性，而其思想性寓于形象和情感之中，所以形象性和情感性是藝術的主要特征。藝術的這一特征，與其他社會科學.和哲學截然不同，與自然科學更是判若云泥。因為藝術具有形象性和情感性的獨有特征，因而藝術教育，直接指向人的情感和心靈，指向人生和生命，對應人的審美心理。對人的人格、氣質、情操、思想，像春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一樣，潛移默化地發生著內在的深刻影響。這種對人的靈魂與生命的深刻影響。是通過藝術作品的形象性和情感性而產生的如下作用而達到的：一是審美作用，使欣賞者對藝術形象和整個藝術作品產生審美美感，審美趣味，審美判斷和審美理想等等。二是認識作用，使欣賞者對藝術作品的歷史時代、民族風采、地域風情、生活面貌、自然風貌等有所認識。三是教育作用，也就是使欣賞者從藝術作品的藝術形象和情感中感悟人生的哲理和生活的真諦。四是娛樂作用，使欣賞者從藝術作品中產生審美和美感，從而身心得到愉悅和消遣，放松與休息在藝術的以上作用或功能中，審美作用是最根本的，最主要的，于是，談到藝術，必須上升到美學，上升到審美。審美的方式是人類掌握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美包括生活美，自然美和藝術美，其中藝術美是美的高級形態，也是美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更是對人的生命和人生最具影響力的一種美。美的本質在于，美是人們創造生活，改造世界的能動活動及其在現實中的實現或對象化。美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能動性的創造。從美的本質中可以明白，藝術是人類創造性的激情與智慧的結晶，正如郭沫若所說：“藝術乃發明的事業”。藝術作品是創造的產物。因此，學習、欣賞和創作藝術作品，不僅會得到美的熏陶與感染，而且會激發人的創造欲望、創造激情、創造智慧、創造性思維，煥發人的創造力，并通過這創造力使人生和生命充滿活力。
藝術的主要特征是形象性和情感性。形象性和情感性使藝術具備了審美功能，認識功能，教育功能和娛樂功能。而具備以上特征與功能的藝術，是美的高級形態。總之，藝術在本質上是真善美的，是創造性的，在功能上，則是引導人們走向真善美，使人發揮創造性，富有生命力。
《吶喊》小說集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魯迅先生的作品。讀過那么多的文學作品，《吶喊》文集卻讓人讀過后蕩氣回腸，久久不能忘懷。《狂人日記》，"瘋言瘋語"可所說的卻未必不是真話。那本寫滿"吃人"的日記，是社會的真實寫照。恐怖的封建壓迫，毫不留情地扭曲了一條條靈魂；在仁義道德的面具下掩蓋的是吃人的本質。狂人說："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在那樣的吃人社會里，人亦或是明哲保身，亦或是當一個吃人者，在哪里還有純白的靈魂？那是發自內心的狂呼。
任一個被壓迫，被禮教呀得喘不過氣的人都會自然而然的發出這樣的吶喊。可是，最為可悲的是，在封建禮教的壓迫與束縛下，人們卻沒有勇氣發出這樣的吶喊！狂人是幸福的，因為他的瘋，使他擺脫了封建禮教的對心靈的摧殘和壓迫，也只有瘋子才有權利擁有純凈的靈魂，希望這社會都是瘋子！科舉制度，八股取士，幾千年來抹殺了多少有識之士，磨去多少個性的棱角，它所塑造的是無數條沒有思想的，滿口之乎者也的封建傀儡。多少人為了那四書五經竭盡了一生所能；多少英雄豪杰為了功名盡折腰。
《孔乙己》是繼《狂入日記》后第二篇評擊封建禮教和封建文化的文章。主人翁孔乙扭曲的心靈已被封建文化所骨化，他窮因潦倒，被人們作為笑料；滿口仁義道德，卻為生活所迫也當起"梁上君子",最終，死是對他最好的解脫，在封建壓迫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社會，只有死人和瘋子幸免于難，這是多么諷刺！《阿Q正傳》是《吶減》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
他之所以如此家喻戶曉，因為它"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魯迅《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即表現國民性的弱點。阿Q性格極其復雜，充滿矛盾。他質樸而又愚蠢，受盡剝削欺凌而又不敢正視現實，妄自尊大；對權勢者有著本能的不滿，表現出某種自發的朦娩的革命要求，而又受到封建傳統觀念和正統思想的嚴重影響。但作為他的主要性格特征的是他的"精神勝利法"（通稱"阿Q精神"），即在接連不斷的失效中隨時幻想自己是勝利者，用以自寬自解，自欺欺人。這種精神勝利法使阿Q不能正視自己的悲慘地位并沉溺到更為屈辱的奴隸生活中去。沒有華麗的語言，故事也并不引入入勝，在魯迅的作品里，表現的是他那憂國憂民的民族責任感，是他對中華民族的深深熱愛。他的作品尖銳有力評擊地評擊了不合理的封建制度，被譽為徹底反對封建制度的第一聲春雷。他的言語犀利，像尖刀一樣直刺敵人的心臟。同時，魯迅先生也對生活在這樣社會的人們深感"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希望通過《吶喊》小說集的吶喊，喚醒麻木的靈魂，被壓迫的人們，都來吶喊吧！都來反抗吧！
吶喊讀書筆記800字（二）
也不能說：魯迅是偉大的，然而談者太眾，以至失了新鮮感；又不能說：我這篇是不同的，我是想要說些不一樣的。所以，確乎是個困難的話題。然而，一本《吶喊》，薄而沉重，中國的學生們，無論如何算是讀了大半的，年來歲去，誰人讀起開篇自序里的字句能不唏噓自嘆的？有多少人到中年，累了歇了，坐椅子上一聲嘆息，連吐落的第一口氣里都有著疲憊的痕跡，于是他們能夠想到的，有時候惟有魯迅。一個民族文化的著落點，有失便就有重構，倘若說舊文化隳于五四，則新文化的構建，有一大部分乃可以說是從《吶喊》而起，這之間，有著總體與個人差異的說法，所公認的，是魯迅作為旗手，舉的標志物明白而輝煌。
在自序中，魯迅寫道："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這是作者最初的困惑和最審慎的態度，得來的回答不夠令人滿意，卻現實功利且無可奈何。
一個問題浮現：究竟是誰人的吶喊聲？——關于吶喊者，關于吶喊本身。困惑首先在于魯迅的身份定位：知識分子否？還是作家？抑或學界同聲呼喚的啟蒙者？最切實際、最大的可能是三者兼具。我們意愿讀懂《吶喊》，向往理解作者，因而這是困境，也是。
竹內好眼中的魯迅，是個孤獨的知識分子，之所以說"作為啟蒙者的魯迅和近似于兒童的、相信純粹的文學的魯迅這種二律背反同時存在的矛盾同一",恐怕也是由于看出了魯迅形象注定無法單一的歷史文化定位。
郜元寶有言，"在現代中國，純粹觀念形態的思想很難生根，能在現代中國生根的思想必須像魯迅的文學那樣，帶有個體生命的氣息，就是說，必須具有文學的形態。文學之外無思想"——能不能這樣說呢？正是由于魯迅身上既承傳了古士大夫們的之骨，又顯露出新的社會階層敏銳的洞察和感悟力，且兼具之前所未有的時代啟蒙者的特殊方法論意義，其難得的完整性和客觀性決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
首先，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建國前大部分的知識分子歸類于資產階級，然而作家不是，甚而有眾多作家誓言與知識分子的固有身份定位決裂，如沈從文所宣稱的那樣。我們會發現，一旦歷史政治形勢與時代命運非正常的密切起來，此一現象便絕不單一。這種令人尷尬的情形似乎反映出特定歷史階段作家層與知識分子階層的剝離，縱然作為時代豐富性的標志之一，但卻造就了同時代文學最大的暗傷：斗爭無所不在，且都局限于當下和表層，無法深化作品主題，亦不能超脫自身于時代之外。
據不完全統計，以現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高中語文教材為例，其中所收納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從廣義的文學概念來看，中學語文教材所選篇目或許稱為“現代文”更適合）共計130余篇。從定量研究（quantitativere-search）和定性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兩個取向來看，中學語文教材對現當代文學作品的選汰體現出以下幾個問題。從作品文體類別的角度來看，中學語文教材所選擇的作品多為散文類和詩歌類。其中，散文類作品共占總數的80%以上，小說和詩歌類作品各約占總數的10%，戲劇類作品不足1%。其中所選的現代小說除了魯迅《社戲》、《故鄉》以及沈從文《邊城》等經典作品之外，寥寥無幾。這種文體比重傾斜的狀況或與教材的容量和小說及戲劇文體的長度有關。從作品所涉及的題材分布來看，在這些篇目中，多數為生活類、人情類、家庭倫理類、思想品德類以及科普知識類的題材，而政治思想教育、革命史教育之類的題材所占比重和以往教材相比在逐漸減少。
諸如朱自清《背影》、張曉風《敬畏生命》、周立明《動物游戲之謎》、梁思成《中國建筑的特征》、錢鐘書《談中國詩》等篇目都體現出這一題材和主題取向。另外，經過本文粗略的考察，從初中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隨著年級的晉升，現代文所占比重稍有下降減少，而文言文所占比重則稍有上升。在現代文中，所選作品更傾向于經典作品。以高中語文第三、四、五冊為例，我們可以看到，像魯迅《拿來主義》、《雷雨》、巴金《小狗包弟》等作品都體現出某種潛在的意識變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學語文教材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選擇和分布體現出一種新的文學教育思路。通過對中學語文教材所選現代文的文體類別、題材分布及數量的變化的考察，從定量分析的角度，我們可以發現中學語文教育一些潛在的導向、思想和意識驅動問題。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對中學語文教材進行初步的定性分析。這些質性（qualities）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文學教育導向的改變。當今中學語文教育逐漸轉向以人文教育和人格教育為主導的方向，正逐漸淡化以往中學語文鮮明而濃厚的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色彩。知識教育、情感教育、審美教育和生活教育成為中學語文的主要內容。這一點從現代文學篇目的選擇可以看出來。盡管其中還是選擇了為數不少的關于中國現代革命史以及政治內容的作品，如《人民百萬大軍橫渡長江》等作品，但這些作品主要并不是用來表現政治和意識形態內容的，而是更多地用來體現特殊文體的基本特征。
（2）中學語文教材在選擇篇目的時候更注重其內容的知識性、趣味性和文學性。（3）對現代文的選擇更趨多元化，已不僅僅限于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家作品，而是根據中學教育的階段性特點進行選擇。從以上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兩個方面來看，我們可以發現，現今中學語文教育，尤其是文學教育隨著社會環境、教育環境和知識的進展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從現當代文學這一范圍來看，可以看到本學科學術研究對中學文學教育的投射和影響，盡管這種影響是緩慢的，而且是不明顯的。
2現代文學教學與研究的關系、現狀和問題
應該說，中學語文教材出現的這些新變化，從根本上說，是受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思想與方法更新的啟發。自80年代中后期以來，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出現了一些新的進展。其中，最主要的就體現在新時期以來改革開放、人文啟蒙思想的影響。現代文學研究也就逐漸走上了去政治化和去意識形態化的道路。所謂現代文學的現代性體現在人文啟蒙、審美現代性上。這一點和80年代改革開放的社會文化語境相關。在中學語文教育界，也逐漸受到學術研究的深刻影響，語文教材的修訂也體現出這一點。尤其是對現當代文學作品的選擇，更體現出80年代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研究的深遠影響。以往那些具有鮮明政治教化和思想教育的文本開始淡出中學語文教材，取而代之的是能夠體現和包容人文素養、審美、知識和情趣的作品。但在這一趨勢中，我們對現代文學作品的分析與闡釋遵循的仍是傳統社會歷史批評的反映論。
其基本教學思路是：首先是介紹作品所產生的時代背景，然后是作家生平介紹，再是作品的意義分析。這就形成了“時代———作家思想———作品意義”的思維邏輯和闡釋模式。這種模式能有效地解釋作品和世界的關系（作品———作家———世界———讀者），但又會遮蔽作品內在的復雜性和豐富性。這一點在傳統的中學文學教育中占據著長期而重要的地位。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形成相對穩定范式的條件下，中學文學教育也受到潛在的影響。應該說，這種影響關系更深層地源于80年代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的歷史語境。中學文學教育實踐在這一宏大背景和深遠的歷史環境下，也因此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思維方式和實踐教學模式。那么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新進展又如何對中學文學教育進一步產生影響呢？中學文學教育實踐又如何將新的信息反饋于文學研究呢？這是本文要繼續追問的問題。
3現代文學研究的新進展與中學文學教育的可能性
關鍵詞：作文教學；特征；培養
中圖分類號：G6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661（2012）19—0166—01
寫作不僅在學習和工作中都是重要一環，寫作能力更體現一個人的語文素養和水平。小學階段是作文教學的啟蒙階段和養成階段，該階段作文教學的成功與否將直接影響著孩子一生的作文興趣和素養。然而目前，小學的作文教學狀況并不樂觀。在多年的觀察中發現，一個班上真正能寫作文的孩子數量不多，能寫出好作文的更是少數。有些孩子提到寫作就害怕，沒法進行思考，沒法下筆；有些孩子其實口頭表達并不差，但是一到書面就出問題；有些孩子很聰明，但是卻不知道如何構思作文；有些孩子想象力很豐富，可是語句貧乏，詞不達意。總結起來，孩子突出的問題有三個：表達、建構、創造性。有不少老師針對孩子的作文情況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分享了自己成功的經驗，提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和論述。但作文教學至今仍然是一大難點。鑒于此，本文以孩子的語言發展特征、心理發展特征和現實特征為依據，動態地分析小學作文培養的三個階段，以期對小學作文教學起到參考作用。
一、聽說的創造性表達階段
作文是用一定的字、詞、句等材料，通過意群的劃分和組織，最后結合在一起的有意義的語言系統。這樣的系統包含了口頭和書面兩個方面，從這個角度看，語言的學習同時也是作文的開始，不同在于出發點，語言的學習目的在于學會發音、學會表情達意；而作文的出發點直接指向表情達意。可以說，語言學習是作文的基礎，作文是語言運用的體現。根據兒童語言發展規律，從“呀呀學語”到用完整而獨立的語句表達自己的思想，大約是從幾個月到五六歲左右。這表明，進入小學一年級的孩子，從語言能力上已經足夠表情達意了。因而，小學一年級開始就有看圖說話，小學二年級增加了閱讀量和口語交際，并要求將自己畫的畫用簡單的語言寫下來等，事實上正是作文教學的開端，可以說是聽說的創造性表達階段。如：小學一年級上冊有圖“有趣的游戲”，當中有這樣問題：“你做過哪些游戲？你覺得哪些游戲最有趣？”、“互相說說這些游戲怎樣有趣”、“對你不熟悉的游戲，可以問問同學是怎樣做的”。這些均需要兒童運用已經掌握的表達，進行交流和描述，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可以看作是初步意義上的作文。然而，兒童具有表情達意的語言能力并不表明兒童就能夠很好進行交流和描述。六七歲兒童掌握的書面語體表達并不多，在表達上還有一定的局限性，兒童語言發展的水平也不盡相同。同時，這一階段孩子的心理特征也會很大的影響到他們的表達。根據心理學的觀點，兒童從四五歲開始一直到七歲，稱為“兒童獨立期”，這一時期的兒童一方面想要表現自我，獨立完成一些事情，一方面又需要得到鼓勵、贊許和幫助。此外，有些孩子顯得很成熟、開朗、獨立，而有些孩子還很膽小、害羞、不敢說話。這對于他們的表達和交流均有很大影響。如果在這一階段沒有得到老師特別的引導，將可能失去作文啟蒙的良好機會。現階段的兒童，面對的不單是書本，還有各種游戲、電視電影、卡通漫畫等。針對這些特征。該階段的作文教學要從選材、組織、方式上抓起。考慮孩子的語言發展特征，教師首先要了解孩子的喜好，在選材上選擇和孩子息息相關的、感興趣的、有話可說、有話想說的。
二、口頭向書面轉化的篇章建構階段
三四年級，是大綱要求看圖寫話的書面作文階段，不再限于口頭的交流和單句的描述。該階段的重心是訓練孩子將口語表達轉化成書面表達，并訓練他們進行簡單的敘事和描述的布局謀篇能力。處于這一階段的孩子，在語言上表達更加豐富，積累的詞句更多，也有了一定的閱讀量，具備了書面寫作的基礎。他們處在“身份確定”的敏感期，不時要找偶像、明星、或卡通漫畫人物進行模仿。不時說“我是超人”、“我是忍者神龜”之類的話語，進行角色模仿。因而，孩子最大的特征在于“模仿”，所以此階段的表演性表達和仿寫作用較大。在具體寫作教學中，可以讓孩子對圖片或者話題進行充分想象、討論以及進行角色表演，理解畫面，再指導其通過學習課文或者他人的范文，從結構上合理有序地安排內容，再將口語化的表達通過討論變成書面語體，做到敘事清晰完整。在這一階段，兒童閱讀能力和閱讀興趣也在不斷增強，可引導兒童閱讀大量生動而有價值的繪本，或者孩子感興趣的游戲或卡通漫畫，根據圖片進行口頭講述，再引導他們將其簡短的復述寫下來，既積累了表達，又讓孩子在復述和仿寫中鍛煉了作文的構思和謀篇，逐步培養篇章意識，從而順利完成口頭向篇章的轉化，并發展作文的建構思維。
三、個人創作性寫作階段
